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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红色瑞金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在江西宁都举行暴动反对国民党,参加了红军,被编为第五军团。这是红军另一种方式发展起来的力量,必须很好地改造建设才能真正成为共产党的军队。这时,正逢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政治建军”的方针,即在各个部队加强政治机关的建立和建设。中革军委从其他红军老部队调给五军团一大批的政治工作干部,从上到下建立了政治工作系统,我作为骨干也在其中,此前我们在瑞金附近进行了短期训练,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弼廷是我们的主要政治教官。不久就在部队中开展了“三大运动”,即提倡官兵政治平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事干部和政治干部要团结共事。“三大运动”以反对军阀主义为中心。
军团的领导人董振堂、赵博生等人革命态度坚定,加上他们在部队里有极大的影响力,使红五军团很快成了共产党领导下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一九三二年初,红三军团和五军团在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指挥下攻打赣州,攻城打开突破口之后,三军团冲进城内。由于没有经验,突击进城的部队遭到敌人的反突击,这时五军团发挥了他们城市巷战近战的特点,进行肉博战,用大刀杀开了一条血路,救出三军团。这是红五军团暴动后编为红军的首次大战斗,打得非常英勇,在红军中树立了威信。从此,五军团不仅和红军其他部队团结了,五军团内部也更加团结了。
一九三二年秋冬之际,我由红五军团选送到瑞金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五期学习。瑞金是在中央苏区里刚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是中央苏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上工农红军学校满足了我学习的愿望,红军学校的校长是刘伯承,他是我军军事教育的开拓者,后来许多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不少都出自这所学校。
我进红军学校之后先在政治团学习,后来上级要求由政治团调部分个人政治条件好的学员到特科营军械班学习,我被调到军械班。不久军械班与供给队合并了,我在供给队学习,一直到毕业。我很珍惜这次机会,我在红军学校学习只有八个月,学习非常努力。我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学习了战术战斗条例,和粗浅的天文、地理知识,还学算数和简单财务原理。这些全新的文化,对我又是一次启蒙教育。学习中,我不仅“文”的好,“武”的也行,我是从士兵一步一步上来的,在红军战斗部队受过基础军事训练,到了红军学校里,我对队列、射击、投弹、田径等样样在行。在校期间,我曾是瑞金红军学校评选的模范班的班长,一百米赛跑还得过一等奖。一九三三年春,我以优异的成绩从红军学校毕业。
由于我学习成绩突出,家庭成份好,是党员(我已于三二年由团员转为党员),毕业时就和另一个叫刘吉仁的学员被留在瑞金红军总部机关,分配到总供给部。我们两人都到财政处工作,他任出纳,我任会计。不久,我兼任总供给部的机要统计员,管理全军与总供给部有关的军务实力统计,这是一项绝对机密的工作。
总供给部机要统计员的业务范围为:进行红军人员、兵力、枪支、马匹、军械、弹药、粮秣的全部实力统计工作,各部队实力都分别定有秘密的代号,总供给部除杨至诚部长、叶季壮政委外,只有我一个工作人员知道全军的这些数字。我担任这项工作之前,经过了国家政治保卫局专门审查并由周恩来副主席批准,因此周恩来早就知道了我。我有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殊工作证,我要是去中革军委办理这方面的业务,纪律规定我不能个人行动,至少有两个保卫人员(特工)与我同行。
我担任总供给部的机要统计工作不久,我在行政职务上又担任了供给部政治指导员,主要是在总供给部部长杨至诚、政委叶季壮直接领导下工作,我就好似总供给部的机要秘书一样,成为部长和政委的直接工作助手,可以这样说,杨至诚、叶季壮,尤其是叶季壮是我“革命的引路人”。杨至诚比我大十二岁,是出身于黄埔军校和参加过南昌暴动的老资格,但他把我当作忘年交,我俩不仅是上下级,也是最好的朋友。那时供给部没有秘书,杨至诚就把我当秘书使用,叫我为他办理不少文书工作。他出差办事一般都带我出去,我随着杨至诚到过福建长汀、江西宁都、兴国等地检查工作,这让我开阔了不少眼界。我到供给部后不久,已经来中央苏区一年多的原上海党中央的一些人推行“左”倾路线更厉害了,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把“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推向了顶点,在组织上大量肃清和他们意见不一致或无辜的人。杨至诚因为供给部工作人员有贪污银元行为被抓住不放,受到执行王明路线的人的迫害,被打了下去。之后叶季壮出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
叶季壮上任后,我已担任了总供给部政治指导员一段时间了。当时总供给部机构非常精干,政治工作范围内的具体事都是我一个人在管,因此我这个政治指导员就是总供给部政治委员的直接助手,其实我早已同政委叶季壮的关系甚为密切了。叶季壮参加过广州暴动、百色暴动,参加革命前曾做过新闻记者,社会知识丰富。他对一般人不爱多说话,但和我则时常聊天,从不把我当外人,使我感到非常可敬可亲。杨至诚、叶季壮是我的老领导,他们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我是铭记在心的。一九六七年六月叶季壮去世,在他的追悼会上,总理拉着我的手说:“以后军队的后勤工作就靠你了。”总理的话多么意味深长,虽然我已当了多年总后勤部长,但是我军的后勤工作是叶季壮、杨至诚他们开创的。
我由红军学校分配到供给部后,当时的总政治部组织部指定我为总供给部机关党支部书记,长征开始之前,又任命我为军委军事工业局的党总支书记。军事工业局是中革军委独立的部门,但由总供给部指导工作。此外我还是一九三四年初在瑞金召开的第二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人民检察院工农检察委员。总之,我从红军学校出来后,组织上就把我列为政治上特别可靠的人来加以重用了。
我到中革军委总供给部工作,是我从事军队统帅机关后勤工作的开始。那时人民军队后勤工作正处在创建时期,我们那一批人是人民军队最早的后勤工作者了。这些人在长征途中大部分牺牲了。后来又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到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活下来的人已经很少,而其中曾在红军总供给部工作并先后担任过领导的只有杨至诚、叶季壮和我。
长征前的准备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王明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控制了党中央领导工作,从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王明没有什么实际斗争经验又爱瞎指挥,一九三三年一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很快,他们就全面推行“进攻路线”,批判毛泽东“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清除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影响。毛主席实际上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开始在中央苏区占了统治地位。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王明路线达到了极点。
一九三三年九月,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不久就有红军失利的消息传来。一九三四年四月广昌战役中,红军和白军打阵地战硬拼遭到重大失败,人们就不那么乐观了。我哥哥邱会佳就是在广昌战役中牺牲的。
一九三四年六月开始,我参加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领导下的红军退出苏区的准备工作。红军可能要进行战略转移的决策在当时极为秘密,直到红军长征前夕,我才知道我做的大量工作是为什么。
一九三四年六月初的一天早上,叶季壮通知我,他带我到总司令部(当时都习惯地称中革军委为总司令部),去接受一项特殊任务。我因为工作关系每月都要去那里几次,报抄统计数字,我每次去都要如同“大官”出门一样带两个佩带短枪的保卫人员。保卫员并非保护我,而是保护红军实力统计资料这样绝对保密的文件。国家政治保卫局规定:如果发现机要人员有离队或投敌行为,有当场枪毙的权力。
那天叶季壮亲自和我去,我就知道有很大事了,直到快进总司令部的门口,叶季壮才说了一句:“今天是周副主席亲自向我们交待重要工作。”听了叶季壮的话,我立即紧张起来。在王明路线的肃反后,红军机关里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恐怖气氛,越是机要的人,如果发生了问题越是要死,我怀疑自己是否出了什么事要倒霉了。这次周恩来这样的“大官”为什么亲自找我?我心里一连串疑问。
我们到了周恩来住处,门口有背长枪的卫兵站岗,院子里还有背短枪的内卫兵。进了屋子就是周恩来的办公室,中间是两张方桌拼成的会议桌,四周墙上挂的全是军用地图。周恩来听到来人就从内间出来了。他身材中等,络腮胡子又密又长,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叶部长把我介绍后,周恩来客气地边说边摆手势,叫我坐下,我却不知所措。周满脸笑容地再次叫我坐下,我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松弛了下来,看来不会有“那种事”发生。
周恩来第一句话说:“啊,你就是邱会作,名字我早知道了。”他知道我全家都参加了苏维埃革命,我虽然只有十九岁,已参加革命快五年了,打过不少仗,当过基层干部,一年多以前又毕业于红军学校。周恩来对我非常满意,他说:“在我们家乡,不满二十岁的人还叫小孩。你现在就参加处理红军战略上的大事,这叫‘小人办大事呀’!”周恩来的话我似懂非懂,“小人办大事”是说我年纪轻,至于说处理“战略上的大事”,我就不明白了。
周恩来问了我个人情况后向叶季壮点点头说:“人就这么定了,任务你和邱会作谈过吗?”叶答:“没有。”这时周恩来向我介绍了他身边的一个人,叫马纪元,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一个副队长。周恩来向我交代任务说:“我们可能同国民党军队在苏区的中心打仗,事先得有必要的准备。”周恩来的话只局限在准备打仗上,对准备撤出中央苏区没有明说。其实他也是说不明的,因为当时中央并没有明确的打算,不仅没有长征到陕北的计划,连是否立即退出中央苏区也还没有最后定下来。
周恩来对我交待:你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把几处兵工厂、药品材料厂和几个仓库一律炸毁。另外,要把大量的浮财埋掉。几个仓库里的东西,可以迅速分散,分散不了就毁了。东西要处理得干干净净。你们要绝对保密,无论如何不能让当地人和厂里的工人察觉我们的意图。要是知道了,传出去了,就会对根据地军民的士气引起动摇,于当前的斗争十分不利。你们对兵工厂的处理可能会比较困难,最好采取夜间行动。这是一项苏维埃国家最高机密的工作,如有泄密,军法不容。马纪元同志参加这次任务,带保卫局一个警卫班去协助邱会作。邱主要负责,马保证邱执行任务和安全。
周恩来说完就带着我们到了地图跟前,问我:“会看地图吗?”我答:“在红军学校里学过。”周指着地图上画的一个园圈里箭头的标记问:“这是什么?”
“它代表指北针。”“要是没有指北针标记的地图,你怎样区别方向?”“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周听了我的回答后放心地说:“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立即提出来。今后还有什么问题,叶部长还可以和邱会作谈。”从这次谈话中,我知道了周恩来的工作风格,他虽然是红军最高领导,但布置工作却喜欢事无巨细,凡事都要一一关照到。
从那天开始,我就放下了总供给部的工作,专心执行周恩来交办的任务。马纪元带了一个警卫班,班长是李青山。他们穿中央保卫局保卫团的制服,佩带特别样式的蓝色领章,每人都带着短枪和一把大刀。我从总供给部带了一个传令兵、一个饲养员,一共十六人组成了一支分队。
我们按照计划沿着兵站线每天行军大约六十里,都是早出发、晚宿营。我同马纪元都不愿骑马,跟大家一起步行,我当时年纪轻,一点也不觉得苦,只要肚子吃饱就行了。我和马纪元熟悉了,曾开玩笑问:“你除了周副主席交代的事情外,还有监视我的任务吧?”他只是一笑,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按平日的规矩,这次最高军事机密行动中,马纪元监视我,随行的人里肯定还有监视他、有权处置他的人。在我们执行任务回来后,我曾在周副主席的办公室还看到过马纪元一面,但不敢相互打听什么,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不知马纪元是牺牲了还是被“保密”了(处死了)。我军有史以来,干部们对保卫机关都很害怕,特别是抓“AB团”和红军肃反后更是这样。
我们执行这次任务是分几站完成的。
第一站,胜利县水头寨。我们来这里处理仓库物资,这个仓库存有数千支杂色步枪及军械用品,这在当时都是宝,但只能忍痛割爱了。我决定先接管仓库,把现有的人员全部调走后再处理物品。为了保密,我们全部自己动手。我们要工作人员一律到瑞金附近集中,他们交接完就全走了。怎么处理物品?我权衡利弊后,决定把东西沉没在深水中。仓库里有一个水运码头,装船就在白天公开进行,说是运到前方去,等到晚上再把物品沉没在河里深水中。
第二站,桥头镇。桥头是胜利县政府所在地,有个大型的弹药库,库主任是个负伤残废的红军营长。这里库存的物品基本上都是一些废物,如未炸的地雷、手榴弹、飞机炸弹等。仓库在桥头镇东南的群山里,那里有很多天然石洞,其中几座很大的洞是仓库区,这个仓库已经封闭了,工作人员撤走了。只有残疾的仓库主任住在桥头,行动不便管不了事,那里的山洞就成了土匪藏匿之地,那天我们恰好搜查出三个从家逃出来藏在那的地主,就把他们捆绑住,押回来交给县保卫局。我们把物资集中起来放火烧了。我原以为对桥头仓库的处理很难,没想到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第三站,江面镇。江面镇在胜利县和兴国县交界处,属胜利县管辖。这里是红军兵工厂所在地,工厂有三个分厂:子弹厂(翻造)、翻砂厂(造手榴弹)和修械厂,共有一千多工人。工厂所在的二十多里长的山沟早已划为军事禁区,没有居民,有一个警卫连专门保卫工厂。这里是我们工作的重点,以工厂要转移到其他地方建厂来掩饰我们毁掉工厂的目的。
首先,进行深入的动员。我召开工人大会讲话说,为了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需要加强军工生产。要把现在的工厂分为三个,分别迁到不同地方扩大生产,在不同的作战方向满足战争的需要。我的讲话很有“说服力”,他们完全相信了。
我们按照原定计划把工厂的设备分为三个部分,名义上是分成所谓要扩建的三个工厂。其实一部分设备要带走,一部分要毁掉。
人员也是一样,名义上按三个“新工厂”的形式调配人员,实际上按照将来要带走的和遣散的分开,开到不同的地点去。兵工厂的行政组织积极配合,人员调动很快就完成了。我再用公函调来一千五百运输员的队伍,把要带走的物品搬运离开工厂,不要的就地集中堆放。大约十天后,工厂那里除了我们和警卫连外,什么人也没有了。
怎么销毁物品很难办。机器等铁制品不怕火烧,不少机器一时无法拆开。后来还是工厂警卫连的连长提出一个办法:把工厂留下的炸药和瞎火的手榴弹集中,和机器堆在一起,爆炸毁掉。
红军兵工厂是几年辛苦逐渐建设起来的,机器和器材都是战争中缴获来的。工厂的主要负责人如郝希英等都是上海地下党介绍到中央苏区来的,有的是从白军解放过来的。工厂经过数年的经营才形成现在这样的规模,能生产出木柄手榴弹、地雷,用旧弹壳翻造子弹和修理各种枪支。红军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是拼消耗的,根本缴获不到敌人什么东西,一切都要自己供应。红军兵工厂做出过很大的贡献,现在马上就要毁掉了,当然非常心痛。但是为了执行上级命令,除了毁掉,别无他计,我下炸毁令时心里很不好受。
我们完成这里的任务之后就回到瑞金。我向叶季壮部长汇报了工作,他表示满意,并要我随他一起去向周副主席汇报。第二天,我们到了总司令部,周恩来已等在那里。我预先准备好了一个小提纲,按稿子读了大约半小时,周恩来坐在我对面用心地听着。我读完之后,叶季壮补充了几句,叶在给我补台。出乎意料的是,周恩来对我满口赞扬:“你说得很好,很简明,要点也突出。我知道了你们出色的工作。这么一项复杂的事,被你这么顺利地完成了,不容易呀!你还这样年轻,思维能力很强,大有前途!”
说着说着,周恩来兴致一下来了,说了一大段培养农民子弟当干部的问题。他说,对学生出身的人着重要去做实际工作,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而对农民出身的则要千方百计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如果学生出身的会做实际工作,农民出身的把文化水平提高了,我们党就会有一支很好的干部队伍。当前我们农民出身的干部多,提高他们文化水平是事关革命前途的一个战略任务。
周恩来勉励我说:“你很年轻,今后你要下功夫学,让你的文化与你的思维能力能够成正比例发展就好了。我今天算是给你下了一个学习文化的任务,下次再见面我就要考你了。”我听了周恩来话,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站起来把我自己钉的本子(也就是工作记事本)送到周恩来面前,请他给我写上几句话。周恩来随手拿起墨笔在我的本子上写上了:“诚实、勤奋。周恩来,一九三四年八月。”这个本子我一直珍惜地带在身边。可惜的是,“九一三”事件后,我的家被抄,这个本子不知所终。
从周恩来那儿回来后,我对学习抓得更紧了,遇到不懂的,我就到红军供给学校去请教宋奇峰校长。我在红军学校学习时,宋是我们的教导主任,毕业后我常去请教他。宋奇峰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学问很高,曾是国民革命军二十六路军的军需处长,宁都暴动中参加了红军。一九三四年红军退出中央苏区之前,再一次进行了肃反,他被国家政治保卫局处决了。宋奇峰死得冤枉,我至今怀念他!
周恩来、叶季壮救了我的命
完成这次特殊任务之后,心里非常高兴。但工作一忙,对这事很快就淡忘了,根本没想到一场大祸要降临到我的头上。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即一九三四年九月初的时候,第五次“围剿”的形势非常紧张了,红军内部的肃反更加严厉。
十月初,红军的长征就要开始了。这时我发现了一个反常的现象,国家保卫局派到总供给部的特派员表情很蹊跷,一直死死地盯着我,甚至我上厕所他也一步不离。我掌握全部红军的实力,现在又知道红军准备退出中央苏区的绝对机密,他们怕我“开小差”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国家政治保卫局已经开过会,决定把我彻底“保密”了(秘密杀害),只要保卫局的死刑命令一到,行刑队来了就动手。当时中央苏区里正是王明路线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候,别说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是各部队的保卫局也可以杀人。随便杀人是王明路线的罪恶之一,多少人都成了王明路线的冤鬼!
有天黄昏,突然冲进来几个人把我绑了起来,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张炎和把邓发签署的要处决我的手令展示了,然后把我绑成处决死刑的样式。我知道要被处决了,连喊冤枉,但没有用。张炎和把我要拉出去行刑的时候,要先向叶季壮打个招呼,可是叶季壮不在,我感到彻底绝望了。但真是凑巧,在押我执行的路上,正好周恩来、邓发、叶季壮三个人骑马迎头而来,叶季壮见此症候大吃一惊,立即问周副主席,周恩来也有些惊愕,但没有说话,只是面向邓发,邓发向周恩来挤挤眼睛(示意是按老规矩办),我则死死地盯着周恩来。周恩来略加思考对邓发说:“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这样又给我松了绑。我跟着叶季壮的马后,一溜烟跑回供给部。
回到供给部,叶季壮又给周恩来打电话,他心里有点火,埋怨杀我的人连个招呼都不打。过了一会,周恩来又来了电话,要叶季壮和我立即到他那里去把我的问题谈一谈。到了周副主席那里,看见张炎和也在。我没有进去。只过了一小会儿,叶季壮和张炎和就出来了,周恩来送他们到门口。他看见我反倒没有说话,上前握了握我的手,我睁大眼睛直盯盯地望着周副主席,也不敢说一句话。周恩来决定除了免我一死之外,还要对我加以特别保护,并带着一起走(长征),并交待对曾想处决我的事要绝对保密。
在延安的时候,周恩来提起这件事,跟我开玩笑说:“你当时直盯盯的眼睛望着我,给我的印象很深!”真是无独有偶,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九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决定把我们关起来,在大会堂和总理告别时,总理握着我的手,我双眼也是直盯盯地望着总理,我对总理说:“我相信主席,相信中央,也相信我自己。”总理有些激动说:“好嘛!”此时此刻,不知总理是否想到,近四十年前我那双直盯盯望着他的眼睛。
叶季壮一个争辩,周恩来一道命令把我的脑袋保留下来了!让我多活了七十年。周恩来、叶季壮在世的时候,我多次向他们表达谢意,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他们总是说:那是王明路线的罪过,不应该死的人被处死的不知道有多少,你算是侥幸的了。
国家保卫局要把我“灭口”的事,最初我只知道大概。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知道了真情。一九三六年二月红军主力过黄河东征到山西去了,而红军总部留在陕北的瓦窑堡。周恩来时任中革军委后方办事处的主任,统一领导指挥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军工作,重点是抓红军的供应。当时军委总供给部驻在延长的永坪,我是供给部粮秣处长。叶季壮部长派我常驻在红军后方办事处,为了工作方便,我就同周恩来住在一个大院里,当时住在一起的还有李克农、邓发等人。我们几个常常喜欢在周恩来办公的大炕上阅读当时可能得到的报纸,并且在那里聊天。一次,我们无意中谈到了瑞金的生活,李克农问邓发:“长征临出发之前,你为什么要把邱会作抓住要杀掉,难道就因为他多知道了些机密吗?要不是周副主席,阎王那里就多了一个鬼。”邓发面对着我略有羞愧地说:“那件事的起因你都知道,幸好没有造成千古之恨!”周恩来听我们说到这,就插进来为邓发开脱:“离开江西之前,杀了一些不应该杀的人,当时我们都有责任。没有杀了他(邱),是叶季壮坚决不同意,否则要等到杀掉之后才汇报上来,那就晚了。现在大家对乱杀人的事很痛恨,这是我们党一个最为惨痛的教训。”
出发前夕
长征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十分紧张,那时并无“长征”一说,名义是“上前线”。长征前,叶季壮部长没有别的助手经办此事,供给部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他自己组织,特派员和我配合他进行工作,因此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上前线”的真实含意。
各项准备工作中最复杂的就是对人员的审查。凡“上前线”的人都要经过严格审查,报上级批准才能定下来。走的人确定之后,留下的人都到离瑞金不远的七堡集合去了。当时王明路线非常左、非常残忍,我至今还记得几例被无辜杀害的人。
总供给部粮食处长罗凤章是湘南暴动参加革命的。有人检举他贪污过三块银元,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把他抓走了。对此,作为总供给部部长的叶季壮居然事先不知道。罗凤章的事情发生在离“上前线”较前的时间里,形势还没有那么紧张,叶季壮又几次找周恩来,罗保住了脑袋,只是被国家保卫局送到兵站去罚做苦工。对罗风章的打击就是惩罚主义路线的具体案例,罗当了苦役,头发上被开了一条“马路”(中间剃光一条头发作标记,防止逃跑),每天在兵站搬运重物。今天我们提到在革命队伍里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人人痛恨的,但在当年是很革命,很时髦,很风行的,是人人必须执行的。有一次罗凤章挑运物品到总供给部来,我没有像别人那样歧视他,给他喝了水。罗比我大十几岁,过去我对他很尊敬,可那天我也说了几句责怪他的话,没想到他毫不在乎地回答:“我现在比当处长好,晚上睡得稳当一些了。”他见我很不以为然,又说:“老弟,你年轻!对现在的事情,你能看到,但你不能看透。人若是倒了霉,可是身不由己呀!”对罗凤章的话,我想了几十年才想明白。当我想明白的时候,我已经比罗凤章倒霉百倍了。
在临出发前,供给部送出去了一批刚修好的步枪到前方去,兵站检查出来有生锈的,向上报告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立即派人来总供给部检查追究。负责枪支管理的军实处军械科科长胡子昂十分紧张,知道自己纵有十张嘴也说不明白,肯定是活不成了,于是偷偷在自己内衣里藏了一个手榴弹。当我陪国家保卫局的人到军械科找胡子昂查问时,他从容不迫地说:“我是军械科长,枪生锈由我个人负完全的责任,请不要连累其他人。”胡子昂说完,扭头就向房子外面跑。只见他跑出门外不远,手榴弹就响了。他没在房子里拉响手榴弹,是为了不伤害我和其他无辜的人。胡子昂在知道要被处决了的情况下,痛恨的只是肃反制度,还不愿意伤害别人,甚至包括不愿伤害要执行他死刑的保卫局的人,真是可敬呀!事后,供给部把胡子昂当作“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批判。我一言没有发。认为胡子昂根本不是“反革命”,只是工作中出了点差错。但是,在王明路线之下,在长征前的那种特殊气氛下,胡子昂除了死,没有别的选择,他死于共产党的惩办主义。
还有总供给部的管理科长李跃也死得冤。李是湖南人,是个二十几岁的大学生,这在红军中是很少的。因为他的家庭成份是地主,国家政治保卫局开始没有批准他“上前线”。后来经过我们第二次报告,保卫局总算是同意了。李跃平常工作非常好,但是在长征出发的前一天晚上,管理科无意中发生了轻微的火灾。保卫局认为这是反革命发出的“灯火信号”,告诉敌人我们要行动了,于是把李跃抓走了。虽然对李的下场并未宣布,但无须多考虑,就是用“保密”的方法处决了。
上面谈的我死里得救的经历和另外三件事,说明了红军离开中央苏区之前,恐怖的气氛是相当厉害的。可以说,当时没有一个人是不怕犯错误的。因此大家在工作中总是积极苦干,谨小慎微,甚至不敢多说话。当时如果出了什么问题,哪怕是一件小小的事就不得了呀。
那时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是革命队伍中的“活阎王店”,想要谁死是轻而易举的事,几年来杀了很多的革命人士和人民群众。一九三○年开始的杀“AB团”,是敌人挑起的反间计在内部杀共产党;一九三四年的肃反是我们共产党自己挑起的杀共产党。一些所谓的不可靠分子,例如宁都暴动起义过来的红五军团的一些干部,杀了不在少数。长征前的肃反乱杀人是中国共产党永远要记住的教训。
人民为革命付出的代价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是一步一步的。红军的长征还没开始,国民党军队就占领了苏区的边境地区。那里的人民开始遭到苦难,红军家属被残酷迫害的消息不断传到瑞金。那时我和家里已经失去了联系,兴国人民和我一家人遭的难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才知道的。
国民党反动派刚占领兴国,就对这个中华苏维埃模范县的人民进行了屠杀。兴国县在一九二八年苏维革命运动开始的时候约有三十万人口,到一九三四年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后,锐减到不足二十万,人口少了三分之一多。兴国县被屠杀的居民至少有五、六万人。而参加红军走的约八万人,绝大多数战死了。有人统计,仅长征中,牺牲的有名有姓的兴国籍战士有二万五千多人,没名没姓的牺牲者应当是多数,但无法一一收集名单了。兴国参加红军的人到一九四九年解放时活着的并在革命队伍中继续工作的仅剩下一百多人了,其中五十四人成为新中国开国第一批将军,其余至少也是师以上的领导干部了。
一九四九年兴国县经过一些不很完整的典型调查推算,全县户口平均减少四分之一以上。如我的老家,苏维埃革命前有四十户人家,解放后只有十九户,减少了二分之一。从这些数字就可以看出兴国县人民对革命付出了多大的贡献!兴国县人民是这样,我的家庭同样也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我家付出的第一个代价是,我兄弟两人当了红军,哥哥还献出了生命。哥哥和我参加红军后,家中没有了壮丁,养活全家十多口人的重担就落在我父母亲二人身上了。我母亲很顾家,对红军却很慷慨,把儿子交给了革命。后来在第一次反“围剿”的战场上我们母子巧遇了。她对我说:“你要狠狠打白军。不然地主回来了,分到的田也保不住。”革命利益同一个普通农村妇女的切身利益一旦联系在一起,就会改变她的思想。我哥哥在广昌战役中阵亡,红军长征后,我母亲才知道她大儿子死了,哭得死去活来。失掉亲人的痛苦压抑了全家人很多年,二十年后解放了,他们才知道我还活着。这样人间悲欢离合的事在兴国不止我一家!
我家为革命付出的第二个代价是,家里房子被毁、家人受迫害。我家有三间房子,是几代人辛苦建起来的。房子在一九三一年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时已经遭到过破坏。那次白军被红军包围时,占据我家里进行野战防护,在墙上开了许多射击孔,还搞塌了一间房。
白军第五次“围剿”时,战略是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即进到哪里,堡垒就筑到哪里,公路随后就修通,修公路是“就地取材”,以毁坏红军家属的房子为主。国民党部队把我家所有的房子全扒光,成为一片废墟,我父亲急得连吐几口血就病倒了。因为我家是红军家属,乡亲们不敢援救。我家分得的土地被地主收回去了,只好在荒山上种些红薯,加上砍柴挑卖,以吃红薯和野菜为生,我九岁的弟弟还要去要饭。最困难的时候,祖父和父亲光着上身,穿补过“千层”的裤子,洗的时候,要用稻草编的草片子遮羞。为避风雨我的一家人在坟洞里一住就是两年。
我家为革命付出的第三个代价是,父亲用劳役还地主的租子,摔成重伤。地主从一九三○年共产党正式分田到一九三四年国民党政权恢复计算,地主要我父亲补交五年的租子。我家没有能力偿还,就托人向地主家求情,希望和别人一样缓交。地主恶狠狠他说:“别人欠租一百担我也不要,你家有共匪,一粒粮也不能少!”地主逼着我父亲上山到他的林场去砍伐树木挑到公路上,以劳役代交租子。木材每担至少有一百三十斤,挑四十里路的山路,有次父亲连人带着担子掉到深山沟里差点摔死,跌成重伤残疾了。红军长征走了,地主回来气势汹汹地把奶奶的坟地扒开迁走,暴出骸骨,说是“把他家坟地的风水破坏了”。地主扒坟时,我爷爷奋力阻挡,被打得口吐鲜血,很快病故了。
我的一家人和兴国县许多家庭一样,为共产党的革命吃尽了苦头。兴国县在人民革命斗争中牺牲了数以十万计的优秀儿女的生命,无数的家庭遭受到摧残。他们牺牲流血,为新中国的建立铸成了一块块奠基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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