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笛在湖北

施女士的阅读能力也有问题，关键是情绪多于理智。

原文“没有证据，没有姓名，‘语焉不详，含糊不清’地卖了个关子。这个关子抹黑了整整一代文化人，他们在一次次运动中被整，到了今天还要背上告密者的罪名。”不就事论事，一句话扫尽一代文化人。施女士“相比之下，燕谈的反应就比较特别。难道真是这里的真人君子，正义之士比较多吗？”呼呼喘粗气，与一楼作者可有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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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全部帖子 常见问题 会员列表 日历 读书公园（Bomoo.com）论坛 > 主讨论区 > 阅读  王容芬：文革中的一个英雄（转贴）  

标题: 王容芬：文革中的一个英雄（转贴）  (  07-06-30, 23:04  )   
ruanyf  
Administrator   加入日期: 2004-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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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 6,683  

一个十九岁的姑娘、德语学生王容芬。在参加了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天安门广场上的红卫兵集会 后，她的反应远远超过了时代局限----林彪的讲话让这位学德语的学生想到的却是希特勒的讲话录音，她说两者简直没什么区别，从天安门回来，她强烈地感到 “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肮脏，不能再活下去”。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这位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的四年级学生王容芬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简短的信她给毛寄出这样一封抗议书：

尊敬的毛泽东主席：
　　请您以一个共 产 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于什么？
　　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
　　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致

她最终决定豁出去也要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她给zhonggong中央、给共青团中央、给团校、给“伟大领袖”写信，贴上邮票寄出，同样内容的一封信她用德文写出。把 这封信带在身上，她到药店买了四瓶 DDT杀虫剂，然后走到苏联大使馆附近，把毒药一瓶瓶喝下。她想让苏联人发现她的尸体，把她以死来反抗文革的事传向世界。可是等她醒来时，她已经躺在公安 医院，接着被送往监狱。在监狱里受到非人的磨难。有一次看守把她的手拧在背后，上了半年的"背铐"，吃饭是滚在地上用嘴啃看守扔进来的窝窝头。当背铐终于 取下来时，锁已经锈住，用钢锯才锯开，手已经动不了。这位不凡的女性活下来了，活到了毛死的一天，活到了走出牢房的一天，精神丝毫不减。

在关押了近十年后，她在一九七八年一月被判处无期徒刑，三年后被无罪释放。

为了那封信，她在狱中耗费了十三年的青春，进去时她是一个十九岁的花季少女，等到出来时她已经三十三岁，牢狱在她身上留下了永难磨灭的痕迹，她明显比实际 年龄要老得多。她后来成了研究马克斯．韦伯的专家，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她是幸运的，比起那些因为揭穿皇帝的新衣而遭枪杀的遇罗克们，她毕竟活 下来了，见证了“文革”的潮起潮落，看到了造神运动的陨灭。

王容芬后来的经历：http://www.google.cn/search?q=%E7%8...zh-CNCN216CN216

王容芬  
Member   加入日期: 2007-07-12 帖子: 23  

多谢！http://cache.tianya.cn/pub/c/books/1/90972.186.shtml
  
王容芬

莫非您真是王容芬老师，真是不敢相信啊！
您给的那个链接，不是很明白是什么意思……

站长贴的这段是不是摘自《毛泽东献为人知的故事》？这两天我正好在读。

是在下，不是英雄。那个联结是纪念文革40年写的一个人的故事。这里还有个拙著联结，以前能看到正文，现在只有一个序：
http://www.gmw.cn/content/2005-11/22/content_335070.htm
搜狐红袖等可以下载。

王老师，您的经历对于我们这些后辈来说，简直像小说一样，但确实又是真实的历史。希望有机会，您给我们讲讲。
在我看来，您同遇罗克、张志新和林昭一样，都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谢谢各位。苟活者与烈士天壤之别，惭愧。
谢谢站长找到了《燧人氏》的连载。还有一本《庖牺氏》也出了，封面很糟，前言面目皆非，比盗版还难看。站长想听我的故事，把本来面目的前言贴在这里，算是我跟毛泽东不得不说的故事吧。

《庖牺氏》排好了版，策划人说还缺一篇序。《燧人氏》的序是苗子先生写的，我想请先生再提携一把。先生没有回绝，却讲了个故事:“我花了好几年写《八大山人年谱》，两年前把手稿给汪世清先生过目。汪先生看后，写了四十页意见。不久，汪先生过世了。我无以回报，对汪夫人说，今后有什么事，可以找我。事情真来了，出版社拿着汪先生生前收集的一千首石涛的诗找我写个序，一千首诗啊，要写出意见来。这序我至今没写成，夜里做梦都出冷汗。”我脸皮再厚，也不好意思得寸进尺了。早在写《燧人氏》时，郁风先生就诚恳建议：“我知道你一定有话要说，应该趁这个机会把你要说的话对读者说出来。”那时懒了，后来果然有读者问为什么要写那些一万年前的石头。我从没写过序和跋，好在有颦可效，就学李敖先生的“我写《北京法源寺》”，写个“我写三皇五帝”，借此机会，一并交待书里书外。
这本书是我的第二本历史小说，前面有《燧人氏》，后面还有《有巢氏》、《娲皇羲皇》、《黄帝蚩尤》、《唐尧虞舜》、《治水鲧禹》，成为一个系列。其实《庖牺氏》去年年初就交了稿，只是依历史顺序，排在了《燧人氏》后面。整个系列的酝酿和写作都有年头儿了，不是现写现卖。
说起来话长，一九六六年九月，我冒昧给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先生写了封信，请他以社稷为重，检讨时下拿枪杆子运动群众的错误。毛先生很让我失望，把一个履行匹夫之责的公民当作阶级敌人关了起来，强迫作铁窗功课，学习他的阶级斗争理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来的文明史。”毛先生不分“历史”和“文明史”，“几千年”也没个准数儿，误差在两千到九千之间，开口就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
我在毛先生的看守所里一住就是十年，其间易地数次，阅人近百。一起关押的难友，全是清一色的阶级敌人。交谈比较之下，别人的案情都比我轻得多，他们获罪或为出身，或为历史，或为无意中说错话写错字，还有株连殃及的。就此小样本而言，冤狱百分之百，毛先生的阶级斗争无疑就是践踏人权。文革中全国范围的阶级斗争斗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确切统计，用邓小平先生的话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文明史上能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相比的事件，在我有限的知识范围内只有纳粹对犹太人犯下的种族灭绝罪和日本侵华战争了。毛先生试图消灭的虽然不是异族，却是整整一个假想阶级。
铁窗时间不计日月，年复一年，睁开眼背语录，闭上眼捯腾历史，捯到根儿上，明明白白了，毛先生说的阶级斗争并不是历史。燧人氏、庖牺氏、有巢氏，这些星星，隔着历史的光年，七千年、八千年、一万年之后，依然灿烂夺目，绝不因为他们是阶级斗争的胜利者。这些名字都有内容，钻燧取火、种五谷养六畜、筑巢造屋，就是没有阶级斗争，它们闪烁的是那个时代先进技术的光辉。
十年以后，在远离京城的一孔黄土窑洞里，一位当地无产阶级专政人员艰难地向我宣读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疙疙瘩瘩念错了许多。所有罪状归结起来无非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外加死不认罪。我听得明白，已视死如归，只是遗憾死得太不值。听到最后，长长吐了一口气，不过无期徒刑尔！心里对毛先生说：“只要不死，有出去的一天，我会跟您讲这个理，把三皇五帝到于今争个明白。”
判刑后劳动改造了两年半，正当狱方以“拒不认罪、反抗改造”为名向京城申请给我加刑时，半人半神的毛先生死了，天怒人怨把他生前的魅力撕得粉碎，他的司令部被摧毁了，一个个成了阶下囚。戏剧性的是，一个在看守所给我上过刑的专政人员带着十年刑期也被发配到这座监狱，还和我住一间牢房，成了名副其实的同窗。一九七九年三月，当年判我无期徒刑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来了两位审判员，向我宣读了一份复审判决书，内容挺长，无非是被告人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攻击了伟大领袖云云，不过“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变成了“反对四人帮”，以前加刑的凭证也变成了平反的依据。平反虽然留了尾巴，好在最后一句判词是：“宣布无罪，立即释放。”
一晃十二年半，出狱后，我如狼似虎读史书，补功课，一把年纪出国觅师写论文，求索人类历史上重大灾难的理论根源。毛先生死了，我那颗叫真儿的童心仍未泯，补完最后的史学教育，我便着手收集史料，考察三皇五帝之源。《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了不写三皇本纪的理由：“神农以前，吾不知已。”太史公不知的史料，所幸两千年后从地下发掘出来一部分。虽不足以著史，但可作为历史小说之本。小说虽属稗類，也应有所本，《庖牺氏》本的是甘肃大地湾八千年前新石器时代遗址挖掘的坑、穴、灶、窖、墓、沟、房、窑址和近万件文物，尤其是最早的农作物标本黍。对应这个时期的历史人物，在中国是神话了的三皇，在希腊则有盗天火给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和农业女神得墨忒尔、狩猎女神黛安娜。
关于三皇，各说不一，但所有版本中都有一位农业先驱，或叫神农，或叫庖牺，或叫伏羲。庖牺这个符号最生动，传递的信息最多，至少有猎、畜、陶、火。我就选择了庖牺作为本书主人公的名字，以这个氏族的名字作为书名。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社会形式是母系氏族，酋长自然是女人，而且是有领导生产能力的女人。庖牺这个有许多重大技术发明的人，就是庖牺氏的女酋长。有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情节自然发展出来，八千年前的生活场景再现出来了。
人是脊椎动物里最弱的，单个儿的人缺乏营卫能力，牙齿不利，指甲不硬，奔跑速度不快，只有在群体里，才有生存希望。母系氏族是血缘和利益的群体，在与外族利益冲突中，难免产生打斗、杀戮，群体内部遇到需求与现实的差距，也难免导致人际冲突，甚至闹出命案来。模拟原始社会生活的故事情节发展，经常出乎我自己意料之外，打碎了以往接受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幻想。不过，无论氏族间的冲突还是氏族内的冲突，都不能用阶级斗争来解释，而是人性和利益使然。那时没有契约和暴力机构，维系社会和谐的是对神的敬畏和对酋长魅力的帖服。酋长权力来自个人过人的能力，给族人带来实际利益的能力。小说里的庖牺就是这样的魅力权威，她靠对自然界的正确认识，发明了提高族人生存能力的先进技术，教民制弓箭、结网罘、养六畜、种五谷，使庖牺氏的生活有了质的飞跃。酋长犯了错误，给族人造成重大损失，她的魅力也就没了。小说写了庖牺晚年的一个重大失误，导致氏族死人过半，生者离开了庖牺，推举那个力阻错误行动的人当了新酋长。魅力权威依托人的能力，本事没了，权威也就不存在了。
酋长是氏族生产和生活的管理人，所谓管理，不过是生产和分配。分配比生产更重要，仅有的产品如果分配不均，就会导致打斗，分配权只能掌握在全族人信得过的人手里。庖牺的魅力给了她分配权，她的主要精力用在结一个一个作为分配记录的绳子疙瘩上，主持干活儿的却是几个精力旺盛的男人。向父系社会过渡已是早晚的事儿了。
写原始社会，尤其是母系社会，不能回避先民先祖繁衍后代绵延种族这一面。再现新石器时代的生育习俗，靠流行的“ 群婚制”理论来虚构就麻烦了。我有幸在为稻梁谋的工作中考察过中国古代生育制度，也做过几年城市婚俗的田野调查，这点民俗学功夫派上了用场，写作中还参考了两次去山西发现的晋人一种古老的习俗。一次是文革前，去晋南参加四清运动，我有半年住在村民家里，日子长了，人家也不回避了，还告诉谁跟谁“过着”，整个村子有一张清清楚楚的性关系图，一点不乱。这个结构是村民生活的重要支撑，夫妻双方都尊重对方的性自由，子女也视父母的性夥伴为亲戚长辈。这种性关系的作用除了生儿育女，还是对过日子的支撑，遇事几个家庭互相帮助。第二次是在看守所和监狱里，我常代犯人写家信，收信人从雁北到晋南，遍及全省。这些信有给“ 爱人”的，也有给“朋友”的，往往一个人同时写两封。狱方视为正常，只要不谈案情，一律放行。这并不是某些通奸犯独有的婚外情，其他犯人，甚至某些监管人员也有这种生活方式，而且很公开，两家孩子长得难以分辨，被人混淆了，就笑着解释“我是谁的，他是谁的。”我把这种习俗揉进云南纳西族的从舅居，作为小说中原始人的生活方式，这似乎比“群婚制”更符合八千年前的民风。八千年前的人也是人，所谓群婚和乱伦，在动物界都罕见，何况人类。晋人的性习俗不是个案，中央关于全国的四清运动有指示，为了消除社员的顾虑，下车伊始先宣布：“谁跟谁睡觉的事，不在四不清之列。”中央有个四清样板，不在山西，领队是某夫人，开社员大会时居然传焦大的话：“要是清这个，你们就没一个干净人了。”
原始人受自然界威胁多多，寿命很短，出土的头骨，牙齿基本完好，高寿而死的，不过三四十岁。他们的生命健康主要靠巫来调治，《庖牺氏》里写了两代备受族人赞崇的巫，巫的造型取自传说中尝百草的神农，除治病疗伤外，还以神鬼代言人的身份调理族人的心理。母系氏族里地位如此之高的巫，我想也应该是女人。书里的老巫婆还是氏族延续的钥匙--收生婆，最后为求雨贡献了生命；巫婆的接班人是庖牺的好友，她淡泊权力，施医舍药，也是氏族有话语权的重要人物。庖牺晚年得了不治怪症，痛苦不堪。她的继承人尽一切努力，让她活下来，家人却不忍看着庖牺生不如死，庖牺本人也愿意尽早了结。在愿望冲突中，巫婆尊重庖牺的选择，给她吃了大量苦杏仁儿，算是最早的安乐死。
庖牺死后，她的继承人把她立成了神，族人有了膜拜和求告的偶像，后人也奉庖牺为神。传说中的神三皇都是新石器时代早期有重大发明的酋长，我把她们写成了三位杰出的女人--燧人、庖牺和有巢。《庖牺氏》和整个“太古足音系列”都不是重写神话，而是重现活人的历史，力求每一个事件，每一个情节都能在历史和生活中找到依据。我相信这些从洪荒中走来的先人能在历史小说人物丛中得到他们的位置，不会被那些浓妆艳抹的后宫和阴阳怪气的太监淹没。
我写三皇五帝，缘起是跟毛泽东叫真儿。这想法本身就幼稚，因为毛先生的道理太荒诞，换牙的孩子也知道牙齿的发展是新牙顶掉乳牙，而不是下牙把上牙顶回牙床子里去，毛先生却凭着妄想和幻觉，偏执地非要让一个阶级打倒另一个阶级。经历过那个荒诞时代的中国人早就不信这一套了，年轻人可能连阶级斗争是什么东东都不知道。文革中的领袖戎装像如今沦为火辣饭铺的店招，忠字舞跳上了夜总会的台面，阶级斗争成了一道风景菜。我与毛先生这段不得不说的故事，这会儿再不记录下来，怕是永远没有说它的机会和必要了。
郁风、苗子夫妇年逾九十，造诣纯精，社会应酬繁忙，仍屈尊为拙著画画儿题字。同窗之谊，无任感激，懇悃之至。

鸭先知记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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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鹤：朋友或告密者

章诒和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文章（“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3月19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25588），读之令人心惊胆寒，叹息再三。

想起聂的朋友黄永玉对于聂的描述，“茂盛的头发，魁梧而微敛的身材，酱紫色的脸上满是皱纹，行动算不上矫健，缺乏一点节奏，但有一对狡猾的小眼睛，天生嘲弄的嘴角。我相信他那对眼睛和嘴巴，即使是在正常状态，也会在与人正常相处中给自己带来负担和麻烦。”（《太阳下的风景》，百花文艺1984，页130）

可是，聂绀弩“狡猾的小眼睛”却识别不了他身边的人们。经常一起谈天说地发牢骚的亲密朋友们，居然就是眼线卧底！你从北大荒的劳教中归来，他来看望你，安慰你，到好饭馆喝好酒。三杯酒下肚，你就臧否人物，议论风生。说到兴起，居然拍着桌子骂娘，而且是骂“伟大领袖”。谁能想到，你所有的言辞都被默记下来，散席后当你卧榻之上鼾声大作的时候，那边厢的朋友却偷偷地把你的话整理出来，偷偷地交给有关部门。终于有一天，你被逮捕。“现行反革命”。无期徒刑。大约这个时候，你总该知道所谓朋友究竟是什么人——友柔友佞友告密！

巧合的是，《太阳下的风景》中，写聂绀弩的那篇之前，正是黄永玉为《货郎集》写的序。一开篇，他写道：

我喜欢听到别人夸奖我的朋友好。听的最多的就是黄苗子。

和他在一起时有安定感。他从来没惹过谁伤害过谁；你尽可能有幸见过树、茶杯、马路、鞋子生过气，但肯定你没机会欣赏黄苗子用同样的方式动过感情。

今天看来，这样的说法岂不是反话？（转自http://www.zmw.cn/bbs/viewthread.php?tid=95622&highlight=）

[ 本帖最后由 吹笛在湖北 于 2009-3-26 13:0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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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聂绀弩因人告密而被判无期徒刑，入狱十年，后顶替特赦“国民党战犯”名额出狱。但他始终没有对告密者进行追究，其原因何在？

但他对“告密”是敏感的。在《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章诒和写道，她有天去看望聂绀弩，谈及她的监狱生活：

聂绀弩笑问：“你告过密吗？”

“我告过，而且后果严重。”

“什么后果？”

“把人给毙了。”

接着章诒和叙说了她如何受命记录一个叫张家凤“被一个首长搞了以后，甩了，从此对共产党怀恨在心”的女犯人恶毒攻击毛泽东的言语，从而导致她被枪毙的过程。章诒和接着说：

“聂伯伯，你知道吗？从抓我的那一刻起，我一直认为自己无罪。但从枪毙张家凤的那一天开始，我便觉得自己真的有罪了。”

“罪不在你，错不在你。”聂绀弩语调平缓地说：“密告，自古有之，也算个职业了，是由国家机器派生出来的。国家越是专制，密告的数量就越多，质量也越高。人们通常只是去谴责犹大，而放过了残暴的总督。其实，不管犹大是否告密，总督迟早也会对耶稣下手。”

对于告密者，聂绀弩想得更深一些。

在胡风事件中，舒芜因提供胡风给他的信件使势态迅速转向而成为人们眼中的“犹大”不被人原谅。但是，舒芜却是聂绀弩的朋友。聂绀弩当年认为舒芜这样做是为了泄私愤，这样做不对，但是对后来对胡风事件上升到反革命集团的高度，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1982年，聂绀弩还有诗赠舒芜：“错从耶弟方犹大，何不讨廷咒恶来。”他认为，人们把舒芜比作胡风的门徒是不对的，奇怪人们恨犹大而不恨送人上十字架的总督？他说：犹大的故事是编造的，这样使人转移目标。正如他系狱十年，源于某人告密，而他出狱后从不去追查告密者。

这就是聂绀弩对待历史“抓大放小”的态度，也是他对人性的弱点的彻悟和宽容吧。但这还是停留在理性认识的层面，不足以描述聂绀弩对自己被告密而入狱的内心感受。他真的那么超然？他当然知道，告密者一定是亲近的人，还是有学问的亲近者，否则，告密也告不到点子上。而他着意回避深究，是不是他的理性说服了自己不再去揭这个内心深深的伤疤？作为智者，他把自己交给了历史，交给了未来。

在聂绀弩去世后22年的今天，寓真成为这个历史之谜的揭幕者。

曾任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寓真，是聂绀弩的“粉丝”，因工作之便，能够查阅聂绀弩的刑事档案。他在《关于聂绀弩的三首打油诗》（《山西文学》 2006年第1期）曾引用了从聂的档案中发现的三首诗，一首是写给丁聪的，另外两首是写给黄苗子的：

丁玲未返雪峰穷，半壁街人亦老翁。不老不穷京里住，诸般优越只黄忠。

周末京华袋自携，大街随意吃东西。忽思扬邵田阳夏，能享一餐烤笋鸡。

同苗子晚餐，即就其语成二绝，赠之，并希哂政。

半壁街人未定草。

寓真注释道：“第一句是怀念丁玲之下放，雪峰之窘困，第二句是指绀弩自己的衰老，第三、第四句是说苗子年壮身康、悠悠自得。苗子出生于1913年，当时还不到50岁，比绀弩整整小10岁。从个性上说，苗子开朗乐观，有‘笑面佛’之称，不像绀弩那么桀骜不驯，尤其‘反右’以后比较识时务，较早摘了帽子，文化部一位领导夸奖苗子说‘你这几年改造成绩不错呀’的话，未必全是客套。那时苗子工作在美术出版社，同夫人郁风住在芳嘉园，日子比较安稳，生活上也没有什么困难。由于这种情况，苗子在饭桌上大概会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优越感。‘不穷不老京里住，诸般优越只黄忠’，这正是当时绀弩眼中的苗子，虽似调笑口吻，感触却在其中。”他还指出，这两首绝句中，前一首，被司法机关定性为“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的反动诗”。

寓真在《聂绀弩为何焚诗》（《文学自由谈》2007年第1期）一文，说：“聂绀弩的诗稿得以遗存，是非常侥幸的。在1965年初，他有过一次焚诗的举动，把他的诗稿都烧掉了。遗留到现在的诗稿，大多是他烧诗前就寄送给了朋友的，所以才有幸保存下来。”“1965年2月某日，聂对某某人说:‘我的诗烧了。……圣人之迹息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但是，我烧了诗，诗亡了，我也不作春秋。余生不是从此没有可消遣的，一天可以用酒醉他一场。我们‘人贱’，不是受欢迎的人物，就没有权利做诗。’某某当即表示: 诗烧了可惜，希望他起码把那几首关于《水浒》和《红楼梦》的诗留下来，这种无伤大雅的作品抄下来没问题。聂说：‘你真要，我可以抄给你，我还记得。不过，水浒红楼的诗，人家要挑起来也成问题。拿那首写林冲的诗来说，人家问你‘英雄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是什么意思?‘脸刻黄金印’不是指戴右派帽子吗，你怎么答复？再问你‘白虎堂’指的是什么，你怎么办？所以要有问题都有问题。”

人们不禁要问，聂绀弩写给黄苗子个人的诗，怎么会进了聂的刑事档案呢？

今年《中国作家》（纪实文学卷）第2期，寓真发表了《聂绀弩刑事档案》，立即震撼了文坛！文中指出，当年告密者中就有黄苗子，黄还对聂诗还作过详解，政府也因此就坐实了聂绀弩的所谓“现行反革命”的罪行。

黄苗子的老朋友廖冰兄，自从黄苗子被打成右派以后，一直为他鸣不平。他常对人说，苗子当年是国民党财政部的要员，“吃国民党的饭，办共产党的事”，但共产党对不起黄苗子，晚年想在北京换一处大一点的房子，还要给全国政协李主席抄诗，有朋友看过那本厚厚的册页，黄苗子“从头抄到尾”。

对早年黄苗子的“反水”行为，出于对朋友的信任和革命事业的“正义性”，廖冰兄只读出了其中正面的意义，却不曾想到“反水”也是一把双刃剑。脚踏两只船的结果，只能是自己不幸落水。

黄苗子给杨宪益诗集《银翘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纪红编辑）所作的序《读杨诗》中写道：“但我之为人，一向狡猾狡猾的，我用的是‘抛砖引玉’之法，目的是把宪益的佳作引将出来。我自己也搞不清这算是‘阳谋’还是‘阴谋’，但宪益在那个时期，确实诗兴颇浓，写了不少好句。”“一向” 云云，现在好像能落到实处了。如果把“宪益”换成“绀弩”，你还觉得这幽默吗？

聂绀弩当年写下“不老不穷京里住，诸般优越只黄忠”时，心里有没有闪过一丝怀疑黄苗子的念头？这个“只”字大可玩味。如果没有寓真揭示，我们只能信其无（甚至根本也不可能这样联想）；而今天，我们面对事实，又不得不宁信其有了。聂绀弩是何等智慧的人，他只是没有去揭破罢了。

寓真终于把这个谜底揭开，但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感谢他。对于长眠于地下的聂绀弩，时间终于给出一个交代。但对于许多活着人而言，这篇文章又具有太强的杀伤力。把黄苗子当作知心朋友的人中，许许多多当属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让这些多已是七老八十，风烛残年的老人面对这个事实，是不是太残酷了些？而令我首先想到的九十五岁的杨宪益先生和七十六岁的邵燕祥先生，他们还和黄苗子一起出版过《三家诗》（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纪红编辑），此时此刻，心里该多堵得慌啊！

                                                                        2009-03-18于温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