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s1937

101# 邱晓云  


除恶务尽，俞大纯的堂兄弟俞大维不是三族也属于九族。哦，俞大维的姻亲也要一并……
木兰院 发表于 2011-9-1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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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如果按照你老弟“九族”的标准来“株连”的话，中国十三亿人会有多少人符合标准；这样做，恐怕只比元璋朱的“株十族”差它一族了。（补记：“十族”事出自朱元璋之子朱棣，是俺朱冠朱带了）。
    厉害厉害，佩服佩服！

ys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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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恨汉奸。
    对“汉奸的后代”，恨不恨，得看人。
    周佛海是汉奸，可他儿子表现不错。
    袁大头据说签了二十一条，如果这样，也应该是汉奸，可袁家后代出了不少知名人氏——科学家、教授，你总不可能全恨起来吧？
    “木兰院”网友的态度，在四十五年前，是正统得很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嘛！

ys1937

曾澈与抗日杀奸团（5）

    乔家才说：“我们谈得很高兴，彼此很诚恳，有什么，说什么，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顾忌。从吃完晚饭谈起，一直谈到东方翻出鱼肚白色，窗户上已经发亮，才结束了谈话，上床休息。”
    当时曾澈问道：“你对天津的工作有什么批评? ”乔说：“你的工作太伟大了，我只有赞美与钦佩。”  
    曾说：“你太客气了，总不能说没有一点儿缺点吧? ”   
    乔说：“的确如此，绝不是恭维你。”说到这里，乔话锋一转：“不过树大招风，我对你的安全，非常担心，你觉的怎样? ”
    曾说：“我知道，我们干的太凶了，敌人有点伤脑筋，他们知道我是蓝衣社的头子，对我非常注意。”
    乔说：“岂只注意而已，敌人既已知道，你就是天津蓝衣社的头子，就必须得到你，除去你，才会甘心。也许现在他们还不知道曾澈是一个白面书生，把你当做一个三头六臂的怪物，或者是一个红胡子蓝眼睛的凶神，可是他们终久会侦查出你的本来面目的。现在敌人已经在调查你，你能说他们永远找不到你吗? ”
    曾澈说：“当然没有这样保险，我们的工作不是在水上赛跑吗 ? 迟早有一天会摔倒的。”
    乔家才回忆说：“他说完这一句话，大家都兴起一种空虚的感觉，好一阵沉默，彼此没有说话。”
    此时，乔觉得火候到了，于是说：“抗团工作积极，成绩惊人，你对抗战作了很大的贡献。这两年来，也着实辛苦了，我觉得你应当到后方去，好奸休息一个时候，暂时避一避天津的险恶环境，不知你的意见如何? ”
    曾听了，说：“我不愿意扔下抗团的同志，一个人跑到后方去。”
    乔家才劝道：“有许多抗团的同志，不是已经入了西南联大，有的入了西北联大吗？你到后方，照旧可以领导他们。抗战是长期的，抗战以后的建设工作，比抗战还艰难。百年树人的工作要比扔炸弹更重要。我所希望的抗团同志，不仅是抗日英雄，而且是未来的建国工程师。你到后方去领导抗团的同志，要比在这里重要的多。如果你同意我的意见，我们可以分别向中央提出这个意见，否则，我不能向重庆建议，要你离开这里。”
       
    注：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简称“西北联大”或“联大”，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创立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学校从合到分，存在了不到一年时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平津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 即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 )、国立北洋工学院（原北洋大学，即现在的天津大学与河北工学院）三所院校于 9月10日迁至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太原失陷以后，西安临时大学又迁往陕南，不久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这时全校共设 6 院23个系，教学开始步入正轨。

    听到这里，曾澈不便峻拒乔的好意，于是说：“你对我个人的爱护，我非常感激。你的意见我需要考虑一下，改天再答复你。
    乔离开天津之前，曾澈找到他，说：“只有像你这样的朋友，才会对我个人的安全这样顾虑。不过我不打算离开天津。”
    乔问：“为什么? ”   
    曾说：“我觉得生在这一个时代，与其忍辱而生，不如慷慨而死。我已经给了敌人和汉奸们很大的打击，即使他们捉住我，杀死我，也已经够本了。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有价值，死得其所，就行了。所以我不想离开天津，要继续同敌人斗争，我相信会给敌人更多的损害。”
    曾澈的话说到这个份上，乔家才就不好再劝了，他回忆说：“我无法说服曾澈兄钢铁一般的意志，他既然不愿意离开天津，而他的成绩又是辉煌灿烂，所以我不能向重庆作什么建议，就是建议，也是枉然。”于是乔说：
    “你的毅力和勇气我很感佩，希望你格外小心，千万不要大意。你的一切情形，我会详细报告戴先生的。”曾澈说：“我一定不辜负戴先生对我的爱护与希望。”
    这次谈话过后，乔家才就准备回北平了。然而，如何通过日本人的封锁，离开英租界，又成了问题。乔家才说：
    “我经过蜀道，进了租界，现在又要出租界，深深地感到蜀道并不难，而是入租界难，出租界同样难。出租界的手续，已由曾澈兄想法子，无须我自己张罗。我同东北倪中立兄在武昌一块儿工作了一个多月，我们的办公桌子紧靠在一起，后来我上河南，他却来了天津，他负有特殊任务，住在旧意租界，不在封锁区域以内，所以我们没有见面。中立兄同大中银行有关系，大中银行为了运送职员的家眷出租界，已经向日本军队领到三部卡车的通行证，曾澈兄托他给我弄了一个坐位。乘坐银行的汽车出租界，可以不排队，汽车不受检查，很快可以开出去。”

    按：倪中立是东北人，北京大学毕业后加入特务处，曾入东北训练班，与天津站的张奉馨是同学。训练班结束后，适逢华北形势吃紧，即派赴北方工作。
    抗战开始以后，中苏合建中苏技术研究所，以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军统局挂名局长贺耀祖为所长，郑介民为副所长。并向全国各地派出了调查组，派驻天津的，就是倪中立，负责东北及平津的军事情报搜集。
    因此，倪中立同乔家才是两条线上的工作，所以乔不清楚倪究竟在干些什么，只知道“他负有特殊任务”。

    乔家才回忆说：“大中银行位于万国桥边，万国桥地势头高，附近没有被水浸占。我同送我的工友下了船，步行了半段街，走到银行门口，等了半个钟头，银行才宣布，车子不开了，改在明天早晨开车。我为避免乘船，往返麻烦，所以没有再回英租界，在附近的饭店开了一个房间，打发送我的人回去，给曾澈兄带了一个口信。”
    第二天早上，乔家才再到大中银行门口等候，结果又没走成，他回忆说：“好不容易等到卡车开来，大家才挤上汽车。又好不容易等到车轮转动，慢吞吞地开到桥上。汽车开到桥中间，日本兵迎头拦住，车子停下来，押车的去同日本兵叽哩咕噜了好一阵，卡车从桥上退回到银行门口。银行方面宣布，日本兵不准通过，要大家回去，办好交涉，改天再通知。我向银行的人打听，原来今天桥上的日本兵是新换的部队，没有得到银行的贿赂，所以借故不准通过。”
    这下乔家才可傻眼了，他说：“我绝不能再折回英租界，一个特种工作的人应富有克服一切困难的能力，我必须自己想办法，绝不能依靠他人。”
    这时，一个船家来兜售生意：“四块钱保险渡过河去? ”乔问他：“什么时候开船呢？”对方说：“现在还早，等到夜里再说。”
    乔家才心想：“我知道一定是偷渡，偷渡危险性太大，万一对岸的敌人开枪射击，如何应付呢? 我又不会游泳，不被敌人打死，也会被水淹死。非到万不得已，我不走这条路子。”
    这时，又过来一个外国人：“要出租界吗? 我有汽车，只要十块钱。”
    乔家才说，这人说“一口流利的天津话。如果不看面孔，只听说话，一定以为是个天津人”。乔心想：“十元法币是个很高的价钱，对我来说，却不算太高，问题是日本人并不喜欢西洋人，他怎么能够随便开汽车出租界呢? 我真有点不敢相信。”
    这人似乎看出了乔的心思：“我是意大利人，并不是英国人。”接着，他带着乔转过一个街角，“一辆破旧的轿车停在马路旁边”。乔问他：“马上就开车吗? ”
    “不行，要凑够四个人，才能开车，一个人包坐，得出四十块钱。”
    乔家才回忆说：“他大概看我出不起四十块钱，所以不等我说什么话，立刻把车门关好，就匆匆忙忙地走了。我只好坐在车厢里等着，好一个贪婪狡诈的外国人，比天津卫的市侩还胜一筹。”
    乔家才说：“不到半个钟头，意大利人又领来三个穿短衣服的人，听他们说话的口音，大概是山西平遥介休一带的人，都是做生意的。他把这三个人塞进汽车，给我们每人一个白布臂章，上面印着红字某某洋行。命令我们套在各个人的臂上，他才上了汽车，坐在驾驶位子上。”
    外国人看乔穿了一件“夏布长衫”，就说：“你是我们洋行的先生。”接着又对那三个穿短衣的人说：“记住，要是日本人问话，你们就说是洋行里的苦力。”
    乔家才说：“车子开过万国桥，桥上的日本兵不加阻拦，我才相信这个洋人果真神通广大，本领不小。过了桥，快到出口盘诘的地方，他让我们下了车子，领我们越过长龙，挤到顶前面，他才从侧门把车子开出去，来到出口处，迎接我们。他同日本人打了一个招呼，日本兵问都不问一声，就把我们四个人放过去。”
    没想到出租界是这么简单，乔家才回忆说：“我离开租界，像一只脱笼的鸟儿，赶紧搭上火车，返回北平。我把出租界的经过，打电报告诉曾澈兄，也许对他很有用处。”
    然而，“曾澈兄”再也不需要这些进出租界的秘密渠道了。
    1939年 9月26日，曾澈被捕，在他之前，王文已经就逮。此后，王文、曾澈先后被日伪处决。
    就王、曾二人的死，他们共同的上司、情逾兄弟的陈恭澍，曾在回忆中，多次充满感情地提及，比如他说到王文：
    “他在平津、冀东等处痛击敌伪，已著声威，敌伪宪警，畏之如神煞，但又恨之入骨，早欲得之而甘心，乃至公开悬赏缉拿归案。二十八年九月间，王文同志再次奉令冒险潜入北平工作，因身份暴露失事被捕，受尽种种酷刑，坚贞不屈，卒在遍体鳞伤、骨折肉糜、不复人形的状态下，从容就义于北平，适年满三十岁。”
    陈还说：“王文和我共事，都有一番共同的抱负，我们当然希望有一天都能在事业上出人头地，所以他不时的规劝、针砭我的缺失，他也是肯于当面责备我的第一人。我懂得，也谅解，他是‘恨铁不成钢’，只怪我不成器，终于辜负了他的盛意。”
    对于曾澈、这样一位当年忠心耿耿的老下级、老搭档，陈恭澍的感情就更不一般。他说：“天津站书记曾澈同志在代理天津站站长后，因人事调动频仍，工作日趋繁重，乃又擢任为升格后的天津区区长，并直接领导日益强大的抗日杀奸团。最不幸的是为时不久，于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天津市区河北大经路失事被捕。曾被捕后，惨遭日本宪兵非刑蹂躏长达三百多天，终于二十九年九月九日在北平慷慨就义、壮烈成仁，时年仅二十七岁。也并未能与那位白小姐成婚。”
  
    按：陈恭澍所说的“白小姐”，即汉奸白坚武的女儿，曾与曾澈有过一段难得的际遇，且似已论及婚嫁。

    陈恭澍说：“写到这里，不禁回忆起曾澈对我的称呼来了，他不称呼我站长，也不叫我的名字，无论公私，他都喊我一声‘二哥’，如今，闭上眼睛深深的想一想，往日情景，果真是历历在目。曾澈弟，安息吧！你的灵位已经供奉在我们的‘祠堂’之上，让后死者永远怀念着‘忠勇足式’像你这样的英雄人物。”
  
    按：去台以后，军统局的后身“国防部情报局”在台北芝山岩建立了“戴公祠”，除供奉戴笠的牌位以外，以郑介民、毛人凤“配享”，同时又在历年来“牺牲”的“烈士”中遴选了22位“陪祀”，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即曾澈。

    祝宗梁在他的回忆中，也是这样认为的。他说：“曾澈被捕后，肯定受到酷刑逼供。曾澈因有人证，而又全部出事，他坦然承担全部责任。以后听说敌人对曾澈诱降，要他再组织亲日团体，全部经费由日本供给。他断然拒绝。只求速死，并绝食。敌人几次对他强灌食物，他也毫不动摇。最后敌人对他斩首。曾澈于1940年遇害，牺牲时年仅27岁。”
    鉴于许多年来，曾澈一直是以抗日“英烈”中的典范的形象，出现在历史上的，因此，对于曾澈的被捕及以后所发生的事情，笔者曾犹豫过很长时间，究竟要不要写，因为这个形象太完美了。
    然而，时间不会湮灭一切，黑的跟白的，不会永远分不清楚。 首先说曾澈的被捕。
    按过去的说法，由于原天津站行动特务、王天木的老下级裴级三叛变，遂导致曾澈被捕。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是原天津站独立电台台长舒季衡。
    查舒季衡《国民党军统局在天津的特务活动概况》一文，其中两次提及裴级三：
    “裴级三，东北人，行伍出身，原为黑龙江督办吴俊升的卫士，1932年参加特务处后，被派在天津站工作。1939年王天木在上海投敌，裴在天津亦公开投敌，把军统局华北区所属各站组织破坏殆尽。后在天津日本宪兵队任宪捕队队长，为虎作伥，罪恶万端。    1945年日本投降之第三天，逃匿东北，至天津解放后，又逃往南方。”
    “1939年夏，王天木在上海公开投降日伪，同年 9月天津站行动组成员裴级三，在王天本影响下，亦向日伪投降。把华北区平、津、保三站和唐山、沧县两个组的人事组织等一并出卖给日本人，致使以上各组织遭到致命性破坏。只有区长陈恭澍逃往重庆，区书记曾澈以下若干人员被捕。嗣后有的投敌叛变，有的坐牢，有的被杀害，有的逃回重庆。从此机构瘫痪，活动陷于停顿状态。”
    舒季衡所说的“各组织遭到致命性破坏”即著名的“九二八大逮捕”，《天津沦陷时期大事记》中说：“9 月28日　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长大田，于凌晨率数十人赴英工部局，与英领事哈巴德、工部局局长迭尼斯等会见，双方达成协议。然后于上午 5时将潜伏于英租界的国民党抗日杀奸团团长曾澈等30余人抓获，关押于英租界工部局。”
    事实上，曾澈的被捕，是在1939年 9月26日，而王文的被捕，尚在曾之前。不仅如此，最新披露的史料证明，王文、曾澈二人，与“九二八大逮捕”的发生有着直接关联。
    据日本外务省外交资料馆所藏1939年第 738号机密函件所载：
“根据在宪兵队拘留中，被检举的抗日锄奸团要人王文及26日在意大利租界捕获的抗日锄奸团巨头曾澈自供，获悉潜伏在天津英法租界有力抗日分子所在地点，9 月28日凌晨 5点半左右，在天津英法租界当局的同意协力下。天津日本宪兵队和英法租界警察当局共同行动，在维多利亚路 142的居家搜查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主任王若僖部下张某，周昆利用无线电搞抗日宣传。”
    1939年10月19日，天津日本总领事馆警察署长田岛州平给北平大使馆警务部长堀内干城和天津总领事馆武藤义雄二人分别发出“机密通函”，即《宪兵队在英法租界检举抗日分子有关事宜》，其中称：
    “当地宪兵队在 9月28日午前 5点半在天津英法租界工部局协力下。实施租界内搜查行动，检举捕获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主任王若僖——国民党天津党部主任等15名左右抗日分子。检举状况是在我宪兵队 8月下旬检举的军统华北区要人抗日暗杀团团长王文及曾澈的自供下，我方把握了租界有力抗日分子的全貌及所在地点。在 9月28日，我宪兵队的大田特高课长，于凌晨 5点半率宪兵50人在预先英法工部局的同意下，共同行动，将潜伏于英法租界的国民党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主任王若僖及其多数部下抓获，关押在英法工部局。王若僖拘留在法工部局当局内，现在在审问中，大部是复兴社——蓝衣社、CC团、民先队成员。”
    从上述史料中，不难看出，蓝向隆等 4人的被捕，仿佛推到了多米诺骨牌中的第一张，第二张是王文、第三张是曾澈、第四张就是“九二八大逮捕”，接下来，还有第五张、第六张……此后，且从天津波及北平，甚至察绥，直至国民党在这一广大区域内各方的“地工”人员，几乎被一网打尽。
    之所以说“几乎”，而不是全部，是因为漏掉了一个重要人物，不错，只有一个重要人物——马汉三。
    经此重创，军统在平津地区就再没缓过劲来，除了曾昙花一现般地“刺杀天皇特使”以外，几乎乏善可陈。  
    在回忆中，针对王文、曾澈，陈恭澍曾说：“如果论及我们的境遇，自然也有幸与不幸，不过，从长远看来，幸运属于你们，而不幸的应该是我！你们正当英年有为之际死去，固然是一大憾事，可是你们的杀身成仁，名垂史册，已得到烈士的尊崇，英雄的供奉，这就是生命的代价！而我呢，虽然又苟活了四十多年，一至于今，原本信心十足，总认为一定能把失落的找补回来，可是在逝去的几十个寒暑中，我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为，更谈不上有什么成就，相形之下，这也就是我的不幸了。”
    其实，所谓“幸与不幸”，陈恭澍的话，正好说反了。
    ——同样作为变节者，王文、曾澈终不免被处决的命运；反观陈某人，落水之后，不但成为李士群的座上客，还逃过了战后的清算，且于1957年“重归门墙”，并以“少将”军衔退休，得享高龄善终。
    这般幸运，除了王天木，尚有那个能及！
    我们再来回顾曾澈那最后一番豪言壮语：“我觉得生在这一个时代，与其忍辱而生，不如慷慨而死。我已经给了敌人和汉奸们很大的打击，即使他们捉住我，杀死我，也已经够本了。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有价值，死得其所，就行了。所以我不想离开天津，要继续同敌人斗争，我相信会给敌人更多的损害。”
    有的时候，“忍辱而生”与“慷慨而死”之间的距离，也许不过一顿皮鞭而已。
    说到这里，不禁想起了白居易的《放言五首》：“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信夫！
    可想而知，“九二八大逮捕”很快波及了几乎毫无掩蔽的抗团。 杀戮悄然逼近——
    最先被捕的是李如鹏。祝宗梁说：“1939年秋，天津发大水。大水退后军统的裴吉珊和张维忠叛变投敌。军统在华北地区百余人全部被捕。曾澈也被捕。裴吉珊又来破坏抗团。因他认识李如鹏。过去裴吉珊曾被李如鹏请来讲解装卸手枪的方法。一天裴带了日本宪兵来到诚士里的李如鹏家，一进门先见到华道本、刘永康、陈肇基、张树林四人，于是就把他们两两铐在一起。然后上楼搜查。李如鹏和他的妻子童瑛，还有他的姐姐李荪云就被抓了起来。这时楼下四人乘没人监视而逃跑。后遇好人帮助砸开手铐，才幸免于难。”

    按：祝宗梁所说的“裴吉珊”，即传说中的“裴级三”。

    抗团成员张杰回忆当天的情形说：“当日宪警上楼搜查时，具有爱国心的伪警给予方便让四个人逃跑了。刘、华两人跑到诚士里后的益世里一家住户内，他俩砸碎手铐，并请住户大娘将住在益世里对过的张杰找来，让她迅速通知所有团员立即转移。”
    祝宗梁说：“敌人从抗团只抓到李如鹏一个人。一点文件也没找到。在先抓到四人还被跑掉了。敌人再没进一步的线索，一定很着急。为了追查抗团情况，敌人只能从李如鹏的口中获得。后来听说：李如鹏就是不开口。沉默对抗，宁死不屈。肯定敌人对李如鹏用刑一定很残酷。这种情况真不敢想像。”
    张杰说：“李如鹏和他妻子及姐姐被捕后，没有立即押送到日本宪兵队，先关押在英租界工部局，待办理引渡手续。英租界女警察头目范懿贞同情抗团，暗中给予帮助，她的两个外甥女潘文荣姐妹也是女警察，在那种紧张气氛中，也加入了抗团。因此不久李如鹏的妻子和姐姐都被释放了。英租界警察吴岳也参加了抗团，对抗团被捕人员给予了很多帮助。”
    据李如鹏的妻子童瑛从监狱得来的消息，“李如鹏和吴纪元、丁毓臣在1940年被敌人在海光寺宪兵队后院的刑场被敌人用刺刀戳死。”
    李被捕时，童瑛已怀有身孕。据童瑛说：“当她和李如鹏一起被押送宪兵队的途中，李就向她做了交代：‘你要坚强活下去。好好保护孩子并培养他成人。’童又说：他自知此去无回，这就成了他的遗嘱。李本人就是遗腹子，他的孩子又将是个遗腹子。”
    张杰回忆说：“曾澈、李如鹏等人被捕后，天津抗团遭到极大的破坏，当时孙大成派王宗钤来津了解情况，王找到陈肇基、赵尔仁、夏乃麟、刘洁等。商量重建抗团，继续战斗。随后，王宗钤自北京辅仁大学转天津工商学院，以后宋显勇也回天津，共同参加抗团的整建工作。集会地点设在现在黄家花园红艺照像馆对面俄国人开设的公寓内。重建后的抗团负责人是：组织干事陈肇基、王宗钤；行动干事赵尔仁；宣传干事夏乃瞵；交通干事华道本；以及学生联合会负责人刘洁。”
    天津抗团出事，北平抗团亦难幸免。祝宗梁说：“天津抗团出事，北平抗团已得到消息并加以戒备。1940年 8月初刘永康到李家淦的家里取信时，就被蹲在那里的特务逮捕。以后又有叶于良和冯运修遭到逮捕。”
    在抗团当中，除了祝宗梁，冯运修是最著盛名的一位少年英雄。冯的牺牲极其壮烈，据祝宗梁回忆：
    “冯运修家住在西四北寿比胡同。8 月 7日凌晨敌伪警察局特高课课长袁规带了一帮特务去到冯家。使劲敲门，声音又大又急。冯运修一听，就觉得苗头不对。叫家人先别开门。自己携带枪支等物藏在厨房内。特务们一面爬上房，一面叫开门。袁规没找到冯就把冯的父亲推到前面当挡箭牌，在院中叫冯出来。冯运修找机会先向袁规开枪，打中了他的面颊（有的说是右肩）。这时其他特务包围了冯家，向枪声出处还击。在枪战中冯运修寡不敌众，最后壮烈牺牲。在枪战中听说有一个特务身死（有的说是两个）。抗团文件未及销毁，致使多人暴露，数十人遭逮捕。那天北平是一片黑色恐怖。”
    不久前，在与友人的通信中，祝宗梁还提及冯运修，他说：“××曾写过关于冯运修的书。里面有许多不实之处。当然写小说可以夸张，但以后都梁写《狼烟北平》就把他写的当成真事。冯运修比我小一两岁，身体较瘦弱。决不是他写的那样神枪手。”
    在回忆中，祝宗梁还特地引用了当年日伪报刊上的报道。如1940年 8月15日的《华北日报》和天津的《庸报》，标题是《北平恐怖分子全被肃清，重要人犯即将判处罪行》，其中称：
    “自去年以来，北平市内频频发生之暴杀，放火不法事件，经严密侦查，得悉以北京大学学生李振英（23岁）为团长，华北中学学生刘永康（18岁）为副团长组织的北平抗日杀奸团已于 8月中旬将自团长以下全体50多名一起逮捕，引渡于日本宪兵队审讯……彼等组织以暗杀中日要人，破坏日本军及政府主要官厅重要建筑物，而图扰乱后方为目的。团员之大部分皆为大学，中学的学生，并有数名女性在内，其中最高年龄为20多岁，最小年龄为17岁，但就全部团员而论，则年龄以17、18岁者为多……。”
    祝宗梁说：“他们被捕后都关押在北平沙滩老北大校址的日本宪兵队，受尽酷刑。9 月24日他们部分被解至日本华北驻屯军最高司令部军法会议的拘留所（位于北平炮局监狱东院日军监狱内）。11月24日被日寇军法会议判决：其中李振英、刘永康、叶于良被判无期徒刑。孟庆时十年。周庆涑、王文诚、纪澍仁、曹绍蕙（女）各五年。应绳厚、朱惠玲（女）各三年。纪凤彩（女）、王知勉、李澄溪、马普东、张家铮、王肇杭各一年。还有经各自家庭营救释放的有：郑统万、郑昆仑（女）、魏文昭（女）、魏文彦（女）、蒋淑英（女）、乐倩文（女）、屠珍（女）、龚肇机、缪达等人。被判刑的都被投入北平炮局子监狱西院的伪河北省第一监狱外寄人犯临时收容所。这是专为被判刑的抗日人士设立的机构，由日寇直接监管。他们一进所都被砸上脚镣。李振英因受刺激精神失常，狱吏残酷竟另加手铐，还与脚镣锁在一起，两天后才打开手铐。监狱的生活条件极差。医疗方面虽有中西医各一人，但有医无药，形同虚设。纪澍仁生病无药医治，逝于狱中，他时年仅18岁。其他人刑满的先后出狱，最晚的则在抗战胜利后1945年 9月 3日才获得自由。”
    平津抗团迭遭破坏，很显然，北方已不具备生存的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幸存的抗团成员逐步转移到内地。沈醉回忆说：“这个团在华北活动时，还曾做过一点对敌伪斗争和情报方面的工作。七七事变以后，有一大部分团员由祝宗梁带领南下，辗转逃到四川。”
    沈醉的回忆说得并不准确，此时，因港英当局拒绝受理祝宗梁、袁汉俊的“自首”，他俩也是刚刚从香港回到重庆。
    祝宗梁回忆说：“1940年春，孙若愚到了重庆，在这里与沈栋、袁汉俊、祝宗梁相聚。他叙述了天津抗团遭受破坏的经过。大家为此无比惋惜。考虑到抗战仍在继续，任务仍未完成，还有很多同志被关在敌人的监狱里。被杀害的同志死不瞑目。最后决定在上海开辟新战场。”
    从此，上海就成为抗团新的根据地。派去上海的，是继沈栋、李如鹏之后，抗团的又一位中坚人物——孙若愚。
    孙若愚，原名孙旭先，化名孙大成，据舒季衡说，孙是天津永安饭店的“少东”。
    孙若愚到上海的时候，陈恭澍已经接任上海区区长，他回忆说：“且说自曾澈同志等失事被捕后，抗团并未因此而停止活动。那位主持行动工作的孙大成同志，幸而脱险后，又来到了北平。他是掩护在一所学校里，仍在寻找路线，准备完成未竟之功──进行制裁华北第一号经济汉奸汪时璟。没有多久，不意又被便衣日本宪兵追踪而至，眼看实在无法呆下去了，这才辗转到了秦皇岛。在这里多承抗团某一同志家属之助，冒着风险替他开了一张开滦煤矿的职员证明，搭乘一艘运煤船先到上海，然后再取道浙赣湘黔去了重庆。这是二十九年三、四月间的事。此刻我虽在上海，可是我们并没有联络。

    按：据祝宗梁说，帮助孙逃到重庆的，就是抗团成员魏文昭、魏文彦姐妹，她们父亲在开滦矿务局工作。

    陈恭澍说：“孙大成在重庆见到过戴先生，慰勉有加外，戴先生仍希望他能够再回到天津继续领导抗团的工作。孙欣然接受，不过，有一个大问题解决不了，那就是没有办法可以保证一定能突破天津的封锁线，安全的进入市区。后来，戴先生几经考虑，再征求大成的意见，愿不愿意到上海去？”
    祝宗梁回忆说：“孙若愚在七月份到了上海，与从平津转学来的抗团人员又建立了联系。首先筹集资金在派克路租了一个铺面，开设了一家水电行。一来可为自己掩护身份，同时也可在这里制造武器。在这里工作的有向传纬、水宗骥等同志。”
    陈恭澍说：“孙大成同志于二十九年七月八日到上海，他的身份就是代表抗日杀奸团。抗团并不是上海区属下的工作单位，它仍然保持着青年爱国团体的独特风格。可是上海并非抗团发源之地，当然不如在天津那么兜得转，所以有许多地方它也需要上海区的辅导。”
    “辅导”这个词，陈恭澍用得极为精准，也就是说，军统之于抗团，既非“指挥”、亦不是“运用”，陈说：
    “孙大成到了上海之后，我们曾见过一面，对于交通联络等事项，都作了约定，其后，就交由助理书记刘原深兄直接负责联络与指导。关于上海区所给与的支持，只有每月法币三百七十元而已，此外，一无要求。而此一数字自二十九年九月起，一直维持到三十年十月止，迄未增加。”
    陈恭澍说：“嗣后，抗团同志即陆续抵达上海，和孙大成同住一处者，有钱致伦、叶以昌、刘世华等三人。其它如何敏信、阚津婉等诸同志则分散多处，与孙大成均保持单线联系。正因为如此，所以每当发生意外事故时，除了失事那个小单位外，都不会有更多的牵连。这也是上海抗团吸收了天津经验而育成的一大特点。”
    同时，抗团也在上海发展了一些成员，祝宗梁说：“何勉志（女）是上海抗团吕绍华小组的成员。她们几个人都是在校读书的女中学生。一天她突然来向孙若愚要手枪。她说大汉奸上海伪市长陈公博现在就在她家里。这机会难得，马上就可去杀他。她还说陈逆是她父亲的朋友。孙若愚感到突然。毫无准备，既便成功她必定牺牲，她家也要受到连累。没把握的事还是不做。由此可见，当时青年对汉奸是多么愤恨。再说孙若愚当时手边没有手枪，弄手枪并不容易，等弄来机会也就没有了。”
    之所以孙若愚“弄手枪并不容易”，是因为他曾与陈恭澍约定，抗团不搞暗杀行动。陈回忆说：“上海区本身的行动单位很多，我们协调的结果，决定抗团不做行动工作，而专注于宣传、破坏与扰乱。所以抗团在上海，始终没有配备武器。至于他们所需要的爆破器材，初时由上海区的技术室供应，后来则自制自用。这又是他们的另一特点。”
    搞爆破，是抗团的拿手好戏，孙若愚开办的那个“复盛水电行”，就是自制炸弹的工厂。就在孙到达上海的当年，1940年的圣诞夜，他就策划了一起爆炸案。祝宗梁回忆说：
    “上海的租界是个孤岛乐园。全国战火迷漫，百姓身陷水火，可是这里却歌舞升平。那些发国难财的富商，以及盘剥老百姓的一些上层人物，聚在一起仍在寻欢作乐。上海抗团想教训这些不知亡国恨的人们。就在这年圣诞夜，在六个舞厅里放置了炸弹。据孙惠书回忆说：她是和宋显勇一组，原来分配在南京路上的丽都舞厅，因出发太早，那里还没什么人，就自动改变到租界以外的百乐门舞厅。她们把定时炸弹放在一个日本人的沙发下面然后离去。参加这次行动的还有孙若愚、叶纲骞、陈泽永、吕乃纲、王安邦、向传纬、水宗骥、叶以昌等人。那天晚上都发生了爆炸。炸弹都不大，目的是警告不是杀人。另外还印发了抗日传单。这事震惊了上海。也造成好几家舞厅以后停业了一些日子。”
    对于孙等的做法，陈恭澍并不认可，他说：“据传有一人死亡，多人受伤，这却是始料所未及的。事后检讨下来，我个人认为这种做法除精神可嘉外，并不值得鼓励，其最大的缺点，是没有特定的目标。”
    果不其然，下一次爆炸，孙若愚就冲着“特定的目标”——日本人去了。陈恭澍说：“三十年四月十六日，上海抗团同志罗长光、刘世华、黄克忠等三人，在几度观察之后，发现位于虹口区乍浦路、海宁路的两家电影院，出出入入的全部是日本人，其中且有身着制服的日本军人，于是引起动机，经过一番策划，准备炸它个落花流水。不晓得他们是那里弄来的服装与道具，假扮成运送瓶装饮料的工人模样，乘机混入这两家电影院，将两枚定时爆破装置分别放在黑暗的墙脚底下，就安全撤退回来了。时辰一到，两家戏院同声作响，这件事总算做得干净俐落。”
    这起爆炸案，就是日本人口中的“东和剧场惨案”。陈恭澍说：“原来这两家戏院一名‘东光’、一名‘融和’，故并称为‘东和’。据日方透露，该一事件共有二十三人伤亡，全部都是日本人，其中有几名是日本宪兵。是否另有高级日本军官在内，则不得而知。”
    此后，上海抗团还策划了一些行动。陈恭澍说：“三十年六月二日及七月二十六日，抗团同志前后两次、在法租界马斯南路破坏日方经营的‘合同百货公司’，为该公司造成相当的损害，而且第二次要比第一次来得更猛烈。在这里我要说一句不太庄重的话，他们干这一类的事，好象跟玩耍一样就做完了。”
    另外，1941年 8月 1日，抗团还破坏了汪伪的“提灯游行庆祝大会”。祝宗梁回忆说：“汪精卫这傀儡政权竟得到德意两国的承认。敌伪为了庆祝此事，决定在八月一日在兆丰公园举行庆祝大会，还在南京、上海、杭州三地举行提灯游行的庆祝活动。上海抗团决定破坏这个丑剧。”
    在这次行动当中，抗团成员李鑫、张仲华、黄昆均牺牲。据祝宗梁回忆：“当天大美晚报头版头条刊登详细经过。标题是《城鼠社狐，提灯游行，炸弹爆发，狼突豕窜，我爱国志士与弹共存亡，腹破肠流犹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41年10月，上海抗团再一次遭遇重大打击，孙若愚在研制炸弹中发生意外，并被逮捕。
    祝宗梁回忆说：“方警华住在蒲柏路一个亭子间里。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工作据点。10月15日孙若愚，钱致伦，叶以昌和方警华聚在一起商讨炸弹的制造问题。他们为四位同志牺牲感到痛心。孙若愚无意拿起一块炸药，它像肥皂一样大小，这就是雄黄和氯酸钾的混合物，而且还被煤油浸泡过但已经干硬了的一块炸药。他无意间用手里的铅笔一敲。炸药猛然一声巨响，满屋烟雾。方警华在门口，看情况不对转身逃走。孙若愚左臂被炸断，右手也有伤，浑身血迹。钱致伦两眼被炸伤。叶以昌腿部也有伤。不久外面警笛齐鸣。租界巡捕迅速赶来。孙若愚躲到楼梯底下的小屋里，但终被发现。三人都被送到广慈医院的监狱病房。”
    祝宗梁说：“三人在医院里知道以后将被移交日本宪兵队。在病房里就统一了交代口径。一个多月后三人伤势渐愈，终于被转移到四川北路虹口日本宪兵队本部。”
    陈恭澍说：“迨至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变，日军进占法租界，孙、钱、叶三同志同时由医院被解到虹口日本宪兵队本部，幸而没有认出他们是干什么的。”
    祝宗梁说：“他们逃不掉严刑拷打。都咬定经过商量的口供，没多说一句话。敌人只相信他们的刑法，不会去调查研究。认为那鞭抽，灌凉水，火烧，水淹……等刑法就没人不敢不讲真话。一个冰冷的冬天，孙若愚被放到水池里浸泡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再用绑在他身上的绳子拉上来。还有一次用假枪毙的办法来威胁他。最终也无口供。只得用他们的交代定案。”
    孙若愚被捕，非同小可，祝宗梁回忆说：“袁汉俊知道这事后，就通知我到重庆去商量如何处理。我去后，我们决定一起去上海。沈栋在成都又介绍申质文、向传纬二人和我们同去上海工作。这时还有方佩萱、石月珍二人是从上海来的，她们也要求一起回上海。”

    按：方佩萱即方坼的姐姐，原燕京大学学生，后被校方寻故开除。

    1941年11月底，祝宗梁等人来到香港，准备乘船转往上海，因等候船期耽搁了几天，恰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很快沦陷。上海肯定是去不成了，祝宗梁等人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内地。祝回忆说：
    “1942年 2月初，我们六人再加上在香港遇到的抗团同志，有吕乃灏、孙克敏、宋显德和宋的亲戚宋允泰，共计十人。走了八天到了惠州。”
    按原定计划，袁汉俊、祝宗梁、申质文和向传纬等 4人继续赶往上海，当他们走到浙江金华的时候，居然意外地遇到了与孙若愚一同被捕的钱致伦，原来孙等 3人已经脱险了。祝宗梁说：“在金华遇到从上海来的钱致伦。他和孙若愚被法工部局逮捕后，又被引渡到日本宪兵队。在敌人残酷的刑讯下，吃了不少苦。因为没有口供，被营救出狱。”
    在回忆录中，陈恭澍曾提及营救孙若愚等人的“陆干娘”，他说：“他们虽然尝尽了百般折磨，总算留下了一条性命。如果要问他们是怎样才从地狱里回到人间的，那又是一篇极为曲折的传奇故事了。说来太长，用一句话交代吧，他们是被我们上海区于二十九年六月十三日在爱多亚路光华戏院对面，制裁过伤而未死的那位陆××之夫人，大家称为‘陆干娘’的花钱把他们‘运动’出来的。她为什么？这又叫我如何回答才合适呢？”

    按：笔者遍查陈恭澍的“英雄无名”，并未发现“制裁过伤而未死的那位陆××”的相关记载，可能因某种原因不方便写。

    祝宗梁则说：“有位吃斋念佛的陆老太太，她对孙若愚印象很好，自愿拿出私房钱二百两黄金为他活动。终于1942年 3月被释放。陆老太太亲自到监狱把他们领了出来，先到城隍庙让他们叩头感谢菩萨保佑。”
    告别钱致伦，祝宗梁等继续赶往上海，走到江山的时候，得到军统方面的通知，让祝回重庆去参加抗团的“暑期训练班”，于是袁汉俊、申质文和向传纬继续前往上海，祝宗梁和钱致伦则去暑训班。

ys1937

曾澈与抗日杀奸团（6）

    据祝宗梁回忆：“因为在沦陷区抗团屡遭破坏，在内地的抗团人员就想大家聚会一次商量对策。我们设想举办一个夏令营。这事由杨国栋与军统商量，结果就成了这暑期训练班了。地点在贵州息烽，并按照军统训练班的方式举行。我去上海半路折回到了息烽。有人不愿参加这次活动，以为这就是要参加军统。我们说这只是借地举办，抗团与军统性质不同。在抗日这方面是一致的，但其他方面并不一样。田鹏仍不能认同，他就没来，我们也理解。”
    该期训练班共有26名学员，除祝宗梁外，还包括：沈栋、杨国栋、沈元寿、张允孚、张仁恩、雷邦玺、冯健美（女）、方甫、董言清、庄灜、石月珍（女）、俞勤康、喻娴才（女）、夏逸农、陈云标、左豹章、叶纲骞、黎大展、郭卜屿、王德馨、沈安俊、韦国涛、孙思龙、卢旭（女）和钱致伦。
    抗团暑期训练班的主任由军统息训班副主任徐亮兼任。据祝宗梁回忆，主要课程有三民主义、情报学、行动学等等，都由军统派教官执教。
    在训期间，抗团成立了新的领导组织，由沈栋、杨国栋、沈元寿和祝宗梁组成。在此期间，他们还搞了一份“抗团规划”，据祝宗梁回忆，包括如下内容：
    “成立抗团总部，地点在重庆。由我负责。成立一个联络站，地点在安徽界首。由沈栋负责。董言清协助。任务是联络敌后组织。派张允孚、叶纲骞、陈云标、孙思龙、韦国涛去天津工作。由张允孚负责。派杨国栋、夏逸农去北平工作，由杨国栋负责。派左豹章去东北长春工作。试探在那里发展抗团。在内地建立三个联络区。昆明联络区由沈元寿负责。成都联络区由俞勤康负责。重庆联络区由总部兼。各联络区只是保持抗团成员联系，不发展组织，也没有工作任务。抗团工作任务只在敌后的沦陷区。”
    祝宗梁说：“这份抗团规划在暑训班结束后带到重庆交给军统，并得到军统毛人凤的批准。就是他在后面加了一条，就是：昆明、成都联络区与当地军统组织取得联系。在重庆赣江街82号万寿宫内拨出一间屋子做为抗团总部的工作地点。”
    沈醉在回忆中说：“它（指抗团）当时的办公地点是设在赣江街八十二号万寿宫内军统训练处办公室楼下，有六七个人专门在那里办公。戴笠对该团很重视，经常找祝宗梁当面指示工作和了解情况。一九四二年秋天，我随戴笠去成都，祝宗梁也随同前往。戴笠曾抽出很多的时间，每天晚上要祝去约集在成都的抗团学生，分批接见，了解各学校情况，还和他们一道吃晚饭、跳舞。”
        “暑期训练班”的体制后来固定下来，成为军统做学生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沈醉说：“军统对学校方面的工作，除抗团这个组织以外，还直接派许多特务到各个大专学校中去。我记得有特务派人的学校有复旦大学、戏剧专门学校（先在江津，后迁北碚）、音乐专门学校、会计专门学校等，还有许多已记不清楚。每年暑假期间，戴笠把这些人召集回来，成立一个暑期训练班来训练一下。”
    再说袁汉俊，到上海之后不久，就又回到天津，力图恢复天津抗团。祝宗梁说：
    “陈肇基在1942年从北平的敌人监狱里被释放出来，回到天津又准备把从前的抗团恢复。他做了些联系工作，但感到没有力量的支援，无法坚持很久。于是他去到界首，和抗团在界首的联络站的沈栋取得联系。沈栋当然热情支持，同时还说袁汉俊在上海，并将联络地址都交给了陈肇基。过去陈肇基就与袁汉俊相识，现在又是旧友重逢，他当然很高兴。他没回天津就去上海找到袁汉俊。经过他一说，袁汉俊就同陈肇基去了天津。”
    袁回到天津才几个月，即于1943年 1月被捕，出卖他的是齐文宏和郑有溥，据祝宗梁回忆：“这两个叛徒，齐文宏是主谋，但他与抗团关系不深。郑有溥是他妹夫，曾在组织里担任一部分的责任。这次天津抗团大约有二十多人被捕。”
    祝宗梁说：“袁汉俊是在过去有案的。现在被捕敌人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虽无法了解他在狱中情况，可以想象敌人对他用刑一定很残酷。他知道抗团全部情况，如果屈服招供，上海一定有几十人被捕。但上海没发生任何情况，就说明他宁死不屈。最后只听说他在临行前，他看到一位狱友，冻得在那里发抖。他把身上的皮衣给了狱友，自己只穿了单衣走向刑场。他是重庆大学土木工程系肄业。为人忠诚，工作稳健。为抗团贡献很大。他牺牲时年仅25岁。”
    1943年，袁汉俊就义。破坏了天津抗团，郑有溥又来破坏上海抗团，可巧，祝宗梁恰在此时来到上海。
    1942年底，脱险的孙若愚从上海回到重庆，并接任抗团总部书记，祝宗梁则去了上海。他后来回忆说：
    “我去上海原来不是为抗团的工作。军统为了拨一笔款子到上海，就要我去取出这笔钱，然后分别用不同的姓名存在不同的银行里。办完以后将图章带回重庆。取钱的根据只凭陆京士亲笔写的一封家常信。取钱的地址和数目等以后用电报通知我。当我离开界首进入沦陷区后。军统又打电报到界首说，上海电台出事了，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在进入上海之前，祝宗梁设法买了一张“良民证”，并化名为张志宏，于1943年 1月 8日到达上海，并与住在襄阳南路的申质文和向传纬取得了联系。此时，祝宗梁才知道，袁汉俊到天津去了，于是，他用早已同袁约好的“蔡世光”的名字，给袁汉俊写了一封信，叫他回上海来。
    没想到，袁汉俊没来，却等来了叛徒郑有溥。祝宗梁说：“过了几天郑有溥从天津来，他先找到罗长光，还说有要事找我面谈。我从前听说过这人，但从未见过他。我知道他母亲是俄国人，父亲中国人。他曾在天津工商中学读书。华道本离开天津时，曾把工作移交给齐文宏和郑有溥。”
    1 月28日中午，祝等约郑有溥在国泰电影院见面，然后到附近的远东餐馆午餐。祝宗梁说：“在坐的还有申质文和向传纬，因为只有向传纬认识他。正在吃饭的时候，忽然有六、七个着便装的日本人将我们围住，并拿出手铐将我们两两拷在一起。我们被推进汽车，驶往四川北路日本宪兵队本部。”
    祝宗梁回忆说：“我们被分别审讯。我只承认在路上遇到他们，因为大家熟识，就坐在一起。他们的事一概不知。宪兵已搜查过所有的东西，身份证等都被拿走。但他还问我姓什么。我坚持说是姓张。不说，就打。剥光衣服打。用竹条抽。还用木棍向身上乱戳。一边打还一边问，我姓什么。是不是姓祝。我咬定姓张。从中午一直打到傍晚，他们累了，我更是疲惫不堪。竹条打在身上，只是皮肉之苦。但木棍戳到肚子上，真像五脏六腑都在翻动。然后送进监狱。大家都睡在地板上，每人两条毯子，比布厚些。大家都这样。这天正好下了大雪。”
    在审讯中，为避免暴露住处而牵连更多的人，祝宗梁、申质文坚决不肯透露“襄阳南路”的住址。祝宗梁说：
    “我有位在中学要好的同学，叫臧建申。他住在上海圣母院路。在这前两天，我去看过他，但他到乡下去了。他的姨母接待了我。我在被审讯时，问起住址，当然不能暴露襄阳南路这地方。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就说了这位同学的家。就在这第一天晚上，我又被叫出去核对住址。同学的姨母看见我被打成这样子，真吓坏了。后又听我说就是住在这里。于是她也就应声说是住这里。我的难关过了，但给她带来极大的麻烦。以后敌人派了两个人住在她家。吃喝都得她来应付。有客人来，只准进不准出。差不多一个多月，这两个特务才回去。申质文也是胡说的，对不上号。回到宪兵队又是一顿毒刑。”
    在审讯中，祝宗梁意外地发现了敌人的“底牌”，他后来回忆说：“第二天，吃了一碗米汤，一小撮盐。米汤里的米粒是屈指可数。午后又被提审。我仍是老话。敌宪兵拿了一张笔录给我看，说别人都招供了。笔录虽是日文，但上有中国字。我的名字祝宗梁三个字，是谐音，音同字不同。还有另一个名字是蔡世光。这名字是我和袁汉俊特约定的。只有我们两人知道。因此，我断定郑有溥叛变，将天津、上海两处都出卖了。因为我们通信地址是郑有溥转的。郑有溥从前不认识我，知道不多，所以把我的名字写错了。
    祝宗梁知道了日寇的底细，加之这次来指认的叛徒郑有溥又不认识自己，这下就好办了，于是，祝采取了一种“打死我也不说”的办法——抵死不承认真实姓名，一口咬定自己叫“张志宏”，看你怎么办！
    祝宗梁的这一招，固然使日寇无计可施，却让自己吃了大苦头，所有的刑具，几乎被祝尝遍了滋味。他后来回忆说：
        “在审问中，我仍是不承认。于是又用刑。先灌凉水。把我的衣服剥光，仰躺在长桌上，四肢捆在桌腿，头部落在桌外面。用布头弄湿塞满了嘴。用橡皮管把自来水对着鼻孔冲。我知道，鼻子不能吸气。若吸了，水就到肺里去。不死也够受的。我用舌头把嘴里的布用力顶，使它漏出一点空隙。用这点缝喘气。实在受不住了，就招招手。敌人以为我要招认了，就停下来。再问我时，我还是老话。敌人又换了个刑法，用火烧。把我腿架起来，把卷起来的报纸点燃，烧两条腿。在这次审讯中，一边烧一边问：程锡庚是怎样杀的话。我当然还是不说。只讲：你们抓错了。我姓张。你们说的事我都不知道。等等。审讯时，一个是日本宪兵，一个高丽棒子。说实在的，那个高丽人下手比日本人还狠。我的两条腿后面大面积烧伤。这日本宪兵拿打人的竹条，捅破我受伤的皮肤，然后把一瓶碘酒都倒了下去。虽然又痛一下，但就这样，我的腿没有腐烂。可是申质文的腿，后来都腐烂发出臭味了，才给他治疗。
    祝宗梁想：“我虽然是嘴硬，从敌人掌握我的材料来看，不是一点点。我又有底案，只要细心调查，没有查不出的。晚上我回到监房，回想此事，多半凶多吉少。”
    于是，祝宗梁决定自杀，宁死不屈。他回忆说：“我发现在我西服马甲的背后，有个搭襻是铁制的。我把它掰成三段。有八个尖头。于是我把它吞了下去。”  
    第三天下午继续审问。祝宗梁说：“问了没几句，又用竹条抽打。我仍然坚不承认。这时我已精疲力尽，连喊叫都没力气了。敌人把澡盆放满了水，又把我衣服脱光，放在水里泡，不是短时间。这天气可是刚下过大雪，我身子都冻得没知觉了。后来又把我两脚栓起，把绳子绕过上面的水管，用力把我拉起。头下脚上，整个头都泡在水里。后来我不知道了。当我苏醒时，只感到身子碰到什么东西，有些暖烘烘的。这时，我是光着身体躺在水泥地上。他们叫我穿上衣服坐在地上。他们两人抽烟。在商量着什么。还给我一支，我不要。他们把我脖子当烟灰缸，捻熄他们的烟头。又把布塞满我的嘴。点着两支香烟，塞进我的鼻孔里。就要我鼻子吸烟，一直烧到鼻孔里熄掉。我吸了四支烟。鼻孔里后来都被烧烂了。他们仍无所得。只得送我回监房。
    凭着坚强的意志和超级的身体素质，祝宗梁如同“菲尼克司”一般“浴火重生”，他不但没有屈服于敌人的苦刑，同时还逃过了死神的召唤，他后来回忆说：“狱里没什么东西吃。八天后大便硬得像个砖头。我吃的那搭襻竟随着大便排泄掉了。”
    谈起“熬”日本人的刑法，祝宗梁说：“只要你的交代有一定的可信度，敌人也不会去调查研究。只要我们的对敌斗争精神不垮，用刑时肉体上的那点疼痛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说是鞭打、火烧很痛，但与牙痛程度上也差不了多少。再忍一忍也会过去的。”
    另外，孙若愚也曾说：“日本人不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他们审案就相信刑法，三次毒打熬下来没口供，他们就信以为真了。”     只是，有多少人能熬得住“三次毒打”呢？
    祝宗梁回忆说：“几个星期后，我们都被剃了光头。还拍了合照，前面还摆着抄出来的东西。我们以为将被送到北方去处理。可是迟迟没有动静。到了四月底，申质文、向传纬、陈泽永三人被保释。我和其他人就‘教育’释放了。”
    在这当中，起了关键作用的，是软禁中的毛森。
    祝宗梁说：“事后我与申质文又恢复了联系。知道他们是被毛森保释的。毛森过去是军统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人员。被捕后就当了日本宪兵队的特务队队长。”
    其实，事情没这么简单。1941年初，毛森奉命来到上海，组建上海行动总队，并任总队长。1942年夏，因叛徒出卖被捕。
    不知何故，日伪当局误以为毛森地位很高，于是居为奇货，不但未给他苦头吃，反而“待为上宾”。毛森说：“日人把我地位估计很高，认为把我软禁优待，重庆投鼠忌器，即不敢在沪恐怖行动了（即是把我当做人质）。如果杀了我，重庆不过再派人来，治安还是不能维持。”
    毛森的太太胡德珍，亦是军统特工，遂将此种情况电告重庆，戴笠得知后指示说：“只要能保生命，任何要求都可接受。”
    于是，毛森乘机对日本人表示：“愿尽所力，协助维持治安。但一人做不了什么事，希将所捕我部之人交我调用，同时续与潜伏人员恢复联络；由我全权运用，你们不要插手。”
    对此，日伪“欣然接受”。毛森说：“刚好当时其他行动单位，多被敌伪破坏，除我之外，沪市几无枪、炸之声；自我被捕后，上海即太平无事。”
    看到这种情况，日本人误以为是毛森真的在其中起到了“正面作用”，更觉得自己的“怀柔”政策无比有用。此后，每当抓到“疑似”重庆的“地工”人员，便让毛森前去协助审讯，以助“甄别”。上海抗团的案件，就是其中一例。
    毛森回忆说：“又一天，黑氏曹长邀我去宪兵本部帮助审案。我在审问室隔壁稍坐，见一瘦高混血青年，坐立不安，猛吸香烟，神态紧张，不时向审问室窥探。后来知系抗团叛徒郑有溥（化名老万，中俄混血儿）出卖了北平、天津的抗团组织之后，来沪继续引捕同志。”
    毛森说：“迨我走进审问室，见一青年（后知名罗长光），刚刚用过刑，满身血污，低头悲愤；日宪仍续向其追问余党。另一青年（后知名申质文）正被绑在台上刑审。日宪用竹片扎成的劈剑，坚实而有弹性，用力猛打，打得血肉模糊。尚有几个绑着的，已经用过刑及正待宰割。这班热血青年，多是平、津名门富贵子弟，自动组织抗日除奸团，其轰烈事迹，我早有所闻；戴先生提及其可歌可泣、搏杀汉奸的壮烈事迹，曾热泪披脸。我面对义如手足的同志，还有什么好审哩？又不能表明身分，对其同情慰问；只好问其身世及参加抗团经过，敷衍一番，并略予精神安慰。”
    回去以后，毛森即通过胡德珍密报重庆，并得到“设法营救”的指示。祝宗梁说：“后来知道，当我们出事后，重庆打电报给他（指毛森），要他设法营救我。他回电说被捕的人里没有姓祝的。所以他知道我的名字。”
    根据戴的指示，毛森向日宪“献计”说：“这班血气方刚的青年，冲动无知，受人利用，其情可悯。要捉的已捉到了，他们所做的事，也已说了，漏网的已无作用。多予刑杀，反而引其更多敌忾仇恨，更多捣乱。不如给其自新之路，责其亲人管束，以表皇军宽大。”
    对此，毛森回忆说：“幸日人接受我的意见，未再用刑，保住全部生命，陆续保释。有一部人员，如谭礼等交给我用；罗长光回上海圣约翰大学修业，后来赴美国深造，现仍为纽约圣约翰大学教授；但因刑伤脑神经，成为癫痫宿疾，须经常服用镇静药，有时虚弱病发，昏倒咬舌流血，不省人事。几十年来苦撑执教，我经常与其函电联络，每经纽约必去看他，予其精神支柱。申质文虽未被打死，但腿弯肌肉被打溃烂，结成硬疤，失去弹性，伸缩不灵，行动跛跚。其他同志都被打得遍体鳞伤，遗留终生疤痕。未被捕的女同志石厚英、陈莲珍等，我代其掩护，逃过难关。”
    祝宗梁脱险之后，与毛森仍保持联系，他回忆说：“一次毛森约我们九个人吃饭。毛劝我酒很多，在半醉的情况下，突然问我父亲叫什么名字。我疏于思考，也疏于世故，说出我父亲姓祝的名字。过后他竟不再追问。毛森后来约我面谈，他挑明他与重庆仍有联系。并希望以后在工作上合作。我同意了他。我表示希望申质文等三人回内地去。他同意。以后约好友罗长光担任我与他之间的联系。”
    祝宗梁还说：“毛森要我为他制造一部可随时变换波长的电台，以避免敌人的监测。这是由黄子明请一位无线电爱好者特别制造的。还有一次毛森要我介绍两位懂英语的同志给他，因要在浙西与美军取得联系。我将谭国瑞、赵世绪二人介绍给他。”
    1943年冬天，毛森向祝宗梁传达戴笠的指示，令祝回重庆。恰在此时，抗团派往北平的杨国栋、夏逸农等人因为离开了学校，社会关系又少，无法展开工作，要求改调上海。于是祝宗梁把上海抗团移交给杨国栋，回到内地。
    在重庆，祝宗梁迎来了抗战的胜利，当年的毛头小伙已长大成人，要考虑今后何去何从了。祝宗梁说：
    “在这欢庆之后，跟着就有一片空虚、失落的感觉。因为全心全意的要抗日，日本投降了，要打倒的目标没有了。以后又干什么呢？抗团没有进一步的目标。抗团的任务没有了，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所以抗团向何处去？这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
    这期间，被派回天津重组抗团的张允孚还闹出了一段“故事”。据张杰说：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后，抗团总部派叶刚骞( 叶明德 )、陈云标来天津。叶即与王宗钤联系，商议如何恢复抗团。此时天津有一个自称是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的张允孚，以抗团天津站站长的名义出布告，要团员们到他那里登记。于是很多良莠不齐分子纷纷找他登记，甚至包括某些伪官吏，一时汽车、洋房都到他手中。此时远在界首的孙大成得悉张允孚情况后，立即通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将该处查抄，扣押了张允孚。”
    张允孚这事后来闹大了，舒季衡说：“当日本投降次日，在日特怂恿下，（张允孚）又以‘军事委员会抗战建国工作团天津总站’站长名义，并自称是戴笠的学生，公开出面活动。他在今柳州路潼关道转角处周家食堂原址设立站部，参加活动的有伪天津市社会局长蓝振德（台湾人）、日商大仓洋行华经理孙绍亭和南京江伪政府特工总部少将高显宗（台湾人）。也有少数不明真相的人，如上海话剧团当时在天津演剧的演员吕某和一些青年学生，还有胜利前夕由重庆派来的抗团分子，多达 100余人。特别是蓝振德身着国民党少将制服，自称军事委员会少将专员，印有名片。这些人乘天津混乱之际，掠夺日军财产、物资、汽车等。当津郊八路军武装部队进攻天津时，这些人又身佩抗团袖章，在主要路口检查行人，并贴出安民告示。这些突然出现的地下工作者的所作所为，使得一些市民莫名其妙。”
    因舒季衡不认识张允孚，“乃将情况向军统局报告，建议饬张敛迹”。军统复电说“不知张允孚为何许人”，并令军统局驻津华北特别通讯站站长徐宗尧将张扣押。戴笠飞机失事后，张才被放出来。
    此事一出，尽快结束抗团就显得更为重要，否则还不定会出什么其他问题。1946年春，经祝宗梁请求军统同意，将孙若愚、杨国栋调来重庆，研究抗团去向问题。
    祝宗梁说：“这时戴笠乘飞机出事了。这对解决抗团去向开放了一条大路。因为他对抗团自有他的目的。如果他在，这问题的解决很难预测。会议结果，最终决定抗团解散。解散的条件是：
    （1） 以后不得有任何人以抗团的名义从事活动。
    （2） 为了解决一些人暂时找不到公职的人的生活，在北平暂发十八人的工资，在上海六个。”
    抗团的“五虎将”中，李如鹏、袁汉俊先后牺牲；孙若愚加入了军统组织。
    沈栋，转到重庆之后，先是入成都金陵大学读书，1942年“暑期训练班”之后，奉派主持抗团设在安徽界首的联络站。祝宗梁回忆说：
    “沈栋在界首初建时，先租了一处房子。别人问他什么单位，他不能说是抗团用的，因抗团是不公开的。他就随意讲是税务局。”
    祝宗梁说：“沈知道说抗团不行，因这是秘密单位。等后来去领取房子时，商人们已经把房子刷新过，办公桌椅都齐全买好。沈栋给他们钱，他们不要。后来他们发现这里不是税务局。这个误会到了1944年，商人告了，说沈栋在界首招摇撞骗。军统在界首单位把这事转到重庆。军统就要把沈栋‘调回议处’。后来把情况说清，事情就算了。”
    1944年，孙若愚接替了沈栋，沈回成都继续读书。祝宗梁后来回忆说：
    “沈栋在成都认识了一个女孩信天主教，于是沈栋也信了天主教。日降后，沈栋转到四川大学，并从事传教工作。解放后，沈栋被判六年有期徒刑。刑满后又因继续传教，被送到修建康藏公路。得了肺病，死在工地。”
    最后说说祝宗梁。
    抗战胜利以后，祝曾被军统派到美国学习。他说：“抗团的解散会议还没结束时，叫我到美国去，于是剩下的任务由孙若愚和杨国栋完成。军统与美国初定协约时，规定将来任务完成后，由美国出钱送四十个有功人员去美国深造。这第一批20人就有我的名字。我不是中美合作所的。军统就假造一个报表，要我照抄。我就跟着去了。这二十人到了美国，有的去受训，有的什么也没做。我选的是读书，学校是堪萨斯城大学（Kansas City University）。”“只读了一年就通知我回国。1947年夏我回到上海。那时陈泽永在上海高级机械职业学校教书，地点在上海复兴中路1195号。由于他的介绍，学校也同意我去任职。随后我去南京见到毛人凤。当面向他请求，我去教书。他同意了我。出来后又遇到潘其武，他要我去警察总署工作。我拒绝了他。我说我决定去教书。”
    祝宗梁说：“回上海后，军统（这时已改名为保密局）来信要给我诠叙中校的军衔。还寄来一张假造的填表的内容叫我照抄。我未填表，也未寄回。以后又寄来一个通知，叫我到上海市政府调查室报到。我也没去。最后寄来一枚抗战记念章和一枚六级（或七级）云麾勋章。这件东西我收到了。从此以后，我与军统没有任何来往，更也从未接受过一分钱。”
    此后，祝宗梁一直在上海任教，直至退休。在回忆录的最后，祝宗梁特别对抗团的性质进行了一番“辨正”，他说：
    “抗团与军统最大的区别是：抗团唯一目的就是抗日。而军统除此外还是内战的工具。”
    “在抗战期间，抗团从未参与军统指派调查学生的各种党派活动。而且是自觉的抵制这种工作。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目的。日本投降后，抗团就解散了。只有几个仍与军统有关系，这是他们的个人行为，与抗团无关。可以说抗团与军统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两个组织。”
    “军统把抗团做过的一些成绩，都记在他自己的功劳簿上。对抗团的态度，可能是从抗团有什么可以利用的价值来考虑，但也未能如愿以偿。而抗团对军统却不同。先是军统的声誉狼藉，老百姓听到‘特务’就反感，都敬而远之。抗团不愿招惹这种影响。更主要的是抗团不愿卷入国内的党派斗争。抗团与军统只是在抗战时期在抗日方面的合作者。抗团虽曾沾有污泥而未被染，洁身自好，问心无愧。何况在抗战期间大部分未去内地的抗团人员，连抗团与军统的这层关系都不知道。所以把抗团说成是军统的外围组织是不正确的，有必要更正。否则那些为抗日而牺牲的同志，死得不明不白。甚至对活着的也一样。”
    最后，祝宗梁说：“抗团在卫国战争中，所做的一点贡献，实只沧海之一粟。同时在表现上仍显得很幼稚，缺乏有力的指导。他们在敌人侵略面前，不甘受辱，敢于斗争。他们无所企求，不怕牺牲，不畏艰难，威武不屈的精神，应予肯定。还有千万不要忘记我国过去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岁月，将来也未必平静。愿为捍卫我们国家民族的利益，与国人共勉。”
    谨以此向祝宗梁先生、张同珍女士，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所有抗团战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在本章节的写作中，得到了来自“关爱抗战老兵网”的杨琦女士和他们的志愿者团队的大力协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ys1937

军统京沪区

    说到“金陵毒酒案”，就不能不说钱新民。
    钱新民是云南人，军校四期毕业，因此他是特务处另一位元老邱开基的老乡加学弟。加入特务处以后，钱新民一直在南京工作。
因特务处本部就在南京，因此特务处在南京的外勤单位不太起眼。其实，特务处很早就在南京设立了秘密机构，并逐渐发展为成建制的外勤组织。
    1932年，特务处成立之初，即在南京地区设立了通讯一组、通讯二组和新闻组三个独立的情报单位。
    所谓通讯一组，前身是南京首都警察厅特务组，当时负责人是方超，手下有三四十人，多是军校从第三到第六期的毕业生，如钱新民，另外还有刚刚从中央军校毕业的八期李家杰这样的。通讯一组主要任务，是负责搜集政治、社会和外事情报，也承担一些跟踪等行动工作。
    1934年，特务组扩大为特警课，课长即赵世瑞，正是在此期间，赵破获了“日人藏本失踪案”，一时声名大噪。特务处南京区的成立，大体也在这个时候，区长由赵世瑞兼任。
    1935年，赵世瑞调任军事委员会驻宜昌办事处主任，军校四期生汪德龙接替了他的南京区区长和特警课课长职务。
    到1936年，南京首都警察厅特警课又扩大为特警室，以钱新民为主任。
    通讯二组，实际负责南京地区的邮检工作，徐远举最初就是搞邮检的，他后来回忆说：“当时邮电检查所由宪兵司令部控制，系贺耀祖在南京任警备司令时设立，詹藜青为通讯二组组长。”
    詹藜青的副手，就是张毓中。1933年 2月底，经“洪公祠”短训结业，张毓中正式加入特务处，并被分配到南京警备司令部邮电检查处工作。同去的，有他在杭训班的同学马壬和虞廷金，有军校三期的詹藜青，还有此时籍籍无名，日后却大名鼎鼎的军校七期徐远举。
    张毓中回忆说：“是年二月底，洪公祠训练班结业后的一个月，我和詹藜青（军校三期、南训班）、徐远举（军校六期、南训班）、马壬、虞廷金（两人均为浙警正二期、杭训甲班），分发到南京警备司令部邮电检查处担任邮件检查工作，由詹藜青任组长，我副之。”

    按：张毓中所说的“南训班”即洪公祠特训班。另外，徐远举实为军校七期毕业。

    张毓中说：“首先我们去晋见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杨宣诚将军，承他告知邮电检查对国家人民安全的重要性，以及全世界各国都做邮电检查的原因。又承他训勉，做邮电检查人员，除保密之外。还要有良知和道德操守等等。随后他命参谋发给我们到差公文，从公文中，我才知道詹组长、徐远举分到竺桥邮局，马壬、虞廷金到三牌楼邮局，而我一个人则被派到新街口邮局。”
    张毓中回忆说：“这是我跨出学校以来，第一次步入社会工作，又不知道什么是‘邮电检查’，心中免不了忐忑不安。”
    其实，所谓“邮电检查”，说白了就是将别人的信件在邮寄的过程中拆开，看看里边都写些什么，并做相应的处理，属于情报工作的一个门类。
    张毓中回忆说：“新街口邮局有平房三大进，是很有规模的一等邮局，员工二十多人，每天进进出出的信件和包裹数量相当庞大，因此邮局人员和邮差部很忙碌。我见了局长张承祖先生和有关人员后，就向一位顾组长报到。顾组长是警备司令部派来的，人很和气，说一口江北话，很不好懂。据他说邮局员工对‘邮检’有厌恶排斥之心，而信件这么多，也不可能逐一检查，就是抽查，也查不出名堂，不过是查扣、汇交一些由香港和两广寄来的反动杂志与报刊而已。”
    张毓中说：“我再环视邮检工作的地方，在邮局第三进左边角落，有背对背的书桌两张，桌上只有象牙签两片，每片象牙签约三寸长两三分宽，两头削成薄薄的半月形，这就是检查信件的全部工具了。至于邮务人员，我早就听说他们是凭本事考进来的，人人奉公守法，负责尽职。我到邮局后，和他们礼貌的周旋，轻松的谈笑，尽量消除他们对我的厌恶与排斥。”
    “象牙签”即拆信的工具，那时候的浆糊和纸张比较差，都“毛毛叉叉”的，用象牙签把封口裁开，然后再粘上，一般人看不出来。
    宁夏省军法处上尉督察黎杰曾被派充邮检员，他后来回忆说：
“检查人员，每人发一把约十五公分长的小角刀，一支一头圆、一头扁平的骨扦，作为开拆信封的工具。此外，每人还发给一枚金属小印章，上面有三位数号码，作为检查员的代号。谁拆检的信件，要选择不易发现的地方盖上自己的代号印章，以示负责。如果该检扣的信不拆、扣，或信内夹带的现金、物品被窃取，要根据印章追查责任。特别是挂号信件，手续更为严格。交挂号台的待检信件，由检查员根据邮电局的收发登记表册，清点签字，发还时，邮电局也要清点签字。被查扣的信件，也必须详细登记，谁查扣，由谁签字盖章。被拆查的信，要使收信人觉察不出来，所以如何开拆、信封，成了检查员的首要技术，必需细心谨慎。信的封口种类很多，浆糊封口的较容易拆，火漆、机扎、封条等封口的较难拆，得挖空心思，采用多种手段。经处理过的邮件，收件人一般很难发觉。”
说是这样说，事情都有例外，傅作义就曾经因此跟军统“翻车”。
那是抗战后期的1943年，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傅作义，发现他的私信曾被开拆，当即令人找到军统的邮检负责人，予以痛斥。
军统当然不吃这一套，于是，他们采取了“罢工”加“静坐”的方式，几个人跑到傅的公馆门前，躺在地下，不吃不喝，表示“抗议”。傅作义大怒，当即向重庆发报，声称辞职。
    “宜生兄”的面子，蒋介石是要给的，于是即令戴笠前去见傅作义，务必将屁股“擦干净”。
    戴笠赶到绥远，当地负责人高荣带着一批高级干部早已恭候多时，戴一下车，二话不说，先叫过高荣，狠抽了两记耳光。随即备酒向傅作义道歉，其时戴笠已权势熏天，傅也不为己甚，转过面子，也就算了。
    事后，戴笠将“肇事”七人全部调离绥远，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其实，傅作义所为，也是借题发挥，希望借机把戴笠的人挤出绥远，因为不论谁的辖区，只要有特务存在，都会有芒刺在背之感。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宁夏。
    宁夏是马鸿逵的地盘，1943年，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电告马鸿逵：“需在宁夏设立邮电检查所，宁夏方面应予协助支持。”
        对此，黎杰说：“马鸿逵知道，遍布全国各地的邮电检查所和水陆空交通统一检查站，均由特检处直接领导。特检处是军统的一个主要支系，处长李肖白是特务头子戴笠的骨干分子。如果同意特检处在宁夏成立邮电检查所，无异引狼入室，将不利于他在宁夏的统治，但慑于蒋介石的权力，又不好公开拒绝，于是便采取不答复、不表态的办法拖延对付。”
    特检处的前身即邮检处，就是曾与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和戴笠的特务处并列的那个“第三处”。抗战前的两任处长，先是老资格的陈焯，此后即丁默邨，邮检处的大权从此落入“CC系”。
    抗战开始以后，邮检处改称特检处，划归军委会办公厅直属，处长换上了另一位“CC系”干将金斌，此后又由朱世明继任。朱世明，1902年生，湖南湘乡人。
    朱世明的经历，有点像孙立人，也是清华出来的（与吴文藻是同学），后赴美留学。回国以后在中央军校任教，后又派任驻苏大使馆武官。
    从朱世明的经历可以看出，他有点类似于军队中的“文职”（此后走的也是这条路），从没有直接带过兵。可想而知，把他放在特检处这样一个具有浓厚特工色彩的位置上，是很不合适的。
    到1940年，军统的刘璠取代了朱世明，特检处就此落入戴笠之手。1941年，在重庆“大隧道惨案”中，军统“外事训练班”的几个学员被闷死，戴笠大怒，当即撤掉了刘璠的职务，以李肖白代之。
    李肖白，1905年生，湖南汨罗人，军校六期毕业。
    李肖白与李崇诗、李人士并称为“湖南三李”，在特务处中资格很老，曾任考核股（主管人事工作）股长。军统局成立以后，李肖白任第五处、即人事处处长，1941年接任特检处处长。
    李肖白是干人事出身的，“玩人”自然是一把好手，曾在他手下当科长的黄康永回忆说：
    “李采用调换、顶替、代理等手段把中统的人员全部逼离开（也有用同化办法把他们吸收为军统人员的），特检处就此成了清一色军统直接掌握的公开机关。”
    1944年，戴笠将航空检查业务并入该处，改称“邮航检查处”，李肖白仍为处长，自此。邮检、航空以及对对国府各军政机关的密监工作，均由李肖白负责，权倾一时。
    这次，李肖白又要摆布马鸿逵了。
    黎杰说：“同年冬季，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不等马鸿逵表态，即由特检处委派杨福全为宁夏邮电检查所上校所长，带领有专业技术的职业特务十多人来银川筹设。”
    对此，马鸿逵当然很不高兴，杨到任后，曾两次求见马鸿逵，均被拒绝，后经多方疏通，马才勉强接见。当时马对杨：“宁夏的治安情况很好，不需你们设什么检查所，我主政宁夏，难道中央还不放心? 你们要设，那就随便吧……。”
    征得了马鸿逵的“同意”，杨福全在宁夏挂起了“军事委员会特检处宁夏邮电检查所”的牌子，黎杰说：
    “马鸿逵见此，一气之下，便命令军法处长程福刚也建立了一个宁夏邮电检查所，由军法处副处长李树栅任所长，抽调稽查四人为工作人员，地址在特检处检查所的对门福兴店内，与特检处唱对台戏。两个检查所，每天都到邮电局执行检查任务。后因迫于马鸿逵的权势，特检处只好先让宁夏方面检查，自己随后再检查。”
    黎杰回忆说：“嗣后，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姚琮给马鸿逵来电说：邮电检查是一门技术工作，检查人员必须经过专业训练，才能承担这一任务，要求宁夏派十人到重庆特种通信人员训练班学习，毕业后与杨福全带来宁夏的工作人员合并成立宁夏邮电检查所，所长由宁夏派人担任，经费由军委会特检处开支。马鸿逵见电后，认为对自己有利，便欣然接受了。”
    事实上，重庆此举的目的，是为了把马鸿逵的人给拉过来，釜底抽薪。黎杰回忆说：“李到重庆后，很受特检处重视。处长李肖白几次个别邀见，李与特检处秘书周敦景也过从甚密。返回银川时，其他人均乘汽车，只有李树栅享受特检处赠送的飞机票，经西安回宁夏。离开重庆时，李肖白亲自到机场送行。”
    黎杰说：“在重庆期间，特检处接待我们很热情，处长李肖白亲自主持宴会，为我们洗尘，安排我们在重庆邮电检查所居住。特检处派一姓王的教官每天给我们上课( 未发课本、讲义，也不准记笔记 )。学习内容是：邮电检查常识、邮电检查的重要性、世界邮电检查概况、邮电检查技术、剪拆邮件的方法及检查人员应遵守的纪律等，共讲了十多次。随后便让我们到东川邮电局和小龙坎邮电局参观实习，我们走马观花地转了一圈，便草草了事。当时出于好奇，我们要求参观特检处审查化验室，但被婉言谢绝了。我们在重庆学习、参观共十多天，就匆匆返回宁夏。”
    经过训练，李肖白认为目的已经达到，于是撤回杨福全，“中央”与宁夏的两个“邮电检查所”合并，由李树栅任所长。
    事实上，马鸿逵也不傻，李树栅暗通“中央”的情况，他了如指掌。黎杰说：“李树栅回到银川后，与李肖白、周敦景经常书信来往，给这两个人邮赠宁夏特产二毛皮衣等。这些情况，都经我们向程福刚作了秘密报告。”
  
    按：程福刚是宁夏军法处处长、李树栅的顶头上司，李树栅暗通“中央”，就是想挤垮程福刚。

    经程福刚密告马鸿逵，李树栅被撤职查办，宁夏邮电检查所到底落在了马鸿逵的手里。——话说，西北的这几匹“马”，都不是好相与的。
    又扯远了，接着说南京。张毓中回忆说：
    “知道了他们的作业流程以后，我每天比别人早到，等邮局把信件倒出来分发处理时，我马上从中拿出一批来，一一翻看寄信和收信人的姓名与地址，然后凭直觉，抽出其中的几封来检查，在邮局分信结束之前，我也全部抽查完毕，既不耽误他们的时间，也不妨碍他们的工作。至于快信、挂号信，不但有时间限制，又常常牵涉金钱，邮局非常重视，指指定有专人管理，如想检查，非常困难，稍有疏忽，还会惹祸上身，因此检查人员从来不查。我年轻胆大，一面处处配合邮局的工作流程，一面又和邮局上下相处融洽，他们就让我试着检查，想不到一举成功，我从快信、挂号信中得到了很多重要的资讯。
    在新街口邮局工作了还不到一年，1933年11月，福建事变爆发，张毓中、马壬和虞廷金三人，奉戴笠之命入闽，以“参谋本部军事杂志”记者身份从事情报工作。福建事变平息以后，张即被戴笠派到蒋介石的身边，从此告别特务处本部。
    至于情报二组组长詹藜青，则早已于1934年夏派赴江西工作，组长一职由 5人中仅存的徐远举继任。
        其时，邮检系统仍被中统把持，徐远举等人实在被排挤得够呛，戴笠只好将他们撤回。后以南京大同通讯社为掩护，成立新闻组，在各报社刺探情况，以曾任《东南日报》社总经理的姜颖初为负责人。抗战爆发以后，大同通讯社迁往重庆，由军统局秘书刘启瑞负责“运用”。
    1937年 4月，即抗战爆发前不久，钱新民接任南京区区长，仍兼任特警室主任。曾在南京区任助理书记的李雨生回忆说：
    “二十六年四月，钱新民先生接替汪德龙先生任南京区区长。在编制上，并增设副区长一人，调河南站站长尚振声（方）担任。是时，南京区以情报及肃奸为工作重点，除搜获日寇侵华阴谋多项证据，以供中央决策机关以及国际组织了解外，并积极展开肃奸工作。其间，日谍利用汉奸渗入我政府机构有所图谋，曾为南京区布置之工作路线相继破获多起，最重要者有黄秋岳（时任汪内阁行政院秘书，福建籍，名诗人，有《花随人圣庵摭忆》等著作行世）父子间谍一案，颇多牵连，经清除，后日寇企图始未能得逞。”

    按：黄秋岳即黄濬，该案系由南京宪兵司令部特高组破获，与特务处无关。

    陈恭澍说：“笔者与钱新民相识，时在民国二十二、三年间，记得是在南京开会及会后的聚餐席上。我们从未共过事，也谈不上有私交，只耳闻他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人而已。尚振声同志在友济间风评均佳，惜未识荆。”
    尚振声，大家应该还记得，在前述殷汝耕案中，尚曾参与策反张庆余。
    李雨生介绍说：“尚振声同志，单名方，河南省罗山县人，出身名门，其伯父曾任河南省教育厅长并教于大学。尚方同学少有大志，弱冠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后不久，复接受干部训练，供职军事委员会，于二十四年任军统局河南站副站长，后升为站长，二十六年抗战前夕，调为南京区副区长。尚同志眉清目秀，温文儒雅，待人谦和，视同仁为兄弟，深受工作同志爱戴。

    按：经笔者多方查询，未得到尚振声毕业于军校六期的记录。

    抗战爆发以后，戴笠将南京区改为京沪区，仍以钱新民、尚振声为正、副区长，并令他们率全体人员转入地下，做长期潜伏的打算。
    关于京沪区与上海区的关系问题，徐远举解释说：“那时军统对上海工作采取多层布置办法。京沪区侧重对南京及南京到上海沿铁路各城市的工作，专做情报，不做行动工作。该区直接由军统局领导，与沪一区、沪二区等不发生横的联系。”
    南京区秘密电台报务员潘光祥回忆说：“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之前，戴笠选定了他认为最可靠最忠诚的部下钱新民，留下来担任军统局南京区区长，以便在南京沦陷之后潜伏下来开展敌后工作。钱新民是黄埔四期毕业生，他曾在首都警察厅担任过重要职务。”
    除了钱新民、尚振声，同时留下的，还有管容德，李雨生回忆说：“二十六年‘七七’日军发动战争，南京区为周全策划，实行双线部署；将区本部移驻江北六合县境瓜埠山区，并成立南京行动总队，由管容德（化名徐曦）为总队长，负有保卫区本部及对敌采取行动之基本任务。同年十二月初，上级复决定由副区长尚振声率一部分工作同志留守南京。”
    潘光祥说：“由于在南京认识钱新民的人较多，无法公开露面，因此他在南京未伦陷之前，就带老婆黄氏和岳母等，以下乡逃难为名，来到江北六合乡下住下来。当时跟他到六合的有交通毛兰田夫妇、译电员杨国栋、会计杨某某、汽车司机杨宝森等人；另外，还有航空情报第八分会会长温酿、报务员刘正凡（女）。当时留守在城里的人，由副区长尚振声负责，还有秘书谭兆宁、行动队长张志强、情报组长李云声、会计安广如、译电员杜雪帆、航空第二十六分会会长张云飞、军统电台报务员周光球（女）、周英杰（女），还有许多外勤人员。”
    南京沦陷之后，京沪区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搜集“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和证据。李雨生说：
    “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沦陷。南京区留守同志，则避入山西路一带‘难民区’均亲眼目睹日寇入城后之烧杀奸淫、残害我三十万军民之大暴行；此一震惊寰宇之暴行，亦即我中华儿女永世难忘之‘南京大屠杀’。我南京区留守同志仍不畏艰险，仍四处搜集堪为左证之资料，汇报上级据以公布于全世界。其后，日本虽欲掩饰其当年罪行，企图窜改事实以欺骗世人，然而铁证如山，虽历千古犹闻血腥，无论如何是消灭不掉的。徒见齐心劳日拙，欲盖弥彰而已。”
    在避入‘难民区’的地工人员当中，就包括张毓中的好友、也是他在“浙警”正科第二期和杭训班的同学倪永潮。
    许多年以后，倪永潮回忆说：“我毕业于黄埔军校高等教育班第六期，从事警务工作多年，历充南京政府高级警官。1937年我任职于首都警察厅，在南京保卫战中，负有维持社会秩序及地方治安重任，还受有市区巷战的作战任务，以至南京沦陷前未能撤离。十二月十三日早晨，日寇侵占南京，我沦为难民，为时两个多月。在这险恶的环境中，曾屡遭生命之虞，均以机智得免，真是虎口余生。在这两个多月的难民生涯中，我亲眼目睹世上罕见的日寇南京大屠杀惨状。”
    倪永潮说：“当时‘南京保卫战’，由于作战方案估计不足，判断错误，南北通路均为自己截断，部队无法及时应变撤离，大批被敌包围，沦为浮勇而遭集体屠杀。日寇进城后，对我同胞奸淫掳掠，严刑拷打，放火屠杀等等无恶不作，真是惨绝人寰。”
    以下，倪永潮从劫掠、奸淫、放火、酷刑、屠杀等五个方面回忆了当时的惨状。他举例说：
    “南京是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日寇认为反日情绪特别高，对南京政府的党、政、军人员则更抱有戒心，如在难民收容所为其发现，一律作‘抗日未成分子’处决。上述党、政、军人员被捕的，全被交特务机关和宪兵队，受酷刑逼供，如火烫、灌水、针刺或放军犬抓咬人体等，没有一个不被折磨死的。”
    “突击搜捕的方法是：事先布置各收容所的汉奸，当日军军官到收容所时，突然发出‘立正’口令，凡军人或受过军训的党、政人员，突然听到此口令往往未及思考，习惯地立正不动。因这样被捕的为数不少。以上被捕的人，经审讯终了，装上卡车运到郊外，关进民房，用煤油焚烧灭迹。”
    “更有甚者，将被捕的‘抗日未成分子’，剥去上衣，把他的手脚钉在十字架上，作刽子手刺枪的人头靶：刽子手持着上好刺刀的步枪．距十字架约十五六公尺处站立．叫到‘杀’的口令后，即持枪向前冲刺．高喊‘杀! 杀! 杀! ’在冲到十字架面前，仅做了刺枪动作，此时又听‘停’的口令，而跑回原地站立，接着再做第二次。此时，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同胞，因受惊吓而脸色苍白，已处于昏迷状态。刽子手第三次持枪冲刺，才刺向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同胞的胸部、腹部，乱戳、乱刺。声声惨叫，闻者心碎，血肉淋漓，目不忍睹。而全身沾满鲜血的日本刽子手，则发出阵阵狞笑、狂叫乱蹦。”
        另外，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实录，还有钮先铭的《还俗记》。
    钮先铭，1912年生于江西九江。
    南京保卫战时，钮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工兵团营长。他后来回忆说：“七七事变后一个月，我奉召自法返国，参加了上海的淞沪战争和一九三七年末的南京保卫战。不幸的是日军以野蛮人而加上文明的智慧与武器，我们打败了。而我个人则躲在庙里——南京鸡鸣寺，装了八个月的假和尚，才逃出了虎口归队。”
    此后，张恨水以钮先铭的这段经历，创作了名为《大江东去》的长篇小说，从1939年开始，在香港的《国民日报》上连载，从此钮先铭名噪一时。
    抗战当中，钮先铭曾在军统的“情报参谋训练班”任教官。据该班第四期学员张赣萍回忆，当时这位“被张恨水写成‘小说人物’，曾一度被日本人追得削发为僧的钮先铭将军”，给大家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张赣萍说：“另一位最受我们欢迎的教官，是多次向我们讲解时事的钮先铭，他那时在军令部任职，在情报参谋业务上，他也是我们的上司。他来向我们讲解时事，由于大众受了张恨水的小说，以及有关他种种风流韵事的新闻影响，大家对他早已心仪神往，可说‘先声夺人’；但又耽心‘小说家言’，会言过其实，人不如文。故在他第一次来班讲演之先，同学们都在一种‘患得患失’的心情下，一早便坐在课室里，屏息静气等候他的驾临。”
    张回忆说：“钮先铭给我们的印象，堪称‘名不虚传’。言态潇洒，雄辩滔滔，风度好极了，口才也好极了；他一出台‘亮相’，我们就给了他一个‘满堂彩’！他讲解时事的时候，也旁及战术。对敌我两军的部署，番号驻地，如数家珍；对敌情的分析判断，有条有理，层次分明。间中加插一些战场上的逸事趣闻，及敌我指挥的性格作风介绍，无不引人人胜，绘声绘影，令人忍俊不禁。听他演讲，对我们那种枯燥紧张而又艰苦的学习生活来说，无异是一种精神上的调剂，心灵上的享受。再因为他所讲的，又有许多是内幕性的军事秘密，在报章上根本看不到的，这不但使我们有‘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知识满足，并且听了就算，既不做纪录，又不必做作业，所以也是最轻松愉快的一堂课目。大家在全神贯注中，他每次来演讲的两个小时，都能在不知不觉中溜过了；连中间那十分钟休息，也认为是一种损失。”
  
    按：钮先铭是蒙古族人，后举家迁徙到江西。其父即钮传善，前清进士，民国时曾任财政总长。因此，钮先铭既是官宦家庭出身，又是典型的“诗礼传家”，且14岁即“负芨东瀛”，毕业于“陆士”，回国后从基层军官干起，未几又赴法国留学，所以说，钮先铭是标准的“允文允武”。加之当时钮供职于军令部，对敌我双方的情况都非常了解，给参谋人员做教官，实在是再合适也没有了。

    当时，大家都请钮先铭“加多一点时间或次数”，钮说：“你们是奉命听讲，我是奉命演讲，加多减少，都由上面决定，大家只有服从命令行事。”
    还有的人请求他“现身说法”，“把他被迫做和尚及逃出陷区，与经历的风流韵事讲给我们听听。”
    钮先铭说：“这不太好吧？在编定的时事演讲中说自己私事怎么行。你们既然欢喜听我的私事，等到抗战胜利之后，我请大家去到石头城里痛饮三杯吧，等待那时再说好了。”
    张赣萍说：“这当然是张不会兑现的‘空头支票’。”
    在这里多说一句，钮先铭的《还俗记》写得极为坦诚，他虽然是一位军人，但在那种人间鬼蜮的环境下，也会害怕，在回忆中，钮丝毫不惮于暴露自己当时的怯懦。
    比如他说：见到日本鬼子进城，他会“过分惊恐”；日本鬼子来搜查，“前后虽不过十几分钟，可是紧张的情绪使得每个人都近乎昏厥，我也不例外。”当日本鬼子盘问他的时候，他会吓得“魂不附体”，没有丝毫矫饰和矫情，可谓君子坦荡荡。
    此外，钮先铭的多才多艺和机警智慧，也给人留下深刻影响。比如他假扮和尚，引起日寇怀疑，令其背诵佛经，刚好钮在儿时，跟着母亲学过佛经，多少还记得一些，当即背诵了半部《心经》，这才蒙混过关，否则，没准早被日寇看出破绽。
    再比如，他在南京鸡鸣寺的时候，看到很多来“朝拜”的日本鬼子都想盖一方鸡鸣寺的“印信”以“留念”，于是灵机一动，找了块石头，找了把修脚的刀子，刻了一个山寨版的“古鸡鸣寺”石章，以糊弄日本人，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从刻图章发展到给日本人写字，还很受欢迎，既以此为自己、为寺庙加上一重保护色，避免了汉奸的骚扰，同时还可以得到一定的“润笔”，以养活自己和僧人。
    由于钮先铭的《还俗记》和张恨水的《大江东去》流传都很广泛，这里就不再更多引述了，大家自己找来看吧，颇值得一读。
    钱新民做的第二件事，是着手恢复与特务处本部的联络。潘光祥回忆说：
    “在南京刚刚沦陷时，两位女报务员在亲戚的掩护下，进人了难民区暂时隐蔽起来。到1938年 3月，城里秩序逐渐恢复正常，钱新民就派交通站站长刘汉臣在六合瓜埠镇开设五洋杂货店为掩护，开始与南京城里的组织联络；同时命令城里的军统电台开始架设，以便恢复通讯。由于技术问题，这两位女报务员未能架设成功，乃派航空第二十六分会会长张云飞前往架设，并以夫妻名义与周光球在一起工作。电台架设成功以后，就与汉口航空委员会气象情报总台联络，报告气象情报和替军统局南京区收发电报。”
    潘光祥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京沪区的，他后来回忆说：“关于南京区的电报，是由该区译电员翻译好送交电台报发的。当时我刚刚毕业于武汉特训班（这个班是电训班，正式名称是‘训练总监部军训电讯干部训练班’，该班主任是戴笠，副主任是魏大铭，教育长是董益三），暂时在汉口航空总台当报务员。因为我是南京人，便于掩护，乃派我到南京区工作。”
    潘光祥说：“1938年 5月，我从汉口出发到达淮阴时，南京区区长钱新民来接我了。他把我带到六合八百桥镇暂住下来，不久就派我到六合王子庙镇乡下建立航空第八十八分台。同时又将城里的女报务员周英杰调到我台当报务员，后来我们就以夫妻名义在一起工作。为了加强南京城里的工作，把航空第八分台调进城里改为军统南京区城里电台。当时我台除与汉口航空总台联络外，还与城里电台通报，为南京区收发各种情报电报。我台虽然是属于航空委员会电台所管辖，但必须受军统南京区的支配，不得单独搜集有关日本海空军情报。但汉口航空总台台长陈一白，多次要我台搜集有关日本海空军的情报，为此，我曾多次口头向钱新民报告这一情况。因此，以后该区就陆续供给我台关于日本飞机场的情况和日本海军活动情况，为此曾受到汉口航空总台的嘉奖。”
    京沪区策划的第三件事，就是“金陵毒酒案”。

ys1937

重提“藏本失踪案”——两个版本

    “金陵毒酒案”的关键人物，就是在“日人藏本失踪案”中提供了重要线索的袁露，到这时，他已经在日本驻南京领事馆潜伏了 5 年了。
    袁露，本名詹长麟，出身于南京一个机工家庭。他自述说：“我小时候家里很贫苦。那时候，我家靠织缎子为生。南京有句话把织缎子的人叫做‘机花子’，吃了上顿无下顿，如同‘叫花子’一般。我就处在这样一个家庭里。”

    按：所谓“机花子”，即机坊里做机工卖苦力的人。江南的丝绸制品是出名的，尤其是南京、苏州、杭州等地。为此，在前清，成立了专门的织造衙门，派出自己的亲信担任织造，在提供贡品的同时，还兼着密报民情、舆情的任务。如南京的江宁织造，从曹雪芹的爷爷曹玺那辈起，一家三代干了好几十年，一度富比王侯。

    因此，南京有一大批人，是世代做机工的，詹长麟就出生于这样一个穷苦家庭。
    1934年，一个叫王明和的机工，向詹长麟的父亲詹士良提起：“日本总领事馆差一个仆人，我想叫我的儿子王高科给你家儿子介绍进去干，你看如何。”

    按：王高科本人就是日本驻南京领事馆的仆人，从后面的事态发展来看，王极有可能早已经加入了“团体”，奉派在日本驻南京领事馆潜伏。
    另外，詹长麟的姑父潘崇声，公开身份是南京首都警察厅特警课外事股股长，亦是特务处特工。
    从这两点来看，詹长麟之进入领事馆，显然是当时的南京区长赵世瑞有意的“走闲棋、布冷子”。

    詹长麟回忆说：“我爸爸从茶馆回到家后，就将这件事告诉了我和哥哥，并问谁去干这个差事好。我让哥哥去，哥哥叫我去，谁也不想去，因为听说给日本人做事，心里总有些不舒服。虽然我们没什么文化，但知道日本人欺负中国人。后来还是我爹做出决定，他说让老二去，因为老二长得有模有样，比较能走得出去。当时我已经有了孩子，一家老小靠织缎子维持生计很困难，想想就去了。”
    这一年，詹长麟21岁。他后来回忆说：“过了几天，王高科就把我带到了日本领事馆书记官宫下的办公室。宫下书记官四十来岁，人很精明，既管人事，又管财务，见了我后，感到满意。”
    日本人满意在哪些地方呢，因为詹长麟符合他们挑选仆人的四个条件：“第一，不会说日本话，不识日本字，防止你做间谍；第二，要有至亲家人在南京做人质，便于控制；第三，诚实老实，手脚勤快；第四，相貌俊秀端正。”
    接着，宫下又带着詹长麟去见总领事须磨弥吉郎，请他面试，须磨看了以后，说：“呦西。”詹长麟说：“从此，我就成为了日本领事馆的一名仆役。
    我在日本领事馆的主要工作是打扫房间，端茶送水，分发信件报刊，有时还接听电话。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早晨五点上班，晚上九点下班，不分春夏秋冬，日日如此，没有一天休息日，每隔三天还要值一次夜班。每月薪金十四块银元。”
    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没有一天休息日，每隔三天还要值一次夜班”，要说真是够辛苦的，简直拿人当畜生使唤，不过，“每月薪金十四块银元”，这工资也确实不低。
    据学者考证，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前期，十元钱（1935年11月之前是银元，此后是法币）就能买一石大米，以当年人们的简单生活，在不追求物质享受的前提下，詹长麟这样一个没有学历，无任何专长的人，靠这样一份工作，足可以养活一个三口之家了。
    我们再对比一下王蒲臣，1935年12月 5日，王蒲臣加入特务处，月薪法币 100元，那真是了不起的高工资了。
    詹长麟回忆说：“我在日本领事馆干了十天半个月之后，有一天晚上，一辆黄包车停在我家门口，一个头戴礼帽、眼架墨镜、身着蓝布长衫的年轻人来到家中，说有事情找我，就把我带上黄包车，然后来到了鼓楼旅社二楼四号房间。走进后，我见房间空无一人，便有些纳闷，即问这个年轻人。”
    这时，赵世瑞出现了。
    詹长麟说：“话音未落，又见另一个头戴礼帽、眼架墨镜、身上也穿蓝布长衫的中年人走进房间来。他随手关好门，便满面笑容地说，你叫詹长麟吧！在日本领事馆干得怎么样？酬劳还多么？我一一作答。随后这个人又对我说，你曾经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在停战期间，因你母亲生病，八十八师黄永淮团长让你回家探母，这件事你还记得吗。我当时听了这番话后，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为什么对我这番经历如此了解。之后这个人又对我讲了许多国家形势和爱国道理，并又问我，为什么有人介绍你到日本领事馆当仆人？我说不知道。他对我郑重地说，目的就是要你搜集和刺探日本人的情报，为国家效劳。”

    按：黄永淮，国民革命军88师第 262旅第 524团中校团附，即谢晋元的前任。在“八一三”淞沪抗战后期，黄永淮作战受伤，入医院治疗，由 524团中校参谋主任谢晋元接替。此后不久，谢即率部入驻“四行仓库”，就此，“八百壮士”名扬四海。
    黄永淮则于1944年 5月在许昌的对日作战中牺牲。相比于谢晋元，知道黄永淮的人太少了。

    詹长麟回忆说：“他后来说，自己叫赵世瑞，是首都警察厅特警科外事组组长。说完他撩起长衫，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他说他把特殊行动秘密告诉了我，问我何去何从，自己要好好选择。并对我说，要么当一名抗日的中国人，参加我们的组织蓝衣社，收集日本人的情报，监视日本人的行动，为国家为民族效劳；要么用这把手枪在这间房子里结束自己的生命。”
    詹长麟说：“我到这个时候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我当时认为有这样报国的机会，没有理由拒绝。就立誓加入。从此成了蓝衣社一名潜伏在日本领事馆内的卧底。我化名袁露，代号65。每月组织给我十块银元，当时一百斤一袋的洋面粉只卖三块银元。”
    至此，袁露就成为特务处派在日本驻南京领事馆的潜伏人员，而且，他确实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为赵世瑞做了不少事。袁露回忆说：
        “自从加入了组织，我每时每刻都在刺探收集日本人的情报，监视领事馆内日本要人的行踪。表面上，我在日本领事馆每天就是扫扫地，抹抹桌子，给总领事端早餐，其实是在搜集情报。把他们办公室、文书科、总务科等房间丢弃的废纸搜集起来，将有价值的废纸留下来，向组织汇报。有时候，还在这些办公室里抄录文件，交给联系人员。每日把日本领事馆内进出的信函文件偷偷拆开，抄写重要情报。将拆开的信封又用火漆封好，再盖上用骨头做的邮戳，或者交还给日本领事馆，或者寄发出去。用这样的手段来获取情报。这些事情可以说都是提着脑袋在干的。”
    在袁露的情报工作中，最出色的，就要说是协助赵世瑞破获“藏本失踪案”了。
    袁露回忆说：“我进日本领事馆时间不长，发生了一件事。
1934年的 6月 7号，日本领事馆向中国外交部传出副领事藏本昨晚失踪的消息，并要求中国方面在尽快的时间内找到藏本副领事。”
    袁露说：“6 月 6号晚11时，我正好在馆内值班，副领事藏本从总领事办公室出来，找到我，对我说，他现在要出去有事，让我找司机小刘（名字记不清了）把小轿车开出来送他出去。我找到司机，让他把车开到领事馆大门口，并拉开轿车门，让藏本上了车。我看到车直往北极阁方向驶去。我赶紧把藏本的去向写在一张纸上，告诉了组织。”
    如前所述，根据袁露的情报，经过一番周折，赵世瑞寻获了藏本，并最终获知了所谓“藏本失踪”的真相。袁露说：
    “事后才知道，是日本军部指示藏本到南京紫金山自杀，企图制造他被中国人暗杀的假象。但是这个藏本到了紫金山之后，想起自己的妻子儿女，想起自己家乡，不想死。他在那儿饿了两三天，实在是撑不住了，从紫金山山上一个洞里面钻出来，拿自己的金戒指去换吃的，结果被当地人发现了。因为得到我的情报，首都警察厅已在紫金山方向搜寻藏本，村民发现他后告诉了首都警察厅的警察，大批警员上山去搜捕，在一个山洞里把他找到了。”
    袁露说：“首都警察厅就把藏本交给了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通知日本领事馆去领人。当时的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去了以后，跟当时外交部部长汪精卫是这样解释的：‘他（藏本）脑子有毛病，跑掉了，是神经不清楚。’过了几天，藏本就被遣送回国了，走的时候带了一大批文物，我帮他装箱的。我为搜索藏本提供了这么一点依据，否则中日的事端有可能早就发生了。”
    以上，就是袁露所讲的“藏本失踪案”。在这里，我们还要讲述另外一个版本的“藏本失踪案”，讲这个故事的人，叫做徐志道。
    ——不错，就是在李宗仁代总统时代、曾经做过“保密局局长”的那个徐志道。不过，此时的徐志道，还不是戴笠的手下，而是一位宪兵。
    徐志道，1902年生，江苏南通人，军校四期毕业。徐志道从军校出来以后，一直做警卫工作，1932年 1月，谷正伦建立宪兵司令部，徐志道任特务营长。
    徐志道回忆说：“关于日本驻南京领事馆的馆员（亦称书记）藏本（全名藏本英明）失踪事件，那是民国廿一年四月，国联调查团离京赴平之后发生的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我奉命搜寻，经过了四日夜的奔波，终于在孝陵卫附近之紫霞洞左上方，距约一里左右的小庙中寻获。事隔四十几近五十年，仿佛犹在目前。”
    注意，徐志道所说的藏本英明“失踪”事件，是在“民国廿一年四月”，即1932年 4月，与我们历史书中通常记载的1934年 6月，居然差了两年还多！
    因此，许多年以后，徐志道特意根据他的亲身经历，写成了一篇回忆录，其中强调说明：“年来我拜读了几位作家写的历史性小说与传记，都有藏本失踪事件的描述，而所记的藏本失踪日期，则均为民国二十三年六月八日，详究内容，显皆牵强附会，以讹传讹，造成一般误传，缘是，引起了我查证的兴趣，重加记述，聊供史家参考。”
    根据徐志道的说法，“藏本失踪”的大背景，是发生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他说：
    “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日军制造中村失踪事件（即喧腾中外的‘九一八’事件），藉词采取军事行动，侵占我国东北地区，我国向国际联盟（以下简称国联）提出控诉。国联组织调查团，推举英人李顿爵士为团长，率领团员四人（美、法、德、义各一人），秘书长哈斯（时任国联组长）与中日代表（中国代表为顾维钧博士）各一人，来华进行调查。于民国廿一年二月廿九日（在‘一二八’日本侵华沪战开始后）行抵日本，三月十四日到达上海，与日军将领接触，并在英国驻沪领事馆举行停战会议，直至廿七日始抵南京。”
    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上述时间点均正确无误，尤其1932年是闰年，2 月多一天，足见徐志道在回忆的时候，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估计也查阅了相关资料，否则很难记述得那么准确。
    当时负责国联“调查团”警卫工作的，就是徐志道，他回忆说：“其时我任宪兵司令部特务营长，先已奉命准备派遣宪兵仪队迎送，负责调查团安全，我分析日方必认为调查‘九一八’事件，对彼不利，日谍极可能勾结地方氓痞，伺机制造意外事故，为扰乱调查团之借口，故除命令第二连长周竞人编组仪队迎送外，复于各连中挑选干练宪兵，化装工、农、学生，分布于预定之调查与经过路线与驻息地点周围，严密戒备防范。”
    徐志道说：“是日调查团在我政府所派人员陪同下，由下关车站乘车直驶黄埔路励志社驻宿，以外国使节礼仪接待，连日与政府有关部门首长酬应交换意见，并于廿九日晋见国府林主席，了解‘九一八’事件真相，旋复游览市郊名胜，迄四月四日，偕我政府官员往游武汉，七日转回南京，即搭乘我方预为准备之津浦铁路专车，前往北平，转赴东北进行调查。”
    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国联“调查团”到达北平的时间，是1932年 4月 9日。根据徐的回忆，藏本的所谓“失踪”，就发生在次日。他说：
    “不料日方在无隙对调查团采取于我不利行动之情况下，却处心积虑，于调查团离京后之第四日（推算为四月十日，亦即在‘一二八’沪战发生后，战事暂时停顿之际），仿效中村失踪模式，制造了藏本失踪事件（当时盛传，藏本失踪，是日总领事受了陆军大臣压力所造成）。”
    此后的记载，《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上就没有了，完全是徐志道的回忆。他说：
    “我国外交部于四月十一日上午，按到日领馆通牒，大意谓其领事馆馆员藏本英明昨（即指十日）晚外出，迄未回馆，当已失踪，并强调被我地方不良帮派劫持，以失踪地点在我国之首都，要求我方负责交人，否则一切后果，概由我方承担，词意强硬，显示威胁。”
    徐志道还分析说：“究其目的，不惟图在调查团尚未到达东北进行调查之前，制造掩饰侵华借口，且亦隐有藉词自沪进兵占据南京的阴谋。”
    徐志道说：“外交部鉴于中村失踪事件之往事，认为事态严重，立即呈报行政院，另函首都警察厅（当时有无分函其他机关，未有所悉）妥为处理，警厅自必命令辖区警察，全力搜寻藏本下落，不在话下。”
    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前面已经多次提起，就在1932年的三月间，形成了一个极其秘密的团体——力行社。
    不错，力行社成立于1932年 3月 8日，地点就在南京的励志社总社。据力行社骨干干国勋回忆，头天，蒋介石还召集了预备会，对大家进行了“知难行易与力行哲学”的培训，并令大家回去分头撰写心得。
    干国勋说：“（次日），即由蒋先生领导往礼堂当着总理遗像，连他在内手牵着手，他并说：‘这个组织就叫三民主义力行社。’这个名称，正是对症下药，适当极了。随即各人拿出预先准备好了誓词，肃立面向总理遗像举右手宣誓，誓词笔者虽然记忆不大清楚，似乎是：‘余誓以精诚，力行三民主义，恢复革命精神，复兴中华民族，牺牲个人一切利益，服从命令，严守秘密，完成革命建国任务，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制裁，谨誓。’”
        此后，力行社下的各个“职能部门”相继建立起来，到 4月 1日，力行社特务处成立，以戴笠为处长。
    据徐志道回忆，指挥侦破“藏本失踪案”的，就是力行社，具体实施的，即戴笠。他说：
    “且说是日（指1932年 4月11日），甫于民国廿一年三月八日，秉承领袖指示成立之‘三民主义力行社’，而又于四月一日正式成立之‘力行社特务处’，亦获藏本失踪情报，滕杰书记指示特务处迅速研办，戴笠将军处事负责果断，随以军事委员会名衔，下达最速件命令，分令警备与宪兵司令部（名义上是两个单位，机关组织只是一个，司令由谷正伦将军一人兼任），暨警察厅，尽力搜寻藏本下落。司令部于晚上接到公文，次日谷司令上班看到命令后，立即召我晋见。”

    按：力行社并不是政府或军方机构，也不具有任何“官方色彩”，一个“群众团体”而已，与黄埔时期的“孙文主义学会”的性质完全一样，因此没有任何权力向党、政、军方的任何一个机构发号施令。好在他们的背后是蒋介石，因此，戴笠得以“军事委员会名衔，下达最速件命令”，说白了就是狐假虎威。

    当时，谷正伦给徐志道看了“军事委员会”的公文，随即说：“日方此举，显然又是一种阴谋，问题很不简单，现在我把这搜寻的任务交给你，你尽快联络警察厅，将藏本找回来，如果活的找不到，尸体也得找回，才好解决问题。”
    这时，已经是 4月12日，据藏本“失踪”，已过了两天，徐志道回忆说：“我奉命后即回营部，着手布置搜寻工作，研判藏本可能隐匿地点，挑选干练宪兵三十六名，分成六组。每组六人，一律便衣化装。分布于山内夫子庙、玄武湖、暨市郊雨花台、清凉山、汤山、孝陵卫一带，进行搜索。”
    此时，一个“疑似”袁露的角色出现了。徐志道说： “偶忆日领馆内有一工友，似乎是常州人（也许是镇江人，已记不清楚），在我任宪兵连长时期，曾和他见过几次面。”
    徐回忆说：“我想探察日领馆内动静与藏本失踪真相，乃于晚间八时许，换穿便衣，前往鼓楼附近日领馆。领馆门前并无警卫，走进大门，馆内亦无人影。瞥见左侧有间门房，探首一望，发见那工友正靠着座椅瞌睡，我喂了一声，他张目看见是我，立即站起招呼入内，讲了几句客气话。”
    徐问：“馆内怎生就你一个人？”工友说：“下班后，大家即回去了，我是住在馆内的，今天又是轮我值班。”徐即问：“藏本如何失踪？”
    工友听了，“似惊奇”地说：“我们领事馆内。没有听说藏本失踪呀! ” 徐又问：“藏本什么时候离开领事馆的？”
    工友“思索了一下”，说：“昨天晚上大约九点多钟，我看见藏本提着一只手提箱，从他房间出来，走进副领事室，没有几分钟，他就匆匆离开副领事室，走出大门去了，现在还没回来。”
    徐志道的思维十分敏锐，政治上也颇为老道，从工友简单的叙述中，他马上意识到，所谓藏本“失踪”，极可能是日本人的阴谋。他分析说：
    “藏本失踪已两天，领馆内竟如此平静，而且连馆内工友也还没听说过，昨晚此时，早应下班，藏本与副领事为何留在馆内? 可证藏本失踪，是有计划制造的了。那么，藏本临出馆时走进副领事房间，自然是最后请示，也可说是准备个人牺牲，作最后告别了! ”
    徐又问：“你有没有藏本的照片？”工友说：“有! ”随即领徐志道“在他所住宿的小房间内，检出一张藏本的小照片”，徐道谢之后即离去。
    徐志道回忆说：“我原与警察厅约定，当晚十时左右，到该厅督察处会商配合搜寻藏本办法，乃即赶往督察处，会晤该处担任主要督察任务的乐干先生，乐即电话约请外交部亚洲司主办科长范汉生（后投伪组织汪精卫）前来，共同研商今后三机关如何密切联系，达成搜寻藏本任务，直至午夜始返住所。”

    按：乐干，时任南京首都警察厅督察长，也是特务处干部。范汉生，安徽黟县柏山村人。“柏山范氏”属当地望族，这是因为，他们的祖先中，出了一位大人物——范仲淹。
    范仲淹籍隶江苏吴县，据说到南宋时，因金兵南侵，其后人迁居安徽黟县柏山村。
    范汉生是日本留学生，1924年，就曾任黟县财政局副局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范入外交部，后任国府驻“朝鲜京城总领事”。据《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载：“1937年12月20日，驻朝鲜京城总领事范汉生到天津附逆。”
    汪精卫伪政府成立以后，范被派任驻日本神户“总领事”。

    徐志道说：“第二天，就是十三日一早，他（指乐干）就率便衣宪兵二名和亲随勤务兵一人，前往市内外，已布置有宪兵地区巡察，并传示藏本照片。迄晚所得结果，除汤山方面，据报，曾发见有一日本人，背负猎枪，似为狩猎者，不可能是藏本外，其他各处，均无一丝线索。第三天（十四日），各处亦均未发现任何迹象。此时公民营报刊，连日报导藏本失踪消息，尤其民营报刊，甚至捕风捉影，推测胡扯，一时人心惶惑，大有风声鹤唳之势。我既奉命负此搜寻责任，心情益感沉重! ”
    徐志道所说的“尤其民营报刊，甚至捕风捉影，推测胡扯”这句话，挺有意思，看来大报和小报的区别，无论何时，概莫能外。
    徐志道回忆说：“翌日（十五日）早晨六时稍过，我就赶到营部，率同宪、勤兵先往孝陵卫，亲自搜索，特别注意山丘，丛林等偏僻地点，辗转探察，终未发现有何痕迹。”
    这时，一个意外的线索从天而降：“约莫九点多钟，行至前山一条山坡上马路，正拟稍作休息后，转赴汤山，遥见马路东端有一农夫，肩荷锄头，向我们站立处走来，迨行近我身旁，我就喊声：‘老乡! ’他即停步向我注视。”徐志道“很礼貌”地问：“请问老乡，这几天有没有看到一个日本人在这附近走动? ”农夫听了，马上说：“有! ”
    说着，他就“转过身来，指着他走来的方向”说：“从这里走过去，大概一里左右的地方，马路边下面有一家小吃店。我经过那里时，正看见一个满身脏污的日本人，低着头，由那家小吃店门前小径走上马路，再朝那方向走去的。”
    想不到，藏本的下落，得来如此简单，徐志道回忆说：
    “我听了那农夫的指点，觉得藏本有了下落。好像服了颗镇定剂，疲劳也消失了，就道了声谢谢，急忙带着随从人员，向前奔行。赶到一处大山洞（即紫霞洞），洞高逾丈，宽犹过之，洞内黑暗，难辨事物，正是人犯匿迹的好地方，判断藏本必已来此洞内。”
        然而，哪有这么简单，徐志道说：“（我）即命宪兵分站山洞左右，严密监视，我即偕勤务兵入内，但觉地面泥泞，阴森可怖，打开手电筒照看，只见满洞都是芦草，蜂蝶小雀乱飞，再看地上，亦未见有何足痕，不禁泄气，想来又落空了! ”
    此时，峰回路转，徐志道回忆说：
    “退出山洞，我独自颓丧地爬上洞口左侧山坡，四面瞭望，遥见右上方，距洞约一里多处的山坡上，有一小庙。默忖，藏本既被发见在此地区内，且为时不久，未匿于那山洞内，可能就躲在这小庙中了。乃即招呼宪、勤兵上坡，相偕爬行至小庙，小庙周围静无人烟，当命宪兵在庙外监视，我带同勤务兵由右侧门进入庙内。庙中未见有和尚、庙祝或守庙夫役，想是废庙。”
    徐志道说：“因暗无光线，很难看清庙内陈设，只有藉小手电筒来回摸索，由庙后间搜索至前间，忽发现左前方墙角有一团黑影，并闻有微弱呼吸声，不禁内心一震，忙拉着勤务兵急步上前，打开手电筒一照，果是一个矮而微胖的日本人，满身脏污，形容憔悴，身侧果然还有一只小手提箱，与日领馆工友给我的藏本照片，及他告诉我的经过情形，完全符合，欣幸达成任务了! ”
    徐志道的任务，确实“达成”了，此人正是失踪四天的藏本英明。
    徐志道说：“比与勤务兵交互推扶身体，始终沉睡不醒，乃令勤务兵出庙招呼宪兵入内，合力抬出庙外，置于小天井地上，再试图侦询，可是藏本似在半生半死状态中，问他：‘为何外出，为何不回领事馆，是不是受人指使，到过那些地方? ’只见他有时点点头，有时摇摇头，偶一出声，亦只答说：‘不记了，不记得了!  ’”
    徐志道说：“此时已近十一点钟，在偏僻的山上，很少有人来往，无法找人帮助，只得由我们四人，把他半抬半拖地移到下面山腰马路，凑巧有一辆空马车经过，给宪兵拦住，就将藏本抬上马车，我们也一起挤坐车上，赶回营部，将藏本交卫兵室暂时看管，我遂晋见谷司令正伦，报告寻获藏本经过，谷司令面谕即将人送入看守所，多准备些饮料食物，好好照顾，等候处理。”
次日，谷正伦接见徐志道：“关于藏本事件已与军事委员会、外交部、警察厅联络协调，藏本由外交部派人领去，送还了日本领事馆，你这一次太辛苦，可以休息一两天。”
    徐志道回忆说：“是时各报刊早已得到寻获藏本的稍息，无不详尽报导，日领馆且函我外交部表示歉疚和谢意，并向新闻记者发表消息谓：‘藏本原患有神经病，此次或因旧病发作，将予遣送回国治疗……。’国人获悉我方已找回藏本，莫不欢欣庆幸，一时意外风雨，至此又雨过天晴了! ”
    徐志道强调说：“以上是我亲历搜寻藏本的记实，并非如小说家笔下的小说，叙述容或稍嫌琐屑，然为求详实，自也不惮其繁了。”
    为求严谨，在回忆中，徐志道还特地列举了几位旁证，除了文中提到的滕杰、乐干两人，还有郭寿华、吉章简和严灵峰，“均可查证也”。
    另外，徐志道在回忆中，还提到了一件事，即1934年 6月，确实曾经传出一个日本外交官“失踪”的消息，不过另有其人，并非藏本英明。他说：
    “廿三年六月×日（是不是八日，我想不起来），确也有过日领馆副领事失踪消息，但那副领事是名‘松本’（也许是名‘杉本’，已模糊记不清楚），而绝不是‘藏本’。”
    徐志道说：“其时我任宪兵训练所教务主任，记得那天下午五时稍过，所中一位留法的宋教官正为我补习法文，副官送来一份晚报，载有那副领事失踪报导。困与我任务无关，稍一过目，就仍补习功课。越日又见新闻，大致说是，副领事原定送领事到下关车站，后又陪伴领事去了上海，未与领馆联络，致有失踪的误传，现已回到领事馆了。”
    这就是徐志道版的“藏本失踪案”，与通行的说法，的确相去甚远，不仅时间相差两年多，且通篇看去，没有赵世瑞什么事，不知道此后他俩在军统做同事的时候，是否“沟通”过此事，因赵世瑞的一生，都以曾破获“藏本失踪案”而自豪的。
    不过，读徐的回忆，有时间、有旁证、有细节，还是比较合理的，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ys1937

“金陵毒酒案”

    藏本英明的故事回顾到这里，接着说袁露。 南京潜伏期间，袁露先后有 4个联系人，也就是他的上级：“第一个联系人叫杨立民，安徽人，家住鼓楼二条巷，门牌号码记不清了；第二个联系人叫黄泗清，四川人，家住尖角营土地祠；第三个联系人叫潘崇声，浙江温州人，家住丹凤街二十三号；第四个联系人是卜玉琳，东北人，家住城南明瓦廊。”
    袁露说：“他们性格脾气虽各异，但工作态度十分严谨认真，从未有丝毫马虎，执行任务则雷厉风行，争分夺秒，遵行戴老板命令不折不扣，有一种‘当日事，当日毕’的作风。如果工作做不好，联系人就会要求你反省思想，反省觉悟，反省行为。主要让你从三个方面去反省：一、忠诚，有没有背叛组织的思想和行为，是不是忠于组织；二、破立，指工作上有没有创新进取的精神，有没有突破自己的成绩；三、廉耻，是否操守廉洁，是否肥私损公，是否堕落腐化。在这种严谨的教训下，在思想上更加忠诚国家民族的利益。”
    袁露还记得，黄泗清曾对他说：“当特务不图名利，不暴露身份，任何时候都装扮成无所作为之人的模样，无论何时何地在人前受气挨打都要笑脸相迎，不以‘低三下四’为耻，为国家之利必当卧薪尝胆，要牢记保密古训一句：‘彭祖活了八百年，有话不对妻儿言’。”
    黄泗清的这句话，给袁露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说：“我在为特务组织工作期间，守口如瓶，严守秘密。即使家里的亲人，也不知道我的身份。”  
    不久后，袁露就遇到了一件需要他“低三下四”的事情：“有一天下午，我给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端去一碗索蜜汤。他用完后，即到室外花园里耍大刀去了。此时其他日本官员也在屋外散步、打羽毛球。我见机会来了，就佯装整理办公室卫生，走到总领事办公桌前，拉开抽屉寻找密件。正在此时，楼梯响起脚步声，我急忙推好抽屉，收拾桌上餐具。进来的人是日本总领事馆警察署副署长悌泽，他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我，并走到我跟前，举手抽了我一个耳光。我装出十分委屈的样子，望着他，没作任何解释。数分钟后，悌泽转身取下墙上挂着的球拍离去。”
    袁露说：“事后，我不断提醒自己，今后要更加谨慎行事。
有一次，日本领事馆的吉野对我说，介绍我进来的仆人王高科到首都警察厅去了，你知道不知道？我说：‘听不懂，我不明白。’一个‘不明白。’让我在日本领事馆干了五六年。”
    接着，为配合工作，袁露将他的妻子和哥哥发展进了“团体”，由其妻任交通员：“在日本领事馆搜集的一些情报，或者是抄写的一些东西有时候就交给她。她把这些整理好的材料藏在堂屋墙壁的关公画像后，每天都有特工人员来取。这些特工人员戴着一顶礼帽和一副大墨眼镜，穿着长衫，从我家前门进来，取了东西后，又从后门离去。组织还教我怎么去用明矾写字抄写东西。这一张白纸，如果你用明矾去写，表面看不出来，如果把它放在水里头，就会印出来。
    这个工作干了好几年。”袁露说：“日本人看我忠厚老实，便要把我调到领事馆的公馆去。这样公务楼就差个人，我就把我的哥哥詹长炳也介绍了进去。他也加入了组织。”
        就这样，詹氏兄弟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一直潜伏到了抗战爆发。
    沪战之后，日军开始做进攻南京的准备，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的全体人员提前撤回国内，令袁露兄弟二人看管房舍。袁露说：
    “1937年12月13号南京沦陷后，我和我哥哥同时接受组织的指示，不能离开南京，继续潜伏，了解搜集日军内部的情况和情报。尽管南京沦陷了，但我和我哥哥的自由没有受到限制。因为日本领事馆给我们一人发了一个白色袖章，袖章上面写着几个黑字，叫‘日本领事馆使用人’。我们带着袖章骑着自行车满南京城看，尤其是我哥哥，他骑着自行车整天就是城南城北，城东城西地转，甚至郊区也去看，他看了以后把这些都记下来：哪里发生大屠杀，哪里在杀人，哪里在放火，他都知道。并把看到的情况向特务组织汇报。”
    袁露愤愤地说：“对日军的暴行，真是一个字：恨。真是恨！我们讲这是民族恨，国家恨，还有家族恨。我的表弟，叫徐万兴，他有个儿子，就是在日本轰炸的时候，死了。日军飞机轰炸南京城，从1937年 8月15日到1937年11月15日，九十天里，轰炸了一百多次，死了五百多人。日本飞机每丢一粒炸弹下来，只要是落到居民区，总是房倒屋塌，血肉横飞的景象。”
    袁露说：“看到这些日军残忍的暴行，我义愤填膺，曾经在心里默默发誓：终有一天，要为死难同胞和受迫害的人报仇雪恨。”
　　1938年初，南京日本总领事馆“复馆”，袁露说：“曾经打过我耳光子的日本官佐吉野，回到日本领事馆见到我时，指着我的鼻子得意地笑着说，你们现在是真正的亡国奴了。我听到这话后，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心里早已翻江倒海。”
    袁露回忆说：“我在这个时候是不会跟吉野争论的，所有的怒火我都能忍下来，我时刻记着自己的任务。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什么叫忍辱负重，这就是忍辱负重。对日本侵略者的恨，深深的埋在心底，为今后复仇暗地里创造条件。
    这个机会，在1939年 6月，终于到来了。
    袁露回忆说：“1939年 6月初的一天早上，我在日本领事馆公馆内打扫卫生，在船三书记官的房间里，看到一封日文信件，就抄录下来。后经翻译才知道是：6 月 9日，日本外务省次官清水及三重等随行要员，来南京视察日方工作。日本总领事堀公一决定于 6月10日晚，举行大型宴会，招待清水次长及其随行人员。堀公一还决定邀请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首脑及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汉奸要员。”
    “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是继“上海市大道政府”之后，在江南出现的第二个伪政权。
    1937年12月14日，即南京沦陷的次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北平匆忙拼凑起以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从某种意义上说，此举，更像是华北方面军在与攻克南京的华中派遣军抢时间，等于是抢注了一个伪政府的“商标”，意思是北平这边已经有了新“政府”，你南京那边，就别再搞类似的活动了。
    对此，华中派遣军当然不会买账，并称：“在华北匆忙确立中央政权基础，将给上海方面的政权问题带来坏影响。”
    1938年 1月，日本陆军省制定《华中新政权建立方案》，并拟定了南京伪政权的名称为“华中临时政府”，与此同时，近卫发表第一次《声明》，宣布今后“不承认国民政府”。
    看到未来的“华中临时政府”有可能继承国民政府的“法统”、成为近卫的“谈判对手”，华北方面军强烈抗议，称如果这样的话，就解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双方吵得不可开交。
    最终，日本军方打消了成立“统一”的伪政权的打算，并将“华中临时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与北平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列，“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维新政府”辖苏、浙、皖三个省政府和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政府，以安福系余孽、著名诗人梁鸿志任“行政院长”、温宗尧任“立法院长”、陈群任“内政部长”，还有个“外交部长”即前面说过的陈箓。
    按理，“维新政府”应设在南京，问题是此时的南京几成废墟，所有像样点的房舍均已被日寇占领。无奈，1938年 3月28日，梁鸿志等在南京草草举行了“成立仪式”之后，又回到上海的新亚饭店，将“政府”所有的各部、会，均设在饭店里，每个单位几间房，大家遂称“维新政府”为“饭店政府”。
    到1938年6、7月间，日寇腾出了一部分房子，“维新政府”才逐渐迁到南京，其中“行政院”就设在战前的国民政府。10月 1 日，沐猴而冠的梁鸿志来到南京，美滋滋地搬进了“子超楼”二层、国府主席林森原来的办公室。
    袁露及时地把日寇于“6 月10日晚，举行大型宴会”的情报向他当时的联系人卜玉琳做了汇报，袁说：
    “在我送出的情报中，还详细的列出了参加酒会人员名单。名单中，囊括了当时驻南京日本华中派遣军的首脑以及伪政府的骨干分子，包括梁鸿志。军统局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制造一起大事件，想通过药酒把他们全部毒死，来烘托抗日的气氛、反日寇的气氛，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同时也给汉奸走狗一个沉重的打击。”
    策划这起行动的，就是卜玉琳。
    李雨生介绍说：“卜同志，天津市人，毕业北洋大学，乃北洋纱厂之少东。抗战之前及参加本局特训班受训，卒业先分发汉口，旋又调至南京区任政治组组长，时年三十四岁。卜同志为人精明能干，沉默寡言，平时即对份内工作尽忠职守，且多有贡献。南京陷敌后，留京任助理书记，为尚副区长得力助手。民国二十七年抗日战事重心西移武汉，南京遂成为敌伪政治活动中心及后勤补给枢纽。南京区亦奉命兼及拓展对敌伪之行动工作。”
    李雨生的介绍，有些地方不太准确，卜玉琳是辽宁人，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后入南京中央军校政训班，毕业后被戴笠看中，选入东北训练班学习，因此，卜玉琳与张奉馨、倪中立等人是同班同学。
    1933年 1月，因华北形势吃紧，该班仅训练了一个多月即草草结束，全部23名学员派赴华北前线工作。
    李雨生介绍说：“二十八年七月初，南京区接获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内线同志钱念慈、张建华等之报告，得知日本派遣军总部将邀宴日本在华陆海军高级将校、以及当时伪组织维新政府首要梁鸿志、温宗尧、高冠吾等与会。南京区经妥密布置，透过该领事馆工友张建华兄弟二人之执行，乃置毒剂于酒瓶中（期间，因毒剂限量与酒品种类之配合等问题，曾发生困扰，又一一予以克服）。”
  
    按：李雨生回忆中说的“二十八年七月初”有误，实际上是1939年 6月初；“张建华兄弟”显系詹氏兄弟另外的化名；“钱念慈”则有可能是京沪区埋伏在日本领事馆中的另一条线。

    根据军统的指令，6 月 6日晚10时，钱新民在丹凤街二十二号潘崇声家召开会议，研究策划“毒酒案”行动计划。
    袁露说：“我哥哥去参加了会，会上当即成立了行动小组，由军统局南京区副区长尚振声负责筹划领导。政治助理书记卜玉琳负责与我们兄弟俩联系。情报助理书记刘玉卿、李再生负责我们全家的撤退事宜。会计主任安少如负责选定毒药。我负责在酒席上投毒。”

        按：袁露口中的“李再生”，应该就是李雨生。

    令今天的人们所难以理解的是，为避免日寇的事后追查，会议同时做出了一个决定，袁露必须在当晚与敌人同归于尽，一了百了。袁露回忆说：
    “为了保证投毒行动的成功，会议决定让我投毒后，也喝上毒酒，与日军、汉奸同归于尽。这样子日本人就不会再有什么大的动作，这个案子好像就到此结束了。我哥哥把上面的精神向我传达了。
    对于执行投毒任务，袁露没有二话，但他对詹长炳提出了两个问题，请他向上级转达：“一要保证毒药的药效：毒性如何？能否毒死人？如果毒不死人，把我赔进去也是白搭。二是，完成任务后，尽量安全撤离。我还年轻，我不是不愿意死，但上有父母下有妻儿，我不能去死，活着也是保存力量嘛，也是一个抗日力量嘛，还可以继续杀敌，继续为国家工作。”
    袁露回忆说：“结果我的哥哥把我的意见又向上级反映，军统局后来认为还是言之有理，就同意了：‘你可以不死，但是事情必须要做。’”以下，均出自袁露的回忆：
    “军统局为了使我把这件事情干得更好，还做了这样的安排，就是在1939年 6月10日这天早上，请我们全家，包括我的父母，在南京鱼市街中华菜馆，吃了一顿团圆饭，然后由军统局把家人全部送过江，到八卦洲隐蔽起来。毒药是军统局给了我姑父潘崇声，姑父后来把药交给了我哥，我哥晚上带回家的。过去嘛，全家不管有多少房大家都住在一起。晚上我哥跟我讲，说‘你看，药已经拿来’，我看到是一个很小的，小针头这么粗的瓶子，药不多。上面有 USA三个字母。这个药是由军统局提供的。”
    “我手上有一把钥匙，这把钥匙足有半斤重，领事馆里大大小小的柜子都归我管，所有吃的喝的也由我来管。酒是有专门的人采购来的。这次宴会的酒是从南京中华路老万泉酒店买的，这是一个老字号的酒店，全国各地、包括世界各地的一些名酒都有。日本人最爱喝中国黄酒，黄酒称为老酒。喝黄酒的时候要温热。黄酒越热越好，人喝了不会醉，喝了以后不上头。”
    “我药拿到手以后，在当天下午四点钟就倒在一个温桶里，就是一个温黄酒的瓶子里面，然后倒了一点点黄酒摇了摇，晃匀了以后，放好，放在了一个过道的柜子底下，不太引人注意的地方。临开席之前，我把这瓶毒酒倒在一个大瓶子里面，为了防止那些佣人们随手乱拿。我最怕下人们自己去拿酒，这些酒吃了就不得了。所以必须把酒藏好，放在柜子的最里面。”
    “开席之前，我把酒端上去了，端上去时还是有些担心，因为是好几桌嘛，怕不匀，不能让他们自己倒，我一个一个给他们倒好。宴会开始以后，我佯装肚子疼，正好碰上一个叫刘玉山的仆人，我说我肚子疼，看一下医生拿点药就回来。我跟他打了个招呼就从后门溜走了。”
    此后，据领事馆中的其他人说，袁露离开十多分钟以后，就有人喊：“酒里有毒！”接着全场大乱。
        李雨生说：“事后获悉，此役功亏一篑，未竟全功，仅毙领事馆馆员一人、大佐级军官一人、以及伪组织高冠吾口部灼伤而已。当晚，日军宣布戒严，紧闭城门，大肆搜索，但一无所获。
    本案及为卜玉琳同志全权擘画，曾经局本部通令嘉奖。”
    6 月13日，《申报》以《日领馆员中毒毙命》为题进行了报道：“日南京日本总领事馆欢宴日本外务次官清水之时，到‘维新政府’政要甚多，到会诸人，均因饮酒中毒，其中日本领事官员两人，中毒较深，已于昨日殒命。”
    关于毒死的两个日本人，袁露说：“船山是领事馆里讲中国话最好的，这个人对人很客气。官宫，是日本领事馆的会计，发钱的，这两个人吃了酒，被毒死了。其他人吃得少，没死掉。”
    对此，袁露说：“我在放完药之后，总认为这个药药量太少，这个药叫氰化钾，氰化钾虽是剧毒，一沾到就死，但太少了，效果也不理想。幸亏他们死了两个，如果要不死两个。说真的，我可能也活不到今天。上面会怀疑你，怀疑你没有真干。你小子玩弄我们，死的这两个保了我们全家的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是当时历史的情况。”
    许多年以后，回忆起当年的事情，詹长麟说：“有时，我会梦见被我杀死的日本人船山来找我，因为他人很和气，中文说得好，平时和我关系很好。但我不后悔。你问我后悔吗，还后悔呢，我是诚心诚意要杀他们的，我是中国人啊！中国是我的祖国啊！我要我的国家！还后悔呢，我从不后悔！”
    回过头来，我们再说袁露的逃亡过程。他回忆说：
    “我哥哥一直在傅厚岗叫高云岭的巷子等我，我从后门遛出后，骑着自行车去和他会合。他还在傅厚岗买了两个枇杷。我们骑车穿过了玄武门，过城门时下车向日本兵鞠了个躬。江边有一只小船事先已经藏好等着我们。要上船时，我哥哥舍不得扔那两辆自行车，因为那两辆车非常好骑，当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自行车，是日本货。燕子矶有个地方叫芭斗山，这个地方是一个江面比较直的地方，选择这个地方过江。当我正要上船的时候，日本前后两艘小火轮，架着枪，前后有一二百米吧，就开过来了，我和哥就把船划到江上的芦苇荡里。先避避风头，到了凌晨三四点才过了江，在一个叫徐家洼的地方上了岸。”
    袁露回忆说：“王高科一直在岸边等我们。他一见我们就说：‘这么晚才到，你们再不来我就走了。’我哥哥非常生气，说：‘安排好的，等到天明你也要等啊。’一气之下两个人吵了起来。”
    王高科带着詹氏兄弟来到徐家洼的一个小茶馆。袁露说：“这是个秘密据点，主人叫毛蓝田。军统局是这样安排的。叫我们先潜伏下来，不要惊动，因为拖儿带女目标太大，一路上盘查也很多，半年以后再行动。”
    三个人坐下来，“准备吃一点茶，好好休息一下”。袁露回忆说：
    “正在这个时候，日军一卡车，汉奸带着，就搜过来了，我看到这个情况，就问他们该怎么办。王高科说后面有个空房子，于是我们几个人都钻进去了。一看有一张床，我哥就说他想躺躺，他说他很累，我一看，要躺的话，房门如果关着，人家会起疑，我就把门打开，演了一个空城计。我们站在门后面，门开着，床上是空的，日军以及汉奸就从房子的这个门边一个一个走过去，没进那个房子。我说这是老天在保佑我们，他们要是进来的话，就必死无疑了。”
        袁露是逃了，别人可倒了大霉，尤其是他的家人。袁露说：“得知领事馆的两个仆人不见后。日军开始在南京城内大肆搜捕。那天晚上，据说是大小城门，外十三内十八，全部关掉了。结果他们都没搜着。他们抓了一千多中国人严刑拷打，还牵扯了我们很多亲戚。我有个二姨，他丈夫受罪了，给日本鬼子打坏了，我老婆的姐姐被灌辣椒水。尤其是我的婆婆，给日本鬼子抓到了以后，用烧红的烙铁在胸口上烫。直到她去世，这个烫伤的伤口都没有愈合。这就是日本人干的事儿。甚至连老万泉酒家的掌柜也遭遇了逼供。”
    半年以后，袁露等辗转到了上海，准备转往后方，为避免牵连更多的人，京沪区以詹长炳、詹长麟兄弟二人的名义，给日本人写了一封公开信：
    “我们兄弟两人在日本领事馆几年的服务期间，非常忠于职守，没有一次做过违背你们的事。这你们也是相信的吧。说实话，不幸的是，发生了中日战争，我们目睹了日本对中国的无理侵略，对日本人确实感到失望。然而我们只是从新闻报道中看到你们日本人的凶残，但还不是亲眼看到，因此还没有改变我们在领事馆内服务的忠心。后来南京被你们日本兵占领，我们亲眼看见日本兵在南京烧杀奸淫的一切兽行，甚至连我们的家也被你们烧了，我们的妻子也被日本兵强奸了，家里的东西也被日本兵抢劫一空。我们兄弟虽如此忠实地在领事馆内服务，而我们的家被烧，妻子被奸污，财产被掠夺，可怜劳苦半生的血汗，全被你们破坏尽净。”
    “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决心要为国报仇，为国雪耻，我们已经和日本人誓不两立。只是我们既无兵，又无力量，加之总领事对我们又很好，因此至今我们都下不了手。十日总领事招待客人，我们知道总领事不能出席，才决定下手，生死难料定，这就要看他们的运气了。”
　　“我们不管成功的可能性大小，只是为了满足报仇雪恨的心愿。我们事先对谁也没有讲，事后更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们不想再说假话。我们已经来到上海，明天就要去香港，你们有本事就请来捉我们吧！但不要怀疑其他的人。我们既然做了此事，就不怕死。如果被你们捉住，愿为多数被你们蹂躏的人报仇雪耻，死而无憾。像我们这样的劳动者，除以这样的死作为代价外，没有比这更光荣的。我们在领事馆进行了这次行动，惟恐牵连总领事，但想不出其他报仇雪耻的方法，所以就在公馆宴会的时间下手了，这样做对不起总领事，感到遗憾。”
    在上海过了半年，詹氏兄弟携家带口转往后方，詹长麟回忆说：“我们全家坐上一只海船离开了上海，上面让我们全家独自流亡，一站一站地，到地方才有同志接应。我们先到了浙江，有一个叫宜阳的县城。在那儿上岸，用牛拖车子上岸。我们路过戴老板的家乡，他母亲迎接了我们，还请我们吃了饭，对我父母也很好，很亲切。但在温州住店的时候，一天半夜，店主雇了几个人偷偷把我的箱子偷走了。箱子里有全部的盘缠，还有我的一支枪。我睁着眼睛看着他们拿走的，我想，他们也知道我看见了，但我不能说话，否则全家就没命了。”
    路上，詹长麟得了黄疸性肝炎，幸而遇上一个好心的中医，救了他一条命。但他新生的女儿则在颠沛流离中死在了福建莆田，詹长麟回忆说：“老伴后来经常想起这件事，一想起就哭。”
经过千辛万苦，詹长麟一家终于来到了后方，他回忆说：“1944年，根据军统局的安排，我辗转来到了湖南衡阳干部培训班，这是军统局照顾我，让我当个拿工资的学员。在培训班里，我学打算盘，练毛笔字，我的班主任叫胡静庵。毕业的时候，还发给了我一张八级财政稽查员的证书。”

    按：詹长麟说的1944年来到衡阳，有点问题，这一路不可能走4、5年，疑为1940年。另外他说的“胡静庵”，即戴笠原来的上司、后来的下级胡靖安。

    为表彰詹长麟的功绩，国民政府奖励他一面刻有“忠勇杀敌 ”四个字的银盾。
    抗战胜利以后，詹长麟回到南京，脱离了军统，用政府奖励他的钱开了一家旅店，其兄詹长炳则留在了军统组织，并参与了战后的肃奸工作，詹长麟说他的哥哥当时曾“红极一时”。
    晚年，回忆起当年这段经历，詹长麟说：
    “我并没有觉得自己亏呀，虽然没有文化，但我活到了今天，多少聪明人都在前面走了。我没有病。我天天锻炼，打太极拳，在床上做俯卧撑，现在还能做二十几下，我天天锻炼呢。”
    回过头来说京沪区，“金陵毒酒案”之后不久就出事了。潘光祥说：
    “1939年 9月，南京区城里组织遭到江伪特工破坏，负责人谭秘书、译电员杨国栋、电台人员张云飞、温酿均被捕，不久即投靠了汪恃，分别做了汪特专员、科长等伪职。”
    “谭秘书”即谭文质，促使他叛变的，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陈明楚。
    李雨生说：“缘南京区助理书记陈弟容、化名陈明楚（明楚二字乃取自区长及副区长化名中之第一字而来），于二十六年年底自南京区调至上海区，仍任助理书记。陈在沪工作期间，于二十八年初，受胁诱而投入汪伪‘特工总部’，任‘第一处处长’。继则出卖我京沪各重要组织，并勾引其同乡时任南京区专员谭文质交出南京区留守人员名单（尚副区长振声适去江北六合洽公，故未受株连）。”
    陈明楚、谭文质出卖的京沪区重要干部，就包括卜玉琳。李雨生说：
    “时卜玉琳同志及部分同志于二十八年八月（某日已记不起）在南京被捕，拘禁于南京白下路日本宪兵队（原我国货银行大楼旧址）卜同志虽倍受酷刑，但坚不招供，且开始绝食，决心殉国。未久，消息传出，卜同志在被拘第十日，果瘐死狱中，悲壮成仁。与卜同志同案前后殉难者，尚有南京区行动总队所属大队长王愈同志。”
    陈明楚、谭文质二人，也是最早被军统“制裁”的叛徒，李雨生说：
    “卜、王二同志之牺牲，直接受害于陈明楚、谭文质二人之变节所致也。其后陈、谭二逆均为我方绳之以法，是死有余辜。”陈明楚的死，以后再说，先说谭文质。潘光祥说：
    “同时对城里的叛变投敌分子也采取了措施，准备把他们暗杀掉。不久，从后方调来一个女特务（姓名不知），化装成女学生，设法和杨国栋接近，以谈恋爱为名进行勾引，终于在新婚之夜把杨国栋、谭秘书杀死。那个女特务完成任务后，曾来到六合八百桥区部，不久又回后方去了。”
    潘光祥的说法，为陈恭澍所否认。因为，谭文质就是在他的命令下，由上海区执行“制裁”的。陈在回忆中说：“上海区奉上级制裁令，即交由第二行动大队赵圣、陈默执行，乃于二十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将之（指谭文质）击毙于上海愚园路。”
    在回忆中，陈恭澍似乎对这种针对原来的“同事”、今天的叛逆的“制裁”行动略有不忍，他说：
        “说起来，这都是不该发生的事，一旦发生了，不幸就会接踵而至。如检讨其原因，从人性到现实，有太多的微秘之处，非三言两语所能道得尽的，还是就事论事吧。”

ys1937

附：汪精卫由河内到上海

    京沪区做的第四件事，是继续追杀汪精卫。汪精卫是1939年 4月离开河内的，陪同他的，是不久前还将他“吊”在河内的日本人。
    犬养健回忆说：“曾（指曾仲鸣）遭不幸的详细报告，二十二日到了东京，政府立即召开五相会议，命令影佐把汪精卫从河内救出，影佐推荐我与他同行。”
    为确保万无一失，日方还特派外务省书记官兼兴亚院事务官矢野征记和伊藤芳男直接飞往河内，预作安排。
    说到这里，觉得挺滑稽，汪精卫被中国人追杀，千方百计“营救”他的，居然是中国的交战国日本。
    4 月 6日，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人离开日本，租用了一艘山下轮船公司的货轮“北光丸”前往安南。
    与此同时，日方“和平阵营”中的西义显来到上海，探寻“周佛海路线”。西义显说：“高宗武于1939年 2月来到东京，其目的是为挽救‘高宗武路线’，请求日军发动牵制性作战，但其意见没有被采纳，因而大失所望，无计可施，只好于当月下旬回到香港。”
    此时，日方已经断定：“对于‘高宗武路线’来说，虽然不是一筹莫展，但在当时，遭到日本统帅部的拒绝，这是高宗武没有预料到的。他更加灰心，深感前途无望，而且事实上，由于高宗武丧失了对和平工作的自信，‘高宗武路线’的流产，也等于汪兆铭和平工作的失败。”
    西义显说：“由于‘高宗武路线’的失败，因此应该寻求取代他的新出路。”
    日本人看中的“新出路”就是周佛海。西义显说：“周佛海与高宗武一样，都是和平运动的最早发起人。而且，周佛海事实上又是汪兆铭平运动的中心人物，在汪的内部，一向是联系同志的核心。”
    因此，“周佛海在高宗武丧失自信回到香港之后，成为取代高宗武担任对日谈判的中国方面的代表。”
    4 月21日，即“河内刺汪案”发生的整整一个月之后，根据汪精卫的指令，周佛海、梅思平从香港来到上海，与西义显进行了会谈，地点依旧在“重光堂”。
    在会谈中，周佛海直截了当地说：“日本方面拒绝高宗武的提案，说明此方案已行不通。既然如此，我们虽然不按原来的方案办，但现在只好得到日军的谅解，在南京建立中央政府，然后以政府的力量来开展和平运动。”
    对此，西义显提醒说：“您想想，进入日军的占领区，在日军庇护下建立政府，这能获得民族主义的中国民众的赞同吗？”
    西义显进一步说：“要是采用这种办法的话，恐怕就没必要请伟大的理想主义者汪先生出场了。完全可以让以前所建立的临时政府及维新政府来领导。”
    西义显的话，应该说很有道理，一般人还真不好驳他。谁也想不到，周佛海的回答比他更绝“绝”：“既然已经请日军牵制作战，那么，到日军占领区建立政府不是一样的事吗？”
    西义显心想这能一样么，于是他说：“事物应有限制。高宗武所想的是在西南的日军未占领地区设置‘第三势力’的根据地，并为此目的而请求日军进行牵制作战。……虽然依靠日军牵制作战来保障中立地区的自主权。这起码要比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政府要容易保持自主权。这样做，最后的自由行动权也能完整地保存下来。”
    西义显又说：“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政府，情况就不一样了。生杀予夺之权都在日军手上，说起来，竟成了日军的俘虏。你们何苦要主动当日军的俘虏呢？”
    最后，西义显提醒周佛海：“如果你亲自主动当俘虏的话，有心的中国人是不会积极主动地赞助的。这样一来，甚至能否组成一个像样的政府也是成问题的。”
    周福海听了，继续偷换概念：“您担心我们成为俘虏，但是做不做俘虏，这不是日本方面的问题吗？如果日本方面坚持把我们当成俘虏，那么，现在不论用什么方法，都不能获得和平。”
    西义显听了周的话，深感无可奈何，只好实话实说：“我们的同志正在努力使日本政府成为老兄所期待的那样的政府，但是，您要知道，实际情况很让人遗憾，日本政府距所期待的政府太远了。假如日本政府是那种卓越的政府的话，早就会有机会解决日华事变的，也不一定非得请汪先生出马，我相信和蒋介石政府间也早已有直接对话的机会了。”
    周佛海听了，对他的提醒表示领情：“您的意思我很理解。感谢您的忠告，您的反对意见也值得重视。可是，我们已经进到了这个地步，日本政府由于你们同志的努力，12月22日发表了近卫第三次声明。正因为这样，日本政府也认为，为卓有成效地实现该声明，同意我们建立政府。而我们一方也认为，日本政府如能忠实地实行近卫声明，是能建立强有力的政府的。”
    周佛海这个话，也是实话实说：“已经混到这份儿上了，这个汉奸我们是当定了，谁劝也不行，你们支持不支持吧？”
    最后，周佛海强调指出：“假如日军保证尊重我们的政治独立，我想向汪先生建议：坚决在南京建立中央政府，以推进和平工作。”
    听到这里，西义显明白：“在推进汪兆铭和平工作中，实践‘周佛海路线’已是大势所趋了。”
    至此，周佛海就成为汪精卫“和平运动”的核心人物，在日后的汪伪政权中，大家会看到，周佛海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个基础，也是在此时开始奠定的。
    与此同时，高宗武开始“淡出”“和平运动”的中心舞台，并逐步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离心离德，直至最终震惊世界的“出走”，实已肇因此时。
    事实上，大家应该还记得，早在重光堂会谈的时候，高宗武已经表现出了某种消极情绪，连日本人都看出了蹊跷，但由于谈判“正使”梅思平的“锲而不舍”，没有影响会谈的最终效果。
    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二处第六组秘书张令澳也是日本留学生，对高宗武等前辈学长非常了解，而且他在唐纵手下搞情报工作，知道很多情况，他后来说：
    “在这次会谈中（指“重光堂会谈”），高宗武实际上已退居次要地位，主要由梅思平代表汪精卫出面承担一切。促使高退居的原因是当时他有很多考虑。首先是他原先主张，日本战是与蒋战，和亦非与蒋和不可，不然战事依然不可能停止，所以当时他仍希望能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实现和谈。其次，他原来听信周佛海之言，渭一旦汪精卫出面号召和平，会有许多实力派人物参加进来，如何应钦、龙云、何健、陈济棠、张发奎、余汉谋等。到那吋，云南、四川、广东广西等省将联合起来成立新政府，共同拥汪与日本和谈。而和谈一旦成功，从而恢复国民党的统治。”
    张令澳分析说：“对于这一点，高宗武仍抱着幻想。认为既已上船，且看局势发展下去再说。”
    到了1939年 2月的日本，高宗武奉命去试探日本人的态度，此行令他受到绝大的刺激。高宗武回忆说：
　　“这些人（指日本政要）在与我谈话时似乎都保持最好的风度，我特别感到板垣和多田说的某些违背良知的，企图安慰我的话。他们都很急切地希望汪精卫参加他们，但谈到实质的条件时都会转换话题。他们保持高尚计画的‘原则’，这都是战前他们在南京谈判时用的技巧。很明显，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有所改变。至少他们很团结，他们企图控制汪精卫，利用他为武器，逼迫蒋介石谈和。”
    高宗武一针见血地说：“如果他们没法达成和平，那么为了日本在海内外的威望，就得扶植汪为傀儡。”
        高宗武的这句话，点破了日本人的企图，也是促成他从此离开汪集团的关键。
    所谓“和平运动”，走到今天，已经与高宗武最初的设想大相径庭。
    按高宗武的设计，不管是谁站在前台来操作“和平”，都是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即通过较小的代价，最终达成国民政府与日方的“和解”，实现和平。
    但在实际的运作中，由于日本人的不讲信义，更重要的，是汪精卫身边的人，出于各种自身的考虑，给汪“瞎码棋”，结果跑偏了道，这样的“和平运动”发展下去，最终只能是一个结果，即汪精卫在敌占区另立政府，而这个“政府”一定是傀儡政府，事情真的像西义显所预言的，“和平运动”成了“反蒋运动”。
    高宗武不傻，高宗武更了解日本人——“和平运动”搞不搞、怎么搞，可以研究；但汉奸可是万万不能当的，再跟着汪精卫走下去则万劫不复，这一点高宗武非常清楚。
    从此，高对“和平运动”的态度就转了一个大弯子。他回忆说：“汪的住宅被袭后，我认为汪已不能留在河内，理应远赴欧洲休养。我坚决反对他往东走!!去上海，去北平!!因为那将与溥仪往北走成为傀儡‘满洲国皇帝’并无二致。”
    对此，当时也在香港的陈公博，与高的见解略有不同：“陈公博认为袭击对汪的重大打击，使汪难以承受赴欧的旅途劳顿。他指出，汪过去旅行一直依靠曾仲鸣陪伴，如今没有了曾，汪在海外将会过得非常不愉快。陈认为唯一的去处是香港，甚至上海，但不能去北平。这样，我们可以减轻汪的厌烦和悲痛，同时寻求永久的解决方案。也许我们能够劝他去海外。”
    对此，高宗武说：“那时觉得陈的建议合理。我们都赞同，虽然我心中有些疑虑。我们打电报给在河内的汪，告诉他我们计画转移他去香港或上海，要他放心。可是在我们的小团体中出现一些异议。有的人要快快走，有的入主张慢慢来。我站在谨慎的一边。于是我有两项任务，维持团体和谐与阻止汪太早去上海，如果非去不可的话。”
    同时，高宗武也在阻止汪与日本人的接触，他回忆说：“我们的立场因几名日本特务人员来到河内而更形复杂。那些人是在日本军队里做秘密工作的。在这个节骨眼上，犬养健和影佐祯昭既不通知我，也不知照我的同僚，即从东京首途前来河内。他们从船上发来电报，要我去河内会合。我回电拒绝，并劝他们不要去。我同时电报汪，劝他绝对不要接待他们。”
    前面说过，“营救”汪精卫的日本人分为两路，除了影佐祯昭和犬养健乘船前往河内外，矢野征记先期飞到香港、然后再转往安南，为影佐打前站。
    在香港，矢野征记会见了高宗武，并对高的一些做法产生了怀疑。在事后给上级的报告中，他说：
    “高几乎每日都执拗要求影佐及其他人不去河内，很难理解。看来他从未向汪充分传达日本方面意向，故不愿影佐一行与汪会见。后来高还曾向矢野明言，仍欲推戴蒋收拾时局。由此可见，他惟恐影佐的河内之行和对汪工作有所进展。”
    矢野征记还说：“高与田尻、市田、矢野在某处会面时，田尻、市田一再怂恿其去河内，而他总是左右推辞，最后才好歹告知，将派周佛海和梅思平两人前往。高本系此项工作主要负责人，却不肯前往河内，奇怪至极。”
    恰在此时（1939年 4月 5日），重庆《大公报》披露了汪集团与日方签订卖国协议的消息，令日方十分被动，因此矢野征记等人当面向高提出质询：
    “会见时，市田对高谈及，重庆方面发表了揭露此项工作的声明。对此，高硬说是日本方面泄露了机密，并怀疑是上海特务机关所为；但是，当谈到上述 4月 5日报导中揭露的金钱授受一事，除市田与高外别人并不知晓时，对此极为奇怪问题，高却似乎无以为答。”
    4 月16日，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人来到河内，矢野征记向他们谈到了高宗武的奇怪举动。对此，影佐说：“高宗武听说我最近去河内，便对我说：‘请你们千万别去。’我问他为何不能去，他说：‘从汪先生的做法看，还是以蒋先生为中心搞和平运动好。’”
在回忆中，犬养健也证实了高宗武劝阻他们去河内的这件事，并对高产生了怀疑，称“我本身也要好好考虑一下将来对待高宗武的态度”。
    影佐还说：“不管怎样，泄露内部秘密这样实际的问题，必须再核查一下。
    从此，日本人就不再信任高宗武了，很自然的，对他的所提出的“以蒋先生为中心搞和平运动”的建议，也不可能再考虑。汪精卫，也同样没有听从高宗武的忠告。
　　在矢野征记和伊藤芳男的预先安排下，4 月17日，影佐、矢野和犬养三人会见了汪精卫，为他们担任翻译的，是汪精卫身边的另一个日本通周隆庠。

    按：周隆庠与高宗武、邵毓麟都是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的高材生，人称“九大三鹰”。回国以后，高宗武最早进入外交部，并很快被提拔为亚洲司司长。此后，邵毓麟、周隆庠先后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其中周隆庠在高的手下任情报科科长；邵毓麟则任情报司日苏科科长。
    另外，高宗武的手下，还有一位亲信，即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的董道宁，任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虽是高的下级，却比高大十来岁，高如有事或生病，即以董道宁代理司长职务。
    当年，高宗武、邵毓麟、周隆庠和董道宁四人都是外交部中的青年才俊、也是新一代“日本通”。不同的是，邵毓麟是坚定的抗日派，高、董、周三人，却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和平运动”，其中走得最远的是周隆庠，抗战后期曾任汪伪政权的“外交部”次长，董道宁在帮着高宗武跑了几趟日本之后就此打住，高宗武则在一只脚已经落水的最后时刻悬崖勒马。

    犬养回忆说：“三个人被热情地请到二楼一间屋子里。过了好长一会儿，门开了，一位身穿整洁的白色制服的人，在周隆庠陪同下走了进来。他就是我很早就从照片上见过的汪精卫。汪精卫与我们这三位跨海而来的客人一一长时间地握手。握手时他凝视着对方，向客人表示礼仪。也许是身穿白色衣服的缘故，他的动作总显得有点女性的优雅，具有从前的革命家的风度。他说话时而夹杂广东腔，但听起来却像法语那样柔和而清晰。”
    先开口的是汪精卫：“汪开口首先对远来之劳表示感谢，然后称，详细情况通过高宗武谅已了解，并称此地因有法国官宪保护虽属安全，但如与阁下等频繁会见恐将暴露，故今日请尽快进入正题为前提。
    对此，犬养也回忆说：“根据现在的情况，如果会议时间一长，让重庆特工人员发觉了，恐怕会立即遭到再次袭击。因此，除了开始时的寒暄之外，都尽可能以影佐为代表，直截了当地进行会谈。”
    汪精卫接着说：“如所知悉，本人通过高已向贵方提出三个方案，即：第一，如日本方面与蒋介石为对手收拾时局，本人则极力为之斡旋；第二、如使某一第三者收拾时局，在野的本人将大大努力于和平运动；第三、如希望由我收拾时局，则将竭尽全力而为之。本人今日仍准备按三方案中的任何一案，应日本方面的希望而行动。”
        在矢野征记的“谈话记录”中，写到这里的时候，他特地加了一个注解：“于是由犬养说明日本朝野对汪先生的共鸣情况，并流下眼泪。汪表示感激。背过脸试图擦泪。继而由影佐言及 1月16日声明，声述此乃坚定之国策，且现任平沼总理就任时亦表示声明有效，以此进行鼓励。汪对此表示感谢之意。”
    在谈话中，犬养一直在观察汪精卫，他看得很仔细：“汪精卫把上身靠近在他右后方坐着的周隆库，一点儿一点儿地慢慢说起话来。他这样做，既是为着翻译方便，也是不愿让对面的客人看出自己的感动。”
    这时，影佐介绍了犬养和矢野的身份，随即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根据政府的命令，特意来此帮助先生转移到安全地方。”
    汪精卫说：“衷心感谢大家远道来迎。实际上，我也觉得继续呆在河内是危险的。因此，开始做离开的准备。恰好此时贵国政府派遣诸位来迎接，不胜感谢。”
    汪精卫继续说：“现在，中国民众应予信赖的中央政府已逃至重庆，故其归趋令人迷惑，且无可与日本进行和平交涉的代表政权，同时重庆方面和其他全国的和平派亦无可以信赖的中央政权。因此，建立能安定民心和进行和平交涉的中央政权，并由日本予以承认，使之担当和平交涉，乃今后本人等工作根本之所在。为此，预计将花费很多时间，遇到相当困难。”
　　影佐说：“我想问一下，您感到重庆方面还会有新的袭击计划吧？”
　　汪回答说：“是的，有这种迹象。比如，前两三天就有人匆忙来租紧邻我们的那座楼的三层楼房。此外，有几个好像暗杀团的人在老远地方监视着。法属印度支那当局虽然对我个人态度挺好，却在竭力制止我的政治行动。他们像是特别害怕在此引起政治纷争。因此，如果再呆在这儿，事实上不可能与香港、上海的同志联系。”
　　影佐不再绕圈子：“那您想今后往哪转移呢？”
　　汪精卫听了，说：“我考虑再三，现在还是上海最合适。如果上海不成，香港或广东也可以。不过，在香港，英国警察监视很严，现在，连陈公博、林柏生等同志活动也有困难。广东不仅和孙中山先生，而且和我关系也很深。但如今广东也被日本军占领，因此，倘若去广东，就会给中国国民造成一种不好的印象，好像我是在日军保护之下开展和平运动。与之相比，上海虽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暗杀横行之地，但正因我毅然迈向危险的土地，才可使中国国民了解到我献身爱国运动的诚意。”
　　此时，汪精卫突然激动起来，他“涨红了脸”说：“不错，上海也沦于日军占领下，但如大家所知，英、美的公共租界很大，市政也是外国人掌管，裁判权也在外国人之手。因此，比起广东来，中国人有相当的自由行动的余地。实际上，由于这个原因，周佛海以及梅思平诸君，已经先往上海进行紧张准备去了。我们在讨论之中，先后提出两三个方案。最后，大家都认为，在当前以转移到上海为宜。”
    汪精卫的这段话，在矢野征记的记录中，是这样表述的：
    “无论如何，今后我们工作的进行，如贵方所知，在当地法印官宪的严重保护下，只是生命安全，而其结果，与同志联系极其不便，因而需要转移到某一安全而且与同志连络方便的地方，尤其是在如前所述云南难以起事的现在，更感到有必要尽快转移。同时应该考虑的是，我逃出重庆时未带护照，是在无护照的情况下得到法印当局许可的。由于未带护照而处于法印当局的保护之下，我们有这样一个方案，即预先租好船，l7日由西贡出发，很快即安全乘上由海防东航的轮船。实际上此事已秘密向法印当局提出，并得到对方允诺。想用此种方法逃出，希望听听贵方意见。”
    影佐听了，说：“我们为了协助您离开此地，特意准备了一艘5500吨位的货船。”对此，汪精卫说：“哎呀，实在感谢你们的好意。我也租到了一只法国人管理的小船。”
　　影佐问：“请问是多少吨位的？您这次航行非比寻常。因为在中国的沿海都已经看到了重庆政府发布的逮捕先生的布告，必须格外加小心啊！”
　　这时汪精卫问了一下周隆庠，回答说：“760 吨。”
    谈到这里，犬养回忆说：“我们不由互相望了望。”——犬养等人的话虽然没有说出来，但意思很明显：“这样小的船，怎么能在公海上长途旅行？”
　　汪精卫是资深政客，一眼就看出了日本人的疑虑，他解释说：“大家的担心是理所当然的，此次航行是会有些危险，但我第一次进上海港就使用日本船，我们的和平运动就会受到很大误解，因此，我想在由此脱出之后，在海防的海上与你们乘坐的船会合。然后，劳驾你们的船稍离开我们小船一点儿距离，护送我们去上海。一旦发生危险情况，用无线电通知你们，现在，周君以及其他人正在商定暗号。”
    对此，日方表示理解。在会谈的最后，双方商定，汪精卫的“出逃”事宜，由汪的小舅子、刚刚接替了曾仲鸣成为汪集团“秘书长”的陈昌祖负责与日方接洽。
    在“报告”中，矢野征记说：“汪的决心很坚定，觉得他有成败由天，挺身负起和平救国大业的热诚充满容表。”
    许多年以后，谈及当年汪精卫与影佐、犬养的这次会晤，高宗武在回忆中充满讽刺地说：
    “这两个日本人誓言唯有汪才能救中国、日本，和整个东亚，只要汪出面，日本愿意做任何事!!日本军方也愿意做任何事! 无条件满足汪的任何要求。后来我听说，他二人说完话都泪流满面，汪也哭了，除了流泪，没有多说什么。他们如此这般了半个钟头，像在日本戏台上。那些眼泪可能促成了汪‘最后决定’的最后决定。流泪是日本军人传统的策略。眼泪犹如他们的武器。犬养和影佐那天在河内圆满达成了任务。”
    4 月20日，汪精卫方面通知日方：“汪精卫一行第二天一早九点离开河内去鸿基港。借的船也是法国制的，名叫冯·福林哈芳，载重 760吨。但出国许可、海关检查、中国船员的解雇、越南船员的雇用、饮食品的准备等等，至少也得三四天功夫，因此，为了万全起见，希望日本船于25日正午在离海防港 5浬的名叫巴库仑比的无人岛附近会合。”
    犬养健回忆说：“4 月25日上午，北光丸在海防港外的巴库仑比岛周围几次巡航，一直持续到 4点，但连冯·福林哈芳的影子也没看到。糟糕的是，随着天渐渐地黑了，海面上也起了雾，这样下去，在夜里会合是不可能的。北光丸的报务员十分焦急，不停地用暗号进行呼叫。不一会儿，海防的法国海军司令部便发出警告：要求连续发出暗码呼号的船只立即停止发报，否则将立即派出驱逐舰。如果驱逐舰来到，一切都完了。没有办法，北光丸只好在暮色里向海南岛的外海岸徐徐航行。”
　　此后三天，冯·福林哈芳号仍沓无音信。
        此时，“肩负重任”的几个日本人惊恐万状，影佐曾灰心丧气地说：“汪精卫终于遇害了吗？营救汪精卫这件事是五相会议协商并向天皇做了汇报的，实在对不起！”
    后来，谈及这难熬的三天，犬养健回忆说：“我实在不忍心听下去，走到船长室，征求他的意见。他说目前还有一线希望，因为北光丸安装的无线电发报机是莫尔斯式，属于最早的样式，因此，电波传送距离并不十分远。不过，能否与他们联系上，就看明天最后一天了。因为明天北光丸就将完全通过海南岛外海岸。如果冯·福林哈芳号正航行于内海岸的海峡的话，就会发来无线电联络信号。”
　　29日下午三时许，报务员终于接到了冯·福林哈芳号的来电：“我方安全，安全。”
    30日中午，“冯·福林哈芳号终于出现在海湾入口处。这只法国小船遇到一点儿风浪，就激烈地上下颠簸，在浪涛中挣扎着迂回前进。这种船只在中国海航行是勉强的。”
　　犬养健回忆说：“这只法国小轮船在海湾刚一停下，便派出一只橡皮船朝北光丸划来。一看橡皮船上的人，原来是陈昌祖和周隆庠。两人一上甲板便说起在无人岛走错了路的事。主要原因是鸿基港码头的设备陈旧，船中要贮存的饮用水必须一桶一桶地打来；而且，由于港湾搬运工不足，这样就比预定时间多费了 3小时。不仅如此，原说时速能开到 8浬，但实际最大时速只能开到 7浬。总算心情焦急地开近了无人岛，却又起了大雾，只好从海南岛内侧的海峡通行。”
    这时，周隆庠对影佐说道：“那只小船也没有用了。船上大部分人都晕船躺在那儿。在这个海湾上费点事，把我们小船上人都移到北光丸上吧。”
    犬养健回忆说：“就这样，汪精卫一行十六人，都上了我们的船。”犬养健说得一点不错，从此，汪精卫就算上了日本人的“贼”船了。
    在回忆中，影佐曾说：“在把汪救出来的时候，日本政府是这样理解：汪的计划不是用成立中央政府的方法来造成和平运动，而是在重庆政府外部发展以国民党为中心的和平运动，并加以扩大，转变一般舆论乃至重庆的意向，以导致与日本进行和平合作。”
    通过在船上与汪精卫的会谈，影佐发现，他的判断大错特错。
    汪精卫说：“以前和平运动的展开是根据这样的方案进行的，组织以国民党员为中心的和平团体，用言论指出重庆抗日理论错误的原因，宣传和平是拯救中国、拯救东亚的唯一方法，逐渐扩大和平阵营，而终于使重庆转变过来。可是认真考虑，单靠言论使重庆政府转变是非常困难的。于是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如推进百步，建立和平政府，除了通过以上言论进行启发重庆的工作外，更用事实证明，如果日华提携就可改善到这种程度，从而抗战已经没有意义，由此决定舆论的归趋．使重庆政府的动向转向和平，只有这样办较为适当。”
    汪精卫请求说：“因此，如果贵国政府没有异议．希望变更以前的计划，改成建立和平政府的计划。”
    对此，影佐回忆说：“汪的这个计划实在非常重要。我的任务只是把汪转移到安全地带，因此对这个计划不能表示种种意见。”
    于是影佐说：“什么时候询问了政府意见再作回答。”汪听了，继续说：“如果贵国政府同意我通过建立和平政府展开和平运动的方法，这里有种种要奉托、希望的事项。”
    汪说的事项还挺多：
    第一：“主要切望近卫声明不仅仅是日本表面的宣言，而要如实地见诸实行。如果近卫声明不能如实实行时，我就难免受人讥笑，受了日本的欺骗。重庆不相信日本，把日本看成：嘴上说得好，肚子里实际上不一样。并且如果近卫声明如实实现时，我相信，重庆政府的抗日理论的确失掉根据，即使是重庆政府，也不得不随着舆论大势所趋，倾向和平。其次，纵然建立和平政府，也不能简单地形成全面和平，其间必然要遇到许多波澜曲折。希望日本用长远的眼光期待和平政府的发展。”
    对此，影佐表示：“日本政府决心援助汪建立政府的计划时，日本政府对汪的这两点希望当然会回答：一定会满足你的要求。因为近卫声明不单是近卫文麿公爵一个人的声明，而是帝国政府的声明，即使政府有交替，这个声明还有生命。从对中国、对世界的信义上来说，日本也要保卫近卫声明，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影佐接着又说：“至于建立政府不能立刻全面和平，凡是对大局有了解的人都会有深刻的认识。”这句话有点莫测高深，不知道影佐想表达什么意思，想说明什么。
    汪精卫说的第二点是：“建立政府，则必然要具备兵力。但务必希望避免用这种兵力和重庆的兵力战斗，即引起所谓内战，造成同一民族之间流血的惨剧。”
    第三：“希望日本人能够好好理解，对中国人来说，无论主张和平，或是主张抗日，都是爱国精神的表现。不论拥有哪一种信念，都是爱国家，希望民族繁荣的。而和平、抗日两种理论分歧的根源，在于对日华关系的根本认识以及对日化对华政策的认识有所不同。希望能够认识，日本光用武力不能从心底里改变抗日论者的认识。只有靠日本对华措施，用事实才能改变他们的认识，这是达到目的的最好策略。”
    第四：“希望日本对中国如实地实现近卫声明，并且希望日本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和平政府，关于这两点，想直截了当地与日本政府身居要职的人见面交换意见。关于这方面，有两种议论，一种认为可行，一种认为时机尚早。主要在香港的我们的同志中间认为时机尚早的人不在少数。因为据英国方面的情报，对日本政府的态度表示悲观。可是上海方面的同志们的意见还不清楚，因此到上海后也参酌这些同志的意见，决定是否到东京去。决定后，再打算商量。”
    最后，汪表示：“曾经反复说明，我从事这个运动的目的，除了导致和平而外，别无其他。只要到达和平，政权归谁掌握，此事不欲顾问。我从事和平运动的目的在于使重庆政府倾向和平，停止抗战。从而，将来重庆政府和我的运动会合时，运动的目的已经达到，我就断然下野，毫不踌躇。这一点要明确说明，希望表明我的心迹。”
    汪进一步说：“在当前战争状态的形势下，抗日论一般容易听得进去。反之，和平论和卖国论很难分清，难以使一般人倾听。只有依靠日本妥当公正的政策、依靠事实的证明才能放出光彩。因此在展开和平运动的过程中，会遭遇到非常的酷评，会当做卖国奴、汉奸来批判。然而我甘心接受，毁誉褒贬置之度外，决心向着我所信的和平一心一意地迈进。”
    听了汪精卫的话，影佐已经完全明瞭他的意思：“汪的意图是建立和平政府，在中日之间制造和平提携的活的模范，用事实对重庆政府和一般民众证明，和平论决不是没有根据的；由此引导重庆政府倾向和平论，和它合作，造成与日本全面的和平提携。这就是汪的运动的指导原理。”
        在回忆录中，影佐说：“听了汪表明心迹的话，我非常感动：如果汪的行动不是出于爱中国、爱东亚的赤诚，究竟是为什么? 他的崇高的精神、高洁的人格，可以泣鬼神，真是不胜敬服感佩。”
    由于“北光丸”上一下增加了汪精卫等十几个人，而且这些人又太能吃，结果食物不够了，不得不在台湾基隆停泊一晚，补充给养。5 月 2日，“北光丸”驶进基隆港，在码头上，有一个日本人正焦急地等待着他们。这个人就是西义显。
    西义显是受周佛海的委托，来向汪传达他对下一步“和平运动”走向的意见，即不顾一切，在沦陷区建立汉奸政权。殊不知，相同的看法，汪精卫已经在船上与影佐祯昭交换过意见了，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5 月 6日，北光丸抵达上海。在这里，汪精卫终于与他的“团队”重逢了，这其中，就包括高宗武。
    高回忆说：“四月二十七日，汪离开了河内。五月二日，我离开香港往上海会见汪。离港之前，杜月笙来劝我不要去。
    读过约翰·根室所著《亚洲内幕》的人都知道杜月笙是何许人。杜虽然读书不多，也不曾担任公职，但许多人尊敬他，许多人也惧怕他。他在上海极具影响力。杜拍胸口极力劝我留在香港。我跟他说老实话，‘我非去上海不可，许多我的朋友已经在途中。我们是多年的朋友，因此我也必须去。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如果他们去南京做傀儡，我不会跟他们走。我不但不会做傀儡，我将采取断然措施。’”
    因汪精卫坚持不进日本租界，但其他的住处又没有找好，因此日本人让汪暂时住在船上，影佐祯昭和犬养健将其他人送到岸上，就来到日租界的重光堂，会见他们的“中国同志”。
    犬养回忆说：“在重光堂等候我们的中国同志中，第一次与我们见面的只有周佛海一个人。他高个子，大眼睛，说话快，动作活泼，是一个典型的湖南人。周佛海和梅思平都临时住在重光堂附近。他们特意从家里取来便饭犒劳我们。”
    当晚，大家分手的时候，因住处的问题，高宗武与日本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据犬养回忆，当时影佐问高宗武：“呀，高君，你回哪去? ”
    高说：“法租界的哥哥家。”
    影佐毫不客气地说：“这不方便，暂时大家请都住在一起。”     高说：“不，我的家里哥哥负责警戒。”   
    影佐问：“那个住处早就有吗? ”
    高说：“最近——这次借的。”
    影佐坚持说：“那就不能去啦，高先生! 今晚请住在这儿，其余的事明日再谈吧。”
    高仍说：“对不起，我要回家。”
    早已对高宗武不耐的影佐终于爆发：“高君，你要破坏同志的团结吗? 留在这里的周佛海也好，梅思平也好，也都与你一样，有着作为一名中国人应有的骄傲。不愿意在日本租界住宿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大家都以汪先生为中心来考虑问题，是能忍耐的。你一个人洁身自好，这有什么价值呢? ”
    这时周佛海连忙出来打圆场：“好，好，高君，你回法租界去吧。”
    犬养和周佛海把高送到门口，高大发牢骚：“影佐究竟有什么权利破口大骂我这个中国人? 我不也是豁出性命为和平运动奔波吗? 没有理由让我一定要接受影佐的命令。”
    犬养回忆说：“周用说得更快的湖南话劝解高宗武，把高宗武送出大门日。高遂上车而去。今天的事，作为影佐来讲，是少见的感情暴露。不知怎的，我不由感到有一些阴郁的、不祥的征兆。”
    此事，高宗武在回忆中也曾提及：“我的伙伴周佛海和梅思平已经抵达上海，住在日租界的虹口，住宅四周把守着中国装束的日本宪兵。接船的日本人企图劝阻我前往法租界我的房子，说：‘你在那边会被暗杀。’我问道：‘你以为解决中日问题的人需要日本宪兵保护吗? ’我也拒绝日本便衣跟随‘保护’，虽然周和梅已经被这些人亦步亦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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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节

    “亦步亦趋”的还有汪精卫，5 月 9日，汪精卫上岸，住进了愚园路一一三六弄。汪精卫履行了自己的若言，他真的没有进日本租界。——不过，这地方比日本租界也强不到哪儿去！
    金雄白说：“有着两个租界的上海，本来已经是一个畸形的世界，而沪西愚园路、大西路，以至极司斐尔路一带，尤其是畸形世界中的畸形地区。在静安寺路以西，统称为越界筑路，道路的警权，属于公共租界，而路侧的房屋，则属于华界。汪精卫、周佛海等由僻远而且是日本军事地区的虹口搬到愚园路，目的就是得到畸形上的一切便利。他们形式上脱离了日人的控制，用自己的警卫力量来保护自己；向正金银行提取被冻结的关余，作为活动经费，分配职务，展开筹备工作。”
    金雄白说：“一一三六弄是一条长长的里弄，只有一个面向愚园路的出口，很幽静，也很隐僻，弄内另有十余宅独立的小花园洋房，事前，把原有的居户全部迁走了。就由周佛海、褚民谊、梅恩平、陈春圃、罗君强等一批人分宅而居，有百来名武装警卫，严密地日夜保护着，没有所发的临时证件，或者预先通知的特定宾客，完全无法进入弄内。”
    为“一一三六弄”提供保卫的，就是“七十六号”。早在日本军方同意资助丁默邨、李士群二人的特务机关时，就曾经向晴气庆胤提出了四条工作原则，其中之一即“与汪兆铭的和平运动合流”。应该说，这是一个极有“见地”的做法——丁、李二人与汪的“合流”，客观上，淡化了“七十六号”的日方色彩；同时，汪集团都是文人，赤手空拳来到上海，“七十六号”与他们“兵合一处”，适足以济其恶。
    正如今井武夫所说：“当时在上海，重庆方面制造的各种阴谋和恐怖，到处横行，极为危险，但是日本军的治安警察力量达不到英、法租界，完全无法取缔，苦于应付。从而没有一兵一卒的武力和任何警察力量的汪兆铭一派，当然有讲求一些防卫手段的必要．但是日本军赤裸裸地直接庇护他，不仅违反汪的信条，也会过于明显地有被视为傀儡之虞。在没有找到其他适当手段的时候，汪对丁、李参加运动的申请就不加考虑地同意下来。以后丁、李两人不惜犬马之劳保卫汪派，可以说成为‘新选组’的队长等级的人，这才算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同时随着暴力的引进，成为以后政府内部发生各种弊害的原因。”
    谈及此事，犬养健曾多少有些不甘心地说：“汪兆铭由我们诱出重庆，而被影佐接受，但真正抓住了他的是晴气。”
        今井武夫说：“在这之前，丁默邨和李士群因逃避战祸脱离重庆政府，潜居在上海。他们得到土肥原机关的支持，从四月起在上海开展特务工作。五月汪兆铭从河内到来，立即同汪取得联系，此后就在周佛海和土肥原机关的晴气庆胤、冢本诚两少佐直接指导下推进汪的和平运动，以反共和平救国为口号，主要在上海附近开始了活跃的工作，保卫汪派要人身边的安全。”
    1939年 6月 4日，汪精卫飞抵日本东京，探询日方对他建立“政府”的态度。今井武夫说：
    “这年一月初，日本政府因近卫内阁总辞职更迭为平沼骐一郎内阁，因此，汪从六月十日起就开始同平沼首相、陆军、海军、外务、大藏各大臣以及近卫前首相进行会谈。平沼首相开诚布公地说，日华合作应以道义为基础予以实现。汪表示他将号召国民党及其他各党派和无党派同志，设想在南京成立和平方针的国民政府，对此，首相保证日本政府将坚决予以支持。”
    今井回忆说：“在日本政府同汪兆铭进行这次会谈之前，陆军已从六月二日起把在华各军的参谋将校召集到东京开会，经过种种研究议论之后，决定答应汪之共同合作的要求。”
    6 月 8日，国民政府宣布通缉汪精卫：“汪精卫违背国策，罔顾大义，于全国一致抗战之际，潜离职守，妄主和议，并响应敌方谬论，希冀煽惑人心，阻扰大计。经中央加以惩戒，犹复不自醒悟，倒行逆施，竟于上月秘密赴沪，不惜自附于汉奸之列，与敌往还，图谋不轨。似此通敌祸国行为，显属触犯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之规定，应即由全国军政各机关一体严缉务获，依法惩办，以肃纲纪。”
    对此，金雄白说：“当是年( 民国二十八年 )六月，汪氏赴日与日首相平沼会见以后，中枢更对其明令通缉。之后，又通缉了陈璧君、周佛海、褚民谊三人。至八月间，又有梅思平、林柏生、丁默村、罗君强、金雄白等二十三人被明令通缉，处处显出双方已无妥协余地。抗战期中不幸的内部分裂，至此到了无可弭缝的状态。”
    至此，汪精卫的伪政权，已是箭在弦上。
    为了显示伪政府的“正统”，1939年 8月28日，汪精卫在上海、如同耍猴一般地召开了伪“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就设在“七十六号”。
    大会“代表”金雄白回忆说：“当我驱车到达那里的时候，公共租界携着长枪的巡捕以及印度籍的马巡，几乎立满了半条马路，形势显得十分紧张，七十六号的两扇大铁门，紧紧的关闭着，开着的只是一扇小门，让‘代表’们进去。七十六号的武装人员，密密层层地布满着通道的两侧，虎视耽耽地注视每个人的行动。一个招待员引导我到代表报到处，我发觉了以一个不是国民党员的我，而竟然具有两个地区的‘代表身份’，因为林柏生也保举了我为广东区的代表。我内心虽然感到一丝尴尬，终于签了一个名，完成了报到手续。广场上已聚集了不少‘代表’，一簇一簇地在分别谈话，每一个人的进来都会引起彼此间的惊诧。这样多与汪系素无渊源的人参加了! 这样多在今天以前还在激昂地高呼抗日的人改变了! 上海社会形形式式的份子，都成为‘和平运动’的拥护者。我感到政治可怕的魅力，我又为热中的人发出了微喟! 我无可奈何地与他们握手，彼此之间，似多少怀有些沉重的心境，心不在焉地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这时，会议“代表”们发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代表”当中有“汉奸”！ 这个人，就是“维新政府”的“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卢英。
    罗君强回忆说：“当选中委的一部分上海党棍子汪曼云、顾继武等向主席团提出意见，认为卢英是耍流氓、当侦缉出身的，作恶多端，当选中委有损党誉，请予撤销中委名义。主席团即召开会议来解决这个难题。汪精卫认为卢英在上海首先通电响应‘和平运动’，率5000党员表示拥护，现任上海警察局长，故特提名中委，以资鼓励。结果派员疏通，卢英列入候补中委。”
    事实上，早在开会之前，已经有人对与会的“维新政府”梁鸿志等人进行“杯葛”。金雄白回忆说：
    “到今天，有人一提到汉奸政权，大家明白就是指的‘汪政府’。但是汪政权中人，对‘维新政府’诸人，普遍还存在看羞与为伍的心理，以为我们是有所为而来，而你们是徒为一己之利禄，甘作日敌之鹰犬。所以，当汪氏在沪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前夕，许多国民党的老党员，声泪俱下的向周佛海提出了两个要求：一、‘维新政府’中人，不许当选为‘中央委员’；二、曾经参加过‘维新政府’的国民党党员，即不得充任为‘代表大会’的‘代表’。”
    金雄白的这段话，实际上说的是两个问题。第一，国民党与北洋的问题。
    我们知道，所谓“民国”，国号虽然一直这么叫，但实际上分为两段，从1912年民元，到1928年底，是北洋军阀时期，亦可称为“北京政府”时期；到“二次北伐”结束、蒋介石在名义上统一全国，才是真正的“民国”开始。
    因此，我们无妨以1928年为界、把“北洋”与“民国”看成两个“朝代”，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代表“维新政府”的梁鸿志等人，就成为“前朝遗老”，与那些推翻他们的“国民党的老党员”，完全是两类人，难免会有格格不入之感。
    第二，正是由于有这样一个“心结”，汪集团自视甚高，认为自己的“组府”是“还都”、是“救国救民”；而梁鸿志等人抢先成立起来的“维新政府”，则是“徒为一己之利禄，甘作日敌之鹰犬”、是“汉奸”，因此“羞与为伍”。
    对此，金雄白回忆说：“周佛海以形格势禁，谓维新政府既向在日人卵翼之下，我们今天表面上要与日人合作，如其连形式上也将维新中人摒弃于新政权之外，则今后一切，势将无从谈起。故力劝大家要隐忍，要退让，结果成为一场不愉快而无结果的争论。当时即有人凄然地说道：与变相的‘维持会’同流合污，将何以自解于国人? 岂非‘维新政府’是前汉，而我们竟成为后汉? ”
    从此，在沦陷区就留下了“前汉”与“后汉”的说法，即王克敏、梁鸿志等人是“前汉”，当汉奸在前；而汪精卫等人后当汉奸，自然是“后汉”。还有人讽刺说：“老汉奸看不起小汉奸，小汉奸看不起新汉奸”，等等。
    会上，还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罗君强回忆说：
    “大会印发的一切文件，开会时原已宣布，只许即席阅读，不许携出会场，会毕全部交还秘书处。散会时秘书处清点收回的文件，缺一全份，正在惊疑。此时，日本梅机关嘱托犬养健来找大会秘书长梅思平，说有要事商谈。梅思平下楼与犬养谈话后，回时面有忧容。据说日方发现大会组织法中，有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各派代表若干人出席大会一条，犬养提出责问：该地已建立‘满洲国’数年，与这个会还能有什么关系，何能派代表来参加这个会呢？有人说，大会印刷文件，一部份是照以前老样抄的，而且我们现在还没有正式承认‘满洲国’，只能如此写法，事实上并无东三省代表到会。我说，这样答复不会解决问题，不如说组织法中有此一条，确系秘书处承办人员一时疏忽，未作全面考虑，但事实上并无代表到会，特致歉意，请予谅解。梅思平照我的话再去敷衍一番，才算了事。事后发现这份文件是由李士群交给日方晴气庆胤中佐的，李亦直认不讳。”
        会后，汪精卫就准备“组府”了，罗君强说：“大会修改了党章，废除总裁副总裁制度，改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一人，推荐汪精卫为主席，负责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国民政府准备还都南京。”
    汪精卫在上海紧忙乎的同时，日方探索“和平”的另一条路线也已经走到了紧要时刻，这就是“桐工作”。
    话说，在中日战争的初期、甚至到中期，都曾经有很多人在真真假假地致力于“和平”，这当中，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有代表官方的，也有“民间”人士，其中还不乏大人物。比如，中国方面，有“孔祥熙路线”、“姜豪路线”、“钱永铭路线”；汉奸当中，有“王克敏路线”；日本人中，有“萱野长知路线”；“民间”人士，当然包括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吴佩孚路线”，等等。
    区别于最后唯一走通了的“汪精卫路线”，上述所谓“和平路线”，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不管是日本人在操作，还是以中国人为主，基本上，都是日本人采取主动，其目标，是在保持日方既得利益的情况下、即保持日方对中国进行奴役的主动权的前提下，达成“停战”。这是因为，在中日之间开战之后的一段时间，日本人已经认识到，在短时间内屈服中国比较困难，同时在日本的高层，一直对是否扩大战争存在两种看法，如果能够在这样的前提下就此“罢手”，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很好。
    在中国方面，除去“民间”人士，所有的官方人员，凡曾参与到这种种“和平路线”当中的，基本上都是出于“谋略”的需要，要么是刺探情报，比如“孔祥熙路线”；要么是为了延缓日方的某些政治或军事企图而进行的缓兵之计；还有的纯粹是在演戏。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除了主动投怀送抱的汪精卫一伙，上述所有的“和平路线”没有一条能够走通，因为双方的目的本就不一样。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许多“和平路线”已经接近于特工范畴，比如“姜豪路线”、比如“萱野长知路线”，因此并不为我们所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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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篇非万千人先生所写，供读者参考用的。
    百度里，关于姜豪，至少有二点没有写：
    1、 抗战时期，姜豪以“中日和谈”为名，与日本占领当局周旋，借机进行地下工作，这段历史请读者看万千人怎样写。
    2、 百度写到“解放”，其后姜豪的经历，则没有写。俺也不清楚万千人会不会写到。

百度百科

姜豪

　　姜豪，（1908—2008），字季超，1908年出生于上海宝山县。其父乃清末的拔贡，曾在名流宋耀如先生家当过数年家庭教师，宋氏三姐妹及宋子文的国文底子不错，都与姜父的辛勤培育分不开。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姜豪考入南洋大学( 现交通大学 )附中，一直读到大学毕业。“五卅惨案”后，姜豪遂投身国民革命。1927年，国民党交大区分部改组，吸收了一批新党员，姜豪是其中之一。次年汪精卫反蒋成立改组派，陈公博在上海创办《革命评论》，姜豪与许多学生一起参加了改组派，并负责交大区分部工作，全力从事反蒋活动。
    1931年秋，姜豪因反蒋被捕。“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内部“共赴国难”，蒋汪合作，再加上姜父曾是宋美龄家庭教师这层关系，姜豪才恢复自由。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重新挑起了内战。姜豪从不满政府的逆水行舟，到逐步投入爱国民主运动。
    1948年 5月22日，上海学生一万五千人在交大集会，发起一个十万万人反美扶日签名运动，继而波及全国。6 月 4日，司徒雷登发表声明，恐吓人民抗议运动。6 月26日，交大学生会自治会举行反美扶日运动公断会，出席学生一千五百人，陈叔通、马寅初、史良、许广平等民主人士发言支持学生。大批特务、警察如临大敌，双方一触即发。姜豪叮嘱方秋苇( 《亚洲世纪》杂志社总编辑 )：“你在会上支持学生，我在外面听候消息，观察特务、警察动向，如有事故发生，我组织社会声援。”结果，敌人慑于声势，眼睁睁看着示威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开往美国领事馆。姜豪在投身爱国民主运动的基础上，进一步靠拢中共地下组织。1948年12月底的一个晚上，在姜豪家里，由方秋苇介绍他同中共中央华东局城工部地下党员高汉、其妻子交通员徐立取得了联系。
    国民党政府因挑起内战，不得人心，许多新闻报刊都以各种方式予以披露和批评。而南京的《新民报》，犹如插在反动派心脏上的尖刀。1948年 7月 8日，国民政府内政部命令该报永久停刊，称其“屡次刊载为匪宣传，诋毁政府，散布谣言，鼓惑民心，动摇士气”。这一消息传到各地，群情激愤，不少新闻单位、进步人士向《新民报》声援。姜豪与上海新闻、法律、文化界人士毛建吾、胡道静、曹聚仁等24人联合发出抗议书，题为《反对政府违宪摧毁新闻自由，并为南京新民报被停刊抗议》，发表于 7月13日上海《大公报》上。
    姜豪一次次与政府唱反调，逐渐引起警察局长毛森的注意，姜豪便住到了金神父路( 今瑞金二路 )的亲戚家里，从此东躲西藏，不再回家，直到上海解放。
    蒋介石逃离上海前，企图留给共产党一座废城。1949年 4月25日，毛人凤窜到上海，召集特务头目开会，布置抢运黄金、白银、物资，破坏工厂、公用事业设施……
    早在年初，高汉就向姜豪等传达了中共中央指示，解放上海不需要采取武装起义，而要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破坏，配合解放军维持社会秩序，迅速恢复生产，接管城市。5 月初，徐立赶往金神父路，传达了地下党的指示：“姜先生，请你组织安全委员会的同志，配合工人护厂队、纠察队，全面展开反破坏、反屠杀、反迁移的护厂、护校、护业活动。”
    于是，姜豪利用在大观俱乐部举行的工商界聚会，向资本家宣传共产党的城市政策，又日以继夜，奔走于各大公用事业单位，先后策反了电力公司总经理汪经榕、电讯局长郁秉坚、闸北水电公司总经理王兼士和副经理陈梦渔等人；组织了上海市客房总联合会，发动全市里弄修建铁门木栅，以防止国民党军队败退时，败兵流氓抢劫居民，为解决上海之役中维持上海城市的正常运转作出了贡献。  25日，解放军“济南第一团”攻克国际饭店、外滩公园、邮政大楼，将敌人逼至苏州河以北。在血战南京路的同时，姜豪、张中原先后与国际饭店内的警察总队部、老闸分局、江宁分局、新成分局通电话，劝他们插了白旗。这天凌晨，永安公司职工冒着国民党军队的枪弹，在公司楼顶的绮云阁上，升起了南京路上第一面红旗。姜豪他们通宵达旦，在永安公司十楼，向全市广播苏州河以南市区已经解放，宣告安全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并公布办公地址及电话号码，呼吁市民安心工作，热诚欢迎解放军，共同协助维持地方治安。至夜晚，老闸区内国民党残部已肃清，姜豪等立即配合地下党，发动南京路各大公司、商店开门营业，迅速恢复了秩序。
    姜豪忙了两天一夜，不觉一阵睡意袭来。突然，地处苏州河以北的民政局主任秘书、他多年的密友王微君( 主管户口工作 )给姜豪打来一个电话，急促地说：“季超兄，我从广播里知道安全委员会成立了，也听到了你的名字，非常高兴。可是民政局长陶一珊临逃时关照我，在紧急时把全市户口总册及重要档案烧毁，搭乘最后一批轮船去台湾。你看我该怎么办? ”姜豪心中一紧，这是陶一珊的杀手锏，如果上海的户口总册和重要档案被毁掉，那么共产党将面临永远失去旧上海人口布局、人数；上海城市建设的历史情况，诸如埋在地下的管道、电线；建筑设计图、施工方案等等，最严重的是给许多潜伏特务创造了条件，后果不堪设想。
    姜豪睡意顿消，马上对王微君说：“你无论如何要保存好全部户口册和档案，负责办好移交，这样，你一定会受到解放军的优待。听着，解放全上海就在眼前哪! ”“好……好，我照办! ”王微君犹豫了一会，总算答应下来。就这样，旧上海的户口总册和重要档案得到了保全。


曾为解放上海立功，姜豪因潘扬案坐21年冤狱（摘）

新民晚报

　　在上海黄浦江畔的一幢高楼里，住着一位高龄98岁的传奇人物。此人曾是国民党高级官员，1954年因受到潘汉年、扬帆案子牵连被关进监狱，直到1975年才作为最后一批国民党军政人员获特赦，现在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这位老人就是曾被国民党称为“三大叛徒”之一，为新中国保全了旧上海户口总册和重要档案的姜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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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s1937

姜豪路线（1）

    在这些活动当中，有些就是由中统或军统直接操办的，而且有的还很精彩，所以，在谈及“桐工作”之前，我们先举两个例子，说说“和平工作”中的谋略战。
    在这里，我们又要说到一个大历史中的小人物，他就是姜豪。
    姜豪也是国民党中的工运专家，不过，区别于朱学范和陆京士，姜豪是学生出身，而且是正经八百的大学生，会外语的那种。
    既是学生出身，必有独到之处，用姜豪自己的话说：“在旧中国政治舞台上，我确实扮演过不少脚色行当，从汪系‘改组派’工运会主任，到蒋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书记，从CC系中央组织部设计委员，到国民党中统凋查局专员，从清帮的通字辈角色，到洪门的‘坐堂大哥’，可谓无所不为。”
    姜豪，生于1908年，江苏宝山县罗店镇人。
    罗店是宝山最大的一个镇子，曾是县里的首富之区，人称“金罗店”。镇子既富，就设有慈善机构，当时叫“善堂”，姜豪的祖父因热心公益，就被推出来当主持。
  
    按：在此后的“八一三”淞沪抗战中，罗店争夺战异常惨烈，人称“血肉磨坊”，把一个富庶之地打了个稀巴烂。沈醉在此期间就担任罗店浏河随军调查组组长，他在1937年 9月18日的日记中说：“所居之处无不为敌炮之降落或弹着点，故夜间皆不得安眠，大有一夕数惊之叹，所幸每次均得以身免。”
   
    在主持“善堂”中，姜豪的祖父与当地士绅和读书人多有往来，其中有一位就是“名士”施琴南，于是他就让自己的儿子姜文蔚随施琴南读书。所以，姜家出读书人，是从姜豪的父亲这一辈才开始的。
    施琴南的弟子当然错不了，姜文蔚不仅考中了秀才，还被选上“拔贡”，如果朝考合格，就可以吃“皇粮”了。可惜正在此时，科举考试取消，姜文蔚回到乡下，以行医为生。此后，经人介绍，他来到上海，为一位宋牧师的子女当“西席”。
    这位宋牧师，就是宋耀如。
    大家知道，宋耀如的三女三子，霭龄、庆龄、美龄、子文、子良、子安，个个都是留洋的，但宋耀如比较传统，因此，在孩子们出国前，要专门请老师为他们灌输中国的传统文化。
    姜文蔚来到宋家时，几个大的孩子已经出国，因此他的“受业弟子”只有宋子良和宋子安。
    此时，姜豪来到上海，就读于他哥哥所创办的文蔚中学，同时也结识了宋家的两位小公子。他说：“给我父亲留下最深印象的宋氏成员，自然是那子良和子安两个受业弟子。当时宋家已很富裕，有私人汽车，生活阔绰，所以这两位的打扮举止在我父亲这种老夫子的眼里看来，就成了‘花花公子’。其实也就是洋派一点罢了，作风上绝无不检点处，对老师也很尊敬。”
    姜豪回忆说，很多年以后，他在上海遇到宋子良，宋还曾提及当年，称姜文蔚为“老先生”，并与姜豪以师兄弟相称。
    高小毕业以后，姜豪考入江苏省立商业专门学校，一年后转入南洋大学附中，并于毕业后直升大学。在此期间，姜豪参加了“五卅”大游行，从此开始参与政治活动。
    1927年 3月，北伐军攻克上海，北伐军交通处处长李范一接管了南洋大学。此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南洋大学被划归交通部，当时的交通部长是何应钦的大舅子王伯群。1928年 9月，王将南洋大学（已改称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北平铁路管理学校、北平邮电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四个学校合并为交通大学，以上海校区为总校，并自兼总校的校长。
    王伯群是个纯粹的官僚，并不懂教育，心思也没在这上头，学生们对他十分反感。当时姜豪是学生会成员，曾经因伙食等问题去找“呈递意见书”，结果“他没给好脸子看，所提建议一概不予接受”。
    王伯群不知道，眼前这个“毛孩子”可不是好惹的。
    早在1927年 9月，19岁的姜豪已经秘密加入了国民党，并成为交大区分部“常委”，此时正值国民党分裂，陈公博等人建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创办了《革命评论》，痛骂国民政府是“生殖器政府”，这些言论，颇能使年轻人产生共鸣，于是，年纪轻轻的姜豪就成了“改组派”的一员。
    姜豪回忆说：“于是我们把对于王伯群的不满与配合改组派反蒋的任务合而为一，煽动学潮，竭尽攻击，说他是靠妹婿的裙带关系当官掌校( 裙带关系正切合生殖器政府的隐义 )，更以反对官僚治校相号召。这一来从政治上讲，正中要害；以王伯群出任校长以来的实际表现观，亦无虚构夸张之辞，因此受到广大学生响应，很快酿成风潮。这样，王伯群的校长板凳只坐了了五个月，便被迫辞职了。

        按：下台以后，王伯群又兼任了上海大夏大学校长，借着为交通部新建办公楼和大夏中学建教学楼的机会，王在愚园路一一三六弄三十一号建立了一所豪宅，作为自己与大夏大学“校花”保志宁的“香巢”，被上海人痛骂。前文所说，1939年 5月，汪精卫来到上海，住进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就是王伯群的这所宅子。

    1928年 5月，“济南惨案”发生，全国各地反日情绪高涨，纷纷成立“反日会”，掀起抵抗日货的风潮，姜豪成为上海反日会的“调查科”科长，任务是深入到工人当中去，调查有哪些资本家和商人在销售日货。
        从此，姜豪的政治活动从校内走到了校外，从学运转为工运，并于1929年 4月担任“改组派”的“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就此离开学校，成为一个政治人物，此时的姜豪才21岁。
    1932年，宁粤合流，汪精卫当上了行政院长，“改组派”的大小角色也都在政府或国民党的党务系统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有的位置还相当不错，像顾孟余的铁道部长、陈公博的实业部长，都是肥缺。另外，谷正纲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也是很关键的位置。
    陈公博同时还兼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还在上海时，陈公博就认识了姜豪，在“扩大会议”期间，陈还曾派姜豪担任他与石友三之间的信使，对他印象很深，于是令姜在“民运会”工人科当了一个干事。
    当年秋天，陈公博把姜豪派回上海，担任“民运会”驻沪代表。姜豪说：“我回上海后面临的第一场国民党内部厮搏，就是 C.C系利用工潮逼迫陈铭枢垮台。”
    宁粤合流以后，陈铭枢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长，姜豪回忆说：“旧中国的交通部，统管邮电系统，于是 C.C系的陆京士便秉承陈果夫、陈立夫的示意，首先发动上海邮务工人罢工、然后扩大影响到全国邮务工人，意图搞垮陈铭枢。”
    陈铭枢并不是“改组派”的人物，但他也是广东人，与陈公博同属“粤系”，同时，陈公博主管的“民运会”和实业部两个机构，都与工人罢工息息相关，于是，二陈联袂来到上海处理此事。
    一到上海，陈公博便找到姜豪，令他设法平息罢工，于是，姜豪找到了他原来认识的一些“工人领袖”，到工人中去“串联”，要求他们不要支持邮务工人的罢工，并以工人名义发表通告，要求邮务工人复工，这样一来，陆京士的邮务工会就被孤立起来，成了少数派。同时，交通部与邮务工人谈判，给他们涨了点工资，一场罢工就此收场。

    按：另外有一种说法，说这场罢工是王亚樵帮着陈铭枢平的，说王找到陆京士，“啪”地一拍桌子，说：“你不知道陈铭枢是我的朋友吗，为什么要跟他捣蛋！说，你想死还是想活？”陆京士被吓住了，马上结束了罢工。不过这个说法，笔者觉得更像“演义”。

    经此挫折，陆京士深感在上海人微言轻，从此投入杜月笙门下。姜豪说：“通过这一次事情，C.C 系加紧抓起上海的黄色工会工作，陆京士一批人都投拜杜门，由是由 C.C系和杜月笙的联合势力，以陆京士等为中坚，搞起了上海黄色工会的统一组织。”
    姜豪说：“帮会势力在上海的广泛存在，使国民党各派系利用帮会势力在操纵工潮工运成为一种政治需要，陆京士等人早操纵邮务工潮由兴而衰后，益加认识到这一点，便正式拜杜月笙为‘先生’，成为当时的一件新闻。
    出于同样的原因，姜豪早就加入了帮会组织，不过他先加入的是洪门。姜豪说：“其实要论这种‘党’与‘帮’的结合，我的起步比陆京士更早。即以平复邮务工潮这件事来讲，我所以能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职工委系统之外，运用个人的影响迅速挫败 C.C系的阴谋，主要也是靠帮会方面的关系。”
    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姜豪就入了“湖南帮”的“楚荆山”。姜豪说：“这个组织中的一些老人，都参加过辛亥革命，其他一般成员也大都有正当职业，并无依靠帮会谋生的流氓。”
    当时，“楚荆山”的一位老军人李午云对姜豪说：“你搞工人运动，需要加入帮会，楚荆山的成员都是正派的，我介绍你加入组织。”这时，正好“楚荆山”山主李华堂到上海，也很赞成，姜豪就这样加入了洪门。
    在当时，加入帮会，有一整套很繁琐的程序，李华堂说：“大学生，就从简了吧。”于是就在李午云家摆了个“小香堂”，姜豪对着“关帝”鞠了三个躬，就算“入门”了，而且一下就是“内八堂”的“新服”。

        按：洪门的组织因效法刘关张，故彼此间一律以“哥弟”相称，哥弟间分成十排，最高一级叫第一排，这也是一个洪门组织的核心领导体系，即所谓“内八堂执事”，职衔有山主、副山主、乡长、盟正、坐堂、新服等等，他们都是要承担具体“管理”事务的。从第二排到第十排，则是“外八堂”。
       
    与清帮论辈分不同，洪门中人，彼此都以“兄弟”相称，第二排的见到第一排的，不论彼此谁大谁小，一律叫“大哥”，第三排的见到第二排的，也是如此，一律叫“二哥”，以此类推。
    初入“洪门”的姜豪，一下就入了第一排，第二排以后的“同门”，见了他都叫“大哥”。姜豪回忆说，他的太太印维纳见了这种情景，颇感不可思议，觉得他“堕入黑道”，学坏了。姜豪解释说，“连国父也当过大哥嘞。”
    此后，姜豪认识了另一个洪门组织“民兴社”的山主汪禹丞，汪很看重姜豪这个大学生，于是便请他加入，帮他整理“整顿洪门”，于是姜豪便转到了民兴社。
    1935年，汪禹丞将民兴社改为“五行山”，姜豪列在“坐堂”，仅次于山主汪禹丞，成为总管“山寨”事务的“左相大爷”。这时，27岁的姜豪，已俨然成为上海滩上的一位“人物”了。
    姜比汪小40多岁，觉得跟他称兄道弟实在太不像话，因汪禹丞同时也是清帮“大”字辈弟子，于是汪提出介绍姜豪加入清帮，这样，他就名正言顺地比姜豪高出一个辈分，彼此两便。就这样，姜豪又成了清帮“通”字辈弟子，与杜月笙的“老头子”陈世昌同辈。

    按，清帮的“前24代”按“清净道德，文成佛法，仁伦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理，大通悟（无）觉（学）”排行，到上世纪30年代，最高的辈分就是“大”字辈了。除了汪禹丞以外，比较出名的还有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人称“天王老子”的张树生、张啸林的“老头子”樊瑾成、老同盟会会员徐朗西、还有陈世昌的“老头子”张仁奎。

    汪禹丞与张仁奎是好友，曾带姜豪拜见过张，此后张去世，他的门徒“灵前孝祖”，为他代收了十个“门徒”，其中就有姜豪。
姜豪说：“陈世昌是张仁奎的徒弟，以后我‘过方’给张当徒弟，他就成了我师兄。这样，无论从辈分排列上讲，还是从师承关系上讲，杜都该尊我为前辈。但实际上他的气焰远比许多大字辈和通字辈还嚣张，我当然更不敢在他的面前摆谱。”
    事实上，姜豪也无须在杜面前“摆谱”了，因为他已经搭上了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的关系。
    汪禹丞与吴铁城是好朋友，还在1912年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的时候，汪就以吴的引荐，为孙担任警卫工作。因此，姜豪一回上海，汪即带他拜见了吴铁城，从此姜豪又成了吴的“小友”。姜豪说：
    “看见‘吴铁老’把我当做座上朋友，市党政机关的其他牛头马面也对我另眼相看了。有时中央民运会驻沪办事处与地方上打交道不顺手，便让我出面。稍久，我这个本来只是工人科驻沪代表的小角色，竟成了整个民运会的驻沪‘代表’。不但办实事，也撑虚劲——就是俨然以中央机关代表的身份出席各种公众集会，用现在的媒界行话来讲，就是频频‘出镜’。”
    1933年，国民党上海市执监委员换届选举，谷正纲派人给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委常委吴开先带话，请他确保汪派的林柏生当选执委。
    吴开先是 C.C系大将，号称上海的“党皇帝”，岂能容谷正纲这个小字辈在他面前指手划脚。选举结果一出来，林柏生连个“候补”都没有选上，反倒是姜豪被“选”为上海市党部监察委员。
    姜豪就此走上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
    对此，姜豪也感到很不安，马上赶到南京“解释”，谷正纲大骂吴开先“不讲信用”，同时，话里话外的意思，怀疑姜豪与吴开先暗地串通，“吃里爬外”。姜豪百口莫辩，只好表示自己不干这个监察委员，要出国读书。
    到上海市党部“就职”典礼前夕，谷正纲给姜豪打电报，令他“暂勿就职”，结果姜的太太印维纳在翻译电报的时候，恰好漏掉了最关键的一个“勿”字，姜豪看电报让他“暂就职”，自然照办。把谷正纲气得七窍生烟，从此“改组派”与姜豪的关系就疏远了。
    1937年 8月12日，时任上海市新生活促进会书记的姜豪在庐山参加了暑期训练团之后回到上海，次日，“八一三”抗战就打响了。姜豪加入“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并担任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参加了为期三个月的淞沪抗战。

    按：“新生活促进会”总会长是蒋介石，另在各省和特别市设分会，会长由省主席或特别市市长兼任，另设书记负责具体工作，一般由民政厅长或社会局长兼任，因此，“上海市新生活促进会书记”虽然是个冷板凳，却是个比照“简任”级的官员，在民国，已经属于比较高级的“文官”了。

    姜豪说：“任命通过后，潘公展和吴开先都对我暗示是他的推荐，我也搞不清真相，抑或也有吴铁城的作用，总之是神仙打架，拿我这个局外人做了妥协的砝码。”  
    姜豪回忆说：“抗日部队撤离上海后，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被巡捕房迫令解散，巡捕房四马路总行还要我去谈话，我请了徐勇义律师代表我去了，捕行里外国头子要徐律师转告我，以后在租界里不准再做抗日活动。”
    于是，姜豪以“牧羊会”名义发表了一份“告上海市民书”，内容是“劝告上海市民要效法苏武牧羊留须不屈的精神，今后在艰苦的环境内，保持民族气节，继续为抗日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姜豪本人，则奉命留在上海工作。
    在1933年选出来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原本有执行委员 9名，监察委员 5名，党部负责人，名义上先是吴醒亚、后是陶百川，但实际的重心，全在监察委员吴开先。上海沦陷后，执监委员大多离开上海，1938年初，国民党中央改组上海市党部，缩小机构，以蔡洪田、吴修、汪曼云、姜豪和张小通五人为执行委员，并指定蔡洪田为书记长．组成地下市党部。
    地下市党部的主要工作，可想而知，是以搜集敌伪情报为主，姜豪回忆说：
    “由于我在抗战前10年中．曾先后从事学运、工运、‘新运’，又活跃于青、红二门，所以搜集敌伪情报的关系比较多。l938年3 月间，日寇把南京、上海及华中等地的伪组织合组成‘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我通过同族姜梦麟的关系．联系了在伪维新政府任职的朱泰耀和杨鹏搏两人，他们供给我敌伪情报。”

    按：姜梦麟也是上海市党部工作人员，属于上海的另一个“党头”、吴开先的对立面吴绍澍一派。

    这时，朱泰耀和杨鹏搏为姜豪提供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姜豪说：“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在进行武力征服中国的同时．又对华施展了一系列的诱降活动，企图诱迫国民党政府改变抗日政策。一个名叫小野寺信的日本特务，就肩负着这种使命，悄然出现在上海。”
    小野寺信，是日军当中的又一位谋略专家，区别于土肥原贤二、今井武夫等“中国通”，小野寺是一个“苏联通”，因此他在中国不大出名。
    小野寺信，1897年生，1919年毕业于“陆士”第31期，1928年12月毕业于陆军大学第40期。
    1935年以后，小野寺信历任日派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公使馆武官，从事谍报工作。1938年 6月，小野寺信回国，任职于参谋本部日本课。
    1938年10月，小野寺信被派到中国，任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小野寺机关负责人。姜豪说：“俄国课派他到中国来的原因，是由于俄国课的人员认为中日战争拖得太长，日本兵力消耗太大，会直接受到苏联的威胁，连‘满洲国’也难保，所以主张同中国谈‘和’，早日结束中日战争。”
    大家应该还记得，1938年10月，正是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等人的“汪兆铭工作”进行到“掯节儿”上得时候，因此，影佐对小野寺信“横插一杠子”的这种做法很不满意，姜豪说：
    “影佐认为小野寺的活动会妨碍他正在扶植汪伪傀儡政权的勾当，所以竭力反对。但小野寺也有他特殊的背景，他父亲同当时日本首相近卫文麿都是元老派，所以他同近卫关系很密切。l938年l2月，日本大本营陆军省又授予小野寺委任状：‘特授权小野寺参谋与国民政府要员就再建东亚问题进行协商’，这表明了小野寺从事同重庆当局直接和谈工作的合法化。”
    就这样，小野寺的特务机关就建立起来了，其骨干，叫吉田东佑，姜豪说：“吉田原是经济学教授，同情共产党，后来叛投日本军部，被派到上海来做间谍工作。小野寺到上海后，即按照上级指示，同吉田取得联系并将其罗致到办事处内。吉田东佑的‘对华上层关系’的牵线人，就是他的翻译杨鹏搏。杨是日本留学生．原先思想左倾，因此与当时同情日共的吉田相识。八一三沪战爆发后，吉田随军来沪，杨便当上他的翻译。及南京伪维新政府成立时，杨又混上一个伪教育部督学。和他同为伪督学的朱泰耀，则与我同族姜梦麟熟悉。我通过姜梦麟居间介绍．先后将朱泰耀、杨鹏搏发展为刺探日伪情报的关系。他们为了表示效忠国家，也愿意提供情报。”
    小野寺来到上海，吉田东佑又将杨鹏搏推荐给他做翻译，从此，日方的消息就“源源不断”到了姜豪手中。他回忆说：
    “朱、杨有关小野寺到沪的最初情报，仅说日本军部有些人准备与重庆谈判。到当年l2月间汪精卫出逃河内，公开发表艳电后，情报又有了新内容，道是他们认为汪精卫已没有作用，而小野寺希望赶在影佐策划汪伪南京政权一事成功之前，尽快打通重庆路线。为此，朱泰耀建议由我作为重庆方面的代表，直接与小野寺接触一下，试探对方是否真有和谈诚意。”
    就在不久前的1938年10月23日，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在重庆开幕，刚刚通过了陈嘉庚提出的“敌人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提案，因此，“作为重庆方面的代表，直接与小野寺接触”这样大的事，姜豪当然不敢做主，于是即打电报给刚刚接替了陈立夫、几乎成为国民党“三把手”的朱家骅，请示行知。
    所谓 C.C系，陈果夫、陈立夫兄弟虽然都不承认有这样一个派系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从1926年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之后，国民党的党务工作就一直控制在陈氏兄弟手中。
    但是，抗战开始以后，这种格局突然发生了变化，从斜刺里杀出了朱家骅。
    朱家骅，1893年生，浙江吴兴人。
    我们知道，在民国的“学者从政”风潮中，朱家骅是领风气之先的人物。1927年10月，朱家骅接替马叙伦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代行省主席职务。浙江警官学校就是他在此期间创办的。
此后，朱家骅先后任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校长，1931年底，朱家骅接替蒋介石任教育部长，此后不久卸任，接替陈铭枢转任交通部长，当年11月又兼教育部长。1935年，朱家骅接替黄绍竑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抗战开始以后，1938年 4月 8日，即“临全大会”之后的一个星期，在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上，朱家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并兼任刚刚成立的“中统”局局长，此后朱又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一时权倾朝野，几乎成为蒋介石、汪精卫之后的国民党“三把手”。
    所以，如果说朱家骅是民国史上学历最高（德国柏林大学地学博士）、最有学问（24岁就当了北大教授）、职务也最高（部长是特任官）的特务，并不为过。
    与此同时，陈立夫从党的职务上卸任，转任教育部长，且一干就干到抗战胜利前夕的1944年，所以，陈立夫虽然是“中统”的创始人，却一天中统局长也没当过。
        不过，陈立夫对此并不为意，相反，他最得意的，就是这六年多的教育部长生涯。在晚年，陈立夫曾说：“我献身党国数十年，于党政工作，多所参与，成败得失，有待公平，唯有战时这一段教育行政工作，虽然未必能达到理想，总算对于国家，竭尽绵薄。我总觉得百年树人的教育文化工作，乃是最有意义积极的工作，而教育文化事业的兴办，乃是最有收获的长途的投资。”
    姜豪回忆说：“但是电报发出后，重庆方面没有给予答复，也就是说国民党中央对小野寺的和谈姿态不予响应。所以我也就没有同小野寺见面。”
    1939年 1月初，姜豪接到通知，令他与上海市地下党部执委蔡洪田及张小通三人到重庆受训。
    在重庆，姜豪等三人先是列席了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听取了蒋介石所作的题为“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主报告，并决议成立国防最高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从 3月 1日起，姜豪参加了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一期的训练，为期一个月，即返回上海。
    姜豪回忆说：“我们离开重庆前，吴开先约我们去他在牛角沱的寓所作上海地下工作的指示，童行白也在座，原来国民党中央已决定增派他去上海工作，担任市党部主任委员。这样，原先的五人地下市党部就变成了六人。”

    按，其时，吴开先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姜豪说：“我于l939年 1月间到重庆，4 月间离开重庆回上海，同行的三人中，蔡洪田一人直飞香港回沪，我同张小通二人为了观光西南公路和滇越铁路沿途景色，特地搭公路车子从重庆经贵阳至昆明，换乘滇越铁路至老街，过桥入安南国境改乘火车经河内至海防，再乘轮船至香港回沪，路上差不多费了一个月，回到上海时，已在五月初了。”
    姜豪刚回上海，日本在沪发行的《朝日新闻》上，就刊登了一条新闻，称“姜豪从重庆回上海来，负有重庆政府的重要使命，带了大量经费，大肆进行抗日活动”等等。
    就在汪精卫从河内辗转来到上海，并于1939年 5月 8日住进愚园路一一三六弄的当天，姜豪被绑架，这就是“五华人事件”。姜豪回忆说：
    “上海沦陷后，我本来在上海附近的几个县里发动过组织游击队，我家乡宝山也有陈嘉谟、洪光华、吴垂莹、苏亮如 4位同乡，发动搞游击队，因之我们约于 5月 9日中午在公共租界福来咖哩饭店聚餐会商。”
    姜豪说：“这一天中午另外有个约会，就是欢迎重庆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派来视察的该会专员王志圣的，他原是我的老朋友，所以我先去参加了欢迎会。参加者是国民党的上海市党部、铁路两路党部、江苏省党部等委员，还有江苏松江区专员和县长等20多人。上海市党部的新任主任委员童行白也来了，地点是在法租界寰龙路寰龙西菜馆，我参加了这个欢迎会后再到福来饭店去的，时间已经迟了，约在下午一点左右。”
    “福来咖哩饭店的房子是二层楼，我赶到时已经过了原来约定的中午12点，因之我一到就急急忙忙的奔上楼，可是奇怪得很，整个楼面空无一人。我体会到情况不妙，马上就下楼．可是刚跑到半扶梯，就有二个穿西装的人迎上来了，他们返身把我两边挟住，并且拿着手枪对着我的腰部，就挟着我走下扶梯，到了下面店堂里，我看到柜台里面聚集一大堆人，因之我一面叫喊，一面要挣脱他们的挟持。可是那堆人呆视无声，同时又上来二个人，同先前的二个人一起把我按倒在地，四枝手枪对着我的腰部和脑部，我一看对抗无用，就自动站起来说：‘好，跟你们走。’此时门口开来了三辆小汽车，他们把我挟上中间一辆，押车的后座二人，前座除司机外，还有一人拿着手枪返身对着我。”
    这一天，姜豪记得很清楚，因l915年 5月 9日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后这一天被定为“国耻日”。姜豪说：
    “因之在南京路的日升楼路口，刚有一群人在举行抗日示威，我看到了正想敲击车门呼救，三枝手枪加紧了贴着我的腰部，车子加速行驶，一下子从南京路转弯到四川路，过桥就到了原中国银行大楼，门口挂着‘金谷宪兵队’牌子，下车押上了二楼。在二楼的大厅里，靠墙有一排长凳，陈嘉谟等四个人已经先我而坐在那里了。”
    “五华人事件”在当时很出名，姜豪等聚会的“福来咖哩饭店”地处公共租界，因当时中日战起不久，日本人如此猖狂地公开绑架并直接送往宪兵队的情况，还真是头一遭。因此报界有许多报道。比如 5月11日的《申报》说：“福来饭店内，日人架走五华人，五人中有姜豪、苏亮如等，显系亲日分子出卖其友，警务处得讯派员往查时已经不及。”
    另外，英文的《大美晚报》报道得更详细，且与姜豪的回忆完全对榫，报道说：
    “据今日（十日）透露，昨日午后未几，有持械日人约十名，由两华人导之，分乘悬有上海防军照会之汽车三辆，至广西路一五九号福来犹太咖喱鸡饭店，架走华人五名，大约被架往虹口日军总司令部。闻诸可靠方面，此五华人中有（一）上海新生活运动指导员姜豪；（二）浦东游击队总参谋苏亮如；（三）宝山县长陈家谟，系江苏省府委任，暗图消灭仅在该小城内办事之日方宝山县长及在主要公路上巡逻之日军；（四）前江湾商团团长吴垂莹，其他两华人之名，未能确知。
    报道中还特地说明，被捕的陈家谟是国民政府任命的宝山县长，正致力于刺杀日本当面任命的伪宝山县长。
    报道还分析认为：“惟一般人均疑其中之一为亲日者流，以其四友人出卖与日当局。日方设计逮捕，并未通知公共租界警务处，迨日人将五华人分两次架走后，警务处始得实系持械绑架之消息。”
    报道说：“被绑架中之四人，于十二时前不久，赴该饭店，入隔日电话预定之四号房间，众信此四人中之一，即系亲日分子，诱其友人入榖，彼等方进咖喱鸡饭店时，即有日人约十名，分乘悬有蛋形上海防军照会之汽车三辆，驶抵该地，西崽欲导彼等入空餐室时，诸日人不发一语，径登楼上，隔门帘向各室窥视。西崽以为彼等探望友人，故不起疑窦，数分钟后，即有两华人与彼等交谈，并导入第四号房间，闻日人入室时，均执手枪，然后将室中诸人加以手铐而出，但西仔犹未知彼等乃被架走，盖手铐为长袖所遮，而日人亦已藏枪袋中也。被架华人，未加反抗，随戴黑眼镜之华人一名而行，拥入汽车，运行驶走。“
    “但有二日人，仍返四号房间，约二十分钟后，即午后一时三十分许，另一华人，入该饭店，不知二十分钟前发生之事，而投入罗网，遂亦被捕，两日人当饭店雇员之前，将该华人曳出。迨立即报告警务处，但警卫人员到达过迟，该第五华人大约亦被架往虹口矣。”
    最后一个“入榖”的，就是姜豪，他回忆说：“我走进大厅，被带到房间中间一张写字台前面，坐着的一个人问我姓名。”
    当时姜化名庄仁祥，身上还带的有名片，于是掏出名片给他看，并说：“我叫庄仁祥。”对方劈头说：“什么庄仁祥，你叫姜豪。”
    姜豪回忆说：“他就在簿子上写上了姜豪的名字，这样就算登记好了，叫我坐到墙边的长凳上，轻轻的和陈嘉谟谈话，他告诉我他们四个人一起到饭店里去的，一进房间刚坐定，就进来了十几个便衣宪兵，四个人押一个，分乘四辆轿车送到了宪兵队里。在大厅里坐了十多分钟，就被送到楼下的监房里。”

ys1937

姜豪路线（2）

    姜豪入狱以后，日本人还派了一个特务，自称“反战”人士、到中国来组织“中国青年党”，前来蒙骗姜豪。对此，还在上大学时就搞“地工”的姜豪当然不会上这个当，他想：“中国青年党怎么要由日本人来组织。我体会到这是日本宪兵队故意布置他进监房来观察情况的。”
    又过了一天，日本人开始审问姜豪了。他问：“中国为什么要抗日? ”姜说：“因为日本武装侵略中国．中国不能不抵抗。日本人说：“日本不是侵略中国，是要日华亲善。”
    姜说：“日本武装侵略了东北，又打进关内来了，这是亲善吗? ” 日本人说：“蒋介石不讲亲善，你为什么要跟他抗日? ”
    如此等等，最后日本人说：“日本是要和平的，你好好想想，以后再谈。”  
    在监牢的“犯人”中，姜豪还意外地遇到了日后十分出名的熊剑东，当时熊悄悄对姜说：“现在日本人的政策变了，对高级人员是客气的，你放心好了。”
    姜豪回忆说：“我从提审中，已经体会到了日本人用伪善的态度是想诱骗中国高级人员去当他们的走狗的。我知道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决不受骗上当。熊剑东是日本留学生，我在改组派里认识的，他被捕后却屈服了，以后当了汉奸组织的‘和平军’中的什么司令。”
    这时，一个更大的意外出现了。姜豪说：“提审后过了四、五天，我又被带到了二楼的会客室里。一进屋子，我便惊异地发现，给我提供情报的朱泰耀和杨鹏搏两人坐在屋里，旁边还有一个身材高大、面孔四方的日本人。”
    姜豪心想：“难道是他们出卖了我? ”
    这时杨鹏搏便把那个日本人介绍给姜，原来他就是“小野寺办事处”的吉田东佑。姜豪说：“他们带来了一些衣物，说是我家里托他们带来的，还告诉我，正在进行营救，叫我安心再过几天，等到把事情办妥了，就来接我出去。”
    姜豪回忆说，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可笑”的事情：“我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时，有个穿西装的翻译，他不是日本人，大概是朝鲜人，他一口上海话。吉田到宪兵队来过后，他们把我从监房移居楼上的优待室里．他带了糕点水果来看我，对我说：‘姜先生，以后要帮帮忙。’他大概以为我要当大汉奸了，所以特地来拉拢。”
    一周之后，吉田东佑果然兑现诺言，将姜豪带到了“福州路都城饭店( 现新城饭店 )”，在这里，姜豪见到了小野寺信。姜回忆说：
    “原来我被捕后，吉田即将此消息急电正在东京的小野寺。小野寺唯恐宪兵绑架我，掐断了他打通重庆国民政府的路线，就极力向日本人大本营请求释放我。但另一方面，日本当局自身也感受到了舆论压力。5 月 9日中午我们被绑架后，当天法文夜报就刊登了这条新闻。由于日本便衣宪兵封锁一家饭店两个多小时，被绑架的又有五人之多，这样严重的事件发生在租界里还是第一次，所以引起舆论界的重视。从第二天起，除了法文夜报外，其他中西各报也都连续几天报道这件事。起初外面还不知道被捕的是些什么人，到了12日，新闻消息中，报道了我们五个人的姓名。五华人被绑架事件发生后，社会上相当震动，上海各团体联合办事处特致函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要求租界当局向日方交涉，立即释放五人，并保证嗣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
    同时，国民政府通过外交途径，促使租界当局向日本方面施加压力，称：“过去日方对任何‘恐怖行动’，请求租界警务处协助调查．或谓任何人与‘恐怖行动’有关，请求协助审问，警务处从未拒绝。这次日方既未于事前通知警务处，实行拘捕，事后又未将被拘捕之人移交警务处，违背‘最近订立的协定’，应请领事团加以注意。”
    在这种情况下，日方借坡下驴，将姜等 5人全部“释放”。     
    姜豪回忆说：“我同小野寺在都城饭店一间颇为宽敞的普通客房里作初次见面。其人个子挺高，很瘦，文质彬彬，40多岁的模样。室内原无他人，见面时就是朱泰耀、杨鹏搏、吉田东佑以及我与小野寺五人，杨做翻译。小野寺首先装模作样地向我表示歉意，我说各为其国，这种遭遇本在意料之中，并没有什么。”
    接着，小野寺开始“卖好儿”，说：“是我通过东京的关系，使你恢复了自由，希望今后彼此为和平而努力。”并问姜豪对“日华和平”有什么意见。
    姜豪说：“战争的结局总是和平，所以和平我是赞成的，但中日战争是由日本的武装侵略中国而引起的，要谈中日和平，首先要看日本有无和平诚意，日本能否放弃侵略政策? ”   
    小野寺又问姜豪，对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有何见解?   
    姜豪听了，“正色”说：“汪精卫已经叛离中国政府，不能再代表中国．日本和汪精卫谈‘和平’，那不是真有和平诚意的表示，而却是把谈和的大门关上了。”
    小野寺要的就是姜豪这句话，马上说：“日本并不一定要同汪精卫谈‘和平’，而是由于蒋介石不肯谈和，所以不得已而同汪精卫谈的，假使蒋介石肯谈，我们就同他谈判。”
    姜豪说：“主战者主要的是军人，日本军人的态度如何? ”
    小野寺说：“日本军人本来主张彻底用武力解决中国问题，但目前海军急于要南进，陆军急于要北进，无论南进或北进，首先要解决中国问题，所以目前军人中也有不少人赞同和中国谈和的，这是当前谈和的好机会。”
    说到这里，小野寺直截了当地提出，请姜豪“介绍国民党政府方面在上海的负责人”同他们见面交换意见。这就是日后的所谓“姜豪路线”。
    一边听，姜豪一边判断日本人的想法，他认为：“他所谈日本内部情况，大体上是可信的，尤其重要的，日本军人急于要南进和北进，这对美苏二国都有极大关系，应该从速向重庆国民党中央汇报。但先决问题是怎样和我们自己人联系上，在公共租界内是不可能取得联系的，首先是回到法租界去。
    于是，姜对小野寺说：“我们的人都住在法租界，要找人首先要回到法租界去。”
    小野寺听了没有异议，即令朱泰耀、杨鹏搏二人把他送到“法租界霞飞路的伟达饭店”，然后就让他回家了。后来，姜豪才知道，“伟达饭店老板陈伟达，原和日本人有勾结。”
    姜豪回忆说：“我在家里过了几天，叫朱、杨二人转告小野寺信，说是在法租界也找不到人，找人要到香港去，小野寺同意了，就是要由吉田东佑同时也到香港去。6 月底，我乘意大利邮船赴港，朱、杨二人和吉田同船启程，但不在同一层舱位，朱、杨二人和我乘的是二等舱位，吉田是头等，所以在船上我同吉田没有见过面。”
    姜豪回忆说：“从轮船驶出长江口起，我就忐忑不安。自从被绑架后，时局变化很快，但自己却一直没有与市党部联系上，不知重庆方面对自己的行动抱何态度? ”
    令姜豪没有想到的是，在船上，他居然遇上了遍寻不着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两位主要负责人，主任委员童行白和书记长蔡洪田。
    见到姜豪，童、蔡二人很高兴，对他说，“五华人被绑案”后，一时租界里很紧张，他们都躲起来了，但还是觉得不安全，此后活动更困难了，所以暂时避到香港去。
    二人还说，当姜被绑之初，马上密电重庆，复电除向姜的家属慰问外，并转知有关方面设法营救，现在看到姜释放出来了，非常高兴。
    姜豪来不及过多寒暄，即将自己被捕之后的情况及小野寺的企图做了简单的汇报，二人听了，均“顾左右而言他”。
    姜豪非常失望，于是说：“日本人虽然释放了我，但船上有日本人监视，以后我们装作不认识的，不要再交谈。”

    按：此后，童行白被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海外部主任秘书，后死在南洋。蔡洪田则落水当了汉奸。

    姜豪说：“此次香港之行，吉田暗中相随，结果如何实难把握。想来想去，只好用‘船到桥洞自会直’来安慰自己。”
    姜豪回忆说：“到了香港，吉田住进日本人开的东京饭店，他要我也住那家饭店，我不同意，我说住到那里去了行动不方便．我仍是住到九龙的新新旅馆，朱杨二人也住在九龙的另一家旅馆。吉田一上岸交验护照后，就被香港当局暗中监视，不能再同我直接见面，只好通过杨鹏搏同我联系，一再催问我是否找到了‘人’，我总是推说没有找到。”
    其实，一到香港，姜豪就通过俞鸿钧找到了吴铁城，汇报了有关情况，并请示行止。但他俩都认为：“这事关系重大，我们不能决定，你最好向中央请示。”吴铁城还说：“香港政府已知道你到了香港，正在注意你的行动，你还是赶快离开香港为好。”
    姜豪又去找杜月笙，想跟他商量一下，姜豪说：“这时他挂有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的头衔，同时也替重庆作情报、策反工作。他对我所介绍关于同日本人和谈的事，表现出特别的谨慎，他的看法是与俞鸿钧、吴铁城一致的。”
    于是，姜豪在香港耗了几天之后，就通过杨鹏搏转告吉田说：“香港找不到人，我要到重庆去汇报。请你们回上海等我的消息。”
    吉田听了很高兴，认为“大有希望”，即带着朱、杨返回上海，等候消息。     
    姜豪说：“我从杜月笙那里得到点旅费资助，先坐船到海防．再换乘火车到昆明，改乘飞机到重庆，其时广东的广州湾( 现湛江市 )已沦陷，船过那里在海中抛描二小时左右，以便旅客上下，而有人上船叫‘姜豪’名字，我恐怕日本人又玩弄花样了，所以默不作声。那人叫了一回无人答允，也就下船了。究竟是否叫的是我的名字，我也不能肯定，可是受了虚惊。”
    几经辗转，姜豪回到重庆，马上去中央党部向秘书长朱家骅作了详细汇报，朱表示这事要等汇报蒋介石之后．才能决定。
    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好几个月没有下文，倒是等来了一份嘉奖令。    姜豪说：“过了些日子，我意外地获得一份书面奖状，表扬我‘被日寇逮捕，忠贞不屈’，而我所关心的，一是对我汇报的答复，二是对我工作的安排。”
    10月份，终于等来了“工作的安排”，朱家骅通知姜豪：“奉总裁谕”，让他于×月×日下午二时至海关巷一号谈话。
    原来，朱家骅把姜豪转给了戴笠，也就是说，姜豪从中统这条线上转到了军统——朱家骅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身份，兼任中统局局长，此刻，姜豪以及他所代表的“姜豪”路线，已经不属于上海党务工作的范畴，而被划入“谋略战”了。
    我们一直认为，中统和军统是死对头，双方见面就打，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最起码在朱家骅兼领中统期间，他与军统之间还是有合作的。况且，以朱家骅地位之崇高，戴笠也是要给面子的。

    按：此后的1941年，朱家骅启用一个台籍人翁俊明筹备成立台湾党部，戴笠对翁的身份产生怀疑，朱家骅给戴写信予以力保，信中居然称戴笠为“雨农吾兄”，自称“弟”。须知朱家骅虽然比戴笠大不了几岁，其身份相去却不可以道里计，1926年，朱家骅到广东筹备成立“国立中山大学”的时候，戴笠连黄埔军校还没考上呢，在民国的官场上，完全是两代人。朱家骅此举，已经给足了戴笠面子。当然戴笠也非常见机，自己虽然大权在握，起码的礼貌还是懂的，见信遂“欣然”放行。

    姜豪回忆说：“当时我并不知道海关巷一号是什么场所，也不知道何人同我谈话，但既然是‘奉总裁谕’，想必来头不小，而且必定与对日‘和谈’的汇报有关，于是到了那天，我比规定时间还提前一些到了那里。”
    姜豪说：“海关巷一号没有站岗，进去后才知道那是军统局的办事处，是戴笠找我谈话。突然听到要和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打交道，心情不免有点紧张。”
    姜豪来到一个“布置十分普通的会客室”里，坐了一会，走出来一个身着“中山装的中年人”，自我介绍说：“我是戴笠，委员长叫我与你一谈。”
    对戴笠，姜豪形容为：“他个子稍高，体形清瘦，长方马脸，谈话时表面客气，可能也是‘奉总裁谕’的原因，但目带凶光，令人生畏。”
    姜豪回忆说：“这次会谈很简单，戴告知情况已了解，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报告，蒋介石都转发给他了，以后的事情归他处理。他说，他正需要搜集日本方面的情报，可以让我到香港去再同日本人接触，不过当前国际形势还没有明朗，叫我再等些日子，并给了我一点钱作为生活费用。他还嘱我继续同朱泰耀保持秘密联系。”

    按：在此期间，国际国内都发生了很多事情：国内，8 月28日，汪精卫在南京召开了伪“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组织“伪府”已是箭在弦上；日本方面，同一天，平沼内阁垮台，阿部信行继任日本首相；欧洲，9 月 1日，法西斯德国“闪击”波兰，二次大战的硝烟已经升起。戴笠所说的“当前国际形势还没有明朗”，就是指这些，因此让姜豪再等一等。

    这一下又等到11月间，姜豪说：“戴笠来信约我到曾家岩去谈话，那里有所单独的房子，是他的住处兼作办公处的，人称戴公馆，那所房子不大，也没有其他人办公。”

    按：“曾家岩”即曾家岩51号，戴笠的公馆之一，也是他常住的所在。紧邻的50号即著名的“周公馆”。

    军统局迁到重庆之后，先是驻在通远门外中二路罗家湾29号、重庆市警察局警士教练所的原址，接着又占用了隔壁的罗家湾19号，这是一个花园房子，作为戴笠的办公室，同时也是他的“甲”室。这样，罗家湾就成了军统局的局本部，连同附近的其他建筑，统称“罗家湾大院”。
    接着，军统又占用了警士教练所对面、枣子岚垭的“漱庐”，当做一个高级招待所使用，戴笠接待一些重要的客人，一般都在此地。
    此后，军统将交通科和督察室迁到海关巷一号，就是戴笠第一次会见姜豪的那个地方；把设计委员会和训练处迁到赣江街82号万寿宫，祝宗粱他们的“抗团”迁到重庆以后的办公地点也在这里。特务总队则在望龙门湖南会馆。
    另外，在大巷子设招待所，即祝宗粱回忆中提到的“马鞍山招待所”，军统局电讯处也在马鞍山。
        到1940年，因重庆频繁遭到轰炸，罗家湾目标太大，遂在重庆郊外约20里的缫丝厂建立“乡下办事处”，此后，这块地方交给了中美合作所。
    戴笠对姜豪说：“可以到香港去了，以私人名义同日本人接触，听听他们谈些什么，但不能讲中国政府有什么意见，也不能到别的地方去，以香港为限。”
    姜豪说：“他叫我预先约定我到香港时住什么旅馆，用什么化名。他讲几天内就要动身，叫我等在寓所不要出去，随时会有人送飞机票来，马上上飞机，到了香港会有人来联系，以后活动情况的报告也交给他，我在香港的旅费也由他送来。谈话后他请我吃午饭，同座的有位原任驻日本大使馆的武官朱世明。朱是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他的任务是做日本情报工作的，当时他没有同我谈什么。”

    按：此时，朱世明刚刚接任了金斌的邮检处，此后不久，邮检处即为军统掌握。

    辞别戴笠，姜豪又找到朱家骅，他说：“我本来是党务系统的，这种大事当然不能不向朱家骅当面汇报。朱家骅交给我一本密码，要我去港后保持与他的单线联系。”
    与戴笠谈话后的第三天，姜豪到达香港，“就近住在弥登道的新新旅馆，用姜季超名字进行登记。”
    第二天一早，军统局香港站站长刘方雄如约来访，还给姜带来一笔活动经费。姜豪说：“以后他每天都来联系，我的一切活动情况．都由他向戴笠汇报，并把戴笠的指示转告给我。”
    话分两头，就在姜豪赴重庆的这三个多月当中，日本人内部自己打起来了。
    起因是影佐祯昭认为自己的“汪精卫工作”已经到了“九转丹成”的时候，马上就要结果儿了，这个时候小野寺信跑出来搞什么“姜豪路线”，不仅多余，且有“捣乱”之嫌，于是到高层告了他一状，小野寺无奈，只好关闭自己的“机关”，回到日本。今井武夫说：
    “被召回到重庆的姜豪与吴开先策划，同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等CC团首脑再三协议，说是得到蒋介石的许可，七月底再从重庆到香港露面，于九月间表示希望与日本方面会谈。这时正值汪兆铭从河内北上来到上海，坚定了他的建立国民政府的决心，日本政府也决定予以援助。因此，影佐少将为了在上海援助汪而设立了梅机关，工作也逐渐活跃起来。这与企图同重庆政府直接和平谈判的小野寺机关必然发生尖锐对立，由于小野寺被梅机关排斥，调出到其他地方，因此工作也不得已暂时停止。”
    但同时，今井武夫却又觉得“姜豪路线”不失为实现“和平”的一条路子，于是力促吉田东佑继续与姜豪保持联系。他回忆说：“到了十月，在南京建立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我也赴该地就任。因此我于十一月派遣以往在小野寺手下担当与姜联络、新近任命为总司令部特派员的吉田东祐到澳门与姜会谈，收到了重庆国民政府关于对日和平条件的报告。姜也为了报告与吉田会谈的内容，回到重庆，十二月再到香港。”
    对此，姜豪说：“小野寺信回日本后，吉田东佑仍留在上海，他得到日本军部一部份人的支持，继续小野寺的活动，因之他叫朱泰耀从上海和我通信，催问音讯。后来我才知道，吉田的主要支持者就是今井武夫。”
    根据戴笠的指令，姜豪往上海家中发出了电报，一周之后，朱泰耀，杨鹏搏二人来到了香港，但吉田东佑没有同来，姜豪说：“据说因为日本军部中有人反对他再同我见面，认为他已经受了我的骗，蒋介石是不肯谈和的。同时日本军部中也有人支持吉田的，如日本派遣军参谋处的今井武夫等，所以吉田有信心可以说服反对他的人，就是要稍费时日。他叫朱、杨二人先来香港，并介绍日本驻港武官铃木卓尔中佐同我先行会谈。”
    事实上，铃木卓尔的后台就是今井武夫，今井在回忆中曾说：“不得已，我首先考虑，作为上策，我亲自与姜直接面谈，试探他的路线是否有价值，要求姜北上来上海，但姜很不肯轻易答应下来。”
    于是今井派铃木卓尔作为自己的代表与姜豪会谈，今井回忆说：“为最后的办法，我委托在香港的铃木中佐与姜接触。铃木于十二月十日和第二年一月三日两次与姜会谈。在这期间，姜自称多次接受了重庆领导人的指示和意向，但铃木要求同携有与重庆政府中枢有关系的身分证明书的人会见。”
    关于与铃木的“会谈”，姜豪回忆说：“铃木为人粗鲁傲慢，第一次同我在香港饭店见面时，一开口就说日本已经准备好‘日华和平’条件，叫我马上介绍中国政府的负责代表同他们谈判。”
    对此，姜豪说：“日本有无和平诚意，中国并不了解，先要有个了解的过程。”铃木听了，说：“日本确有和平诚意。”姜豪仍推说：“时机尚未成熟，谈判是不可能的。”
    第一次谈话不欢而散。
    姜豪说：“过了二天，铃木又约我见面，这次他的态度谦和了，一见面就给我戴高帽子，说我是政治家，要向我请教，可是一谈到具体问题，还是要我介绍中国政府的负责代表同他见面，我还是说时机尚未成熟，中国政府不可能派出代表来谈判，所以依然无结果而散。其时吉田来电，说是就要到香港来了，因之同铃木没有再见面。”
    事实上，朱家骅和戴笠让姜豪与日本人接触，唯一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地延缓汪精卫的“伪府”成立，因此姜豪无法接受日方任何实质上的要求，双方当然谈不拢。
    这样，吉田东佑只好亲自出马。姜豪说：“又过了些日子，时间已在1940年的 l月间，吉田东佑到香港来了，但没有上岸，因为上了岸行动就不自由了，他在船上和杨鹏搏通了电话，说是他转船到澳门去，叫我到澳门去同他见面，这样我同朱杨二人就一同到澳门去。”

    按：姜豪的时间记忆有误，应为1939年11月。

    姜豪回忆说：“朱杨二人同我都住在中央酒店，这是一家大赌场，我们各人分居一室，吉田另住他处。事后据杨鹏搏讲，吉田怕人加害，化了大笔钱请澳门的警方予以保护。此人又好玩乐．招来大批舞女陪舞，生活非常奢侈。在澳门我们见面地点，就在中央酒店朱泰耀所住的房间里。”
    据姜豪说，吉田与他谈话的大意是：“他在上海大费唇舌，终于说服了反对他再同我见面的人，他们许可他再试一次，假使这一次谈得没有结果，以后就不准他再同我见面，所以他说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务必要有个结果。他首先提出来的，还是要我介绍中国政府的负责代表同他见面。”
    对此，姜豪依旧是“一推六二五”：“我说事情尚未成熟，中国政府不可能派出代表来谈。他说假使我能拿出证明文件，说明可以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的话，那么他可以拿出日本政府的‘和平条件’来同我谈判。我说我不是中国政府的代表，我也不想看日本政府的‘和平条件’，我到香港来是个人行动，假使他同意我们个人之间交换意见，那么可以谈谈。”
    这时，姜豪话里话外地透露，他在重庆期间，曾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吉田一听大感兴趣，马上问他有何凭证。于是，姜豪拿出朱家骅那封“奉总裁谕×月××日至海关巷一号谈话”的信给吉田看，当然日期和地点都已提前抹去。又取出一张蒋介石的照片，上款写“季超同志”（姜豪字季超），下款写着“蒋中正”三字，还盖有蒋的私章。

        按：姜豪是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一期的学员，这是受训后中央训练团发给每一个学员的。
       
    看到这些“信物”，吉田很高兴，于是同意与姜豪“个人间交换意见”。   
    姜豪回忆说：“吉田首先提出．日本认为蒋介石是日华和平的障碍。所以要实现日华和平，就得蒋介石先下野。”
    姜豪没想到，所谓日方的“和平条件”，居然是以蒋介石下台为前提，于是他说：“蒋介石是中国的统帅，和战问题取决于他。日本既要同他谈和，又要他下野，岂不矛盾?”
    于是吉田换了个话题，说：“中日和平后，二国要经济合作，开发中国资源，日资要占百分之五十一，华资占百分之四十九。”
    姜豪听了说：“我个人看法，中国为了保护主权，华资当然要占多数；日资占多数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姜豪又说：“中日战争是由日本武装侵略引起的，如要中日和平，日本当然要从中国撤兵。日本对此作何打算? ”
    吉田说：“日本可以撤兵，从华南撤到华中，再从华中撤到华北，从华北撤到东北。” 姜豪听了即追问：“撤到东北以后怎样? ” 吉田说：“满洲问题不谈。”
        姜豪反驳说：“中日战争的根源，在于日本侵占东北，要彻底解决中日问题，那么日军非撤出东北不可。”对此，吉田“默不作声”。   
    事实上，由于日方“和平条件”的前提就十分荒谬，这样，在此后姜豪与吉田之间的一切谈话都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彼此不服输、斗嘴而已。
    姜豪回忆说：“我从重庆出发时，戴笠关照我把我的活动情况随时告诉他的香港联系人，所以我同刘方雄随时联系，由刘转报戴笠。同时我离开重庆向朱家骅辞行时，他又交给我一本密电码，叫我有情况也要向他汇报，因之我同吉田东佑在澳门会谈后，把谈话情况作了一份书面报告，我自己翻好密码电文，托请吴铁城在港电台发出。”
    姜豪的这份电报是1939年11月14日发出的，其中谈到： “坂垣已派高山来晤，藉悉敌方现决全力扶植汪逆，但亦知伪中央成立后无所作为，故仍思取巧谋和，高山所谈和平办法，据谓撤兵无问题，程序与时间，视吾实行亲日反共之程度为比例，所要求事，除反共经济合作外，最重要在委座退隐，同时对汪逆须予面子，至于满洲问题则不谈。”
    职告以中国在求本身之独立生存，为此而战、为此而和，目前环境益佳，无须求和，但为谋二国之真诚，永久亲善合作，觉日本若能放弃侵略，当为言和，其原则在不损伤领土主权之完整，至于委座系全国信仰权威之所集，退隐根本不能谈，至于汪逆为全国人士无法宽容，故上述见解完全错误。“
    “彼继谓此情亦所深悉，但为面子觉不得不如此，惟尚可商量，若委座退隐改为短期休养，汪逆问题亦可设法。“
    “职告以停战撤兵之后，个人问题再行考虑，最重要事，在谈判期间不能成立伪中央，否则即无诚意，谈判无法进行，彼乃允设法阻止，最后约定，待双方请示后，再行约期续谈。”

    按：姜豪电报中提到的“高山”，应系吉田东佑的化名。

    很快，朱家骅的复电就到了，说：“奉总裁谕速返。”
    姜豪回忆说：“我以为有什么重要指示，马上托请刘方雄替我买飞回重庆的飞机票，刘很诧异，因为他没有接到过戴笠要我飞回重庆的命令。我只好把朱家骅的电报拿给他看，看见是‘奉总裁谕’，他只好照办，但脸上有不悦之色。”
    事实上，姜豪接到电报之后，并未马上离开香港，而是在港继续逗留，其间多次找理由搪塞朱家骅，一会儿说未得到戴笠的指令，一会儿又说为了朱、杨两位“中间人”的安全，不能马上离开，等等。
    事实上，姜豪也是一位心比天高的年轻人，他之所以置朱家骅的多次指令于不顾、执意逗留香港，是冀望于在他的手中实现中日间的“和平”，这个想法，与初期的高宗武类似，都是想通过一己之力，收“和平”的全功。
    然而，姜豪没有想到，在日方与他的所谓“会谈”中，第一个要件就是蒋介石“下野”，蒋看了，心中焉得不怒，怎能容他继续与日方探讨“和平”。
    而这一层，朱家骅又不好在电文里对姜豪明说，只是一封接一封电报地催他“速返渝”。
    姜豪说：“1940年 1月底，我从香港回到重庆，马上去国府路中央党部去见朱家骅，他只说‘香港不要再去了’，并不解释原因。”至此，“姜豪路线”结束。
    姜豪回忆说：“我再去曾家岩找戴笠，传达人员回说不在，这以后他再也没同我见过面。这时我才自省闯祸，得罪了军统局。”
    在这里，姜豪想多了，以为是因自己未得到军统的指令而“擅自”返回重庆，惹恼了戴笠，因而冷落他。姜豪说：
    “我害怕了，早就听说朱家骅与戴笠明争暗斗。按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分工，军统是管对日作战情报的，中统是抓党派情报的，所以蒋介石把我的报告批转给了戴笠。但实际上，军统也在伸手抓‘党派’，在对付共产党方面，凶狠狡猾的劲头丝毫不逊于中统。同样，中统也在插手对日情报的搜集，何况我本来就是党部系统的，朱家骅岂肯让这么一条情报关系白白让军统占了便宜。我之被匆匆召回，肯定是军统与中统又一场争斗的结果，详细的情况，我迄今也不明白，但当时却知道害怕。”
    冷落不要紧，姜豪本来也没想跟戴笠攀交情，他担心的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戴笠”会因此而“收拾”他。姜豪说：“戴笠的阴毒，在国民党内是出名的，假使他先向蒋介石告一状，捏造我在港澳与日本人有勾结，或随意栽点别的什么罪名，然后悄悄把我锄掉，实在太容易了。而且我亦晓得，当时全国人民正对汪精卫的出逃与所谓‘和平运动’怒火万丈，同声讨罪，蒋介石尤惧他与日本秘密和谈的内情泄露，哪怕军统局只要送上一条‘姜豪已经暴露’的假情报，即使是为了遮盖，蒋也不会不接受他们要对我‘制裁’的建议的。”
    想到这里，姜豪胆战心惊，他说：“以前就听说军统局的大门进去容易，出来困难，现在算是有体会了。朱家骅是个以学者从政的人物，可能有些政客手腕．但要论权术，不能与戴笠相比，显然不能靠他庇护我。本来我还有帮会关系可以运用，但就在这节骨眼上，我在帮会中最重要的靠山——汪禹丞先生病故了。”
    正在姜豪“惶惶然”的时候，一位“密友”指点他说：“戴老板听委员长的，委员长听夫人的。你要躲过这一场劫难，就看你有无本事和夫人拉上关系? ”
    前面说过，姜豪的父亲曾经给宋家的子女当过“西席”，因此，要托“夫人”的关系，这事还真靠谱。姜豪说：“我马上写了一封信给宋美龄，先交代清楚我父亲曾在她上海娘家为子安、子良兄弟补习国文的情形，然后备述本人现在处境困难，希望予以照拂。”
    姜豪是新生活运动上海分会书记，跟新生活运动总会总干事、“大内总管”、黄仁霖很熟，因此他托黄转交，黄很够意思，说：“放心吧．我马上给你送上去。”
    不久，朱家骅安排姜豪到中统当了一名“专员”，姜不愿意当特工，曾托吴开先找朱家骅，表示还是想干党务，接着，姜豪被派到军委会西南运输处工作。他回忆说：“此后我在重庆从事于西南公路上的军事运输业务，直到日本投降后才回上海，并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胜利勋章。”

ys1937

刘方雄与萱野长知、今井武夫谈“和”

    就在小野寺信在上海开始接触姜豪的几乎同时，另一个日本人来到了香港，他就是萱野长知。
    萱野长知生于1873年，相比于他的对手戴笠来说，可算是长辈了。
    萱野是孙中山的日本“朋友”之一，同盟会时期，对孙的活动多有助力。孙病危的时候，萱野还特地到北京来看他，并参加了治丧活动。
    在香港接待萱野长知，就是被戴笠遥控的刘方雄。
    上海区转入地下之后，刘方雄暴露，戴将其调到香港，任香港区书记，当时的区长是郭寿华。
    到港后不久，刘就罗致了两个“知识界人士”加入香港区，专搞高层情报。
    一个叫曾政忠。刘方雄说：“广东台山籍之曾政忠，曾君原为华裔美侨，髫龄返国肄业至岭南大学，旋复赴美深造于加州大学，归国后追随李济琛有年，对粤桂老军人，相知有素。且擅英语，可以其私人关系，与英美驻港情报人员，交换情报。”
    1939年初，经曾政忠引荐，又有一个叫杜石珊的人加入了香港区，刘方雄说：“杜君为早期留日士官生，娶一日妇为如夫人，日文、日语造诣均深，古文亦有根柢，颇富经纶。曾于民初一度出任统领，旋因沉缅于阿芙蓉及潮州茶，息隐港岛。但与其时在华之日军高级将领，多为士官同学，常有书翰往还，对日军在华序列，及其移动，颇有所知。尝作军事评论，披露于陈孝威所主持之‘天文台双日刊’。文笔健辩，一若陈孝威，而纵横捭阖，则尤过之。

    按：陈孝威是有名的“预言家”，“天文台双日刊”即陈私人办的报纸《天文台报》，当年颇有影响。曹汝霖的回忆录《五四运动始末》，最初即在该报连载，后来正式出版的时候，改名为《一生之回忆》。

    刘方雄回忆说，大约在1939年春天，杜石珊提供了一份情报，说：“日本对华战争，纯由陆军少壮派，强奸日本朝野所肇端。当初且曾夸言三个月内，即可征服中国。而今师老无功，泥淖深陷，兵越深入，补给越艰。故目前陆海军部及外务省，甚至在野党派，均坚决反对扩大对华战争，力主积极谋和；亦有倡议脱离中国战场，而改途南进者。不久或即有日本信使来港活动。”
    不久后，1939年 5月，汪精卫从河内来到上海，与日本人继续“谈判”，杜石珊又报告说：“日本最大帮派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在闲院宫皇叔之扶掖下，已派其高足萱野长知来港，拟与我方有所洽谈。”
    两份情报均经香港区报重庆，戴笠极为重视，马上到香港区“面授机宜”。
    据刘方雄回忆，当时戴笠说：“日本亟图脱离中国泥淖之用意，在于改图南进。俟其南进得手后，再行返兵以谋我。届时我将国亡无日，万刼不复。否则，我如抗战到底，日本因资源枯竭，亦非南进掠取资源，以维系中国之战局不可。是时日本即将与英美为敌，英美遂与我站在同一战线，则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故此时我与日本绝无和平可言。即使运行谋略，亦必须绝对保密，免致影响我与英、美、俄之关系。”
    在这里，戴笠说得非常清楚，与日方的接触，是“运行谋略”，而绝非真的与对方谈和。
    对此，刘方雄认为：“以日本目前仰赖美国供应战略物资形势下，日本对此，亦将讳莫如深，保密当无问题。”
    戴笠听了，即指示说：“你必须以热衷和平姿态为饵，以遂行吾人之谋略。”
    接着，戴笠开始为刘方雄进行长篇讲解：“首要之图，为阻滞汪伪组织，不便于短期内成立。盖汪伪如迅即登台，国内不稳份子，将如蚁之附腥，声势浩大，立即形成国家分裂局面，对抗战前途，将有无可言状之重大打击。阻滞越久，则汪逆身价越降，日本亦越加藐视；并予我以策反分化之时机。如能阻滞至一年以上，则其身份，将与梁鸿志、温宗尧诸汉奸，等量齐观，于抗战前途，即无任何影响。”
    戴笠说：“故你与萱野晤谈之初，必须斩钉截铁，坚决要求其对汪伪之阻滞，作一确切之保证。否则双方洽谈，将立告中断。一俟取得萱野之保证后，你可在九龙塘租一较好别墅，以为双方宴聚晤谈之所，甚至可作萱野之行馆，以示我方对于和谈之热诚。”
    戴笠对于下属的指示，凡他认为属于极重要的工作，一定是事无巨细，从头到尾，就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一一作出详尽的说明，好像一个足球教练，把场上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况，如打不开局面时怎么踢、领先时怎么踢、落后时怎么踢等等，全部在事先设想到，并教你怎么去处理。前述指导文强与“毒蛇”周旋如此，这次对刘方雄“面授机宜”又是如此，许多年以后，刘方雄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戴先生于打开话匣，纵谈窍要中，对如何互约绝对保密、如何套取情报及其和平底牌，甚至言谈表情，酬应接待，莫不有精详中肯、巨细靡遗之指示，自晨至午，饭罢方休。”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河内刺汪时，戴笠对陈恭澍却始终含含糊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难怪陈恭澍会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这么大的事情，岂是陈恭澍所能驾驭得了的？
    不过，换一个角度思考，也许这正是戴老板要的效果。
    由于此事的极端重要，翻译由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精通日语的香港区区长郭寿华亲自担任，对此，刘方雄受宠若惊，说“郭先生且曾自愿纡尊担任日语翻译”。
    不久，萱野长知如约来港，刘方雄说：“其后曾在半岛、告罗士打、香港（郭寿华先生即在此处充舌人）三大酒店，以辟室餐聚方式，与萱野开始序幕会谈，研讨如何阻滞汪逆，如何互保机密。萱野认为互守秘密，极关重要，可立即作成记录，双方签字，共相遵守。并表示汪伪政权之成立与否，为洽谈能否持续之关键所在。只因当彼首途来港时，各方尚未顾虑及此，彼将立即返日，与各方协调，预计绝无问题，并预约以十日为期，彼当再行来港。”
    遵照戴笠的指示，刘方雄在九龙塘为萱野长知准备了一座别墅，当萱野再次返回香港时，即供他使用，萱野看了，“状甚欢愉”，随即向刘报告此行的“成果”：“汪伪问题，各方一致同意，在洽谈未宣告绝望之前，保证决不令其组府。”
    对此，刘方雄要求萱野“依其所言，作成书面”，并让他签名，“以昭凭信”，对此，萱野“欣然照办”。
    刘方雄回忆说：“其后在谈入正题时，双方讨价还价，你来我往，折冲撙俎，周旋回环。其间萱野曾一再返日商承，自春徂秋。”
    终于，到1939年 8月时，萱野表示，日方可让步至“恢复九一八以前状态”。并说这是“最后条件，以后恐已无可再让”。
    刘方雄说：“奉层峰复示：仍请阁下在保持我国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之形式中，继续为力。”
    萱野听了说：“吾师头山满，曾对孙中山先生之革命运动，悉力赞助，在下亦深爱中国。此一条件，为吾等几经奔走，积极争取，始得勉力达成。历来中日冲突，均以中国稍事让步而结束。目前条件，中国反较战前争回不少权益。”
    萱野还反过来劝刘方雄“稍安毋躁，静待贵国政府从长考虑”，他愿意留在香港“等候佳音”。
        对此，刘方雄假意说：“愿再电重庆，尽力斡旋，务祈达成息兵言和之目的。”
    然而，就在此后不久，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了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单以“谋略”工作显然已经不足以阻止汪的“组府”，因此“萱野长知路线”亦告结束。刘方雄说：
    “直至廿九年二月，萱野已知，实难谈拢，始嗒然言旋。临行复允对汪伪之阻滞，仍当继续为力，并互约如有转机，当以密语，请其再行来港。萱野复将其上海联络地址，抄交曾政忠，有何需要，亦可至沪相晤，彼当悉力效劳。”
    刘方雄还说：“萱野为一忠厚长者，彼固了然余为一情报人员，但亦不甚避忌，尽知以告，深足钦佩。放在其行前，汪伪固久久未登台，而吾人所得有效情报，亦不为少。”
    对于“萱野长知路线”的操作，刘方雄并不认为遭到了失败，他说：“按汪逆系于廿八年四月一日离开河内，前往上海。汪逆之意，原拟即行召开伪‘国民党六全大会’，随即成立伪‘国民政府’，以与我中央政府分庭抗礼。殊不知邪不胜正，事与愿违，一延再延，卒至廿九年三月卅日始得粉墨登场，距其离开河内之日，恰为一整年。”
    刘方雄认为：“经此一整年之延滞，及一年来对敌人奴颜婢膝之丑态，已为举世所不齿。汪逆之地位，已由中国国民党堂堂副总裁，遽行降格为不折不扣之汉奸。伪方要员及其伪军，多已为我方所策反，而向我中央输诚，互通声气。汪伪组织且于成立前夕，要求日方互派大使，固不可得；退而苦求日方与伪组织发表共同声明，亦为日人所不睬。故其伪组织之份量，已与梁鸿志、温宗尧之流，同样无足重轻。对我抗战局势，不但未有重大影响，且利我在敌之腹心，部署若干抗日内线，实非敌人始料所及者也。”
    在与萱野长知“谈判”的同时，刘方雄又参与了另外一场“谋略”战，那就是极富盛名的所谓“桐工作”了。
    在“桐工作”的另一头，是日军的“谋略专家”今井武夫。
    在“桐工作”中居间牵线的，是一个叫张治平的人，这人也是曾政忠介绍给香港区的。刘方雄对其印象很不好，他说：“张君上海人，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曾先后执教于北大及香港大学。其人舌粲莲花，眸子闪烁，一见之下，即对其深具戒心。”
    据张治平报告：“日本中国派遣军总部课长今井武夫大佐及东京参谋本部臼井大佐（空军出身），承其参谋总长板垣大将之命，拟与我方洽谈谋和。”
    刘方雄问：“二人中以何人为主体？”
    张说：“由今井主持。”
    对此，刘方雄经报告戴笠后，“奉复仍循萱野原方略坚韧周旋”。
    刘回忆说：“（我）仍偕曾政忠与今井晤面，由其译员佐佐木居间翻译，嘱张治平不必参加。首先即以延滞汪伪组织为请。今井未加考虑，即断然答曰：在洽谈期间，决不容许汪伪政权之成立。臼井且从旁插言：此事可由彼等以书面郑重保证。”
    这是刘方雄与今井的第一次会晤，此后不久，戴笠再次来到香港给刘方雄“上课”，他首先旁征博引地说：
    “孙子兵法有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此次你与今井之接触，正为吾人伐谋之良机，盖日来情报显示，敌军近在赣北、鄂南、湘北一带，调集重兵，证明敌于短期内，即将围攻长沙。你立即再与今井晤谈，提出双方互相征信问题。告以凡两国使者会谈，例须相互提示双方之身份证件，以昭凭信，因此向称使者为信使。今中日两国，正在交战状态之中，文件钤印，固不足凭信；尤其近卫首相已于本年一月，发表声明，今后将不以我蒋委员长为谈判对象。阁下违反近卫声明，自称代表陆军与我媾和，未免令人疑虑；而我徒凭口舌，自称可以代表重庆中央，亦何足征信于阁下？目前唯一办法，只有以某种方式，凭具体事实，互证双方之身份，始能言入正题。”

    按：戴笠所说的“敌军近在赣北、鄂南、湘北一带，调集重兵，证明敌于短期内，即将围攻长沙”，即日后的“第一次长沙会战”。

    接着，戴笠说：“你可相机告以目前日军在进军图攻长沙。是否可请阁下指明某一部队，在某一地域，于战事发生后，延滞不进两礼拜；而我（指刘方雄）则身在香港，于适当时间，可将阁下所指部队，有无如约延滞？及其他日军之番号、战况，复知阁下。双方如能实践上述承诺，并参证确凿，双方均可深信不疑，然后即可进入正式谈判之坦途。”
    戴笠继续教导说：“你在作此要求而为对方所疑难时，你即以低姿态，分析双方战力悬殊，日军无论早攻或迟攻，长沙定将同样不保，以诱导对方之错误判断；一面复推崇日军，除台儿庄一役稍受挫折外，几于无攻不克，无坚不摧，又何患迟早十数日长沙之终于必得，以激发日军之骄气。必要时且说以日军几已占领中国幅员之半，且均为精华荟萃之区，迄犹未能征服中国，纵令多占一个长沙，又何补于日军之胜算？尤其中国尚有大半河山，多为崇山峻岭或沙漠蛮荒，日军又将何以征服？盱衡今日战局，莫如双方罢兵言和，实为当务之急。日方苟有谋和诚意，我国已居下风，自将竭诚赞同，则长沙一城一地之得失，又何足斤斤计较？甚或胁以和谈之能否持续与成败，关键即在于双方之能否互信？”
    最后，戴笠强调指出：“你于此事必需殚精竭虑，在‘兵不厌诈’之要旨下，运用种种说词，以促使今井之就范。”
    遵照戴笠的指示，在与今井的会谈中，刘方雄原封不动地把这套说辞甩给了对方。今井听了，显然有一种“闻所未闻”之感，于是，他“神情凝重，双眉紧锁”，说：“双方必须有所征信，自属理所当然。但以军事行动，用为征信指标，本人实难为计。”
    刘方雄听了，坚持说：“舍此别无选择。”接着，“复反复衍伸戴先生指示之说词，劝其立即返宁，坚毅图成，以为和平铺路。”
    在“反复衍伸”中，刘方雄一碗接一碗的迷汤灌将下去，直将今井武夫捧上了天：“倘幸而有成，双方从此息兵合作，阁下不但为日本第一功臣，我国军民亦将同深感戴。人生几何？名垂青史，流芳千秋之际遇，每于千载一时之机缘中得之。旋乾转坤，拨乱反治，今日均操于阁下之手，毋再犹豫！”
    刘方雄回忆说：“最后今井终于在愁苦困惑之神情下，允即返宁一行，相约于十天左右，来港答复。在其赴宁期间，一切联络事宜，可与日本驻港总领事馆之铃木武官接洽。”
    大约在1939年 9月10日左右，今井回到香港，“面有得色”，对刘说：“此次进攻长沙之主将，即为冈村宁次，彼此虽阶级悬殊，平素颇蒙青睐，情若兄弟。兹已征得峰层及冈村之同意：在长沙正面，岳阳等地之主力部队，在发动战争之十日内，决不踰越新墙河一步，请君加以查证反映。”
    刘方雄听了说：“（彼此）期约相距四天，今请折中为十二天如何？”
    对此今井说：“余即将返宁，处理日常要公，当与冈村直接联络，力谋达成十至十二天之滞留。并于征信之期届满时，将偕臼井再行来港，共谋言和大计。”
        刘方雄回忆说：“余一再叮咛今井，重视此一期约，为打开和平宝库之锁钥，务讲笃实践履，以免功败垂成。我方之征信反映，当交铃木武官转达。于是双方互祝顺利成功而别。”
    刘方雄回忆说：“经将今井上述承诺，以火急电报渝，并请于战争开始后一周，给予战况复电，以便取信于对方。九月十五日报载赣北昨日已有接触。不宁者多日，至九月廿日左右，始得戴先生亲电：详告赣北战况及日军番号，正面新墙河以北敌军，确尚未动。将原电抄交铃木后，心始宁贴。”
    换句话说，日方真的按照戴笠的要求，履行了暂缓军事行动的诺言，同时达到了中方延迟日军进攻长沙的真实目的，并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的“湘北大捷”。
    刘方雄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情说：“我在当时万分骇异，认为双方正在战争期间，何能向敌方提出此等骇人听闻之要求？讵知竟为敌方所接受，故记忆犹新，毕生难忘。”
    许多年之后，为印证此事，刘方雄查阅了许多资料，想看看日方究竟调整了哪些军事行动。他说：“寻绎《大东亚战争史》（日方战史）中，仅有廿九年第二次长沙会战之简略纪录，对廿八年第一次长沙战役，则只字未提。”
    最终，刘方雄在台湾“国防部史政局”出版的《抗日战史》中找到了证据，而且还不止一条，由于其原文过于繁复，在这里就不做引述了，刘方雄说：
    “凡此种种，均足证明今井之承诺，确已充份兑现，笃实履行。俾我有充裕时间，将长（沙）岳（阳）公路彻底破坏，甚至乡村小径，亦予挖窄（见战史记载），阻碍敌军重兵器之运行；并从容调整部署，以重兵设伏于长岳公路两侧（均见战史记载）布一袋形阵地。而以小部队诱敌深入后予以伏击、包围、侧击、夹击、追击战术，获致辉煌战果。史学家李守孔教授认为：由于此一大捷，导致直至卅年底之长沙三次大捷。稳定华中战局，巩固大后方之安全，此于抗战全局，具有重大关键。”

    按：所谓“湘北大捷”，其实充其量是与日军打了个“平手”。不过，在抗战初期那种且战且退、屡败屡战的情况下，以中日双方军力的巨大差距而言，能与日军拼成“两败俱伤”的局面，已经足以振奋人心了。

    刘方雄还分析说：“以身为主将之冈村，能坐拥已集结之重兵，一任其赣北部队，与我鏖战月旬，而顿兵不进，不予协同配合，挥兵出击，徒失战机者，诚为不可理解之怪事？冈村除非奉命行事，不任其咎，则于此次之顿兵不进，贻误戎机之罪责，依日本军律，论罪当斩。而犹能于不久之后，擢升大将，调任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复于卅三年冬，更上层楼，调升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者，尤为不可思议？综观此次敌军战况，无异为谋和征信，作一次表演而已。日本《大东亚战争史》中，对此次战役，只字不提者，即系故意讳避也。”
    由于日方的“诚实守信”，刘方雄必须与今井进行“谈判”了。他回忆说：“九月底左右，今井、臼井相偕来港，晤面互祝成功后，遂进入正式谈判阶段。经双方一再逊让，终于由今井提出日本之愿望：为日本全线撤军，仅保持满蒙地区之原态势，以为共同消灭中共之张本。为拖延时间，佯以立即转报层峰核示。迨至十月上旬，又佯以已奉峰层复示：嘱商请阁下在我国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之形式下，继续折冲。”
    刘方雄回忆说：“其时各报已以大标题登载日军败退消息。日方人员虽面面相觑，状甚尴尬，但对谋和之议，仍锲而不舍，鼓其如簧之舌，意图说服。且谓此次长沙之败，完全由于征信延滞所致。”
    对此，刘方雄帮日本人找“台阶”说：“胜败为兵家常事，且我方伤亡亦重，日军仅退而未败。”
    刘接着说：“本人仅能从中传达双方之意旨，绝无居间裁决之权。故请二位仍将我方意见，转报上级从长考虑。”
    刘回忆说：“不数日报纸复以更大篇幅，报导长沙大捷，毙伤日军四万余人。两井之表情，亦随而更为沉重沮丧。嗣后往返请示，其最后条件，为保持整个东北。我方则仍以‘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之形式为对案，佯为反复请示。”
    刘方雄说：“相持至十月底左右，两井表示，因有职务在身，不容久待，仍相互约定由铃木保持联系。饯行之夕，今井仍以继续压制汪伪政权之成立为言，并表示数月相处，承蒙诚挚款待，在公虽为敌人，在私则已为良友，留下上海联络机关，并邀指派曾政忠赴沪，当予全力照拂云。”
    以上，就是所谓“桐工作”的第一个回合。
    很有意思的是，在《今井武夫回忆录》中，作者对这一段只字未提，而只是大书特书1940年以后才开始的“宋子良工作”，以至于许多论者将“宋子良工作”简单地与“桐工作”混为一谈。原因也很简单，在“上半场”的比拼当中，今井武夫吃了暗亏，有苦说不出，只好略去。
    与今井的做法截然相反的是，对于“桐工作”的“下半场”、即“宋子良工作”，刘方雄却语焉不详，躲躲闪闪，给人以一种“既不能说真话、又不愿说假话”的感觉，这当中，自然也有刘方雄的苦衷。
    所谓“谋略”战，都是彼此的，在“桐工作”中，戴笠通过“谋略”，得到了他设计的结果，同时，日本人也有所收获。
    所谓“桐工作”，本身就是一种“谋略”，即在已经“搞定”汪精卫的同时，再去“抓”蒋介石，谈得成更好，谈不成也可以借此“恶心”你——事实上，“桐工作”开始以后，消息很快泄露，“日方正在与重庆方面谈判”传得纷纷扬扬。
    须知，抗战期间、尤其是出了个汪精卫之后，政界人士，最怕的就是有人说他通日，谁要是听见这话，肯定跟屁股坐在火盆上似的，马上跳将起来。作为“领袖”的蒋介石，自然就更不爱听，闻此震怒不已，严令军统不得再与日本人进行类似的接触。
    这次，戴笠极少见地与他的校长耍了个“枪花”，并没有服从蒋的命令，而是指使香港区继续与今井武夫保持接触，这才出现了后来的“宋子良工作”。换句话说，“宋子良工作”是戴笠在干“私活”，结果后来闹大了，搞出事来，张治平因此倒了大霉，这是后话。同时，这也是刘方雄不愿多谈此事的苦衷。
    日方搞“桐工作”的另一个目的，是借以打压正在紧忙乎的汪精卫，告诉他，不要忘乎所以，没有你，我们与蒋介石照样谈。所以，同是谋略，彼此目的不同，戴笠机灵，日本人也不傻，双方的“谋略”，很难说谁胜谁负。

ys1937

附：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集团（1）

    此时，汪精卫的“组府”，已如箭在弦上。
    1939年 8月22日，负责“指导”汪派“和平运动”的“影佐机关”在上海成立，负责人即新近晋升为少将军衔、春风得意的的影佐祯昭，因其机关设在虹口日租界的“梅华堂”，后世遂称之为“梅机关”。
    所谓“梅机关”，其实是个大杂烩，包括各路神仙，多是我们的“熟人”，比如陆军系统的影佐祯昭、晴气庆胤以及他的副手冢本诚；海军系统的须贺彦次郎；政府方面，有外务省的矢野征记、清水董三；还有所谓“民间”的代表，如众议院议员犬养健、“满铁”的西义显和伊藤芳男、《同盟通讯社》的日本特工松本重治、西园寺公一（日本元老西园寺公望的孙子）等等。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日本政局再一次发生重大变化。
    1939年 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件大事把日本政府给砸晕了，日本人感到自己被德国人出卖了，于 8月25日向德国提出“抗议”。随即，刚刚于年初上台的平沼麒一郎内阁于 8月30日垮台，阿部信行上台。
    本来，平沼上台对于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已经是一次重大打击，其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抹去了“撤军”的承诺，使“和平运动”成为“卖国运动”。比及阿部上台，更是将平沼内阁对汪的种种“承诺”一笔勾销——换句话说，汪精卫今后要做的一切，都要与日方从头谈起，这已经是第三次“重起炉灶”了。
    到了这个时候，所谓“和平谈判”，能谈出什么名堂，那真是天知道了！
    11月 1日，汪精卫等人开始就“组府”事宜与日方进行正式“谈判”。其中，日方的“首席代表”即“梅机关”负责人影佐祯昭，助手有犬养健、矢野征记、清水董三等；汪方参与谈判的是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周隆庠等人，“首席代表”是周佛海。汪精卫本人则采取“超脱”的态度，未参与谈判。
    高宗武回忆说：“十月三十日，日本人向未来的傀儡们提出组织新‘政府’的条件。这鼓励了我。汪指派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到虹口六三园去接收文件。文件的标题是《中日关系调整基本要纲及附件》。影佐中将是日方的代表。交给文件时，他说：‘这里包含日本所希望的全部条件。请坦诚讨论。’”

    按：高宗武也是汪方的“代表”之一，但因他已存抽身之念，因此他以各种借口不参与“谈判”，即使参加也尽可能不发言。

    陶希圣则说：“到了十一月，久经沉寂之后，日方促开谈判。谈判的序幕在江湾六三花园举行。由日方之影佐、谷萩、犬养等邀请佛海、思平、和周隆庠（翻译）。我亦参加。开会是在一座亭榭式的房子里，坐在榻榻米上。日方在会场，分送所谓《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打字油印本。会议连续开了一星期之久，都是由日方说明《要纲》每一件的每一件的意思，和日方的目的。”
    陶希圣回忆说：“这一《要纲》无异于一个大蓝图之内的小蓝图。大蓝图是德义苏日四国瓜分世界，以及苏日两国对分中国。小蓝图是日本把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和海南岛划分为五种‘地带’，也可以说是五层。最深的一层是伪‘满洲国’，第二层是伪‘蒙疆自治政府’，第三层是华北，第四层是华中，第五层是华南。而海南岛是和台湾一样的日本的军事基地。”
    事实上，这样的一份“条文”，连日本人都觉得过于苛刻，今井武夫说：“在日本方面说来，这一密约是以第三次近卫声明之基本政策的日华新关系调整方针为基础，在十月初就已经决定了日本方面的草案，但是由于权益思想在作怪，政府各省乘机另行追加上去的条款是不少的。我敢大胆地说，这个草案不过是赤裸裸地暴露了帝国主义设想的要求而已。”

    按：由于“梅机关”的人员受各方委派，说不清楚这个单位受谁领导、对谁负责。因此，在与汪方的“谈判”中，这些人出于各自的立场，竞相往“谈判条约”中塞自己的私货，最终把汪精卫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

    陶希圣回忆说：“六三花园会谈结束之后，我们把《要纲》带回，送给汪夫妇。我自迁入愚园之后，每日的早餐是在汪公馆会餐。这一天，早餐之后，陈璧君留我单独谈话。她要我把《要纲》一件一件和一条一条解释给她听。”
    陶希圣说：“我首先解释《要纲》划分五种地带和五个层次的日方用意，同时指出这五种地带并未包括外蒙、新疆、西北、西藏与西南在内。这就是那五个地带是苏俄和××划了去的。老实说，就是德苏瓜分波兰之后，日苏瓜分中国的大阴谋在这些文件上表现出来了。”
    据陶希圣回忆，次日，陈璧君对他说：“昨天我把你的解释转告汪先生。我说得不完全，也不详细。我一面说，汪先生一面流泪。他听完之后，对我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去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中国不了，要我签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面。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
    高宗武回忆说：“十一月五日，汪召开‘行政会议’。除了上述三人之外，汪和我都参加了。汪显然被条件的内容吓坏了。他一面摇头一面叹气说。这些条款意味着我们国家独立的终结。看来那些坚持抗日的人是对的，而我们错了。”

    按：高宗武所说的“其他三人”，指周佛海、陶希圣和梅思平。

    高宗武后来回忆说：“我认为汪的反应给我一个拯救他、他的‘朋友们’和日本人的机会。”于是高劝道：“正如你刚才所说，如果我们接受这份文件，那我们的国家独立主权就完了。我们不能讨论它。事实上，我们已经犯下了可怕的错误，我们应该公开承认我们错了。”
    汪听了，继续问大家：“该怎样处理这份文件。”
    高宗武说：“唯一的做法就是把文件退回，告诉日本人我们不可能考虑它。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告诉他们，我们现在已经完全了解他们的不诚实，所有近卫、平沼、头山满、板垣等人所说的，不论是私人的或官方的，全都是谎言，我们已经放弃了所谓的和平运动。”
    听了高宗武的话，汪精卫动摇了。陶希圣说：“汪夫妇秘密商量。璧君主张叫叶蓬把部队带到广州，在广州求生存。汪自己主张由愚园路搬到法租界住宅（福履理路）发表声明，停止一切活动。然后转往法国。”
    叶蓬，1896年生，湖北黄陂人。
    叶蓬参加过“武昌首义”，毕业于保定军校，后入鄂军夏斗寅部。1939年初，经周佛海援引，叶蓬投入汪集团，成为汪伪早期唯一的“军事人才”。罗君强回忆说：
    “我记得军委会在香港发展了两个委员。一个是叶蓬，曾任蒋介石手下的武汉警备司令，杀害中共人士不少。后以‘存心抗日’的罪名被日方攻击去职，又以私恨企图杀害张群而为蒋介石所遗弃，由周佛海介绍他加入了汪记汉奸集团。叶认为汪精卫手下只有几个文人，不足以成大事，自命为将才，野心勃发。他亲自到河内向汪献策，主张大搞军事工作，并表示拥护汪当孙中山那样的领袖，自己愿当一个蒋介石式的部下来供驱使，以建立‘大业’。这本来是想讨汪的欢心，不料却引起周佛海的猜忌。”
    陶希圣说：“璧君叫我去与叶蓬密商。我到金神父路去见叶蓬。他认为带部队到广州是做不到的事，一则所谓部队不成其为力量；二则移动还须日方协助；三则即令到了广州，仍然是寄人篱下，不能抬头，和上海没有分别。”
    高宗武的努力，又一次失败了，他知道，自己必须有所行动了。
        ——高宗武要取一件“投名状”。
    高宗武回忆说：“此后我们反复讨论这些条款。我们关起门开会。每次会议结束后，汪会收集所有文件带回自己的房间。我知道我被怀疑，所以每次都坐在汪的旁边。当其他人在文件上打转的时候，我试着默记它。我知道那不是容易的事，因为汉字文件有几十页。不过当时我认为偷这份文件是不可能的。”
    高宗武回忆说：“犬养告诉汪，文件的中译本文字比日文原本严厉，能不能找个人来更正一下? 汪在下一次会议时提出这个问题，指定我做这件工作。我故意一再推辞，说我不喜欢那些条文，大家把这责任推给我太危险了，日本人可能会说我故意把条文改得比原文更加严厉。如我所料，我越推辞，大家越坚持，最后我接受了。不过很不幸，我必须在汪的家里工作。我不能把文件拿出去，更别说找机会偷偷抄写一份了。”
    这时，一个好机会从天而降。高宗武说：
    “该来的还是来了。一天，一位突然从东京来上海的日本国会议员打电话到汪府找我。由于他是位重要人物，汪乃邀请他来汪府与正在修改中译稿的我见面。我们谈了两小时后，日本人说他要回旅馆。我自然要礼貌地送他。汪看见我们出门，却没看见我口袋里的文件。我从旅馆会客室拨电话给汪说，刚才匆忙间不小心把文件带了出来，可否马上派人来取回。要不然，我于一小时之内送回来。如我所希望的，汪说没关系。不急。”
    汪的为人，基本属于“君子可欺之以方”的那种，宽厚有余，欠缺点防人之心，所以他的一生，不停地被别人耍。
    高宗武说：“我到旅馆门口告诉送我们来的司机有事耽搁，要他等一会儿。然后从旅馆后门出去，叫了一部计程车直奔回家。我不懂拍照，可我太大懂，她把全部文件拍了下来。没有她的帮忙，事情绝对办不好。文件拍照完毕，我坐计程车赶到一位朋友家，把底片交给他。要他冲洗后为我绝密保存。然后，我回到旅馆后门，借故进入国会议员的房间随便问问，知道没人从汪府来电找我。于是从旅馆正门出去，上车吩咐司机开快点。”

    按：高宗武的太太叫沈惟瑜，他们在上海结婚时，汪精卫还是他们的证婚人。

    此时，被卖了的汪精卫还在帮别人数钱，高宗武回忆说：“我只离开了一个钟头。汪没有一点怀疑的迹象。他甚至说：‘不必急着拿文件回来嘛，放在你那儿一会没关系的。’”
    高宗武回忆说：“他的无辜让我产生罪恶感。这也表示从南京回来之后，他已不再怀疑我了。否则我不可能那么顺利的。”
    高还说：“这是十一月中的事。那时我并没有想到利用我得到的东西。我还在殷殷希望汪能回心转意。他还没有在草约上签字。不到那时我绝不放弃希望。”
    与此同时，汪精卫阵营中的另一员大将陶希圣也下定了最后的决心。
    触动陶希圣的，是不久前的南京之行。他回忆说：“欧战爆发之后，影佐机关积极活动，促使汪精卫‘组府’，第一步先到南京与梁鸿志及王克敏会商。梁鸿志是华中‘维新政府’的首脑，王克敏是华北‘联合政府’的首脑，影佐机关认为汪‘政府’须得梁王的协力，才能着手，因而举行南京会议。
    在“南京会议”上，汪首先说明了统一“组府”的意思，据陶希圣回忆，当时梁鸿志“略为客气”，说：“这件事要让我们商量之后，才能答复。”
    王克敏则很“坦白”地说：“我们三个人商量没有用。这件事要他们协商好了，也就可以做了。”
    陶希圣解释说：“王克敏所说的‘他们’，就是汪精卫背后的影佐机关，梁鸿志背后的原田机关，和他自己背后的喜多机关。上午汪王梁会商无结果，下午径由影佐、原田与喜多三方会商。这么一来，使我们更加看透了傀儡之所以为傀儡者的鲜明事实。我和佛海、思平在夜间寄宿于这幢房子后门对过的房子里。我们谈话之间，说到一个譬喻，就是四个人打麻将，每一人的背后有一参谋。打到两圈之后，四个参谋都伸出手来，直接的打了起来。那坐位上的四个角色反而束手。
    陶希圣说：“汪由南京回上海。再开会时，大家不愿提起此行。大家的心里都蒙上一层漆黑的影子，是侮辱，是羞耻，也是懊悔。”
    此后，在某次会议上，汪精卫谈到“他与影佐会谈的经过”，“他（汪精卫）说到影佐泪珠滴到日记本上之时，低声说到：‘看来影佐还是有诚意。’”
    听到这里，陶希圣“站起来发言”：“汪先生是不是相信影佐的眼泪？”
    陶希圣回忆说：“我还没有说出第二句，第二句是说‘那是鳄鱼的泪。’在座的诸位高声喝到：‘希圣你太刻薄了’。会议至此，一轰而散。”
    至此，陶希圣知道，自己在上海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后来回忆说：
    “我派鞠清远往香港。他一到香港，即转九龙太子道。他将我在上海的危险境遇，报告冰如。他们商量了两天，认为只有家眷全部搬到上海，另寻住处，才可以使我迁出愚园路。冰如随即带领一群儿女，搭船到上海。她在法租界环龙路租了一幢房子。我也就离开愚园路，一起住在新寓所。”

    按：鞠清远与何兹全、武仙卿、沈巨尘都是陶希圣的门生、“食货”学派的健将，号称陶希圣门下的“亲兵”，可惜除了何兹全以外，全部落水。

    “冰如”即陶希圣的太太万冰如，这里必须用点笔墨说说万冰如，这位女性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其大智大勇、远见卓识，犹胜须眉。
    万冰如，1898年生，湖北黄冈人，与陶希圣是同乡。
    黄冈万氏也是当地望族，鄂军宿将万耀煌，就是万冰如的同族堂兄。
    与陶希圣家不同，万家世代都是读书人，据万冰如自述，她家祖上，从康熙到光绪年间，出了进士九位、举人或贡士65位。所以，万家的子弟，不用出门读书，也不用请“西席”，自己在家跟着长辈学就行了，万冰如说：“男女同样地读书习字作文，但是男子专心读书，女子却是做家务为主，读书只是家务课余的工作。”
    因此，万冰如虽然没有上过学堂，却读过书，甚至到了晚年，能写出一篇好几万字的长篇回忆录，且叙事清晰、条理分明，足见万冰如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
    1917年，万冰如嫁给了比他小一岁的陶希圣，当时陶还在北大读预科，只有寒暑假才回家。
    陶家是官宦人家，大家庭中所有的是非，陶家都有。陶希圣的父亲人很厚道，但他常驻任所，家里是陶母揭氏说了算，偏生万冰如的这位婆婆出了名的强悍，厉害无比，谁都怕她。于是，万冰如和她的堂嫂（也姓万，与万冰如同族）这两个儿媳妇就成了万家的佣人，再加上万冰如连生了两个女儿，更加被婆婆看不上，整天干活、吃剩饭，也只有挨骂的份。
        陶希圣后来说：“她连生两女，家中的人把她看贱了，并且量估着她不再生男孩。”
    1922年，万冰如的两个女儿同时生病，由于承担家务太多、把孩子的病耽误了，结果三岁的大女儿骊珠夭折，万冰如痛彻心肺，她后来回忆说：“家中人说，死个女孩子算得什么，哭得大家不安，我不敢在家中哭。”

    按：万冰如一共生了九个孩子，前两个都是女孩，次女即琴熏，后嫁给了沈钧儒的弟弟沈苏儒。接着，不知道是不是送子娘娘驾临，万冰如居然连生七个男孩。

    1926年 1月，陶希圣辞去了安徽法政专门学校的教职，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了一名编辑，月薪80元，他决定把妻子和孩子从老家接出来。在当年，这几乎等于同家庭断绝关系，属于大逆不道，要被人骂的。因此，陶托人去向他的母亲试探此事（陶父已经去世），结果被陶母骂得“抱头鼠窜而去”。无奈，陶希圣只得自己前去“陈情”，最终得到“默许”。
    万冰如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临走之前，希圣与我带着俩小孩到婆婆床前，分开帐子，叫声婆婆，她翻了身，把面向里。我们知道她不理我们，只好把帐子放下，我们呜咽不能成声，跪拜之后，洒泪出房。”
    陶希圣说：“我们只带了两个小孩，随身衣服及床上被褥。所有我们存在家中、或楼上、或房里，一切物事，都不敢带走。我们在风寒料峭中，走出大门，挥泪而去。从此以后，我们这一房就未曾沾染老家的财产关系。从此以后，我们是失去家乡生活根据的都市人海里的漂泊之人，只有努力向前撞。”
    万冰如也说：“料想今后的生活漂泊流离，一时不会有好日子过，但我们是青年，不可依靠祖业家产，定要勤巴苦做，不怕险阻艰难，总要有出头之日。我们不要向后看，安心向前走，总要得到光明之日。
    说起来，万冰如的一辈子，都在“勤巴苦做”，跟着陶希圣，除了颠沛流离、担惊受怕、吃苦受罪，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过。她回忆在上海的生活时说：“上海人不看人，只看衣服，一个女人衣服穿得好，商店、菜市马上叫少奶奶、太太、老板娘；如果衣服穿得不好，马上叫娘姨。我是湖北来的乡下人，衣服都是陈旧不堪，被人叫娘姨叫惯了的。”
    许多年后，陶希圣的儿子陶恒生曾充满崇敬地评价他的母亲：
    “虽然早年命运如此坎坷，她无怨无悔，一辈子养儿育女、洗衣烧饭，不论父亲是穷途末路，或身居高位，她永远是布衣粗食、朴实无华，数十年如一日。因此，与父亲时相往来的朋友们，很多都不知道那坐在院角小板凳上、搓板前挥汗洗衣的妇人，就是当年镇静勇敢、临危不惧的陶夫人。其实，帮助父亲脱离上海的这件事，只不过是母亲一生中，太多次为父亲解脱困境的其中一件而已。”
    陶恒生的话说得一点都不过分，没有万冰如，陶希圣别说后来的学问和功名了，性命还在不在都是一回事，有这样的太太，真是陶希圣的福气。
    抗战开始，国民政府迁到重庆，万冰如历尽千辛万苦，带着孩子们追到成都安顿下来，她回忆说：“希圣从重庆来成都，只有两次。第一次是十月间，回家看我们母子生活的情形，并在四川省党部讲话，成都军政首长的应酬也有些忙，不到十天，仍返重庆。第二次是十二月，他来到成都，对外不公开，只见省党部主任委员陈公博。公博与他谈好之后，即往重庆。”
    此时，就是陈公博在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胁迫下，不得已决定与他们一同“出走”的时候。万冰如说：“再过两天，公博电报来，他接到电报，脸色大变，心神焦灼。这才告诉我，说他决定去昆明，在昆明与汪精卫陈公博诸人会同出国。他叫我随后往昆明，暂且住下，等候他的消息。我又疑惑，又忧虑，他也知道事情不妙，但是他从十七年在武汉，十九年在上海，二十六年再到武汉，一直是汪派。他们决定走，我阻止不了，也只好走。”
    “出走”之后，万冰如随陶希圣等先期来到香港（就是给林柏生送去“艳电”的那一次），1939年 5月，汪精卫逃到上海以后，电召陶希圣前往。万冰如说：“我母子们都反对他跟随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到日本军事占领区去。他还是到上海去了。”
    万冰如回忆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他参加汪方与日本的秘密谈判，亲眼看见日本灭亡中国的计划。他写信给我，信上不能明写秘密的事情，只是说事已至此，真是死路一条，或是触电死，或是投黄浦江。我拿信给连士升看，他两眶眼泪直流，他立刻打电报叫鞠清远来商量。鞠清远从上海来了，他说汪日谈判在进行中，听说年底要签字。他与士升主张年底以前，将老师解救出来。”
    连士升，1907年生，福建福安人。
    连士升1927年考入燕京大学，听过陶希圣在燕大的课，因此也算是陶的学生，同时，他也是《食货》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不过，与何兹全等几位“亲兵”相比，连士升要大上四、五岁。陶恒生说：
    “父亲与他在燕京和《食货》结缘，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早年学界有《食货》三‘升’之说，指的是全汉升（北大）、杨联升（清华）、连士升（燕京）三位长期为《食货》撰稿的青年经济史研究者，他们日后都成功为声誉卓著的一方学者。”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连士升辗转逃离北平，到香港岭南大学任教。陶恒生说：“父亲之决心离开汪组织，并顺利到达香港，除了杜月笙、黄溯初、徐寄庼、万墨林等有力人士多方协助营救之外，连士升向母亲提出的真诚意见，起了很大的作用。”
    陶恒生也是“高陶出走”的亲身经历者，或者说是一件“道具”，尽管当时他还很小。他回忆说：“鞠清远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到港，母亲和琴熏姐深知父亲欲脱身而不能的痛苦，乃请连士升前来共同商量。鞠清远带来的消息，是汪方可能年底在日汪密约上签字，连士升听后非常激动不安，认为事态危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在年底以前把老师解救出来，必要时他愿意亲赴上海设法营救。”
    这时，万冰如表现出了惊人的镇静和勇气，她“思考之后”说：“我带儿女去，才能解救他离开愚园路，先回到住家，再想办法。”
    连士升、鞠清远听了大惊，心想陶希圣一人逃出来都难，怎么反而还要把一家老小都送上门去！于是问：“师母和世兄都陷入虎口，又如何得了?”

    按：“世兄”即指陶希圣的儿女们。陶恒生回忆说：“父亲的几位学生，就是这样跟我们好像一家人似的亲切。他们来我们家，有的是来听父亲讲时局、有的是来研究合写论著、有的是干脆来玩儿的。琴熏姐和泰来哥都跟他们处得很好，我和晋生太小，跳跳蹦蹦，跟出跟进而已。”万冰如也回忆说，他们追随汪精卫到昆明之后，“孩子们跟随学生们，有鞠清远诸人去游湖登山”。

    万冰如向他们解释说：“我全家人在上海住下来，那汪周不会怀疑，七十六号也不会监视，他才有脱走的办法”。
    万冰如知道，陶希圣是标准的“书呆子”，没有任何生活技能，除了写文章、教书，别的什么都不会。陶恒生说：“父亲是个连换电灯泡都不敢，手电筒装干电池都会装反的人。”没有万冰如在身边，就是给他一双翅膀，他也飞不出愚园路！
        ——万冰如要与汪精卫进行一场豪赌，赌注是自己和五个儿女。
    陶恒生回忆说：“去上海之事就这样决定，母亲命令琴熏、泰来、恒生三人（四弟晋生、五弟范生年幼尚未入学）立即办理休学手续（分别是培道中学、岭南中学和九龙塘小学）。十二月十一日，母亲带了我们姐弟五人到尖沙嘴码头搭船，连士升赶来相送，登船之际，连士升殷殷叮嘱我们保重，早日归来，分手时他已泪流满面，一直站在码头上等到轮船启碇，才挥手怏怏而去。”
    万冰如说：“我们就这样决定。鞠清远返上海，在法界租了房子。我带孩子们到上海去，便在华龙路安家。琴薰与泰来在法租界找到学校，交学费每天上课，家中准备久住的布置。”
    陶恒生则说：“第三天，我们大小六人出人意表地抵达上海。到后，立即托学生在法租界环龙路租下一幢房子，父亲乃借故离开愚园路，搬来与家人同住，白天仍去愚园路开会。为掩日汪耳目，三个大孩子都去学校报名，缴费上学，装做准备在上海长住的模样。”
    万冰如的设计一点不错，只有他们到上海“自投罗网”，陶希圣才有离开愚园路“集体宿舍”的借口，而这是伺机“出走”的前提。陶恒生说：“当年若不是母亲决定命令我们一群子女中止学业，跟着她破釜沉舟地去了上海，如何能减低汪组织众人对父亲的怀疑与猜忌，让他搬离那众目睽睽、行动受制的愚园路？”
    这是万冰如“救夫”三部曲的第一计——“舍身饲虎”。
    高宗武那边，也在做走的准备，当然，此时他还没有与陶希圣通气。
    高宗武找到了他的一位同乡前辈黄群。
    黄群，通称黄溯初，1883年生，原籍浙江平阳，后迁居温州。
    黄溯初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议员议员，曾追随梁启超、蔡锷等反袁。后梁启超任段琪瑞政府财政总长，梁因不懂财务，遂请黄任次长，黄不愿做官，甘以幕僚而备顾问。此后，军阀迭起，黄对政治感到厌倦，遂在上海成立通易公司，弃政经商。
    1939年 2月，也就是高宗武奉汪精卫之命前去日本探风的那次，黄溯初恰好在长崎养病，因黄与高宗武的父亲是至交，因此高一下飞机就去拜望这位父执。黄溯初的侄子黄达聪说：“高宗武与伯父黄溯初素有交往，他父亲高玉环也是伯父的朋友，因此他任亚洲司司长后常到沪向伯父求教。伯父见他年轻有为，态度又谦虚，颇为赞许。”
    高宗武回忆说：“黄先生六十出头，是我的温州同乡。我非常尊敬他的智慧和正直。他和我所认识的其他人不同。在一九二零年代的北京旧国会时代，黄是财政部长的最高顾问。他后来弃政从商，在上海成立一间信托公司。结果生意失败，他退休来到长崎，住在郊外一座背靠云仙山麓、面向海洋的房子里。虽然他政治、商业两头失败，我非常重视他的意见。”
    黄达聪说：“1939年初春，高宗武奉汪精卫之命赴日本进行卖国勾当，特地绕道到长崎小浜地方看望正在那里养病的伯父，谈论国事时局以及他个人的去处。他诚恳地要求伯父像对待自己的子侄一样予以指教。”
    高宗武回忆说：“黄和我住入山上一间温泉旅馆，同住一间房。洗了澡、检查有无窃听设备后，我们开始谈话。我们谈到清晨四时。我们以与众不同的温州土话交谈。我怀疑除了中国人外，有人会有他乡遇故知的那种愉快的感觉。在大困难的时代，回到童年时用别人听不懂的方言交谈，那种契合，是别人无法想像的。”
    黄达聪回忆说：“伯父见他言词恳切，就开门见山义正辞严地指出：‘你要救国必先从自救开始( 意指不能当汉奸 )，你跟汪精卫走是绝对错误的。’高宗武听后连连称是，并请伯父赴沪为他安排一条弃暗投明的出路。”
    当时，有感于高宗武的来访，黄还写了一首诗，题为“高宗武来访同宿云仙观光旅馆赋赠”：“平生朋旧知多少，谁访孤踪到日边，为我远来留一宿，与君阔别忽三年。身经夷险情逾见，谈到兴亡思欲然，山馆高寒夜寥寂，偶闻石罅泻温泉。”
    此后，高宗武随汪精卫赴沪，并将黄溯初也接到上海。黄达聪说：“同年冬，他迎接伯父来上海，高当时在沪寓居蒋百里先生故居。蒋与伯父交情甚深，亦是旧友，伯父也即和高住在一起。”
    黄达聪还说：“在上海期间，伯父曾由高宗武介绍会见汪精卫。据伯父事后回忆，会见时间是在深夜．汪的情绪极坏，狂饮白兰地酒。伯父晓之以利害，导之以正邪，力劝汪悬崖勒马，他告诫汪说，无论如何不能去南京组织政府。汪口头允诺：一定不去。”
    这件事，高宗武在回忆中也曾提及，他说，当时黄劝汪立即离开上海，“不再任由日本人操纵”。汪听了回答说，我“宁死不屈”。
    就高宗武的出走，黄溯初帮他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预先转移高宗武在沦陷区的家小。黄达聪说：“在此期间，伯父为高的秘密出走作了周密的筹划。为了使高出走后，高家老少的安全有保障，预先差遣我堂兄联彬化装潜回家乡，用运木炭的小船护送高家老少转移到安全地方。”
    第二，关于高宗武本人的“出走”，黄溯初交给了他的好友徐寄庼。
    徐寄庼，1882年生，浙江永嘉人。
    徐寄庼也是上海的一位工商业“巨子”，与杜月笙相熟，抗战开始以后负责上海市商会工作。
    接到黄溯初的委托，徐寄庼知道，要让高宗武逃离上海，除了杜月笙，不做第二人想，于是，他第一时间找到了杜在上海的代理人徐采丞。
    在《杜月笙传》中，章君榖绘声绘色的描写了此事的整个经过：“徐采丞充份利用其天时地利与人和，成为杜月笙在上海的方面大将，为了许多机密任务，他经常往来于上海香港间。二十八年十月，徐采丞方自香港回了上海，不两天，杜月笙照例下午过海去告罗士打会客办公，他正和翁左青、胡叙五商议事情，猛一抬头，看见徐采丞神色匆匆的推门进来。”
   

ys1937

杜月笙确实称得上英雄豪杰。
邱晓云 发表于 2011-11-23 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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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氓‘有’（读‘无’）产者里最懂“政治”的人。

ys1937

杜月笙出手

    徐说：“有一件紧急大事，不得不原船赶来香港。”
    杜问：“什么紧急大事？”
    徐采丞从怀中掏出一张字条，递给杜月笙。杜月笙接过来看时，见字条上写着：“高决反正，请速向渝洽。”
    杜问：“高──是否高宗武？”
    徐说：“是的。”
    “这张字条是谁写的？”
    “是黄溯初先生请徐寄庼写的。”
    “黄溯初是那一位？”
    徐采丞介绍说：“他是老进步党，梁启超财政经济方面的智囊，又是老日本留学生，跟东洋人关系很深，从前当过国会议员，抗战之前做过生意，因为经营失败，跑到日本去隐居。他是高宗武的老长辈，高宗武从读书到做官，得到黄溯初的帮助很多。”
    杜又问：“是黄溯初教高宗武反正的？”
    徐采丞说：“高宗武自己早有这个意思，据黄先生说：高宗武认为他所从事的是和平救国工作，决不是卖国求荣。黄先生鼓励他，点醒他，答应帮他的忙，代他设法向重庆方面接洽。徐寄庼和黄溯初是同乡友好，黄溯初便去找到了徐寄庼，一席密谈，末后提起如何安排高宗武反正，要使他平安逃出上海，又得保证国民政府不咎既往，许他将功折罪。徐寄庼一听之下，当即说道：‘你要找这么样的一个人，要末只有杜月笙。’”
    黄听了徐寄庼的话，说：“杜月笙我虽然并不认得，但是这个人行侠仗义，一言九鼎，却是有口皆碑，无人不知；他能答应承揽这一件事，我便放心。”
        听到这里，一直没有开腔的杜月笙，突然想到一个重要问题。
    杜月笙问道：“高宗武是负责办理日汪交涉的人，他若反正，那么，汪精卫跟日本人订的密约内容，是不是可以带得出来，公诸于世呢？”
    徐采丞“断然”说：“那当然没有问题。”
    杜月笙听了，“矍然而起，双手一拍，眉飞色舞的高声说道”：“采丞兄，这件事情关系抗战前途，国家大局，确实值得一试。你便在香港住两天，我乘最近一班飞机到重庆，我要去见蒋委员长，当面向他报告。”
    1939年11月 5日，杜月笙从香港直飞重庆，“晋谒”蒋介石，“请示高宗武反正事宜。”
    通过张群的安排，杜月笙第一时间得到了蒋的接见，蒋听了高度重视，令杜“从速返港，秘密进行”。
    章君榖说：“当下他十分振奋，搭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兴冲冲的离开重庆，回香港去。”
    谁知道，这一趟飞机，差点把杜月笙的命都给搞掉了！
    章君榖说：“他所搭乘的这一架飞机，飞到半路竟碰到日本军机扫射追逐，飞机师为了保全飞机和旅客的生命，拼命盘旋攀高，他要逃脱敌机的轰击。民航机逃，敌机则紧随不舍，当年的民航机既没有空气调节，又缺乏舒适安全的各种设备，杜月笙在飞机上，一时但感到天旋地转，金星四迸，身子猛烈的摇来晃去，时下时上，鹘起翻飞，转得他头晕眼花，几乎昏厥。”
    杜月笙是吸鸦片的人，心肺功能和神经系统都不比旁人，且他本就患有严重的气管炎，哪能经得起这个折腾：“最后，飞机爬升到八千公尺的高度，机上不备氧气，而高空空气稀薄，杜月笙呼吸艰难，几度窒息，撑到后来实在受不了，他便眼睛一闭，爽性等死。天幸见，敌机追逐到八千公尺以上的高度，眼看民航机驾驶员翻腾揉升，技术着实高明得很，再追下去，必然是徒劳无功，枉费心机，于是便在志不得逞之后，一个转弯，飞开去了。敌机放弃了目标，这一飞机人才算是拣回了性命，然而，杜月笙却特别的惨，他喘息不止，坐不下去，唯有躺在飞机上，一路到香港。”
    这时，在香港等着接他的人，早已乱了营：“香港杜公馆的家人亲友门生弟子，都在启德机场伫望杜月笙自渝返来，大家谈谈笑笑，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有人高声的一喊：‘弗对呀，辰光已经过了，怎么飞机还没有到呢？’一句话，提醒了大家，派人到航空公司去问，航空公司的职员唯有苦笑，事实上是他们已经得到客机遭日本军机攻击的消息，但为免得引起骚动与不安，他们奉命向接机者保守秘密。”
    章君榖说：“时间越过越久，翘首北望，依然不见飞机的影踪，杜门中人更着急了，有人议论纷纭，有人窃窃私语，终于，机场中人起耳语运动，纷纷口耳相传，客机受到敌机的袭击，却是苍天庇佑，赖驾驶员的技术优良，刻已摆脱敌机，毫发无伤，正向启德机场飞航。”
    “方在对（额？）手称庆，喊声：‘阿弥陀佛！’航空公司的职员，又是神情严肃，紧张仓皇，他们来寻接杜月笙的人，劈头便说：‘杜月笙先生在高空体力不支，据飞机师的通知，需要准备担架。’众人方在欢喜的一颗心，又齐齐的往下一沉，连忙找到机场医护室，寻了两个抬担架的工友，飞机一到，便抢先冲上飞机，把急喘咻咻，无法起立的杜月笙抬下飞机来。”
    邀天之幸，这趟重庆之行，杜月笙总算不死，但从此就得了严重的哮喘，最终于十二年后死在这个病上。
    章君榖说：“在担架上被抬回家中，庞京周给他吃药，紧急救治，亲友弟子忙得团团乱转，好不容易使杜月笙喘过气来了，他脸色苍白，挥挥手说：‘你们都出去，请采丞兄留下来。’”
    屏退旁人，杜月笙对徐说：“请黄溯初先生火速来香港，跟我当面接洽。”
    次日，徐采丞即返回上海。“不上十天，黄溯初首先飘然南来。杜月笙大病方愈，亲往迎迓，为了安全保密，就请黄溯初在杜公馆下榻。”
    黄达聪说：“伯父先期离沪秘密到达香港，由徐寄庼世伯介绍会见了当时寓居香港的杜月笙，并由杜介绍在九龙塘赁屋居住。”
    章君榖说：“高宗武的一笔账，都在黄溯初的肚皮里，于是黄溯初和杜月笙促膝密谈，他把高宗武三度赴日的种种经过，中日密约的要点，逐条逐项，向杜月笙一一细说。杜月笙咬文嚼字，坦然的说这实在太多了，一下子难以记得住。于是黄溯初哈哈大笑，亲笔给他写了一份报告要略，杜月笙欢欢喜喜的双手接过，他眉飞色舞的说：‘我明天再搭飞机到重庆去。’”
    杜月笙的几位夫人，只有姚玉兰随他来到香港，章君榖说：“姚氏夫人见杜月笙连日忙碌紧张，飞重庆又飞出了气喘毛病，她心中灼急，又不晓得他究竟忙的是什么事情？那日听说杜月笙才隔十天又要飞重庆，她实在担心得很，便向杜月笙苦劝：‘坐飞机未免太危险了，这一回，您就走河内、昆明，走陆路去，好吗？’”
    杜月笙说：“我此刻恨不能身插双翅，破空而去哩！走陆路，那又得十天半个月，怎么来得及啊！”
    为防止意外，杜月笙带了医生同行，章君榖说：“这一趟总算托天之奉，安安稳稳，到了重庆，委员长即刻传见，杜月笙报告既毕，委员长便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杜月笙，请他设法转交高宗武。杜月笙得了委员长的亲笔函件，心知大事已谐，当前最要紧的还是迅速采取行动，免得贻误时机，一着错，满盘输，他肩胛上的担子着实沉重。第二天便飞回香港，委员长亲笔信交给稳妥可靠的人，秘密携往上海。”
    下面就该做好准备、随时配合高宗武的“出走”了，这项任务，杜月笙交给了万墨林。
    万墨林，1898年生，上海浦东高桥人。
    与他的老板杜月笙一样，万墨林也相当于半个军统人，且抗战期间曾担任“上海统一委员会”总交通员，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地工”人员，他在回忆中，曾经以半调侃的语气说：
    “事实上，我没有读过多少书，也不曾接受过任何训练，我怎么会跟情报工作发生关系，而成为八年抗战时期，上海地下工作份子之一呢？要解答这一个问题，真是说来话长，大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谈起之慨。”
    接着，万墨林就从“盘古开天地”说起了：
    “早在民国九年，我才十九岁，却已经在华洋杂处的花花世界，黄浦滩大上海，混了十年之久。可是，由于自己的学识不够：无人提拔，整整十年的起早困晏，卖尽气力，穷十年之功，也不过从一名水果店的学徒，混到了十六铺的一个铜匠司务。钱赚得少，工作尤其辛苦。当时最使我高年老母担心的是，我在家乡早已订了亲事。就凭我那戔戔可数的收入，只够维持我一个人的生活，不知道要熬到哪一天，才能和我的未婚妻成亲，让她老人家早些抱孙子。”
    这天，万墨林的母亲从高桥乡下来到了十六铺，把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告诉了他：“你的表阿哥杜月笙，现在真正发迹啦! 他在法租界开大公司，住在同孚里的一幢洋房里，年年到高桥施痧药水、行军散，棉衣棉被。在高桥一连造了二十三座石桥。今年又捐了七千大洋，重修高桥沙港观音堂。我们跟杜家是两重亲眷，我晓得月笙的脾气，他向来是极听我的话，又肯帮人忙。此刻我就带你去看他、请他安插安插，你的出头日子就快了。”
    万墨林的母亲是杜月笙的姑母，因此，杜月笙与万墨林是姑表亲。杜小的时候，不务正业，能管教他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他的舅舅朱阳声，另一个是就是他的姑父、也就是万墨林的父亲万春发了，经常叫他“吃生活”。
    尽管如此，杜月笙和万家的感情却非常好，原因是，姑母救过他的一条命。
    那是杜月笙立下“毒誓”——“我将来回来，一定要一身光鲜，一家风光！”接着就来到上海“闯码头”之后不久，杜生了一场大病，病得很重，差一点就死了。章君榖在《杜月笙传》中说：
    “他这次生病，一上来便声势汹汹。客地病重，生死俄顷，朋友们表现得很够义气。王国生掏腰包帮他请医生抓药，袁珊宝把他背到隔壁，睏在自己的小房间里，以便就近照料。可是，杜月笙的病势来得太猛，发高烧，说胡话，一连几天昏迷不醒，医生说他有性命之忧，望着他连连摇头，推托的不肯再开药方，于是袁珊宝着急，王国生发慌，两个小伙子全都没了主意。”
    正巧这时杜月笙醒了，他们“忙不迭”地问：“月笙哥，你在高桥乡下，还有什么亲眷吗？”
    章君榖说：“杜月笙身体虽然虚弱，头脑倒还清醒，他一听这话，就晓得自己一定是不行了。两位好朋友无非是在问他，一命呜呼了以后，该去向谁报告凶耗？他满心酸梗，强忍热泪，聚精会神的想了想：父母双亡，继娘不知流落何方。唯一的胞妹送给别人家了，听说外婆已经过世，老娘舅一早就看他不顺眼，生母朱太夫人说是说还有一位嫁到黄家的妹子，自己和她从来没有连系。至于他的伯父和堂兄么，从小到大，面都不曾见过几回，自己的死活跟他们有何相干呢？想来想去，想不起一个关心自家的亲人，天地宽阔，杜月笙像是一只断线风筝。不尽悲戚，无穷伤感，杜月笙索落落拋下成串的热泪来。”
    袁珊宝见他不说话，接着追问：“月笙哥，你快说，你有什么亲眷要去知会一声？”
    这时，杜月笙突然想起一个人来，他说：“要末，侬去告诉我格姑母，伊是我爷格阿姐，我姑丈在高桥乡下种田，名喊万春发。伊啦有个伲（儿）子，叫万墨林，今年十岁，前一晌听说伊也到小东门来了，勒浪（在）一家铜匠铺里学生意。”
    章君榖说：“当时，杜月笙断断续续，竭力挣扎，把这一段话向他的两位好友交代清楚，住后杜、王、袁三人全都不约而同的说，这是杜月笙死里逃生，否极泰来的一大关键。如果那时候说漏了一句，或者王国生和袁珊宝听错了其中几个字，他们两位找不到万墨林，请不来万老太太，杜月笙一定逃不过那次关口。王国生和袁珊宝听清楚了，等杜月笙又度神志不清，晕睡过去，两个人从他的病榻之前一跃而起，奔到街口，相互约好一左一右，分途去找铜匠铺里学生意的万墨林。”
    “十六铺总共只有三五家铜匠铺，于是袁珊宝轻而易举，找到了那位十岁的学徒，万墨林年纪太小，不敢独自回高桥。他说出他家的地址，袁珊宝托一位经常往来上海浦东的朋友，带个口信到高桥去。三天后，杜月笙的姑母，万春发的太太，万墨林的母亲，迈动小脚，颤颤巍巍的走，走了大半天工夫，赶到十六铺来了。她一看到气息奄奄，仰脸躺在床上的杜月笙，扑上去便是一场号啕大哭。”
    “多亏这位骨肉情深，心地慈祥的万老太太，她为了救治侄儿杜月笙的险症，不惜喧宾夺主，请袁珊宝让出房间，打张地铺，日以继夜，整整服侍了杜月笙一百天。医生不肯开方子，万老太太便到处求神拜佛，搜求丹方。不知是谁向她建议，蛤蟆粪是治他这种病的灵药。上海人谓蛤蟆粪，其实是癞蛤蟆所产的蝌蚪，色黑，头圆，尾巴细长，蠕蠕回折。据说其性奇寒大凉，然而杜月笙服了这一味怪药，居然寒热尽去，霍然痊愈，把他从死神的魔掌中救了回来。万老太太不胜欣喜，她又迈动小脚遄返高桥。”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万墨林的母亲对于让儿子投奔杜月笙一事很有把握。此外，杜、万两家，尚有一重姻缘。万墨林说：“我又和杜月笙先生的堂兄杜金龙先生的女儿订了婚。这一门亲事，使杜月笙先生和我的辈份煞难安排。他是我的表兄，又是我的叔岳丈。”
    就这样，万墨林进了杜家，并自降一辈，称杜月笙为“爷叔”，对杜的夫人，则跟着自己的太太，叫“婶娘”。
    时间过得很快，到1927年，万墨林已经是杜月笙的总管了，杜常用的一、二百个电话号码，万墨林记得烂熟于心，仿佛一个活的通讯录，更像是一部“移动电话”，杜月笙想找谁，不论在哪儿，随时联系，如臂使指，得心应手。二人虽名为主仆，实已合而为一，须臾不可分开。
    也是在这一年，万墨林亲眼目睹了戴笠与杜月笙的初识，他说：“关于戴雨农（笠）和杜月笙（镛）两位先生的结识经过，几十年来，曾有各种不同的传说，渲染附会，神乎其神。这些诚然都是很好的小说或戏剧材料，但却与事实真象，相距太远。如今，当年杜戴会晤，在场的四个人中，杜月笙、杨虎、戴笠，俱已作古，只有我还健在人世。因此，也唯有我方始能说得出当时经过。”
    万墨林回忆说：“起先是为了工作的需要，戴先生专诚拜访杨司令（指杨虎）。杨司令眼见戴先生一表人才，谈吐不俗，态度尤其谦虚诚恳，又鉴于他所负责的工作相当重要。所以当时就很豪爽的对他说：‘你要在上海做情报工作，有一位朋友是非结交不可的。此刻我先跟他通个电话，假使他有空，我就陪你去见见他。’说罢，他拿起了桌上的电话。而在华格臬路的那一头，接电话的正好是我。”
    万墨林听了杨虎的话，即对杜月笙说：“爷叔，是杨司令的电话，他说他要带一位朋友来拜望你。”
    杜听了说：“好，你请他们过来吧。”
    万墨林回忆说：“我追随杜先生四十多年，深深佩服他识人的本领，确是天赋独厚，高人一等。那天杨司令陪同戴先生到访，戴先生穿一身整齐的西装，长发中分，梳得相当熨贴，两只眼睛大而有光，说起话来中肯而得体。他虽然刚刚离开军校不久，年纪又只有三十出头，但是他却能在杜先生和杨司令面前，侃侃而谈，并且要言不繁。三句两语寒暄过后，他便提起他对杜先生所作的要求。而杜先生也能毫不犹豫的一口答应：‘好的，以后你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打电话来。假使我不在，你可以交代万墨林。’”
    万墨林说：“当时，连我都感到有点出乎意料之外。诚然，杜先生是以‘有求必应’，‘言语一句’闻名于世的。但是，他对戴先生的要求答应得这么痛快干脆，毕竟是很少见的事情。往后，戴先生就每隔一阵时间，打一次电话过来。或是亲自前来和杜先生面谈。电话有时候由我接，有时候由杜先生亲自接听。他并没有什么事情要求杜先生办，多半是带连络性质的问候电话。杜先生和我接电话所不同之点是，杜先生每每会在电话里请戴先生过来谈天。
    万墨林还说：“如所周知，早期杜先生藉赌钱联络各方，交结朋友的手段。经常在杜公馆出入的朋友，很少有不赌钱的。戴先生则是绝无仅有的一位。他们每次会晤都作长谈，谈话的题目很严肃，而且时间相当的久。”
    忽忽十年，1937年底，沪战失利，杜月笙决定避居香港，万墨林与他的“爷叔”不能分开也得分开了。杜月笙叫来他手下的三员大将：陆京士、朱学范和自己的秘书、民生纺织公司总经理徐釆丞。因陆、朱二人已入官场，身不由己，杜月笙经过一番嘱咐之后，令徐釆丞担任自己在上海的“全权代表”，包括万墨林在内，悉由他指挥。
    11月25日，宋子文帮杜月笙买好了赴香港的机票，杜月笙出门之前，叫来了万墨林，问道：“墨林，这些天来，我陆陆续续关照你的事情，你都记牢了没有？”
    万说：“记牢了，爷叔。”
    杜说：“那么我就不必再说一遍了。还有许多我一时想不起来，不曾关照你的事件，我也不必多提，总而言之，我在上海的时候，一切事体应该怎么办，我不说，你也晓得，我离开了上海，不妨照旧办理便是。”
    万墨林再次说：“晓得啦，爷叔。”
    此刻，杜月笙就用得着万墨林了，他令徐采丞给万带话：“只要高宗武说声走，便不惜一切代价，务必把他和他的家眷，平安无事的先送到香港来。”
    万墨林回忆说：“杜先生晓得此事非同小可，便专程飞往重庆，晋谒蒋委员长，得到委员长的指示以后，旋又匆匆返港部署一切，他亲自订定周密的计划，一份份的密电，再拍回上海来。”
    万墨林说：“当时，我奉到杜先生的命令，护送两名重要人物，离沪赴港，我既不知道哪两位先生? 也不晓得内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
    事实上，此时决心要走的，还只有高宗武一人，接到蒋介石的信，看到蒋盛赞自己为“浙中健者”，高宗武心中踏实了，他决定跟汪精卫再谈一次，行就行，不行拉倒。他回忆说：“十二月中旬，我要求汪邀请陈公博、陶希圣和我去他家中谈话。我准备作最后一次的努力。晚饭后我们上楼密谈。”
    当时高宗武说：“这个和平运动不能再走下去了。照我看汪先生有三个选择。”
　　第一：“你设法马上离开这里。到达安全地方之后，公布日本人的条件。这样可以加强中国抵抗日本的决心，同时可以澄清你离开重庆的初衷。你记得一九三五年在南京时我曾经试图取得所有日本想要的东西的清单，而他们害怕我们会向海外公开而拒绝我。现在日本人给了我们他们的条件。我们也完全了解日本人的欺骗伎俩。如果我们公布这些要求，我们最低限度可以再面对我们的国家。这是最具打击性的上策．”
　　高宗武认为：“如果汪采取这个方向，汪会被重庆原谅，可以回到后方自由地区，受到相当的尊重。”
    然而，“汪没有反应”，高宗武只好接着说他的“第二”：
    “你马上搬到你在法租界的房子。从那里发信给日本人，告诉他们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们发现日本的态度不但与我们相差太远，而且自相矛盾。我们可以告诉他们，我们承认错误，准备立刻停止所有活动。同时，我们要求影佐和犬养离我们远点，别再来烦我们。这是中策。”
    第三，“你可在上海的‘歹土’住下去。你拒绝所有访客，拒绝与日本人沟通。这是无法根本解决问题的下策，最好不要采用。如果你坚持成立南京政权，你只能做个溥仪‘第二’这样值得吗?”
    最后，高宗武说：“这是我最后的忠告。只要你不背叛中国，我将追随你到底，即使是流亡天涯海角。如果你背叛中国，那么我们分手。”
    对于高宗武的忠告，汪依然没有明确的态度。高宗武回忆说：“不过，他自己去告诉影佐和犬养日本条文大苛刻。据汪说，两个日本人都流泪了，承认条文的确太过分，是‘由于日本政治家欠缺远见’，他们谴责自己，答应立刻向东京报告。他们离开汪时还在流泪。”
    对此，高宗武讽刺说：“东京日本参谋本部里有美国课、中国课、印度课，等等。我相信还有个流泪课。这个课的课员们的专长是用眼泪当武器，有时会达成效果。影佐将军曾经当过中国课的课长。我想他一定兼任过流泪课的课长。”
    此时，“谈判”已经接近尾声，陶希圣说：“十二月下旬，谈判将告完毕。汪夫妇派人往香港，力促陈公博来上海。公博到上海，已经是二十五六日，‘要纲’各件略有修正，大体就绪。汪召集会议，公博亦在座。汪首先说明‘要纲’谈判的经过，及大体的结果。”
    在讲话中，汪曾说：“同志们意见不合。甚至发生冲突，这样下去，将有杀人流血之事。”
    刚到上海的陈公博不明就里，会后他私下问陶希圣：“汪先生为什么说出杀人流血的话？你们冲突到这样么？”
    对此，陶希圣不便多解释，只好说：“杀人流血的话有什么根据，我全不知。我们意见不同是有的，或者不至这样严重吧！”
    陈公博听了，也感到不妙，于是说：“别的不说，我非赶快走开不可。”
    陶希圣回忆说：“十二月二十八日，双方谈判已毕，约定三十一日签字。我当晚回环龙路住宅，在卧室中，卸下了随身佩带的手枪。冰如把手枪拿去，搁在枕边。”
    当天的事，万冰如的回忆更加传神，她说：“十二月二十八的夜里，希圣从愚园路回来。他的脸色苍白，到卧房休息。”
    当时陶对太太说：“密约谈判完了，预定三十一日签字。”
    万冰如问：“陈公博的意见怎样? ”
    陶说：“陈公博明天回香港。”
    万随即问：“陈公博走得了，你为什么不走，还要签字。”
    陶说：“不签字就死在此地。七十六号的计划是杀了我开追悼会。我要是签了字比死还要坏。”
    听到这里，万冰如下了最后的决心：“我把我的生命换你逃走。如走不出去，我们一同死在这里。”
    此时，陶希圣的家已经被监视，他回忆说：“日本宪兵队与七十六号对我早已怀疑。我的行动早已在他们的严密监视之下，但是他们找不到任何形迹可以证明他们的猜疑。我在七十六号里有一些线索，随时将消息告知。环龙路住宅附近也有一些警戒，使其不至发主意外。”
    万冰如说：“当夜秘密商定出走的办法。他马上卧病在床，不到愚园路去。我每日上街，替他办相片、黄皮书与船票。相片是泰来去照相馆，我托他照老一点，有了相片，一切手续我都办好。”
    “签约”的日子终于到来了，高宗武回忆说：“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汪精卫在密约上签了字。眼他一起签字的中方代表有周佛海和梅思平。日方签字的是影佐祯昭中将代表陆军、须贺彦次郎海军少将代表海军、犬养健代表‘文官政府’，陈公博已经离开上海，没有签，陶希圣装病在家，没有签。”
    这就是所谓“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
    高宗武说：“为什么尽管日本人的条款那么苛刻，汪自己那么不满意，还要签字？他踌躇了好几个月，最后把名字写上条约。依我看，汪是害怕即使他不签，或放弃日本人，没有人会了解他。他害怕不管他怎么做，都会被唾弃，所以他说服自己走这条职衔高——虽然假、有钱——虽然脏，有权力——虽然空的路。”
    高宗武评价说：“有些人批评汪是个没有原则的人。这也许对。他的对或错的政治指标取决于成功或失败的衡量。因此他可以牺牲一切以取得某种成功。虽然他的追随者也跟我一样认为日本人不可信赖和前途黑暗，他们还是签了字。他们认为我太‘理想主义’。汪的决定是个政治人物无可避免的那种悲剧。”
    高宗武说：“条约的签字使我认识到我必须离开。幸好我事先已经做好一切安排，虽然连我太太都不知道这事。”
　　12月30日、即签约的当天晚上，高宗武去看陶希圣。

    按：高陶会晤的时间，陶希圣、万冰如两口子都说是1940年 1月 2日，且将最终“出走”的日期记成 1月 4日（实为 1月 3日）。鉴于陶、万二人的回忆均写于几十年之后，而《高宗武回忆录》则写于1944年，距事发时间要近得多，因此还是以高的说法为准吧。

    高宗武回忆说：“虽然我明知要做什么，我还是先问他：‘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陶试探地问：“我们离开？”
　　高说：“那我们还等什么？”
　　陶接着问：“二月一号、三号和七号有船离开。我们搭哪一条？”
    高宗武心想：“原来他跟我一样知道舱期。不过在政治圈子里谁也不敢承担太多。”
    于是高说：“这么大的事得慢慢来。你最好再考虑看看。明天告诉我你的最后决定。如果你决定走，我认为三号的‘柯立芝总统号’最好。日本人不大敢惹美国船，即使他们恨美国人。”
    高接着补充说：“等你决定好了，我去给你买船票。”

    按：其实，3 号的船票已经在高宗武的手上了，这是万墨林帮他办的。
　　
    高宗武回忆说：“陶一直是我的好朋友，但是，我说过，政治是危险的。第二天，十二月三十一日，陶派他的女儿送来一封信，决定走。”
    在陶希圣两口子的回忆中，“出走”是高宗武先提出来的。陶希圣回忆说：“宗武到环龙路来问病。他坐在我的卧榻旁边。我告诉他说：‘他们早已监视你，现在你有生命危险。’他说：‘走了吧！’我们就脱险赴港之事，大略谈了一下。他告辞而去。”
    1940年元旦，与往常一样，陶希圣去汪宅拜年。他回忆说：“我抱病往愚园路，沿家拜年。璧君主张要我在‘要纲’上补签。汪以为此刻不必勉强要我补签，要等我病愈再补。我到佛海住宅拜年，稍坐即告辞。
    出门时，周佛海说：“你要保重。”
    陶叹道：“我亦不知命在何时！”
    周听了说：“何必如此。”
    当天，高宗武也在做同样的事。他回忆说：“我六点起床，赶到汪府投名片，以恪守礼数。我很怕如果我们见了面，彼此都会不愉快。下过，上午十一时，汪来电话，说今天是元旦，我们一定要聊聊。我实在不好拒绝。
    高宗武回忆说：“我跟他一起时感觉非常难过。为了我和他长久的友谊，我应该告诉他我快要离开了。可是一旦他知道了，事情搞得复杂而危险，我会走不成的，我实在很痛苦。”
    这时，高宗武又想起了这么多年来，汪精卫对他的种种照拂：“我记得一九三七年我们从南京撤退时，汪很担心我弄不到江轮房舱，那时所有电话线都不通了。汪亲自去负责撤退的张群家里找他，愿意把自己的房舱让给我，事后他从未向我提起这件事，我是听别人说的。我也想起汪曾经为我和沈小姐证婚，和头一个请我们吃饭的往事。我知道我的离开会给予他多么沉重的打击。我从来没有这么伤心过。”
    离开汪宅，高宗武又去了周佛海处。当时高“试着引他谈话”说：“今天元旦，是个检讨过去一年来我们所作所为的好日子。你认为日本的态度怎样？”
    高宗武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周虽然签了那份可耻的条约，我想如果他和其他人这时改变主意的话，仍旧为时不晚。如果他们决定退出，我会愿意推迟我的行程。”
    周回答说：“你绝对不能相信日本人。”
    高于是问道：“那你为什么不从此不再理会他们？”
    对此，周只是简单地说：“那行不通。”
    看来，高宗武当天的表现着实不错，周佛海不但没有对他产生丝毫怀疑，反而在当天的日记中意气风发地写道：“宗武来淡，两人相约以国家为前程，个人成败，不应计及；中央政府必须成立，重庆必须设法打通，两人分工合作，异途同归，总以全国停战和平为目标，努力前进。两人发誓各自努力，各相谅解。”
    至此，高宗武放弃。
　　当天晚上，高请了几位老朋友在家里吃饭。他回忆说：“那本是个惜别聚会，却是个奇怪的聚会，因为我不能告诉客人我要走了。想到即将长久别离，我很悲哀。没人知道我们何时能够再见，如果还有可能的话!!那晚我一夜失眠。”
    次日，恰好陈璧君从香港回到上海，找高宗武，高推说“家里有些事要料理”，一两天之内会去见她。
    当天，高宗武取回他的“投名状”——早已准备好的“密约”照片底版。
    另外，高宗武给一个朋友留下一封信，请他在 1月 5日、即自己到达香港之后，再交给汪精卫。
    “出走”的当天，高宗武的记载非常简单，只是说：“一月三日上午十时，我离家直奔柯立芝总统号。轮船准时启航。”
    陶希圣则说：“一月四日，我由住宅乘车到大马路国泰饭店前门。我叫司机在门口稍候。我进了前门，直到后门，叫一辆货车，径往黄浦滩码头，走上胡佛号总统轮。轮船开出了吴淞口，我才打了一通电报给冰如，说‘我已平安出海’。”

    按：高、陶所乘的邮轮，陶希圣、万冰如和万墨林都说是“胡佛总统号”，只有高宗武说是“柯立芝总统号”，好在这不重要。

    后面的事情，就交给万冰如了，她回忆说：“三日的夜间，希圣把辞别信写好，留在我手上。四日上午，他乘车往大马路国泰饭店，由大门进去，由后门出来，坐上街车，直走黄浦滩码头，从旅客中登‘胡佛总统号’邮船：码头上有日本宪兵巡逻，其中也有认识希圣的，以为他去香港有秘密工作，也就不问，让他过去了。”
    万冰如说：“邮船出了吴淞口，希圣从船上打来电报给我。我立刻派人送信至愚园路，呈上汪公馆。这时候，汪精卫与周佛海已接到高宗武出走的情报，他们想不到陶希圣也走了。汪接到希圣告别的信，大为惊慌。他们知道我们全家留在环龙路，便加派特工人员，监视我家。我感觉事情严重，一日三餐的蔬菜和米粮都成了问题，一家人的生命更在七十六号的手中，我们母子们要遭毒手，是可以预料的。”
    这就是万冰如“救夫”三部曲的第二计——“割肉喂鹰”。
    陶恒生说：“若不是她在父亲最沮丧无助的签约前夕，假造父亲病象，不动声色地密商潜逃办法及外出办理证照，且决定不顾自身安危，留沪殿后，父亲如何能无后顾之忧，放心离开？”
    万墨林回忆说：“所以二十九年元月初轰动世界的高陶携带日汪密约脱险抵港的事件，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摆脱敌伪的严密监视，完全是高宗武、陶希圣两位先生，凭他们的机智与勇气，所独立完成的。等到他们两位一脚踏上胡佛号，我的任务即已终了。实际上我只代买了两张船票，在码头上作了一次严密的戒备而已。后来，方始由高陶两位先生告诉我，他们都是用的金蝉脱壳之计，举重若轻的完成了脱险的第一步。譬如陶希圣先生，他就是在那天早晨，算准了时间，由家里乘汽车到国泰饭店，叫司机在外面等一等，然后走进前门穿出后门，再雇出租汽车到黄浦滩码头，神不知鬼不觉地登上胡佛轮，平安出海。”
    上船以后，高陶二人彼此却找不到，原因是他们都编了假名字，却谁也想不起对方应该叫什么了。
    高也不敢出门，只好伪称晕船，叫人把饭送到舱里来。他回忆说：“仆役到九点钟才送食物来。我已经很饿，把东西吃个精光。可能换了环境使我胃口大开。在上海时我一直消化不良。仆役还是很好奇。‘怎么晕船的人胃口这么好？ ’”
    第二天，高陶会齐，高回忆说：“旅途中陶冒失地发了一通无线电报给上海家里报平安。这增加了我的不安。幸好日本人没有发觉。”
    一到香港，高宗武就去看陈公博。当时陈的第一句话就是：“宗武，我知道你会离开。”
　　高宗武回忆说：“在上海时，陈离开之前，我曾告诉他不管汪同不同意，我都要离开。现在陈告诉我他曾经把这句话复述给汪。”
    当时汪对陈公博说：“告诉宗武，如果他愿意参加新政府，他的职位将和周佛海、梅思平同等。如果他不愿意，他可以在法租界住下去。我不会勉强他。”
　　高宗武回忆说：“我们在香港谈话一个星期后，陈公博去了上海，当上了傀儡。”对此，金雄白说：
    “陈公博于汪抵港之后，虽于二十八年底曾一度秘密到沪，但其目的是在阻汪悬崖勒马，停止组‘府’，以免使国家陷于分裂。汪虽颇为所动，但已骑虎难下，公博留数日，又匆匆返港。自陶希圣之不告而别，周梅均非汪之嫡系，辅弼无人，颇感惶虑，陈璧君乃亲自去港，责陈以友朋之义。公博为性情中人，踌躇再四，卒恐汪之陷于孤立，毅然偕陈璧君赴沪，结果终以身殉。”
    在回忆中，金雄白还“谴责”说：“假如陶不走，陈亦决不参加。陶及今清夜扪心，对公博其亦有我不杀伯仁之感耶?”
    前面说过，陈公博之于汪精卫，真的是爱护有加，爱护到陪着他送了自己的名声不说，还替他接受了“显戮”。抛开旁的不说，对朋友，陈公博够“意思”。
    1 月 7日，高宗武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托杜月笙转给蒋介石，信中是这样说的：“顷晤玉笙、溯初两先生，得悉钧座爱护之情无以复加，私衷铭感，莫可言宣。宗武于五日抵此，回顾一年以来，各方奔走，只增惭愧而已，今后唯有闭门思过，静候尊命，先此奉达，并托玉笙先生代陈一切。另带上密件三十八纸，照片十六张，敬请查收。

    按：信中“玉笙”当指杜月笙。

    蒋看了高的信及汪日“密约”后，在日记中痛斥：“昨夜，由高宗武派杜月笙携汪逆与倭寇所订密约、与其交涉经过之内容及其照相底片来告密。阅之，殊不能想象汪逆卖国之实情竟至于此也！彼对国土与主权之丧失毫不关心，而惟以关税存款与四千万元预付金为组织伪政府之预付金是争，是猪狗不若矣。”
    随即，蒋命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与杜同机飞回香港，准备将“密约”在香港见报。

ys1937

侠女万冰如

    不过，此时还不行。
    ——陶希圣的家眷还陷在上海，要等一等。
    从1926年开始，陶希圣追随了汪精卫14年，他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渊源，比高宗武要深得多，不能做得高那样“决绝”。因此，“出走”之前，他给汪、周诸人写好了辞别信。陶说：“至五日清晨，冰如才把我写好留在家中的几封信，叫人送到愚园路。”
    陶希圣的女儿陶琴薰回忆说：“父亲走后，我们坐在屋中，说不出是悲是喜，是苦是乐，只是在他‘安抵香港’的电报尚未到达我们手中以前，我们确曾惧怕得坐卧不安啊！尤其是我们知道了周佛海已在起疑心，我们更不能安宁。五日的中午，我们将父亲留给他们几人的信分发出去了。立刻，那未曾想到过的恐怖便罩满在我们的四周，甚至于父亲的几个学生。”
    事实上，1 月 4日，汪精卫等人已经发现高陶“失踪”了，在当天的日记中，周佛海说：“旋赴思平处，闻宗武、希圣失踪，大约系赴香港；因忆一号与宗武所谈，恍然大悟。余虽觉中国不能不统一，因之重庆不能不联络，但万不料其离沪如此之速也；其事前早有接洽可知，感触万端。”
    在 5日的日记中，周佛海说：“晚，赴汪先生处便饭。汪先生因宗武及陶希圣不告而别，颇为愤慨，当劝慰之。”
    周佛海与陶希圣是“商务”时期的老同事了，当年还是他介绍陶希圣到武汉中央军校当教官，陶才走上政界、进而结识汪精卫的。由于彼此的交情更深，因而周对陶就更不能谅解。在日记中，周说：“希圣为人阴险，较高尤甚，亦未可恕也。”
    不过，此时，汪精卫等人还没有想得太多，更没有意识到，高陶的出走，后面接着会发生什么，只是加紧了对其家眷的看管。高宗武回忆说：“1 月 5日，汪精卫接到我告诉他此信到时，我已安全抵达香港的信。他通知了日本军方，日本宪兵部立刻派了二十几名宪兵到我父亲家中，想抓他为人质逼我回来。很幸运，我的父亲已经逃到安全地方。”

    按：高宗武的父亲早已由黄溯初派自己的儿子转移。

        高宗武说：“但是，受我拜托照看房子的两位远房女亲戚可没那么幸运。我父亲的房子正好在日本宪兵的管辖之下。不过，大门前的街道，却属于公共租界警察的管区。这里由美国和英国警察控制。日本宪兵一进房屋就把两位女人逮住。宪兵的响声惊动了一位公共租界警员的邻居，他立刻打电话报警，不一会儿，二十多名全副武装，带着机关枪的公共租界警员开到现场。他们向日本宪兵指出，虽然我父亲的房子归日本人管，可是他们通过公共租界的街道进屋，是绝对不许可的。因此，日本宪兵必须原路退回。如果还要进屋的话，必须从别的方向进入。而且，他们在通过适当路线进屋之前，必须释放两名女人。鉴于公共租界警察的优势武器，日本宪兵只好悻悻离去。于是，前来营救的公共租界警员带着我父亲的两位亲戚，送她们到安全处所。”
    同时被严加看管的，自然还有陶家。陶琴薰说：
    “他们一方面命令将高宗武先生的亲属多人抓去；一方面使人通告我们即速搬入愚园路集中营，想对我们这几个吃尽辛苦的孩子们施行扣留的手段。幸亏朋友某君在他面前力陈：‘如此应付，实为汪先生之耻’。我们才未被迁去。可是，住宅四周特务们的看守，却是够严密的啊！”
    在 1月 8日的日记中，周佛海说：“四时出席扩大干部会议，由汪先生报告高、陶离沪情形及善后问题。汪先生力为陶希圣解脱，余殊不愿，陶某阴险成性，实无可恕也。”
    在“扩大干部会议”上，决定向陶的家眷施加压力，令陶希圣“回归”。陶琴薰回忆说：
    “八日晚上，汪特派某先生来见母亲，强迫母亲拍电报促父亲归沪，被母亲理直气壮的拒绝了。当时虽明知我们的性命完全要由他们支配，可是父亲已走，即使我们真会被判死刑，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看到某先生扫兴而去后，我们也不过嘻嘻地笑一阵罢了。恐怖密盖着我们，我们却泰然地过着，这是不是可以称为一群大胆的孩子呢？哈，哈！”
    陶琴薰说：“母亲究竟是母亲，看到我们嘻嘻哈哈的无忧面孔，真是心痛极了。所以九日、十日、十一日三天内，她独自去把船票买好，准备秘密的带我们再冒一次险，跑回香港去。可是，十一日的晚上，朋友某君突然跑来，神色苍皇的告诉我们：‘愚园路的人都知道你们十三号要走了。不是好玩的啊！这个险冒不得的，被日本兵抓到虹口去，可就没有活路了。’商量了一夜，不得已才想到汪先生面前去讨命。”

    按：在陶琴薰的回忆中两次出现的“朋友某君”，都是指陶希圣的学生曾资生，与何兹全、鞠清远、武仙卿、沈巨尘、萨师炯等六人并称陶希圣的“亲兵”。

    万冰如带着大女儿陶琴薰一同来到愚园路，在客厅里见到了陈璧君。
    陈璧君的字也是“冰如”，且看两位地位迥异的“冰如”怎样斗法！
    陈：“你是陶太太？”
    万：“是。”
    “我没有见过你？”
    “我是做家务事，从来不出门。”
    “希圣走，你知道么？”
    “他的事，我不过问；他为什么要走，我不知道。”
    “他走的时候，对你说了什么？”
    “我只知道，他这回走不是他的本意。”
    万冰如回忆说：“说到这里，有位副官进来，看见我，他说：‘你不是陶先生亲戚么？怎么你又是他的太太？’因为这个人每次送信到我家，我都自称为亲戚，他见我多次，认为我是陶家亲戚。”
    这句话令陈璧君顿起疑心，以为万是陶希圣身边的特务：“你在家里是不是做什么政治工作？”
    万“从容的”答道：“我是个乡下女人，做的事是烧饭、洗衣服、养孩子，不懂政治。”
    “他到底为什么要走，走到那里去，老实告诉我。”
    “他是高宗武约他走的。他跟汪先生十五年，现在已经跟汪先生从重庆出来，就不能回重庆。他不愿签字才走，他走到香港为止，不会回重庆。”
    “可派一个学生去找他回来？”
    说到这里，万冰如知道机会来了，于是开始施展她“救夫”的第三计：“学生不行。他现在与宗武住在一起，还有一位黄先生在那里。他的学生见到他，不能分开他，也不能商量什么事。只有我去可以分开他们，拉他回来。”
    陈璧君听了说：“你去香港，要问汪先生，我不能做主。”
    恰在此时，汪精卫下楼来，正好听见万的话，于是问：“你自己去，能劝希圣回上海么？”
    万说：“他可以回来，但有几件事要说明白。”
    汪问：“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只要他回来。”
    万说：“他不签字，他与他们争执得太厉害，不愿住愚园路。”
    汪说：“我都答应，只要他回上海，就住在你公馆里，或者另外找一所住宅都可以。”
    万说：“听说七十六号要杀他，再开追悼会。”
    汪说：“你们如果不信，我派我自己的护卫保护他。”
    万说：“事不宜迟，我自己去劝他回上海。若是迟一两天，他在香港说一句话出来，就收不回，我去也无用。”
    在陶希圣的回忆中，还提到这样一个细节：“汪起先还是未曾松口。恰好这时，林柏生送一封信进来，汪看信之后，面色大变。他将信递给冰如看。冰如说不会读信。原来这信是我从香港寄给汪的。信的意思是请他们保障我的家属的安全，如果他们陷害我家属，我只有走极端。至此，汪陈才一口气答应派冰如到香港去。只要希圣回上海，什么条件都可以做到，并且要她在一星期之内先回一个确信。”
    汪说：”我派你去香港。”说着，汪“返身上楼”，拿了两千块钱给万冰如。
    此时陈璧君插话，提到一个关键问题：“你怎样去法？”
    万早已胸有成竹：“带两个小孩一同去。三个大孩子，还在这里上学。另外带一个学生去。”
    陈璧君一听放心了——有三个“人质”在手中就好办，于是说：“你的大孩子，我照应他们，你放心去，赶快同希圣一道回上海。”
    至此，万冰如成功哄过了陈冰如，她后来回忆说：“我起身告辞，汪夫妇送我到大门口，叫人招呼陶太太上车。”
    陶恒生回忆说：“母亲回到环龙路，先打电报通知父亲，她将即刻前往香港，面商一切。一月十三日，母亲带着晋生与范生两弟，由曾资生陪同，到十六铺搭船，琴薰姐、泰来哥牵着我到码头相送。姐姐站在码头上大哭，母亲也在船上扶着栏杆哭泣，母女遥望对哭，不能停止。生离乎？死别乎？无从逆料。”
    这就是万冰如“救夫”连环计中的第三计——“壮士断腕”。
    换句话说，万冰如豁着牺牲掉三个大孩子，换出陶希圣，保全了陶的名节，自己再带出两个小儿子，也算对得起陶家了。
    至于留在上海的三个孩子，能够救出来，当然最好，救不出来，那就只能看他们的造化了。
    当年，陶琴薰18岁、陶泰来16岁、陶恒生 9岁。
    陶恒生回忆说：“他们离去，留下我们姐弟三人安危未卜，悲伤莫名。回到家里，我一个人对着挂在墙上的父母亲合照相片，痛哭流涕。”
    许多年以后，陶恒生说：“一九四零年初，父亲及我们全家七人，分三批自上海脱险，除了杜月笙先生向重庆请示获准、万墨林先生亲自策划及带了兄弟们出动保护、曾资生师兄舍命自香港潜回上海担任联络及陪我们赴港、以及长辈亲戚们的配合外，母亲凭着她的机智与决断，在整个脱逃事件中，扮演了极为关键角色。如果没有母亲这全家的精神支柱，即使再周密的计划与万全的行动，恐怕也不一定能克服那危机四伏、稍露破绽即功亏一篑的环境。”
    陶恒生说：“若不是她的勇敢与机智，主动赴汪府求见，她如何能在汪氏夫妇面前坦然应对，尤其顺利骗过了那精明难缠的陈璧君，而获准尽速赴港？若不是她的坚强与冷静，她又如何舍得丢下此后生死难卜的三个大孩子，带着两个小的，忍痛从容登船而去？”
    见过什么叫“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么？没见过就让你见见！
    万冰如，够狠！服了。
    陶希圣回忆说：“冰如到港后，我们住在九龙尖沙嘴亚叙里道。她先打电报给陈璧君，说‘希圣即可偕返上海’。汪陈接到电报之后，随即离上海到青岛去了。

    按：汪精卫去青岛，是与日本人及王克敏、梁鸿志、内蒙德王等人会晤，谈未来的“组府”及及分赃等相关问题，在汪伪政权史上，是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事，汪精卫、周佛海等人从1939年底就在紧张地筹备这次会晤，因此对高陶二人的情绪变化和活动有所忽略，结果出了大事。

    万冰如一到香港，杜月笙就开始启动营救陶琴薰等人的“程序”。
    承担这项艰巨任务的，无疑，仍旧是万墨林。陶希圣说：“我与杜月笙先生筹划，如何救那三个孩子出险。我们商量的结果，派曾资生到上海，与万墨林取得联络，图谋偷运出口的方法。”
    万墨林回忆说：“三连环的锦囊妙计用到最后一计，香港那边此较轻易，上海这头可就要费点手脚了。杜先生给我来了一个电报，尽速设法营救陶先生的三位男女公子离沪赴港。陶先生派了一位曾资生先生到上海，和我联络，如何将三个孩子救出虎口。”
    陶恒生说：“我们住宅附近突然多了闲荡人物，家中佣仆言行诡异，种种迹象，显得我们姐弟三人处境相当不利。曾资生负责万墨林与我们之间的联络，要我们静待安排船票，准备随身物件，依照指示行动。他偷偷告诉泰来哥：家里的汽车司机是七十六号派来的，我们的行踪要保密。”
    万墨林说：“我先打听汪精卫方面的动静，获得确息，汪精卫、周佛海已经离开上海去青岛。事后方知汪精卫一行离沪之前，陈璧君收到陶夫人的一个电报：‘希圣即可偕返上海。’他算是吃下一剂定心丸，就此和周佛海北上。……汪精卫周佛海一走，上海的大小汉奸松了口气，乏人监管，自然松懈，正是展开行动的大好良机。我坐了汽车，亲自到环龙路陶公馆附近一带查勘，发现陶公馆门前正在修马路，压路车机声隆隆，日夜不休，蓦的想出了一条计来。
    于是，万墨林买好了 4张船票，请来曾资生，“两个人咬次耳朵，我告诉他如此这般行事。曾先生立刻就跟陶大小姐通电话，叮咛她如何按部就班，从容出走。”
    根据万墨林的计划，首先要将较小的两个男孩子与大姐琴熏分开，转移到别处，免得当天三个人一起走，目标太大。于是，在环龙路陶家，这样一幕出现了：
    “泰来和恒生两位公子声声的说外面压路机太吵，无法做功课也睡不着觉。陶小姐被他们吵得‘没法’，便跟监视人员讲明了，把她两个弟弟送到沪西姑母家住一天，明日由姑丈姑母派人送他们上学。监视人员听她说她把弟弟送去就回来，当夜由她看家，果然不疑有他。命司机开车子到沪西兜一转。陶小姐绝不耽搁，交代清楚立即原车回到陶公馆。”
    万墨林说：“一夕平安无事的渡过，次日一早，我调集一批弟兄暗藏枪械，化装为各色人等。再叫祥生汽车公司准备三部出租汽车，一部由我用，两部停在杜月笙先生的杜美路公馆围墙外，一爿煤球工厂的前后出口，司工机一律用我们自己带枪的兄弟。我把当日出动的兄弟分成三批。二十个人在十六铺码头，二十四个人在煤球工厂。我那部出租车上，有两名枪法最好的保镖。”
    当天，万墨林的计划周到至极，看来杜月笙的“手机”的确不是一般人。他的安排是这样的：
    第一步：“那天一大清早，我便带两名保镖，叫司机把车子开到霞飞路西段陶小姐学校的后门口，等陶小姐由汪精卫派的监视人员护送她上了学，她会按照曾先生昨天所传的话，不进课堂，学陶先生的样，走进大门穿出后门，坐到我等好了的车上，飞车疾驶。万一被汪精卫的人发觉，我们就一路且战且走，直驶杜美路，那边我埋伏好了二十名枪手在等他们，不难一举解决。然后，再去沪西接陶泰来和陶恒生。‘七十六号’纵使闻讯急起大队来追，他们决不会想到我们突然来个向后转，不去码头而去沪西。”
    第二步：“接到了陶小姐果然平安无事，我们便直趋沪西，接陶泰来与陶恒生，再度前往十六铺码头并不弯路的杜美路煤球厂。倘若有追兵，我们就藉煤球厂的烟雾腾腾，近在咫尺，不辨面目，用二十名枪手挡住兵不许越雷池一步。前门进后门出，后门进前门出，反正两头都备得有接应的车辆，尽可保着三个孩子换车上码头。如果根本无人察觉：我决定也在煤球厂换车，三个孩子一人一部。至于为什么要‘多此一举’? 摊开来说：无非防个万一，我不能让三个孩子一齐牺牲于乱枪之下。换言之，也就是逃得出一个是一个。”
    第三步：“托天之幸，杜美路换车也能过关的话，那就三部车各载一个孩子，直奔十六铺。码头附近，也有二十名枪手随时备战，挡住追兵。然后，三个孩子分乘三只舢板，各有三名保镖，护送上意大利邮船。”
    行动的日子定在 1月21日。
    陶恒生回忆说：“清早，泰来哥先命亲戚李天锡雇一辆出租汽车到五舅家等候。然后琴薰姐先去学校，泰来哥带着我坐家中汽车，骗司机说去二伯﹙父亲的二姐，即二姑妈，我们称‘二伯’，家乡的习惯﹚家去玩，要他下午来接。车走后，两人立刻离开二伯家，乘黄包车直奔五舅家，跟姐姐提了皮箱及包包，改乘那辆预先雇好的出租汽车，到大光明戏院门口，与曾资生的汽车会合，同去十六铺码头边的一座煤球厂。厂里面漆黑一片，工人们满脸煤灰，黑白不辨。此时只见一人掏出白色手帕，向江心挥舞，一艘小汽艇快速驶来，我们连忙上了汽艇。曾资生把船票分给我们，并且告诫说：‘此去登上大船，我们四人的舱位是分开的，上去之后，装作谁也不认识谁，千万不可交谈，以免被日本宪兵一网打尽。’”
        陶恒生说：“小汽艇飞驰至江心，远远看见许多日本兵在海船入口处检查旅客。小汽艇一溜烟从船尾绕过去，到了船身的另一边，四个人由汽艇水手协助，攀登海船水手拋下的绳梯上船。船上水手动作神速，我们四人登船后立即收回绳梯，关上舱门。我的床位在一间容纳七、八人的统舱上铺，大哥则睡在舱房另一角的下铺，我可以看得见他。姐姐分配到另一间舱房。船尚未开，忽然大哥在床铺上抱膝翻滚，状甚痛苦。我因为早被告诫任何人发生任何事情，都不得有反应，只好默默地看他用力捶腿，不敢声张。过了一会儿，他没事了。”
    万墨林终于交卸了自己肩上的重担，他说：“那一天行事顺利已极，我假想中的四处枪战全部都没有发生。陶氏三姊弟，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一个个都那么沉着镇静，匕鬯不惊，就这么一路无阻的冲出天罗地网，逃到了驶往香港阖家团圆的邮船上。最后的嘱咐，是上船后人各一处，相互装做不认识。不论发生任何情况，也不能将内心的感受，流露于神色之间。意大利邮船启碇了，我和我的兄弟们长长的吁了一口气，肩上的千斤重担，暂且卸下。”
    陶琴薰回忆说：“在船上，相依为命的姊弟三人，竟被安置在三个不同的房间里，而且用了三个不同的姓氏，这也是一件值得苦笑一声的事吧！船未开出吴淞口以前，我的心简直跳动得太厉害了。我幻想着我们会被日本宪兵查出来，捕到虹口去，或者丁默邨的喽罗们会把我们解往极斯非而路的七十六号里，‘砰！砰！’两响就毙死了我们。那个地方，嘿，听说害死了不少无辜的人。再不然的话，也许汪先生又会叫我们住在一一三六弄里，等父亲回沪才放出来。但父亲若回上海，我们自由了，父亲就死了。唉！想来想去，头都想昏了，只是没有一件比较和平安静的事。这世界真可怕！真可恨！”
    陶恒生说：“午后海轮起锚开行，沿着黄浦江徐徐航行一小时，出了吴淞口进入公海，我们姐弟三人在甲板上相会，不禁抱头痛哭。这时才知道刚才大哥紧张过度，引起腿肚抽筋，所以痛苦万状。曾资生先去服务台发了一封平安出海的电报，然后带我们去大餐间大吃一顿，这才松了一口气。此后两天，我们每餐都在意大利侍者的殷勤招呼下，享受从未尝过的美食和甜点。”
    陶恒生说：“一月廿三日上午十时抵达香港，遥望码头上，连士升先生雀跃而来，庆贺脱险，盖父亲廿一日将密约送交大公报，廿二日已经见报，我们真是虎口逃生了。众人先驱车到他家中休息片刻，然后欢天喜地地回到九龙塘家。姐姐一进大门，一面往里跑，一面大叫‘姆妈！姆妈！’母女相拥而泣。过了几天，我回到九龙塘小学复课，校长在朝会上特别介绍，级任老师黄女士及全体同学们，都起立鼓掌欢迎我历险归来，回班上课。”
    对于万墨林在危急关头的仗义出手，无论是高宗武、还是陶希圣，此后的多少年，始终感佩于心，都曾经写文章表示衷心的感谢。1971年，高宗武曾写过一篇《寿万墨林先生七十》，盛赞万为“公而忘私，奋不顾身之幕后英雄”，他说：
    “墨林先生对国家、社会、朋友之鞠躬尽瘁，贡献之大，举国皆知，尤其在抗战时期，被敌劫持，坚抗不屈，折暴敌、泣鬼神之大无畏精神，自将留芳百世，不容余之喋喋，而余之所以对墨林先生之名，历三十年，隔千万里而不忘怀者，实以其临难不苟免，具人类无上之牺牲精神，表现我中华民族之至高道义，非心有定力，性具根基者，焉能臻此。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墨林先生兼有此三德，岂非我中华民族之出类拔萃者乎？”
    陶希圣也因万墨林在抗战中两次被捕不屈而撰文予以表彰。对此，万墨林表现得很谦逊，他说：“至于奉命跑腿，出点微力，在高陶事件中卑不足道的区区在下我哩，承蒙陶希圣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里面提起过，使我得着莫大的光荣。”
    万墨林姿态很高地说：“陶先生的溢美之辞，我真是感激之至。不过，我在上海为地下工作人员跑腿，随时都有被捉杀头的可能，我的两度牢狱之灾，并不一定就是为了高、陶二位先生的事件所引起。而且彼此都为国家民族，引头一快，死而无憾。时在美国的高宗武先生、刻在台湾的陶希圣先生，和他的公子千金，对我来说，只有让我分享一点点光荣的大德，绝对没有欠我的情。”
    最后，万墨林风趣地说：“我的两度被捕跟高陶事件稍有关联的，充其量，不过敌伪双方早晓得我沾过‘高陶事件’一些些光，想起当年他们自己的狼狈情景，在修理我的时候，手脚来得重一点罢了。”
    万墨林说得不错，此时的汪精卫一伙，的确狼狈到家了。
    1 月21日，也就是陶希圣的三个孩子已经航行到公海、绝无生命之虞的时候，高宗武的胶卷送到了香港《大公报》。
    1 月22日，该报以通栏大标题发出了这条震惊中外的新闻稿：
    “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  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从现在卖到将来  从物资卖到思想”
    除公布“汪日密约”的全文以外，当天还同时刊载了高陶致《大公报》的一封信。信中，二人称：
    “武圣一介书生，行能无似。然自束发受书，略闻爱国大义，认为国民报国，当不辞牺牲一切以赴之，中日国交失调以还，奔走国事，一秉此旨；抗战既起，私念日方当不乏悔祸之识者，战争应终有结束之途径，苟能贯彻抗战目的，克保我主权与领土行政之完整，则曲径直达，不妨殊途同归，爰不顾外间毁誉，愿奉微躯，以期自效。”
    “十一月五日影佐祯昭在六三花园亲交周佛海、梅思平及圣等以《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之件，当由汪先生提交其最高干部会议，武亦与焉，益知其中条件之苛酷，不但甚于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条者不止倍荼，即与所谓近卫声明，亦复大不相同，直欲夷我国于附庸，制我国于死命，殊足令人痛心疾首，掩耳而却走。力争不得，遂密为摄影存储，以观其后。”
    “其间敌方武人，颐指气使，迫令承受，或花言巧语，涕泪纵横。汪迷途已深，竟亦迁就允诺，即于十二月三十日签字，武、圣认为国家安亡生死之所关，未可再与含糊，乃携各件乘间赴港。离沪时曾属人通知日方，告以此种和平方案，为中华民国国民任何人所不能接受。抵港后即函电汪先生及其它各位，请其悬崖勒马，勿再受日阀欺骗与利用，以冀公私两全。”
    最后，高陶说：“区区之意，并不欲借此以求政府及国民之谅解，不过发表我人主张和平之初衷耳。”
    同时，报纸还刊载了高陶致汪精卫等的一封公开信：
        “上海愚园路一一三六弄汪先生、汪夫人钧鉴，褚民谊、周佛海、梅思平、丁默邨、陈春圃、林柏生诸兄勋鉴：希圣宗武等主持并参加先生与日本之外交谈判，在道义上应有保持秘密之责任，惟希圣宗武等认为日本方面割裂及灭亡中国之企图，非独先生及干部旧友不可得而私为秘密，以为求取一时之成功，亦终必为日本有识之政治家所抛弃，先生及干部旧友若期待如此之成功，亦即为中华民国之失败，希圣宗武等为万万同胞及万代子孙之独立自由与生存计，认为上述之道义上责任不复存在矣，临电神驰，不尽万一，切望先生及诸旧友悬崖勒马，放弃此于己无益于国有害之运动，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即希圣宗武亦幸甚。陶希圣高宗武叩。二十二日。”
    消息公布的时候，汪精卫一伙正在从上海往青岛的轮船上，兴冲冲地正准备去与王克敏等会谈，结果这一盆冷水泼将下来，登时从头凉到了脚心。周佛海在日记中说：
    “十一时半起，午饭后接上海无线电，高、陶两败类在港将条件全部发表，愤慨之至。影佐来，谓与大局无关，劝余并转陈汪先生安心。其意在慰余，而其内心亦焦灼万状也。”
    又说：“晚饭后，汪先生约集同来干部开会，商量应付会议各项办法。晚与思平谈高、陶之事，愤极之余，彻夜未睡。拟回沪发表长篇声明，说明内容及吾辈态度，以正国人之视听。”
    在日记的最后，周佛海咬牙切齿地说：“高、陶两动物，今后誓当杀之也。”
    次日，周佛海在日记中又说：“下午，接香港拍来高、陶二败类致《大公报》缄，不禁发指，因赴海光亭，晤清水、犬养等，谈及此事，余愤极之余，不禁泣下。”
    事发时，今井武夫也在青岛，他在回忆录中说：“然而真是好事多磨，高宗武和陶希圣两人早在一月初就从上海出奔到香港，脱离了同志们，在一月二十二日香港《大公报》上，突然把作为日华两国条约的基础而进行谈判的密约草案揭露了出来，发生了攻击汪兆铭一派的和平运动为卖国行为的事件。”
    在回忆中，今井对高、陶二人做了不同的评价，他说：“高宗武和周佛海一起，一开始就是把汪兆铭派的和平运动向日本方面提出的发起人，但是由于他的言行过于脱离常规，我们对他的信念难以置信。……高和他同僚日益缺乏互相的理解，并在同志间失去了威信，尤其对新政权给他预定的新职务也流露出不满，他对和平运动失去了热情。因而他的逃跑是毫不值得惊奇的。”
    对于陶希圣，今井说：“但是陶希圣的脱离，从他的真诚的人品来看倒是出乎意外，正因为如此，这事给同志们在精神上的影响是不小的。特别是两者不仅止于单纯的脱离，甚至把迄今极端秘密进行的密约发表在报纸上，这种行动使同志们感到愤慨，完全把这看作叛变行为。 ”
    2 月26日，今井武夫接到了陶希圣给他的一封信，其中表示：“今后中日之和平，断不能得之于汪政权，必须另觅途径。弟追随汪氏十四年，以主张和平，又相随之至上海，深知汪氏无力量以解决中日问题，其他诸氏只求利禄权位，毫无和平诚意。弟由失望以至于出走，决非改变和平初衷。”
    对此，今井评价说：“单就这封信来看的话，可以看出，高、陶两人都认为和平政权将要成为日本军的傀儡，对汪兆铭之实现真正的日华和平，觉得未必能有足够的力量，同时对于所谓同志也难以看出他们有纯正的救国诚意，因而造成失望的结果。如果同以后汪政权的失败合起来考虑，宁可说在他们的心中倒是有不少值得同情之处。从某种意义来看，这是起因于日本方面超出了近卫声明的强硬的权益要求，可以说这是必然要发生的问题。”
    此事对于汪精卫等人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组府”还没有开始，已经处于“国人皆曰可杀”的境地，以后可怎么办！
    金雄白说：“高陶携港后，在各报发表的，即为此项日方最初所提出的草案，虽然仅是草案，但以日本条件之苛刻，颇使全国震动，而予汪方以最严重之打击。”
    今井说：“对于高、陶的暴露密约，汪兆铭、周佛海、梅思平立即分别加以反驳，声明说：他们两人在报纸上所发表的东西，不过是在谈判过程中的一个草案。”
    据陈春圃说，当时陈璧君令他以“汪主席随从秘书长”的名义发表一个谈话“辟谣”，陈春圃听了有些犹豫，因汪从未给他过这种“授权”，只有曾仲鸣生前曾扮演过这个角色。陈春圃回忆说：“但陈璧君却坚持己见，说非如此不可，否则不够分量，汪如责怪有她承当。”
    对此，汪伪的“喉舌”胡兰成回忆说：“转瞬新年，汪先生飞青岛与王克敏、梁鸿志会商解消临时、维新两政府，陶希圣、高宗武出走香港，揭露密约草案，上海当时唯汪夫人留守，她命陈春圃以汪先生的随从秘书长名义，对此发表声明。……那天汪夫人叫我到愚园路汪公馆看春圃拟就的声明稿，我把它改了几个字，还有英译稿，是汪夫人自己改正。”
    最终，陈春圃的谈话是这样说的：“就本人所知，最近数度之折冲，高、陶已未参与，因此最近之文件高、陶即使蓄意摄存，已为事实不许。总之，吾人与日方所商定之和平条件，断不损害我国生存与自由独立，且信必能因此而奠定东亚永久和平之基础，以谋两国之共存共荣。”
    在看稿子的时候，胡兰成顺便向陈璧君“进言”说：“希圣的三个学生，鞠清远、武仙卿、沈任远，怕七十六号也要逮捕，请夫人吩咐他们可以安心。”
    陈璧君听了大怒说：“人家要我们的命，你还顾到他的学生安心不安心？”
    话虽如此说，周佛海还确实找陶的学生沈巨尘、鞠清远谈过话，“极力慰之，使勿动摇”。
    在回忆中，胡兰成还说：“日方有意把基本和约与战时暂定的协议混为一谈，单方面提出了一个草案，但因这边坚拒，遂成拦浅。及被陶高发表了，日方果然也惊，不得不又把基本和约与战时暂定的协议分开，后来南京政府成立，颁布的基本和约，即大体依照汪先生与近卫所作的，仅是些原则，多少也是陶高事件所赐。”
    24日，汪精卫又通过记者说：“陶希圣、高宗武两人，均系自始即参加和平运动者，然自去年三月二十一日曾仲鸣同志在河内被暗杀之后，二人即怀极度戒惧心理，当余本人在河内之际，曾屡次电邀高宗武来河内，然彼无论如何，不应邀前来，因此之故，同志方面，亦即久不与相往还矣。陶希圣亦系一优柔寡断之人，毫无坚强决心，此与高氏如出一辙。然余因彼等两人，均系早已加入和平运动者，故对彼等二人，亦竭力以尽量之宽大态度待遇之。迨去年十一月左右，因对于彼等二人之态度，发现可疑形迹，故此后遇有重要交涉，即不复使彼二人参加，二人乃竟窃取去年十二月五日日本方面该地当局一部份人士之和案，居为奇货，向重庆方面告发，此种行为，实堪慨叹。……故高、陶两人所发表者，完全出于向壁虚造，事实必有可证明之耳。”
    然而，一切这些都是徒劳的，这一点，甚至连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今井武夫说：“但是他们内心受到的冲击是难以掩盖的，无可争辩，这对和平运动的前途投下了阴影。我和板垣总参谋长从一月二十二日起到二十七日逗留在青岛东洋旅馆中，知道了这个报道，立即同汪、周、梅等会见。最伤心的是周佛海，他认为高、陶的逃走毫不值得追究，但愤慨地说暴露密约完全是背叛行为，他泪下如雨，也不擦掉双颊的泪水，唯有长叹而已。”
    高陶事件之后，高宗武即“淡出”了大家的视野，于1940年 3月赴美，从此再也没有踏上大陆的土地一步，并于1994年以89岁的高龄辞世。
    1944年，即抗战还未结束时，高宗武用英文写了一本题为《深入虎穴》的回忆录，其中部分地谈到了当年从探索“和平”到最终“出走”的一些情况，但因故一直未发表。直到2005年，这部手稿才被发现，并由陶希圣之子陶恒生译成中文，以《高宗武回忆录》之名公开发表，其时，距高宗武去世已经十多年了。
    至于陶希圣，逃出上海以后，一直滞留香江，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在“香港大逃亡”一节当中，我们还要谈到他。
    在“高陶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的黄溯初，事后回到重庆，受到蒋介石的接见。黄达聪说：“据伯父事后回忆说，他因腰部不好，当时坐下后立不起来，蒋亲手扶他起来，临别时又为他披上大衣，送他出来。”
    1945年，黄溯初在重庆病逝，没有来得及看到抗战胜利。

ys1937

请问，您那有关于张毓中的同学-----马壬的消息吗？如有请您发我油箱，不甚感激，谢！
lyglizhi 发表于 2011-12-11 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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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上，问得俺一头雾水。张、马是谁？
     如属于文中人物，俺是转帖的，不知道？不属于文中人物，俺更是一个都——不认得。







“七十六号”南京区



    自从汪精卫等回到上海，直至后来的“还都”，军统始终没有放弃对他的追杀。由于此时的军统上海区已经稀里哗啦，因此，这项工作最初交给了钱新民的京沪区。承担这项任务的，一个是邵明贤，另一个叫黄逸光。
    邵明贤，1903年生，浙江桐庐人。
    邵明贤是浙江警官学校“正科”第一期毕业生，不过他在校的时候，戴笠还没有控制“浙警”，邵毕业后，曾任嵊县公安局长，后任江苏省江宁县县长、贵州省紫云县县长。
    陈恭澍说：“邵明贤同志，杭州警官学校毕业，曾任江宁县警察局长等职。当时的江宁县长，也就是此刻汪伪政权中首要份子之一的梅思平（伪实业部长）。正因为邵、梅之间有这么一层关系，所以在梅思平一朝袍芴登场，就特地写信邀请正在贵阳从事警察训练的邵明贤同志前往襄助。邵立即报告主持警察训练的戴雨农先生，自请利用此一机会应邀前去，先取得伪职作掩护，再行相机制裁汪精卫。邵明贤同志于二十八年冬携眷抵沪，在梅思平的安排下，先是在为‘浙江省党部’任书记长，其后又调充伪‘首都警察厅’督察长等伪职。
    马啸天、汪曼云则说：“邵明贤，温州人，与梅思平为小同乡。抗战前，梅任江苏省江宁实验县县长时，邵曾在梅那里当过科长。1940年邵就凭着这种关系，到南京找到了梅思平，并通过梅的关系，得任首都警察厅督察长。”
    李雨生回忆说：“邵明贤同志亦为局本部直接派遣打入南京伪组织工作同志之一。邵明贤同志于汪某在南京设立伪‘中央党部’时，充任伪‘中央党部’总务处处长。因而‘南京区’之电台，即架设在邵同志之‘官舍’中（湖南路原中央党部对面党部宿舍）。”
    潘光祥说：“后来在南京城里又重新建立军统组织，由邵某以伪首都警察厅督察长的公开身份为掩护，负责城里的组织领导工作。电台就设在原明瓦廊86号督察长的家里，由范星照任台长，该台除与上海办事处潘俊滔电台联络外，还直接发电与重庆军统局总台联系，专门收发城里敌伪活动情况等情报。”
    与邵明贤不同，黄逸光并不是军统干部，而是“运用人员”。黄逸光自述说：“我原籍广东省赤溪县，自幼即侨居于墨西哥，因感祖国贫弱，常受外人欺侮，被外人称为东亚病夫，深以为耻，乃发奋图强，一面锻炼身体以图自卫，一面读书以服务社会，拯救祖国，先习教育毕业于墨西哥国立师范，俾作育英才，再习航空毕业民航学校，俟机报效祖国。抗日战起，原以为贡献所学于祖国，驾战机捍卫祖国领空，抵御日寇侵凌，谁料民航与军事航空不同处甚多，所学不能致用，真令人失望。”
    曾在南京区任助理书记的李雨生回忆说：“民国二十九年汪伪组织立于南京，上级电令南京区积极部署制裁汪精卫及各首要，且遴派直属人员至京，黄逸光同志即其中之一。黄同志籍隶广东，原系墨西哥华侨，为人耿介，孔武有力，在墨西哥曾有与虎格斗纪录，尤富于爱国热忱。闻汪组府南京，殊为愤慨，乃转道香港返重庆请缨杀敌。其后获我空军高级将领之推荐，曾入空校受训。未久，因查明黄同志与汪素有渊源，经商得同意后，乃派往南京打入汪伪组织。黄抵京后，即获汪某亲自接见，任为伪‘航空委员会’委员。立足已定，已有大好机会，可待机行事。”
    陈恭澍的回忆，也曾谈到黄逸光，他说：“黄逸光同志是空军健儿，因与汪精卫有渊源，经空军将领推介入军统局，施以短期训练后，派赴南京，肩负制裁汪某任务。资料中有云：‘黄逸光同志，广东赤溪人，墨西哥华侨。民国二十四年结合好友作徒步环游世界旅行，抵巴黎，在欢迎会上得与汪精卫相识。二十七年黄逸光同志旅次非洲，闻祖国首都以陷日寇之手，遂即终止环游，买棹返国径赴汉口，与汪精卫再度见面。汪留他在私寓住下，并写信介往昆明航校受训，临行，更赠以川资，黄入航校分班时，因不适于战斗飞行而编为地勤，黄深以为憾。’”
    陈说：“迨至汪在南京搞伪组织时，汪之妻弟陈耀祖有信致黄逸光同志，提到汪对之有恩情，煽动黄同志在空军中响应‘和平运动’。黄收到陈信后，即持以报告上级主管，这也就是他投效军统局的原由。黄逸光同志到了南京之后，初被任为伪‘教育部’专员以及‘中央宣传部’编审等职，但以职位不高，正培养与汪接近机会中。”
    李雨生还说：“上述之黄逸光、邵明贤两同志之活动，均由南京区区长钱新民直接联络；黄、邵二同志平时对敌伪一切静态、动态情报，亦交由南京区转报上级。其中可供参考运用者甚多，厥功至伟。”
    在这里要用点笔墨，谈谈钱新民在汪伪方面的“对口单位”——“七十六号”的南京区。
    前面说过，丁默邨、李士群二人得到日本人的“资助”，在“七十六号”成立起他们的小组织，其时间尚在汪精卫到达上海之前，但日本人明确规定，丁李的活动，必须在日后与汪精卫的“组府”合流。
    因此，当汪精卫的伪“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以后，为这次大会提供了“完备”的安全保卫工作的“七十六号”就正式与汪精卫一伙连成一气，汪设立了一个叫做“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的机构，以周佛海为主任委员，梅思平、丁默邨和李士群为副主任委员。
    不过，这个委员会是个空架子，其实质在他下面的“七十六号”，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简称“特工总部”，主任是丁默邨，副主任是李士群和唐惠民。
    “七十六号”的“本部”一直设在上海，因此，当伪“六全大会”结束之后，丁李便着手在南京设立他们的第一个“派出机构”，为汪精卫即将进行的“还都”做好准备，这就是“七十六号”南京区的由来。
    派到南京进行“筹备”工作的，就是军统第一个主动投敌的叛徒陈明楚。
    “下车伊始”，陈明楚就立下头功一件——抓获了军统局电讯专家余玠。
    余玠，本名李开峰，在戴笠手下众多的电讯人员中，余玠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比起魏大铭来，也不遑多让。毛森回忆说：“此人非特电讯专家，也是密码能手；他是军统局电讯督察，地位仅次于电讯处长。军统局所有报务员，多是他的部属或学生，一切通报惯用方式，他都知道或由其所规定，各报务员发报手法、腔调，他多听熟了，一听即知某人与某人通报（报务员发报手法、腔调，每人不同；犹如说话音色，各人不同，虽在隔壁说话，立可听出某人声音）。”
    余玠被捕之后，马上反水，这下军统可是赔到家了。毛森曾主持了日后对余玠的“制裁”，他在回忆中说：
“他（指余玠）对一般军政机关所用的密码，好像明码一样，能很快破译，即军统局特编密码，也能凭其经验技术，予以破译。在沦陷区各秘密电台，被其次第破获，即后方无线电报，也被其收去破译。电报被收破译，等于一切军国大事呈供敌人主宰。弄得不敢使用无线电报，陷区工作无法生存。”
    余玠的叛变，令戴笠切齿痛恨，发誓非得宰了他不行。在回忆中，陈恭澍曾引述过当年戴笠的一通电报，这通电报是1940年 7月24日发出的，收报人是毛人凤：
    “人凤兄：据日来伪特工部份之往来电报观察，伪方之特工，近在积极扩展，津浦已展至蚌埠，长江已展至宜昌，华南已展至中山港澳；因汪逆固为特工老手，而其目的则以扩展特工，伸张声势，以图抑制吾人之工作，取得敌方之信任也。吾人当前之对策，在乎铲除其各地之干部，与破坏其电讯系统。现李开峰、张云飞两逆，吾人应多方设法查明其亲友，诱致其归来，或予以制裁，藉以打击其电讯之扩展。此事请即约有关主管同志一谈。健进手上。”



按：“健进”是戴笠当时的化名。张云飞则是余玠在“七十六号”中的助手。


    张云飞与前面提到过的潘光祥，另外还有一个叫温酿的，都是原航空气象情报台的分台长，亦是军统干部。潘光祥回忆说：
    “在南京沦陷后，电台人员周光球、周英杰二人在其亲戚掩护下进入难民区，暂时潜伏下来。1938年 4月区部指示，尽快将城内留守电台装架就绪，以便与重庆军统局取得电讯联系。但是由于技术问题，两位女报务员未能安装架设。区长钱新民命令在江北的国民党航空气象情报第26分台台长张云飞潜返南京城，主持安装任务，这样才恢复了与重庆军统电台的联系。钱新民命令张云飞和周光球以夫妻名义在一起，遮人耳目，负责收发各项情报电讯。”
    潘光祥说：“同时把周英杰调出南京城，派到六合县瓜埠镇附近与刚从汉口航空气象总台调来的88分台台长潘俊滔（即潘光祥）在一起工作。该台除向航空气象情报总台报告气象情况及日军飞机动向情报外，还为南京区收发各项情报电讯，同时又与城里张云飞电台保持联络，收发区部与城里组织间的来往电讯。后来为了加强南京城内的组织电讯工作的力量，又将航空气象情报第85台台长温酿调到城里工作，加派报务员刘正凡随同前往，搜集日伪活动情报，即时向区部和重庆军统总部汇报。”
    就在此后不久，张云飞、温酿均被捕，旋即落水，又成为汪伪的电讯骨干。潘光祥说：“1939年 8月，军统南京区城内组织遭到汪伪特工破坏，两部电台及工作人员均为汪伪特工所获。其主要人员谭某、杨国栋、张云飞、温酿等人被一网打尽。由于汪伪政权正急需搜罗特工电讯人材充实力量，经过软硬兼施，高价收买，所有被捕人员，摇身一变，成了汪伪特工的上宾。如后来张云飞担任了特工三处侦察总台研究室主任，温酿担任科长、新华无线电学校校长。”



按：“谭某”即前面说过的谭文质。


    一下子得到了这么多的电讯人员，等于是陈明楚在帮“七十六号”南京区的建立扫平障碍的同时，又帮着“七十六号”充实了电讯部门，一下立了两功。潘光祥说：
    “1939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后，李士群、丁默邨主持的特工总部决定，把伪总部三处（电讯处）迁到南京北平路38号，同时宣布成立南京无线电通信总台。另在上海、广州、汉口、苏州、无锡、镇江设立支台，各县设立分台，相互通讯，及时电汇南京总台，形成一个较大的无线电报通讯网。该处（电讯）处长为晋辉，副处长余介，总台长阮行舟。”
    因此，“七十六号”的电讯部门始终设在南京，与“七十六号”本部是分开的。
    由“七十六号”的电讯处开始，汪伪又建立起两个独立的通讯系统，潘光祥说：“与此同时，在汪伪军事委员会下也设立了无线电总台，由张和卿（即张亦璞）担任少将总台长。在各地驻军部队中（军、师级）设立支台，或分台，由总台委派负责人与驻军筹办，形成军事系统电讯网。此外，周佛海控制的伪中央储备银行也单独设立银行总台和各省、市支台，另成体系，与军事、特工成鼎足之势，各自为政，互不相关。”
    日后，周佛海暗通军统，靠的就是他的“财政部”控制下的“中央储备银行”的通讯系统。
    为培养电讯人才，汪伪又仿效戴笠，建立起两个无线电学校，潘光祥说：“这时汪伪政府已有特工、军事、银行三个无钱电台的体系，技术力量需要充实。为了培养电讯工作的人员，南京办了两个无线电学校。一个是南洋无线电学校，地址在韩家巷，校长是伪军委总台长张和卿兼任。一个是新华无线电学校，在王府园，校长是余介（特工、总部三处副处长）。”
    这就是汪伪的电讯系统建立起来的经过，说起来，陈明楚“厥功至伟”。
    接着，陈又抓获了军统上海区苏州特别组组长王道生，王亦落水，旋即任“七十六号”的苏州站站长。
    至此，陈明楚为“七十六号”在南京建立组织扫清了一切障碍。
    1939年 9月，“七十六号”的南京区在颐和路21号正式“开张”，首任区长即唐惠民，副区长陈明楚。
    “七十六号”南京区某内部人员说：“当时，汪精卫政权尚未正式成立，要以一个尚未出笼的伪政权插足到另一个公开的伪政权‘维新政府’中去，不免要发生各种矛盾。因此，‘76号’特工总部在与日方洽商后，决定将南京区的对外名义暂时定名为‘日本南京宪兵队特务班’，每人发一枚证章，以资掩护；同时由日本宪兵班作为‘指导班’，与由汉奸组成的特务班相配合，并决定特务班的对外活动，例如逮捕人，指导班就要派宪兵协助进行。南京区有了日本宪兵的‘指导’，就可以避免与“维新政府’发生摩擦，倒也便利了不少，所以也很乐意。
    与丁默邨、李士群一样，唐惠民也是“中统”出身，而且抗战前夕，他们是《社会新闻》的同事，因此唐惠民在“七十六号”的资格很老，与丁默邨、李士群一起号称汪伪特务组织草创时期的“三巨头”之一。
    丁默邨知道李士群不是池中物，自己是被他拉进来的，如今反而成为他的顶头上司，深恐他捣蛋，于是刻意抬高唐惠民，“特工总部”成立以后，丁为主任，李、唐为副主任。
    唐惠民的亲戚王惠农（“七十六号”南京区总务科副科长）说：“特工总部的丁默邨、李士群和唐惠民，勾结在一起，表面气味相投，骨子里勾心斗角，各有打算。三个人的个性和作风也不相同。丁默邨性情急躁，心地狭窄，动不动使出官僚架子。李士群则比较狡猾，外表和善，但居心阴险，手段毒辣。”
李士群深知丁默邨的用意，于是着力在丁面前说唐的坏话，挑拨二人的关系。王惠农回忆说：“唐惠民的活动对象，大都是文教界人物。他曾拉拢明光中学校长汤增扬和徐则骧，汤等提出条件，为丁默邨拒绝，汤等表示不干。唐惠民即对汤、徐说：‘你们既然不愿参加，还是赶快离开上海的好，否则对你们不利。’汤等即离沪。等到丁默邨派人去逮捕时，已逃逸无踪。李士群便在丁默邨面前挑拨，说是唐惠民事先通的风。同时唐看到李士群有所要求，丁默邨总是照办，而对自己的请求则百般留难，因此丁唐之间暗地摩擦，已非一朝一夕，更兼李士群从中挑拨，裂痕日深。”
    恰在此时，南京区成立，李士群早想驱走唐惠民，断掉丁默邨的一条臂膀，于是口口声声说南京区多么多么重要，必须请“惠民兄”前去主持云云。唐本就不愿意在两大强人之间趟这个浑水，正中下怀，恰好躲开是非之地，于是“欣然”就任“七十六号”第一个外勤单位南京区的区长。
    马啸天、汪曼云回忆说：“那时的南京，虽还是维新政府的巢穴，但唐算是大汉奸汪精卫派来南京的先遣部队，谁也不敢去惹他。因此，他不但没有受到阻力，而且可以为所欲为，他成了汪记汉奸组织在南京的一个独立王国，于是就耍起了搞特务的两面手法，又勾上了中统特务关系，并在汪记汉奸这面旗帜掩护下，替中统训练干部，招兵买马，好像他在这一环境下，是一个左右逢源的天之骄子，并以为凭他在南京的区长威势，谁也不敢向上海揭发的。”
    谁承想，还不到两个月，唐惠民就垮台了。
    马啸天、汪曼云说：“他（指唐惠民）带去的喽啰中，有不少是李士群的蟹脚，因此他在南京的一举一动，都像皇帝的起居注那样，记载得明明白白，丝毫不漏。这些作法，可能是他们随唐到南京之前，由李士群一再指示的。因为唐惠民是丁默邨手下唯一的大将，丁默邨把他安排为与李士群同样地位的副主任，本来就是要他来对抗李士群的。”
    不久，对唐惠民的举报如雪片般飞到上海，先是说唐惠民“贪污”，然后又说唐在抓自己的武装，有“叛乱”嫌疑，马啸天、汪曼云说：“唐在南京的一切，都为李所掌握，而且都拿到了真凭实据。李便以此质问丁默邨，甚至说唐是在丁的知情包庇下才敢于这样做的。这下子，把丁逼得无地自容。再说唐惠民在南京这样搞，唐确也瞒着丁的。丁想，万一唐的阴谋计划得逞，当然连他也一起搞垮，所以丁默邨也委实恨唐。”
    王惠农回忆说：“唐惠民到南京不久，李士群又用丁默邨名义电召唐惠民回沪，说有要事商议。唐一到上海车站，即被日本宪兵和‘76号’人员押禁于北四川路新亚酒店，说唐在南京有擅自收编土匪等行为，同时改派苏成德为特工总部南京区区长，胡均鹤、萧一城为副区长。唐在新亚酒店被禁一个多月，经过疏通，才获自由。唐原住‘76号’，获释后移居愚园路宏业花园。”
    至此，李士群借力打力，将唐惠民收拾得动弹不得，卸掉了丁默邨的一条胳膊。丁垮台之后，李又找了个机会，给唐惠民安排了一个闲差，唐还感激不尽。王惠农说：“直到1940年李士群任伪警政部长时，才起用唐惠民为常务次长，从此唐惠民对李士群唯命是听，以部属自居，不敢再分庭抗礼。”
    接替唐惠民任南京区第二任区长的，是中统的另一个叛徒苏成德。
    苏成德，1900年生，山东济宁人。
    跟中统的很多人一样，苏成德也曾经有过两次当叛徒的经历。1922年，经王烬美、邓恩铭介绍，苏成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投身工人运动，1926年，经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派赴苏联，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l928年，苏列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回国以后，苏成德被派到上海，改为策动学运。1932年底，苏成德叛变，进入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旋即任“特工总部”南京区行动股股长。



按：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本身，其实没有多少人，其威力，全在于它的“外壳”，即成立于1932年的“特务工作总部”，简称“特工总部”。因此，也可以把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看作一个指挥系统，而“特工总部”则是它的执行机构。日后，丁李将他们的特务组织也命名为“特工总部”，其实是一种混淆视听的做法，以正统自居。



    1933年，苏成德任“特工总部”沪西区主任兼京沪杭党部调查室主任。在此期间，苏成德设计抓获了邝惠安等人，并彻底破坏了“中央特科”的“红队”，为徐恩增立下“奇功”，当即升任“特工总部”行动队总队长。
    抗战开始以后，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及“特工总部”改组为中统，并派高干徐兆麟到上海组建“东南督导区”，辖上海、南京等五个分区，并派中统行动大队大队长苏成德协助他，在上海开展“锄奸”活动。
    此时，丁、李已经来到上海，并在日本人的资助下成立了“七十六号”，想当年，李士群用“李代桃僵”之计杀掉了调查科上海区区长马绍武，被送到南京关押，审讯他的，就是南京区机要科长顾建中和情报科长徐兆麟，曾很让李吃了点苦头。听说徐兆麟又来到上海，正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李士群发誓要抓住徐兆麟，报当年的一箭之仇。
    徐兆麟是老“地工”了，抓他可不容易，几经筹划，李士群盯住了他的副手苏成德。中统特工姜颂平（后亦落水）回忆说：
    “李士群知道苏成德一向生活浪漫，而且也有野心，对中统局行动队长一职早就不满，认为是大材小用，常有怨言，于是决定先从拉拢苏成德人手。经过反复侦查，得悉苏成德经常在公共租界某舞厅跳舞。由于当时日军尚未进占租界，未便公开逮捕，乃采用绑架手段。1939年 9月下旬某晚，李士群派了便衣特务密布舞厅周围，又以部分精干打手佯装舞客混入舞厅。当时苏成德拥着舞伴跳得正酣，这群舞客一拥而上，用麻醉药物撒在苏的面部，苏立即中毒晕倒，即被架上汽车。捕房巡警闻讯赶来，汽车早已逃之夭夭。” 　
    苏成德本是“有奶就是娘”的那种人，一经“劝说”，立即落水，并交出了他的手下，其中最重要的，是中统东南督导区行动科科长姜志豪和他手下的全部行动人员。
    为了向新上司示好，苏成德即令姜志豪去抓徐兆麟。
    东南督导区的所有重要人员的住处，姜志豪“门儿清”，但他与徐兆麟有旧，决心“卖放”。
    姜带人来到法租界徐的住处，令人在楼下看守，说：“让我先上去搜查。”姜知道，徐早在窗户上装好跳板，随时可以逃跑，于是上楼敲开房门，即向徐暗示，徐当即跳窗而逃。姜假意说：“没有人，走，我们再到别处去搜。”
    徐兆麟就此跳出罗网，后经香港回到重庆。
    别的人，姜志豪就不客气了，先后将东南督导区秘书胡敦云、上海分区主任邓达谧、南京分区主任姜颂平等人抓获。



按：胡敦云即胡均鹤。


    至此，中统东南督导区被一鼓荡平，苏成德再一次以出卖同志的方式，为新东家献上一份厚礼。恰在此时，唐惠民出事，李士群投桃报李，当即令苏成德接替了南京区区长。
不过，苏成德的南京区区长也没有干上几天，其原因是牵涉进了周佛海、丁默邨和李士群的矛盾中间。罗君强说：“1940年春李士群逼迫丁默部放弃特工领导权，狼狈离开了‘76号’，唱大花脸的是苏成德。苏当特工南京区长，把丁默邨的亲信都挤走了，丁之恨苏不下于李士群。”
    此时的丁默邨，霉运当头。
    1940年 3月30日，汪精卫的伪政府在南京成立，“政府”当中，特务工作被划归“警政部”，丁默邨以为，凭自己的资历，这个“警政部长”是当定了。
    不料，“政府”的名单一公布，“警政部长”居然是由周佛海兼任。
    周佛海是老党棍了，目光如炬，早已看出丁、李这伙家伙人小鬼大，同时他也深知，特务工作非同小可，非得抓在自己手上不可。于是，早在伪“国民党六大”期间，周就玩了一个“花活”，在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特工总部”之间，加了一层盖子，叫做“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并自任“主任委员”，这样轻轻巧巧地就把特务工作抓到了自己手中。
    及至伪府成立，特务工作需要纳入“政府”的范畴，不能再放在“党口”工作当中，周佛海故技重施，由他以“财政部长”兼任“警政部长”，把财权和特工同时抓在自己手上，再放心不过了。
    至于丁默邨，考虑到他的资历，再加上他与李士群搞得几乎势不两立，如果把俩人搁一块，绝对尿不到一个壶里，于是周佛海让丁去当“社会部长”，把李士群留下当“警政部”次长。后在李的推荐下，又增加唐惠民任“警政部”次长。
    李士群这一手搞得漂亮之极，唐对李感激涕零，用马啸天的话说：“唐对李真有肉我枯骨使之再生之感，即过去有些恩恩怨怨，也都记恩不记仇了。”
    因周佛海的兼职很多，特别是在“财政”方面，工作很忙，对特工又是外行，而唐惠民已经被“拿下”，李士群在“警政部”遂大权独揽。
    丁默邨可惨了，此前，他已经因为“郑苹如事件”搞得灰头土脸，“特工总部”主任也丢给了李士群，等于是被李扫地出门。这回又没有当上“警政部长”，只弄了个没有任何实权的“社会部长”，好比一条冰凉的“玉石板凳”，丁气得牙根疼，看着李士群一天到晚招摇过市，恨不得要宰了他。
    霉运还在继续，丁默邨不但没能奈何李士群，他的弟弟、原“七十六号”交际科长丁时俊反而被别人宰了。
    1940年 5月24日，丁时俊在南京大世界舞厅跳舞，一个“白俄”突然扔出一个酒瓶，怎么那么“寸”，正好砸在丁时俊头上，还就把人砸死了。
    丁默邨知道，大世界舞厅的后台，就是“七十六号”南京区，更蹊跷的是，出事的时候，苏成德就在现场！怎么说，苏成德也脱不了干系。
    不过，据罗君强说，此事与苏成德，确实没有关系，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5 月某夕，苏成德在南京大世界内某厅取乐，丁默邨的弟弟丁时俊也在座。苏酒后胡调，指挥乐队奏这支曲奏那支曲，同在舞厅喝酒的两个为日军做间谍的白俄不耐烦了，顺手使劲掷去一只啤酒瓶，正中丁时俊脑袋。车送鼓楼医院，当夜即重伤死去。”
    罗君强说：“丁默邨藉题发挥，乘机报复，咬定说丁时俊之死是苏成德的阴谋，是苏授意那两个白俄动手的。在场的许多人都对我说，苏成德当时并未和两个白俄打任何交道，丁时俊是自己走向苏的台子上去的，那白俄怒击苏未中，而误伤了丁，说苏阴谋杀人是不对的。”
    自己的弟弟居然就这样窝窝囊囊地死了，丁默邨岂能善罢甘休，于是找到周佛海，一口咬定是李士群和苏成德俩人下套设局，害死了丁时俊。
    此事把周佛海搞得焦头烂额，在 5月25日的日记中，他说；“下午赴默邨及士群处，先后谈处留苏成德问题。晚复先后约二人来谈。此次默邨意气用事，似属不合情理，其弟因伤致死，情绪恶劣，亦属可原。唯局势如此危急，同志间不顾大局，徒知逞意气急权势，岂真中国应亡欤？”
    此事，罗君强也曾居间“调解”，出事的第二天晚上，他到周佛海家去，正遇上李士群夫妇来“讨救兵”。当时周佛海说：“士群和丁默邨的问题不妨趁此和解，现在丁默邨遭此变故，必然悲伤，士群可去丁默邨处，表示慰唁，默邨必感动，过去的痕迹就可望消除了。”
    李士群听了表示同意，这时叶吉卿建议说：“不如请罗先生陪士群同去，有一个中间人总要好些。”
    罗君强是周佛海“夹袋”中的人，他回忆说：“周佛海赞同，我只好偕李士群前往丁寓。夜半三人见了面。谈了半小时，丁默邨态度稍缓和，但对苏成德不能释然，至少要将苏撤职听候查办。我们回到周寓，再度商量。”
    罗向周佛海和李士群建议说：“如果苏成德本人同意，我和李兄可以同苏再到丁家，向默邨赔罪认不是，当然不是承认杀死了人，只说你的弟弟就是我的弟弟，我在场而没有能够好好照顾他，出此惨事十分难过，特来赔罪。同时苏成德可到日本去玩几个月，让默邨消消气。”
    最终，经双方妥协，周佛海免去了苏成德的南京区区长职务，改任“警政部”“特种警察署署长”。在 5月26日的日记中，周佛海说：“饭后，赴士群处，时默邨亦在，表示对苏成德让步，一场小风波或可告一段落。”
    这样一来，丁默邨那头暂时压下去了，苏成德又不干了，认为失掉了“南京区”的实权，结果与李士群又闹得别别扭扭。
    此前，周佛海已经辞去“警政部长”，让给了李士群，结果，李苏不和的事情闹到了汪精卫处。汪无奈，只好使个“障眼法”，将“政府”中的“警政部”予以裁撤，改在“军事委员会”下成立“调查统计部”，任命李士群为“部长”；苏成德则升任“内政部”“首都警察总监”，这样，李、苏二人分属不同的系统，暂时缓解了矛盾，不过这俩人之间，从此也就分道扬镳了。
    苏成德留下的“南京区”，交给了李士群的铁哥们马啸天。
    马啸天与李士群之间，属于“不打不成交”，当年，李士群因“马绍武事件”被送到南京关押，看守他的，正是时任调查科南京区侦查股长的马啸天。后来，李士群的太太叶吉卿买通了马，当然也包括更高层的顾建中、徐兆麟等人，李才给放出来，在马啸天的手下当“侦行员”。
    此后，马啸天与李士群一起到丁默邨手下办《社会新闻》杂志，与他们一起的还有唐惠民。
    抗战开始，马啸天奉命在上海潜伏，汪精卫的伪“国民党六大”之后，马投入“七十六号”，当年《社会新闻》的“四条汉子”，在汪伪阵营中又凑齐了。
    此一时也彼亦是也，此刻的李士群，已经成为“七十六号”的霸主，他昔日的上司马啸天也不得不低头，不仅与李拜了把子，还被李引为心腹。

ys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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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万先生御驾亲征来了。
    谢谢。

ys1937

军统京沪区全军覆没——烈士与叛徒

    马啸天本就是南京人，派到南京，可谓人地相宜。
    来到南京的第一件事，马啸天要面对的就是“黄逸光刺汪”。他回忆说：
    “黄逸光，广东人。一说系印尼华侨。力大逾牛，据说曾打死过老虎。平时从事童子军活动，抗战前曾组织过徒步旅行团，黄自任团长，到南京时曾去见过汪精卫。时汪正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因而与黄在那时的行政院门前拍过一张照片。1941年 9月，黄又到南京，并去请见汪精卫。汪没有见他，黄便将在抗战前与汪在行政院门前拍的那张照片递了进去，以便引起汪的回忆。汪果然叫人通知他，留下地址，定期约见。黄除将照片留下外，并将住在中山东路中央饭店的房间号码，也抄了下来，交给汪的副官，等待约见。”
    马啸天回忆说：“汪精卫还没有约定见黄的日期，却收到了76号的密电，说是军统已派了两个特务到南京来见汪，准备在接见时，将汪行刺，并说内中有一个人曾做过徒步旅行团团长，要汪注意。”
    出卖黄逸光的，居然是京沪区区长钱新民。
    陈恭澍说：“黄、邵二先烈的牺牲，均非本身有失，而是受到联系关系的牵累，这在‘反间活动’中，该是一个血的教训。”
    陈恭澍口中的所谓“联系关系”，即指钱新民。因陈后亦落水，因此，当他提及钱新民等与他有类似经历的的人时，常常用些“曲笔”，甚至百般回护、辩解，实在无法自圆其说时，索性略去。
    李雨生说：“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午后，钱新民区长在上海南京路大新公司理发厅理发，不意在公司附近，为伪‘特工总部’万里浪手下林焕芝等发现，一面盯牢，一面即通知‘七十六号’派来大批人员守候，迨钱新民区长理发已毕下楼时，即被林焕芝等挟持至沪西极司非而路七十六号伪‘特工总部’。当即在钱区长身上抄出一些地址及电话号码，随之，即展开搜捕行动，于是南京区书记室在沪人员大都均被伪‘特工总部’捕去。”
    钱新民的被捕，后果很严重。徐远举说：“钱新民在沪宁潜伏活动三年多以后，由于目标暴露，引起日汪特务机关的注意，1941年夏在上海被原系军统运用分子后投敌的李燮宇扭住，送日汪特务机关，经诱降叛变，钱所领导的组织归于瓦解。”

    按：徐的回忆中，对钱被捕的时间记忆有误。另外，李燮宇是丁锡山的手下，抗战开始以后，与丁一同附逆。按李的经历来说，应该不会认识一直搞秘密工作的钱新民。

    潘光祥就是被钱新民出卖的，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京沪区副区长尚振声。潘回忆说：
    “记得那天晚上，副区长尚振声匆匆回来，马上叫译电员杜雪帆把所有机密文件全部烧掉，又叫电台做好转移准备。谁料不一会，钱新民已带着不少汪伪特务上楼来了，把我们全部捉去。钱新民和我乘坐一辆汽车，尚振声、杜雪帆则另乘一辆汽车，钱新民和我所乘的汽车直接开进了汪伪特工总部，当天晚上我和钱新民就睡在万里浪家中。那天晚上，万里浪把他们拟好的电报交给我，要我用他们预备好的一部电台，将这份电报直接发给军统局总台收。”
    被捕的当晚，钱还悄悄对潘光祥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已派安少如到后方去了，将来我们可打入汪伪伺机做些反间工作。”
    钱新民“反间工作”的成果是，不仅军统局京沪区几乎被汪伪“一锅端”，同时还连累了邵明贤和黄逸光。李雨生说：“钱被捕之后第三天，被押解至南京，遂将黄逸光、邵明贤二同志亦分别拘捕。”
    这就是“七十六号”密报汪精卫，说有人要对他行刺的由来。
    马啸天说：“汪精卫看了电报，虽没有两个人来要见他，可确有徒步旅行团团长其人，除电告李士群外，遂着林柏生约特工总部南京区长马啸天来，告以经过。马当即着侦查科长姜志豪派人调查。这个房间里除黄逸光外，同住的还有一个傣族人叫黄征夫。于是由两个南京区特务，化装成中央饭店的茶房，趁黄逸光、黄征夫出去吃饭的时候，入室检查，在橱里的衣服袋内，发现四寸手枪一支。去的人未动袋内的枪，仍化装为茶房暗中监视他们的行动。马啸天将经过情况电告李士群，李又转电汪精卫请示，汪复电逮捕。”

    按：黄征夫原名黄和吟，祖籍广东饶平县，出生于泰国，是个混血儿。据称黄征夫曾肄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此后，不知以何因缘进入军统。其时，黄征夫为军统特派员，与黄逸光到南京来的使命并不相同，纯属巧合。但二人住在一起，则显然违反秘密工作的一般原则，致被一网打尽。

    1940年11月19日，黄逸光被捕。
    马啸天说：“马啸天曾知黄逸光打死过老虎，其力大可知，为了防止意外，除派了曾在上海大世界以武术卖过艺的大力士王霖外，又派了六个侦行员，随同侦行科长姜志豪一起前去。当时黄逸光果然凭着自己有些臂力，想起来反抗，他虽然打死过老虎，可是蛮力还不如王霖，给王霖制住了。黄征夫生得矮小，身体灵活，一见这些人进来，便知不妙，一个箭步想窜到衣橱前去，拿橱里那支手枪，可是已给冲进来的侦行员把橱门挡住了，终于双双就捕，被解到颐和路2l号南京区。又在黄逸光的身上，搜出了一包毒药。”
    与此同时，邵明贤也暴露了。他的问题是出在电台上，马啸天说：“马便会同特工总部南京无线电侦察总台台长晋辉，由晋派人在明瓦廊邵的住所隔壁租了幢房屋，专事窃取邵与重庆方面的电讯，查出军统局本部的指示，要邵在中央纪念周或大宴会时，刺杀汪精卫及其他重要傀儡。马即电李请示，李复电立即将邵逮捕。”
    邵、黄被捕以后，被押在南京宁海路二十五号、“七十六号”南京区的看守所。在这里，黄逸光、黄征夫见到了不少“同志”，而且是各个方面的同志。
    在抗战之前，国民党的各方势力，如特务处和调查科，可说泾渭分明，你干你的，我干我的，能做到彼此相安无事、不打架，已经很不错了，即便是名义上在一个系统当中的国民党的党务干部和调查科，彼此也是两回事。
    但抗战开始之后就不一样了，特别是在沦陷区，彼此面对的是共同的敌人，从事的是相同的地下工作，险恶的环境容不得继续内耗（也没这个精力），因此，1938年之后，大家会发现，国民党内的各个方面之间，陡然间“团结”了许多，彼此居然能够坐在一起研究问题了，如前面提到过的、天津的“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如以后要说到的“上海统一委员会”，都是大敌当前，不得不如是尔。
    因此，这一段的叙述，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乱，一会儿说军统、一会儿是中统、一会儿又说到国民党党务系统的一些干部，这没办法，因为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他们是在一个阵营当中，面对的是同一伙敌人，坐的是一个牢，受的是一样的罪，在叙述中，很难截然分开。

    按：在日后，经历最曲折的也是这批人，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在这个期间，这些“地工人员”不可避免地要与日、汪两个方面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因此他们往往会有一些很奇特的际遇。在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环境当中，如果仅仅简单地用“大义凛然”、“英勇就义”等等习惯上的标准，来判断他们到底是什么颜色，显然过于简单。

    同样出于这个原因，他们中间相当的一批人，在日后就成了“灰色人物”，不但别人搞不清楚，自己都说不清楚。还有些人，恐怕是想说都不能说。
        现在，我们就要说到国民党党务系统派在南京的一个“地工人员”——马元放。
    李雨生回忆说：“南京区在沪被捕人员，亦分批解抵南京，由马啸天、苏成德二奸亲自鞫讯，讯毕，一并拘禁于伪‘特工总部南京区’大牢。据悉，同时被捕者尚有我江苏省教育厅长马元放、两路（京沪、沪杭甬）特别党部主委李达三、军统局南京区特派员黄征夫诸同志，一时顿告人满。”
    马元放，生于 1903年，江苏武进人。
    马元放毕业于南京法政专科学校。抗战开始以后马曾与掌牧民等组建“上海抗建协会”，并组建了一支“游击队”，负责人即后来大名鼎鼎的熊剑东。
    1938年 4月，马元放任江苏省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当年 8月转任江苏省教育厅长。1940年，马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主任委员，留在沦陷区做地下工作。
    1940年 6月，在一次集会中，马元放与掌牧民（“上海抗建协会”会长）、石顺渊（江苏省党部委员）、崔步武（江苏省党部委员）、张北生（江苏省党部委员、南通县县长）等 5人被租界当局逮捕，押在“中央捕房”。马元放回忆说：
    “我是在一九四零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上海被敌伪劫持，至七月十五日，被送至南京，先被押于伪首都警察厅，嗣于八月十七日，改押于伪南京区看守所。
    马元放回忆自己被捕时的心情说：“我参加革命，早已许身党国，所以我的态度，在被捕的一刹那，就毅然决定了。生死已置之度外，所深深内疚的，是奉了中央命令返苏工作，工作没有做好，反而身被敌伪劫持，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自问总不能免去未能克尽厥职的罪名。同时，我觉着，在过去所担任的职务，无论是教育和党务，都是忝居指导地位，平时训导别人，勉励别人，我所期望于人的，人所期望于我的，和我自己期望于我的，也只是这点成仁取义的决心。现在，正是我现身说法的时候，我绝未存临难苟免的心理，却反增强了我不屈不挠的意志。”
    次日，一个朋友来看马元放，问他是否有话要带出去，马即说：“并无别话，只说我决不会使朋友失望。”另外又写了个纸条：“稍读圣贤之书，当知所以自处之道”，托来人带到重庆，“以安一般朋友的心”。
    同时，马元放又告诫与自己同时被捕的同伴，希望他们“赶快决定态度，免得精神上痛苦”。
    马元放的话，是有指向性的，因为，叛徒就在他们同时被捕的 5个人中间。马元放回忆说：
    “我们这次被逮，显然是被人出卖，究竟是谁在出卖我们呢? 虽然一般人都说是张某。但我仍不敢肯定说是他，在捕房的第一天，捕房工作人员就来对我们说：‘我们对你们很同情，但现在的工部局，已为日人所控制，实在是爱莫能助，同时你们要知道，这次完全是你们朋友出卖的。’并且把他们的登记簿给我们看，在张某的名字下面，他们已经注明了‘汉奸内线’四个字。我们看了，啼笑皆非。那时捕房里的华籍人员，确实对我们很表同情，称我们为‘四君子’，真使我们愧悚交并。”
    事实上，出卖马元放等人的，正是张北生。
    张北生，1902生，江苏南通人。
    张北生也是“老党务”了，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干事，嘉定县县长，抗战后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兼南通县县长。
    马啸天、汪曼云说：“（张北生）与76号的警卫大队长吴世宝是小同乡。抗战后，他在家乡丢了官，钻营了一个时期钻不出名堂来，于是在1939年底辗转来到上海。”从此，张就落水进入“七十六号”。
    事发当日，张北生事先告密说有这样一个集会，等捕房人员破门而入时，他首先承认自己就是某某，马元放等无奈，只好坦承自己的身份，遂全部被捕，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就此被“一锅端”。
    马元放回忆说：“同时被逮的几位，以为案子的口口口口张某，应该对他特别客气点。在移到伪特工部的时候，他们曾向我表示这个意思，但我根本就没有理会。有一天，张某到我被押的房里来，那时因为我案情较重，在伪特工总部里，我是独押在一室，其他几位，另是一室。”
    借此机会，马元放决定与张北生谈谈，于是说：“我们这次被逮，在你，决不会承认是你出卖，也许你还自以为是口口；想使大家来参加所谓‘和运’，可是，事情决不应该这样做的，将来我死之后，我的鬼魂虽不致来找你，但我的朋友，决不会饶恕你，我的子孙，更不会放过你。”
    听了马的话，张北生“面红耳赤，表示惶恐万分”，“发誓”说：“假如我张某做了这事，先死父亲，再死儿子! ”
    马元放回答说：“你也不必发誓赌咒，我的话也尽于此了。”
    马元放回忆说：“由于上面的经过，他既肯拿死父亲死儿子的话来发誓，似乎我还不必以小人之心揣度他，肯定了他是出卖我们的人，可是后来和别人谈起这事，就有人说：‘先死父亲，后死儿子，是当然的道理，这个誓等于没有发。’我听了只好付之一笑。”
    此后不久，马元放先是被带至日本宪兵队，旋即羁押于“七十六号”，李士群亲自来审讯他。当时李对马说：“别人并不重要，只有你，是主持江苏全省抗日反汪工作的人，注意你已一年多了，照理是应该死罪，但我很愿意和你做朋友，希望大家一起参加‘和运’工作。”
    马听了说：“你说我有死罪，就请你执行好了。我已被你们逮捕，别无话说。”
    马回忆说：“后来其他审问的人，更是说些卑鄙无耻不伦不类的话，什么你肯做官，给你的官，总比你现在的要大多啦，不然的话，一切刑罚受不了呀，一面还要你表现工作，供出所有工作人员。这些话，听了更增愤慨，惟有一概置之不理。”
    不久，日伪正式从租界当局将马元放等人“引渡”，并送至南京，关押在宁海路二十五号、“七十六号”南京区的看守所。马元放回忆说：“使我在精神上最感难受的，莫过于在伪看守所的一个时期，因为在伪看守所中，目睹一般被难同志遭受敌伪的凌辱残害，不由得你不悲愤填膺。”
    这些人当中，就包括军统局的一个小字辈——徐文祺。
    徐文祺也是学生出身，中学时代就读于天津著名的新学书院，因徐爱好足球，因此认识了高他三届的一个学长——新学书院足球队的右后卫、日后的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社长魏景蒙。

    按：新学书院本是大学的底子，徐文祺曾回忆说：“当时的新学书院在天津，是与南开中学在学术同体育上，唯一相颉颃的学校，每年两校的球队作英国式的足球比赛时，虽没有今日在美国足球赛的伟大场面，但在那约六十年前的时代，每赛时观者必近千人，也就可观了。”
    日后，不知怎地，新学书院降成了中学，与南开相比，直是判若云泥。

        此后，魏景蒙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徐文祺则入清华，1934年毕业，入上海市公安局第二科护照查验组，当上了一名“外事警官”，他的组长俞鸿润，即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的弟弟。
    参加工作不久，徐文祺被送到“内政部警官学校”办的“外事警官训练班”第一期受训，徐回忆说：
    “那时外事警官班的课程是密集式的，约略还记得的几项为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形势、外交礼节、中外条约……等。除了学科之外，每日还有术科的操练，……。我起初对此教育非常不惯，也吃不下这辛苦，很想离去，连上海市警察局的事都不想做了，但看看班上这么多人都不动声色，处之泰然，我就想为什么别人能耐下这苦，我就耐不下呢？就也一声不响的咬牙苦撑下去，约两周以后习惯自然，也就不觉得苦了。”
    在这里，徐文祺还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日后他在特务处的同事，北平站的王云荪，徐文祺后来回忆说：“他原是北平市警察局的警官，在台湾却在某一部中供职了，我们彼此都因事忙，未多作来往。”
    另一个人，我们以后再说。
    1936年 6月，徐文祺从“外事警官训练班”结业，并在懵然无知的情况下，糊里糊涂地加入了力行社的外围组织复兴社，从此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回到上海市公安局大约三周之后，负责人事的“黄副主任”找到徐文祺，徐回忆说：“他说组织上需要派一员警官，于公余后便衣到某个宅第协助工作几小时，打算就派我前往担任这个任务。我因为他既是选中了中，不前往也不行。”
    黄副主任特意叮嘱徐说：“去了时要一切听命，多服务少发问。”
    徐文祺回忆说：“我奉派公余后前往驻留的地方，是当时上海法租界福履理路合群坊十七号内，看来不很起眼，是连幢楼房中的一幢，有前后小院一上一下的房屋。我去到时只能在楼下的起居室、或楼梯间的小小空间休息，也无人为我作介绍谁是那住宅的主人，我也不敢问，在那房子内我首先见到的，是一位名赵立俊的男士。他时常出出进进那幢房子，我起初以为他是那房子的主人，后来晓得他不是，他是来照应那幢房子，他的家就住在附近。赵为人沉着，个性刚直，疾恶如仇，后来知道他原名赵理君，系军校六期生。”
    接着，徐文祺又认识了这里的“管家”：“其次我见到的为一女性，约廿七、八岁，名骆芷青，不仅聪明稳秀、仪态大方，而且气度端凝、风范高雅。我初以为她是屋主人之一，后来晓得她也不是。她只是一个管家，住在那房子内的亭子间，负责整个房子的次序和管理，兼做点交通的工作。”
    此后不久，赵理君、骆芷青的据点又搬到了福履理路四十一号，徐文祺回忆说：
    “有一天午后我到了福履路四十一号，骆芷青因事须外出，嘱我为她代看守门户，赵理君恐在家等吃夜饭尚未到来，我一个人在客堂中当门而坐，居高临下在摇椅中正自洋洋得意，忽从门外走进来一位有些面熟，却又不相识的，穿深色中山装的男士，浓眉大眼气派昂然，进了门来也不打招呼，竟欲越过我向楼上走去。当时我年少气盛，因他不将我放在眼中，我立刻起身挡住了他，告诉他家中没有人在，不让他上楼，并请教他尊姓大名。他答告我姓江名汉清，他知道家中人都已因事出去了不在，他是骆芷青吩咐他来，到楼上去取一件公文带往南京去的。”
    徐文祺说：“在那时的上海市还没有时下的‘闯空门’，冒运别人财物的不良风气，以这位江先生的气宇和谈吐，他决非撞骗之流，同时他又说他必须将那文件带走，因时间关系他须今夜立乘飞机去南京报命，不能躭搁。我因他情辞迫切，恐误了公事，只得让他上楼。因楼下无人，我必须坐守，又因为在合群坊时，我只上过两三次的楼，来到这新居后我还未上过一次楼，他既能说出骆芷青的名字，自是自己人，就由他独自上楼去了。片时他下楼来，微微向我点了点头，轻微的说了声‘再见’就离去了。”
    这位不速之客离去后，徐文祺越想越不对劲，他回忆说：“这时我一个人坐在客堂中忽然想起，时已入夜，今日已无夜航客机往南京（该时之夜航尚未盛行），江先生所云之今夜乘机赴南京，话不可靠。同时我又想这江先生不知是否真为自己人？他一人独自上楼，不知是否会多拿走了什么东西或文件？如发生有差错，我的责任很大。想到了这些我就惶恐不已，坐立难安。”
    徐文祺说：“大约一小时后，赵理君先来到了，我就向他诉说发生的一切。他问我江先生的像貌形状，我就描述给他听。他听了后哈哈大笑的说：‘他就是戴笠，戴先生呀！’不久骆芷青回来了，她听了发生的一切以后，也说江先生就为戴笠无疑，我才放下了心来。”
    此后不久，徐文祺正式加入“团体”，他回忆说：“自此以后我认识了戴笠先生的真面目，他那时于我这年轻人颇给以优容和信任。在他的感召同赵理君的诱发之下，我自此就投入了神圣的对日八年抗战，因之也曾经三度居狱，备受伪特工同日宪兵的酷刑。”
    淞沪抗战之后，戴笠将徐文祺派到天津，当“直属情报员”。徐回忆说：“时我正感苦闷，又以抗日卫国为我人天职，当欣然表示接受，如此就受了约十天的速成训练，其中最重要的为密写通讯训练，训练完毕后，由黄派人安排我就乘船往天津去也。此行去津我几乎命丧黄泉，幸得同学好友侯福尚的预先通风和资助，我才得逃离，能回到上海区部工作。”
    回到上海之后，徐文祺在赵理君的“行动总队”当了一名“书记”，1939年10月被捕，关押在“七十六号”。他回忆说：
    “记得在民国廿八年十月底当我初度被捕，遭施以老虎凳刑罚逼供后，双腿受伤已不能站立，每日匍匐在泥土地的牢房内转动为难，只有现已退休了的台北中央印制厂警卫队长徐一帆的夫人陈丽影女士，她那时早我匝月被捕入内，于上厕所经过我牢房门时，有时悄悄的掷一张报纸到我的房内，或在门口的小窗交谈三几句就迅速的离去。那时的青年男女，为了保国卫土，大都愍不畏死，前仆后继向抗日的大道上前进，真可说是气壮山河。”
    不久后，徐被转到南京宁海路二十五号，在这里，他见到了许多人，其中就包括马元放、黄逸光、黄征夫等人。徐在回忆马元放时说：“他居狱时穿一件青色长袍，颇为矜持，除不时同张瑞京、李连三喁喁细语外，与其他人很少说笑。
        徐还说：“黄征夫为粤之花县人，性格狷傲，好独行其是，平居暇时即自行写大字以消遣时光，其练字也并无碑帖，所写之字型颇似翁方纲体，但字写的并不好。他曾在泰国居留很久，所以曾出家当过一个时期的和尚。他为什么被伪府所捕迄未谈过，我也未问过。”
    同被关押的，当然少不了邵明贤。马元放说：“邵烈士系浙江余姚人，浙江警官学校毕业，担任调查统计局南京区电台主任。到了南京以后，特意就了伪首都警察厅督察处长，旋又担任伪中央组织部第四处处长，以作掩护。后来在一九四零年十一月九日被逮。”
    在谈到黄逸光时，马元放说：“黄烈士系广东赤溪人，墨西哥国内师范学校及墨西哥民用航空学校毕业，一九三零年三月曾和同志三人，以童军资格，作徒步旅行全世界的壮举，历时将及六载，经中南北美洲、西印度群岛、欧洲巴尔干、及非洲等地。到一九三八年三月，才由非洲赶回祖国，投效空军服务。同年九月，调至昆明空军军官学校受训，后又奉调担任成都轰炸总队队员。因为他曾在法国和汪逆精卫会过数次，就请求去南京担任秘密工作。到了南京以后，假意投入伪组织航空署服务，以便遇有机会接近汪逆时，即实行除奸工作。不幸在一九四零年十一月五日，与其夫人于者香女士，在中央饭店一同被逮。”
    审讯二黄的，就是马啸天，他回忆说：“经审讯后得知，两个人（指黄逸光、黄征夫）虽同属军统，而到南京来的任务却是不同的。黄逸光来的目的，是专为谋刺汪精卫，他想凭着过去曾见过汪精卫，且与汪是广东老乡，以这些关系去求见，汪必然会接见，在接见时他便下手。他觉得带了枪去反而会坏事，准备在下手时就凭自己这双手的臂力，把汪掐死；万一自己脱身不了，就把随身带的毒药吞服自杀。至于黄征夫是军统的专员，一向在南京、上海、苏州一带布置工作，专事搜集军事情报。他与黄逸光，并不同谋，只是住在一起而已。”
    “审讯”的情况，马啸天报告了李士群，李又转报汪精卫，汪批复“概予枪决”。
    1940年12月17日，邵明贤、黄逸光在南京就义。
    临刑之前，邵明贤写了一份遗嘱，其中说：“现在正在英年有为之际，理宜为大众服务，为国家宣劳，以不虚吾生，不虚父母之生我也。然而今一切已矣，乃是是非非，自古莫由定论，何况纷纭杂沓如今之世乎。临死之人，勿复言矣，即个人之是非，亦只有待于国人之评断，是者是也，非者非耳。”
    马元放说：“邵烈士的遗嘱一向由我代为保存，用尽种种方法才得面交其继娶夫人张凤山女士，我这次脱险来渝，路过浙西时，又另缮一份，寄到他分水家里，我的心愿才了。”
    据马元放回忆，在狱中，黄逸光曾为他“题辞”：“美丽的中华、我爱你，我为你而狂歌。我更愿为你而死。”
    马元放说：“黄逸光烈士，体格魁梧，臂力极大，曾经和猛虎搏斗过。据他夫人说：只要有机会和汪逆接近，就可徒手把他处死。可惜约会几次都未能如愿，赉志以死，可为浩叹! ”
    马还感叹说：“黄烈士已为中华而死，他求仁而得仁，可以无憾了，他的遗墨很多，有一部分已代为带出保存。他的夫人于者香女士，和他结婚仅及二月，在伪看守所中目睹其夫之死，悲痛可知。黄烈士就义后，于女士仍被收押，直到一九四一年三月五日，才被释放返平。”
    黄征夫则活了下来，马啸天说：“林之江与万里浪，以黄征夫在京沪一带可以交出许多军统线索，联名向李讨保，李又经汪照准。于是，黄逸光于同年10月被南京区用政治警察署名义，枪杀于雨花台。黄征夫则在南京区看守所关押一个多月后由李士群任他为清乡委员会上校专员，派在苏州江苏实验区工作。后来郑大章在苏州成立了‘剿共总指挥部’，因黄征夫是黄埔四期出身，遂任为该部参谋长。”
    在回忆中，马元放痛斥钱新民，他说：“我想到邵、黄二位烈士的遇害，不能不致恨于钱逆新民，虽然钱逆已经被杀，究还不能宽恕他的自私，他于一九四零年十一月七日在沪被捕以后，他所属的工作人员竟都由他供出，先后被捕的，共有二十多人。但据案内人谈，他的几位亲戚，却不在内。”
    马还说：“更属荒谬的，邵黄二烈士的被逮，都是他率同伪特工人员前去捉拿，当黄烈士在被审问的时候，他居然在隔室伪作受刑惨呼之声，骗黄烈士承认所任的工作，试想他的无耻到了何种程度? 凡是做一个负责人，都应该牺牲自己，成全大家，钱新民只为怕死，竟不惜牺牲大家，保全一己，可说是毫无人格! ”
    此时，钱新民等京沪区上下一干人员，都已经在“七十六号”中“安了家”。潘光祥说：“1941年以后被捕人员先后均获释，并担任了伪职。区长钱新民被任命为汪伪特工总部机要处副处长，其他人员委以专员、科长等职。潘俊滔回到南京担任汪伪特工三处南京总台报务领班。”
    同时担任伪职的，还有原京沪区副区长尚振声，他任汪伪独立第七旅参谋长，旅长即另一个说不清“颜色”的著名人物——张瑞京。
    钱新民的被捕，还牵连了已经成功潜伏在汪伪政权中的京沪区直属通讯组组长程克祥。
    沪战失利之后，根据文强的要求，程克祥与他的搭档彭盛木即来到南京，伺机打入伪组织。
    1939年 5月，汪精卫一伙回到上海，程克祥即接到了军统的指令：“即刻设法打入汪精卫的组织，越深入越好，限期一个月，一定要进入一一三六弄，并设法参加他们的活动，千万不得违误。”
    通过上海“闻人”徐朋西的介绍，程克祥结识了易次乾，跟着又通过易认识了周佛海的亲信罗君强。
    在罗的引荐下，周佛海“接见”了程克祥，其时，周正当用人之际，因程曾在伪“满洲国”做事，又是“亲日人士”，周见到程即引为同道，并请他推荐一位日语秘书。
    事情就有这么巧！程克祥的搭档彭盛木，是个台湾人，精通日语，当年的台湾，已经过日本几十年的殖民统治，在亲日分子看来，完全可以信任。黄曜隆在《京沪区长》中说：
    “不但程克祥本人，连同他的副组长彭盛木，也深入了周佛海、罗君强他们的圈子，一搭一配，左右逢源。周佛海认为彭盛木很可靠，日本人更认为彭盛木可靠。因为彭是台湾人，从小受日本教育，而且也是在日本机关做事。周佛海他们万万料想不到，这样最可靠的人，竟然是军统局的工作干部。”
    1940年 3月，汪精卫在南京“组府”，程克祥任“军委会”参议，彭盛木则在周佛海的“财政部”当参事。
    黄曜隆说：“因为周佛海、罗君强的关系，杨揆一又签准，派程克祥兼伪点编委员会总务处长，程带了一位军校六期的陆炳仁同志去当处员，伪警政部也是特务机关之一，程也安置了两名组员。军事、财政、警务、特务各重要部门。都安插了干部，部署可谓周到，因此伪方各项重要静动态，军统局方面随时都能得到详细的报告，所得的资料非常丰富，情况也十分明悉。戴将军时常覆电奖勉。”
    可惜，随着钱新民的被捕，京沪区及其一切关联，全部暴露。
    1941年 1月14日，程克祥被捕，同时被拘押的还有彭盛木、原南京区助理书记李雨生，程克祥的侄子、上海国民学校校长程士大，以及程克祥潜伏南京以来发展的全部下线。
    至此，在“七十六号”南京区与军统局京沪区的“PK”中，李士群几乎完胜，一举奠定了李在汪伪“警政系统”中一股独大的地位。
    同时，京沪区的全军覆没，也揭开了戴笠在京沪两地一连串失败的序幕。

ys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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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了，手快脚慢了。
    早上还在和一位朋友相互叹气——体力日衰了。

ys1937

华北崩溃，祸起平津（1）

    1939年 9月初，乔家才离开天津回到北平，这也是他“督导”华北工作的第二站。
    北平区区长，如今是马汉三。
    马汉三其人，由于后来曾没来由地与“戴笠撞机”联系在一起而闻名遐迩的，对于其早年的事迹，反而很少有人关注。
    马汉三，原名马士杰，也叫马寒山，1906年生，北京大兴县人。
    马汉三是军统中少见的北平当地人，他出生于大兴县一个富裕农民家庭，自幼过继给叔父马德明为子。因马德明是师范出身，马汉三近水楼台，从三岁起就在叔父的私塾里念书。
    1918年，马汉三插班入农林学校学习，1920年毕业。1923年，马被选送到“中央农事试验场”（即今北京动物园）附设的农业讲习所学习。
    如果这样继续下去，马汉三本有可能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农业方面的专门人才的。
    可惜，马汉三志不在此，遂弃文从武，投奔了正在北平南苑当“陆军检阅使”的冯玉祥。其时，冯赖以起家的第十六混成旅已经改编为第十一师，于是，马汉三到第十一师当了一名学兵。
    1925年春，冯玉祥退出北平，移驻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马汉三则在他手下的刘郁芬部当文书。
    查军统老人的各种回忆录，马汉三最早出现的时间，是1938年 2月，那是在陈恭澍的回忆中，当时任天津站站长的陈恭澍到北平“制裁”王克敏，其时，北平区区长王天木在河北宝坻乡下主持“忠义救国军北方支队”，由书记毛万里代理站务，其下有三个外勤单位，北平市内的两站，站长分别是乔家才和陈资一，察绥站站长即马汉三。
    也就是说，从1925年到1938年，长达13年的时间是空白，包括马汉三加入特务处的经过，因过于离奇，笔者认为不值采信，所以只好不讲了。
    在军统当中，马汉三与王天木、陈恭澍、刘艺舟、乔家才并称为北方“五大金刚”（以上五人都曾经当过北平站长），戴笠特加赏识，对此，许多人都感不解，因马汉三出身于冯玉祥的西北军，按现在的话说，叫“有掌儿”，又没发现他有什么特殊的能耐，能配得上戴笠对他的特别重用。
    另外，与周伟龙一样，马汉三也有个先天的生理缺陷——斜视，俗话叫“斜眼儿”，这种人在命相学上是有讲究的，心术不正。
    因此，军统的很多人都看不上马汉三，陈恭澍就曾经对文强提出过他的疑问，当时他俩都在上海工作，陈是上海区区长，文强则在由军统主导的“上海统一委员会”下设的“策反委员会”任主任委员。陈恭澍说：
    “戴老板一贯重视黄埔同学，对杂牌部队出身或其他政治党派分化出来的分子，那怕就是共产党的叛徒，也只是利用一时，到了无可利用时，便弃之如敝屣。比如王天木，是黄埔第四期同学，与戴老板又是联姻拜把的关系；刘艺舟、乔家才是黄埔第六期同学，又是复兴社的骨干，算得上是军统的元老，把他们作为干将重用是理所当然的。唯独对马汉三这样一个杂牌小卒，五官眸子不正，两眼斜视，其心也当不正，不知有何可取? 竟一入军统之门，便被老板视为奇货，不知为何?”

    按：“比如王天木，是黄埔第四期同学”这句话，不知是陈说错了，还是文记错了，王天木并非黄埔出身。

    因陈、文二人是军校四期的同学（陈延期到五期毕业），感情上比较近，所以陈恭澍谈得很直率。
    文强长期在南方工作，对马汉三并不熟悉，后来文经过与马共事，也感到此人藏头露尾，给人一种不可信任的感觉，因此对马戒心很重。
    此后，文强找了个机会，曾当面向戴笠“请教”“马汉三如何受宠” 的问题。
    当时已经是抗战胜利前夕，戴笠听了，对文强讲了很长的一段话，这篇宏论，倒是对于我们了解马汉三的早期情况、以及他究竟有哪些过人之处很有助力，值得全文引述。当时戴笠是这么说的：
    “马汉三嘛，我是把他当‘字典’来‘查’，同时也是为了培植北方干部。因本局百分之九十都是南方人，少数北方人中能独挡一面的又没有几个。北方自古即为外患边乱之源，今日则尤有过之。马出身于西北军冯王祥南苑练兵时代的学兵队，冯部下的中、高级将领中，十之七八都是由学兵队提拔起来的。冯本人是老粗出身，好容易学了一点应用的文化，也就懂得没有文化不行。所以他重用学兵队出身的，更胜过老一辈的五虎将。马对西北军的将领以及团级以上的文武职人员，都有全盘的调查，为本局提供的名单、履历，是很难得的。特别是对学兵队出身的将领中一些思想左倾，脚踏两只船的共产党，对潜伏打入本党及国军的人，都有较详的注释。”
    这是马汉三的长处之一，即熟悉反蒋势力的情况。
    戴笠接着说：“马为本局提供的华北汉奸巨魁名单以及汉奸媚日卖国的情况，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人在华北、东北、内蒙、外蒙的侵略阴谋活动情况，也是很详尽的。他的社会活动能力颇强，平日混入汉奸群中，也如同混进赤色队伍一样，谁也不会对他察觉。例如，他派员打入冯玉祥在张家口的抗日同盟军，未为冯所发觉。他派员打入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伪政权，亦未为日本宪兵和特务所发觉。这是得力于‘以夷制夷’、‘以毒攻毒’以北方人制北方汉奸。马不但对内外蒙的内情很了解，而且与蒙族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及其干将李守信、王英等等，建立起深厚的交情。他通过内蒙打进外蒙，搜集了许多蒙藏委员会所搜集不到的情报资料。”
    这是马汉三的长处之二，由于马长期在口外活动，因此对蒙疆伪政权的情况了如指掌。
    戴笠还给文强举了个例子，他说：“外蒙古在苏联唆使下宣布独立时，为了权宜之计，不得不举行谈判。我向校长建议，如要谈判，最好由本局派知情能员前往。最初我心目中的能员就是马汉三，后来考虑到有可能暴露其身份，不如站在幕后。结果经校长批准，派简朴前往。在谈判中，连苏联方面的间谍头头，一听简朴了如指掌地掌握了外蒙内情，也莫不感到诧异。”
  
    按：简朴，军统高干，当时的公开职务是国民党“航委会”政治部主任。

    文强回忆说：“戴笠一口气倒出了不为外人所知的老底后，我才感到‘当字典查’几个字里，竟包括了如此令人折服的内容。现在回想起来，马汉三得宠，并非偶然。”
    说了上面的话之后，戴笠对文强“杀气腾腾”地说：“马汉三眸子不正，其心不正，又沾染‘倒戈将军’的门风，谁不知晓! 他既在樊笼之中，难道还怕养虎遗患? 老兄与恭澍实在过虑了……”
    文强回忆说：“他（指戴笠）在鼻孔里不断地嗡了几声，将长脸摇了几下。我感到这不是他的鼻窦炎发作，而是他的特有信号，他在思考，是话到嘴边留半句，还是把话都说出来? ”
    戴笠思考再三，还是“按捺不住”，于是“提高嗓门”说：“刀柄握在我手，如见其所行有异，斩杀便可由我。黄埔同学尚须呈报校长批准，象马某之流，则可先斩后奏，不奏亦可。这是校长面谕，兄不可为外人道。”
        戴笠的这番话，虽然并不是说文强，但文听了，“也不免有些胆寒”。
    抗战爆发以后，平津的“精英”多被调离，如前所述，先是乔家才被王天木挤走；接着陈恭澍被调到河内监视汪精卫，王天木到上海接替暴露的周伟龙；不久，王天木又因与上海区代理区长赵理君互相倾轧而双双被调离上海，戴笠遂将毛万里派到上海紧急救火，同时以马汉三为北平区区长，以乔家才原来的搭档周世光为副区长。
    至于马汉三原来的察绥站，拆分成察哈尔站和绥远站两个单位，察哈尔站站长杨金声，绥远站站长则是马汉三的外甥陈烨如，统归北平区指挥，这样，在华北方面，除了曾澈的天津站和薄有錂的山西站，马汉三独领三个省级单位。
    在马汉三的引荐下，乔家才会见了天主教在华“三远”之一的任望远神父。乔家才回忆说：
    “天主教在华北有三位以‘远’字命名的神父，就是雷鸣远神父、雷震远神父和任望远神父。他们都是比利时人，都痛恨日本人的侵略行为，打破中国安静的生活。雷鸣远神父已经入了中国籍，人家看见他高鼻子蓝眼睛，叫他声外国人，他顶不高兴，也顶难过。他早已离开华北，从事实际的抗战工作，率领华北督导团，正在中条山战地担任宣传与救护工作。雷震远神父在冀中安国县一带从事教会工作，实际上在帮助吕正操发展游击队。”
    相较于雷鸣远和雷震远，任望远神父的名气稍小一些，实际上他也曾努力地为中国的抗战尽力，乔家才说：“任望远神父颇有远见，具有绅士的气质和风度。他不但同情抗战，憎恨侵略，更钦佩我们这批敌后工作的人，所以尽力帮助我们。当我们经济接济不上，无法周转的时候，他借钱给我们。我们的武器存放在天津租界，无法运回北平，他给我们运回来。”
    事实上，马汉三之所以安排这次会见，就是要请乔家才以“中央大员”的身份对任望远进行鼓励。乔家才说：“汉三兄觉得我们欠他的人情太多了，要我代表政府向他致谢，因为我来自重庆，这是十分必要的。虽然他是一个宗教家，施恩不望报，但是我们对他的正义感和侠义作风，实在不能不表示衷心感佩，致无上的敬意。”
    会见的地点，马汉三安排在什刹海，乔家才虽不是北平人，但他曾两度在北平工作，看得出来，他对北平很有感情，对“京味”的体会也很深，他回忆说：
    “环绕在后门什剎海四周的，是成荫的老树，枝叶繁茂。在夏天的午后，什剎海的西边成了市民们消夏的好地方。大树底下，摆着许多卖零食的摊子，什么血肠、爬糕、豆汁、嫩藕、萝卜赛梨，冷的热的各色各样食品。还有卖玩具的，卖日用品的，应有区有，游人穿梭其间，真有点像似乡间的集市风光。什剎海北面有一家叫做什么堂的饭馆，这种叫堂的老式饭馆，地方宽敞，一连好几串院子，里面有戏台，可以做堂会，同时可以开出两三百桌酒席，专供喜庆之用。可是时代的巨轮，使他们渐渐走向下坡路，大规模的喜庆，越来越少，冷清清的，门前可以罗雀。我们在这一家饭馆子楼上，开了一个朝向什剎海的房间，展眼望去，一片碧绿的水上，点缀着点点荷花，微风吹来，心神凉爽，就在如此富于诗意的情况里，汉三兄介绍我同一位天主教的神父见面。”
    乔家才说：“这次晚餐，只有汉三、世光、任神父同我四个人，大家很愉快，谈得很高兴。任神父对于重庆的一切情形，以及抗战的种种，询问颇为详细。餐后任神父一定邀我们到他弓弦胡同的小教堂喝咖啡，他为防范意外，特别规定揿门铃的暗号，非同他有特别关系的人，很不容易进去。”
    在北平，乔家才还会见了两个人，一个是临澧特训班的毕业生、爆破专家张桐岗。乔家才说：
    “桐岗兄对朋友诚恳、热心、关切，在朋友当中，确实是不易多得的。他在湖南临澧学会爆破和其他许多种技术，回到北方工作，先在天津指导抗团，现在来到北平，准备向北平伪组织进攻。四年前我逃出山西，路过石家庄时，桐岗为我洗尘、压惊，热烈招待，想不到四年后又在北平碰头。因为中秋节快到了，他正忙着工作，准备送给汉奸们的应节礼物。”
    乔家才所说的“四年前我逃出山西”，是指1935年的事，这里需要补叙一下乔家才早年的经历。
    乔是军校六期生，因此未参加北伐，1927年“清党”之后，国民党黄埔特别党部改组，乔家才被选为“执行委员”，也在这个时候，乔认识了戴笠。他回忆说：
    “校长命令，从第六期同学当中，选拔三百人成立骑兵营，自由报名，报了五百多人，集合在操场跑步，跔到前面的录取，落在后面的刷掉。我们十个人当中，只有吴月卿参加了骑兵营，别人都不喜欢骑马，不愿意当骑兵。戴雨农（笠）先生也参加了骑兵营，骑兵营营党部成立，他当选为营党部执行委员，为了接洽党务，他来过特别党部好几趟，我们才有机会认识。
    1927年11月，“张黄事变”爆发，乔家才逃离广东，辗转来到南京。此时，“下野”的蒋介石已经回到国内，正筹备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乔家才回忆说：
“我和刘诚之、谢灵石两兄决定代表黄埔特别党部向四中全会请愿，请愿书由我草拟。我们请求四中全会严惩汪精卫，要他担负张黄事变和共党广州暴动的责任。当然，中全会对我们的请愿未必重视，也不会因为我们请愿果真就将汪精卫绳之于法。不过。我们至少表达了黄埔军校两万党员的意向，因此，我们身为黄埔特别党部常务委员，也就心安理得，尽到我们应尽的责任了。代表中央出来接见我们的，是褚民谊。他代表四中全会接受了我们的请愿书，向我们表示，一定会把我们的意见转到。”
    从中央党部出来，乔家才意外地遇见了曾担任六期入伍生政治部主任的胡靖安。
    乔家才与胡靖安之间，有点过节——乔本是死硬的反共分子，当“清党”初起的时候，乔家才认为校方立场不够明朗，于是写了一篇文章登在“黄埔日报”上进行攻击，结果胡靖安因此去职，回到蒋介石身边做副官。
    想起此事，乔家才多少有点过意不去，于是表示歉意。实际上，胡离开广州，是因祸得福，乔家才回忆说：“他（指胡靖安）自己也在踌躇满志的说：假如他不是在广州存身不住，来到上海，他就不会担任现职。现在同学们要晋谒校长，必须先通过他这一关。看起来，比在广州更加得意，益发显得神气。”
    胡靖安见到乔，很高兴，即令乔第二天来见他，原来，此时的胡靖安，已经与另一名军校同学蔡劲军搞起了“密查组”，替蒋搜集情报，见到当年的学生，岂有不用之理？乔回忆说：
    “胡靖安先生要我帮他一些忙，反正我闲着无事可做，立刻应允。他在法租界租好一间亭子间，给蔡劲军和我两个人居住，我们的伙食也由他替我们包办。蔡劲军先生有两套西装，身上穿着一套，墙上挂着一套，经常熨得笔挺。他穿上西装在街上走动起来，挺像个绅士。但他除去这两套西装之外，却连一只皮箱都没有。当然，他此我这个上等兵要强多了。我除了身上穿的一套蹩脚布中山装，可谓身无长物。”
        就在此时，乔家才与戴笠重逢。
    乔回忆说：“第二天胡先生规定我的工作，每天联络三个人，向他们要情报。三人之中有两位是带兵的团长。”
    另一位，就是戴笠。乔家才说：“骑兵营成立不久，开往苏州，正赶上校长下野，粮饷没有着落，营长沈振亚太太把首饰拿出来变卖，以维持伙食，有些同学不忍心呆下去，临时去找工作，维持生活。戴雨农先生在清党以前就认识胡靖安，胡先生正主持一部分情报，戴先生就去给他帮忙，搜集情报。”
    这项工作，对于戴笠来说再合适不过了，乔家才说：“戴先生对于上海的情形非常熟悉，胡靖安又需要上海的情报。他们两位本来在清党前后就打过交道，关系非常之好。现在胡靖安先生非借重他不可了，他负责租界方面的一切动态情形，因为校长住在法租界，这方面的情报就更显得重要。每天他交给我的东西，厚厚一迭，要比两位团长交给我的加在一起。还要多得多。当时我很奇怪，他的神通这么广大，用什么方法，从那里找来这么许多的情报? 仿佛全上海的大小各事，都非得经过他不可。
    回忆起当年“密查组”的生活，乔家才说：“每天我由法租界跑到闸北，再由闸北跑到南市，最后才和戴先生碰头。我们碰头的地点没有一定，每次见面，约定下一次的会晤地点，地点全部由他规定，有时在公共租界，有时在法租界。我的交通工具，除了电车，就靠两条腿，整个一上午都消耗在跑路上面。我把收到的情报带回法租界寓所，交给蔡劲军先生。下午，他坐下来整理这些材料，写成报告，用胡靖安的名字，呈给校长。蔡劲军先生真有一手，他写报告，规规矩矩，一笔不苟，不涂改一个字。报告写好，有时由我送到拉都路二十号，有时他自己带去。报告送到，我们一天的工作就算了。”
    对于这份工作，乔家才并不感兴趣，他说：“当时我不知道，这种工作就叫情报工作，也不懂得情报工作有多么重要? 我心里想，干这种工作和新闻记者大概差不多吧? 因此实在提不起什么兴趣来，连蔡劲军写好的报告，都没有仔细的研究过。干了一个多月，觉得像这样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杭州已经成立了学生总队，专门收容从广东来的同学，我该归队了，免得将来升学发生问题。我把我的意见报告胡靖安先生，他略加考虑，表示赞成，于是十七年一月间，我去了杭州。”

    按：1927年11月，蒋介石宣布黄埔军校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主校址设在南京，并令未毕业的六、七期学员在杭州集结，乔家才、唐纵等人都是在此时“归队”的。乔回忆说：“校长未复职以前，先在杭州成立学生总队，收容由广东北上的黄埔军校第六、七两期同学。总队长贺君山（衷寒），政治部主任邓文仪。总队下分三个大队，由伍诚仁、宣铁吾、陈明仁分任大队长。”

    1929年 2月24日，军校六期生在南京、黄埔两地分别毕业。因此，同为六期生，乔家才、唐纵有军校的文凭、戴笠却没有。
    毕业之后，“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科”负责人、军校学长黄珍吾请乔家才回山西联络军校同学，恰在此时，乔的母校、山西太原平民中学让他去当训育员，月薪80元，乔觉得条件很优厚，于是即回到太原，顺便帮黄做工作。
    半年之后，阎锡山酝酿反蒋，乔感觉继续在山西工作多有不便，于是与同学李封岚来到北平入私立民国大学，学政治经济学。
    此后，戴笠的特务处成立，派山西籍的军校五期生靳易夫回到山西进行秘密工作，靳即找到原本就熟识的乔家才，这样，乔家才就成为了特务处的外围人员，并再度回到山西，从事“地下工作”。
    1935年春天，乔家才被阎锡山的宪兵逮捕，当时，乔的大姨子正怀孕，受此惊吓，没几天就死了。
    关了 9天之后，乔家才经人保释逃出山西，经正太路到石家庄，就是这次认识了张桐岗。
    此后，乔家才回到南京，戴笠令他到杭州，入杭训班受训，因此前乔只能算是“运用人员”，要加入“组织”，必须接受特训班的训练。
    对此，乔很不满意，他心想：“受训可以增加新的知识，并不吃亏。可是我在太原坐了九天牢，带了八天脚镣，死里逃生，逃到南京，得不到半点安慰，也没有人问问我被捕的情形，却要我去受训。”
    乔家才说：“我觉得，我之受训，多少带点惩罚的意味。好像说山西宪兵逮捕我，是我的错误、罪过。就是被山西宪兵枪毙了，也是应该。越想越觉的不是味道，越想越难过。”
    在杭训班，乔家才是“插班生”，他说：“我在杭州，只受了三个月的训练，时间虽然很短，获益很多，许多理论和技术，都是闻所未闻。我才深深领悟到，从事这种非常艰难，非常危险的工作，不受训练，不但是瞎子扪象，扪不出真象，而且是盲人骑瞎马，非常危险。我以后逃过许多危险，克服许多困难，都是得力于这三个月的训练。”
    训练结束，乔家才正式加入特务处，换句话说，乔虽然是戴笠的同学，而且早在1927年就曾与戴笠在“密查组”共事，却迟至1935年才正式进入特务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乔家才不在“十人团”之列。
    在北平，乔家才会见的另外一个人，是当时一位年轻的社会名流、教育家张季春。
    张季春，本名张铎，字季春，以字行，1903年生，河北省张北县人。
    张季春毕业于保定天津工商大学，后任察哈尔第一师范学校（后改名为察哈尔省立张家口师范学校）校长。其时，正值察哈尔建省，张季春说：
    “察哈尔省的建置，不论在地理风土和居民种族上，都有它十分明显的特点。就前者而言，长城以北，土地荒旷，是一片广大的草原，虽然也建有县治，但主要的是盟旗地方；长城以南，则是原属直隶省（后改称河北省）口北道属的十县，而为一多山地带。就后者而言，北部居民以蒙族为主，南部居民多是汉族，汉蒙之间，不论在地域、风习、语文、生活诸方面，都有显著的不同，以致在心理上、感情上，不免有相当的隔阂。这对于省政建设和文化发展，均成为相当不利的因素。对于我们的国家，特别是国家的边疆问题，都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那时深深地看到了此一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决心贡献自己的力量，来为察省、为国家，作一点长远图治的根本工作!”
    为此，张季春在察哈尔第一师范学校创造性地设立了蒙旗师范班，开蒙汉学生同校学习之先河。他后来回忆说：
    “首先在民国十九年，我冲破了不少阻碍和困难，在我所主持校政的师范学校内，设立了蒙旗师范班，由各盟旗保送优秀青年子弟入学，接受按国家教育制度所进行的中等教育。从历史上讲。这是蒙族的中国青年与汉族的中国青年第一次的大会合，是蒙汉青年第一次共同的、平等的接受国家的教育，是中国青年第一次不分种族的学习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这中间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张季春强调说：“而这些蒙旗青年，历年毕业后，都回蒙旗，分别在教育、军事、政治和党务方面任职，后来发生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张季春此举，在当时是创造性的，对于促进民族融和起到明显的积极作用，一时间，还不到三十岁的张季春名声大噪，当年，国民党中央指派他为察省党务指导委员。张季春回忆说：
    “派我指导全省的党务，加重了我的责任，也便利了我工作上更多的开展，使我的工作热情，云涌奋发，信心更加坚定，把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全省的进步人士和青年，都亲切的和我站在一起，而察哈尔省政府，也给予我有力的支持和信任。”
    这时的张季春，已经是察省的一位知名人士了，当然也引起了戴笠的关注。张季春说：“民国二十二年春，我的好友张志端（景方）给我介绍一位很特别的朋友，那就是性情豪爽而心又精细的王雨人同志，他是军事委员会特务处（这是戴雨农先生当时负责的特工单位）派在平绥线的‘交通’。张景方请我无条件的给予王雨人全力的帮助和便利，我基于革命的道义，爱国的热诚，立即慷慨的答应。雨人对我的豪爽、热忱和义气，十分钦服，此后一直表示他念念不忘的感佩。”
    这是张季春帮特务处办的第一件事。
    对此，张季春说：“这奠定了与戴先生所领导的组织与工作，建立了良好而深切的关系基础，但也影响了我自己的前途和大半的命运，这诚然是一项重要的际会。”
    1933年 5月，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张季春逃到北平，并在北平设立了“察哈尔省党务临时办事处”。
    在北平，经王雨人介绍，张季春认识了特务处干部、当时供职于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江雄风，又经江转介，结识了特务处在北平的最高负责人——郑介民，这才是张季春正式与特务处发生联系的开始。他回忆说：
    “郑先生极诚恳的请我帮助他们，开展平绥线、特别是以张家口为重点的察哈尔省的地下工作，当时我和在北平的一些热心而有血性的察省青年同志，确实尽力的给与他极大的帮助。”
    1933年秋天，冯玉祥事败，张季春重返察哈尔。这时特务处在张家口建立外勤组织，以高荣为负责人，并请张季春给他以“适当的掩护和照顾”。张说：“高同志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的，我即请他到第一师范学校担任军训教官，这对他来说，确是一项十分妥适的掩护职业。继而高子欣又衔戴先生之命，介绍许守素（揆一）同志前来，我又聘他到一师任公民教员。”
    这是张季春帮戴笠做的第二件事。
    此后，名不见经传的马汉三继高荣为张家口站站长，许守素任书记。
    马汉三的任务极为艰巨，首先是张家口站的工作区域很大，远不是一城一地那么简单。张季春说：“这时张家口工作站的工作领域，实际上除了张家口市和察哈尔全省外，更重要的他还兼负平绥铁路全线，从北平到包头这一条漫长地带的工作。我在这一带，不论党、政、军方面和地方上，都有相当良好的社会关系，因而在工作上，得到很大的帮助和便利。”
    第二，当时的华北局势正处于巨变中，德穆楚克栋鲁普（以下简称“德王”）已经在蠢蠢欲动。张季春回忆说：
    “民国二十二年，日寇又攻占山海关，侵入承德、占据热河，并进攻华北，及诱胁内蒙各王公在百灵庙举行自治会议，随即设立区自治政府，实行高度自治，意图脱离中央政府之统治。在此项丑恶行动中，察哈尔省锡林郭勒盟西苏尼特旗亲王德穆楚克敦鲁普，实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而能发生重要之作用。日本关东军和日本特务机关都了解这一点，而要积极的利用他。最显明的事证，就是民国二十三年，他受了日本关东军嘱托（即顾问之意）于兰斋（满人）、陶克陶（蒙人）、金顺卿（蒙人）等的蛊惑、怂恿，而到伪满洲国觐见了傀儡皇帝溥仪，随即在百灵庙成立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进一步显示脱离中央政府而‘独立’的态势，也就是向日寇再靠拢了一步。”
    张季春说：“民国二十四年，德王在日寇的炮制下，组织‘军政府’，自任主席，吴鹤龄任政务院长，李守信任蒙古军总司令。对于这一个傀儡组织。日本关东军承允在军事上全力支持，在政治上不加干涉。德王等深受其迷惑，沉醉于日本人帮助蒙古人完成‘自治’的美梦中，而不觉其丑恶。但是，他们在另一方面，也不愿和我中央政府完全决绝。还想‘留有余地，准备万一’。因而就造成了当时政治上的一种微妙关系和特殊气氛。正好给我们在工作上加以运用。”
    张季春的这番话，说白了，就是德王要脚踩两只船，特务处要策反，两边各有各的想法。与德王周旋的，一开始是高荣，后来则是马汉三，而他们二人与德王之间的“介质”，就是张季春。他回忆说：
    “德王与吴、李二人，过去都和我有很好的友谊关系，而他们的左右，也有许多人是我的朋友，其中不乏明理笃义之士，既不直他们之所为，也深为他们的行险侥幸而担忧，因此常和我讨论这些事，使我对这一项阴谋，自始至终都明了其底纫。而且我所主持的察省第一师范学校中，蒙旗师范班毕业的学生，已有许多人在德王和吴、李属下任职，其中有几位经我特加推荐，已在军政府中担任了处长。这使我十分便利的，能以掌握到不少重要而具体的资料，得以向马汉三同志不断提供情报，并对他作详尽深入的分析。”
    张季春说：“不过，我的这些朋友和学生，当时还没有阻止这一阴谋发展的实力，而我中央政府，也因当时的‘特殊’环境，对此一阴谋活动不能压制。在这种情势下，只好把我蒙旗籍学生加以组织，使他们尽量‘打入’德王和李守信等的圈子里，掌握实职，形成力量，以深入的部署，作策反的准备。”
    就这样，通过张季春的社会关系，马汉三在察绥两省及蒙疆伪政权中，布下了一张盘根错节的情报网，这也为他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
    这是张季春为特务处做的第三件事，也是最关键的一件事。
    然而，由于张季春帮助马汉三编的这张“网”实在过于复杂，圈套圈、人挤人，存在的隐患很多。换句话说，就是安排的人太多了——我们平常都有这样的体会，比如你托人办事，只能托一个人，千万不能为一件事同时托几个人，否则准出岔。情报工作也是如此，绝对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筐里——后来察绥两省的地下工作被日伪一点突破，导致全线崩溃，亦肇因于此。
    当然，张季春并非职业特工，没有经过专门训练，出现这样的问题，情有可原。为此，张季春还受到时人的误解，他回忆说：
        “我之所以如此作为，完全是出于一片爱国热忱和反日寇、反汉奸的大义，以及工作的责任惑所驱使。但是当时有一些朋友，不明究竟，对我的作为不太谅解，责怪我为什么要把优秀的蒙籍青年学生，推介到德王和李守信那里去工作? 这真是‘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我行我素，不足以为外人道了。”
    为抚慰遭到时人误解的张季春，戴笠特地请他到南京去谈话。张回忆说：
    “当时深知我的用心，并对我的作为加以鼓励和赞助的，只有马汉三同志和戴先生。而且为了增强我的勇气，坚定我的志行，戴先生特于这一年（二十四年）的十二月底，专电马汉三兄，邀我到南京去相晤，这就形成了我和戴先生的第一次晤见。”
    与许多人一样，一见到戴笠，张季春便被其感染，并佩服得一塌糊涂，张回忆说：
    “我直到如今，还记得很清楚，此情此景，宛如昨日。我到南京后下榻于中央饭店，当日下午即和戴先生在鸡鹅巷五十三号相见。他给我的印象是：威严而诚恳，刚毅而亲切，对人有感染力和吸引性，每一句话都能扣紧人的心弦，使人不期然而然的对他发生一种真诚、正确、忠义的感觉，从内心里觉得，既不愿、也不能给他以反对或轻慢，毫不勉强的相信他是一位大可信靠的领导者。”
    张季春说：“他对我的家庭、生活、工作、信仰，询问得很中肯；对于德王与李守信方面的事，提出许多重要而深刻的问题，来和我研讨；对于华北，特别是察绥蒙的局势，也征询了我许多意见；我们谈得十分坦诚、融洽而畅快，当然谈到当时危疑震撼的华北之局势，我们都有十分沉重的心情，然而在沉重中我们交流着内在的赤诚和血性，在彼此所产生的自信、互信和共信，没有半点痕迹的建立了我们之间深厚的情感和道义。而这一份情感和道义，不被时间所冲淡，却是历久而弥真，使我至今还对他有深深的怀念和敬重。”
    当晚，戴笠“欢宴”张季春，作陪的两人，一个是戴笠的“影子”徐亮，另一个是当时刚正红得发紫的刘培初。
    饭后，戴笠与张继续“恳谈”，“言极中肯而意气豪发，使我对他有热忱充沛而永不疲困之感。”
    张季春说：“（戴笠）翌日上午约我长谈，对我今后的工作，作了重要而明确的决定，和坚定而有力的鼓舞，同时还热情的留我在南京游览数日。我因本身所负的校务和党务工作，不能在京久留，当即婉谢了他的盛意，并即向他辞行，说明下午就要离京。他送我至门前时，又问我还有什么建议? 我感念他的热诚，遂即向他进言，希望中央军校每期都能到边疆地区招生，这是使中央的军事政策和力量深入到边区，而能生根发展的最有效的快捷方式。为此他又和我立谈了许久，表示接纳我的建议，即向当局转陈。”
    告辞后，张季春回到中央饭店不久，戴笠又令徐亮代他前来送行，并奉上 200元“程仪”。在回忆中，张特别说明：“那时从南京经津浦、北宁、平绥三线铁路到察省张家口的头等火车票约值三十余元。”
    张季春说：“从南京回来，我尽心竭力，逐步完成戴先生所交付的任务，并协助马汉三同志工作。这时的心情十分愉快。工作甚为顺利。”
    1937年夏，张季春应召赴庐山暑期训练团教育组受训，被编为第十四大队，大队长即胡宗南。张回忆说：“戴先生特别介绍我和胡先生认识，因而在受训期间和胡先生作了几次恳谈，使我们也有了深深的革命契合。”
    恰在此时，七七事变爆发，张季春说：“我匆匆的回到察省，想组织一些抗战的实力，协助政府，保卫国家。然而时间太匆促了，敌势既猛且速，八月二十三日张家口已经失守，我和马汉三同志都到了绥远。不久，绥远也告沦陷，我即在伪蒙古军总部的掩护下，进行工作。我们的工作虽可得到德王和李守信的同情与协助，然而在敌我形势对比，我方显然处于不利的情形下，想使他们正式易帜举义，反正来归，那诚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张季春分析说：“不过彼此有相当的默契，他们以自我利益为中心，而与日寇虚与委蛇的情况，我们也十分的了解。认为他们总不失为一部可资我们利用的力量，而且当敌我形势扭转时，他们必然会成为加重我方实力的一个分量不轻的筹码。就在这一种默契下，我和他们相处得很融洽，我对我的工作和抗战前途，也具有坚强的信心。”
    特别要强调的是，张季春并不是军统的“在册”干部，但他却实实在在地当过军统的组长，甚至站长，他回忆说：
    “这年（指1937年）严冬来临时，基于工作的需要，我到北平担负一个工作组的责任，平津区的区长，先是毛万里同志，后来由马汉三同志担任，周世光同志一直担任书记。从这时到二十八年冬，虽然是在敌后日甚一日的险恶环境中，但是我们的工作做得多采多姿，成绩斐然。大家在乐观奋斗中。过着惊险紧张的生活。”
    这时，张季春暴露了，他回忆说：“民国二十八年五月，有汉奸向日本特务机关告密，日特发现了我方工作的线索，当时我得到日本特务机关内线的密告，从北平西城丰盛胡同的住宅中迁出，化名住进中央医院，这时北平的工作处在紧急的危险信号之中，但是同志们还是勇敢而负责的不停的工作着。”
    这件事，乔家才在回忆中也曾提及，他说：“有一天，季春发现他的寓所附近，有人在注意他，侦察他，这是一个顶坏的征候，赶紧避开，就在他避开的第二天，汉奸们果然去搜查他的住宅，预备逮捕他。按照一般情理讲，遭遇到这样的事故，有充分的理由，很可以离开北平，到后方去。但是他并不泄气，除了提高警觉，照常工作。季春的工作非常繁重，别人不敢去的地方，他敢去，别人不敢联络的人，他去联络，而他每月的报酬只有八十元津贴，这区区八十元仅够他乘坐黄包车的车费。他为什么要冒上危险，贴上金钱，担惊受怕，来干这种工作? 无疑地乃是受了纯洁高尚的爱国热忱所驱使。他认为书生报国，既不会扛枪杆，只有参加这种工作，对付敌人最有效。普通读书人，要他们参加实地战斗，并非一件易事，只有像季春这样的人，认识深邃，意志坚强，具有非常人的精神与勇敢，才肯做平常人所不肯做、不敢做的傻事。”
    由于张季春为军统做出的特殊贡献，戴笠令乔家才，到了北平之后，务必前往拜候张季春，当面表示感谢。
    对此，张季春铭记在心，许多年以后，他在回忆中说：“戴先生对此一情势，非常关切。派乔家才同志前来视察和慰问，这是一项十分恰合时宜给同志们打气的措施，在十分紧迫的险局中，他对同志们发生了镇定的作用。”
    乔原本就认识张季春，对张亦是推崇备至：“季春兄是察哈尔省的第一流人物，张北县的世家，七七以前，他任察省最高学府师范学校的校长，桃李遍全省。他的潇洒风度，诚挚个性，和他处处表现书生本色，又处处显露侠义心肠，使他成为一个卓越的领导人物。敌人的铁骑冲破了他的安静的生活，使一个温文儒雅的教育家，一变而为冒险犯难的秘密工作者。”
    乔家才回忆说：“我们好久没有见面，有许多话要谈，有一天，我们两人在新街口洗过澡，散步街头，一边走，一边谈，谈谈走走，走走谈谈，越谈话越多，不知不觉，已经走到前门，这是一段很长的路子。七月天气，在北方正是顶热的季节，结果我们出了一身大汗，只好再到前门外洗个澡。”

ys1937

华北崩溃，祸起平津——出事了

    北平有个相面的术士，叫“钓金鳖”，非常出名，张季春脱险以后，友人陪他去找“钓金鳖”，测测吉凶，一见面，“钓金鳖”就说：“好危险呀！你刚刚脱离险境，还有点余波，不足为患。”
    大家听说这事以后，都觉得“钓金鳖”神乎其技，乔家才回忆说：“当我回到北平，北平的朋友们正在谈论这件事，桐岗颇感兴趣，他要请客，一定约我去看看相。钓金鳖的相金定的很高，每个人看一次要十元钱，几乎够一个普通人一月生活费。有天晚上，纪元、桐岗和我三个人去看钓金鳖，我们说是做生意的，他硬说不是。他说我最近要遇点小的惊险，一过秋分就没有事了。”

    按：1939年的秋分，是 9月24日。

    对此，乔家才说：“我不相信看相算命这一套，命运操在自已手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切的成就，都是由奋斗辛苦换来的，绝不能凭上相和命，坐在家里，就能够得到你的愿望。不过在无聊的时候，看看相，也是解除寂寞的一种方法。”
    乔还回忆说：“看完相，大家扯闲天。钓金鳖说北平汉奸们的气色都坏透了，有少数气色很好的，却又好的过火，像要爆炸似的。以他的看法，北平的局面维持不了多久。一个江湖相士，在北平那样环境，居然敢大胆地说这种话，真是不容易的。北平有好几个大汉奸，都非常迷信钓金鳖，每一个月至少接他到家里去一两趟，看看气色，因为这样，钓金鳖可以得到许多重要的消息，纪元兄又从他那里取得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此时，戴笠令马汉三赴香港会面，北平区暂由副区长周世光负责。
    对于自己原来的这位搭档，乔家才再熟悉不过了，他说：“世光对于工作非常积极，过去的许多计划都没有成功，但是他们不怕失败，再接再励，失败一次，再来一次，永远不知道气馁，这种精神是值得称赞的。我从天津回来的时候，他们正计划制裁汉奸头目王揖唐，虽然又是一次失败，可是我亲眼看到他们工作进行的种种情形，充分证明他们对工作的热忱和勇敢。”
    乔家才说：“王揖唐同另外几个汉奸在和平门外师范大学，举行一次教育方面的集会。起先打算在开会的地点装置一枚炸弹，因为戒备太严，无法下手，而且那样着手，伤人必多，也不是惩罚汉奸的目的。最后他们决定采取公开袭击的办法，也许会有几位同志牺牲，可是在大街之上，众目睽睽之下，去袭击一个大汉奸，的确是一种惊天动地的举动，可以使汉奸丧胆，可以振奋人心。那一天，我们有五个同志，各怀一支手枪，隐藏在和平门与师大之间，等待开会完毕，王揖唐的汽车经过时，四面袭击。没有料想到，王揖唐并不从和平门进城，他们的汽车开出师范大学以后，不向北开，却向南驶去，使这一次的计划又成泡影。”
    乔家才说：“在我们同志中，最可贵者就是能够开诚布公，倾谈各种问题，即使意见相左，也不伤情感。我觉得世界上最难得、最密切的，莫过于共患难的朋友。所谓同舟共济，生死相依，只有在实际的生活中，险恶的环境里，才会体验到这种友情是真实的，珍贵的，值得留恋的。”
    至此，乔家才在北平的公事已了，9 月中旬，乔家才离开北平，赴“视察”山西工作，路上，顺便看望了河北的保定和石门两站的“同志”。
    石门的工作，令乔家才极不满意：“石家庄的工作布置，重心应当放在市区，不应当放在太行山游击区，可是站长陆祝尧同志和电台都在太行山上。在市区得到的每一件重要情报，等到送往太行山，由于辗转耽误，他的价值会损失的一文不值，所以我主张赶紧把电台从山上移到市区以内。”
    留在市区的，是石门站副站长锁赓元。乔家才说：“市区的工作由副站长锁赓元同志负责，他是石门警察所的巡官，有很好的身分掩护工作。由市区上太行山，必须等待山上的交通回来，才能领路。我同市区内的同志都谈过话，不愿意在石家庄久等，所以决定，两个星期以后，从太原返回来，再上太行山，请锁副站长预先同交通约定好，在石家庄等我。”
    9 月17日，乔家才回到自己的家乡山西，准备在太原会见他的同乡兼好友，军统局山西站站长薄有錂。
    太原已经沦陷很久了，乔家才说：“太原的街道没有多少改变，不过市容却有些两样，在古老的店铺中间，夹杂着许多日本式的门面和招牌，不三不四，看起来顶不顺眼，情调格外不调和，这就是侵略者的杰作吧。当天晚上，按照重庆告诉我的地点去接头，头一处是日本人的住宅，连门都不敢叫，赶紧走开。要不是我在门上仔细观察一番，猛然就去叫门，定准会叫门叫出鬼来。”
    乔家才说：“第一个接头地点既然没有结果，只好再去找第二个接头地点，谁知开门的是一个老太婆，凶神似的，蛮不讲理，我刚开口问到接头人的姓名，也不知道他听清楚没有，恶狠狠地硬说没有这个人。我低声下气，再问一声，他老人家，睬都不睬，砰的一声，把门关上，碰了一鼻子灰。回到旅馆，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左思右想，觉得太不顺利，这一趟回太原，恐怕白跑了。旅馆不便久住，明天再去碰碰运气，如果再无结果，那就只好返回石家庄再说。”
    次日，乔又去敲门，结果被那个老太婆又是一顿臭骂，骂得乔“七窍冒火”，“只好拖着失望的腿，离开那个矮小丑陋的小门”。
    薄有錂见不到，更糟糕的是，乔家才身上没钱了，他回忆说：“这次回到太原，万没有想到接不上头，所以没有多带钱，除去旅馆的开销和返回石家庄的车票钱，仅剩下七角钱，这少数的钱必须维持两天的生活。这一天的午餐，买了三个烧饼，用开水送下肚皮，晚间只能吃一碗炸豆腐，两个芝蔬烧饼。炸豆腐是太原市的消夜食品，味美价廉，一个锅里煮着油炸豆腐，上面有肉丸子、烧肉条、海带、鸡蛋等，一角钱可以吃一碗炸豆腐，要想吃肉丸子和鸡蛋，需要另外加钱。这种炸豆腐，汤很不差，加上作料和香菜，泡上薄芝麻烧饼，味道好极了。”
    乔家才说：“我嗅着肉香，真想吃块烧肉，吃个肉丸子。当我走到大街上，老远望见桥头街上聚集着很多人，再走近些，才看出敌人在拦路检查行人。原来今天是九一八，敌人恐怕暴动，搜查行人身上，是否携带武器。我为避免麻烦，只好多走几步路，不走大街，专走僻静的巷子，避开检查。”
    9 月19日，乔家才离开太原，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回到石门。他回忆说：
    “到了石家庄，我才吃了一餐饱饭，仍旧住在锁同志家里，等候交通来领路，太行山看陆站长。这次到太原去，出乎意外的别扭，因而想到钓金鳖说我有点小麻烦，一过秋分就没有事了。我问锁同志和他家里的人：‘那一天是秋分? ’他家没有日历，没有一个人回答我。在石家庄住了两天，第三天吃过晚饭，大家正在聊天，我又问哪一天是秋分。他们都很奇怪，反而问我为什么老问秋分呢? ”
    乔家才实话实说：“在北平有位看相的朋友说我的运气不太好，过了秋分就好了。这次到太原，白跑一趟，着实呕气，看看是不是秋分已经过了。”
    乔话音刚落，石门警察所来了个人，叫锁赓元去一趟。
        当时，大家谁都没当回事，乔家才说：“大家以为有什么事情要他去做，都没有在意。”
    还不到半个小时，锁赓元的哥哥慌慌张张地跑来，说：“赓元被日本宪兵队扣留啦！恐怕要来家里搜，你赶紧避开吧。”
    乔家才回忆说：“我嘱咐他们，不要慌张，赶紧把所有的文件毁掉，然后离开他的家。我必须通知其他同志，使他们知道锁同志已经被捕，作万一的准备。”
    乔家才说：“我先去看一位比较重要的同志，他的公开职务是一家电影院的经理。那家戏院正在放演义务电影，门口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还有高丽人。我向一个中国人说，要进去找经理，他是一个东北人，给我一顿臭骂，把我赶走。”
    “离开影戏院，再找一位火车站当工头的同志，他可以给另外两三位同志送信。时间已经很晚，路上行走，已经不很方便，就挤在他的土炕上，瞪着两只眼睛，挨过一夜。天亮以后，吃了一些早点，再到电影院，看那位经理同志。”
    乔家才回忆说：“我上了影戏院楼上，找到经理的房间，门是锁着的，从门缝向里面一瞧，桌上放着一块吃了一半的大面包，看情形，也许是昨晚有事出去，没有回来。我又找到电影院的办公室，有三个人正在工作，我请一位出来，问他们的经理在不在。他告诉我，已经被日本宪兵队捉去三天了。”
    乔尽可能保持平静，说：“因为什么事情被人家捉走? ”
    对方说：“听说是嫌疑吧? ”
    乔说：“你们也应该想法子保一保，该花钱，也得花点钱。”
    对方说：“是的，我们正在想办法。”
    乔回忆说：“等他说完，我告辞下楼。走出影戏院，用极快的步子，转了好几个弯。好险啊，假如敌人派人守候在电影院，我不是自投罗网吗。锁赓元同志被捕，按照情形推断，可能还是受他的牵连呢。”

    按：回想起头天晚上，那个“东北人”，“一顿臭骂”，把乔家才赶走，包括乔在山西太原接头的时候遇到的那个老太婆，“恶狠狠地硬说没有这个人”，都是十分反常的举动。事后想起来，这些人不一定有恶意，反而有可能是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向乔家才示警，告诉他赶紧走，远离是非之地。

    乔家才回忆说：“时间还来得及搭北上的火车，赶紧跑到车站，好不容易挨次买到车票，脚还没有跨进站台，北上的平汉车已经在蠕动，三步并两步，跑进站台，火车已经开快了，眼巴巴地望着列车驰出车站，无法爬上去。下一班列车要等到下午三四点钟才开，只好找一个旅馆呆下来。这是一个很长的白天，我越希望时间过得快一些，偏偏它不愿意前进，好像一分一秒都要歇一歇，买了两份报纸，躺在旅馆的床上，看完一遍，再看一遍，连广告都看了两遍，太阳仍然高高地挂在天空，好像一点也不移动，看样子她真懒得往西边走了。我从来也没有过过这样长的日子，一直等到上了火车，一颗心才定下来。”
    好不容易回到北平，已经是 9月24日的凌晨了。乔家才回忆说：“回到家里，首先掀开日历看看，今天正是秋分。”   
    次日一早，乔家才给重庆拍了两份电报，“一份电报报告石家庄所发生的不幸情况。另一份电报告诉他们，太原的接头地点靠不住，我接不上头，空跑一趟。”
    9 月27日就是1939年的中秋节，整日里东奔西走的乔家才，很难得地在家里过了个节，他回忆说：“在北平度过民国二十八年的中秋，妻因我在家里共度佳节，非常愉快，兴趣特别浓厚。”
    然而，不幸的消息接踵而至。
    乔家才说：“中秋节过后第三天，传来一个极不幸的消息，天津的曾澈兄和资一兄被敌人宪兵队逮捕了，逮捕的详细情形不太清楚。”
    这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九二八”大逮捕，先是“忠义救国军北方支队”的王文被捕，接着 9月26日天津站站长曾澈被捕，随后天津站几乎被日伪一扫而空，组长陈资一、“军事专员”郑恩普均被捕。
    郑恩普，大家应该还记得，曾与另一位老军头傅丹墀一同协助陈恭澍搞吉鸿昌的情报，我们前面说过的。
    据陈恭澍回忆：“郑恩普先生，河南人，早年参加樊钟秀的‘建国豫军’，十九年曾任新编第三军军长。”
    因“吉鸿昌事件”，郑恩普和傅丹墀一起加入了天津站，郑后来娶了天津站的女情报员杨玉珊为妻。
    陈恭澍说：“杨玉珊小姐精明干练，勇敢沉着，由于本案的杰出表现，成为我们工作上的优秀干部。因为她是天津情报组的联络员，经常与郑恩普接近；在郑恩普负责的军事组建立之后，天津站仍派杨玉珊与军事组联络，因是之故，郑、杨之间日久情生，遂结为夫妇。其后，他们夫妻患难与共，恩爱逾垣，是一个美满的家庭。”
    抗战爆发之后，王若僖等人组织“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郑恩普受军统委派，常驻该会，处理日常工作。
    在乔家才不久前赴天津“视察”的时候，曾会见过郑恩普。他回忆说：
    “抗战初期，天津英租界有一个中央核准成立的抗战组织‘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曾澈兄陪我访办事处时，只会晤到王若僖和郑恩普，郑恩普经常在那里办公，成为办事处的台柱。那时他四十七岁，我三十四岁。我们虽是初次见面，但却一见如故。工作进行虽然困难，彼此仍是充满信心。”
    从乔家才的叙述看，郑恩普出生于1892年，属于老前辈了。
    郑恩普曾在北平“晋谒”过孙中山，乔家才回忆郑的经历时说：“郑恩普早年作过王天纵的学生队队长，后参加樊钟秀的‘建国豫军’，这个名称是国父给他们的。樊钟秀很了不起，他的队伍可以从河南一直打到广东，帮助国父讨伐陈炯明，再从广东打回河南，这么长的路程，经过数省，一点损失也没有。军队团结力之强，可以想见。郑恩普参加过这样的部队，他的军事经验素养，自然不同凡俗。十四年（一九二五）国父北上，他在北平晋谒国父。国父病已很沉重，因为他是建国豫军的重要将领，慰勉有加。”
    乔家才说：“郑恩普被捕后，押在北平炮局胡同监牢里。遭受日本宪兵队非刑拷打，逼取口供，多次毒打，他执节不屈。最使他难以忍受的，是往肚里灌水，灌到肚涨如鼓，一人站在肚上蹦跳，肚痛欲裂，痛苦万分，但也没有逼出一句口供。”
    在审讯中，日本人说：“日本人来中国，旨在中日两国共存共荣，你为什么要反日? ”
    郑听了说：“日本侵略中国，荣的是日本，亡的是中国，什么共存共荣? 假如中国侵略日本，中国军队践踏日本东京，日本必然也要抗战。你如果不抵抗，你就不是日本人，是不是? ”
    郑恩普接着说：“你们可以摧残我的身体，不能屈服我的意志。”
    据乔家才说：“郑恩普浩气凛然，日本宪兵队终于敬服，以后才不再用刑。”
        抗战胜利以后，郑恩普出狱。
    在“九二八”大逮捕中同时被难的，还有天津站北宁组组长石慧麟。
    石慧麟，祖籍山西大同，1912年生于河北保定。
    据石慧麟的女儿石咏琦回忆：“父亲（字辉园）19岁就在南京加入国民党，他是1932. 9-1935. 7 毕业于南京警官高等学校正科19期，当时的校长是陈又新。”
    石咏琦所说的“南京警官高等学校”，即戴笠与李士珍你争我夺，闹得不休的那个“中央警官学校”。
    说到“警官高等学校”，其实并不在南京，而在北平。
    这话一说又长了。
    在前清，中国还没有“警察”的概念，地方治安事务由军人统管，在北京，由步军统领衙门负责，全称为“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即俗称的“九门提督”。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因慈禧太后已出逃，北京处于无政府状态，乱得一塌糊涂。八国联军遂将北京按驻防地点分区划片，并临时招募了一些“巡捕”，维持治安。其中，日本军队方面的“顺天府日本警察衙门事务长官”叫川岛浪速，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机会，于是找到清政府留守的“全权大臣”庆亲王奕劻，与他签订了一个“合同”，试办“警务学堂” 5年，由川岛任“监督”，这样，川岛浪速就成为中国近代警察教育的拓荒者。
    同年，奕劻成立北京警察厅，任命为川岛浪速为总监，二品顶戴。中国的首都，警察大权居然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与英国人赫德担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45年，其滑稽程度差相仿佛。
    此后，肃亲王善耆负责警政事务，因他与川岛浪速原本就是好友，遂将自己的一个女儿送给川岛做养女，后改名为川岛芳子。
    1905年，川岛浪速与奕劻签的“合同”到期，大清国收回“警务学堂”，改为“高等巡警学堂”，至此中国警察教育始脱离外国人的操纵。
    1912年，民国成立，内务部又将“高等巡警学堂”改为“警察学校”，至1914年结束。此后，民国就没有统一的警政教育了，再加群雄割据。各省警政遂自行其是。
    1918年，北京政府内政部警政司长王扬滨，根据民国元年颁发的《专设警校统一教育》的规划，建议设立“警官高等学校”。当年 2月，以原“高等巡警学堂”、“警察学校”为班底的“警官高等学校”奉准成立，校址在北平东城北新桥。王扬滨辞去警政司长职务，专任“警官高等学校”教育长。  
    十年之后，1928年，北伐胜利，国民党在名义上统一中国，王扬滨遂建议将“警官高等学校”迁至南京，此说正合国民党之意，于是即开始筹备此事，连南京的新校址都选好了。
    恰在此时，东北易帜，北平成为东北军的地盘，在张学良的建议下，国民党任命东北军旅长鲍毓麟为北平市公安局长兼内政部警官高等学校校长，迁址一事遂成泡影。
    1933年初，热河沦陷，北平危如累卵，迁址一说再起，这时，内外交困的张学良再也无法阻止南迁一事，鲍毓麟遂辞去警官高等学校校长一职，由南京方面委派陈又新为校长。
    1934年 3月，警官高等学校终于迁到南京。1936年 4月，陈又新去职，李士珍继任警官高等学校校长。李曾赴日本留学，专习警政，后又赴欧美考察，很想在这个位置上大干一场，于是他向蒋介石建议：“仿照中央军官学校与中央政治学校之例，将警高改为中央警官学校”。
    1936年 9月 1日，“中央警官学校”成立，蒋介石自任校长，以李士珍为教育长。
    蒋同时决定，将戴笠任政治指导员、赵龙文任校长的浙江警官学校合并到新成立的“中央警官学校”，其在校学生列为“中央警官学校”正科第三期。
    问题在于，戴笠也在觊觎这个位置，现在居然落入李士珍之手，岂能善罢甘休，于是四处活动，最终，在校长蒋介石之下，成立了一个叫做“校务委员会”的机构，成员包括戴笠、王固盘、李士珍、赵龙文和酆裕坤先生，而以戴笠为主任委员，总算出了一口气。
    石慧麟是“中央警官学校”正科19期毕业，所以他入校的时候在北平，到毕业时时候却在南京。因此，乔家才说石慧麟系“北平警高毕业”，也不能完全算错。
    石毕业以后回到北平，任北宁铁路警察署教练厅教官，抗战开始以后，任北宁铁路局前门警察段段长。此时，石慧麟已经加入了特务处，并任北宁组组长。在“九二八”大逮捕中，石亦暴露被捕。石咏琦回忆他父亲时说：
    “他常常说起以前被日本鬼子抓起来关在监狱里的事情，那时候狱中受拷打酷刑的时候就是读文天祥的《正气歌》，据说是我爷爷卖掉两条街的商店才把他给救出来 ( 买出来 )的。”
    同时被捕的陈资一，则于不久被枪决，享年41岁。
    此后不久，军统局派倪中立前来恢复天建站，不久亦被捕就义。
    至此，我们所能叫出名来的天津站被难人员为 4人：王文、曾澈、陈资一、倪中立。
    在这里，我们还要说到天津站的一个交通，即我们俗称为“女特务”的那种人。
    这个人叫张秀君，安徽合肥人，临澧特训班毕业后被派到天津站当交通员。乔家才说：“她和马坤杰一同到达天津，马担任内勤，她负责交通，传递重要情报及电报。抗日杀奸团和天津区联系，由她负责。”
    倪中立就义之后，军统又派张家铨继任天津站站长，不久亦暴露，幸亏张秀君得到消息，张家铨仅以身免。
    乔家才回忆说：“这一天，她给抗团送一份电报，不知道接头处已经出了毛病，日本宪兵队派人守候在那里等着抓人，去一个捉一个。当她一只脚踏到门里，就感觉到情况不妙，正想退出来，已经来不及了，守候的人不准她再出去，要她坐在沙发上。张秀君最担心的，是身上携带的一张电报纸，如果被敌人搜出来，不就是杀头的证据吗? 幸好守候的人并没有搜她身上。她必须赶快加以处理，她坐的沙发已经破烂，乘着看守的人不注意，她沉着坚定非常机警的把电报揉成一团，塞在沙发的破洞里，这才放了心。坐到傍晚，她被押送到日本宪兵队。再搜查一身上时。已经找不到任何证据了。”
    在审讯中，日本人问：“你在抗日杀奸团担任什么职务? ”
    张秀君装傻说：“我是老百姓，不是甚么团。”
    “那么你去抗日杀奸团的机关去干什么? 明明是抗日分子，还想狡辩吗? ”
    “太君! 我是找朋友找错了门牌，我的确不抗日呀? 更不知道甚么机关。”
    日本人大怒，狠抽了张秀君两记耳光，打得张“天翻地覆”。
    乔家才说：“她曾面向墙壁站在那里，不准动一动。一站半天，站得两腿麻木，感觉到天昏地暗，真不是味道。她这个没有证据，没有其他牵连的女孩子，审讯不已，要想在她的身上压榨出些什么，居然剥去上衣抽打，最后压杠子，几乎把她的两腿压断，压得她死去活来，仍然没有什么口供，敌人也无计可施。”
    乔家才说：“一连刑讯两个星期，压榨不出什么，才停止用刑，张秀君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在天津日本宪兵队关了三个月，移送到北平敌军司令部，经过一次五人军法会审，以抗日罪嫌，判了她三年徒刑。这次会审，被审判的只有三个人，又都是临澧训练班的同学，一位是吕继望，一位已忘记姓名，她们三个人系三个案件，没有牵连到一起。宣判完毕，送到炮局胡同的监牢里执行。”   
        抗战胜利以后，张秀君出狱。
    短短的几天之内，天津站全军覆没，作为军统局的派赴华北视察的“大员”，乔家才必须要考虑下一步的工作了，他认为：“天津同北平的距离太近，息息相关，那里一出毛病，立刻可以影响到这里。北平必须避一避风头，有些无必要的行动工作，需要立刻停止进行。”
    乔家才回忆说；“我把我的意见告知世光，他表面上表示接纳了我的意见，暗地里却仍在进行他的计划。他打算，无论如何也要打死一两个汉奸。”
    周世光所依赖的行动人员，是不久前刚刚由重庆派来的李广和。
    据李广和的下级、军统干部李俊才说：“李广和是山西襄垣县人，其家早年就信奉天主教，祖上是大地主兼大商贾，其胞兄李德和曾在山西为阎锡山搞盐务多年，李曾留学比利时，能操不熟练的法国语，听说返国后曾任过阎锡山的私人秘书或顾问。1939年被戴笠派至北平搞地工，据李自称，当时戴笠给了他一个军事委员会军事特派员的名义。”
    乔家才证实了李俊才的说法，他回忆说：“李广和，山西襄垣县人，住过太原的外国文言学校，他哥哥李德和办过盐务，因此李家在地方上颇有势力。李广和豪强霸道，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土豪劣绅。抗日战争蔓延到山西，他不敢待在家里，跑到武汉。因为他是天主教徒，雷鸣远神父把他推荐给委员长，委员长批交戴雨农先生运用。李广和表面看来，笨头笨脑，说起话来，好象很老实，实际他能把没有的说成有的，还会使人深信不疑。他向戴先生说，他在华北能联络游击武力，于是以军事特派员名义，派到北平工作。”
    李广和虽是乔家才的同乡，但他并非黄埔出身，因此乔原本并不认识他。乔回忆说：“二十八年夏天，我回华北视察工作，经周世光兄介绍，我才认识了他。”
    周世光私下里向乔家才抱怨说：“李广和以军事特派员来北平联络游击武力，实际上连个鬼都联络不上。他向戴先生乱吹牛，结果一筹莫展，无法交代。不过他很胆大，所以要他做北平区的行动组组长。”
    对此，乔家才认为：“无论如何，一个人敢在敌区工作，总是值得赞佩的，我对李广和也不例外。九月间，天津失事，区长曾澈被捕，北平的环境也非常险恶，我一再阻止周世光兄进行行动工作，以策安全。我又告诉李广和不要轻举妄动，有甚么计划，希望他先告诉我，再考虑进行与否。”
    此时的乔家才，当然还想不到，许多年之后，他的一条老命，差一点就断送在李广和手中。
    对于周世光，乔家才非常担心，他认为：“照他（指周世光）那样干下去，会使北平的环境更为恶劣，势必招致一个极大的危机。此时为了北平工作的安全，必须立刻把世光调走，于是我于十月三日给重庆拍了一份紧急电报，报告天津工作被破坏以后，北平的危险情况，建议立刻把世光调回重庆。”
    同时，乔家才准备自己去天津，恢复天津站。“根据革命者应当向危险方向走去的原则，我愿意到天津去，设法恢复那里的工作，察绥的工作尚未视察，请世光在回重庆途中，顺便代替我看看，然后由绥西返回重庆。同时为了防止北平可能发生危险，希望给我适当的权力，处理人事上的紧急问题。”
    几天后，长期在河南工作的刘艺舟来到北平，准备接替马汉三的北平区区长职务。
    刘艺舟，1893年生，河南修武人，军校六期毕业。
    除了郑恩普，刘艺舟几乎是军统当中岁数最大的了（估计也是所有黄埔六期生中年龄最长的，1926年入学的时候已经34岁了，当时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才28岁）。
    刘艺舟是力行社的外围组织复兴社的骨干，1932年就以“黄埔毕业生调查处”的名义被派回开封工作，当时的负责人是河南省保安处副处长、军校一期生萧洒，此后，萧洒成立“河南复兴社委员会”，并自任“主任委员”，后由刘艺舟接替，该会“秘书长”即前面多次说过的尚振声。
    特务处成立以后，戴笠成立河南站，正、副站长即由刘艺舟、尚振声分别担任。
    西安事变之后，岳烛远接替了河南站站长。河南站副站长尚振声，在抗战开始后被调到京沪区任副区长。
    乔家才回忆说：“当时军统局河南工作的负责人为刘艺舟，艺舟和戴先生是黄埔六期骑兵营同学，过从素密，交情很厚。河南为四战之地，民间武力强大。战争爆发后，艺舟想运用民枪组织游击部队，拥保安处副处长一期同学萧洒为司令，他为副司令。但是事先没有报告戴先生，未经戴先生允许。后来戴先生据报。说他组织游击队。一再命令制止，他已骑虎难下，没有立刻停止活动，结果，以违抗命令，把他同萧洒一齐关起来。”
    不久抗战开始，戴笠将另一个河南籍的军统重要干部杨蔚调到河南，继任省保安处副处长，同时兼任河南省会警察局局长。乔家才说：
    “我于民国二十七年到河南督察工作时，在开封看到杨蔚兄，他正担任这一项工作。因为他取代了萧洒的保安处副处长职务，河南部分黄埔同学对他颇有误会，以为萧洒和刘艺舟被关起来，与他有关系。其实，这是很冤枉的，因为此事发生时，杨蔚并未参与河南站的工作，戴先生决定处分萧、刘两位，他也不知道。可是，从此刘艺舟和杨蔚之间，终于造成了一些隔阂，这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此时，戴笠将刘艺舟放出来，接任北平区区长。
    乔家才回忆说：“世光对于行动工作，越来越积极，我尽了最大的力量，劝阻无效。没有过几天，河南刘艺舟兄来到北平，他是来接任北平区区长的，此时北平的情况已经非常紧急，风声鹤唳，艺舟兄希望我督促世光，早点交代，好另行部署。”
    乔家才说：“因为汉三兄奉召赴香港，办理移交手续，自然是世光的责任，但是世光正在积极地进行他策划的行动工作，延迟了移交的时间，而我又没有奉到监交的命令，故只能劝说，不能作更进一步的干涉。我告诉世光，我已无逗留北平的必要，打算很快离开。”
    临行，周世光找到他，问道：“你既要离开北平，对我有什么批评? ”
    乔家才听了说：“局本部既然派艺舟兄来接任区长，你就应该代表汉三，赶紧移交清楚。你已经被敌人抓去过一次，我不主张你仍旧留在北平。为了工作，为了你个人的安全，都应当避避风头，赶紧到后方去。”
    周说：“我也知道在北平呆下去，非常危险，可是过去的行动工作，没有一次做成功，这几年来，成绩毫无，实在无脸面回重庆。我总想完成一件工作，然后光荣地回去。”
    乔继续劝说道：“你的想法，我不认为正确。你的成绩再好，回去也是周世光，再不好仍旧是周世光。你要知道，你在北平工作了四年，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所以你现在回去，并没有什么不光荣。”
    周说：“老实告诉你，我现在正进行一件工作，一旦成功，我就不会留恋北平了。”
        乔听了警告说：“现在北平的情况如此恶劣，危险万状，绝对不能再干任何一件行动工作，你不接受我的忠告，一定会闹出乱子来，会后悔的。”

ys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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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些日子和“老爷叔”几位朋友对戴笠的军衔一事有些不同看法，现在得万千人先生的回信，公布如下：

戴笠军衔的问题
2012年1月17日

    1945年3月8日，戴笠实授陆军少将军衔，同一批的，比较出名的有孙立人、后来当过天津市长的杜建时，冀东保安队的张庆余，军校一期的学长黄珍吾，二期的学长田载龙。
    这是任官军衔。用白话说，即不管你以后任何职，这个军衔可以“带走”的。
    但在实际上，自1938年军统局成立，戴笠即以副局长挂少将军衔，因为这个职务就是少将级的军官（此前戴笠曾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上校军衔）；同理，1943年之后，军统的挂名局长贺耀祖调任重庆市长，蒋介石未再派其他人挂名，以戴笠为军统局代局长，挂中将军衔。
    这是任职军衔，不作数的，从理论上讲，戴笠如不再担任这个职务，他就失掉了将官的“阶级”。
    同理，沈醉在军统当处长、他就是少将；侯桢祥在他手下当科长，那就是上校。如果换了“单位”，不保证有这个“阶级”。
    1946年6月11日，戴笠被“追赠”陆军中将，这倒是实打实的，可惜他已经享受不到这份待遇了。

ys1937

华北崩溃，祸起平津——乔家才（2）

    然而，周世光没有听从乔家才的劝告。
    乔回忆说：“北平的情况岌岌可危，世光果然指挥着李广和的行动组开了枪，被打的并没有打死，但却给予敌人一个破获我们组织的线索。”
    同时，由于乔始终没有接到重庆关于他接任天津站长的答复，他必须得离开北平了。乔家才说：“我的紧急电报发出去已经半个月，等候答复，却杳无消息，眼看着危机将要降临，而无法挽救。这里的任务早已完成，我不能再等待在北平，只好离开这里，继续视察我尚未看过的单位。
    1939年10月17日，乔家才离开北平，他回忆说：
    “十月十七日早晨，天空刚刚发亮，我就起来收拾行装，准备搭乘平绥车，到张家口去。秀夫每天上学，起得很早，一家人除开我们父子两人，都还在熟睡中。昨夜同妻说话很久，睡得很晚，我不忍叫醒她，秀夫夹着我的包袱，送我到胡同口外。妻为节省开支，去年从辅仁大学后身搬到西安门里居住。北平交通机构的同志已经被敌人抓去，据说押往前门车站，在敌人监视之下，守候着，指认我们同志，所以避免从前门上车。我从刘蓝塑胡同口走到西四牌楼，才叫到一部黄包车，一直拉到西直门车站，踏上平绥路列车的最末一节车箱。”

    按：“秀夫”即乔家才的长子乔秀夫。

    乔家才的目的地是察哈尔省首府——就在一个半月前的1939年 9月 1日，即法西斯德国闪击波兰的同一天，“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刚刚在这里成立，并以张家口为“首府”，德穆楚克栋鲁普和他的“政府机构”都设在这里。
    乔家才回忆说：“张家口算是旧地重游，民国二十六年春天，我曾来过一次，我爱张家口宁静朴素，更爱张家口的朋友们特别富于人情味儿。记得那一次来张家口，汉三兄陪我走出大境门，爬上对面的山顶，我给汉三拍了一张照片，他双手叉腰，真有不可一世的气盖。从山顶上面回头望那万里长城的重要门户大境门，门上刻着‘大好河山’四个大字。时间仅两年多一点，谁料河山如故，旗帜变色，景物依旧，人事全非，我们真愧对这‘大好河山’四个字。

    按：“大境门”是长城重要关隘，“大好河山”这 4个字于1927年由民国时期曾任察哈尔都统的高维岳书写，现门和题字都还在，十分难得。

    刚上车，乔家才就遇到了大麻烦。
    “一个中等身材，穿着便衣，态度凶狠，十足汉奸气派的中国人”，“恶狠狠地盯着”乔，问道：“姓什么？”
    乔家才回忆说：“我来不及思索，张王李赵，最为顺口，所以冲口而出”：“姓张。”
    “干什么的? ”
    “做买卖的。”乔家才回忆说：“我回答的也很快，毫不迟疑。这是对付汉奸检查人员的要诀，假如回答的稍为迟慢一点，若有所思，一定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做什么买卖? 在什么地方? ”
    “颜料行，在北京前门大街。”
    乔家才回忆说：“我们的院邻是山西平遥人，在前门外开颜料行，所以我像真的一样，顺口答复他。假如他再追问下去，问我卖些什么颜料，什么价钱，我对颜料一窍不通，可就惨啦。幸而他同我一样，不是内行，他胡问，我胡答，总算应付过去。”
    “到什么地方去? ”
    “到张家口。”
    “去张家口干什么? ”
    “看亲戚。”
    “做买卖的人看什么亲戚? ”
    这话问得匪夷所思，于是乔“理直气壮”地说：“做买卖的人不能看亲戚吗? ”
    对方恼羞成怒，说：“我看你不是个好东西，解开衣服。”
    乔家才回忆说：“他刚说完话，我赶快解开我的夹长袍和小夹袄，两手把农服敞开。他从领子一直揣摩到衣角，既而伸手揣摩我的裤裆，最后教我脱下鞋子，他把鞋子里的鞋垫揭起，仔细察看，好像已经知道我身上藏着什么重要文件似的，足足缠了有一刻多钟。”
    乔家才说：“这家伙今天所注意的，完全是别人所疏忽的，而他所疏忽的，又是最平常的地方。他检查得虽然如此认真细密，可是他却没有检查我的大褂上的襟袋，这只襟袋里面装着一件东西，一旦被他搜出来，那就颇费口舌了。这一件东西是一枚布质的良民证，那是由锁赓元同志从石家庄警察所弄到的，上面写着姓冀，一个单名。今天在车上答话，又说姓张，这张、冀两个姓，将如何自圆其说呢? 但是他偏偏不检查这一只口袋，是我的运气好吗? 还是这家伙有些草包呢? 总而言之，今天的错误，错在不应该坐在最末一节车箱里，一开头就碰上这个瘟神。”
    这人搜了半天，一无所获地走了，乔趁人不注意，将那张假“良民证”塞在“坐位旁边的缝子里”。
    好不容易挨到了张家口，麻烦又来了。乔回忆说：“走到车站出口处，我同另外两个穿长衣的人被留在左边的木栅子内，不准出站。一个东北口音的人，讲话非常野蛮，他来检查我的包袱，搜查我身上，问长问短，说我讲话讲不清楚，给了我一顿臭骂。眼看目前的景象，再回想车上的情况，今天真的要出什么岔子了。是车上通知他们来扣留我吗? 否则他们为什么留住我，不准出站呢? ”
    这时，一张名片意外地解放了乔家才，乔回忆说：“他从我的夹袍襟袋里搜出一张杨金声的名片，拿在手里向我摇晃了一下，然后询问我：‘这是你的什么人?  ’”
    乔说：“我的表兄。”
    “你为什么不早拿出这张名片来? ”乔回忆说：“他的态度立刻变了样子，说话也客气的多了，不再检查，让我走开。当我离开木栅子，抬头一看，右边的木栅子里面，圈着更多穿长衣的人，还没有放走一个呢。”
    杨金声，正是乔家才此行要访问的察哈尔站站长，公开身份是“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建设部长”，在军统干部中，有这样高“社会地位”的，还真不多见。
    总算又过了一关，乔家才回忆说：“我离开车站，首先注意有没有人跟踪我，走过一段路子，转了两个弯，并没有发觉什么可疑的人，我才放心，叫了一辆人力车，去到河北张抚之同志的家里。”
    张抚之是杨金声的搭档、察哈尔站的副站长兼书记，因杨在伪政府中有一些“公务”，因此由张抚之负责站务。
    张抚之的公开身份是伪张家口市警察局的一个高级警官，同样具有很好的保护色，便于掩护工作。
    乔家才说：“我把下车以后的情形告诉他，据他推想，大概是今天专检查穿长衣服的人，因为普遍检查，人力与时间都不许可，所以分类检查，今天检查穿长衣的人，明天也许专检查穿短衣服的人，我又获得一种新的经验。
    与张抚之住在一起的，还有察哈尔站电台台长张子文。
        乔家才在张家口住了五天，随即赶往山西大同，“视察”隶属于绥远站的大同组。
    大同组组长，又是乔家才的一位故人，他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张存仁。
    张存仁字静斋，山西灵丘人，与乔家才既是山西平民中学的同学，也是黄埔的同学。
    乔家才回忆说：“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夏天，我决定到黄埔去，正在家中，等候南方的消息。不久接到告宝（苗培成）师从太原寄来的信，是用我们事先约好的暗语写的。他告诉我，接到亨甫（梁永泰）师的信，黄埔军校正在招生，要我赶紧动身，不要耽误。”

    按：苗培成、梁永泰，都是乔家才在平民中学的老师。

    平民中学是由国民党籍的山西人士创办的，多是北平毕业的大学生，其中苗培成就是国民党“一大”代表，后成为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主任委员，因此，也可以说平民中学就是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大本营。
    乔家才继续回忆说：“因此，离家南下，先到太原，只住了一夜。第二天乘正太车到石家庄，转往北京，这是第一次出娘子关，离开山西。我到达北京，是六月中旬。先去看亨甫师，他住在王府大街定襄董镜如家的木厂里。后来山西当局参加北伐，亨甫师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政治部副主任。”
    乔说：“到北京没有几天，就接到张敬斋（存仁）从太原寄给我的信，要我不要马上南下，在北京多等几天。因为还有好几位同学，也要去黄埔，我很欢迎。多有几位同学同行，再好不过，当然愿意等候他们。”
    1926年 7月，乔家才等十位山西青年一同前往广东投考黄埔。乔回忆说：
    “七月中旬，平中同学张静斋、李冠三（封岚）、王正生（和众）和熊昌寿四位同学，陆续来到北京，又会合了山西省立第四中学的晋城张子仁（鸿惠）、黄汇川（应海）、魏志清和朔县的吴月卿、定襄的邢伯涵（渊经），一共十个人，相偕南下。为了安全，避开南方军阀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盘据的地区，决定走海路，不走陆路。”
    到了广州之后，乔等拜会了国民党大老丁维汾，并由他介绍，到“长堤天字码头黄埔入伍生部”报名。乔说：“经过极简单的考试，全部录取。八月二十九日到广州东北十里的沙河入伍，编入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团第十一连。”

    按：同去的十人中，熊昌寿、魏志清病故，其他 8人均毕业，其中乔家才、张存仁、李封岚、王和众、张鸿惠 5人先后加入军统。

    1927年，“张黄事变”以后，乔、张均逃出黄埔，流落京沪，后来杭州成立军校学生总队，乔、张才“归队”，二次北伐开始，乔、张又一同参加了北伐宣传队。此后二人又回到军校，1929年 5月毕业。
    此后，二人又先后回到山西太原，张到母校平民中学、乔到山西省立一中当“训育员”。
    乔家才回忆说：“第二年（指1932年），全国展开复兴救亡运动，准备对日本作战。戴雨农将军主持的情报机构，在南京成立。派靳易夫（军校五期毕业）兄回太原建立工作，我和静斋予以协助，参加了此项工作。”
    此后，乔家才先是去做宪兵指导员，后又到北平，张存仁则一直在山西工作。
    抗战开始以后，军统局曾昙花一现般地成立了一个晋察绥边区，以曾当过北平区区长的李果谌为区长。乔家才说：“李系日本士官学校第十八期（一九二五 —— 一九二七）步科毕业，原名国琛，和汤恩伯及山西夏县王毓文为同期同学。时汤恩伯为第十三军军长，李果谌奉戴将军命，发展华北游击武力，征得汤恩伯同意，成立十三军游击队司令部，拟向晋察绥边区发展。委派张静斋为先遣支队司令，相机向雁北绥远一带挺进。”
    山西与“中央”的关系，即在抗战时期，亦十分微妙，阎锡山最反感的就是别人插足他的地盘，尽管此时太原已经岌岌可危，也不愿意“中央”势力入晋。当时阎锡山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于是他亲电汤恩伯，要他把十三军游击队司令部撤离山西。乔家才说：
    “汤恩伯怕得罪阎司令长官，不说撤离不撤离，干脆来个十三军没有游击队组织，否定了李果谌的这个十三军游击队，就这样夭折了。”
    此前，张存仁已经奉李果湛之命，以第十四集团军卫立煌部的中校谍报参谋先期入晋，并参加了忻口会战。乔家才说：
    “张静斋于忻口会战时，收容各部队失散的官兵，多达五百多人，枪支齐全，立刻组织成军，这些官兵都愿意跟他打游击。他这个十三军游击队先遗支队司令，有了一营实力，成了名副其实的支队司令。他既奉李果谌的命令，准备向雁北挺进，为十三军游击队建立长城以北的根据地。而汤恩伯否认了十三军游击队的名义，李果谌只好离开山西，使张静斋的五百人成了无名义的游杂部队，没有保障，很难立脚。”
    此后，张的这支“游击队”因人单势孤，无法立足，只好转移到晋西临县，恰好遇上刚刚从太原撤下来、准备退到绥远的傅作义部，即将张部缴械、收编，张本人则莫名其妙地被羁押。乔家才说：
    “张静斋在临县看守所，足足关了半年，经中央一再交涉，一直到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夏天，才被释放，到达西安。他这个十三军游击队先遣支队司令，如昙花一现，就此结束。”
    在地理位置上，山西属于华北，但在军统的序列上，却归西北区，因此，张存仁要回到西安报到。
    此时，在西安坐镇的，是复任军统西北区区长的张毅夫。
    在西安事变中，西北区垮台，因此，1937年初，戴笠派张毅夫到西安，重建西北区，其公开身份，是军委会西安行营办公厅第四科科长。
    与许多人的看法截然相反，乔家才在回忆中，对张毅夫评价极低，说他是个“标准小人”。乔还说：“因为军统局的干部．多半是黄埔同学，人数众多，张毅夫非常妒忌，看来这些人很不顺眼，无形中予以打击。”
    乔回忆说：“张静斋既是黄埔学生，现在落到张毅夫手中，成了被折磨的对象，很自然地成了牺牲者。他在西安被冷落了六七个月，受尽委曲。张静斋是个有血性的汉子，张毅夫不给他痛快解决问题，使他非常恼怒，而又无可如何。他觉得在抗战的大时代，浪费半年光阴，闲着没有事干，实在不应该，太可惜了。一直到二十八年（一九三九）春天，才决定让他到大同去，建立敌后工作。”
    当时，乔家才正在西北区所属的甘肃站当副站长，张存仁在赴大同的路上，曾给乔写了一封信，信中愤懑地说：“看到石头，我都生气。”
    乔家才说：“我想，一个人受委屈，受到这种地步，情绪恶劣到看见石头都要生气，要他到敌后去工作，实在太危险了，不是一个好现象，我真为他担忧。”
    此后，“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将晋北13县分割出来，成立“晋北省”，以大同为“省会”。这样，军统大同组的地位，陡然重要起来。因此，此次“华北视察”，于公于私，乔家才都必须到大同去看看张存仁。

    （待续）

ys1937

续

    这一趟大同，路上倒没有遇到什么意外，乔家才很顺利地见到了以开自行车修理铺为掩护的张存仁。他回忆说：
    “静斋开设了一间修理脚踏车的店铺，身穿大棉袍，手提长杆子旱烟袋，看起来，倒满像个开店铺的老板。去年我们从西安分手后，我到了兰州，不久他从山西进入敌区，到达大同。静斋勇敢负责，不失军人本色，我们同学同事足足十五个年头，我们的情谊绝非普通朋友可比，这次在敌区见面，各人的心中都感觉到格外亲切。我洗耳静听，他为我叙述这一年来的工作情形，他是英雄，冒险家，真正的爱国者。他的工作兴趣极浓厚，他在大同城里有周密的布置，他还常常出城，跟城外的游击部队连络，他的干劲，我自愧望尘莫及。”
    乔还赞扬说：“他对工作布置，很费过一番心计，非常周密。火车站有极可靠的同志，可以确实掌握平绥、同蒲两路的军运情况。伪晋北省各部门，都有他的同志，可以了解伪组织的一切活动。”
    然而，张存仁在绥远站下边，受够了气，乔家才说：“军统局在平绥路沿线有两个单位，张家口的察哈尔站和归化城的绥远站。这两个单位都有电台，可以和重庆或兰州直接通报，过去成绩很好。大同组成立后，加强了平绥线的工作。可惜张静斋出发时，张毅夫不给他配置电台，大同组成立，通信只好借用绥远的电台，所以大同组就近归绥远站指挥。”
    绥远站的站长，目前由马汉三的外甥、小字辈的陈烨如担任。
    乔还说：“假如他从西安出发时，张毅夫不存心整他，扯他的后腿，给他配备一部无线电台，可以由大同和重庆及西安直接通报，他的成绩一定更为可观。现在一切情报，必须送到归绥，才能拍发重庆。一件重要情报。时间上吃了亏，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张存仁还有个副手叫赵维城，山西大学法律系毕业，公开身份是伪组织大同“新民会”成员。
    在乔家才的回忆中，念念不忘的是山西的美食，上次在太原吃的是炸豆腐，这次变成了莜面，他说：
    “静斋几乎顿顿拿上莜面犒劳来招待我。莜面是晋北的主要食品，因为性寒，磨面以前，先炒过一番，和面用开水，然后取一小块面，推成薄薄一长条，再卷成人拇指粗的圆筒，把一个一个圆筒竖立在蒸笼里，上锅蒸熟，当犒劳出笼的时候，香气四溢，为任何面类所不及。吃莜麦面犒劳，最好蘸上羊肉丁熬成的羊汤，送到口里，味道香美。我最爱吃莜面犒劳，在我们家乡，尚可吃得到，离开山西，就只能想想，永远再吃不上了。”
    正吃得“口滑”，刚刚从北平逃出来的陈烨如来了，带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北平站全体失事。乔回忆说：
    “我到大同的第四天晚上，绥远站站长陈烨如同志从北平来。他说世光同组长安徽陈汉卿同志等多人已经于二十四日被日本宪兵队抓去了，无疑地，北平的工作已经遭受空前的打击，并且会影响到平绥在线的组织。”
    事后，经乔家才多方了解情况，北平站的出事的缘由及损失如下：“二十八年中秋过后一天。天津区区长曾澈，组长陈资一、军事专员郑恩普先后被捕。从天津波及北平，十月二十四日，副区长周世光、电台张依道、组长陈国瑞，书记杨英俊、杨福全，组员王汉云、武田寿等被捕。陈国瑞及周世光都被杀害。”

    按：陈国瑞，即杨玉珊的弟弟、在“吉鸿昌案”中一脚踢开房门的那个愣小伙。“立功”之后，陈正式加入“团体”，先是在特务队长刘乙光手下当看守，后被调回北平。

    在北平大劫难中，唯一脱险的，是尚未正式上任的北平区“候任”区长刘艺舟。乔家才说：“北平区区长原是马汉三，出事以前，已经换了刘艺舟。周世光想完成一件除奸工作，交代拖延了时间。刘艺舟虽然到了北平，还没有实际负责。他不知道周世光已经被捕，一脚踏进接头处，也被逮捕了，在日本宪兵队关了三天。也许是因为宪兵队关的人太多，有所疏忽，他伪称商人，经过一番讯问，居然获释了。”
    想到平津迭遭破坏，乔家才非常难过，他自责地说：“我到过天津，救不了曾澈兄和资一兄，到过北平，又救不了世光和其他受难的同志，内心痛苦，无以复加，大家呆呆地坐在热炕上，好半天没有作声。这一夜我翻来覆去，不能入眠，本来我不习惯睡热炕，再加上资一、世光、曾澈诸兄的影子像电影似的，在我的脑子里出现，我们都是多年的生死患难朋友，他们一旦遭遇这样的不幸，实在是不能忘怀的。”
    无论如何，工作还要做，次日，乔家才与陈烨如一起来到归化城，继续视察绥远站。

    按：“归化”、“绥远”，均指今呼和浩特。“归化”是明朝的老城，“绥远”是清朝的新城，后合称“归绥”，“蒙疆自治政府”成立后，曾将其改称为“厚和”市。

    在这里，乔家才还见到了陈烨如的副手赵文蔚，赵字涵忱，察哈尔人。乔回忆说：“第二天夜里，我们三个人一块儿谈论工作，陈烨如同志牢骚满腹，好像国家和团体有千万个对不起他。”
    乔见状，即劝他说：“同志，国家和团体待你并不薄，你应当知足才对。”
    陈并不买账，说：“我们出生入死，一个月拿这点子钱，还说不薄，哼。”
    乔形容说：“他自己一点也不觉得错误，自以为非常得意，态度语气傲慢到不能再傲慢。”
    作为马汉三的外甥，陈烨如本是乔家才的晚辈，论在军统中的资历，亦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再想到自己的老同学张存仁在陈手下受的气，乔家才怫然不悦，当即拉下脸孔，开始教训：
    “三年前，你在张家口担任抄写的工作，每一个月只拿到三十块钱，现在则拿到一百五十元，在短短的三年里头，你的待遇增加了五倍，你还不知满足。好！再瞧瞧我吧！三年前，我做北平站长，我的待遇是每月一百四十元，现在仍旧是拿这么多，在三年里头我没有增加一分钱。假如我也学你，斤斤两两地计较，我不是应该造反吗? ”
    乔越说越生气：“你说你出生入死，我呢? 不是同你一样在此地说话吗? 你能说我不算出生入死吗? 也许你会说你的工作好，所以仅仅三年工夫，就增加了五倍待遇，难道说我在这三年里头，连你的一半也比不上吗? 我敢说，我对国家，对工作，都比你的贡献多得多。”
    乔痛下针砭：“论资历吧，你不过小学毕业，参加工作不过四五年，我呢? 资历总此你高一些吧? 工作也比你久的多吧? 但是我现在的待遇，每月比你还少拿十元钱，我觉得已经拿得够多了，而你却很不满足。”
    说到这儿，乔家才开始讲大道理：“你要知道，抗战是每一个黄帝子孙的神圣责任，我们是为了民族的生存，为了子孙不作奴隶，才来参加这一项神圣的工作，并不是为赚钱而来的。国家在长期抗战的情况下，战费浩繁，税收减少，财政如何困难? 而你的待遇增加得如此多，如此快，你不但不知感激，反而牢骚满腹，说国家对不起你。”
        最后，乔家才告诫说：“同志，把头脑冷静下来，好好反省反省。”
    当着自己的下级赵文蔚，被乔家才这一通数落，陈烨如面红耳赤，恼羞成怒，恫吓说：“请你说话小心点，把声音压低些，隔壁住的是日本人。”
    乔家才听了，怒气勃发：“你以为拿上日本人就可以吓倒我吗，我告诉你，我如果害怕日本人，就不会到这里来。”
    乔拿出长辈的身份，痛斥说：“你这样狂妄，都是马先生把你惯坏的，我今天必须纠正你，教训你。马先生常说你有神经病，不能受刺激，实际上你是装疯卖傻，你比谁都清楚，拿上神经病做幌子，才会嚣张到今天这种地步。”
    这回陈烨如不敢再回嘴，“转身走出屋子”。
    乔家才说：“涵忱兄平日呕尽他的气，今天听我说话，密不作声，有时暗自点头。对他的嚣张态度，有时摇摇头。他离开房子以后，涵忱同我都没有说话。烨如同日本特务机关有点关系，他胆子再大，也不敢去告密。”
    乔回忆说：“过了大约有一刻钟的工夫，他从院子里返回房间，态度转变的判若两人，面露笑容，向我道歉，表示他自已错了，我才答应他，从明天起，开始看工作。我不存任何成见，绥远的一切情形，必须同每一位同志接触后，才能得到一个客观的结论。我对陈烨如同志所以用这种严厉的态度，完全是基于责任感，对一个幼稚而自以为有靠山的青年，应该给他一些教训。”
    次日，乔家才即开始“视察”绥远站的工作。绥远是马汉三起家的地方，潜伏人员相当多，有些还有相当的社会地位。
    乔家才首先拜访了电台台长张世杰，乔说他“忠实负责，技术烂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技术同志”。
    此外，在伪蒙古军中，马汉三安排了相当多的内线，与乔家才晤面的有两个人，一个叫阚毓华。乔回忆说：“伪蒙古军司令部的收发阚毓华是我们最得力的同志，他埋头苦干，不声不响，对于团家最忠诚，对于工作最热心。经过他的手，蒙古军的军事情况，日本军队同蒙古军联合作战计划，我们很快可以得到。
    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吴钧玉，吴本是德王手下的红人，后又成为李守信的心腹，让他到“蒙古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当了情报科科长。乔家才说：
    “蒙古军总司令部的参谋武钧玉，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同志，他是东北人，因为老早尝到亡国的滋味，所以爱国心特别强些。他对祖国的希望太殷切了，反而感觉到有些失望。电台架设在他的家里，由他负责掩护，我们对于一位如此重要的同志，绝不能让他心中存有些微的疑窦。有一天他请我在他家里吃了一餐晚饭，饭后谈了好几个钟头，他所希望了解的问题，我切切实实给他解释清楚，他想知道的情况，就我所知道的，详详细细告诉他，结果他感到非常满意。”
    乔家才赞扬说：“我们在绥远的工作，深入切实，布置非常周密适当，工作同志又很健全忠实，实为他处所不及，这一切的的确确是汉三兄多年来脚踏实地，辛苦工作，所打下的基础，绝非侥幸可以获得的。”
    事实上，马汉三安在德王身边最重要的棋子，是厚和市警察局局长那木尔，汉名为刘建华。
    刘建华是德王的“亲信”，早在1934年 8月，德王亲信韩凤林因暗通日本而被密捕时，德王就购买了军马三百匹，并派他的姨夫补英达赖和刘建华作为“特使”送往南京军政部，以斡旋此事。
    1936年 5月12日，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德王即开始建立伪蒙古军，下辖两个军，第二军军长由德王自兼，以刘建华为宪兵队长。1937年10月，“军政府”改名“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归绥为“首都”，并改名为厚和豪特（后简化为厚和）特别市，以刘建华为厚和市警察局局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德王暗通蒋介石，就是由刘建华牵线、马汉三策动的。
    那是1939年夏天的事，德王回忆说：“我曾与日寇发生过主奴之争，特别是在蒙疆联合委员会问题上的争执以后，我就有了出走的打算。这时，日本驻在张家口的特务机关长酒井隆，因我的态度突然消沉，也引起他的怀疑和注意，这我就更不能不谋早日出走了。但是，走向何方呢? 反复思考，既不愿走向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更不愿投向中国共产党，想来想去，还是认为以投靠蒋介石为宜。因为我知道，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还承认蒙古封建制度的存在，还掌握着大量的军队，有统治中国的力量。更认为我和蒋介石还有过一段政治关系，总觉得他还赏识我。总之，是反动的封建阶级本质支配着我要重走这条路。出走的方向决定了，又考虑采取哪条路走向重庆。”
    德王回忆说：“（我）忽然想起厚和市警察局长那木尔( 刘建华 )曾向我说过，蒋介石派来工作人员，劝我与其联络。因为当时日本人还敷衍我，使我过得去，我就对刘建华严辞拒绝，表示绝不搞这一套，以免惹起麻烦和危险。以后刘建华也再未和我提及此事。这时我既然决定出走，觉得刘建华是联络引线（的合适人选）。
    不久后，德王借口“视察”前往厚和，并秘密召见了刘建华。刘听了德王的意思，即说：“有蒋介石派来的高荣少将，现在萨县工作，已经取得联络，近日即来此地。”
    德王回忆说：“我当即密嘱刘建华，一俟高荣到后，在新城建设厅巷我的官邸相见。俟刘建华陪同高荣见我时，我把打算出走的方向和计划告诉高荣，希望我到达苏、蒙时，重庆能照会苏、蒙准许我通过，转赴重庆。”
    高荣当即答复说：“这个事情很重要，需要我亲自去重庆请示蒋委员长。”
    德王问：“什么时候能答复我? ”
    高荣说：“往返需要两个多月的时间。”
    此后不久，刘建华报告德王说：“高荣见您后，认为得到意外收获，现已返重庆进行联络去了。”
    过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还不见消息，德王很着急，正打算找刘建华问时，刘忽然来到张家口，报告说：“好险哪，听说高荣返经平津，几乎被捕。但是还好，高荣逃脱了，我们的事情还不至于败露。”

    按：看时间，此时正是“九二八”大逮捕前后，差点把高荣也“打在网里”。

    德王回忆说：“嗣后高荣再也未来见我，这一段秘密联络，就暂告中止了。”
    这时，马汉三出现了，德王回忆说：“高荣虽然沓无踪影，联络一时中断，但驻在陕坝的军统负责人员马汉三( 当时化名马龙文 )，潜来厚和活动。这时和军统发生关系的有巴彦塔拉盟公署官房主任贺云章，科长梁芝祥，托克托县长肖兆庚，蒙古军总司令部副官处科长吴君玉等。但做我这方面工作的主要是梁芝祥。

    按：“蒙古军总司令部副官处科长吴君玉”即乔家才回忆录中的“武钧玉”，本名吴钧玉。

    不久后，德王到厚和办事，梁芝祥给他送来一封重庆来的密电，电文大意是：“佛君( 德王的化名 )南来，抗战军民，无不欢迎，惟取道北路，殊不相宜。最好取道包头，渡过黄河，这边派白海风率队迎接。”
    电报的署名是蒋介石的侍一处主任、军统局挂名局长贺耀祖。
    德王看了嘱咐梁芝祥说：“这是极为秘密而且是关系重要的事情，希望你不要对任何人说。”
    梁芝祥很“郑重”地说：“请主席放心，我保证在任何情况下，绝不泄露。”

ys1937

华北崩溃，祸起平津——察绥祸发

    德王回忆说：“我返回张家口不久，梁芝祥又来见我，带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名义派我为蒙古自治委员会主席兼第八路军总司令，派李守信为热河省主席兼第十路军总司令的任命状。”
    梁芝祥还对德王说：“李守信的任命状是李叫我带给主席看的。为了避免检查起见，特由吴君玉穿着军装带到张家口交我的。”
    德王当即把委任状收下，认为可以作为“出走通过外蒙和苏联的凭证”。并问梁芝祥：“厚和还有蒋介石派来的工作人员吗? ”
    梁说：“还有一个马龙文。”
    德王回忆说：“我当即嘱咐梁芝祥速返厚和，通知马龙文密来张家口与我见面。为了避免发生差错，梁芝祥当将他的名片，取出一张分为两半，一半交给我，一半由他带回交给马龙文，备作前来见我时的暗号和凭证。”
    不久，马汉三潜来张家口，由德王的亲信赛吉尔胡领来相见，德王见“暗号凭证相符”，就令召见。
    见到马汉三，德王说：“前次我和高荣联络，提出取道北路通过外蒙、苏联，转赴重庆；嗣由梁芝祥给我转来复电，叫我取道包头这条路前往。经我详细考虑，认为这条路赴渝，很不妥当。因为这条路必须经过包头，渡过黄河，日本军警岗哨很多，并且我是‘主席’，举止行动，惹人注意，很容易被日本方面察觉。请你把我的意见转达蒋委员长，仍准取道北路赴渝，并请蒋委员长照会苏、蒙，对我不要留难。”
    马听了，答应“转告请示”，并说军统“在张家口的联络和掩护机关是私立华北医院，今后来往密电或文件，均由该院转递”。
    不久，“华北医院”给德王转来署名贺耀祖的复电，大意说：“德总司令，取道北路南来，绝不相宜，因为诺门汗事件业已和平解决，日苏关系已趋和缓，台端如果取道北路南来，通过苏联时，有被日本引渡过去的危险，仍宜另寻别途南来。如果无道路可寻，希勿庸前来，留在当地训练军民，忍辱负重，以待将来。”
    德王看了，即通过“华北医院”召来马汉三，说：“现在我已接到复电，知道蒋委员长不叫我取道北路赴渝，是对我深切的关怀，我至为感谢。今后只有按照蒋委员长的指示办理。并请你再次转请蒋委员长，准许在伊克昭盟也成立一个‘蒙古自治政府’。这样一来，那边的自治政府和这边的联合自治政府便形成对立的局面，日本方面为了避免那边的争取，可能放松对我的控制，我就可以腾出手来，进行‘训练军民，以待将来’的工作。
    马汉三听了说：“我一定把你这个意见转报蒋委员长考虑。”
    想不到，就在这个当口，军统平津两地接连出事，并有向察绥一带扩展的危险迹象，察哈尔站书记张抚之给乔家才带来一个口信：“敌人宪兵队通知警察局：‘蓝衣社乔某张某二人在蒙疆一带活动。’
    对此，乔家才判断：“张某不是指季春，就是指桐岗，乔某无疑地是指着我自己。从这一个消息看来，我的行动已被敌人注意，这是北平工作被破坏以后的必然结果。由于华北工作，横的关系太多，牵一发而动全局，平绥线上的组织，也已面临危险的边缘了。”
    因绥远的工作已经视察完毕，乔准备二次前往山西、视察自己华北之行的最后一站——山西站的情况之后，就可以回重庆复命了。
    这时，乔接到军统局本部的一通电报，令他赴北平处理善后事宜：“北平工作被破坏，希兄星夜赴平，迟去一分钟，则失去一分钟的效用。”
    对此，乔认为：“防范于未然，尚可挽救浩劫，现在已经不堪收拾，敌人在捉拿我，我去北平，不但没有用处，反而会影响察绥工作的安全。”
    于是，乔复电重庆：“说明其中原委，并告知重庆，我已动身赴太原，督察山西站的工作。”
    为减少路上的麻烦，乔家才托吴钧玉给办了一张蒙古军总司令部的“护照”，即离开厚和前往山西大同。
    “果然一张护照在手，万事通顺。”乔回忆说：“到达大同，不要排队，不经检查，我就走出车站，在静斋那里住了两天。”
    不知道张存仁是否有什么不好的预感，乔回忆说：“因为这一次分别又不知何年才能重逢，彼此好像有许多话要说而又说不完似的，本来预备在大同只停留一夜，静斋硬要我多住一天，我也不忍离去。”
    乔家才说：“上次到太原，因为接头地点错误，白跑一趟，这一次到太原去，静斋告知我灵丘李继先（希绍）兄的住址，不会再像上一次那样狼狈了。静斋亲自送我到车站，一直等到开车。”
    此时，乔家才还不知道，这便是他与张存仁这位15年的老同学的永诀了。
    经同蒲路列车入长城，乔家才顺利抵达太原，找到了住在王家巷二号的山西站副站长“李继先兄”。
    李继先，本名李希绍，山西灵丘人，“继先”是他的字。
    乔家才原本并不认识李希绍，但有所耳闻，他回忆说：“继先兄系民国二十七年春天才从汉口回到太原，奉命打进伪组织，以便掩护工作。记得我从北平回到武汉，有一天在汉口看到湖南李肖白兄，他很高兴地告诉我，有一位在太原很有办法的医生，前两天才派回去，将来，一定会有很好的成绩。他虽然没有告诉我姓甚名谁，也已猜出十之八九。”
    乔还说：“继先兄是一个人缘很好的人，他长于交际，更因为他对人的态度非常友善，喜欢帮别人的忙，所以朋友特别多。他在七七事变以前，任山西医院的院长，在山西的人事关系非常良好，回到太原后，在伪山西省政府卫生处弄到一个掩护工作的职务，同山西伪组织的中上级人员颇多往来，所以在汉奸圈子里相当活跃，知道的事情也特别多，真如肖白兄所说的，对于工作上供献很大，成绩非常可观。”
    通过李希绍的引荐，乔家才见到了他的又一位同乡、山西站站长薄有錂。
    薄有錂是山西应县人，军校四期经理科毕业。由于薄是学财会的，所以他开了一家商店作为掩护，乔家才说：
    “有錂兄系军校第四期同学，受过特种工作训练，富于工作经验。他在帽儿巷开了一间小商店，居然也变成了商店的老板，平常穿一件大棉袍，把两只手统在袖筒里，搁在胸前，的确像一个地道山西买卖人。当他走起路来，老是低着头慢腾腾地，好像不管任何闲事的样子，实际上，他并没有忽略前后左右的一切事物。”
    相比于察、绥两站，山西站的机构就大得多了。薄有錂向乔介绍说：
        “山西站下面设有几个组：正太路的中点阳泉是一个产煤的区域，北平最出名的红煤，就是指着阳泉的煤炭而言。保晋煤矿公司设在火车站附近，有好几个产煤的矿场，另外还有一个炼钢厂，所以阳泉不但在交通上占有重要地位，即在工业上也很重要。汾阳为晋西重镇，是太原通往军渡公路的中点，同蒲路有支线通到汾阳，从太原到陕北和宁夏，必须打汾阳经过。长治系白晋铁路的终点，上党的重要身份，为古代兵家必争之地，伪组织在长治设有道尹公署。这几个重要的地方，我们都设有一个组，由受过特种工作训练的干部担任组长。”
    此外，山西站下还有一个独立的太原组，薄有錂说：“山西的机构系双层布置，除了山西站外，还有一个比较小一点的单位太原组，直接同重庆连系，由定襄郭秀峰兄负责。山西站和太原组彼此不发生横的关系，这种布置的用意，在防备万一有一个组织出了毛病，还有另外一个组织可以照常工作，情报不会中断。”
    视察了太原的工作，乔甚为满意，他说：“太原的同志们工作情绪都很高，内勤工作同志只有河北石锡禄和商玉振两位同志，虽然工作忙碌，因为他们不怕辛劳，努力异常，所以业务处理的有条不紊。电台台长魏荣同志的技术很好，工作很踏实。外勤同志如甘昌生、杨镜明等同志都有很好的掩护职业，工作成绩良好。”
    在山西，乔家才还认识了一位奇人——郝亚雄。郝亚雄，生于1888年，山西汾阳人。
    郝亚雄是留英的，学机械，乔家才介绍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他帮助英国人卜尔德回中国招募五千名华工，到欧洲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方工作。后来中国组织观战团，他担任翻译，再随观战团到欧洲，驻在巴黎。因为不时到前线活动。被德国飞机炸伤。成了不折不扣，名副其实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伤兵。”
    此后，郝回到家乡山西经商，他长袖善舞，不仅在太原独资经营着“义协信”和“义成信”两家公司，还成为晋裕公司的股东。

    按：晋裕公司就是卖汾酒的。1915年，由山西汾阳杏花村民营作坊“义泉涌”制作的汾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甲等奖章，名扬四海，当时的山西督军阎锡山很高兴，于是令有关部门想办法推广汾酒。在政府的介入下，晋裕汾酒有限公司成立，专门负责汾酒的推广和销售，“义泉涌”则只管造酒。

    晋裕公司是股份有限公司，作坊式的“义泉涌”与他根本匹配不上，利润完全出在了流通领域，“义泉涌”的酒造得越多反而赔得越多。到1932年，“义泉涌”在商业运作中被挤垮，由晋裕公司收购，从此，“杏花村”的汾酒品牌就归了晋裕公司。
    抗战爆发，戴笠在临澧举办特训班，郝亚雄命自己的女儿郝采莲入班受训。乔家才说：“二十六年冬，郝亚雄亲送爱女到郑州，乘平汉车南下，转往湖南。他由王介夫介绍，参加军统局工作，在汉口和戴笠先生见面，鼓励有加。时太原业已沦陷，郝亚雄奉命回太原工作。返回西安，从晋西转往太原。”

    按：王介夫，即王和众，字正生，在一些军统老人的回忆中，有时也写作“王杰夫”。王和众与乔家才、李封岚三人，是山西太原平民中学、黄埔军校第六期和特务处杭训班的三度同学。乔主持北平第一站期间，王、李均在他手下工作。

    回到太原以后，郝亚雄成为山西站的“交通员”：“郝亚雄住五福庵十三号，主持山西站的交通。他在崔家巷六号开设有义成信货栈，独资经营，也作为山西站的接头机关，后果如何? 他毫不顾虑。因为工作关系，郝亚雄几乎每天要到王家巷二号一趟，所以我们天天见面。”
    乔家才说：“那时他已五十一岁（1888年），我只有三十四岁，比我大了一十七岁。他以五十一高龄，爱国心情那样炽热。工作精神那样旺盛。令人钦佩。郝亚雄不计名位，不怕危险，气概激昂，视死如归，得未曾有。当时华北各地的经费，由重庆汇到天津英租界总会计叶震，再由各站组派人到天津领取。

    按：叶震，1908年生，浙江松阳人。
    叶震是军统资深财会人员，在抗战期间对日伪的经济作战中有出色表现。但叶震的名气远不如其令妹，那就是后来成为胡宗南夫人的叶霞翟。  

    乔家才回忆说：“在敌区行路很难，人人视为畏途。山西站的经费，都由郝亚雄赴天津洽领。他来往敌区，不把日本宪兵队放在眼里。有时现款携带不便，必须购成货物，运回太原，再把货物变卖，换回现款，好像真在做生意，其实赚出钱来，涓滴归公。修理电机所需要的器材。有时在太原购买不到，必须到天津采购补充，也由郝亚雄一肩承担，他从来不顾虑购运电信材料，假如被敌人出发生危险，那种勇往迈进的精神，真是老当益壮。”
    乔赞扬说：“我在太原停留半个多月，为时虽然短暂，了解郝亚雄的工作精神，的确十分难得。”
    在太原，乔家才结结实实地过了一把“中央大员”的瘾——首先是太原美食，薄有錂他们请乔家才品尝一种叫做“头脑”的小吃。乔回忆说：
    “这一次回到太原，不但每天早上要去清和园吃‘头脑’，连日本料理都吃过了。‘头脑’是太原市上特有的早餐，而清和园的‘头脑’更出名。‘头脑’的做法系把整块的肥羊肉煮烂，将肉捞出来，然后在羊肉汤内加上些做山西黄洒的酒糟水，更加上蒸熟的面粉，使羊肉汤成为糊汤。吃的时候，每一碗糊汤里放两块核桃大小的炽热羊肉，几块长山药，几片莲藕，如果喜欢，再加上些盐韭菜，不加任何作料。吃‘头脑’要泡一种叫做‘帽盒’的硬面饼，帽盒有苹果大小，中心是空的，除了吃头脑，很少有人单独吃帽盒的。”
    乔虽然是山西人，却没有吃过“头脑”，他回忆说：“头一两次吃‘头脑’，真是难以下咽，因为酸甜苦辣一样味道都没有，却有股酒糟味。可是两次吃过以后，好像吃上瘾似的，每天早上，两条腿会不自主地跑到清和园。”
    由于“头脑”给乔留下的印象实在太过深刻，他以为人人都像他一样爱吃这个东西。此后某次，戴笠到西北视察，乔家才特意请老板品尝这种“美食”，但他忽略了一个问题——戴笠是浙江人，连羊肉味都闻不得，这种东西，岂能入口！结果搞得十分尴尬。
    这天，李希绍又很热情地请乔家才听家乡戏山西梆子，乔说：“我怕遇到熟人，弄出麻烦来。他说不要紧，化装一下就行了，给我找来一顶土耳其帽子，戴在我的头上，向前一按，又给我戴了一付平光眼镜，然后端详了好半天，给我一面镜子让自己照照看。果然我的面貌好像有些走样，这样也许可以混过去，只好跟他去欣赏一次家乡的戏剧。”
    那天的戏是吉凤贞的“乾坤带”和丁果仙的“八件农”，名家名戏，尤其是丁果仙，乔家才说：
    “丁果仙以坤伶唱须生，有点像平剧的孟小冬，因为她的唱工，做工，道白都到了升华的程度，所以她在山西梆子里的地位，简直像京剧里的余叔岩。丁果仙在北平演唱时，每天满座，马连良都要去听她的戏，并且同她交换过剧本，马连良以‘四进士’交换丁果仙的‘下河东’。”
    正在优哉游哉之际，重庆的命令到了，严令乔家才必须返回北平，对此，薄有錂、李希绍认为不妥，并“极力阻止”乔前往：“他们认为北平的同志既然全部认识我，那里的组织已被破坏，许多同志被捕，敌人又在平绥路捉拿我，必定会利用被捕的同志到处认人，那么我去北平，不但难以存身，难以活动，简直是自投罗网，去作无谓的牺牲。”
        换句话说，对于北平被捕战友的“忠贞”程度，薄、李均不敢做过高的估计。
    半个月之后，乔家才的太太郭同梅从北平回来了，但已经精神失常。
    乔家才回忆说：“（她）手持一把小瓷壶，不停地喝着壶里面的冷开水，刚坐下，又站起来，站起来，再坐下，起起坐坐，口中念念有辞。她看见我回到家里，那种神情，表示完全不相信，好像看到鬼一样，摇摇头，再把脸扭过去。妻的脖子前面，新增加了一条两寸长的伤疤，那将成为永久的纪念，不会褪掉。”
    “老岳母虽然饱受惊骇，经过两个月的折磨和辛苦，并且还挨过敌人一顿打，可是精神很不差，他看见我真的仍旧活在人间，喜出望外。自从妻被捕、自刎、住院，孩子们完全靠他老人家照顾，度过漫长的岁月。”
    事后几天，乔陆续了解到了当时的情况：
    “世光他们被捕后两三天，敌人就到我的寓所捉拿我，他们扑了一个空，并不甘心，于是在妻的身上打主意。在他们想来，我藏在哪里，妻一定知道，于是把她捉到沙滩宪兵队，拷问我的行踪，拷问北平的组织情形，结果一问三不知，敌人光火了，揍她一顿再问，还是不知道。过了一天，又问她，她还是什么也不知道，敌人更生气，灌了她一桶冷水。”
    乔家才说：“说实在话，的确妻什么也不知道，她很清楚，对于我们的工作，知道的越少越好，顶好一点也不知道，所以在平时她绝不闻问有关工作的任何情形。”
    “她在敌人宪兵队，两天没有吃什么东西，一点也不饿，就是觉得口渴难挨，可是每天供给喝的水，有一定的时间，水少人多，一抢而光，她又没有盛水的东西，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脱下脚上的鞋子，才抢到一点水喝。”
    “敌人在妻的身上压榨不出什么东西来，仍旧把她送回寓所。并且告诉她，我已经被捉住了。家里住了三个汉奸，有时日本宪兵还要去看看，只要有人走进院子，就被扣留起来，他们的目的是守候我回去。妻虽然没有读过书，可是她很刚强，很懂事理，对于成仁就义的道理，颇有领悟。她知道不能从她口中说出一句有关系的话，即使说出来，敌人也不会放松她，反而会增加更多的麻烦。”
    乔家才说：“她又相信了敌人说的话，以为我真披捉住，捉住只有一条死路。她觉得丈夫已经死定了，她又何必再受敌人的折磨呢? 假如再来非刑拷打，她也受不了，倒不如死了，一了百了。于是她将一只金手镯截成三段，吞到肚子里，没有想到，过了一天金子同大便一同拉下来，没有死成功。”
    “又隔了两天，地又偷偷地用切菜刀抹脖子，食道被她割断。老岳母发现她自刎，立刻呼救，监视她的那几个汉奸，才赶紧把她送到附近的红十字会医院，因为伤势太重，拒不收容。最后送到协和医院，才将食道接起来，缝好伤口。”
    乔家才有四个孩子，除长子秀夫外，后面三个都是女儿，长女生于太原故名秀原；次女即前面说过的、1937年生于沦陷的北平，由乔家才亲自接生，名秀平；三女儿此时还未出生。
    乔家出事时，乔秀原 6岁，许多年之后，她仍然记得当时的情形：
    “第二次抄家，我记得，日本宪兵审问母亲时，我站在母亲的身后。日本宪兵为了抓父亲，留守在家，对母亲进行了严刑拷打、审问、监禁。母亲从未供出一个人，最终逼得母亲自杀。记得那天夜里，我们挤在一个床上，半夜姥姥呼喊救命，我们惊醒，睁眼所见，满床鲜血，母亲倒在血泊中，最后幸而被救活。”
    乔家才回忆说：“她住在协和医院，还是想死，企图从楼窗跳下去，被人家拦住，没有跳成功。医院里怕她再跳楼，把她的两脚两手绑在病床上，不让动弹。等到伤口长好，赶出医院的时候，才把她放开。”
    “住协和医院的一切费用，敌人和汉奸们不负责，必须自己照付，同时还得供奉住在家里的三个汉奸吃喝，岳老太太又不是财神，变不出钱来，只好把家里的衣服首饰家俱，能当押的当押，能变卖的变卖，不到两个月的光景，已经家徒四壁，无法生活下去。”
    “敌人守株待兔，既无结果，现在又不能让老弱妇孺五口人活活饿死，只好让她们离开北平，回老家去生活。敌人在妻的衣襟上缝了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布条，又有杂货铺的老东家平遥粱先生照顾，听以一路上很顺利。到了太原，梁先生知道她们回家没有什么问题了，才放心回他自己的家里去。”
    乔家才痛心地说：“多少年来，妻跟着我饱受惊骇，过着不宁静的生活，现在又折磨成这个样子。虽然，她为抗战流出她的鲜血，留下光荣的伤疤，可是这一次的惊险和苦痛，实在不是一个弱女子能够承担了的。她的灾难来临，完全因为她是我的妻的原故，我真够得上一个最不好的丈夫了。”
    乔家才说：“妻似有好些话想同我说，可是家里人太多了，母亲又没有给我们一个单独在一起的机会，晚上母亲、岳母同妻睡在东里间，我同六弟睡在西里问。在旧式家庭里面长大的男女，是拘谨的，不能放肆的，旧家庭里面夫妻说话的机会只有在夜间，可是我们被隔离了。我深信妻的精神失常，是因为精神负担太重，暂时的现象。她吞金、自刎、跳楼，再三企图自杀，可知她的理智还没有丧失。假如时间允许，经过相当的安慰和休息，很快可以全愈的。”
    但是，乔家才没有这个时间了，因为他马上就要遵照戴笠的指示“速返渝”。他说：“但是我不能留在家里，又将抛下她，踏上征途，我自己心中是一种什么滋味，连自己也说不出来。”
    1940年 2月，乔家才辗转来到西安，见到了西北区区长李人士。
    李人士，字海怀，湖南醴陵人，1906年生，军校六期毕业。
    在军统中，李人士与平江李崇诗、汨罗李肖白并称“湖南三李”，其中，李人士进入“团体”是最早的，1932年特务处一成立即加入，最初在本部搞情报，后任湖南站站长。沈醉在回忆中曾提及：
    “八一三上海战事发生后，戴笠原来打算在上海或南京举办一个大规模特务训练班，但没有预料到上海和南京那么快就沦入敌手，因而未能进行。一九三七年冬天，他逃到武汉之后，便指派原在上海附近松江、青浦两县主持苏浙行动委员会武装特务干部训练班的副主任余乐醒和谢力公两人，到湖南去积极筹备，并手令军统湖南省站站长李人士要尽全力从事协助。”
    此后，李人士接替张毅夫当了西北区区长。
    见到历经千辛万苦归来的乔家才，李人士夫妇摆酒为他“洗尘”。
    乔家才回忆说：“（李人士）看见我身穿黑布棉袍，头戴瓜皮小帽，非常可笑，等到听完我叙述华北同志可歌可泣的壮烈事实，却又淌下眼泪来。”
    1940年 3月，乔家才终于回到重庆，结束了这趟令人痛心的华北“视察”，他回忆说：
    “自从离开兰州，到返回重庆，差不多飞行了两千航空公里，航行了一千六百海里，火车三千公里，汽车两千多公里，徒步或骑毛驴一干多华里。所用的交通工具，从最原始的两条腿，到代步的四条腿，从脚踏车到汽车、火车、邮船、飞机。在中国的广大领士上兜了一个大圈子，绕了几个小圈子，视察过敌后四省两特别市九个单位，接触过将近两百位敌后工作同志，但是，并不是一次成功的旅行。我视察过的地区，并没有防止住恶运降临，组织一再被敌人破坏，同志一再被敌人杀害。”
        然而，华北同志的“恶运”，还远远没有结束。
    北平出事，首当其冲的，就是北平区的“候任”区长刘艺舟。乔家才回忆说：“我离开北平的时候，世光还没有把北平区的工作移交给艺舟兄，所以他同北平的一般同志没有接上头。四天以后，北平的整个工作便被破坏了。据艺舟兄说，他不知道已经出了事，到一处接头的地方找世光，刚好自投罗网，掉进陷井，被捉到日本宪兵队。他是一个有急智的人，知道事情不妙，说他是做生意的，找错门牌，又没有人指证，挨了一顿揍，关了三天，糊里胡涂释放了。
    乔家才说：“以后四个多月，我督察完张家口、大同、绥远、太原的工作。骑驴和跑路，经过晋西、陕北，到达西安，再回重庆。艺舟兄则由海路经天津、上海，到了香港，由香港飞回重庆。结果，我还比他早回重庆几天。”
    同时脱险的，还有北平电台台长查绥之，查是一位电讯专家，“归队”以后，在军统局本部任电讯监察科科长。
    受到北平站牵连的。还有当时正在北平的张季春和张桐岗。
    许多年以后，张季春回忆当年那一段惊心动魄的情形时说：“在北平的整个组织．依然在相互隔离状态下继续活动。不久书记周世光同志不幸被捕，情况愈益紧迫。所有的同志都切断了原有的联络关系，而重加调整部署，我也迁居到西郊海甸。用李化民的化名继续工作，不过环境则日益险恶。”
    乔家才说：“季春、桐岗两兄知道北平的环境一天比一天恶劣，特别提高警觉，所以当北平的组织遭受暴风雨袭击时，他们没有被敌人捉去。”
    张桐岗还特地到乔在北平的寓所去查看，想了解一下乔家的情况，乔家才说：“桐岗没有想到，我的家里已经遭受到牵连，敌人宪兵队挂了椿。”
    幸好，张桐岗遇上了乔家才的大儿子乔秀夫，乔回忆说：“他踏着一辆脚踏车，打算到我寓所看看，有没有发生事故，刚从胡同的南口走进胡同，正同秀夫碰个正面。秀夫怕他闯进我的寓所，被日本人抓起来，低声说道：‘我家里有日本人。’桐岗才知道情形不妙，赶紧踏快脚踏车，打胡同的北头逸去。”
    乔家才说：“重庆知道我的北平寓所有日人坐守，大概就是他报告的。”
    张季春则紧急到天津去“救火”，他回忆说：“这年的十一月，新任区长刘艺舟同志到职未久，平津区的组织即被日寇侦破。血和泪再度的洗炼了我们的组织，刺激了我们的工作，我奉派到天津站任站长，重新创建工作。”
    前文中曾说到，乔家才主动请缨，要求到天津去恢复组织，但迟迟未得到答复，原来早已派了张季春接任
    张季春回忆说：“但当我刚刚把天津方面的社会关系联建了起来，把掩护身份安排妥当，正要去正式接收原来天津站一切关系点线时，戴先生又以紧急电令，叫我担任绥远站站长。
    对此，乔家才解释说：“重庆鉴于平津先后失事，察绥工作再不调整，一定要再蹈平津的覆辙，正好得到他们到达绥远的清息，不让他们问下来，立刻命令季春负责绥远的工作，桐岗负责张家口方面的工作。可惜这两张王牌用的太迟了，敌人已经密切注意到我们在平绥线上的活动，并不能因为他们两位的努力，使察绥的工作逃过恶运。”
    张季春回忆说：“我星夜赶往归绥，挽救那里的危局。因为那时刘建华同志（蒙籍名字是那木耳）。担任敌伪方面的绥远市警察局长，他对绥远站组织和工作活动，发生着重要的安全掩护作用，可是日寇却严令他捉拿我们前任绥远站站长陈绎如同志，如捉拿不到，刘同志即受押办。刘、陈二同志受了严重的威胁，奉令撤离转至后方。我在这种情形下。前往收拾残局。重振旗鼓。”
    事实上，刘建华的暴露，正是肇因于陈绎如——
    这里要说到一个大的背景，即1940年春天，日本军部调遣伪“蒙古军”各师开赴五原，德王回忆说：“我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五原将有战争发生，又引起我借机出走的念头，子是又叫旺尔克札布把马汉三找来面谈。”
    当时德王对马说：“听说傅作义正在五原布置军事，这边日本军部也正在调动兵力迫近五原，战争行将爆发。请你和傅作义联络，把五原作战暂缓一步，我趁此机会以慰问前方军队为名，亲赴前线，找个空隙溜走，你看怎样? ”
    马听了，表示立即同傅联络。可是他刚走，五原战争就发生了，德王的“出走”计划，又成了泡影。
    德王回忆说：“我通过军统和蒋介石进行秘密联络，除了梁芝祥、旺尔克札布外，就是我最亲信人员赛吉尔胡、朝克巴达尔夫、超苦拔都尔也不详细知道，甚至对我的长子都嘎尔苏隆也未告知，仅把蒋介石给我的任命状带回我旗，交由我妻妥为保存。并计划出走时，才临时通知陈绍武、丁我愚、都嘎尔苏隆等跟着我走。就是梁芝祥、旺尔克札布二人，也仅负传递电报文件及进行联络之责，所有来往密电都由我亲自翻译，绝不假手他人。我和马汉三见面谈话时，梁芝祥、旺尔克札布、丁我愚等都不在场，把马汉三领进我的官邸，他们就躲开了，我认为进行得极为秘密，万无一失，但是这个事情终于败露了。”
    事情是这样的——
    五原战争之后不久，某天，李守信来到张家口，慌慌张张地说：“坏咧! 坏咧！日本军警在厚和搜查通敌事件已经三天了。我们的事，可能都暴露了，你还不知道吗? ”
    德王回忆说：“他这样一说，我也断定必然败露，但这个事情究竟怎样败露的，日本方面怎样发觉的，我是不知道其中的底细的。据我推断，可能在刘建华身上引起的。”
    德王说：“因为在五原战役中，日本军打了败仗，据说，策划这次战役的桑原特务机关长，在战场上自杀了。指挥这次战役的日本军部，为了泄愤和推卸责任，就在厚和、包头一带大事搜查寻找‘通敌’线索，偷听‘通敌电台’。”
    三查两查，还真被日本人发现一条线索，德王说：
    “当时驻在厚和的日本宪兵队长去找厚和市的警察局长刘建华，质问他说：‘你曾推荐一个人( 忘其名 )在土默特旗工作，现在发现这个人是军统分子，有通敌的事情，但是这个人逃跑了。这个人既然是你推荐的，你可能知道逃往何处，希你提供线索，以便进行逮捕归案法办。’”
    德王口中这个“忘其名”的人，正是原绥远站站长陈绎如。乔家才说：
    “绥远的工作既然由季春兄负责，陈绎如同志就应该立刻离开归化城，可是他并没有那样做。因为他有一个女朋友，在敌人宣抚班做事，两个人正打得火热，难解难分。那个女孩子因事到张家口，预定二十天以后，返同归化城，到时候，绎如到车站去接她。没有想到，只去了十天，事情办完，就回来了。她想立刻找到他的情人，但她一向不知道他住的地方，只知道他同日本特务机关有关系，于是到日本特务机关去打听他。”

ys1937

华北崩溃，祸起平津——祸延山西

    这一下等于是不打自招：乔家才说：“特务机关长正在注意他（指陈绎如），现在知道他仍在归化城，于是展开积极的调查。最后查出他在伪厚和市政府有个名义，而且是警察局长那木尔做的保人。特务机关把建华找去，问他要人。陈绎如知道情况不好，不敢再呆下去，性命交关，也顾不得什么爱人，赶紧逃往后套。”
    陈绎如的命是逃掉了，却暴露了整个绥远站的机关，还连累了原本隐藏得很深的刘建华，因此一回重庆，陈即为戴笠羁押。后因文强被派到北方工作，需要一个熟悉情况的人当助手，遂将陈绎如保出来，给自己做“秘书”。
    现在要看刘建华的了。德王说：“刘建华是个狡黠的人，听了这话之后，马上答复说：‘这还得了，我仅给这个人介绍工作，哪知人心叵测，竟敢干出通敌这样重大的事情，真使我大吃一惊！我们警宪是一体，搜捕通敌要犯，我与你有共同的责任。我一定用尽方法找寻这个人，找到以后，交你处理。’日本宪兵队长信以为真，当又嘱令从速寻找归案就走了。刘建华恐怕这事大败露后，株连到他的身上，就与吴君玉同到包头，乘坐蒙古军的汽车混出城门岗哨，渡过黄河，经过后套陕坝，投向重庆。
    乔家才说：“建华在特务机关应付得不错，他很有把握地答应把陈绎如抓回来，才没有被扣留。他回到警察局，虚张声势，在张罗捉拿人，实际上赶紧准备逃走。吴钧玉同志是一个极富感情的人，知道建华要逃走，坚持亲自送他到黄河边去。”
    吴钧玉此举——铸成大错！
    乔家才说：“他（指刘建华）潜逃时，带着警察局的一个职员，声言出差捉人，结果过了黄河，逃到国军防区，一去不复返。警察局的那个家伙返回归化城，立刻报案自首，结果吴钧玉同志被捕了，日本人搜查他的住宅，电台和文件都被搜去，绥远的工作就这样被破坏了。”
    比绥远站被破坏更严重的后果，是德王和李守信暗通蒋方一事就此暴露无遗，乔家才说：“日本人从吴钧玉同志身上，知道伪蒙疆自治政府的首脑德王，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都和重庆有关系。”
    德、李二人已处于这场绝大风波的边缘！
    德王回忆说：“日本人发觉刘建华逃脱，追查到吴君玉身上，在吴家中搜查出密藏的小型发报机和参加军统的名单，接着把贺云章、梁芝祥、肖兆庚等也逮捕下狱，供出我和李守信通过军统与蒋介石的勾结关系。”
    乔和德王的回忆，都没有明确指出吴钧玉在本案中扮演的角色，但李守信说得很清楚：
    “德王庇护着马汉三( 国民党军统特务 )的电台，被归绥日本特务机关破获，经管这部电台的武钧玉是我的总司令部参谋处报情科长，被打得遍体鳞伤，把一切都招供了，除我而外把德王以及‘蒙师’和‘汉师’的不少师长、团长都牵连在内。”
    关键时刻，李守信头脑很清楚，知道此时能保住别人就是保护自己，德王说：“这时马汉三正在张家口，但是不知他住在何处，无法通知他。李守信就故意放出风声说，军统案件败露了。马汉三听到这个消息，即从张家口逃脱。”
    经过紧急商议，德王与李守信决定，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主动找日本人把事情讲清楚，看你怎么办。
    于是李守信去找日本人“自首”，他回来后对德王说：“我已经和岗部司令官说了，你也去说了吧。”
    德王听了，即赴日本军部，找到参谋长田中信一，开门见山地说：“我今天来是对你谈谈我和蒋介石联络的一段经过，大概这个事情你也知道了吧。”
    田中信一说：“这事我也知道了，你为什么要和蒋介石联络呢? 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意的事情吗? ”
    这时，德王考虑了一下，认为还是从“大的方面说”较好，于是回避了“取道外蒙、苏联南下”等等比较“要命”的情节，只是简单地说：“因为我不满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成立，不满意取消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合并方案，更不满意不许蒙古独立建国。适在这时蒋介石派人联络我，我就要求蒋介石许可蒙古独立。”
    田中信一听了，发现一个重大漏洞，于是追问说：“蒋介石如许可蒙古独立你怎么办呢? ”
    这是所谓“诛心之论”，极难回答，看来田中信一也是个厉害角色。果然，德王被问住了，瞠目不知所以。他后来回忆说：“这使我颇为窘迫，一时不知如何应答才好。正在筹思之际，朝克巴达尔夫在翻译时，看出我的窘态，即用蒙语向我提醒一下。我当即领会他的意思。”
    于是德王说：“蒋介石即便许可蒙古独立，我也不能凭信一句空话，就冒然从事。因为我知道蒋介石说话一向是不兑现的。要看看实际上能否实现，才能解决我的行止。”
    此前，在德王与马汉三之间牵线的梁芝祥已经“有限度”招供，而恰好德王的说法与梁的说法一致。德王说：
    “不意我的这番话正与梁芝祥的供词不谋而合。据梁芝祥获释后对我说：他在宪兵队供称是蒋介石派人潜来策动我去重庆，我没有去。关于取道外蒙苏联一节，他因不知，也未供出。”
    田中信一听了，“转怒为笑”说：“这个事情的经过我也全部知道了。蒋介石叫你走，你没有走，这就好。希望你不要为此担心，我对你完全谅解。”
    德王此时的心情“象一块石头落了地，心境平稳下来”，趁机请求说：“对于其他人员的处理，能够使我知道才好。”
    田中信一说：“可以。”
    此时，绥远站旧有人员，除站长陈绎如逃脱，副站长赵文蔚已调到后套工作外，该站埋伏在“蒙古军”的“内线”吴钧玉、阚毓华以及“通讯员”刘长荣、崔公睿等均已被捕。
    此时，绥远站的新任站长张季春正干得起劲。他回忆说：“我的工作方式是：一面恢复原有组织、原有工作关系。在更为隐蔽的情形下，继续发展工作：一面创建一个新的组织体系，和原有组织采取绝对隔离，别辟蹊径，展开工作，作第二线的必要布置。此项工作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有快速的发展与演效。”
    然而，“吴钧玉电台案”最终不可避免地将张季春牵连进去，他回忆说：“当我正在戒慎恐惧，然而却是兴致勃勃的进行着这些充满希望和有意义的工作之际，想不到竟有飞来横祸降临在我身上。”
    1940年 3月29日，张季春及绥远站电台台长张世杰被捕。
    绥远站下的大同组亦不能幸免，乔家才的老同学张存仁及他的手下均被捕。乔家才说：“大同方面，除了静斋已经在太原被捕，以伪新民会作掩护的灵邱赵维城同志，平绥路大同警务段巡官徐完达同志，交通员郝锐同志，都被逮捕，也押运张家口。”
    张存仁，本来已经离开大同、准备与薄有錂一起去接任北平区的，他俩去北平是乔家才推荐的。
    ——1930年 3月，乔回到重庆以后，军统准备重建北平区，人事科长李肖白就北平区的继任人选征求他的意见，当时乔说：
    “我觉得旧有组织，既已解体，倒不如重建新的组织，来得容易些。为了时间经济，我建议调薄有錂兄到北平负责，张静斋兄去协助工作。有錂静斋都受过训练，又富经验，山西的工作有继先负责，有錂离开以后，不影响工作。静斋在大同，大才小用，到北平可以发展所长，使北平的工作迅速恢复。白莲丞兄同他太太梁秀娟女士部在北平有极良好的社会关系，调到北平，可以开展新的关系。
        乔回忆说：“肖白兄很赞成我的建议，立刻签报，调薄有錂任北平区长，张存仁任北平区书记，很快批准实施。”
    然而，还没有等张存仁到北平接任，他就被捕了，说起来，也是张存仁大意了。乔家才回忆说：
    “大概张静斋接到调职的命令时，平绥路沿线的情形，已经是风声鹤唳，情况十分恶劣。他为避免经过张家口，先到太原，再往北平，以为这样，比较安全。殊不知大同的日本宪兵队早已对他监视了，他没有察觉罢了。当他离开大同南下，日本宪兵跟踪而至。”
    乔家才说：“张静斋从大同到达太原，走进王家巷二号李继先（希绍，原山西站副站长，已升为站长）寓所，还没有来得及洗脸，日本宪兵就到达，不问青红皂白，把张静斋抓走。抗战以前，李继先做过山西医院院长，现在是伪山西省政府卫生处有相当地位的高级职员，日本宪兵队没有弄清楚关系以前，不敢对他下手，所以当时没有逮捕他。”
    当夜，日伪即提讯张存仁，张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无疑，再做抵赖，不惟无任何意义，且徒然受皮肉之苦，现在的关键是不要连累李希绍和他的山西站，于是他坦然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日本人问：“你是黄埔学生吗? ”
    “是的。”
    “是蓝衣社吗? ”
    “也可说是。”
    “李希绍也是蓝衣社吗? ”
    这问到关键了，张存仁说：“绝对不是，我和他同一个县，又有亲戚关系，来了太原，当然要去看他。”
    赶“寸”了，张存仁和李希绍确实都是山西灵丘人。
    日本人听了，再次问到一个很老套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抗日呢? ”
    张听了，开始长篇演说：“你们为甚么要侵略中国呢? 因为你们大兴不义之师，无缘无故侵略中国的土地，杀害中国的人民，我是一个中国人，当然要抗日，何况我是黄埔学生呢。你想想看，如果中国军队无缘无故打到你们日本，你是不是也要反抗中国呢？所以不只我一个人抗日，每一个中国人都痛恨你们日本，每一个中国人都要抗日，你明白不明白? ”
    乔家才说：“太原的日本宪兵队很尊敬他这种不屈不挠的倔强态度，没有再问他什么，只在太原宪兵队关了一夜，第二天就押回大同，解往张家口。”
    此时，继绥远站之后，察哈尔站也已经全军覆没。张季春回忆说：“因为在敌寇的严追紧索下，我们在天津和唐山的工作组织全被日寇侦破。日本特务机关。以大批人力极尽其能事的，一面严加监视跟踪，一面尽力深入追索。终于波及到察省张家口，将站长杨金声同志逮捕。杨同志以伪蒙疆自治政府建设部长为掩护身份，他以为这是最安全的保护色，他在毫无朕兆的情形下，猝不及防而被捕，这使我们的组织和工作受到惨重的损害。”
    杨金声以下，书记张抚之（张家口伪警察局督察长）、电台台长张子文等全部被捕。乔家才说：“电台台长张子文、译电员王宝云和张抚之住在一个院里。假如不是受到北平方面的牵连，察哈尔站是不会出纰漏的，这完全是发生了横的关系所产生的不良后果。”
    这一次，变节的是张抚之，乔家才说：“日本宪兵队逮捕张抚之等以后，去外科医院逮捕院长刘旭初。就在日本宪兵走进前门的时候，马汉三刚踏出后门，只差那么一刻工夫，没有被捕。他赶紧离开张家口，走到张家口以东一站，搭上平绥路开北平的班车；到达北平，幸免于难。”

    按：刘旭初，即德王回忆中提及的，在他与马汉三之间担任交通的“私立华北医院”某人。此外，宗化民曾提及：“包头联络员卢浚又名卢子英，在包头开设诊疗所打针买药作掩护。”说的估计是同一个人。

    乔家才回忆说：“二十九年三月的一个早农，塞外的天气还是非常寒冷。日本宪兵队已经有人爬上张抚之的屋顶监视全院。然后敲门，街门打开，张抚之夫妇、张子文、王宝云四人都被捕了。张抚之是个胖子，经不起敌人的非刑拷打，什么话都说了，连电报怎样翻译也都招了供。米缸里藏着一些还没有翻译的电报，也因他招供，故敌人搜了出来。”
    王宝云，即察哈尔站的女译电员，德王与重庆之间的通报，均由她一手掌握，王宝云一旦开口，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
    日伪首先提审的是张子文，张回答说：“我只管收发电报，有电报，我拍发出去，来的电报，我抄下来。至于电报内说什么，我一无所知，也不需要知道。我不管人事，没有和任何人接触过。所以除收发电报以外，一切我都不知道。”
    张子文说的其实是大实话，电台报务员只管收发电报，译电的密码本他不掌握。乔家才说：“王宝云是负责翻译电报的，日本宪兵要她把米缸里取出的电报译出来。这些电报是重庆拍给马汉三的，关于策反德王和李守信的指示，一旦译出来，不但影响德王和李守信的安全，也关系着整个蒙古军的存亡问题，她绝对不能给日本鬼子译出来。”
    对此，王宝云回答日伪说：“这些电报都是无法译出来的，所以才搁在那里。”
    王还解释说：“电报译不出来，不能怪我。因为一份电报要经过四通手续，先把一份电稿译成密码，交给电台拍出来，这里的电台抄下来，再由我译成文字。是最后一道手续。前三道手续不论那一道错误，到了我手里，就译不出来。而且这种密码本子非常复杂。最容易错误，翻译不出来是经常的事情。并不奇怪。”
    乔家才回忆说：“经她这么一说，好像是真的一样。日本宪兵并不好欺骗，当然不会相信。不过王宝云年纪轻轻，态度非常诚恳，是一位值得敬爱的女孩子，有时日本宪兵好像也相信她。”
    于是日本宪兵换了个问题：“杨金声是不是蓝衣社的负责人? ”   
    王说：“不是。”
    “你怎么知道? ”
    王早已料到对方有这么一问，很从容地说：“因为他从来没有来过我们这里，假如他是一位负责人，能不来吗? 能不和我这个译电的人碰头吗? ”
    乔家才回忆说：“米缸里取出来的电报，王宝云推三阻四，不给日本宪兵队翻译出来．于是宪兵队进行刑求。她从北平第一中学毕业后，就参加了军统局的工作。是一位非常纯洁的女孩。哪里受得了非刑拷打呢? 她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日本宪兵打死她自己，不过死一个人。如果把电报译出来，蒙古军的许多愿意反正的师长团长，不知道要被日本人杀死多少。她应当牺牲自己一个人，来救许许多多人，绝对不能把电报译出来。”
    乔家才说：“日本宪兵队给她最痛苦的一次非刑。是坐老虎凳，一直到现在，回忆起来，余悸犹存。把她的大腿捆绑在楔子上。让两条腿伸直，在脚后跟下面垫砖，垫第一块砖的时候，还不觉得怎样。等到一块一块加上去，腿后面的一条筋越绷越紧。痛苦难忍，冷汗出了一身又一身。连她自己也有些不敢相信。以她软弱的身体，能熬过这一次刑讯，电报还是译不出来。”
    日本人大怒，狠抽了王宝云一耳光，接着又将一把石灰摔到她的眼睛里上，随即将王下狱。
        抗战胜利以后，王宝云出狱，但其右眼视力已经严重退化，左眼则完全失明，落下终身残疾。
    至此，军统局察、绥两站的所有被捕“地工”人员，均转送至张家口。乔家才说：“张家口监牢里关着军统局的察绥工作同志，有察哈尔站站长杨金声（伪蒙疆自治政府建设部部长）、书记张抚之（张家口伪警察局督察长）、电台台长张子文、绥远站站长张季春、电台台长张世杰、通讯员崔公睿、刘长荣、大同组组长张存仁、副组长赵维城等。”
    之所以要将这些人集中到张家口，是因为要将他们送上“军事法庭”。
    在这里要解释一下，抗战初期，日伪对于抓获的“抗日分子”，是没有“依法处理”这一说的，事实上亦无“法”可依，因此在这个阶段，大批“地工人员”死于刑求，甚至被秘密“处决”。最著名的如国民党上海地下市党部委员张小通，被“七十六号”抓获以后，死得不明不白，尸骨无存，只知道是苏成德干的。抗战胜利以后，苏被判处死刑，杀害张小通是其主要罪状。
    张季春说：“当时日寇的特务机关、宪兵队和伪地方警察机关，都可以对中国人滥捕滥杀，没有人敢加以干涉，也不受任何限制。那时被捕的人，先受酷刑拷打，然后任意处决，所以每一个被捕的人都自知必死，谁都不怕苦刑，不肯真实招供。”
    张季春等人的“运气”比较好——恰在他被捕的次日，即1940年 3月30日，汪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当时的“中国派遣军司令官”西尾寿造应汪伪政府的请求，“颁布”了一部“军律违反条例”，其中规定不准侵华日军及伪政权机关滥杀中国人，一应“人犯”都须经过“军律会审法庭”的审判。张季春说：“因此我和一些被捕的同志，都被解送张家口日本驻蒙军司令部，接受军律会审法庭之审讯。”
    在被捕的人当中，还有一部分是德王的手下，并非军统人员，日军本拟全部处决的，后经德王请求，日军卖了个人情，放了几个蒙古族人。德王在回忆中曾提及此事。他说：
    “过了几天，田中信一邀我到日本军部，他拿出一个准备判刑的名单来。记得上面有梁芝祥、肖兆庚、贺云章，还有吴君玉、刘长荣、杨金声( 察南政府的财政厅长 )等，拟一律处死。”
    德王看了说：“这件事情应由我全部负责，其他人员均是从犯，既然对我谅解，希望也宽恕他们。”
    田中信一说：“既然你这样说，对于其中的蒙古人，可以从宽处理，”
    于是德王提出：“贺云章、梁芝祥是蒙古人，肖兆庚虽不是蒙古人，但在蒙古工作多年，也等于蒙古人了。”
    田中信一说：“这几个人究竟如何处理，俟和有关部门研究后，再告知你吧。”
    过了几天，田中信一找到德王，说：“贺云章业已病死( 据×××从日本宪兵队翻译探听，说是被用凉水灌死的 )，粱芝祥、肖兆庚二人从宽发落，各判徒刑八年，其他人员仍处死刑。”
    德王回忆说：“我认为再提出要求也是无用，因此我就未再谈什么。日本军部就把吴君玉、刘长荣、杨金声等按‘通敌抗日罪名’执行枪决了。”
    另据德王说：“事后，蒙古军总司令部顾问潘井少佐，曾向第九师师长包海明说，他曾参加过讨论处理这个案件的会议。田中信一参谋长主张对我和李守信不究，大桥雄熊政务参谋主张严办，经田中参谋长说明不究的理由是因为我俩是蒙疆的军政首脑，如果深究下去恐牵涉面广，影响太大。”
    日本人的这一招很绝，估计是看过《三国演义》，学的曹操那一招。李守信说：“因为马汉三通过德王给‘蒙古军’团长和科长以上的军官差不多都发了委任状。日本人处理这个案件时，只把武钧玉一人枪决，对于其他跟马汉三有勾搭的人，搞了一个假装不知。这样使我部下许多人反而觉得很对不起日本人，把柄又被日本人抓在手中，越发不敢与不好意思轻举妄动了。所以后来‘蒙古军’的军官和日本人的关系，已经变成了‘认贼做父’，‘化敌为友’和平共处起来。”
    事实上，日本人杀害的，远不止吴钧玉一人。
    1940年 7月24日，经日伪“军律会审法庭”宣判，伪“蒙古军”吴钩玉、阚毓华、李锦章等 4人；察哈尔站站长杨金声、电台台长张世杰等 2人；绥远站书记张抚之、电台台长张子文、外勤刘长荣、崔公睿，以及大同组组长张存仁等 5人，合共11人被判处死刑，并于当日被枪决。
    张季春回忆说：“随后我和另十五位同志都被判处徒刑，其中我被判十五年刑期为最重，即送张家口监狱服刑。在狱中先四年带脚镣，服苦役，其后除镣到工厂做工，直至三十四年抗战胜利。”
    对此，乔家才说：“季春兄是察哈尔的大人物，张北县的望族，日本人对他客气三分，没有被杀害，只判了十五年有期徒刑。他是抗日英推而兼察哈尔省的大绅士，在监牢里，受到坐牢和看牢的特别尊敬，身体虽然失去自由，精神上还不感受痛苦。”
    在被捕人员中，大同组副组长赵维城没有等到“军法审判”已经就义，据与他同在狱中的张季春事后告诉乔家才说：“赵维城在张家口监牢里，有一天突然慷慨陈辞，痛骂日本军阀，然后撞墙而死。一个文弱书生，视死如归，死的这样壮烈。”
    至此，在察绥两站的重要干部中，除华北区区区长马汉三、前任绥远站站长陈绎如以及刘建华外，其他人员全部“失事”。
    “恶运”还在继续，察、绥、晋三省唇齿相依，察绥出事，不可能不延及山西。
    前面说过，山西站的机构很大，在各重要地区都有潜伏组，其中多是临澧特训班刚刚毕业不久的学员，乔家才说：
    “二十七年冬，临澧训练班结业，部分山西籍的同学奉命回山西工作。关清华任阳泉组组长，阳泉是正太铁路的中点，煤炭出产区。胡濬哲任忻县组组长，忻县在太原正北，旧为直隶州，是同蒲路经过的城市，古代军事上的重要关隘石岭关就在太原、忻州之间。张立钧任汾阳组组长，汾阳为晋西重镇，通往陕北必经之地。郝采莲回太原后，考入女师，以学生身份来掩护工作。岳玉珍和关清华是夫妇，没有到阳泉去，留在太原。做了女警察。”
    1940年 5月，太原独立组的交通员被捕，祸及太原组组长组长郭秀峰和书记张松涛，接着山西站几乎全站被破获。
    首先被捕的就是山西站的交通员郝亚雄和他的女儿郝采莲。乔家才说：“五月十四日下午七点多钟，天色快要黑的时候，日本宪兵队到了郝亚雄家里，逮捕他和他的女儿郝采莲。郝亚雄的同信义杂货店同时也被日本宪兵队抄了，所有的店员一一被捕。”
        乔家才说：“日本宪兵队看见郝亚雄体格魁梧，气度轩昂，又知道他曾经到过欧洲，不是一个平常人物，硬说他是蓝衣社的重要负责人，想从他身上压榨更多的资料，逮捕更多的人。自从二十九年五月十四日捉到宪兵队，对他就毫不放松，很看得起他，不到一个月，连续审问了十一次，每次总在五六小时以上，每次都要用刑逼供。郝亚雄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三次被打得死过去，经医生打针，才得苏醒过来。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骨气、能够硬挺下去。”
    与刘培初一样，郝亚雄也经历了一次“陪法场”。乔家才说：
    “有一天，郝亚雄突然被带出牢房，和另外三个人上了绑，那三个人他都不认识。他们四个人装上一辆卡车，驰出城外，驰到小东门外刑场，一个接一个，从卡车上拖下去，准备行刑。郝亚雄以为必死，一路上在想，在汉口看到戴先生，和他谈得很投机，戴先生的那种豪爽的态度，深远的眼光，使他心服口服。他本打算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以报答知遇，谁想到回太原两年，并没有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现在就这样不声不响地窝囊死去，真有些死不瞑目，死不甘心。”
    “枪声响后，看看那三个人，一个一个倒下去，第四个自然轮他了。郝亚雄觉得他也倒下去了，爬起来，跟着那三个人往前走，飘飘荡荡，糊里胡涂，莫名其妙。其实刽子手并没有开抢打他，等到日本宪兵又把他拖上卡车，他才清醒过来，原来他还活着，并没有死。他被日本小鬼拿来穷开心，心里非常愤恨，以为日本小鬼侮辱了他．暗自咒骂：‘日本小鬼，你们不必用陪斩来吓唬人。老子早就预备死了，我不在乎你们这一套。’”
    乔家才说：“日本宪兵队用这种无聊的办法，并没有吓倒郝亚雄。郝亚雄仍然是那样倔强，他们从他身上得不到什么口供。后来日本宪兵队弄清楚，郝亚雄的确不是甚么站长、组长，没有担负什么重要职务，才放松他，不再从他身上下功夫，以后不再刑讯，不再陪斩。”
    在这里要重点说一说的，是郝亚雄的女儿，年仅18岁的郝采莲。
    郝采莲也是军统临澧特训班毕业生，不久前刚刚派回山西，以太原女师学生的身份活动。
    郝采莲被捕以后，日伪令汾阳组组长张立钧与她“对质”，乔家才说：“张立钧已被拷打得不成样子。大概郝采莲被捕，是他招供出来的。”
    当时张立钧说：“采莲! 承认了吧! 再过二十年，还不又是这么大吗? ”
    郝采莲听了，知道张已经变节，于是机警地说：“你这个人太没良心! 你借了我父亲的钱，不还也就算了。为什么又要陷害我们父女两人呢? ”
    张立钧说：“反正是个死，何必再受刑受罪呢，承认了吧! ”
    郝采莲抵死不认，日本人大怒，上去就是两记耳光，郝采莲的左耳当时就聋了，从此落下终生残疾。乔家才说：
    “郝采莲牢牢记得，受训时老师们讲过的话，被敌人捉去，死也不要招供，招供不但害了同志，自己也保不住性命。因为她不肯招供，凶恶的日本宪兵对这个十八岁的女孩展开各种刑讯。最轻的要算脚踢。可是日本兵穿的皮鞋既重又硬，鞋底钉满铁钉，郝采莲的腰部被踢成重伤，留下永不磨灭的伤痕。”
    在晚年的回忆中，乔家才曾专门找到郝采莲，对她进行“采访”，乔说：“有一次审讯，中岛把三支铅笔夹在郝釆莲的四指中间，然后魔掌用力一握。十指连心，痛彻心肝，郝采莲痛得昏了过去，这时候，她才知道为什么张立钧要她承认呢。”
    “日本人残忍凶恶，在全世界再也找不出像他们这样的民族。日本宪兵队对郝采莲逼供，毫不放松。在审讯中，随便用香烟头烧她的皮肤，顺便抓起一件东西敲她的脑袋，他们很快乐地欣赏她的痛苦表情，毫无恻隐之心。一次她被绑在一条长凳上，脸面向上，日本宪兵提一桶冷水灌在她的脸上。那种痛苦真是无法形容。她本能地用力挣扎，居然挣扎断一条凳腿，这样一灌再灌，终于昏厥，抬回牢房。”
    在回忆中，乔家才说：“我为了撰写那些可歌可泣、英勇壮烈的感人故事，曾和三位在北方工作过的女同志晤谈。她们回忆往事，引起无限的悲伤和惨痛，泣不成声，好久好久都无法平静。她们都曾遭受日本宪兵队残酷的非刑拷打，都曾坐过敌伪监牢，她们能够活到现在，是从死亡里挣扎出来的。”

    按：乔说的这三位“女同志”，即郝采莲和前述的天津站交通员张秀君、察哈尔站译电员王宝云。

    郝采莲回忆说：“日本宪兵队的牢房，高不过四尺，长宽也不过四尺左右，站起来伸不直腰，躺下去伸不开腿。郝亚雄和郝采莲关在一间牢房里，白天面对面坐着，不准说一句话，不准动，动一动就得挨揍。郝亚雄每次看到爱女受刑回来的悲惨情况，心痛如绞。郝采莲生了一身疥疮，奇痒难忍，又不准用手抓痒，她恨不得立刻死去。她在宪兵队四个月，幸而害了一场伤寒病，才离开牢房，送往医院。”
    乔家才说：“郝采莲住医院，由两个中国警察轮班看守，一个十八岁的警察郅连升非常同情她，在她清醒以后，悄悄地问她，究竟因为什么被日本宪兵捉起来? 郝采莲告诉他，抗日的地下工作人员。这个警察一听是抗日英雄，敬佩得不得了，才到她家里给她母亲送了个信。”
    “自从郝采莲父女被捕以后，她母亲得不到任何信息，心急如焚，又想不出一点办法。一直到郅连升送了消息，才知道女儿生病住在医院里。她要求郅连升让她们母女见上一面，死也安心。郅连升告诉她：‘日本宪兵队有交代，不准任何人去看。如果让人看了，先砍我的头，你愿意我的头被日本人砍去吗? 老太太!  ’”
    郝老太太听了，即去日本宪兵队，大哭大闹，说：“你们捉去我们的人，为什么不让我们见面，我也活不成了。”
    乔家才说：“日本宪兵对于一位准备不要命的老太太，也不能再耍什么凶狠了，虽然不准见面，但是准了她隔几天送点吃食和换洗的衣服。郝亚雄才把他身上穿的又脏又臭爬满虱子的衣服换下来。”
    乔家才回忆说：“最感人的故事，是范骥鹏的老母亲。范骥鹏已年过五十，在警察局做事，他的母亲七十多岁，自从他关到日本宪兵队。她老人家每天去给儿子送饭，一天也没有间断。那一种伟大的母爱，十分感人。最悲惨的，要算胡濬哲的父母了。自从儿子被捕，家被抄了，无法生活，沦为乞丐，讨饭度日。”
    乔家才说：“岳玉珍最幸运，被捕时正在害伤寒病。日本宪兵队只好派人看守在她家里，等到病好，再送日本宪兵队的时候，高潮已过，不再严重，所以没有遭受非刑拷打，没有在宪兵队呆几天。”
    在这次大逮捕中，唯一侥幸逃脱的，是山西站站长李希绍。乔家才说：“太原组失事，继先知道山西的情况已经十分危险，随时都在注意中。这天早上，他比平时早起来几分钟，匆匆出去，当日本宪兵到王家巷二号捉拿他的时候，刚好迟慢了一刻钟，扑丁一个空。日本宪兵捉人不到，赶紧追到卫生处，看见他的办公桌上有张纸条，墨迹未干，以为他一定藏在卫生处，立刻展开搜查，可是不见他的踪迹。最后，关闭城门，实施全城搜查，捉拿‘蓝农社’要犯，闹了半天，连影子都摸不着。其实，日本人搜查卫生处的时候，他正在出城途中。等到关闭城门的时候，他老早出了城，到达预定的目的地。”
    乔家才说：“这一次事件，牵涉很广，日本宪兵队乱抓乱捕，一共逮捕了一百二十多人，闹得太原风声鹤唳，人心惶恐。郝亚雄的义成信和义协信的店伙以及许多邻居都被捉到宪兵队，经过好些日子审讯，才陆陆续续把无辜的人释放，最后只剩下军统局的同志四十四人。”

ys1937

重新振作，再次覆没——剌杀天皇特使案

    最后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乔家才回忆说：“到了十一月，举行了一次军法会审，四十四人分成四排，每排十一人，坐在地上静听宣判结果。太原独立组组长郭秀峰、电台台长曲学人、山西站电台台长魏荣、榆次组组长甘昌生、关清华、胡濬哲、张立钧、张立钧的叔叔张果全、李丕绩、潘汉卿、徐福全、张俊德、高乐士、贾荫高等二十五人判了死刑，三人判了三年有期徒刑，七人判了五年有期徒刑，九人判了七年有期徒刑。”
    乔家才说：“静听敌酋宣判是最凄惨的一幕，有几位听到宣判死刑的人，站都站不起来。岳玉珍听到关清华被判死刑，放声大哭，郝采莲也跟着哭起来。”
    岳玉珍和他的丈夫关清华，都是临澧特训班的毕业生。在毕业分配时，适逢长沙大火，临澧特训班学员史焕章在“随侍”戴笠视察军统的物资转运时，恰遇日机前来轰炸，史奋不顾身扑倒戴笠，戴安然无恙，史却被炸成重伤。当时在他们身旁的，就有关清华，史焕章曾回忆说：“劳临训班同学关清华兄背负乘车上船，以致将其制服染红多处。
    在回忆中，史焕章特别注明：“二十九年（关清华）在山西太原被敌宪兵逮捕，已壮烈成仁。”
    生离死别之际，关清华却十分冷静，对岳说：“主任（军统特训班学生均称戴笠为“主任”）不是勉励我们‘不成功，便成仁’吗? 我为××××光荣地成仁，光荣地死去，有什么难过? 你们不能成仁，还要为××××继续努力，继续奋斗，祝你们成功。玉珍! 不要难过了，就当一场梦吧! ”
    随即，关又对郝采莲说：“采莲! 请你替我照顾玉珍，永别了! ”
    次日，军统山西站25人被日伪枪决。
    此外，郝亚雄被判了 7年，郝采莲被判了 3年，郝家的产业，自然也荡然无存。乔家才说：
    “郝亚雄被捕以后，他的义成信和义协信两处货栈都被敌人没收，损失将近十万银元。这两处货栈，完全是郝亚雄私人的产业，他个人损失，非常惨重。胜利以后，他并没有向政府要求补偿，他说国家多难，被敌人侵略，全国老百姓生命财产损失，无法统计，现在总算胜利了，谢天谢地。个人损失两个货栈，算不了什么。豪爽豁达，真是英雄本色。”

    按：抗战胜利之后，郝家父女出狱。此后，乔家才重返山西主持“肃奸”事宜，共逮捕汉奸55人，羁押在临时看守所中，担任看守所副所长的，正是浴火重生的郝亚雄！

    至此，从1939年 9月开始，在 9个月时间里，军统在北方的势力被日伪无情扫荡。
    对于军统来讲，这次失败，堪称空前绝后的一场浩劫，平、津、察、绥、晋五个省级区、站和“忠义救国军”北方支队几乎被连根拔除，还折损重要干部近40人，其中区、站、组长、电台台长占了几乎一半，戴笠用了近十年时间在北方培植的“菁英”尽失，酿成军统在抗战期间最大的一波失败，也是军统损失干部最多的一次（此后，军统的“地工”们就都比较“识时务”了，一旦被捕，马上服软，先保住命再说）。
    谈到肇致华北崩溃的原因，生存环境的恶劣自不待言，干“地工”本就不是儿戏，搞不好掉脑袋，这很正常。但如果从军统的自身找原因，概括地说，有两个问题：
    一是地下机构过于庞大。
    早在特务处时期，其本部和派出机构（即各地的所谓“外勤单位”）就是秘密的，但时间长了，不免就染上些“官僚”习气，机构越来越大，组织越来越“健全”，失去了原有的机动灵活。这一点，在抗战前还不明显，因泄密和暴露所引起的危害并不严重，至多是失去工作条件而已。
    但抗战开始以后，戴笠未能及时地根据“秘密机构”转为“地下机构”所带来的变化、而做出积极的调整，导致在敌后依然存在着一个个庞大的“地下机构”，应该说这是他的一个失策。俗话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管任何组织，一旦做“大”了，人多了，层级多了，都很难做到100%的严谨，何况是以保密为生命线的特工机构！
    二是横向联系太多。
    以山西站为例，从上到下，不是同乡就是同学，彼此之间的联系千丝万缕，没有工作关系，还有友情在其中，怎么可能保持单线联系？还有察哈尔站以及伪“蒙古军”中的“情报网”，每一条线索都直接指向张季春，这样的人际关系，一个人出事，马上就是一趟线、一个面。
    甚至，在抗战已经开始的前提下，派乔家才这样一位“特使”，长途跋涉几千里地，连续“视察”五个省级“单位”，接触几百名“同志”，本身就极不适宜、极可能带来危险——试问，万一乔家才本人出了问题怎么办？
    上述两点，都是搞“地工”的大忌，日后，陈恭澍在上海全军覆没，不过重蹈华北地区的“覆辙”而已。
    还有一点，即重要干部的变节，如天津站的曾澈是特务处时期的元老，华北区的周世光也是军统的基本干部，在敌人面前，其表现居然还不如军统的“运用人员”郝亚雄，与最基层的交通员张秀君、译电员王宝云比较，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与年仅18岁的郝采莲相比，更是判若云泥。
    经这一轮打击之后，军统在整个北中国的抵抗力量，察绥地区，只有马汉三还在孤军作战；天津，还有舒季衡的一部电台（此君在天津站被破获之后进入天津潜伏，居然能挺到抗战胜利而不暴露，也是奇事一桩）；此外，成建制的“单位”，就只剩下重建的华北区北平站了。
    华北区新任区长薄有錂是在1940年3、4月间“上任”的，接着，张桐岗也来到北平，此后，一直没闹出什么大动静。不料，就在这一年的11月底，北平站居然石破天惊般地搞出了一起“刺杀天皇特使案”。
    说起麻克敌主导的这起“刺杀天皇特使案”，传说很多，但许多东西都不是第一手资料，甚至还有当小说写的。其实，真正了解这件事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叫侯化均，另一个叫张承福，都是当年北平站的干部。
    侯化均与刺杀“天皇特使”的主角麻克敌，都是原冀东保安队张砚田的手下。
    侯化均是天津市蓟县人，他回忆说：“当时北平军统组织中绝大部分人，包括我在内，都是原河北省保安队张砚田的部下。通州事件后，张部撤出，因受日军的截击和飞机的轰炸，化整为零，转赴河南周家口集中。张砚田化装成商人回到天津英租界家里，然后间道至河南周家口接收失散的队伍扩军。”

    按：“通州事件”即前述1937年 7月的冀东保安队“反正”事件。

    l937年底，张砚田部改编为陆军 ll8师，张为师长，1938年春调驻湖北广水。侯化均说：
    “张砚田因不是蒋的嫡系，处处受排挤。台儿庄会战后，国民党政府将张部番号取消，补充到孙连仲的26路军。26军原属西北军系统，我们属于东北军系统，很多人担心过去后受排挤，不愿去。这时戴笠找到张砚田，让他从部下选出几十名有作为的年轻军官，交戴笠培训。”
    侯化均回忆说：“张为戴笠选了36人，经筛选留下28人，我也在其中。训练地点初在汉口，后因日军南侵，武汉告急，遂将我们并入湖南临澧中央警校第一期同训，班主任是戴笠，副主任于伯醒。1938年底毕业后，我们这28人或被选入国民党军委会开的谍报参谋班第一期，或被选入特警复训班受训，地点则迁至湖南黔阳。”

    按：侯化均口中的“于伯醒”当指军统训练专家余乐醒。

    1939年10月，侯化均等人“毕业”。此时，正值“九二八”大逮捕之后，因侯等原本就是北方人，派回北平，人地相宜，戴笠遂以他们为主题，着手重建北平站和天津两站。
    侯化均回忆说：“l939年中秋节毕业后，我们这28人，除一二人另行他派工作以外，其余分别被派至华北的济南、天津、北平三处的军统组织。在北平，以我们这些新派赴的人为基础，成立了新的军统北平站。”
    被派赴北平的，除了侯化均，还有麻克敌和张承福。
    侯化均说：“麻克敌化名麻景贺，河北省遵化县平安城镇麻家庵村人。他和我都是原河北省保安队张砚田的部下，一起在湖南受训后回到北平的。麻当时住北海东墙根胡同，与他哥哥同院居住。他当时的公开身份我不清楚，只知道他哥哥在英美烟草公司任职。”
    不久后，军统新任华北区区长薄有錂上任，侯化均说：“当时军统华北区区长薄有錂也在北平，但先后只见过两次面。”
    据侯化均说，新建的北平站，站长叫刘文修，山西人，是“原北平站的老军统人员”。
    ——很奇怪，刘文修其人，除了在“刺杀天皇特使案”中，由侯化均、张承福提到过，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过，也没有其他人在回忆中提及。
    重建后的北平站，机构依然不小，下设两个情报组，两个行动组，每组大概二三个人。侯化均分在情报组，他回忆说：
    “我所在的情报组组长是张清江，组员有我和张承福、金琅；另一个组长赵慰民，组员于子和。两个情报组除了张承福、金琅是学生出身，是从特警班来的，其余均是原保安队同事。行动组一个组长是麻克敌，组员邱国丰；另一个组组长是周良辅，组员杜玉州。这 4个人都是原保安队同事，是从谍报参谋班来的。另外还有特警班的陈大东不知是哪个组的。
    此外，刘文修还有个搭档，即北平站书记，叫李效愚，也是“谍参班”出身。
    北平站的交通员叫任国伦，湖北运阳人（注：原文如此，疑为“云阳”），“特警班”出身。
    除了站长、书记，任国伦是北平站最重要的人物了，因他是全站的枢纽，所有人的联络都要通过他。侯化均回忆说：
    “（任国伦）住当时的湖北会馆，公开身份是做小买卖的。上级的电报指示全由他传递给我们，我们有什么汇报的，也要通过他转达。具体电台在什么地方．他如何与上级电台联系，我们全不清楚。”  

    按：上述之“特警班”即指临澧特训班，因毕业证书上全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而得名；另外，在临澧特训班中原有一个“参谋系”，此后独立成为“军令部谍报参谋训练班”，遂简称为“谍参班”。
    在“谍参班”中，最出名的应该是1975年 3月特赦的张铁石了，他是“谍参班”第二期毕业生。

    侯化均回忆说：“l940年秋，任国伦传达了戴笠的指示，要我们找机会刺杀日本军政人员，无论是官兵都可以，成功者有赏。刺杀本是行动组的任务，但由于戴笠有令，所以大家全行动起来，寻找目标。”
    恰在此时，日本的两位“特使”来到了北平。
    侯化均回忆说：“l940年，日伪已统治华北几个年头。据说当时日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峻曾给天皇上了奏折，说日军在华北的治安已很有‘成绩’，人民已经‘臣服’，为此天皇才派两个特使进行‘宣抚’，也就是视察慰问的意思。两个特使都是贵族院的。”
    这两个“特使”，即我们所熟知的高月保和乘兼悦郎，俩人的“阶级”并不高，都是中佐。
    刺杀特使的经过情形，许多材料描写得很细，但在事实上，因当时并无旁人在场，因此均系子虚乌有。即便是侯化均、张承福等人，也是后来才听说的。张承福说：
    “刺杀日本天皇特使的直接行动人是行动组组长麻克敌，组员邱国丰。我所说的情况，除我亲历的以外，都是后来被捕在狱中听另一个行动组组长周良辅、情报组长张清江和任国伦讲的。他们和麻克敌有联系，对内情了解。”
    张承福间接听来的情况很简单：“11月29日上午，麻克敌、邱国丰在查清了两个特使的行踪之后，骑自行车在其必由之路锣鼓巷皇城根下尾随狙击。当时两个特使都被击中，高月保当时毙命，另一个受重伤。两匹马也被打死。东皇城根路口有个警察阁子，警察出来看时，麻又打了两枪。当时有两个拉洋车的正经过那里，将两个特使拉走了。”

    按：据伪《新民报》于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一日头版头条消息《京师一大不幸事日本军官突被狙击》载，案发的地点，在皇城根十四号、远东宣教会门前。

    案发时，张承福正在北平，他回忆说：“刺杀日本天皇特使在北平乃至华北引起很大震动。据说当时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压力很大，因为上头要求他们限期破案。当时一些省市的日伪宪兵特务机关派人来支援。事件发生后，北平全城戒严，城门紧闭。城头拉上电网，禁绝任何人出城。北平通外地的火车全都停开。市民不准上街买菜，连出殡都要申请，到城外去就更不允许了。”
    张承福说：“当时还规定非直系亲属不能留宿，住旅馆需要有两个以上铺保。每条路口都有宪兵特务把守，检验身份证。宪兵特务还分区入户搜查，有的连房顶、地板、炕都得扒开。当时无辜受刑讯被抓的人太多了。大概过了一周时间，火车才开出，市民才可凭身份证出入城门。

    按：据当时伪政权“治安部”主办的《武德报》于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刊载的启事称，“悬赏大洋五万元捉拿制杀者”。

    几天的严辑紧索下来，日伪一无所获，这样终于发生了“北平全城抓麻子”的大笑话。
    说起来，日伪的做法，也不是全无依据。张承福回忆说：“麻克敌这个人好冲动，不够谨慎，刺杀日本天皇特使后，很得意，没几天，他又在夜问刺杀伪政府负责财政的‘华北联合准备银行’总裁汪时璟，在越墙时被人发现，在后接应的邱国丰喊他‘老麻’，这样北平城内才大抓麻子。”

        按：汪时璟是华北著名的经济汉奸，据陈恭澍回忆，早在1938年初，在戴笠发给他一份的“制裁令”上，除了华北头号大汉奸王克敏，另一个就是正在积极筹备“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汪时璟。
       
    张承福说：“其实麻克敌脸上只有几个浅浅的白麻子，不细看根本看不出来。当时北平内不仅是麻子都抓，就连脸上有疤的人也不放过。所有被抓的麻子都要一一‘过滤’，查原籍、出身、年龄、职业、麻子特征等，查清后，将这些情况统统填在一个证件上给你，人称‘麻子证’，然后才能持此出入。”
    正在没奈何处，峰回路转，一个叫马元凯的人，莫名其妙地承认——是他制造了“刺杀天皇特使案”。张承福回忆说：
    “提到破案，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日本有关部门是要北平日特务机关限期破案的，可到了限期，案子仍然没破。这时在东兵马司发生了一件持枪抢劫案，案犯名叫马元凯，在重刑之下承认是刺杀日本天皇特使的主犯。当时北平的一些报纸都登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小实报》上登载了。”
    这位马元凯不知何许人也，也不知他把这个惊天大“屎盆”抓过来扣在自己头上是何用意，估计是觉得反正难逃一死，与其籍籍无名，不如死得“壮烈”些，或许还能“载入史册”。
    如果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倒简单了，麻克敌们也不用搭上一条命。可惜，被一个“明白人”看出了破绽。
    张承福说：“北平日特务当局可能想以此结束这个案子，但据说日驻华最高特务机关参谋茂川不相信此事，让裴级三侦破。”

    按：茂川即指茂川秀和，前面说过，天津沦陷之后，茂川曾在高凌蔚等人的积极“配合”下，运作成立了伪“天津地方治安维持会”，属于日军中的老牌特务了。
    但张承福说茂川系“日驻华最高特务机关参谋”这句话是不对的。天津，因在中日开战前就是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因此天津成为日军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大本营，茂川的特务机构（在习惯上称之为“茂川公馆”）只是其中一个。
    “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人的特务活动已无须再遮遮掩掩，因此在天津公开成立了“陆军特务机关”，其负责人中，比较出名的，是议我诚也。
    议我诚也是石原莞尔在“陆士”的同学，曾当过张作霖的私人秘书，张在皇姑屯遇刺时，议我就在车上，还受了伤。
    此后，议我被派到天津任陆军特务机关机关长，并参与组织了天津、北平两个伪政府的成立。
    1938年 1月，议我诚也突然暴病而亡（有人说是被药死的），由原任日本陆军省军务课长的柴山兼四郎接任，很快柴山又离任，此时的特务机关长，由曾任日驻华武官的雨官巽担任。
    而此时的茂川秀和，早已调任日华北方面军（日方称为“北支那方面军”）参谋。

    裴级三，前面曾经提到过，这又是一个活在传说中的人物，除了知道他曾引发了天津、北平两地的“大地震”之外一无所知。张承福说：“裴级三原是军统天津站工作人员，和军统北平站站长刘文修是旧识。裴投日寇后在北平日特务机关当‘主顾’，他估计此事很有可能是军统干的，便在北平到处寻找刘文修。”

    按：“在北平日特务机关当‘主顾’”这句话显然不通，当为“嘱托”（即顾问）之误。

    最终，事情确实坏在了刘文修身上，侯化均回忆说：“据我所知，刘文修是被裴级三率日本宪兵便衣在电车上捉住的，当时刘正下车，裴在上车之际发现了他。”   
    张承福说：“刘文修也被带到什锦花园的茂川公馆，在威胁利诱之下，将北平军统组织的情况全交代了。刘文修并不知道所有北平军统人员住址和公开身份，有的是一些被逮捕的人又供出的。我是任国伦供出的，12月l2日被捕，当时公开身份是‘大东银行’的职员。”
    任国伦一开口，事情就非常麻烦了，因所有人的情况都在他的脑袋里——
    12月21日，麻克敌被捕；转过年来，1941年 1月 8日，麻克敌的搭档邱国丰被捕；接着，新北平站所有人员几乎被一扫而空。张承福回忆说：
    “我们被捕后，先被送进了日本宪兵队，分别单独关押。在宪兵队除了被审讯、对质外，还受到鞭抽、灌水、用烧红的铁钩子烫等酷刑。有一天我被打得昏死过 3次。在宪兵队呆了近一个月，然后被送到炮局监狱，当时称‘外寄人犯收容所’。炮局监狱分东院和西院，东院属日华北军法会，关押待判决的‘犯人’；西院是监狱，关押判刑以后的‘犯人’。我们开始先被送往东院，在那里受到两次审讯，一次是在侦察厅，一次是在审判厅。”
    张承福回忆说：“以前我在宪兵队始终没有见过麻克敌，审判时才见他一面。薄有錂以前也从未见过，是通过审判才认识的。在东院不再单独关押，几个人关在一个屋子里。我被关的屋子大一点，人也就更多了。和我关在一起的同事我记得有行动组组长周良辅、情报组组长张清江、交通任国伦，还有刘心一等人。在屋子里都要面壁而坐，不准说话。看守在夹道中来回巡视，发现谁说话，便拉出去打一顿。”
    张承福了解的“刺杀天皇特使案”的有关情况，其实都是在这时、经与同伴彼此交流才知道的。他回忆说：“当时我们想这次生存的希望非常渺茫，所以都找机会将各自了解的情况进行了交换，或有什么事交代一下，希望有能活着出去的将情况汇报给上头，将需要交代的转达给亲属。”
    张还说：“我们那个屋子虽然有不同的党派，不同的组织，但都是被日伪宪兵特务抓进来的，都成了难友，互相照顾。平时，由一个人监视看守，大家谈话，看守过来，监视人做一手势，大家再坐好。”
    在这一轮大逮捕中，唯一幸免的，是侯化均。他回忆说：“事件发生的前五天，我奉了戴笠的命令去了保定。当时保定的军统组织被日伪破坏尚未恢复，让我去重建。我在保定发展了两个人，一个是我同族的哥哥，一个是我的侄子。他们一个在伪省政府民政厅当主任科员，一个在道尹公署当科员。”
    侯化均说：“去保定后的第五天，是我通过电台发报向戴笠汇报保定军统组织发展情况的日子，于是，我从保定赶回北平。到丰台站时，见中国人都在此下车，车上除少数日本人外，中国人只我一个。我觉得北平出了事，不敢坐到前门站，坐到东便门就下了车。雇辆洋车去天桥，从车夫嘴里才听到天皇特使在北平被刺了。但进了城也没有办法了，当时的北平城是许进不许出。”
    换句话说，正好在麻克敌、邱国丰俩人“动手”的当天，侯化均返回北平——这一下等于自投罗网，没办法，只好先回寓所。侯化均说：
    “回到东直门家里，房东刘心一以日军规定非直系亲属不得留宿为名，不让我再居住。刘心一是张清江新发展的，他以为我这几天不在家，此事一定是我干的，怕受牵连。好在‘狡兔三窟’，平时我还结交了一个叫王萌生的好友。他也是以前河北省保安队的，此时在华北警防军司令部当上尉书记官。王薪水少，维持一家人生活，经济不富裕。当时军统发给我每月 120元的薪水( 属少校级 )，活动费20元，再加上我公开身份在兴华女子职业学校任教收入的60元，很宽裕，所以常周济他，这样他才以妻兄的名义收留了我。”
    此后，风声越来越紧．王家也呆不住了，侯化均必须设法逃离北平，正当他急得不行的时候，机会来了。
    侯的一个熟人、驻北苑的伪军齐燮元部的连长董春荣来找他，让他到齐手下当“书记官”，并表示：“只要你答应这份差事，我可以帮你出城。”
    侯听了正中下怀，于是假意应允，并在“东来顺”请董“暴搓”了一顿烤全羊。当天下午，董带着全套的伪军军服回来，让侯换上，并带着他混出了城。侯化均说：
    “和董分手后，我绕路步行去丰台坐车赶到保定，通知我发展的那两个人停止活动。保定不能呆下去，因为刘文修知道我以前去过保定。通知那两个人后，我担心北苑也不安全，便到正定投奔了原河北省保安队同事、齐燮元部十团姓周的连长。在正定潜了3 个月，后辗转去重庆找戴笠了。”
    侯化均脱出樊笼，剩下的人就没这么幸运了，张承福说：“在东院呆了近一个月，进行了宣判。被判处死刑的没有和我们一起宣判。我们也没有当厅宣判，在送西院监狱前，将大家叫出来排成队，由翻译宣读了判决书。我被判刑 5年，周良辅 5年，任国伦7 年，金琅 7年，其余不记得了。”
    被判死刑的，就是薄有錂、张清江、麻克敌、邱国丰等 4人。
    其中张清江其人值得考究——查乔家才回忆，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有錂失踪以后，桐岗到北平去负责。第二年，因为麻克敌同志在皇城根打死到北平劳军的日本某亲王，北平的工作又被破坏，桐岗兄终于牺牲了。”——根据乔的记载分析，或许张清江即张桐岗，也未可知。
    1941年 2月15日，麻克敌、邱国丰等在北平就义。 麻克敌，1905年生，河北遵化人，享年35岁。 邱国丰，1915年生，奉天营口人，年仅25岁。
        至此，在1932年就建立起来的军统北平站、以及比他更早成立的天津站不复存在，我们再回来，要到抗战胜利以后了。

ys1937

孤岛孤军——王天木上海被捕，上海区险遭灭顶  

    1939年夏，军统局天津站“直属情报员”王天木在上海被捕，随即落水。
    事实上，王天木出事，早有端倪。
    这年年初，上海区区长王天木因与自己的搭档赵理君“窝里斗”，搞得上海区一塌糊涂，戴笠一怒之下，将王天木的职务“拿下”，贬回天津站做了一名“直属情报员”。上海区区长，则由赵理君“暂代”。
    同时，戴笠将原华北区区长毛万里调到上海，任命他为军统上海地区“总督察”，继续主持“制裁”汪精卫的工作，华北区区长则由马汉三继任。
    把自己的老朋友、军统的元老王天木“一撸到底”，戴笠的举动，看似有点“狠”，但其实在军统中并不少见。对于站、处级的高级干部，别说撤职，关起来都不新鲜，“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不让戴笠给“毙”了，总归以后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王天木就曾经被判过“无期徒刑”，关了几年还不是放出来，继续当区长？
    但这次，王天木不打算受这个气了。
    陈恭澍回忆说：“自此以后，王行踪飘忽，常往来于天津、上海、香港之间，究竟有些什么活动，是否系负有上级所赋予的秘密使命，那就无从得知了。”
    因此，1939年 6月30日，当乔家才从重庆启程、准备开始他的“华北视察”时，戴笠到机场送他，说：“王天木的情形，近来不太稳当，好像有很多疑虑。你看到他可以对他说，我对他绝对信任，无论如何，请他放心。”
    王天木曾是乔家才在北平时的顶头上司，俩人搞得不甚融洽，乔对王是了解的，但对于他被“贬”回天津以后的情况却不清楚，遵照“不该问的不问”的原则，乔家才说：“只要我能够看到天木，一定会把戴先生的意思告诉他。”
    戴笠接着又说：“天木这个人疑心太大，我这样对待他，他都不能安心工作。我对同志，一定要做到仁至义尽。”
    乔说：“我觉得，由我传达戴先生的意思，一定能够使他相信的，请戴先生放心吧！”
    此后，乔家才来到天津，才从天津站站长曾澈的口中听说，王天木已经离开天津，跑到上海去了。
    一回上海，王天木即落入“七十六号”手中。
    对于“七十六号”来说，王天木被抓，是他们的“特务”工作在与军统的PK中，取得的第一个胜利，因此，“七十六号”的“顾问”晴气庆胤在回忆中有详细的记载。他回忆说，某天，李士群打来电话，对他说：“晴气先生，请来看一个有趣的快要逮捕的人。”
    晴气说：“我穿着便服，在他的部下陪同下，在陌生的地方七转八弯地来到李士群的秘密办事处。这个办事处面朝南京路，李士群独个儿呆在那里，他盘算着时间，已等得不耐烦了。”
    见到晴气，李士群说：“等着你。今天有个有趣的快要逮捕的人，务必请你来看一下，烦你特地劳驾一趟。”
    李士群介绍说：“今天要抓一个王天木，他是长期来到处乱跑的蓝衣社高级干部。这个人是蓝衣社首领戴笠的代理人，是上海地下工作的最高领导。在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七十六号，竭尽全力窥测他们的动静，结果了解到他有一个习惯，每隔三天下午三时左右，总要来到那里( 指指窗下 )的一家茶室，同他的部下接头。今天正好是他来接头的日子。是的，那家茶室的老头子说不定是他的同党。王今天也干了蠢事。如果他查清了这里的情况，早就不会来了。今天才顺利地诱骗了他，你来看看这家茶室。”
    晴气回忆说：“李士群一面说，一面领我走到窗边。这里是三层楼。关得紧紧的窗子配上了深绿色的玻璃，从外面看进去，里面什么东西也看不到。窗子下面是热闹非凡的南京路，在这条大马路上，群众乱哄哄地依然十分拥挤，什么事情也不知道。”
    李士群接着说：“行人往来少，要诱骗就感到困难。这里混杂，为了防止发生犯罪活动，正象你所看到的那样，许多巡捕摇摇晃晃地在人行道上巡逻。工部局的戒备是森严的，因而敌人产生了一种笃定的思想，结果却麻痹大意。这就使我们有机可乘。”
    说到这里，李士群“大胆地笑了起来”，接着就向晴气介绍了他制定的诱捕方案说：“你瞧! 王总是在那家茶室二楼，靠窗帘旁边找个座位。当他办好事情后信步走到人行道上时，我们准备突然一声恐吓，迫使他乘上早已准备好的汽车。一共有四辆汽车，分别以那家茶室为中心，在电车路两旁各停着两辆，而且已经发动了引擎。待王来到人行道上后，不管他朝什么方向走去，汽车可以随时出动。每辆车子周围，各潜伏了十个行动队员，如果遇到麻烦，或有人起来抵抗，他们就出来相助，将这些人强行扭走，以此来牵制巡捕，转移巡捕的注意力。”
    晴气回忆说：“李士群的话，越听越觉得他考虑周到。”
    这时，王天木出现了，李惊喜地说：“看! 客人终于走过来啦。是个大胆的家伙。他不带卫兵，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晴气回忆说：“王一来，似乎就走进茶室，我连他的后影也没有看到。行道树的绿叶，正好遮住了二楼的窗子，看过去甚不方便。李士群的脸一直紧贴在窗玻璃上，不想离开。我以极大的兴趣期待着即将发生的一场搏斗，心情为之激动。”
    晴气说：“十分钟，二十分钟……时间过得十分紧张，简直感到喘不过气来。但始终未见王出来。又发生恐怖活动了吗? 满载巡捕的卡车疯狂地发出了警笛声，它穿过人群的浊流向什么地方疾驶而去。可是在眼睛底下的这家茶室，却很少有人出入，还未发生什么变化。我感到有些厌倦起来，于是离开窗子，点燃了香烟。”
    此时，李士群大呼：“晴气先生，快! 快! ”
    晴气回忆说：“我慌忙地走近窗边一看，只见一个潇洒的绅士正好出现在茶室门前，他头戴灰色呢帽，一身轻便的春装，站在那里环顾四周。他想要去什么地方呢? 似乎一时拿不定主意，马上又快步朝西走去。不出二十步，一个身材魁伟、穿着中式大袖口服装的青年，不声不响地走了过来，靠近他的背后。这时停在旁边的一辆汽车自然而然地打开车门，顺利地把绅士和青年吞了进去。”
    这位“潇洒的绅士”正是王天木，晴气说：“于是，汽车就消失在人群里。瞬间出现的出色的诱骗活动，干得十分麻利，连站在五十步以外的巡捕对此也没有察觉到。”
    李士群看了，得意地说：“成功了! 好极了! 他是在背后手枪的威逼下，一声不响地被撵进我们汽车里的。”
    看到李士群志得意满的神情，晴气觉得稀松平常，认为这样抓人“太不尽兴”，于是说：“不就简单地抓人，多轻而易举啊! ”
    晴气回忆说，李士群听了他的话，“一时露出了吃惊的神情，不一会儿，慢腾腾地指出了我的无知”：“给你看了那个现场，你也许会有这种想法，但过去的准备工作是花了很大力气的。近一个月来，部下们废寝忘食，工作十分努力。今天的成功，全靠大家的那种努力。请夸奖夸奖吧! ”
        说着，李士群坐在椅子上，“脸上浮现出会心的微笑，仿佛颇有味似地吸起烟来。”
    这时，晴气换了个话题，问起对王天木的措置：“王也还是让他进反省室吗? ”
    李士群说：“不，我也想把他的家属叫来，尽可能给予优待。而且让他们生活在一起，对他仁至义尽地尽量进行说服，打算努力把他拉到我们这边来。”
    晴气问：“如果他怎么也不肯转向，那怎么办? ”
    李士群说：“我想优待两、三个月，继续进行说服，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放了他。”
    晴气听了大感意外：“花了一个月时间，废寝忘食，好容易抓到手的人，却又要把他放走，这是怎么回事? ”
    李士群听了更得意了，说：“同样是犯人，有的不进反省室是不转向的，有的不进反省室也会转向，有的进了反省室还是不转向。听说贵国有句俗语，叫‘看人行事’，中国也同样如此。”
    他进一步解释说：“象王天木这样的人物，不管你如何在肉体上折磨他也是无济于事的。对不转向的大人物，不是杀，就是放，没有别的办法。但，即使不转向，只要他不危害我们，也可不杀。给我们抓来后长期给予优待的大人物，再让他回到敌人那边去，也会引起敌人怀疑，不会取得重要职位。加之，我们可以通过他，作为宣传材料，去扰乱敌方，让敌人的势力自行垮台，因此，这要比硬要他停止活动或去杀掉他，更有意思。”
    说完这番话，李士群“越发满面春风”。
    听了李士群的宏论，晴气十分感慨，他在回忆中说：“诚然，中国人是想得很周到的。我深深感到，他们在蒙受夷狄欺凌的四千年间，其手腕之高明，呆板的日本人无论怎样也是望尘莫及的。”
    李士群这一招很管用，王天木本已动摇，至此恰好“就坡下驴”，成为军统当中第一个“落水”的高级干部。
    紧接着就是第二个、上海区主管人事的“助书”陈明楚。
    ——是的，就是上海区当中、唯一与王天木“投契”的那个陈明楚。
    应该说，王天木的落水，本来危害不大，因他早已离开上海区，原有人员与他的联系已被切断，但陈明楚就不一样了，他是“人事干部”，上海区的一切，他非常熟悉。
    果不其然，此后不久，就发生了“七一四事件”，这也是继1938年冬天周伟龙被捕之后，上海区面临的第二次危机。
    时任上海区书记的郑修元回忆说：“民国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我因爱棠新村二号区本部，于前两天发现有可疑人物，在附近徘徊窥伺，很不放心，又值代理区长赵理君兄，病假住院。我当时又成为沪特区之实际负责人。职责所在，不敢因病偷安。迨我抵达麦阳路七十一号（我原长驻爱棠新村二号区本部，因该处告警，临时暂移麦阳路办公。）正在披阅当日收到文电之际，忽接沪上总督毛万里兄电话，他用隐语告诉我，王鲁翘兄被人捕去，嘱速设法营救。千万勿使敌寇引渡以去。”
    这段回忆的信息量有点丰富，需要解释一下：
    第一，赵理君“住院”，并非治病，而是被日本人追得无处容身，不得不躲进医院。因此，当时上海区的工作由书记郑修元主持。
    此后不久，赵理君即调离上海到洛阳工作。
    第二，王鲁翘是在河内刺汪失败后不久，即被戴笠调到上海的，其上级即“沪上总督”毛万里，他俩的主要任务是继续追杀汪精卫，因此，毛、王二人是游离于上海区的组织体系之外的。陈恭澍解释说：
    “毛万里兄并不属于上海区，他的名义是上海地区的总督察。也就是说，除上海区之外，凡属上海市及其邻近地区内军统局所有工作单位的总督察。而实际上，万里兄除了督导各单位的一般工作之外，还负责相机制裁汪精卫的特殊使命。王鲁翘兄从河内调到上海来，当然就是为了执行此项任务的。所以只个别的受万里兄指挥，并不隶属于地方组织──上海区。”
    同理，王鲁翘被捕，毛万里只能求助于郑修元，因他无权指挥上海区。郑修元说：“由于鲁翘兄系奉戴先生命派沪，担任一项临时重要使命，只受总督察毛万里兄之直接指挥，而未列入沪特区组织。故在当时只须从事对鲁翘兄个人之营救，而不虞沪区组织之有何影响。”
    郑修元回忆说：“我立即电话情组第一组组长朱啸谷，请其速洽刘俊卿、刘绍奎两兄，打探鲁翘兄究为何方捕去，并尽一切可能，予以营救。千万勿使敌寇引渡以去。”

    按：刘俊卿、刘绍奎都是上海区埋伏在租界巡捕房中的内线。其时，日方不能直接在租界中抓人，须先照会租界方，将他们要抓的人扣留，再办理“引渡”手续。

    然而，郑修元很快就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巡捕房的“二刘”带来了新的消息。郑回忆说：
    “惟待我将区部文电事务阅核完竣，于下午两点时，接到朱组长电话，他向我报告，对营救鲁翘兄的事情，已经转知两位刘同志。然另承刘俊卿兄见告，租界当局将于本日下午在两租界内作多处搜查，要我加以注意。因是时尚不知将予搜查之地址门牌，当时我只择要以电话指示各内勤工作单位同志，注意防备。”
    当天下午，郑修元赶到刘俊卿家中，刘带回来的消息，令郑极为震惊：“他（指刘俊卿）刚从公共捕房托词因病服药而疾返寓所，将所知日本人要两捕房会同搜查之地区路名清单，偷偷抄出，他给我一看，使我大为惊惶。清单中十四个路名，恰是沪特区所属内勤部门之办公处所。
    在回忆中，郑修元特地注明：“日人狡狯，故意不列出门牌号码，盖防人走漏报信也。”
    换句话说，上海区所有内勤单位的秘密据点，居然全部暴露！
    在回忆中，陈恭澍评价当年危机四伏的形势时说：“总之，这是一件不太寻常的事。就在当天，上海区所属十四处办公地点被搜查，且警讯频传，情报中证实，敌伪方面侦骑四出，必欲抓到代理区长赵理君才罢休，一时之间，风声鹤唳，使得上海区的工作几乎陷于停顿。从这里也可以了解到上级为什么不任命赵理君负责上海区的理由了。”
    许多年以后，刘绍奎也曾在回忆中提及当年那惊心动魄的时刻。他说：“民国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上午十一时，日方特务部率宪兵到第八科（陈恭澍注：公共捕房专为处理此类案件新设的一个科）科长克莱登（陈恭澍注：克莱登，英国人，已吸收协助我方工作）处，声请协助搜捕重庆特工人员。克莱登一方面电话约我到其办公室，扬言立刻派人协助捉人，在说话之间，暗中示意在他办公桌左边抽屉内有东西。”
    刘回忆说：“我趁克莱登与其它人员谈话之际，从抽屉内取得一小纸卷，待我回到办公室打开一看，系一张详细地址并附简图，却无门牌号数。我立即打电话召刘俊卿速通知郑修元兄，并抄下一份图址与俊卿出外连络。”
    刘绍奎说：“如此一来，在时间上已拖了一小时之久。”
    事实上，正是刘绍奎、刘俊卿的密切配合，为郑修元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避免了上海区的一次灭顶之灾。
        陈恭澍说：“此刻，上海区群龙无首，只有仰赖区书记郑修元兄一人内外兼顾独撑全局了。我可以这么说，倘若他再一旦有失，整个的上海区必将不可收拾。”
    许多年以后，当年“独撑全局”的郑修元回忆说：
    “当时感到事态十分严重。便在俊卿兄寓所，先对装有电话之各单位，指示同志，立即停止工作，速将文件、密码、电机等，隐藏于秘密机关之内。工作人员俱可外出，只留次要员工一、二人在家看守。打完电话之后，我就会同朱组长（他那时也由于俊卿兄之通知，赶到了刘宅。）由他驶他的自备汽车，赶到没有装设电话的工作单位，要同志们立即采取安全措施。我自己当然不能再去区本部或麦阳路七十一号。”
    刘绍奎回忆说：“迨至出发行动后，按图址共搜索十四处，结果全部扑空，而无一人被捕。其中有几处饭菜摆在台子上，尚未食用。日本人见此情形，大发雷霆之怒，随后由特务长官（陈恭澍注：可能是日方宪兵队特高课长）横山秋马会同兴亚院岩井英一行文给公共租界公董局声明警务处内部有高级人员暗通重庆，要求严惩。”
    对此，刘绍奎说：“案经第八科长克莱登提出解释称：自始至终皆由其亲自经办，何来通重庆份子之有，纯系日方无故生非，别具用心等语。乃不了了之。”
    在紧急处理险情当中，郑修元巧遇上海区电讯总督察杨震裔，“经将上情奉告，他立即返回电讯总台，采取紧急部署。”
    郑修元回忆说：“我在霞飞路上闲逛了不少时候，进入法大马路座落吕班路对面的冠乐粤菜馆，叫了一碗鸡丝汤面，利用他们店里装在一间小室中的电话，打到爱棠新村二号本部，接电话的是湘籍厨师老萧。我问他下午有无客人（客人即捕房人员之隐语。）来过？他说来过好几个客人，还到处查看过。不过没有拿走什么东西。”
    郑修元说：“事后我们获悉，十四处机关地点，均已被他们光顾过。会同搜查的除公共捕房及法捕房探员外，还有日寇方面人员内。但没有搜出任何物证，也没有拘捕去人员。”
    事后，郑修元庆幸地总结说：“对于这样一个大风浪而在当时未曾遭受损害”，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幸赖俊卿、绍奎两兄，事前获知消息，及时告警，使我得以迅速措置防备。”
    在回忆中，关于刘绍奎的身份，陈恭澍特地做了一个说明：“当时，刘绍奎先生的职务是公共租界警务处老闸捕房司法主任，不久升任为督察长。在本局则列为上海区第一组的通信员。”
    第二，英国人克莱登暗中相助，帮了大忙：“承法捕房法国籍警务处长，在无形中帮了一个很大的忙。缘当日本人会同公共捕房探警到达法租界总捕房时，日方曾出示此次搜捕所谓‘蓝衣社’六要员之名单，第一名为当时沪特区代理区长赵理君，第二名为毛万里兄，第三名为笔者郑修元，第四名为情报第二组组长刘健，第五名为情报第一组组长朱啸谷，第六名为女交通萧杰英同志。惟名单所列均为各人之化名。”
    郑修元说：“法国籍警务处长当即指示派出参加搜查警探，若到达日方所开之十四处地点，苟未能发现上开名单中之人物时，则不可随意搜查及逮捕云云。”
    说到这里，陈恭澍又做了一个说明：“在修元兄的记述中，有一个很不容易使人了解的问题，那就是日本人既然要到法租界去搜捕‘重庆份子’，为什么还要知会英、美人主管的公共租界？”
    对此，刘绍奎解释了当时租界方与作为占领方的日本军方的关系：“由于上海地区辽阔，主管治安之部门众多，曾经两捕房商定，凡在法租界与公共租界内办案，必须会同两捕房警探办理。公共捕房的员警，不仅有英美等国籍者，尚且有日本人担任中上级职位的。并在公共捕房内，设立一个第八科，专司其事。”
    正是利用了日方与租界巡捕房的这种微妙的关系，克莱登才得以从中上下其手，暗助了军统一把。
    第三，还有一个偶然因素——当天适逢法国国庆，郑修元说：“又因七月十四日为法国国庆纪念日，法捕房人员本可放假，由于日人要求会同搜查（按上开十四个地点，全部都在法租界内，非会同法捕房不可。）耽误了他们的休假，内心极为讨厌。对于搜查工作，毫不起劲。”
    第四，“华探”的爱国心：“也因为法捕房中国籍探警，大都为爱国同胞；抗战军兴，敌忾同仇，在感情上自然对于张牙舞爪的日本军警，心怀反感。”
    郑修元说：“假若没有上述种种原因，则此次事件之后果，诚属不堪设想。”
    因此后不久，陈恭澍即接任上海区区长，对当时的危急情形有切身体会，故在回忆中，陈由衷地赞扬郑修元说：
    “上海区十四处办公处所被搜查后，大大影响了正常作业，从修元兄的描述中，不难看出，此刻的上海区，不仅连个安全的办公地点都没有，甚至于有许多内勤人员也住在旅馆里。可以说上海区的重寄，完全集于修元兄一身，如果不是靠他的聪敏机智以及冒险犯难的精神，若奢谈恢复工作机能，又岂是短期之内可能做得到的事。这可不是胡吹乱捧的奉承之词，在当时能够实际领会到处境艰危的，相信只我一人而已，所以我才敢于这么肯定的说。”
    经过郑修元一天的忙碌，上海区初步度过了难关，下面是他个人的遭际了。
    郑回忆说：“当晚我自然不敢遽返已被搜查过之处歇宿，同时须找到总会计白绳祖，要他拨付经费，以便另顶房屋，重新建立内勤工作处所。一方面由于下午各机关地点遭受搜查，也不敢投宿旅馆，乃预备在舞厅中混过一夜（那时上海有几家舞厅是通宵营业的），明天再作计较。”
    “当时和我在一起的是区本部会计张璜，当我俩去西藏路上爵禄舞厅时，又遇到情报第五组组长朱岑楼。为了寻觅会计白绳祖，我们离开爵禄舞厅后，终于在新新公司五楼刚于那晚开幕的云裳舞厅，找到他了。他答应明天拨给我三千元，以为另顶办公房屋之用。”

    按：看来，我们今天的文艺作品，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点依据，最起码上海的“地工”们，经常会在舞厅中流连的。

    郑修元说：“约莫午夜一点左右，我们三人又转到位居麦特赫斯脱路之丽都大舞厅。我们坐不久，因为丽都午夜两点打烊，我们又于一点半左右，赶到愚园路（此处为越界筑路系属敌伪势力所及之范围。）伊文泰舞厅。我走在前面，一进入该厅之后，觉得灯光较为暗淡，气氛也不太好，马上掉头又转至邻近兆丰花园之惠尔登舞厅。此处较为宽敞，大门内左方是一片旷场，右方一条甬道，长约二十尺左右，甬道尽处，上三步石阶，进入内厅，是长方形的。乐队位居后座，即面对舞厅正门。”

    按：这地方离“七十六号”已经非常近了，不知道郑修元他们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还是觉得最危险的地方反而最安全。

    这时，郑修元意外地遇到了一个人——
    郑回忆说：“我们三人就在乐队左边靠舞池一张小台子坐下来，坐定不久，忽见陈第容同志（区部主管人事）走进舞厅，是时恰值朱岑楼兄起身如厕，我乃招呼他坐在右侧空位上。”

    按：陈第容即陈明楚。

    见到郑修元，陈明楚也不寒暄，劈头就问：“凌先生好吗？”

    按：郑修元原注：“凌秋云系代理区长赵理君之化名，因病假住院，多日未到区部办公。”

    郑说：“很好呀！”
    陈又问：“要不要去见见王先生，他现在丽都舞厅。”

    按：“王先生”当指王天木。

        郑修元听了，当即警觉起来——王天木早已离开上海区，陈明楚怎么会与他有联系？再说了，我去见王天木干什么？
    于是郑回答说：“没有什么事嘛？我不想去见他。等到有必要时，我再和你联络好了。”
    随即郑又问：“刚才我也由丽都出来，怎么没有见到王先生呢？”
    郑回忆说：“他支吾其词，察其神态，有点不大自然，而且时逾午夜，何以会在越界筑路之舞厅闲逛？我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多少有点疑虑。在他起身离去之后，我用右脚在台子底下，踢一下张璜的脚尖，并且说：‘明楚（即陈第容之化名）有点可疑，你赶快跟出去看看。’不料因为乐队声音响亮，张璜竟未听明也未起身，我仍自己赶出去。”
    郑修元说：“先在打‘兵戈’的小门内，侧身探首向外，忽见陈明楚停留在舞厅门外的甬道上，面向大门，背对舞厅，因此他未能发现我在他后面对他窥探。站在他对面的是一位彪形大汉，上穿白色短衫，下穿黑色香云纱长裤，完全是一副上海白相人打扮。由于我所站的地点与他们还有五、六步的距离，明楚对那个大汉，又系交头接耳的讲话，我虽听不见他们讲话的内容，但立时感觉事态相当严重，可能对我有所企图。乃不敢再折回舞厅，于是疾趋打‘兵戈’的房间内，杂入人群之中。”
    郑修元说：“一看见明楚偕该大汉进入舞厅，我便穿出甬道，疾奔对面银色汽车行，坐上汽车，把头低下来，嘱司机驰向西藏路，当我车经静安寺路向南飞驰时，回首向后眺望，目相距不远，有黑色轿车，像在追踪似的。乃向司机诡称：‘我头痛得很厉害，请你开快一点。’”
    “还好，当我们的车子在静安寺路转至西藏路时，再看后面，那部车子并未转弯追来，方才知道并无人跟踪我，稍觉宽慰。车抵西藏路，我在大中华旅馆附近下车，俟所乘银色汽车远去，再步行进入大中华旅馆。约莫喘息了二十分钟，惊魂稍定，便以电话与暂住远东旅社之张璜太太（她也是女交通）询问，张璜兄已返抵该处。”
    郑修元令张璜来接听电话，并问他：“我看明楚好象有什么毛病吧？我走后情形如何？”
    张说：“你离开后不久，明楚带一个大块头至舞厅到处找你，我看也不大对劲。”
    次日，郑与张璜找了一个可靠的地方见面，并问张，“得知如下情况”：
    “明楚先带白衫玄裤之大块头进入舞厅，没有发现我之后，过了几分钟，又重偕三个像打手一类的人物，再度进入舞厅以及乐队后面甚至厕所都已找遍，仍然不见我的踪影，始悻悻而去。”
    “翌日清晨，张璜太太，因事途经五马路外滩附近，遇见陈明楚等一行四、五人，他一发现张太太便问她：‘郑先生那里去了？’张太太答以：‘我不知道呀，我先生也在到处找他哩。’”
    郑修元回忆说：“根据上述两项情况，加以宵来之可疑举动，证以区部十四处工作机关之遭日寇会同捕房搜查，殆可证明陈明楚已叛变投伪！”
    这样，经过郑和巡捕房“二刘”的努力，将陈明楚叛变所造成的损失，降到了最低限度——仅“折”了王鲁翘一人。
    事实上，王鲁翘是被王天木亲自设计诱捕的，诱饵就是他自己的女儿！
    ——王天木有两个女儿，一个叫王亢子，一个叫王因子。陈恭澍回忆说：
    “王亢子又名蝉红，是大小姐，王因子又名蝉绿，是老二，单从名字看，这两位小姐已经不寻常了。他们姊妹俩只相差一岁，当时不是十八九，便是十七八。在民国二十三年天木兄判刑坐牢、二十四年笔者违纪守法时，不知道根据那一条，家属亦连带受过，内人和王家姊妹也都关在一起，正因为他们共过一场患难，也就很自然的结为至好，好得连辈份都不分了，说起来也真好笑，平时，我管天木兄叫大哥，可是他两姊妹却管内人叫‘小姐姐’，这不是很有意思吗？”
    陈恭澍说：“二十五年底，西安事变后天木兄获释，亢子、因子重获自由，他们暂时住在南京，不知是偶然呢？还是有意的撮合，亢子和因子姊妹二人前后都和戴公子藏宜交过朋友，甚且戴王两家有即将结为秦晋之说。其所以没有成为事实的原因，恐怕并不在于小一辈的感情上的变化，多半还是受了政治气候的影响。”
    也是这个时候，王家的二小姐王因子认识了戴笠的警卫王鲁翘。此后，王家的两个女儿随王天木到上海就任，王鲁翘则与陈恭澍赴河内刺汪。
    刺汪失手，陈恭澍回重庆接受处分，王则回上海继续追杀汪精卫。在此期间，毛万里将陈恭澍的太太杨小姐也接到了上海。陈恭澍说：
    “那么，他们这些人是怎样连系上的呢？细节说来话长，首先是毛万里兄派来上海后找到了内人；王鲁翘从河内调到上海后，归万里兄指挥；天木兄的二小姐因子在南京时就和鲁翘相识，据说此番异地重逢，过从甚密，时有约会；就这样一个牵一个的串连起来了。”
    陈还说：“就我们的组织而言，这是不许可的，是违反原则的；可也是私底下在所难免的事。”
    事情就是这样出的——
    陈恭澍说：“有一天，万里兄、鲁翘兄，还有上海区会计白绳祖和内人四个人打麻将，不多久，王家二小姐因子打电话来给鲁翘，约他出去见面，大家都希望鲁翘不要去，他去了变成‘三缺一’是小事，现在正值多事，一夕数惊之际，万一发生什么意外，那可不得了。鲁翘认为绝不会有问题，而且去去就回来，也不致使大家多等。果然，不到二十分钟，鲁翘就回来了。”
    这一天，就是1939年 7月14日。陈恭澍说：
    “于是大家松了一口气又继续玩牌，没有再问长问短。只有打了两三副牌的工夫，电话又响，鲁翘抢着去接，大家一听口气，仍然是二小姐打来的，鲁翘没说什么，放下电话就要走，万里兄耐不住了，也开口劝阻他不能去，并动以个人安危及于工作影响的说词，可是鲁翘认为把这点芝麻绿豆的事看得太大了。结果他还是执意的赴约去了。这一去，中了计，回不来了。”
    仅仅根据陈恭澍的叙述，当然不好断定，王因子就是日本人的帮凶，但很显然，王天木是利用了王鲁翘对自己女儿的倾慕和信任、给自己未来的“女婿”下了套。
    不过，风水轮流转，过不了多少日子，戴笠还要利用王天木的另一个女婿呢！
    再说王鲁翘，陈恭澍回忆说：“起初，只知道鲁翘兄被捕，尚不知被何方捕去，后来才晓得是‘沪西歹徒’（上海人对汪伪特工的称谓）在日本宪兵队嗾使下，由日本方面知会法租界捕房，在马路上截住了王鲁翘兄的去路而加以逮捕。迨押至法捕办理‘褫解’手续时，法捕房因为也要照例问问话留一个记录，不期却发现王鲁翘原是河内汪案的‘通缉犯’。这么一来，法捕房歪打正着无意中捕获了‘通缉犯’，而鲁翘兄近乎自投罗网竟成为法国人的‘阶下囚’。”
    就这样，被捕的王鲁翘本应被日本人“引渡”，却意外地因他曾在河内参与刺杀汪精卫而被送往安南“归案”。因此陈恭澍说：“幸与不幸，很难论定，虽然免不掉一场牢狱之灾，但终究逃过了敌伪的生死一劫！”
    此后，王鲁翘在安南被判处“无期徒刑”，抗战胜利以后，王与张逢义、余鉴声、陈邦国等同时获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