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s1937

    他回忆说：
    “很久以来，我们这些在‘中国密室’工作的人，就怀疑‘独臂匪’是本地叛国者的头目了。他公开使用驻扎在重庆附近的四川炮兵师的一部无线电，通过密码电文与他在上海的朋友交流。虽然他那些朋友的名字都是假名，但我们知道他们是谁。我与‘独臂匪’头一次会面时，他命令我集中精力破解这些电码。我们做是做了，但到现在还没能成功。我们破译了其他一些将军的加密电报，其中有些电文暴露了他们的叛国行为。我们虽然没有收到正式知会，但从不胫而走的消息得知，政府对查出的汉奸进行了清洗。”
  ys1937 发表于 2012-5-14 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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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先生，上面这一段应该是雅德利写的。
    但是，情理上似乎又说不通——独臂盗怎会把他与日本人来往的密电交给雅德利去译？
    昨天我在凤凰上对此留了言，不知什么原因，给删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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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氏的如意算盘是这样的——防空警报一来，“独臂匪”就要去部队，大家就要进防空洞，淑贞正好借着这个时机浑水摸“书”！
　　雅氏回忆说：“佣人们端上冰镇好的香槟，我们全都喝了。‘独臂匪’告诉我们，如果轰炸机朝他的房子飞来的话，他的防空地窖如何走。我们又喝了一杯，干了后，‘独臂匪’就去履行他的公务去了。我真盼望他把多萝茜一块儿带走，把房子留给我们管，可是他没提议。”
    此时，天遂人愿，“防空警报忽然响了起来，那声音无论听过多少遍，照样可以把人的神经碾得粉碎。”
    这里要解释一下，当年重庆的防空警报是分等级的，魏大铭回忆说：
    “警报分预报、警报及紧急警报三者，紧急警报则表示敌机已临重庆的上空矣，其预报至紧急警报间往往有一小时以上之时间，故市民不致争先恐后以致无秩序也，敌机离去后放解除警报，则大家轻松出洞透一口气矣。”
    根据魏的说法，雅氏先后听到的两次警报其实就是“预报”和“警报”。
    “独臂匪”走了，警报来了，淑贞终于可以行动了。雅氏说：
    “淑贞喝完她那杯酒，向我递了个眼色，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形手电筒，扭亮了，道声歉离席了。”
    雅氏说：“我的任务，是把多萝茜的注意力从淑贞的身上引开，不让她跟着淑贞。多萝茜对袭击感到非常地害怕，以至于身为迷人女性，却无法对我的礼貌挑逗作出得体的应对。我尽量问一些她在香港的经历，她神情恍惚地回答着。头顶突然传来飞机的声音，多萝茜站起来，浑身颤抖。”
    于是雅氏对多萝茜说：“那些是中国人的飞机。”
    对方说：“我不熟悉，听不出。”
    雅氏解释说：“你听到的飞机是中国人的飞机，只要听到这种声音，就一点不用担心。要是日本飞机出现的话，中国人的飞机就会消失的。”
　　雅氏回忆说：“她竖起了耳朵。千真万确，中国飞机的声音渐渐远去了。” 　
  　这时多萝茜焦急地说：“他们要走了！”
    雅氏说：“只是在转一个大弯。”
    这时已经过了很久，淑贞仍然没有出现，雅氏坐立不安，他想：“淑贞这家伙到底在干什么，在给这房子的物品登记清单吗？”
    于是他掩饰说：“喝点酒吧，能帮你稳定情绪。”
    雅氏回忆说：“我边说，边给她倒了杯酒，我的手抖得厉害，撒了几滴洒在她的裙子上。”
    多萝茜喝了一口，又站了起来，终于准备进防空洞了。这对于雅氏来说是一件十分为难的事，因为淑贞还在外边，既不能对多萝茜抱怨“她怎么还不回来”，又不能把她丢下不管，那太不合乎常情。
    于是雅氏“愉快”地说：“我去叫淑贞。”
    雅氏回忆说：“我从多萝茜面前走过，抢在她前面走出房间。我想大声发个警告，但是没办法做到。我故意笨拙地从一张桌子边擦过，撞倒了一个小饰品，发出的声音几乎听不到。我想过要绊倒，摔个狗吃屎。
    还好，淑贞终于出现了：“昏暗中，我看到淑贞正向我走来。我焦急地看着她的脸，她轻轻地点了点头。她看上去既疲惫又恐惧。”
    雅氏回忆说：“头顶又传来了飞机的声音，这一次明显是日本飞机了。我最不想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进防空洞，但是出于礼貌，我必须陪女士们到那儿。我痛恨洞穴，害怕里头窒息的空气。我吓得脸色发绿，跟着她们进去。多萝茜很紧张，淑贞则沉默着，显得忧郁。我害怕到无法言语，在折磨人的寂静中等待袭击结束。洞穴随着爆炸不断震动，爆炸声沉闷而遥远，每一次的震动都伴随着烛光的抖动。终于，声音和震动都停止了。”
    这时，淑贞“声音紧绷”地对多萝茜说：“我必须走了，请替我感谢主人的款待。”
　　雅氏回忆说：“情况对我来说有点尴尬。礼貌上，我应该陪多萝茜等到‘独臂匪’回来。但淑贞的口气很坚决。”
    幸好多萝茜善解人意，说：“我没事，你也走吧。”
    雅氏回忆说：“一走到洞外，她就抓着我的胳膊压低声音说：‘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雅氏一边开车，一边急切地问，“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淑贞说：“那本书是赛珍珠的《大地》，在十七、十八和十九页发现了你说的三个词。”
    雅氏听了欢呼道：“太好了！你是个勇敢的女孩。不过你好像遇到了麻烦，严重吗？”
    淑贞回答说：“恐怕是吧。书架上有好几本英文书，有一套英国话剧，有莎士比亚、米尔顿、《三民主义》，和六本其他书，包括《大地》。”
    这时，雅氏从淑贞的语气中读出了恐惧，他问道：“但是发生了什么事？”
    淑贞说：“起先我翻的是其他书。我知道我用了很长时间，但是我想做得全面彻底，再说知道你会拖得住多萝茜的。开头我没看见有佣人，相信他们都躲到防空洞里了。所以我就一直找，直到发现你要的书，就是那本《大地》。然后我小心地将书放回书架上。”
    淑贞接着说：“这时，我好像听到一声脚步声。我连忙关掉手电筒，走进卧室，轻轻关上房门。到处都是暗乎乎的，但我总觉得有什么人藏在黑暗中，也许是个仆人。我一直往外走，直到看见外面的烛光，接着就看见了你。”
    雅氏心想这下可糟了，于是问：“你觉得那个人知道你是从书房出来的吗？”
    淑贞说：“我想应该是。请在下一个拐角停下，今晚我要在朋友家里过夜。”
    雅氏回忆说：“照她的指示，我忧心忡忡地开车走了。在她安全离开重庆前，我是不会轻松的。但是，闷闷不乐是无用的，还有许多工作要尽快去做。”
    有了《大地》，一切OK。雅氏说：
    “如果知道破译的钥匙，‘独臂匪’的密码逻辑是非常简单的。只要将月份和日期的数字相加，再加上10就可以了。所以解密 4月 1日报文的密码钥匙就在第15页：4 + 1 + 10。所有的数字密码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系统得来的。”
    雅氏回忆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破译工作的推进，报文的内容真相大白。我听到十几种方言发出的惊叹声。尽管我很想尽快完成破译的工作，但是我还是停下手中的工作探个究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结果是我们的发现远远地超过了我们到目前为止所做的一切。‘独臂匪’是汪精卫在重庆的耳目，每天通过在上海的联络人向汪汇报工作。”
    此外，还发现一个“德国防空顾问威纳先生”牵连其中。雅氏说：“报文中点到了不少中国人的名字。我很自豪只有一个白人是叛徒，而且还是个德国纳粹。”
    雅氏另一个翻译“吴”愤怒地说：“‘刀斧手’会收拾威纳先生的。”
    对此雅氏表示怀疑，他说：“威纳先生是一个德国官员，而希特勒的威慑力是无远弗届的，即使是在中国这么遥远的地方。
    吴听了一笑：“他当然不会被当众处死，但是会有事情发生在他身上的。比方说他或许会突然病死。顾问，您想打个赌吗？威纳先生从现在开始只能活四十八小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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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相大白，雅氏将所有相关人员招呼到一起，说：
    “小伙子们，先等一下别走。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十个学员和我们三个知道的情况都太多了，大大超出了常人知道的内容。如果这些消息外泄，我们当中就有人会被指控。我可不希望这样的事落到自己头上。我离家太远，没人能救我。”
    大家当然知道雅氏的意思，于是他接着说：“我想，我们应该一起去见‘一号’，然后在他把所有的叛徒抓起来以前，我们自己实行软禁。”
    大家无异议，于是雅氏带着吴、林两个翻译去见戴笠。他回忆说：
    “我们聚集在‘刀斧手’的会客厅，吴翻译差了个听差去禀报说，顾问有很轰动的信息要面陈，感觉就像去捋虎须。我让林在会客厅外把守，不让佣人们进入。”
    雅氏说：“‘刀斧手’眼中带着睡意，对我们还算礼貌，但可以看得出，内心里对我们如此无礼地叫醒他，感到非常愤怒。他听着吴翻译的陈述，脸色变得极其凶狠。吴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完，并把相关报文交给‘刀斧手’过目。这时，‘刀斧手’的脸上才浮出微笑，软化了原先的表情，他与我们一一握手，说了句什么话，我猜是表扬我们。可以感觉到，他是彻头彻尾地满意了。”
    这时，吴对雅氏说：“将军说了，每个人都会得到嘉奖的，这也包括您。” 　
  　雅氏依然谦恭地说：“告诉将军，我只要有杯酒喝、有份早餐吃和有张床就可以了。”
　　雅氏回忆说：“对于我的提议，将军大笑，拍掌吩咐佣人去准备。然后他和吴又讲了几句话。”
　　吴说：“将军说他要先走一步了。他必须马上去总部。”
    雅氏回忆说：“‘刀斧手’拿着报文，微微鞠了躬转身迅速离开。看着他的大阔步，我想重庆今天要进地狱了。”
    雅氏一觉睡到下午，他回忆说：“醒来时，发现吴和林正喝着‘刀斧手’最好的威士忌，已经是晃晃悠悠的像山羊一样。”
    见雅氏醒了，吴说：“‘一号’一个小时前捎来了口信，说是我们不需要呆在这儿了。”
    雅氏问：“那么所有的叛徒应该都给抓起来了。”
    吴说：“全抓起来了，那个威纳先生再也见不到下一个日出了，或是日落。”
　　雅氏又问：“那‘独臂匪’呢？”
    吴用食指做了一个“割喉”的手势，说：“再也喝不到他的威士忌了，也见不到他的女孩子了。”说着，吴还假装“呜呜地哭了”。
    当晚，雅氏又去找淑贞，并对她的安全表示担忧，他说：
    “很简单，你为什么不去找将军，让他保护你？你知道我说的是谁。或者至少让我去。‘独臂匪’的佣人看见你在他的书房，毫无疑问‘独臂匪’知道你为什么在那儿。通过他的众多关系，他几乎也肯定知道我在中国干什么。因为你，他给抓了起来，现在或许已经给干掉了。他的佣人或者同伙也许还在逃，并在找你。让我去找将军吧，请他给你提供保护。”
    淑贞说：“不，没有那个必要。除了你和我的两个朋友以外，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里。今晚我就去机场。我会把我的行李留在南温泉，随身只带证件。”
    雅氏表示要送她去机场，淑贞拒绝了，她认为“一个外国人会太显眼了”。
    至此两人永诀——
    当天晚些时候，淑贞的朋友、一个叫做“玛格丽特”的女人找到雅氏，并告诉他一个不幸的消息：“她最终还是没逃过。”  
　　雅氏大叫：“什么！她在哪里？” 　
　 “她在去机场的路上被淹死了。有人把她坐的小船给弄翻了。”
    在雅氏的回忆中，除了没完没了的找女人以及帮助他的中国同事寻欢、赌博等生活琐事以外，他一共讲了三个反间故事，上述这个是最完整也最精彩的，且其情节之离奇曲折，令人觉得好似看电影一般（每当看到这里，笔者就不由自主地想起那部著名的《蛇》）。
    同时，由于上述故事完全处于雅氏的自述，无任何佐证，不得不让人怀疑其真实性。
    但另一方面，以雅氏对整个过程叙述的严密程度而论，似乎又不能完全说其出自杜撰、演绎，因雅氏在重庆的时间一共也就两年，一个外国人，要凭空编出个时间、地点、人物、发生、发展、结果“六要素”齐全的故事来，也是个挺难的事情。
    当然，雅氏不是寻常人，我们编不出来，他或许行。
    除此以外，从雅氏的回忆中，我们就再也看不到他对于中国的抗战有什么其他特殊的贡献了。
    对此，我们只能说，雅氏是个专家不假，但他不是神仙，在对日方、特别是军方密码的破译上，的确“技止此耳”，没有传说中的那么“邪乎”。
    事实上，通过雅氏的工作，以及与此相配合的军统“防空”台网的建立，最大的贡献是——尽可能地避免了重庆在日军空袭中的损失，这一点，魏大铭知道得最清楚。他回忆说：
    “我有两次在军事委员会的大本营内当总值日官，敌机来时，有防护组织指导防护，各官佐凭证入指定之防空洞内，并有座位，长官一区内座位亦好，电灯光明，电扇通气，大家静坐，谈笑风生，且时由扩音机内听到防空官员之报告，称敌机若干某时通过某地，向某方向前进云云，紧急警报时，其语气尤着重报明现已入市空，请大家注意云云，对于敌机行动，真是清清楚楚，使各军事长官时刻明白敌机的动态，而人们的心理上要轻松些，我当时在洞内知道这些报告都是我们的侦空组所侦收研译出来的情报，只有杨宣诚厅长知道此是我们破译出来的，常频频以目视我表示这是你的产品，旁人则不知也。其他防空洞则没有此种设备，此地大概为备委员长来避者也。”
    魏大铭还说：“我们的工作，说穿了，实在并不难，当你摸不着它的诀窍时，就一筹莫展，莫测高深了。我还记得有一次在重庆大坪总台工作，适林次长蔚文将军路过，特地下车来招呼我同车进城，一路上谈问敌机空袭情报各项事，他很觉得妙用，盖并非冒险万难，用最少的人员设备与费用，轻轻巧巧地获得如此可靠合用的情报，殊感欣喜。”
    雅氏来中国，是签了“合同”的，到1939年 3月，他续签了一份合同。然而，就在第二个“合同期”内，雅氏的身份暴露了。
    这天，一个美驻华外交官来访，雅氏回忆说：“我见过他一次。他知道我的身份，知道我在这儿的任务，但一直都谨慎地没有问任何问题。他带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
    对方说：“战争随时都会爆发。日本刚刚要求全面封锁中国，包括越南和缅甸的路线。他们随时会入侵香港，英国人已经在紧锣密鼓地撤离了。日本人在九龙边界上布了三个师。我和大使馆的领事谈过了，他说作为一个用假名帮中国情报部门工作的美国人，如果被日本人抓到，一定会被处决。”
    因此，对方指出：“我们需要你立即回华盛顿。”
    雅氏回忆说：“接下来是忙碌的一天。蒋总司令和‘刀斧手’分别接见了我几分钟，军统也举行了送别午宴，席间不停地干杯。每一个给我服务过的下人都来鞠躬，走的时候满脸笑容地揣起丰厚的赏钱。我把少量的西药、我的马靴、骑装、打字机、热带的正装，诸如此类的东西，分给了我的翻译们。我和我的学生们最后一次干杯，和舒尔喝了最后一杯，不情愿地给‘笨驴’说‘明天见’。”
    1940年 7月，雅氏回国。他回忆说：“我登上了赴美的飞机，而整个世界正直奔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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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雅氏回国前不久，刚刚经历了“华北视察”的乔家才，身心俱疲地回到重庆。一回来，人事科长李肖白就告诉乔，戴老板准备派他到成都去负责当地的“禁烟密查组”，并特地告诉他“这份工作很不容易获得”。回到重庆的第五天中午，戴笠在枣子岚垭“漱庐”请乔家才“工作午餐”。乔回忆说：“同席有机要秘书陈康、王璇等七位同志，他们刚从外事训练班毕业，年龄都没有超过二十五岁。机要室系戴先生的办公室，机要秘书系临时职务。戴先生从外事训练班选出比较优秀的同志，安置在身边，让他们处理呈送他批阅的文件，使他们了解工作情形，学习解决问题的方法，用意很深长。”
    乔家才说：“吃完饭，戴先生同我谈工作，我坐在距他三公尺的对面，七位秘书排成人字形，坐在他的两旁，有两位秘书，手执铅笔和拍纸薄，大概是准备作速记录。”
    乔汇报了此次华北视察的经过，并在最后说：“这一次我到华北去，白跑一趟。我不能防止住平津工作被敌人破坏，使许多同志牺牲的牺牲，蒙难的蒙难，我应当负责，接受处分。”
    乔回忆说：“说到这里，想起多年来共患难的朋友们壮烈牺牲，忍不住，眼泪一直往下淌。”
    戴笠见乔过于激动，即打断他的话，说：“我应当负责，我应当负责! ”
    乔家才回忆说：“当时我因情绪很激动，说话比较放肆，戴先生始终严正而又温和地向我解说，他并没有责备我批评不当，或者说我出言不逊，可是那七位年青的新进的秘书同志倒为我捏了一把汗。他们脸上的表情，显得格外紧张，很替我担心的样子。”
    乔还说：“事后，我们碰面，他们都对我表示，他们万没有想到戴先生有那么大的雅量，更没有想到我有勇气做那些直率的批评。他们怕我撞出祸来，结果什么事都没有，所以他们觉得我们这个团体，确实不同于一般。”

    按：七位“年轻同志”的担心，当然是因为不了解戴笠，但戴笠很了解乔家才，他这位军校的同期同学，说话办事一向是这个样子，好话都不招人爱听，何况是憋了一肚子火呢！

    乔家才回忆说：“这次谈话，整整谈了一个半钟头，结束的时候，已经下午三点钟了。戴先生立起身来，让我稍等片刻，走进里屋。五分钟后，他又走出来，交给我一张条子，让我送给人事科。”
    乔一看，上面写的是：“仍派乔家才同志为督察室主任。”
    ——好好的一个肥缺“禁烟密查组”干不成了，要去干一个费力不讨好的差事。
    前一任督察室主任，就是当年乔家才的对头、后来又不打不成交的刘培初。
    抗战开始以后，经戴笠同意，刘培初调到军委会第六部第二厅，公开职务是工运科科长。
    军委会第六部后改为政治部，据当时曾在政治部任职的士心回忆说：
    “‘八一三’淞沪抗日之战结束后，接着京畿陷落，政府西移武汉。当时为了适应情势的需要，军事委员会明令撤销第六部，另行成立政治部，除特任甫由淞沪战场抵达武汉的前敌总指挥兼第九集团军总司令陈诚为上将部长外，并为表示国共两党真诚团结，以及与国民党以外各党派衷诚合作起见，又简派中共巨头周恩来、第三党要员黄琪翔两人为中将副部长。同时，在政治部内又设立了一个专事罗致全国著名学者、专家、社会贤达、民主人士的‘设计委员会’，总共礼聘了二百二十四位同少将委员，一时群贤毕至，少长咸集，除了男委员，还有女委员。”

    按：周恩来的夫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邓颖超即“同少将委员”之一。

    士心就是受中统指派，到政治部监视周恩来夫妇的。他回忆说：
    “笔者那时适服务于中央党部某单位，在政治部正式成立后不久，即奉派持陈果夫先生的亲笔介绍信，谒见陈诚部长于武昌大东门外的南湖，陈氏披阅了果夫先生亲函，并面询了我几句，当下便亲笔写了一道手谕：
    ‘派××为本部中校服务员，着到总务厅工作。’”
    士心回忆说：“我开始上班不久，便不停地到处打转，任何单位的办公厅里，都可见到我的踪迹；其实，我唯一的目标只是周副部长室而已，但我先要将自己变成一个无头的苍蝇，到处乱飞，慢慢有机会才能飞将进去，否则便会不自然了。”
    士心还回忆说：“原来陈诚部长当时身兼数职，非常忙碌，逢到星期日，要在饭厅临时改作大礼堂，举行国父纪念周，陈部长有时因事不能到部主持，而张厉生副部长又或因事未到，按照阶级职位，便应该由周副部长代表部长领导行礼，但周每当司仪人员高唱向党国旗及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时，全体行礼如仪，而周身为主席，却始终直立不动。笔者为此，有一次曾大胆问过周恩来，何以不鞠躬？周解释说：‘我不是国民党员，没有资格向党国旗行礼呀！’”
    由于政治部的这种特殊性，使之成为国共两党斗争的焦点，作为一个强硬的反共分子，可想而知，刘培初在这种环境里是没法生存的。
    不久，武汉撤退，在戴笠的指挥下，刘培初协同军统湖北站站长朱若愚指挥了武汉“反资敌大破坏”之后，撤往长沙。刘回忆说：
    “我从武汉经沔阳来到沙市，于长沙大火之夜到了长沙。这时我对政治上的饥渴尤甚，一路问长沙有否新的策划与活动，我总以为丢了南京，国人对此刺激似尚不足，而今武汉也失守了，政治上的生机，也应该应运而生了，只有一线生机，才能打开这一政治闷局。”
    刘培初回忆说：“戴先生请我吃晚饭，说我来得正好，全局财物眷属均在沅陵，那儿十分紊乱，须我立即前往主持，并叫一摩托卡司机马牧同志，亲自吩咐他漏夜送我到常德，并说沿途车辆甚多，极难走通，只有马牧同志和这摩托卡，可能有办法。”
    刘说：“我们离长沙不远，长沙便成火海一团，到猴儿渡，成千的汽车堵途不能通过，马牧真有一手，他千方百计的走出猴儿渡，过河后直驶常德坦途，清晨便到了，戴先生知人用人之明，于此一司机之微，也洞察到他的肝腑。”

    按：正是在猴儿渡，戴笠在指挥军统物资抢运时遭遇敌机，随侍的“临训班”学员史焕章舍身保护戴笠，自己却被炸成重伤（史在回忆中，称猴儿渡为“猴子石渡口”）。

    此后，马牧在贵阳不幸遇难，刘培初说：“他在沅陵，曾教我学会开这极难学会的哈雷三轮卡，其他的车子那太容易了，使我终身也忘不了他。”
    刘回忆说：“我在沅陵切实忙了好几个月，才把这杂乱一团的人与物整理清楚，用数百辆卡车先后输送到贵阳，戴先生从长沙到东南后，犹对东南的同志们说：我把沅陵那个杂乱局面，交培初同志去处理，使我已十分安心，毋庸挂怀那边的一切了。闻之使我十分感动。”
    1939年春，刘培初才来到重庆，即被戴笠任命为军统局督察室主任，并兼任训练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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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已经是刘培初第二次任督察室主任了，回忆起这一段时期的工作，刘培初得意地说：“我于此时建立周督察制度，并创办家风月刊。周督察制度，使各单位一切工作进行人事的臧否能随时了如指掌。家风月刊，能教育各级同志，传达重要的一般命令。关于参训班，外事班的建立，息训班的迁址建立，兰训班的选拔视导，无不参与大计。督察室在此时，亦可称权威赫赫，无人于工作生活之中，能稍作非非之想。同志们，可能一提到督察室就害头疼，我却是我行我素，任何大干部，也不稍予宽纵。这也许就是戴先生要我当几次督察主任的重要原因。记得戴先生曾说过这句话，我和乔家才兄是调统局的两条硬汉。然乎? ”
    1939年 6月20日，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军统高干王克全自杀了。
    王克全，前面说过，原本在上海给赵理君当副手，后被调到湖北，任汉口警察局侦缉大队长。武汉撤退以后，王于1939年初到重庆，并奉命组建重庆卫戍总司今部稽查处，该处成立以后，王即任副处长。
    前述曾参与暗杀唐绍仪的谢志磐，就是在这一时期被王克全带人给“误杀”的，沈醉回忆说：
    “那是从上海逃到重庆的一个军统特务叫谢志盘，是军统大特务谢力公的弟弟。他是唐绍仪的亲戚，军统利用他和唐的关系将唐暗杀后，在逃出上海时神经上弄得太紧张，到重庆还是疑神疑鬼，整天坐在旅馆不敢出去。检查旅馆的特务起了疑心，便爬在窗子上去看，他立刻开枪，特务们也马上还击，一顿乱枪将他打死后，才发觉原来是错打了‘自己人’”。
    重庆卫戍总司今部稽查处是军统在重庆控制的最大也最重要的一个公开单位，沈醉回忆说：
    “它的组织遍布卫戍区十三个县，编制上的人数虽只有五百多人，而每一外勤人员所运用的助手，多的上百人，少的也有二三十。它的特权超过了卫戍总司令，军统在重庆的许多罪恶活动，大都是通过它去执行的。”
    沈还说：“这个处在一九三九年成立，是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迁到重庆后扩充起来的，名义上是卫戍总司令部的一个单位，实际上完全受军统控制，全部人事安排都由军统人事处统一办理，卫戍总司令根本不能过问。先后担任总司令的刘峙和王缵绪，也非常识相，对这个处的一切都不去管它。因为蒋介石曾亲自告诉过他们，要把这个处全部交与戴笠。”
    根据沈醉的叙述，从重庆卫戍总司今部稽查处的重要程度看，戴笠对王还是重用的。
    不过，王克全遇上刘培初，也合该他倒霉。刘回忆说：
    “有一次稽查处的周督察报告。检举副处长王克全兄在行谊上之失当，我也认为两个喜欢钱的人，不能同为稽查处的正副处长，戴先生对此已批令将王克全调职，两天后又有人报告王克全在受命作一次行动工作时。上级发他几支手枪，他于执行任务后，并未缴回，致于失火中烧毁。我于督察报告中呈报上去，戴先生立令扣押讯办。”
    重庆卫戍总司今部稽查处的处长，就是原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赵世瑞，他于1939年春由湖南澧州调任重庆稽查处处长。
    赵世瑞其人，素以爱财而著称。早在刘培初第一次任督察室主任的时候，就曾经“弹劾”过赵，他回忆说：
    “但我主持组织人事，为时仅有半年，即调督察主任，那时全局同仁，工作生活十分严肃，值得督察室伤脑筋的事情并不太多，惟对南京特高组赵世瑞兄，工作能力极强，而有用钱太多情弊，戴先生令我亲往彻查，而赵兄盛气凌人，我呢，是要彻查账务到底，经终宵彻查，似乎有三千元用途不甚实在。”
    刘即将赵的“情弊”报告戴笠，没想到戴听了说：“世瑞的特高组已工作经年，如仅有三千元之差，不算太过，也不必予以较大处分。只令他注意检点可也。” ——戴笠言下之意，只有三千元说不清楚，已经够廉洁的了。
    对此，在晚年的回忆中，刘培初皮里阳秋地说：“戴先生对部属宽大之处于此可见。”
    事实上，赵世瑞的贪墨是出了名的，但很奇怪的是，戴笠却对他这一点十分宽容，可能也是一种驭下之道吧。
    刘培初继续回忆说：“当派人去带王克全来局扣押时。王说：待我上楼去换件衣服，来人不疑有他，谁料王同志上楼后即举枪自裁了。临危对人说，是督察主任杀我。”
    在沈醉的回忆中，也曾提及此事，但他没有谈到刘培初在此案中扮演的角色： 沈回忆说：“戴笠爱手枪，超过对一般的部下。一九四零年，重庆经常遇到日机轰炸，有一次军统刚从香港买回一百支左轮手枪，运抵重庆时又遇上警报，稽查处航空检查所便赶紧把枪送到石灰市稽查处交与副处长王克全。敌机空袭时，王没有把枪运进防空洞，结果被一颗炸弹炸得精光。他接到报告后，气得大发雷霆，立刻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王克全查问，并在电话里大骂。骂了一次不算，还叫王马上去见他。”
    “王克全原来是（中共）一个叛徒，被捕变节后，对江苏省委组织有很大破坏，捕杀过不少共产党员，因而逐步得到信任，被派为重庆稽查处副处长，工作异常卖力。谁知道会为了损坏一百支手枪，被戴笠在电话中什么话都骂了出来。戴笠连骂带问地噑叫：‘你不好好保管这批手枪，是不是怕拿去对付你过去的老祖宗( 指共产党 )? ’王闻之羞愧无以自容，他怕受到更严厉的处分，便在听完电话后，关上房门就在稽查处处长办公室内开枪自杀了。”
    一个在特务处成立之初即“效力”的“老同志”，居然会死于一份“稽查报告”，可想而知，刘培初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大家都认为他做得太过分了。
    刘回忆说：“一时局内不安的大干部，很想利用这一机会，把我着意攻击下台。”
    这时，戴笠出来给刘解了围。事发次日即1939年端午节，戴笠请全局高级干部数百人“餐叙”，席间，戴笠说：
    “王克全是畏罪自杀，与刘培初同志毫无关系，连我也没打算杀他呀，本局纪律如此，他违纪自裁，是值不得我们去惋惜的，予以厚葬便是。”
    刘培初回忆说：“只几句话使我不安的心情，人们攻击的矛头，都云散而烟消了。”
    王克全“殉法”之后，陶一珊接替了他稽查处副处长的职务。
    1940年春天，刘培训又“出事”了。这回他遇上了一个“硬茬子”——毛人凤。刘回忆说：
    “这时在一个下午。我因事见毛人凤同志于秘书室，因督察室须迁出罗家湾一事，与之大起冲突，彼此拍案叫吵。”     其时，毛刚刚当上军统局的“代理主任秘书”。
    ——前面说过，军统局主任秘书原本是郑介民，但郑因同时在军令部二厅当第五处处长，没事根本就不来军统局办公；同时，毛人凤则一直给戴笠看家，再加上他俩的同学关系，隐隐然有超越其他秘书之势，此起彼伏，顶这个“缺”再合适不过了。
    ——这样，就发生了潘其武“抬轿子”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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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美国黑室”

雅德利

　赫伯特·雅德利被称为“美国密码之父”。他于1917年创建的“美国黑室”(MI-8)为美国陆军部破译了德国、日本等国的上万份军事、外交密电，为美国政府的外交谈判、军事行动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决策依据。《美国黑室》是雅德利对1917年创立“黑室”到1929年关闭“黑室”的10多年间重要事件的记述，该书因向世界揭露了大量机密信息而成为美国出版史上最有争议的书籍之一。19个国家因《美国黑室》改变了他们的外交密码。

关于“美国黑室”

　“美国黑室”是美国政府的密码局，在“黑室”里，密码专家揣摩如何破译外国政府的密码电报、化学家蓄意伪造外交封条、摄影师把外国的外交信件拍照下来。
  在这本书中，我想以简单、平静的方式展示这个机构的秘密。我之所以可以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这个机构是我为美国政府创建的。该机构在最鼎盛的时候，工作人员总数达到 165人。我管理这个机构长达12年之久。在此期间，我领导它进行各种秘密活动。最后，来了新一任的国务卿，他下命令关闭了我领导的“美国黑室”。
　12年来，他是美国国务院第一位有此勇气做出这样决定的国务卿，虽然他知道世界上各大国都有自己的“黑室”，但他仍然宣称他国的外交书信是不容窥视的。我本人觉得与其说他有勇气，不如说他无比天真。这位天真的国务卿竟然谴责美国密码局的秘密活动。如今，“美国黑室”被迫关闭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再为其保守秘密。
　你能听到来自英格兰、法国、梵蒂冈、日本、墨西哥、古巴、西班牙、尼加拉瓜、秘鲁、巴西等国的窃窃私语。
　你能看到大使的保险柜被打开，他的密码簿被偷出来拍照。
　一名可爱的女孩与大使馆的秘书跳舞。她恭维他。他们成了私密的朋友。他由于轻率，这才使得我们看到他密码簿里的奥秘。
　我们小心谨慎地伪造外交邮戳。我们的专家精巧地把信封打开，将其内容进行了拍照。
　几个月的艰辛劳动破译了新密码。为了让密码专家可以发现密码的奥秘，50名打字员疯狂地制作频率表。
　我们截获的一封信。化学家用各种化学试剂试着显影。几个字母若隐若现，一个句子浮现出来了……接着是整个段落……后来，我们看清了第 2封、第 3封……你看，这是巴拿马运河的计划！一名美丽的妇女被逮捕，我们把她投入监狱。她在死前供认了。
　一大堆混乱的信件；我们破译了它们。有人因此而被判处死刑。
　一封惊人的电报。总检察长和国务卿争着向总统做汇报，就好像学校里的孩子争着给老师苹果，希望获得老师的喜爱一样。
　第一次裁军会议召开了，会上将决定出世界各强国的海军实力对比。快递员从“美国黑室”飞快地向华盛顿传送刚被破译的密码电报。
　“美国黑室”受到严密保护。荣誉像雨点似的落在我们身上。陆军部长把“杰出服务勋章”别在我的翻领上，他还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
　
第一次拥有了证明苏联国际间谍活动的真正文件

　1919年 4月，我回到了华盛顿。MI-8此时的状况十分糟糕，已经没有经费从民间招募密码专家，而许多军官却急于退伍去过平民生活。然而，美国政府决心即使不打仗也要继续运作密码局，因为各部门的官员认为没有更好的办法让美国知道其他国家的机密。他们知道世界强国都有密码局，如果美国想成为世界强国，就必须提供资金雇用一批有能力的密码专家。
　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的高官开了几次会，他们做出决定：取消速写部门；取消隐显墨水部门；把编制密码的部门转移到通信兵部队（军队要求通信兵破译密码）；把军事情报通信的任务还给指挥官的副官去做。
　MI-8只剩下密码分析部门。我估计维持这部门有效运作需要每年10万美元的经费。国务院希望军事情报部分担 4万美元的费用。海军的贡献被排除在外，因为有些决策人不愿与海军分享机密情报。所以，我们出现 6万美元的资金缺口。军事情报部说服了美国国会，弥补了资金缺口。我从国务院听到有关这笔经费的一个笑话：这笔钱不能在哥伦比亚特区内消费，否则就被认为是违法行为。由于我们不能滞留在哥伦比亚特区内，我受上级委托到纽约寻找一个合适的地点，以便不让外国政府发现著名的“美国黑室”的所在。
　埃德加·爱伦·坡的《失窃的信》说明了一个道理，最习以为常的地方是最安全的。我在纽约第30大街东面选了一栋 4层的红砖楼，这个地方离纽约的中心第 5大道非常近。
　我回到华盛顿后，立刻着手从MI-8现有人员中挑选出一组最高效的行政管理人员和最有能力的密码专家。为了建立一个成功的密码局，我准备带走一些最重要的资料———语言统计数据、字典、地图、参考书、名人录、反映当前时政的报纸剪报。
　在战争期间，我与许多有责任心的商人成为朋友，有几个甚至愿意给我非常好的工作机会，但我热爱破译密码的工作，所以没有接受。后来，美国政府给了我一份工作，年薪7500美元，而且保证我能长期做破译密码的工作，于是我同意管理新成立的密码局。
　所以，华盛顿的机构解散后（我被提升为少校军衔），我带着这一小队人马来到纽约市中心的红楼中，开始组建“美国黑室”。
　实际上，我们与美国政府的所有联系都被中断了。所有员工，包括我在内，如今都是平民了，但我们的活动经费是从一个秘密基金中拿。诸如租金、电话费、水电费、办公用品等费用都有人在暗中支付，所以没有人能找到我们与政府的联系。
　我们的任务就是破译外国政府的外交密码电报。如果我们被人抓住，只能算我们倒霉！
　我们雇用了门卫，把所有的门锁都换成新的，准备开始秘密的工作。但是，我们手中没有一封有待破译的电报。电报的审查制度已经被中止了，电报的监督权被交还给电报公司。我们需要得到电报的副本。如何呢？
　我不想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换一个角度谈这个问题。在我处理过的文件中有一份是关于苏联政府间谍的。你看完后，就能自己总结出美国政府是如何获得外国政府的密码电报了。
　就在我们搬进新红楼后不久，我在华盛顿的一个联络员来找我，这让我有些吃惊，因为我们之间不常联系。
　“你喜欢我们的新工作地点吗？”我问他。
　“有那么多的门锁，这让我毛骨悚然。”
　许多来过我们这里的人都有这种感觉。我问他来纽约有何贵干。他拿出一捆纸递给我。是 7封密码信。
　“你从哪里弄来的？”我问。“是国务院转来的，”他告诉我，“我们逼迫一架飞往苏联的德国飞机在拉脱维亚降落，从飞机上找到这些密码信。我收到的指令让我告诉你，国务院希望尽快破译。”
　“你怎么知道我们能破译这样混乱的信呢？”
　“我不知道，”他承认道，“我只知道传达命令。”
　“你们这些华盛顿人总是急迫着想看到密码信的内容。我们将尽力破译。但是，不要给他们一种错误的印象，我们这些人能在睡梦中破译密码。”
　我领着他看了看我的新办公室，然后让他走了。我也是急于想看到密码信的内容。
　我后来听人说，拉脱维亚政府想自己破译这些密码信，但没有成功。于是他们请驻里加的美国领事馆把密码信拿到美国，看看美国密码专家是否能破译。
　利用当时分析瓦贝斯基文件所用的方法分析这几页密码信，我们发现这些信是用了移位密码，语言是德文。我不打算详细讲解破译过程，因为不是所有读者对破译细节感兴趣。然而，对于那些对细节感兴趣的读者来说，我建议可以采取前面谈到过的分析瓦贝斯基文件的方法。
　这些信中的密码很难破译。我们的分析表明许多密码列都不是等长的，需要极具独创性才能把不同的列放在正确的位置上。这几封信是苏联特务写的，地点可能是在柏林，他打算把信发给他的苏联上司，因为那架飞机是飞往苏联的。信中的名字好像都是化名。例如，第二封信的结尾是“我现在的名字是托马斯。致意，詹姆斯。”此人显然是苏联全球间谍活动的指挥者。注意信的最后说，“古塔斯基到了，他带着钱前往美国”。
　1919年12月23日快送钱来。意大利和法国急需钱。大珍珠在这里很好卖；蓝宝石在英国好卖。秘书处急需材料。在会议开始前，钱应该分配好，分钱需要通过这个中心点。11月，保罗·莱维和布鲁斯基·翟克因尼史被选为秘书。秘书与荷兰有联系。共产主义资料已经在这里发行，我好将出版俄文资料。
　维也纳建立了分支机构。至今没有卡罗的新消息；他工作得很好。阿布日安诺维奇，他在巴黎。从那里建立起与世界各国的联系。进展不错。议会将在1月和2月开会。日阿戴克将做详细报告。这里绝对需要日阿戴克或巴采瑞恩。请寄更多的钱来。考普实在不能来。我现在的名字是托马斯。致意，詹姆斯。
　荷兰的会议是一次彻底失败，原因是参与人不小心。克拉热和萨维亚被捕了。荷兰媒体谈到卖钻石的收入是2000万。警察明显增加了针对秘书处的活动。不知什么原因，布鲁斯基的照片落入警察手里。我们怀疑是与你在一起的波兰人。莱维和亚历山大最近被捕了。建议你使用速写法，我也将用速写法。我把你看做是医疗队成员，或是移民代表团成员。请告知是否合你意。无线电台终于建成了。雇用了专家。下一周，我们准备接收。我们急需钱支付给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法国人。代表团在此处等待。从意大利的特里斯特来的同事带着钱。他曾被逮捕过。钱不久之后会送到意大利。古塔斯基到了，他带着钱前往美国。德国政府同意交换记者。《法兰克福报》正在趁机发展。急需人才。
　这些电报让华盛顿的官员处于骚动之中，因为他们手中第一次拥有了证明苏联国际间谍活动的真正文件。
　MI-8还收到电报说列宁派遣库恩·贝拉去匈牙利搞“白色革命”。但是，电报太长无法在这里公布。

令人震惊的苏联指导间谍活动计划

　然而，有一份苏联文件，我必须向读者展示。我常常感到遗憾自己没能被像苏联这样的政府雇用成为间谍，因为苏联政府懂得如何以既无情又聪明的方式搞间谍活动。
　下面这份文件十分独特。虽然世界强国的间谍活动都有共同特点，但像这份间谍文件是极为少见的，因为它以如此清晰和坦白的方式指导间谍的活动。

如何在外国公使馆中雇用间谍的指令

　在日本、英格兰、美国的公使馆中雇用中国人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点：
　a.  必须是对我们有用的人，才能被我们雇用，即他们有机会接近公使馆中掌管重要信息的人或从事机密工作的人（公使馆的领导、武官、秘书等等）。如果他是翻译人员、打字员，他也可以受雇于我们。我们还可以雇用住在公使馆中的小孩。
　b.  你必须肯定受雇的人不会叛变，他的报告必须是可信的。
　c.  不要让他知道他在为俄国人工作。你要让他相信他是在为中国国内的一个政党服务。
　d.  受雇的人必须告诉我们重要的中国人和外国要人拜访公使馆的消息，还要打听到拜访的目的，与哪些公使馆里的重要人物进行了谈话。
　他必须能找到公使馆中掌管秘密间谍活动的负责人，还必须找到被公使馆雇用的中国间谍和外国间谍。
　他还要找到存放机密文件的地方，并找到偷窃、拷贝这些文件的办法。记住，如果他能完成任务，我们会除了工资之外再多付额外的费用给他。
　这份文件很令人震惊，因为苏联间谍的计划很好，外围的小间谍不知道他们在为苏联服务！
　莫斯科的苏联官员一定会否认这份文件的真实性，但他们肯定认识这份文件。只有他们能认识出来，他们就知道我手中还有更多具有轰动效果的文件。例如，苏联人曾计划如何大屠杀其他民族的人。这只不过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而已，苏联间谍，请注意。
　我确实拷贝了这些文件，我不怕遭割喉刺杀。但是，我不打算公布这些文件。别紧张，我已经把这些文件销毁了。
  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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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其武，1904年生，福建长乐人。
    潘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进入特务处以后始终当秘书。
    提起潘其武，许多人都有微词，陈恭澍在回忆中曾讽其为“公馆秘书”，意指他无甚本领，一味走“上层路线”——其实潘绝非凡人，否则也不可能在十年之后当上“国防部情报局”副局长。
    说起潘搞的这次“签名”活动，其实是很不寻常的，因军统的用人，均操诸戴笠，向不容他人置喙，于是刘培初第一个跳出来反对。他回忆说：
    “但在廿九春，潘其武兄发起处长以上的人签名向戴先生保他为局本部的书记长，那时我任督察主任之职。但我并未签名，我说用人是戴先生的权力，向他保荐，木局向无此例。我认为戴先生所任命的督察主任，是要有这点风格的。”
    最终，毛人凤还是如愿以偿，代理了“主任秘书”，其实，潘其武此举，搞不好还是戴笠在背后指使的呢。
    刘培初与毛人凤的争吵，与此前的这次“抬轿子”事件是否有关，不太好说，但如果有关系的话，笔者可以断言，其曲，一定在刘，而不在毛。
    以毛人凤的一贯作风看，绝不会因为昨天你反对过我，今天我就借机把你挤出罗家湾局本部，毛做事，绝不会这么“浅”，否则他也不是毛人凤了——办公室政治，不是这样搞法的。
    反观刘培初，心里先就存了芥蒂，没准觉得毛有意刁难，他又是一个说话一贯“硬邦邦”的人，极有可能“话赶话”，最后闹得不可收拾。
    所以，哪个单位都是这样，有当官的，有干活的——乔家才、刘培初，都不是当官的料，而是干活的命。
    其实，毛人凤还是在刘培初的推荐下，才调回本部工作的。当时毛还在张毅夫的西北区工作，刘在西安“视察”的时候认识了毛，回来之后，即对戴笠说：“毛人凤深藏不露，忠实努力，旧学根基甚好，如能在戴先生身旁做个秘书，甚为理想可靠。”
    刘培初后来说：“没想到这一吹嘘，使他在十年后做了局长。” 与毛的冲突，令刘怒不可遏，愤然辞职。他回忆说：“事后，我发出一个电报，向在东南视察的戴先生辞去督察主任与训练科长两职，并申明我自行到禁闭室待命，不得批准，誓不出此室。逼得戴先生只好照准，并深加安慰，立命我到兰州特训班视察。”
    兰训班是继“临—黔—息”训练班之后，军统另一个大规模培训特务的机构，该班设在大后方的甘肃兰州，于1938年 8月开始筹备，戴笠对这个班非常重视，乔家才说：
    “因为从事抗战工作，军统局需要大量的工作干部，临澧训练班一处训练，已感到不足应付需要。而且武汉沦陷后，交通不如以前便利，各地往还费时，为了吸收西北和华北潜回后方的爱国青年，呈准增设兰州特警训练班。”
    兰训班“班主任”照例由戴笠自兼，而由副主任负实际的责任，第一期的副主任，原定由兰州警察局长马志超兼任，后改派另一位军校一期“学长”、曾在欧洲学习警政的刘璠。
    此后，因军统在重庆举办“外事训练班”，以刘璠为副主任，主持班务。兰训班副主任，换上了老资格的“十人团”成员之一王孔安。
    王孔安，字静轩，1901年生，陕西咸阳人，军校六期毕业。
    与军统的大多数人不同，王孔安是大学毕业以后才考入黄埔的，他自幼随家迁居四川广元昭化古城（即三国时著名的葭萌关）后曾赴日本学习，回国后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的前身）外语系，1925年毕业。
    王孔安也是个文武双全的人物，在校期间曾从山东太极名家姜殿臣学武。

    按：时任武昌高师校长的张继煦亦是太极高手，姜殿臣就是他特聘的国术教师。王孔安曾见过张打拳，他回忆说：
    “张校长系一瘦小精干型的人，而步履安详，举投轻快，两目炯炯有神，望之不似六十上下的人。其担负艰巨，有举重若轻之象，不知其体力精神，何以至此? 有一次，一个校庆节目上，有张校长的太极拳表演，表演毕，掌声雷动，斯时，始知校长固精于国术者，其老而弥健，盖有由矣。”

    毕业以后，王到四川成都当教师。北伐军兴，王孔安南下广东报考军校，并结识了浙江人徐亮。乔家才说：
    “咸阳王孔安原在四川成都大学教书，也扔下教鞭，去黄埔扛枪杆。他到达广州，住在长堤广泰来旅馆。无锡的徐亮和江山的戴徵兰则住在司后街宏信学旅。首先是王孔安和徐亮在长堤碰面，两个人一听说话。都是外省口音。不用问，一定是想进黄埔的。黄埔军校的入伍生部，就在长堤天字码头，所以，常来长堤溜达的各省青年非常多。王孔安和徐亮详谈一会儿，成了知己朋友。彼此交换了所住的旅馆地址，常相往来。”
    某天，徐亮回到宏信学旅，正好看见老板娘“大发雌威”，截住一位住客：“你今天交不出房饭钱。我就扣留下你的行李做抵押，从明天起，就请你走路，休想再住在我们这里。”
    乔家才说：“徐亮见这位住客，是每天都见面的熟面孔。看年龄，至少比他大七、八岁，气宇轩昂，十足绅士气派，不像是做生意的。他问明老板娘欠多少钱，立刻从衣袋里掏出五元钱，代替还清欠账。老板娘钱一到手，判若两人，原来的一脸怒气，一扫而光，立刻变成笑脸，不再那样泼辣了。那位住客却扬长而去，连一声‘谢谢’都没有说。”
    这位“绅士”，就是戴徵兰。
    乔家才说：“晚上，那位欠房钱的住客来到徐亮房间，互通姓名，才知道也是来考黄埔的，他叫戴徵兰，江山人。王孔安正来看徐亮，三个人性情相投，都具备一种豪爽侠义的气概，从此成为莫逆之交，形影不离，遨游于广州附近各名胜。”
    等到考试发榜，王、徐如愿以偿，被编入六期入伍生队第一团第三营第十二连，戴则落榜。这时王孔安建议说：
    “你以前叫春风，现在又叫徵兰，都不像军人的名字，恐怕你吃了名字的亏，最好改个名字?”
    听人劝，吃饱饭——戴徵兰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戴笠，字雨农，并再次报考黄埔，一举成功，编入入伍生队第一团第十七连。
    乔家才说：“关于戴先生改名的故事，王孔安至今还是津津乐道。”
    在校期间，乔家才并不认识王孔安，他回忆说：“我和敬宣兄系黄埔军校第六期同学，我是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团第三营第十一连，他系第十二连。他此我大了九岁，毕业于武昌大学，老练了许多。我们虽在同一个营里，因为住地分散，不在一处，接触不多，所以在学校并不认识。”
    此后国共分裂，在校的五、六期同学星散——戴笠随新组建的骑兵营去了苏州，并从此流落南京、上海一带；陈恭澍、张作兴、齐庆斌等逃回北方，连毕业证都没领着；乔家才逃出广东之后，辗转到杭州归队，后毕业于南京中央军校；此外，还有 700多人留在广东，并于1929年 2月在黄埔毕业，王孔安就是其中之一。
    王毕业以后，即与徐亮一起投奔了戴笠的“密查组”。乔家才说：
    “这时候，戴先生只是总司令部的一个上尉联络参谋，除了薪饷，没有另外的费用，也没有组织关系。单枪匹马，艰苦奋斗。所有帮助他工作的人，都是基于革命热忱。基于朋友交情，无名无利，王孔安就是最得力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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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期间，正值汪精卫等人在北平搞“扩大会议”，据乔说，王曾帮戴策反过邓宝珊和冯玉祥：
    “除了策反工作，王孔安自己到了北平，冒充改组派，参加了扩大会议。那时北平有个所谓革命黄埔同学会，接纳同学，拉拢参加会议。他把扩大会议的情形报告戴先生。使戴先生对于扩大会议的情报能够了解透彻。扩大会议在北平开得很糟，主要原因是阎、冯军事上节节败退。使扩大会议泄了气。等到东北军进关，只好收场，作鸟兽散。扩大会议的分子，大部分逃往太原，歇足未稳，离开山西，再做亡命客。王孔安因为两件策反工作有成效，而他自己又去参加扩大会议。成绩不坏，总司令特发奖金四百元，这就是他帮助戴先生工作，所得到的仅有报酬和最大的荣誉。”
    此后，特务处成立，王孔安、徐亮都成为他最初的班底。乔家才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王孔安的，他回忆说：
    “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七月间，我因工作，去南京看戴雨农（笠），在鸡鹅巷五十三号遇见敬宣。那天戴笠在杭州，不在南京，由敬宣兄接见我。他说他是黄埔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团第十二连同学，在黄埔毕业。因此我们一见如故，特别亲热。”
    1932年，戴笠控制了他的第一个特务训练基地——浙江警官学校，并成立政治特派员办公室，将王孔安派过去当“书记长”。乔家才说：
    “二十一年（一九三一年）戴先生主持复兴社特务处后。王孔安一度负责鸡鹅巷五十三号的秘书工作。十月戴先生奉委员长命令，任浙江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负责整顿浙江警校。戴先生一生最大的抱负，就是建立革命的警察，负起安定社会，保障人民的责任。杭州警校和杭州省会警察局，都成了他建警的基地。最初协助他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是赵龙文、史铭、酆裕坤、胡国振、简朴、柯建安等。而王孔安则以特派员办公室书记长，负了实际联系的责任。”
    由于这样的经历，在军统中，王孔安也是长期搞训练工作的一个，并形成了深厚的根基。乔家才说：
    “敬宣兄参加戴笠的工作以后，大部份时间从事训练工作，也曾从事侦破译电和缉私工作，他曾任过杭州浙江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主任，训练了许多警察干部，所以敬宣兄在警察方面，很有势力。”
    抗战开始以后，王孔安调任甘肃站站长，当时乔家才就是他的副手，同时乔还兼任甘肃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据乔回忆，他与王“常在一起吃喝玩乐”。
    乔在回忆中，曾提及当地著名的羊皮筏，他说：“黄河南岸汲水的大风车，同漂航在河心的羊皮筏子，都是一种新印像。羊皮筏子系由几个无头无尾的整牛皮或整羊皮吹胀以后，连接在一起，上缚木架，人就坐在架子上。这种筏子只能向下漂游，不能溯河而上，到达目的地，撑筏子的人再用肩把它扛回去。”
    乔回忆说：“有一次我同陕西王敬宣（孔安）兄、安徽汪餐英（祖华）兄、河南吴健吾兄乘筏子到乡下玩，忽然来了一阵大风雨，几乎把羊皮筏子吹到河心的一块岩石上，翻落河心。我们经过这次教训，领会到羊皮筏子的危险程度，以后不敢再乘筏子走远路。”
    此后不久，王即任兰训班政训组长。
    “兰训班”的准确名称叫“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官训练班”，因地处兰州而简称为“兰训班”，从这个班开始，军统的训练工作开始“正规化”，值得重点说一说。
    关于兰训班的来历，该班第二期学员宗化民回忆说：
    “抗日战争期间，戴笠发展其特务组织，为了吸收西北、华北各省青年及沦陷区的知识分子参加，决定在兰州成立特务训练斑。1938年夏，在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兼甘肃省主席朱绍良的协助下，戴笠派其亲信甘肃省会警察局长马志超，在兰州筹备建校，觅妥黄河大桥以南的关帝庙及水北门内的木塔寺两个大庙，修建训练班校舍。同年秋季，戴笠派遣刘璠充训练班副主任，率领新由德国学习法西斯特务警察业务归国的黄佑等教官，到兰州收容各地招考及保送的第一期学生，并经‘西北王’胡宗南保送其掌握的战干第四团及军官七分校的大批学生，参加戴笠的兰州特训班受训。”

    按：“黄佑”系“黄佑人”之误。

    兰训班第一期学员赵长金说：“兰训班的教育宗旨是：忠于国民党、忠于蒋介石，毕生为国献身。训练计划分为前后两期，前三个月为军事训练，后三个月着重专业知识教育。按其所学，分系授课。这是属于军统组织的一个训练单位，教育内容都是根据军统工作需要掌握开设的，分警政系、情报系、行动系(包括爆破在内)、俄文系、电讯系。任由学员自愿报名，我加入警政系学习。”
    班下分“系”，有点象大学，这是戴笠的特训班走向“规范化”的一个标志，因此前的“临—黔—息”训练班是只编学生队的；至于训练内容，仅在学习中稍有侧重，并没有明确“专业”的概念。因刘璠是留学德国，专攻“警政”的专家，因此兰训班的组织工作有许多改进。赵长金回忆说：
    “兰训班比较突出的是教育形式问题。刘璠留学德国，他仿效希特勒训练纳粹分子的方式，以博学多览，广授知识教育学员，除了专任教官讲授必修课程以外，还聘请兰州军政名人和专家学者，讲授军事、政治、外交等有关知识。他的意图是运用国外现代化科学武装学员，报效蒋介石。”
    l939年 1月，戴笠到兰州亲自主持兰训班的“落成”及第一期学生入伍典礼。赵长金回忆说：
    “戴笠自重庆飞抵兰州，举行第一期开学典礼，我才认识了戴笠。在我的记忆中，记得他点过一次名，讲了三次话。点名时，他叫到谁的名字，总要将此人上下审视，令人望而生畏! 点完名就地讲话，讲的内容是：自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渐严重，日本帝国主义者，处心积虑灭亡我中华民族，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他回顾了奉命组织特务处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在蒋介石的领导下，所经的历程和主要工作成绩。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在戴笠离开兰州当天的凌晨，戴笠再次召集同学讲话，赵长金回忆说：“娱乐晚会散会后，大家都已就寝了，忽然紧急集合，他此行来去匆匆，明天就要离开兰州，临行前再次训话，刘藩陪他立在讲坛上。他讲时发现一位同学在队伍里站着打盹，幸而没发脾气。”
    据此，戴笠又发表了长篇演说，先是说自己此行“三昼夜不休息，照常工作”，接着又“引经据典，训勉师生”，说：
    “师徒如父子，养子不教，父之过；教子不严，师之惰。希望每个学员都要虚怀若谷，不但要有孺子可教之态度，尤其要有后生可畏的精神。”
    最后，戴笠勉励所有同学“努力学习，任重而道远，毋负厚望”。
    ——戴笠并非吹牛，此次兰州之行，他真的三天三夜没睡觉，不仅是他，军统兰州站上下都被他折腾得够呛。乔家才回忆说：
    “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的春天，戴先生来过兰州一趟，住了三天。因为重庆给戴先生的电报太多，敬宣兄率同站里的内勤人员翻译电报，日以继夜工作着，仍然翻译不完。我也同其他同志一样，三天三晚没有睡觉，专译亲译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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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讲话打盹”事件的影响，总之，戴回到重庆不久，发生了一系列事件，首先，兰州站站长王孔安被派到兰训班任政训组组长。
    在军统的各个训练班，除去代行主任职责的副主任，下面就要数政训组组长了，这是各训练班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对此，王世杰说：
    “（兰训）班内各级人员对学生都有监视控制责任，尤以政训组权力最大。除灌输反动思想外，就是严格考核学生思想言行，经常通过和学生个别谈话、对学生的公开和秘密检查、学生之间的秘密报告等进行考查。学生对外通信是绝对禁止的，即使和家庭通信，也要拆阅检查，才能寄出、收取。学生入校后，头两个月无星期假日，不能外出。学生之间的接触也受限制，不准随便在一起谈话，否则以违犯纪律论处。”
    接着郑锡麟又来了。赵长金回忆说：“当王孔安升任兰训班副丰任的前夕，军统局局本部训练科长郑锡麟来班视察，到处吹毛求疵，横加指责。”

    按：军统局训练科长原由刘培初以督察室主任兼任，就在前述“抬轿子”事件后，刘愤而辞职，接替他任训练科长的就是郑锡麟，此后训练科升格为训练处，郑以此挂上了少将军衔。

    当时郑说：“你们不要以为我的话不好听，是‘吃大菜’。如果‘老板’来视察工作，这‘大菜’就成‘小菜’了。他的话才叫‘大菜’呢。不吃也得吃!”
    郑锡麟的话，好像一个信号，不知道是给学员听的，还是给刘璠听的。
    ——没过多久，刘藩就给撤职了。赵长金回忆说：
    “他（指郑锡麟）回重庆后，局本部派胡靖安来到兰训班，召开全班师生大会，当场宣布命令，兰训班副主任刘藩另有任用，应予免职，遗缺由政训组组长王孔安递补，学员延期三个月毕业，速拟教育计划，报局备案。”
    这时，按原定计划，第一期学员应该毕业了，赵长金说：     “1939年夏，第一期学员按照学习规划，包括实习在内的全过程，受训结束。每人发给服装费30元。我在百货商店买了一套毛料学生服，准备分发后到社会上工作时穿。同学们都满怀喜悦的心情，盼望主任前来主持毕业典礼。孰料王孔安摇身一变，由上校政训长，一夜之间升任了少将副主任。全班官生，均为之瞠目。”
    赵长金回忆说：“事后传出小道消息，王孔安向戴笠打小报告，告刘藩教育计划失败，不符合上级要求，训练宗旨与组织要求，背道而驰，学员毕业出来不堪任用。戴笠采纳了王孔安的建议，罢了刘藩的官，并决定继续训练，延期毕业。”
    王一接任，马上进行了人员调整，赵长金回忆说：
    “王孔安上台以后，另订训练方案，采取军统传统教育形式，以所谓‘活着进来，死了出去’的戴笠恐怖主义精神教育学员。这一计划，得到局本部大力支持，相继派来汪祖华任政训组长，张树勋任总务组长，杨清植任大队长，周野萍、陈博生、傅有权分别任一、二、三中队政治指导员，陈一鸣任情报教官，许政任爆破教官，黄粹柏任教务股长。重新调整机构，人事调动频繁。”
    赵长金回忆中的“陈一鸣”即前述之程一鸣。
    程原任军统局上海区区长，后调到临澧特训班任情报教官，后随该班先后迁徙至黔阳，在此期间程将其授课讲义编纂成为《情报学》专著，后成为军统各训练班的通用教材之一。程回忆说：
    “复兴社特务处出版过由王新衡、傅胜蓝合译苏联出版的《契卡·格帕乌》；由中国共产党叛徒顾顺章口述、臧公惠整理记录的《特务工作的理论与实践》，郑介民写的《军事谍报学》和程一鸣写的《情报学》，作为各特务训练班学员必读的书籍。”
    此后，程因反对体罚学员，并在课堂上散布不满言论等，于1939年11月 5日被戴笠送到息烽阳朗坝监狱关押，后转白公馆。
    1940年 4月 1日，在军统每年例行的“清理积案”中，程一鸣获释，并调兰训班任“情报系”主任教官，后升任总教官。
    同时，王孔安改弦更张，将刘藩那套过于“西化”的作风革除，代以军统的“老一套”，特别是强化了带有浓厚军统“团体”特色的政治说教。赵长金说：
    “（王孔安）对学员着重贯彻所谓‘革命大家庭’，以极端封建的家长制度教育学员。讲军统在蒋介石的亲自领导下。是最革命的，工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社会上至高无上。只要参加了这个组织，就成终身职业。工作绝对秘密，即使妻子骨肉，也不能泄露秘密。如若明知故犯，要受组织纪律处分，轻则禁闭，重则秘密制裁。”“除此而外，积极灌输专业技术和政治思想教育。如政治总教官万异，专讲《人生哲学》，政训组长汪祖华讲授《党派组织史料》。警政系以学习警察课程为主，兼学情报和爆破。情报系、爆破系、俄文系和电讯系，则专学技术知识。但是必须学习政治思想和有关政治理论课程，这是一门必修科，作为受训学员精神食粮的。”
    这时已经是1939年秋天，第一期延期的三个月也过去了。赵长金回忆说：
    “度日如年的三个月延期训练过去了，但仍然听不到毕业的消息。半月后，王孔安在纪念周上掏出一纸电报宣布：因主任不能来兰主持毕业典礼，继续延长一个月。如此一月又一月的延长了三次，毕业还是遥遥无期。与此同时，第二期新学员亦已到齐，急待入伍训练。”
    第二期就是宗化民他们这一期，他们也是1939年秋天集结到兰州的，结果因第一期延期分发，第二期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在校外临时住“招待所”。宗化民回忆说：
    “兰训班新生招待所设在兰州市西梢门外一座古庙太清宫内。招待所内部很简陋，没有什么设备，招待所管理员（或队长）住两间普通房( 办公及他个人住宿 )，庙宇殿堂泥胎神像前铺干草作宿舍招待新生。让前来报到的第二期新生住招待所一是因校本部还住着前一期的学生正在训练，没有多余房子；二是要对各地招来的新生在来复试入学之前作多方面的考核。”
    刘培初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被戴笠派来“安抚”第一期学员的，他回忆说：
    “一个息烽特训班。（先在临澧，后迁黔阳、三迁息烽，均以地方为名。）一个兰州特训班，都是抗战以后，戴雨农先生精心培养的。他把这两个特训班，视如拱璧，珍惜得无微不至。可是他的工作太忙，东南西北的大事，无一不要他去亲自部署指点。使兰训班第一期，毕业的时间，一延再延，受训的学员们，再有耐力：也不能再耐了，随时拿些小问题，向管理他们的干部出气。快过年了，而东南事急，又非他亲往不可，乃告诉我说：培初兄，你马上代表我到兰州去一趟，把兰训班不安静的情绪安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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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回忆中，刘培初还特地说明：“我那时正主持全局的训练工作，此时并兼代参训班训练，兰训班有事，当然非我莫属的。”
    其实，因“抬轿子”事件，此时的刘培初已经辞去了军统局训练科长和督察室主任的职务，属于“闲散人员”，为了缓和刘与毛人凤的矛盾，戴笠特意让他在本部“消失”一段时间，同时也是给他找点事做。
    这时，毛人凤办了一件漂亮至极的事情。
    ——刘培初回忆说：
    “临上飞机时，毛人凤说：那边很冷，你这身衣服可能不够。我有一件獔绒大衣，重庆也用不着它，借你穿穿吧，说完马上到箱子去取了出来。他的好意，我只好接受了。到长安改坐汽车，一路风雪载途，皮大衣确是一个宠儿，紧紧地把它穿在身上，风雪真有点不是他的敌手。”
    ——大家试想一想，毛人凤做的事，你能做到么？
    刘培初回忆说：“抵兰州到特训班一看，却无人穿此大衣，学生穿的全是棉军装，我这一装束，虽有点‘昂昂乎庙堂之器也’的神气，但在群众之前是丑恶的，衣锦绣而食梁肉，与大众的生活不距离太远吗? 当即引起我内心的非常不安! 连夜我叫人找了一身学生的棉衣，第二天一早，我便完全学生化了。”
    刘还说：“这还是一个形式，我要连吃饭也一并学生化，早晚都与学生一起，吃学生的大锅饭，一切的招待请客全免了，可以说没有丝毫打扰当时的副主任王孔安兄，我是他重庆来人最好打发的一个客人，因为我在那儿一个多月，连饭都没有吃他一顿。他是非常好客的，我这个怪客有点使他无所措手足。”
    ——刘培初其人，比较喜欢标榜自己，我们可以对比一件小事，同样是引述与戴笠的对话，陈恭澍一般都会隐去自己的名字，比如：“××兄，你在河内期间如何如何。”以示谦虚；而刘培初则不然，从来都是直接说：“培初兄，请你怎么样怎么样。”
    看刘培初写的书，通篇都是别人不好，只有我对。另外还喜欢说大话，怎么漂亮怎么说。当然，也可能当年人家刘培初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不过用今天的话讲，多少让人感觉有点“装×”的色彩，陈恭澍就曾经在回忆中点着名地讽刺他。
    刘培初回忆说：“兰训班一二期的素质很高，有平津来的大学毕业生，也有绥包甘青等地调训的工作干部，七八百人，个个青年英俊，身手非凡，只因毕业过期，使他们大有用武无地之憾。虽说当时的教务训育方面，均一时硕彦——教育组长为现内政部警政司长黄佑人兄，训导组长，为现革命实践研究院教务处长汪餐英兄，四川廖华平兄、东北万异兄等均任教职，管理方面的大队长为河北杨立斋兄。”
    刘培初说的“河北杨立斋”即杨清植，1909年生，河北献县人。
    杨清植也是“东北训练班”出来的，与前述张奉馨、倪中立、卜玉琳等等都是同学。
    1932年底，杨清植在一种懵然无知的情况下，糊里糊涂被选入东北训练班，当时，他是中央军校军官班（也称特别班）的学员，乔家才说：
    “军官班有学员一千七百多人，系调训各部队的青年军官，予以六个月的训练。十二月有一天，军官班宣称，张北分校即将成立，所需要的队职官，由军官班北方籍的学员中考试挑选，自由报名。张北在察哈尔的北部，距离敌人最近，在张北训练学生，多么有意义。所以，这个消息一传出来，报名的人非常踊跃，一共报了两百多人。” 经过笔试，从 200多人当中录取了10个人，即二十选一，可说优中选优了，杨清植和他军校的同学张家铨均榜上有名。
    最后一道程序是口试，地点就在南京后宰门的“马标”，由班主任桂永清和戴笠主持，点到的第一个就是杨清植。

    按：因当时特务处成立不久，东北训练班系由力行社与特务处共同主办，因此由力行社高干、军校“学长”桂永清当班主任，戴笠副之。

    见到杨清植，问完家世、简历等等，桂永清发问了：“我给你假设一个情况，看你怎样处置。假定你在这间房屋里，外面有一个人，正准备进来攻击你，你应该怎样处置? ”
    杨想了想，老实说：“我不知道该怎样处置。”
    桂启发说：“你不能等着人家进来打死你呀! 总得有个对付的办法才行。”
    杨说：“那还不简单吗? 他进来，就同他打。”
    桂指点说：“不好，你不要以为你的块头大，可以硬拼。万一进来的人比你的力气更大，你就未必打赢他，甚至他拿着手枪，不等你动手，已经先把你打倒了，应当有一个比较妥善的方法。”
    接着，桂一边说，一边演示：“最好是躲在门背后，等到敌人推开门，一只脚刚踏进来，还没有站稳，你乘其不备，一下把他打倒。”
    杨诺诺而去。第二个进来的就是张家铨，桂永清将刚才问杨的问题，原封不动地又问了一遍。
    这回新鲜事发生了——据乔家才说：“他（指张家铨）照着刚才桂永清所说的和示范的动作，依样葫芦，连说带做，表演一番。他这样不加思考，很正确、很熟练的回答，把两位主考官弄得莫明其妙，非常惊奇，引起很大的怀疑。”
    这时戴笠开口了：“你回答的很好，你怎样想到如此处置? 这样处置正确吗? ”
    张家铨说：“自然十分正确。至于怎样知道如此处置，是照着桂主任的示范来做嘛!”
    俩“主考”一听更奇怪了，于是张解释说：“刚才桂主任示范表演的时候，我从门缝偷看，看了个清楚，也听了个清楚。”
    戴一听非常高兴，马上站起来与张握手，一高兴还说漏了嘴：“你真是特务天才!”
    考试结果，10个人全部录取，连“交白卷”的杨清植也不例外。
    乔家才说：“口试过后。一天夜里十二点多钟，睡得正甜，值星官叫他们起来，赶紧收拾东西，准备出发。一辆布篷汽车停在外面。他们匆匆忙忙上了汽车。布篷严密得连条缝儿都没有，看不见外边的一切景物。为什么白天不出发。偏偏选在半夜三更? 他们想不通。汽车行驰了一个钟头，好像已经出了南京城，停在一个铁门的所在，才让他们下汽车。”
    这里就是南京著名的香林寺。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因马标离香林寺很近，“由马标坐汽车到香林寺，不要五分钟，为什么要兜一个钟头圈子呢? ”
    就在当天夜里，又来了13个人，是从军校政训班选出来的来的，其中就有倪中立、王雨人等等，还有前面说过的李元超；此外还有一个人，后来名气极大，即赵斌承。
    从此，这23个人就开始了训练，教官有梁干乔、郑介民、余洒度、江雄风、徐亮等等。李元超回忆说：
    “在东北训练班的外院，当时还有军事委员会军事杂志社。该班为了保守秘密，就利用军事杂志社为掩护，职员和学员都佩带该社证章，往来文件也用该社的公文纸，所以当时一般人都知道该班是军事杂志社在那里训练通讯员，将来毕业以后给军事杂志社当通讯员写稿子，根本不知道是戴笠在那里训练情报人员。其时不但外人莫名其妙，就是该班的炊事人员也只知道是军事杂志杜的训练班。
    乔家才说：“课目非常新鲜，他们从来没有听过。他们很奇怪，到张北分校当队长，为什么要学这些东西? 怕关起来，也不敢问一声。训练四十天，不准外出。不准通信。不准交头接耳，不准彼此谈话，动不动就要关人，气氛非常恐怖。令人心惊胆怕，有几个胆小的，眼看着一天比一天消瘦了。这就是最早的香林寺训练班。”

ys1937

好贴。。
李苗 发表于 2012-5-30 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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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苗子叫好的，就是不好；几是苗子说不好的，就是好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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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训练班原定时间三个月，结果仅一个多月即草草收场，李元超说：“1933年春，因为日军进攻华北，该班即提前结束，所有23名学员由戴笠亲自率领进驻平津一带，从事收集日伪情报，当时随同北上的还有郑介民、徐为彬、江雄风等人。”
    当时，因还没有对学员们明确培养他们的目的，因此，是以“实习”的名义将这些人派到华北的，乔家才说：
    “训练完毕，由江雄风和徐为彬率领，到达河北保定工作，要他们每天到火车站登记南来北往的火车，那一列车上有多少军队，什么番号，都得弄清楚。什么时候到达，什么时候开走，一分一秒不能错，晚上做成报告。这时候他们才明白，那里是要他们到张北分校当队长，是要他们做特务工作，搜集军事情报。”
    这下学员们不干了，要“造反”。乔家才说：“他们工作了一段时间，彼此已经混熟。一切情形摸得很清楚。人多气壮，不再害怕什么。他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一致决定，既然不是到张北分校，就有理由不干，要求送返他们的原部队，否则拿出怠工来抗议。”
    徐亮、江雄风没办法，只好搬出戴笠。
    当时，戴笠、郑介民都在北平。
    ——郑介民是到北平“履新”，他的公开身份是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工作人员，实际上是力行社北平分会书记并兼任特务处华北区特派员。陈恭澍回忆说：
    “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北平的顶尖人物张学良通电下野。十二日，何应钦将军出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华北局势受日本逼迫，更趋紧张。郑介民先生也在这个时候，奉派抵达北平。郑先生此来，负有重大使命，也具有多重身份。在特务工作这方面，他是我们‘北平站’的顶头上司，因为他是军委会‘调查统计局’派驻华北地区的特派员，管辖的区域包括察绥东北在内；同时也是力行社所属特务处的助理，地位仅次于戴雨农先生。除此双重身份之外，郑先生在参谋本部第三厅还另有职务，那才是穿武装制服，配带军阶的正式军职。
    戴笠则是到北平等地“视察”。陈恭澍说：
    “再说戴先生留平期间，接触面很广阔，前后也罗致了不少优秀人才，这些人不一定都参加了本位的情报工作，在他的高瞻远瞩中，是以储才备用者居多。此后的十多年，戴先生领导的工作，得能超越特工范围作多方面的发展，当然与他知人善用这一特长大有关系。他比较空闲的时候，也不休息，很喜欢约集王天木、吴幼权、毛万里、王云孙（北平站书记，人称北平万事通）和笔者几个人，出去走走，最常去的地方是北海公园和中山公园。有时候也在北海的五龙亭或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坐下来喝壶茶，偶尔也去吃个各具独特风味的小馆子。这可不是消闲，在他来说，也是工作的一部份，要观察一个人、了解一个人，从细微末节中才能看得更真实。”
    正是这次，陈恭澍结识了戴的秘书毛万里，并成为终生挚友。     听说学生们要“闹事”，戴亲自赶来做工作，说：“你们都是军人，军人以身许国，国难当头，国家需要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得做什么。军人以服从为第一，那里由得你们自己?”
    最后，戴笠又拿出他“家长”那套作风，威胁说：“在军官班，两百多人中间才挑选了十个人来，并不容易，去吗? 更难。老实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只有好好工作，报效国家，不准再说什么，应遵守团体的纪律。”
    实际上，戴笠对这个班的学员非常重视，李元超说：“东北训练班的学员文化程度较高，当时特务处很重视这些人，同时又是戴笠亲手主办的第一个训练班，认为这23个人是他的基本干部，因而在待遇上比较优厚，在班内受训期间，每月给薪金40元，毕业后到华北工作时，一开始就是每人每月发生活费 100元。”
    在戴笠的恫吓之下，谁也不敢再“叫板”了，乔家才说：
    “在保定工作，实际等于实习，二十个人聚集在一起，无事也可生非，况且已经闹过一次麻烦，于是，立刻把他们二十个人分散开，派往北平、天津、石家庄、邢台、唐山、榆关、绥远、热河。张家铨因为有特务天才，最幸运，派往天津，做王天木的书记，编写报告。”
    杨清植则被戴笠调到“浙警”当学员队长，可能是看他比较“诚实”吧，从此杨几乎当了十年“学生头”。据沈醉回忆，临澧特训班开班时，分两个大队和一个直属女生中队，其中第二大队大队长即杨清植，副大队长王百刚（后因在“南岳游干班”盗窃班费败露而被戴笠枪决）。此后杨随该班辗转黔阳、息烽，并任息烽特训班学生大队大队长。
    此后，王孔安执掌兰训班，将杨清植调过来，继续当学生队长。

    按：因学生队长要与学生一起出操，“同吃同住同劳动”，是个苦差事，因此很少有人爱干。

    这时，第一期学员已经单独编队，赵长金回忆说：“直到l940年初，才将第一期各系尚未分配工作的学员两百余人，集中编成一个队，放在一边，派上尉区队长徐德亮负责管理，待命毕业。”
    刘培初回忆说：“因教务训育计划，早经实施完成，不能再来一次的反复施教，这批生龙活虎的青年，要从用管理来拴束他们是万难的。而在校规上又明文规定，不能随便出校，游荡于城市之中，他们又将寄情愫于何处呢？因此这批青年，只好关在校门之内。让他们去酝酿，去发酵，去热情奔放得横冲直闯。渐渐地使他们对本班失去信心，使本局一点威严与神秘褪色，这不太可悲吗？”
    其时，因久不分配，大家闲得没事干，已经快给憋疯了，经常找茬无事生非，某次，他们与中央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兰州总队学员打篮球，结果出了大乱子，宗化民回忆说：
    “这天军校的负责人顾希平、警校兰训班的副主任王孔安都亲临观看比赛，并请当地最高长官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兼甘肃省主席朱绍良主持开球。开始比赛不久后。朱绍良、顾希平，王孔安都离开了球场。因为是星期天，观看的人特别多，因有警察、宪兵维持秩序，比赛的前阶段秩序很好，警校兰训班球员的技术高，胜过军校球员，着便服的特务学生啦啦队高喊‘军校、警校是一家，军校、军校加油吧!’后半场警校兰训班球员因体力不济败于军校，场外着便服的学生只给警校加油，而对军校却喊‘嘶杀’之声，军校的学生表示不满。” 这时，一个军官喊道：“我们赛球你们这一群便衣伤兵叫什么?” 兰训班学员听了很生气，不知谁喊了一声 “打!”登时秩序大乱，宗化民回忆说：
    “警校学生（包括招待所着便服的学生）与军校学生打成一团，双方领队制止不了，有的人受伤，头破血流。宪兵起初只是劝说，维持不了秩序，以后就朝天鸣枪企图制止，想不到枪声一响闯了大乱子，在场的十几个宪兵，有的被警校学生包围，有的被军校学生包围，三方乱打乱作一团，宪兵寡不敌众，他们的手枪都被夺去，最初开枪的宪兵被警校招待所的学生夺枪击伤腹部。闻以后因伤重死去，警校、军校学生打架，双方各有受伤者二十多人。宪兵人少以开枪维持秩序触怒了两校学生，都被架走做了俘虏。经过一个钟头，两校当局才下令派人招回学生，放走宪兵，在当地居民中造成极坏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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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到兰训班学员这种情形，刘培初十分头痛，他回忆说：
    “我现及时而来，在这样的情势下，又如何去着力，求挽救呢?我终宵彷徨，几乎得不到对策，但事情总是‘想’通的，我仍求援于‘思索’。想到愁肠辘辘的时候，似乎思情已断，便拥被假寐片刻，于号音惊醒时，思潮又涌泛起来，使我顿有所悟。
    早操之后，刘培初令第一期学员在礼堂集合，他要给大家开一个“漫谈大会”。
    刘对大家说：“戴先生一时无法分身，而又十分怀念各位，故教我先来与各位相处一短时期，以待他来班主持毕业典礼与分发工作。此时我既不是要训话，也不是来讲学。为沟通一切情愫，我想同各位开一个‘漫谈大会’。
    刘强调说：“漫谈大会是无遮的，凡所欲言，也无须顾虑，不妨放胆谈谈，不要把问题蹩在胸中。”
    这次“漫谈”十分成功，刘培初回忆说：“我原知青年们的心事，是长江大河一般，一经揭发，便会磅礴的倾泻出来，而今果然，每个人似乎都有满肚子的话，要向我倾诉。他们所欲了解的重庆情况、政治行情、抗战形势；××问题，以及东南西北的一些情况，都一一提了出来，凡我所了解的，均一一详予解答，我不了解的，也直截了当的说我不能了解。
    令刘培初十分奇怪的是，所有学员，没有一个问诸如“几时毕业”，“戴先生何日能来”这些“肤浅”问题的，他觉得：“这都足证明同学群中，素质之高，品质之佳，胸头块垒之中，并无多少庸俗之事端存在。”
    刘培初说：“此一漫谈大会，一开便是四个钟头，直到午饭的号音响了，才结束了这个大会。这个会可以说是开得有声有色，也缔结了我与他们的甚多情感，使我兰州一月中，忘不了它。”
    不过，说到底，“漫谈大会”只能让学员“出出火”，解决不了大家闲着没事干的实际问题——别忙，下面刘培初就要抛出一个“自我训练”计划。
    刘再次召集大家开会，说：“大冢要说的话虽已说完，但问题并未解决呀! 我们不能坐待主任的到来，浪掷这宝贵生命，光阴是一去不再来的。我们在这短短的一月半月之中，还须有一个充实依托才行呀。我提议来一个自我训练。”
    年轻人总是喜欢新鲜事，大家听了一致赞成，请刘“提出较具体的计划和指示”。在回忆中，刘培初得意地说：
    “我既当场提出这一问题，岂能没有一点儿腹案? 这便是我昨夜苦经思索的一个问题。我想只有这样，才能收到这群野马的心，原则是使他们自行管束，自行教育，自行训练，自行玩乐，自行运动。把本班所有管理取消，教育训练种种取消，一切看你们自己的。当然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尝试，似乎也没有前例可以师法的。”
    于是刘培初长篇大论地进行了一番动员，他首先旁征博引地说：     “自我训练便是自己来训练自己，大家都知道，‘百步之内，必有芳草，千邑之内必有忠信’，‘三人行必有师焉’。这是一个汇集华北、西北青年数百人于一堂的所在，藏龙卧虎．奇才异能之士，大有其人，亦早有无从一露身手之憾，而今都有出头之机了。”
    接着刘具体说明，要大家“互相提出其特长”，“无论是学术的，语文的，技艺的，运动的，一一登记起来。凡能增长青年智识的、技术的、语文的东西，我们都要加紧学习。并规定于一个月内，选定日、俄、英、法四国语言，每人必须学熟二百句，边疆的回藏蒙疆语文，也要兼学。而这种教学人才，同学中自己都有。凡历史、地理、文学、法律、常识、公文程序、情报编审，密码实译，都列入学习范围之内。”
    刘培初说：“教务进行，虽较呆滞，但每周必须进行测验一次，写作一次，把优秀作品一律公开出来，以资观摩。使有才学的人。能一倾胸怀之气。
    以上这些，都要“制成一完善的功课表，每周进度表，切实进行”。
    同时，刘培初还要求“用选举方式，产生下列人选”：   
    “一、军事管理组：选出学员七人出来负责早晚点名，按时上课下课，及维持学生的秩序生活。
    二、教务进行组：选出学员七人负责制订学员一切课业的进行，或向外请同学所爱好的名流指引。
    三、训育活动组：选出学员七人负责策划学员的政治、娱乐的、运动的一切活动。”
    一句话，“建立同学们自我的管理、教育、训导、组织，来个由下而上的，代替班内由上而下的各项组织。”
    ——说穿了，刘培初要在兰训班中，搞一个盛大的“冬令营”，让大伙痛痛快快地玩一个月。
    我们在学生时代，都参加夏令营，凡类似的活动，都有一个特点，就是管理老师很少，比在学校时的老师少得多，且条件都不甚理想，至少比在家里的吃住要差得多，却反而秩序井然，大家其乐融融，每天高兴得要命。其关键就在于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让大家去干年轻人应该干的事情，当然不须过多的管理和约束。
    前面说过，刘培初是死硬的反共分子，但是，论“祖训”群众这一套，他是最得精髓的——搞工运，他能到工人家里去“家访”，帮他们解决实际问题；搞培训，他能深入了解青年人心态；日后，刘相继到陈诚和汤恩伯手下搞“党政工作”，他能发动妇女和儿童配合他的工作，甚至教手下如何插秧、挑粪，把发动群众、贴近群众这一套搞得到了家。因此刘干什么成什么，自有其道理，乔家才将刘培初誉为民众运动的“长才”，牛皮不是吹的。
    刘的“冬令营”活动，收到良好效果，他回忆说：
    “训育活动，是我十分重视的，它占有每天清晨活动，与夜间活动，还可以在功课表内，排出其正式节目。我要求在训育活动中，推出政治性的节目，如政治辩论会，时事座谈会，演讲比赛会种种，每周应有一次。运动性的节目，如球类的、田径的、爬山、走雪、斗技，每周应有一次。戏剧的节目，如歌咏，谣曲、秦腔、豫戏、平戏、新剧、边疆舞蹈等等，用分组竞赛式，两周小登场一次，一个月必须热烈登场。这样粲然具备，学员们已忙个不了，简直无喘息之机，那里还有时间去闹情绪，找是非呢? ”
    据刘回忆，在兰州的一个月当中，他“镇日厮混于学生群中”： “我一入学校之门。便没有出来过，整天厮混在学员之中，不在领导的学员小组之中，听取他们进行上或检讨上的意见，提出我要求做到之点；便在讲堂上杂坐于学员之中。听取他们授课内容，听讲情绪，因衣着完全一样，随时可以鱼目混珠，特别是在每天晚点名的时候，我大半都在学员队里，和他们一同解散进入宿舍，夜色瞑蒙，灯光暗闪，他们几乎完全分不出来。而他们的呼吸谈吐，便完全进入我的脑海之间，待他们发觉我时，也只一笑把我高举起来，我又匆匆地进入了另一寝室。初时，还有人暗喊警报，群起注意，以后也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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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培初的回忆，总是免不了自我标榜，他说：
    “学员在自我训练之中，我原可抽身出来，去访访西北的友人，看看西北的名胜，坐坐西北的酒楼茶肆，体验一番西北的山川风物。但我哪有这种闲情逸致呢! 他们所有的政治活动，无论一个什么会；训育活动，无论那一类，我几是完全参加的，记得我也同他们踏过冰封的黄河，爬过积雪的白塔山，看过他们的歌曲竞赛，戏剧登场，而今想起来，还是其乐融融，热生胸臆的。”
    其实，刘的回忆，忽略了一件事——此次兰州之行，他还杀了一个人！
    被杀的这个人，就是第一期学生大队二中队政治指导员陈博生。 赵长金回忆说：“1940年 1月间，第二中队中校政治指导员陈博生，原在军统南京区做地下( 秘密 )工作，1939年该区遭到日伪破坏，逃回重庆，往在招待所，后分派到兰训班工作，被人揭发，说他有背叛组织和出卖同志嫌疑。戴笠派刘培初少将专程到兰州处理此案，经过严刑审讯，一天夜里将陈博生秘密处决!”
    陈博生死后，因证据不足，亦被列入“殉法”名单，赵长金说：“因凡是参加军统组织者( 包括家属在内 )，都成‘一家人’了。” 这件事情，刘在回忆中只字未提。他只是说：“这次在兰州特训班住了一个整月，黑馒头也吃惯了，重庆都市的一点繁嚣之气，已洗得一干二净，我实在无意再置身庙堂之上，而命令来了，要我立返重庆。毛人凤借给我那件大衣，我也不习惯穿了，干脆放在包袱里把他带回去吧! 一路随时都想到这一群，其蓬勃活跃的影子，似乎与我同来！我走后听说这套自我训练。还保持了一个月之久，直到戴先生来班主持其毕业与分发。”
    刘还感慨说：“可惜的，这只是一个静态短期的青年运动，如把这几百学员、扩展到大西北去做社会运动的种子，我敢保证整个大西北，都可能动荡起来的，当然，那训练方法便要有极大的改变，内容自然不是自我训练那一套的。”
    刘培初刚走，军统局人事科长龚仙舫又来了，赵长金说：“这是核派工作的预兆。”
    果不其然，一个月以后，戴笠终于来了，这下大家都有事干了。宗化民回忆说：
    “每逢有消息说戴笠将到兰州时，兰训班的官佐师生就在大忙特忙，整修校舍，排练戏剧，演唱歌曲。特务学生尤其兴高采烈，因为戴笠一到兰州，学校的伙食就会改善，天天吃好的，学生们不仅是贪口腹，更盼望毕业后能得一个好官位。但是兰训班的负责人和兰州的军统高级特务分子们却煞费苦心，胆战心惊，唯恐某一项工作出错或不如戴笠的心意，受到戴笠的责骂、挨打或处分。”
    赵长金则回忆说：“举行典礼那天，戴笠以班主任的身份，事必躬亲，全体官生唯命是从，百依百顺，大礼堂布置得焕然一新。上午9 时许，一、二期学员列队齐集会场，戴笠亲自主持开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代表蒋介石致谢词。应邀出席的来宾有：第八战区长官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曾扩情、兰州警备司令杨德亮、甘肃省政府民政厅施厅长，外交部派驻兰州李专员等人。”
    当晚，是例行的聚餐和联欢会，赵长金回忆说：“散会后，全班官佐、学员聚餐，共备了 100桌宴席。顶上面的一桌是来宾席，戴等作陪。往下排成一字形，官佐坐在前列，一、二期学员依次向后排，参加聚餐者将近一千人。秩序井然，师生欢聚一堂，席间兴高彩烈，如痴如醉而散。夜间，召开恳亲娱乐晚会，欢迎来宾和同志们、眷属观看，戴笠也看了一场同学自己排演的话剧。斯日，从早到晚充满了一派节日的气氛。”
    赵长金说：“戴笠对文体活动也很关注，主持演讲比赛，并授予前三名每人一块手表奖励。还参观武术、擒拿、舞蹈各种表演，以及一、二期学员篮球赛等活动。”
    据赵回忆，戴笠在兰州期间，每天都要召集学员训话，“详细讲述他从事特务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报告他自追随蒋介石以后，所经历的种种案件，说起这些事，他显得格外有劲。意图用言传身教，启发受训学员，都能当上一个合格的特工人员。”
    在某次训话中，为兰训班“干部食堂”的事，戴笠把王孔安骂得狗血喷头，赵长金回忆说：
    “王孔安接任副主任后，又设了一个小食堂，颇为讲究，各类烟酒果品、荤素小吃应有尽有。经理钱寿彭，说是对内营业，但实际是为官长服务的。1940年夏，戴笠到兰训班主持一期毕业，二期开学典礼期间，在一次训话中把王孔安狠狠地责斥一顿。骂他是官僚主义作风，不配当领导干部，只图享受，不顾影响云云……小食堂当日被砍！一时传为笑柄。”
    分配工作之前，戴笠要亲自对每一个学员进行口试，赵长金回忆说：
    “口试场所在政训组办公室。以班为单位，分两组进行面对面的考试。在座评分的有龚仙舫、王孔安、汪祖华、邹陆夫。我因为首次和戴笠接触。在这样场合下，心情十分紧张，怀有几分胆怯情绪。每人发给一纸事先拟好的若干题目，他给我指定的题目是《抗战与建国之关系》。”
    当时赵“竭力保持镇静”，回答说：“抗战与建国是相辅相成的。不抗战，则不能建国，不建国，则抗战没有保证。抗战保障建国成功；建国促使抗战胜利。所以抗战之胜负与建国之成败，直接关系着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命运。一言以蔽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口试之后，戴笠还要个别谈话，陪同的是龚仙舫，轮到赵长金时，戴问：
    “结婚没有？”
    赵说：“结过婚了。”
    戴问：“你想做什么工作?”
    赵长金唱了个高调，说：“主任叫我做什么工作。我就做什么工作。”
    戴又问：“你想到什么地方去?”
    这次赵说了实话：“到任何地方都行。不过，我父母和妻子、女儿四口人，现在咸阳我本家叔叔赵文枢家住，今年春季副丰任还批给我30元，寄给他们维持生活。”
    至此谈话结束，赵回忆说：“当时发给我服装费和旅费各30元。究竟派我去什么地方，做何工作，我不敢深问，如在五里雾中，思想忐忑不安。”
    最终赵长金被分配到重庆局本部工作，后升任设在西安的“西北特侦站”总务股长，西安离咸阳不远，赵总算如愿以偿。
    在赵长金离开兰州前不久，还发生了一件事，令戴极不愉快。赵回忆说：
    “一天，戴笠率领兰训班有关领导，去四屯坪游览，他正和随行者兴致勃勃地谈论如何修建陵园时，代表一期同学前往参加的窦少军插了一句话，他说：‘把这钱用到抗战上，则更有价值。’话音未落，戴笠勃然大怒，认为窦少军有共产党嫌疑。命令关入重禁闭，听候处理。”
    为此，王孔安等又挨了一顿痛骂。赵长金说：“回到兰训班，他集合全班官长、学员训话，骂王孔安和管教干部，个个麻木不仁，训练场所出现这样思想的人，事先竟没有发觉，而且还捧为优秀学生，岂有此理! 限一天写出书面检查。”
    对此，赵长金评价说：“这也是窦少军自我暴露，爱好在领导面前显示自己，缺乏虚心谨慎的结果，咎由自取。5 月底，我离兰赴渝时，他的问题还未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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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千人）注：因“兰训班”部分越写越长，故移至后边《西北望》章节中，现继续《重庆生活》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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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其武，1904年生，福建长乐人。
    潘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进入特务处以后始终当秘书。
    提起潘其武，许多人都有微词，陈恭澍在回忆中曾讽其为“公馆秘书”，意指他无甚本领，一味走“上层路线”——其实潘绝非凡人，否则也不可能在十年之后当上“国防部情报局”副局长。
    说起潘搞的这次“签名”活动，其实是很不寻常的，因军统的用人，均操诸戴笠，向不容他人置喙，于是刘培初第一个表示反对。他回忆说：
    “但在廿九春，潘其武兄发起处长以上的人签名向戴先生保他（指毛人凤）为局本部的书记长，那时我任督察主任之职。但我并未签名，我说用人是戴先生的权力，向他保荐，木局向无此例。我认为戴先生所任命的督察主任，是要有这点风格的。”
    最终，毛人凤还是如愿以偿，代理了“主任秘书”，其实，潘其武此举，搞不好还是戴笠在背后指使的呢。
    刘培初与毛人凤的争吵，与此前的这次“抬轿子”事件是否有关，不太好说，但如果有关系的话，笔者可以断言，其曲，一定在刘，而不在毛。
    以毛人凤的一贯作风看，绝不会因为昨天你反对过我，今天我就借机把你挤出罗家湾局本部，毛做事，绝不会这么“浅”，否则他也不是毛人凤了——办公室政治，不是这样搞法的。
    反观刘培初，心里先就存了芥蒂，没准觉得毛有意刁难，他又是一个说话一贯“硬邦邦”的人，极有可能“话赶话”，最后闹得不可收拾。
    所以，哪个单位都是这样，有当官的，有干活的——乔家才、刘培初，都不是当官的料，而是干活的命。
    其实，毛人凤还是在刘培初的推荐下，才调回本部工作的。当时毛还在张毅夫的西北区工作，刘在西安“视察”的时候认识了毛，回来之后，即对戴笠说：“毛人凤深藏不露，忠实努力，旧学根基甚好，如能在戴先生身旁做个秘书，甚为理想可靠。”
    刘培初后来说：“没想到这一吹嘘，使他在十年后做了局长。”
    与毛的冲突，令刘怒不可遏，愤然辞职。他回忆说：“事后，我发出一个电报，向在东南视察的戴先生辞去督察主任与训练科长两职，并申明我自行到禁闭室待命，不得批准，誓不出此室。逼得戴先生只好照准，并深加安慰，立命我到兰州特训班视察。”

    ——以上重复，下接205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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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此时乔家才回到重庆，在刘培初的推荐下，乔续任督察室主任。他回忆说：
    “督察主任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工作，大家看到我这个新督察主任，把头一扭，大有敬鬼神而远之的样子。我必须改变大家对督察室主任的态度和观念，要他们知道我没有什么可怕，并不是不好惹的人物。同时我也应当让大家尊重督察主任的神圣职务，不应当遭受歧视。我仔细考虑了两天，写了一个三张十行纸的报告，题名为《督察工作之方针与计划》。”
    乔说：“我的督察工作方针与计划共有八条，主要的意见是：督察工作不仅是督察行政部门之错误，同时要弥补行政工作之疏漏和不足；多做积极的鼓励和嘉奖，少做消极的惩罚和处分；多注意防患于未然，少做事后的检举；督察工作不只是找人家的错误，更要替人家解决问题。这是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最有效的工作态度。”
    一早，乔将报告送到机要室，中午，戴的秘书李崇诗就找到乔，说：“你的报告太好了，老板（一般同志私下对戴先生的称呼）已经批阅过，按照你的方针和计划去做，督察工作一定可以做得好。”     乔家才回忆说：“晚上，报告送回督察室，戴先生对于每一条意见，都有顶批，批以‘很重要’、‘颇中肯’等字样，封面上批着：‘交人凤、业道、肖白诸兄一阅，阅后送回督察室。’”
    在回忆中，乔还对当时军统的组织架构做了一个说明：
    “当时局本部的组织系三室四处五科：三室是秘书室系行政首脑部门，督察室系监察部门，会计室系财政部门；四处的一二两处主管情报业务，三处主管行动司法，四处主管电信；五科为人事科、译电科、总务科、训练科、编审科。在重庆市的外勤单位，一共有十多个，内外勤单位合计二十多个，一一督察，颇为吃力。戴先生规定督察工作的范围，不仅是内外勤单位，和所有的同志，连他自己也在被督察之列。”
    乔家才说：“我不愿人家惧怕督察主任，可是督察主任的地位却不能不让大家尊重。督察工作，既需要督，需要察，我就必须要时常到各单位去看看，以尽督察责任。因为同志们知道督察主任经常各处走动，他们就不得不小心，不能不加油。所以只要我勤于走动，勤于和同志们接触，就会收到督察的效果。当时局本部的汽车不多，汽油来源困难，重庆有句口号，‘一滴汽油一滴血’，除了因为重要公事，需要交通工具，才可以请求派汽车。”
    提起“一滴汽油一滴血”，陈华就曾经犯了戴笠的“忌讳”。
    陈华是1939年 9月来到重庆的，那是在上海策反王天木失败之后，陈应戴笠之邀，来“战时陪都”观光。
    陈华回忆说：“回到香港，接受王新衡、刘戈青……军统局在港人员和诸亲好友盛大热烈的欢迎。一连吃了好几天酒席。但戴笠在重庆一次次的打电报来催，香港站经过我的同意，给我买好了机票。阳历九月，桂子飘香，刘戈青说重庆天气变化莫测，平均温度要比香港低得多。我干脆就换上冬装，一身最新时款的洋装，意大利长统皮靴，外加一件貂皮大衣。”
    陈华说：“不曾想到，当我游过重庆，兴尽归来的时候，被戴笠拦路打劫，剥了个精光。”
    陈回忆说：“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送行的亲戚朋友浩浩荡荡。抗战八年我头一次到重庆，飞机在珊瑚坝机场降落，接我的人却只有戴笠一个。此外就是他贴身的副官、卫士和司机了。
    见到陈华，戴笠“满面红光，得意洋洋”地说：“就在这重庆城里，我有办法弄到了好多房子，看你喜欢住那里? ”  
    陈华听了问道：“那一幢房子离市中心最近? ”
    戴笠“脱口而出”说：“要么你就住在我的老窝，曾家岩中四路一百五十一号! 那里离闹区比较近，而且还相当的清静。”
    戴笠所说的，就是“漱庐”，有侧门直通军统局本部。黄康永回忆说：“枣子岚垭漱庐与军统办公室隔墙，只要开通一个侧门就可以直接进入，戴笠就把漱庐安排为军统局对外的会客室。楼上是戴笠的会客室，楼下是军统内勤特务对外接头的会客室。”
    陈华说：“后来我才知道，那里是他经常接见宾客的公开住宅。房子相当讲究，布置得也比上海、南京时代略见风雅。客厅里居然有了古董架，墙壁上还有些名人字画。屋前屋后庭院深深，莳花植木也能嫣红姹紫，错落有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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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笠陪陈华参观了一下，便问：“怎么样? 怎么样? 你看我现在的住处怎么样? ”
    陈华说：“考究多了，倒是挺像大公馆，而且还有点附庸风雅的味道。”
    戴笠听了，“扬声大笑，再伸手指指点点”地说：“这些，这些，都是我亲自精心设计，叫他们来妥善布置的。”
    陈华回忆说：“但是当他和我同在精致华丽的小餐厅里坐定，佣人端上菜来，却又看得我双眉紧皱，大摇其头。尽管三年前有人在香港出版《国特头子——戴笠》，把他描写的挥金如土，衣食住行豪奢得俨如帝王。但是我和他缔交十余年，从他发迹起家直到他死，亲眼目击，亲身经历，他的节俭，却是十余年如一日。即使在重庆，他权倾朝野，可以予取予求。我头一天吃到他的庆功宴与接风酒，依旧是四菜一汤，而且色香味全无，烹调功夫糟得一塌糊涂，简直使我难以下咽!”
    陈华加重语气说：“我做人的原则，一向是有一句说一句。戴笠是有性格上的缺点，那就是他好色，几乎可以这么形容他，说他是不分丑妍，无孔不入。但是他也有他的优点，那就是他自奉极俭，从不搞钱。即使他用起钱来左手进、右手出，那绝大部份都是为公，花在他自己身上的确是少之又少。倘若要称赞他一声涓滴归公、两袖清风，在我看来那是一点也不过份的。”
    陈还说：“也正因为这一层缘故，当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像：‘小气鬼’、‘铁公鸡’、‘一毛不拔’、‘还是我自掏腰包，免得你又肉痛’之类讥诮讽刺谩骂之词，在我是不绝于口，在他更是逆来顺受，反倒陪个笑脸，丝毫不以为忤。”
    回忆到这里，也可能是实在气愤，陈华岔开一笔，用讽刺的口吻说：
    “戴笠的一位小朋友，十八岁就跟他，由戴笠一手提拔，在军统局神气活现了十八年，当过四、五年的总务处长。他以沈醉为名，在香港写了一部：《国特头子——戴笠》。而据我所晓得的，应该算得上是丑诋戴笠最厉害的一本书了。”
    ——《国特头子戴笠》出版于1985年，与《我所知道的戴笠》内容差不多。因此，陈华所举的例子，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都可以找到。
    比如，沈醉回忆说：“有次招待美帝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陪客近三百人，所用的鳗鱼（白鳝）将近一百尾。这种鱼在重庆很缺少，连那位最爱吃鳗鱼的国舅宋子文也感惊讶，何能一次弄到那么多。”
    沈醉自问自答说：“宋子文怎么会想到那次请客，竟动员几十个特务，到处搜罗名菜，弄得重庆一些大餐馆和鱼贩渔民都为之忙了好几天，才算勉强满足了戴笠的心意。”
    对此，陈华针锋相对地说：“抗战八年期间，我应戴笠恳邀，一共到过三次战时陪都重庆，和他小作盘桓，或有要事处理。这三次，我都由于他的过于刻苦，对我就难免招待不周，简直是让我吃足了苦头。”
    陈华说：“头一趟住在他公开招待宾客的曾家岩寓所，他为了酬答我仗义勇为，冒险亲赴上海，说服军统局的方面大将王天木、林之江等拨乱反正、叛而复归。在寄发到香港‘劝驾’、‘促驾’的函电之中，一再声明要对我加以盛大热烈的招待。”
    以下，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陈华开始逐条对沈的回忆进行批驳：“然而第一顿接风宴开上来，那里有沈醉所写的那样：‘全部银质餐具’、‘大量鲜花和红绿米粒摆成各式各样的台花’、‘所用鳗鱼（白鳝）将近一百尾’、‘连最爱吃鳗鱼的国舅宋子文也感惊讶’，‘动员几十个特务，到处搜罗名菜，弄得重庆一些大餐馆和渔贩渔民都为之忙了好几天，才算勉强满足了戴笠的心意’——‘戴笠很讲究排场’! 果真如此，那就是戴笠过厚于彼而太薄于我了。因为当晚他的特别加菜，仍旧是一成不变的两荤两素，一碗洗锅汤，害我饿了一夜的肚皮。”
    在这里，笔者丝毫不怀疑陈华所说、戴笠请客的简陋，因戴在某些方面确实比较吝啬，或者说不是太在乎，这不只是陈华所说，许多人都说过。
    同时，笔者也不认为沈醉在编造，因为戴笠最讲究“中国式”的排场，特别是在外人面前（还不要说是外国人），绝对不会掉价，让人瞧不起，因为他知道这意味着自己的实力，不能寒酸，否则耽误事。
    一人两面甚至多面，这非常正常，而陈华与沈醉，都只谈一面。乔家才曾与沈醉打过“笔仗”，如《为戴笠辩诬》、《再为戴笠辩诬》等等，也是只谈戴笠的一面而有意无意地“忽略”掉其他方面——这么多年来，提起戴笠，有人把他形容成圣人，有人则觉得他是魔鬼，就是这个原因。
    陈华还说：“也曾有不少朋友问过我，古往今来，人之不爱钱者几希。戴笠如此这般吝啬惜财，以他的位高权重，神通广大，他为什么不顺手牵羊，像沈醉所说的那样金银财宝捞它一个够呢?”
    对此，陈华给出的答案是：“他有家等于没家，搞女人根本就不需要钞票，而且他早已知道自己不论做得好或做不好，其结局难免为国牺牲，他要捞那么多钱来干嘛? ”
    对此，笔者表示“有限度”认可，因为人到了一定程度，确实不太需要钱，或者说没钱也能办成事；不过，有权的人，疯狂地追逐钱的，好像也不少，这个不可一概而论，陈说的，依旧是一面之辞——某个人的生活方式，并不一定是他道德操守的全部反映。
    次日，陈华坚决不在戴笠的公馆受这个罪了，她回忆说：
    “第二天我坚持要上街吃早点心，他却要留在家里等蒋介石的电话。迫不得已，只好让随从副官带路，让我自己去。我的汽车在香港，总不能用飞机空运到重庆。按照先前我和他在一起，必定由他的车子亲迎亲送的惯例，我叫他的司机把他的车子开出来，载我到重庆闹区。自己请自己吃了个饱，再逛大街，买些土产，还洗了个头，顺便再吃个中饭。一直到下午三四点钟，我才满载而归的回到曾家岩。” 陈华没想到的是，回到公馆，戴笠居然大发雷霆：
    “殊不料，一脚踏进客厅，就发现戴笠脸孔涨得通红，当场展开了我和他之间，空前未有的一次严重争执。他的火爆脾气，居然在我面前也压不下去了。”
    戴笠很生气地质问：“你为什么要坐我那部车子出去? ”
    因戴笠从未这样与陈说话，因此陈也很生气，“板起脸孔来”，说：“难道你只有一部车子呀? 我坐这一部，你不会坐另外一部吗？”
    陈一发火，戴笠马上软了下来：“哎呀! 你那里晓得? 这部车子是我常坐的。重庆一共才有几部车子? 我这部车子的号码几乎人人晓得，你又穿得这么摩登漂亮……”
    陈华回忆说：“一直等到他说出了这一句话，方始恍然大悟，为什么我在重庆坐他的车，他会急得跳脚? 原来八年抗战，‘牺牲已到最后关头’，连戴笠也不得不顾忌物议，爱惜羽毛了。使我有一点点肃然起敬，同时也难免觉得啼笑皆非。”
    陈华这番话，有两重含义：
    第一，你这个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戴笠，居然会担心因我坐你的车、过于“招摇”而带来麻烦，真是奇事一桩！
    第二，既然你这么注意别人的观感，那么就老实点啊——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做的“好事”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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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者注：作者万千人先生看了近二周欧洲杯足球赛，今日恢复连载。


     陈华回忆说：“因为他（戴笠）也晓得我早已得知，当时他就在曾家岩官邸金屋藏娇。只是我一到重庆，他那位曾经贵为影后，且已名花有主，并有美满幸福理想夫妻之誉的情人，早就不知道被他藏到那儿去了。否则的话，我和她劈面相逢，那就会有说不出的尴尬——她和她的夫婿不论在上海、在香港，都是和我时相过从的好友，就在《独家报导》上，还曾登过不少我们一道相偕出游的照片。”

    按：陈华这一段回忆，在时序上多少有点问题，因“影后”是香港沦陷以后才到重庆的。此时，戴笠想看她的话，还只能去电影院。

    陈华不禁有点生气，于是说：“我想回香港去了!” 陈回忆说：“我突然冒出的一句话，把戴笠吓了一跳，顿时就满脸堆笑了。”     于是戴笠“巴结”说：“千思万想，函电交驰，好不容易让你点下头来，千里迢遥的到重庆来玩一趟。怎么? 到了重庆还没一个对时，你就要回去了吗?”
    陈华说：“我对他的一言一行，一投手一举足太了解了。他越是着急，我偏不答腔。让他舌蔽唇焦，想尽方法跟我解释，向我道歉；自己承认不该为了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出口埋怨，得罪了我这位‘娇客’。”
    于是，戴笠“苦口婆心”地说：“日军占尽我沿海地区，整个切断我们的对外交通线。大后方物资缺乏，非常严重，大家已喊出了‘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口号。老头子还亲自下条子，严禁各部会首长的眷属乘坐公家车辆。前些时日本飞机轰炸得凶，连老头子的座车都调去载运伤兵难民……”
    不等戴说完，陈华很爽快地道歉说：“你不必浪费唇舌再说下去了! 我也是中华民国国民一份子，当然晓得大后方的艰难困苦。今天的事我只能说习惯成自然，凭良心说我也觉得相当的抱歉。”
    最终，陈华答应再住几天：“但是我仍然禁不起他的好说歹说，哀求苦恼，在缠不过他时，只好答应留下来再住三天，但是为了表示我的坚决，要他立刻打电话给我定好三天后回香港的飞机票。”
    陈华回忆说：“后来方知，我的提前返港的确曾带给他很多的不便。他早就安排好我的行程，包括参观军统局，和他的高级干部聚餐见面。甚至于还预先排定我和在重庆亲朋好友逐日大宴小叙。我答应过他在重庆住个十天半个月，绝大多数的预定节目都得临时取消，换来的是他索性连班也不上了，用三天的时间，陪我浏览了一下大重庆市内、郊区的一些风景名胜、新兴建筑——譬如说矗立于市中心区，举世闻名的精神堡垒。”
    三天转瞬即逝，陈华回忆说：“吃过最后一餐饯别宴，该说的话也都说完了。深更半夜，戴笠和我在他曾家岩寓所的大厅里面面相对，久久缄口不语。突然之间，他转弯抹角，连哄带骗的跟我打起商量来了。”
    戴说：“华妹，你晓不晓得，你在重庆这三天，已经引起了莫大的轰动。”
    陈华回忆说：“经验告诉我，如果戴笠要给我高帽子戴，那就是必定是他将对我有所求。所以我立刻提高警觉，仅只是报之以淡淡的一笑。”
    于是陈华“闲闲的回答”道：“我一不是达官显要，二不是京朝名角，三不是电影话剧明星，我凭那一点引起轰动？”
    戴笠很夸张地说：“哎唷，华妹，难道你一点都不觉得吗? 不管你走到哪里，几乎所有的眼光，统统集中在你身上！”
    陈华故意问：“你是在嫌我招摇过市，招蜂引蝶?”
    “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说着戴笠站起来，坐到陈华身边，对着陈的穿着，“指指点点，赞不绝口”地说：
    “喏! 貂皮大衣，一天一身新款舶来货的洋装，长统丝袜，长统皮靴，样样都是最贵重的，最新颖的，重庆市上，不但没有人穿得起，连看都没有看见过。”
    听到这里，陈华明白了：“我心里已经猜想得出来，他是在那儿打什么主意了。于是我就给他来上个‘徐庶入曹营，一语不发’，根本就不接腔。果不其然，他终于憋不住了，拉下面皮，把他的目的，说出了口来。”
    陈华真是了解戴笠，他的这番话，一般人还确实说不出口：
    “华妹，你可不可以把这全套新装留下来，让我拿去送一份厚礼，做个人情! ”
    陈华冷笑说：“你是要把我剥光了衣裳，才让我回香港? ”
    戴笠“一叠连声”地说：“没有这回事……华妹，谁不晓得，你买贵重衣裳，就像买小菜一样。你现在穿的，在你家里数都数不清。”
    陈华反驳说：“我说的是重庆，不是香港! 明天早晨我就要上飞机了，香港重庆航线天气多变化，飞机要飞到一两万公尺高，难不成你要我在飞机上冻死? ”
    戴笠一听马上说：“你怕冷？那不是问题，明天我叫他们给你准备一条棉被，天气一变，你把棉被盖在身上就行了。”
    陈华说：“这就是戴笠为了我仗义立功，勇闯龙潭虎穴的崇功报德之举。他三请四催，我勉为其难的换上全套新装成行，其结果是吃了他一记闷棍，全部‘缴械’，果然盖着一床棉被回香港。”
    陈回忆说：“中航客机在启德机场降落，天气转热。我越想越气，干脆把那床重庆棉被丢在飞机地板上。”
    这就是陈华抗战期间的第一次重庆“观光”，等再去的时候，又是帮戴笠办一件大事，我们以后再说。
    现在接着说乔家才，他在回忆当年“巡视”各单位的情形时说： “我必须经常活动，但不是重要公事，同时我也不愿意消耗汽油，所以我从来不请求派车。重庆是个山城，除去主要的马路，许多街道都是用石块砌成的石阶，校场口的十八梯，一上一下，要老大半天，就是我们每天都要经过的枣子岚垭，阶台也真够瞧，从观音岩一直下到底，也有好几百级石阶。”

    按：乔说的“枣子岚垭”即指军统局本部，这个地方挺奇怪，进了大门之后要往下走。沈醉在回忆中曾说：“局本部的院子可真大，前门在枣子岚垭，后门竟到了中山二路，整个院子像一个小盆地。从前门进去需要下一个很长的斜坡，从后门进来也需要下一个很陡的坡。”

    乔家才说：“重庆又经常下雨，本来天气很好，一会儿又下起雨来。这个战时的国都，市区交通，仍以人力车为主，公共汽车不独路线有限，而车辆少得可怜，半天才有一辆，工作匆忙的人，时间宝贵，那有闲工夫等上个把钟头，况且就算能够等得上，也不一定能够挤上去，所以公共汽车坐不成。那么坐人力车吧，车价高昂，还是其次。因为许多马路的坡度太陡，上坡时，拉车的人大费气力，稍有心肝，稍具同情心的人，就不忍心自己坐着，让拉车的人汗流浃背，气喘如牛地往上拉。下坡时，那种惊险镜头，比电影里所见的，绝无逊色，拉车的人两臂夹住车把，两脚不落地，人悬在空中，车子像飞一般地往下飞滑，使人惊心动魄，我就没有勇气，敢坐这种飞车。所以我每天的活动，要走不少的路，全靠自己的两条腿。”
    乔家才说：“为了防备下雨，为了爬石阶时省点力，我买了一把雨伞，除了遮雨，还当手杖使用，只要出门，手不离雨伞。当时报纸上常常可以看到，英国首相张伯伦经常拿一把洋伞，李肖白兄看见我拿着雨伞，走进他的办公室，一定要开个玩笑，喊道：‘张伯伦来了，请坐，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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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任督察室主任还不到一个月，乔家才就赶上了军统局的“盛典”——“四一大会”。
    乔回忆说：“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零年）四月一日为军统局成立八周年纪念日，戴先生为鼓励大家的情绪，决定盛大庆祝一番，定名为‘四一大会’。大会会场就决定在罗家湾广场，加搭了一个天棚，遮盖住整个广场，再不怕烈日和阵雨。”
    前面说过，军统局的前身特务处是在1932年 4月 1日成立的，到1940年迎来了八周年，当时正值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期，军统局在沦陷区的组织被破坏的消息不断传来，亟待振奋人心。因此，戴笠决定在这一年的 4月 1日召开“四一大会”，“隆重”纪念一下子，同时对工作进行“检讨”。从此，“四一大会”就成了军统局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
    整个大会的筹备，戴笠选中了两个人，一个是刘启瑞，另一个是王兆槐。
    刘启瑞，1900年生，安徽贵池人，毕业于北京大学。
    刘家是当地望族，刘的祖父是拔贡，父亲则是举人，家学渊源，刘启瑞13岁就读完了四书，有极好的旧学根基。这时已经是民国了，刘入安徽省立第七师范学校，结果因参与学潮被开除。后刘又到安庆投考省立第一师范的插班生，据乔说，当时有六七十人报考，只收三个人，刘启瑞就是其中之一。
    在校期间，刘启瑞加入了国民党的前身中华革命党。乔家才说： “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夏天，刘启瑞毕业于第一师苑，决定到北京升学，乘船东下。在浦口码头，宪兵捡查行李，查出他的中华革命党的党证，几乎招来杀身之祸。因为他机警，才逃过一次大难。刘启瑞到达北平，先入私立民国大学的预科，民国大学为国民党办的学校。民国九年（一九二○）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同时任邵飘萍主办的《京报》编辑，正式踏入新闻界工作。”
    1924年，刘启瑞毕业，到青岛胶济铁路局工作，次年与山东潍县的高东平结婚。
    此时山东还是张宗昌的天下，刘暗中为国民党做地下工作。1926年，北伐军兴，刘启瑞策动胶济铁路和纱厂的工人组织“青岛市政委员会”，并自任“主席”，准备迎接北伐。结果事情败露，刘被张抓进监狱，并导致终生残疾。乔家才说：
    “张宗昌的土牢，秽浊湫湿，不见天日。刘启瑞的身体自幼羸弱多病，在济南经过几度非刑拷打，死去活来，奄奄一息，不成人形。腿部筋骨被打伤，经过土牢三个月潮湿，致成残疾，终身不良于行。刘启瑞认定必死无疑，绝不会活着走出张宗昌的土牢，咬紧牙关，忍受极度痛苦，绝不牵连一人。”
    此时，救了刘启瑞的，是一位他连面都没见过的北大“学长”吴晋。
    ——吴晋是奉系人物，曾任张作霖的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处处长，时任北京政府外交部次长。吴与刘素昧平生，纯粹看着前后校友的关系，想帮他一把。于是吴请张学良以“大元帅”的名义行文张宗昌，要张速将刘启瑞“解往京师”。
    张学良见到刘启瑞，认定他“有才”，于是此前一切既往不咎，令刘到天津，给他的《东方时报》当总编辑，而且没商量——“不能辞，也不准你辞。”
    干了几个月，刘启瑞干不下去了，因这份报纸是反国民党的，于是他决定潜逃，结果上船刚到大沽口就给抓起来了，从天津解到北京，关押起来，这回吴晋也帮不了他了。
    关了几个月，没有下文，原来，此时南京政府的“二次北伐”已经开始，奉军自顾不暇，哪里还有时间理睬刘启瑞！
    1928年 6月 3日，张作霖退出北京，旋即于皇姑屯遇难，张学良仓皇奔丧，北京城群龙无首，连监狱都无人看管了，刘启瑞大摇大摆地出了牢门，从此自由。
    刘先是回到阔别十年的老家省亲，随即来到南京办报，操起了老本行，先是创办《老百姓报》，1931年倒闭，后创办“大同通讯社”。
    前面说过，“大同通讯社”即特务处的“运用”机构，乔家才说：
    “戴笠雨农先生正在罗致人才，开展工作，听说刘启瑞文章写的好，风骨凛冽，革命性很强。二十三年（一九三四）邀请他参加了军统局的工作，遂成为戴先生身边的一支笔。”
    刘加入特务处之后，始终做秘书，他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撰写总报告。乔家才回忆说：
    “军统局最重要的一项文件，是每年一度的年终总报告。这项呈报委员长的报告，必须文字简洁醒目，叙事扼要清楚。一年的工作，看过总报告，可以一目了然，了解全盘。所以，每年的总报告，都由刘启瑞执笔，再经戴先生仔细斟酌，一再修正，才能定稿。久而久之，年复一年，刘启瑞就成了军统局的总报告专家。我曾阅读过历年的总报告底册，的确不同凡俗。”
    根据乔的叙述来看，实际上，刘启瑞的工作是两项：
    一是负责汇总特务处（乃至军统）的大事记，一年一年积累下来，就成了军统的组织史。这在过去的机关中，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凡“正规”单位，都有一批这样的人，因当年没有电脑、网络，只能靠“烂笔头”，否则时间一长就忘了，亦无处查询。
    二是根据“大事记”，每年向蒋提交一份“工作总结”。
    戴笠就特别注意资料的积累，军统局成立以后，专门在秘书室下设编制科，科长即刘启瑞。军统高干黄康永说：
    “这个科编写军统历史。戴对于军统局的变动和活动，每年都要编写年报向蒋介石报告。在局本部各办公处经常要张贴标语和宣传画，也由编制科负责研究绘制。科长由刘启瑞兼任，刘是安徽贵池人，北京大学毕业，他自诩为笔杆子。”
    1940年以后，日军对重庆实施“疲劳轰炸”，大家每天忙于“躲警报”，根本没法办公。黄康永回忆说：
    “军统局罗家湾办公处有防空洞，洞内除存放文件和躲人外，没有在洞内办公的布置。而从各地和各沦陷区报来的情报，是蒋介石每天必须掌握的资料，军统各内勤单位都无法准时处理，蒋介石大骂戴笠无用，严饬戴笠要准时汇报各地情况。”
    说起来，对于“躲警报”的秩序管理，因督察室主任兼任纠察组长，因此这还是乔家才的一项工作，他回忆说：
    “二十九年整整一年中，只要天气不太坏，敌机定准飞来轰炸，几乎每天都有警报。罗家湾的防空洞是就石层钻打而成，上面又加盖一层很厚的石块和泥土，相当坚固。不过因为没有好的管理，任由洞顶浸下来的水珠滴在凳子上，不去擦干，所以防空洞里虽然有两排很长的木凳，却是潮湿的无法坐下去。还有一点，一闻警报，或者看见红球，各单位把公文箱子抬进防空洞，毫无秩序，任意堆置，把通路都堵塞了。等到听见紧急警报，进防空洞的人只好站着，里面不好进去，都挤在洞口，有些人无可如何，只好去附近的防空洞躲避。我既是督察主任，又是防护团的纠察组长，负有安全的责任。眼见自己有很坚固的防空洞，又不善于使用，让许多同志跑许多路，借用别人家的防空洞，真是莫大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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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加强“躲警报”的管理，乔家才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他说：
    “督察室上上下下一共有五个人，李修凯、朱克等三位同志和我以外，还有一位勤务兵同志。每天早上起来，我们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动员全室的人员，拿上干布，走进防空洞，把两排靠洞壁的凳子擦个干干净净。等到挂起红球，或是听见警报，立刻有一位同志走进防空洞，指挥放置公文箱，请他们多走几步路，把公文箱子扛到防空洞中间的叉道里，有秩序地放成两排。这样一来，防空洞的容量增加了，足可以容纳全部同志而有余，而且全部凳子既不湿，又不脏，可以供人乘坐，闭目养神。以前几位高级干部都是到财政部防空洞躲避，现在一闻紧急警报，毛人凤先生、徐业道先生、刘启瑞先生、徐人骥先生几位年岁比较大的人，先已走进防空洞的中间，坐在凳子上，其他的同志也都一个个走进自己的防空洞，不必再出去打游击了。”     不过，说到底，防空洞只是避难所，终归不能解决办公的问题，被蒋骂过一次之后，戴笠想了个“笨”办法，但非常有效。
    重庆郊外的磁器口，有个叫“缫丝厂”的地方，军统的“重庆特训班”就设在这里，黄康永说：
    “在缫丝厂附近有一个小煤矿，戴笠在这里建立了一个监狱，就是人所共知的渣滓洞监狱，在缫丝厂后面有一幢原四川军阀白驹的别墅，大家都叫白公馆，这里成了军统关押重要犯人的监狱，在西边楼上的正房内囚禁过叶挺将军。戴笠自己的住宅，也建筑在缫丝厂侧面杨家山上。”

    按：白公馆看守所，在军统内部称为“中学”。

    这块地方，戴笠觉得挺合适，于是决定将此地作为军统局“乡下办事处”，将“甲”室、刘启瑞的编制科以及各处室的文件档案全部移到这里，有一段时间，军统局本部曾全部迁至这里办公。黄康永说：
    “缫丝厂离开重庆市区约有二十余里，每天用摩托车向城区联系，这样，军统局每天接受的各地情报，都可以得到及时处理，准时送给蒋介石审阅和批示。”
    “乡下办事处”的负责人，就由刘启瑞兼任。乔家才回忆说：
    “刘姥姥的身体的确不好，经常生病。他家住乡间缫丝厂的半山坡上，住的是一间非常简陋的竹排涂泥巴的平房，安之若素。缫丝厂有许多军统局的单位和事业，后来中美合作所和重庆训练班也设在乡下，就更形重要了。刘姥姥曾任缫丝厂办事处主任、重庆训练班副主任，大权在握，有许多便利。但他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把他的那间陋室加以修缮，他的操守，可见一斑。”
    “刘姥姥”即指刘启瑞。意指他脾气好，跟大家都合得来。乔家才说：
    “军统局的同志们都叫刘启瑞‘刘姥姥’而不名，他也乐于以刘姥姥自居，不以为杵。刘姥姥有一种和大家非常亲近的意味，没有官架子。也含有排难解纷，主持公道的双重意义，不只是年高德劭，好好先生而已。”
    “参训班”四期学员张赣萍曾被抽调到刘启瑞手下编撰“四一”纪念特刊，他回忆说：
    “刘先生原任某民营大报的主笔，个子瘦小，面白无须，一脚跛，有麻子数点。博学强记，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但他的脾气却是火辣辣的。可是，他对我们几个从各训练班调去做助手工作的后生晚辈，却和蔼可亲，从未疾言厉色相向过；向他请教问题，无不耐心解答，一直到你心满意足为止。反而一班中、上级编辑人员见到他，会感到周身不自在。”
    刘启瑞其人，多少有点“名士”派头，傲上而不欺下，乔家才说：“刘姥姥始终保持书生品格，看不惯的事情，邪恶不合理，总是口无遮拦，毫无顾忌地直言不隐，因此也得罪了一些人。有一部分人很不高兴他。”
    “不高兴”刘启瑞的人当中，就包括毛人凤和潘其武。
    “抬轿子”事件过后，毛人凤如愿以偿，代理了“主任秘书”，投桃报李，反过来又呈请以潘为“副主任秘书”。对此，大家都很不以为然，因毛的“主任秘书”本就是代理，再增加一个副职，不仅“叠床架屋”，且十分荒唐！
    不料戴笠大笔一挥，批示同意，这两件事连在一起，大家对戴老板都不太满意。乔家才说：
    “军统局的人事，一向由戴先生自己主持，别人很少干扰。就是主管人事部门，对人事签办意见，提出人选，戴先生也不一定会照准，经常否定，另外提出他认为最佳的人选。还有，军统局没有联名请求的习惯，因为联名多少带些聚众要挟的意味，这种恶风不应存在。”
    不管怎么说，毛、潘二人想做的事做成了，对他们的作法，刘启瑞十分不满，乔家才回忆说：
    “一天，刘姥姥和我闲聊，谈到毛人凤和刘培初吵闹的事。他对这一拥一签，潘其武做了副主任秘书很不服气。他认为这一拥一签，是革命精神的堕落，很为军统局惋惜。”
    对此，乔家才认为：“如果确有设置副主任秘书的必要。按照资历，也应当是刘启瑞或徐业道。徐于二十三年（一九三四）由南昌行营调查科合并来的，资历也很高。现在毛为报答潘其武发起签名拥戴之功，舍弃刘徐，而签潘做副主任，不但刘启瑞心中不服气，很多人也有同感。所以这一拥一签，事情虽小，影响却很大。”
    到第一届“四一大会”，戴笠指定刘启瑞为大会秘书，并负责编纂“四一纪念专刊”。
    “大会”的总指挥，戴笠选中了特务总队总队长王兆槐。乔家才说：
    “记得二十九年四月一日军统局成立八周年，要举行纪念大会，这是创举，没有成例。大会秘书刘启瑞、指挥王兆槐、总务郭斌，由他们三位负责筹备。会场在罗家湾广场，可以容纳两千多人，临时搭一座司令台，经过几天，已经搭好。”
    特务总队即原特务处特务队，也是军统局在重庆的一个重要单位。沈醉回忆说：
    “军统局的特务总队是由抗战前的特务队扩充改组起来的。特务队在抗战前都是便衣，抗战开始才改为武装部队。这些部队是戴笠分别向他的好友胡宗南、汤恩伯、唐生明等人要来的。一九三八年，唐生明任常德警备司令时，戴笠路过常德，一眼看上了唐的特务连，便连人带枪要走，带到重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事实。特务总队先后还用过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第二巡查总队、军委会特务第五团等名称，但军统内部却一直叫它作特务总队。”
    沈醉说：“国民党的部队和军事机关的特务团等，一般说来是以担任警卫为主，而军统的这个特务团，却真正是搞特务活动的。它有三个武装大队和一个便衣中队。除一部分担任军统机关和戴笠、宋子文等公馆的警卫外，大部分是担任看守所、监狱中的看守，军统杀人也由这些人执行。囚禁在军统的一些中共人员如廖承志先生、叶挺将军等的看守，也是这个队的特务担任。看守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特务队，也是它分派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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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务总队有点像军统当中的“宪兵”，因此，军统内部人一听说是“望龙门的”（特务总队队部设在重庆林森路望龙门两湖会馆），马上就会矮三分。沈醉说：
    “这个总队内部的组织，除和其他的团队一样，有书记、副官、军需等室外，还有一个行动组，是专门搞逮捕和用刑等工作的。当时军统局局本部虽有一千多人办公，但都是搞文字工作的内勤人员，军统抓人便是叫行动组去执行。他们可以任意公开搜捕人民群众，军统特务违犯纪律的，也交由他们扣押。当时军统特务背地里叫这个组是‘锦衣卫’。特务们一看到这个组的人来找他们，平日虽然在人民群众面前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看到这些如狼似虎的锦衣卫找他们，也都要腿子发软的。”
    沈醉还说：“我亲眼看到戴笠派这些人去扣捕过重庆稽查处长陶一珊。这个在重庆人民眼中的恶魔陶一珊，一看到他们，脸孔马上变成惨白，连话都说不清楚。因为特务们比别人更清楚，他们的光临所带来的灾难是无法抵御和不堪设想的。”
    凡军统抓到的人，首先都到送到特务总队望龙门看守所，因此这里被称为“小学”，沈醉说：
    “这个看守所是由行动组负责，组长程永铭的办公室里，一进去就会使人发抖，满墙都挂着各种各样手镣脚铐，以及血迹未干的皮鞭、藤条，真是应有尽有。他们平日最有兴趣的事是专心致志研究什么样的人用什么刑具最适宜，哪些刑具是伤皮不伤骨，哪些是伤骨不伤皮。”
    沈醉当时任重庆市警察局侦缉大队大队长，他回忆说：“我当时在军统许多训练班兼行动技术教官，这个组的组长和不少组员都是我的学生，因此我常去他们那里，听取他们执行这些罪恶活动的实际经验，用以充实我的教课材料。我当时和他们一样是失去了人性的人，许多新的刑具的‘发明’，我大都参加过一些意见。不要几天，这些东西的效果如何，马上会得出结论，因为几乎每天有机会进行实验。”
    因特务总队负责军统局本部的警卫，因此如有集会如“总理纪念周”等等，均由王兆槐负责组织，乔家才说：
    “政府迁都重庆，王兆槐任军统局的特务第五团团长，负责委员长暨全局的安全责任。每次总理纪念周或各种集会，都由他担任指挥官。参加纪念周的同志。经常在一千人以上。这一千多人的服装是各色各样，戴先生是要在不同中求统一，在形形色色中整理出秩序，变成整整齐齐的队伍。他要按照各种服装、各种颜色，各归一起，按着高矮，排列成行。因为不是部队，没有班长、排长，没有连长、营长，全靠指挥官一人，要把这一千多人整理出头绪来，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王兆槐却切切实实做到了。”
    戴笠做事，一向亲力亲为，对于“四一大会”这样一个“八载难逢”的重要事情，自然更不能放松，真是事必躬亲，每个角落都观察到。当时在戴身边当秘书的王蒲臣回忆说：
    “民国二十九年在重庆开过两次盛大隆重的大会，那是前所未有的。一次是四一大会，纪念团体成立八周年，一次是欢迎敌区归来的同志。在筹备这两次大会当中，从会场的布置到什么地方贴什么标语，都要经过戴将军实地的视察和再三考虑过后才作决定，甚至聚餐的菜单都由他自己开出。总而言之，事无巨细，都要经过他自己过目，可见他对每件事都非常切实。所以在戴将军下面工作的人，任何人不敢欺瞒他，其实也没有办法来蒙蔽他、欺骗他。不像其他大人先生们批一下‘交某某办’就算了事，下面到底怎样办，一概不知。”
    对此，乔家才回忆得更细，他说：
    “开会前两天的下午，我陪同他巡视会场，他对许多地方不太满意，都依照他的指示，一一予以改正。有时他告诉我，什么地方需要贴一张标语，接着又问我应当写句什么语句。我的答复，很难使他满意，过一会，他会想出最合式、最高明的句子，让我记下来，交给布置会场的同志。”
    据乔回忆，军统局的许多“理念”，都是在这次大会前，由戴笠亲自提出来的，如“任劳任怨，苦干苦守”、“同志如手足，团体即家庭”等等，日后都成为军统的“局训”。
    此外，对“司令台”上的对联和横批，戴笠非常重视，几经研究，最后敲定为：
    “创造光荣历史，发扬清白家风。”“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
    横批：“我们的工作是血泪写成的”
    乔家才说：“戴先生对这幅横条非常满意，因为这十一个字不但写尽整个工作的辛酸和艰难，而且醒目刺激。‘创造光荣历史’一联，最先拟定是‘继续光荣历史’，他再三推敲，觉得‘继续’两字不够积极，后来改为‘创造’两字，他才表示满意。”
    对此，王蒲臣认为：“有些人认为他未免过于管事，像这种零零碎碎的事，何必要他管呢? 其实戴将军的做事，每一件事都不是点缀凑热闹的，而是每一件事，不论大小都有他的用意。处处都给人家以一种教育和训练的机会。正惟人家不注意的事他都注意，一切都成竹在胸，所以他才能担当得起国家的重任。
    到 3月31日，也就是开会头一天的下午，麻烦事来了——戴笠认为司令台“不够气派”，责令拆掉重建！
    在回忆中，张赣萍也曾提及此事，他说：“为开纪念大会，临时扩大加建一个讲台在礼堂里。战时物力艰难，仅以木柱、木板等材料搭建一个大讲台，以备纪念会及游艺节目表演之用。建好后，他来巡视，只见他走上讲台，像一个顽皮的孩子一样，独自在台上跳来跳去，当时都感莫名其妙。但等他跳完了，即下令拆了要从新建过，因为他发现一个人在上面跳动时，台板及下面的支柱横梁，均有轻微的动摇。他由此类推，这个讲台可能承受不起百十个人的重量；也可能会在纪念大会或游艺大会举行时，发生台面动摇或‘塌台’的危险。” 戴笠还特别说明：“杀敌致果的事可以冒一万分危险去进行；像这种喜庆式的纪念大会，则不可冒万分之一的危险，而造成可能不愉快事件发生的后果。”
    这下大家可傻眼了，郭斌是军统的总务专家，他认为这根本不现实，但又不敢说。刘启瑞听说此事，赶紧瘸着腿跑来了，跟王、郭开了个现场会，最终形成了“一致意见”：
    “戴先生的字典里没有难字，不可能的，也得变成可能：做不到的，也得做得到。”
    乔家才说：“立刻拆掉已经搭好的司令台，召来加倍又加倍的工人，按照戴先生的指示，从新漏夜着手搭建。郭斌、王兆槐一夜没有睡觉，刘启瑞也陪着呆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七点多钟，戴先生来了，看了看重新搭好的司令台，笑了。刘启瑞、王兆槐也跟着笑了。”     乔还由衷赞赏道：“戴先生对于任何一件事情，一定要做到尽善尽美，一点也不能马虎，做不好重来。跟他工作的同志，自然而然都养成一种事事认真的习惯，做不好绝不放松，改建司令台就是最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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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日，大会如期召开。乔家才说：“上午是纪念大会，委员长亲临主持。中午参加大会的全体同志聚餐，每桌八人，将近两百桌，挤满广场，真够热闹。每桌四菜一汤，菜单是两天前戴先生亲自拟定的。戴先生认为聚餐没有酒，不够味道，所以每桌都有酒。”
    参加“四一大会”的，有一位还是第一次到重庆局本部来，他就是杭州站站长毛森，前面说过，抗战开始以后，毛森在江山老家组织起“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别动第二大队”，驻浙江遂安整训，准备参加武装斗争，结果被人夺去兵权，当上了一个所谓教导第二团“政治部副主任”，没甚正事可干，只是有时奉戴之命查一些莫名其妙的“案子”。
    某次，戴笠叫他调查“别动军第一大队政训员”楼兆蠡。
    说起楼兆蠡，毛森并不陌生，“楼氏三兄弟”——楼兆蠡、楼兆元、楼兆揭，都是军统分子，其中楼兆元还是毛森在“浙警”和杭训班时的“双料”同学。毛森回忆说：
    “适有第一大队政训员楼兆蠡，本身只一校级文人，自称什么主任，滥派很多番号、‘将’官，号召游勇散兵。他被编余后，负气率属出走。戴认其叛变投敌，电嘱我追捕。我赶至金华，将其捕获；经我细诘之下，只觉此人好大喜功，妄想招纳三山五岳人马，组织抗日大部队，并非投日做汉奸；随行者多系眷属及少数旧部。”
    毛森“调查”之后，即向戴建议“不宜深究”，戴表示允可。
    毛森的顶头上司、政治部主任，就是军统那位自比周瑜的盛瑜。 盛瑜，1906年生，安徽和县人，军校六期毕业。
    盛瑜是“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出身，在文强的回忆中，曾提到“朱学范支队（以工会会员为主）盛瑜大队”，由此看来，盛也是帮会中人。
    毛森回忆说：“主任盛瑜，字子瑾，乃初相识。他很能干，高谈阔论，喜议论历代名将贤相，对三国周瑜、当代白崇禧，尤为倾佩。他常出外活动，部务多由我处理。”
    在此期间，盛瑜给毛森介绍了一个叫胡朴人的，是个记者，毛森回忆说：“我令胡写了一篇文章，见其文理流畅，立论得体，字体清爽可爱，即交总干事左券发表为少校政训员。”
    盛瑜还开设了一个“遂安训练班”，“全班约有四十人，系盛所罗致的热血青年，以备派赴前线效命。”要毛森去当教官，毛回忆说：“当时我心力交瘁，勉力策马过河上课。”
    在授课中，毛森发现了一位女学员十分出色：“秀外慧中，立论卓异，文笔超群，使我留下深刻印象。”
    这个人就是胡德珍，日后成了毛森的太太。

    按：胡德珍，1919年生，浙江海盐人。

    就在此时，毛森病了，自从考入“浙警”并进入特务处以后，毛森已经生第三次大病了。他回忆说：
    “按着这次改编打击，精神体力崩溃，终又病倒。据军医诊断：可能疟疾。他们把我用运货车送至浙赣路，迷迷糊糊，不知什么站上车；到了湖南，改乘粤汉路，只有王长安一人陪我。经岳州站时，看见盛瑜夫妇向我打招呼，才知盛也离开遂安了。他的夫人，即是岳州后方医院医生。”

    按：王长安是毛森在福州工作时的手下，亦可说是他的“义仆”，日后为掩护毛牺牲。

    毛森被送到汉口，入“意大利人办的梅神父医院”，他回忆说：“经检查结果，非特严重疟疾，因食物不洁，肚里有寄生虫及其他毛病。即住该院疗医。王长安即睡床前地上陪我。”
    经过治疗，身体逐渐恢复，毛森有时到武汉逛逛街景。他回忆说：“在汉口有一事，深感受辱：即入法租界时，不准穿军衣。每至入口时，要我脱下军服，我常负气回头；现在回想起来，仍有余愤。” 某次，毛森还意外地遇上了应渭水，应是教导第二团第一大队长，前述之楼兆蠡即他的搭档政治指导员。
    与毛森一样，应渭水也是给排挤出来的。毛森说：“（应渭水）来汉口候派工作；常结伴同游，曾在黄鹤楼前合拍照相，现仍珍存。应本绿林好汉，绰号大老鹰。后派上海杀敌，建功甚伟；最后为敌所杀，成为无名英雄。”
    这时，盛瑜也来到汉口，并去看望毛森，告诉他：“遂安训练班学生也来了汉口，续训几周，将派出工作。”
    毛森听了，即去看望他的学生们，又见到胡朴人和胡德珍二人，毛森才知道，他俩居然是亲兄妹。
    此时，军统局已经在武汉成立，戴笠为副局长，郑介民为主任秘书。戴请毛森吃饭，盛瑜作陪，戴在席间大发感慨，据毛回忆，当时戴是这么说的：
    “革命，革命！把我变成革命的官僚了。从前别人（毛注：指对头）打不倒我，我即打倒别人。以后吃尽王亲国戚的苦头（毛注：他所指的，我当然明白）；现在我在仇敌面前，也只好装颜作笑，与他握手问候了。你们仍是革命的宝贝，希望始终保持革命精神，不要像我，变成革命的官僚。”
    在回忆中，毛森说：“我听了他的话，一直保持革命精神，不向任何人低头，自然也不断的吃苦头。”
    不久，郑介民又来了，谈毛森的工作安排，让他“参加中俄合作机构工作”，毛森说：“我对俄人印象不好，不愿参加。”

    按：郑所说的“中俄合作机构”，即指刚刚于1938年 7月15日成立的中苏技术研究所，以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军统局挂名局长贺耀祖为兼任所长，国民政府军令部第二厅第三处处长、军统局主任秘书郑介民及苏方的瓦西列夫为副所长，并向各主要城市秘密派遣人员，开展对日情报工作。

    接着，军统局人事科长李肖白又来找毛“谈话”，让他接任青岛站站长。毛森仍然不想去，于是推脱说：“我对青岛人地生疏，毫无社会关系。”
    李听了，即介绍一位“女同志”来做毛的助手，毛说她“穿草绿色军装、马裤，样子相当活跃”。于是毛考察其对青岛的熟悉程度，结果她说：“刚训练班出来，没有做过实际工作，青岛有一、二亲友。”毛见状即以“以立足生存困难，无法展开工作”而再次拒绝了军统的人事安排。

    按：当时军统局刚刚成立，百端待举，戴笠没有时间过问这些琐屑，同时其威权也还不像后来那样说一不二。否则，以毛这种推三阻四，挑肥拣瘦，没准早给抓起来了。

    毛森回忆说：“当时适有杭州站长廖公劭，因身分暴露，坚求调回后方。戴征询我意，我即表示愿往。”
    与此同时，盛瑜的任命也发表了，居然是安徽省“立煌县”县长。
    “立煌县”这个地名，现在是找不到的。——安徽省六安县的金家寨左近，原系鄂豫皖红军的核心地带。在第四次“围剿”中，蒋介石自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分左、中、右三路进攻鄂豫皖红军，并明令谁先攻克金家寨，即以此地建立县治，并用攻克者的名字命名此县。
    最终，中路军第六纵队指挥官卫立煌于1932年 9月20日攻克金家寨。
    1932年10月，蒋介石兑现诺言，以安徽六安、霍邱、霍山三县和河南固始、商城两县及湖北麻城县等地的部分地区“添设新县”，县治设金家寨，并命名为“立煌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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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立煌之子卫道然回忆说：“1932年 5月，蒋介石纠集25个师又7 个旅约30万兵力‘围剿’鄂豫皖苏区，国民党军自前几次战役失利后，皆害怕再遭失利，各自寻找理由按兵不动。这一次蒋介石明令各纵队：谁先占领鄂豫皖苏维埃的军政中心金家寨，此镇即用占领者的名字命名，并改为县治。父亲是第六纵队的指挥官，他带了两个师，在黄安县附近的冯秀驿遭遇红军主力，僵持数日后，红军转移。父亲率部随即进入金寨镇，蒋介石专门将金寨及周边地区划为一县，命为‘立煌县’。”
    卫道然还说：“这是父亲一生中唯一一次与红军交手。有趣的是，我们后来在香港还遇到了张国焘。他和父亲坐在一起谈论当年往事，说自己再坚持 5分钟结果就不一样。”
    “立煌县”首任县长是严尔艾，次任即前面说过的军法官徐业道。
    “立煌县”建立之时，安徽被划走的区域最大，结果立县之后却被划归了河南省，令当地皖藉士绅极为“不爽”，多次“上书”，以该县距河南省会开封过远为由，要求改隶安徽省。次年 4月，“立煌县”被划归安徽省第三行政督察区（六安）。
    在有的文献中，称盛瑜曾任安徽省六安县县长，就是这么来的。 抗战开始以后，1938年 6月，安徽省会安庆沦陷，省府遂迁至“立煌县”，从此到抗战胜利，安徽临时省府一直驻金家寨。因此，盛瑜任“立煌县”县长，在当时来说，应该算是重用。
    但谁也想不到，盛瑜去了以后，居然在他的辖区内搞出了一个红红火火的“国共合作”局面，这是后话了。
    再说毛森，他本是浙江人，在杭州读警校，并被选入“杭训班”，对杭州不仅十分熟悉、亲切，且奠定一生事业基础，因此去杭州工作，尽管是敌后，他也是愿意的。
    因胡朴人“原系新闻记者，在杭、嘉一带，有广泛社会关系”，于是毛森即请他“参加工作”，胡表示同意，并先期赶往杭州，预作安排。
    1938年秋，毛森离开武汉，经上海赶往杭州，他回忆说：“我病虽好，健康仍未复元，即偕王长安踏上征途。由粤汉路转浙赣线，披星戴月，赶到浙江温州，搭海轮去上海。
    一到上海，毛森即召胡朴人来见，“面询杭州情形”，“商谈杭站工作事宜”，得知遂训班学生由汤亚东率领，已经派赴上海区工作，其中亦包括胡德珍。

    按：汤亚东系临训班学员，沈醉曾回忆说：“这些学生在军统局和保密局局本部当到科长的先后有俞实、邓毅夫、刘子英、牛树坤、任鸣传、李葆初、汤亚东等十多人。”后汤被派上海区工作。

    毛森回忆说：“同时，上海区尚有其他同志来看我，陆续获知敌我情形。有些心直口快的壮士，为叙述其得意杰作，讲得口沫横飞，意态激昂；身在租界，虽尚不受直接危害，但越雷池一步，就是龙潭虎穴。我初涉敌区，深感工作人员如此不守秘密，危险殊甚。以后沪区迭次出事，多因不慎泄密；其他地区组织，亦不断被破坏，也多犯此毛病。”

    按：毛森说的一点不错，此后不久，汤亚东即被捕，前述徐文祺回忆被“七十六号”监禁时，曾提及汤亚东与其同一监号。

    毛森还深有体会地说：“人类有自泄心声之本性，似乎不吐泄，对其心里永远是痛苦压力；无论如何密事，极难守密到底，迟早一点，总要败露。此亦可作警察破案，心理运用之借镜。”
    1938年10月13日，毛森化名张日新，带着王长安来到杭州“就任”，不敢住旅馆，于是住到杭州站“总交通”张木兴家，此时杭州早已沦陷，毛森回忆说：“巡视杭市，荒凉破败，面目全非；宵小明目张胆，到处偷窃、拆屋，拆下器物、木、砖等兜售。所有城门口、机关、营房及重要地方，都有日军盘查，稍不如意，即被辱骂殴打。昔日繁荣街道，如今十九停业；偶有一二家开张，店内亦货架空空，难得有顾客上门。入夜更是全城漆黑，查无行人。往昔的人间天堂，如今竟已成了鬼域魔界！”
    安顿下来之后，毛森即开始了解“杭站”人员情况，准备进行“组织调整”，他回忆说：
    “张木兴与廖公劭都是青田人，似有亲属关系；廖曾留学俄国，本系共产党员，受过俄共‘切卡’（特务）训练，不知何时？何故？转入国民党，曾在浙江保安处任参谋，后奉派杭州站长。胡朴人抵杭时，廖曾约他在湖滨新泰旅馆见过面，匆匆交代一般业务，廖即潜回金华后方，故我没有见到他。张木兴为人极谨慎，自廖走后，夫妻都如惊弓之鸟，坚辞总交通；我乃派王长安接长其职。”
    毛森说：“杭州站原有书记吴思俭，也坚求离去（他回到军统局内部，迭任要职）；仅留下译电员黄恩松。余乃向后方邀请徐松坚来杭，接充书记。也由胡朴人去沪接来。并在沪物色得女同志龚杰文，为助理译电员。站部设在佑圣观巷，即作为徐松坚、黄恩松、龚杰文三人住所；专负编审情报、译发电报、处理一般业务。表面与一般平民住家无异，与外勤不发生关系。文件传递，皆由交通负责，王长安总其成。其下尚有若干交通员，分别与各单位或直属人员单线联络，彼此没有横的关系。”

    按：徐松坚是毛森的同乡，也是老部下。前面说过，毛森与发妻郑彩耀感情破裂，即委托徐为其办理离婚手续。

    书记和总交通都换上了自己的人，毛森很满意，现在唯一缺的，就是一个内勤了，毛森想到了胡德珍。他说：
    “我因忙于展开工作，无法兼顾内外勤业务，必须有一绝对忠实可靠，能守秘密的助手，但一时无法物色。经过再三熟虑，认为胡德珍同志为适当人选。当与胡朴人商量，胡也深为同意。他表示其妹虽无工作经验，但处事慎密周详，社会关系单纯，能绝对守密。乃一面电请上级指调，一面由胡征询其妹同意；很快就由沪区调来杭站，掌管机要秘书。”
    毛的这个安排，虽有“假公济私”之嫌，但不得不说“独具慧眼”，以日后胡德珍的表现来看，用“智勇双全”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堪称女中豪杰。
    接着，毛又将胡母从诸暨解到杭州，“与子女相聚甚欢”。
    接着毛森开始调整外勤组织，首先是胡朴人，接任最重要的杭州组组长。毛森说：
    “胡朴人住的英士街二十五号，是其世交陈德新的房子，一幢有庭园的小洋房。战时业主远避上海，其附近都住日本人；胡认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有一次，日本便衣特务闯入，刚好胡部俞松林在座，俞有伪警官掩护职务，能操日语，交谈甚欢，引为同类。胡完成前站任务，我即派其担任杭州组长，指挥富英、何治平、俞松林、丁振明等。何、俞有伪职掩护，工作更易展开。”
    刚刚安排停当，嘉兴那边又出问题了——原嘉兴组组长许剑农，因身分暴露，不能立足，调任忠义救国军直属第一大队长，只好由胡朴人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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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剑农是湖南澧县人，军校四期毕业，在入伍生队时，与王兆槐、唐生明、丁希孔等人是一个连的同学，此外他这个连还出了一个日后的大人物，那就是陕西华县的胡琏。
    毛森说：“嗣因上令加紧监视沪杭线日军调动，因日军无论南进浙东，或对华东其他地方用兵，部会调用沪杭线车辆；胡朴人原籍海盐，对沪杭线有广泛社会关系，又在硖石等地办过报纸。即询其同意，调任嘉兴组长。”
    胡朴人虽然没有干过特工，也没有受过任何训练，但他在浙江的人脉关系很广，“上手”很快，毛森说：
    “胡到任后，即于二十七年农历岁末，巡视嘉属各地实况。各地热血志士，给求参加杀敌除奸；胡虽文人，也自采取行动。而当时我的任务，是监视日军活动，不做行动；乃派黄恩松去嘉组，助胡情报业务。胡为掩护身分，谋得《杭州新报》硖石分社主任；该报社系浙江陷区唯一的一家报馆，由日本报导班仓田主办，以便控制舆论；实际负责人程季英、潘起凤、何治平三人，都是胡的老友。胡在长安镇设一办事处，安置黄恩松工作。海盐县治设在澉浦，伪警察局长即俞松林，硖石伪海宁警察局长孙某，伪邮局邮佐张某，都是胡部秘密工作员；胡之老友严伟，以记者身分，助胡探访敌伪动态。”

    按：胡的这位“老友严伟”，日后差点要了毛森的“盒钱”。

    大家可能会注意到，许多特工人员都有新闻从业者经验，如前面说过的袁殊、刘启瑞，其实，记者与特工之间，原本就是相通的。军统干部李甲孚也当过小报记者，他曾说：
    “情报一词只是经过判断的消息，早年有人把经过传播的消息编成新闻，二者不同之处，情报贵在秘密搜集，新闻则必须公开采访，和向公众报导出来。”
    对胡朴人的工作，毛森非常满意，他说：“（胡朴人）同时运用沪杭沿线铁路工人及各站亲友监视车辆来往，日军一切活动，均在我们掌握之中。且因亲友关系，不给名义，不付酬劳，多系义务效劳，随时报导军情，克尽厥职。胡又常来杭州，帮助掩护、解困事宜。我被捕时，得其营救脱险之力甚大。”
    除了杭州、嘉兴，毛森还在富阳、湖州、余杭等地设立了秘密情报组，他说：
    “其他地区，我也同时积极部署，或加强，或新布置，无分寒暑，奔波不停，每两星期即跑破一双布鞋；在短期内，布妥严密情报网。”
    此外，还有一些特殊人物，即所谓“直属情报员”。在回忆中，毛森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学者，之江大学教授殷太素。毛森说：
    “之大因战事停课，殷负责留守，管理校务。已忘何人介绍与殷认识。第一次见面，他即送我一部圣经，页边烫金，可算高贵礼物。我虽非教徒，但对宗教很崇敬，因我病时在教会医院，都得到细心医护，不像公立医院官僚对待。我与殷数度接触之后，深感其爱国热忱，过分流露，很易失事；且以他这样高级知识分子，独留校内，必引日人之注意；故与其来往，特别小心。”
    毛森回忆说：“因日人将对东南用兵，正积极修复钱江大桥，派来几个桥梁专家，在之江大学内设立办事处，研究修桥计划。该桥本为联络本省东南之枢纽，建成不久，即因抗战开始，杭州撤守而自行破坏：桥梁一段炸断，一头斜落水中，另一头仍旧连着成四十五度；桥梁没有整段掉落，桥墩也没有炸倒。日工程师有时还向之江大学图书馆，借用工程书籍作参考。殷不断报告日人修桥工程之进行，找他数度往看，由此也得到一点桥梁工程常识。”
    另一个正相反，属于社会最底层的人员了，这个人叫凌佩绅，是杭州市伪警局侦缉队侦探。毛森说：
    “（他）能深入各阶层，尤其日伪勾结为非作恶的丑行，车夫、佣工、娘姨的隐私，日军调动的征兆，如：准备营房或开拔后打扫，粮秣集运，武器装备，转运车辆、船只的调派等，零零碎碎的报告，摘要撷精，常能发现日军动向的极重要情报。”
    毛森回忆说：“当初听他满口俚语：鼻涕阿二说，羊肉阿根报告，伤兵老三谈起……实觉毫无意义；细细体味，才知含有重要数据。也渐发现这些绰号难听的下三烂，也是地头蛇的风云人物；凡深入杭州下层社会的人，谅多知道一些。”
    毛森还说：“凌非特供给可贵的片缣什锦，也常对同志便利掩护。我的脱离虎口，也是他的引导带路。他对国家尽忠到底，未得丝毫酬报；我任上海警察局长时，曾来沪看过我，可惜当时职责繁忙，连话都没有说上几句。”
    通讯是地下工作的关键，同时也是最困难的一个环节，因为最易暴露。毛森说：
    “我的电台，设在凤山门外鼓楼前太庙巷十一号朱文友大宅里，由朱妻开设人力车行为掩护。上级先后派来报务员卜文光、陈某、周某等，技术都很精良，天线盘在屋沿壁间，收发报机隐藏天花板内；有时即在天花板内工作，夏天一百多度，苦熬酷热，外面看不出丝毫痕迹。二个半瓦特的小型电台，与重庆直接通报，畅通无阻；所困难者，电池不易补充。我们电台都用直流电，电灯的交流电不能用。战时买不到蓄电池，我们用小电池（即手电筒用的电池）连接起来使用。但在战时管制之下，大量购买小电池，也易引人注意，只好暗托亲友搜购。徐躬锄夫妻，代我们先后买得最多，也买过收发报机零件等。”
    毛森还说：“此外，尚有一个空军秘密电台，也受我指挥，设在三元坊，每天报告气象。我们电报，也可交其拍发。我的内外勤，次第布置完成，敌军一举一动，都能及时获得报告，立即电告上级。这时上级刚由汉口迁重庆，为了注视日军占领武汉后下一步行动，对陷区情报特别重视，随时可以联络通报。我的情报，上级极端重视，屡蒙嘉奖。”
    毛森的工作开展得很顺手，与内勤胡德珍的助力是分不开的。毛回忆说：
    “胡德珍同志调来之后，帮我翻译重要电报，处理机要业务；凡人事调动，工作策划，打入及收买敌伪内线，预防突变对策等，我都和她商办。她思虑周密，遇事镇定；虽尚年轻少女，堪称慎谋善断，处变不惊。”
    此外，毛森觉得，胡的性格与处事，正好与自己互补，他回忆说：
    “我自知个性是阳刚型的人，性急心直，有时为求速成，不免草率；在好的方面说，工作效率高，立见事功，这是我一生成功创业之动力。在坏的方面说，草率决定可能偾事；有些事我认为应当做的，没有多加考虑，即着手做了，常常后果欠佳，也常得罪上级，被指独断专行。”
    毛森说：“这种个性，除天赋之外，我对军事学上名言‘遇事紧急关头，与其犹疑不为，不如错误果行’，对我影响很大。明知凡事不能草率决定而行，但此观念挥之不去，总觉事事应立果断；每遇难决事情，唯一办法，乃是睡一夜，明天再说，所以常在梦寐中思虑事情。胡的长处，刚刚补我所短。”
    至此，毛森与胡德珍的一段情，到了九转丹成的时刻。毛说：
    “（我）对她由欣赏而生爱意。自思如能得其为偶，对我工作事业帮助甚大，为人处世，也能得其随时规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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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毛森要娶胡德珍，其中尚有三重滞碍：
    “第一，我痴长十一岁，可能被认不相匹配；第二，我曾结过婚，且有儿女，可能非其择偶对象；第三，据其自己透露，已有对象。”
    毛森不是那种磨磨唧唧的性格，想到了就办，于是“厚脸试探”，表示了“求婚”的意思，并老实对她说：“我曾结过婚，已有儿女，但现已离婚。”

    按：毛森与原配夫人郑彩耀共有三个孩子，即长子毛建、次子毛革、长女毛绥，后毛与郑感情破裂“协议”离婚，郑带着三个孩子回到浙江江山毛森的老家。

    毛革后改名毛汉光，在回忆中，他说：“我在十二岁之前的时候，学习环境及功课是很糟糕的。幼年的时候，生长在江山（浙江省江山县），那个地方是靠近江西省、福建省一个很贫瘠的村落，没有办法念书。”
    据毛汉光说，他的母亲是于1940年自杀的。毛森在回忆中则说郑彩耀于1943年病逝。
    令毛森大喜过望的是，胡德珍“考虑后即面予允诺”。毛回忆说：
    “我自然很高兴，即向胡老夫人禀报；她亦满口答应，并即改口叫我姑爷。她素性慈善信佛，我没有见过这样诚笃信佛之人，即僧尼也非所及，视蚊蚋也同生命，不肯对其伤害。胡事母至孝，她湘湖师范毕业之后，即在附小任教，迎母同住奉养。抗战爆发，她从戎报国，参加遂安训练班，将母寄居诸暨同学家里；她调杭站之后，接母来杭同住，双方都免牵挂。那时敌伪调查户口极严，家庭人口如仅青壮男女，易引注意，有老母同住，可免鹰犬怀疑。
    1939年 1月18日，毛森与胡德珍“草草结婚”，毛说：“（我们）自不敢张扬请客，只通知朱文友等少数人。”当年，毛森31岁，胡德珍20岁。
    对这桩婚事，毛森很满意，他说：“胡家本系海盐书香世家，因人丁不旺，父祖皆壮年早逝，长兄胡渠清，聪颖有为，二十多岁即为蚕桑职业学校校长，倡导新法养蚕，成效卓著，未满而立之年，即遽病殁。现仅兄妹二人，均置身龙潭虎穴，老母为我掩护，如在狂飙危舟之中，稍有不慎，即有灭门之虑；我深感履冰临薄，责任重大。幸天之佑，胡氏兄妹，历经艰危，均康绥福厚，子孙昌隆，老夫人期颐西归。故旧亲友，都认其礼佛积德之果，我们亦自庆得其余荫。”
    刚到杭州时，毛森住“皮市巷”，房东老太太常过来攀谈，因担心谈话中露出破绽而不胜其烦，于是托当地富商朱文友另外租了一所房子，毛、胡就是在这里结婚的。
    朱文友亦是军统“运用人员”，毛森遂与他商量，准备开一家“公司”，作为身份掩护。毛森回忆说：
    “朱是义乌人，虽曾毕业法政大学，一向在杭垣经商，现因战乱，停止营业。在凤山门外有大宅院，算得上殷实商人，忠实可靠。我们决定在清河坊开张火腿店兼米店。朱的家乡，本产火腿，驾轻就熟。我用赵如金化名，挂名老板，极少在店口露面，恐被熟人发现也。朱任经理，全权负责店务。清河坊为杭州最热闹市区，生意还不错。”
    就在事业、家庭、“生意”都红红火火的时候，乐极生悲，毛森被捕了。
    事情坏在毛森的手下、一个叫赵懿义的人身上。
    赵懿义是浙江东阳人，年纪甚轻，当时才20岁，原来是巍山大队应渭水的手下，后选入临澧特训班，毕业分发之时，赵自称“其父在杭州凤山门外上仓桥开设打铁店，愿往杭州工作”。
    毛森回忆说：“上级没有考核其个性、能力，以其有良好掩护，即派他来杭工作。我与其交谈几次，觉其入世未深，没有搜集情报能力，还有顽童习性；乃嘱好好立足生存，慢慢展开工作，并介绍与王长安联络。”
    赵懿义的“顽童习性”最终坏了大事，毛森说：
    “讵其不知利害关系，乱吹牛皮，自表是重庆派来的抗日分子。大家当他是小鬼，初尚不信，嗣见他穿起新衣，用钱也阔；传入小汉奸耳目里，不管他是否真的抗日分子，为了邀功，把他抓起来打了一顿，他即全盘供出。并带领敌探，在与王长安约定的时间、地点，将王逮捕。”
    王长安是杭州站的“总交通”，他一旦开口则满盘皆输，所有人的联系方式都在他的脑子里——搞“地工”，最容易出事的是两类人：一是电讯人员、二是交通员：首先这些人的活动有迹可循，极易暴露；其次，一旦被捕，因他们在“组织”中地位卑微，“主义”等等对他们的约束力较弱，往往挨上一顿皮鞭、两个耳光即崩溃。
    所幸的是，王长安极为坚强，被捕以后，他知道绝无苟免之道，于是索性将一切都揽在自己身上，说：
    “我就是首领。已有一百多人枪潜伏杭州城内，随时准备杀敌除奸。现我被捕，早已决定成仁殉国，你们休想我吐露半点！我死之后，我部下自然会随时扑杀你们，为我报仇。”
    在狱中，王长安终日痛骂，完全是“但求速死”的路子，日伪无奈，只好将王处决。毛森回忆说：
    “老王为求痛快，要求杀头。于（1939年）阴历六月十八日，由伪军押解至里西湖，日军自任创子手，行刑时，为公开处决重庆抗日分子，伪军还吹号，示意杀一儆百。老王慷慨激昂，痛骂日本帝国主义，大喊中国同胞起来，与日本鬼子拚命！观众垂泪，号兵吹不成声；老王还唱救国军歌，不断高喊口号：打到日本帝国主义！日本鬼子滚出中国去！××××万岁！××××万岁！……刽子手心慌意乱，斩了好几刀，乱劈肩上头上，才把头砍下。”
    行刑之时，毛森秘派直属行动员、杭州市伪警察局侦缉队侦探凌佩绅随往刑场，记下埋尸地点。他回忆说：
    “抗战胜利后，我曾偕凌同往寻找老王埋骨之处，打算重建新冢，以捡忠骨；希与秋瑾香冢一样，留供后人凭吊。但荒草萋萋，一片乱葬岗，无论如何踏勘，总查不出埋忠骨地点；当时我没有勒石为记，成为历史之遗憾！”
    回忆起王长安的忠勇，毛极为痛惜，他回忆说：
    “王长安，又名王庆云，他的经历我知甚少，只听其自说，他是福建福清人，南洋华侨，有时谈起与土人间一些趣事；曾参加红帮，个性耿直仗义，激昂时槌胸暴眼；年已五十多岁，大家叫他老王。自福州参加我的工作，只是跑跑腿；来到杭州后，才重用他为总交通。我对他没有什么厚恩，他竟以一人之血肉，保住全站之安全。余心痛泪涌，无法压制。以后每念及此，仍常悲从中来，凄然神伤。此种共患难之感受，非一般人所能想象，更非庙堂衮衮诸公所能体会。”     在杭州站中，与赵懿义有过接触的，仅毛森与王长安二人，因赵不知毛的住处，只能提供其体貌、形象等，于是“敌方乃押其在交通要道隐密守候；并派大批爪牙，在各街道路口巡查，撒下天罗地网”。
    毛森回忆说：“我为躲避敌探，虽然提高警觉，但对重要工作，不得不亲自奔走指挥；自老王之后，如去一臂，联络更加繁重，自兼总交通。”
    这天，毛森叫了一辆“黄包车”，当车夫问去何处时，毛“随口”说：“清吟巷。”
    ——“清吟巷”正是毛的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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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后，毛森感到十分后悔，他回忆说：
    “但（我）随觉太过大意，竟脱口说出住处；立即转头四望，看见一个中年男人，离我不远，正注视着我。我心深觉不安，但已说出口，无法收回。一路自思自解，可能自己神经过敏。到家后向妻提起，她认我可能误认可疑之人，并不在意。”
    事实证明，毛森的这个疏忽铸成大错！
    次日凌晨，日伪即到清吟巷“调查户口”。毛森说：“当时查户口本系常事，须令每家男女老幼，排列门前，任其盘问。我因心有昨日芥蒂，略有疑惧；又想不会有这样凑巧事，略事迟疑，仍旧走出门外。”
    刚出大门，毛森一眼看到的，正是赵懿义，据毛回忆，赵当时“穿着军衣，夹在伪军队伍里，双手似尚锁着手铐”。
    赵见到毛，即向日军示意，毛怒视赵，同时“示妻速作应变处置”。
    毛森回忆说：“日军即押我入屋搜查。这是相府花园楼阁，范围极大，屋后很多房间，我多没有进去过；至于我们的秘密文件，当然收藏得很好，敌伪无法找到的。──我的密码本、机要文件，都藏在二楼窗盘框下，窗叶并非玻璃，是用蚌壳嵌成，半透光而不透明；窗框是木做的，我将窗外木框下的砖拆去一块，里面掏出一些空间，把电本密件，藏入中间，仍将原砖合上，天衣无缝。但敌伪虽未搜得任何可疑证据，我却仍被带走。”

    按：毛森租住的“清吟巷八号”，是前清大学士王文韶的宅邸。

    这是毛森第一次被捕。
    所幸的是，胡德珍及毛的岳母等人，被认为是“家属”而未予株连。胡见毛被捕，立即采取应变措施：“通知各方，暂时割断联络，嘱各镇定应变。朱文友倒尚沉着，徐松坚则颇惊惶，各单位暂停活动。”
    事后，毛森回忆说：“在我出事之后，我曾细想：当时我如不出来而设法逃避，恐亦难脱网罗。因清吟巷很短，在王府门前甬道上，即约有一百余名伪军，屋后及左右，可能也有大军包围，很难逾围逃脱；躲匿屋内，仍将被其搜出。即得逃脱，必捕妻与岳母及朱文友追究，立刻波及电台；这样自上而下的牵连，势必全站覆没。现仅我一人被捕，且尚未确定和暴露身分，实为有利得多！”
    在狱中，毛森反复思量，觉得形势还没有发展不可收拾的地步：
    “第一，没有丝毫证据被其搜去，我与赵懿义几次见面，都是口头嘱其好好立足生存，没有文字指导，他实际尚未开始工作；我绝口否认，应没有入罪左证。
    第二，我是火腿、米店老板，与人虽少交往，但手下经理朱文友，是杭垣巨商，大家都知道，没有人会相信我是反日首领。
    第三，我有家小老母，居住相府，对我似有三分重视。”
    毛森回忆说：“当晚日人入屋时，见厅堂悬有王文韶宰相遗像，他曾低头敬礼，不知是否日本因系君主国家，对大臣存有尊敬习惯？抑为笼络失意政要，做其傀儡，故意做作？可能叨了这点光，对我没有用刑。”
    经再三权衡，毛森打定主意——采取“抵赖”的方式，“打死我也不说”！
    现在可以体会到，对“组织”来说，王长安的“自寻死路”，实在是最好的保护之道，真正是“壮士断腕”之举。毛森说
    “他们听赵一面之词，说我是重庆方面派来的抗日首领，把我当作游击队首领。王长安亦自吹有一百多人枪，现王已死，无法令其对质；但查遍各游击队，没有我这个人，令各被俘游击队指认，没有一人认识我。苦逼赵懿义，他乱哭乱供，敌伪毫无办法。”
    没办法，日伪将赵懿义关到毛森的监号，让他“套话”。毛森回忆说：
    “他（指赵懿义）童心未泯，竟老实说出，日人要他向我套供，探讨我的身分党羽。”
    这时，同监号关押的十余名“犯人”“哗然责骂”：“赵老板是清河坊火腿、米店大老板，你这小鬼为何要陷害他？你这没天良的家伙，打死你！”
    毛森说：“大家攘臂要打，他不知所措，伏地乞怜，还是我劝息众怒。至此，他才知道我是商店老板身分，也是姓赵。”
    回忆起这段经历，毛森说：“我因筹划工作，费尽心血，为了全站安全，忧心如焚；被捕之后受尽折磨，骨瘦如柴、支离形丧，全靠精神力量支持体能。此时形相，绝无人相信我是平阳之虎。妻每隔一、二天，送来一篮丰美菜肴，不能见面，均交由看守送入。我都食不下咽，分给同牢难友享受；看守狱卒，亦常受妻赠送，故大家对我十分同情巴结。同房有一扬州捏脚敲背师傅，还常给我敲背。我趁此对赵晓以大义，说了很多忠君爱国的故事，和尽忠职守，不可出卖自己人的大道理。同牢难友，自不知我话中有话，也帮助指责，赵自认该死，指天誓日，决不再陷害他人。”
    这天，毛森被提出来，审问他的，似是一位日军高级军官。毛森说：
    “日军官问我一些游击队情形，我概答不知，又问我军事术语，我都答不出或答以商人术语，他又看看我的手掌指节，细皮白肉，没有丝毫拿过武器的痕迹；有一伪军突然叫了一声‘立正！’我把他看看，没有立正。我知他们追审的方向错误，始终疑我游击队首领，实际我与游击队确无关系，也没有做行动工作。赵懿义总是打一顿就乱供乱攀。至此审拷技穷，日人大半认我是商人，被赵懿义受刑乱攀的。就完全交给伪军侦审，不再理会。”
    事有凑巧，伪军“警务处”方面，新调来的一位“司法科长”曹某与胡朴人是旧交。某日，二人偶遇，曹谈到他正负责审理“清河坊火腿、米店老板赵如金”的案子，胡即称“那是我的妹夫”，请曹帮忙“解脱”，并让胡德珍送他一辆“黄包车”作为贿赂。曹即表示：“得人钱财，予人消灾。”随即准备“三堂会审”，令“赵懿义”与毛森当庭“对质”，以便“定谳”。
    事前，曹某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因他也搞不清“赵如金”到底是何许人也，于是，他找到胡朴人，对他说：
    “这要看你妹夫是否祖上积德了。如果赵懿义当面指证你妹夫是重庆抗日分子，对你妹夫不利，那我两点钟开庭，当在四点钟以前设法派人通知你；你要立刻离开杭州，我在五点钟退庭前，即将出拘票抓你。盖你在杭州到处奔走，公开营救你妹夫，他如有罪，你当然是同党。希你预作准备。”
    会审之日，毛森借着上厕所，暗中警告赵懿义：“千万不可指证我。”看守也痛斥赵：“你这小鬼，不能陷害好人。……”
    毛森回忆说：“赵仍那副哭相，自责自骂：‘我该死，我出卖老板（军统局的人对戴都称老板，下级对上级也常称老板。外人听起来只当商店老板。）……’回至候审室时，赵仍那副样子，他对看守人员说：有人告诉他，今天对质过后，明天即可保释，请代通知其父来保。”
    看守们鄙其为人，听了即吓唬他：“人家与你无怨无仇，你看老板娘还大着肚子，你为什么要害她一家老小？你明天要杀头，还想出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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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胡德珍已经怀孕了，毛森回忆说：
    “我妻本是得了看守们报信，叫她等在候审室外面边上，可以远远见我一面。但又再三叮嘱，不可开口讲话，以免被上司知道，连累他们。这时因遥见我发乱须长，面削眼突，瘦弱憔悴，不似人形；既吃惊又悲伤，但为遵守诺言，不敢出声，正在饮泣抹泪呢。听到看守们七嘴八舌的骂赵，也参加指责。”
    毛森说：“一个姓孙的看守，还转身低声对妻述说老王的壮烈事迹，并竖起大拇指赞道：‘像老王这样，才是大英雄！连日本人也不得不敬重他！’又斜睨着赵说：‘你这小鬼，已害死了老王，妳还想再害人吗？小心大英雄的英魂来捉你！’骂得赵懿义涕泪交流，无地自容。”
    毛森回忆说：“我在狱中，也曾屡次听看守们谈起老王，说老王是真英雄，不怕死，敢作敢当。任凭日本人严刑拷打，还不断辱骂日本人和汉奸，自称是重庆抗日分子的首领，只求速死，决不吐露一字，害他的同志。还说：老王也知道看守们都是苦哈哈，都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只是为了生活，才干此鬼差事。所以对他们还客气，把他们当作自己人，有一次还向他们讨酒喝呢。他们几个人，后来常在晚上凑些钱，买酒请他。──因此我才知道：原来他们同情我、帮我，主要还是受了老王的精神感召呢！”
    二人被押上“法庭”，“庭上”厉声问赵懿义：“你认不认识赵如金？”
    赵“哭丧”着脸说：“我实在不认识他。他们打我，逼我指他是重庆分子，我没有办法，只好这样说。”
    毛森回忆说：“审官有三人，司法科长坐中间，杨藩藻与另一人分坐左右。杨藩藻一再威逼，指赵说谎，恐吓他要用大刑；赵一面号哭一面哀求说：‘不要再打我，我实在不认识他。’”
    杨藩藻是伪警务处侦缉科长，赵懿义的案子，原本就由他审理。毛森说：
    “他做了汉奸之后，为了邀功，滥捕爱国分子，动辄严刑毒打。浙江伪省长汪瑞闿的机要秘书，也曾因赵懿义的受刑乱指，被杨误捕而受酷刑重伤。汪向南京伪维新政府主席梁鸿志控诉，梁调杨藩藻去南京受训两周，算给汪的面子。”
    此后，伪警务处另成立司法科，主持审判案件，新派来的司法科即曹某。杨的侦缉科，则专门负责侦查、缉捕事宜。
    还有凑巧的事，杨藩藻是“浙警”正科第三期的毕业生，也就是说，他还是毛森的“学弟”，所幸的是，他并不认识毛森。毛回忆说：
    “这天当审讯之时，我心中尚有一事深感不安：恐怕杨藩藻知道阶下囚即其前期老大哥。幸当时没有人知道我真正姓名、出身、经历，即使翻查同学录，我当时面容枯瘦如老叟，连我自己也不认识。现尚存有当时面目的照片。”
    “庭审”结束，赵懿义表现还不错，没敢再胡说八道，毛森的劫难解脱了一大半，他回忆说：
    “退庭之后，司法科长赶去朴人住的旅社，朴人正在苦候其消息，不知凶吉如何？此时已是五点多钟，自己应不应该离开？正如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之际，突见曹某匆匆赶到，满面春风的面告佳音说：‘恭喜！恭喜！对质时赵懿义完全推翻前供，你妹夫得救了。’这一喜讯，对朴人确如待决囚犯得遇大赦。在连连向曹某道谢之后，就直奔清吟巷，向母、妹报喜去了。”
    事后，毛森说：“那时敌伪要杀一个人，如杀一只鸡，实不需多费力气。只因我身分是殷商，伪方上下认为有利可图；日方为收揽人心，不愿被人指为滥杀绅商，故慎重侦审。会审之后，仍被回押看守所。伪方人员可能知我将无罪开释，不断来我家讨好索酬。我妻不愿得罪瘟神小鬼，勉力张罗应付。”
    接着，伪绥靖司令部“军事法庭”又搞了一次“开庭审讯”，传讯胡德珍、朱文友和米店店伙等关系人。毛森说：
    “朱文友本是法学专才，曾任法官，自会妥善应对，店伙事前经朱谆谆教导，当也不会说错话。
    当问到胡德珍的时候，胡答说：“逃难至金华结婚，丈夫为逃避壮丁才来杭州。”
    对方又问：“否重庆抗日分子？”
    胡对以：“要做抗日分子，就不必逃来杭州了，去当壮丁好了。”
    毛森说：“法官看看妻：一介柔弱女子，大腹便便，因立候审讯甚久，此时以已站立不稳，将不支倒下；也就不再多问了。审讯就此结束，也未提讯我和赵懿义，好像就这样结案了。”
    这时，新鲜事又发生了——
    某日，伪绥靖司令部第一师师长徐朴诚派人“提讯”毛森。
    毛回忆说：“徐的师部即设在葛岭山庄；把我押入师长室后，徐令所有之人都退出，我即坐在他的桌前地上。他问我身世、职业等等，没有再提抗日活动。我回答很谨慎，能答则答，不能答则力避讳。问了一阵，他用铅笔在拍纸簿上疾写，随即拿起拍纸簿向我展示。” 纸上写的，赫然是：“戴先生有电报来救你。”
    对此，毛森“仍恐有诈，木然不语，不作任何表示”。
    接着，徐低声说：“你可用五家殷实商店保释，但不可离开杭州。”
    毛森说：“就这样审问结束。我还押之后，当天即开除脚镣。我即通知妻转告朱文友找保。他很快就找妥五家店铺，办妥保释手续。”
    ——戴笠究竟是通过什么途径找到徐朴诚的，毛森一直很奇怪。事后他了解到，从中传话的，正是自己的江山同乡、军统沪二区区长姜绍谟。毛森说：
    “戴在上海布置双重工作，沪一区范围最大，周伟龙、陈恭澍等，就是一区先后区长，情报和行动都做，干得轰轰烈烈，但常常出事；另布第二区，专做情报工作，更着重高层情报，不做行动。二区区长姜绍谟（字次烈），江山学界老前辈，资深国民党立法委员，戴对他很尊敬。抗战期间为了国家民族，情商姜绍谟潜伏上海，搜集情报；姜很谨慎小心，没有出过差错。姜本人（或部属）与伪绥靖主任任援道有关系，徐朴诚乃任之心腹，姜托任转达戴意，故徐向我示意‘戴先生有电报救你’。”
    还有一说：“沪区工作员张圣才与伪军有私交，从中营救；我在福建时也救过张圣才，颇有交情。以后因无机会晤姜，张，不知实况。”

    按：张圣才亦是奇人，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此外，据胡德珍说，胡朴人手下的女特工沈凤，与徐朴诚最宠爱的一位“如夫人”交情很深，曾请其向徐“极力说情”，结果碰了钉子，当时徐回答说：
    “此人是重庆抗日分子决不容疑；因他既叫赵如金，上海方面有人来活动叫我放他，说他是江石山（我对上级所用的化名），正当商人那有用两个不同的姓名？况且我的儿子也接到恐吓信，要我放他，否则对我们全家不利。此事我没有告诉过别人，现我也不想认真办他，但也不能经易放他。至于能否救他，要看日本人是不是重视此案了。”

    按：先是，戴笠曾令前任杭州站站长廖公劭设法救毛，廖曾找到徐朴诚的儿子徐俊杰，令其立即释放毛森，“否则对其不利”。

    对此，毛森回忆说：“徐俊杰是该师第一团团长，也是监斩王长安及率部围捕我的主凶。接此恐吓信后，徐父子均甚震怒，立今将我钉上十二斤重的脚镣。我本已瘦弱不成人形，拖此重镣，举步维艰，只有坐着或躺着。”
    毛森分析说：“其后，当是戴先生给徐某种保障条件，徐才决意放我。我对大家对我的营救，同样感激。”
    毛还说：“抗战胜利时，我主持逮捕华东汉奸，闻徐逃匿澳门，如果遇上他，也会放他一马。我平生为人，仇不一定要报，恩必永铭于心。同情败者、弱者，不忍见哀哭；孟子与梁惠王对话：‘吾不忍其觳觫。’我有同感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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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释放毛森时，徐朴诚曾明言“不得离开杭州”，因此他仍没有完全自由，有点类似现在的“监视居住”，去哪里要报告的。毛森回忆说：
    “我脱樊笼之后，暗与部属恢复联络，嘱仍照常工作，站务指派徐松坚代理；明知徐的资历、能力均难胜任，因一时难以物色妥人，且站长人选须上级决定。”
    军统得知毛森初离险境，担心其进一步活动可能连累他人，令其“速回后方”，于是毛森决定偷渡钱塘江——因浙江省系部分沦陷，钱塘江对岸即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辖区。
    毛森回忆说：“十一月十二日，我带备香烛，声言去寺庙烧香还愿，就此由凌佩绅带路，经里西湖翻山越岭，转去后方。岳母已先于三天前由胡朴人陪同返回海盐原籍。妻则托辞医院作产后检查，实者抱女去车站乘火车离杭。并约定朴人至硖石车站会合，与妻一同去上海，再转赴后方。”
    在钱塘江对岸接应毛森的，就是他在“浙警”念书时的校长赵龙文。杭州沦陷之后，赵任金华区行政督察专员兼抗日自卫团第一支队司令，防守富春江右岸。
    赵龙文是读书人，文人典兵，最爱以“儒将”自许，当毛森在教导第二团当有职无权的“政治部副主任”的时候，郁郁不得志，常与他当年的校长谈天。据毛说，赵龙文“对历代儒将，甚为仰慕”，其座右铭是“寓兵于农，寓将于学”。   
    毛森回忆说：“我将内外勤部署妥当之后，即与朱文友殷殷握别，嘱其继续维持店铺，应付伪方追查。我同时与钱塘江对岸赵龙文密切联络（我的电台与赵台本来通报），告其何时何地偷渡钱江，请其引接。即携带香烛、纸等，乘坐黄包车，伪装烧香还愿；由凌佩绅带路，绕过西湖边，穿越梅家坞，同杭州城外而去。”
    刚出杭州城，冤家路窄，正撞上日军巡逻队，“对我们怒目敌视，用枪指着喝问来意”。毛称：“大病初愈，来此烧香还愿。”
    日军不信，令毛“脱衣检查”，当然什么也没有查到。又问为何到这里来烧香，毛说：“病时许了很多愿心，这里的庙也是许过愿之一。”经检查毛的“良民证”，确系“杭州人氏”，这才作罢。
    毛森回忆说：“当日军盘查我时，茶客们见我是陌生人，都用异样眼光看我，表现恐惧之色。日军走后，都哄然高兴。内有二人接近我，私告赵先生派其来接我。我见其约定联络暗号无讹，即跟其同行，叮嘱凌佩绅回杭。他们带我到了隐蔽地方，上了船，划过富春江东沙洲，踏上自由国土。”
    见到老师赵龙文，彼此都很高兴，毛森回忆说：
    “浙江抗日自卫团有七个支队，以赵支队实力最强；辖第一、第二两个总队，与日军常常隔江炮战，交锋多次，表现优良战绩。我警校同学叶润华，担任迫击炮连连长，刚阵亡不久。我们在校时曾同一次参加演讲辩论会，叶辩才锋利，评为冠军，我忝列第三，对他印象深刻；今竟未捷先死，不胜悲感，曾往吊祭。当时浙江主席黄绍竑，颇有打算将该自卫团作其基本武力；赵亦满怀文人将兵，成为儒将。他与我长谈历代儒将，为国家既为名臣，又为名将，建立功业，流芳千古。”
    于是，赵龙文对毛森“详述历史上富春各次战役的胜败得失，历历如数家珍”，接着赵又问杭州“日军动态”，于是毛森根据自己的观感分析说：
    “日军现正扩张武汉战果，威胁我中原心脏；如果我方不屈服，他必扩大战场，掠夺我物资，以达其‘以战养战’，对付我们长期抗战。杭州日军，正积极修复钱江大桥，有打算进犯浙东企图。杭州以下钱江江面广阔，暗礁罗列，不宜渡江：如其进犯浙东，必在杭州至富阳之间渡江，贵部首当其冲。

    按：毛森说：“日后日军果在该段渡江，进攻浙赣线。”

    与赵“畅谈多日”后，毛森将妻子胡德珍接到金华，并回到家乡江山省亲。毛森回忆说：
    “我被捕消息，已传闻家乡，父母忧心如焚。今得脱离虎口，又缔良缘，自应陪同佳妇回家园，拜见公婆及祭拜祖茔。即偕妻回到和仁老家，禀报别后情形及再婚经过。阔别两年，犹如隔世，全家悲喜交集。父母邀请亲属，摆设花烛，悬挂祖宗遗像，今我俩补行婚礼；父兄及族房亲属，又陪我俩逐一拜祭祖莹，答谢先祖荫泽庇佑。”
    毛森说：“在家欢聚几天，我再踏上征途；我母热泪盈眶，叮咛复叮咛。我低迥轻诵：‘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依依拜别，我深深体味到人生悲欢离合最难忘的亲情。斯时我三妹夫刘法林去世不久，三妹秀贵，青年丧偶，甚为悲痛，我们偕其同去金华，稍叙手足之情。”
    ——抗战开始以后，金华成为浙江省临时省府，此后，浙江省的党政机关迁至永康，军事机关则仍在金华，直到1942年金华沦陷。因此，抗战爆发之后的一段时间，金华一度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仅军统，在这里就有三个单位：秘密单位是军统浙江站，站长是原上海区“总督察”毛万里；两个公开单位则是浙江省保安处谍报股和浙西行署调查科。
    毛森说：“那时浙江站设在金华，负责人毛万里，是毛人凤之弟；文思敏捷，能诗能文，颇有才子气，早受戴先生赏识。保安处谍报股股长童襄（当时各省谍报股多受军统局控制，但浙江保安处长宣铁吾，乃蒋亲信，对戴不大买账），浙西行署调查科科长廖公劭（行署主任贺扬灵，在天目山庙里办公，廖在金华尚未去履新）。”
    毛森回忆说：“毛、童、廖三人，都是负责浙江工作：一国三公，为了人事、工作、财务等问题，尤其人事安插，各有各的班底，加上太太们打牌口角，争吵甚烈。有一天，毛万里请吃饭，我夫妇也被邀。廖与童太太争骂不停，互打起来，童太太的翡翠玉镯也打断了。万里脾气和善，酒也将醉，其妻朱挹秋，更善良怕事，无从劝解：我夫妻都不会打牌，从未参与口舌，不知缘由，不明他们是非恩怨，只能劝解暂时息争，送各人回去。”
    此后不久，毛森即接到军统电令，要他“帮助调整浙江工作”，毛森说：“我对内勤人事组织，自不便多言，愿代视察外勤各组工作的优劣，以供调整的参考。”
    这段时间，是毛森一生中，最感轻松愉快的时候，他说：“我自参加工作以来，鞠躬尽瘁，没有片刻休闲。这次参与调整浙站工作，视察外勤单位，完全客卿身分，无牵无挂，等于游山玩水。乃偕妻同行，作为补度蜜月。”
    毛森回忆说：“我经严东关时，买了当地名酒五加皮，船经七里陇时，买了刚由渔人捕捉到的闻名时鲜‘白鱼’，就在船上品饮细尝。名酒香醇，鱼味鲜美，如今想起，仍有余味。”

    按：“严东关”即浙江省严州府东关，其“五加皮”酒驰名天下。

    毛回忆说：“并据船老大说：每年在农历四、五月间，富春江还有最具盛名的‘鲥鱼’，味更鲜美。逾时则只有‘白鱼’了。经过严子陵钓台下，也发雅兴，做回先贤。我这劳碌命，一生倥偬，绝未想到有钓鱼机会；来到美国后，竟叨儿女之福，常常陪同垂钓。”
    毛森说：“归途我们经分水、桐庐，重游富春江，细细欣赏山明水秀的江南美景，再尝美酒鱼鲜，惜无照相机，未曾摄影留念。以后我离多次经过这些地方，都是匆忙飞棹或夤夜疾骋，再无似此逸情了！”
    回到金华，恰逢一部分部队从上海撤下来“整训”，即由毛森为主任，主持金华“净明寺训练班”。不久又接到通知，令毛森到重庆出席“四一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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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森回忆说：“我于二十九年三月中，由金华搭火车至鹰潭，改乘汽车，经赣南绕道入湘，至株州再搭火车，转往广西桂林，乘飞机去重庆。在重庆住在招待所里，出入都由公家派车接送。虽遇一些同乡老友，大家都很忙，很少私人酬酢，也没有什么游览、观光；只记得重庆是一个上高下低的山城，面临大江，倒很壮观。”

    按：这是毛森一生中唯一一次到重庆，此后他被派赴上海，而南京、而杭州、而厦门，然后去台；然后被“放逐”；最终万般无奈地定居海外。

    毛森说：“四一大会之日，大家聚集一堂，张灯结彩，甚为热闹。主席台前横披‘我们工作第×周年纪念大会’一排大字，由贺龙庆任司仪，声音洪亮。记得蒋委员长亲自出席，对大家训话，要大家‘忠党爱国，尽忠职守，完成神圣使命。’讲了短篇训词，即向大家点点头，先行离去。军统局长贺耀组，似只巡视一下，也即离去。大会全由戴副局长主持。他的表情披肝沥胆，慷慨激昂，讲了大篇有血有泪的训词，要求大家禀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完成神圣使命，创造光荣历史，发扬清白家风。部众听得都很动容。会后似乎尚有余兴节目，详情已记不起了。”

    按：毛森所说的“贺龙庆”，实为何龙庆，时任川康绥靖公署稽查处长稽查处处长。时任侍二处第六组组长的唐纵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并目睹了戴笠“披肝沥胆”的讲话。在当天日记中，他是这样说的：
    “今日调查统计局举行八周年纪念，上午公祭。我于国民月会之后前往参加。雨农主祭，介民、静安襄祭。雨农亲自读祭文，读时流泪，介民亦流泪。”

    按：“静安”即指戴笠的学长、当年的上司加“师傅”、此时的下级胡靖安。

    唐还评价说：“祭神如神在，出之真，则可感！出之不诚，则徒见其伪也！”
    在重庆，毛森首次见到了日后与他并称为“军统三毛”的毛人凤，对其赞不绝口，他说：“我第一次见到毛人凤，见他温文尔雅，谈吐有条有理，思虑周详，见解独到，实一最优秀之幕僚长，只欠外勤实际经验。”
    “四一大会”的第一天比较热闹，但“重头戏”却是第二天开始的“工作会报”，由“各地外勤单位负责人或代表，内勤各单位负责同志”汇报工作。王蒲臣回忆说：
    “四一大会（是该局工作创立的纪念日）开工作检讨会时，各外勤单位负责人均有工作报告，琐碎冗长，足足报告了一整天，在别人都听到厌烦了，而戴将军却能自始至终聚精会神的听，在会议结束时，还能毫不遗漏的作扼要的结论。”
    乔家才说：“会报的大部份时间，在聆听敌后工作单位报告。报告完毕，戴先生站起来讲话了，他根据两天来的报告，得出十三点结论，作为今后改善工作的指示，简单扼要，使与会的每一个人，口服心服。”
    乔家才还深有感触地说：“我们虽然是穿草鞋的朋友，在黄埔同团入伍，却不是同一个连，不是同连，就不生活在一起，彼此虽然认识，可是认识不够深刻。民国二十一年我参加了他领导的工作，又一向在外边，同他接触的机会少，所以对他并没有进一步的了解。这一次参加工作会报，听到他十三点结论，头头是道，不愧是一位天才领导者。我衷心佩服他的思想敏捷，注意力集中，解决问题，能抓住要点。无怪他领导一个十万人的团体，工作复杂繁重，而能得心应手。”
    在这里，乔家才的话，实际上是在称赞戴的学习精神，因他知道戴仅读过一年中学，军校也没怎么好好上，之所以能够领导这样大的一个“团体”，完全靠自身的聪明及努力。对此，电讯处处长魏大铭也有同感，他说：
    “抗战后的事业局面更广，接触外界人才更多，谅他（指戴笠）自知读书不够，故甚能虚心永进，于民国卅一、二年间在重庆，似曾聘请过饱学之士（似为江山同乡毛子水先生）当老师，教论语、孟子等四书，同时与上流社会有名人士如章士钊、贝祖诒、顾翊群等来往亦密，已非交鸡鸣狗盗的时期了。”
    魏大铭还举例说：“在《戴雨农先生全集》下册年谱中称，民国卅二年二月十八日在重庆一篇讲辞中，引大学及孟子书中语句，实比以前进步，可为明证，亦正是更上一层楼的必要修炼，可见在其不同阶段中能适应时宜而不断进步，亦所以一个特工首脑做了十四年之久，实属难能可贵，决非偶然！”   
    沪一区区长陈恭澍并没有参加此次“四一大会”，但是却看到了“会议文件”，即前述戴笠对军统局工作的“检讨”。他回忆说：     “抗战初期，由戴雨农先生领导的‘军统局’，曾作过一次系统性的全面工作检讨。总结报告中指出，此一时期的缺点，在于：待遇微薄、经费困难、政治水准低、认识不清楚、缺乏师资与教材、科技程度普遍偏低、在其它机构中受排斥、各项基本工作不如理想。”
    在报告中，戴笠对军统各项主要工作都给予了点评，即乔家才说的“十三点结论”——按陈恭澍所说，其实是十五个问题。其中，第十三个问题是经费问题，戴笠说：
    “以现在一万一千人之工作，每月仅有经临费五十一万余圆，致每月经费相差甚钜，东借西移，常在困难拮据之中，加以沦陷地区汇兑之困难，各地工作亦难免受其影响。”
    第十四个问题是公开单位的“派出人员”问题：
    “所有握掌之公开机关，各主官对本局多抱疑忌之心理，故对本局所派遣之人员，一面尽量拉拢敷衍，一面则竭力防止进展，致本局所派遣之人员，忘记本身之使命，离开本局之立场，即形成隔阂，发生矛盾现象。”
    第十五个问题，居然是戴笠的“自我批评”，陈恭澍说：“戴先生本人，也作了自我检讨，据笔者所知，这是他平生的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
    当时戴笠是这么说的：“属于本人（戴雨农先生自称）者，因助理乏人，无论处理文件，接见宾客，与应付日常事务，均须躬亲，致时间不足，许多迟误；对日常工作之实施，时间支配不得当；对干部之运用与组织之掌握，未能尽善；与各方接触太少，联系不够；对中下级工作人员个别接见之机会太少，致情感不能密切沟通；个性强，主观重，因以同志间对整个工作之意见建议甚少；日常穷于应付，致检讨策划督导，未能尽善。”
    陈恭澍说：“以上各节，是军统局在民国二十九年时的内部总检讨，完全是实情，并无虚假。不过因每个同志工作地位之不同，在观点上容许略有不尽一致之处。此后，军统局组织日益扩张，工作项目越来越多，戴先生真是日理万机而穷于应付，像这类工作检讨的资料，就见不到了。”
    对此，魏大铭也认为，戴笠的“团体”，最好的时期是其初创期，即特务处时期，魏说：
    “戴先生主持特务处时代，纪律严保密强，最有力量，其组织有似西德加伦将军组织之有威势。其后主持军统局时代，人多事杂，已半公开，功力已逊，其组织似美国中央情报局之有权势。不过，特务工作者越秘密，力量越大，一个国家看不见的力量越大，则越强盛，今日之苏俄特工是也。”
    魏大铭说：“迨民国廿六年七七抗战后，正式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则已成为半公开状态，各地招生训练，一个训练班几百人之多，已渐失秘密工作之精神与原旨，以多为胜，以大为雄，扩张势力，派头要大，其质已远不如抗战前之秘密时代，虚名超过实质，精神则已走下坡。”
    魏大铭说：“一个特务机构的力量都已表面化，则就已衰竭，成强弩之末了。一个特务机构，机关化，官僚气，则就不免先求交卷交差，次而讲求事功了。尤其扩充各式各种游击武力，全无经费，都是就地筹饷，保民不足，扰民有余，而戴先生常常夸称十万之众，但军政部军令部均始终无视于此项武力，对军统局而言，实为负数。”

ys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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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一大会”之后，军统又曾经召开过两次大会，都是迎接从敌占区逃回来的同志，乔家才回忆说：
    “一次是欢迎刘艺舟兄从北平归来，地点也在罗家湾，开会时，除了戴先生讲话，由艺舟兄报告在北平被捕和逃回来的经过。”
    另一次是在1939年 8月 1日，欢迎刚刚从南京逃出来的刘戈青以及从北平回来的李广和、查绥之等人。
    前面说过，刘戈青和陆谛被陈明楚“赚”到“七十六号”，从此即被羁押。乔家才说：
    “刘戈青初送进七十六号的时候，住在里面的太大们听说进来一对很漂亮的青年男女，好奇地出来瞧瞧，有的在大新公司认识羊毛西施陆谛，异口同声，很惊奇地说：‘连羊毛西施也是重庆的工作人员呀!’”
    在回忆中，乔家才解释说：“当时没有现在民主，选举什么皇后、公主，小姐们看见漂亮的女孩子，就送她一个西施称号，所以都叫陆谛为羊毛西施。”
    ——直到此时，陆谛才知道，“李萍”原来就是刺杀陈箓的英雄，叫做刘戈青。
    最初，刘戈青以陆谛并非军统干部，请李士群将其释放，李当然不肯。陈明楚被杀以后，李才决定释放陆谛，陆听了说：
    “李先生，你要放我走，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李问：“什么条件?”
    陆说：“你什么时候枪毙刘先生，也赏我一颗子弹，我就感激不尽了。”
    李听了大笑：“笑话! 笑话! 你不愿意离开，那就同刘先生在一块好了。”
    接着李又对刘戈青半是奉承半是卖好地说：“说实在话，老弟，我真喜欢你。你这样年青，居然就有死党，一个电话，能把朱山猿和包天擎叫来七十六号，真不容易。所以，日本人好几次要提走你，我都替你挡回去。你想想，陈箓是你杀的。如果落在日本人手里，你还想活么？”
    1940年 3月，汪精卫伪府成立前夕，李士群对刘戈青说：“南京新政府快成立了，你老弟既然不愿意跟我们干，我就不能再把你留在这里，必须送到南京监狱。”
    刘自然无可如何，乔家才说：“廿九年三月初，刘戈青由上海起解，他是要犯，给他戴上手铐，一边一个大汉夹着他走，好像怕他飞走似的。到了南京，把他和陆谛分开来收押在宁海路廿五号南京伪组织的特务监牢。”
    刘送到南京以后，朱山猿特地收买了监狱看守李国祥拍摄了一张刘在监狱里的照片，寄给戴笠，证明刘戈青尚在人间。
    到了南京，刘戈青不再受到“优待”，乔家才说：
    “每天被关的人放出来散步一小时，人多门窄，回去的时候，拥挤不堪。有一天，刘戈青在人犯中间，慢慢往前移动，看守吆喝着，催他走快一些。”
    刘戈青解释说：“你看! 前面的人走不快，我怎么能走快呢? ”
    乔家才说：“刘戈青说的是实话，作威作福惯了的看守人员，认为这就是反抗。坐牢只能忍气吞声，听见装听不见，怎么还能反抗呢? 不是自找麻烦? ”
    于是看守大怒：“要你快走，你就得快走，你还敢顶嘴? 把他带走! ”随即将刘押到看守所所长唐国中的办公室，准备“收拾”他。
    见到刘，唐国中破口大骂：“你这个重庆政府的走狗，这是什么地方? 竟敢叱咤，老子非给你点颜色看不行。”
    说着，唐就凑过来，要揍刘戈青，刘岂能容他，先下手为强，冲着他脸上就是一拳，打得唐鼻血长流。这时门外看守闻声音有异，进来群起而攻，刘戈青寡不敌众，被打昏过去。
    李士群听说此事，将唐找去一顿痛骂，唐只好将刘送到医院治疗。李去看他，说：“就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我打算送你去日本看看。也许对你会有些好处。”
    刘假意迎合，趁机又提出释放陆谛的要求，李自然照办。乔家才说：
    “抗战时沦陷区的汉奸到日本，叫做镀金，刘戈青将要去镀金，镀金回来，一定会成为有权势的人。看牢的那班势力小人，最讲现实，立刻对刘戈青换了一付面孔。不久把他移到福利社，一半坐牢，一半服务，对他防范，也松懈得多了。刘戈青身边有钱，钱能通神，他和陪他的看守一块儿出去洗澡，跳舞。那些家伙，洗不花钱的澡，跳不花钱的舞，跳舞跳上瘾，他不出去，那些家伙催着他出去。一离开看守所，就各行其事，约好时间碰头，一块儿回看守所。”
    时间长了，看守们怕找麻烦，于是主动给刘戈青办了一张“身份证”，并说：“这张身份证在城里有效，出城就没用了。”
    看守的意思，自然是警告刘：“你可不要想着逃跑。”
    ——刘戈青还真的在策划逃走。乔家才说：
    “刘戈青已经可以自由活动，不再有人跟着跑，又有了身份证，计划赶紧逃走，就是不知道下关的情形怎么样。这一天，有一位科长的太太从上海来南京，刘戈青参加欢宴，又参加到下关车站送行，摸清楚出城到下关，并没有什么麻烦，计算好到上海的时间，就是有人发现他逃去，也追赶不及。”
    1940年 6月20日，刘戈青悄悄买好一张京沪线头等车票，计算好时间，赶在开车前一分钟，冲上火车，平安抵达上海，接着乘船到香港，从此脱出樊笼！
    与此同时，陆谛和包天擎也辗转逃到后方，入息烽特训班受训，此后陆与刘一同被派赴南洋工作。
    刘戈青随即赴重庆见戴。乔家才说：
    “戴将军对刘戈青九死一生回到重庆，非常高兴，在曾家岩公馆请他吃晚饭，聆听他报告经过。听到惊险出神处，频频点头，连声称赞他的勇敢和机智。”
    汇报完毕，刘戈青说：“报告戴先生，我得给李士群写封信啊！”
    戴不解，问为什么。
    刘说：“我白吃白喝人家半年，能不谢谢人家吗? 同时也要告诉李士群，我既没有达成任务，又没有为工作而死，所以回到重庆请罪。”
    戴听了说：“好! 好! 你就在这里写吧! 重庆不会让你寄信给汉奸的，我给你送到香港投邮好了。”
    在信中，刘戈青是这样说的：
    士群先生大鉴：天涯知遇，至感平生。此次匆匆南下，未克趋辕叩辞，至今引以为憾。此举无他，盖大丈夫言必有信，行必有果，是乃南归请罪，静候上级处分。先生爱我，俟国事安宁后，自当图报于他日，耑此并侯
    丽安！
    刘戈青拜上于重庆
    二十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亡友明楚兄遗族，当设法照料，免介。

    按：据乔家才说：“不料这封挖苦李士群的信，在李士群被日本特务机关毒死，到抗战胜利，石美瑜法官在南京审汉奸时，李士群的太太居然提出来作证，表示他们还是爱国志士呢，真令人啼笑皆非。”

    因为爱将的回归，戴笠特地为刘戈青和同时从北平逃出来的查绥之和李广和举行一次欢迎会。乔家才说：
    “每次欢迎会后，都要聚餐，都有酒吃。敌后工作同志，担惊受怕，死里逃生，好不容易保住一条命，回到重庆，盛大地欢迎他们，十分应该。况且这种集会，教育意义很大。每次开会以前，戴先生都要亲自到会场巡视，看看布置的妥当不妥当，看看标语合式不合式。”
    会上，借着刘戈青归来这件露脸的事，戴笠大吹他的“清白家风”：
    “我们的工作，在前方最要为打击敌伪汉奸，以血的事实在创造光荣历史；在后方最要者则为肃清贪污，澄清政治，树立革命风气。而树立革命风气最要者为健全自己，革命革心，一切须从自己做起。健全自己即要发扬我清白家风，才能创造我们的光荣历史。”
    当时，乔家才还特地找刘戈青等人谈话，了解他们“归队”的前后，并请了训练科来人记录，作为军统日后的培训教材，因此，对于刘戈青的经历，乔十分清楚。
    不过，乔家才想不到，就在他竭诚欢迎的三个人中，有一位，日后要置他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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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一”过后，日军对重庆的轰炸越来越厉害，乔家才回忆说： “大概是五月里，敌人对重庆又来一次大轰炸，罗家湾也成了轰炸目标，我们一共中了三颗炸弹，一颗丢在防空洞上面，可是我们的防空洞没有受到丝毫影响。经过这次考验，大家对防空洞的信心增加了许多。轰炸过后，我们疏散到海关巷，我们住在三楼，二楼是戴先生的临时办公室，有时候他来这里会客，或者办上一两个钟头的公。”     督察室搬出罗家湾，是毛人凤早就策划好的，刘培初甚至因此去职，乔家才跟他不一样，因为他跟毛人凤彼此看着都不顺眼，搬出去挺好，眼不见心不烦。乔回忆说：
    “戴先生很重视督察工作，他亲口对我说过，督察主任要上打昏君，下打奸臣，把他自己也列入被督察的范围。可是毛人凤压根儿讨厌督察工作，我做了督察室主任，他还是想把督察室赶出罗家湾。好像眼前看不见督察室这个机构，他的精神就舒畅了。他借口空袭。要督察室离开罗家湾，迁往海关巷。我和刘培初的想法不同，不但不拍案叫吵，而是正中下怀，远离罗家湾为妙。”
    乔还说：“后来毛人凤觉得，发出警报，我在罗家湾时，负责维持秩序，情况要好的多。于是又要督察室迁回罗家湾。我不愿意挥之即去，招之再来，拒绝迁回。后来督察室由海关巷迁往大巷子，就是不回罗家湾。”
    就在这时，乔家才病了，拉肚子。他回忆说：
    “重庆的夏天，天气炎热的使人发闷，我又整天到处跑，中午赶不回去吃中饭。上大馆子，薪饷有限，吃不起。只好进上海小馆子，吃一碗猪油菜饭，这是重庆最经济而又比较卫生的午餐，进出的人，大都是公务人员。天热跑路太多，饮食又不正常，终于拉起痢疾来，在当时，还没有发明抗生素，没有痢疾特效药，一病就是一个多月，每天拉二三十次。”

    按：当年卫生条件不好，痢疾可能是最常见的疾病了。1944年，戴笠在“四一大会”的演讲中，曾说：“记得今年三月十日，我在××肚痛泻得很厉害，大便变成小便，知道自己身体万分不能支持，想叫重庆随来的同志交代几句话。……”
    ——闹肚子居然搞到要交代后事的地步，可见其厉害。

    乔家才回忆说：“一天，戴先生叫我到他的二楼办公室谈话，我的痢疾刚好了三四天，瘦的像个猴子。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正在书写什么。说了一声‘请坐’，继续完成他的文件。当他看见我瘦成那个样子，追问原因，经我说明，他才知道我刚害过一场大病。”     这时戴笠开口了：“家才，你说我们团体里那一省的人最多? ”     乔答不上来，戴笠说：“湖南人最多，浙江第二位，广东第三位。
    接着戴又问：“那你们山西人有多少？”
    “这个，我也说不来。”
    “你们山西人最少。”
    接着戴笠又说：“你想，以你们山西人的生活习惯作标准，以你们山西人的眼光来看湖南人、浙江人和广东人的生活习惯，你能够看得顺眼吗?”
    戴笠自问自答，说：“当然看不顺眼。在我们团体里要想找像你我这样的人，除了你和我，你能找得到吗? ”
    不等乔说话，戴又说：“当然，不会找到的。所以，我们肚量必须要大，大到像天地一样，无所不包，无所不容。我们用人要取其所长，去其所短。”
    在这里，戴笠既有可能是听说了乔与毛“较劲”的事，而对他进行“讽喻”。乔家才说：
    “这一场谈话，戴先生的用意很深长。他深知我的个性是嫉恶如仇，嫉恶如仇的缺点，就是胸襟狭窄，胸襟狭窄就不能容人容物，不能容人容物就不能担当大的责任。大概经过几个月的考查，他觉得，我的个性虽然嫉恶如仇，尚能顾全大体，懂得人情道理，并不尖酸刻薄，可以为他负点责任。这次谈话，假如不加思索，好像有些突然，实际上在提醒我，要我时刻注意自己的缺点，养成容人的雅量。”     ——不过，乔的脾气始终未改，所以后来差点给毛人凤整死。     看来，戴的那句话：“在我们团体里要想找像你我这样的人，除了你和我，你能找得到吗? ”确实是对的。
    稍停，戴取出一个小瓶子，说：“这是英国鱼肝油，市面上买不到，你的身体太弱了，需要补药，你拿去吃吧。”
    乔家才说：“他一边说，一边把瓶子递给我，然后同我握手。我道了谢，很费力地爬上三楼。督察室的同志们看见我拿回一个小瓶子，问我怎么一回事，我告诉他们，是戴先生给的鱼肝油丸，他知道我害了一场大病，特地送给我。他们一听是戴先生的鱼肝油丸，好像宝贝似的，天真地倒出来，每人吞了一粒。”
    此后不久，督察室又搬到大巷子（即马鞍山），这时，重庆遭遇了一波更大的空袭。乔家才回忆说：
    “海关巷住了两个月，又搬到大巷子，敌人又来了一次更野蛮的空袭，投下许多燃烧弹。当我从防空洞出来，一看四周，一片火海，远处有十几个火头，燃烧的特别旺盛，火光冲天。我们大巷子的房子是独立房屋，几被四周的火苗所包围，我怕火漫延过来，大家动手，赶紧把公文箱子和重要的东西搬到屋后空场的中央，以防万一。幸好四周的火苗并不猛烈，不久都被扑灭了。”
    乔家才回忆说：“大小梁子到校场口一带繁华区域，火焰混合烟雾，弥漫了整个天空。警报还没有解除，消防队已经开始行动，扑灭火焰。几个钟头以后，我到大梁子一带绕了个圈子，最精华的地区都已化为灰烬。敌人杀人放火的强盗行径，重庆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许多被炸死、压死、烧死的人，都埋在瓦砾断木底下，他们的家属一声不响，用铁锹发掘，这些人的面部表情，愤怒到极点，忘记了悲伤。”
    这次轰炸，赫伯特·雅德礼在他的回忆中也有记述，他描述当时的惨状说：
    “头顶的电线上挂着一个女孩的尸体，脸和身子看上去都完好，却已经死了。放眼望去，这里是一个小孩的头，滚落在水沟里；那里是一堆断肢残臂，全都支离破碎。到处是抬担架的人。他们把伤者抬走，把死者推到一边，或随意乱踩。我只能无助地观望，因为对急救知识一窍不通。那些抬担架的人看来也不懂。”
    雅氏说：“柏拉图说过，生命不过是虚幻的演出，对城邦的占领和掠夺，以及生命的所有苦痛，其实都是一种不真实的壮观场景。但是，对于那些被弹片炸得身首异处的重庆人来说，这种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相比于雅氏，乔家才是中国人，愤怒的感受就更加强烈，他回忆说：
    “电灯线被炸断，被烧毁，电线杆倒在路旁，全市归于黑暗。市政当局规定，晚上，每一家门口必须挂一盏灯。有一家门口，挂着一只白纸糊成的四方灯笼，上面写着十四个墨笔大宇：‘父传子，子传孙，生生世世，勿忘此仇。’这十四个字，写尽每一个黄帝子孙内心里所蕴藏的愤怒和复仇的决心。我从这些民间的真实情况，深深领略到敌忾同仇的伟大力量，更相信抗战必胜，敌人必然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