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的梦游人

一场闹事到底有什么意义？就好比一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上海大了，但是看到那根三球一柱，就知道这是在上海。五四也是如此，它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闹事，怎么闹的已经不重要了，而因为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基调上闹的事，而且还有闹事得逞的“胜利”，拿来作为这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标志，也很顺气的。至于五四是什么的问题，如果成为问题，那么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的问题也同样成立。更重要的是，五四早就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使用这个名词的人不会只想到烧赵家楼的哪一把火的。就好比作为法国大革命的象征的攻陷巴士底，到底谈得上谈不上攻都成为问题的，但是巴士底是陷了，还成为法国佬革命的骄傲。五四也是如此，它作为一个时期的象征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它具体怎么闹的，至于这种意义怎么看，那就掐吧，在掐中解决这个该掐的问题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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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兄想从实际发生的来给五四正名（不是什么），这就牵涉到如何称呼这闹的事，是事件，还是运动？就当天发生的，用运动来称呼，就会发生许多质疑，其实根据五四这一天发生的，最简单的定性就是五四不是运动，只是一个闹出来的事件，因为是闹事，说它不是什么，乍看起来可以接受。
问题是五四与新文化运动之间有许多不得不说的故事，而且，作为事件的五四还因为这些说不清的故事也被往运动上靠了。包括主贴在内，习惯上人们已经接受了五四运动这样一个提法，而且这个提法也是符合五四时期（又是一个跳出事件的叫法）的“运动员”们的实际情况的，这就有了孤立地看五四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从而可以是“不是什么”，与作为五四时期的五四运动之超越五四这一天的事件还真的“是点什么”的差别。
由五四运动所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走向，与此前没有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有什么差别，是学界要烟酒的。但是即使包括胡适等在内，他们想和五四运动划清界限的事实，说明的不是五四运动不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而是相反，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的五四运动，被胡适等认为偏离了他们的“初衷”。北洋时期的政府根本还不怎么分得清革命党有国共之分，或者说他们根本无能也懒得去分，李大钊是被杀，并不是因为他是共产党，而是当作革命党杀的，这就是证明。在这样的一个国共还没有来得及分家的前提下，新文化运动在五四以后走向政治化，主义化，的确是在偏离文化运动的方向，问题是胡适后来也加入了国民政府的事实还是发生了，他本身就是一个新文化运动政治化的活生生的人证。由他回过头来要区分新文化和五四的差别，其中不免叫人想到他是在用另一种政治化来反对五四之后的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化。
说到底，五四之后的各种主义泛滥，导致了国民政府，但是也给老共留下了发展的余地，加入了国民政府的胡适在这时要区别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的差别，实际上是很难叫人相信他是在搞非政治化的。只不过，历史后来不幸地让GCD作了大，使得胡适的用一种政治化去反对另一种政治化的设想能够引起人们的同情和容忍，但是实际上，以他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来作为评价五四与新文化的标尺，在我看来，是十分不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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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点来讲，把一个事件假说为一场运动，不论主张者和反对者都在前提上接受了五四事件代表了一场运动的假说，为什么会这样？在我看来，就是北洋政府蔫了，它使得各种想推翻现政权的主义，不管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都得到了一个绝堤泛滥的突破口，从此文化运动实际取得了“主义运动”化，政治运动化的新刺激，你说它走样也可以，但是，你说它不是什么，就很难和历史的解释切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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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坚信，五四精神、五四传统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与文化财富，决非某一个党、某一家政治集团的私有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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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金兄何不自己展开一番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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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看贴不仔细，该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