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的梦游人

个中的历史原因，不正由于当时经济繁荣下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落差所导致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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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老师历来自有独到之见，从《走出中世纪》问世，旁人就有故作深刻的说中国是被打出中世纪的责疑，朱老师这句话可以说是对这些责疑的回答。学生佩服，佩服！
晚清其实还在继续走出中世纪的余步中，玩的还是铺张、虚浮、臃肿和腐化，和西学的交流以及对于世界的技艺的跟进，晚清并没有落过伍，新工业技术的拿来主义，除了受到道统和传统抵制的部分，别的都被消化在这个腐朽的王朝体系里了。唯一的失落还是当时津津乐道的西学中用，实践中的中体西用从来就没有走出中世纪的最后余步中失去“方向”。这个中体西用就是晚清还在继续走出中世纪的余步的关键，直到暴卒般的垮然崩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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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姜之争未如老哥所言那么简单，主要的还是他们曾有和，文革后朱因文革几乎被打成三种人，只因他反过张春桥坐过黑牢而解脱，姜则从一个在历史系门前的大草坪拔野草的现行反革命变成了反四人帮的英雄。两人当时同在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加上后来去了社科院的李华兴，以及汤纲，号称四大天王，也一起进入过他们合作的黄金时期。后来姜担任历史系副主任，继而又先评为教授，朱姜就开始分心，进而分手，再而分道，作为他们的学生和后辈的，每每在他们中间两边难为，不好做人。比如章太炎研究，第一部还是朱姜合作，以后就是姜独自担纲，弄得学生问学不知找哪位更合适。一般都认为姜的学识不如朱，问题还在有一方不甘自己做学问，别人出头面，早先的和到后来必然地走到相视若陌人，想来也为两位老师可惜，更为当时当局只扔几个职称让一大群够格的教授人选去抢而气愤，所谓斯文扫地，就是共党当时不给及时评职称造成的，由此也就造成了很多类似朱姜的反目为仇的人事凉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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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艺也忒懒，同样复制，就不会把边角料切了再粘贴过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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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老夫帮你把这次都注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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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中国近代史教科书，第一章总是清朝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却总缺乏鸦片在中国传播史的必要介绍。所谓义愤不能代替科学，仅仅谴责鸦片流毒，很难清楚说明鸦片怎会成为加剧满清腐败过程的毒品。

著成于明万历六年（1578）的《本草纲目》谷类药物部分：“李时珍曰：阿芙蓉，前代罕闻，近方有用者，云是罂粟花之津液也。”其实，作为镇痛药，早在唐文宗开成（836—840）年间，鸦片（又译阿片），便在药舖有售。但曾任宫廷太医的李时珍，显然不知罂粟花原产西亚，由它的嫩果汁液凝结的阿芙蓉，大约通过拜占庭与唐朝的贸易，传入中国。不过，他说“近方有用者”，至少有一个病例，即他去世（1593）时已胖得难以动弹的万历皇帝，可能患痛风而服鸦片丸成瘾。
可是，将鸦片混合烟草装入烟袋吸食，即俗称抽鸦片烟，应在美洲印第安人用烟斗吸烟草的习俗被西班牙人传到远东之后。据魏菲德说，这样的吸毒方式，是1620年（明泰昌元年）台湾人发明的。（见《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页183。）

美洲烟草于明中叶传入中国，很快吸食成风，以致嘉靖、万历间王世贞叹道：“三尺童子无不吸烟矣！”然而很奇怪，尽管台湾人多闽粤移民，尽管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已征服台湾郑氏政权并解除海禁，吸鸦片烟的风气却似乎在大陆传播很慢。直到八年后的清雍正七年（1729），满清三世皇帝才下诏禁鸦片入口，说明这时鸦片已由药材变成毒品。

作为毒品的鸦片烟在中国蔓延，说来也是满洲统治者酿成的问题。原来，康熙、雍正父子，都曾禁烟草，并非关心臣民健康，而是因为种烟草与种粮食争地，非但妨碍税收，还可能因为烟草种植区缺粮而发生民变。效应呢?自晚明至清初近二百年，藉名贵烟草烟具争奇炫富的东南绅商纨绔子弟，忽然发现台湾发明的鸦片烟吸食法，更新奇，更刺激，又是合法进口的“洋药”，怎不竞相学样而追求烟膏烟具品质？

早就苦于用白银换取中国丝绸、陶瓷、茶叶等精良产品的欧美商人，发现中国出现日益增长的毒品市场，怎不抓住商机？马克思的《鸦片贸易史》（1858年发表），曾追究英国东印度公司头目，如何与从土耳其贩运鸦片来华的葡萄牙商人争夺这个市场， 强迫印度孟加拉邦农民改种鸦片，力求垄断对华鸦片走私贸易。清嘉庆元年（1796），自封太上皇的乾隆帝再度宣布取缔鸦片进口，反而更刺激内外官商勾结的鸦片走私。尤其是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被取消对华贸易垄断权，鸦片走私转入私人企业手中，美国等毒品贩子也更卖力竞争。结果不过三年，走私入华的鸦片就增加十倍。

前已指出，中国是贫银国。但自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开始实行以银为主的复本位币制，商品流通和国库收入所需白银，主要来自农工产品出口贸易吸纳的域外白银。全汉昇对此有过详尽研究，曾指出从明隆庆五年到清道光六年（1571—1821）那两个半世纪， 单是经过西班牙人输出的美洲白银约四亿西元，便至少有一半流入中国，以致明末有一名西班牙海军军官惊叹：“中国皇帝能够用来自秘鲁的银条来建筑一座宫殿！”（详参全著《明清经济史研究》，台北联经，1987。）

正是越来越猖獗的鸦片走私贸易，导致支持满清帝国富甲天下的白银，由内流变成外流。清道光十八年（1838），鸿胪寺卿黄爵滋请禁食鸦片的奏章，是打动鄙吝的道光帝倾向禁烟的由头，不妨再引一次：“盖自鸦片流入中国，道光三年以前，每岁漏银数百万两。其初不过纨绔子弟习为浮靡，嗣后上自官府搢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粤省奸商，勾通兵弁，用扒龙、快蟹等船，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馀万两；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据清末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卷八略引。）据记载，道光三年（1823）以前，满清出口盈余仍有银二千六百万两左右，至此却反而外流至少四千万两，换来的是“槁人形骸、蛊人心志、丧人身家”的鸦片。当然，银贵钱贱，不加赋而税增，不涨价而货昂，民穷财尽，比起老百姓造反还是最好的前景。

不消说，黄爵滋的这道奏章，数落鸦片危害的层面，漏掉了皇亲国戚、八旗子弟、宫女太监，而此类正是挥霍国帑的烟鬼主体。他们率先造成的贪污腐化，怎样掏空了满清的府库，不是更值得追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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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年春，林则徐抵广州就任钦差大臣伊始，首先采取的措施，并非搜缴鸦片，而是找人编译“澳门新闻纸”，以了解“夷情”。

此举立即引起在粤外国人士惊异，从中看出林则徐与那班有权而无知的清朝官僚不同。但林则徐将搜集的外论编成《澳门月报》，寄呈道光帝，却未见直接回应。与此同时，林则徐又找人将英人慕瑞所著世界地理介绍一书，译成《四洲志》，也只是在他被革职流放以后，才被魏源、徐继畬等相继取材，各自编书，如《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

直到林则徐去世（1850）以后四十多年，鼓吹变法维新的康有为，重提旧事，说“林文忠始译洋报，为讲求外国情形之始”。这个判断虽不合历史实相，但前提限于“始译洋报”，还不算太离谱。

离谱的是1953年新订的中国近代史一部权威教科书的评价：“林则徐是清朝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犹忆我初读此论，正上大学二年级，其时恰值提倡“百家争鸣”，在课堂上听胡绳武、金冲及先生介绍此论，以为仅属一家之言。岂知时过四分之一世纪，此论突然红得发紫，似乎已成阐释中国近代史开端的定论，使我在好奇之余，重寻晚明至清初的中国人的世界认知史。很不幸，发现此论堪称反历史。

且不说中国人的世界认知，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典时代。但看从西汉张骞通西域到明初郑和下西洋那一千六百年间，中世纪列朝与域外世界的联系，从未中断，难道都是闭眼瞎摸吗？中国号称地大物博，唯独银矿稀少，然而从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征税开始以白银计算，很快演化成货币以银为主的复本位制，直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以纸币代银元，那中间白银的补充储备，都源于对外贸易吸纳的美洲与日本的银块银元，不是早为中外货币史家的研究证实了吗？满清六世大君道光帝派遣林则徐赴广东查禁鸦片走私，真实理由在于抑阻“白银外流”，以及由此引发的帝国军政危机（即林则徐拥护黄爵滋严禁鸦片论所谓，如不禁毒，前景必为“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不也反证皇帝本人早在注意域外世界与帝国安全的相关度吗？

其实略知由顺治到道光的满清六帝的对外认知史，便不能说在林则徐编译并上奏《澳门月报》以前，清廷从未“开眼看世界”。否则，顺治帝尊德籍耶稣会士为“玛法”（满语之“爷爷”），康熙帝曾派法国外方传教士白晋返国要求路易十四增派传教士来华，雍正帝在残酷打击宗室基督徒的同时又留下穿戴欧洲贵胄衣装假发的“御像”，乾隆帝钦定的《四库全书总目》对元明清的西洋图书译著的提要与批判，嘉庆帝依然任命西洋钦天监正为帝国制定历法并提供占星预言，乃至道光帝还关注白银由内流到外流的对外贸易得失，诸如此类，在历史上就变得难以理解。

我曾相信“落后就会挨打”是历史真理，也曾相信自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乃至几乎亡国，原因在于毛泽东所谓工业或技术不如欧美日本列强。哪知三十三年前被迫为工农兵“批儒扬法”的事业服务，替那些理论家们注释近代文献并定期接受“知识私有”的批判，于是将习史重心转向鸦片战争以来的全部所谓近代史。嗣后幸获平反，重上讲台，也就难免将重读近代史产生的积疑，由口说形诸文字。质疑源于毛泽东的“落后就会挨打”论，挨批是必然的，因为涉及到已被教科书视为定论的近代史界定问题。这里不想辩解，但引十六年前的一段拙论，此论见于《道光帝和他的首相》一文，其中指出道光帝在位三十年（1821-1850），恰等于中国传统所谓一世：

“这一世，照爱好高论者的说法，国际国内环境都是有利的。不是吗？滑铁卢战役之后的欧洲，并没有因为神圣同盟充当国际警察而结束多事局面，西方列强争夺的重点仍在西半球和中近东，即使英国，在亚洲关注的，也首先是印度和阿富汗。由民族主义与重商主义相结合而形成的帝国主义， 还没有把战略重心移向远东。国内呢？道光接掌政权，比乃父顺利得多，在朝没有碰到跋扈的权臣，在野也没有仍在造反的白莲教，尽管内地还有零星的民众暴动，边疆仍有局部的民族动乱，总的看来社会尚处于相对的稳态。”（引自拙著《音调未定的传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初版，页174。）

那时我注目的重心，在于探究道光朝廷在国际国内环境条件都对中国有利的态势中，满清帝国何以不能如龚自珍期望的，进行自上而下的“自改革”。我在《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一书导读（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初版，页21-72），已论证指望满清统治者自行进行体制改革是幻梦。但回头看清英鸦片战争前夜的历史实相，倘将战争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满清统治者对域外世界无知，从而断言自林则徐赴广东搜集洋人书刊提供的情报，才使中国人“开眼看世界”，那说法竟被中国近代史教科书肯定，不奇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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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改革”论溯源
《清史稿》录有满清定都北京那年用顺治帝名义颁布的大赦天下诏书，劈头就说：“缅维峻命不易，创业尤难，况当改革之初，爰沛维新之泽”（见世祖本纪一，顺治元年冬十月甲子，即1644年11月8日）。

可见，“改革”、“维新”二词，并且作为同义语，还在满洲入关后的头一个摄政王多尔衮，代年仅六岁的姪皇帝，发布的第一份诏书中就提出了。赦书全文，不厌其详地逐项列举必须减免的前明军民负担名目达百余，时时插以谴责，如“小民困苦已极”、“致民倾家荡产”、“诬罚良民最为弊政”云云，可知满洲征服者打出“改革”旗号，针对的是导致遍地民变的晚明弊政，而以“咸与维新”的许诺，争取包括绅民乃至曾经“被流寇要挟”的士民人心。

但多尔衮标榜“改革”、“维新”的意义不止于此。其父努尔哈赤，由明朝边疆小臣，乘中原内乱而叛明称雄，办法便是在关外纠集满蒙汉诸族，组成所谓满洲八旗的军事联合体。核心以血统为纽带的满族贵胄，文明既低，人数又少。多亏汉军八旗的范文程等教导，这班以劫掠起家的武夫，始知夺取明朝天下的诀窍在于“以汉制汉”——明廷“以夷制夷”传统的反向策略。
　　
于是，在宁远之战中努尔哈赤叛军大败之后，满洲权贵首先在技术上向敌人学习，夺取明军自西洋引进的“红夷大炮”，并靠俘获的工匠改制得性能更先进，命名为“红衣大炮”。其次利用明朝降军“为王前驱”。同时多方争取明朝官绅为虎作伥。除了洪承畴，替满清入主北京后设计“改革”方案的，更多的是在明末崇祯朝一度失势的“阉党”，如冯诠之流。前述多尔衮在北京颁布的大赦诏，极力挑动“明国”四民的憎恨胜朝腐败情绪，便出于相继迎闯王又降满洲的亡明无耻文士手笔。多尔衮曾收回强迫明人剃发易服令，后又严令被征服各族“留发不留头”，同样出于自称孔子信徒的一个山东儒生的上疏。此人姓王，提醒多尔衮如不“易服色”，将使少数的满洲八旗征服者，因外貌不同，遭到人口居多数的汉人和其他士民的攻击。
　　
随着多尔衮骤逝（顺治七年十二月），满洲八旗内讧，“改革”词语似乎从满清官方文献消失。然而多尔衮生前确立的“以汉制汉”方针，改变了么？没有。顺治亲政，颇重“以史为鉴”。有回他与汉族大臣，讨论历代皇帝谁可做楷模，便否定唐太宗，而推崇明太祖。于是“清沿明制”，由此成为“祖训”。除了顺康年间鳌拜专政，曾将满清帝国取向拖回满洲八旗贵胄共和的失败尝试以外，自康熙亲政到乃子雍正、乃孙乾隆，三朝凡一百三十年，由中央集权的满汉双轨制体现的“以满驭汉”准则，非但不曾削弱，反而通过越来越频繁的文字狱在意识形态上不断强化。

奇怪的是“维新”字样，在满清顺康雍乾四朝销声匿迹一个半世纪之后， 于嘉庆四年初（1799年2月），突然重现于满洲第五代大君的诏书。刚摆脱太上皇乾隆帝控制而得孤行己意的嘉庆帝，一面声讨权相和珅犯有弥天大罪，一面安抚满朝文武，说是只要忠于今上，便不咎既往，“咸与维新”。

从此，先见于《诗经》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再见于伪古文《尚书》“歼厥渠魁，协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维新”，就成了晚清六世一百十年官方文献引用日频的儒家经典套话。

难道当时朝野，竟无有识之士看破满洲大君重提“维新”祖训的隐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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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维新”

虽说满清入关当年（1644），摄政王多尔衮便颁诏许诺“改革”、“维新”，但以后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时逾一个半世纪，这两个词汇却在上谕中消失。

消失的无非是名，因为顺治帝亲政仅四十天，就大反多尔衮。原因在于满洲权贵内讧，还有传说是由于多尔衮曾纳皇帝生母即谥号“孝庄”的太后为妻（所谓清初三大疑案之一，见孟森《太后下嫁考实》）。其实呢？顺治帝和他的子孙，无不继承多尔衮“以汉制汉”的所谓改革取向。顺治死时颁布的罪己诏，承认对满洲“淳朴旧制，日有更张”，而其曾孙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为多尔衮恢复名誉的诏书，盛赞没有多尔衮“创业”，就没有帝国一统全盛，都可为此作证。

不过清廷对“维新”之名的忌讳，仍在持续。直到嘉庆四年（1799）孟春，八十九岁的乾隆帝，在做太上皇“训政”三年后，撒手逝去。此时，貌似甘居傀儡的嘉庆皇帝，却突然出手，一举击倒在四年前曾力荐他为储君的权相和珅，震撼朝野。同样令朝野瞠目的，是他转身与出手也如此疾速，逼迫和珅自杀仅数日，就宣布“胁从罔治 ”，“咸与维新”。

和珅案的真相，我已据史简述（见拙著《走出中世纪》增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页239-245），兹不赘。引人注目的是，嘉庆帝又将帝国讳言一百五十年的“维新”二字，再度化作最高指示。

由嘉庆帝再次引用的“胁从罔治”、“咸与维新”二语，可知当年多尔衮的“改革”即“维新”的昭示，出典于明朝颁行的钦定五经中的《尚书·胤征》中四句，所谓“歼彼渠魁，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维新”。据唐宋经学家说，《胤征》原是夏帝仲康命胤国诸侯讨伐叛逆贵族的布告，出师前声明政策，首恶必办，向王师投降的“协从”可免罪，但必须与所有陈腐传统决裂，才准许改过自新。

清代经史考证之学盛行。经过阎若璩到惠栋、王鸣盛等在野学者的百年研究，包括《胤征》在内的“古文《尚书》”，绝非孔子及其晚年门徒编定的文献，而是孔子死后六百余年魏晋人假造的伪《尚书》，在乾隆钦定的《四库全书总目》中已视作铁案。嘉庆帝处置和珅案，分明是权力更迭夹杂私利争夺的宫廷政变，却装扮成有经典依据的义理决斗。岂知从乃父已否定的《伪古文尚书》中找出的经典依据，恰好暴露这位皇帝以假乱真，信伪经而弃真知，是自觉的。

即使利用伪经，嘉庆帝也只着眼其消极方面。清末章太炎因宣传“排满革命”，被囚于上海租界班房里，在牢中作《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一文（刊于《国民日日报》1903年8月9日第三号），针对的是康有为等人保皇宣传，同时也揭露了自嘉庆四年以来满清官方借假维新掩饰专制的实相——

“新者，一人一代，不过一新而不可再。满洲之新，在康熙、雍正二世。今之政府（按指辛丑和约后“回銮”北京的满清朝廷——引者），腐败蠹蚀，其材已不可复用。而欲责其再新，是何异责垂死之翁呱啼哺乳也。”

自嘉庆四年宣称“咸与维新”，到光绪二十九年章太炎在狱中宣布对满清“维新”表示绝望，这个帝国又延续了五朝百年。我曾引证，依据国际工合组织经济学家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的中文版前言（2003年11月），清英鸦片战争以前二十年（1820，即清嘉庆二十五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仍居全球GDP的33%；历经列强侵略，满清政府屡战屡败，不断向英法俄日德美等割地赔款或出卖权益，但到八国联军侵华的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中国的GDP仍占全球比重的11%，与百年后中国大陆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当。那不是所谓主流史学用直线进化的逻辑所能解释的。

有的清史学者盛赞嘉庆“维新”，称之曰“嘉庆改革”，是这样吗？看来应再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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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说“开眼看世界”

俗话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其实“和尚”这个职称也是由古印度引进的。两汉以来，有班西域和尚跑到中原教人念佛经，初用梵语，没人听懂，于是出现译经，当然要借用汉字翻译佛经的专门术语。久而久之，那些术语融入古汉语，以致人们忘记它们原是外国来的。相反呢？有的外来语词，古已有之，讲汉语的无不习用，却被越无知越无畏之徒当作“近代”才出现的。新例之一，即题中的“世界”。

“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这是唐代诗人岑参在安禄山造反前爬上长安慈恩寺塔而留下的名句。不消说，此前“世界”一词必已见于汉译佛典。如今各类辞典都说它原出《楞严经》。撇开佛学史家对《楞严经》译者为谁的争论，有一点可以相信，译经的和尚生活在八世纪初唐中宗复辟前后，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年，可谓古矣。

之前，笔者称引林则徐是“清朝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出处，是范文澜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上编。人称范老的范先生，是我生平尊重的前辈史家。他另一部未完成的《中国通史简编》，同样是我读大学时的权威教科书。其中说到隋唐佛学，痛斥那时代由古印度经西域东渐的外来和尚，最会吹牛撒谎，曾诱发我一窥中世纪中西宗教文化交往的历史过程的好奇心，从而通读已被“打成右派”的向达先生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并且边读边对照张星烺、冯承钧等先生辑译的相关史料。由此略知中古列朝与域外世界交往的历史常识。鲁迅常说，“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若非罪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在我看来堪充座右铭。座师周予同先生，论中国经学史的取向，与范老异趣，却一直将范老早期著作《群经概论》、《正史考略》，列为学生的必读书。在1958年范老发表《反对放空炮》，鼓吹“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而遭陈伯达之流暗弹明讥，那以后周予同先生在课堂上越发称道范老关于“山穷水尽的经学”的说法乃卓识，更使我体会前辈学者互为诤友的风范。

三十年前，我被迫转向清末民初的思想文化史的原典注释，后来又以此为业，开始重读近代史的生涯。面对范著《中国近代史》上编表彰林则徐是“清朝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历史判断，以及继其说者力赞魏源比林则徐更属中国“开眼看世界”先驱之类说法，未免生疑，以为有悖于古近中国的世界认知史的传统实相。曾闻范老于1969年七十六岁去世以前，拒绝江青传达的圣意，不愿按照“为革命研究历史”的极左要求，改写续写他的通史名著，由此对范老的风骨倍生敬意。

我却不能不正视他自任延安马列研究首席史家之后，便陷入“以论带史”的误区。在延安整风年间，毛泽东便不倦地宣传“两炮论”，首先强调清英鸦片战争那一炮，将中国由长期停滞的封建社会，打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只因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惊醒了他，于是中国才“东方红，太阳升”。那时候范文澜和他率领的史家群体，极力证成毛说，固然背后有康生严密监视意识形态的魔影作祟，却也不能不令人惋惜他已被离自己曾经笃信的乾嘉汉学“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传统。

自从我误入“近代史”庙堂，碰撞主流史学，便时时感到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的影响无处不在。比较起来，我宁愿向学生推荐胡绳的早期著作《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以为它和胡绳批判冯友兰“贞元六书”的旧著，在学术史上均可列入“立言”的不朽作品。

似乎又离题了，赶紧回到本文主题，即通观中国史，谁先“开眼看世界”？这是个伪命题。假如承认历史上的中国人与外国人一样，并非见钱眼开，而是通过旅行、战争或贸易，不断认知域外世界，那就连《山海经》描述的海外东西南北四经，也不能说是先民的幻想。司马迁说张骞“凿空”，开拓的认知空间，固然没有超出中亚和南亚，但同时代的罗马帝国，由凯撒也在炫耀的丝绸服装，是否激发东西方互相认知的渴望乃至通使呢？至少有公元一世纪的汉使甘英跑到地中海东岸的史迹可证。

那以后，中国经历王朝更迭，不断出现南北分裂，但无论中原一统，或是列朝并立，通过陆上或海路的中外物质与精神的互动从未中绝，不是早为中外交通史反复证实么？

因而，我不敢苟同范著《中国近代史》上编的说法，即满清一统中国的过程已历二百年，对全球的历史，几无所知。直到林则徐跑到广东搜集澳门出版物并找人翻译，证明中国人从此“开眼看世界”。

范文澜魂归道山快四十年了，按照他在大跃进时代的“反潮流”言论，按照他在“文革”中间还给江青碰软钉子的操守，他是否在重新讨论中国近代史的时候，再会宣称谁是“清朝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按照逻辑，应该不会。但逻辑终究不能代替历史，我们只好对他的失误表示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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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帝罪己诏

读清史，常见皇帝下诏“罪己”。开例的是庙号世祖的顺治帝。他于二十四岁那年患天花濒死，命人草成“遗诏”，对自己亲政十年，背离满洲旧制，“渐习汉俗”，表示忏悔，历数己“罪”多达十四条。无论这道诏书是否经过满洲顾命四大臣修改，却因顺治帝被奉为清入关后第一祖，而垂训后世。

所谓罪己诏，相传始于夏禹、商汤。它在中世纪的经典模式，所谓“万方多难，罪在朕躬”之类，在汉武帝晚年发布《轮台罪己诏》以后，已成列朝某些君主被迫检讨自己胡作非为而殃民祸国的套语。北宋苏轼在论陆贽劝唐德宗下诏罪己时说出这类做法的奥妙：“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

不过顺治帝虽有临终示范，他的子孙未必乐于效法。其子康熙帝偶而做点自我批评。其孙雍正帝已特好斥骂满汉异己以彰显其英明。其曾孙乾隆帝非但破了权力独裁的历史纪录，而且创了纵容权力腐败的最新纪录。谁知皇天不佑，就在他自封太上皇的第二年（1797），乾清宫大火，藏在交泰殿的“天子御宝”，全遭回禄之灾。八十七岁的老皇帝慌了，这才破例“下诏自省”。

比较起来，嘉庆帝似乎很会学其高祖。他亲政伊始，便将和珅捉拿治罪，岂非如《易》经所示“干父之蛊”，替太上皇晚年昏德遮丑？他服丧期满，便恢复“经筵”，与满汉大臣讲经论史，且每年率八旗亲贵赴木兰围场狩猎习武，岂非恪守祖制？可惜神灵似乎对他并不垂青。他将和珅抄家处死，立即学顺治元年大赦，宣布“咸与维新”，却招来翰林院编修洪亮吉上书批评，说他没有改革诚意。他顿时忘记才“下诏求直言”，将洪亮吉充军伊犂。不想没几个月，京师就大旱。他一再亲自祈雨，旱情反而更烈，哀鸿遍野。他唯恐天灾再度诱发民众造反，被迫下罪己诏，说大旱是上天不满他“以言罪人”的惩罚，于是下旨释放洪亮吉回原籍常州，交地方官管制；同时将洪亮吉谏书公布，“使内外诸臣知朕非拒谏饰非之主，实可与言之君；诸臣幸遇可与言之君而不与言，大失致君之道，负朕求治之苦心矣。”我曾说，这道谕旨既是嘉庆帝在天象示儆后被迫下达的罪己诏，也是这位天子向上天求恕的陈情表。据帝国官方记载，嘉庆帝的诚意感动了上天，当天中午由皇帝硃笔亲书的谕旨颁发中外，午后便彤云密布，甘霖普降。（详见拙文《洪亮吉案》，前揭《音调未定的传统》，页159-172。）
显然，学习顺治帝下罪己诏，使嘉庆帝感到这一招，的确可以“收人心”，可以“应天道”。他在做皇子时，就很留心中唐历史。据说他抓捕和珅，便是唐太宗[一]在唐肃宗死后暗杀权阉李辅国得到的启发。他在吞没和珅大部分财产以后,怒斥一名满洲副都统关于追查和珅隐匿财产的建议,是将他比作将贪官财产转入皇帝私人内库的唐德宗,可知他也十分熟悉陆贽要唐德宗下诏罪己以掩饰世人耳目的真实意向。

因此，这位大清仁宗，在处理洪亮吉一案“欺天”获得成功之后，遇危难便下诏罪己，由嘉庆朝史料可见的，至少还有两回。

一回是在嘉庆八年（1803）闰二月，嘉庆帝外出回宫，有个男子突然持刀行刺，旋被御前侍卫擒拿。此人叫陈德，曾为内务府旗人家奴，自供因失业才铤而走险。皇帝安然无恙，事后却惊怒交加，命九卿科道会同严审无结果之后，匆匆下旨将其凌迟处死。同时又下诏罪己，说是君临天下八年，从来视“举朝臣工皆同朕之兄弟侄、至亲骨肉”，不懂何以出此凶犯？“朕所惭惧者，风化不行，必有失德，始有此警予之事；当谨身修德，勤政爱民，自省己咎。”当然更要紧的是加强宫廷和皇帝驻跸各处的禁卫。

哪知时至嘉庆十八年（1813），皇帝又颁布罪己诏，这回刺激皇帝罪己的因素，已非个人，而是一个“邪教”，其名曰天理教。

天理教又称八卦教，它与嘉庆九年（1803）被清廷荡平的川楚七省白莲教造反的相关度，学界尚有异议。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作为民间秘密宗教，二者的集众活动方式很相似。但二者的活动空间有不同，天理教集众主要在豫北、冀中、鲁西诸地区，较诸白莲教更接近满清京畿。尤其是坎卦首领林清，以畿辅的大兴作为传教基地，并吸收了一批宫廷太监和驻防汉军旗人入教，更成为清廷的心腹隐患。

因而，嘉庆十八年天理教决定趁皇帝“木兰秋狝”而都城空虚的机会，全面起事，攻取皇宫。由于河南滑县震卦教主李文成所统主力被清军击溃，林清失去后援仍冒险一搏，虽有太监内应而攻破隆宗门，终因寡不敌众，被皇次子旻宁亲执鸟枪率众歼灭——这个旻宁因此被嘉庆帝内定为储君，即后来的道光帝。

正在返京途中的嘉庆帝当然吓得不轻，没等回宫就急忙再下“遇变罪己诏”，说是即位十八年来，一贯兢兢业业，从没做过“害民之虐事”，“突遭此变，实不可解”。然而他还是“解”了，笔锋一转，就由“罪己”而“罪人”：“然变起一时，祸积有日，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实中外之所同；朕虽再三告诫，舌敝唇焦，奈诸臣未能领会，悠忽为政，以致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皇帝显然吓糊涂了，忘记最近的“史鉴”，就有李自成攻破明朝大内而迫使崇祯自缢煤山之事。

既然变生肘腋，归根结底还是其父乾隆帝说惯的“君明臣不良”，那么从朝廷到封疆的中外大臣怎不人人要挨板子？“诸臣若愿为大清国之忠良，则当赤心为国，匡朕之咎，移民之俗；若自甘卑鄙，则当挂冠致仕，了此一身，切勿尸禄保位，益增朕罪！”

或许受刺激太深，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七这道罪己诏颁布以后，类似的话，皇帝回宫还说了又说，无疑还伴随着严禁“邪教”、惩办涉嫌官员乃至禁毁“稗官小说”等等措置。那些文献都很有趣，可参看《清实录》、《东华续录》所载同年九月至十二月的上谕。

难道朝野士绅都甘心忍受嘉庆帝总是借“罪己”而辩护自己既专制又无能的行径么？不然 。休说林清事件过后，中外诸臣无人“自甘卑鄙”而申请提前退休，那班颟顸高官照旧“尸禄保位”。就说时称“癸酉之变”发生不过两年，有位二十四岁的青年学者，便禁不住作文疾呼，帝国危机非但没有过去，而且正在由全面的“衰世”走向“乱世”。这个人就是龚自珍。他写于嘉庆二十年乙亥、二十一年丙子（1815-1816）的组文《乙丙之际箸议》（参看周予同主编、朱维铮修订的《中国历史文选》下册所选二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初版，页270-276），假如从回应清仁宗屡下罪己诏的角度重读，或许更有接近历史实相的索解吧。

　　　　
2008年4月20夜草

[一]此处是老师笔误，太宗当为代宗。唐代宗在即位当年（764年）因为拥立他的李辅国对他说：“大家（皇帝的俗稱）但内裏坐，外事听老奴处置”，便设计利用另一个宦官程元振，夺了李辅国的兵权，继而派人刺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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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仁宗和拿破仑

相传拿破仑曾警告欧洲人，说中国是一头“睡狮”，最好不要去惊扰它。恕我寡闻，迄今没能从中外相关史著见到这则名喻的确切出处，不过我相信拿破仑是说过的。佐证有二：其一是与拿破仑同时代的法国外交家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 1768-1848），在他的《墓畔回忆录》里，记载拿破仑晚年在被流放至死（1816）的圣赫勒拿岛上，身边的忠实仆从竟是几名中国人。这透露拿破仑对遥远的中华帝国确有某种了解；其二呢？就是晚清外交名臣曾纪泽（1839-1890），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九月结束出使英法大臣的旅欧八年生涯，离伦敦回国以前，得使馆参赞马格里的协助，用英文写成《中国先睡后醒论》。这篇在次年初春发表于英国《亚洲每季评论》和香港《德臣西字报》的著名政论，灵感显然来自拿破仑，旨在论证中国正由“睡狮”变成“醒狮”。

曾纪泽追述“沉睡的中国”的前史，特别指出始于满清朝廷“垂拱无为”，无疑是指清史论者所谓的“嘉道守成”。他的历史判断，容另文讨论。但他既以拿破仑时代的欧洲史，作为批评同时期满清君主“沉酣入梦”的参照系，也就使我对当年清仁宗与拿破仑的横向比较，感到好奇。

这样的比较，在清末崇拜“华（盛顿）、拿（破仑）二圣”的排满革命论者如章太炎及《国粹学报》作者群中，其实已有发端。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作文讨论“从乾隆到嘉庆”的转折过程，尝试对清仁宗和拿破仑进行横向比较（请参拙著《音调未定的传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初版， 148-150页）时曾说：“当被拿破仑战争搞得筋疲力竭的欧洲列强，终于把拿破仑放逐到南大西洋的一个小岛上，并缓过气来掉头东顾的时候，它们却发现拿破仑形容的那头东方‘睡狮'，不仅没有利用这将近四分之一世纪振作起来，而且变得更虚弱了。因为一种叫鸦片的毒品正在迅速地麻醉着这头‘睡狮'的肌体。”

科西嘉平民出身的拿破仑，于1795年得法国国民公会赏识而崭露头角，同年乾隆帝立第十五子为储君。次年拿破仑成为捍卫法国革命的将军，而满清君位“内禅”，继乾隆而立的满清五世皇帝，改年号嘉庆。1799年，满清的太上皇乾隆帝死了，嘉庆帝亲政，迅即发动政变，以反贪腐名义打掉专权的和珅集团；同年拿破仑在法国成为第一执政。吊诡的是，亲政后的嘉庆帝，握有全球最大最富的帝国全权，却旋即将“咸与维新”的许诺，化作以我为核心的掩饰。而地球那一面的法兰西，拿破仑虽也追求独裁，却一直诉诸民意。1802年拿破仑成为终身执政，两年后又成为皇帝，都通过公民投票，就是说他改共和国为帝国，本人成为帝国君主，仍然尊重共和国的民意。

正因如此，拿破仑在法国实行君主制“复辟”，似乎回到十八世纪路易王朝的局面。其实呢，拿破仑开创了世界历史的一个新传统，即国家元首叫作皇帝、总统或元首等，无非都是名义。“名者实之宾也”，真正重要的是体制。拿破仑追求独裁，个人动机是卑劣的，但他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不自觉地充当欧洲史上空前的民主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即使走向君主独裁，仍然不断诉诸民意。较诸满清帝国的嘉庆皇帝，君权至高无上，财权由朝廷垄断，文官体制早由皇帝及其代理人说了算，而支持满洲征服地位的军权，尽管早因八旗腐败而丧失作用，仍不许“汉儿”，特别是南国士绅染指。

用不着重申满清帝国在嘉庆、道光间仍是全球首富。但国富未必兵强，养兵的数量未必等于质量。十八世纪的雍正、乾隆二朝，国富程度达到全球极致。在总将国力等同于国家财富及其相应的养兵能力的拿破仑看来，那个高度集权并垄断国家财富的中华帝国的“沉睡”状态，当然有利于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崛起并称霸世界的取向。他说最好不要惊扰中华帝国这头“睡狮”，或出于对中国潜力的畏惧。但由其侄拿破仑三世，居然敢在法国与普鲁士争夺欧洲霸权之际，同清朝争夺印度支那，进而侵略中国闽浙沿海，可知那个帝国，早就存心侮弄东方“睡狮”，只是希望这头“睡狮”被剥皮而仍不觉醒而已。

年号嘉庆的满洲五世大君，于君临中国四分之一世纪之后死了。他比拿破仑遭遇滑铁卢惨败之后，统治多过五年，而且在表象上稳定——虽曾两度遭遇刺杀或夺宫，却都有惊无险，较诸拿破仑大起大落的生涯，可谓运气好极。但他们在东西两半球留下的历史遗产呢？恰好相反。单说拿破仑法典，就开创了普世性法治社会体制。而嘉庆帝的统治，却使富甲全球的中国，“内囊里将尽”，以致在他死后，庙号为“仁”，只是对所谓孔孟“仁术”的最大讽刺，因为不到二十年，中国民众便成为满洲统治者对外国侵略者不断赔款割地的直接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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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仁宗反腐真相

之前发表的《嘉庆“维新”》，说了嘉庆四年（1799）这个皇帝发动政变，扳倒权相和珅，立即宣布“咸与维新”，那经典依据却是《伪古文尚书》。

清代官方、民间的记载，都说向嘉庆帝献此策者，是谏官王念孙。据《清史列传》，太上皇才咽气，王念孙便“首劾大学士和珅，疏语援据经义，大契圣心”。这位乾嘉汉学大师，明知什么“维新”云云出自伪《书》，却更知这部伪《书》仍是满洲皇子们必读的帝学教科书，为了给皇帝搞政变打气，怎能顾及经义真伪？

多年前，拙作《从乾隆到嘉庆》（见拙著《音调未定的传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页141—158），已指出嘉庆帝虽为庸主，却有很强的权力独占欲，更强的金钱独占欲。他刚亲政，便不顾自称信奉的所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之类圣训，对正在操办太上皇丧事的和珅实行突袭。这时王念孙由伪经给他找到政变不悖“孝道”的理由，当然“大契圣心”。

不过历史没那么简单。嘉庆帝也可说抓住了时机。乾隆在位六十三年，“乾纲独断”，至死不改。他晚年宠爱和珅，但视作弄臣，纵容其人招权纳贿，却不让其人控御禁军，并于死前年余才晋升和珅为领军机大臣。不久他死了，留下的帝国，政治腐败，民变蜂起，如汉代贾谊所说，“天下嗷嗷，新主之资也。”尸居君位已三年的嘉庆帝，面对士民共愤的如此局面，需要有人充当先帝的替罪羊，而和珅声名狼藉又未成僭主气候，无疑是塞责首选。果不其然，皇帝一出手，和珅便俯首就擒，成为皇帝“以关系政治、纠劾贪污为要务”的箭靶。

嘉庆帝好读唐朝文史，尤其熟悉中唐肃宗、代宗、德宗祖孙转危为安的历史。相传他抓捕和珅，便受唐代宗暗杀“尚父”李辅国事件的启迪，反其道而行之。但他似乎更欣赏唐德宗在任何情形下都“以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复得窥其多少、校其赢缩”的先例（见《资治通鉴》唐纪代宗大历十四年）。他突袭和珅得手，发布上谕，说抄没和珅家产，凡编为一百零九号，并公布已估价的二十六号清单，总值已达白银二亿二千三百八十九万五千一百六十两。这已是当时国库每年税收总额的三倍多。人们等待皇帝继续公布尚未估价的八十三号清单，岂知不见下文。有个满洲副都统萨彬图，不懂皇帝再三暗示，公然上疏要求皇帝彻查和珅财产有无隐匿。嘉庆帝大怒，颁旨申斥：“岂萨彬图视朕为好货之主，敢以此尝试乎！或伊必欲陷朕等于唐之德宗？”（见《东华续录》嘉庆四年四月二十四日）真是不打自招，恰证这位清仁宗在自觉因袭唐德宗故伎。据有的清史学者推算，嘉庆帝抄没和珅的财产，总值不下于白银八亿两，其中近四分之三，都进入了皇帝的私人“内库”。难怪很快在民间传出口号：“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嘉庆反贪，越反越贪，根源在满清制造贪污腐败的专制体制。既然皇帝是最大的贪污犯，“豺狼当道，安问狐狸？”

庙号仁宗的嘉庆，亲政凡二十一年（1799—1820）。据这位皇帝的父祖钦定的《四书》新注，同意南宋朱熹的诠释，“仁者人也，亲亲为大。”那么嘉庆帝的“仁”，首重“亲亲”，即维护的等级特权，由满洲皇室，而八旗权贵，而汉人士夫，而先旗后汉及四夷的平民，似毋庸置疑。

因而，嘉庆亲政二十一年间，危机不断，显例如皇帝迭遭暗杀和宫廷政变，迫使皇帝一再下诏罪己，在清史上都无先例。

由于我曾指出的“腰斩清史”，按照毛泽东划定的1840年线，将清史裂作两橛，道光二十年前属于“古代史”，那以后则称“近代史”。自延安整风到十年文革，其间四十年，经过主流史学的反复宣传，于是“近代”自1840年开端，而嘉庆朝至道光前二十年，均属于中国古代史末世，似成定论。以人生譬喻，末世病入膏肓，勾魂无常已临，谁信病人尚能起死回生？半世纪来的大陆史界，“古史”论者谓嘉道走向死亡，不屑作挽歌；“近史”论者谓鸦片战争始开“国史”新纪元，也不屑回顾嘉、道史。结果，由嘉庆亲政到道光禁毒那四十年，无论考察中国走向世界，还是世界闯进中国的近代化进程，都属于历史的时空连续体的转折时期，却在历史论著中研究很薄弱。看来需要再研究。

回到前篇与本篇都提出的历史疑问：在清英鸦片战争前四十年，清仁宗已重提“维新”，而有的清史论著赞之曰“嘉庆改革”，合乎历史实相么？

自觉的梦游人

嘉庆帝“怀柔”阿美士德

清嘉庆二十一年七月初六（1816年8月28日），英国政府派遣的以阿美士德勋爵（Lord Amherst，清官方文书译作罗尔美都）为首的使团一行七十五人，继乾隆五十八年（1793）马戞尔尼使华二十三年之后，出现在北京皇宫门口。这时已是初七拂晓，嘉庆皇帝先召见“国舅”承恩公、理藩院尚书和世泰，礼部尚书穆克登额，询知他们并未预教“英吉利进贡使臣”演习跪拜礼（实则阿美士德听从副使斯当东（G .T .Staunton）的意见拒行跪拜礼），已经龙心不悦。及至正式登殿，召见“贡使”，却闻和世泰奏报“正使病倒” ，再令副使二人进见，又闻奏“副使俱病”。那当然是国舅爷的谎言，因为阿美士德拒绝觐见的理由是“礼服未备，国书未带”。皇帝在满朝王公大臣前大扫面子，这一气非同小可：“朕为天下共主，岂有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于是立即降旨，“该贡使等即日遣回，该国王表文亦不必呈览，其贡物著即发还。”

如前已述，满清这位“睿皇帝”，很自负有深虑，也很会自我检讨（见本专栏前刊《清帝的罪己诏》一文）。他怒逐英使，却很快得到近臣密陈和世泰等如何捣鬼。他当然不会忘记那几年内外多事。就在嘉庆十三年（1808）英国兵船还曾攻破澳门炮台，尤其是两年前还在追查天理教攻打紫禁城的涉案权贵。因此，他不禁又吃起后悔药。只过一天，即七月初八，便派总管内务府大臣苏楞额，追到良乡，对正副使臣示恩，说是虽因他们无礼，以致瞻觐未遂，“但念尔国王数万里外奉表纳赆， 尔使臣不敬恭将事，代达悃忱，乃尔使臣之咎。尔国王恭顺之心，朕实鉴之。特将贡物内地理图、画像、山水人像收纳，嘉尔诚心，即同全收；并赐尔国王白玉如意一柄，翡翠玉朝珠一盘，大荷包二对，小荷包八个，以示怀柔。”

自从十六世纪末利玛窦将《四书》译介到欧洲，东来的欧人大都知道所谓怀柔，即“柔远方，怀诸侯”，是用软硬兼施手段使远方异域归附中朝天子。然而清康熙帝，已知世界有五洲万国，应该区别所谓藩部、属国和西洋外国，而对西洋诸国要看作“敌体”即与我对等的国度。哪知康熙的子孙，随着满清在全国统治日趋稳定，却越来越复归亡明中叶列帝那种虚骄心态。嘉庆帝分明知道俄、英都是强敌，却仍然自称“天下共主”，便是显例。

不待说自欺必欺人。嘉庆帝才驱逐阿美士德使团，转眼就自悔孟浪。不宁唯是，他还下一“敕谕”，急送两广总督蒋攸铦，命其面致阿美士德，带交英国国王。按中世纪传统，敕谕是皇帝告诫臣下的特定文书。嘉庆帝以这种形式答复英王的国书，不是把英国视为藩属么？然而这道敕谕，除了列举收礼回礼的清单，还居然替英使因拒行跪拜礼而到宫门不肯觐见的行为辩解，说“来使于中国礼仪不能谙习，重劳唇舌，非所乐闻”，就是说皇帝假如早知阿美士德及其副使不肯照中国礼仪觐见，那么也可宽容，不会不给来使面子。

此前蒋攸铦曾上密折，说是准备在阿美士德使团到粤后设宴送别，并请求皇帝另颁谕旨，“宣明该贡使等失礼之咎，令该国王自行查办”。很明显，其意在为皇帝补过。不料又引起皇帝紧张，速发密谕制止，承认自己上了“庸臣误国”之当：“总之，此事苏楞额一误在前，和世泰再误于后。朕权衡裁度，恩威并济，厚往薄来，办理已为允协，此后勿庸多烦词说。该贡使如此狡诈，即颁发谕旨，伊归国后亦岂不能隐匿，捏造虚词以自文其过？竟当置之不论，较为得体。”

汉军镶黄旗人蒋攸铦，在满汉旗籍文官中号称“精敏强识”，任粤督期间尤以善办对西洋外交著称。但嘉庆帝竟在密谕中不厌其烦地教训该督，宴请“贡使”席上说什么话，怎样说话？总督只好照本宣科，遵谕宣示英夷在广州通商，年年得中国大利，却碰了英使一个大钉子：“互市，中国与本国两利，毋徒为我计也。”（以上引文，均见《国朝柔远记》、《清史稿》。）

人们感兴趣的，当然还有阿美士德使团内部的回应。该团副使斯当东，早在二十三年前，由于其父老斯当东充当马戞尔尼的副手，以随从来华，充当马戞尔尼侍从，时年十一岁，并因在途中学得汉语，在觐见乾隆帝时大出风头。他十七岁即入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分行，由书记、译员而晋升大班，于三十五岁（1816）被英国政府任命为阿美士德的副使。清廷早就注意这个中国通，曾拒绝他随使团入京。但他声称，他只服从英王的驱使。使团由天津而通州到北京，顽强拒绝苏楞额、和世泰等要使团“演礼”，最后托病拒绝觐见皇帝，都出于他的主意。

使团被嘉庆帝逐出北京，连阿美士德也垂头丧气，但斯当东却从皇帝派大臣追示“怀柔”，又受蒋攸铦礼送，看出帝国色厉内荏。事后他致函向阿美士德祝贺，认为嘉庆帝的上谕“表现了追悔之意，一位专制君主能这样完全是出乎意料的事”。他在信中特别强调对付满清帝国的策略：“屈服只能导致耻辱，而只要捍卫的立场是合理的，态度坚决却可以取胜。”（转引自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中译本，页578。）

很不幸，清廷当年没能制止小斯当东入京，的确犯了一个大错误。因为时过二十三年，正是这个斯当东，又促成英国发动对清帝国的鸦片战争，似乎证明其预言并非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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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的天人互変

由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替明朝看守东北边疆门户的满洲首领努尔哈赤，趁明廷腐败深入骨髓，率先叛明“建国”，触发从边疆到内地的大规模内战，那以后满汉冲突便成为十七世纪中国的主要矛盾形式之一。

冲突没有因为满洲入主北京而终止。相反，由于满洲统治者自始便如先辈女真、蒙古那样，甫入中原就热衷于建立征服者特权，圈占民田、八旗驻防，强制剃发易服，利用明朝降军为前驱，无论对于反明的“流贼”还是亡明的遗裔，都务必赶尽杀绝；而在南明永历王朝败亡之后，又仿效明初二祖（朱元璋、朱棣父子）兔死狗烹先例，用汉军以平三藩，结荷兰以灭明郑。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攻克台湾，而实现中世纪意义的帝国大一统。

满清入主北京后的第二代君主爱新觉罗·玄晔，在位六十一年（1661—1722），死谥仁皇帝，庙号圣祖，圣者，通也；而据康熙规定其子孙熟读的《四书》界定：“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可知在清圣祖子孙眼里，这位创造帝国的二世祖，非但如《洪范传》所谓，“于事无不通”，而且洞晓以人为本，必须从亲其子而亲其宗而亲其同祖而亲其满洲而亲其所治“中国”而最终亲其君临的“天下”的波纹式圈层的道理。因此，这位清圣祖，尽管以否定鳌拜等满洲祖制不可改变论，开始他亲政的光辉岁月，却在南征北战而稳定帝国旧土新疆的同时，困于爱新觉罗氏皇族与满洲八旗权贵的层出不穷的内讧。他自中年就被自己的三十五个皇子由储位之争而结党营私的现状而感到支绌为难，最后被似乎唯知亲父又友于兄弟的皇四子所欺，以致死得不明不白，可谓对他自命仁且圣者的莫大讽刺。

年号雍正的清世宗，在位仅十三年（1723—1735），却是以后满清君主独裁体制的真正开创者。怎么见得？第一他为掩饰得位不正，登极后即向自己的兄弟开刀，斩断了其父仍想恪守的“亲亲为大”的核心传统。第二，他甫即位，就接连炮制年羹尧、隆科多两次大案，将曾从内外两方面支持他“夺嫡”的文武领袖通予诛除。第三，他即位后面对朝野的舆论攻势，即说他弑父、夺嫡、杀兄、屠弟等等，非但不回避，反借曾静投书川督岳钟琪事件为契机，掀起大狱，亲自主编《大义觉迷录》，将 已死四十年的浙东八股学者吕留良，当作背叛两朝忠君传统的靶子，依据孔孟程朱教义狠批。第四，他在位期间屡兴文字狱，尤以钱名世案最令满朝臣工恐怖。这个浙江人钱名世，是清修《明史》真正作者万斯同的高足，却因在康熙晚年写诗赞赏年羹尧平定青藏叛乱有功，竟被雍正“怀疑诛忠”受牵连，亲书“名教罪人”匾额命其榜于大门，还强迫朝廷满汉大臣每人作诗一首对其痛骂。那以后朝野士夫，谁敢再像钱名世与当朝文武大吏交往？ 第五，自雍正强化康熙晚年的密折制度，鼓励朝廷和各省高官告密，造成满朝文武大员互相猜疑，唯恐一言不智，即成政治对手攻讦的把柄；此后满清帝国上下，说假话而以官僚瞒上欺下为特色，实不足奇。

由康熙晚年到雍乾二朝，时达百年，满清帝国较诸同时代的欧洲，没有全面内战，没有权力争夺所致帝国地震，相对于汉唐元明，政权稳定可谓空前。

岂知历史总在走自己的路。与十八世纪欧洲动乱不已相较，满清帝国可谓稳定压倒一切。尤其在思想文化领域，乾隆帝钦定的《四库全书》，堪称中世纪初秦始皇肯定李斯的“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设计的最高表征。但很不幸，就在乾隆帝自诩文治武功已臻“十全”之际，潜伏民间的异端，统称白莲教的造反势力，已在川楚诸省蔓延。举国上下皆知其威胁，唯独年届八旬的乾隆皇帝懵然不知。

乾隆帝自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登大宝，时年二十五岁，当然没有遭遇乃祖乃父都曾面对的“储位之争”。也因此使他愈年老愈忘乎所以，自乾隆中叶发誓不再立皇后，同时也不再秘密建储。直到他八十五岁，因日月继蚀而畏及天命，欲借“内禅”欺骗鬼神，匆忙将君位授予满汉混血儿的皇十五子，自称太上皇。却不料时过三年，便“龙驭上宾”，又不料死仅三天，其指定嗣君嘉庆帝便发动宫廷政变，将先帝宠臣和珅，福康安及其党羽一网打尽。

然而嘉庆帝显然被自己的行动吓倒，更被和珅遗下的巨额财富迷倒。于是在迫使和珅自缢之后，就迫不及待地下诏“咸与维新”。难道他改革旧法而实行新政么？不然，就在嘉庆亲政（1799）那年，有个应诏复出的翰林院编修洪亮吉，便上疏控诉前朝思想专制，不料引发时君大怒，斥其借古讽今，下狱论死。而皇帝终畏清议，将洪亮吉发配新疆。然通过此案，第一反证嘉庆及其子孙“咸与维新”的虚伪。第二反证自嘉庆及其子孙道光、咸丰等，屡次下诏求直言，实则只求趋时媚俗之言。第三反证清廷不容臣僚思出其位，即使按等级向直属上级进言，如涉及国家大事，也属子思出其位。因而洪亮吉以言获罪，吓阻士人噤声大半世纪，是必然。

前揭满清自顺治到嘉庆五朝，皇帝凡遇天灾人祸，常下“罪己诏”。即如越老越拒绝臣下批评的乾隆帝，仍怵于“天谴”，于乾隆六十年（1795）正月迭见日月继蚀，而恐惧修省，自称或因违背六十年前对天地祖宗的誓言。因为乾隆帝即位初对天地祖宗立誓，祈求神灵护佑，保护今上长寿而英明。他将乾隆六十年正月初一月蚀，正月十五月蚀，视作上天示儆，是对他六十年前向神祗祖宗立誓的一种违誓必受惩罚的预警。这在今人看来，或很可笑，但今人能逃脱天地降下的灾难么？日晕、地震、火山、海啸、洪涝干旱等等，假如人类保持谦卑，时时对自然恐惧修省，那么还敢扬言“天变不足畏”吗？

也许千年前王安石宣称的三不足畏（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应该又信又不信。

自觉的梦游人

拿破仑批判英国人

之前曾说到英国二度访华使团的副使托玛斯·斯当东，认为满清嘉庆帝对待拒行跪拜礼的阿美士德，先怒逐，旋又表示“怀柔”，意味着英国人对华采取强硬立场的一次胜利。

可是，有个在英属圣赫拿岛上的法国囚徒，对此事件的见解却适得其反。这个人就是遭遇滑铁卢失败而被放逐小岛的前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

原来，阿美士德率使团离华返英，于1871年7月1日经停南大西洋中的圣赫勒拿岛，会见了拿破仑，并在日记中记载了拿破仑的谈话，同时在场的使团随员，以及拿破仑的爱尔兰医生等，也都留下过各自的目击记载。

曾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多届部长的著名史学家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研究了拿破仑接见阿美士德的未刊已刊的种种资料，于1989年出版的《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列有题为“圣赫勒拿岛上战俘的忠告”的专章，对拿破仑准备这次会面以及会面时谈话，作了可谓详细的历史陈述。于是我们得知，由于七十年后曾纪泽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而在晚清学界政界广泛传播的拿破仑将中国譬作“睡狮”，连同“当中国觉醒时，世界也将为之震撼”那个警告的由来。

十多年前，我初读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的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93），接着准备校释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曾经寻觅拿破仑那个名喻在晚清中文著译里有没有更早的介绍。一个理由便是发现某些所谓近代史论著犯了低级错误，将拿破仑的“睡狮”比喻，说成是同马戞尔尼谈话作出的，却不知马戞尔尼于1806年已死于英属好望角总督任上，与当年正驰骋于欧洲战场的拿破仑大帝从未谋面。或许我孤陋寡闻，直到前月仍未找到曾纪泽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用英文发表其论前后， 有哪一种中文书刊介绍过拿破仑对阿美士德的谈话，因而只能假设曾纪泽是注意拿破仑此说的第一位中国人。

为免我们的近代史论者继续以讹传讹起见，现据《停滞的帝国》中译本第八十五章，将拿破仑接见阿美士德前后的几次谈话，摘引如次。

1817年3月，拿破仑预猜阿美士德返英途中必将要求会见自己，于是再读二十三年前马戞尔尼使团的有关记载，曾说这次英国内阁没要阿美士德服从中国礼仪是个失误：“不管一国的习俗如何，只要该国政府的主要人物都遵守它，外国人入乡随俗就不算丢脸。在意大利，您吻教皇的骡子，但这并不视为卑躬屈膝。阿美士德好像中国官员一样对皇帝施礼一点也不会有损名誉。”

前任法国皇帝批评随扈的爱尔兰医生：“你说他（阿美士德）准备像向自己国王那样向皇帝行礼，但你怎么能要求中国人服从英国的礼节呢？”他甚至粗鲁地比方：“如果英国的习俗不是吻国王的手，而是吻他的屁股，是否也要中国皇帝脱裤子呢？”

同月拿破仑又对御医说：“如果我要派使节去中国，我就命令他先向中国官员打听在皇帝面前应施的礼，如果中国人提出，就让他服从中国的礼节，你们（指英国人）可能因为干这种蠢事而失去中国友谊以及许多商业上的利益。”

1817年7月1日拿破仑接见阿美士德，据阿美士德的未刊日记：“谈话主要涉及四个主题：我的经历、中国、在岛上他受到的待遇以及欧洲政治。”“他问到我在北京的情况，打听了鞑靼的礼节。但他没有像我准备的那样就我屈从的可能性发表任何意见。”

拿破仑显然比英国使臣更有外交修养，所以事后才对御医说出对阿美士德的批评：“你们的大臣预见到在礼节上会遇到困难，所以在派阿美士德去那里前就同意他尊重当地的做法。似乎他自己也认为应该按当地的习惯做。他是听从了不正确的意见而拒绝这样做的。”我前一篇文章判断阿美士德因不服从中国礼仪而闹到使团被逐，是自命中国通的副使小斯当东的主意，由此可得佐证。

据记载，拿破仑对英国两度遣使失败，有这样的概括：“把使臣等同于他们君主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由他们签署的协定如无派遣他的当局批准就不算有效。任何君主从来也不会把使臣当作与他们地位平等的人。”类似推己及人而表示同情中国皇帝措置的言论，在《停滞的帝国》中还有多则，不具引。

令人注目的，尤其是拿破仑对英国朝野盛行的以武制华言论的抨击：

“要同这个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将是世上最大的蠢事。可能你们开始会成功，你们会夺取他们的船只，破坏他们的商业。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力量。他们会思考，然后说：建造船只，用火炮把他们装备起来，使我们同他们一样强大。他们会把炮手从法国、美国，甚至从伦敦请来，建造一支舰队，然后把你们战败。”

当年我读到这段引文，不禁惊异：这不正是满清同治、光绪之际，曾国藩、左宗棠，特别是李鸿章那班“洋务”名臣的逻辑吗？难怪他们的第二代曾纪泽们，对拿破仑的晚年的中国论表示倾倒。于是我赶紧去翻由俄文版转译的《拿破仑文选》。号称主要取材于拿破仑被囚圣赫勒拿岛回忆录的这部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仅选军事问题，而对拿破仑抨击英国对华政策愚昧偏颇的论述只字不提。1980年正值“真理标准”辩论高潮，人们却对如此重要的域外历史论述视而不见。于是想到那之前学界已在重评清末所谓改良与革命之争，发展到1990年代出现的“告别革命”论，完全无视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文献颂扬“华拿二圣”（华盛顿与拿破仑）的历史合理性。倘若重读近代史，能对昔年拿破仑的上述见解，继续置若罔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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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朝的历史悖论

清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1850年2月25日），六十九岁的宣宗成皇帝，匆匆召见满汉王大臣，宣布硃谕，立皇四子为太子，封皇六子为亲王，随即驾崩。不过一个时辰，刚成储君的四阿哥，就继位皇帝，可谓运气好极。

然而时年二十、于次年改元咸丰的满清七世皇帝，甫登极便厄运连连。首先是外患，沙俄已在北疆侵吞了帝国发祥地满洲的大片领土，不久英法又于南疆开始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其次是内战，原先已在南国处处冒烟的民众造反，迅即燃成太平天国起义的燎原大火，不久便建都天京，得捻军支持而与满清中分“天下”。更不幸的，是英法联军于咸丰十年（1860）攻占北京，迫使他在满清入主北京二百十六年后首创帝国首都沦陷的历史纪录，而且于次年七月十七（1861年8月21日）病死热河，虚龄仅三十一岁。


庙号文宗而谥称显皇帝的咸丰帝，虽是满洲皇室的纨绔子弟，却因争夺皇储而颇具教养。当他如愿登上大宝，起初也想有所作为。例如即位初期，面对谏臣奏章，都表示有听德，并且很快惩办父皇宠信的佞臣穆彰阿、耆英，又起用林则徐，以示有意“维新”。哪知天不我佑，外患内乱不绝。他和他的亲信，都十分迷信中世纪的传统数术。两汉的《周易》纬书，不是说每个新朝都必遭“百六阳九”的厄运吗？就是说，每个新王朝，每逢建国一百零六年，必遭大旱或类似厄运九次，而据相传为箕子所作的《周易》“明夷”卦的传统解释，又说其卦（离下坤上）表征“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 既然咸丰帝实际在位十一年半，却屡遭患难，那么民国初年的《清史稿》作者，以下描述应说颇近历史实相：“文宗遭阳九之运，躬明夷之会，外强要盟，内孽竞作，奄忽一纪，遂无一日之安。”

然而《清史稿》文宗纪的作者，接着“评价”这个皇帝，说他在倒霉的处境中，“而能任贤擢材，洞观肆应，赋民首杜烦苛，治军慎持驭索，辅弼充位，悉出庙算。向使假年御宇，安有后来之伏患哉！”


末二语很有趣，意谓假如咸丰帝不是年方而立就死去，假如他的个人专制能延续，那么“后来之伏患”即慈禧太后三度垂帘听政，便不可能出现，大清帝国说不定将绵历百世。


历史从来拒绝假设。事实是咸丰帝的“庙算”，不仅着着失灵，连他本人也化作流浪不归的亡命徒。他除了众多妃嫔，还有从民间私纳的曹寡妇之类，却只同一个宫女那拉氏生有一子。因而他根本不可能远承高祖雍正帝秘密建储的传统，如其父道光帝那样，有立储的选择余地。当然他还有一个选择，即如北国鲜卑族先辈传统，立子杀母，并借口沿袭汉武帝晚年立少子而杀其母的先例。相传咸丰帝在热河临死之际，曾密授皇后一道硃谕，谓如发现那拉氏恃子为帝而骄纵不法， 便可将她处死，这证明咸丰帝是熟悉汉魏传统的，但更反证这个皇帝无能。明知满清早有“母以子贵”的太后专政传统，却不敢冒犯独子生母，而将死后预防大权旁落的希望，寄托给无子又仁柔的皇后，岂非恰给遗妾僭权开路吗？


咸丰帝在位十一年半，正是大清帝国的生死关头。但看个人，这个皇帝应属亡国之君。然而帝国竟没灭亡。首都沦陷而王朝犹存，江山仅存半壁而帝国名义仍在，君主死于流亡而其子仍能复辟，诸如此类的悖论，怎样给出合乎历史实相的解释，至少既有的历史教科书，说法虽多，却都难以令读者信服。


悖论已属于历史，当然不能用逻辑代替历史。历史真相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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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的“立储”难题

君主的体制必定绕不开“立储”难题，古今中外皆然，但在中世纪中国尤其凸显。源于所谓黄帝时代的多妻制，至迟由周灭殷后形成的嫡长子继承制，乃至枭雄汉高祖也没能撼动的传统，所谓立子以嫡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似乎支配了整个中世纪。然而似乎而已，自汉晋隋唐以至元明，中国大小王朝不止百数，有哪个王朝不曾出现储位之争呢？争夺往往伴随着腥风血雨，即如史家艳称的英主如唐宋两太宗，元世祖和明成祖，有谁不是破坏嫡长子继承制而跻登君位？

清初似为例外，实在例内。满洲原是努尔哈赤依仗武力集结的部落联盟。但他生前封年长诸子为“四大贝勒”，已凌驾于满洲诸部之上，也如北疆诸族重少子，由努尔哈赤少妻叶赫纳喇氏所生的四贝勒皇太极，最得宠而兵最强，于是被八旗旗主会议推为盟主。这个庙号太宗的皇太极，深慕明制，改国号后金为大清，致力于集军政权力于一身，因而它在为十七年死去由其长兄代善主持的八旗旗主会议，推其年方六岁的第九子福临为储君，由此开创满清帝国父死子继的君位继承制。

福临即满清入关后第一代皇帝，年号顺治。因年幼，权力落入他的九叔多尔衮之手，相传多尔衮不仅自称摄政王，而且曾依北疆匈奴、鲜卑、女真至满洲的老例，娶亡兄寡妇、顺治帝生母、蒙古科尔沁亲王之女为妻，即史称“孝庄文皇后”。因而当多尔衮于三十九岁即清顺治七年十二月（1651年1月）骤逝以前，曾自称皇帝，是可能的。而顺治八年正月福临亲政，追谥多尔衮为成宗义皇帝，却不到两月，便对多尔衮声讨致罪，“籍其家，诛其党”，彰显满洲八旗权贵内讧的剧烈程度，也是不奇怪的。

顺治亲政不过十年。历史证明，他较多尔衮更热衷沿袭明制，把明初二祖当作施政的楷模，因而比多尔衮更冒犯满洲八旗的征服者特权。他于顺治十八年（1661）春初患上满蒙诸族最害怕的天花，死前面临立储困境。相传他首肯西洋耶稣会士汤若望的建议，同意传位于皇三子玄烨，理由即在这位年方八岁的满蒙混血儿，已出过天花。

爱新觉罗氏入主北京的这位第二代皇帝，即位次年改元康熙。到他六十九岁（1722）去世， 在位六十一年馀。早在“文革”前，著名近代史家刘大年发表《论康熙》，将康熙帝与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对照，以为康熙政绩不亚于同时代的法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我读刘大年此文，深感兴味，私下重读欧洲近代史著，发现二者还真有可比性。随即奉命参与批判苏联科学院编《世界通史》的中国史部分，十分憎恶该书对沙俄侵华史的辩护论，却以为该书论中世纪中国史，于史未必可以厚非。

光阴荏苒，我再次回到晚清百年史，却发现由嘉庆、道光、咸丰、同治至光绪五朝的地位传承，没有官方近史论著描写的那么简单。

以往清史论著，都曾注意清世宗即雍正帝对立储制度所作的改革。满清入关后这位三世大君，是否弑父并篡改其父立储遗诏？迄今学界仍争论不绝。我同意孟森的《清世宗入承大统考》的论述，以为雍正弑父夺嫡，或属史实，问题在于满汉文字有关康熙遗诏的比照，至今未有可信的结论，不妨存疑。

然而雍正帝改变了清沿明制的立储传统，却值得重视。原来，满洲入关前由八旗旗主会推大君的传统，虽迫于皇太极一支军力独大，变成父死子继，但改从汉俗的储君遴选体制，直到顺治传位皇三子康熙帝才彰显。

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生男多达三十五个。除早殇与年幼外，到他晚年结党争储的皇子，不少于半数。康熙长子乃庶出，而年方二岁便被康熙立为太子的胤礽，因其生母皇后赫舎里氏难产身亡，备受皇帝眷爱，却因做太子长达二十五年，未免急于坐龙廷，闻父病而喜形于色。不想被父皇遍布朝廷内外的暗探检举，于是其太子地位，废而再立，终于被废，囚禁于宫内监狱，直到雍正二年十二月（1724年1月）死去。

自胤礽二度被废后，康熙帝便不立太子，意外效应是诸皇子争储恶斗越发激烈。老皇帝被迫遴选似乎置身局外的皇四子从事祭祀诸事，不料在身边多了一匹黑马。这位大名胤禛的皇四子，竟在单独晋见卧病的父皇之后，旋即通过“舅舅隆科多”调集御林军实行京城戒严，然后宣称父皇驾崩并在临终前传位于己。

那以后雍正帝继位的合法性，始终受人怀疑。有一点尚受论者忽视，那就是雍正帝即位不久，便称皇帝生前明立太子，有弊无利。因而他决定秘密建储，即预作密诏，装入密匣，当着王公大臣，藏入乾清宫正殿的正大光明匾后。

如此这般，雍正帝似乎解决了秦汉以来君位世袭制度的一大矛盾，既指定储君，又防储君夺位。假如向往“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龙子龙孙， 都处在紧张状态，唯恐言行失误，丧失竞争优势，那么他们敢不谨小慎微吗？

设计很不错，有利于稳定在位的独裁权力。然而历代王朝的储位之争，本来就是君主专制体制内在矛盾的外化。雍正帝将满清君主体制推到个人绝对独裁的极点，适足以激发自命天潢贵胄的皇子们，及站在彼等背后的权贵，对这一独裁权力更热切的追逐，无非由明争变为暗斗而已。于是，“立储”形式改了，难题依旧。

自觉的梦游人

再说满清“立储”问题

秘密建储，无疑是中世纪中国的君主传承机制的一种变革。但之前已述，变革的只是外在形式，并没有触动构建于满清血缘特权之上的机制内涵。

例如雍正元年（1723）八月，号称法度严明的“宪皇帝”，初行秘密建储，便很像“作秀”，怎么见得？一是选择余地很小，因为他虽生十子，却大半夭折，在当时年逾十龄的仅两名，皇四子弘历，皇五子弘昼，二者必居其一。二是这两个皇子的生母，一为熹妃满人钮祜禄氏，一为裕嫔汉人耿氏，论年长与母贵，弘历均占先机，况且据说这位皇四子在冲龄就曾因勇武而得皇祖康熙帝赏识。三呢？雍正帝举行密封锦匣藏匾仪式，向王大臣训话，便说此举不过预防万一，“或收藏数十年，亦未可知”；由他即位后佞佛求仙、炼丹服药，都在追求“万寿无疆”，还将传位密诏另本随身携带，显然不把既定密诏看作不可改易，却万不及料仅过十二年就一命呜呼，以致秘密建储弄假成真。

轮到弘历即年号乾隆的“纯皇帝”演出了。他活得长，内宠多，有十七子，却想打破“先朝未有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的纪录。他即位初就“亲书密旨”，立皇后富察氏所生皇二子永琏为太子，不料这个嫡子才九岁就死了。他又拟立嫡次子永琮为嗣君，不料这个皇七子更短命，只两岁便“以痘殇”。这很使乾隆帝扫兴，而富察氏旋即早逝，继后那拉氏又不满皇帝荒淫而自杀。皇帝大怒，不再立后，那拉氏所生二子，怎会再有“绍承大统”指望？

时至乾隆六十年（1795），农历乙卯元旦发生日蚀，正月十五又有月蚀。迷信巫术的八十五岁老皇帝慌了神，以为上天示儆，是谴责他背叛上个乙卯年的登极誓言，即如获天佑，在位时间决不敢超过乃祖康熙的六十一年。于是同和珅密商，急忙选择皇十五子永琰（后改颙琰）为皇太子，因其母魏氏乃汉军旗人，已死二十年，没有如以往满洲列帝那样，可能受显赫的满蒙军事权贵的母后家族牵掣，应属老皇帝及其倖臣借以欺骗鬼神的合适人选。

显然老皇帝急于“冲喜”，这回连秘密建储的仪式也省了，不过尚未忘记他在乾隆十二年（1747）发布的那道上谕，所谓“朕乃欲行先人所未行之事，邀先人不能获之福”，即前述“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怎么办？也好办，就是在恢复皇帝生前明诏立储的同时，追封其母“令懿皇贵妃”的魏氏为 “孝仪皇后”，至于这是否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昭告中外决不“复册中宫”的上谕抵牾？那就顾不得了。

就这样，雍正帝为掩饰“夺嫡”之迹，并杜绝“夺嫡”事件重演，而精心设计的秘密建储政治秀，只传一代，便被迷信“天变足畏”的其子乾隆帝，弄得名存实亡了。那年老皇帝急忙立太子，急忙宣布次年元旦“内禅”，急忙声称自己将退居太上皇，却又唯恐臣民误会他的真实意向，急忙提前昭告中外，说做太上皇以后，“大事仍由朕断”。

太上皇所断“大事”，有一项就是在“内禅”以后，册封儿皇帝的嫡福晋喜塔腊氏为皇后。这等于预立儿皇后嫡出的皇次子旻宁，为孙皇帝的法定人选。喜塔腊氏旋卒，太上皇又勅命嘉庆帝的侧室福晋钮祜禄氏继位中宫，并且不顾新儿媳已有二子，命她抚养旻宁如嫡长子。嘉庆四年（1799）皇帝逼死和珅而亲政，却不敢更改已故太上皇预定的接班程序。又因皇次子在林清政变中捍卫宫廷而立新功，破格封其为智亲王，不啻再次默认他为钦定储君。但嘉庆帝拘泥祖制，生前没有昭示。直到他在热河行宫龙驭上宾，才由皇后降懿旨，命智亲王继位。这使新即位的道光帝大为恼火，登极伊始，就对先朝重臣开刀，“以拟遗诏错误，罢托津、戴均元军机大臣”，另两名“均下部严议”。军机处大换血，输入的新鲜血液，以盐枭首辅曹振镛为中坚，不消说都是新帝亲信。（参看拙作《道光帝和他的首相》，载旧著《音调未定的传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道光帝庙号宣宗，是满清入主北京后的第六世大君。此人在位三十年（1820年9月—1850年2月），期间发生了清英鸦片战争，他被迫批准帝国对西方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即清英江宁和约，割让香港，开放五口通商，赔偿英国侵华军费，丧权辱国。以致往昔史家，竟将道光二十年（1840），划作中国古近历史的分野，而漠视那以后道光帝仍在国内厉行君主专制。

这个清宣宗，在鸦片战争失败后十年死去，依然墨守秘密建储的祖制，而不顾祖制早已名存实亡。据《清史稿》，他在位三十年，凡立四皇后二贵妃，育有九子，前三子早死，具有争夺储位潜力的，主要是皇四子即咸丰帝，皇六子奕訢。论母系，二子均为皇后所生嫡子。论教养，奕訢知外通今，识见远胜其四兄。论人品，皇四子沾染骄奢淫逸的纨绔习气，远过于其六弟。然而在道光帝晚年的选储测试中，落败的竟是奕訢。据晚清野史笔记透露的情形，那过程很像《红楼梦》描述的宝黛之争。在鸦片战争中备受重创的道光帝，心态犹如贾母，爱听假话，憎恶诤言。备受奸诈师傅调教的皇四子，在父皇面前竭力装愚守拙，比如田猎不得一兽，却说不忍伤害有孕的狐兔，而逢父皇道及身后事，即伏地痛哭以示忠孝，活像薛宝钗。而皇六子却如林黛玉，言行率性，视打猎为竞技，说未来也不掩饰理想，在父皇及其身边的伪君子看来，不仅露才扬己，还是主张“用夷变夏”的危险人物，恶谥为“鬼子六”。如此这般，帝位落到咸丰头上，犹如在贾府未来第一夫人争夺战中，宝钗战胜了黛玉，还消置疑吗？

西元一八五0年二月，道光帝驾崩，咸丰帝继统。此人选秀女，却选中据称是皇族宿敌的满洲叶赫那拉氏一个后裔。她甚至不通满语，却因生下咸丰帝的唯一男性嗣君而晋身圣母皇太后。她就是史称的慈禧太后。她在晚清专制国权长达四十三年，终于将大清帝国闹完。那故事，容后再说。

自觉的梦游人

肃顺这个人

      假如要了解咸丰朝的满清政局，那就不能无视肃顺这个人。

    肃顺是满洲宗室，隶籍镶蓝旗。八世祖济尔哈朗在顺治初曾与多尔衮共同执政，后封“叔和硕郑亲王”。因而这一族虽属宗室远支，其嫡系王公在康雍干三朝曾历受打击，却屡蹶屡起。相传肃顺之父郑亲王乌尔恭阿，看上一回民富商的美貌女儿，施展诡计得纳为妾，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生下庶子肃顺。

清道光十六年（1836），肃顺以应封宗室，授三等辅国将军，委派散秩大臣。据说他当初与八旗纨绔子弟一样，吃喝玩乐俱精，但宦途却一帆风顺，由宫廷档案所存他的任官履历可证（见《清史列传》卷47大臣画一传挡后编三宗室肃顺传）。尤其在他的异母兄端华袭郑亲王并得咸丰帝信用，而于咸丰四年（1854）引荐他为御前侍卫之后，凭借善于揣摩君心和应变机智，迅即获得青年皇帝眷注。

自从雍正帝将满清的君主体制推向个人独裁的极端，而其子乾隆帝长达六十四年的统治，更将君主独裁体制法典化。那以后相继嗣位的满洲列帝，几乎无不属于庸主，但独裁权力也几乎不受来自宗室权贵的挑战。或说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至少在乾隆晚年以后的满清列朝政局，可得印证。


然而庸主在位，必出权臣，同样是君主独裁体制的历史固有现象。道光帝在位三十年，前半期专信盐枭出身的首辅曹振镛，后半期专信满洲世仆穆彰阿，后者也任领军机大臣十五年。两人晋身宰辅的路径有别，而善于揣摩君心，弄权固宠，则无二致。（参看拙著《音调未定的传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页173-178。）

咸丰帝即位初期，天灾频发（见《清史稿》的灾异志有关记载），而最大威胁来自南国的太平天国造反，以及英俄侵略者在南北边疆不断寻衅。应该说，他曾想有所作为，登极当年（道光三十年，1850），就贬斥首辅穆彰阿和大学士耆英，明诏声讨二奸是导致道光晚年内乱外祸的罪魁。尽管是“干父之蛊”，替道光帝丧权辱国推卸罪责，却使人心一快。岂知他自以为龙座已稳，而太平军的偏师北伐失败，对京师的威胁行将解除，他的纨绔本性也跟着发作。与他臭味相投的八旗子弟因而得其宠幸，其核心人物就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以及肃顺。

知人论世向为述史难点。所谓主观与客观、动机与效应之类关系，史家见仁见智，从来争论不已。肃顺是咸丰后期的实际执政。他的宗室远支和回妾庶子的出身，令满洲皇亲国戚不齿。他晋身皇帝近臣的权术，也为满汉重臣讥嘲。但他得咸丰帝信用而专权跋扈，那历史效应却应作分析。

凡正视清史进程的学者，都不否认用人行政内满外汉是终清一代的顽症。道光朝对英战争的惨败，与清廷和战最终都由八旗权贵主导有因果联系。

咸丰初太平军与捻军同时造反，清廷派往镇压的旗人将帅屡战屡败。满洲权贵文庆首先献策“当重用汉臣”，于是湖南士绅曾国藩、胡林翼等得以自组团练，开始扭转败局。但当咸丰四年（1854）八月曾国藩率水陆湘军攻克太平军占领的武汉，咸丰帝闻捷色喜，说没想到曾某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岂知在傍的军机大臣祁寯藻却道：“曾某以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咸丰帝闻言色变，从此用旗人官文加紧监控湘军。文庆不久去世，祁某也被肃顺排挤致仕。然而正是肃顺，继承了文庆的策略，利用皇帝宠信，支持湘军为攻打太平天国的主力。


相传肃顺十分鄙视满人，总爱嚷嚷“咱们旗人混蛋多，懂得什么？”“满人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惟知要钱耳！”与此相反他对汉族文士十分尊重，常说“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只笔厉害得很”。因而他招权纳贿，只敲旗人竹杠，却不受汉人苞苴。他又尽力将汉人名士罗致门下。其中有郭嵩焘，曾说服因父丧去官的在籍礼部侍郎曾国藩，与胡林翼倡组湘军，成为太平天国的死敌。

特别是肃顺听从门下汉士高心蘷、王闿运的建言，力保左宗棠，使这位举人免受死刑，——因咸丰帝听信告密，认定湘抚骆秉章受幕客左宗棠摆布，僭夺军权，已内定将其处死。这不仅为击败太平天国保下一名干将，还为帝国抗击沙俄而将新疆列为帝国行省留下一名统帅。

当然事情还有另一面。所谓英法联军之役，咸丰帝出尔反尔，忽主战忽主和，乃至最后背离“两国交争，不斩来使”的中世纪传统，指使载垣和满蒙统帅僧格林沁、胜保等，绑架虐杀英法联军和谈代表与随行记者，终而导致“火烧圆明园”事件，据说也出于肃顺主意。

肃顺在咸丰帝流亡热河而驾崩，被任命为“赞襄政务王大臣”八人之一，实为八大臣的核心。于是继起的辛酉政变，他非死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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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权力分裂

说起短命的咸丰朝，以往的史著大都忽视一个现象，那就是满清统治权力出现的分裂。

这十一年的权力分裂现象，彰显于军事和外事两个领域。

满清入关后内战不断，还在皇太极时期，满洲已将明朝“以夷制夷”的策略，颠倒成为“以汉制汉”，利用明朝降将降兵“为王前驱”。但在南明列朝败亡以后，清廷却面对尾大不掉的汉族新军阀，被迫继续用战争手段平定三藩和台湾郑氏政权，而后又与边疆诸族叛乱者兵戎相见。这一连串大小内战，除征台外，均以八旗军队为主导，而以绿营汉军为辅助。就是说满洲权贵总在控制兵权。

然而，乾隆末嘉庆初，清廷面对白莲教造反已暴露八旗、绿营的军事无能。时至道光中叶发生清英鸦片战争，清廷重用满洲宗室与绿营宿将，对付英军北侵，却无不一败涂地，甚而不战即溃。茅海建的名著《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1995）对这一史实有深刻的揭示。

咸丰帝初即位就碰上太平天国造反，没几年又碰上英法联军趁火打劫。以这个纨绔皇帝为核心的满清朝廷，虽被迫“重用汉臣”，骨子里并不信曾国藩等南国士绅为“保家”而真“卫国”。因而，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即派偏师北伐，英法联军一再北上威胁京津，咸丰帝仍指望八旗军事权贵挽救危机，特别寄希望于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统率的蒙古旗军。

满洲八旗以满蒙世袭武装为骨干。满军旗人早由咸丰帝族兄奕山、奕经在鸦片战争中腐败无能而证明烂到骨髓。蒙古旗军也在变，由咸丰三年（1853）十月皇帝严禁“蒙古人沾染汉人习气”，取汉名习汉文（见黄鸿寿编《清史纪事本末》卷45），可得佐证。

但僧格林沁麾下的蒙古旗军，似乎例外，还保持蒙军的剽悍传统。咸丰九年（1859）五月英舰再次进犯大沽炮台，被僧格林沁部打了个措手不及，损失炮船数艘、洋兵数百，使咸丰帝闻捷更以为僧王是捍卫京师的最后希望，唯恐他有闪失，于次月英舰反攻而直驱塘沽之际，特下手诏，致僧王。

手诏僧格林沁曰：“握手言别，倏逾半载。大沽两岸危急，谅汝忧心如焚。惟天下大事，在京师不在海口。若有挫失，总须退保津、通（通州），万不可寄身命于炮台，为一身之计。握管凄怆，汝其勉遵。” （引见《清史稿》文宗纪咸丰十年六月辛卯。）

你看，皇帝多么仁慈，甚至劝僧王千万不要牺牲性命以报答君王，完全不像其高祖雍正、曾祖乾隆那样因前线兵败即临阵杀将；但皇帝又多么明智，他劝僧王勿因战败而弃大局，需识“天下大本在京师”，唯有最终成功地捍卫北京，才是真正忠君即卫国。那手诏的语气尤可玩味，自雍正帝致年羹尧那些手诏之后，一百多年里何曾见到皇帝示大臣又如此亲切像对家人的这类亲笔信？

很可惜，据清代官史，僧格林沁王之忠勇，可比满洲萨满教崇拜的关玛法（玛法即满语爷爷，指《三国演义》描述的蜀将关羽），其时运更不济。他失塘沽，丢天津，绝非“大意失荆州”。而咸丰帝信用的另一满人胜保，更不争气，在京郊八里桥一战，竟惨败于英法联军中孱弱的法军，致使法军统领因此役而被拿破仑三世封为八里桥伯爵，可谓“世无英雄，遂令竖子成名”。用不着说，失去僧王、胜保的满蒙八旗余部的最后屏障，咸丰帝除抛弃圆明园听任英法联军蹂躏，岂有别择？

咸丰帝率其妻妾亲随，一溜烟地奔逃热河，留下残破的首都，更留下残破的山河。那时太平天国造反，引发的全国内战正如火如荼。由曾胡左组建的湘军各集团，不能说不关注英法联军侵占帝都，也向清廷申请“勤王”，但这最终证明是空话。英法联军不是“火烧圆明园”了么？英法侵略者不是逼出北京条约后就撤出北京了么？咸丰帝不是认可新一轮“国耻”，却拒绝回京，而终于病死承德么？

诸如此类现象，看似古怪，实则不怪。没有了圆明园，教纨绔皇帝如何与妃嫔取乐？没有了“天子”权威，教大清皇帝如何应对“外夷”而保存天朝上国体统？没有了高曾以来百多年的皇帝独断一切的权力，教满清七世大君如何向列祖列宗禀报政绩？咸丰帝虽体弱多病，未必预料年方“而立”，就会龙驭上宾。但他生前已被迫同意皇弟恭亲王与留京王大臣，与英法俄美诸国谈判签订的种种不平等条约，尤其被迫同意恭亲王等在京设置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在清代前所未有的这个衙门，接管了向来由清帝本人把持的外事权力。

那以后到辛亥革命迫使清帝逊位，凡五十年，外事权力能否由在位君王或僭主直接操控，成为晚清政治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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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晚清的权力分裂

前文提及咸丰朝的权力分裂现象，突显于军事和外事两个领域。清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1861年1月20日），流亡在热河的清文宗，诏许在北京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派流京的恭亲王奕?等满洲三大臣管理，是帝国外交权脱出皇帝直接掌控的一个迹象。

其实在此前八年，清咸丰二年十一月二十九（1853年1月8日），仍在圆明园悠哉游哉的年轻皇帝，发布的另一道上谕，在内政上更有划时代意义。这道上谕，就是同意任命丁忧在籍的礼部侍郎曾国藩帮办湖南团练乡民并搜查土匪诸事务。

清沿明制，要求汉族官员对父母尽“孝”，无论父死母亡，都必须辞官，回到原籍，吃素独居并不剃头去须二十五个月，谓之丁忧。湖南湘乡人曾国藩，于道光朝中进士，入翰林，历官礼部汉右侍郎，不料年过四十，母亲死了，依例辞官回乡守孝。或得天助，此前由洪秀全、杨秀清领导的太平军，由广西越五岭北上直捣湘鄂。满清八旗绿营前往镇压，连战皆败。清廷不得已听从文庆、肃顺等“重用汉臣”建议，破例任用一介平民的曾国藩办团练即民兵。

在咸丰帝及其满大臣，万不及料这一权宜之计，竟改写了满清建国二百年的权力史，即不许非旗籍的汉人掌军权，尤其需防南国平民“弄兵潢池”。据传曾国藩闻旨战慄，得肃顺幕僚、同乡郭嵩焘力劝，始敢奉旨。又据说其后曾氏幕僚王闿运等，一再私谏曾国藩效法刘邦、刘秀称帝先例，吓得曾国藩将其斥逐。

然而曾国藩和他的同道胡林翼、左宗棠等湘军诸帅，以及曾氏门人李鸿章创立的淮军诸帅，改写了晚清兵权史，也不容否认。

那表征，就是自咸丰二年清廷授予曾国藩召集民兵以对抗太平军的正式权力之后，满清建国二百年不容非旗籍的汉人独掌兵权的老例，便被打破。尽管咸丰帝得汉大臣祁寯藻提醒，亡羊补牢，任命满洲权贵官文等为曾、胡监军。但曾、胡们早知如何对付腐败成性的满洲权贵，懂得只消“走内线”即将满大臣的内宠摆平，什么监军之类便不在话下。于是曾胡左乃至李鸿章等南国军头，便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过程中，坐大了。以致此后晚清五十年，倘说南方政局由湘淮军头实际操控，也不为过。

我们的近代史论著，六十年来遵循一个不变的主题，即有军即有权，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那观念，最早就见于曾国藩的论著。难怪蒋介石为“剿共”而办庐山军事训练团，要以“曾文正公”剿灭太平天国的言行集作为教材。轮到毛泽东执政了。他少年时代就崇拜同乡先贤曾国藩。其后到了延安，为反蒋介石，通过国师公范文澜著史，痛骂曾国藩为汉奸刽子手。可是到建国初，毛泽东发现与昔日蒋介石处于同等地位，于是对曾国藩的批判便不断降温。到毛泽东死前发动“批儒评法”，已将曾国藩置诸度外，连江青也说不清曾国藩当属儒家还是法家。有一点是肯定的，那以后人们总在思考曾国藩及其同道的历史定位。

回头再考咸丰朝的内战史。我在五十年前初读太平天国史，即对洪秀全、杨秀清之流进入石头城后以新术语恢复旧体制感到大惑不解。如今重读近代史，越发不信太平天国是“革命”，但也越发对于咸丰朝同意组建湘淮军的真实缘由感到怀疑。

显而易见，满清咸丰帝同意文庆等建议，命在籍侍郎曾国藩组建民兵，就意味着破除二百年来满洲祖制，因为“以满驭汉”，关键在于不准非旗籍的汉臣染指兵权。

咸丰帝病急乱投医，在起用林则徐镇压太平军而林则徐猝死后，八旗绿营与太平军对抗又屡战屡败。不得已再度远祧祖制，“以汉制汉”，被迫放兵权于汉人，尤其是南国士绅中的所谓“匹夫”。咸丰帝没料到，曾胡左之流，初握兵权就扭转了叛民一往无敌的态势。更不及料他寄予莫大希望的八旗蒙军，对付太平天国北伐军已不中用，对付北侵的英法联军更连战皆败。

在前已述咸丰十年留京王大臣设立总理衙门，已剥夺了流亡热河的小朝廷的外事权。其实此前皇帝被迫同意曾国藩等组建湘军，更意味着清廷放出兵权。一个以边疆少数族征服汉族等多数民族的王朝，到头来相继放弃由皇帝控制的外事与军事的独裁权，这个王朝的前景如何，岂待预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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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朝那十一年半

前文《咸丰朝的历史悖论》，已述清咸丰帝得位很幸运，在位却很倒霉，做皇帝近“一纪”（十二年），内乱外患交迫，几无宁日。当然这是“后知后觉”的史家，对于这位早逝的满洲入关后的七世大君的统治岁月的追述，所谓“后见之明”。那么，这位死谥“显皇帝”（显者，光明也）的咸丰帝，生前了然自己的处境吗？可说又明了又不明了。

咸丰帝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与异母弟、后封恭亲王的皇六子奕?同龄。咸丰十岁丧母，养于奕?生母静贵妃，因而两少年一度情同手足，同读书同习武。但奕?天资聪明，智勇均出四阿哥之上。而道光帝为二子所择师傅，却又品格大异。咸丰之师杜受田，是典型的假道学，唯教其徒怎样假装仁慈，以讨年老的父皇欢心。奕?之师卓秉恬，却是著名的能吏，历兵户吏工诸部尚书而兼任顺天府尹即首都市长十八年，在九卿会议素有好辩名声，教徒儿也重通中外实情并敢于直言。不想道光帝晚年密选储君，对四、六两阿哥进行道德测验，选中的正是智商政艺都远逊其弟的咸丰帝，唯一理由就是四阿哥的表现既孝且慈，而六阿哥勇武又敢言，反被裁定非帝者表现。


于是咸丰帝登大宝了，实龄才十九岁，不消“国家大政及进退大臣”必向帝师资询。不能说杜受田没干过好事。咸丰帝起用林则徐、向荣，以镇压广西叛乱，都出自他的推荐。但此人在咸丰元年（1851）就死了，很难说咸丰帝摆脱了这个帝师的啰嗦，是幸呢，还是不幸？总之此后咸丰帝可以专心对付其弟恭亲王，显例就是咸丰五年（1855），皇帝的养母即恭亲王的生母死了，皇帝却下诏痛斥其弟“礼仪疏略”，意谓不孝，罢免其弟恭亲王的军机大臣及宗正令、镶黄旗都统等实职，显然意在去除皇位的可能觊觎者。


也许天从人愿吧，咸丰帝将其弟恭亲王逐出政府的次年，他昔日“选秀女”，而得的一名宫女，因偶然召幸而怀孕，给皇帝诞育一子。唯恐绝嗣的皇帝大喜，连晋皇子生母由嫔而妃，乃至皇贵妃。然而咸丰帝自幼读史，显然对师傅所讲汉晋北朝的立储印象很深。他称帝第七年，才得一子，然后众多妃嫔无一生男，怎不使她担忧身后皇子之母会成为自两汉至北魏的那些女主？但他到底是孱头，虽已觉察独子生母那拉氏野心勃勃，却不敢效法汉武帝或北魏先帝立子杀母，仅在临终前给皇后一道密谕，说是身后如发现嗣君之母骄纵不法，便可将她处死。但皇帝既不能执法于生前，却要皇后行遗诏于身后，岂非言必不行吗？


既然连自己的妻妾也管不了，那么这位皇帝还能“治国平天下”吗？咸丰朝统治中国十一年半，对中国面临的内乱外患，尤其是欧洲列强侵略已亟的外患，束手无策，可想而知。


然而这个皇帝生于清英鸦片战争前九年，六岁接受师傅杜受田的卫道教育，至十九岁，已被灌输于满脑袋的官方朱子学成见，“尊君卑臣”、“用夏变夷”、三纲五常之类。当然脑中也充斥着唯恐“西夷”改变满清祖制的忧患意识。他即位后，对于已经占领南国的太平军造反，似乎不那么紧张，由遣官军镇压到许可湘淮士绅组团练打内战，都显示某种自信感。但他面对西方列强入侵的危机，自始便惊慌失措，尤其害怕英法俄美等国遣使驻北京的要求。从道光三十年闹到咸丰十年，这个皇帝给沿海诸省督抚，发布了无数谕旨，焦点即在制止西方列强入京修约或设馆。由此反而促使在欧洲敌对的英法与沙俄，面对满清拒绝其使节入京，结成了“统一战线”。因而咸丰十年（1860）的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的战争，或称清英第二次鸦片战争，就变得必不可免。


拙著《从乾隆到嘉庆》、《道光帝和他的首相》（均见拙著《音调未定的传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已对晚清初中叶的这个时段的思想文化史，有过考察，此不赘。


晚清由嘉道至同光那近百年，中西关系已处于非战不可的过程。咸丰朝正处在这个过程的转折点。他的朝廷如何对付显然需要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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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正史、野史与笔记

中世纪诸王朝的君主和僭主，凭借专制权力，干预胜朝史即近代史的编纂，控制本朝史即现代史的著录，久有传统，却很少有像满清统治者那样穷凶极恶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孟森论及《清实录》，指出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帝，都对前代编年大事记即官修“实录”，“欲改即改”，积习变成惯例，“改《实录》一事，遂为清世日用饮食之恒事”（见《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页619-621），真是慨乎言之。

既然“实录”不实，而满清所有官修史书，均有同病，那么要了解清史的实相，岂可不广搜非官方的本土的乃至域外的资源？例如晚清史研究，所谓野史、笔记、碑传、年谱、日记、函札、回忆录，以及外人记载等，越来越受论者重视，合乎逻辑。

当然不能拒绝利用清代官修史书，它们到底有官方档案为依据，若干事件虽篡改也仍存蛛丝马迹。同样不能尽信非官方史料。比如清初王夫之曾任南明桂王政权的行人司行人，参与外交事务。但他的《永历实录》，对于这个小王朝上自太后、下至大臣多半皈依天主教，控制朝政的太后甚至遣使请求罗马教廷组织新十字军支持南明抗清，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却不见踪影。岂不表明号称可信的野史，同样存在“实录不实”的毛病？

再如清人有关本朝历史的笔记，在嘉庆朝被迫松动言论控制以后，渐出渐多。不论作者有心还是无意，有的填补清开国史的空白，有的重述已逝列帝留下的疑案，有的质疑前代治术乃至翻前代陈案。这类矛盾的历史陈述越积越多，致使后人要了解清代历史实相，即使涉及特定时地人事的某个实例，也非重视正野诸史矛盾的陈述的真伪的考辨不可。以前傅斯年宣称“史料即史学”，把发掘历史资源说成历史研究的最高追求，固然是偏见，但半世纪来所谓“以论带史”（实为“以论代史”）的流行，致使史学变成语录的缀合，犹如滚动版的“圣谕广训”，不更荒谬么？

用不着再对清代的笔记野史评头论足，多年来海内外学者在这方面的专题论著已不少，其中不乏说长道短都有见地的作品。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重典故而轻识见，重异闻而轻涵义，似为既有研究的一种缺陷。

比方说上世纪末以来中华书局重版并增补的丛刊《清代史料笔记》，不再强分“清代”与“近代”，不再拘泥是否名人名作，而取其可备“史料”一格，在客观上就是对“以论带史”的一种突破。同时各地出版机构也竞相刊印同类稗史笔记，内中颇有剽袭他人校点或者不学无知妄作的伪劣印本。那是学术普及过程中的必有现象。较诸以往多数学者被迫从《清稗类钞》、《清朝野史大观》等抹煞原作出处的所谓史料汇编中找资源，却又每因难辨真伪而不敢征信，无疑提供了方便。重印或新出的笔记野史，篇前多附“点校说明”，绍介作者 与版本，更多是夹叙夹议的内容介绍。前述通病便在此类说明中有普遍体现。近六十年来学人不断“洗澡”，特蒙关爱的人文的社会的学者总被推到高温池心，不烫死也烫昏，即如效法乾隆、嘉庆间经史考证的纯学者，也重足而立，唯恐无心犯忌，陷入文网。于是校点古籍，序跋乃至注释，必须表态彰显“政治正确”，也成惯例。当然表态因人而异，有的勉强，有的就令人恶心。

近年常读海内重印或新出的清代笔记野史，除因校点伪劣（包括剽袭我早年校本却新增校排错误）而有误食苍蝇的感觉，还常因点校者牛头不对驴唇的“政治表态”而失笑。但有一点小小发现，即谢国桢、张舜徽诸贤均未勘破的，在晚清笔记中体现的满汉矛盾。

晚清的笔记名篇，论者必推法式善的《清秘述闻》、《陶庐杂录》，昭槤的《啸亭杂录》，福格的《听雨丛谈》等书。他们都是旗人，法式善籍隶内务府蒙古正黄旗，昭槤是满洲宗室并曾袭封礼亲王，福格则是内务府汉军镶黄旗人。三人恰好表征组成满洲八旗的三大族群，不必说三人的笔记内含同一满洲特权群体内部的不同族类取向。三人中福格最无名，直到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北京中华书局根据傅增湘藏稿刊布《听雨丛谈》，近代史家才知清咸丰、同治间有这么一位汉军旗人，他是乾隆晚年以大学士署直隶总督英亷的曾孙，他做为没落贵族后代只能作幕为生，做过讨捻时期僧格林沁的山东行营总管，在僧王死后曾知莒州。

犹忆一九六0年初见《听雨丛谈》，对其中述满洲八旗原起颇感兴趣，但随阅《八旗通志》及清前期实录，便感福格述史肤浅。不想时过四十年，为备课重读此书，却发现福格对于满清的官方修史体制，有这样的批评：

今之撰大臣列传者，俱系翰林。翰林中又多江浙人，往往秉笔多存党异。大率重汉人轻满人，重文臣轻武臣，重翰林轻他途，重近省轻边省也。

当年我初见福格此说，未免诧异，以为他存内满外汉偏见而颠倒历史。及至沉沦为“牛”（毛式术语“牛鬼蛇神”的略称），百无聊赖，重读清代经史诸著，检出福格此说，考以所知清代史学史，始恍然，以为柳诒徵所谓“史权”说，并非谬论。即如在满清的征服与被征服的族群复杂关系中间，体制内屈从满洲而文化上垄断经史的汉官（清代汉人涵盖被征服的胜朝各省居民），他们在传统的势力范围如翰林院、詹事府乃至科道衙门，必定通过三十六计乃至更多的权术，捍卫本族本地利益，甚至仅仅为了替当权者内部政争表态。再经多年反复阅读满清正野史料，令我以为福格的说法，属于非权威的洞见。前引文紧接着有如下说法：

积习相沿，虽贤者不免。同一满人，则分文武。同一汉人，则分边内。

同一边省，则分出身。同一江浙，则分中外。甚至饰终之典，撰拟纶音者，亦存轩轾：满人边人武人不过四五行，翰林台阁必历叙官价，详其恩遇，连篇累牍，洋洋千言。撰叙列传，于爱之者，则删其谴责，著其褒嘉；恶之者，则略其褒嘉，详其谴责。凡略褒词者，不敍全文，而曰“褒之”；略其贬词者，亦不叙全文，仅曰“责之”或“切责之”而已。

当代已无翰林院或国史馆，但达官贵人的“饰终之典”，尤其是讣告悼词的“评价”，字句必争，以至尸体累年不得火化。这常令人怀疑生错了时代，不知自己是否仍属十八世纪清帝的臣民？挣脱这样的奴隶心态，在五十六个民族组合的中华民族，那奋斗过程已逾百年。但我们的民族，有没有超出百年前清代翰林院述史阳奉阴违的尺度？看来仍属历史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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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军机处

始设于清雍正朝的军机处，直到辛亥革命前夕被清廷废除，凡历八帝一百八十年，都是大清帝国的权力运作枢纽。

但很奇怪，清中叶后的官修政书，如《大清会典》的乾隆版，甚至不提军机处。直到光绪重修《会典》，才简单提及军机大臣的职责。因而人们欲知其详，不得不求助于清人的野史笔记，如乾隆朝赵翼的《簷曝杂记》，道光间梁章钜的《枢垣记略》等。他们都曾兼任军机章京，都留心军机处的权力结构，都提供了关于军机处的所见所闻异辞，却都旨在歌颂今上圣明。因而如赵翼那样有心揭露二十二史实相的考史学家，述及军机处的权力变迁过程，仍不惜使用曲笔。

当然，在清亡后十多年，由民国北洋政府官修的《清史稿》，于职官志、军机大臣年表均有绍介亡清军机处的专篇，但读后令人失望。那些篇章，首先缺乏历史感，回避了满清军机处体现的权力转折过程；其次缺乏民族感，抹煞了军机处体现的以满驭汉的偏见；再次缺乏是非感，将清帝通过军机处贯彻的尊君抑民的权术，说成今胜于昔的历史必然。

限于篇幅，例证仅举《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序的说法：“军机处名不师古，而丝纶出纳，职居密勿。初只秉庙谟、商戎略而已。厥后军国大计，罔不总揽。自雍、乾后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盖隐然执政之府矣。”

不含标点，短短六十五字，却涵泳了三大历史错误。第一，清沿明制设内阁，但满清在入关前后的最高决策机构，是满洲八旗王大臣会议，所谓内阁的前身内三院，其政治作用无非是政策咨询。第二，至迟在康熙帝亲政后，决策机构已转移到皇帝的南书房，“丝纶出纳”来自康熙帝信用的高士奇、徐乾学等汉大臣和索额图、明珠等满洲权贵。第三，康熙朝中叶发生的持续多年的所谓储位之争，无疑使康熙帝的个人心态变得更复杂，从而直接影响到康熙晚年决策变得捉摸不定。人们可以不同意孟森、王钟翰关于雍正夺嫡的考证，然而单凭反向的逻辑推论，不足以否定他们揭露的历史陈述本身显示的矛盾。

不管怎么说，雍正坐上龙庭了，尽管只有十三年，却在实现君主个人独裁方面，刷新了中世纪列朝的多项纪录。比如他建成完整的密折制度，促使内外大臣互相监视，而他在位五千多天，仅批阅过的密折便超过十六万件，平均日批三十多件，就使秦始皇“以衡石量书”即每天批阅一石重的公文竹简的纪录相形见绌，也使明朝永乐帝的特务统治的效应望尘莫及。缺点是他本人也成为密折政治的奴隶，致使他的子孙被迫改良，将批语简化成“知道了”三字或一个“览”字。其曾孙道光帝更听从盐枭首辅曹振镛的主意，单挑臣工奏折有字划不工的小毛病痛加斥责以显示圣明，当然较诸林彪要秘书代为画圈又显落后。另外一个破纪录的显例，就是创设军机处。

史称雍正始设军机房，乃出于用兵西陲防止泄密的需要。那是皮相之说。一瞥蒋氏《东华录》、萧氏《永宪录》，便可发现雍正即位后有两忧，一是他的众兄弟普遍怀疑他篡改康熙传位遗诏，二是他更担心支持他即位的禁军头目“舅舅隆科多”、拥兵自重的内兄年羹尧尾大不掉。当他左右开弓，阴谋阳谋兼用，打掉觊觎帝位的同父兄弟，又“怀疑诛忠”，囚杀隆、年二人，却哀悼唯一支持他的异母弟怡亲王病逝，同时又发现湖南山村教师曾静，竟想策动继年氏统帅西部大军的岳钟琪造反。种种偶然因素交织，促使雍正仿效其父康熙将南书房作为私人顾问班底的先例，于雍正七年（1729）在宫内始设军机房，挑选年幼弟弟和亲信满汉大臣入直。关键是雍正十一年，他任命指定储君即皇四子宝亲王“综理军机”。不想年余，雍正便龙驭上宾，宝亲王嗣位，改元乾隆。这个新君，尝过领军机的甜头，怎会舍弃乃父创设的私密性极强的体制呢？

于是，连同充当太上皇，乾隆帝通过军机处贯彻个人独裁意旨，长达六十三年多。一个效应，便是他晚年信用入直军机达二十三年的弄臣和珅，政以贿成，将国事即皇家事搞得一团糟。

嘉庆四年（1799）正月，太上皇死了，停尸大殿，做了三年傀儡的皇帝，突然出手，捉拿和珅并逼其自缢。不消说，他立即更换军机大臣，起先也仿效其祖，命其弟成亲王为领军机大臣，但随即发现这位老弟支持洪亮吉要求恢复君相共治，就以“非祖制”作由头，将他逐出军机处。

倘若因此断言嘉庆帝只知“守成”，也不见得。至少对于帝国枢密核心的军机处，嘉庆帝亲政的二十多年里，作过如下调整，或者可称改革：第一实现满汉平衡，任命的军机大臣保持满汉对半的比例。第二坚持内满外汉，领军机大臣必用旗人，他晚年曾用直军机四十年的汉臣董诰为首辅，却只看作文学侍从。第三强化秘书专政，雍正朝已设置军机章京。章京是满语军职助理的音译，相当于后世各级政府长官的秘书长。清嘉庆朝的军机章京，已经体制化，满汉各十六名，分班入直，而汉章京承担上谕之类重要文件起草，地位比承担满汉文件对译的满章京更重要。乾隆朝已出现满汉军机大臣讨好资深汉军机章京的情形。嘉庆后到清亡前百年，军机章京在满清中央政府的权力运作过程中的历史作用，迄今未见清史学者讨论。那历史实相，只好期待新清史编者。

作为晚清权力运作核心的军机处，既然在嘉庆朝已形成章京们的实际专政，那么重读近代史，能不讨论晚清军机处的权力运作实相么？

自觉的梦游人

满汉双轨制

本文的题目，属于重读近代史所绕不过去的一个历史事实。

所谓满，当然指“满洲”。它是十七世纪初替大明帝国看守东北边疆的一个部落首领努尔哈赤，叛明自立以后所定的“国”名。犹如稍后李自成、张献忠反明称帝，改国号为“大顺”、“大西”一样，在其“国”内，无论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不分原属满蒙汉或是鄂伦春、鄂温克、赫哲、朝鲜等族，统称“满洲”。因而它自始就是以部分满族军事权贵为核心组成的多民族共同体的称谓。到皇太极崇德元年（1636）改国号为“大清”，将原先的满洲八旗扩展为满蒙汉各八旗，仍然统称“满洲”。区别在于此后“满洲”内部，强调主奴之分，以自称爱新觉罗氏为核心的满人八旗权贵，常自谓满洲，以区别降附有先后的蒙汉各军旗人。但在满清征服全国之初及之后，被征服的汉回壮藏等多数民族，均以文化区分满汉。所谓汉化与被征服诸族恪守传统文化同义。


明崇祯十七年（1644），满洲僭主，多尔衮由明奸吴三桂引领入关，开始征服全国的过程。那过程很曲折，直到清康熙二十二年（1688）“台湾平”，满清才在传统中国完成统一大业，或按传统称作实现帝国“大一统”。当然真正的一统帝国建设，还任重道远，要历雍正、乾隆二朝相继平定西北、西南少数族大酋叛乱，才得以实现。


问题在于满清由入关到逊位那二百六十七年的中枢机制，始终坚持满汉双轨制。


清史论著常常强调清沿明制，所指主要是“官制”。的确，中央政府由内阁六部九卿，包括翰詹科道组成的体制，清初与明末似乎一脉相承。然而正所谓名者实之宾也，循名责实，便可发现清沿明制，名同实异。例如晚明内阁权侔君主，而清初列帝就削减其权。康熙晚年敕谕均出于南书房。雍正初更另设军机处，用机要秘书代替原属内阁大学士的权力，通过发布上谕左右全国军政取向，这在乾隆初已成定制。


自乾隆到宣统一百七十多年，满清的中央集权体制，以军机处为核心。而军机大臣无非属于君主或谄媚君主的奴才总管，由恭亲王奕訢在咸同光三朝的浮沉史可见一斑。拼命挽救帝国的湘淮军头，曾国藩生前仅得协办大学士虚衔，左宗棠入军机数月便不安其位，李鸿章位列首辅长达二十年，至死仍无军机大臣头衔，均可见满汉双轨制在清亡前的效应。


满汉双轨制，是我对这个帝国中央集权体制特色的形容。那表征之一，就是至迟在康熙到光绪两百年里，大清帝国的权力结构，在中央的阁部，必定双设首长。例如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尚书侍郎、都察院左右都御史、乃至下设汉臣的机构，无不双设首长并严分满汉。如六部均设满汉两尚书，满汉左右二侍郎，表面沿袭明制，实则以满驭汉，将中枢各部首长普增一倍，怎可说不是满清入主北京后的创举？


人们对于满清阁部的双首长制，在日常的权力运作，当然关注。遍查清史，却发现运作情形很简单。以执行政府职能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为例，通清一代均设满汉二尚书，满汉左右侍郎各二名，就是说每部有正部长二、副部长四，而且都强调族群出身，凸显以满驭汉。不待说，自清初立此体制，仅中央官制的阁部首长，人数便增一倍，况且满洲阁部大臣乃至卿寺官员，满人照例不问实事，却以监督汉人是否尽职为能，而且满洲大臣得以任职主要来自八旗子弟世袭的身份及特权，与汉大臣主要靠科举晋身的尺度，有很大区别。


就史述史，贯穿全清两个半世纪以上的满汉双轨制，迄今仍未受到清史论著注意，是很奇怪的。缘由或因忌讳民族问题。然而清末孙中山、章太炎等鼓吹“排满革命”，与后来的大汉族主义乃至华夏中心论的反历史论调有可比性吗？

除了越无知越无畏的蠢货，稍愿知中国史常识的读者，至少会花点时间，一读蒋良骐、王先谦的《东华录》。假如连如此简单的满清编年史纪录，都没有耐心读完，那末彼辈无论在网外网上论史，只可视作胡言乱语，似无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