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中国震撼世界

自觉的梦游人

1949年版序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蒋委员长似乎已成为世界上最强有力的统治者之一。对他的统治的唯一可能威胁，只不过是一帮八年前就差点被他消灭了的共产党游击队。今天（一九四九年），这位中国的独裁者却已是时乖命蹇，江河日下。他大树已倒，将领作猢狲散，军队如鸟兽逃，老百姓的造反风起云涌。逃往台湾岛避难的蒋委员长，似乎只剩下一小撮跟随者和一堆堆劫来的黄金，才能作为他一度竟然是整个中国的主宰的证明。与此同时，一度为人们所轻视的共产党游击队竟然已经控制了整个东北、华北和华中，攻下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横扫亚洲大地。 When WWII ended,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ppeared to be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rulers in the world. The only possible threat to this regime was a small group of Communist-led guerrillas whom eight years before he had all but liquidated. Today, the fortunes of China's dictator have undergone a cataclysmic change. Stripped of his authority, deserted by his generals, his army shattered and the people in revolt, the generalissimo has taken refuge 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and only a handful of followers and a few chests of gold bullion mark the overriding power that was once his. In the meantime, these formerly despised guerrillas have conquered all of Manchuria, an North and Central China, seized the national capital at Nanking and are storming almost unchecked across Asia.
　　
　　杰克·贝尔登给我们带来的，就是关于这最不同寻常的历史大转折之一的生动描述。他所要讲述的故事纷繁复杂，千头万绪，涉及战争、政治、战略战术各个方面，其中还穿插着谋杀、下毒、诱惑等种种情节；总而言之，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新生的社会主义之间的殊死斗争的故事。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Jack Belden tells this story of one of the most amazing turnabouts in history. The tale he weaves is a tangled one of war and politics, strategy and dialectics, of murder, poison and seduction, all taking place in the midst of a struggle for survival between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civilization: feudalism, capitalism and nascent socialism.
　　
　　杰克·贝尔登将带你进入中国农民的窑洞和茅草屋，用解剖麻雀的态度来讲述和分析造反的具体操作方法。他展示的是巨幅的社会震荡的景象：试图推翻社会原有等级制度的男男女女，竭尽全力镇压住他们的封建势力，一次又一次造反的农民，还有他们高举的木棒、梭镖和杀猪刀。当他打开我们的视野，展现在面前的是一个浴火的中国：人民在造反的激情中不能自已，兄弟阋墙，父子相残，夫妻反目。 　　In a kind of laboratory exposition of the technique of insurrection, Belden takes you into the caves and huts of the peasants themselves. He shows men and women plotting to overthrow the social order, shows them murdered by their village suzerains, shows them again, rising in their turn, to kill with clubs, spears and pig knives. As the author broadens his canvas, the reader gradually comes to see all China flaming with revolt, the people caught in the grip of a "convulsive mass passion," brother turned against brother, father against son, wife against husband.
　　
　　仅仅随便列举几个本书中的情节，就能使人战栗不已：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少女、强迫婚姻、被绑架的妻子、卧室里的政治、民主与妇女姐妹联合会，女性的反抗，以及性和政治的独特联系。更骇人听闻的还有：活埋、穷人和富人的生死斗争、午夜的敌后突袭、埋藏起来的财宝，甚至有一个关于一个男人被杀死于荒郊野岭，他的妻子被迫从旁观看的故事。 　　Belden writes of bruised and beaten girls, forced marriages, kidnapped wives, bedroom politics, democracy and the Lysistrata technique, the revolt of women and the unique connection between sex and revolution. He tells of men burying each other alive, of the death struggle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of midnight raids behind the lines, of buried treasure and of a man murdered on a lonely hillside while his wife watches.
　　
　　当讲述中国内战的故事时，贝尔登引述了很多的目击者，而每一个目击者都是这场革命斗争中某一方面的主角。他描述了那个被自私自利和妄自尊大逼疯的独裁者；一位因找不到出路苦闷绝望而造反的将军；一位痛苦的改变自己的信仰的教授；一个默默吃下土匪给他的毒饼，后来又投奔共产党的作家；一个装神弄鬼的乡下巫婆，借跳大神的办法来吓唬无知村民，胡说蒋介石终将胜利；一个仇视革命、不惜砍下自己女儿头颅来防止她参加造反的母亲；一个反抗自己“反革命”丈夫的农村妇女；怀着深仇大恨用剪刀嚓嚓地剪下地主的肉的村妇们；为了引诱干部脱离革命而和他们上床的有钱人的老婆和小妾们，等等等等。佛门弟子和武装人员，卑贱的和高贵的，学生和特务，革命的胜利者和倒霉者——这些都一一呈现在中国沸腾的历史中。 　　In writing about China's Civil War, Belden summons many witnesses, all of them protagonists in one way or another of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Here is a dictator gone insane with egotism and vanity, a general grown mutinous with despair, a professor suffering a religious conversion, a writer meekly eating arsenic fed to him by bandits and then joining the Communists, a village witch calling gods into her body in order to frighten women into supporting Chiang Kai-shek, a mother beheading her daughter to prevent her from joining the revolution, a village bride seeking revenge against her "counterrevolutionary" husband, women cutting the flesh of landlords with scissors, concubines and wives leaping into bed with rural cadres to seduce them away from the land reform. Monks and militarists, nobles and peasants, spies and students, the victims and the victors of the revolution - they are all portrayed in this story of a civilization in ferment.
　　
　　此书问世之时，正逢美国朝野上下都为采取何种对华政策而分裂成若干持不同意见的集团，而吵得不可开交。贝尔登这本书必将掀起巨澜。不论你持何种政治立场，《中国震撼世界》都非常值得一读：它充满了本不为人知的事实，故事引人入胜，具有发人深思的独创性。 　　Written at a time when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s China has divided a multitude of Americans, both with and without the government, into bitterly opposed factions, Belden's book is bound to produce controversy in this country. But no matter what you political views, China Shakes the World is worth reading solely on its merits as a book - for its mass of instructive facts, its fascinating story and its contemplative originality.
　　
　　至于本书标题，作者是在引用拿破仑的著名预言来强调他所描述事实的重要性：“中国！那是一个沉睡的巨人。就让他沉睡吧——他一旦醒来，必将震撼世界！” 　　As for the importance of the events he describes, the author recalls Napoleon's famous prophecy: "China! There is a sleeping giant; let him sleep, for when he wakes, he will move the world."
（李根译）

自觉的梦游人

第一节 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蒋介石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把他打得无法招架的日本军队，放下武器向他投降了。一百年来对中国实行帝国主义侵略的西方列强，也乖乖地归还了租界，承认中国是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承认蒋介石是中国的合法统治者。  
　　在国内，蒋介石的地位看来十分巩固。当时他统率着四百万大军，其中三十九个师是美国帮他训练、全部美械装备的。他的空军在亚洲大陆是首屈一指的。过去反对过他的军阀和政界人士，几乎全被他囚禁或制服了。唯一可能对他的权力挑战的，是八年前被他围困在贫瘠的西北黄土高原窑洞里、几乎被他消灭的一伙共产党游击队。  
　　这位中国独裁者从他战时的藏身之地重庆出来，胜利地回到他的首都南京，准备着、盘算着、并且看来也有可能恢复他对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绝对统治。从外表看，蒋委员长似乎成了近二百年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统治者。  
不到四年之后，当我写这些文字时，蒋介石的处境已经急转直下。他已经逃离他的首都，退居原籍乡下。他的政府的行政院长恬不知耻地敦促美国恢复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设立陆、海军基地。他的妻子跑到美国来，哀求美国官员帮助他挽回颓势，也许到头来还要挽救他的性命。  
这时，恰恰就是那些一度被人轻视的共产党游击队，已经拿下整个满洲和华北，毅然决然地渡过长江，攻占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大有横扫全中国之势：不但要彻底推翻蒋介石的二十年王朝和西方帝国主义在东方的百年统治，而且要完全改变中国超过二千年的几乎原封不动的生活方式。  
　　除非这一切那是虚假的，否则，正如俄国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大副产品那样，中国革命也大有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大副产品。  
这是历史上少有的急剧变动，要知道这里涉及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没有几个人曾预见到中国内战这种戏剧性的转折。我一九四六年再次来到中国时发现，在华的外国观察家对蒋介石和他二十多年的仇敌打仗的结局大致上有三种估计。  
　　少数西方军界人士认为，蒋委员长不出一年就会击败共产党，迫使他们投降，或者把他们消灭。更少的人（被认为思想非常激进和左倾的）认为，如果没有外国的干涉，战争将继续二、三十年以至五十年。绝大多数人认为，蒋介石即使不能完全消灭共产党，也能把他们赶入山中，打通铁路线，重新统一中国，谁也无法与他争雄。  
事后看来，应该说这些看法之缺乏见识，就象那些搞民意测验的人员曾经预告，美国人民在投票中将使杜鲁门总统落选一样。从根本上说，这些预言之所以落空，那是由于未能掌握一些极普通的人民的心理。  
　　这全是老生常谈，无需多加发挥。但即使在今天，当GCD到处战胜蒋介石的时候，这些重大事件的原因，不是未得到正确的理解，便是受到蓄意的歪曲。于是我们看到，象前大使蒲立特、众议员贾德、陈纳德将军、艾尔弗雷德•兰登等这料一些高级人士，以及为蒋介石的覆灭而哭丧的形形色色的吊客，都把这个所谓痛心的结局归罪于马歇尔的错误政策、俄国人的阴谋、共产党的宣传以及天晓得的其他原因。这些中国问题专家左看看，右看看，还惶恐地抬眼朝天上看看，却从来不肯抱着同情心地朝下看看。他们找到造成蒋介石失败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可就是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即中国革命。是这场革命，而不是任何别的原因，造成了奇迹，把那个骄横不可一世的中国独裁者打翻在地，使东方的力量对比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以致整个世界历史都可能为之而改观。  
这样巨大的事件不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而且它还在发展之中。它之所以能够发生，要归因于现代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悲剧——资本主义西方和封建主义东方的碰撞。这两种文明汇合的结果，使几乎整个中华民族逐步陷入贫困的灾难之中。这样的进程不是遵循着任何狭隘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而是沿着宽阔的大路走向几乎全面的大崩溃，使得农民、知识分子以至于统治者通通被抛出了原来的轨道。到了一九四五年，中国人民身上的脓包终于破裂，内战再起，并且很快发展为革命。  
　　中国革命同任何其他社会大革命一样，其前提是：一、社会处于解体中，它已病人膏盲，再也无法解决本国的迫切问题和保障人民的生活条件；二、人民痛恨现政权，广大群众中出现了革命情绪，人们被逼得走投无路，为了找到活路，准备不惜一切牺牲，铤而走险，视死如归，三、统治集团内部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集团丧失了一切创造精神，对把社会拉出死胡同毫无信心，四、出现了一个新集团或政党，能够利用上述各种因素来取得对社会的控制，并实施它自己的拯救社会的纲领。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中国革命，这个过程尚在继续着。毫无疑问，只有从产生当代中国的历史环境中，才能找到中国革命的主要线索。西方势力的侵入，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加以旧有的生活准则几乎全部被破坏，促使了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冲突，于是产生了革命的必要性。  
但是，在必要性和可能性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就存在着用革命加以改造的迫切必要性。但这革命一直没有完成，原因很简单；外来帝国主义的力量太大，不准中国人民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作为远东最危险、最强大的帝国主义的日本被打败了，西欧的帝国主义也遭到削弱，这才使中国革命成为可能，并使它转入一个新方向。  
　　但是，革命的可能性和革命的成功之间也存在着一道鸿沟。明摆着的事实是，如果没有日本的失败，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的削弱，没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内部发生的变化，GCD就根本不可能夺得政权。然而，同样明显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只是在基本的意义上影响、而不能决定中国内战的具体进程。基于同样的道理，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间中国经济及中国各阶级的社会基础的变化，也不能决定中国内战的曲折进程。这些变化甚微小，不足以说明为什么共产党恰恰是在世界历史的这个时刻战胜蒋介石的。  
我并不想过份强调心理上的因素，但人们不能不认为，蒋介石之所以在这时被打败，是因为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间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人心向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这种人心向背的变化不是在冷静的学术性气氛中，而是在十分激情高昂的情况下发生的。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这段期间，激情在中国内战中起了主要作用。我并不否认，这种激情是以前就存在的外部条件所造成的。但是只有当中国人民的激情冲破束缚它的一切牢笼，并对中国社会的客观环境发生作用时，共产党及其同盟者才能乘势夺得天下。  
蒋介石是被激情、而且主要是被激情搞垮的。中国农民投入战争与革命中的热切的希望和刻骨的仇根，化成巨大的激情的能量，像在中国社会中爆炸一颗原子弹似的，几乎把中国社会炸得粉碎。从农民们蜂拥着冲进地主宅院的脚步声里，从一个其土地被农民分掉、其身躯也被乱棒砸成肉酱的大地主垂死呼号中，从一柄杀猪尖刀向着其祖宗牌位平素受到农民拜祀的族长的心窝猛扎进去的闪光中，从一个被自己的母亲引来的蒋介石特务砍掉脑袋挖出肠子的姑娘的惨叫声中，从阴沉沉地念着“蒋介石来了”的摆香案降神的巫婆的喃哺咒语中，从妇女们用剪刀剪割一个恶霸身上的肉时发出的咔嚓咔嚓声中，从过去在丈夫拳脚下呻吟、如今在村里组织起妇女会的新媳妇们把她们所痛恨的男人又打又抓又撕时发出的凶狠的复仇叫喊声中，可以感到、看到、听到这种激情的广度和深度。在中国辽阔的国土上，在平原、山区以及田野里，这种激情到处都高涨起来，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新力量。  
　　在内战和革命中，主要的任务就是如何因势利导这些巨大的激情。那时几乎没有什么先例可遵循，没有任何航海图可作指南。过去蒋介石之所以能够维持其对中国人民的统治，是因为群众的失望和仇恨还不足以激发他们摆脱麻木状态。当出现了新的局面，激愤的农民起来的时候，蒋介石本当理解这种新局面和农民的激愤之情；但这两件事他都没有做到。事实上他根本不想去了解人民的心情。这就是蒋介石失败的一部分内因，也是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一部分内因。美国政府、美国报界、美国人民以及美国在远东的各使馆、军事机构和商业办事处，都只顾本国或本身的狭隘利益，而看不到苦难的中国农民的心情，这些农民虽然目不识丁，但心情极度激愤。  
对于这些（美国）人，体会一下穆罕默德谴责麦加商人的话是适当的：  
　　但你们不优待孤儿，
　　又不相互鼓励，施食于穷人。  
　　GCD人则不是这样的人。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先知——有时是假有时是真，视情况而定。作为先知，他们找到一幅航海图——一种本领——来指引他们穿过战争和革命所唤起的非常单纯而古老的激情的惊涛骇浪。阿摩司就是用这种本领把耶和华从天上请下来，严厉惩办以色列的统治阶级的：  
　　我厌恶你们的节庆，
　　也不喜欢你们的集会。
　　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
　　我却不悦纳。
　　也不顾念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
　　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
　　而且我不听你们的奏乐。
　　惟愿公平如大水溶溶，
　　正义似江河滔滔。  
　　以色列的先知们是用这些话改造上帝的，共产主义的先知们也是用这些话改造了并正在改造着中国社会的。

自觉的梦游人

一九四六年中国爆发内战时，我正在美国，像很多人那样正想把被多年的战争彻底打乱了的生活安顿一下。我离开中国已有四年，在这期间中国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有一种情况却没有变，那就是没有和平。抗日战争刚结束，中国人民就被投入了内战。这场内战比中国四千年的曲折历史中的任何一次冲突都范围更大，更惨烈，更具重要性。  
一个素称爱好和平的民族，刚从一场外敌野蛮入侵的浩劫中幸存下来，又陷入兄弟阋墙的惨剧，此情此景实在令人触目惊心。马歇尔进行调解所达成的停战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和共产党又在华中和长城内外大打起来。到了一九四六年中，中国遍地烽烟，双方厮杀之激烈，就是在对日抗战中也是少见的。  
　　对这种实在可怕的现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老一辈的中国通说，中国之所以爆发内战，是由于中国人秉性野蛮，无能力治理自己。新一辈的中国通则归咎于蒋介石的政治腐败和共产党一味争夺政权。中国的大学生们认为，原因在于蒋介石的特务暗杀呼吁和平的教授。中国知识分子说，这是由于美国向蒋介石的战争机器大量供应军火。前大使蒲立特则怪那个雅尔塔交易，罗斯福总统在那次交易中邀请斯大林进入满洲参加对日战争。所有这些解释都带有形形色色的个人偏见，也许作解释的本人是相信的，但从历史事实的角度看，却似乎颇不足信。  
　　只看雅尔塔交易一个例子就可以了。假如我们相信蒲立特先生的逻辑，罗斯福总统当年要是不邀请斯大林进入满洲打日本，蒋介石可能已经控制了全中国，并把共产党削弱到不敢违抗这位中国独裁者的地步，若要是违抗，就会在几个月内被消灭掉。这样的逻辑简直不顾以下的事实：共产党同蒋介石打了二十年仗而从来没有被消灭掉。而且它还进行了八年抗日战争，它不但没有象蒋介石那样在抗战中糟到削弱，反而变得更强大了。要是想寻根究源，那么更重要的是，自从西方列强用炮火轰开东方的门户以来，在这古老的儒家社会里所引起的如此激烈的矛盾，直到今天还没有解决，以致一直处在战争之中：英国在一八四〇年挑起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的二十年血战、回族的起义、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庚子之变、国共内战——冷酷而确实的情况是，自从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以来，中国没有一年是太平的。所有这些流血事件无可争辩地证明，不但俄国人与中国内战无关，并没有从中插手，而且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中国内战根本是无法避免的。  

所以，我在美国注视看中国陷入又一场内战的时候，并不十分感到意外，只是感到悲哀，因为我是很喜欢中国人民的。这场战争是一个悲剧，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反对打内战，不但普通老百姓反对，就连蒋介石部下的一些老将领和国民党人员也反对。不过蒋介石部下那些人的反对是很勉强的，只有民主人士大声疾呼要求和平。马歇尔在华调停期间，民主人十的反战运动特别高涨。许多大学教授奋起与国民党右派斗争，后者是国内最猖狂反对和平、要求全面内战的势力。把国民党镇压中国知识分子的暴行揭露得最淋漓尽致的人，是大家所万万想不到的。此人就是加拿大传教士文幼章博士。他在中国住了二十年，做过蒋介石的社会问题顾问和宋美龄的秘书。一九四七年，文幼章离开中国，不久就声明他离华的原因。  
　　他写道：各方面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蒋介石无意恪守他（对马歇尔将军）的诺言，正在策划全面内战。那时他急欲压制一切民主人士的反战呼声……于是，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当他即将撕毁马歇尔所主持达成的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的时候，他密令特务残酷暗杀组成一个委员会的十二位教授（这些中国救授，有几位是美国留学归来的，当时正极力主张各方妥协，成立一个中间路线的政府）。  
　　第一个遇难的是李公朴教授，他和他的小儿子被枪杀在街头。第二天，著名的国学家闻一多在离开一个集会时被刺杀。那个委员会的其余十位成员，都已内定在当晚被杀害。幸亏其中有一位跑进美国领事馆，把这次政治迫害阴谋告诉美国领事。这位勇敢的领事立刻换上军装，开着吉普车出去，车上插着美国旗，把八位教授接入领事馆保护起来。还有一位教授跑到一个周围有高墙的中学里藏起来。  
那天夜里，六百名中国学生保卫校园，打退特务们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后来美国政府出面干预，用飞机把这些教授接运出了中国。  
　　李公朴和闻一多被杀的消息，使我大为震惊，因为这两人我都认识，是很优秀的人才。但是象所有的中国民主人士一样，他们不掌握武装，因此几乎完全没有依靠。也许正是有鉴于此，所以中国各地掌握武装的集团才拒绝向蒋介石交出武装。  
　　抗日战争结束时，南京政府要求共产党放下武器，然而不但共产党紧握手中枪，而且同共产党联合反蒋的成千成万的农民和学生也拿起武器，准备迎击进犯他们家园的蒋介石军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神奇力量驱使这些非共产党人去支持被公认的中国政府所讨伐的盟友？难道他们真的以为，把日本人打跑以后，中国其他各界人民都将支持他们反对拥有强大兵力的蒋介石吗？如果他们背弃虚幻的盟谊而归顺蒋介石，固然还得担心蒋介石会剥夺他们在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中所赢得的那一部分自由权利，但岂不亦胜于跟着共产党去自杀？  
　　在那时，反对蒋介石的人的确显得是自取灭亡。蒋介石的兵力比八路军多三倍，大炮、机关枪和步枪的火力也占相应的优势。蒋介石还有空军、铁路、军舰和汽车，共产党却一无所有。蒋介石据有长江流域和珠江三角洲的肥沃土地，经济力量相对雄厚。他占着所有的大城市，沈阳、上海和汉口的最大的兵工厂都掌握在他手里。共产党偏处中国比较贫瘠的地区，没有任何象样的城市，只有一点简陋的军火工业设在山中。此外，蒋介石控制着几乎全部海岸线，可以同外国通商，并且被包括苏联在内的列强承认为中国合法政府的元首。共产党却被封锁在内地，只能用自行车和骡车贩运于穷乡僻壤之间，在国际上且被视为叛逆。毫无疑问，蒋介石的战争机器看来是处于优势的。  
就连多疑的老中国通也认为，蒋介石现在的军事力量看来比抗日战争前当他是中国无可争议的统治者时还要强大得多。上海的美国商人写回美国给我的信说，美国已经把蒋介石的军队整顿得面貌一新，已不再是我在四年前所见的腐败样子了。这支军队经过很好的训练，纪律严明，装备精良，士气旺盛。“共军是打不赢它的，”一位美国商人的信中写道，“战争将在几星期内结束。”  
我曾经采访过蒋介石的六十几支部队，所以对信中所说的极表怀疑。然而，报纸上所登载的关于中国内战的进程，好象又证明我的朋友的话是对的。蒋介石捷报领传。在美国军舰和飞机的协助下，蒋介石迅速地把他最精锐的部队运到华北和满洲的各大城市，而共产党的游击队只能在城外活动。他不用费很大劲就肃清了京沪周围地区，把众多的共军赶到黄河以北。  
一位国民党军官说：“共产党是小孩子，不懂得打仗。”蒋介石的高级将领们宣称； “战事将在三个月内结束。”美国报刊也附和了这种论调。由于没有别的消息从中国传来，人们很难相信共产党能够项得住，更不用说打赢战争了。接着，到了一九四六年年中，朋友们开始来信谈到华北出现了一种令人惊奇的局势，这种局势后来导致蒋介石节节失败和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个消息不很确切，但有几点值得注意。共产党、八路军受到蒋军驱赶，不坚守阵地也不迎战，放弃了所有的大城市、铁路枢纽和重镇。可是，他们跟抗日战争时期一样，不仅在蒋介石的后方保持游击基地，而且在各地农村发展自己的势力，逐步把国民党军孤立起来。结果，虽然蒋介石仍然步步推进，可是进展已经缓慢下来，看来要成为一场持久战。面临着这种黯淡的前景，蒋介石的一些将领暗中设法促进停战，认为只有采取政治方式，才能解决问题。与此同时，大批青年学生不堪蒋介石文化专制的压迫，倒向共产党一边，去领导农民。更令人惊奇的是，工商业者承受了沉重的捐税负担，有些人的工厂被蒋介石搞所谓国有化而归于乌有。他们对国民党政府极度不满，以至于积极设法把美国武器弹药输送给共产党。在这种爆炸性的局势中，共产党改变了他们过去十年所执行的改良主义政策，而突然发动一场革命，这件事就象对准蒋介石的脑袋扔去一颗炸弹似的。  
美国报刊上关于这场革命一个字也没有报导。这似乎是很难以置信的。美国政府官员、情报人员以及中国问题专家，也都丝毫没有谈到这场革命。我感到奇怪，任何人要是不知道共产党对他们区域的人民做了些什么，怎么可能了解中国的事态呢？当然不可能。看来，不但新闻报导，而且对华政策也是以完全错误的前提为根据的。这真叫人不安。  
　　我知道，要想了解这场革命，唯一的办法就是到现场去。可是我又为自己找不去的借口，说在中国生活很不卫生、很苦和枯燥——这些都是实情。并说我厌倦了战争，这也是实情。后来我想到在中国内战中无辜牺牲的成千上万条生命，想到为和平奔走而被杀害的李公朴和闻一多，想到被共产党引上革命的艰辛历程的千百万饥寒交迫的农民。牺牲我个人一点舒适生活，去探索这场战争和革命的真谛，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意义吗？  
　　于是我抱着这种庄严的心情，收拾行装，离别妻子登上一条货船前往中国。

自觉的梦游人

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不持护照而在一个外国登岸的。我并非有意吹嘘自己有什么本事，但我确曾不只一次，而是两次在中国登岸，都没有任何人要我出示我的美国护照。这至少反映了远东的一般情况。  
　　我第一次在中国登岸是在一九三三年。那时，我根本没有拿护照，我是“约翰逊总统号”轮船的一名水手。这船很旧，是一九〇四年造的，木质甲板还漏水。我口袋里只有一毛钱，但我那时才二十三岁，有着浪漫主义的性格。船到香港我就上了岸，决心在东方逛一逛。我原打算呆两个礼拜，但渐渐喜欢了中国，结果呆了九年。  
　　第二次到中国时，我其实有护照，但是没用着。我们的船经过四十二天令人疲累的航程，越过太平洋，到达天津外面肮脏的港口塘沽。那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中国的币值象当时的气温一样下降得很快。普通老百姓拿着这些不值钱的纸币，买不到柴和米，挨冻又挨饿。所以，当一位圆滑的海关关员乘艇登上我们的船，一面宣称他不能让我们上岸，因为这是违反规定的，一面悄声对我们说，他家里子女多，不忍让他们挨饿时，我们并不感到意外。他的话很罗嗦，但没有中国人惯于采取的拐弯抹角，所以我们很快就猜到他的来意。他见我们懂得他的意思，便改变了态度，毫不客气地向我索取一件皮夹克（他没有得到）。他还向一个乘客要二百块美元和一个金手表(他得到了)。这个乘客带着一大箱染料，他自己估价值一千美元（但我相信在染料短缺的天津市场上其实可以卖一万五千美元）。之后，这位有七个子女的关员，干脆把海关条例抛到九霄云外，让我们在华北一处空旷的田野里登岸，于是我们和他双方都免除了办理海关和入境手续的麻烦。  
我阔别中国四年以后，就这样又回到那里，这丝毫没有夸张的成份。这件事是我得到的头一个印象：蒋介石的官吏一如既往，仍然是贪污勒索的能手。  
　　我们交了好运，驻扎在那里的一支美军怜悯我们的处境，把我们送到他们在塘沽的司令部。如果我没有记错，那里驻有一连美军，看守着一处军火堆，这些军火四散堆放在田野里，而那里正处于共产党民兵出没的中心地区。那些美国兵思乡心切，十分窝火，觉得受了一种自己并不赞同的美国政策的愚弄。后来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心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几个月后，当这支美军正要调离中国之际，共产党的民兵以为这个军火堆将被移交给蒋介石，便进行袭击，打伤了一些美国兵。美国当局勃然大怒，宣称这些军火本来准备丢进海里的，既然共产党的民兵欺人太甚，美国就要把这些军火交给蒋介石了。用这种办法整共产党是骗不了人的，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不管怎样，美国终归是要把这些军火交给蒋介石的。  
　　离开塘沽那些思乡的美军后，我经天津前往北平，在一九四六年除夕进入城墙上筑有雉堞的北平城。我上回最后一次看到北平时它已处于日本占领下。我是在一九三九年和史迪威上校一家人离开北平的。史迪威那时正要回美国向陆军部情报处汇报工作。他跟情报处闹意见，因为情报处不重视他关于日本越来越成为美国心腹之患，因此美国应该援助中国的报告。  
那是多年前的往事了，我之所以旧事重提，是因为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不久，史迪威将军（那时他还在冲绳岛）要求中国准许他去北平作最后一次访问，但蒋介石对他记仇，不准他入境，史迪威只好回美国，不久就死了，永没有机会再看到他如此热爱的北平。  
　　假如这次他能够同我一起重回北平的话，他会看到这个城市在外表上没有多大变化。在华北的寒冷的晴空下，这座故都仍然如此令人神往。在昔日皇宫的许多园林里，服饰华美的青年男女在已封冻的护城河上溜着冰，使人根本想不到在那巍峨宫室之外，中国已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处于内战和革命之中。已有许多老中国通回到北平的胡同住所重操他们的旧业。他们隐处恬静的宅园里，重温以前的悠闲的生活，好像完全不知道，在那高高的城墙之外，一出历史剧正在血迹斑斑的中国大地上展开。  

然而在新年假期中，中国故都的深池厚墙已经不足以把战争与革命的气氛屏诸于城外了。这种气氛，从哈尔滨到上海，从黄海之滨到内蒙，笼罩着全中国。在圣诞节假期间，据说两个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在东交民巷外面的操场上强奸了一个中国姑娘。北平成千上万大学生的民族情绪本来就很高昂，这个事件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  
一九三六年的时候，我曾经目睹上万名北平学生，不畏军警的棍棒殴打，上街游行，高呼“坚决抗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分割华北”等口号。现在，在一九四六年底，就在这同一的古老城墙下，我又看到新一代的中国学生，显然继承着他们前辈的政治和精神传统，再次举起当年的民族主义旗帜上街游行，这次喊的口号是；“美国兵滚回去，我们要自由！打倒美帝国主义！”  
　　这两次示威游行的特点．倒不在于它们都是由北平学生发动的，也不在于它们都是反对外国的，而在于它们都是违反蒋介石政府的意愿的。时间相隔已十年，学生已是换了一代，然而两次游行都是反对蒋介石，要求民族解放的。此中意义，明眼人是清楚的。  
　　人们无需是一个国际间谍也能看出，北平许多在政府圈外的中国知识分子，都认为美国对中国内战的继续应负主要的责任，因为是它武装了游介石。人们也无需是一个先知也能断定，美军在中国土地上留驻越久，就越利于共产党向人民宣传蒋介石已成为美国的走狗。  
由于上述以及其他许多因素，美国调停中国内战的全部工作正在迅速崩溃，似乎没有一个人知道应该怎么办。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美国军官们更是不知如何是好。他们的办公处设在用洛克斐勒基金创办的协和医学院里，他们工作得如此狂热，以致对此感到钦佩的中国学者们很快就给执行部起了个外号，叫“万睡上校官”。  
　　那些上校们是否上班时睡觉，这并不重要，因为到了一九四七年初的时候，中国内战的所谓停战已经被破坏无遗了。当国共双方的代表在南京、上海及北平谈判的时候，双方军队正在满洲及华北的战场上互相厮杀。  
中国有句谚语说：“台上互相敬酒祝福，台下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这句话可谓是对一九四七年一月时的中国局势的最好写照。  
　　这句讽刺话所反映的悲剧，美国调处特使马歇尔并非毫无所知，他在一九四七年一月中旬承认失败，收拾行装回国了，行前发表一个怨气冲冲的声明，对国共双方各打五十大板。  
　　在马歇尔发表上述声明以后，人们无需具有特别致锐的眼光也能看出，中国那早已广泛展开的内战，即将变成一场争夺中国大陆的全面冲突。鉴于交通随时可能断绝，我决定马上动身去解放区。

[原注一：解放区是共产党用来称呼抗日战争中所有肃清了日军的地区的名称。在解放战争中这一名称被沿用。一般不称这些地区为“共区”。]

[ 本帖最后由 自觉的梦游人 于 2009-4-25 14:51 编辑 ]

自觉的梦游人

要去解放区，怎么个去法，却是有些问题。十年前，当埃德加•斯诺冲破国民党的封锁，成为第一个访问红色区域的外国记者时，共产党偏处西北一隅，还不难找到他们。如今他们在苏联边境和黄海之间的广大区域里驰骋，茫茫大地，如何才能与他们接上头？  
原注一：当抗日战争开始时，共产党只在西北控制了一块贫瘠的根据地，人口150万左右。抗战结束时，解放区面积达八十万平方英里（二百万平方公里），人口一亿四千万。虽然解放区并不巩固，但这一事实说明，共产党并不是靠俄国支援取得内战胜利的。他们实际上是在抗战中攒下内战获胜的资本的。  
我本来可以搭乘那时还定期飞往共产党首都的美国联络飞机去延安。但是延安已经有点像是一个旅游中心，在中国的每一个外国记者都争着飞到那里去看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共军总司令朱德一眼。我不想去凑这个热闹，因为这种方式不能深入了解中国人民、中国内战和革命。  
　　我本来还可以去满洲。但是东北是在传统的中国生活的主流之外，那里没有轰轰烈烈的反封建主义斗争，没有严重的土地问题，因而不存在突出的革命形势。另外，和许多人的见解相反，满洲不是决定中国内战胜负的地方。我想正是这后一点促使我决定另找去处。  
　　当时最关键的战区是华北。这里是一片广大的平原，人口九千万，位于蒋介石的首都南京和满洲之间。蒋介石据守平、津和华北一些地方，但除非他能在这个平原上打开一条通路，使他的孤处华北的部队同他的首都连成一气，否则便休想统一中国。横亘在蒋介石南北两军之间、挡住蒋介石北上道路的，是共军陈毅和刘伯承两部。陈毅将军的总部设在上海以北、北平以南的滨海省份山东。独眼将军刘伯承则驰骋于晋冀鲁豫边缘的广大地区，时而横扫平原，时而向西退入高扼平原的山西丛山之中。于是我决定进山去探访这位名将。  
原注二：当时解放区有七个边区，每个都有自己的军队和选出来的政府。共产党并没有全国统一政权。1948年，几个边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这给了共产党建立中央政府提供了一个基础，如果他们确有此意的话。  
刘伯承不但是共产党最骁勇善战的将领之一，而且关于他的传说也是最多的一个。他早年追随过孙中山，一九二七年举行起义，反对蒋介石，参加毛泽东在华南井冈山创建的中华苏维埃政权。他一度做过红军的总参谋长，并曾在苏联高级军事学院学习过。一九三四年，红军举行两万五千里长征时，他是开路先锋。他同彝族首领歃血为盟，使红军得以安全通过这个骠悍的少数民族地区。在战斗的岁月中，他的一只眼睛被手榴弹炸瞎，所以得到了“刘瞎子”、“独眼将军”等外号。有时人们叫他“独眼龙”，因为在中国的传说里，龙是象征权力和机智的。他身上多次负伤，但都不是伤在要害处，因此人们称他是“福将”。那时，中国军界有一句话，说中国有三个半战略家，而刘伯承被认为是其中的一个半。  
（李根注：刘伯承的右眼是在讨袁护国战争中，于1916年3月攻打丰都时被子弹击伤的。子弹射穿颅顶，从右眼眶飞出。经德国医生开刀摘除右眼球时，为保护脑神经，未用一点麻醉药。刘伯承清楚地数出了七十四刀。）  
刘伯承的总部设在邯郸附近，从北平前往那里要穿过平原走三百英里路程，其中至少三分之二的路程须乘大车，绕过国民党占据的几个城市，而且是我自己一个人，没有译员同行。但我中国话讲的还可以，同时这样可以有机会现察共产党的后方地区而不受中国译员的监视，所以我不很在乎此行的艰难条件。  
　　虽说前往刘伯承的总部并不十分困难，但第一步是要设法进入解放区，这却不是易事。为了解决这个因难，在北平的几位共产党人士跟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洽商，让我搭乘他们运送救济物资的便车前往解放区。  
在天津，我和“联总”的人员一起过了几天，颇受启示。在那以后的一年时间里，我又在各地和其中一些男女成员混得很熟。当我回顾过去十年战争期间我所见过的许许多多卑鄙的事件时，不得不说“联总”在中国的工作是最不像话的了。“联总”在华人员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南斯拉夫、法国、奥地利等二十几个国籍，他们无不对蒋介石政府在“联总”物资上营私舞弊的行为感到惊骇。然而更使我在“联总”的朋友们气愤的，是美国政府如此纵容蒋介石，任他肆无忌惮地处置“联总”的物资，而这些物资是五十二个国家的人民捐赠的，其目的在于减轻饱受战祸的人们之困苦。  
　　首先是公然歧视华北受苦难的人民，只因为他们是在共产党管辖区内。这完全违反“联总”的一项决议，其中明文规定；“在任何时候，救济和善后物资不得被当作政治武器使用，在分配物资时，不得因种族、主义或政治信仰而有所歧视。”在中国，歧视是十分明显的，而且是故意的。因日本占领而遭难的中国人民估计有二亿六千六百万人，其中一亿二千万人（如果包括满洲应为一亿五千万人）是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内。如果“联总”的物资是公平分配的话，那么运抵中国的二百七十万吨物资中，至少半数应分给解放区。但实际上，住在共产党地区的人民只得到百分之二，百分之九十八都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使用了从消极的封锁到悍然发动军事进攻的一切手段，竭力阻止“联总”物资运入共产党地区。更恶劣的是，蒋介石的官吏上下其手，在这些捐赠给中国人民的救济物资中大捞一把，营私自肥。  
　　这种恶劣行径使“联总”工作人员大为沮丧。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出于高尚的动机志愿参加这项工作的，有些人是由教会派出的，每月只拿三十美元的工资，因此当他们看到，一列车一列车的粮食经过一千英里的路程运到内地，本来是为救济中国饥饿的农民用的，岂料军人们又把这些粮食用车载船运经过一千英里倒运回来，在黑市上售卖时，他们倍加感到痛心疾首。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位美国姑娘，她自告奋勇照顾一批孤儿，“联总”发送一批食物供她养育那些孤儿，可是蒋介石的军官们不准她提取。结果，很多孩子饿死了，而那些本来可以救他们一命的食物，却在附近的仓库中出售。这位美国姑娘给她在上海的上司写信说：“仅此一事就足以使我变成一个共产党员。”她的上司照例提出了抗议，但心中明知这是白费劲。  
“联总”的一些较年轻的工作人员的愤慨之深，也颇使我惊异。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美军中服役过，另外一些人则在欧洲参加过反希持勒的地下斗争。他们过去斗争时目标很明确。他们反对蒋介石如此刁难他们的国际事业，横加阻挠救济物资运入华北，不让救济在抗日战争中受难最深的华北人民。  
　　正好这时“联总”天津办事处想开辟一条路线，把药品和医院用的病床穿越战线运往共产党地区。这是一件冒险的事。双方部队的防线不断变化着，又没有公路，而双方的士兵有时还向“联总”的汽车乱放枪。但是这毕竟是通过前线的最好办法。等到以后蒋介石完全切断“联总”的运输线路时，那就得自行设法偷越了。  
　　经历了几桩小小的冒险之后，我到了沧县，这是国民党在华北这一带据守的最后一个城市。在那里我遇到一位名叫乔治•巴克莱的年轻美国人，他正要把三卡车的廉价病床运交给共产党。这批货物并不十分有价值，但是巴克莱非常认真负责。不过，对他轻易冒风险的做法，我认为无论是他自己的上级还是共产党，都不会赞赏的。至于蒋介石的官员们就更不用说了。  
　　我对巴克莱说我愿跟他同行，并说明我非去不可。他想出一个主意，叫我冒充一名“联总”代表。他交代我；“上车后请坐在我身边，不要说话。”

自觉的梦游人

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天色开始暗下来了。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赶紧动身，才能在天黑前到达战线那边的第一个共产党城镇——泊头，路程为三十英里。我们匆忙地把铁床、药箱等货物装上卡车使出发了。我们的车子开出沧县城门时，在铁丝网路障后的国民党岗哨挥手叫我们停车。  
　　巴克莱笑着对端着枪向驾驶台走来的哨兵打招呼说；“你认识我吧？我上次来过。”  
　　哨兵点了点头。  
　　“那人是谁？”他眼睛盯着我道。  
　　“也是‘联总'的。”巴克莱回答。  
　　我坐在驾驶台里，默不出声，装着不懂中国话，并努力装得象个国际救济工作者的模样。那哨兵带着一种不在乎的好奇心端详了我一会，在我们的药箱上敲了几下，就拉开路障，挥手让我们的车开出去，进入华北大平原。  
出城不远，我们过了大运河，进入无人地带。车子走在高低不平的大车道上，颠得很厉害，路面有时与田地一般高，有时突然深陷入铁轮大车所碾压出来的坑洼里。四面是一望无际的平展展的田野，在阴晦的冬日中，显得光秃秃、褐色和毫无生机。  
　　我们行驶了十英里——十五英里——二十英里，没有看到一个共产党、一个军人或一条枪，到了黄昏，田野慢慢灰暗下来，刮起了阵阵冷风。大气里象有一匹被缚住的野兽在咆哮。天地之间隆隆作响，似乎随时都可能雷声大作。呼啸的风象发出狂笑似的吹过我们那不带顶棚的卡车，陈阵尘土从挡风玻璃的边缝里钻进来，我们的车子跌跌撞撞地在平原上行驶，四周茫茫一片，荒凉而单调。我们多么希望共产党赶快来接我们。我们不愿在黑暗中遇到枪击。但是举目四望，平原上什么也看不见。莫非这里不久前受到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共产党的据点全被拔除了？  
我看罢四周的田野，低下头来点燃一支香烟。突然在路右手边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接着咔嚓一声好像是枪弹上了膛，随后就听到吓煞人的喊声。我像挨了枪击似的惊跳起来，巴克莱来一个急刹车，十几个武装人员跳到车上，像是要把我们从坐位上拉出来似的。车子嘎吱一声停住了。  
　　我下意识地抬手准备抵挡来人的袭击，但他们没有想打人的意思。他们当中一个人说道；“我们等着你们哪。我们是来接你们进泊头的。”  
　　原来这些拦车人是民兵，他们一拥而上，有的站在踏板上，有的趴在车头上，我们的车子又往前开了。突然空中啪的一声响，一颗子弹呼啸着飞过我们头顶。护送我们的人急忙从车上往下跳，我们又来一个急刹车。这时枪声大作，我们的护送人员端着枪，俯身往前疾跑，嘴里大声喊叫着不知什么话。我们猜想大概是口令。因为枪声停下来了，民兵们回到车上，我们继续赶路。  
　　我们又一次来到大运河边，在一座桥前停下，等木栅打开后，车子从桥上过了河，进入泊头。这里是遭到破坏的津浦铁路线上第一个共产党据点。镇里的街道黑幽幽的，看不到什么生物，也看不到一个人。我们的车子停在一座石砌的房子旁边，民兵们下了车，我们呆在车里，等着看会发生什么情况。不一会儿，街上前前后后的门部开了，一缕缕灯光射到街上，一群群的人出现在车旁。  
“嚯……哈……”人声嘈杂，许多双手伸过来，把药箱抬入黑暗之中。
　　一个人走过来，把我们领到当地的商会。大房子里生着个炭火盆，虽然烧得很旺，也驱散不了寒气。借着两盏油灯的微光，我看到有四个人。他们自我介绍是泊头的镇长、副镇长、解放区救济总会在当地的负责人和联络处秘书。这位秘书姓陈，是个腼腆的青年，会说一点不流畅的英语。我向他们一一点头。有人推一个凳子过来，让我坐下。我说明我是一个美国记者。他们听了面面相觑。  
难道他们没有接到通知说我要来？他们说没有接到通知。没有派一名译员来接我吗？他们说没有。我把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将军给我的介绍信和路条拿出来。镇长、副镇长、救总负责人和陈秘书一个接着一个到另一个房间里去查验这些证件。他们如此慎重地到另一个房间验证的做法，不禁使我猜想那些证件上莫非有什么暗号。
　　我知道介绍信上指示泊头当局把我送到西北二百英里外的刘伯承将军总部去。我原以为他们看了介绍信后会向我说几句欢迎的话。不料他们回到大房间时一言不发，拿眼睛盯着我。巴克莱凭着同他们有一面之交，想替我说项，但那镇长咕噜着说：“介绍信倒是写得挺清楚的。”就不往下说了。  
　　老实说，受到这样的冷遇使我感到意外，当时甚至有点气愤。回想一九三九年，我第一次访问共产党地区时，新四军军长项英将军翻过一座山走了十英里到半路上来迎接，亲自带我到他的总部去。一路上还在树上和岩石上张贴着欢迎我到共区的标语。同现在相比，真是天渊之别。这些官员的态度好象是说：“我们不需要你。”我从他们的神态及对我的探问的支吾回答中懂得，他们对我这个美国人有所怀疑。我担心，如果各处都这样对待我，此行就不会有收获了。  
第二天早上，我心中更不踏实了。我起床时，巴克菜已经返回国民党区去了，周围没有人，于是我自己一人走到泊头街上。我看见我们服务员爬在梯子上，在商会墙上画的GCD主席毛泽东的巨幅肖像下面，忙碌地刷写标语。我用照相机把画像拍了下来。一个过路人立刻停下来，质问我拍照有没有得到批准。我想说：“你们可以画画，为什么我不能照相？” 但我还是装作听不懂中国活，以免与他发生争吵。  
　　沿街走到拐弯处，突然一个小孩在我身边一面跑一面喊“Mei Kuo fan tung”。 Mei Kuo就是美国， 至于fan tung，就我当时所理解是“饭桶”。叫谁饭桶就是骂谁什么也不会只会吃饭，也可用来骂人肥胖。由于我身穿飞机驾驶员的皮夹克，一定显得很臃肿，所以我不大在乎人家说我是一个美国饭桶。可是，再往前走了几步，在一堵墙前练唱歌的一群民兵，忽然转过脸来对着我露出讥笑的样子， 口中唱道： “打走了日本鬼子，又来了Mei Kuo fan tung”。”我没完全听懂，但意思显然是不很客气的。过了一会几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骂我“反动派”。我是镇上唯一的外国人，受到公开辱骂，很不是滋味。但我自我安慰说，现在才体会到，在美国的华侨洗衣工被小孩们追逐辱骂“中国佬！中国佬！”时，心里是如何想的。  
其实，我来到共产党区域第一天早晨所经历的，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乡村中的遭遇相比，算不了一回事。后来，战争越打越激烈，杜鲁门总统日益推行反共政策，美制飞机轰炸中国乡村，很多中国农民对当地所有的外国人部十分不客气。我举目无亲，感到很孤独，回到商会便找服务员聊天。他是迄今与我打过交道的人当中最懂道理的。他说，日本人在泊头驻军近八年，打人杀人，无恶不作。日本人走后，国民党军队在泊头驻扎四个月。他们也无恶不作，喝茶不给钱，还抢东西、砸家具。最可恨的是，他们在一九四六年扒开运河大堤，淹了老百姓的房子。为了核实这一点，我走到镇外，亲眼看见有些民房还泡在水中。水退后，镇上的火柴厂还灌满淤泥。后来，我又亲眼看到国民党制造洪水的战术。国民党军官为了军事上的利益，不惜扒开任何地方的河堤，哪管老百姓死活。  
　　这位服务员说，他喜欢八路军（即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因为他们不闯入老百姓的屋子，不抢粮食。现时泊头一带没有八路军，部队开拔已有几个月，镇上只有民兵。至于共产党员，他说不上来。没有人跟他讲过共产党员的事情，他也没有见过一个共产党员。那天晚上，副镇长陪我吃饭时，谈话内容与此差不多。“咱是无党无派的人，”他说，“咱不一定要照俄国人的样子干。”由此看来，我到解放区的第二个晚上，还没有遇见一个共产党员。我开始寻思为啥要跑到这个地方来。  
就在吃晚饭当中，谈定次日一早用大车送我去三十五英里外的阜东，从那里换车继续走，就这样一站一站地往刘伯承将军的总部送。计算一下，全程要走八、九天。我觉得这还是乐观的呢。坐大车一天要好二十英里路也是有些难的，因为快到阴历新年了，天在下雪，我怀疑有哪一位农民愿意在这样的时节出门赶车，哪怕送的是一个外国客人。  
　　晚上我躺下睡觉时，对下一步的旅行感到不很对劲，心想还不如呆在边缘地区，去找在无人地带活动的游击队。可一想到即将会见那传奇式的独眼将军刘伯承时，心中就很高兴，但是这一带的人似乎都不大友好，路上是否安全，也没有把握。  
　　知道一国的人为何对另一国的人不友好，这是一回事，亲身尝到这种不友好的滋味，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当人家冲着你呼反美口号时，不管你心地如何豁达，也是不大好受的。不过要对解放区的人民说句公道话，我应该承认我后来受到了很好的接待，只是在开头那几天我的确感到颇不受人欢迎。我就是在这种不大痛快的心情中，动身去二百英里外寻找刘伯承将军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

自觉的梦游人

第六节 大雪纷飞

    “打倒喝农民血的地主！”
　　“反对蒋介石把中国出卖给美国！”

　　“我们不当日本军阀的奴隶，也绝不当美帝的奴隶！”

　　我住处的墙上贴着这些令人有些紧张的标语。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冷得发僵。我把游介石的四十万元法币兑换成八万元共产党的边币，准备开始穿越华北平原的旅行了。

那天是阴历除夕。几天来地己冻得梆梆硬。昨晚，西边刮来大片乌云，雪下了整整一夜。一群小孩跟着我走出泊头城墙外时，雪还在下着。

　　在一所倒塌的房屋的土墙边，一辆北京式的骡车等着我。一个手拿鞭子的少年，从骡车的一边走到另一边整理着绳套。那骡子好像嫌冷似的，在地上刨着蹄子，咧嘴鸣叫。我的行李袋捆在车后头篷布外面，照相机和打字机放在车篷里头。雪花闪烁着，飘到地上，只见白茫茫一片。那些小孩的头上，落了一层蓬松的雪。雪悄悄地下着，周围的一切似乎都静止了。街上空荡荡的，只有一群小孩在我周围。

　　一个身穿泊头保安队制服的青年走过来，说明他来当我的警卫，要护送我一站到邻县阜东。他围着骡车转了一围，检查我的行李和绳套是否弄好了。他朝我望了望，我站在那里，雪花已经把我弄得一身白。他说：“上车吧，在车篷里躲躲雪。”

我迅速地上了车。这车就好像安在轮子上的小屋似的，用蓝布蒙在一个木框架上固定住，框架上部呈拱形，两旁插入车帮里，车篷里可以避雨雪。三面都挡住，我朝车前方看出去，就像是在隧道里往外面看似的。

　　车板上铺着一块很脏的垫褥，我坐在上面身子靠在车后背，两只脚伸出外面。这车似乎小极了。

警卫员也爬上车来，坐在车前方我伸出来的脚边。车把式吆喝一声：

　　“准备好了吗？”
　　小孩们尖声喊叫：“美国反动派，再见！”

我们出发了。骡车缓慢地走了一段路，轮子就陷入雪窝里，车身咯吱咯吱地响，骡子打着滑，累得直喘气。车把式不停地响鞭子，一左一右地猛抽在骡子身上，那骡子使尽全力才把车拉出雪窝。
　　天色越来越灰暗。漫天飘着棉絮般的雪花。空中暗云低徊，阴沉沉的一片，一缕阳光也透不过来，看样子这雪还得下好几个钟头哪。

我把身体略往前靠一下，在风雪交加的凄凉光线下看着我那两个伙伴。警卫员坐在前面，两脚在车外悠荡着。他身穿深蓝色衣服，还披着一件长抱，给他那粗犷外貌增添了一点满不在乎的神气。从他那鸭舌军帽底下，散垂着长而卷的黑发，厚实的嘴唇不时露出一丝带讥讽的微笑。他那模样有点像电影演员约翰·卡拉代思，但年轻得多。
　　他二十四岁，在八路军部队呆过。他很熟练地摆弄着他那支驳壳枪，只要一见雪地里有四、五个以上的人时，他就悄悄地把枪从盒子里掏出来，放在膝上，用棉袍盖着，不露出外面。

　　车把式手握鞭子，走在骡子旁边。他脸颊红润，牙齿焦黄而不整齐，一幅机灵样子。他十四岁，个子稍矮，但已经是满脸皱纹，好像是饱经风霜的三十五岁的人。他那鞭子很小，是用两尺长的木棍系一根同样长的细绳做成的，同他的身材倒还相配。

我们出了泊头，上了大车道，穿过田野往前直奔。路上不见行人。大雪和严寒足以使人闭户不出，何况已届年关，人们在家里忙着结账、敬灶王爷，准备过年。这一天出远门的人极少。
　　我们的车子颠簸着穿越一片广大的荒原。举目四望，都是平展展的，远处地平线才有树木。脚下的土地显得古老而衰竭，叶子掉光了的树枝丫，直耸天际，衬托出满目荒凉的景色。这些树与美国的有些不同，有点女性的形态，比较纤细，枝干上长出许多头发似的细长枝条。

　　雪不停地下着，盖满那难看的褐色平原，最后只见白茫茫的一片，我们的车轮像是在白云上面奔驰似的。有一次，一群鸟儿从我们头顶飞过。啾啾唧唧地清脆得像铃声一样叫着归巢；这阵悦耳的声音在雪茫茫的寂静中，听起来就像一曲绝妙的仙乐。

这种不期然的宁静为时很短。身处如此宽广的华北大平原，使人不禁心神不定。我们走得很慢，已经好几个钟头了，风景似乎毫无变化。不久我就觉得被这一望无垠的平原所吞没，凝视着它就像凝视着大海那样，使人迷茫。我感到像是流落异邦的游子，不知身居何处，也不知去向何方。面前既无路标，也无道路，甚至看不到太阳，无法判定行进的方向。
　　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我们来到一个大村庄，车把式停下来给牲口饮水喂料。我们走进一家茶馆，屋里蛛网密布，泥地上有粪污，墙角垛着一袋袋粮食，说明这店主有不少余粮过年。我们上了土炕，盘腿而坐，从小炕桌上拿起茶碗来，大口大口地喝。

　　在我的背后，烧着一柱香，屋角墙上贴着灶王爷的神像，面前放着几碗油饼、小米饭之类的简陋供品。灶王爷垂着长长的胡须，仁慈地默默望着这些供品。缕缕香烟缭绕在他的脸前，他也不眨一限。

　　我曾听到过GCD反对宗教的种种传说，可是这家店主依旧供着他的灶王爷，毫不担心有谁会把他墙上神像撕掉。

我们又上了路。傍晚的时候，我看到一种奇异的现象。我坐在骡车前部，头顶着车篷，两脚垂挂在外面，忽然火光一闪，先是右边，然后是左边。我以为是闪电，但一想不对，这闪光太靠近地面了。我坐在车上，等着这闪光再出现，但什么也没看见。这时近处树丛里忽然出现一团橘黄色的火球，在昏暗的暮色中闪亮了一下，就渐渐熄灭，使得那处树丛比刚才更加黑暗。这景像使我毛骨悚然。突然火球又出现了，闪亮一下，又归于黑暗。就在那亮光的一刹那，我瞥见几个人影晃动了几下。这些人影都紧贴地面，火球好像就在他们那里忽亮忽灭的。
　　快到树丛跟前时，我跳下车来，拨开外面的小树，看见几个坟头，前面有两个男人和一个老妇人，每人手里拿着一串纸钱，点着后扔到坟头上，然后跪在雪地里在坟前磕三个头。我这才意识到人家是在祭祖坟，然而这种简朴的祭祀使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因为它与我的世界和我的精神毫无共同之处，而富有莫名的神秘味道。我回身走了。一路上看到田野里火光点点，处处有人在自家祖坟前磕头。

我们又到了一个村子。在两排土屋当间的小巷里，有一座用松柏枝扎成的牌坊，装饰着黄纸条儿，正当中用小纸花缀成“恭贺新禧”四个大字。我们停下。一个农民过来问我是哪国人。
　　“美国人，”我答道。

　　他友善地笑了笑。在他的笑脸后面的屋墙上灰浆刷写的大标语：

　　我们不当日木的奴隶，

　　也绝不当美国的奴隶。

　　我凝视这标语好一会儿，觉得很奇怪，怎么在这个穷乡僻壤里，离开美国、离开马歇尔及杜鲁门总统那么老远的地方，会有这种政治口号。我那警卫员看到我这种神态，微笑道；“没啥，不要紧张。”

我问村里人这天晚上干哈。有人回答说：“我们有玩的，还有吃的。”这人还装模作样跳一跳说；“我们还要跳跳呢。”我很想在这里住下，看看这村里的人是如何欢度除夕的，我想凑个热闹，也参加跳几下。可是大概因为我是外人，暂时只许同官员和骡车夫打交道。
　　天色己黑，道路看不见了，寒气袭入篷车里，冻得我脚发疼。我们朝着远处有火光的地方走去，到达建桥镇，穿过它的土墙进入镇内，却见不到任何灯光，好像在战时通过一个倍遭破坏的德国城市的情景一样。

再往前走也没有用了，于是我们在一家大车店前停下来。车把式把骡子牵进院子里，卸下套，喂它吃料。屋里有人亲热地招呼我进去。我走进一间矮屋，借着一盏油灯的微弱亮光，看见有七、八个人极好奇地望着我，他们的面孔好像是从中世纪直接冲着我跳来似的。大车店掌柜的是个留着长长的络腮胡子的愉快的老汉，他招呼我坐在一只粮食口袋上面。
　　我的警卫员显然觉得这个大车店不够高级，不好让我这个“外宾”在这里住宿，于是出去给我另找地方过夜。不知怎么的，也许人家没有向他交代我的身份，更可能的是他根本不懂得记者是个啥，所以我这位警卫员对人说我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代表，是前往邯郸巡视，为运入粮食和药品作准备的。我心想，经过这番介绍，我准会受到人们的另眼看待，我满心以为人们会跑来诉说没饭吃，恳求我给予救济。没想到他们却对我说他们有足够的吃的，说由于实行了减租减税，他们生活过得比以往十五年都要好。他们告诉我，政府每亩只征收十七、八斤粮食的税，而过去是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什么杀猪税、干菜税，就连殡葬也要上税，还要支应各种差役。大家都认为现在的税制公平合理。

　　我的警卫员回来带我穿过衔镇来到一个院子里，那儿特别为我生了一堆篝火，几个青年和一位长者聚合在那里，邀我吃东西。我的警卫员自命通晓我的各种习惯，郑重其事地说：“他只爱吃甜食。”我不知道他是从何得知这点的，但是人家不管这一套，照样端来一盘盐水煮肥猪肉和—碗油腻的青菜。我觉得难以下咽，可是一看这些人很穷，他们是竭诚款待我的，我只好勉强吃下去，差点没呕吐出来。

过了一会儿，县政府派驻建桥的一位代表前来看我。他是本镇人，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华时，他在这里教书。蒋介石的军队被日军赶跑后，他带领一批学生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当时出现了很多支游击队，但多数是挂着抗日的招牌，趁乱打劫的盗匪。建桥镇一带，一度出现过十二个自称领导本区抗战的游击司令。一九三八年，八路军一个营的部队从山西境内的山上下来，开赴沿海途中到达这里，号召各支游击队整编为统一的队伍来除匪安良。本镇人民响应这个号召，很快成立了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在艰难的环境中存在了六年。一九四五年日军撤出这一带后，这个政府便进来接管城镇。这位青年人看来很为他所属的这个政府而自豪。
　　“我们的政府，”他不无得意地说，“是由包括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民主人士、无党无派人士等各方面的人组成的，有老有少，有男也有女。”

自觉的梦游人

天刚蒙蒙亮，雪还下着，我们又上路了。上午十点钟左右，我们到达阜东县，我的警卫员护送我这一程的任务便告完成而将与我分手。阜东是我的旅途的第一站，这里的景像使我颇为吃惊。不错，阜东四周有城墙，但是城内却是空荡荡的。城里原先有五百多户人家，日本人一九四五年从这个地区撤走时，放一把火把房子都烧光了，所以现在这里荒凉得像一个冰窟似的。

我的警卫员把我送到一座马厩里避雪，那里挂着一张破旧的列宁像，地上很脏。他把县长找了来，这位县长是位眼神和善的人，他领我穿过城里的瓦砾场来到他的办公处。那是一间小土屋，屋里用一九三九年的旧金山报纸糊着以御寒风。这些美国报纸是如何来到华北平原的这个原始城镇里的？是日本人带来的呢，还是哪个地主老财去北平、天津一类大城市旅行后带回来的？这是我搞不清楚的谜。墙上还贴着满脸胡子的马克思和思格斯的画像，还有zhonggong主席毛泽东的画像。没想到还有国民党及蒋介石奉为国父的孙中山的画像。县长告诉我说，这些画像是从南面三十英里外的“繁华”城市衡水的书店里买来的。
　　这位县长在抗战前也是当教员的。日军入侵后，他把老婆孩子托付给邻居，自己参加了当地的游击政府。“那时十分艰苦，”他说，“我们常常一天要转移三、四个地方。政府就和现在的一样，不过还要精干一些。”

他说他眼前主要的问题是对付水灾。去年铁路沿线的许多村庄被水淹了，淹死了一些人，饥民吃了几天树叶子，但没有饿死人，现在情况有所好转。
　　洪水过后，联总送了一点救济品给这个地区。数量不多，也不顶什么用。其中竟有破丝袜和女人的高跟鞋。“也许你老婆或女朋友用得着，”他笑着说，“我们这里的乡下妇女却用不着。”我望着屋外的雪地和残破、古老的城墙，心想这类挖苦“联总”的笑话在中国各地不知重复过多少遍。

　　我喜欢这位青年县长。他淳朴、有朝气、有见识，看来很接近群众。下午，他招待我吃过饭后，给我弄来一挂双骡大车。起车的是一位乐呵呵的老农，他脸颊像小孩儿一般红润，我见到他就咧嘴对他笑起来。

护送我这一程的是一位年轻愉快的干部，他跑在大车旁边，吆喝着牲口，“驾，得勒儿——得勒儿，”他一面高兴地喊着，一面赶着车跑，等那骡子奔起来时，他才跳上车，跟车把式坐在前面，一左一右地挥动手中的长鞭，放声喊叫，车把式则用一根树枝敏捷地敲打着辕骡的屁股，我们的车子在路上颠簸着疾驰。从奔跑着的骡子背后朝那灰色天空望去，经受着车轮的激烈震动，使人有一种随时都会飞离地面的感觉。“这两头牲口真好哇，”我对车把式说，眼睛看着他衣领上露出的一截干净的红脖子。
　　老汉回过头来，露出爽朗的笑容，说道：“是不赖。不过还比不上咱在抗战前的那头骡子。那头呀，爬山像头虎，涉水像条龙，你信不？”他对着护送人说：“它飞奔起来，真叫你气都喘不过来，一天能跑一百五十里，不止一回，有那么十几回啦。只是有一条，吃得太多。喂它吃草料时，好家伙，就像侍候一个火车头。多棒的骡子啊！它死时，咱都不忍吃它的肉，而是像人死了一样把它葬了。你想想，那骡子活了十七年呢。那身子骨呀，喝！”

“您的身子骨可硬朗哪，老乡！”我说道。那老汉满面红光，浑身是劲，乐呵呵地说；“谢天谢地，是硬朗啊，怎么能不呢？咱吃得饱饱的。政府一年给咱一百斤小米，我兄弟贩豆子，老婆和妹子做衣服，一家过得不赖呀。您信不信咱过年还吃上肉呢，吃得可好呢。”
　　我故意把共产党的一个口号反过来，说道：“您是不是吃地主肉啦？”

　　老汉一听，把鞭子搁在膝上，脱下手套，揩了揩嘴，把脸一沉，很不高兴地说：“您这位同志说到哪里去啦。咱不吃人肉。可是咱不敢说这一带没有人吃过地主肉。您说呢？”他转脸对着那护送人。

　　“怎么样？”我问道，拿出一支香烟递给老汉。

　我等着老汉用火镰敲打火石燃着火绒，点燃了香烟。
　　“他们是怎样吃地主肉的？”

　　“是地主先吃老百姓的肉的。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这一带有个柿子沟村，那里有个地主叫穆世安。这人可歹毒啦！您听我说，他是个国民党。鬼子来时，他拉我们参加联防团，说是要打鬼子和八路土匪。可是他马上投降了鬼子，逼着游击队员的家属把子弟叫回家来。他说，‘要不，鬼子杀你们全家。’他保证回家的人生命安全。八路的一个区干部回来，他把人抓去杀了，却又给开追悼会。真是两面三刀啊。从这以后，没人回来了。他就抓游击队员的家属去杀，那里一百多户人家，每家都有一人被杀。他看到鬼子得势，便强迫我们几千人背石头给鬼子修碉堡。碉堡的每块石头上都染着我们的血呀。

　　“这狗地主把我们不当人看呀。一天晚上，一个当了民兵的贫农偷偷回村来看他媳妇三花。三花知道男人天未明就得走，立刻和他睡觉。大伙儿都知道他回家了，谁也不说，只有那村长跑去报告地主穆世安。这汉奸地主把三花的男人从炕上拖出来，五花大绑抓走了。三花苦苦哀求那地主开恩放他男人。但是她穷，又没有人放过问这案子。她跑到拘留所，浑身哆嗦，哀求道；‘让我见见我男人一面吧。’穆世安的狗腿子说：‘你到街上去，就见着了。’她一听，以为放了人，马上跑到街上，果然见着了。碉堡地上一根木杆上挂着他男人的头。这碉堡是狗地主强迫大伙儿磨破手流着血修起来的。那颗人头血淋淋的，眼睛被抠出来了。三花一看就疯了。她爬呀爬，想爬上去取那人头，被大伙儿拉住送回家了。那天夜里下了大雨，人头掉在路上。天明鸡叫后，三花出门来到街上，看到男人的头，捧回家去。她把人头抱在怀里，躺在炕上三天王夜，又是亲又是摸，好像她男人还活着一般。她凶得像一头母老虎，又像一头下了仔的母狗，谁都不能挨近她跟前。我们说什么她都不听，一直紧紧抱着那颗血淋淋的人头，一刻也不松手。”

　　车把式话音停了一下，戴上手套，拿起鞭子，气呼呼地接着说：“这不是把老百姓不当人吗？”他朝着骡背上猛抽了一鞭，“这不是吃老百姓的肉吗？”

护送我的干部在老汉讲到半截时跳上了车，聚精会神地听着，这时插进来说道：“你们不是也吃了地主的肉吗？”
　　“那个汉奸的事我记得最清楚，”干部接着说，“四百多人控诉了他。全区有二万人参加了清算他的大会。很多小脚女人不能来开会，于是人们押着汉奸先游村，让大伙儿都有报仇雪恨的机会。我忘不了那次游斗的情景。那天我参加押解犯人。快到第一个村子时，我跑在头里，汉奸刚刚过了头一所房子，就有一群人手拿钢叉、锄头、长矛、棍棒朝他捅来。一个手拿剪刀的妇女高喊：‘我恨不得吃这汉奸的肉！’干部们一看群众的来势，知道没等到这汉奸到达会场堆要被就地打死。于是规定大伙儿可以打他，但不许把他打死。

“他被押着一村串一村地走了五、六十里路，每到一处都受到群众的愤怒控诉。老乡们遵照干部的规定，不动家伙，但还是把他揍得半死。有的人拿着菜刀要求道：‘让我割他身上四两肉吧！’我们费了很大劲才拦阻了他们。

　　“穆世安开头还挺得住。可是到了一个村子，他当街停下来，满脸淌着血和汗，像娃娃一样哭叫：

　　‘我在这里为大伙儿办事八年了……难道没有一个人可怜我？请行行好给我一块手巾擦擦脸吧……脏手巾、红手巾都行。’

　　“我痛恨他，但他哀告的声音像一个可怜的小孩。他十分狼狈，四面张望，向人求助。他像小孩向人乞讨一块饴糖那样，一再哀求：‘给我一块布吧，什么烂布条也行。’但是人们都站在那里，对他怒目而视。后来有谁说了一声：‘给他一块骑马布吧。’逗得大家笑起来，接着又揍他。我喊道：‘别往死里打，要留活的开大会。’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他拉开，但还是有一个妇女从村里一直跟到野地里，不断抓穆世安的脸。

　　“我们把他挨村游街示众后，在一处松林旁举行控诉大会。附近的墙上画着他的罪恶历史。一棵棵树上贴着纸，纸上写的都是被他害死的人的名字。那天早上，政府宣布要处决汉奸穆世安，参加大会的有两万人。穆世安一被押上台，就有十个人朝他冲来。一个人喊道：‘你杀了我儿子。’另一个人把他推开，说；‘别跟他废话，揍他狗日的！’众人齐呼：‘对，不用跟他多说，揍他狗日的！’人们开始往台上跑。这时，大会主席站起来，摆手叫大家安静下来，说：‘要揍也得分批来，得有个秩序才行。’

　　“第一批就有七、八个人揍他，跑上台来的人越来越多，有拿剪刀的，有拿刀的，朝他身上乱扎。我在台下，只听人们呼喊：‘别把他打死了，我们还没轮到呢！’我被人群推呀挤的往前靠，哎呀，真是……”

　　那干部的话音停了一下。

“别忘了三花的事，”车把式高声说，“我也参加了那次大会。您大概不认得我，我是去了。我不吃地主的肉，谁的肉我都不吃，但是我还是去了，我看得一清二楚。我忘不了三花那天的模样。她走了三十里路来参加大会，头一天半夜里走着来的。她早先是个大门不敢出的羞羞答答的小媳妇。可是那天，哎呀，变了一个人。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她上台扑向穆世安的情景。
　　“‘好哇，你这狗汉奸，你也有今天！’她喊道。三花一出现，群众就楞住了，因为大伙儿都知道她的苦情。人声静了下来，只听那汉奸回答说；

　　“‘你也看出，我活不成啦。’

　　“‘你对大伙儿说你是怎么害死……’说到这里，她哽住了，使劲抓自己的胸，下面的话虽然说得极轻，但是最远处的群众都听到了：‘是怎么害死抗日战士——我的男人的。’

　　“不是我杀他的。’

　　“不是你是谁？”三花厉声问道，“是谁？”

　　“是鬼子。’

　　“就是你！是给你害死的……’

　　“这时三花解下腰上系的皮带，在众人面前抽打那汉奸。那个喊叫声啊，她打一下，大伙儿就叫‘打得好！打得好！’我也跟着人喊起来。看着三花报仇，真叫人解恨啊……她几下就把穆世安打趴在地上了……哈，我忘不了……”

　　车把式摇摇头说：“忘不了啊。我可不吃地主的肉，但是三花有仇要报啊。”

老汉跳下了车，赶着骡子走。
　　“控诉会后来怎么了？”我问那干部。

　　“三花打过后，又有一些人跑上台来用棍子打他。他躺在地上装死。大会开了三、四小时，只有四十人轮得到打穆世安。这时主席叫停一停，向大家说：‘谁受过这汉奸害的站起来！’，五百人站了起来。这时要维持秩序很难了。大伙儿争先恐后往台上挤。干部们没办法，只好把穆世安拉出去枪毙了。他的家属把尸体领回去，用席子裹着。群众知道了，从他家里把尸体抢出来，揭开席子，继续用棍子打他。一个男孩儿用梭标在他尸体上连戳了十八下，边戳边喊：‘你砍了我爹十八刀，我也戳你十八枪。’

　　“最后，人们把他的脑袋揪了下来，一连几天有很多人来看。有人指着他的脑袋说：‘你从前当司令好不威风，许多人要来见你。现在你死了，还是有那么多人来看你。”

　　干部说完后，舌头发出啧声。

“真残酷啊！”他说。
　　“残酷？”车把式说，他原先走在后面，这时走到我们旁边。

　　“穆世安害死了一百多条人命，现在杀了他一个，这有啥残酷？我自己是不愿杀人的。不过你怎么能怪咱那些老乡呢？咱只杀了他一人，他家的人都和我们一样活着。这也叫残酷？不说是什么世道！”

　　他不作声了，阴沉沉地只管瞅着他那两头骡子。我们继续赶路，谁也不说话了。天快黑了，我们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寒风彻骨，我跳下车来走着，想暖暖身子。我看到右前方有个村庄，便说：

　　“太冷了， 咱们别急急往前赶了，不如在这村住一宿吧。老汉，您那牲口大概乏了，让它们也歇歇脚。”

我们在村里找着地方借宿。被平原上的朔风吹了一天，冻得够呛，进了这土屋感到又温暖又舒服。泥地上散发着粪便的臭味，房东宏大娘一手往灶里加柴禾，一手拉风箱，锅台上发出烧焦小米的酸味儿。我同老大娘拉家常。开头她不大愿意谈。她一个儿子在抗战中被打死了，一个儿子参加了八路军打国民党，老伴儿参加了反抗地主的暴动。说着说着，她不再拘束了，把肚里的苦水倒出来了。
　　“您说这是什么世道！鬼子在这儿时，我老伴儿交不起租子，硬叫那狗腿子陆华斋打了二百板，屁股都打烂了。您以为这回他老实了吧？没那事儿！八路军一来，他就要参加斗地主。我说；‘记住你的屁股，下一回你的脑袋也保不住啦。’这倔老头儿！您以为他听我的啊，才不呢！我们两口子吵了一宿，他发起火来，把我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媳妇儿为他好，他反倒揍媳妇儿，您说有这样的道理吗？”

　　“您不让他自由嘛……”那干部说了一句。

　　“啥自由不自由！小伙子，别给我来这一套。我知道你们你年轻人咋想的。鬼子在这儿时，我大儿子叫地主给打死了。打完仗后，二儿子要为他哥报仇，他带来几个干部……我一看就知道他想干啥，心里凉了半截。‘给我滚开，你这不孝儿子！你哥死了还不够，现在你也要去找死，扔下老娘不叫她活！’那小子冲着我乐。做娘的反倒叫自己儿子笑话了。他干脆拔腿就走，参军去了。”

　　“大娘，您不明白，”干部劝解道，“咱要和平，可蒋介石他要进攻解放区，他要杀咱大家呀。”

　　“蒋介石这王八蛋。太欺负咱老百姓啦。”大娘放下柴禾，站起身来，老眼被烟蒸得直眨巴，“你们咋不干掉他过太平日子？这仗啥时打完啊！”

　　“快啦……您放心好了。”

　　“快？到底多快啊？别尽哄我。这日子真难熬呀。”

　　“大娘，别唠叨啦，大家烦死了，人家这位外国客人也会见怪的。 “

　　“我不信人家外国人像你说的那样。”大娘顶了一句。

我从中调解了双方的争论。大家吃完小米饭后，房东大娘到隔壁屋里喂她的毛驴去了。车把式、干部和我三人挤着睡在炕上。

　　半夜里我醒了，睁着眼睛躺着，身旁的车把式鼾声雷动。我望着他，又联想到三花的遭遇，以及房东大娘和干部的谈话。中国人民的悲惨生活，使我越想心里越沉重。车把式又鼾声大作，我终于推了他一把。他呼呼几声，醒了，用手揉揉脸。他“唉唉”哼了几声，翻身接着睡，鼾声又起。

自觉的梦游人

春天到来时，黄河与运河涨水，洪水浇灌了大片的低洼地整个华北平原就像是个一望无际的大花园，麦浪滚滚，绿树丛丛，千百万人民生息在这片大地上。
　　田野里展现了一幅动人的农村生活的图景，到处都可以看到身穿蓝布褂子的农民在勤奋劳作。夏天，太阳一个劲地曝晒，海上又没有风吹来，村舍泥抹的屋顶干裂了，第一场雨下来，就滴滴嗒嗒漏水。夏天骄阳当午时，其热难耐，人们部呆在自家土屋里．周围一片寂静。秋天，高梁红熟了，地里人又多起来，收割了庄稼，打谷场上喧闹欢乐。进入隆冬，寒冷的平原上不见人影满目荒凉，一片寂静。高高矮矮的树梢，在严冬白茫茫的天空下，像一根根灰色的电线杆。田野里只有几只野兔奔跑着，在无人行走的雪地里寻找安身之处。

我一站一站地穿越这个荒凉的平原，朝着西南方向，直奔晋冀鲁豫边区总部所在地邯郸。晚上投宿农民家里，访问地方官员，第二天换一部大车继续赶路。第三天，我来到边区政府的一个地方办事处，有一部美国军用的中型卡车等在这里载我去邯郸。我喜出望外，因为几天来坐着骡车，慢慢腾腾，一天只能走二十英里路，弄得我焦急难耐。

　　可是这部中卡已经破旧不堪。美国人开着它从印度经过缅甸来到中国；蒋介石的军队接收后把它开到华北；如今，它在作战中被缴获，落入共产党人之手。

　　这部车子真可谓历经战火，万里跋涉之后，遍体鳞伤。挡泥板已经撞坏，都快拖到地上了。车篷早已没了，后面的横木横七竖八地乱晃着，乘客要是不小心，眼珠就会被捅出来。为了开动这部老爷车，配备了整整四个人：司机、机械师以及两个助手。那两个助手像马车夫那样，袖手坐在驾驶室两旁延伸出来的车板上。

一百多个老乡跑出来看我这个“洋鬼子”坐“汽车”。这是难得的瞧热闹的机会，大家看得十分带劲儿。当那位机械师摇车把，摇了五分钟还发动不起来时，老乡们大声起哄，好像是说：“干嘛不找一头骡子来拉呢？”
　　司机感到面子上难看，便从方向盘后的宝座上跳下来，戴上手套，从机械师手里夺过摇把，熟练地摇了几下，马达轰然发动起来了。周围的群众喝采叫好。那司机脱下手套，回到驾驶座上，踩下离合器踏板，挂上挡，神气十足地向群众招招手，松开离合器踏板。车子往前一冲，但走了一丈多路就熄了火。这样又折腾了几次，我们的车子才算开出村，走上了公路。这条路是日本人修的，虽然有很深的车辙，但路面冻得硬实，我们的车子很快加速到每小时二十英里。读者可能会说车速太慢，但连日来我已经习惯于每天走二十英里，现在这个车速就像是飞似的了。

　　“真快啊，太好啦！”我听到一个清晰的北京口音在说。

说话的人是一位年轻的政工干部，他和我一样也是前往刘伯承将军总部去的。他身穿大褂，头戴呢帽，这种装束在这一带农村地区显得很不协调。事实上，他告诉我，这顶呢帽有时给他惹来不少麻烦。老乡们看他这身打扮很像乡间的劣绅或国民党统治的城市里来的骗子，常常耻笑他，骂他“汉奸”。但这人很固执，把这呢帽当宝贝一般坚持戴着。
　　为了遮挡风沙，他戴着一副风镜，还用一条大围巾兜住他那顶宝贝帽子，把面部和颈项包起来，活像本世纪初期美国驾驶汽车的人。

我这位旅伴七年前是国立北京大学的学生。一九四〇年，他跟着一百多个青年同伴潜逃到游击区来。一路上，白天在麦地里藏身，夜间偷偷穿越田野，好容易来到太行山。当他第一次看到穿中国军装的人时，不禁高兴得热泪盈眶。但紧接着日本人进山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几乎全部房屋被烧毁、牲畜被宰光，粮食被抢空。生活变得极端困苦，他常常产生跑回北平去的念头。他总算熬过来了，如今被派下乡从事政治工作。
　　我和他攀谈一阵后，便问他结婚了没有。他双手一甩，苦笑一下，急促地说：“哪有条件呢？哪有时间谈恋爱呢？我们不断转移，没有自己的房间，没有地方和女朋友幽会，没有时间找爱人，没有机会接吻。”接吻一词他是用英语说的，还用舌头拖长尾声，好像对一种外国佳肴回味无穷似的。

　　“这里的生活苦哇，”他沉思地说，“我们没有精力谈情说爱。最糟糕的是没有漂亮的姑娘。你找不到漂亮的女人干革命工作的。”他的话音带有一点情绪。他讥讽地说：“到处是小脚女人。”

他向我坦白说他从来没有同女人谈过恋爱。他同我说话时声音很小、很快，老是弓着背，不停地用谦卑的眼光觑着我。
　　“将来恢复和平时，”他说，“我要去北平……”他没往下说。他的眼神流露看孤独哀伤，但又严酷得可怕，像一匹负伤野兽的眼睛似的，使我不忍心看他。他耷拉着眼皮，强作笑容，忽然脆口说出几个字：

　　“月光……情人……接吻！”

　　这几个字他是用英语说的，似乎他是在很久以前看电影时听过的，当时偷偷记在心里，现在随着惆怅的思念脱口而出了完全是一派知识分子的孤独情调！我不客气地如此断定，同时心里想，在这一带落后的农衬里，还有多少这种学生出身的人，渴念同城里的窈窕淑女悠闲地谈情说爱。

　　我们的车子颠簸着走了不知多少时候。我的旅伴一会儿哼一支歌曲，一会儿长时间沉默，进入梦境。

下午我们到了邯郸，这是座落在现已不通车的平汉铁路线上的一个有四万人口的城市，也是我离开国民党统治区以来所见到的第一个真正的城市。但是邯郸只有一半的生气。市长解释说：“美制”的飞机炸毁了发电厂，使得城里的电灯不亮了。
　　市长担心其他设施统统会被炸毁，所以把棉纺厂、铁工厂及其他一些小工厂连同五百工人迁移到山里比较安全的地方去了。与工业转移的同时，边区总部也进了山，所以我的旅行尚未完结。留守在城里招呼过往人员以及像我这类客人的，是一位姓蔡的交际处官员，待人很热情。

“你好！我好。谢谢你！欢迎你光临邯郸。”他见了我，没等我开口，就一口气用英语说了这一串。
　　这位蔡同志同我那位同车的旅伴一样和善，但他忙的不亦乐乎，毫无感到孤独的样子。他已婚，妻子年轻漂亮，他称妻子为“我的爱人”。他有个五岁的儿子，这孩子跟着妈妈学扭秧歌，又学唱反蒋歌曲。蔡同志夫妇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游击区相识和结婚的。他们的小孩生下没几天，日军就大举进攻他们所属的游击队。两口子都逃走了，走前把孩子托付给一个相熟的老乡，两年后才能回来接孩子。

　　我后来了解，有很多的八路军干部把自己的小孩藏在老乡家里，但日后并非所有的人都有幸能骨肉团聚。有时老乡惨遭敌人杀害了，有时逃往他乡了，孩子便从此下落不明。有的孩子只肯喊抚养他们长大的老乡为“爹”，而不认前来接他们的亲生父母。也有些老乡需要养子的劳动力，不愿交还这种孩子。最后，有的干部觉得拖儿带女干革命是个累赘，干脆把孩子送给老乡。

李根注：关于孩子送老乡，参见电影《小花》

邯郸是铁路线上的重镇，又是平原的粮食和山区土特产的集散中心，城市有一定规模，因而有一些生活服务设施，于是我经过长途跋涉后第一次洗了个澡。

　　当我和市长从澡堂回招待所时，有个穿军装的人从一个房间里跑出来，十分激动地向我们打招呼。他指着我们右边那个房间，压低声音说：“法国人！”市长听了大吃一惊。他挨近我，用右手的食指在左手心里写了一个“法”宇。接着他诡秘地指着自己的嘴，摆了摆手指，示意：“不要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匆匆走进我房间，带着歉意向我解释道，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一位法国籍代表刚从南方来到这里，如果知道我是去刘伯承总部的，恐怕他也会要求一同去，那就难办了，因为总部所在地要保密，只有“十分可靠的外国朋友”才让去。

　　这个事件过后不久，蔡同志拿着两个玻璃瓶来到我房间里，瓶里装着像是血一样的液体。

　　他解释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一位叫哈里森的美国医生两天前在这附近的地方死去。这一瓶是他死前吐出来的，那一瓶是他死后吐出来的。”

蔡同志举着两个瓶子叫我看，他的表情十分严肃。事情有些蹊跷，市长暗示，哈里森之死恐怕是一宗谋杀案。
　　后来我查阅了哈里森的日记，才弄清真相。不久前他押运一车皮的物资前来开封，打算送往解放区。国民党官员故意把他这个车皮调到黄泛区一条偏僻的支线上去。货车厢里不能烤火，也没有吃的，那里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求助无门。整整一个礼拜时间，他蜷缩在货车厢里，又冻又饿，可又不敢离开他所押运的物资。朋友们听到他所处的因境，终于说服国民党官员把他这个车皮拉到开封。这时哈里森患了病，身体己很虚弱，但他决心完成自己的任务，于是把这批物资用渡船运过黄河，送到了共产党地区。由于挨凉受饿过度，他倒毙在那里。

　　押运物资来解放区的许多“联总”人员都遇到蒋介石官员的这类捉弄，但哈里森是我所听到的被用这种手段整死的唯一的人。我在邯郸住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乘一辆烧木炭的日本卡车离开这里。同车的有一个女青年，她的八路军制服像一只麻袋似的套在她身上。她的名字叫任琪，英语讲得很不错。同车的还有一个带着好几百万元的押款员，他把这些钱放在一个松松垮垮的白布袋里。这一带治安情况较好，用不着担心会遇到土匪或强盗。即使碰上了，个把盗匪也无法背着这么一大袋钞票跑掉。

我们的车子很快驶出了平原，进入太行山麓，开始嘎嘎作响地缓慢爬坡，车后面拖着烧木炭产生的青烟。这一带傍山梯田里种的冬麦苗露出了冰冷的地面。石子铺的公路，有时笼罩在峭壁的阴影里。一堆堆残雪湿漉漉的，产生一股寒气。但是人们一见那生气盎然的青翠麦苗，寒气不觉为之一消。

　　一路上我们遇到一队队满载山货下平原去的骡车。在山间隘道错车，减绥了我们的车速，也给那些赶车的老乡造成麻烦。牲口听到我们汽车马达的轰隆声，一受惊就乱了套。有一回，我们的车与迎面而来的一辆骡车相错，双方的轮子勾住了。我们的司机不顾任琪的劝说，还一味往前开，结果把人家的骡车弄翻了，骡子也被拽倒在地。两位知识分子——任琪和我那位北平大学生朋友——尖锐批评汽车司机，这样做不对，会使政府脱离群众。但那位无产阶级司机却直咕哝。

我们继续前进，这位司机的某些古怪动作增添了旅途的乐趣。他不时把车挂到低档，扳下手闸，然后跳出驾驶座，从地上撮起一摔雪，跟着汽车跑几步，把雪撒入车首边上的一个水箱里。这是为了把燃烧水炭产生的热度冷却呢，还是想往散热器里注水，直到今天我还没弄清楚。

　　我们的车子一路上吞着雪冒着烟，开进了武安，这是位于山麓高地上的城镇，再往西就是壁立的大山了。城中心有一座天主教堂，教堂的尖顶和附近一座古代宝塔的塔顶耸立在全城房屋之上，好像互相争夺这一带居民的侍奉似的。我们的汽车对天主教堂和佛寺都不屑一顾，却驶离大路，开进一个基督教堂的院子里。从前这院里一定是收拾得很整洁的，现在到处是破汽车和机件，还停放着四、五十辆大车。骡、马和人横七竖八躺在满地的草料和粪便之中。

我们的木炭车马力不足，前面的坡爬不上去，于是我们换乘一辆吉普车。车上要坐五个人，还安装上全部行李。任琪挤在后座两个行李卷中间，我坐在一个行李卷上，她拽住我的大衣，使我不致掉下车去。
　　任琪有一段极不平凡的经历，后来我逐渐与她相熟，对她颇为钦佩。在刘伯承总部期间，她一度当我的译员，我常常问起她的身世，这里不妨介绍一二。

她本是邯郸城里人，父亲是一个地主。一九三七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她刚十五岁，在北平念初中。她不愿在日本人统治下读书，而当时蒋介石的教育部长号召所有大中学生撤到内地去，那里可以免费上学，于是她回到家里，带着弟弟妹妹逃离日占区。她在华中流浪了好几个月，尽管教育部许了愿，但她一再发现，没有钱还是上不了学。后来她坐船离开汉口前往重庆，逆长江而上，全程九百英里。船上挤满伤兵和难民，也有一些逃难的富人。但只有任琪一个人不嫌肮脏而主动照料路上的伤兵。有几个记者赞许她这种见义勇为精神，给她作了推荐，她才进入南开中学。
　　据她介绍，南开是个“贵族”学校，她在那里为那些有钱有势的少爷小组看不起，很难找到朋友。学校中缺乏自由空气，三青团特务看到谁读进步书报，抡起棍挥手枪就打人，任琪对此非常气愤。她听到关于共产党、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延安的情况，十分向往，便在抗战第四年投奔延安。到延安后，她学习英文，现在英语讲得不错，只是慢一些。她在那里结识了一位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年轻工程师。此人已经娶了英国老婆，并且生了孩子，但是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他抛下了妻子，奔回中国，参加了共产党。任琪很同情这位工程师，对他一见钟情。

　　抗战结束后，工程师随部队开往东北。任琪想跟着去，从西北跋山涉水一路走到内蒙古，企图穿过长城去关外。但是蒋军封锁得紧，她过不去，于是又辗转几个月，回到家乡邯郸。当她历尽千辛万苦，风尘仆仆，身穿破军装，踏进家门时，她母亲惊喜交集，喃喃半天才进出一句话，“儿呀，你也该找个婆家啦！”

那时邯郸已开始进行土地改革，任琪动员她妈把地分给贫农。妈妈听了不对味，回答说：“穷人有穷人的命，我怎么可以违抗天意？”但是任琪非常坚决，一连劝说两夜，做娘的流了不少泪，最后屈服了，把大部分土地分给无地农民。
　　任琪已经二十六岁了，她决心参加反蒋战争。她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很显然她是迫切要求入党的。她希望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当一个女英雄。她从来没有与男人接过吻，她觉得这很没意思，不懂得为什么外国人总是喜欢这一套。她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影片里的女人花了很多时间梳装打扮，还坐在一种古怪的机器里不断摇晃她们的屁股。她觉得这些美国女子太无聊、太愚蠢。她常问我：“她们怎么能这样胡闹？”她很喜欢读小说，特别是关于战争和英雄人物题材的。我问她对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书有何感想，她说她不喜欢女主角安娜（她弄混了，误以为是安娜·卡列尼娜），因为她太“软弱”。

　　任琪现在到总部去，希望找到办法去东北寻她的情人。所以，尽管她满嘴豪言壮语，对美国妇女表示鄙夷，可是她自己不也是害了相思病吗？我们相处三个星期后就分手了，她骑着一头毛驴，直奔一千英里外的哈尔滨去了。我祝她一路顺风，希望她安全通过封锁线，找到她的情人。

现在言归正传。我们的吉普车越往前走，石子路越崎岖不平。后来根本没有路了，车子开进一条于涸河床，七弯八拐，来到一个树木稀疏的山谷里。这一带的村子都有石墙，像碉堡一样，外表比山下平原衬庄的土坯房屋深沉一些。
　　傍晚时我们到达冶陶。这是晋冀鲁豫军区总部所在地。刘伯承将军这时不在家，上鲁西视察部队去了。

军区副政委薄一波将军带着他的能讲英语的秘书李棣华先生来迎接我。寒喧几句后，他问我对解放区有何观感。我对他说，一路上不许我拍照，这位我很恼火。他请我原谅。
　　“地方干部不懂得新闻记者的任务。你放心好了，在我们解放区，你要照什么都可以。我们没有什么秘密。我们欢迎任何记者来解放区参观。你要看什么都可以，看到任何东西部可以写。”

　　我对这种痛快表示有些半信半疑，但是后来共产党真的让我看了很多东西，并且向我介绍他们自己的情况，好的坏的都讲，很使我出乎意料。我发现只要通过军区或政委的渠道办事，就可以享有意想不到的自由去参观并调查边区的任何东西。只有当我脱离共产党的渠道，落到非党人士，即所谓进步学生——特别是能说英语的沙文主义学生——手里的时候，才会遇到麻烦。

　　不过暂时还没有碰到这种倒霉事。我被安排在一所石屋的一间干净的房间里住，自己睡一个炕，室里生着一盆炭火，有一个从阎锡山部队里俘虏过来的战土当我的勤务兵。室里还有一面镜子、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以及一幅杜鲁门的画像。

老木匠

这本书很好看的。

大概在20年前读研究生的时候看的，很有感触。最后有很长的一段是分析这个新政权的走向和性质，很有点预见性。

自觉的梦游人

第九节 中国的一个政治委员

凡是在大战期间居住巴黎的人，都记得星形广场附近的几个街区如何被用绳子圈起来，圈内的房屋全部被盟军司令部征用了。整个区域四面用带刺的铁丝网围了起来，警卫森严，没有特许证件，任何人也不准通行。而当我来到只有二干人口的冶陶这个小山村时，几乎看不出任何迹像，表明指挥三十万正规军和一百万游击队的首脑机关就设在这个小小的石头城内。这让我感到很惊奇。除了架在一处房屋顶上的无线电天线之外，你根本看不出这座小村镇就是司令部的驻地。因为村镇里没有设任何禁区，各军事机关的大门外，也不见有人站岗放哨。
　　也许是冶陶地处偏僻山区的缘故，所以司令部的官员们具有别处所没有的安全感吧。且不管原因何在，将军们和行政大员们倒确是如同普通土兵和农民一样，随意在街上走动，根本不需护卫。虽然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开各种会议忙得不可开交，然而在闲暇时，也可看到他们坐在石头城墙上，俯瞰山乡池水，与老乡们促膝闲谈。正是这些身着粗布军服、不拘礼仪的人们，也正是在这太行山区，指挥过八年的抗日战争。正是他们创建了晋冀鲁豫边区，这是当前与蒋介石军队进行战斗的一个主要战场。我意识到，在今后的几个星期内，可能就在这里决定战争的胜负。我决心尽量多了解一些这里的情况。

使我感兴趣而又迷惑不解的是，孤处穷山僻野之中的小股游击队，在毫无外来援助的情况下，怎样能在敌后坚持八年的抗日战争并得以生存，而且经过八年抗战之后，更加壮大起来，以致能够与美国训练和装备的蒋介石军队争夺天下。中国的国民党人，甚至美国的某些国会议员，一再说什么共产党从来未打过日本。如果真是这样，八年之间，他们未曾与民族敌人作战，那么当时他们是如伺得以生存，而现在又如何有能力与蒋介石较量呢？
　　我想要探询其中的究竟，这并非仅仅是出于一个记者的好奇之心。同时，我自己也很想了解共产党是如何在敌后生存的。一九三七年八月，北平失陷之后，我曾偷越日军防线，经历一段相当冒险的旅程，来到当时正在华北集结待命的蒋介石军队的驻地。一九三七年整个夏季，我跟着蒋介石军队一路后撤，退出华北平原，越过了山西的崇山峻岭。在通过山西的一次可怕的败退中，我目睹了蒋介石军队濒临彻底崩溃的惨景——士兵们弃械而散，军官们置部下于不顾，利用一切能抢到手的交通工具，向后方逃窜。当时看来，中国似乎已经抵挡不住了，整个华北似乎都已放弃给敌人了。蒋介石军队已被全部逐出华北，那里的一切有组织的抵抗似乎都已堰旗熄鼓。然而，正当我跟随着蒋军逃离华北之际，共产党人已开始插入敌后。当时我还曾以为，中国军队是不可能在敌后活动的。

　　共产党人究竟是怎样生存下来的呢？

　　我觉得，这不仅是绝好的新闻报道题材，而且必有一番可歌可泣的人类业绩。从这里也可以找到为什么共产主义今天能够在中国获得如此巨大胜利的答案。从华北人民在敌后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人们可以得到许多启示，预料谁将赢得中国这场战争的胜利，是共产党人呢还是蒋介石。我还认为，从这几年的历史中，可以吸取许多教训：政治和军事的，以及人情上的和哲学上的。

为了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我拜访了薄一波政委。他曾于一九三七年带领一批学生深入到山西的崇山峻岭之中，组织了这一地区的第一支抗日游击队。薄一波不仅在这一地区战斗了十年之久。而且他本人就是山西省人，因此，对这里的风土人情十分熟悉。
　　一提起政治委员这个字眼，许多美国人便为之色变，眼前立刻会浮现一个执掌了芸芸众生生杀予夺大权的冷酷无情的政客或宗教审判官的形像。一个俄国或者欧洲的政治委员是怎样一副尊容，我不得而知，也许确如人们描述的那样，是一类可怕的人物。但藩一波却是一位面颊红润，态度和蔼，三十几岁的青年，总是面带笑容，头脑十分冷静。我在冶陶期间，与他相处很熟。

　　我曾向他提过几个很笼统的问题，如：“什么是边区？它是怎样建立起来的？请谈谈它的历史情况。”以这些简单的问题为梗概，他侃侃而谈，谈了三天，内容十分广阔，涉及游击战、饥荒、共产党以及政府的组成等等。他滔滔不绝，从不查阅笔记，只是偶而喝一口茶。给人印像最深刻的是，他讲得那样有条不紊，顺理成章。

我一直没有机会问及他的私生活，因为在我抵达冶陶后不久，一场更为激烈的内战迫在眉睫，他和我都无暇深谈个人的私事。不过我丛道听途说之中了解一些有关他的情况。他过去是个作家，曾多次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有不少国民党的大学教授对他十分器重。这些传说是否真实，我不能肯定。但我可以说，他待人热情周到，思想清晰，度量非常宽宏。在边区政府一些较急性子的官员当中，他确是一位杰出入物。
　　一九四七年一月下旬一个寒冷的日子，我坐在薄政委住宅中的一张舒适的太师椅上。这座房屋易用石头砌成的，地板也是用石块铺的，房间里有窗帘和西式桌椅，大概是一座被征用的地主的宅邸。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名叫李棣华的中年人，他是共产党领导机关的秘书，在我与薄一波正式谈话时，由他担任译员。

　　李棣华原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就跑到解放区来了。我猜想他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当我就此问他时，他有点不高兴地回答说：“如果你问我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回答你，我还不是；如果你问我是否想要成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回答你：但愿我够得上共产党员的条件。”

　　来到解放区以后，在物色译员方面，我本会遇到许多麻烦。但李先生的确是担任这项工作的理想人选，因为他也是山西人，能听懂薄一波的山西口音。而对我来说，薄的口音简直太难懂了。这一点的好处非同小可，因为从外省来的译员都听不懂薄一波的山西口音。

　　一连几天，我们三人围坐在薄一波房间里的一小盆炭火旁。我写着写着，就困倦得简直要睡着了，而薄一波却始终精神饱满，毫无倦意。

我对薄提的主要问题，都是有关他们在敌后坚持八年抗战的经历，以及他们是如何生存下来的。他并没有试图把这一切都归因于共产党的“魔法”。
　　“你该知道，”当我们坐定之后，他说，“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对我们有利。我们边区位于华北的中心，面积二十多万平方公里。只要看看地图，你就会发现，这一地区是个很有利的战略整体。它的形态像一个四方盒子，下边是黄河，上边是正太铁路和石德公路，左边是同蒲铁路，右边是津浦铁路。

　　“为了便于管理，我们把这一区域划分为五个行政区，下辖二十四个专区，每个专区都有平行的军事和行政机关。下面又分一百二十六个（这个数字常有变动）县政府和自卫大队。

　　“边区一半是中国最大的华北平原，或称黄河平原，另一半是太行和太岳山区。

　　“这些山区地处要冲，虎视华北平原。不论是对本地军阀还是入侵的外寇，这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山脉蜿蜒三千多公里，横亘中国直至**。正如谚语所说：‘重门叠户，里山外山’。”

　　在此我想冒昧地打断一下薄的谈话，仅就这些山脉补充几句。美国那些干涉主义者以为，只需为蒋介石提供十亿美元，就能征服共产党。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山脉的险峻。我和薄一波身处其中的山岭，属于雄伟的昆仑山脉的一系，源起印度边境，跨越整个中国，直抵日本群岛。这些山脉在军事上意义极为重大。不妨设想一个旅行者从接近苏联边境处入山，可以沿着山路穿越数省，渡过黄河、长江，跨过**这个世界屋脊，最后到达印度，在漫长的四千八百多公里的旅程中，几乎不涉平地。

　　山里自成局面，对于一支穷困之师，这里是理想的藏身之所。只要守住险关隘道，便可纵横来去，更能随时下山袭击不备之敌。要想完全控制这一片祟山峻岭，远非人世间的军队力所能及，这倒是值得那些以为出动几师美军就能替蒋介石征服中国的美国议员们好好想一想；可是（防御者）只要控制这些山脉的一小部分，就往往能发生举足轻重的作用。

下面继续记述薄一波政委的话：
　　“刚才我所讲的，只是我们边区的大致情况。华北人民和八路军，就是在这里打了八年的抗日战争。如果需要的话，我们还准备与国民党再打他二十年。

　　“至于我们是怎样求得生存的，这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原因。首先，边区据有冀南平原这一中国最大的产棉区，全国百分之三十六的棉花就出产在这一地区，因此人人不愁没衣穿。

　　“其次，太行和太岳山区小麦、小米和高梁丰产有余。同时还有丰富的煤、铁和硫磺等有用的矿产，足够目前的需要。

　　“另外，这里还有一亿多亩耕地。养活三千万人口，其中大部分居住在农村。边区最大的城市是济宁，有十四万人口。此外还有八、九个四、五万人口的城市。

　　“边区人口分为两大类型， 山里人和平原人。山里人也就是山西人，外号‘牛皮灯笼’，意思是说，外面黑，心里亮。二千年来，他们一向以勤奋俭朴，吃苦耐劳而著称。从外表看来，他们胆小怕事，温顺腼腆。过去外地人都瞧不起他们，轻蔑地称他们为‘老西’。

　　“其实他们一点也不胆小。他们擅长经商，极有远见，遇事不是光图眼前一两年，而是为一辈子着想。自明朝以来五百年间，山西帮控制了中国各地的钱庄银号。孔祥熙博士便是当今的一个代表。

　　“八年的抗日游击战争使他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不仅勤奋俭朴，而且外表和内心都变得骁勇强悍了。

　　“第二种类型的人是冀南、山东和河南一带的平原人。他们与山里人截然不同，体格健壮，勇猛好斗。他们的历史是一部流血斗争、起义反抗的历史。二千年来，他们前仆后继地起来反抗本国和外国的压迫者。有一句古话说：‘揭竿而起’。还有句古语是：‘临危不惧，巧于为战，宁死不屈’。用这几句话来刻画他们是十分贴切的。他们随时准备拿起木棒、石块以及其它任何武器起来造反，推翻官府。

　　“过去他们起来造反，大多出于一种复仇的义气，而缺乏远大的目标。由于他们天性勇猛，并具有争取独立的精神，要发动他们起来抗日并不困难，但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却远非易事。所以我们还得教导他们，光会杀敌是不够的。在八年的岁月里，我们不仅教他们打仗，这一点他们并不外行，并且教他们如何打得有成效。还教他们在夺取了农村的政权后，如何去巩固它。

　　“由于具备了以上这些条件——地处战略要冲、自给自足的经济以及三千万英勇善战的人民，整个内战的胜败就将取决于我们这个边区及其侧翼鲁东地区的形势变化。

　　“如果我们能阻止蒋介石入侵这一地区，那么我们就能在内蒙和东北建立根据地，从而具有一个安全的大后方。即使蒋介石像日本人那样打进来，我们撤入坚不可摧的太行和太岳山区，照样能维护晋冀鲁豫边区的独立。”

　　“谢天谢地。”我瞟了薄一波一眼。他又重复了一遍：“谢天谢地，自然环境对我们有利。平原和山区可以互为利用，平原为山区生产小麦，山区则为平原提供其所缺少的产品，同时拱卫平原的安全。”

自觉的梦游人

要创建晋冀鲁豫边区，仅仅具备了山岭平川的自然条件还是不够的。最初，这里尚未建立政府。三千万人口只有一支六干人的军队。经过八年抗日战争，边区人民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军队也扩充成为拥有三十万人的正规部队。这不仅是一部丰功伟绩的史篇，而且是前所未闻的艰难困苦和雄心壮志的记实。
　　在抗日战争初期，日军横扫华北，如入无人之境。中国军队往往在失去指挥的状况下，如乌合之众仓惶溃逃。国民党的将领们一心只想尽快撤到黄河以南。在所有的大小城市中，一时汉奸蜂起。中国处于危亡之中。  
　　到一九三八年，除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之外，日本人在华北几乎荡平了所有正规部队的抵抗。  
薄一波继续讲道：  
　　“过去，蒋介石诬蔑八路军为‘匪军’；而在抗日战争的最初年月，唯一留在华北坚持抗日的，正是这些所谓的‘匪军’。  
　　“除了八路军以外，当时在华北也还有其他的抗日武装。一九三七年夏天，国民党军队开始向黄河撤退时，那些隐藏多年并与上级党组织完全失去联系的地下共产党员们，捡起败兵遗弃的武器，站出来进行公开活动了。与此同时，GCD中央委员会发布命令，要求全体党员拿起武器，脱掉长衫，短装上阵，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一律不准撤过黄河。  
　　“党中央与地下工作者之间，平时很少联系，或者根本没有联系。党中央分派联络人员到各大城市去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他们全力以赴，尽快地把党中央的指示传达到基层。党中央的指示号召工人、学生以及农民团结起来，立即撤离城市，开展游击战争。  
　　“通过这种传达方式，有一部分党员接到了党中央的指示。那些没有接到指示的也自行采取独立行动。早在八路军出现于华北之前，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就以各种名义组织了抗日游击队，如河北民军（或称敢死队）等等。这些队伍的前身，都是一些爱国团体，它们现在的领导人都是共产党员。  
　　“另外还有一些开展游击活动的学生组织，有的在抗战以前就成立了，因为当时山西军阀阎锡山对蒋介石一味对日本人妥协退让有所不满。  
“正好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前，阎锡山把我从延安请来帮他训练这批学生。  
　　“当一九三七年日军入侵山西时，阎锡山企图引诱学生们跟随他撤往晋南。我向学生们发出了与阎对抗的号召：‘跟我上山去！’  
　　“他们之中大部分人都跟我走了。一九三七年夏天，我率领五个学生纵队上了太行山和太岳山。每一个纵队都由一名共产党员担任领导，这些党员都是刚从蒋介石的监狱里释放出来的。  
　　“除了这支学生队伍之外，还有少数自发组织起来抗日的铁路工人和劳工自卫队也随我上了山。  
　　“这些队伍实在不成其为军队，倒是有点统一战线的色彩。他们都是不愿跟随蒋介石军队撤过黄河的人们。我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宁可死在山西，决不逃难！’除了那些大官僚、大地主以及阎锡山政府之外，多数群众都志愿留下来抗日。  
　　“当这一运动在山区开始展开之时，在平原上也同样兴起了抗日救亡运动。例如在河北省，由华北的教授和教师们发起组织了民军。不久，一个包括学生、少数地下共产党员以及民主人士组成的地方政府，在杨秀峰教授的领导下成立了。杨教授后来担任了边区政府的主席。在河南和鲁西也成立了类似的政府。  
“此外，近百个自卫大队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了，这或多或少带点自发的性质。当时，所有这些组织的发起，那是出于爱国之心，或是对日寇暴行的深恶痛绝，以及对国民党毫不抵抗、望风溃散的愤慨。这些队伍总共约有十万人。
　　“这些队伍与共产党并无多大关系，与八路军也毫无联系。其优点是与群众关系密切，缺点是没有集中统一的领导，同时也没有多少军事经验。这些队伍是由一枪未放过的学生和对战术一窍不通的教授，以及不懂军事和政治的农民组成的。它们面临着因无人指挥和领导而溃散，以及因不懂军事而被消灭的危险。  
　　“这就是当时华北抗日运动的基本状况。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刘伯承将军率领八路军一二九师三个团，从陕西的黄土高原出发，东渡黄河，来到了太行山区。刘将军正是我们盼望已久的军事领导者。  
　　“虽然刘伯承部队只有六千人，但他们都是中国最优秀的战士。他们全都参加过长征，骁勇善战，训练有素，尤其擅长游击战，并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在以往的国内战争时期，这三个团曾在鄂豫皖三省作战，在长江以北一带打过蒋介石。这支队伍的前身，是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由为数不多的地下共产党员组织起来的，开始时只有两条步枪。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这样说，目前拥有三十万众、占据了边区这一战略要地的八路军，就是靠这两条步枪起家的。这是我们常说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一个例证。  
　　“刘伯承的这支正规部队，与我领导的五个学生纵队进行了合并改编，后来又分派到各地的民军中。这次合编在华北建立了一条对日作战的阵线。”  
　　薄一波最后引用了彭德怀将军的一句名言：“人民的力量好比是水，刘伯承将军的队伍如同是鱼，鱼儿只有在水里才能游动自如。”

自觉的梦游人

建立抗日阵线是一项无比艰巨的任务。以区区六千人的部队，面对不论兵力和火力都比自己大十五倍的强敌，看来刘伯承几乎处于绝境。从理论上讲，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但倘若刘伯承贸然向日军发动进攻，那无异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如果他退守山区，保存实力，那么敌军就可在平原巩固所占地盘，招募伪军充当守备部队，然后从容不迫地进山追剿。又假如他把正规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到各路民军中去，那他必然丧失手中唯一的攻击力量，破坏他所指挥的队伍中唯一的主力部队的统一。把经过专门训练的战土与普通老百姓的乌合之众混为一体，等于把血稀释在水里，他就得冒降低土气和破坏老红军优良传统的风险。  
刘伯承还是选择了最后这条路。  
　　我想把这一点再强调一下。刘伯承违背了军事常规，并没有把他的军队集中起来，而是将他们分而散之。刘将军自毁一二九师（不是自毁又是什么呢？）正是揭示了共产党兵法的奇特之处。不仅是刘将军，而且共产党其他军事指挥员也都是这样做的。历史上有无数人民起义和游击战争的先例，然而，本来是一支完整的军队的司令员，竟故意拆散自己的军队，这在历史上倒是罕见的。倘若刘伯承将军，或者共军其他将领，因此打了败仗，他们的这种策略就很可能被视为是疯狂的行为。但刘伯承将军的这一决策，却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权衡利弊之后才作出的。他将他的军队的成败，抗战的前途，乃至个人的生命，都系于分兵以发动群众这一决策之上。他深知必须用这种办法把抗战散播开去，生死存亡，在此一举。他所采取的策略大大增加了胜利的机会。在当时的情况下，直接从正面迎战日军，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将部队分散开来，就使敌人根本找不着大的目标打。  
　　如果换一支别的军队，也像这样分散于敌后，就根可能会丧失士气，归于瓦解。但刘伯承的部下却不是一般的兵。多年以前，当他们在各自的家乡举行暴动，反抗地主的压迫之时，这些以往的贫雇农便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从此，他们逐渐习惯于自己决定如何行动。他们虽然容貌粗陋，却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当抗日战争爆发时，他们已是久经沙场的英雄好汉；在那内战的艰苦岁月里，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极不利的形势下，他们曾身经百战。现在，又把他们撒出去，远离上级的指导，让他们独立工作。  
如果刘伯承的队伍想在高山峻岭中寻找藏身之所，太行山本是最安全的地方；可是他们却下了太行山，开进华北平原。平原地区适合于大兵团作战，而不利于开展游击战。部队以营、连为单位，绕过邯郸向东行进。他们跨过冀南尘土飞扬的原野，穿过日军封锁线，绕过像岗哨一样座落在铁路沿线的城镇。晚上留宿在荒村茅舍，甚至露宿荒野。
　　队伍行进缓慢，沿途困难重重，多次被迫改变方向。内心的焦虑使他们无暇顾及外界的干扰，好在他们在当地老百姓那里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村里的老百姓看到愿意打日本的中国军队都很惊讶，他们过去所见到的中国军队每每一遇日本侵略军就逃之夭夭。  
　　穿过遍地沙尘的河北原野，途经山东人口稠密的村庄和青翠的山峦，刘伯承部队的指战员们继续向前挺进。行军多日，来到了太平洋之滨，这里离开他们出发的地点，已有千里之遥。  
　　沿途各处，他们留下了部分连、排、班的战土在当地组织游击战。每一个班都抽出一、二名战士，加入由农民、教员甚至爱国的地主组成的地方抗日武装。  
当地民众热情欢迎正规部队的战友们，并推举刘伯承的这些部下当他们的参谋。在这些抗日队伍中，老红军的伙夫、骡夫都当了连长。薄一波的学生们也相继被派到那些由红军战士领导的队伍中去，不久就担任了游击队的政治指导员。
　　通过分兵以扩大抗日战线，刘伯承获得的战果，远比直接击败日军一支劲旅要可观得多。因为即使他在正面交战中击败了日军，削弱了对方的战斗力，自己的队伍难免也会减员。而由于采取了上述策略，刘伯承的力量才能扩充到如此巨大的规模，这恐怕连他自己也料想不到吧。  
　　这样的扩充之所以成为可能，首先，是由于日军总司令冈村将军的错误所致。他仅以共产党正规部队的兵力来衡量中国的抗日力量，他藐视游击战，认为那些小股地方武装，在既无外援又无根据地的情况下，在他的后方成不了什么大气候。然而在此期间，刘伯承将军的正规部队扩大了十五到二十倍，从区区六千人发展成为十万野战军。同时，地方武装也保持在十万人左右。用共产党的话来说，正规部队好比是骨干，游击队如同筋络，民兵就像是皮肉。三者结合起来，组成他们军事力量的整体。  
八路军和民兵牢牢控制了广大的华北农村。从山西省的同蒲铁路，到山东省的津浦铁路，如果乘马车或者步行，在历时一月之久的长途跋涉中，绕过日军占领的三大城市，只需三个半小时。位于华北的三条南北向的铁路，与两条东西向的铁路相互交织成十字状，而日军只能据守铁路沿线，因此共产党人风趣地说，日本鬼子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日本兵轻易不敢出城下乡，来不及逃跑的国民党军队也不敢出动打日本人。国民党军队大部已撤退到黄河以南，剩下的残部这时都当了伪军。  
　　在抗日武装发展壮大的同时，新的政权机构也在华北地区建立起来。正如许多地方武装产生的情况一样，这些政权机构也都是通过普选，由群众自己组织起来的。这些政权机构曾经一度隶属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但有自己的一套税收和财政制度。在这一时期，实行了减租减息，但并未没收地主的土地，故仍然维持一种统一战线形式的政府。随着国民党统治的垮台，人们感到有必要在华北这一带建立一个更为统一集中的政府。一九四一年，从四个省选出的五百名代表，经过几个星期的长途跋涉，穿越日军封锁线，聚会于太行山区，成立了边区政府。边区政府建立了自己的法律、货币、税收制度，还设立了管辖一百多个县的行政机构。边区政府的建立，是根据地发展壮大的高峰。  
上面这些平淡的字句所包含的业绩，足可惊天动地。刘伯承率领为数不多的小部队，居然敢于深入到已经沦陷于民族大敌手中的地区，剿灭了危害乡里的土匪，在没有政府的地方建立了政府。他们非但未被消灭，反而把自己的力量扩大了十至十五倍。最后，他们成功地控制了除城市以外的几乎全部农村。他们的对手并非一些没落的昏庸军阀，而是胜利在握、骄横不可一世、几乎把整个中国踩在脚下的外来侵略者。而他们自身，只不过是靠两条步枪起家的一小股农民和知识分子。这样惊天动地的业绩，实在是历史上前所未闻，然而却是千真万确的。  
　　但是，正由于共产党势力如此惊人地发展起来，由于他们对日军交通线的勇敢袭击，不久就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因难。日军在自己所占领的后方地区，出乎意料地遭到抵抗，大为震惊，于是立即掉过头来，以三十六个师的兵力杀回华北，决心拔除自己后方的心腹之患。

自觉的梦游人

日军的主要目标是消灭刘伯承的正规部队，或者使其无法立足，同时消灭各地方抗日武装，并在农村实行恐怖政策，迫使人民群众放弃武装抵抗。在历时四年的战争中，日本人也学到了不少中国人的战术。现在他们又采取了一套新的战术以对付来自曾经一度是其后方，而如今已变成其主要前线的威胁。
　　日本人的战术可谓五花入门，在此我略举一例——“铁壁合围战术”。对于西方军界，这个名称听起来颇有点离奇古怪；对于日本人，这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进攻手段；而对于中国人，这可是生死攸关的事。所谓。“铁壁合围”，就是把中国人围困在一个狭小的区域之内，日军可随时进行纵横扫荡，围歼抗日武装。  
日军以城市作为“铁壁”的门锁，并沿铁道和公路修筑互相连通的封锁沟，沟宽两丈，深如护城河。在他们准备进攻的区域周围，还横越公路和田野垒起封锁墙。据薄一波估计，若把这些土墙首尾相连，可环绕地球一圈半。听起来这似乎有点夸张，但我可以用亲眼所见来证实这一点。当我穿越冀中平原时，看见碉堡林立，封锁沟墙纵横交错，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中国抗日武装还能立足其中。封锁墙筑好之后，日军又在铁路之间修筑了公路，沿公路建了许多碉堡，然后进行分片合围，把封锁区像切豆腐一般分割成小块。到最后，简直就找不到一块超过二十里长，可供抗日武装活动的地方。  
尽管如此，日本军队仍然消灭不了抗日武装。于是，在一九四一年冬和一九四二年春，他们提出“杀光，烧光，抢光”的口号，开始了见人就杀，见物便烧的大扫荡。  
每扫荡到一个地方，他们就把青年人统统杀光，还宰掉或掠走所有的牲畜，农具和粮食也被洗劫一空。其目的是要制造一个生命绝迹的无人区。另一方面又加紧施行经济封锁，严禁向游击区输运食盐和布匹，妄图以饥荒来破坏人民群众的反抗。  
中国人又如何对付这种战术呢？正如日本人不得不采取新的策略去对付游击队一样，中国人也必须采取新的策略对付日本人的“三光”战术。  
　　情报人员和地下工作人员组成了抗战的第一线。日军出动扫荡时，中国人总是事先得到情报。中国军队立即撤离日军要去的地区，并乘日军外离之际，袭击敌人的铁路和碉堡。所以双方实际上并未交火，只不过相互交换了一下位置而已。日军在所进攻的地区找不到抗日武装，却得悉他们刚刚离去的据点正遭到游击队的袭击，只好收兵回营解围。等他们回到老巢时，游击队早已远走高飞了。  
当时，这一地区最普遍运用的策略叫做“坚壁清野”，也可称之为消耗战术。在日军到来之前，所有的家当、粮食、牲畜以及一切对敌人有用的东西，都被转移到山洞里，或者埋藏在事先准备好的地方。所有人员也都全部撤离这一地区。日军到来时，就连一个带路的人也找不到。如果敌人进攻山区，民兵就在每一座山头上严阵以待；如果敌人进攻平原地区，民兵就打地道战。
　　日本人一来，到处都遭到伏兵的狙击。这些承担狙击任务的战土绝不是胡乱放枪，他们都是从民兵队伍中挑选出来的神枪手。一遭到这样的伏击，日军就龟缩作一因。一听到哪个山头有枪声，他们就叫嚷：“八路在那里！”可是当他们扛着迫击炮和辎重爬上那个山头时，却连个人影也没见著。他们又继续向前开进，不料从另一个山头又有人向他们开枪，于是又爬上另一个山头搜索，结果仍然扑空。  
　　就这样一连折腾了好几次，什么也没有发现，于是他们就以为万事大吉，撤回了斥候，加速向前开进。就在这个时候，一支早已埋伏好的八路军正规部队突然向日军发起强大进攻，出其不意地给敌以重创。另外，如果日军试图进入山区，还会踩响埋在山坡各处的土地雷。如果日军兵力甚强，民兵就避免与敌人正面遭遇，只是进行狙击。但若发现掉队的小股敌人，民兵就以鸟铳、土炮以及手中的各种武器，予以迎头痛击。这种战术打得敌人狼狈不堪。不出一个星期，日军就被搞得粮尽弹绝，只好收兵回巢。老乡们又重返家园，取出埋藏在地下的粮食，准备对付敌人下次扫荡。  
　　这种名为“坚壁清野”的消耗战，只有在广大群众的全力配合之下才能进行。这种广大群众的密切配合，在西方工业化国家中是罕见的，在中国农村也不多见。但在中国某些地区，特别是山区，群众配合之密切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下面略举一例。  
在山西省太岳山区，有个六万人口的沁源县。县城就叫沁源，周围原来有城墙，后来日本人入侵时，人们把它拆除了。这里的居民天性独立不羁，在抗战期间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全县没有一个人投靠日寇当汉奸。这在当时的中国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因此，沁源就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到了一九四二年二月，日本人决心要除掉这个心腹之患，调遣了一个团的兵力沿公路进犯沁源县城，另派一个团部署于县城以南。
　　沁源人民发觉敌人的行动后，立即召开誓师大会，一致表示誓死不向敌人屈服。城里所有的居民以及粮食、牲畜和一切对敌人有用的东西很快撤离一空。同时，居住在日军必经的百里公路沿线的二万群众，也都撤离了家园，躲进山里。不仅仅是地方民兵，所有身强力壮的青年，都拿起了武器。他们以一万支枪的火力，在山头上摆好了阵势。山区群众把自己的土地、棉花、家畜与那些逃进山里的难民合用，虽然住房很紧张，但孩子们都得到妥善安置。由于没有力量与拥有重武器的日军正面交战，群众决定对敌占的县城，布下包围圈，切断敌人的供应线。  
　　日本人大摇大摆地通过公路往城里运送给养，每隔一天运送一次。民兵就在一处叫生福岭的狭隘山口设下埋伏，开始埋伏了五百人，后来又增援至一千人。当敌人的运输车队艰难地通过山口时，民兵们鸟枪齐放，子弹像瀑布一样向敌人倾泻下来。从二月到五月，民兵们一直采用这种办法袭击敌人，平均每天消灭五个日本兵。这个山口使当地的口本驻军丧胆，以至每个被派去执行押运任务的日本兵，都要在头天晚上给妻子写一封诀别的家书。后来，日本人就把生福岭称为“鬼门关”。  
　　在撤离沁源之前，群众把所有的水井都用泥土给填死了，占领县城的日军饮水只好到附近的沁河去取。河的两岸矗立着高山绝壁，山上埋伏着民兵的神枪手，日本人不得不派一个班的兵力来回护送运水队，于是运水也成了一场战斗。另外，城里没柴烧，日本兵不得不出城去打柴，山上的民兵了望哨一发现他们砍柴，就放冷枪于掉他们。日军甚至出来大小便，也会遭到同样的下场。游击队还常常在夜里下山来摸哨。就这样，日军在运水、打柴、放哨以至上厕所时，都可能遭到游击队的袭击，每天又要损失十来个兵员。日军终于无法支持，只好撤出沁源。  
在边区的平原地带坚持抗战，比在山区还要困难。例如在冀南，二、三十里之内没有日军的地区，就算是“根据地”了。由于到处都有日军，中国人无法保持较大的机动部队，因此就把队伍分散，最大的编制也不超过一个营。
　　在平原上，有些家家户户都用泥灰砌房屋的大村庄里，往往是村西头驻有日军，而东头却住着游击队。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游击队也很少被发现，日本人竟打不着他们。  
　　所有这些，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共产党把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生存下去，归因于他们对群众和伪军所做的大量工作。在平原上，游击队往往在日军出动前四个小时就得到了情报。在日军每次大扫荡之前，伪军都会给游击队通风报信。游击队还把儿童、孕妇以及伤员送进城里，交给伪军的家属和医务人员照料。日军进攻游击村时，总是命令伪军打头阵，伪军就对空放枪，虚张声势地喊叫：“八路在哪儿？”这就使游击队有充裕的时间撤走。  
游击队还在公路上到处挖沟，使日军的汽车无法通行，只好绕道田野，迂回行进。游击队在沟里却能够行动自如，撤退也很方便。
　　平原的游击队和民兵以及地下工作者还修建了四通八达的地道网。一遇紧急情况，就把队伍带进地道，领导机关也进入地道继续工作。地道口都经过巧妙伪装，往往就开在干部住房的墙壁里或地板下。地道长约五至十五里，不仅户户相通，而且村村相连。地下通道纵横，多处开有进出口，而且还有不少拐弯抹角的地方，一遇紧急情况，就在那里布置武装岗哨，以对付进入地道的敌人。但这样的情况极少发生。因此抗日政权的干部能泰然安居，即使故人进了衬，他们也能处变不惊。假如敌人逼近家门，游击队就先应付它几招，然后纷纷钻进地道。倘若日军闯进屋里，也只有徒然四壁，空空如也。有时也许只见一个老妇人安坐在椅子上。  
　　GCD人就是采用这样的办法，保持住了边区政府和抗日武装。但是，尽管他们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根据地还是日渐缩小，正规部队也由原来的十万人减员到七万人。但民兵的力量却发展到五十多万人。

自觉的梦游人

华北人民在敌后坚持八年抗战的惊心动魄而又十分残酷的历史，在此实难用三言两语予以概括。在这一历史时期，共产党自始至终都得到了山西的“牛皮灯笼”以及河北、山东和豫北平原地区富有反抗精神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这个时期的斗争也是在日本投降后爆发的激烈内战的序幕。但是，尽管共产党灵活机动，人民群众英勇斗争，日本人的大扫荡也并非一败涂地。虽然日军未能消灭刘伯承将军领导的武装力量，但却迫使刘的部队完全处于守势。同时，日军在华北造成的艰难局面，也使抗日的力量遭受到严重损失。  
　　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期间，除了日寇所执行的“三光”政策造成严重的摧残之外，华北人民还经受了更大的灾难。  
　　“老天爷不保佑我们， 我们遭受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共产党人也这么说。  
那几年，华北平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和歉收。旱灾给人们的打击比日本人的大扫荡还要严重，因为天灾是根本无法抗拒的。饥慌、旱灾、蝗害以及瘟疫，再加上蒋介石的封锁，给边区造成了毁灭性的威胁。
　　开始是太行和太岳山区农业歉收，接着冀南发生水灾，河南又遭蝗害，转眼间殃及四省。加之从国民党统治的河南地区逃出的近百万饥民，渡过黄河涌入边区。在这些饥民中，家家户户都有半数的人饿死在本乡，幸存者纷纷达到共产党领导的边区，以求活命。边区政府大力设法拨出钱粮和土地救济这些灾民，但由于边区自身也歉收，救济能力毕竞也是相当有限的。  
　　从河南通往太行山区的路上，饿殍载道。到了一九四二年春天，所有树上的嫩叶全被饥民吃光，连树皮也被剥得精光，露出白色的树干，像赤身露体的人那样难看。有些地方，饥民以蚕粪当粮，还有的地方人们甚至吃观音土充饥，吞食这种泥土的人，也苟延残喘不了几天。  
妇女互相交换亲生的婴儿，说，“你吃我的，我吃你的。”当一个人快死时，先替自己掘一个坑，然后爬进坑里坐以待毙，并央告邻人在他咽气后替他添上几坏黄土，到后来，连掩埋死尸的人也找不到了，因为村里人不是饿死了，也是饿得无力铲土了。人们起先是卖儿卖女，后来连老婆也卖了。侥幸活下来的人，体质日益孱弱，即使万幸降了雨水，也没有气力耕耘播种了。真是一连串的灾祸。
　　在与敌占区接界的无人地带内，更是鸡犬灭迹，牲畜绝种。全家自杀的惨案时有发生，往往是丈夫先将自己的父母妻子活埋，然后再自杀。这样的悲惨情景，在解放区或后方是见不到的，但在与敌占区或国民党统治区交界的游击区，却是屡见不鲜。  
　　为了减轻重灾区的负担，边区政府向新垦区迁移了十万人口。每隔三十里设立一个接待站，收容成百上千的灾民。人们肩挑背负着坛坛罐罐、粮食杂物，背井离乡，满腹悲痛凄苦，一路哀泣涕零。可是除此之外，哪里还有活路呢？  
　　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旱象未有稍减。人们仰望炎炎赤日如火悬空，俯看脚下龟裂的土地，不禁悲叹：“老天爷不让咱们活下去了。”  
一些基督教徒认为，这是因为人们罪孽深重，受到上帝的惩罚。也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世上的人太多了，所以上帝将一部分人接回天堂。连一般的人都在猜疑，是不是每隔几年上苍就要降一次灾祸于人间？
　　于是全村的人都蜂涌到寺庙里，向佛祖如来、太上老君、城隍土地爷叩头求雨。有不少人身穿囚衣，还有许多人装束成苦行僧，脖子上套着枷板，匍匐在地。另有一些人在自己的颈上刺几个洞，再穿上几条长绳，走动时绳子拖在身后，表示忏悔赎罪之意。  
　　尽管宗教狂热在农村风靡一时，但也并非所有的人都求神拜佛，搞那些古老的迷信。有一些年轻人就相信“人定胜天”。还有人认为“自助者天助”。也有人大声疾呼，“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他就在咱们这里，请他来救咱们吧！”一部分人寄希望于政府，期待它来援助和救济他们。  
　　老天爷仍然滴雨未降，人们一天比一天感到绝望。在村干部当中，展开了一场意识形态的争论。起初，干部们跟村里所有人一样，也到庙里去祈神求雨。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旱情反而越来越严重。他们目睹了老年人搞的那一套摧残身体的野蛮仪式，那种对木雕泥塑偶像的顶礼膜拜。他们过去从未见过这种场面。  
原注一：共产党的一条宣传口号，很多迷信的农民真地相信它。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里说：“不要以为毛泽东真的能成为中国的‘救星’”，但是现在共产党也开始这么讲了  
这些干部在八路军那里多少受过一点教育，看到达样的情景，心里反感极了。后来有几个年轻人说道： “菩萨不会对咱发善心，干脆砸烂它！”这伙年轻人心血来潮，急不可耐，不顾那些比较谨慎一些的同志的劝阻，也忘记了有关的政策规定。
　　这伙年轻人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他们冲进庙里，把那些木雕泥塑的菩萨从神座上拉下来，用石头砸烂它们的脑袋。这些奇形怪状的偶像所像征的意义，早已被大多数人所忘却，年轻人就更不会为其所惑了，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必须破除的迷信的残余。他们费了很大的劲，把那些遍体鳞伤的菩萨们从庙里拖到街上，然后再往它们身上抹黑，最后当众把它们彻底砸烂。这种行动使村里的老人们感到大为担忧。  
　　在旱灾煎熬之下，人们对菩萨差不多完全失去了信心，因此并没有人出来保护村里的神像。人们看到，自己一度如此崇拜的神灵，竟然无力阻止和惩罚这种渎亵行为，因而断定菩萨的神威还不及村干部的凡力。只有少数老人认为，把神像砸了会更激怒上天，但他们对大祸的行将来临只能暗暗叫苦。  
　　村子里一部分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靠老天爷还不如靠自己，不如靠毛泽东。当初，他们也并没有以毛泽东来取代他们所信奉的神灵。后来，当他们终于渡过了饥荒，又有了好年景时，不少农家在过去供奉泥菩萨的小神龛里，挂上了毛泽东的小像。  
蝗虫的入侵使饥荒更加严重，几乎到了人们无法忍受的地步。在饥荒的头两年，蝗群一来，有如乌云压境，遮天蔽日，席卷边区四省，数日不散，经过之地，庄稼片叶无存。  
　　共产党立即发起了灭蝗运动。即使在一个很小的地区内，也动员了上十万人到地里去消灭虫害，保护庄稼。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蝗群，人们手拿棍棒，严阵以待。他们就像与敌人作战一样摆开队形，挖掘壕沟，阻止蝗群向前推进。蝗虫有个特性，飞不多远就要停下来歇一阵，就好比飞机在加油基地着陆一样。蝗虫一落进沟里，人们便挥舞棍棒，奋力扑杀。另一部分人把蝗虫装进麻袋，然后倒入熊熊烈火中烧死。也有人兴致勃勃地大把大把地捉蝗虫然后带回家去佐餐。在冬春季节，还组织了成千上万的人到地里去挖蝗卵，前后总共挖出了二、三百万斤蝗卵。在灭蝗运动期间，共计动用了几亿个劳动日。最后，人们终于战胜了蝗灾。  
　　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是边区以至于整个华北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边区人民之所以能胜利地渡过难关，边区政府和抗日武装没有垮掉，完全归功于共产党的领导。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所有共产党员和八路军指战员都下到农村去领导生产。当时提出了这样的口号：“一个好党员必须同时也是一个生产能手”。战士们和党员干部们与群众一起，积极投入了修渠挖井、耕田浇地等农活，以及灭蝗抗灾的斗争。同时，还把党员干部、战土以及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口粮削减了一半。党政工作人员的口粮每天还不到一斤小米，而原来的定量是一斤半。他们就想办法上山去挖野菜、打树叶，掺点小米对付着吃。天长日久，大家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经常头昏眼花，一爬山就晕倒。现在许多干部患有心脏病，就是由于当时在力衰体弱的情况下劳累过度引起的。  
八年抗战期间，在共产党所建树的所有业绩之中，他们最引以为自豪的，大概就是胜利地渡过了这三年艰苦的岁月。今天他们常说：“一个好党员不仅要会打仗，还要会耕田种地、挖井浇园、灭蝗抗灾，乃至忍饥挨饿。”
　　共产党人士坦率地对我承认，在三年因难时期，不仅在政府和军队里，甚至在党内，都有人当逃兵。华北闹饥荒的第二年，正是国际形势对盟国最为不利的时刻。斯大林格勒眼看着就要被德国人攻陷。从在山区发行的报纸所登载的点滴消息中，少数干部认为俄国人坚持不下去了。有个在十年前曾经参加过举世闻名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团长，竟然开小差叛变投敌了。他是一个经受过各种艰苦环境考验的老党员，谁能料到现在也当了叛徒，这件事使边区的领导大为震惊。倘若其他人也步其后尘，那么华北抗日武装力量的士气势必瓦解。  
　　党的领导并没有对大家隐瞒时局的险恶。党中央提出了精兵简政、发展生产的新政策。从部队复员的战士、从政府机关精简的干部，可以在生产劳动和抗旱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共产党的道理很简单：通过反抗蒋介石的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共产党人认识到，离开了人民群众党就无法生存。所以他们作出决定，党、政府和军队部必须减轻人民的负担，这是唯一的出路。  
　　除制定了这些经济政策以外，党组织还在广大干部中做了大量工作，使大家对最后的胜利保持坚定的信念。党中央提出的基本口号很快传到了各地农村，并在报纸上、黑板报上以及剧场各处，广为宣传。这些口号的主要内容是： “民主必胜，法西斯必败！”一九四三年，党中央又提出一条新的口号；“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  
　　与此同时，毛泽东指示党的全体领导干部，要对局势的发展作最坏的堆备。尽管当时还很难看出形势将恶化到何种地步，党还是作好了应变的准备，以对付更加恶劣的环境。如：再次发生饥荒；在今后三年内仍然得不到国际援助；日本鬼子从太平洋方面杀回马枪；蒋介石向共产党发起进攻：在军内党内再次发生叛逃事件，等等。党一方面大力鼓舞人民群众的斗志，设法减轻他们的负担，另一方面严肃地告诉党员干部要克服困难吃树皮，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的指示，带头厉行节约。  
然而形势并未发展到最坏的地步。到一九四四年，尽管党中央提出的打败希待勒的口号未能实现，但国际形势开始好转，华北时局亦相应有了转机。
　　饥荒终于被战胜了，日寇的大扫荡也不如以前那样猖獗了。边区军民开始向日军据点发起了一系列局部反攻。在日军大举进攻的时期，他们学会了许多对付敌人的新策略。一些乡镇和小城市相继被收复。同时，全面大反攻的准备工作业已着手进行。  
　　边区抗日战争的第二阶段，是以正规部队的化整为零开始的，这样做使故人失去了重大的攻击目标，从而保存了自己的实力。当前的第三阶段，则是以正规部队化零为整开始，旨在建立一支强大的战斗部队。此外，还把平原地区游击队的领导干部送进深山去集训，学习运用正规部队的阵地战和运动战术。  
在进行军事准备的同时，还开展了一次政治教育运动。一九四三年，毛泽东指示全党，要求每一个党员都必须进行一次再教育。这就是整风运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边区四省的党员还对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研究。
　　“我们还对美国共产党进行了研究，”薄一波告诉我说，“这样我们就可避免重陷他们的覆辙。”  
　　“你是说，你们对导致白劳德被开除出党的法国共产党人杜克洛对美共的攻击进行了研究吗？”我问道。  
　　薄一波笑着说：“是的，我们正是研究的这个问题。从中我们认识到党的错误政策的危险性。如果不开展整风运动，我们就会上马歇尔停战骗局的当，从而放弃我们的民主制度而屈从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薄一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从与他以及边区其他人士的谈话中了解到，当时举国上下要求和平的愿望非常强烈，共产党很可能受这种普遍厌战情绪的推动而放下武器，使自己陷于与中国其他民主人士一样的处境，即丧失自由，随时都有被监禁的危险．在政府中没有任何发言权，成为国民党政府的俘虏。这样一来，所有的农会组织和地方抗日民主政府都将随之而土崩瓦解。  
至于被马歇尔所“欺骗”的说法，我从边区共产党人士那里，一直未能得到什么确凿的事实根据，说明他们是如何被骗的。我只能这样去理解，马歇尔是美国政策的一位代表人物，因此不能推卸他个人对于这种政策所承担的责任。美国政府一面援助蒋介石，一面又派他来充当国共两党的调解人。如果他不赞成使他置身于这种尴尬地位的政策，他本该辞职引退，既然他没有这样做，那就难逃其责。薄一波接着说； “这一时期是GCD从幼年发展到成年的时期。整风运动教育党员克服主观主义和愚昧无知。它还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敢不敢去夺取胜利？”
　　“你的意思是说，“我问道，“敢不敢夺取政权？”  
　　“不，这并不是一个夺取政权的问题。目前还未到夺取政权的阶段。当前的问题是，由我们来领导中国，还是由蒋介石来领导我们。经过整风，我们懂得，GCD应该有自己的基本方针，并不一定非得跟在苏联后面亦步亦趋不可。”  
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原不属本章所叙述的范围之内，但就此略加评论，也井非离题。显然，早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前，共产党就持有这样的看法，即他们能够在旗鼓相当的基础上，与蒋介石争夺天下。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信念，不仅是因为他们本身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也不仅是因为他们得到游击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而且还因为蒋管区经济几乎已经完全崩溃，蒋介石参加抗战之初的那点政治资本也已所剩无几。这场斗争并不完全是蒋介石与共产党之间人与人的斗争，而且还包括双方政策之间的斗争。  
　　蒋介石始终维护地主豪绅在农村的统治，而共产党却提倡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政策。在八年抗战期间，蒋介石既没有实行任何有效的改革，也从未进行过普选。而共产党不仅在边区实行了广泛的改革，而且在所有农村都进行了普选。蒋介石靠滥印纸币维持的经济，日益依赖于美元，使民族工商业遭受到严重破坏。与此相反，共产党则有一个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上，建立中国民族工业的纲领。  
　　一言以蔽之，共产党认为，蒋介石正在把中国引入穷途末路。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中国人民将会看清这一点，并将起来反抗这个独夫民贼。但由于蒋介石在某些地区，特别是在沦陷区，仍然拥有一定的声望，因而立即推翻其统治的时机尚未成熟。当前所能做到的，只是组织中国人民的统一战线。这与抗日统一战线有所不同。在当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明确承认蒋介石的领导。而如果现在还承认蒋介石的领导，无疑只会使人民泄气，得不到群众的拥护。因此，虽然他们愿意与蒋介石举行和谈，但绝不屈从于蒋介石的政策。一句话，他们决心“敢于胜利”。  
　　至于谈到苏联，GCD人，特别是毛泽东，早已得出结论，中国在现阶段尚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中国缺乏足以组成一支政治上的打击力量的庞大工人队伍。另外，GCD人还未确定，他们是否要遵循苏联的农村政策。我在解放区常听到一些共产党人和非党人土议论说，苏联把农民变成了国家的奴隶，这使我感到十分惊讶。另外，GCD人还尖锐批评苏联在土地改革中的过激做法。“我们可不能那样干，”他们常常这样对我说，“问题还不仅是俄国人犯了不少的错误，我们不能重蹈覆辙，而且他们的基本纲领也不一定适用于中国。”  
从日本投降前一年半开始，晋冀鲁豫边区军民就在加紧进行大反攻的推备工作。正规部队从原来的七万人扩充到三十万人。民兵也增加到八十万人，原计划是在每一百个居民中发展五个民兵，边区的党组织也如军队一样，有了很大的发展，党员人数达到近五十万人（全国总计约三百万党员）。
　　一九四五年秋天，当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时，边区军民发起了准备已久的大反攻。八路军司令部的部署是，收复华北所有的重要城市，并夺回同蒲、正太、平绥、平汉、津浦各铁路线。刘伯承将军的初步目标，只限于攻克太原、开封、运城和石家庄，以控制山西全境以及平汉和陇海铁路沿线的战略要塞。在“向日寇进攻！”的口号下，刘伯承将军的正规部队开始攻取城镇，游击队则殿后扫尾。在短期之内，他们共收复了一百二十七个中小城市。  
　　日本人终于在原子弹的威慑之下投降了。蒋介石一面命令八路军就地待命，一面与华北日军总司令官冈村达成协议，规定日军不得向八路军缴械投降。一夜之间，大批伪军摇身一变又成了蒋介石的部下。山西老牌军阀阎锡山，也由日军用装甲列车偷偷地送回他的老巢太原。还有大批伪军固守城镇，等待蒋军前来接收。  
与此同时，苏联背着GCD，在日本投降前一星期与蒋介石签订了同盟条约。本来蒋介石还忧心忡忡，唯恐德国投降后，苏联在不与他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向日军发起进攻。他担心的是，苏军开入东北后，将扶植共产党的游击队执掌大权。看来克里姆林宫对毛泽东在战后的作用是一直持怀疑态度的，因此选择与蒋介石签订条约，应允在东北只承认蒋介石的统治权。  
　　直至日本投降一星期之后，当八路军已经开始攻取城市的时候，这项条约才予正式公布。这项条约使GCD人认识到，斯大林承担了支持国民党政府的义务。同时，在日本的麦克阿瑟总部也下令在中国的日本军队只许向蒋介石投降。美国的海军和空军部队，已开始把蒋介石的军队往华中、华北和东北各大城市运送。这一形势的变化，使毛泽东完全失去了外交上的支持，除了暂作让步之外，别无其它选择。  
　　延安的GCD中央委员会和八路军总部立即断定，暂时不能收复华北各大城市。毛泽东发表声明称，中国人民经历八年抗战后需要和平并命令八路军各战区部队停止前进。接着，毛泽东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毛泽东关于形势的分析和一时难以收复城市的看法，在晋冀鲁豫边区受到广泛拥护。不论重庆谈判进展如何，边区军民早已森严壁垒，随时准备对敢于进犯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予以迎头痛击。无论如何，即使毛泽东亲自下达命令，他们也决不把边区的主权拱手交给国民党。这一点看来是不容置疑的。所有与我谈到这个问题的人，尤其是边区政府中的党外人士，都一致表示，不管毛下达什么命令，他们决心击退来犯的蒋军。  
　　抗日战争终于结束了。经过一段军事停战时期，逐渐又转入了内战。  
回顾过去八年抗战的斗争历程，边区的干部对他们所取得的胜利成果感到自豪。  
　　薄一波说道：“我们白手起家，建立了新政府，它包括了进步的民主人土、开明绅士、中小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根据组织条例规定，共产党员在政府中所占席位的比例不超过三分之一。  
　　“经过漫长的八年抗日战争，有时还得对付一下蒋介石军队，我们的正规部队从六千人发展到三十万人。民兵则从无到有，最后发展到八十万人。  
　　“zhonggong中央颁布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之后，边区实行了减租减息。在三千万农民之中，近二千万群众具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百分之八十的人巳摆脱了二千年来封建主义的束缚。在边区，共产党成为广大农民唯一的领导者。由此产生了一支无敌的力量。  
　　“虽然经历了抗战时期的艰难岁月，边区百分之八十人口的生活水平并未下降，这看来似乎是难以置信的。其主要原因在于实行了财富的重新分配，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特别是在抗战的最后两年。手工业也得到很大发展，超过了自慈禧太后在北京执政以来的任何时期。地主及封建经济被取缔，但工商业受到扶持。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民族资本不是在缩减而是在增长。  
　　“我们决心不借任何代价去保卫这些巨大的胜利成果，那怕被迫打一场内战也罢，尽管我们并不需要战争。”

自觉的梦游人

第十四节 一个教授的自述

我回到美国后，感到惊讶的是，美国人一般都以为，在中国进行的这场战争，主要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民主主义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主义之间的搏斗。似乎没有人认识到，许多中国人拥护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支持了在抗日战争时期人民自己建立的政府。似乎也没有人认识到，蒋介石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人民起来反对他压制他本应代表的民主。
　　当然，要美国人民不这样看中国内战也不容易。一些著名的美国人士，如众议员贾德、前大使蒲立特、陈纳德将军以及共和党的某些显赫人物，就是那样看的。

　　然而GCD的某些朋友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似乎相信，只要一个共产党士兵在中国的一个村庄里出现，那里的农民就会立刻起来高呼： “共产党万岁！”真是可笑之至。

在这两派人之间还有一种人，他们承认中国的农民支持共产党，可是又说这是共产党骑在农民头上用枪逼出来的。在我离开北平之前，有一位美国陆军军官向我发表了这种观点，他曾经去过共产党管辖的满洲地区。
　　“你们这些记者真叫人讨厌，”他说，“你们说边区人民喜欢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给了他们自由，是因为共产党允许他们组织自己的政府。可是，要是他们胸前对着刺刀，他们怎么敢说不喜欢GCD呢？用军队把政府强加给人民，还谈得上自由、民主吗？”

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不是随便用几句“无产阶级民主”的话就能搪塞过去的。不过，我在解放区后方游历时，给我印像特别深的，就是任何地方都看不到八路军的军人。与蒋管区不同，这里没有卫兵在衙门口站岗，警卫县政府。至少从外表上看不出有一支压迫人民的武装力量在保卫这里的政府，使它免遭假想的愤怒的人民所推翻。
　　使我获得深刻印像的第二点是，整个地区除了无人地带都没有土匪和民团．而这在国民党区域是经常遇到的。在这儿旅行安全极了，简直到了令人乏味的地步。这些情况如果不足以说明这里的政府是受人民拥护的政府，至少也能说明它足一个稳定的政府。

　　最后，我惊讶地得知，我所访问过的那一、二十个区长，几乎全是抗日战争前的中小学教员。日本人侵占华北的时候，国民党政府逃之夭夭了，于是这些教员就把学生、朋友和当地的农民组成抗日团体，这些团体后来就成了地方政权。各区的政权又逐渐联合成县政权、专区政权、边区政权。笔者在写此书时，看来很可能将要以这些当初很原始的团体为核心而组成中国新的全国政权。

　共产党、八路军对这些政权的影响胜过国民党，这件事与其说是武力的原因，不如说是历史发展的原因。我了解到，有不少的地方政权的领导人曾经一度追随过国民党和蒋介石，但是后来倒向共产党了，因为他们感到在国民党的压迫下无法有效地抗日。地方上民选的领导人由于这个缘故，而不是由于共产党的武力或共产党的宣传而投向共产党一方，这是为什么日本投降后在中国又爆发一场全面内战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在解放区的时候曾经思索过，对于如此深刻地改变中国内部力量对比，并使华北人民站到共产党一边反对蒋介石的这种现象，究竟该怎样解释呢？过去曾相信蒋介石能救中国的人们，后来摒弃了他而转向了共产党。对于这些人思想上逐渐转变的过程，该怎样描述呢？我可以像前面那样单纯地罗列历史事实，但又该怎样从更富于人情味的角度来解释呢？就在这时，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教授给我讲述了他的经历，我把它记了下来。我写着写着，便开始认识到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生平，而且是一部中国反独裁运动的发展史。

在解放区的时候，我常常见到杨主席。他的政府设在一个小村子里，离我在部队上所住的那个村子大约有十二里远，中间要翻过一座小山。有时候，我无事可做，就逛到那里去，盼望他请我吃饭——他经常请我吃饭。他有一位厨师，是从蒋介石的某省长那里俘虏来的。我不敢说这位厨师政治上的可靠性如何，但是我敢说他的烹调技术是非常出色的。他在一间农民的茅舍里，随时就能做出五六道菜的宴席来。我一辈子也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菜。其味道和款式远远胜过在上海和北平的高级馆子。这位厨师尤其擅长做蛋，其中一种是把蛋煮了以后裹上面粉烘烤。他做蛋做鸡的花样多极了，我记得我每次去吃饭他都没有重过样。

　　杨秀峰一般只是为了陪我才吃一点点这样的佳肴，因为他的口味极简单。他和此地所有的人一样穿一身棉制服，不过他的鞋子已磨坏了大半，补着皮子。他身体枯瘦而矮小，年龄五十岁上下，耳朵有些聋，问他话很费劲，不过他是北平人，操一口清晰的京音，因此听他说话还是很愉快的。

　　杨秀峰不经常在家，他常常骑上驴，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巡访各个县，问讯人民的疾苦。这位瘦弱的知识分子曾经周游过欧洲，曾经是北平颇有名气的历史学教授，如今像游方僧人似地在山区里奔波，从驴背上向那些不识字的、疑虑重重的农民群众施政。这样一幅图景，宛如回到了十三世纪，老实说，我总觉得有点滑稽。这位皮肤白皙、细声细气、举止文雅的教授，干吗要跑到这群粗犷的共产党人和从前的封建农奴当中来呢？他明明会一无所得而大有所失，为什么却要在中年之时投向共产主义事业呢？——何况不是作为党员，而只是作为政治上的同盟者。

有一天，我们在他的屋里吃饭，然后又坐着抽土制的烟卷，品粗制的绿茶。他的屋子是石砌的，因为石料在这一带是很丰富的。就在这个场合，他开始给我讲他的经历。他的神情异乎寻常地沉静，简直很严肃。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他说，“我已四十一岁了。我想，作为历史教授，我比一般人更爱国。你大概知道，代表上层社会的读书人是太少了，国难当头的时候，就没有多少人能够领导民众。这样，你就会明白，我决计积极地投入抗日战争乃是义不容辞，也可以说势所必然。我这么说，只是让你知道，我，一个中年教授，既非职业军人，也缺乏政治经验，大概是出于爱国心吧，就自动投效蒋介石政府，听从蒋军保定行营的委派，前往冀南发动那些似乎无动于衷的、在我看来也是无知的民众去打游击。

　　“你可以想见， 当我来到蒋军所放弃的游击区一看，心中是多么惊奇，我看到民众自己已经组织起来了好几支队伍。国民党的官儿们跑了，于是人们自己选出了好几个县政府。虽说我是半道插进来的，我在老百姓中还是建立了点威信，一年后，三十个县联合成立冀南行署，我被选为主任。

“我们来到这块比较安全的地方以后——所谓安全不过是暂时的，蒋介石政府开始认识到抗日运动居然能在敌后存在，就突然决定把——个叫鹿钟麟的国民党官员派回河北当省主席。老百姓觉得国民党扔下他们孤军苦战了一年，这会儿又来这一手，十分气愤，大骂国民党两面三刀，决定不承认鹿钟麟这个省主席。
　　“看到老百姓这个态度，我觉得必须向他们严肃地讲一讲。我想蒋介石是国家的首脑，不管他过去有什么过错儿，他的任命总还得尊重嘛。我把我们行署的那些民选的官员们训斥了一个下午，然后叫他们承认鹿钟麟是省主席。

　　“鹿钟麟一上任，就请我参加他的政府。我答应了，不过条件是我继续当冀南行署主任。

　　“可是没过几天，就来了不少蒋介石的特务，有走着来的，也有骑骡子来的。他们逼鹿钟麟撤销冀南行署。鹿钟麟把我叫去解释了他的处境。我说虽然我很同情你这位省主席，可是我还得坦率告诉你，冀南行署是老百姓自己组织起来进行抗日的，我无权撤销。我要是这么干了，老百姓不仅会起来反对你鹿钟麟，也会起来反对我。

　　“起先他要求我们把当地的游击队改编成保安团。我一听简直气坏了。我极力按捺着怒火对他说：‘你要是把这些抗日战士改编成省防军，就会破坏他们的爱国性质，挫伤他们的热情。

　　“接着鹿钟麟又要撤换县长。我坚决反对。我说：‘县长都是民众选出来的，他们抗日有功。为什么要打击这些年轻有为的人？’

“然后鹿钟麟又要求把人民组织的抗日团体一律解散，因为它们未按照国民党的章程组织。我指出，当时国民党已经跑了，这些团体怎么可能按照国民党的章程组织呢？我就对鹿钟麟说，‘你这一条是反动的。民众抗日打开了那么大的局面，怎么可以把他们自己组织起来打鬼子的团体解散呢？

　　“最后，蒋介石的特务要我们废止减租，废止地方抗日政府所实行的累进税制。这种要求完全是与老百姓为敌的，因此我坚决反对。

　　“鹿钟麟提出那些要求后，我感到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过日子了。我坚信抗战的正义性，但是自从鹿钟麟提出取缔民众团体以后，我就感到很泄气。我从前满腔热情，现在灰心丧气，万万没有想到，抗战竟是那么难啊。

　　“有时我也想，对蒋介石的特务退让一下吧，暂时在原则上让一下步是为了民族的利益呀，可是我转念一想很吃惊：不对！有多少像我一样的人，满怀爱国热情，一心想做好事，想为老百姓做事，参加了抗战，结果呢，却什么好事也做不成。

　　“我有点自负，我觉得对有些事决不能委曲求全。我决心要同那班妄图搞垮爱国团体的家伙斗到底。可是，在这样的斗争中，我感到势孤力单。

　　“不远就有一支八路军的部队，可是他们不肯来帮我。我只好独力奋战。一开始我就寡不敌众。一天，日本人在南宫一带发动进攻，我就离开行署去组织附近一个城的民众进行抵抗。鹿钟麟立刻张贴告示，诬称我逃走了，命令撤销行署。他的告示一贴出来，冀南的二百名代表就开了个会，决定反对鹿钟麟的命令。他们举出理由说，你鹿钟麟是蒋介石委任的，我们这些代表可是老百姓委任的，那时蒋介石的人还不知在哪里呢！

“不过，我们也没有宣布脱离重庆政府。我们发出通电要求撤换鹿钟麟，但是没有得到答复。

　　“鹿钟麟既然不承认我们的行署，于是就另行委派各县县长。他为此特地召来了石友三将军的队伍，护送新官到任，给他们保驾。老百姓可不承认这些新官，为此打了不少官司。于是一九三九年夏天就有两个政府唱对台戏，每个区有两个区长，每个县有两个县长，每个市有两个市长。鹿钟麟、石友三一伙不承认老百姓的民选政府，老百姓也不承认鹿钟麟、石友三的政府。

　　“要是一两年前我从蒋介石的行营出发来领导打游击的时候，知道事情会弄到这般田地，可想而知，我会吓坏的。当时，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点，所以对事态毫无准备，不知如何是好。最后，我写了八个大字，作为自己的信条：‘协力抗日，改善民生’。谁反对这八个字，我就坚决跟他斗争。

　　“不过我也自知我的斗争力量只是存乎一心之中。我没实力对付石友三。他的队伍开始到处抓农民去当兵。行署给石友三写了封信，说：‘你要多少兵我们可以给你派，请你不要抓人。但他根本不理。后来，石友三的队伍一到村边，青壮年就跑光了，很难找到人去打日本。

　　“接着，石友三的部下搞了一种十分混账的税收制度。连棺材也一律要上税，老百姓晾在房顶上的菜要上税，把牛牵进城要上税。政府办庆典要强迫老百姓送礼。抓来的壮丁要是跑了，就罚他历属的村子一百套衣服，以赔偿他穿走的军服。

　　“老百姓跑来求我作主，可是我无能为力。我觉得十分愧对老百姓，但又有什么法子呢？我有时觉得在附近打游击的八路军太宽容了。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来帮助我。我觉得自己无能为力，活着对谁也没有用处，又惭愧又懊恼，心中翻腾不已。我感到局势越来越险恶，可又无力去扭转。

“突然，老百姓自己行动起来了。起先他们揍了鹿钟麟所派的几个县长，接着又揍了石友三手下抓丁的人。石友三派了一名代表来见我，责令我管束老百姓的“无法无天”的行为。我回答说：‘要不是你们把老百姓压迫得这么厉害，他们也不至于这样干。责任全在你们。’

　　“因为当地的游击队给农民撑腰，石友三就向游击队发动了进攻。他想先把游击队消灭，再制服老百姓。由于游击队和附近一个营的八路军关系很好，所以游击队敢于还击。于是石友三只好去打这一营的八路军。就是这样也还没有引起一场大战，因为八路军还是—让再让，老实说有时候我对他们很气恼哩。

　　“只是在发现了日本军官穿着石友三部队的军服出入于石友三的司令部之后，才大打了起来。原来石友三当了汉奸，对汉奸就不能客气。这一打，石友三就逃到黄河以南，后来叫国民党给枪毙了。蒋介石委任的省主席鹿钟麟一看没有了军事靠山，也开溜了。鹿钟麟一跑，他的政府也就如鸟兽散，我们的行署便成了冀南唯一的政权。

自觉的梦游人

杨教授来到山西不久，华北各地五百名代表会聚于太行山。其中有不少人来自游击队，大家几乎那是穿过日军重重防线，经过几个星期的艰险旅程而来的。他们成立了一个参议会，杨秀峰当选为参议会主席，戎伍胜为副主席。关于戎伍胜，我们以后还要谈到他。
　　会议开了四十天，代表们在会上正式成立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制定了基本纲领。在我去访问的时候，这个纲领仍然是晋冀鲁豫边区的根本法。其主要之点是对于土地改革、按收入征税、武装民众、通过新婚姻法、发展生产以及制定雇工法作了规定。  
按照杨秀峰的说法，这个纲领在当时的意义是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以便充分有效地进行抗日斗争。杨主席说，武装民众是为旧法所禁止的，但是“我们认为这是民主的最高发展”。
　　“实行男女婚姻平等，我们就打碎了在家庭生活上的封建桎梏。  
　　“通过减租，我们吸引了农民来参加抗日，但是不同意他们分土地的要求，这样也就避免了地主富农的叛离。  
　　“最后，我们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同时又鼓励发展贸易，发展工商业，于是，抗战就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现在打仗还是依靠这个基础。”  
我认为对杨主席的话需要作几点修正。共产党改善了其所辖地区人民的生活，我对此没有什么怀疑；他们使妇女在婚姻平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更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虽然杨秀峰声称不分土地是边区的根本法，然而在一九四六年年中，共产党发出了没收地主土地的指示，这个纲领就被完全废除了。显然，边区政府是服从共产党的政策的，并不代表地主。这样，本来是为进行民族战争而组成的政府，现在却开始进行阶级战争了。
　　不过，这个纲领的关键之处在于武装民众。民众在抗日战争中被武装起来，在今日的内战中仍然掌握着武器。可以说，这是他们民主自由的最可靠的保障。将来打败蒋介石以后，是否还允许民众拥有武装，那就不得而知了。  
　　我在那里的时候，参议会是边区的最高政治机关，边区政府官员就是由参议会选出的，而参议会又是由各省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参议会的政治成份和其他边区一样，是由法律规定的。共产党员的席位不超过三分之一，“进步分子”的代表占三分之一，“中间阶级”占三分之一。  
　　这种制度称为“三三制”。在这种制度中，共产党被认为是工人和贫苦农民的代表，“进步分子”代表小商人、中农、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中间阶级”代表小地主、商人和民族资本家。  
别以为这样的政府有点像美国式的政府，请听杨主席是怎么说的：
　　“我们的政府里没有反共分子、大地主和买办阶级的位置。倒不是说法律不许他们参政、不许他们投票，而是人民根本就不选他们。国民党员的席位还是有的，我们五十一个常委里就有十个国民党员，而共产党员有十六、七个席位。如果人民选出的共产党员超过了三分之一，共产党员就得向其他党派让出所超过的席位。”  
　　这种政府的弱点是显而易见的。没有高等法院，没有制约政府的机构。不过参议会可以弹劾主席、副主席或政府行政部门的任何人员，有三分之二的票数就可以将他罢免。  
　　“三三制”还存在一些问题。边区官员承认，有些人退了党以便参加政府。显然，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把秘密党员选入政府。最后，从根本上说，这个政府在边区并没有控制权，权力是在一个叫“救国会”的组织的手里，“群众”是由这个组织来控制和动员的。关于这个组织，我们以后还要谈到。这里只须指出，边区里有这么一种说法；“政府有权利，救国会有权力。”  
边区政府的行政机构也许是全世界同等规模的政府中最精简的一个。边区、专区、县、乡各级政府加起来，总共只有十二万五千名男女公职人员。这个数目除了官员以外，还包括警察、职员、文书、警卫、伙夫、通讯员和饲养员等。根据我所看到的统计数字，这些政府职员中有百分之五十是来自农民和工人，百分之四十来自如识分子和商人，百分之十来自地主和民族资本家。这种比例与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大致相当。
　　这些人员中，有百分之三十做行政土作，百分之二十做治安司法工作，百分之二十做教育工作，百分之十五做生产建设工作，百分之十做群众工作（土地改革、合作社等），百分之五做党务工作。识字的占百分之九十。  
　　边区政府的精简与国民党官僚机构的臃肿适成鲜明的对照。例如，边区政府的财政局只有十六个人，而国民党山西省政府的财政厅却有二百五十个人。  
　　边区政府本部的全体干部（他们不愿被称为官员）只有一百六十人。我发现其中有三分之一住在我周围的衬庄里，其余都外出到各个专区，检查土地改革和税收，并进行调查研究。  
我在解放区的时候，杨主席在六个月之内就下乡三次。其中一次他骑着骡子在太岳区的穷山沟里转了两个月。他外出期间慰问部队，与农民谈话，研究土地改革，总之是想了解政府的法令是否对头，该不该改变。
　　这种出行与美国政客为拉选票而作的巡游大不相同。不过，也包含向人民宣示政府的善意这种目的。  
　　“我们不能让人民把我们看成外人，”杨秀峰说。美国的政客可能会觉得他和善得有些过分，但是传教士一定会赞成的。  
　　“我们出门上路，要带上粮票，自己做饭。有时我们的工作人员吃得比最苦的农民还差。”  
政府官员外出，要自己背行李。人民看到这种情景，或者看到场主席穿着打补丁的褂子，就觉得边区的官与国民党的官到底有些不同。
　　政府工作人员没有固定薪金，他们每日配给二十五盎司的粮食和三个半美分的菜金，每月发三分美金的津贴费。他们两年发一套棉衣。厨师、食堂人员、饲养员和赶车的多发一套，因为这些人穿衣服费一些。  
　　政府职员住房是不交房租的，一般是三四个人同住在农民的一间房里。虽然许多高级官员与妻子住在一起，但是我发现当地官员很少带家属，因为粮食有定量，养活不了这么多人。结果，妻子儿女就呆在老家。  
　　在共产党地区，政府官员的生活是艰苦的，物质报酬是谈不上的。贪污勒索在中国久有传统，但在这里却没有什么机会。在通常情况下，这样是不能吸引社会才俊之士为政府工作的。但是，这些原本是为了抗日而参加政府工作的人士，对他们菲薄的薪金和艰苦的生活并不介意，因为他们希望，在战胜蒋介石之后，能够担任负责职务。  
　　我发现有少数政府职员，尤其是厨师和饲养员，因为生活条件艰苦而情绪低落。高级官员就让他们学文化，开阔眼界，以克服这种情绪。  
虽然边区受共产党的政策指导，但是政府的高级职务并不由工人和农民担任，而是往往被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所垄断。
　　杨教授着意向我说明，在解放区，知识分子的出路要比无产阶级广的多。政府一直想从外面获得技术人员，以每年一千三百磅粮食的津贴招聘任何愿意摈弃蒋介石的人。从北平跑来的大学教授每月可以得到两百美元左右的薪金，这比国民党给的多，不必说，比一个普通边区官员或共产党干部的薪金更是多出许多倍。对知识分子如此优待，足以说明共产党是多么需要受过教育的人。  
　　像我这样的外界人士过去常常不理解，一个大部由毫无经验的官员组成的政府，何以能治理边区呢？以直到四十一岁时还是教授的杨秀峰为例，他过去毫无经验，他的同僚们对行政艺术也同样是一窍不通，他如何能管理三千万人民呢？  
　　杨秀峰在这个问题上给我的回答，也可以说是对国民党理论家的回答。这些理论家宣称，对于人民，必须把民主教给他们，至于谁来教导先生，则绝口不谈。  
　　“我不过是个学生啊，”杨秀峰对我说，“可能还是中学一年级生呢。我们不懂做官的那一套，大概难学得很哪。国民党一开始还笑话我们行署的公文太简单，可是后来，他们也觉得还是简单一些好。我们的法院办事也是如此。法官就在纸条上书写简明扼要的判决词。  
　　“我觉得我在领导工作中的最大缺点是接近人民不够，我有时还犯官僚主义哩。  
　　“举个例子说吧。一九四二年我们禁止缠足，当时我们下了一道命今，提出了一个口号，叫‘解放小脚’，凡是缠足的女人都罚款；但这种官僚主义的办法行不通。后来我们撤消了那道命令，改用宣传教育的办法，结果群众就自动把小脚解放了。一九四一年，我们推行强迫教育，但这是一种书生气的、官僚主义的办法。家长都太穷了，无法送孩子上学，而且还要孩子在地里干活呢。于是我们就把这个命令也撤消了，一方面设法改善家长的生活水平，一方面取消了学费。”  
近十年来，杨秀峰不但学会了行政管理，而且他的整个人生观也改变了。
　　“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要在新社会工作，可不是那么容易呀。”他对我说。  
　　“我打游击那阵子，还以为政府最好是设在大衙门里。现在我感到，住在这座简陋的房子里办事更便当，因为这样更接近人民。  
　　“抗战前，我不愿搞政治。现在我认识到，没有政治工作，什么事也办不成。  
　　“我早年留学法国的时候，很喜欢去卢浮宫欣赏油画。现在我变了，我不再相信‘为艺术而艺术’了。”  
　　这话听起来有些马克思学说的味道，于是我就问杨秀峰为什么还不加入共产党。  
　　“如果你要说我还不够格做一名共产党员，我无话可说；可是你要问我想不想入党，我只能说我要争取。你可以把我看作是党外布尔什维克吧。”  
　　“那么，”我问杨秀峰，“你的政府真是共产党的傀儡吗？”  
　　杨秀峰面有怒色。“谁要说我们是共产党的傀儡，那就请他亲自来看看。如果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各个主要问题上在实行共产党的纲领，如果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欢迎资本家，支持土地改革，相信民主，那还讲得过去。  
　　“但是，看问题应当看共产党的政策是否对人民有好处。判断任何一个纲领，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人民。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不必来这里。”如果要正确回答你的问题的话，”杨秀峰最后说，“那么就说我们是人民的傀儡吧。”  
原注一：当时的共产党政策是消灭封建主义，鼓励资本主义。地主被无情消灭，商人和民族资产阶级则可以发家致富。还没有取消私人财产。

自觉的梦游人

在共产党区域，有两个革命事件对农村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土地改革把地主逐出村政权，从而消除了农民自古以来对官府的畏惧。农民不再像过去那样怀着惊恐的心理看待政府。
　　他们亲眼看到村子的统治者从宝座上滚下来，政府对于他们来说不再是不可抗拒的势力，不再是高踞于上的、遥远的、不可驾驭的东西。  
　　另一事件是游击战。由于打游击，共产党干部常常要在农民家里寻求掩护，这样，农民便渐渐对政府产生了亲近的感情。政府成了在地上的东西，农民伸手就能摸着，能与它握手，甚至能打它的耳光。政府堂皇的外表，官员身上唬人的制服和绸面皮袍，以及在威严的衙门口持枪站岗的卫兵统统都不见了。  
　　在农村里，官员们像农民一样穿着棉布衣裤，像农民一样说话，像农民一样生活。他们基本上就是农民。从他们身上看不出他们与普通人有什么两样。他们也不称作“长官”、“老爷”，甚至也不称作“先生”。干么要称他们这些？他们都是农民自己推选出来的嘛。  
可是，“新式民主”是件多么新奇的事情！民主的工具突然塞到落后的农民手中，他们一时还不知如何运用。农村的选举办法形形色色，有时简直很滑稽。可是在共产党控制的农村地区，还是统统进行了选举。  
　　共产党从国民党手里接管一个村庄的时候，并不马上举行选举，一般也不触动村里的头目。可是土改结束不久，局面安定之后，就对所有的村民进行登记，审查选举资格。十八岁以上的男女，只要没有神经病，抗日时没有当过汉奸，都有资格参加选举。全部登记名单就张贴在村里街道旁的布告牌上。有选举资格者，名字用黑笔写出；无选举资格者，名字用红笔写出。  
　　选举委员会把村子按方位分成几片，每一片推举出一组候选人和一两个预备候选人。选举前的一星期用于竞选活动。候选人一级不以党派纲领进行竞选，而是以个人政见进行竞选。  
在抗日战争中，一个典型的竞选纲领大致如下：  
一、我保证带头抗日，为全村报仇。
二、我要带头生产，让大家丰衣足食。
三、我保证搞好儿童保健。
四、我要组织民兵，维护治安。  
　　今天，在内战时期，竞选诺言就变成另一个样子  
一、我要保卫翻身果实。
二、我要带领大家狠狠地打蒋介石。
三、我要办好冬学。  
选举前的演说常常反映了村子里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斗争。“咱们的人要是选上了，”山东农村的一个老大娘说，“咱村纳粮出公差就会公平啦。治安也能好，孩子也能念上书，大伙儿生产也能搞好。”
　　支持一位旧日地主的人却这样说：“咱的候选人虽说是地主，可是个好人哪。过去他借给大伙儿钱，利息都少要。他要是选上了，还能好呢。”竞选演说家们拿着话筒招来听众，他们挨家挨户地拉选票，他们在村里的布告牌上张贴赞扬自己候选人的宣传词。街头演说家倒不太多，村民们有时站在场院的石碾子上，这样，谁都能看清演说家，也能听见他的演说。竞选大会并不激烈，不过在辩论中也可以听到这样的话：“你们的候选人不好”，“你是地主的走狗”，“你是二流子”，等等。  
到了选举那一天，老百姓就聚集在投票场所，这一般是学堂或是当地的寺庙。由于许多投票人不会写字，投票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的。  
　　有一种方式是用几只颜色不同的碗，每一只碗代表一个候选人。投票人要选谁，就往谁的碗里投一粒豆子。豆子由选举委员会发，不许私带自家的豆子。还有一种用碗的投票方式保密性更强。用这种方式投票，发给投票人几粒颜色不同的豆子，每一个候选人面前都倒扣着一只碗，投票人在每只碗下都塞进一粒豆子。只有一粒豆子是代表赞成票的，比如红豆子代表赞成票，那么谁得到红豆子最多，谁就当选。  
　　还有这样一种投票方式：把几张大纸贴在墙上，每一大张纸上写着一个候选人的名字。投票人举着一根点着了的香，要选谁就把香头往谁的纸上戳，那姿势简直有点像瞄靶投标，一戳就把纸烧出一个洞。这样，谁的香洞多，谁就当选。  
　　还有一种投票方式是用一张大纸把所有候选人的名字都写上，投票人要选谁就在谁的名字下画一个圆圈。  
　　也有用选票选举的。有一种选票只是一张盖着村公所公章的空白纸。投票人把要选的人的名字写在选票上，投进票箱。还有一种选票是把所有候选人的名字都列出来，投票人要选谁就在谁的名字旁画一个记号。  
投票一结束选举委员会就开始唱票，把当选者的名单贴在墙上。  
　　选出了村长，村民们就给他献上一朵红纸花，人们还到他家门口敲锣打鼓。当村长走出门向庆贺的人群致意时，人们常常用一根竹杠子把他抬起来，到街上游行一周。这棍竹杠子叫做“独龙杠”，意味着当选者是村里的独龙，是头头了。  
在农村中建立民主并不那么轻而易举。由于交通不便，到各村开展普选就得花费一些时间。让老百姓去投票倒不费什么周折，因为在中国农民单调的生活中这是件新鲜事。起先，大家对选举都很感兴趣，在第一回选举时，一个村往往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参加投票；后来，这股新鲜劲儿一过，有些人就觉得把下地干活的时间花费在选举上实在不值得。
　　农民们没有长期的民主传统，因而选举一结束，他们就认为万事大吉，不再去监督他们的官员。而且，缺乏受过训练的人员也是进行地方行政工作的一个障碍，边区的行政人员中，多数都没有工作经验，他们只能在干中学习。  
　　在山西的一个专区，有个县长想要发动人民搞土改，又不知道如何着手。他就把部属召集在一起，命令几个人分别扮作地主、中农、放债的和贫农等等。然后这几个人就演了一场假戏，以试验如何同人民联系。  
新官员也不太懂怎么书写公文函件。例如，按照中国官场的旧例，行文中对上司的称谓和对下属的称谓是不同的，有些官员就弄颠倒了，给下属去函时写“敬启”，给上司呈文却写“此示”。这些只是在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度里建立民主时遇到的一些日常小困难，还有更为严重的问题。
　　解放区的农村和美国的城市一样，有时也有恶霸为害。这些恶霸多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残余。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不实行分田，地主在农村中保留了经济势力，也保留了政治势力。  
　　这样，一个四百人的小村子里，当村长的往往仍是地主，而一个一千人的大村子，村长不是地主就是地主的代理人。  
乡村里初次实行选举的时候，地主只须威胁退佃或不准赎回典押于他的土地，就能让人把他选上台。随着农民觉悟的提高，地主就多费些心机。他们雇佣地痞对选民进行恐吓，把心腹安插到点票的关键岗位上，或是往自家候选人的碗里多塞些豆子。
　　解放区鼎鼎有名的作家赵树理，在小说《李有才板话》中，把这种舞弊现像描写得很详细。小说的主人公李有才，是个老羊倌。多年来，他把村里的人和事编成快板，给自己和老伙计们解闷。八路军来到了李有才那个村里，告诉老乡们，现在民主了，大家应当自己选举村长，于是地主阎恒元就马上当选为村长。年年选举一次，年年阎伍元当选。对于达件事，李羊倌编了下面一段快板进行讽刺：  
村长阎恒元，  
一手遮住天，  

自从有村长，  
一当十几年。  

年年要投票，  
嘴说是改选，  

选来又选去，  
还是阎恒元。  

不如弄块板，  
刻个大名片，  

每逢该投票，  
大家按一按。  

人人省得写，  
年年不用换，  

用他百把年，  
管保用不烂。  
　　地主被李有才的快板弄得狼狈不堪，就不再当村长了，但却设法让自己的一名亲信被选为村长。一切还是老样子，因为新村长对老村长唯命是从。为了揭露这一情况，李有才给地主及其傀儡村长又编了一段快板。  
　　村里的穷人开心地传唱着李有才的快板。地主害怕这这羊倌的影响，就指使村长把他赶出了村子。李有才被迫避居山中，但他的歌却留在人们的心里。最后，人民终于把地主赶下了台，选上了自己的人。李有才返回了村子，又编了一段快板庆祝选举的胜利．  
　　故事简单么？是的。宣传么？不错。不过，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宣传，是目的崇高的宣传。赵树理讲述了一个村子如何与压制民主作斗争的故事，就等于告诉别的村子，它们也能够打垮压迫者而赢得民主。赵树理还向人民指明，他们必须自己动手为平等而斗争，不能把民主当成共产党或八路军的一种恩赐。  
如果认为解放区农村政权的形式是十全十美的，那未免有些虚妄。如果以为八路军或共产党一夜之间就能在封建主义的废墟上建立起欧美那样的民主政府，也是一种主观臆想。文化水平低，经济原始，这就注定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在今后很长时期内都会处于落后状态。但是，缺乏经验并不能为共产党人在地方选举中的许多做法开脱。有许多例子说明，他们操纵选举，很少尊重人民的意愿。他们尽是提拔土改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这也就可能给怀有野心的不良分子以掌权之机。在一些村庄，各候选人的政纲都包含一条“拥护共产党，跟着毛泽东”的口号，
　　这就极清楚地说明，共产党人的用意并不在建立乌托邦式的民主，而是在培植支持自己的力量。然而，在战争和革命期间，如果指望他们不这么行事，也是可笑的。我与之交谈过的共产党人，大都很坦白地承认，他们需要建立巩固的拥护自己的基础。不过，那些拥护共产党的所谓“开明人士”，却竭力向我说明，每个村子都是由人民所拥护的人管理。这种说法是可笑的。我发现，在不少村庄里，老百姓对当地官员是怨恨的。我见过一位农村姑娘，她非常热爱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实行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但是这位姑娘与许多追求新贵的女人不同，她对我说，“我不愿意嫁给干部，他们都是些想升官发财、不管老百姓的家伙。”当然，观点相反的姑娘也有的是。  
　　不管共产党人距离完善的民主还有多么遥远，不管他们那些糊涂的朋友为他们捧场的话有多么夸张，但是共产党毕竟唤醒了千百万中国农民，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有权选举官员，从而向民主迈进了巨大的一步。如果一个五百人的村子是由一个一百五十人的农民协会发号施今进行管理，而不再是由一个有权势的地主任意统治，这当然应该看成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不管对于解放区的农村社会流传着什么样的谣言，据我所观察到的，那里政府的贤明．是国民党区的政府根本无法比拟的。  
　　国民党、蒋介石总是说中国人民还没有准备好实行民主，必须先实行一个时期的训政。解放区的领导人嘲笑了这种理论。  
　　“在施行民主之前，先训练人民，这是毫无用处的。”边区政府副主席戎伍胜对我说，“人民要是过上了民主生活，习惯自然会改变。只有体验民主，才能学会民主。”

自觉的梦游人

严格地说，本书这部分章节是写政府的，不该写他。不过，他是作为不速之客闯进我的房间的，那么，也就顺便介绍一下他的身世吧．
　　这天一清早就下雪。我坐在我那石板地的屋子里，感到有些郁闷和孤独。这时，他从外面走进来——一位幽灵似的人，身穿棉袍，头戴小帽。他像私塾先生似地鞠了个躬，就在我的炭火盆前找了个凳子坐下，贪婪地烤着手。他一边打着寒战，一边仰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又垂下眼皮，从我的桌上拣起一颗瓜子，熟练地嗑起来。他怯生生地看了我一会儿，不自然地笑了笑。一个很腼腆的人！我想。  
　　但是走进我屋里烤火的其貌不扬的这个人，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了。其实，他是闻名于全中国的。他就叫赵树理，是个作家，我在上一章里引用了他的作品。  

我同赵树理愉快地渡过了两天，可是我不认为我对他很了解。他是一个不寻常的人，有着奇特的经历。他与杨教授不同。杨教授投奔共产党，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而赵树理投奔八路，却由于他不见容于中国封建旧社会。比起杨教授来，他的身世也许更能说明乡村知识分子为什么抛弃蒋介石而投向共产党。
　　赵树理出生于山西太岳地区的一个小城镇。他是一位贫农的次子。家里有八口人，靠着种十七、八亩土地为生。为了糊口，他不得不拼命地干活。冬天到煤窑外捡煤，其余时间就在地里流汗。  
　　赵树理小时候具有永不满足的好奇心，他特别爱好戏剧和音乐。他很小就学会了敲鼓、打钹、击节、吹笛、唱戏，而且很出色，于是村里的成年人就让他参加了“八音社”。这种熏陶为他以后给八路军写戏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赵树理的祖父是个读书人，从小教他读四书五经。他让赵树理信奉三合教，这是一种把佛、道、儒三教教义揉合起来的宗教，强调行善致福。赵树理有一种善恶之行的记录，做了好事就在罐子里放白豆，做了坏事就放黑豆。修桥补路放三颗白豆，掩埋尸骨放两颗。坏事中有：不忠，不孝，损人利己，不洗手就在祖宗牌位前上香之类。赵树理的白豆总是比黑豆多。  
赵树理的父亲相信，仕进之道仍然和皇朝时代一样，要靠读书，便送赵树理读小学。小学的课程还是四书五经那一套。
　　由于祖父早先的训诲，赵树理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赵树理上不起中学，便进了一所师范学校，可以免缴膳宿费。在师范学校图书馆的书里，他第一次读到他那山沟之外的现代世界，了解到西方国家的一些情况，如乔治•华盛顿的事迹、法国革命、工业化时代等。他在那里找到屠格涅夫和易卜生的译本，便如饥似渴地读起来。  
　　这时，父母给他找了一个十四岁的媳妇，他便尽义务似地结了婚。新婚后同妻子住了几天就返回学校了。过了两年，他成为一群学生中的核心人物。这群学生是由二十个“思想进步”的分子所组成，他们认为课本中无用的古文太多，科学的内容太少。这些反抗分子对校长进行了指责，这位校长在筹款盖科学馆时贪污，结果只盖成了一间空房子，除了几只桌椅外，什么仪器也没有。这件事激起了公愤，校长被撤职了。新来的校长显然遵照军阀阎锡山总部的指示，把赵树理和其他五个同学开除了，说他们是共产党。  
那是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刚刚在上海同“赤党”决裂不久。那时在中国被指为共产党比今日在美国被指为共产党要可怕得多。赵树理根本没有见过共产党，也从未看过共产党的书籍，不知道什么叫“共产主义”，除了回老家，别无他途。
　　他种了一个时期的地，教过和尚识字，后来到一个小学任教，校长是个地主，也是当地的大债主。每星期总有三四个晚上，负债的农民拿着酒肉到学堂里请校长吃席，求他不要没收他们典出的土地。酒席有时要吃到凌晨三点钟，校长要到下午才能起来上课。教员们也颓丧起来，抽上了鸦片烟。  
　　大约就在这一期间，赵树理的妻子死了，赵树理便回家料理丧事。丧事完后的第一天，军阀阎锡山的特务把他逮捕了，押送到省城太原，和一些学生一道，投入一座专门关押共产党的监狱。  
狱吏对赵树理等人说，只要他们写出反共的文章，就可以获释。赵树理他们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他们谁都没有关于共产主义的起码知识。狱吏嘲讽地把几本共产党的小册子扔进牢房，说：“喂，这就是共产主义。你们写文章批它吧！”
　　这简直等于扔给赵树理一把开启精神牢房的钥匙，虽然打不开通往自由的门，却打开了这个小伙子的心房。他告诉我；“共产党猛烈抨击中国封建旧社会，号召建立新社会，把我吸引住了。我正苦于不能解脱旧传统的羁绊，共产党的理论使我豁然开朗。”这位年轻的囚徒虽然在肌体上挨饿，但是在精神上却获得丰富的食粮。  
　　经过长时间的审查后，起树理获释了。他虽然从未见过共产党，但是由于残酷的折磨，由于读了狱吏给他的材料他成了共产党的同情者。他很想找到有血有肉的真正的“赤匪”，可是一个也碰不到。他的思想渐浙地有些颓丧。  
他找不到教书的工作，于是靠卖文章糊口。他给两家报纸的副刊投稿，每千字大洋一块钱。他的文章写的是饥一天饱一天的流浪汉，影射社会的恶劣环境。“我写我所熟悉的生活，”赵树理说， “可是我不能自由地说出来， 我只能写得很隐晦。最苦恼的是，我维持不了生计。”其中一家报纸因为编辑写了一篇批评阎锡山的文章，被封闭了。赵树理无以为生，只好回农村老家了。他父亲对他的落魄很是生气，他回答道，“这不能怪我。非得整个社会变了，咱们的家运才能好转，不然咱家就得穷下去。”
　　“我父亲根本就不理会我这一番话，”赵树理说，“他觉得我应该再娶个媳妇。而我对于个人的生活已毫无兴趣了．这样也好，那样也好，我都不在乎。可是家里需要个干家务活的。我自己并不操心这件事，就听任父亲张罗说亲。这种态度大概是听天由命吧，可是在那种旧社会里我只能采取这种态度。”  
　　赵树理续弦不久，又离开了家，到达黄河南畔的开封，在朋友的书店里当店员。他希望这回能有个牢靠饭碗。可是．他来开封不久，蒋介石的官员们为了展宽街道，把书店拆了。赵树理只好又回家去。  
这时，发生了一件西方人难以相信的奇事，但是，这种事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却是相当典型的，并足以说明普通中国人某些行为的根源。赵树理在回家途中路过黄河大桥时，被警察拦住搜查行李卷，那里面包了一条毛巾、一只脸盆、一块肥皂和四块银元。通过了搜查之后，他继续赶路，在一个村店里停脚过夜。他躺下睡觉的时候，听见窗外有四个人在说只有会门中才用的黑话。这引动了他的好奇心，仔细一听，大吃一惊，只听一个人说，从开封来了个汉子，身上有四块大洋。他断定这帮人是土匪，一定是从警察那里得了他的情报。他怕被绑票，于是在床上躺了三天，抽着劣等的大烟，想显出穷酸的样子，免得土匪注意。可是，他的行动还是引起了那四个人的怀疑，他们尾随他回到太原。起树理被弄得很紧张。他到太原大学校园里的一个朋友处投宿。晚上，赵树理开始给朋友讲述自己的经历。突然，与邻屋隔开的墙上响起了重重的、严厉的敲击声，赵树理吓得闭上了嘴。以后的几天， 只要他一开口想说， 就有敲墙声。他想，谁是那帮人觉得他发现了他们的一些秘密，所以警告他不要多嘴。
　　赵树理料定自己要惨遭不测，他对于自己悲惨的生命并不怎么留恋，但很不愿连累朋友，于是决定跑去自杀。这不仅对中国社会是一种极深刻的揭露，而见也说明赵树理当时无谓的轻生厌世思想。他对谁都没有说，就投入太原的湖中。  
　　有人把他捞了上来，他在警察局里恢复了知觉，然后像一条挨过鞭打的狗似的回到朋友的住所。同蒋介石特务机关有勾结的帮会立刻在大学里散布谣言，说赵树理疯了，还诱使一家报纸刊登这种消息。学生们都嚷嚷起来，纷纷要求赵树理的朋友把“疯子”赶走。赵树理觉得自己在劫难逃，又想起自己过去的勿损人、只行善的宗教信条，便不去争辩。帮会派了一个人告诉赵树理的朋友，有个地方可以给赵树理治病，赵树理便顺从地跟那人走了。  
那人把他带到一个偏僻的山沟里，那里有很多逃荒要饭的人和土匪，这个地方就叫“满洲坟”。土匪把赵树理安置在一个馒头师傅的家里。“这位师傅待人好极了，你跟他过会满意的。”他们说。师傅显得非常友好，专给赵树理做了馒头和烙饼。馒头和烙饼很好吃，可是有股怪昧。没有几天，赵树理的牙床就出血了，他断定人家给他下了砒霜。“他们用了一种药来减弱毒性，”赵树理说，“他们想慢慢毒死我，这样可以不留痕迹。”
　　他每次吃一块怪味烙饼，师傅就在本子上记录一次。“好，好好地吃。”师傅总这么说，并带着怂恿的神情朝赵树理微笑。  
　　土匪们有自己的黑话。他们要杀一个人，就说：“闺女要出嫁了。”他们给赵树理吃毒药时，也用黑话说毒药的用量，如说“棉价一毛”或“麦价三毛”之类的话，表示每天在烙饼中的砒霜用量。  
　　赵树理对活下去已不抱希望，他继续吃饼，日渐虚弱，但是什么话也不说。他那漠然处之的态度使土匪也感到惊奇。他们觉得犯不上把这种绝望的人杀掉。有一天，当他们转移巢穴的时候，就把他放了。  
　　赵树理从满洲坟回来后，一个朋友给他在乡村师范学校找了个工作。这时正是日本侵华的前夕。在山西的知识分子中，爱国情绪十分高涨。可是阎锡山不允许示威，也不允许任何公开的反日宣传。这回，赵树理感到自己对中国社会统治者的义愤有了真正的理由，而且还找到志同道合者。每天下午，他和两个教员都把校园大门锁上，举行违禁的反日会议。  
日本入侵中国后，赵树理参加了薄一波组织的牺牲同盟会，上了山。不久，他孤身一人在农村里，阎锡山的县官都跑光了。他决定自己当县官，可是上任头三天他就发现自己不过是个光杆司令，老百姓都逃到森林和山洞里藏起来了。蒋介石溃兵的掳掠行为，吓得人们不敢回家。赵树理硬着头皮来到士兵中间，这些士兵正在乱挖老乡埋藏的粮食。他们恨不得把逃走的农民抓来杀光。他劝土兵不要毁坏家具当柴烧，不要搜粮食。他说得很和气，用了一些格言成语，可是心里却很紧张。他说：“你们要是能这样做，老百姓就会回来，给你们弄粮食。”
　　赵树理用这种办法使土兵和老百姓和解了，也忘却了个人的烦恼。他成了游击队的干部，游荡了两年，最后同八路军建立了联系，开始搞宣传写作工作。他喜欢这个工作，因为这使他有机会告诉士兵和老百姓要和睦相处，他喜欢八路军，因为在他看来，八路军亲近穷人，接近他自己的生活。一九四〇年，八路军办了一个报纸，赵树理参加了编辑工作。由于日军的进攻，编辑部分成两部分。一连四年，赵树理总是在流动，一会儿写文章，一会儿打仗，但是他并未感到像过去做“文丐”那样低人一等。抗日战争将近结束时，他有了较多的时间，开始为报纸的副刊创作短篇小说。他的一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受到了边区政府的重视。这篇小说写的是一对青年男女为了婚姻自由而与父母、与全村作斗争的故事。边区政府把这篇小说印成单行本发行。这是赵树理创作道路的开端，他在一年的时间内又写了六七本书和几个剧本。他从此名扬解放区以至蒋管区。在蒋管区的著名作家如郭沫若、茅盾等，把他誉为新文学的魁首。  
　　赵树理并没有从销售他的书中得到版税。我觉得他的生活并不比过去好多少，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了他。他觉得好笑。“你知道在中国‘文丐’是什么意思吗？抗战前，自己不掏点钱，书就没法出版。中国大多数作家是付钱给出版商而不是出版商付钱给作家。没钱就别想出书。关于群众运动的书就更不能出了。而现在，我想写的东西政府就帮助出版。再说，在这种时候，我赚钱干什么？有志愿战士，就有志愿文化人。正因为如此，我为人民创作完全是出于自愿的。  
“不过我的物质生活还是比从前好多了。除了写作，我还在边区出版社当编辑。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组织，能纺纱织布，能种地。大家共同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果实。出版社每天发我一斤半小米，半斤菜；还给我一些医药费，因为我身体不好。我每年领一套棉服，一套单衣。抗战前，我只有一条薄毯子，几件单衣，所以我总是受凉。过去我从来没有烤过火，现在我有炭烧。出版社还给我钱，供我女儿上学。我老婆能种菜，每个星期还能做一双鞋。她用五百块钱买做鞋的材料，做成鞋可卖得两干块钱。这种生产在抗战前是搞不成的，因为日本的便宜货把我们挤绰了。我现在简直没什么负担了，可以更自由地从事写作了。”
　　不过赵树理并不幻想要做个大作家，他也不想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写作，那样会使他脱离人民的。“我应该投入社会生活，”他说，“我要跟上革命的各个阶段。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搞土地改革，以后大概就是搞工业化。我们将来要组织合作社，需要美国的机器，所以我想去美国看看。我很想写重大的题材，也许内战结束后，我可以安顿下来专心专意写它一阵子。不过我决不愿完全脱离人民。”  
　　“也许，”他说，“有人会觉得我的书没啥意思。抗战前，作家们写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爱情故事。这种作家对于描写在我们的农民中所进行的革命是不感兴逐的。我若请这种人写政治性的书，他们就很不高兴，觉得受了拘束。可是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我在这里一点也不感到拘束。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而从前我却办不到。  
　　“从我为农民写作以来，我写小说，写剧本。过去，我使用的语言和现在不一样，我的东西只有少数知识分子看。后来我想到，农民能看到的书尽是些极端反动的书，这些书向农民宣扬崇拜偶像，敬鬼神，宣扬迷信，使农民听凭巫婆的摆弄。我想，我应该向农民灌输新知识，同时又使他们有所娱乐，于是我就开始用农民的语言写作。我用词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我写一行字，就念给父母听，他们是农民，没有读过什么书。他们要是听不懂，我就修改。我还常去书店走走，了解买我的书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这样我就能知道我是否有很多的读者。因为成千上万的农民都不识字，所以我就写能为他们演出的剧本。这样，从前只有少数知识分子看我的作品，现在连穷人都普遍能看到了。”  
赵树理谈到自己的写作技巧时说，他不喜欢在作品里只写一个中心人，他喜欢描写整个村子、整个时代。他笔下的人物是由他所了解的许多人的综合体。为了发现这样的人物，他下乡与农民一同生活，一同在地里劳动，并参加他们的合作社，在土改中同他们并肩斗争。
　　我翻译了赵树理的三本书。第一本是写农村选举的，第二本是写婚姻自由的，第三本是写一个乡村的战时生活的。他的第四部书名为《福贵》，写一个二流子在土改运动中变成了好人。这是托尔斯泰式的赎罪故事，从中也可以看到赵树理早年宗教教育的痕迹。不过己不是上帝改造人，而是革命改造人了。  
　　说实话，我对赵树理的书感到失望。有人说，他的书如果翻译成外文，就会使他成为一个闻名世界的大文学家。我不同意这一点。他的书倒不是单纯的宣传文章，其中也没有多提共产党。他对乡村生活的描写是生动的，讽刺是辛辣的。他写出的诗歌是独具一格的，笔下的某些人物也颇有风趣。可是，他对于故事情节只是进行白描，人物常常是贴上姓名标签的苍白模型，不具特色，性格得不到充分的展开。最大的缺点是，作品中所描写的都是些事件的梗概，而不是实在的感受。我亲身看到，整个中国农村为激情所震撼，而赵树理的作品中却没有反映出来。  
　　不过，若是用西方的文艺批评标准来衡量一位中国作家，也未免太学究气了，尤其是这位作家不仅进行写作，而且还当编辑，干农活，参加土改以及形形色色的运动。我想，等战争结束后，赵树理有了更多的时间，就能写出重要的作品，甚至能写出西方读者也感兴趣的作品来。

自觉的梦游人

第十八节 国民党逼死人的捐税


一九四一年夏秋两季，我走过河南、河北两省，从黄河走到长江，目睹了本书前面某一章所描述的那场大饥荒的开始。每天走在路上，但见原野空旷，土地荒芜，十室九空，残破不堪，十分凄凉。当时许多地方的旱情并不很严重，所以我很奇怪，为什么土地会如此荒废。农民告诉我，他们背井离乡去逃荒，是因为国民党税吏、蒋军粮秣官横征暴敛，田赋超过了实际的产量。既然全部劳动果实都要被抢走，交不出捐税还要挨打坐牢，谁还种地呢？

　　农民在官府衙门外的田野里掘野菜草根果腹，而我却在一个又一个国民党将领的演戏筵席上受着山珍海味的招待，不禁感到十分羞愧。可是，当我得知正是这些将领和国民党官吏把饥民的土地收去抵税，等候雨季放佃时，我就不仅感到羞愧，而且感到愤慨了。

　　我在路途上的时候，每天都有农民来到我的马车跟前，向我哭诉自己的悲惨遭遇，每天晚上都有县官偷偷来到我的住所，求我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在老百姓还未全部饿死之前，帮帮忙——“看在上帝的面上帮帮忙吧！”我答应尽力而为。

　　我回到重庆后履行诺言，在珍珠港事变前不久，写了一篇报道，叙述我所目睹的惨状，希望引起外界注意，迫使蒋介石或是出于羞愧或是出于策略考虑而为他那些不幸的臣民做点好事。但蒋介石的国际宣传局局长声称，这与他从内地传教士（他们当然没有挨饿）那里得到的消息不符，便把我的稿子扣下。这使我十分气恼，但也是在意料之中。然而，在这次据说是我所捏造出来的饥荒中，有好几百万农民死去了。

这么多人是怎么死的？有人说是由于旱灾和歉收。可是蒋介石的官员、地主、税官却没有一个饿死的。华北解放区的气候同样恶劣，同样缺雨，却没有死这么多人。此中的差别在哪里？为什么这边的人挨饿，而那边的人却有饭吃？

　　河南蒋管区的人民并不是因为老天爷不下雨而死的，而是因为骑在他们头上的统治者太贪婪了。应当说，他们是被捐税逼死的。

　　我常常感到纳闷，这些农民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冲进城去，打开粮仓，把军人用枪、税吏用秤从他们那里抢走的粮食拿回来呢！他们并非麻木不仁，他们并不想死；既然横竖是死，为什么不起来斗争，反抗那些封建统治者呢？事实上他们还是反抗了。一九四二年，日军打到豫北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农民配合民族敌人攻击汤恩伯的部队。这是很可以理解的。为什么不这么干呢？难道日军会比蒋军更坏吗？

有位北平教授也许心中想到这个事件，所以在一九四七年警告蒋介石说，路易十六是因为实施腐败和暴虐的税制而被赶下台的。“除非你改革税制，”这位教授预言说，“否则法国大革命就会在中国重演。”

　　教授的话里只有一点错误：革命不是将要在中国发生，而是已经发生了。发生革命的部分原因是苛捐杂税把农民压得喘不过气来，这时只要有谁出来帮他们甩掉背上的重负，让他们重新站立起来，那么他们就会跟着谁走。

苛捐杂税在中国并非新事，自从清朝被推翻，军阀开始用枪从农民那里征粮养兵以来，就一直存在。不过这些残暴的军阀，在蒋介石政权面前，可就是小巫见大巫了。蒋介石政权从中国农民那里榨取的财富，恐怕比中国悠久而曲折的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统治者都多。

　　近年来，蒋介石的职业辩护士把沉重的捐税归因于抗日战争。可是他们无法说明，何以国民党几乎是从其当政之日起，就向人民敲骨吸髓地征收重税。

　　即使在蒋介石政权的所谓黄金时代，即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期间，据官方材料，中国农民必须交纳的五花八门的捐税，也有一百八十八种之多。一九三二年，据说是蒋介石实现大治之年，就在这一年，中国多数地区的田赋也比美国高三倍。

　　然而比正式田赋更苛刻的，是各种名目的杂税，其数值往往十倍于正税。在前清末年，杂税从未超过正税的十二分之一，而在蒋介石的鼎盛时代，杂税竟高达正税的十倍！

对农民这种骇人听闻的剥削，在抗日战争时期自然又达到了空前的新高度。为了进行这场战争，蒋介石在其纸币变得毫无价值的情况下被迫放弃货币税，改收实物税，要农民交粮。

　　四川省是蒋介石在抗日时期的大后方，那里对农民征收实物税，有时达到稻米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九；在湖南洞庭湖一带是百分之五十三；在云南是百分之四十九。地主头上的税虽然增加了，可是他们总是以增加租子的办法把负担转嫁给佃户。如果佃户过去向地主交百分之五十的稻谷或麦子，现在就要交百分之七十、八十或九十。有时超过百分之一百，我在成都平原就看到达种情况。这样佃户还得去买米来缴租。也就是说，佃户在稻田里干了一年，到头来自己却得不到一粒米。

　　抗日战争的结束并没有使备受压迫的庄稼汉松一口气。虽然国民党政府正式宣布在内地和光复地区免税一年，但是实际上农民还要拿出更多的钱粮交特别捐。

　　这一类捐税多少还是固定的，虽然名目繁多，却还不及农民实际捐税负担的一半。这是因为兵捐这种古老的赋税形式在西方早已废除了，在中国却从来没有消失。由于连年内战和抗日战争，兵捐实际上比过去几个世纪更普遍了。

近二十五年来，中国兵捐的负担确实吓人。由于军费无着，军官层层盘剥，拖欠粮饷，以及搜刮之风盛行，不少中国军队就依靠兵捐来获取粮食、衣服、房屋以及巨额银行存款。粮食、牲畜、车辆、房屋、金钱以至人丁，都是军官们征派的对像。不过若是没有蒋介石官吏以及地方豪绅的合作，对农民的这种剥削是不能实现的。其实，兵捐就是官吏们用来掠夺人民以自肥的一种手段。他们的主要手法是在征集兵捐时层层加码。军官们派五斤面，地方官和交绅就加到八斤；派五斤草就加到十斤；派四辆车就加到十五辆；派六十个民夫就加到九十个，派一千块钱就加到一千五百块，等等。因此，战争永远是地方官发财的捷径。

　　一九四七年，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河南安阳县，我发现蒋军军官在地方豪绅配合下所征派的兵捐常常是田赋的一千倍以上。光说数字不免抽象，据我所知，兵捐之重，不仅使农民常常失去全部土地、粮食和衣物甚至迫使他们卖儿卖女，把妻子给税吏为佣为妾。

　　国民党逼死人的捐税已成为历史的往事，那么共产党在这方面的政绩如何呢？

自觉的梦游人

共产党处于敌对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与外界的贸易被隔断，几乎没有工业和商业的收益。与蒋介石相比，他们更是迫切需要筹款以进行战争。他们的经济必须生产出足够的产品，以供应军队粮秣装备，并维持各级政府的开支。他们若不赤裸裸地搜刮民财，不进行比蒋介石还厉害的横征暴敛，能维持下去吗？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特地拜访了边区政府副主席兼财政厅长戎伍胜。他是我在解放区所见到的最可亲近的人之一。抗日战争爆发时，他是军阀阎锡山属下的一个县长。当时，县政府的经费主要来源于阎锡山的鸦片专卖收入。  
抗日战争开始大约一年以后，阎锡山的许多大烟兵败逃，沦为土匪。另有一小部分部队躲到晋南去了。在那里，阎锡山新组织了一支“敢死队”，戎伍胜在里面当政治指导员，向部队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因为阎锡山没有多少要抗日的意思，这支新军就哗变而投奔了太行山的刘伯承将军。经过内心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戎伍胜也弃家跟着部队跑了。他父亲对此表示鼓励，而贪图享受的妻子则拒绝跟他上山，把他大骂了一顿。在游击区，戎伍胜遇见了一位也走上同样的“革命道路”的姑娘，他便与原配妻子离了婚，而娶了这位姑娘。这时，华北的五百名代表选他当边区政府副主席。  
　　这种经历并没有使戎伍胜变得严峻、不可亲近。相反，他具有一种逗人的幽默感。他丝毫没有新来的北平学生那种令人讨厌的偏激，这些学生只要听到对解放区的情况有半点批评，就怒发冲冠。也许是因为他的胸怀宽广，他能够以完全超脱的态度谈论共产党干部与政府干部之间的争执，并且津津有味地讲述“土包子”干部在新解放的城市初次见到机器和抽水马桶一类西方文明时所闹的笑话。  
　　不过，令人惊叹的还是他的丰富的经历和广博的知识。我用了很多时间同他谈论各式各样的题目，如银行业务、农业生产、手工业、婚姻、鸦片，以及从骡车夫的生活到妻室同革命的关系等许许多多的话题。戎伍胜的言谈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他六年来所从事的工作使他同各行各业的人有直接的联系。  
这样的人未必只是他一个。解放区的干部似乎都能担任不止一样的工作。我认识八路军的一个干部，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任前线一个团的政委；一星期以后，当蒋介石扒开黄河大堤使山东被淹的时侯，我看见他在洪泛区指挥救灾工作；再过两个星期，他出现在农村领导土地改革；而一个月后，他成了一个新解放城市的市长。尽管这种多面手并不少，我还是感到惊异，因为这种人才在美国不可多得，他们主要产生于文艺复兴时代，而不是产生于实行按专业分工的资本主义时代。看来八路军干部几乎什么都能干。  
　　但在这个落后的地区，若不依靠多印钞票、多收捐税，又如何能筹款支援战争呢？这是个大问题。  
原注一：“干部”可用于称呼任何官员，本书中多次提到。它并非是指特定的某一套班子，而是泛用于称呼某个官员。  
我知道，戎伍胜的财政厅里一共只有十六个人，但是却进行着编制预算、征收赋税、发放农业贷款、发行货币、指导银行业务等项工作，控制着三千万人口的财政事务。戎伍胜刚当上财政厅长的时候，他的财政知识仅限于过去在省城学校里所学的、现在几乎忘光了的那一点经济学课程。他从未管理过一家大银行或一束大商号，可是现在他居然在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战争筹措部分的经费了。我问他：“你是怎样做这个工作的？”  
　　他笑了： “我也想弄明白这个问题呢。我没有什么法术。我的预算在历史上头一次出现了不平衡。这只能怪我们自己愚蠢。我们原来以为马歇尔会给我们带来和平，于是就削减了预算。现在，我还得追加三百万美元经费，来对付军事开支。”  
　　“如果我们不打这场战争，”他继续说，“我们不仅能平衡预算（我们无论如何要做到这一点），而且还能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其实，我们的预算是很小的，你听了也许会惊奇。我们全区一九四七年的开支只有一千一百万美元，其中，百分之七十来自田赋，百分之十来自工商业税，百分之五来自商品出售和关税，其余的来自烟酒税、公营事业收入和印花税。  
　　“我们把收入的百分之五十用于军费，百分之二十用于政府人员薪俸和行政开支，百分之十用于教育，百分之八用于工业建设，百分之五用于公共保健，百分之四用于司法公安工作。剩余的留作储备。”  
“可是靠一千一百万美元怎么打仗呢？”我问道，“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你们一定是靠没收地主的财产来支持这场战争吧。”  
　　戎伍胜笑了：“不，那是当年红军在苏区用的办法。我们能够靠这么小的预算来进行战争，是有其特殊原因的。  
　　“第一， 大多数在这里工作的干部是自愿来的。我就是个例子。我跑到这里是因为我不能忍受蒋管区的情况。我抛弃了家、亲属和待遇优厚的职位。我舍弃这一切是为了革命。我们大家都能几乎不要任何报酬而工作，有一点吃的就行了。第二，你大概也看到了，我们的政府很精干，我们没有臃肿的官僚机构，负担小，开支和捐税自然就小一些。 第三，我们全体人员，从政府干部到普通士兵，除了本职工作以外，还必须参加一定的生产劳动。第四，我们不像国民党那样，不因贪污受贿、营私舞弊而损失巨额金钱。贪污几乎是不可能的，一切付款和收款都必须通过一个监督委员会办理．因此几乎不可能在数字上搞鬼。各地农村的财务机构必须在告示牌上公布帐目，任何人都可以要求查帐。还有，我们是在为一种理想而斗争，这一条也很重要吧。要是我们从国民党统治的贪污腐化的社会跑出来，到这里又搞那一套，那有什么意思呢？”  
　　我一面听戎伍胜侃侃而谈，一面心想，他的部属这么少，征税时一定碰到不少困难吧。难道老百姓不以谎报收入来欺骗政府吗？  
　　“当然啦，”戎伍胜说，“一开始我们发现许多农民少报田亩，工商业主则少报利润，比如他有五千元的利润，却只报两千元。因为税务稽查人员太少，我们就用简单的民主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各村每年要开一两次‘民主评议会’，自耕农、佃农、地主都必须在会上自报自己的收入。开会时，村里的评议员就站在群众当中，分别向每一个农民询问其产量。对方回答后，他就向其邻居问道；‘报的对不对？’由于村里的人都互相知道底细，所以如果报的不对，当场就能加以纠正。”  
戎伍胜承认，要查商人漏税比较困难。但还是把商贩、店主召集到一起开会，让他们自报赢利。据戎伍胜说，这个办法基本上是成功的，政府无需庞大的税务机构，也不会损失太多的税款。  
　　商业税对于共产党、对于共产党的作战都不占重要地位。在中国要想维持一个政权，进行作战，必须向农民征粮。没有田赋，中国的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生存。这是基本的道理，概无例外。任何政府充其量只能缩减开支，减轻农民负担，使他们不致饿死或造反。  
　　在蒋管区，佃户一般要把百分之五十至九十的收成交给地主。除了田赋以外，他们还被迫交纳多如牛毛的各种杂捐。而解放区的农民一般只向政府缴纳其收成的百分之八至十五；除此而外没有任何杂捐。农民不必向地主缴租，也没有什么别的税。这并不是哪一个边区官员告诉我的，而完全是我自己亲自观察到的。由于土地改革一般都很温和，因此没有发生农民对政府的大规模抗粮事件。令人有些难以置信的是，可以看到妇女和儿童经过簸筛把最饱满的粮食交给政府。有些人家把邻居请来鉴定自己要交到村公所去的粮食，如果邻居说粮食的成色还不够好，他们就再簸筛一遍。如果你觉得这是难以相信的，那么你应当知道，农民懂得这些粮食不会落入城里商人或贪官的手里，而是送给自己的子弟和亲人在那里作战的军队的。  
　　应当说明的是，虽然这里的田赋很轻，很公平，没有其他的苛捐杂税，但是对农民还是有各种摊派，主要是劳役。我看到农民被征去修路，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拖拉机耕出来的地里集体播种，出大车骡马运输公粮，开垦荒地以及为各种公共工程出力。我觉得他们为共产党出的工可能比在蒋管区为国民党官员出的工多一些。  
　　但是，这种摊派同国民党地区搞的截然不同。第一，出劳役总是为了公益，而不是为了任何人的私利。第三，没有人因为服劳役而变穷。不管派什么劳役，全村人都平均分摊，地主佃农概不例外。不因为有政治地位而免除劳役，政府工作人员也和农民一样要出义务工。第三，这种摊派受到严格的限制。第四，除田赋外，没有粮票不能征粮。农民可以用粮票从政府那里买回粮食。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农民认为这种摊派制度是公平合理的。至于农民是不是被宣传愚弄了，那就请道德家们去研究吧。

自觉的梦游人

我在解放区看到的一种最奇特的事业就是银行。那里的银行是在极原始的条件下营业的，其经营方法之简单，会使西方银行家为之瞠目。但是，这种银行看来很适合人民的需要，推翻了某些批评家所谓共产党的经济格因缺乏健全的货币体制而崩溃的断言。  

　　银行在华北解放区发展的过程颇有点像游击队的发展过程。起初一无所有，逐渐有了放款的合作社，然后游击队和游击政府办起地方银行，最后成立了边区银行。  
当国民党军队初从华北撤退时，蒋介石的法币还自由流通，日本人就搜罗法币去换外汇。当时，有三家银行在游击政府的赞助下营业，开始发行自己的票子以吸收法币，以免法币落到日本人手中。  
　　这种货币最初是通过合作社和工厂发行的，可是多数人民都不信任它。有一种特别的情况还增加了这种不信任。发行钞票的三家银行中，有一家叫“上党银行”，上党是华北的一个地区。可是，在中国话里“上党”与“上当”谐音，所以人们听说上党票，就说：“我可不想上当。”而拒绝使用这种票子。不过当他们看到这种票子在合作社能买到东西，就慢慢信任了。  
　　国民党反对这种新币，禁止部队使用新币。长官叫士兵用上党票擦屁股。有一个模范士兵，严格执行了这个命令，当真用一张五块钱的上党票擦了屁股。后来，他到一个小镇的铺子里买香烟， 掏出一张十块钱的法币给老板，使他大为惊讶的是，老板没有法币小票而对他说： “我只能找你上党票。”这位俭省的士兵什么都不想丢，就回去捡起自己那张擦过屁股的五块钱上党票，细心地洗干净，拿到那个铺子去花了。这个故事很快就传为美谈，人们说：“上党票擦了屁股还能买东西，那一定真顶用。”  
　　就是这样，游击队货币的信用提高了。
一九四一年，边区政府成立后，三家银行合并为“冀南银行”。几年之中，该行在边区的各专区、各县都设立了分支机构。只有这家银行有权发行钞票，因此具有国有银行的地位。我所看到的冀南票，纸质很劣，往往磨损得票面数额都无法辨认。由于这个原因，也由于人民多不识字，便发生过半张一元币与半张两元币钻在一起的现像。银行碰到这样的票子，就按一无五角收兑。这种政策进一步提高了冀南币的信誉。冀南币的命运如何当然要看内战的结果。戎副主席对我说：“我们应当把这种钞票看成是一种革命债券，革命成功了，这种债券就值钱了。”  
　　即使如此，冀南币在与国民党法币的斗争中运气还是不坏的。起初，冀南银行用一比一的比价兑换法币。但是随着内战的加剧，国民党法币就禁止公开流通了，不过还准许地主保存法币。后来，保存法币也禁止了，法币必须全部在边境兑换。自然，两个地区之间的货币走私活动是很多的。国民党区域的走私商把法币塞到空心扁担里带进边区，也有藏在骡鞍的木框里、煤油桶里，甚至棺材中死尸下的垫子里带进来的。对于参与这种生意牟利的商人，边区只是课以罚款，但对于怀有政治目的的走私，则严加惩处，甚至处决“主犯”。  
　　尽管有走私活动，冀南币在与国民党法币的斗争中还是很快占了上风。我在一九四七年初进入边区时，换一元边区币要用五元国民党法币。共产党打了几次胜仗之后，兑换率上升到八比一。可是在游击区，我发现国民党后方的农民和民兵把兑换率提高到十比一。他们对蒋军丧失了信心，想要在解放区买东西。由于这种信心的缺失，到了一九四八年八月，兑换串高达一千五百比一，不久就一跃而达到一万比一。  
　　也许这些数字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解放区与蒋管区生活状况方面的差异。当然，解放区也有通货膨胀。一九四八年上半年，那里的物价上涨了百分之六十八。可是，与蒋管区比起来，解放区的经济却是出奇地稳定。耍知道，在同一期间，蒋管区的物价上涨了十倍。  
原注一：“冀”是河北省的古称，所以“冀南银行”就是河北南部的银行。  
冀南银行为了支持自己的钞票，有与所发行的货币价值大略相当的棉花、黄金、白银、土地作为储备。这比起当初开办三家地方银行的时候是—个巨大的进步。那三家银行都是白手起家，开始时没有资本。他们在游击区四处流动的时候，就用息票交换朋友们借予的金银。后来，他们从政府经费结余中获得了一些资金。最后，几个阎锡山部下的起义军官带来了一笔钱，这笔钱是那个军阀靠专卖鸦片聚敛的。  
　　戎伍胜谦逊地告诉我：“我本人就从我那个县专卖鸦片得来的钱里拿了五十万元来。”  
　　保卫银行储备金在解放区是相当冒险的事。所有的储备金都埋在地下或藏在山洞里。游击区的分行得到金银就立即送到后方去。银行营业处的金银只要超过一千两，就必须埋藏起来，这已形成一种定规。收到一定数量的粮食、棉花后，也要妥善收藏起来。  
戎副主席曾经反复查阅地图，冥思苦想，选择外人最难以到达的荒郊野地来埋藏银行的财宝。他认为人烟稀少的地方最合适，可是这样的地方在人口稠密的中国是不容易找到的。他也把人民的爱国心和干部的可靠性考虑了进去。  
　　“我本人主张把金钱埋到偏僻的山顶上，”他告诉我，“而别人主张埋在洞里，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太刻板，到时候要是洞里安全，我也不会坚持非埋在山顶不可。”  
　　埋藏金银的行动是秘密的，而且只在夜间进行。经过驴骡的长途驮运，才到达埋藏地点。不用说，只有最可靠的骡夫才让担负这种运输任务，不过他们也不知道驮运的是什么货。只有银行经理、出纳和一个党员知道骡子驮的是什么。  
　　有些经理喜欢在月夜行动，这样就不必因带灯而惹人注意，另一些经理则愿意在漆黑的夜晚行动，那时就是衬着天光也看不出人影来。  
　　到了预定的夜晚，经理、出纳和那位党员把资金押运到选好的地点附近，他们把骡夫支开，看看周围没有人，附近的村庄也已沉睡，就到埋藏的地点开始掘洞。财宝埋好后，三个人都仔细地把周围的地形默记心里，然后离去。  
只有这三个人才知道银行的财宝在何处埋藏。如果他们被杀死了，怎么办呢？  
　　戎伍胜说：“一个人死了，不要紧；两个人死了，关系也不大；若是三个人都死了，财宝可就等于丢掉了。”  
　　在银行成立七、八年的历史中，埋藏的财宝只丢过一回。当时情况紧急，只有两个人负责埋藏一千五百磅银子。其中一人死了，另一人记不清银子埋在什么地方。因为不让留存地图，也不让作任何书面记录，如“离树十步，挖地三尺”之类，所以，如果埋藏的人记不起来就糟了。搜寻人员在大致的范围挖了一遍，一无所获。这时，日本人打过来了。他们看到挖掘的痕迹，也到处乱挖，但也是什么也找不到。这批银子的下落如何，到现在仍是银行未能解开的一个谜。  
　　共产党查账可严啦，银行检查员每年要查看一次埋藏的财宝。因为查看一次就要挖开一次，所以每次查看之后还要立即找一个新的埋藏地点
游击区的银行工作更特殊。日军以及后来的国民党军队专找银行，所以任何金银都不能放在敌后，而必须送到后方基地去。可是在游击区和后方基地没有保险箱。戎伍胜说：“不管别人的事，光管我们自己的业务就够呛了。”  
　　游击区没有银行大楼，也不挂银行招牌。银行一般设在普通的土屋子里，凭代号找，如一号、十三号之类。银行工作人员就在里面的一间黑屋子里，点着一盏小油灯办公。他的用具有：一个算盘，一支毛笔，几张纸，一点钱以及主顾的账簿。人们都把账簿保存在他这里，即使他转移了，人们也可以通过秘密交通找到他。  
　　说实话，游击区的银行人员有点像杂货铺的伙计。敌人一来，他就把算盘、毛笔、钱和帐簿打进背包，腰里别上两枚手榴弹，背着他的“银行”迅速转移。  
也许，共产党在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的胜利，结束了红色银行这种浪漫而冒险的生涯。笔者写到这里时，消息传来说，华北各银行己并入一个中央银行，发行了统一的货币。新币的储备不是金银等贵金属，而是粮食、布匹之类的商品。这个银行及其职员很可能将接管中国在全国和全世界的主要金融业务。  
　　于是，在日本入侵的黑暗年代乡村合作社所印发的可怜的小纸币，如今几乎上升到国币的地位。革命债券值钱了。

自觉的梦游人

从一个美国人的眼光来看，解放区经济极端落后。而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莫过于交通通讯的状况。  
　　交通通讯是如此落后：政府的骡车走二十英里的路程要从日出走到日落，隔同样远的距离打电话常常要用一个星期；电报恐怕还打不了；往几百英里外的地方寄一封信要四十天才能收到。  
　　不过，在我访问期间，解放区的内陆交通通讯情况，比过去九年已有长足的进步。邮局已于不久前建立了起来，从边区一头到另一头架设了一条军用电话线，公营的运输公司配备了卡车，在崎岖的山路上和平原的土路上行驶。  
边区当然没有飞机。解放军没有空军，政府没有航空公司。没有民用航空事业。边区也不通火车。因此，运输和旅行就靠汽车、板车、驮牲和两条腿。根据粗略的估计，运输和旅行中，只有千分之一是靠汽车。  
　　边区中很少有人旅行，一则因为中国人不爱好旅行，二则因为旅行起来太慢，太困难，又没有趣味，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也是因为在战争期间，最好的交通工具都供军队和政府使用了。还应指出，没有人为了娱乐而旅行，人们只是在需要时才旅行。这样，在公路上运输的，大部是军需品和一些商品。  
　　运输商品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因为边区的贸易不很发达，没有大量的货物要运输。往往是一个人骑自行车驮一些糖从一个镇到另一个镇去卖掉，再买盐回去就可以赚钱。牛车在城镇之间短途贩运蔬菜、木炭和粮食。火柴很缺，可赚厚利，因为轻也容易运输，从一镇运一大车火柴到另一镇，就能卖大价钱。粮食运输则是另外一回事。只要部队集中起来准备作战或救济山区粮荒，就需要大批的粮食。大宗粮食的运输，多由政府经办。  
　　运粮工作由雇佣工、半雇佣工和义务工承担。政府、学校所需要的粮食由它们自己出人运输，而军队和救灾所需要的粮食则组织民夫运输。  
　　民夫队可以称为边区的货运列车，这是政府运输大宗粮食的唯一办法。一九四一年，政府靠民夫队秘密地把一万五千蒲式耳粮食从冀鲁平原越过平汉铁路和日军防线，运到遭灾的豫鲁山区。运粮的车辆有一些受到敌人袭击，但大多数部到达了目的地。  
一九四三年以前，在灾荒最严重的年代里，政府无偿地征用牲畜和夫役。到了一九四四年，政府有了足够的粮食储备，可以给征来的牲畜供饲料，并按通常工钱的一半付给出夫的农民。一个农民平均每年要出夫十天到十五天为政府搞运输。边区里人人都得学习，民夫队里也一样。例如，前面走的骡夫背上挂一个汉字牌，后面的人就学这个字，每天换一个字。农民就是这样一边劳动一边认字的。  
　　每支民夫队都有一位队长和一位政治工作者，或者说“群众”工作者。政治工作者一般由本村人担任，其职责有点像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在路上，他讲故事，唱歌，传达当日新闻或他们所要去的地区的军情。  
　　晋冀鲁豫边区三千万人口中，只有一百五十辆小汽车和卡车，因此汽车运输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为了帮助合作社把粮食和手工业产品运到市场上去，政府于一九四七年组织了一家拥有五十辆卡车和三百辆骡车的公共运输公司。货运费很贵，不过客运价在当时的环境下看来还是合理的，二十英里的路程收费约八十美分。  
　　多数卡车烧木炭或酒精。情况不得已时，用烈性中国烧酒也可以使这些老式汽车行驶较短的眨离。汽油由地下工作者在天津的公开市场上买来后秘密运进，但是运输和旅行主要还靠大车和牲畜。  
邮寄物品有时比旅行慢，有时比旅行快。实际上边区直到日本投降后才有正规的邮政系统。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间，原有的邮政人员跟着蒋介石的部队逃走了，解放区有一段时间就根本没有邮政业务。但是，各游击队、地方政府和报社组织了自己的通讯业务，后来边区政府把这些通讯员组织成一支通讯大队。  
　　这只解决了递送公文的问题，老百姓寄信还是没有办法。过去，信件上贴一根鸡毛表示重要，如果贴两根鸡毛就表示事情极为重大，通讯员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信送到。用鸡毛既不方便也不经济，于是通讯大队决定印制邮票，这样老百姓也可以寄信了。通讯大队渐渐成了邮政局。  
　　到了一九四七年，邮局的业务很是兴旺，拥有一些自行车、一批邮递员和三百六十个邮站，邮路营业里程达两万英里。邮递员不穿制服，只是普通农民的装束。有些邮递员佩戴印有“邮政局”字样的臂章。  
　　邮递员只来往于城镇间的邮站，并不送信上门，连街道都不去。邮站之间一般相隔二十英里至二十五英里，途中有一些歇脚点。骑车的邮递员一天可以打一个来回，在邮程的终点过夜。  
　　多数邮件由骡子或驴子驮运，没有美国的小马快邮那么快的速度。不过我发现有三个出色的邮递员，两条腿一天能走五十英里。他们有伙食补助，在辛苦的旅程后可以得到充分休息。  
　　在城镇里，我看到供人投信的邮箱，邮递员路过时就把信取走。而在农村里，农民须把信交到当地的交通站，隔三、四天，这些信就和公文一道被送到城里，放在过路的邮递员可以取走的地方。  
一九四六年，在所谓的停战期间，边区同国民党邮政当局达成协议，互相承认对方的邮票有效。后来，过界的信不贴邮票，国民党收到后就贴上自己的邮票，边区也是这样。当我去访问的时候，这个办法已经停止了。  
　　信件不是寄往国民党区但必须经过国民党防线时，就用特殊的但不是秘密的系统来传递。设置邮站（例如在铁路两边）间隔不超过十英里到十五英里，以便邮递员在一个夜晚就能走到。只有路熟的邮递员才被派做这个差事。如果要过防线的信很重要，就写在油纸上，把纸折成小团合在嘴里或藏在肛门里。  
　　许多邮递员是在土改运动中获得土地、房屋和农具的农民。他们忠于职守，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打倒蒋介石这一事业的一部分。他们在执行任务时所表现出来的热忱，有时十分令人惊叹。他们不仅在跑日常的邮路时不避风、雨、雪、雹（美国邮局也为此而夸奖自己的邮递员），而且爬山涉水，冒着敌人横飞的子弹坚决完成投递邮件的任务。晋冀鲁豫边区有一位著名的邮递员，在渡过正在涨水的险恶的黄河之后，为了绕过蒋介石的防线，推着自行车、驮着邮袋，翻过了山东境内的四座山峰。  
　　有些机灵的邮递员在经过敌占区时，还散发传单，书写关于共产党胜利的消息，对蒋军进行神经战。  
　　我发现，解放区的邮政业务比较慢，但是比较保险，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是比电话更好的通讯方式。抗战前，山西的电话都是军用的，河北的电话则是民用的和商业性的。日军入侵后，所有的电话业务部停了，后来也只恢复了一些短途电话。开始只有军队可以用电话，后来政府也能用了。我访问的时候，老百姓打电话还是很不容易。  
虽然在边区的两端有电话线相连，从理论上说相隔一百五十英里也可以通话，但在实际上，这是办不到的。有那么几回，我外出下乡碰到下级干部找麻烦，我每次想和薄一波政委联系，都没有成功，电话只能打到邻县，再远就不行了。县与县之间可以转接电话，但是经过四、五个县的转接，声音就听不清了。普通老百姓打电话更难，就是准许他打，一般也打不到八英里以外。  
　　因为所有的电话及其设备那是从日本人或国民党手中缴获的，有新有旧，电线也是有粗有细，所以电话系统的工作情况不太好。所有的电话通讯只靠一根单线，电话线就拴在矮小而不结实的木杆上，这些木杆是用华北各色各样的树木制成的。电话线时而贴在地面上，时而离地不过四尺，逶迤地穿过四省，总长有七千英里。  
但是这根单股电线却代表着无数的血和泪，是经过与日本人的残酷斗争才收集到的。农民砍倒了不少电线杆，割走了很多电线，这迫使日本人在电线杆周围筑起石壁，使用不易割断的特种线。但是农民照旧砍电杆、割电线，以便建立自己的电话系统，这种电话系统必须是隐蔽的，在平原上尤其如此。边区开办学校培养自己的电话、电报和无线电技师，但是教员没有教材，仪器设备也缺乏， 因此毕业生不是合格的技师。  
　　这些毕业生碰到不曾学过的电话机就束手无策了。有时他们要费上五六个钟头修理根本没有毛病的电话机。在日本投降后，八路军刚进入城市的时候，头一回见到电灯的工人竟把电话线接到灯线的插口，结果把电池式电话机烧坏了。  
　　八路军初次与电打交道的情形，有点儿像唐吉诃德与风车打仗的故事。  
　　八路军占领峰峰煤矿的时候，有些被认为学问较多的技师告诫属下的工人要当心与发电厂联结的高压线。  
　　“别用手接触高压线，只能用脚碰。”师傅这样告诫自己的徒弟。  
　　于是工人们背着手，用脚去跺高压线。直到高压电把两三个青年“科学家”猛弹出二、三十尺远之后，大家才决定应请教更高明的人。  
　　只有迂腐的人才会拿这些笑话来证明共产党为提高边区人民文化水平的努力遭到了失败。令人惊异的并非是这里的人民如此落后，而是如此落后的人民在抗击拥有几乎全部中国科技人员的国民党的斗争中，竟然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共产党掌握政权后，无疑会像国民党一样任用这些科技人员。但是，在目前，共产党是如何改变华北解放区人民文化落后的状态呢？

自觉的梦游人

我记不清他的名字了，可是他的特征我记得很清楚：光头，说话音调很低，态度腼腆，身体瘦弱，面容憔悴。这里说的是边区政府教育部部长，让我称他为“老王”吧。  
　　老王过去是个有声望的教师，他的学生都是一些地主子弟。到了抗战中期，他突然对富家子弟厌恶了，便放弃了师范学校校长的职位，离家参加游击队去了。他出身于冀南一个农民家庭，是个独子。父母省吃捡用，供他上完中学。他想到北平去升学，可是父亲悲叹说，再也供不起他的学费啦。老王便向家里最要好的朋友——一位富邻借钱。
　　“你在社会上还不能自立，将来拿什么还啊？”富邻不肯借。  
　　这位富邻平时对王家很不错，可是在困难的时候却不肯相助，这给老王一个很大刺激。他觉得“看透了有钱人的真面孔”，便离家打零工，攒点钱继续上学，终于做了教师。不出几年，便当上了小学校长，后来又成为师范学校的校长。  
抗日战争爆发了，老王便鼓动学生抗日。地主子弟怕危险不愿参加救亡工作，而贫家子弟却踊跃参战，有许多人还牺牲了生命。  
　　学生们的这种表现使他深有感触，他来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他感到，有钱人并不怎么关心国家兴亡，倒是穷人能够精忠报国。他想，再为那些地主子弟教下去，太没有意思了。于是他抛弃了自己的职位，参加了游击队，当了当地救国会的主任。  
　　在游击区，老王仍旧教书，他特别重视小学教育。他觉得孩子们是中国的未来，尽力不让他们落入日本人的手中。没有校舍，就在树下或庙里上课。当孩子们把石板垫在膝上做功课的时候，老王警惕地了望，防备日本人。敌人一来，马上下课转移。  
有一次，他来不及跑掉，被日本人抓住，遭到严刑毒打，关在日军占领的大名府的监狱里。当地一位名画家和教过老王的一位八十岁高龄的老教师想把他保释出来。日本人要四千块钱的保释金。城外的农民募集了两千块钱，送给了日本人，日本人嫌不够。老王过去一位学生的父亲是个有钱的地主，老王便通过画家向他借钱。地主回话说：“我只能借你十块钱，再多了你还得起吗？”  
　　是还不起呀。老王绝望了。他挨了不少打，身体变得很虚弱，最后病倒了。一天，一个陌生人来到牢房里。他是个穷人，讨过饭，当过土匪。他自称是大名伪警察局的局长。 他同老王作了长谈以后说；“咱也尝过穷滋味，我想法给你弄饯。”不出几天，那人送来了一千块钱。这笔钱同农民先前捐的钱凑在一起，日本人才说够数了。于是老王获得了释放。  
　　他回到了游击区，在养病的时候，他思索了这一段经历。有钱的人不帮他，倒是一位素不相识的人给了他一千块钱。他于是得出结论：富人爱钱不爱人，穷人爱人不爱钱。从此他根据这个认识形成自己的教育理论。  
一天我同他谈话的时候，他提到了他的教育理论。这些理论带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味道。“教育本身并非一种目的，”他断言，“不过是一种工具罢了。既然任何人都能运用这一工具，它就具有阶级性。我认为，蒋管区的教育是为范介石训练奴才的工具。在解放区，我们运用这一工具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人民的勤务员。  
　　“还有，教育不能脱离生活，教育必须同实际相结合。约翰•杜威说过，‘教育就是生活，学校就是社会。’而我们说，‘生活就是教育，社会就是学校。’所以我们要把自己周围活生生的事物作为教材。我们的教育对象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没有文化的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而不是人数很少的地主阶级。”  
　　在考察老王的理论如何在实际中应用之前，首先应该谈谈华北地区在教育上的难题。平原上的人民虽然有百分之九十是文盲，可是同更落后的山区比起来，文化水平还是高得多呢。在山区，有些人不仅相信狐仙和各种神怪的传说，而且常常受乡村巫婆的摆布，这些巫婆向他们灌输世界其他地方在一千年前就已消失的迷信思想。老百姓没有牙刷，不爱洗手、洗脸，也不爱剪指甲、理发。妇女没有剪短发的，很多人还缠足。  
不识字的、疑虑重重的、对外间世界有些害怕的农民，对思想、对人类、对文明并无兴趣，他关心的只是自己，只是自己那四面泥墙里的小天地。  
　　对于这些愚昧的、像牲口一样生活的人，怎样施教呢？例如，怎样教他们识那些极端复杂的汉字呢？千百年来，文人和有钱人垄断着汉字，以便统治这个帝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浑身粪臭、迷信鬼神的农民不愿意学这种字，没有这种字，日子也混过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往他们的脑瓜里灌进一堆汉字呢？  
　　这确实是个问题。国民党尽管有那么多优秀教师，有那么多从英国、法国、美国回来的留学生，对此却束手无策。前些年，有个叫晏阳初的留美学生出了一阵风头，因为他在蒋管区的定县办了示范性的平民教育。但问题是要教几百万人读书写字，那些示范顶什么用呢？而且要教的是成年人，不是儿童。共产党的办法很简单，容易推广。他们把教育与生活结合了起来。农民并不在学校里学习（冬天除外），共产党教他们认与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劳动有关的字。例如，羊倌学认“羊”、“狗”、“棍”、“草”等宇，农民学认“地”、“谷”、“麦”、“骡”等字。教学法很巧妙，也很有趣。一个学童在午间休息时要串五六家门，在门上、桌上、灶台上贴上代表着该物件的字。这样，家庭妇女可以一边干活一边认字。第二天，学童又会带来三个新的字。我还见过农民耕地时，在地两头的大牌子上各贴一个字，这样来来回回认它一天，头脑再简单也能记住那笔画复杂的方块字。  
　　不论我走到哪个村子，到处都能看到那些不久前还与教育无缘的泥腿子们在聚精会神地做功课，或者成群结队地上冬学，或者在场院观看乡村剧社的演出，或者倾听人用号筒读报上的新闻，或者研究刷在墙上的标语并费力而耐心地把其中的字读出来。  
共产党在儿童的学校教育上也有建树，虽然不像群众性成人教育那么有声色，但影响却深远得多。这方面的困难也是很大的。教地理没有地图，老师有时就凭记忆画，这就免不了出错。由于缺乏课本，老师既要为学生，也要为自己准备讲义。在山区，差不多所有的材料部是油印或石印的。毛笔要由学生自己制做。纸张也很缺，不过由于手工业的恢复，还不至于使学生做不成作业。教授在大学教物理没有仪器，教化学不能做实验。然而，考虑到边区教师在工作中的人力、物力条件，我认为他们已经创造了奇迹。  
　　老王告诉我，晋冀鲁豫边区共有学生二百二十万人，中学六十五所，高小一千五百所，初小一万七千一百六十二所，专科学校两所，大学一所。大学即“北方大学”，一九四六年才成立，设在邢台城里一座“借来”的教会大院里，后来为了躲避轰炸又搬到山区。最初只有一百名大学生，到了一九四六年底就有一千三百名了，他们差不多都是从北平和蒋管区的其它城市跑到解放区来学习的。  
　　这些大学生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挨饿。我从未听说有哪个女生被迫卖淫以维持学业，而据我所知，这在国民党地区却是屡见不鲜的。学生每月发六十斤（相当于九十磅）粮食，其中一半交伙食，一半用来买书、衣物和文具。每个学生都要从事一定的生产劳动，如种地和做手工。临清有一所专科学校，可以说明这种严格的学生生活是什么样的。在这所学校里，每天的作息是：四小时上课，三小时自习，五小时劳动。  
原注一：边区政府教育系统由三个部分组成：正规教育、军事教育和社会教育。第一个部分由政府负责，第二个部分由八路军负责，第三个部分由群众组织负责。  
北方大学分设六个学院：医学院、财经学院、工学院、文学院、教育学院和政治学院。教职员有二百四十名，其中多数是从老解放区来的，也有少数是从国民党地区来的，他们都是因为上了蒋介石的黑名单而跑过来的。许多教职员并无教学经验，他们是从干部里挑出来的。工学院的院长就是一位从未教过书的实干工程师。政治学院和财经学院的教员是抗战时期的干部。他们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完全可以弥补他们学历方面的不足。  
　　不过，大学毕竟太稀少。共产党教育体制的主干是小学，小学生占边区所有学生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我看到到处都有小学，山区有，平原有，大村有，小村也有，有的设在庙里，有的设在过去的地主大院里。我在冶陶曾看见八九岁的孩子爬上一座山，一砖一瓦地拆一座古庙，这座古庙曾被日本人用作了望站。孩子们欢笑着叫嚷着把砖头运下山，堆放在学校的院子里给老师看。第二天，他们就用这些砖盖起校舍来。  
　　还有一个四百户的村子，过去没有一所学校，现在有了，不是一所，而是两所，共有一百五十名男生和一百七十名女生。这两所学校是一位归隐的教师创办的。开始，家长们觉得让孩子放下地里的活不上算，因此对于送孩子上学一事很不热心。老师就收了两个男生和一个女生，教他们纺线，织发网。头一天那个女生就带回家五个自己织的发网交给家长。家长立刻把发网卖给村中的妇女，每个卖五十块饯（相当于五美分）。别的家长一看，小孩在学习的时候还能挣饯，补贴家里的用度也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上学。这位教师无意中实行了老王关于教育不能脱离生活的理论，这样不仅办起了村学，而且也保证农民不会因为孩子撂下家务活和地头活而吃亏。  
　　学生们学些什么呢？有没有政治灌输呢？中学是有的，而小学却极少。在中学里，每周有两节时事课，材料来自报纸和县长对教师、村干部做的报告。村里黑板报上的文章和诗歌就是根据这类会议的内容写的，一般是介绍作战的情况，树立必胜的信心，有时也解释战争的起因。往往可以看到一个学童对五六个妇女宣讲；“咱们的人民军队打过了黄河”，“蒋介石不会给人民以民主，他是个独裁者”。  
要想知道共产党在学校里教给孩子什么，最好还是看一看他们的课本，而且从中还可以了解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最近，我看了五六本课本，大约有五十课，是教成人和儿童识字的，内容出奇地健康！虽然如此，但我也感到，共产党的确是把教育当作达到其目的的一种工具。这些课本从头到尾总是强调生产如何必要，劳动如何有益，如何光荣；其次强调需要破除封建事物，如缠足、纳妾、轻视妇女等等；还有许多课是讲卫生、互助，礼貌以及如何写信的。总之，这些课以农家孩子为对象，讲农民应该自立、进步和讲卫生。值得注意的是，课文中没有什么直接的政治说教。这几本书中，没有一回提到GCD，也根本不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四、五课宣传解放区社会的好处的，只有一两处提到了边区领导人。这一类课文很像美国儿童所学的关于华盛顿和美国建国的故事。  
　　因为这些课文能够最好不过地说明共产党管辖区的中国儿童学些什么，所以我抄录了晋冀鲁豫边区课本中的一些课文附于本章的末尾。  
　　这些课文很突出地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人民的贫困。每一页所讲的，不是肥料，就是种枣树，或者是汲水。生产啊！生产啊！生产啊！反来复去总是拿生产来激励解放区的农家孩子。对农民的这种号召，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解放区经济的落后状况。课文中没有对无产阶级的号召，没有任何关于工业的内容，只讲土地和种地。  
　　显然，农业生产对于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吧。  
关于劳动的好处  
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啥得啥。  
二、李家庄的儿童团比赛捡粪，捡得最多的坐飞机。小朋友们都争取坐飞机。大家一下课，就背着筐子去捡粪。  
三、小妹妹，留在家，我和妈妈种棉花。种棉花为什么？种了棉花结棉花。结了棉花干什么？结了棉花摘棉花。摘了棉花干什么？摘了棉花轧棉花。轧了棉花做什么？轧了棉花纺线线。纺了线线做什么？织成布，真不差。织成布做什么？给你做件新衣裳。新衣裳，真好看，穿它走到姥姥家。见到姥姥说什么？就说妈妈正在种棉花。  
关于互助友爱  
一、弟弟不会做鞋，姐姐给弟弟做鞋。姐姐不识字，弟弟教姐姐识字。  
二、李方当班长的时候爱打架。老师说；“有问题要好好商量，打架可不对。”李方不改。全班开批评会，给他提意见，但他还是不改。同学们看他不肯改，就开会把他撤掉了。  
关于卫生  
　　长指甲，三分长，长指甲里藏肮脏。放到嘴里肚子痛，一挠痒痒就生疮。快快剪掉长指甲，不让里面藏肮脏。  
关于教育  
　　新年到了，放假了。老师问：“你们回家做什么？”张英说；“早上我温习功课，晚上我教妈妈识字。”老师说：“很好，很好。”
关于共产党领袖
　　毛泽东，像太阳，他比太阳还要亮。  
　　小弟弟，小妹妹，大家拍手来歌唱。
关于苏联  
　　苏联是我们的好朋友。过去列强欺负我们，只有苏联帮助我们。苏联是一个繁荣、强盛的大国。在苏联，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我们打日本，苏联来帮助。苏联一出兵， 日本才打败。
原注二：这是课文中唯一提到苏联的地方。我就这一明显歪曲历史的问题提出质疑，得到的回答是：“如果有我来写，肯定也会提到美国和英国。”  
关于政府  
　　老师说：“咱们边区实现了民主。不论大事小事，一切按人民的意见办。咱们完成了减租减息，穷人和富人都积极地生产，出现了许多劳动英雄。在边区，一无贪官污吏，二无土豪劣绅，三无土匪，四无乞丐。可以说，边区外面的丑恶现像在咱们这里绝迹了。咱们不但有正规军，而且有民兵。咱们不但有小学和中学，还有一所北方大学。农村里还有扫盲班和剧团。老百姓抓紧学习，不断进步，过着自由幸幅的生活。  
关于缠足  
　　王大娘，李大嫂，小脚像辣椒。不能下地，不能挑水。一步摇三摇，风吹就摔跤。张三姐，刘玉玲，大脚是天生。下河能挑水，上山能砍柴，犁地种庄稼，赛过男人家。  
关于男女平等  
　　旧社会， 太黑暗， 男女待遇不一样。 男人去做事，女人不出院。男人穿新衣，女人披烂裳。男人吃白面，女人咽糟糠。男人骂塌天，女人口难言。男人读书报，女人锅台站。男人脾气变三变，女人有话肚里咽。  
　　新社会进行了大革命， 人民得自由， 男女平等了。男女一起努力生产，共同过上好日子。
关于宗教  
　　世上人， 真叫傻， 花钱拜菩萨。 菩萨本是泥捏成，鬼神全是人编造。  
　　捏尊神像叫它站，神像自己不走来。捏个男的叫爷爷，捏个女的唤娘娘。有脚不会走，有手不能抬，睁眼看不见， 有嘴不能言， 有鼻不出气。 要想安耳朵，再添两块钱。  
　　劝老乡，细思量，敬神不知敬人强。辛辛苦苦攒下钱，何不派个好用场。合作社里去入股，也可自己做生意。

自觉的梦游人

有一回，我在河北某古县城残破的城墙外走路，经过一个村庄时，看见一位农民弯着腰，用肩膀换着一条绳子，使尽全身力气拉一副小小的犁。他的老婆汗流满面，在后面扶犁。这种牛马式的艰辛劳动，使我为之愕然。我停下脚步，同这位辛苦的农民攀谈起来。  
　　“您太吃苦啦！”我说。这是通常表示同情的话。  
　　“是累啊。”他停下来回答说。夫妻二人抬起头来看我，脸上显出极度劳累的模样。
　　说了几句客套话后，我大胆地问他们，解放后干活是不是比在日本人或蒋介石统治时期更重一些。  
　　“是更重一些，”农民回答。他笑了笑，用袖子擦擦额头的汗，“大伙儿都干得多了。”  
　　“八路军来了后，你们的生活下降了吧？”  
　　农民突然抬起头来。  
　　“什么下降！”他不高兴地说，“才不是呢！”  
　　“你得多干活了，这能算生活提高吗？”  
　　“怎么不算？当然是提高啦。”  
我看看这位农民，看看犁，又看看他那累得够呛的老婆。干活更重了反而说生活提高了，这真是令人难以相信。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可是那位农民很坚决地重复了这个意思，使人无法怀疑。  
　　后来我还以为这不过是一种违心的气话，发泄牢骚而已。可是，我在农村里见闻多一些以后，这种猜疑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我如果对这里的人说，一般美国人认为社会的目标应该是使人的闲暇增加而不是使劳动增加，人们听了这话，有的表示奇怪，有的表示鄙夷可笑。  
　　“你们是为资本家干活啊。”  
　　“过去我们给地主干活，现在给自己干活啊。”  
　　“你们机器多呗。我们要是有了机器，也不用干那么重的活啦。”  
　　“自私自利的人才不劳动呢。”
这似乎有点儿怪，却是不容怀疑的。农民不仅更卖力气干活，而且常常起早贪黑地干也心甘。为什么呢？因为劳动的果实现在归自己所有，不必再给地主交租了，当兵的也不再来抢了。由于农民努力干活对自己有利，而且对劳动产生了一种新的自豪感，所以很容易接受宣传。  
　　“发展生产，争取解放！”  
　　“发展生产，打倒蒋介石！”  
　　“发展生产，消灭地主的封建统治！”  
　　在村子的墙上，在路旁破旧的神龛上，在课本上，在车帮上，到处都可以看见这类号召发展生产、宣传劳动光荣的口号。这些口号是很起作用的。不过，有时热心的干部也搞得太过火了。农民在新年要过较长的假期，这时要是有哪个干部想动员农民离开炕头家门，就会碰到白眼，没完没了的嘟囔，或者不满意的怪话。就是干部也不能使农民放弃这一年一度的半月假。  
　　动员农民流大汗多生产， 这对政府和党来说是有其必要的。边区四面被敌军包围，好像生活在被围困的堡垒里以的，地上有受美制大炮轰击的威胁，天上有被美制飞机空袭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若不发动农民增加生产，便要陷于灭亡。  
要完成这种任务，不搞奴隶式的劳动似乎是不可能的。共产党没有工业，几乎全靠农业劳动。可是，他们已经把许多种田的劳动力吸收到军队里去了，现在靠什么办法增加农业生产呢7我认为，共产党有六种增加生产的主要办法：  
　　一、组织集体劳动。
　　二、动员妇女下地。
　　三、号召所有的军队、官员和党的干部搞生产。
　　四、平分土地。
　　五、恢复手工业。
　　六、动员人民延长劳动时间。
在华北，农民早有联合起来集体干活的习惯。各农户常把多余的劳力组织起来实行换工。有骡子的人替邻居耕地，邻居则帮他锄草作为交换。这种换工办法在中国的农业生产中从来不占很重要的地位，已经渐渐消失了。共产党吸收了这种换工的办法，加以改进，并通过大力宣传鼓动，周密的组织，再拿到群众中推广。  
　　换工队、互助组、共耕社就这样产生了。我发现，除了游击区和新解放区以外，很少有几个村庄没有这些组织。有的地方是全村都组织到一起做各种各样的活计，有的地方是几家把农具和牲畜凑起来合伙种各自的地，或者进行一些特殊的生产活动，如开荒、修渠等。  
　　入伙完全是自愿的，对不参加的人，决不会有直接或间接的惩罚。但是读者也不能从此得出结论说，不用动员，农民就会参加互助组。如果不加以组织，各个农民势孤力弱，就只能用那老一套的效率低下的单干方式种地。必须让农民看到合作生产的优越性，看到换工队可以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经济实惠。  
　　农民看到了榜样。  
　　拿山西山区的三王村来说，我看到一个互助组，有一百三十四个人，五十四头驴，二十头牛，五匹马，两头骡子。组里有个富裕农民过去雇人种地，参加互助组后，自己劳动，不雇人了， 一年可节省七十斗麦子。在这个村里我还见过一个大烟鬼，他曾雇了一个人种他那十二亩地。由于有抽大烟和雇工的开销，他自己过着仅能糊口的生活。参加变工队后，他戒了烟，也不雇工了，一年可省七斗小麦。这个变工队里有个贫农对我说，他过去在两亩地里锄草要用十六天，现在有十一位队员帮助，一天就锄完了。  
　　虽然活儿由集体干，但是土地、庄稼、农具仍属私人所有，因此充分发挥了集体劳动和私人所有权这两方面的积极性。他们规定了具体的办法，使那些既出劳力又出畜力的人多得一些工分。  
　　一个妇女如果能和男人干活一样多，就算一个整劳力，按整劳力记工。干活慢或干活时间少的老人和儿童算半个劳力。一头骡子折合两个劳力，一头驴子算半个劳力。  
读者可能会奇怪：人和牲畜怎么能折算？请不要忘记，农民是用这个方法来计算入伙股份的价值的。在山西山区的另一个村庄里，有一个互助组，它有九十个整劳力，八十八个半劳力，八头驴，三头牛。他们合种三百六十亩地，按劳力、按各家地的多少分配收成。除了种自己的地以外，他们还开了一百二十亩荒地。  
　　读者可能会说，这样的生产太微不足道了。不错。不过，合作事业也有规模大一些的。我印像最深的是在河北磁县所见到的。那里大片的土地被一九三七年、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〇年的洪水，以及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的大旱给毁掉了。这片地从此荒了，谁都认为要等好几年以后才能再种。但是在一九四七年八、九月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从美国教友会借用的两名美国青年农民，带领他们的中国学员用拖拉机在这片荒地上耕出了五千亩地，以便种庄稼。美国人原来以为在半月内这开出来的地恐怕还种不上。而美国人却不知道，有十四个村子选出了分配这片地的委员会。他们用铅笔、纸、绳结、算盘、木桩把这片地分成了十四大块，他们从政府那里获得了种子，就在美国人把地耕完的那天晚上，做好了播种的一切准备。这天晚上，材干部们登上屋顶，拿着传声筒通知老乡第二天一大早带着磙子、耙和耧下地。  
　　第二天早上，男女老少一齐出动，共有两千个农民、五百头骡子和四百架耧出现在地里。开始干了，这时扬起一片尘土，十里之外都看得见。起初因为这活儿不太习惯，所以比较慢。一小时后，农民看到自己种了这么一大片地，不觉十分惊讶。他们的热情高涨起来。他们唱起了歌，互相比赛，看谁种得多。到了中午，也就是说，只用了四个小时，他们就把五千亩地全种完了。对于第一次集体劳动的成功，农民是这样高兴，他们决定今后就用这个办法干活。  
　　为了促进劳动互助， 共产党提出了一个口号：“组织起来赛机器，互助合作，共同富裕！”  
但是，就是组织起来也不能解决边区生产中一些最迫切的问题。例如，谁也没有办法对付虫害。边区什么农药、什么驱虫药、什么毒药，都没有。唯一的办法就是捉虫子。缺少牲畜也是农业生产上的一大因难。虽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运了几千头骡子到中国来，但是分配给解放区的寥寥无几。在外面什么牲畜也买不到，饥荒和战争又使牲畜丧失大半。经过一场运动，使牲畜依复到正常水平的百分之七十。但是畜力多被用于运输，耕畜仍然很紧张。  
　　由于骡子少，常常用人来顶替牲畜。有时夫妻合拉一犁，而更常见的是，四人合拉一犁，三人顶一头骡子在前面拉，一人在后面扶。人拉犁毕竟顶不上骡子，一头好骡子一天可耕六亩，而人拉犁只能耕三亩。  
　　除了缺牲口外，还缺男人，许多男人都上前线去了。于是妇女便下地干活，这对破除华北地区关于妇女不能出家门的旧习是很有作用的。在收获季节，我看见妇女（其中还有裹小脚的）和小孩在地里收庄稼，与男人一起干活。农村里刚刚倡议搞互助组的时候，老人和丈夫们都激烈地反对妇女下地干活，他们怕自己的老婆和闺女同别的男人接触后会出问题。有些妇女不听丈夫这一套，主动参加了互助组的劳动。后来，男人看到女人能给家里挣钱，也就不反对了。妇女下地和参加手工业的越来越多，村里有人编了一个顺口溜：“从来男人养活女人，现在女人也养活男人。”  
　　妇女下地，部分地弥补了因男人参军而给生产造成的损失，而部队参加生产，就更多地弥补了这种损失。同要求政府干部一样，也要求每个军人每月生产一定数量的粮食，或者布匹，或者其它必需品。几乎每个连都有自己的生产队，他们开荒或者帮助老乡耕地、收庄稼。生产搞得好的部队，各团粮食可以达到自给。刘伯承部队挺进长江流域时，还利用作战的空当儿帮助老乡收庄稼。还应该指出，这些部队经过国民党的城镇时，还打开城市商人和大地主的粮仓救济贫民。  
增加农业生产，是边区必须解决的最困难的经济问题。其次是增加工业品，这方面的困难也不小。  
　　八路军初到太行山区时，农民把纺车当柴烧掉，把手工织机弃置于房梁上。榨油、造纸、制革几乎都失传了。这些手工业曾使马可波罗赞叹不已，也曾是农民的副业，后来因为西方机制品的涌入而毁灭，因为就连这些偏远的山村都与世界市场有了关系。
　　抗日战争使进口突然停止，工业品的来源断绝了。为了穿衣，为了供应部队制服，共产党不得不设法恢复旧的手工业。乡村恢复织布，政府机关、学校和军队纺线，这一群众运动并不是实行什么甘地主义那套教义，而纯粹是出于需要。  
　　恢复手工业方面取得很大成绩，几年之内，边区实现了布匹自给，所生产的油足供每家每户点灯，还生产了面粉、纸张及各种重要用途的皮革。  
　　据戎副主席说，边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业是在家庭里办的，百分之九十的布是农家织的。  
经济学家可能觉得奇怪，家庭手工业竟然没有发展成作坊、织布场之类。原来，工厂无法同家庭手工业竞争。工厂需要征集资金，家庭手工业却不需要。工厂要管工人的饭，或者给工人吃饭的工资，而家庭工人靠自己种地吃饭。  
　　一九四六年有一个比较乐观的停战时期，那时，边区的官员忽然制定了一个工业规划。他们打算建一座钢广，两座棉纺厂，一座毛纺厂，两座面粉加工厂，两座水泥厂，一座制酸厂，两座火柴厂，并开办六个大煤矿。这个规划的资金怎么办呢？戎副主席在参议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一项议案，主张在边区的工业发展中引进美国资本。这项决议被一致通过了。当时，从上海买来了一座大棉纺厂。  
　　然而停战短命得很，很快就破裂了。当然也不会获得美国资本。由于怕空袭，政府一直没有把棉纺厂盖起来。大办工业的规划告吹了。  
　　边区官员虽然痛心，但并不气馁，他们又重新考虑手工业，想对旧的手工业加以改造和发展。一天只能织十六尺布的旧织机，渐渐被新发明的一天能织四十八尺布的单人织机代替。边区在工业方面能有什么作为呢？他们能像建立发达的手工业那样建立一个强大的经济吗？这个问题虽然十分引人入胜，但只好留待日后了。  
　　“当前阶段，”边区领导人解释说，“我们只好发展手工业。”  
　　正如列宁所说，在革命时期，“一个国家总有对革命有用的落后事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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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的梦游人

诸位读者想像过没有，在华北的穷乡僻壤做一个中国农民意味着什么？那里的农民几乎与现代科学和二十世纪文化完全隔绝，十分孤陋寡闻。他们没看过电影，没听过收音机，没乘过汽车。他们没穿过皮桂，没用过牙刷，也很少用肥皂。如果是山区人，也许一生只洗过两次澡，一次是结婚前，一次是死后。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身上带泥，而是因为水很缺，只能省下来饮用。  
　　想想看， 这么贫困的物质生活能说明多少问题啊！想想看，人类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答案还不清楚吗：吃、穿、住，而最重要的是吃。  
华北农民的一句典型谚语是；“糠菜半年粮”。这话何等痛切啊！意思是说，在旧制度下，农民连粮食都没得吃，只能吃粮食的皮或壳。  
　　还有一句谚语更辛酸：“三天不吃糠，肚皮就难当。”是难当啊！过去不少人是因为连糠都没得吃而饿死的。  
　　根据华北贫穷地区的农民所谈，一日人一年一般只能吃到十斗小米。在产粮的富庶地区也只能吃到十四斗。  
　　不管是富庶地区还是贫穷地区，一个农民一年只能吃到一斤肉。这点肉等于美国人一顿就能吃完的猪排。  
　　在产棉区，农民平均一人一年有二斤四两棉布和同样多的原棉。而在非产棉区，就只有九两布和四两棉花了。  
这些不过是数字，但它们揭示了农民的悲惨生活。人们有破衣烂裳穿就算是幸运的了。经常是两三个人合用一身衣服。父亲出门，穿了全家仅有的一条裤子，闺女只好光着屁股留在坑上。一条裤子夫妻合穿，怪不得晋北妇女无法出门下地呢。真是骇人听闻，这些封建经济的受害者多么令人同情啊。  
　　那么，共产党使情况改善了吗？组织变工队、恢复手工业，真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呢，还是巧设圈套，诱使农民为八路军生产物资呢？我只能向大家介绍农民对我讲的和我亲眼看见的。在产棉区和非产棉区，现在多数农民一年有三斤棉花。边区官员说，很快就要增加到三斤半。这是宣传么？也可能是。可是士兵和农民的穿着多半都比我几年前所见的要好。有些地方，人们仍然穿得很破，但夫妻合用一条裤子的事很少了。  
在过去的华北和现在的蒋管区，新年对于富农和地主是吃喝玩乐的喜庆佳节，但对于贫农和佃户却是忧愁难熬的灾殃。佃户们被迫出门东躲**， 以逃避地主及其狗腿子追讨年关债。佃户要是不敢逃走，或是想留在家里过个团圆年，那么，为了还债，往往得把家里的东西抵个罄尽，只给老婆孩子留下糠皮，有时连糠都不剩。  
　　我访问解放区的时候，虽然看不到一个贫农在过年的时候吃得很丰盛，可是也看不到一个贫农跑到野地里躲债，看不到有哪一个农民为了抵债把闺女送给地主当丫鬟或者陪地主儿子睡觉。而你若是到了国民党统治区，就还会发现这些现像，绝非少见，而是非常普遍，天天都在发生。  
　　一到新年，农民的粮食早就吃完了，几百年来都是如此。这时只有地主还有余粮。可是我在新年期间路经华北平原的时候，看见许多人家的囤里储存着粮食，这是新解放区的情况。在老解放区，农民一般每三年就能积存出一年的储备粮。这是十分了不起的，这意味着在水旱之年农民就有了度荒的粮食了。甚至可能还意味着在将来（遥远的将来也罢），某一位新的赛珍珠想再写一部《大地》（写于蒋介石统治的兴盛时期的一本书），也无法找到背景材料了。  
　　在华北的某些地区，老乡们在过年的时候有端着饭碗出家门聚在一块儿吃的习惯。过去，富人聚在村东头吃白面馒头（这算是奢侈的食品），而穷人则聚在村西头喝稀糊糊。多么分明的阶级界限！从方位上和食物上就可以看出来。我在老解放区没有看到这种界限，人们统统聚在村子中央，吃的不是稀糊糊，甚至不是白面馒头，而是肉。不仅在春节是如此，而且在端午节、中秋节、元宵节部是如此。  
再看看“奢侈”品吧：过去，大多数人把一年能抽上两三支香烟当作一种了不起的享受；而在一九四七年，他们既能一天抽一支香烟了。这也算富裕么？当然不算。然而这总是进了一步，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迹象。为什么呢？因为手工业复兴了，不怕被机制洋货的倾销挤倒了。  
　　我在解放区旅行的几个月中，只是在与国民党统治区挨着的一个镇上见过一回乞丐。在蒋管区，一大群乞丐匍匐在你的脚下，声嘶力竭地哀告着： “老爷，老爷，可怜可怜吧！”有阅历的旅行者在共产党地区看不见这种乞丐，当然印像深刻。共产党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十分了不起的经济利益，但是，他们使一直不可忍受的情况变得可以忍受了。他们给予农民的，是活命的机会和生活改善。这并不是说共产党一切都搞得尽善尽美了。他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仍然可以看到童工，有些现像还很惊人。我见过十岁、十一岁的孩子被放到桶里，吊到五十尺深的煤窑里挖煤。我还见过农民在山间的小路上推独轮车，车上装满砂锅瓦盆，一头骡子都难以驮动。我还见过卷烟厂里有童工，一天要干八到十个小时的活。在这种情况下，要说解放区已经消灭了经济上的不合理现像，是无视事实的。  
　　薄政委声称边区百分之八十的人民在抗日战争时期改善了生活，如果完全相信他的这种说法，也是无视事实的。根据我的见闻，这显然言过其实。离家六、七年的八路军干部总是告诉我，他们回家乡后的第一个印像就是太穷。但是，正是因为这种穷才显出了共产党对改善人民经济生活所作的贡献。共产党控制仅两年的地区与控制已有五、六年的地区相比，情况完全不同。我常注意到，在穷山区的许多小村子里，情况要比富庶平原的大村子好得多。在山区，共产党的统治已有七年；而在平原，共产党的统治只是从日本投降后才开始。  
在老解放区的生活中出现了一种有意思的现像；有许多农民因为生活有节余，因为能从农业劳动中赚一点钱，也因为学会了算术，开始记帐了。下面是一位名叫石玉利的农民所记的帐，他家六口人，种十二亩地。  
　　收入：  
　　谷子 二石八斗
　　玉米 八斗四升
　　麦子 一石五斗
　　豆子 二斗
　　辣椒 二十五斤
　　干小米 一百三十斤
　　棉花 五百八十斤
　　油菜籽 三百六十斤（值三十美元）
　　卖布得 四十元
　　卖棉花得 二十二元
　　卖棉线得 七元六角  
　　支出：  
　　粮食 二石八斗
　　玉米 八斗四升
　　豆子 二升
　　盐 七十二斤 八元四角
　　煤 七百三十斤 十元
　　药费 四元
　　色布 十二元
　　修房子 二十元
　　杂项 十元  
　　这一年，这位农民有19.10美元的盈余和四个月的小米储备。对于美国人来说，这些数字像小菜园的数字， 而不像一个农户的数字。可是在中国，这些数字却反映了余、缺之间的差别，过得起日子和揭不开锅之间的差别。  
从这些数字和类似的统计中，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华北的农民会以顽强的战斗来保卫自己的政府，支援八路军，反对蒋介石。到此为止，我已探讨了共产党区域内一个边区的历史、政治和经济。在这里，虽然我发现了不少有教益的问题，但是并没有找出任何导致共产党取得内战胜利的因素。  
　　毫无疑问，中国独裁者所拥有的经济与生产的机器，与解放区的经济相比，要占有极大的优势。从这一点看，共产党的经济永无希望战胜蒋介石的经济。边区有希望做到的，只是能生产出足够的东西，来维持战场上的部队，维持一个政府，维持人民的衣食，使他们满意，直至有朝一日，其他因素能使中国的内战的形势急转直下。  
　　这些因素是什么呢？多得很，但都可以用“革命”两个字加以归纳。  
　　要理解蒋介石及其装备精良的部队为什么会被GCD打败，我认为必须从更广的角度来考察这一革命。为此，我们将暂时离开解放区，回溯一下漫长的中国历史。这样，当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本书一大部分篇章所描写的恐怖、暴力和残杀时，也许就更容易理解了。

自觉的梦游人

第二十五节 中国的内在矛盾

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是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经济落后，社会结构细致入微而根深蒂固，因而具有内在的保守性。

　　这里土地辽阔，江山多姿，人民或居于沃野之上，或居于大河之滨，或居于高山之中，大自然赐给他们大有作为的环境和创造伟大文明的条件。

　　但是，大自然的慷慨也给他们带来祸害。他们大量繁殖，使每一块可耕地上都拥挤不堪。他们到达了自然边界后，便停止了扩张，并关闭自守，自尊自大，开始腐败了。人口过密引起了残酷的生存斗争；内战和游牧民族入侵使民族的元气大伤；为士大夫阶级所垄断的方块字妨碍了文化的普及；累世相传的亚细亚专制政体扼杀了政治的进步，造成了经济的落后。

　　同样矛盾的是，中国悠久的历史对于这个古老的民族既是福又是祸。发展速率缓慢使中国有足够的时间建立一种自成一体的文明，中华民族的政治才干使它能够把一个比整个欧洲还要庞大、还要纷繁的国度统一了起来。但是，这种发展缓慢和追求政治统一的气质，在外部没有给予促进的刺激、内部革命也没有造成历史中断的情况下，却使社会形态僵固化，因而保守思想根深蒂固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特点。四十个世纪以来，农业一直是立国的基础。耕作越来越精细，种地简直像种花园似的。这个古老的民族为其连续不断的记忆和四千年习俗所拖累，背着沉重不堪的历史包袱进入了现代。正当欧洲文明在罗马的废墟上重新焕发青春的时候，中国文明却在儒家学说的束缚下窒息，在从不曾被彻底摧毁的封建主义桎梏下衰老。

佛教和鞑靼族的入侵中国，未能像基督教和蛮族统治在西方那样，打破这种麻木状态。当年罗马冷酷的异教被基督热情的教诲所消融，而儒家严苛的伦理却抗住了佛教温和的侵蚀，使它的教条成了维护专制制度的武器。中国的官僚既不懂民主的精神，也没有个人尊严的概念。他们所信奉的就是敬祖先，讲孝道，崇尚儒家君子——其实就是他们自己。由于伦理支配宗教，由于众人朝拜孔庙而不是基督的马槽，敬重死人过于生人，因而造成群众麻木，农民绝望，统治者无所作为。
　　同样，蛮族入侵虽使罗马的政治结构崩溃，却未能摧毁中国的政体。鞑靼人、蒙古人、满洲人只是简单地接管了一个现成的机构，而让儒士充当他们的政治扈从。由于儒家士大夫与异族入侵者结成了联盟，原有的政治制度得以延续，那些汉族官吏形成了病态心理——他们憎恶异族主子，可是更害怕被他们所出卖的人民。恐惧和有罪的心情交织在一起，销蚀了中国官僚的灵魂，直到今天。

　　这样，中国形成了一种僵化而又永世长存的文明，中国人死抱旧有的一套，不学任何新事物。

原注一：这里不可避免地把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讲得过于简单了。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变成了劳苦大众的宗教，在瓦解古老的华夏文明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佛教从来没有像基督教瓦解古罗马和西欧的异教信仰那样的征服中国，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中国大地上到处都是的各式各样的神仙、万物有灵的信仰和敬祖这种在中国农村起到粘合剂作用的传统。

究竟为何会产生这种现象，是很难解释的，我们无法在这里多加探讨。部分原因可能要从氏族首领以及远古君主之间的争权斗争中去找，这种斗争规范了其后中国的政治发展。

　　远古中国的权力也和别处一样，大概起源于巫术。部落长老的权威不是来自民主大会的决定，而是来自为祈求主宰字宙的无形鬼神显圣而举行的威严的巫术仪式。生命的延续，与险恶的自然界斗争的胜利，被认为可以通过虔诚祈求某种秘术而获得。社会的统治权落在那些掌握秘术的人手中。

　　后来，军事首领崛起。他们借口他们以及他们的祖先身负“天命”（上天的旨意）和“德”（法力）而使其统治合法化。这样，他们就给自己涂上了一层至尊的神秘色彩，这种色彩比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帝王要浓厚，但可能比埃及的帝王淡薄。这是中国君王在与氏族首领的政治斗争中能够获胜的一种强有力的原因。社会的中心并不像公元前的希腊和罗马那样是代表会议，而是高踞龙床的帝王。所以，中国早就与西方分道扬镳了，这给她的文明打上了也许永远不能完全消失的政治烙印

原注二：今天的人类学者倾向于认为，早期人类社会既不是帝王专制、也不是贵族分权，也不是民主形式。当然，这种理论不一定适用于中国，而且与某些认为中国古代实行的是原始公社制度、公社事务由成员代表大会决定的理论相抵触。持后一种观点者的根据可能是恩格斯的《家庭、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原始社会阶段的中国是实行原始民主制的，倒是有迹象表明可能一开始就是借巫术垄断权力的。

原注三：不管是真知识还是假知识，甚至是超自然的东西，都和中国的权力斗争息息相关。几乎每一起反对统治者的斗争都借用迷信、帮派这一类形式，就连孙中山先生也曾是个秘密会社成员。

原注四：某些研究中文的人认为，“天”字原来是象形字，模拟的是一个伟大的人形。后来它被赋予“伟大的人（祖先）居住的地方”的意思。

原注五：“德”字是被孔儒赋予“高尚的思想行为”这一含义的。统治者有德则治，无德则覆。

原注五：公元前一千八百年时，黄河流域的部落联盟酋长的权力已经相当强大了。此时商王朝出现。此前更早的王朝的存在表明，虽然部落联盟酋长的权力还有限，但他已经能征服各个部落的首领，建立了一种大一统的政治结构；而这种结构此后中国一直存在。

原注六：参照《论权力》，德·茹弗耐勒，纽约维京出版社一九四九年出版，九十页。罗马部落的胜利导致了罗马元老院的建立，这个体制在中国从来不存在，或者是过去曾经有过，现在早已湮没无闻了。

国家之大也促进了君权的扩大。中国社会是在发展邦联和征讨之中扩大起来的。新部落的来投，崇拜对像的交混，各氏族神化人物的内部通婚，这样就形成了有利于王室势力扩张的条件。这一过程在公元前八世纪到三世纪之间达到了高潮，那时，中国是诸侯国家的集合体，和中世纪的欧洲差不多。孔子作为贵族阶级的一员，为下臣的作乱所震动，并且对诸侯势力的增长感到不安，便对统治者大声疾呼，要求他们回归古德之道。但是他只是白费唇舌。在以后三百年的战国时代，诸侯相继打垮了自己国内的贵族，攻破了封建城堡，把农奴释放出来使他们为国家服役。诸侯争雄，最后有一霸剪除群雄，完成大一统。随着公元前二五一年第一个帝国的建立，诞生了集权的封建制度，新的封建主在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统治下继续存在和效劳。

　　但是，它未能建立古埃及那样的绝对专制。尽管中央政府具有专制的性质，却未能完全摧毁宗族系统，而且被迫妥协，以至于几乎所有社会事务的权柄仍操在家族长者手里，如主持婚姻、裁决家族内部诉讼等日常生活事务。政治权力则落入地主豪绅的手中。地主阶级向国家输送大部分官吏。选拔官吏是凭背诵被击败的贵族和古巫师的哲学——孔孟之道的能力。这样，受打击的贵族由于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家对宗法社会的干预而报复了新政权。

原注八：孔子，常常被左翼作家骂为“逆历史潮流而动”，因为他主张回到古代周朝的政治体制下。他既反对绝对王权，又反对人民团结起来对抗贵族统治。换句话说他既反对民主，又反对独裁。他的学说七百年后被统治者拿来用作思想控制的工具，但是在某些方面也可以用来对皇权加以限制。

原注九：秦始皇，中国的第一个封建君主。他削平六国，焚书坑儒，创立了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他一向都是中国知识分子所诅咒的对象。中国人常常景仰敢于反对皇帝的大臣，而不喜欢乱杀大臣的皇帝。

原注十：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在中国非常悠久。古代牛人家族恩泽万世，这一点只要看看孔祥熙博士，一位孔子的直系子孙，最近又当了中国总理就知道。

从中国君权的双重性也可以看出贵族给国家政权套上的枷锁。皇帝不仅是现实的统治者，而且是国家的神秘象征，所以总是被古老的礼仪所束缚，绝不能扮演凯撒、冒险领袖或极权君主那样的角色。事实上，他常常要装扮圣贤的角色（蒋介石就是这样），这种角色是封建哲学家为他规定的。结果，皇帝成了人民的君父和总巫师。

　　中国社会僵化成亘古不变的形态，国家体系与旧宗族体系的部分妥协，是其原因之一。风俗习惯、孝道、敬祖宗，比国家政权影响更大。一部循环往复的中国历史，最令人泄气的一点就是：虽然中国在两千年前已打倒了正统的封建制，虽然她那时建立了大大高于西方的文明，但是，封建余孽和封建生活方式却仍旧统治着社会，直到今天。

　　中国没有任何真正的中世纪式的生产城市，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封建主义的贫乏性。虽然中国产生了比较复杂的经济生活，出现了直到十九世纪为止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大的城市，但是并没有产生商业资本主义，也没有出现工业城市。

　　西方的行会文化由于同农业分离，建立了自己的独立组织——城市，因而处于较高的经济水平。而中国的手工业即使位于城市，也要受到保守习俗和行业帮会的束缚，往往还要被纳入儒教传统的家庭体系。此外，大部分手工业从属于宫府和农业，保留着奴隶劳动或家庭手工业的特点。所以，中国的城市主要还不是生产中心，而是行政和消费中心。就是当年的京师北京，也非工业城市。十三世纪时，马可波罗在杭州看到有一万二千家作坊。即使城市手工业有杭州那样发达，行帮也很少组织起来与政府对抗，而只限于保护工艺秘密和分配狭小的市场。所以中国的行帮反而限制了自由竞争，不利于技术进步和扩展市场。

　　凡此种种，都阻碍了工商阶级的发展，使建立在封建残余基础上的专制政体得以苟延至今。皇帝可以更换，社会形态依然如故。地主、士绅以及京城里佞臣当道的朝廷等等，在人民的心目中乃是庙里的那些泥胎像，也就是说，他们是永存的，他们就是天意的化身，他们就是神。不错，人民每隔几百年就运用一次孟子有名的“造反的权利”，改朝换代，就好比他们恼怒时鞭打泥菩萨一样。但是，天上的神和地上的神依旧存在。反抗朝廷的斗争可能采取极民主的形式，脱下袈裟的和尚、店老板、农民战士可能登上北平的龙床，然而改朝换代后依旧有皇帝，这说明了农民起义的内在弱点。

要使这种人民起义变成社会革命，就需要有新宗教的先哲，来鼓吹人的尊严，来宣扬发达城市所产生的工业民主。甚至像美国这样没有历史传统包袱的年轻国家，如果不经北方城市施加压力也不可能消灭南方的奴隶制。那么，像中国这样受到传统重压的国家，没有新兴的商业或工业阶级，又如何摆脱中世纪的奴隶制呢？人民能够更换统治者，但是要改变生活的基本条件就无能为力了。
　　中国闭关自守的隔墙在十九世纪初叶被西方冲破，引起了社会大变动，最终导致中国古老社会的解体。因为，一方面基督教理想和西方民主观念传入中国，另一方面破坏了古老社会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打开了宗族的壁障，改变了传统的“礼教“规范，造成了中国社会不曾有过的阶级。但是，早期西方势力冲人中国，却产生了恰恰相反的效果，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封建力量。

　　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在中国取得稳固的立脚点之后，南方爆发了有农民、长工和秀才参加的太平天国运动。这个运动与以往的反抗北京朝廷的农民起义并无二致，但它从《新约》关于穷人有正义的篇章里吸取了营养，比旧式农民起义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这就吓坏了华中那些原来带头鼓吹西化并疏远满清朝廷的地主豪绅。他们马上就觉得还是应该搬开那些新思想和汉族民族主义，同异族朝廷以及英国将军戈登、美国冒险家华尔携起手来镇压叛乱。满清专制朝廷、汉族封建地主和西方帝国主义三家结成反对中国人民的同盟，实行三种意义的出卖。害怕洋枪洋炮但更害怕外来思想在人民中传播的清王朝，把国家出卖给了西方，憎恶异族王朝但更害怕农民的汉族地主，出卖了自己的民族；列强为了保存封建主义而出卖了自己信誓旦旦拥护的民主原则。

在此后的五十年中，知识分子在西方观念的冲击下，在亡国之忧的刺激下，进行了反对专制的清王朝的斗争。在士大夫阶层中，要求西化的呼声越来越高。一八九八年，一批举人企因通过一系列温和的改良来限制清王朝的专制权力。可是他们依据的是儒家学说，并不打算打破农村宗法社会的壁垒——解放农民，并把他们吸收到革命阵营中来。所以毫不奇怪，这场运动只是少数杰出书生的阴谋活动。当慈禧太后囚禁了年轻的光绪皇帝，把能抓到手的所有变法人物都抓起来以谋反罪腰斩时，政变就像纸糊的房子一样被粉碎了。康有为变法运动于是落了空。
　　清王朝在外来思想的冲击下被辛亥革命推翻了以后，中国社会还是老样子。上层知识分子可能比较积极，但乡村的农民对待这个所谓的革命，就和他们的先辈对待换皇帝一样，没有什么热情。帝国官吏的顶戴花翎不见了，但是社会仍然保持中世纪的腐朽形态。

当时在中国发生的经济变化，比王朝的被推拥有更重大的意义。国际贸易的发展使沿海城市渐渐在中国生活中越来越重要。上海的发展就是明证，在外国人来到以前，它还是一片泥洼地。中国买办阶级作为外国资本与本国资本之间的掮客出现了，他们先前往往不是地主就是官僚，或是身兼这两种身份。经过一百年的时间，这些人成了大商人、城市银行家或工厂主，也就是说，成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再就是职员、店员、新店主和下级军官，他们组成新兴的小资产阶级。最后，由于舶来品挤垮了家庭手工业，大批破产农民涌入城市成为工人、苦力、小偷、乞丐，他们组成无产阶级。
　　这些阶级（如果能把这些散漫的集团称为阶级的话）产生很晚，不可能重演西方国家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商人和工厂主，他们不像当年欧美的同行那样还能起进步作用，因为中国工业的结构及其成长的条件是很特殊的。首先，中国工业极为弱小，人口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从事工业。其原因之一在于今国的农业结构：地主从佃户那里收百分之五、六十的租子，认为农业比工业获利多，不愿意投资于城市企业。要是在西方，市民会率领农民反对地主，而在中国，买办与大地主紧密勾结，深恐财产占有方式发生任何变化，中国工业除了弱小外，还集中在沿海的狭窄地带，这样，资本家就与内地的广大人民隔开了。

　　最后，还应指出，中国的现代工商业都是在同西方贸易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主要工业、银行和航运公司的老板是外国人，他们不仅从中国捞取利润，而且插手中国政治，经常反对中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干涉太平天国起义不过是许许多多这类事件之一例。因此，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其产生的条件，处于双重的矛盾中。城市银行家和工厂主一方面切断不了他们与地主之间的纽带，另一方面又套上了依附于外国资本的新锁链。这就使他们身不由己地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

二十年代蒋介石上台时所发生的事情，最能说明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孤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中国年轻的工业面临着危机，因为它无法与外国工业竞争，农民的购买力又极低。中国资本家很想通过提高进口货物关税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但这是列强迫使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所不容的。民族工业家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废除不平等条约，并结束军阀混战。这样，他们就看中了孙中山的国民党，这个党的纲领正是废除治外法权，维护民族独立。但是，孙中山死后，国民党在蒋介石的领导下联合共产党进行北伐的时候，他们的纲领不但包括打倒帝国主义，而且包括在农村实行减租。中国资产阶级看到农民、工人都起来了，就立刻抛弃了反帝的主张，而同上海的列强势力勾结起来，破坏了这次人民革命运动。
　　正像当年清廷从华中的豪绅中间找到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干将一样，列强及其代理人中国买办这时找到了蒋介石这员镇压中国人民的干将。蒋介石以对人民进行血腥屠杀来换取他的后台给予财政支持。他把五千条步枪发给杜月笙（上海黑社会头子，靠贩卖鸦片发了财）手下的地痞流氓，摧毁了工人组织，在上海华界屠杀了几千手无寸铁的工人。同时，蒋介石派军队清乡，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各地农民领袖。这一举动又一次加强了封建主义，把亚细亚式专制制度又强加于中国人民的头上。

原注十一：“借夷助剿”是中国统治阶级常常玩的一手。十六世纪明朝快完蛋时，守三海关的吴三桂就请清兵来帮助对付李自成的农民军。满清人抓住这个机会灭亡了中国。

中国资产阶级脱离了城市工人、特别是脱离了广大乡村农民以后，丧失了采取政治行动的能力。新兴资本家无法像过去欧洲城市商人反对采邑领主那样反对地主了，因此无路可走，只得像俘虏一样被蒋介石的战车拖着跑。

　　蒋介石本人在镇压了工人农民并俘虏了软弱的资产阶级之后，也必须向地主豪绅寻求支持。由于他同中国社会里的中世纪分子结盟，因而无法解决中国的基本问题——土地革命问题。所以毫不奇怪，他成了中国四千年历史上最矛盾的专制统治者之一。

　　如果说屈从于地主和外国资本的中国资产阶级太软弱，不能担当法国资产阶级在法国大革命中的那种角色，那么，中国工人阶级也太弱小，不能担当俄国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那种角色。GCD（实际上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世界）在这个难题上吃了不少苦头之后才学得聪明了一些。

　　最初使GCD人认为可以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无疑是俄国革命的成功。可是，俄国无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的特点与生活状况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工人可能比他们在西方的弟兄更革命，就是因为他们不仅受到本国资本家的残酷压迫，而且还受到外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种势力的残酷压迫。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西欧那样的进行社会改良的经济基础，所以整个工人阶级都愿意使用暴力革命的方法来解脱自己的困境。他们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嘛！但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气概显然不能弥补它的最严重的弱点。

　　第一，在四亿五千万总人口中只有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现代产业工人。另外大约还有一千万至一千二百万城市手工业者和佣工，以及众多的农村工人，这些人可以划入无产阶级，但是太分散，不能起到在俄国革命中的那种作用。第二，中国无产阶级同西方无产阶级比起来非常年轻而缺乏经验，文化也比其资产阶级敌人低得多。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中国现代产业工人的四分之三都集中在外国人控制的地区，处于外国炮舰的威胁之下。

　　上海是这种双重统治的典型。埃德加·斯诺说：“这里可以看到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日本的、意大利的和中国的步兵、水兵、警察；在这里，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恶霸、买办资产阶级（他们都是中国社会最腐朽的阶层）勾结在一起了，他们互相‘合作’，挥舞着棍棒，向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工人打击。”

　　所以，中国无产阶级与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工人不同，他们要对付的敌人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本国的新兴资产阶级以及西方列强的强大势力。因此，所有的城市起义几乎从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被迫退到农村。他们一方面坚持其社会主义目标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在实际上在农村实行民主改革。这时，蒋介石占据了城市，他的政权获得了相对的稳定。

原注十二：这里主要谈的是上层或者买办资产阶级。但是，中国的工商业界也有不依赖外国资本的分子存在。他们被称为“民族资本家”或者“中层资产阶级”。但是由于他们总是被大地主大买办控制，他们从来在政治上微不足道。所以，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联合共产党来反对蒋介石。

原注十三：引自《红星照耀中国》，埃德加·斯诺，兰登出版社。

但是，日本侵略中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各种势力的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不仅在中国如此，在全世界都如此，这给中国革命以巨大的推动力。

　　首先，日本战败了，意大利解除武装了，法国势力几乎完全崩溃了，英国衰竭了，于是这些国家不能在太平洋地区有重大作为了，那怕是为了拯救蒋介石政权也不行了。其次，西方列强为了使蒋介石对日作战，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同意归还租界，并撤消一切军事基地，这就是说，承认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这正是国民党政府二十年来所要求的。但是，蒋介石终于在这些协议上签字的时候，也就等于宣判了自己的死刑。因为从此以后，等到共产党在农村的势力增长到足以夺取城市的时候，蒋介石将完全得不到西方的支持，而他过去一向是依靠这种支持来镇压工人的。

　　当然，争夺城市必将是共产党与蒋介石之间的最后决战，因为共产党、八路军迄今主要还是局限于农村地区。但是，就是在这农村地区，由于日本的入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八年抗战中，因为蒋介石的专制政权被赶到内地，失去了沿海工业和对外贸易，它与中国人民的矛盾更加尖锐。买办资产阶级势力更大了，但是它的势力乃是依仗上层官僚从内地实力集团手中攫夺重要的商业、工业和银行利益的控制权。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官僚又吞并了日本人在上海和汉口从中国人那里掠夺的很多企业，并且把势力伸进报纸、农产品公司、运输公司、银行和许多大大小小原来属于私人所有的实业。这种行为引起民族工商业界的不满，使统治集团与原先支持自己的人们离心离德。小资产阶级虽然力量比较薄弱，也准备投入对专制政权的斗争了，因为领钞票工资的公教人员和下级军官感到统治者不顾他们的死活。战争也使民主知识分子的态度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们非常不满意蒋介石对日本消极抗战、对内取消一切民主自由的做法。这种人没有牢靠的社会基础，但是在学生中有大量的支持者，在蒋介石的批评者中，他们是最直言不讳的，其中有些人甚至因为自己的观点而遭杀害。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若采用列宁的纲领，在中国立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未免是一种空想。实际上，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迫使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提倡一种包括尽可能广泛的人参加的民主革命。毛泽东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策略改为联合各集团的策略，与其说这像俄国十月革命，不如说更接近于俄国二月革命，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方面更接近于法国大革命和克伦威尔的农民战争。如果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感到震惊，毛泽东就可以指出，只有当GCD实行这种纲领之后，中国革命才前进了。共产党号召进行民主革命，是为了争取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支持，但不包括地主、高级军官、上层官僚以及极少数依附于蒋介石国家机器和外国资本的受宠的工业家和买办。

不错，这可能招来美国的反对，因为美国可能认为自己的战略地位受到了威胁。但是美国的反对会使中国的社会革命具有争取民族独立的性质。如果人民把毛泽东和共产党视为抗日战争中高涨起来的民族主义精神的代表，那正合共产党的心思。
　　由此可见中国革命具有十分错综复杂的性质。法国大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实现平等和民主，近代德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实现统一，俄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曾是土地革命。中国革命的任务则是同时解决这三种问题。中国必须争取民族独立，因为它仍然处于受外国支配的半殖民地地位；中国必须争取民主，因为它仍然处于专制统治之下，中国必须开展土地革命，因为它仍然被封建地权所束缚。

　　至于进行这样一场革命的方法，由于城市工人阶级的力量还很小，由于共产党被限制于农村地区，因此只能依靠农民战争。

　　于是，中国农民已经压弯的背上又增加了中国的整个未来这一重负。

　　中国内战的实质也就是争夺农民民心的战争。受到两大势力争夺的纯朴农民，手中掌握着中国的命运。谁争取到了农民的拥护，谁就能取得中国的政权。

自觉的梦游人

共产党如果没有人民的全心全意拥护，就绝不可能推翻蒋介石。土地问题的解决确保了人民的拥护。
　　早期来华的欧洲人看到，中国农业固然有其不同的特点，但是水平和西方数百年前差不多。土地占有的状况则已存在严重问题。大约在克伦威尔领导工匠和农民的军队同英国国会作战的时期，清帝国疆域内的全部耕地有八亿亩，人口则有七千万，土地问题显然已到了危机关头。在以后的三百年中，耕地面积扩大了一倍，而人口却增加到六倍以上！公有土地渐渐被化为私产的趋势，使这种人多地少的状况更为恶化。辛亥革命以前，满族贵族几乎侵占了所有的皇田。辛亥革命以后，贪官和豪绅又通过非法买卖，攫取了大量的庙产、学田和军垦土地。中国近代加入世界贸易，也无疑大大推动了化公田为私产的过程。加以土地越来越集中，耕作方式又十分落后，自然加深了农业人口过剩的危机。农民还没有摆脱中世纪的压迫，又陷入了另一重困境，这是因为上述过程不是在中世纪时代发生的，而是在西方资本和廉价舶来品的巨大压力下发生的。

　　国民党的缔造者孙中山和共产党人都认识到，不解放农民，中国就不能解放，因此他们鼓吹耕者有其田的纲领。他们对农民说：“你们要支持我们北伐，打倒军阀，我们一定帮助你们获得土地。“显然，这只有牺牲地主，才能办到。国民党资产阶级向农民提出统一国家或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农民并不响应。但是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口号，却得到农民十分热烈的反响，因为农民渴望获得土地，要求打倒地主。这个口号把农民大大发动起来，踊跃参加蒋介石的军队，以及参加农民协会。蒋介石正是踏着农民的肩膀取得政权的。

但是中国资产阶级与地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不遵守与农民的盟约，竟派农民出身的士兵镇压农民协会。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起来革命，但是所有起来革命的农民都遭到了镇压。因此，尽管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诺言，地主并没有受到清算。杜月笙的青帮流氓镇压了上海的工人，发出了反革命的信号。多数是大地主出身的高级军官立刻抛弃了国民党所议决的二五减租纲领。地主不但不减租，还常常把百分之五十的稻麦租子提到百分之六十五。佃户要是反对，地主立刻就让管家把他关入地牢里。农民帮助蒋介石上了台，得到的报酬并不是土地，连减租都不是，而是恐吓、咒骂、毒打，甚至是一口棺材。
　　国民党背叛了孙中山的纲领后，蒋介石的御用经济学家为这种背叛辩解，竟称土地问题是虚构的，硬说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既然采取这种态度，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举出一些对他们有用的数字作证。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后，中国的全部耕地估计为十三亿亩，而中国的人口约为四亿五千万，其中有三亿五千万是农民。这等于是说（在最理想的条件下）每个农民顶多有四亩地，而捐税、吃的、烧的、穿的——实际上是他一生中从铁锄到木棺的一切东西，都要靠这四亩地得到。

　　这种情况足以说明，中国如不消灭封建制度，就会完蛋。但是蒋介石御用的农学家却从这些数字里得出了另外一种结论。“分地有什么用，”他们厚着脸皮问道，“地本来就不够嘛。”至于土地集中，那是不存在的，因而也就没有革命的理由了。无疑，这些经济学家企图为他们出卖农民进行狡辩。可是他们那一套不仅无视农民的愿望（似乎这些血肉之躯在他们的数字里是无足轻重的），而且不顾在他们眼前发生的土地集中的事实。

原注一：一亩大概是六分之一英亩（亩：666.67平方米；英亩：4046.85平方米）。

有些人看到中国农民种的田亩小得可怜，就很容易得出结论说，中国没有大地产。但是，田亩小并不能说明没有土地集中，倒是说明经济落后，地主不搞大农场生产，而是把地分佃出去，坐收租利。在河南，黄河之南，乘驴车走—整天，经过几十个村庄，还走不出一家大地主的地界。在山东，孔子的后裔霸占着大量的族田。作者在许多地方还见过“百顷拜”一类名目的地主团体。在苏北，有个寺院拥有二十万亩地。寺院长老又收租子又放高利贷，家里人丁兴旺，有三房四妾，宅邸比县太爷的还豪华。佃户的农具全部要向和尚借，因此常被这些沙门地主的看家护院恶奴逼迫着出劳役。
　　虽然国民政府没有进行全国的统计，但是从许多地方的统计也足以看出土地占有的状况正在造成革命形势。我绝不想在本文中罗列烦琐的数字，但是我不能不举出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以及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四大家族的家乡的土地占有状况的统计数字。



这个统计表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孕育着农民战争的国家。在中国这样落后而人口极为稠密的国家里，有没有土地往往决定生死命运，因此这些数字的意义比起在美国这样土地甚多的国家里要大得多。

　　在全中国，一般而言，占人口百分之十左右的地主和富农，拥有百分之五十五至六十五（1）的土地。如果你不愿意相信这个数字，那么还有数年前在土地集中程度尚未达到现在这样严重时蒋政府地政署发表的数字。地政署调查了十一个省的情况，发现一千五百户大地主平均每户有两千多亩地。对这十一省的七十万农户的调查表明，这些农户平均每户有地十五亩多，比大地主少一百三十倍。仅此一端就不能不使人认为，在少得可怜的土地上无法活命的农民，在地权不平等的逼迫下，必然会铤而走险，组织起来从地主那里夺取土地，求得一条生路。

　　这种状况本来应该使地主和蒋介石政府惊醒过来。但是中国的统治者历来蔑视人民群众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国民党官僚不设法通过土地改革改善情况，反而采取了相反的政策。

原注二：见《中国农业》，太平洋研究所出版。

原注三：中国当时没有准确的土地统计数字。共产党声称百分之十的人拥有百分之八九十的土地，但这似乎是略有夸张。

在抗日战争时期，土地集中达到了近代中国前所未闻的程度。尽管估计河南、湖北、湖南三省有五千万亩地荒芜着，尽管估计有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农民在抗战中和抗战后饿死，蒋介石的官僚们却利用自己的军事实力和权位在中国内地大肆侵夺土地。抗战结束后，蒋介石政府对土地的侵夺更加肆无忌惮。日本人从中国人民那里夺去的土地，并没有归还中国人民，而是被国民党全数接收了。日本人在台湾的土地被大陆来的接收大员据为已有，华北垦业公司则侵吞了河北几十万亩土地。
　　小官吏和低级军官也学他们上级的榜样。他们靠蒋政权发的纸币薪饷是没法生活的，所以也聚敛土地，以防通货膨胀。由于蒋介石这帮从沿海来的大员的巧取豪夺，就连富农和小地主也纷纷失去土地。据估计，八年抗战中，四川地主中百分之二、三十是新置产的，他们攫取了老地主百分之九十的田产。对本地地主老财的这种沉重打击，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中国有句古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现在，失去土地的地主恨恨地说：“普天之下，莫非蒋土”。这种说法当然是发牢骚，但也隐伏着革命的因素。

　　事情还不只是出现了新乡绅。随着土地的兼并，不但产生了新的农衬资产阶级，而且产生了新的穷人。抗战期间蒋管区和沦陷区由于典押和负债而丧失土地的农民增加了不知有多少万。华北荒年期间，农民为了借粮度过春荒，必须拿地作抵押，两三年内无力赎回就完了。七口之家因此而有三四口人饿死的是常事。土地集中的结果造成许多肥田的尸骨，但也造成千千万万要求土地革命的人们。

在人口稠密的中国，土地集中的后果自然与人口稀少的美国大不相同。美国的大亨攫取西部土地的手段固然凶狠，但却产生了铁路、矿山、大牧场——这一切大大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中国的土地兼并只是使地主的囤子堰满租粮而已，这是寄生性的，而不是生产性的。
　　同普鲁士的容克地主和沙皇俄国的贵族地主比起来，中国地主是非常落后的。德国和俄国的富农租进土地来经营大规模的农场，而中国地主却把土地出租以榨取佃户的血汗。俄国富农和德国地主固然反动，但在农业经济中有时还有进步作用，中国地主就没有任何进步作用可言。这种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另一面，就是农民租入土地只能过奴隶般的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无地的农民可以进工厂，或者当雇工。而中国既无工业，又无大农场，无地农民只能租地为生。所以，农民一方面缺少土地，另一方面又被束缚在土地上面。

这种半奴隶制的租佃制度，与中国的高利贷制度是分不开的。村镇中最有气派的房子总是当铺。银行是为富人开的，当铺则是为穷人开的。当铺老板大都是地主或与地主有联系的商人。当铺是兼并农民土地的最常用的工具。我在河南一个只有四千多亩地的村子里看到一个地主占有近二千亩地，绝大部分是通过当铺吞并的。
　　这种交易只有在农民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做得成。农民急需填充饥腹，利息再高也不得不借债。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利率增长到了惊人的程度。一九三二年，农民借一百块钱，到年底要还一百二十五块钱。一九三六年，就要还一百四十块至一百六十块钱了。抗战期间，利率猛涨到三个月百分之百，用粮食计算。负债农民的境遇有时是骇人听闻的。

　　作者在河南见过一位农民，他在春播前向地主借了一百斤小米，借约规定，到了秋收时节要还两百斤。他后来还不起这么多，就请求宽限，答应来年秋后还三百斤。可是因为遭灾，到期还是还不起，他只得把自己的地抵押出去，最后结果是丢了四亩地。由于这个原因，母亲和两个孩子就饿死了。为了区区一百斤粮食的债务，竟赔了四亩地和三条人命。

原注四：一斤折合一又三分之一磅（一斤：500克；一磅：454克）。

“好年地里收谷，歉年家里生财。”

　　山西穷苦农民这句悲愤的歌谣，确切地反映了地主和富农利用灾荒聚敛土地、钱财的事实。抗战时期在沦陷区，这一过程急剧发展了，而在蒋管区，国民党政府的金融机关则开始排挤当铺和高利贷商。过去，当铺在农村的放债额是银行的五倍，而到了一九四六年，当铺的放债额据估计只及银行的八分之二。但是，银行放的款也是高利贷。农民不仅没有得到解脱，反而被国民党银行剥削得更厉害了，农村信贷和一般的农业金融业务全让它垄断了。

　　情况是这样的：银行控制了高利贷的发放，它只放款给乡绅组织的农村合作社，作为对地主的照顾。县合作社再把钱借给村长，村长又转借给农民。这样，农民头上不是一个高利贷债主，而是三个了。但是，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地方党部的官员，在国民党右翼势力的支持下，要把农村资产阶级组织的并受到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部分支持的农村合作社从乡村中赶出去。这种行动常常有地方军人或党棍的配合，如果各种手段都不奏效，他们就指控地方商绅是共产党。这种只把钱借给一小撮地方党棍，而歧视一些地主和广大农民的作法，无异于把中农和小商人逼入绝境，而这些人在抗战期间本来是习惯于自己组织互助会的。这进一步加深了乡村中的矛盾。抗战结束后，当蒋军返回沿海，北进攻打共产党的时候，这一过程大大加剧了。蒋介石命令农民银行加强对各县合作钱庄的控制。这无疑是鼓励地主和上层农民放高利贷，使这些富有的农民成为蒋政权的支柱。这一切农民都看在眼里，他们八年没见到蒋政权的影子，现在清楚地看到，国民党是地主及村霸的朋友。蒋政权在光复区为了获得地主的支持，不仅得罪了贫农，也得罪了中农，这无异于自杀。蒋介石没有造成多少新的资产阶级，倒是为共产党八路军造成了千千万万拥护者。

国民党不但没有在农村中实行改革，反而使情况变得更糟。造成这种情况的，与其说是由于贪官污吏的个人因素（诚然这类人多得很），倒不如说是国民党没有抓住中国农村社会的中心问题——封建主义。蒋介石、国民党执政二十年竟然还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充分说明他们的统治陷入了多么深的矛盾。十分清楚，国民党统治者除了依赖外国资本以外，还把地主作为自己的统治基础，而全然不顾国家现代化的迫切需要。由此可见，杜鲁门总统的殷切希望和马歇尔将军要求蒋政权实行改革的诤言，都不过是白费心机。蒋政权只要不敢打击地主，就谈不上进行改革。而获政权之所以不敢打击地主，乃是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代表封建主义的。
　　我们说的封建主义，是指什么呢？严格地说，用这个名词并不正确。某些中国和外国的学者，煞费苦心地想说明中国不存在封建主义，因为没有农奴制，也就是说，人们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不错，中国多年前就在形式上废除了这种封建制度，而且，西方势力的侵入也破坏了中央集权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社会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受贷币经济的支配，不过，正如我们所了解的，这并没有多少进步的效果。如果用这种观点看待中国问题，未免过于迂腐，这是全然不顾封建残余在中国人的生活、思想、风俗、习惯、情感中还有极大影响。中国废除农奴制的时候，并没有废除地主摊派劳役、监禁债户以及决定佃农生死的种种权力，也没有完全废除蓄奴、买卖少女、纳妾、包办婚姻等等陋俗。这一切都是地主豪绅统治的必然产物。

　　在中国，地主的权力并不处处相同。沿海和长江流域的省份是外国资本渗入的地方，市镇工商业比较发达，乡绅的权力往往为城市商人所分享。而在西部和北部的省份里，由于资本主义前的特色很浓，地主的政治权力几乎是无限的。就是在上海并离上海不远的苏北，地主也像封建领主一样住在土围子里，有民团守护，统治着一、二十个村庄的佃户。这种土围子是佃户集市贸易的场所，他们完全受地主及其狗腿子的摆布。佃户不但要把收成的百分之五十向地主交租，而且自己的个人问题和家庭问题也要由地主决定。在山西，我发现地主往往包揽一切红白喜事，不经这伙封建老爷的同意，就不能成亲，也办不了丧葬。
地主仗着自己的权势，任意奸淫村里的妇女，特别是佃户的妻子，更是地主随心所欲地玩弄的对像。佃户夫妻因为害怕，往往敢怒不敢言。佃户要是反抗，也绝不会有好下场。我在鲁西一个村庄里见过一个地主，他经常把佃户支出去干活，然后乘机调戏他的妻子。这位姓李的佃户表示了抗议，于是地主便指使土匪把他绑走了。地主为了掩盖自己的干系，假装请伪军解决这一绑架事件，还代替佃户摆了一次酒席。请看地主有多么狡诈吧。佃户被释放了，感激不尽，向仁慈的地主借钱偿还那顿酒席。当然，利息低不了。佃户还不起债，就把自己那一小块地抵出去了。最后，地主要他把老婆也送去顶债，这一桩事才算了结。
　　实际上，常常不必如此设局。富农或地主只需等到佃户下地后，就溜到佃户家里奸污他的老婆。佃户要报仇，只有去杀地主，但这很因难，因为地主有保镖，控制着村里大部分的武器，还因为地主或其狗腿子就是村长，掌握警察的权力。

　　我在鲁西的另一个村子里，还听说这样一件事：一个地主看上了邻舍的一个女子，这女子是他表兄的儿媳妇。因为女的深居简出，地主很难上手。唯一的办法就是来硬的。一天，地主叫上村长，自己和管家拿着手枪和刀，闯入屋里，把女的强奸了。没有人敢说什么，也没有地方可以投诉，因为地主即官府。

　　在河南安阳县的一村子里，一个年轻的农妇告诉我，她被迫经常接待本地一个地主，国民党民团的头子。她和丈夫都抗拒不得，因为那个地主是地方一霸，他的意志就是村里的王法。


对于中世纪的因素在中国农村仍居统治地位这一点，还需要什么证据吗？在西方，随着农奴制的废除，贵族的初夜权也被废除了，然而在东方，地主虽然对佃户的妻子没有初夜权，却可以在许多个夜晚和下午跑去奸污她。

　　蓄婢、纳妾和包办婚姻的习俗也是与地主制度分不开的。如果不废除地主制度，国民党法律中有关这方面的一切条文都是毫无意义的。穷人女儿在内地地主家当丫头，有的被商人贩卖到上海当妓女，太丑的，就送到工厂做工。她们自己毫无选择的余地，因为已经卖身给他人，只得任人摆布。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不但不去消灭这种制度，反而维护这种制度。在许多国民党军司令部里，我亲眼看到长官把当地地主叫来，向他们要年轻姑娘，供自己在驻扎期间享用。这样弄来的姑娘并不是娼妓，往往都是贫农家的黄花闺女。

　　这些地主老爷在私生活中向佃户滥施淫威，有时也很惊人。佃户经常被迫做一些下作的事以满足地主的低级趣味。鲁北的北县有个地主婆，强迫一个佃农咬一个丫环的小脚，供她取乐。佃农把丫环咬得大叫，丫环的小脚把佃农熏得呲牙咧嘴，使得地主婆大为满足。在北县另一个村子里，有个地主往一个十六岁婢女的阴户里塞麦子来满足某种色情虐待狂。玩腻了这个游戏，他就把婢女的双手捆上，在她的裤档里放进一只猫，把裤管扎紧。看着婢女被折磨得在地上拼命打滚，他乐得放声狂笑。这些就是旧中国乡村里地主取乐的方式。

　　在中国，正式的分封制早在纪元前就基本上完全消失了，这比欧洲分封制的发生还早五百年。但是，所有中世纪社会的残余——蓄婢、徭役、凌辱佃户妻女的特权、横征暴敛等等，却延续了两千年，就像挽歌一样萦回在封建制腐烂的、但并未人土的尸体上。中国农村社会的这些毒疮本来足以激发千千万万的农民愤然投入农民战争，但是这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决定性的因素是中国整个农业处于衰败之中。

　　抗日战争结束后，农民正处于这种状况。军队抽壮丁使农业劳动力减少了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饥荒中饿死了大约一千万人，还有成百上千万流离失所的难民。首先遭殃的是无地的农民，其次是半自耕农。丧失土地的人成千上万地增加。到了抗战的第三年和第四年，轮到了中农。然后又轮到一些富农。战争快结束时，中小地主以至一些大地主都感到了蒋介石官吏和伪军兼并土地的压力。荒芜的土地达几千万亩，而缺地的情形却像瘟疫一样蔓延。高昂的地租使农民没法活命。农民的财产已经所剩无几，无法再缴从前那种百分之五十的租子，更不必说百分之八十、九十以至百分之百以上的租子了。地租不仅耗尽了农民的剩余劳动，而且还侵占了农民维持自己生存的必要劳动。当时大家都在问：“什么时候能把倭寇赶出去呢？”可是，抗日战争结束了，一场新的战争又开始了。农民感到，蒋介石新派的乡村官吏比日本人和旧日的地主更可恨。农民开始有怨言，进而落草为寇。在八路军驻区附近，农民则盼望八路军来。

统治阶级不是看不到农民中即将爆发大动乱。但是他们不愿意正视这种不祥的前景。国民党头目、孔孟之道的鼓吹者、匹茨堡矿业学院出身的陈立夫对一位外国记者这样说：分土地是不必要的，因为中国的家长去世时，总要把地分结儿子们。此论使记者颇感新鲜。宋子文，广东省的大地主，在出任广东省主席后对另一记者说； “我们不打算在广东搞土地改革，多年来这里现有的制度是令人满意的。”还有一位在山东省政府兼职的教会大学教授（其人是一个自由派）对笔者说；“中国不像沙俄，我们没有大地主，因此没有土地改革的必要，只需对吏治进行改革。”（没有土地改革，如何进行吏治改革？这位基督教教授没有解释）在农村中进行土地改革，在这些党魁、省长、基督徒的眼中，似乎是与中国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的。然而，简直无需指出，这种东方哲学是农民根本不能接受的。
　　农民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推翻地主，平分土地。对于佃农、长工、苦力来说，这就是革命的真谛。

　　如果说蒋介石后方的村庄还比较平静，那只是因为农民在等待起义的领头人和时机。他们并没有忘记土地问题。国民党官员尽管声称没问题，但心里是明白农民的怨恨的。中国统治者叫嚷土地改革不必要的一切论调，不过是为了掩饰他们内心深处向来对农民存有的恐惧。官老爷们一想到那些粗野的泥腿子冲进他们的衙门，就感到做了《水浒传》里的恶梦。

　　这些老爷们怎能不发抖！

　　因为，朴实的农民，祖祖辈辈当佃户，当封建奴隶，在一小块耕了又耕、拥挤不堪的地里干活，在地主贪婪的魔爪中，忍气吞声；他们的土地被巧取豪夺，他们失去妻子的爱抚和孩子的笑声，他们满腔怒火，揭竿而起；他们置生死于不顾，现在就要夺回土地，要报仇了。

原注五：《水浒传》，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讲的是一帮亡命之徒造了北京（！）朝廷的反，一度占据山东西部三十六县。

李根注：贝尔登看问题大处很透彻，但细节有时候不准确。这正是例子之一。

自觉的梦游人

第二十七节 农民说话了

抗战胜利以后，共产党提出要敢于同蒋介石进行斗争。他们很快意识到，要推翻国民党的国家机器，仅靠现有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动员全国人民投入这场解放战争。那么，以什么名义来动员人民呢？以社会主义还是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显然都不行。只能以人民群众自己的名义。提出了一般性的号召，还必须有具体的纲领，才能有实现的可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正是这种具体的纲领。
　　土地改革，乍听起来像是一个学术名词，但它所引起的如此巨大的激情，却是前所未闻的。共产党对中国农村土地关系所进行的改革，实际上也就是对整个中国社会进行改革。中国土地关系大变动的过程，丰富多彩，可歌可泣。它使这个古老的国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为之振奋。它明确指出了共产主义东方世界今后的民主、自由以及宗教、财产和婚姻关系的发展方向。它是了解中国人民革命动力的钥匙。但更重要的，它是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实录。

　　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在中国夺取政权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它动员了多少年来受压抑的广大群众奋起推翻旧社会。土地革命从两个方面打破了中国农民似乎是千古不变的蛰伏状态，一方面是精神的，另一方面是物质的；一方面是从内部起作用，另一方面是从外部起作用。在精神方面，土地改革唤起了农民的希望。这是他们生平第一次产生的激情。在物质方面，土地改革给农民提供了与地主进行斗争的手段。

　　土改过程中，这种政策与希望之间、手段与情感之间相互作用的情况，是很难用笔墨记录下来的，勉强为之，必然徒劳。尽管如此，我仍相信，下面的几段叙述，也许能为本书最后部分所涉及的更为激烈的事件提供一个轮廓，也可能有助于剖析共产党的战略，看看他们是如何把中国广大农村从蒋介石手中争夺过来的。顺便在此说明一下，文中历述的华北农民奋起斗争的情况井非是哪位共产党高级干部描绘我听的，而是根据我自己到地方干部和农民群众中采访以及亲身考察而整理的。


考察土地革命时，首先必须对农民群众有一个正确的看法：他们不仅是自然意义上的人，而且也是政治意义上的人。由于对外界的情况十分闭塞，农民的政治视野往往局限于他们耕作的地界的范围之内。所以托洛茨基指出，农民对本村的地主绝不妥协，但对体现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则往往认识不清，束手无策，“因此农民总是幻想一个理想国家来取代现实的国家。”这是符合中国情况的。在中国历史上，农民中产生过如《水浒传》中所描写的一百单八将式的反朝廷的好汉。太平军揭竿而起后，在人世间建立太平天国的理想也曾激励了广大农民群众。中国内战重起以后，农民团结在共产党的“土地与解放”的旗帜之下，尊奉毛泽东为人民的“大救星”。
　　由于农民普遍具有乌托邦思想，所以许多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农民本身无法进行社会革命，必须由另一个阶级来领导他们，如十八世纪法国的第三等级和十九世纪俄国的无产阶级。俄国革命的经验又促使这些理论家认为，今天的落后国家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进行革命，并认为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规律。俄国社会革命党的历史似乎证实了这一论点。他们在与谁联盟的问题上思想混乱不堪，以致为了维持他们与银行资本家的联盟而坚决不让农民获得土地。由于社会革命党不赞成没收地主的土地，于是失去了广大农民的支持，直接导致他们一败涂地，而使布尔什维克取得了政权。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后，GCD为了建立包括国民党和地主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他们始终坚持不让农民夺取地主的土地。

　　然而zhonggong不仅没有因此失去农民的支持而垮台，反而更加受到农民的衷心拥护，愈加发展壮大起来。原因究竟何在？zhonggong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

原注一：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洪秀全，是一个以救世主自居的落魄秀才，跟一个早期新教徒学了一些教义。他主张推翻满清统治，建立“人间的天堂”——太平天国。

抗日战争所造成的客观环境可以说是全部的答案。托洛茨基分子之所以震恐，并不在于GCD同意接受蒋介石的领导，而在于他们为了建立统一战线而放弃了“最基本的原则”。这在托洛茨基分子们看来，无疑是对革命的彻底背叛。然而，在抗日战争中，当务之急是挽救民族的危亡，根本谈不上进行国内革命。共产党人被迫在敌后坚持抗战，处于敌人包围之中，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建立根据地，才能生存。如果在当时当地发动一场解决阶级矛盾的国内战争，势必使这些根据地毁于一旦。
　　因此，zhonggong以民族战争代替了阶级战争。这种民族战争本身也是革命战争，它在人民中所起的动员作用，往往比土改的作用更大更快。抗日战争把自古以来就是分散经营、基本上各顾各的农民组织起来了，使他们认识到同心协力、集体行动的力量。农民在部队里接触了许多人，学到许多新思想，这本身就是一种革命的催化剂。在营房里，在练兵场和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农民战士对共产党及其方针政策逐渐熟悉，这在和平时期是无法做到的。

　　在开展游击战的人民战争中，农民战士又学会了分清谁是自己的敌人，谁是自己的朋友。由于以上原因，停止土地革命，并未像有人当初顾虑的那样，产生不利于革命的后果。

然而zhonggong停止土地革命的做法，确曾使一部分贫雇农不满意。从他们饱经忧患的阅历之中，农民群众懂得，不应轻信那些到他们村中花言巧语进行游说的知识分子。只有分给他们土地，才能博得他们的信任。当zhonggong取消了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规劝贫雇农以抗日大局为重，不要触动地主时，这些农民心想，你的葫芦里卖的原来也是那种狗皮育药，于是暗自骂一声：“放NMD狗屁！”便悻悻而去。
　　尽管有一部分贫雇农不满意，zhonggong仍然坚持暂不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而只是根据国民党在一九二六年所通过的纲领，实行二五减租。从表面上看来，共产党似乎与国民党毫无二致。但是实际上，共产党的干部与国民党的官员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坚决执行了减租减息的规定。农民群众把这一点看在眼里，原来共产党的干部到底不一样，于是不再骂娘，又拥护共产党了。

　　可是农民群众还是不敢大胆投入减租减息斗争，担心日本鬼子打过来，八路军一撤走，地主老财就会变本加厉地逼他们缴租子。另外，共产党也不可能同时在所有的地方开展减租减息，因为他们的工作跟不上。他们先在一些地方进行访贫问苦，召开诉苦大会发动群众。这样的活动很快在巩固的游击区内普遍开展起来。通过这种方式，共产党唤醒了农民群众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实行减租减息是他们的合法权利。每个村子都召开了群众大会，由贫雇农对地主破坏减租减息的罪行进行公开揭发和控诉。反对奴役式的租佃制以及反对高利贷的斗争，是抗日战争时期农民运动的主要内容。此外，长工、雇农反对地主、富农的斗争，也是这一时期农民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佃农为减轻地租而斗争，雇农的斗争则是为了改善劳动条件。

　　农村的这两股力量，看到他们能够清算地主的某些剥削行为，于是进而为一些与地租无关的剥削形式，如苛捐杂税和无偿劳役之类，向地主提出了赔偿的要求。此时，地主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统治发生动摇而束手无策。在减租减息运动中表现最积极的，往往是那些武装民兵，他们放下地里的话去保卫村子免遭日本鬼子入侵，因此要求地主给以补偿。虽然地主也并非是一点实力也没有，但除了投敌搬兵以外，无计可施。

　　同时，农民群众的要求与日具增，终于形成了以诉苦和斗争会为中心的群众运动。这种诉苦和斗争会注定成为中国革命常用的形式。

一切社会革命，与宫廷政变不同，都具有真正的创造性。在革命时期，那些受旧社会压迫的人们，为了摆脱他们所处的绝境的迫切需要，创造了夺取政权的新形式和新方法。中国农民所创造的各种机构，向GCD提示了争取人民群众最有效的途径。这些初期的民意机构意义非同小可，不论如何估计也不致过份。它们并非工会组织，也不是苏维埃，更不是理事会，只不过是一种讲坛，农民可以在这里公开发表他们的意见，倾诉他们的疾苦。这本身就是革命。山西有句俗话：“天下没有穷人的理”，这是千真万确的。一个贫苦的佃户，如果他既没有加入什么秘密会社，又无某位有势力的人物作为靠山，那他就不可能被当作人来看待，只不过是地主收租簿上的一个帐号而已。这类贱民往往连个大名也没有，人们就根据其身体上的某些特征来称呼他们，如“王麻子”、“李歪脖”、“张长耳”，等等。在中国，这样的无名氏比比皆是。正是这一类人物，现在居然在大庭广众中，当着村里的穷哥儿们和财主老爷们，站起来说话了。这本身就是革命，就是宣告与过去彻底决裂。他们一举撕下了禁闭了他们一生的嘴上封条，也就砸碎了禁锢他们的封建枷锁。他们有生以来头一回在这样的场合开口说话，开始时有点不习惯，但一言既出，使如江河奔泻，滔滔不绝地倾诉心头之恨。
　　一次又一次，一村又一村我聆听了那些苦大仇深的农民当众倾吐苦水。一个贫苦的农民站了出来，诉说他的父亲是怎样饿死的，因为地主抢走了他们家的粮食去抵阎王债。又一个拖儿带女、靠纺线糊口的寡妇站起来说：“大伙儿瞧瞧，俺死了男人，又没地。俺一年里收不上两斤棉花，可他们硬逼俺交五斤棉花的租子。俺哪里交得起呢！他们就逼俺的孩子们替他们干活。可怜俺一个妇道人家，整天价干的都是男人的活。吃都吃不饱，哪里有力气？还成天挨打受骂……”说到这里，她禁不住痛哭流涕，泣不成声。这是悲愤的泪水，也是出气的泪水。她总算找到了能对之哭诉自己满腹苦楚的人了。

　　这不仅具有心理上的意义，而且还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一人诉苦，引起众人的共鸣。听众中就有人感到他们有着共同的不幸遭遇，不禁叹道：“唉！俺也受过那份罪啊！”往往一个人还没讲完，另一个就站起来抢着说；“你讲的敢情是够苦的，可听俺说，俺受的苦还要大。”通过这种途径，那些向来各顾各的农民们，有了同病相怜之感。他们开始从政治上进行归纳，不但把自己看作是个人，而且看作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但眼下他们的斗争仍未超出其所在的村子的范围。

斗争的方法因地而异，在不同的阶段，也有不同的斗争形式。大致而言，早期的斗争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农民尝试运用刚刚争取到的发言权的阶段。在第二阶段，他们提出了进行更广泛改革的要求。佃户和长工们开始还认地主为东家，但是一当他们意识到他们有能力打倒地主分田地时，就不满足于减租和涨工钱了，他们要求立即分给他们土地。

　　抗战期间，有许多村子里的地主投靠日本人当了汉奸，那里的农民们分地的要求尤为坚决。到了抗战末期，共产党满足了部分群众的要求。但总的说来，在日本人仍然近在咫尺的情况下，他们对农民加以约束，不使发生过火行动。但在日本投降之后，那些贫苦农民就不听这一套了。共产党使他们觉悟到自身的权利，现在他们就要求行使这种权利。这种要求很快遍及整个光复地区，汇成一片惊天动地的怒吼。

自觉的梦游人

奴隶们通常只是在以下两种境况下才起来反抗他们的主人，一是实在活不下去了，非造反别无生路；二是看准了成功的时机。  
　　日军投降并撤出华北以后，原沦陷区的广大贫苦农民正处于上述两种境况之下，于是便起来造反了。国家权力机构的暂时消失，给予了他们成功的时机；无法忍受的悲惨生活，迫使他们非打倒地主不可。  
　　他们的反抗虽然受到了来自解放区的革命思想和斗争方法的影响，但或多或少仍带有自发的性质，并无更大的政治目标。造反的农民没有认识到必须夺取农衬的政权，甚至也没有想到要推翻封建土地制度。  
　　他们想要做的只是清算那些卖国投敌的汉奸，其中多数往往就是本村的大地主。不仅是贫雇农，甚至连富农和小地主也参加了清算斗争汉奸的运动。由于需要救济生活困难的贫苦农民，才在运动中触及分配土地的问题。特别是那些佃户雇农们，他们苦大仇深，与地主阶级更是不共戴天。地主不仅夺走了他们的粮食，甚至把他们留的种子也搜刮一空，拿去供奉日本鬼子。锅碗盆勺、农具家什，统统被洗劫。说是日本人征用，实际上一半进了地主的仓房。地主的“狗腿子”假借“皇军征用”的名义，闯进家门，抢去了他们仅有的被褥里的棉絮。  
　　我曾听过河南一个农民诉说，一个当了伪军队长的地主管家如何把他关进监牢，扬言只有把他的女儿送给那个队长才放他出狱。一个中农的妻子哭诉了地主是怎样霸占了他家的十亩地，为了灭口杀害了她的丈夫，并把尸首扔进野外的煤坑里。还有一次，竟有一百四十多个受迫害的农民同声控诉鲁西的一个地主。为了替日本人修工事，这个地主逼迫他们往山上运送石料，地主的狗腿子手拿棍棒跟在后面监工。在这次苦役中，有的人被砸断了胳膊腿，有的被压折了腰。  
原注一：“狗腿”是指地主的爪牙。  
战争使穷人更加贫因。饥饿和失去土地的苦痛，使他们更难容忍地主老财的骄奢淫逸。最先起来进行斗争的往往是那些最贫穷的村庄。那里的群众发起的“清算大会”，为共产党提供了一种新的斗争形式。许多村子里，一开斗争汉奸的大会，农民群众压抑在心头的满腔怒火立即爆发了。他们强烈要求把汉奸地主的土地和财物分给他们，以弥补他们所遭受的苦难。  
　　被地主强行霸占去的一切财物都必须物归原主，少一文钱也不答应。十月里一个凉爽的早晨，在鲁西一个名叫李官屯的村子里，手拿棍棒钢叉的农民挨家挨户动员老少乡亲出来参加斗争地主毛顺邦的群众大会。会上，一个怒不可遏的农民站出来控诉：“二月初三，你抢走了我三百块钱。那年月印把子不在咱们手里，咱不敢吭一声。你干的坏事谁个不知？你还帮日本鬼子抢咱们的棉花。现在就要你还！”人群也呼喊起来：“非还不可！非还不可！”另一个佃户挤到台前说：“俺家好几口人命都死在你手里。眼下俺们还在挨饿。你把抢走的东西统统还给俺们！”这个地主被迫交出了五百四十亩地，七栋房屋，有百十来棵栎树的一片树林，以及家具等物。群众给地主留下了三十亩地和一栋房屋。  
　　这个汉奸运气还不坏，总算保住了自己的脑袋，可是也并非处处皆如此。在曾经被日军占领过的山西省某山区，农民清算地主的方式就暴烈得多。在抗战期间，这一带山区和附近的平原地区都未曾进驻过八路军，地主对农民的奴役根深蒂固，地主利用土地盘剥农民特别残酷，这一带农村的贫困状况也尤为明显。日本鬼子一撤走，反奸清算运动立即风起云涌般开展起来。这里发生过一些恐怖行为，在群众越是落后的地区，他们的行动也就越是暴烈。  
　　在山西省某地，群众召开了诉苦大会，曾经在抗战期间杀害过十八个农民的某地主三兄弟被押进了会场，会场上顿时群情激恼。群众怒不可遏，将到会的干部挤到了一旁，把这三个地主吊在大树上。在太行山区一个名叫窦马庄的材子，群众抓住了一个地主的狗腿子，硬是用石块把他给砸死了。在与窦马庄毗邻的一个村子，大伙把一个曾经当过伪军队长的地主抓来，给他套上一挂犁，用鞭子赶着他犁地。人们一边赶一边喊道；“过去你把咱们当牲口使唤，现在也让你尝尝这个滋味！”  
　　村子里新来了一批青年学生，都是怀着美好的理想从北平跑到解放区来的。他们根本不了解农民所经历的苦难之深重，想要把这里的农民运动纳入既定的轨道。然而农民却认为他们多管闲事，根本不理他们那一套，还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懂个屁！”连新从外面来的八路军战士们也无法使激愤的群众平静下来。在冀中的一个战士告诉我：“有一天，我们四个战土押送一个汉奸到县里去。半道上路过一个村子，村里的老百姓闻讯后一下子跑过来把我们的大车给围住了，不大功夫就围上了百十来人。他们问道：‘你们把他带到哪儿去？’我们回答说：‘送到县政府去。’他们说；‘不行！不准走！’好家伙！群众有一百多人，一个个横眉立目，满脸杀气。我们呢，才四个人。他们嚷道：‘把这个汉奸交给我们，要不你们就别想走得了！’他妈的，有啥办法！”  
农民动辄威逼地主，因为他们知道，把地主的传统权力打掉一些，并不违反政府的法规。当日本人撤退时，大批伪职人员也逃之夭夭。在这一带没有任何政府机构。当时八路军正集结在国民党占领区的边界一带，除进驻了几座较大的城镇之外，尚未深入到广大农村。边区政府机构有限，对于大部分农村，一时也来不及接管。农民协会控制了民兵武装，但并无司法机构，共产党一时鞭长莫及。
　　当时，大部分干部都还缺乏经验，尤其是某些非党干部，对农民不服从政府的领导，更是忧心忡忡。而县的干部则担心被指责为包庇地主。在冀中地区，那些不顾群众的反对，硬要把被斗争的汉奸从他所在的村子带走的干部们，受到上级领导的严厉批评：“你们绝不能这样干，这种干法是不得人心的。我们应该遵从群众的意愿。”  
　　然而要真正遵从群众、特别是那些最贫穷也是最积极的农民的意愿，却远非易事。他们有如脱经的烈马，横冲直撞，迅猛异常。斗争汉奸的群众运动势如燎原之火，从一个村庄延烧到另一个村庄。不仅是贫雇农，往往连中农甚至小地主也都投入了斗争。因此，这场运动具有广泛民主的特点。这既是它的长处，同时也是它的弱点。中农看到汉奸大地主被斗倒，贫苦农民被霸占的财物得到了偿还，他们便急不可耐，也想分享一份。但汉奸大多欠债累累，即使倾家荡产，也难以还清。小地主和富农便产生了疑惧：这样下去，何处是个头？于是转而采取了观望的态度。而那些最积极的贫苦农民，一旦投入清算汉奸的运动，却越干越带劲。有些地方的大地主跟随日本人逃跑了，无法对其进行清算斗争，群众就没收其财产。成群结队的男女农民，尤其是那些家无隔夜粮的贫苦农户，冲进地主的宅院，撵走地主的管家，把粮食牲畜分光，然后在大门上贴封条。在山东农村，当农民群众打开地主的仓库时，发现里头有大批财物原属他们自己所有，这些财物都是被地主以供日军征用的借口掠去的。我还听说过这样的事，有一个地主的女儿，看不惯她父亲欺压穷苦农民的行为，毅然站到农民群众一边，帮助他们分她父亲的财物。农民群众认为，分地主的家财有理，他们说；“过去他把咱的东西都抢走了，现在咱只是把它夺回来。”  
但农民群众也并非是毫无节制的。中华民族也绝不是野蛮人。虽然不少华北农民具有鞑靼民族的血统，但同时他们也拥有悠久的文明传统。中国人一向以他们的通情达理而自豪。  
　　在中国，制止一场争吵最常用的办法是说：“咱们来讲讲道理。所以俄国革命的许多特点在中国农村甚为罕见。混乱的局面，确实有过，抢劫的行为，也的确发生过。但却并未发生过大肆捣毁房舍、砸门翘窗、洞屋穿墙的暴行，更没有乱伐果树的破坏行径。因为群众想要把这些东西保留下来收归已有。至于打死人的事，那是农民群众为了报仇雪恨。也不见得单纯是报私仇，这是群众共同的仇恨，同仇敌忾的呼声发自全村群众的肺腑。因为当时尚未建立司法机关，所以农民群众只好自执其法了。以上涉及到的仅仅是清算运动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农民群众并不是对所有的汉奸地主都进行清算，被清算的仅是其中罪大恶极者。斗争的矛头还不是针对整个地主阶级。那些罪恶昭彰的大汉奸虽被处置了，但其幕后操纵者却仍然逍遥法外，依旧作威作福，欺压人民。在抗战期间，地主往往指派一帮地痞流氓充当村长，投靠日本人为害乡里。如今，这些地痞流氓也许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可是幕后的地主却依然握有势力，继续玩弄种种阴谋诡计对抗群众。  
　　在山东省的范庄，有一个地主将日本人撤走时留下的一万五千斤粮食私吞了一万斤，而只将剩下的五千斤分给农民群众。当大家表示不满时，他就成胁说：“少废话！区公所里可有咱的人。”一句话就把老乡们给吓住了。从他们一生的经历中，农民群众深知，你要是在区公所里没有沾亲带故的人，去告状也是白搭。生活世故使他们误以为八路军的政府与其它政府都是一丘之貉。  
　　那些不法地主一面在干部和群众之间进行挑拨离间，一面采取高压手段迫使群众敢怒而不敢言。当时，大多数村子都尚未进驻八路军，地主就乘机对农民群众进行威胁，说什么谁要想召开清算大会，就会遭到严惩。他们不光是进行威胁，有时公然绑架苦主，甚至雇人放“黑枪”暗杀积极分子。这样的形势给共产党增加了很大的压力。当某个汉奸被愤怒的群众清算之后，其家属往往也就失去了生活着落。这种状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势将带来无政府主义，并引起普遍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地主正在极力压制农民，而农民又急需土地，他们对土地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对于这些受到地主威胁的农民，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为他们撑腰，他们就会陷入绝望之中。  
原注二：“打黑枪”这个词有两重含义，它既指秘密暗杀，又指杀手有时候把脸涂黑以免被认出的行为。  
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使共产党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实行了八年的改良方针，现在客观形势的发展要求他们采取革命的方针。在政治上改变方针，不像足球比赛中交换场地那样方便。如果他们满足农民的要求，就必然会使一部分抗日地主离心离德，这些地主在抗战期间分别担任了地方政府甚至边区政府的领导职务。同时，他们也会因此失去国民党统治区民主人士的同情，乃至失去国外人士的普遍好感。他们在国外一向被视为是开明的民主主义者和侠义之士。可是，如果他们不满足农民的要求，他们就会失去广大群众的支持。
　　其时，马歇尔的和平调解濒临失败，内战迫在眉睫。对于共产党来说，没有农民的支持而打一场战争是不堪设想的。然而，要向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的社会形态进行挑战，则有可能脱离除农村的贫雇农以外的各阶层的人，作这样的决断又谈何容易。  
　　共产党暂不作决定，而是先召集各地干部总结经验，研究情况，讨论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一九四五年的秋天过去了，农民要求得到土地的迫切愿望与日俱增。整整一年未作出决策。一九四六年的春天来临，耕耘播种的季节到了，该是迅速作决策的时候了。共产党仍然按兵不动。这一拖延，使边区军民愈加感到蒋介石的军队兵临城下的危机。共产党在此历史性的决策之前，徘徊再三，就像是一个等待着冲锋陷阵的战士。这一着的进退，将决定全局的胜负。老是等着等着，叫人心烦意乱，神经紧张得受不了，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真想豁出去看看。共产党有如处身于过去与未来的交界线上，等在那里。后退一步——与地主阶级言和；前进一步——向封建主义开战。这一决策实在事关重大。  
　　一九四六年夏天，党中央终于向各个县委下达了平分土地的指示。决策已定，义无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