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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纪晓岚与“神道设教”
  
  说到“神道设教”，清代儒者都与满洲君主保持一致。除前篇已述，清廷十二朝，无不保持新满洲的萨满教传统，还不断封神。只消一瞥民国初年《清史稿》编者整理的《礼志》，其中“吉礼”便达六卷，所载旧有新封的神道，数不胜数，可谓鬼神遍天下。所谓儒者，没人敢于质疑满洲君主列为“大祀”的祭天祭祖的合理性。但事涉孔教，尤其涉及谁可表征孔孟道统，便发生争论。
  原来，满清朝廷虽将祭孔列为“中祀”，即孔子及其传人颜曾思孟，还有《论语》提及的孔门十哲，仅能享受少牢即猪羊作祭品的待遇，但由康熙五十一年( 1712 )庙号圣祖的满洲入主北京后的二世皇帝，“以朱子昌明圣学，升跻十哲，位次卜子”(见《清史稿》卷八四，又卷八圣祖纪 )，那以后便起争论。
  争论的由头，是南宋朱熹整合的《四书》诠释，是否符合所谓孔孟之道的原教旨。早就揣摩康熙帝“以汉制汉”隐衷的汤斌、陆陇其、熊赐履、李光地等，当然异口同声说是。康熙帝明知他们都是“假道学”，却限于内部批评，在公开场合仍然表彰他们是“真理学”。那缘由无非在于统治术的需要。( 请参拙著《壶里春秋》第一四七至一五五诸则。 )
  争论由隐而显，就体现于乾隆中叶始修的《四库全书总目》。这以前，被雍正、乾隆二朝制造的文字狱恐怖，驱赶到经史考证的狭小天地内的江东学者，主要是苏皖学者，自称不读汉以后书，标榜“实事求是，护惜古人”。意外效应却是将满清御用理学家致力宣扬的孔门原教旨的《四书》《五经》诠释，拆解得七零八落，证明原始儒学与中世纪经学，非但原典晚出，诠释更风马牛不相及。
  例如《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昀。以字晓岚知名的这位直隶献县( 今属河北 )人，半生精力耗于《四库全书》及其总目提要，其文化史意义，在清学史论著中大都淡漠处之。
  其实在十八世纪后期，纪昀和他早逝的朋友戴震等，正是批判主流理学关于“神道设教”曲说的主要学者。戴震在四库全书馆得读雍正的《大义觉迷录》等禁书，做了《孟子字义疏证》，虽然在临死的床上，才致函他的学生段玉裁，说是生平学说尽见此书。而据清末民初章炳麟、胡适等研究，认为他是控诉雍正帝“以理杀人”( 参看拙著《走出中世纪》增订本“匪夷所思”诸节 )。
  纪昀没有亡友戴震那样直截了当。他主编《钦定四库全书》，耗费二十年生命，不仅备尝罚俸、遭谴的苦头，还被乾隆帝视作“弄臣”。他也效法东方朔，以玩世不恭的姿态全身，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外，唯写鬼狐故事消遣。鲁迅说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五种，“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其处事贵宽，论人欲恕，故于宋儒之苛察，特有违言”云云( 《中国小说史略》二十二篇 )，可谓的论。假如再进而考察，便可发现纪昀到乾隆末叶，越写越严肃，借题发挥，抨击借“神道设教”的主流御用假道学，更不容情。
  用不着说，纪昀倾向泛神论，既不否定鬼神实有，又强调妖以人兴。倘若强作比拟，其说颇似十七世纪荷兰的犹太哲学家斯宾诺莎的神正论。他有没有达到马克思称道的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水平，“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是另一回事。但他在十八世纪弥漫“君权神授”迷信的中国，通过神话或鬼话，向“讲学家”即已做或想做御用理学家的迂执士绅叫板，至少可证他不甘与主流意识形态同流合污。
  也用不着说，纪昀晚年驳斥“讲学家”们关于神道设教必要性的说法，如以朱熹肯定过的无鬼论自炫的道学末流，曲解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历史本义，而他因此解读孔子并不否认鬼神实有，不过对鬼神无所求，才敬而远之。这是否合乎《论语》所述孔子原教旨，是另一回事，却证明古近道学家的浅陋，为阿谀“天皇圣明”，而对孔子语录作反历史的诠释。
  这里不拟批评纪昀。他究竟生活在十八世纪。我感到不解的，是新《辞海》对纪昀的评价：“能诗及骈文，多宣扬封建伦理观念及歌功颂德之作。”由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五种体现的思想演化痕迹来看，似乎正好相反。看来这一辞条的作者及其主编，甚至没见过纪昀晚年的《姑妄听之》，臆说正好相反。
  纪昀在清嘉庆十年( 1805 )，才晋职协办大学士，但不过一个月就死了，享年八十二岁。他给后世的印象是乾嘉间有学问的弄臣，除鲁迅肯定他在文学史的价值而外，没人注意他对满清雍乾时代“神道设教”的讥讽，更没人注意他以泛神论否定“神道设教”言论蕴含的历史实相。这对清史或近代史的再解读，可否充当必要性的一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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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神道设教”的双重效应

  贯串满清一代的“神道设教”，闹得中国遍布鬼神。它的社会历史效应，就满洲统治者来说，既愚民，又自愚。
  如前所述，满洲长期保持萨满信仰，每有军国大事，皇帝总要率领王公大臣，到堂子跳神。据民初孟森考证，堂子所祭主神邓将军，竟是明朝成化三年（1467）在抚顺与满洲先辈建州女真作战被杀的署都指挥佥事邓佐，传说他死后变成瘟神，害怕遭瘟的清室祖先，有病就通过萨满跳神向他祷祝。这已够奇怪了。更怪的是堂子在这位主神之上，又供有三大神，依次是如来佛、观世音菩萨，还有关圣帝君。
  如来、观音，都是来自西天的“胡神”，满洲“以夷款夷”合情合理。关圣帝君呢？就是三国蜀汉的关羽，但形象已非《三国志》记载的那个刚愎自用、被吴军袭杀的关羽，而是元末明初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神化的关公，一个只剩头颅仍吓得曹操生了脑癌的英雄“关壮缪”。
  多年前，拙著《在中世纪晚期的〈三国演义〉》，已考察过满洲统治者对关羽的离奇崇拜，指出崇拜的依据，就是最早译成满文的《三国演义》（作于1989年 6月，见拙著《走出中世纪》增订本，页 246-258，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此不赘述。但拙文提及的清朝乾嘉考史学家赵翼，所著《陔余丛考》卷三五“关壮缪”一则，则值得重述。
  据赵翼说，人死成神，通常在初死之后几百年，唯独关羽例外，在死后九百年才受封为公，而后封王，到明万历晚年才晋位“三界伏魔大帝”，继位武庙，与文庙孔子并尊。“本朝顺治九年（1652）加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其不朽。何其寂寥于前，而显赫于后，岂鬼神之衰旺亦有数耶？”
  赵翼在乾隆时代曾任军机章京多年，执笔起草过乾隆皇帝的众多谕旨，洞悉清廷“神道设教”的内情。他对关帝非但位列“武圣”，而在萨满教中神格被抬到仅次于佛祖和观音，远远高于文圣孔子，如撇开二“胡神”，就是大清王朝遵奉的无上神，表示惊异，合乎逻辑，却没能参透历史之谜。
  谜底就在康熙帝接受熊赐履、李光地等调教，终于同意“以汉制汉”，在意识形态上提倡朱熹理学，是笼络被征服的汉人（包括已受理学熏陶的回、壮等各族士人）的捷径。他的儿孙雍正、乾隆二帝，都觉悟到满洲征服者的统治合法性，除血统外别无理由。因而一面大兴文字狱，严惩敢于质疑“内满外汉”传统的士人，乃至吹毛求疵，殃及不通世故的乡村迂儒，一面乱封群神，凡被认为“移孝作忠”，替稳定满洲统治秩序卖命的大官小吏，经皇帝认可，都能有机会享受“血食”。那长远效应，在太平天国起义中已为在野士绅的江忠源、罗泽南、曾国藩、胡林翼等，相继组团练，与太平军拼搏，可见一斑。
  当然，满清统治者对士大夫搞“神道设教”，鼓励他们效法儒家圣贤，“移孝作忠”，“尊君亲上”，争取死后供进昭忠祠、贤良祠，等而上之建立专祠或封神，乃至配飨孔庙，那眼光盯住的还是“四民”，尤其是农民，就是说给被征服的各族民众制造新的神灵。
  应该说，满清列帝奉行的这一“祖制”，并非无效。显例就是乾隆到光绪百余年，民间造反日趋频繁，却几乎采取同一模式，即以某种秘密宗教或会党，作为聚众反抗的纽带，而煽动起叛逆情绪的言行，无不具有浓烈的迷信色彩。较诸晚明民变往往直接提出反暴政的诉求，水准反而低下了。
  不是吗？从乾隆末到白莲教、天地会，嘉庆间的天理教，道光、咸丰之际的拜上帝会、捻军，以及光绪朝的哥老会、义和拳等等，有哪一回不是以“邪教”面目出现的？
  值得注意的是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会。它头一次把外国神道奉作设教主干，也头一次把传统的儒佛道神灵统统斥作妖魔。尽管它宣传的“天情道理”和宗教礼仪，被在华基督教的多数“洋兄弟”拒斥，但它呼号在人间建立太平天国，却赢得南国无数农民的认同，纷纷为之献身。这并非洪秀全、杨秀清们模拟西方“神道设教”的胜利，只能说是对满清以“神道设教”愚民的一种对抗，一种报应。
  洪秀全算不算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表征，是另一回事。有一点没有疑问，就是他将西方“神道设教”中国化，入主石头城，将手段当作目的，很快与满洲“妖魔”殊途同归，强制天国军民陷入群体迷信，终于走上愚民又自愚的不归路，落到事业惨败而自杀的下场。
  不过历史似乎也要满清统治者的“神道设教”走完全程。一八九九年，绞杀了戊戌维新的慈禧集团，由憎恶西方列强同情光绪帝“革政”，又重演满洲列帝“神道设教”的把戏，纵容满洲权贵召唤自称有百神护身的义和团“扶清灭洋”。
  不想烧香引来野鬼，被同属乌合之众的八国联军，打得狼狈西窜，与亡夫咸丰帝共创了帝都两度沦陷的纪录。慈禧太后以赔款八亿两的天价，买得“回銮”北京的通行证。据说她总算“长了记性”，洋人叫她伸出左足，就绝不敢伸出右脚。如胡绳所说，大清王朝获得“保全”，却从此化作“洋人的朝廷”。古怪的是这个帝国在慈禧归阴不过三年便土崩瓦解，但时过三世，不仅还有学者力陈辛亥革命没有必要，还有人力辩满洲列帝“神道设教”，旨在树立“大一统”的政治权威。如此反历史的说教，令人不禁想起秦始皇灭六国后李斯的献策：“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
  真的，满清的“安宁之术”，如果不世代坚持“神道设教”，能使它像内部腐烂的死鱼，在鸦片战争后七十年，仍然表皮光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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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失败的“天国”

  由洪秀全等拜上帝会首领发动的太平天国造反，于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1851年 1月11日）在广西桂平金田村揭竿而起，到清同治三年六月十六（1864年 7月19日）它的首都天京被曾国藩的湘军攻破，随即灭亡，与满清王朝对抗总共十四年。所谓“成王败寇”，向来是中世纪中国正统史学裁判历史的基本尺度。其实，这尺度，外国也有。自封列宁主义者的斯大林，就说过：“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的都是正确的。”（见《毛泽东传 （1949-1976）》上卷，页30，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照此逻辑，太平天国失败了，作为“胜利者”的满清政权，包括出死力捍卫这个政权的湘淮军头，以及他们的文人学士，异口同声地痛诋洪秀全等为“贼匪”，尤其诅咒拜上帝会为“邪教”，酿成曾国藩所谓亘古未有的“名教之奇变”云云，都可谓顺理成章。
  可惜历史并不配合逻辑。就在太平军与湘淮军胜负未决的清咸丰十年（1860 ），满清七世皇帝又招来外患，英法联军打进北京，使他首创了帝国首都沦陷于西方侵略者的耻辱纪录。他狼狈北逃热河行宫，不到一年便死在那里。接着他的异母弟恭亲王与他的遗孀密谋发动“辛酉政变”，在与英法俄美侵略者签订屈辱求和的北京条约的同时，放手让曾国藩全权指挥内战。于是因天京内讧而丧失元气的太平天国，终因湘淮军得以依赖英法雇佣军，将太平军逼入死角，并迫使洪秀全自杀于台城。当然，曾国藩兄弟，还有左宗棠、李鸿章等，都封侯加官。但休说继续天国反清事业的捻军，仍然驰骋于中原，即如南疆，因天国败亡，回归满清中央政权的控制了吗？没有，它实际上又江山易主，不过新主改成了湘淮系的汉人军头。
  倘说满清王朝与太平天国的内战，真正的“胜利者”是在内战中崛起的曾、左、李等南国汉人军阀，似乎更合乎历史实相。
  这当然意味着帝国“内满外汉”传统国策的破产。早在咸丰四年（1854），曾国藩组建的湘军团练，首次出省作战，击败太平军而克复武汉。闻捷报大悦的咸丰帝，却被汉军机大臣祁寯藻提醒道：曾某是丁忧在籍的侍郎，身份已退官为民，然而这名“匹夫”，出面一呼，便云集万人随之征战，“恐非国家之福”。这顿使皇帝的高兴，化作乌有，从此用满臣加强对曾国藩、胡林翼等的监管。假如不是皇帝亲信的御前大臣肃顺，听从汉人幕僚的密保，那么左宗棠早就被杀，而曾、胡或早被剥夺军权。咸丰帝死，肃顺等被杀，但曾胡左等已尾大不掉。那段历史，怎么看？似应重作解读。
但用“成王败寇”论，或者斯大林“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的宏论，去解释太平天国的败亡史，都有麻烦。麻烦来自晚清的士大夫。还在清英鸦片战争前四分之一世纪，龚自珍已呼吁清廷“自改革”，说是帝国如不主动实行自上而下的体制改革，不可避免地将重蹈改朝换代的历史覆辙。很不幸，他的预言，已被太平天国史和戊戌维新史一再证实。
  就说太平天国失败史吧。当天京沦陷而在满清士绅中间引发的兴奋过去以后，朝野的文人学士便普遍反思，这个帝国还能延续多久？照例有乐观与悲观两种意见。乐观者主要是两榜出身的翰詹科道，张佩纶、张之洞、陈宝琛、宝廷等。他们向往康雍乾三朝交替时代的政治，谴责腐败，搏击权贵，尤其集矢于李鸿章等“洋务小人”，因而被称作“清流君子”。他们没有想到自己正被慈禧太后利用，成为慈禧与恭亲王间嫂叔斗法的工具。当同光之际，慈禧如愿以偿，再度训政，就轮到这班清流君子倒霉了。慈禧将他们派往清法战争的前线，让他们成为替冲突失败负责的头羊。随着甲申（1884）海战失败，除了善于揣摩慈禧意向的张之洞，清流党全军覆没。
  古怪的是那以后洪秀全的“评价”，却由全盘否定到曲折肯定。清日甲午战争惨败，激起“公车上书”。康有为及其同道，鼓动帝国自改革，实即主张全盘西化，便指责曾国藩。如被称为戊戌维新殉道者的谭嗣同，便在《仁学》中指责他的湖南同乡曾氏兄弟，攻陷天京时表现的残忍，超过屠夫。
  不过在晚清，彻底替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平反的，是孙中山。清日甲午战争那年，这位广东青年，便上书李鸿章，呼吁政治改革，接着发起兴中会。他否定义和团的愚昧，他争取海内外的同情，得到的回应，首见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上海出版的《孙逸仙》。这本小册子，原作者是化名“白浪庵滔天”的日本人宫崎寅藏，由署名“支那黄中黄”的章士钊译成中文，特别由于书首的章太炎题辞，不胫而走。当时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序〈革命军〉》，直接骂皇帝，呼喊以革命救中国，被清政府控告，关进上海租界的“西牢”，从而轰动世界。他在牢房中为《孙逸仙》题辞，只有四句话：“索虏昌狂泯禹绩，有赤帝子断其嗌，揜迹郑、洪为民辟，四百兆人视兹册。”正在为中国革命受难的章太炎，将孙中山比作现代汉高祖，说他力倡的“排满革命”，直接继承郑成功、洪秀全的事业，必将成为未来的人民领袖，不是对孙中山的最高肯定么？由此孙中山摆脱了清廷通缉的“寇”即盗匪的恶名，也使洪秀全开创的太平天国，变成了为民作主的美名。
  那以后，百年过去了，章太炎和他赞美的孙中山，似乎实现了“排满革命”的夙愿。但他们憎恶的晚清腐败状况，消除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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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罗孝全与洪秀全

  美国浸礼会牧师罗孝全，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在广州传教，接待过上门“学道”的两位广东花县人。其中一位停留数周，向他述说了自己十年前病中“升天”的怪梦，要求施洗，未获允。
  过了六年（1852，当清咸丰三年），罗孝全在香港读到瑞典籍的巴色会教士韩山文出示的一份“述辞”，始知那位学道者，就是这年建都南京的太平天王洪秀全，而述辞人即当年陪同未来天王来访的洪仁玕。罗孝全便给伦敦《中国普通传教士集刊》编辑去函，兴奋地讲述了这一“重要之发现”。次年，韩山文又将洪仁玕述辞，编译成英文在香港出版，题作《洪秀全之异梦及广西乱事之始原》。从此，“洪秀全革命之真相”，便在海内外西方人士中间喧腾人口。
  罗孝全的公开信，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说洪秀全们，“初时并无举行革命之计划，但因官与兵之压迫及残害为吾人所不能屈伏，并无别路可走故耳。”就是说官逼民反，这一点已由各类太平天国起义史的研究反复证实。其二呢？是罗孝全对“上帝会”（他故意去掉“拜上帝会”名称中的“拜”字）所谓更重要之目的之推论：“彼等不是反抗政府，而似是为宗教自由而争斗，且实谋推翻偶像之崇拜。”这一点由洪秀全离穗回乡后，与冯云山等共创拜上帝会，首先将私塾中的孔子神主和家中的祖宗牌位撤毁，宣称除“天父天兄”外，一切偶像均为“邪神”，也似乎有了证据。
  于是，罗孝全对太平天国大表同情，以为它与清英鸦片战争的效应有同等意义：“天意真是奇妙！与外国战争之出人意外的结果乃是中国之开放。如今，倘此次之革命将推翻偶像之崇拜而开放门户，使福音得普遍传播于全国，则其结果岂非同样奇妙耶？”所以，他赞同洪秀全的部下，“奉其为宗教之先知或大师”。
  正因如此，太平天国八年（1866），显然由于得知洪仁玕已被其堂兄洪秀全封为干王并任天国执政，罗孝全便北上，先到苏州会晤忠王李秀成，继被洪氏兄弟迎入天京参加革命。他没有授职，但作为“帝师”，他曾获得在天京的“洋兄弟”从未得到的权力。次年三月，天王特诏保护“未助妖”的外国人，指示天国境内的外国人犯，均归罗孝全与各国领事官共同审理，交天王裁决；而外国商人事务也由罗孝全总理，各国领事官协同办理。这意味着他已俨然成为天国的外事首领。
  然而罗秀全在天京过得不快乐，十五个月以后，当西元一八六二年一月（清咸丰十一年十二月，时同治帝已即位），他黯然离开了天京。据同年二月八日上海租界《北华捷报》刊载的他的公开信，说他脱离革命，是因为不堪忍受天王的暴政和干王的虐待。
  怎么回事？据罗孝全说，他初到天京，便对洪秀王处理政治、商业及宗教问题的行为方式非常失望：“我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我有了足够的理由反对他们，正如我曾有足够的理由拥护他们一样，并非我应从个人角度反对洪秀全，他一直对我非常非常友善。但我相信他是个疯子，完全无法使一个杂乱不堪的政府正常运转。他同他的那些态度冷漠的王们亦无法组织一个政府，无法与人民同享利益，甚至无法与旧的帝国政府相比。”接着就是对洪秀全个人性格和政治行为的具体控诉。很不幸，对照太平天国晚期的种种矛盾的历史陈述，我们无法否认罗孝全的说法大致合乎历史实相。例如他说天京的宗教宽容和自由教堂“只是一场闹剧”，“它只不过是推动和传播其政治宗教的一部机器而已，使他（洪秀全）等同于耶稣基督，与主上帝形成一种父子关系，建造一个凌驾于众生之上的主！”撇开作者的宗教偏见，他对晚年洪秀全的近距离观察结论，很难说不正确。
  令人吃惊的，还有罗孝全对干王的控诉。洪仁玕参与创立拜上帝会，却没能赶上金田起义，以后辗转香港、上海，与在华西人交往，饱受英国式绅士教育，以后历尽辛苦到达天京，初执政就写出《资政新篇》，常令后世论者惋惜他的近代化理念没能在太平天国得到实践机会。岂知在罗孝全笔下，这位天国宰相，竟是另一副面目：“受他冷酷无情的恶魔兄长的影响，毫不顾忌他面前的上帝”，他曾当面用剑杀害罗孝全的仆人，曾不断侮辱罗孝全本人。“他殴打我，像疯子般狂暴地抓住我坐的凳子，向我脸上泼茶水的残渣，抓住我猛烈的摇晃，用大手掌抽我的右颊；遵我主之命，我转过脸，他于是用右手猛地抽了我一个更响的耳光，打得我的耳朵嗡嗡作响；看到他的言行不能激怒我反对他，他似乎更为愤怒，遂像疯狗般地撕打我，完全忘记了他的存在。”据罗孝全说，当时他想到的，“光天化日之下尚且如此胡作非为，暗地里又会怎样？”“谁敢以诚相见？”于是他对在天国传道感到绝望，只能出走。
  尽管史阙有间，我们至今不知罗孝全与洪仁玕“失和”的内在缘由，但天国宰相粗暴地对待他与天王昔日接受宗教启蒙的外国教士，纵然罗孝全的描述或有夸张，却非毫无根据的造谣。那以前，在华西士西商，已向支持满清镇压太平天国的方针倾斜。那以后，对于在华西士西商有重要影响的欧美传教士，鉴于罗孝全的教训，转而一致反对太平天国的造反派，不也合乎逻辑？
  罗孝全与洪秀全，连同罗孝全与洪仁玕，他们的恩怨离合，不仅是个人之间的行为，却常在近代史论者中受忽视，怎么解释？
  罗信韩著均有简又文的中译本，分别题作《洪秀全革命之真相》、《太平天国起义记》，后均收入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六册（1952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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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书发完。

鞍山仁者

12# 自觉的梦游人
同感同感
可叹可叹

showcraft

多谢ys老。

力末

多谢楼上诸位，一定学习一下。

鞍山仁者

12# 自觉的梦游人
今天新京报的马勇的文章还是极力强调朱与姜的融合。其实学术界中老一代为职称或博导等闹出了多少“闹剧”和“悲剧”。仁者所在的单位这样的事情屡屡发生，等我退休后也写点“隐私回忆口述档案”给学术史留下点“干货”。

showcraft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2/7/1/816770.shtml也许这是他最后的学术文字了……
作者 蒋维崧   发表于2012-07-01 00:39
每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都要开一次上海地区的《论丛》编委会议，议论一年来的编辑得失。

朱维铮先生手札

　　朱维铮先生是《中华文史论丛》的编委。每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都要开一次上海地区的《论丛》编委会议，议论一年来的编辑得失。2011年的会议比往年迟了几天，是在7月份召开的。当时朱先生已动过肺癌手术，但仍像以前一样，淡定从容地来了。而且照样地月旦人物，臧否世风，唯一的变化就是不抽烟了，令人感觉他是在强烈地证明自己的依然存在。会上，我讲起收到一篇香港学者批评顾颉刚《古史辨》观点承袭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说的稿子，适不适宜在《论丛》发表的问题。朱先生明确表示赞成刊发，并简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评判。因为这桩“公案”的议论非自今日始，重启对史学大师的批评更宜慎重，所以直到会后两个多月，经反复考虑，还是想请朱先生通读这篇文稿。我给朱先生打了电话，征得他同意，遂将文稿寄出。我并附了一信，表示只是想请他从学理上作一判断，看看该文所论是否成立，不烦做具体的技术性工作。时间上也很宽裕，因即使能用，刊出也将是明年（2012年）下半年的事了，请他节劳珍摄。
　　过了三个月，到2011年的12月中旬，我收到朱先生的挂号信，方知他又住院治疗了。朱先生仍依旧日通信习惯，直行书写一手“方方正正又略有圆角的‘朱体’”字（葛兆光语）。信中说——
　　维崧先生：
　　九月惠寄评顾颉刚一长稿，命审读。时住医院，至月前回寒舍，始断续读竟。病久乏力，读写均差。因作者称以章太炎的视角看问题，促我重阅章太炎述史的论说，感到作者不甚理解章氏说话的环境和处境，对胡适疑古又信史的过程也较陌生，但将几个日本人的见解与顾颉刚作了比较，倾向于同意剽袭论，写得颇详细，是其长处。故我写了一点意见，建议作些删节以发表。当否？请正。致好！
　　朱维铮  
　　二○一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尤其令人震撼的是朱先生不顾已罹沉疴，扶病写了近千字的审读意见！这也许是朱先生一生最后的学术文字了，现征得朱师母王桂芬医生的同意，全文抄录如下，以见朱先生一贯的学术见解和风格——
　　《论丛》来稿读后
　　《中日学术交流与古史辨运动：从章太炎的批判说起》，文长逾六万字，通读不易，现仅述断续读后之印象。
　　章太炎在清末即持经学即史学论，更明言他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他其实也疑古，却以为应如乾嘉考证学者那样，恢复经典及其篇章的真相。本文强调章太炎反对疑古，没有指出乾嘉考证学反对疑所不当疑的遗风，表明作者不了解章太炎在清末已提出古史既可疑又不可怀疑一切的见解。作者又再三质疑章太炎批评古史辨，何以未得任何回应的问题，也属于不了解钱玄同、胡适均为章太炎经史学说的信徒，他们只是在五四后将章氏学说怀疑孔教传统的一面推到极端，不意反倒受章氏批评，因而不敢或不予辩驳，可以理解。章氏晚年批评孙中山，抨击蒋介石，使他变成国民党政权痛恨的人物，因而学界倾向于对他的政论性史论不予置评，这在鲁迅已看出。其实五四后十多年，不断有学校学会邀他演说，所讲七八十次，内容大多涉及对日本人抹煞三代及疑古派否定孔子前有真实历史的说法的批评，表明学界对于蒋政权贬抑章太炎另有态度。
　　因此，本文“从章太炎的批判说起”，在我看来提出疑义是可以的，但解说并不深刻。
　　关于顾颉刚疑古的由来，顾氏本人的公开说法，需要就史论史的考察。
　　近若干年，胡适的旧作、书信、日记、年谱及传记大量出版，证明胡适在五四前后，是疑古的中坚。将其与晚出的《顾颉刚日记》对照，可知顾氏走向考订古书乃至疑古，均受胡适的引导。但顾氏的《古史辨》序及诸文，反证他自始便非但好名，兼会掠美，极力淡化胡适通过研究课题引导他由考证而疑古，又拉住钱玄同作支柱。盖胡适好言人善而钱氏好奖异说。顾氏将得自胡适的见解，说成自己的创见，又将胡、钱二氏绍介的日本学者疑古的说法据为己有，反而促使胡、钱在顾氏受到学界非议时，出面作文替他辩护，因为反对者着重批判“层累造成的中国古史”，包括讥他“夏禹是条虫”的荒谬，而都把清代考证学者几成共识的这一见解，誉为顾氏的贡献。如此使顾氏暴得大名，其后自炫更无顾忌。我在台版《顾颉刚日记》刊行后，作文批评顾氏为向上爬而不择手段。当时章培恒先生表示支持，说再要作文揭露顾氏古史辨乃剽窃日本学者，惜他因病重未果。
　　本文着重考察顾氏古史辨与日本学者的见解有无直接关系。我是相信剽袭说的，因为当年研究章太炎，对他批评日本人疑中国古史，颇费时间去寻找依据。章太炎最反感日本某些学者藉曲解历史为日本侵略政治服务，而很起劲地疑中国古史的内藤湖南、白鸟库吉等正是其代表人物。本文继续近些年关于日本史学的研究，着重探讨胡、顾等疑古，是否阴袭乃至明钞内藤、白鸟诸氏的曲说，在我看来是站得住脚的，缺点就是作者不敢作肯定判断。
　　本文忽视胡适在三○年代就声明不再疑古，而要“信古”。我曾指出，这对顾颉刚打击极大。但随即郭沫若站出来骂胡捧顾，使顾氏自诩的“层累”说，得郭氏支持而与“进步史观”挂上钩。顾氏的“事业心”，就是成为帝师王佐。他曾为蒋介石树功德碑，解放后批胡适，又得中共高层保护过关，最后在“文革”晚期得毛、周指名成为首先重用的名流之一，在其日记中可知他得意非凡。所以，本文结论替顾颉刚辩护，说他剽袭日本学者乃属“无奈”，在我看来不合史实。
　　我的意见，本文作为现代学术史一个引人注目的课题的系统陈述，较诸以往所见以《古史辨》为中心的博士论文，在考察中日疑古思潮相关度方面，显得有特色。虽非创见，却清理过程较详，窃谓可以发表，但最好作些删节，以免予人冗长乏味的印象。谨请参考。
　　朱维铮
　　2011年12月上旬
　　接信以后，我即摘要转告了作者陈学然。当然，遵从行规，未言是朱先生的意见。陈学然于2012年2月4日来函说：“评审先生的意见很有助于晚辈在这个课题上的进深发展，使拙文在论证上较先前的有力与完整。”随后又寄来了修订的新一稿。现在，这篇曾经朱先生审读的文章将在《中华文史论丛》2012年第3期（9月20日出版）刊出，我们在文末写了一段编者按语：
　　本文曾请本刊编委朱维铮先生匿名外审。朱先生抱病审读，所提意见为作者吸取。惜朱先生于今年3月逝世，不及看到修改后的本文刊出。谨此深表对朱先生的怀念之情。
　　记得本社的前任总编辑也是《论丛》的前任主编钱伯城先生曾说上海的史学家有三位文字好：一是陈旭麓，一是唐振常，一是朱维铮。有次我和王春瑜先生谈起钱老的这个看法，王先生不尽同意，他说：“朱维铮的文字就是干净。”王先生与朱先生师出同门，比肩接踵，他的评定可谓一语中的。朱先生的文字确非那种骈四俪六或汪洋恣肆之美。但干净再加犀利，直击要害，也给人以美的享受。我与朱先生交往不多，不能“谬托知己”，也不赞成“陈义过高”，在他身后溢美。但是重读他的《求索真文明》、《音调未定的传统》，还真是佩服他干净犀利、逻辑严密的文字。朱先生的不阿世媚俗、不回避自己经历的曲折与坎坷，益发使闻者感受到他的觉醒之不易，他的学问与胆识是建筑于认真读书、自主思考基础上的。他留下的这篇最后的学术文字是值得一读的。

录入编辑：薛冬霞

老木匠

录入编辑：薛冬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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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公原来也是手写不用电脑打字的

showcraft

101# 老木匠 估计录入编辑就是一个走过场的说法，该网站几乎每篇文章都有录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