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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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国家史略

英语国家史略 [注]

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1956-1958

译者的话 第一卷　不列颠的诞生 前言 第一部　岛上民族 第一章　不列颠 第二章　征服 第三章　罗马行省 第四章　沦陷的海岛 第五章　英格兰 第六章　北欧海盗 第七章　阿尔弗烈德大王 第八章　撒克逊的黄昏 第二部　国家的形成 第九章　诺曼底人的入侵 第十章　征服者威廉 第十一章　在动荡中发展 第十二章　亨利·金雀花 第十三章　英国习惯法 第十四章　狮心王 第十五章　大宪章 第十六章　酝酿过程 第十七章　雏形国会 第十八章　爱德华一世 第十九章　班诺克本河畔之役 第二十章　苏格兰与爱尔兰 第二十一章　大弓 第二十二章　黑死病 第三部　封建时代的结束 第二十三章　理查二世与社会动乱 第二十四章　亨利·博林布鲁克篡位 第二十五章　亨利五世的帝国 第二十六章　圣女贞德 第二十七章　约克和兰开斯特 第二十八章　玫瑰战争 第二十九章　爱德华四世的冒险生涯 第三十章　理查三世 第二卷　新世界 前言 第四部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第一章　圆形的地球 第二章　都铎王朝 第三章　亨利八世 第四章　沃尔西红衣主教 第五章　同罗马决裂 第六章　关闭修道院 第七章　新教的斗争 第八章　贤明的伊丽莎白女王 第九章　西班牙舰队 第十章　光荣的女王 第五部　内战烽烟 第十一章　王位的结合 第十二章　“五月花号” 第十三章　查理一世与白金汉 第十四章　个人独裁 第十五章　国会造反 第十六章　大叛乱 第十七章　马斯顿荒野之战与内斯比之役 第十八章　弑君之斧 第六部　王政复辟 第十九章　英格兰共和国 第二十章　护国公 第二十一章　王政复辟 第二十二章　欢乐的君主 第二十三章　天主教会的阴谋 第二十四章　辉格党与托利党 第二十五章　信奉天主教的国王 第二十六章　一六八八年的革命 第三卷　革命的时代 前言 第七部　英格兰的崛起 第一章　奥朗日亲王威廉 第二章　大陆战争 第三章　西班牙王位之争 第四章　马尔博罗：布伦海姆与拉米伊之役 第五章　奥德纳德之役与莫拉克之战 第六章　乌得勒支条约 第八部　第一大英帝国的兴起 第七章　汉诺威王朝 第八章　罗伯特·沃波尔爵士 第九章　奥地利的王位继承与一七四五年的战事 第十章　美洲殖民地 第十一章　第一次世界性战争 第十二章　同美洲的冲突 第十三章　独立战争 第十四章　美利坚合众国 第十五章　印度帝国 第九部　拿破仑 第十六章　小皮特 第十七章　美国宪法 第十八章　法国革命 第十九章　冲突中的法国 第二十章　特拉法尔加战役 第二十一章　法国皇帝 第二十二章　伊比利亚半岛战争与拿破仑的垮台 第二十三章　华盛顿、亚当斯和杰斐逊 第二十四章　一八一二年的战争 第二十五章　厄尔巴岛与滑铁卢 第四卷　伟大的民主 前言 第十部　恢复与改革 第一章　胜利后的和平 第二章　坎宁与威灵顿公爵 第三章　改革与自由贸易 第四章　克里米亚战争 第五章　帕默斯顿 第六章　英语民族的迁徙　(一)加拿大和南非 第七章　英语民族的迁徙　(二)澳大利亚与新西兰 第十一部　伟大的共和国 第八章　美国史诗 第九章　奴隶制与脱离联邦 第十章　合众国在危险中 第十一章　里士满战役 第十二章　罗伯特·李和麦克莱伦 第十三章　钱塞勒斯维尔之战与葛底斯堡之役 第十四章　合众国的胜利 第十二部　维多利亚时代 第十五章　德意志的兴起 第十六章　格拉德斯通与迪斯雷利 第十七章　美国的“重建” 第十八章　美国成为世界强国 第十九章　爱尔兰自治 第二十章　索尔兹伯里勋爵领导的政府 第二十一章　南非战争 　 地图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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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很好。〉〉〉

老木匠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论坛，做的电子书一丝不苟，坛子里风气也很好，从来没有粗口，大家礼貌相待，认认真真讨论。虽然很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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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借的图书馆的，已经粗粗翻过第四卷伟大民主，目前在看第三卷革命年代，去warstudy逛逛，发现了这个好东西，有空我还打算写写这本书的书评。verycd上有英文mp3，可惜英文文本很难找到。
http://www.verycd.com/topics/2805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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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的话
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1956-1958



　　《英语国家史略》是前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一八七四－一九六五)的名著，一经问世便风行欧美各国，成为脍炙人口的作品。  

　　本书以英国历史为中心，从英语民族的起源、发展一直记述到一九〇一年维多利亚女王逝世。它概述了英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社会等发展情况，而且详述了在英国和欧美大陆发生的重大战争的始末。作者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政论家和历史学家，曾任英国海军大臣和内阁首相，因此，能以寥寥数语对各个时期的政局和战局作出深刻的概括。  

　　此书对研究整个英语世界的历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它介绍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英语国家的诞生过程以及它们同英国的关系。因此，本书不是英国和其它有关国家的通史所能取代的。  

　　作者不仅记载了英语世界的历史，而且颇为详细地记述了欧洲史上与英国有关的重大事件，如罗马帝国的盛衰、法国革命的爆发、拿破仑帝国的兴亡、奥匈帝国的隆替和德意志的崛起等等，可谓纵观横览，兼收并蓄。  

　　作者对庞杂的史料取舍恰当，不仅在有限的篇幅内叙述了众多英语国家的概貌，而且忠实地向读者展现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形象，如阿尔弗烈德大王、征服者威廉、亨利一世、亨利二世、亨利八世、伊丽莎白一世、克伦威尔、皮特、坎宁、维多利亚女王、华盛顿、林肯、拿破仑、梅特涅和俾斯麦，这使整个作品人物丰满，有声有色，犹如一部波澜壮阔的大型历史剧。  

　　温斯顿·丘吉尔由于发表大量著作和具有独特的文风，于一九五三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于三十年代末开始著述此书，后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搁笔，战后他继续编写这部近百万言的巨著。  

　　原书四卷于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八年由伦敦卡塞尔出版有限公司陆续出版，至一九七四年已再版十多次。中文本将分为各含两卷的上、下册出版。  

　　本书原名《英语民族史》。鉴于此书主要记述英国和其它英语国家的历史，我们把书名改译为《英语国家史略》。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史实，我们尽力参考有关书籍，增加了许多注解。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译文难免有舛误之处，敬希读者指正。  

一九八三年十月一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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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1956-1958




　　大约二十年前，笔者就开始写这部史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已经写了五十万字左右。当然，一九三九年九日三日我到海军部工作的时候，还有大量的篇幅尚待校对，此书遂搁置起来。在大约六年的大战期间以及后来撰写战争回忆录的更长时间里，它始终搁在一边。直到现在，一切都平静下来了，《英语民族史》 [ 译者注：书名改译为《英语国家史略》，详见《译者的话》。 ] 才得以问世。  

　　如果以前需要这样一部书，现在当然也需要它。在本世纪里，不列颠帝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第二次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并肩对付战争的灾难。在大炮停止轰击和炸弹停止爆炸之后，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我们对全人类负有共同的职责。语言、法律以及我们到目前为止的历史发展进程已经提供了独特的基础，使我们的目标一致起来。我在动笔的时候认为，这个一致的目标可能会对人类的命运产生重大的影响。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我认为，实现这种一致目标的必要性丝毫没有减少。  

　　恰恰相反，这方面的工作更加有力，也更加现实，人类的眼界也有所扩展。在大西洋两岸以及英联邦各成员国，人们普遍感受到兄弟般的温暖。新的一代即将诞生，已经采取了许多有深远意义的实际措施。把英语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决不等于某种狭隘观念。它不等于使世界事务朝某个特定的方向发展，也不等于禁止建立联合欧洲或其他类似的组织，这些组织完全可以在我们所建立的世界组织中占一席之地，相反，它却能使这些组织更实际和更有生命力。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感到，如果形势有利，英语民族可以伸手指出正确的道路；如果形势不利，只要我们有力量，当然也能保卫自己。  

　　此书并非要同历史学家的专著相媲美，它只是阐述个人的观点，写出全世界英语民族的特殊地位和特征之形成过程。我对当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并非全无经历，我以这样的身份记述了过去那些对我来说显然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使用“英语民族”一词，是因为没有任何其它的词能够既适用于不列颠群岛的居民，也适用于一些独立国家，这些国家本身及其语言和许多制度都来源于英格兰，它们至今仍然保持着这些赠礼，并且根据各自的情况加以充实和完善。  

　　本卷追述了英语民族从最初阶段到欧洲人发现新大陆的前夕这段时期的历史情况，这段时期以博斯沃思战斗而告终。这次战斗发生在一四八五年，是英国在动荡不安的中世纪的最后一次战斗。同年，英国建立了一个新王朝。七年之后的一四九二年，哥伦布在美洲登陆，从此开始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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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列颠岛是本书内容的中心。这个岛离欧洲大陆只有一水之隔，它的西部和北部群山起伏，东部和南部则地势平缓，都是树林密布的河谷、一望无际的丘陵和水势缓慢的河流。在和平时期或战争年代，不管是海盗还是商人，不管是征服者还是传教士，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踏上这块土地。岛上的居民对欧洲大陆上的权力易手、信仰变化乃至各种时尚并非无动于衷，但是，他们对来自国外的每一种习惯和原则都作出独特的改动，盖上自己的印记。这个岛曾是罗马帝国的行省，后来联系中断，在中世纪的剧烈动荡中任凭浮沉；它回到基督教世界的怀抱，可是几乎又被丹麦的异教徒拖出这个世界；它取得胜利，获得统一，却已经筋疲力尽，几乎毫不抵抗地屈服在诺曼底征服者的脚下；它似乎淹没在庞大的天主教封建制度中，可是又以它自己特有的英姿重新屹立于世界。它的文化和语言既非纯粹拉丁化，也不全是日耳曼化。它有一整套习俗，有的是丹麦人和他们之前的撒克逊人带来的规矩，有的是从罗马法典中摘出的法律格言，不管这些习俗的最初来源是什么，它们在炉火锻造中形成了习惯法。于是，我们看到了十三世纪的英格兰，这个世纪里产生了大宪章，也产生了早期的国会。  

　　当我们透过历史长河上的雾霭回首凝视时，旧石器人和新石器人依稀可辨，也可看见远古巨石纪念碑的建造者，还可以看见带着酒杯和青铜工具离开莱茵兰的移民。他们当中的某个人可能曾经站在如今多佛一带绿草如茵的山坡上，指着脚下的峡谷对孙子说：“那条小湾里的海水比我小的时候又涨高了。”而他的孙子到老年时，大概已经看到汹涌的海涛推着白色的浪花漫卷整个峡谷，冲刷芳草萋萋的山坡，使之成为陡峭的秃崖，从而把英吉利海峡同北海连接起来。从此，法国或比利时平原的部族再也无法徒步到英格兰南部绿树葱茏的山谷和丘陵地带狩猎觅食，驾着独木舟在平潮时渡过溪流而来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到不列颠来的人必须乘着大船，还要对付英吉利海峡的迷雾和驾驭那里的潮汐，而且需要大胆谨慎，即使这样，也未必能如愿以偿。  

　　突然，迷雾驱散了，人类历史的阳光一度普照不列颠。恺撒对不列颠的入侵只是一段毫不相干的插曲。但它表明，罗马帝国的力量和地中海文化不一定要受大西洋海岸的限制。恺撒在迪尔的登陆弥补了大自然劈开的裂痕。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罗马世界在内战中耗尽力量，或者说在新的帝国体制下慢慢地恢复元气，而不列颠则局促不安地处于同欧洲大陆若即若离的状态中，同时也通过贸易及和平交往的渠道吸收了西欧文化的某些特点。后来，罗马一声令下，罗马军团便扬帆而来。不列颠从此成为罗马帝国的行省，这种地位维持了近四百年。在这个不短的时期里，不列颠有大部分时间处于安谧的生活中。她那么安详、繁荣而又平静，以致史卷没有什么可记载的。那么这段时期过后留下了什么呢？留下了壮观的罗马大道，有的地段已被森林所覆盖；留下了规模宏伟的罗马墙，它已是支离破碎的断壁残垣，还留下了要塞、集镇和乡宅。罗马人以后的入侵者看到这些建筑物的遗迹不禁肃然起敬。至于罗马的语言、法律和制度，却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但是，如果因此而认为罗马的统治没有丝毫影响，那就错了，它为基督教的巩固提供了时间。在遥远的西方，有一个很小的基督教王国由于野蛮人的入侵浪潮而与世隔绝，它虽然受到严重的困扰，但是有群山作为屏障，得以保存下来。后来，基督教信仰从爱尔兰重返苏格兰，使野蛮人处于古典文化的包围之中；罗马人则铭记着，不列颠曾经是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以后可能重新回到它的怀抱。  

　　不列颠岛并非完全同大陆隔绝，它的东南部始终同海峡彼岸的法兰克兄弟保持着一定的联系，罗马的传教士因此可以来岛上传教。他们带来了新的信仰。这种信仰在某些地区受到暂时的顽6强抵制，但它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他们还带来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即教会机构。这个机构将有自己的领袖和官员，召开自己的大会，制定自己的法律，这一切都必须适合岛上居民的古老传统。他们还为教会与国家关系的严重问题撒下了种子，这颗种子不断生长，一千年以后几乎使二者的共同基础一分为二。不过，那是以后的事情。当时颇为重要的是，由于英格兰信奉基督教，她又变成西欧世界的一部分。英格兰的传教士不久将到大陆上执行自己的使命；英格兰的朝圣者将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去瞻仰罗马的奇观，这些人当中也有公子王孙，他们在尘世做了虔诚的事情，希望死后在耶稣使徒们的墓旁安息。  

　　不仅如此，英格兰人还有一种组织，它不受语言和习俗纷杂甚至国度不同的限制，不管诸王国之间进行如何激烈的斗争，教会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它在各地举行同样的宗教仪式，它的教士被奉若神明。肯特王国失去早年的强盛，诺森伯利亚王国被默西亚王国取而代之，而坎特伯雷和约克的地位却永不衰落。俗界人士写了许多年鉴，其中都是记载征伐残杀之事，内容贫乏，篇幅冗长，同英格兰教会的光辉成就成为鲜明的对比。基督教世界最伟大的学者是诺森伯利亚的一位修士，最受欢迎的作家是西撒克逊的一位修道院院长，最早到德意志传教的是德文郡的博尼费斯，查理帝国文化振兴事业的中坚是约克的阿尔克温。  

　　但是，不列颠岛上朝气蓬勃、繁荣兴旺和尚带稚气的文化得不到有力的军事保护。北方动乱迭起，丹麦海盗一再到皮罗的海和挪威的海湾去抢劫财物，为密集的人口寻找新的乐园。不列颠有许多黄灿灿的金子、精巧的金属制品和珍贵的刺绣，这些东西收藏在毫无防御力量的教堂和修道院里。但她缺乏舰队的防护，也没有能够统一全岛力量的君主，野蛮人可能以为这些财物是专为他们保存的礼物，可以随时前来取走。英格兰平原上那些宽阔而缓慢的河流使他们的大帆船得以长驱直入，能够驶到英格兰的中心地带。这支行动迅速和纪律严明的武装匪帮骑马或徒步登陆以后，从田间仓猝召集起来的农民如何能够抵挡得住呢？这场风暴一爆发，英格兰北部、中部和东部立即被它的怒涛所压垮。倘若西塞克斯也屈膝投降，那么整个英格兰就统统被征服了。侵略者的行动逐渐表明，他们来此既是为了抢掠，也是为了拓居。  

　　这场风暴终于过去，人们可以计算一下他们的损失了。从东海岸中部深入到德比郡的广大地区落入丹麦人的手中，这些已经变成农民的航海者仍然保持着军队的组织。但是，已经发展成为欧洲北部重要港口之一的伦敦和整个南方没有沦陷，那里是王室的大本营和力量所在；同欧洲大陆的联系也没有中断。阿尔弗烈德国王的王朝进行了多年的努力，通过和平方式和艰苦的战斗取得了优势，重新统一了全国。这方面的成就非常显著，以致丹麦人取代英格兰国王的短暂统治对历史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阿尔弗烈德也是一名基督教徒，他也到罗马朝圣过。在这个简短的插曲之后，原来的王族得以复辟，而且可能把王位世代相传下去。可是，在一〇六六年十月至圣诞节这短暂的三个月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法国的一个既非最大也不是最强的省份的统治者渡过英吉利海峡，登上了英格兰的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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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曼底人所闯入的社会是一个王国，它对所有讲标准英语的人有绝对的权威，并对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有一定的君主权。可以说，它由国王通过政务会实行统治，政务会由教俗两界的贤人组成，即由主教、修道院院长、大地主和宫廷官员组成。就这一点来说，它同那些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王国没有任何区别。最后一位强大的国王死后，它还表现出削弱王权、破坏统一和分裂割据的危险趋势。不过这只是趋势而已，因为人们仍然普遍认为，王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王国的秩序人人应该遵守。在这种秩序里，许多异常复杂的权利和义务使人与人紧密地连在一起，而这些权利和义务在郡与郡之间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在邻近的村庄之间也迥然不同。但总的说来，英格兰人的原则是，自由人可以自己选择领主，战时随他出征，平时为他工作，而领主则必须保护他们不受邻居的侵犯，并且在法庭上支持他们。此外，他们还可以投奔新领主，从他手中得到土地。这些领主组成统治阶级，其中的大领主参加国王的政务会，较小的领主是郡或区的要人，当自由人在法庭上确定某个问题的是非曲直时，领主的话是举足轻重的。可是，我们并不能说有一个绅士阶级，因为撒克逊人在贵族和农民之间划了一条分明的界线，没有产生中间阶级的余地。不过，当时有产生绅士阶级的胚胎，后来它终于发育长大，成为绅士阶级。  

　　诺曼底人推行新制度的时候，英格兰就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征服者威廉继承了以前各代国王的一切权利，但是他的政务会成员主要是在法国生长和讲法语的人。国王制止了割据的趋势，他的法律在全国各地得到遵守。附庸与领主关系的灵活性被大大减少，以适应更先进或曰更合于逻辑的诺曼底原则——即附庸与领主的关系不仅受道义和法律的约束，也受物质的影响。这样，如果某人是附庸，他所领有的土地以及对领主的效劳可以决定他的地位；如果他是领主，他可以对附庸发号施令。诺曼底时代的统治阶级是比撒克逊时代更彻底的地主阶段。  

　　英格兰虽然在猛烈的推动下再次同大陆联系起来，并入西欧的封建制度，但她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特性。这种特性表现在她脱离欧洲之后的五、六百年里逐渐形成的制度中，并将得到迅速的发展。英格兰原来的官僚贵族被以财产和附庸的忠诚为基础的诺曼底贵族所取代，平民在忙忙碌碌的太平生活中富裕起来。在这种生活中，英格兰人和诺曼底人迅速融为一体，不久将从中产生大陪审员、地方治安官、郡选议员、不居高位而有很大权力的贵族以及国王本人。这已是遥远的过去了。同时，我们可以描绘出亨利二世统治时期的英国政治格局：国王的地位强大，他通过法官和郡守控制着全国的每一个角落；教会拥有实力，它同国王和解，使双方的权利都得到承认；贵族富有，刚愎自用，根据惯例，国王在所有的国务问题上必须同他们商议；维持地方统治的绅士阶级有所扩大；国王身边的官员都是精通法律和财政的人。还必须提及的是，由于社会秩序良好、海陆交通安全和商业发达，各个自治市的财力愈加雄厚，地位日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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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此处展望未来，我们可以看到君主的重要作用。在诺曼底人征服英格兰后的一段时期里，出现了三位强有力的统治者：武侯威廉国王残酷无情，意志竖定，在英格兰建立了一整套诺曼底制度；他的儿子亨利一世目光远大，处事稳重，是一位匡世之才；亨利一世的孙子亨利二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认为，国家的统一和国王的权力互为唇齿，为了巩固二者，唯一的办法是以一定的代价遍伸正义，并且用王权加强这种做法。在金雀花王朝统治时期，某些关系显出紧张的趋势。国王对贵族施加压力，开始驱逐长期效劳的谋臣。我们需要一位能干的国王来维护法律，但他必须是一位公正的国王，必须为了众人的利益维护这些法律，而不是单纯为了保护或扩大自己的利益。约翰国王登极以后，英格兰开始了大规模政治尝试的时代。  

　　任何一个从童年时代起就听说过大宪章的人，如果他读到纽约最近隆重接受大宪章的一份副本的消息，并且初次拿起这个历史文献拜读一下，便会深感失望。他会同意某些史学家的主张，不把它译为“自由大宪章”，而是译作“一长串特权目录”，这些特权是损害国家利益的贵族特权。其原因是，我们的法律概念同祖先的法律概念完全不同。我们认为，法律是随着环境而不断变化的，如果一个政府不积极立法，它就应该受到谴责。中世纪的社会变化缓慢，其社会结构是由习俗和教令法定的，因此人们认为，法律是一成不变的标准，一旦发生不法行为或纠纷，可以用这个标准来确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  

　　所以，“大宪章”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立法或宪法式文件，而只是确定国王与贵族之间关系的法律。其中有许多对我们似乎是微不足道的条款，从这些条款中可以间接地看出国王在哪些方面侵犯了贵族的传统权利。反过来，取得胜利的贵族大概也过分地侵犯了国王的权利。当时没有人认为大宪章彻底解决了所有重大问题，它的重要性不在于具体的条款，而在于广泛地确立了这样一条原则：国王也要服从法律。“国王不应该服从哪个人，但是应该服从上帝和法律。”这一点已经明确。国王有他的权限，在这个范围之内，他不受任何人的控制。如果他越出这个权限，就必须强迫他退回去；倘若他无视存在已久的政务会，拒纳贤人之谏，试图通过宫内官员和宠臣独揽朝政，他就必然会越出自己的权限。  

　　换句话说，个人统治是不允许的，因为它很容易变得专横恣肆，反复无常。可是，要防止个人统治也并非易事。国王力量强大，远远超过任何一个显要贵族，也超过大多数显要贵族的联合力量。为了使王权受到一定的限制，只靠贵族的传统特权是不够的，必须有更广泛的反抗力量。在十三世纪中叶，国会这一新的名词出现了。它的概念很模糊，最先使用这个词的那些人如果能够预见到它以后的含义，一定会感到震惊的。但是后来逐渐产生了一种普遍的看法：如果说国王仅仅同政务会“商议大计”是不够的，那么在另一方面，贵族仅仅坚持参加政务会的权利也是不够的。虽然贵族常常宣称自己代表全国的利益，但实际上他们只代表自己，而国王则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那么，为什么不召用地位不太高的绅士和市民呢？他们常常在地方问题上起作用。为什么不让他们在国家事务中发挥力量呢？把他们召到威斯敏斯特宫来吧，每个郡来两名绅士，每个自治市来两名商人。他们到那里去干什么，那是谁也不大明白的。大概是要听听贵族的讲话，向贵族诉说民众的疾苦，私下就一些事情进行商讨，了解国王对苏格兰和法国有何打算，并且在出钱时爽快一些，以谢知遇之恩。那时的国会是一棵很嫩的幼苗，它还没有强大的生命力，完全可能被当作不值得继续下去的试验而抛在一边。可是，它竟然扎了根。在两、三代人之后，一个慎重的政治家会感到，要统治英格兰，国会同国王一样是不可缺少的。很难说国会有哪些实权。一般说来，任何重要的法案只有经过它的批准才能生效，对传统习惯所作的重大改革必须经过国会颁布法案才能付诸实施，征收新的税款必须得到下院的批准。至于它还有什么其他权力，后来的时间将宣告于世。不过，它的权力是在一系列偶然的机遇中得到巩固的。爱德华三世进行对法战争需要钱；亨利四世攫取王冠需要支持；在玫瑰战争中，较量的双方需要为他们的行动争取社会的某种支持，而能够给予这种支特的只有国会。  

　　贵族势力在十五世纪的派系斗争和内战中灭亡了，留在政治舞台上的国王受到国会的约束。当时国会已经明确分为两院，上院由贵族组成，下院议员都是各郡、市的代表。在此之前，国会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是，老派贵族在战斗中或战斗之后遭到的毁灭将打破两院的力量平衡，而身为骑士或市民的下院议员代表着在无政府状态中受苦最深而在强大的政府统治下受益最多的那些人。国王同下院是天然的盟友。下院支持国王，不反对他牺牲贵族的利益来扩大自己的特权，不反对他成立“北方政务会”和“威尔士政务会”，或者为了保护小人物不受大人物的侵犯在星星法院 [ 译者注：由于法院厅内顶棚有星形装饰品而得名。该院常常秘密开庭，以暴虐专断出名，于一**一年关闭。 ] 行使纠正错案的审判权，另一方面，国王也很愿意把地方统治权交给地方治安官，他们忠于国王，热衷于镇压屡教不改的乞丐，并且想悄悄地、安稳地发财致富。直到一九三七年，加冕仪式中还提到了都铎王朝的理想。当时的祈祷文说，愿国王手下有“忠诚的贵族，尽职的绅士和正直、安分而且恭顺的平民”。终有一天平民要问，他们是否除了服从统治之外别无其他职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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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十五世纪末，英语民族的主要特征和制度已经形成。在诺曼底人征服英格兰之前，盎格鲁撒克逊人带来的落后的日耳曼语言，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由于教会里拉丁文的影响而面貌一新，它增加了许多来源于布立吞语和丹麦语的词汇。它的扩展和进化过程由于诺曼底人带来法语而加速了，这两种语言开始迅速同化。十三世纪初的文字残存了下来，现在的一般人看过后，即使不能全懂，也能认出是一种英文。人们认为，到个四世纪末，即乔叟所生活的那个世纪，连那些最显要的人物也不讲法语了，他们统统讲英语。不过，不单是语言具有英格兰特点。英语民族同西欧其他国家不同，这些国家仍然保持着罗马法和罗马统治制度的特征和传统，而英语民族在本卷涉及的历史时期结束时，已经建立了一套法律原则和几乎可以称为“民主精神”的原则，这些原则经受了动乱以及法国和西班牙帝国的冲击。哥伦布朝着美洲大陆扬帆出发的时候，国会、陪审团制度、地方自治以及新闻自由的萌芽已经破土而出，至少已经处于早期的发育阶段。  

　　任何一个国家或一些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了解这些历史，才能理解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危险、挑战和机会。我这样说，并不是想挑动称王称霸的野心死灰复燃，也不想在历史研究中造成有利于民族野心而不利于世界和平的气氛。只要有了辨别能力，我们的视野就会不断扩大。我写此书时抱着这样一种希望：回顾我们祖先遇到的波折和苦难，不仅会为今日的英语民族增添力量，也将为实现世界大联合起到很小的作用。  

温斯顿·丘吉尔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五日
于肯特郡韦斯特哈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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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不列颠
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1956-1958




　　罗马纪元六百九十九年夏天，即公元前五十五年的夏天，高卢总督恺撒开始对不列颠虎视眈眈。在日耳曼尼亚和高卢作战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了这个海岛的重要性。该岛使他垂涎欲滴，而且已经妨碍他的计划。他知道，岛上的居民和那些在德国、高卢和西班牙抗击罗马军队的部落同属一族。他们最近在高卢北海岸的战役中帮助过当地的部落。他们和克尔特人原属同宗，只是闭塞的海岛生活使他们具有更强烈的民族感情。不列颠的志愿军前一年在布列塔尼沿岸协助威尼蒂人作战而遭到了失败。那些从暂时被征服的高卢逃出来的难民，在不列颠受到欢迎和庇护。因此，恺撒认为，在他要迫使北方野蛮人屈服于罗马的统治和制度这一使命中，不列颠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岛上除了森林和沼泽地之外，芳草如茵，土壤肥沃。气候虽然谈不上风调雨顺，却也温和宜人。土著虽未开化，但是当奴隶，在田间或矿上干粗活，甚至充当家仆，还是有点用的。而且还盛传那里可以采集珍珠，可以淘金呢！“即使那个季节没有时间向岛上征伐，恺撒觉得只要能到岛上看看，了解当地居民的状况，熟悉一下地形、港口和登陆点，对他来说也是大有裨益的。对于这一切，高卢人几乎一无所知。” [ 原注：引自恺撒所著《征服高卢》。 ] 同时，其他因素也是很重要的。恺撒在三头政治联盟中的同僚克拉苏挥戈踏上美索不达米亚的征程，使罗马元老院和民众浮想联翩。这里，在已知世界的另一端，有着同样壮观的探险事业。罗马人对海洋又恨又怕，因为他们经过二百年的拼命努力，才压倒了在地中海上航行自如的迦太基人。但是一想到罗马军团要到北边烟波浩渺的海洋中，在那个遥远、陌生和神话般的岛上登陆，罗马社会的各个阶层又会激动起来，都会谈论这个新鲜的话题。  
　　更主要的是，不列颠是督伊德教的中心。督伊德教以各种形式，在不同的程度上对高卢和日耳曼尼亚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恺撒写道：“凡是想研究这个问题的人，一般都到不列颠去。”不列颠的督伊德教徒奉行以人作祭品的邪恶教规，简直到了极端残忍的地步。森林中神秘的教士用人类所能举行的代价最大的圣礼，把自己和他们的信徒联结在一起。也许，在这个阴沉的岛上的木制祭坛上，展示了高卢部落的秘密之一。这个秘密十分可怕，令人愤慨，但却有统一的力量。那么这种可憎的风俗从何而来呢？也许是迦太基人在被入侵的罗马军团彻底消灭以前向西方世界传递的一部分信息吧？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恺撒目光远大，能预见到几百年之后的事情，而且在他所征服过的地方，都播下了文明的种子。  
　　于是，在公元前五十五年的夏天，恺撒从日耳曼尼亚撤回军队，毁掉他在科布伦茨以南莱茵河上构筑的规模宏伟、设计巧妙的木桥，在整个七月份里提兵西进，向高卢沿海地区，大约就是今天的加来和布伦一带远征。  
　　恺撒认为，不列颠人和他正在高卢征服的克尔特部落属于同宗，但是更加剽悍粗野。他率领总共不到五万士兵的十个军团，进攻一个肯定有五十万战士的好斗民族。迫于东方的压力而西迁的日耳曼人，出没于他们的另一侧翼。他对这些窜逃的日耳曼人采取的政策是，只要他们一窜过莱茵河，就立即把他们赶到河里去。虽然当时敌对双方只用淬过火的铁器作战，而且只靠严明的纪律和指挥才能取胜，但是恺撒觉得他和部下有能力完成大业。在他所经历的艰难和风险中，进攻不列颠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可是到了海边，却产生了新的问题：这里的海潮是地中海所没有的，可以经常看到惊涛拍岸。罗马的军舰和舰长尝到了北海狂涛的滋味。但是，他们毕竟曾在一年前以极小的代价消灭了能吃苦耐劳和熟悉水性的威尼蒂人的舰队。他们在长竿末端绑着镰刀，割断了威尼蒂快船上的扬帆索具，跳上船去杀戮敌兵。他们控制了不列颠和欧洲大陆之间的英吉利海峡和多佛海峡，使海洋由天堑变为通途。恺撒承认，他无法得到有关天气、潮汛和水流的可靠情报，然而他认为，登上该岛犹如探囊取物。那个时候，还没有象两千年后由经风耐雨的船只在伟大的科西嘉征服者 [ 译者注：指拿破仑，他是科西嘉人。 ] 和不列颠之间构成的漫长防线，要紧的是在天气宜人的八月份选择一个晴朗的日子，派几个军团登上距他们最近的海岸，看看这个陌生的海岛上究竟是怎样一幅景象。  
　　恺撒在离开莱茵河，穿过高卢北部，可能是经过兰斯和亚眠向海岸进军的时候，派出一名军官乘战船侦察不列颠岛的沿岸。当他到达今天的布伦附近的地方或者是索姆河的入海口时，这名军官同其他熟悉情况的人、商人、克尔特王子和不列颠的叛逆者正在那里等着迎接他。他把打败过威尼蒂人的这支军队集结在离不列颠最近的两个港口或者说两个出海口，等待宜于扬帆横波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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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将在历史上第一次同伟大的世界联结起来的这个海岛，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们近年曾经从斯万斯科姆的石堆中发掘出一个显然是二十五万年前的人类头盖骨。生物学家发现，这个头盖骨与装着我们这些脑子的头盖骨有明显的区别，但并没有理由说明，我们这位生活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的祖先，不会干出人类在所难免的罪行和蠢事，也不会表现出人类固有的弱点。有证据表明，在一个漫长的、几乎是静止的时期里，男人和女人赤身露体，或者裹着兽皮，在原始森林中觅食，在广漠的沼泽地里奔走跋涉，猎取自己的同类和其他野兽，象历史学家特里威廉所描绘的那样，以欣赏百鸟争鸣为乐 [ 原注：摘自《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 ] 。据说那时候，整个不列颠南部的可猎物只能养活七百个家庭。这些居民真是天之骄子。只有七百户人家，又有这么好的一块土地，而且除了玩耍和格斗就再也没有别的活好干了。当时，人们已经发现，石头比拳头更顶用。他们的子孙常在石灰石和砂砾中挖掘，寻找大小合适、质地坚硬、可以当作战斧的坚石，藉以生存。但是到那时为止，他们只学会把这种石头打成租糙的工具。  
　　冰河时代末期，气候发生了变化，旧石器时代的人以狩猎为生的文化也随之衰落了。又过了很长的时期，接二连三的入侵把新石器文化带入了西部的森林地区。新来的人懂得原始的农业技术。他们扒开泥土，播下了可吃的禾本科植物的种子。他们挖土坑或打洞，为了安全而聚居在一起。随着岁月的流逝，垃圾逐渐把洞塞满了。不久，他们便用土在山顶筑起围墙，晚上把家畜关在里面。在阿维伯雷附近的温德米尔山上，仍然可以看到这些原始时代的设计师们为保护人畜而作出努力的痕迹。而且，新石器时代的人还发明了一种办法，能把石头打磨成完美形状的杀生工具。这象征着很大的进步，但是还有许多东西尚待发明。  
　　在这时期，似乎“整个西欧都住着同属一族的长颅人。他们的外表，尤其是肤色，有些不同。一般说来，北部的人白一些，南方人则黑一些。不过，他们在许多方面都非常相似。后来，东方的圆颅移民挤入了长颅人的这块领地。人类学家把这些圆颅移民叫做‘阿尔卑斯’人。曾经侵入不列颠的大多数民族都属于西欧长颅人，因此和岛上的土著基本相似。结果，尽管这些新来者之间打些差异，不列颠的趋势一直是形成和保持比较一致的长颅民族”。 [ 译者注：摘自柯林伍德和迈尔斯所著《罗马时代的不列颠》(Roman Britain)。 ]  
　　在英国发现的历代的人类头盖骨中，绝大多数是属于长颅或中等长度的头颅。可是人们知道，比克人和其他圆颅人也曾经侵入许多地方，他们定居下来，自成体系。青铜器时代晚期几乎普遍实行的火葬，毁灭了长颅人和圆颅人结合的一切痕迹，但二者无疑是曾经存在的。罗马时代停止了火葬而恢复墓葬，根据当时的一些遗迹，老派人类学家说，他们断定有一种典型的罗马布立吞人。其实，这种人可能远在罗马人征服不列颠之前就形成了。随着人们在这方面的知识越来越丰富，可以看出早期对人种的分类是不够确切的。  
　　在远古时代，不列颠是欧洲大陆的一部分，一块广阔的平原把它同荷兰连接起来。泰晤士河和莱茵河在这块平原上汇合，然后向北奔流而去。由于地壳的一次轻微变动，这块平原下沉了几百英尺，把大西洋的水放进了北海和波罗的海。在我们所了解的这些变迁中，另一次很重要的地震劈开了多佛和格利斯纳茨之间的峭壁，由于大西洋潮水的冲刷及其涨落便形成了多佛海峡和英吉利海峡。这些沧桑之变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直到最近，地质学家们还认为，这些变化远在新石器时代之前就已经发生了。但是，带有条纹的粘土和挪威冰川的沉积物逐层逐年反映出当时的气候状况。而且，现代科学使人们发现了考证年代的其他方法。根据这些方法和其他手段，人们可以比较准确地断定史前数万年的年代和气候变迁的阶段。通过这些阶段可以确定，英国森林中的橡树是什么时候在比较温和的气候条件下取代了松树，而这些植物的化石可以提供详细的佐证。拖网渔船常常从北海底捞出树木的残枝，用气候变迁的各个阶段衡量一下，得出的结论是，不到九千年前，现在汹涌澎湃、水深百米的地方曾经生长着橡树。当知识丰富的埃及人在兴建金字塔中艰难地探索古代撒卡拉遗迹的时候，不列颠仍然只是欧洲的一个岬角，或者说同欧洲只有一衣带水之隔。这一衣带水后来才逐渐形成多佛海峡。  
　　当我们的海岛仍然同欧洲大陆相连的时候，人类的破坏手段又有了一大改进。铜和锡被发现并被开采出来。其中一个太软，另一个用起来又嫌太硬，但是一经人类的智慧把它们融为一体，就开创了青铜器时代。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用青铜器武装起来的人可以打败手持石器的人。人们为这一发明而欢呼，青铜器时代就这样开始了。  
　　欧洲大陆的青铜武器和工具侵入或曰渗入英国的过程经历了许多世纪。有许多事情，往往在二、三十代人之后，才能看出明显的变化。柯林伍德教授为我们描绘了青铜器末期的图景。他说：“总的说来，同欧洲大陆相比较，不列颠是个落后的国家，文化处在原始阶段，生活格调平庸而呆滞，由于受到外国的入侵和影响，它取得了一些进步。它的居民不是住在孤寂的农庄里，就是住在全是草棚的村子里，选择的位置多半是河边的卵石地带，或是象灰质丘陵和鲕状岩高原那样的沙土地带。当时，这些地方的灌木丛大部分已经消失了。每个定居点周围都有些小块的田地，耕地的工具是赫布里底群岛上的佃户直到不久前还在使用的那种人力犁，或者充其量是一种轻便的牛犁。这种牛犁只能把地皮划一下，不能把草皮翻过来。人死后火化，骨灰用瓮装起来，埋在一般的公共墓地。这个地方的住户稳定，居民勤劳，他们以农牧业为生。这种农牧业无疑是由渔猎发展起来的。他们在没有转盘工具的情况下能制造粗糙的瓷器。他们仍然用锋利的石头做箭头一类的东西，但是偶尔也有浪迹四方的铜匠来光顾一番。这些铜匠能打造剑、矛、斧头和其他许多器具，如镰刀、木匠的工具、车辆的金属部件、水桶和大锅等。当时这里没有城镇，真正的防御设施也很少，居民在军事上处于无组织状态，政治生活既简单又落后。当然，贫富之间还是有差别的，因为从这个时期的许多金属制品可以看出，这些物品的主人是相当富有和奢华的。”  
　　根据大多数权威人士的意见，不列颠南部的青铜器时代末期是公元前一千年到四百年之间。  
　　这时候，随着发明创造的进展，人类的舞台上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因素：铁被开采并锻造出来了。用铁器武装起来的人从欧洲大陆进入不列颠，杀戮使用青铜器的人。从这一点，我们可以透过几千年的时光，清楚地看见和我们一样的人。用现代的眼光看，能够用铁器杀死自己同类的两足动物，显然是人，是我们的兄弟。要打碎头骨，不管是长颅人或圆颅人的，最管用的是铁器。这是毫无疑问的。  
　　铁器时代同青铜器时代交错在一起，它带来了一种较好的、较高级的社会形式，但对当地居民的影响却非常缓慢，他们长期形成的风俗也是一点一点地缓慢地改变的。可以肯定，青铜器一直应用到公元前最后一个世纪，这种情况在不列颠北部尤其突出。  
　　在恺撒把目光转向本岛以前，铁器在岛上冲击着青铜器的地位。公元前五百年以后，来自欧洲大陆的一系列入侵，逐渐使本岛的南部普遍发生了一些变化。柯林伍德教授说，“总的说来，在东南部，从肯特到科茨沃尔兹和瓦什河，到处都有村落能够制造具有铁器文化特点的陶器。可以看出，许多村落的生活方式同青铜器晚期没有什么区别。它们不是农庄，就是村子，位于河边卵石地带或石灰质高原地区，周围有小块的田地，一般都没有防御设施。死人多半火化。粮食贮藏在地下的坑里，碾米用的是原始的小手磨，而且还不是一块石头在另一块上转动的那一种石磨。当地居民还饲养牛、绵羊、山羊和猪，仍然使用青铜器，甚至石器，铁器少得可怜。不过，从陶器式样的变化上倒是可以断定这些村落的年代。但是，这些陶器仍然不是在转盘工具上做出来的。”  
　　铁器时代移民的迁入，使新石器时代以来已经无人建造的山顶营盘又时兴起来。在公元前三、四世纪，不列颠有人居住的地区建起了许多这种营盘。这类营盘周围筑有一道壁垒，有的是石头的，但一般是土的，外边加一层木桩，还挖一条深沟加以保护。  
　　壁垒的规模一般都不很大。虽然考古工作者在一些地方发掘出了木头岗楼的残迹，入口的构造还是比较简单的。这些营垒不仅仅是避难所，有许多是内有私人住宅的定居点，长期有人居住。它们似乎并非用于防御外国侵略者，相反，倒象是由于铁器时代的外来移民成倍增加并发展成部落制度而逐渐产生的。这种部落制度也就是后来部落战争的起源。  
　　在铁器时期滚滚而来的克尔特人入侵浪潮中，他们最后一批是在公元前一世纪初期来到的。“贝尔吉部落 [ 译者注：贝尔吉部落原属于克尔特族。 ] 到了肯特，分散到埃塞克斯、哈福德郡以及牛津郡的部分地区，这个部落的其他支系……后来……分散到汉普郡、威尔特郡、多塞特郡以及苏塞克斯的部分地区。” [ 原注：摘自达比所著《英国历史地理》(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第四十二页。 ] 善于驾驶战车和骑马的贝尔吉人在入侵者当中无疑是最开化的，他们此时到了海岛的内地，他们不那么迷恋于当地人所信赖的山顶要塞，在山谷里建起新的城镇，有时甚至在顶峰有古堡的山麓兴建城镇。他们还首次把银和铜的币制介绍进来。这些后来者在不列颠成为贵族部落，压迫土著民族，他们在东边建立了惠特汉普斯特德、韦鲁拉姆(圣奥尔本斯)和卡姆勒多纳姆(科尔切斯特)，在南边建立了卡利佛(锡尔切斯特)和万塔贝尔格罗姆(温切斯特)。他们是从高卢的居民中分出的一支，因此同高卢人很相似。这个活跃、机敏、正在征服和统治他人的民族所到之处，都能安然而迅速地站稳脚根，也许还希望维持长期的统治。但是，在他们的背后似乎一直可以听见罗马军团的脚步声，因此，他们必须立即对付比他们更强大的敌人、更高级的统治系统和战争机器，以保卫已经赢得的锦标。  
　　当时，罗马的核心人物和最高阶层对西方的这个群岛只有模糊的印象。“最早的地理学家认为海洋环绕着大地，并不知道还有什么岛屿。” [ 原注：摘自《古代》(Antiquity)第一卷第一八九页。 ] 大约公元前四四五年，希罗多德听说在遥远西方的神秘海岛上有锡。他把这几个岛叫做卡锡特利德，但是他还比较谨慎，只把它们看作寓言中的岛屿。到了公元前四世纪中叶，历史上最伟大的探险家之一，马赛人皮特阿出海航行两次，实际上环绕不列颠群岛一周。他宣布，在海上确有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普列坦群岛——阿尔宾岛和厄尼岛”。可是，别人认为这是一派胡言。直到他所居住的世界消失以后，他的发现才受到世人的赞赏。但是，早在公元前三世纪，罗马人就确信有三个大岛：阿尔宾、厄尼和图勒(冰岛)；它们位于世界的边缘，岛上的一切都是十分奇异的。当时，岛上锡制品的外销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从波里比阿写于公元前一四〇年的著作中可以看出，这方面的问题至少已经在经济著作中得到充分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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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比恺撒从布伦出发时了解的情况多得多。下面是他的一些印象：  
　　 “不列颠内地的居民根据祖祖辈辈的传说自称为当地土著。而在沿海一带居住的贝尔吉移民，则先是为掠夺和战争而来，尔后才定居下来种田的；他们绝大多数还保留着自己原来部落的名字。不列颠人口众多，象高卢人那样的住宅鳞次栉比，而且牛群遍野。他们用的钱是铜币、金币或固定重量的铁锭。在内陆可以发现锡，沿海有少量的铁，他们用的铜是进口的。那里象高卢一样盛产各种木材，只是没有山毛榉和枞树。他们认为，吃兔子、鸡和鹅是非法的，饲养它们仅供玩赏。气候比高卢温和，没有那么寒冷。  
　　 “在肯特这个地道的沿海地区，居民是最开化的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同高卢人没有什么区别。内地的大多数部落都不种玉米，而是以奶和肉为食，身上裹着兽皮。布立吞人都用靛青把他们的身体染成蓝色，因此在战斗中他们的样子显得更加可怕。他们蓄着长发，除了头上和上唇外，全身刮得精光。十多个男人，尤其是兄弟间或父子间，可以共妻，但是在这种群婚生活中生出的孩子，算做和他们的母亲同居的第一个男人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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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五十五年八月底的一个午夜，恺撒率领两个军团和八十只运输船，向不列颠扬帆出征。东方发白的时候，他望见了多佛的灰白悬崖，同时也发现崖顶布满了守备的军队。他估计这里“不适于登陆”，因为从崖顶投下的石头可以打到海滩上由于是，他抛锚一直等到退潮，才又向前航行七海里，在第尔和瓦尔摩之间平坦的海滩上登陆，进攻阿尔宾。但是，布立吞人观察到了恺撒的行踪，便在岸上随之移动，准备迎击。接着就出现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个场面。岛上的人随着他们的战车和骑兵，冲进岸边的浪花中迎击入侵者。恺撒的运输船和战船在深水的地方停住了；军团的士兵不知水有多深，在纷纷投来的标枪和石块中犹豫不定。但是，第十军团的旗手举着神圣的鹰旗跳入水中，恺撒这时带着装有石驽和火箭的战船进攻布立吞人的侧翼。罗马人受到了鼓舞和支持，跳入水中，尽量保持着队形向敌人冲去。双方在浪花汹涌的水中进行了短暂的激战，但罗马人还是打到了岸边。他们一摆成阵势，很快就把布立吞人打得狼狈逃窜。  
　　可是，对于恺撒，登陆仅仅是重重困难的开端。运载骑兵的十八只船是在他动身三天后出发的。这些船只在能望见恺撒军营的时候，突然遇到一阵狂风，沿着英吉利海峡向南漂去，后来幸好回到了欧洲大陆。月圆时海潮高涨，可是恺撒却不懂这个道理，因而停泊着的舰队损失惨重。他说：“一些船只被打坏了，其余的船只也都失去了锚链、锚和其他索具，不能航行了。这自然使全军惊恐万分，因为他们既没有任何其他船只可以返航，又没有材料修理船只；而且，他们都知道，他们原来计划回高卢过冬，因此根本没有准备在不列颠过冬的粮食。”  
　　海滩之战以后，布立吞人曾经求和。但是他们一见到入侵者的困境，又产生了新的希望，于是就中断了谈判。他们以众多的人数袭击正在搜索粮食的罗马军队。然而，受到攻击的军团事先并没有忽略防备措施，他们的纪律和盔甲也再次发挥了威力。仅靠军营周围玉米地里的粮食，就能供两个军团维持两个星期，足见岛上粮食是何等之多。布立吞人屈服了。他们的征服者恺撒只规定了一些名义上的条件。他拆毁许多船只用来修理好其余船只，高兴地带着人质和俘虏回到欧洲大陆。他从来没说过这次远征是成功的。为了取得较好的战绩，第二年他带着五个军团和一些骑兵，乘着八百只船再度乘风破浪而来。岛上的人被这庞大的舰队吓住了。登陆者没遇到抵抗，但是大海再次捉弄了恺撒。他在已经深入内地十二英里的时候接到报告说，一场大风暴毁坏了大批船只。因此他又回到海边，并且不得不花十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船只拖上岸来，把修筑好了的部分营垒加固一番。随后，他又开始向内地进军，轻而易举地捣毁了布立吞人在树林中用木桩围起来的栖身之所，然后在布伦特福附近渡过了泰晤士河。但是，布立吞人有了卡西维罗尼斯做他们的领袖。他掌握当时条件下的战争艺术，让大批缺乏训练的步兵和农民解甲还乡，自己率领战车和骑兵同入侵者角逐，恺撒对这种车战曾经作如下的详细描述：  
　　在车战开始时，布立吞人驾着战车遍地而束，同时投掷标枪。一般说来，狂奔的战马和车轮的嘈杂声，足以使敌人惊恐万状，溃不成军。在自己的马队冲开一个缺口之后，他们便从战车上跳下来，徒步作战。同时，战车的御者向后稍退，把战车摆到合适的位置上，使他们的主人在寡不敌众的时候，能够顺利地退到自己的阵线中去。他们就这样把机动部队的灵活性同步兵的稳定性结合起来，而且经过每日训练，达到了非常熟练的程度，即使在陡峭的斜坡上，也能控制住奔驰若飞的战马，能迅速勒马停蹄，或转辔他去。他们能沿着车辕跑动，站到车轭上，然后象闪电一般回到车里。

　　卡西维罗尼斯避免同罗马军团正面作战，他派机动力量去骚扰进犯中的敌人，切断敌人同筹粮部队的联系。但恺撒还是夺取了他的第一座堡垒。当地部落开始求和；要捣毁恺撒在肯特的濒海基地的周密计划也破产了。在这个紧要关头，在战术和策略上都很谨慎的卡西维罗尼斯经过深思熟虑，同恺撒谈判达成协议，再交出一些人质，并保证归顺纳贡。作为回报，恺撒再度满意地撤离不列颠岛。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里，“恺撒深夜启程，黎明时所有舰只安然返回大陆”。这次，他宣称征服了海岛。他举行了凯旋仪式，布立吞俘虏们跟在他的后面垂头丧气地走过罗马的大街。在以后近一百年的时期中，再也没有侵略军在这个岛上登陆。  
　　关于卡西维罗尼斯，我们知道的很少，但愿以后不列颠岛的守卫者将取得同样伟大的成就，将采取同样适应环境需要的措施。他留给人的印象永远是一位谨慎能干的首领，其才能和功绩，倘若不是表现在这偏僻的舞台上，或许可以同费边·马克西姆·康克蒂特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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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征服
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1956-1958




　　在恺撒入侵后的一百年里，不列颠群岛的居民没有受到任何侵扰。贝尔吉人在他们的城市里逐渐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些好斗的部落在彼此间的战争中两败惧伤之后，则认为再也不会有人来攻击他们了。不过，他们同欧洲大陆的联系以及同罗马帝国文化的联系却加强了，多种货物的交易也随之发展起来。罗马商人在许多地方有了立足点，他们回去后盛赞不列颠的富庶，只要在那里建立稳定的政府，便可得到很多收益。  
　　公元四十一年，卡利古拉皇帝的遇刺和一系列不测事件，使他的叔父腐儒喀劳狄登上了统治世界的宝座。谁也说不准这位新统治者确有征服别国的欲望。但是，罗马的政策是由权限很大的政府部门的官吏们制定的。政策涉及面很广，而且在各个方面得到社会许多阶层日益广泛而强烈的支持。德高望重的元老院议员发表了赞同的意见，重要的商业和财政利益获得了协调，上层社会也找到了闲谈的新话题。在这个胜利的时代，对于一个新皇帝来说，总有许多可取的计划供他选择。这些计划事先经过周密的考虑，符合人人皆知的罗马制度，其中任何一项计划都可能使这个刚刚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想入非非。因此，被这类偶然的机缘拥上宝座的皇帝是不乏其人的。他们唯一的特点是刚愎自用，为所欲为。他们的宫廷贪得无厌，残忍无比。他们本人昏庸残暴。而且，在颁布大规模出征的命令或批准长期有效的良好法案的时候，他们只是谋士和宠臣的傀儡而已。  
　　征服不列颠这个桀骜不驯的海岛的益处一一摆在新君主的面前，使他垂涎三尺。他企图赢得军事荣誉，因此下令继续进行这个富有戏剧性、而且很可能是一本万利的冒险事业。公元四十三年，即在恺撒撤出不列颠近一百年之后，罗马准备了两万强大而组织严密的军队，用来征服不列颠。“士兵们一想到要到已知世界之外去打仗，就感到愤愤不满。”但是，当皇帝所宠幸的解放奴隶纳西苏要向他们讲话时，他们感到受了侮辱。一个释放了的奴隶竟然代替指挥官来动员他们，这激起了他们的责任感。他们以奴隶出身来奚落纳西苏，还高喊“农神节”来嘲弄他，因为在农神节，奴隶穿上主人的衣服主持节日的活动。但不管怎样，他们还是决定服从上司的命令。  
　　 “可是，这一耽搁使他们在季末才能出征。他们分三路出发，因为一支单独的部队可能难以登陆。开头，他们被风吹了回来，因而秀气锐减。后来，一道闪电顺着他们的航向，由东向西划破了长空，这又使他们振奋起来。于是他们进港登陆，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他们一打听才知道，布衣吞人没料到他们会来，所以没有事先集合起来。” [ 原注：引自狄奥卡苏的著作第九章第十九－二十页。 ]  
　　岛上的形势有利于入侵者。丘诺贝利尼(即莎士比亚笔下的辛白林)在东南部建立了自己的封建王国，首都设在科尔切斯特。在他的晚年，内部的纷争开始削弱他的权威。他死后，王国由他的两个儿子卡拉克塔库和德哥杜姆尼共同统治。他们没有得到普遍的承认，因此也没有时间在罗马指挥官普劳蒂和他的军团到来之前统一这个部落王国。肯特郡的人又采用了卡西维罗尼斯的战术，使普劳蒂很难找到他们，在他终于找到他们以后，他首先打败了卡拉克塔库，后来在肯特东部打败了卡拉克塔库的兄弟。然后，他沿着昔日恺撒的进军路线前进，来到他从未听说过的麦德韦河边。“野蛮人以为罗马人没有桥就无法过河，就粗心大意地在对岸露营。”但是，这位罗马将军派出了一支“日耳曼人支队他们能够轻易地武装泅渡最湍急的河流。他们出其不意地向敌人扑去，但是射击的目标首先不是人，而是拉着战车的马匹。在随后发生的混战中，车上的武土当然也不能自保”。 [ 原注：出处同上。 ] 可是第二天，布立吞人又组织抵抗，只是由于后来成为皇帝的韦帕芗在上游发现了可以涉水而过的地方，从侧翼进攻才击溃了他们。这次胜利打乱了战役的导演程序，普劳蒂得胜太早，而且是在错误的地点获胜的。罗马皇帝设法表明，御驾亲征是取胜的必要条件。所以，一直在法国静待时机的喀劳狄带着大批增援部队和一些大象跨海征西。经过一场大战，罗马人胜利了。喀劳狄回到罗马去接受元老院授予的“不列颠征购者”这一头衔，并获准庆祝胜利。  
　　但是，不列颠战争仍在继续。布立吞人不同罗马人进行近战，而是隐蔽在沼泽地和森林里，想把侵略者拖垮，使他们也象恺撒那样空手而归。卡拉克塔库逃到了威尔士边界，发动当地部落进行了长达六年之久的顽强抵抗。公元五十年，他终于被接替普罗蒂的新任罗马将军奥斯特利打败，奥斯特利是一名精力充沛而又能干的军官，他征服了从瓦什河到塞文河之间人口比较稠密的整个地区。卡拉克塔库在西部全军覆没时幸免于难，企图唤起北部的布列于特族，但是被该族的女王引渡给罗马人。苏托尼斯写道：“这时，这位布立吞王子的名望已经传遍高卢和意大利各省。当他到达罗马帝国首都的时候，四面八方的人都赶来看他。他的入城仪式十分隆重。在靠近罗马军营的平原上，军事执政官的军队列阵而立，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在队前就位，后边是老百姓的队伍。整个行列的开头是在战争中从布立吞人手中夺来的各种战利品，然后是这位战败王子的兄弟们。他的妻子和女儿被铁链锁着，哀怜的眼神和手势流露出她们内心的恐惧。但是，卡拉克塔库却不是这样。他迈着雄赳赳的步伐，带着无所畏惧的表情，走到皇帝坐着的法官席前面，对皇帝说了下面一番话：  
　　‘假如我除了高贵的出身和显赫的地位之外还有温顺的性格，那么，我就合成为罗马的座上宾，而不是阶下囚，你也不会拒绝同有着荣耀的祖先并统治着许多民族的王子携手联合。我命运的逆转给你带来光荣，给我则带来耻辱。我曾经有武器、人马和巨大的财富，我不愿意丧失这一切，难道有什么奇怪的吗？难道因为罗马向往统治全世界，人们就必须默然归顺吗？我曾长期阻止你们军队的前进。但是，假如我没有这样做，是你能戴上征服者的桂冠呢？还是我能博得奋勇抵抗的英名呢？此时此刻，我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如果你决意报复，我很快就会被人遗忘，但是你却得不到任何荣誉。保全我的性命，我将成为你宽大仁慈的丰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喀劳狄听完这番话，立即把他和王族的其他成员释放了他们都感激涕零地向皇帝致谢，等铁链一解开，他们就向坐在附近一条长凳上的阿格丽品娜走去，激动地向她表达了同样的感谢和敬意。” [ 原注：摘自苏托尼斯所著《十二个罗马皇帝的生平》(The Lives of the Twelve Caesars)，此书的英文本是由亚历山大·汤姆森翻译和福雷斯特改编的。 ]  
＊　　　　＊　　　　＊
　　但是，这次征服也引起了一次可怕的激烈反抗。据塔西佗 [ 译者注：古罗马历史学家，历任保民官、执政官、行省总督等职。主要著作有《年代记》，记载公元十四－六十六年的事件；《历史》记载公元六十九－九十六年的事件；《日耳曼尼亚志》介绍古日耳曼人的生活习俗和社会制度。这些著作均系研究西方古代史的重要资料。 ] 记载：“公元六十一年，不列颠蒙受了深重的灾难。”新总督苏托尼斯一直忙于处理西边的问题。他把罗马军队的作战基地从罗克斯特迁到切斯特，准备进攻“人口众多的摩纳岛(即安格尔西岛)，因为该岛成了逃亡者的避难所。他建立了一支平底船队，以适应那里的浅滩和暗礁。步兵乘船，骑兵找水浅的地方涉水而过；在水太深的地方，骑兵就和马一起泅渡。岸上密密麻麻地站着许多武装敌人，其中还混杂着象复仇女神那样穿着黑衣的女人，她们披着长发，手里拿着火把。站在周围的督伊德教士，双手伸向苍天，口里念着令人胆寒的咒语。这种可怕的景象使罗马土兵吓呆了，他们木偶似地站着不动，任人砍杀。在苏托尼斯将军的鼓舞下，他们终于振奋起来，互相告诫不要在这群女巫的乌合之众面前退缩，高举军旗向前冲去，粉碎一切抵抗，使敌人在自己点燃的火焰中丧生。  
　　 “苏托尼斯派兵管制被征服的人，并且砍倒了他们藉以进行残忍的迷信活动的小树林，因为他们根据自己的部分宗教仪式，在圣坛上用俘虏的血作祭品，献出人的内脏来了解神的意志。”  
　　在今天威尔士边界发生的这一惹人注目的事件，是一场悲剧的序幕。东英吉利的爱西尼王国国王逝世了。为了使他的王国和家族免受侵扰，他指定已经继喀劳狄登上皇位的尼罗同他的两个女儿一起成为继承人。塔西佗写道：“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符合他的意愿。他的王国被许多百人队队长劫掠一空，他的私有财产也被奴隶抢走了，好象它们是战利品似的；他的寡妻波狄希亚(学者尊称她为波狄卡)遭到鞭笞，女儿被强奸；酋长们的世袭财产也被夺走，皇亲国戚沦为奴隶，好象这整个王国就是送给罗马人的一件礼物。” [ 原注：摘自塔西佗《年代记》。 ] 这位古罗马历史学家就是这样记载的。  
　　波狄希亚的部落既是最强大也是最顺从的部落，如今对罗马侵略者却怒不可遏了。他们纷纷拿起武器，波狄希亚成了这支庞大军队的统帅，附近的布立吞人几乎都聚集到她的麾下。压在他们心底的仇恨一下子进发出来，它反映了征服者的残暴程度。这是他们对不可抗拒的压迫发出的怒吼，也是对这种压迫所依赖的优越文化发出的怒吼。兰克说：“波狄希亚粗鲁、朴实、诚恳、可怕。” [ 原注：《英国史》第一卷第八页。 ] 现在，她的纪念碑耸立在议院大钟对岸的泰晤士河堤上，时时使人想起当年不自由毋宁死的悲壮呼声。这呼声经久不息，一直回响于悠悠千载之间。  
　　在不列颠全境总共只有四个军团，最多不过两万人。第十四和二十军团正在跟着苏托尼斯进攻威尔士，第九军团在林肯，第二军团在格洛斯特。  
　　起义队伍进攻的第一个目标，是卡姆勒多纳姆(即科尔切斯特)。那里罗马和罗马化了的布立吞人的殖民地，刚刚住到那里的退伍军人在军队的支持下，把当地的居民从他们的家园宅舍赶出去。而那些军队的士兵也希望自己能够得到同样为非作歹的许可。一些征兆使布立吞人受到鼓舞：胜利女神的雕像脸朝下倒在地上，似乎她刚从敌人那里逃出来；海水变红了；会议厅和剧场里可以听到怪叫声。罗马官员、商人、银行家、高利贷者以及同这些人狼狈为奸而从中牟利的布立吞人，发现他们和一小撮老兵处在“野蛮人的汪洋大海”之中。苏托尼斯离他们有一个月的路程，第九军团也远在一百二十英里之外。他们既得不到饶恕，也没有解脱的希望。这座小城化为灰烬，只有一座庙宇因为有坚固的墙壁才顶住熊熊大火，支撑了两天。所有的人，不管是罗马人还是罗马化了的人，都被杀死，所有的东西都被捣毁。这时候，第九军团正在赶来援救。获胜的布立吞人从被攻陷的科尔切斯特出发迎敌。他们完全凭着数量上的优势战胜了罗马步兵，把他们杀得片甲不留，指挥官佩迪雷斯·赛雷利斯只得带着骑兵仓皇逃走。这就是苏托尼斯在安格尔西岛所得到的消息。他立即意识到，他的军队要赶去防止更大的灾难已经来不及了。塔西佗写道，但是他“并不畏惧，在这个充满敌意的国家里向伦敦赶去。当时伦敦虽然尚未荣获殖民地的称号，却已成为商贾云集的商业中心了”。这是有史以来各种文献中第一次提到伦敦。虽然在那里发现了在罗马征服时期以前或以后所制造的高卢和意大利陶器的残片，但是仍然可以肯定，直到大批军需商和官员随着喀劳狄的侵略军来到泰晤士河上这座便利的桥头堡之后，这个地方才繁荣起来。  
　　苏托尼斯只带一支小马队到达伦敦。他早已下令第二军团从格洛斯特赶来和他会合，可是，这个军团的指挥官被第九军团的惨败吓住了，没有遵命前往。伦敦是一个没有设防的大城镇，住满了罗马商人、他们的布立吞同行、扈从和奴隶。城里有一个设防的军需站，堆积着很有价值的物资，由一小股军队守卫着。伦敦的居民恳求苏托尼斯保护他们。但是，当他听说波狄希亚不再追击向林肯逃窜的赛雷利斯而调头南进的消息后，便作出了无情而正确的决定：让他们听天由命。由于第二军团的指挥官没有服从他的命令，他没有力量抵挡那滚滚而来的人流，唯一的办法是同第十四军团和第二十军团会师。这两个军团正从威尔士沿着罗马大道，即现在的华特林大街，全力向伦敦前进。于是，他不顾伦敦居民的哀求，下令出发。愿意跟他走的人都可以加入他的队伍。  
　　伦敦遭到了大屠杀，男女老幼无一幸免。起义者的愤怒集中地发泄在被侵略者所诱惑的布立吞人身上。近年来，由于伦敦的建筑物越建越高，地基越打越深，挖土机在许多地点挖到了废墟层，这证明伦敦曾经被不列颠土著毁灭过。  
　　后来，波狄希亚把矛头指向了韦鲁拉姆(圣奥尔本斯)。这个贸易中心，等级比较高的城镇，也同样遭到了屠杀和毁灭。据塔西佗记载，在这三个城市中，“被杀害的居民和盟友至少有七万人”，“因为野蛮人不要俘虏，不卖俘虏，也不做战争中常有的任何其他交易；他们只要屠杀，把人刺死、钉死、绞死和烧死”。从这些恐怖的词句中可以看出，同二百年前迦太基及其反叛的雇佣军之间的战争一样，这是一场深仇大恨的战争。当代一些极有权威的人士认为，这些数字被夸大了。不过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当时伦敦有三、四万人口，科尔切斯特和圣奥尔本斯合起来也有三、四万人。要是加上乡下的被杀人数，塔西佗的估计可能是很正确的。这次大屠杀也许是我们岛的历史上最可怕的一页。一种比较进步的文化，在它的粗野和混乱不清的萌芽阶段就被土著部落的凶猛暴动所扼杀了。但是应该承认，为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而献身，杀敌和严惩本民族中所有同侵略者沆瀣一气的败类，是人类的基本权利。  
　　 “这时，苏托尼斯身边有了第十四军团，加上第二十军团的老兵和近在咫尺的辅助部队，约有一万全副武装的军队，他要……决一死战。他在一片树林背后的狭谷里选好阵地，打探到在正面不宜设伏兵的一片平地上才有敌人，便命令各军团编成密集队形，把轻装部队安置在两侧，使骑兵列在两翼的外围。”这是血肉横飞、决定胜败的一天。野蛮人的军队有八万多人。象日耳曼人和高卢人那样，他们的妻子儿女坐在一队长龙般的马车里随军前进。他们摆开阵势，也要一决雌雄。谁也没有想到以后会有和解的可能性。双方都投入了全部兵力。在众多的敌人面前，罗马人凭着纪律和战术技巧取胜了。他们对敌人格杀勿论，妇女也难逃厄运。  
　　 “那是一次辉煌的胜利，可以和昔日的战绩媲美。有些人说，我们杀死了将近八万布立吞人，而我们自己大约只有四百人死亡，受伤人数稍多一些。”这是胜利者说的话。波狄希亚服毒而死。第二军团指挥官皮尼斯·波斯图姆既违抗了将军的命令，又使自己的部下失去了获胜的机会，听到十四军团和二十军团胜利的消息时便拔剑自刎了。  
　　苏托尼斯现在只考虑报复的事情，实际上也确实有许多账要算。尼罗又从日耳曼尼亚派来四、五千援军，所有怀有敌意或有此嫌疑的部落都陷于刀光火海之中。但对于布立吞人最糟糕的是缺粮。因为他们满有把握地指望从罗马人手里夺取给养，所以把男人全部投入了战场，田里没有下种。尽管如此，他们并未丧失斗志。要不是新财政长官在罗马财政部官员的支持下力陈异议，这个古代布立吞民族就要被灭绝了。新财政长官认为，再这样下去，他们得到的将不是一个省，而是一片荒漠。苏托尼斯是一个高级军人，他在军事上作出的决定也是正确的。但是，罗马有吹毛求疵的习气，这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大人物的嫉妒心理所致。人们认为，苏托尼斯轻率地贪求战功，而且对该省爆发的大规模起义毫无预感，“他的失败是由于愚蠢，而成功则全靠幸运”；必须另派一位总督，此人应该“不受敌意和胜利情绪的影响，而能宽待我们所征服的敌人”。财政长官克拉希斯阿努一再向罗马上书进谏，恳求安抚好斗的部落。这些部落仍然继续战斗，不要求停战，也不求饶，在森林和沼泽地中挨饿死去。最后，罗马决定友好地对待布立吞人。由于莱茵河被对岸的日耳曼人进行骚扰，连罗马军界也不愿意把军队分散到更偏僻的地区去。在一次风暴中，苏托尼斯损失了一些船只，这正好成了撤换他的借口和时机。尼罗皇帝派了一位新总督。这位总督同进行绝望挣扎的部落和解了，使他们的血统得以在岛上的人种中延续下来。  
＊　　　　＊　　　　＊
　　塔西佗对这个新省份做了有趣的叙述。  
　　从喀里多尼亚(他这样叫这个省份)居民的红头发和较长的四肢可以明显看出：他们是日耳曼人的一支，而希卢尔人有黑色的皮肤和通常卷曲的头发。他们的住地与西班牙隔海相望，这些都足以证明伊比利亚人早年渡海来到这里，定居下来。在离高卢最近的地方，人种也象高卢人，这可能是血缘的长期影响，也可能是气候为他们造就了共同的特点……从不列颠的特殊迷信(督伊德教)中，也可以找到高卢的宗教观念。语言也没有很大的区别。他们都勇敢地向危险挑战，可是一旦危险来临，便胆怯地退缩了。然而，布立吞人相对说来更有民族精神，长久的和平生活并没有使他们变得软弱……岛上常常阴雨连绵，天空晦暗，不过气候还比较温和。白天比我们这里长，夜晚比较亮。在岛的最北边，夜间很短，日落和黎明几乎没有间隔……除了橄榄、葡萄以及通常在更暖和的地区才能生长的植物外，岛上盛产各种农产品。由于土壤和空气的湿度太大，农作物长得很快，成熟却很慢。

　　公元七十八年，富有才干、精力充沛的阿格里科拉出任不列颠总督。在任期的第一年里，他没有进行例行的礼节性巡视，而是讨伐仍然不服从罗马帝国权威的人。他灭绝了一个大部落，因为这个部落曾经消灭了罗马的一个骑兵后备中队。他也征服了当年苏托尼斯在波狄希亚起义时所放弃的摩纳岛。阿格里科拉既有政治家的仁爱美德，又有军事才能。他的女婿塔西佗写道，阿格里科拉说过：“如果征服以后就进行压迫，那么征服者将一无所得。”他减少了纳贡的粮食数量，并且鼓励和帮助寺庙、法院和住宅的建筑。他为酋长的儿子提供了良好的教育，还说“布立吞人的天赋胜过高卢人”，因此他博得了不列颠富有阶级的好感，使他们愿意穿罗马的大袍并接受其他风尚。“他们逐渐接触到可以去掉恶习的新事物，诸如起居室、洗澡和宴会等，他们把这些不懂的新事物叫做文明。其实，在这种文明中，他们只是侍候人的角色。”  
　　虽然罗马的元老院和政府官员常常说，帝国仍然遵循奥古斯都大帝确定的政策，要保持疆土而不必扩张，但阿格里科拉还是获准在不列颠发动了六次扩张领土的战役。在第三次战役中，他扩张领土到了泰恩河。他的军团每前进一步，都有船队从海上运送给养。在第五次战役中，他到了福斯河和克莱德河一线。他本来可以控制英国的这个细腰地段，掘壕固守。但是，如果他不能制服被他赶到北边去的那些强大部落和拼命挣扎的大批勇士，罗马的不列颠行省就无法获得安全，就不会有持久的太平。其实，除于海滨之外，阿格里科拉不会在任何方向停止扩张。所以，他带着全部人马再度北上，发动了第六次战役。如今，他面临着难以对付的局势，因为过去的灾难曾使布立吞人饱尝不团结的苦果。  
　　阿格里科拉的女婿有这样的一段叙述：  
　　在胜利的鼓舞下，我们的大军兴奋地高喊道，我们必须深入喀里多尼亚的腹地，要一鼓作气地连续战斗，直达不列颠的最远边缘。但是布立吞人也毫不气馁。他们认为，他们难对付的与其说是我们的勇猛，不如说是我们的将军巧用战机的才能。他们把家属安置到安全的地方，集会举行神圣的仪式，批准所有的公国结成的联盟。

　　公元八十三年在蒙斯格劳匹斯进行了一场决战。至今不能确定这个地方的所在，有些人说是在基利克兰基山口。塔西佗详述了这场著名战斗的经过，不过所谈的细节未必令人信服。在不列颠唯一未被征服的整个喀里多尼亚地区，一大群穷愁潦倒、遭到搜杀的土人怀着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以四比一或五比二的数量优势，同指挥有方的罗马军团及其后备队展开了战斗。毫无疑问，也有许多不列颠的叛徒投靠罗马军队。可以肯定地说，塔西佗明显地夸大了土著军队的规模，在这片荒原野岭之中，他们没有现成的军械来武装部队。即使他们人数可观，也一定是很有限的。正如古代许多战役一样，败者显然是错估形势的一方。当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殊死战斗已经开始的时候，败局却已注定了。他们的预备队从山上冲下来想夺取胜利，但为时已晚，结果正好赶上和溃败的队伍同归于尽。在蒙斯格劳匹斯，不列颠最后一股有组织地抗击罗马军队的力量灭亡了。据罗马人记载，在这次战斗中“杀死敌军一万，我方损失三百六十人”。在保证大英帝国长期统治印度的普拉西战役中，克莱夫也是用较小的代价以少胜多的。  

罗马时代的不列颠
　　彻底征服不列颠的道路这时已经铺平了。如果当时阿格里科拉得到帝国政府的鼓励，或者至少获得它的赞助，那么历史也许就会有不同的进程。可是，对罗马来说，喀里多尼亚问题只是轰动一时的新闻，而真正的压力是在莱茵河和多瑙河之间。罗马采纳了比较慎重的意见，因此，一批幸存的布立吞武士得以在薄雾蒙蒙的北方安然度日，自行消亡。一百多年以后，狄奥卡苏在他的著作冲写道，他们成为南方地区的殖民者长期忧心忡忡的因素。  
　　在不列颠，喀里多尼亚和密阿蒂这两个部落生活在辽阔的地区。密阿蒂人居住的地方靠近把不列颠岛拦腰截断的海德利安墙，喀里多尼亚人住在大墙之外。二者都生活在缺乏水源的野岭上或者泥泞不堪的沼泽地带，没有房舍，没有城镇，也没有家畜，只靠放牧和采集野果为生。鱼类虽然很多，他们并不食用。他们在草棚里栖身，赤脚裸体，群婚群育，抢劫成癖，基本上实行民主制度……他们能忍饥耐寒，不怕艰难困苦，他们可以在沼泽中忍受多日，也可以在森林中依靠树皮和草根苟延残喘。

＊　　　　＊　　　　＊
　　在荒凉的北部和西部，只有山区还是自由的。在其他地区，征服和绥靖的事业终于完成了。不列颠变成了罗马帝国的四十五个省份之一。奥古斯都大帝宣布，罗马帝国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自治省联邦。每一个省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它有权批准省内各个城市的建立并确定其具体权限。有的省份受到野蛮人的侵扰，需要帝国派驻军队，其他省份则不需要这样的保护。有驻军的省份直接受皇帝监督，比较安全的省份至少在形式上是通过元老院加以监督的。但是，有这样一条原则：所有省份的统治形式都要看当地的具体情况而定。罗马制度有容纳异族的特点，没有种族、语言或宗教上的歧视，有的只是阶级区分。不过，在建立起稳定秩序的世界中，阶级差别并未遭到多少反对。在罗马制度下，有罗马公民，有大量的非罗马籍公民，还有奴隶，但是奴隶阶级中的幸运儿可以跻身于正式公民之列。不列颠社会就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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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国家史略 作者：温斯顿丘吉尔——唯一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前英国首相 MP3有声书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by Winston S. Churchill Audio Book)22KHz/32K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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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罗马行省
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1956-1958




　　在罗马制度下，不列颠度过了近三百年的时光。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三百年都是岛上居民所领略过的最惬意、最舒适，最文明的时代。就边界局势而言，驻军并不算多。非正规军守卫着罗马墙，一个军团驻扎在约克作为后援。有两个军团镇守着威尔士，一个在切斯特，另一个在卡伦昂阿斯克。占领军总共不到四万人，几代人之后便在当地招募新兵，几乎都是布立吞人。在这段时期(几乎等于从伊丽莎白一世到现代之间的时期)，布立吞富有阶层的生活比维多利亚时代末期以前的任何时候都要好。从公元四〇〇年到一九〇〇年，没有任何人享有集中供暖设备，只有个别人能洗热水澡。在罗马制度下，富有的布立吞公民建造乡间宅第时，火炕供暖系统是必不可少的。可是在此后一千五百年的时间里，他们的后代却生活在没有供暖设备的寒房冷舍中，只是为一时的取暖偶然点起熊熊大火，这种做法是比较浪费的。即便是现在，家里有集中供暖设备的人口比例也比古时候小。至于浴缸，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已经无处可见了。在这段漫长暗淡的时期里，甚至最幸运和最显贵的人们也无法摆脱肮脏和寒冷之苦。  
　　在文化和学术方面，布立吞人刻板地照搬罗马的一套，不象高卢人那样能够灵活地加以运用。但是，在不列颠，法律严明，秩序井然，气象升平，宅舍温暖，食物充足，人们有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他们不用担心野蛮人的威胁，可以安然度日，但并未玩物丧志。罗马人的习惯渗入进来，罗马的厨房用具以及语言也逐渐得到广泛的应用，有些文明的事物甚至传播到了农村。布立吞人认为自己在许多方面可以同罗马人并驾齐驱。的确，没有哪一个省份象不列颠那样恰当地采纳了罗马制度。当时，不列颠军团和辅助部队同伊里利亚军队相比，可谓旗鼓相当，或仅略逊一筹，是罗马帝国的强军劲旅。人们以能够生活在高贵和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而感到骄傲。一名罗马公民就是一名世界公民，处于野蛮人和奴隶之上的绝对优越地位。大帝国的国内交通象维多利亚女王登极的时候那样便利，不受边界、法律、货币或民族主义的影响。例如，在诺里奇可以看到居住在不列颠的一个叙利亚人为他妻子建立的纪念碑，君士坦狄·克劳鲁死在约克，布立吞士兵守卫着莱茵河、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来自小亚细亚的军队透过薄雾监视着苏格兰的入侵者，在罗马墙的防线上仍然崇拜着米拉斯，这个波斯太阳神的偶像在罗马世界广受崇拜，尤其受到军人、商人和行政官员的顶礼膜拜。在第三世纪，米拉斯教是基督教的强大对手。从一九五四年在莫尔布鲁克发掘出的一座巍然壮观的寺庙可以看出，米拉斯教在罗马时代的伦敦可能拥有大批信徒。  
　　罗马帝国进入全盛时期之后发生的剧烈变化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战争和起义此起彼伏，皇位你争我夺，军团哗变，觊觎皇位的人在受这些事件影响的省份中建立起自己的势力，布立吞人非常关心罗马世界的政治，对帝国力量的变化或首都的士气有深刻的看法；他们中间还产生了许多富有进取精神的人物，在帝国你死我活的政治赌博中，力图一显身手，因此有的飞黄腾达，有的一败涂地。不过，大家都能完全顺应罗马的思潮。他们有自己的法治，过着较好的生活，这种生活纵使发生了短暂的波动，基本上还是宁静安定的。如果在四世纪举行一次民意测验，其结果一定是希望罗马能够保持千秋万载的统治。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变化无常、动荡不安、危机四伏和玩世不恭的时代，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地研究一个已经过去了的时期。那个时期只有三十万军队，分兵四守，但是在整个已知的世界范围内却能世代维持和平，而且，刚刚发祥的基督教促使人们考虑打破文明世界的界限，创造更和谐的新环境。  
　　在市政和政治方面，罗马文化都作出了贡献。城镇象棋盘那样设计成许多方格子，便于居民有秩序地居住。建筑物是按照罗马世界的标准式样兴建的。各城都有广场、庙宇、法院、监狱、浴池、市场和下水道，可以说是十分完整的。在公元一世纪，规划者们显然对不列颠的资源和前途抱有乐观的看法，因此，他们规划城市时都考虑到人口的增长情况。当时真是个充满希望的时代。  
　　不列颠在罗马时代究竟有多少人口，专家们议论纷纭，莫衷一是。他们的几种估计是在五十万到一百五十万之间。看来可以肯定，驻军、政府雇员、市民、富有阶级和他们的仆从有三、四十万人，根据当时的耕作技术和方法，要养活这么多人还得有两倍于此的农民。因此可以断定，在当时罗马化了的地区至少有一百万人口，而且很可能更多。但是没有迹象表明，不列颠人口在罗马制度下有大幅度的增加。在太平无事、秩序井然的二百多年里，人口数字仍然和卡西维罗尼斯时代相去无几。当时未能养育更多的人口，这使许多布立吞人感到失望和萎靡不振。征服者虽然轻而易举地制服了布立吞人，并把他们纳入自己的社会生活轨道，但是，除了阻止部落战争外，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增加农业收入的好办法，这个新社会尽管结构很好，还有浴场、宴会、礼服、学校、文学和雄辩术等文明和奢华的东西为它增添色彩，可是它的基础仍然是史前的落后农业。古代布立吞人所处的物产比较丰饶的自然环境，只能在某种程度上维持外表堂皇的罗马生活。耕地仍然主要分布在便于耕种的、偏高的沙土地带，几千年来一直采用原始的耕种方法。带有轮子、效率很高的高卢犁对于不列颠已经毫不新奇，但是尚未取代当地那种掘地不深的笨犁。森林、沼泽和肥沃的低洼粘土地带基本上没有得到大规模的开垦。铅矿和银矿的开采及冶炼仍旧采用原始的方法，好在管理办法有条不紊；在物质方面，没有新技术，也没有新的动力和知识。这一切都使经济基础停滞不前，所以不列颠没有富强起来，只是比较文明一些。不列颠的生活在小规模上年复一年地继续着，但是没有发展下去。这座新大厦似乎巍然壮观，令人赞叹，而实际上却摇摇欲坠，脆弱不堪。  
　　这些不利因素迅速地给那些大胆规划的城镇罩上了阴影，它们周围农业区的繁荣程度不能满足规划者的要求。在几次发掘中所了解的情况表明，原来划定的城镇边缘地区从来就没有住过人，或者最初住过人，后来逐渐荒芜了，因为当时的物质基础不足以维持这些地区。不过，人们的生活是比较安全的，他们的财产受到铁一般的法律的保护。不列颠的城市生活依旧存在，只是没有得到发展。象一些大教区里的主要城市或一些青春渐逝的省城一样，不列颠的城市生活宁静、落后，甚至开始衰退，但还保持着端庄和风采。  
　　由于罗马的统治，我们才有伦敦这座城市。喀劳狄的军事将领、负责部队后勤的官僚机构以及随后来到的商人，给伦敦带来了经久不衰的生机。公路网建立以后，贸易随之发展起来。一座占地广阔、规划合理、有坚固城墙保护的城市代替了公元六十一年木屋遍布的商业区，不久便成为罗马所属不列颠省的一个重要城市，取代了贝尔吉要镇科尔切斯特的商业中心地位。三世纪末，伦敦设立了造币厂，而且是财政管理中心。到了罗马时代末期，伦敦虽然从未得到直辖市的地位，但它却似乎是行政中心，就象约克是军事中心一样。  
　　从整个定居地区的别墅人口中，可以看出罗马文化在不列颠的全盛时期。中间阶层乡绅的别墅建在乡下原始森林中，可闻溪水潺潺之声，附近的景色令人心旷神怡。当时，舒适的别墅犹如雨后春笋，比比皆是。每个别墅的周围都有大片土地。在南部各郡，至少已经发现了五百个别墅遗址。约克郡以北和格拉摩根近海平原以西的地方，没有发现一个别墅遗址。由于城市生活不太令人满意，罗马制度下富有的布立吞人都迁往乡下居住，所以说，乡间别墅是不列颠行省全盛时期的主要特点。在城市衰落之后，乡间别墅仍然保持着繁荣的景象。三世纪后，城市开始衰败，而这种别墅直到四世纪还比较兴旺，有的甚至延续到黑暗的五世纪。  
　　罗马帝国当它的扩张已经达到极限的时候，便需要强大的防御工事。所以，弗拉维王朝的几位皇帝奉行了巩固边疆的政策。多米蒂安首先构筑了一道完整的防御工事，这个伟大的土质屏障于公元八十九年左右在黑海沿岸兴建，另一道工事连接着莱茵河和多瑙河。到一世纪底，形成了一条标准的边界屏障。阿格里科拉在不列颠北部兴建的工程由于他奉召仓促离去而未能完成，没有形成令人满意的防御体系。他在苏格兰获得的立脚点后来也被逐渐放弃了。军队撤至由卡莱尔到东边的斯坦哥特大路一线。在以后的岁月里，不列颠的边界暴露出了它的弱点。海德利安上任的时候，正好发生了一场灾难。在镇压不列颠北部部落的一次不引人注目的起义时，第九军团在历史的舞台上永远地消失了。防御体系被粉碎，不列颠省处于危险之中。于是，海德利安在公元一二二年亲自来到不列颠，开始重新组织防御。  
　　在此后的五年里，从泰恩河到索尔威湾建立起一条七十三英里长的军事屏障。那是一道用石头砌成，八英尺到十英尺厚的大墙，有十七座要塞，每座要塞由三百至六百人组成的辅助步兵队守卫，大约有八十座炮台，一百六十多座烽火台。大墙的前面有一条三十英尺深的沟渠。后面也有一条沟渠，似乎是海关的边界，很可能由财政当局把守控制。这个防御体系需要一万四千多人驻军，另外还有五千多人军队不属于守备要塞的部队，沿墙执行巡逻任务。当地人用小麦纳税，为这些军队提供粮食。此外，每个要塞都有谷仓，能容纳一年所需的粮食。  
　　二十年后，在安东尼努皇帝的统治期间，罗马军队又向北推进到阿格里科拉曾经占领过的地方，并且在福斯－克莱德地峡筑起一道三十七英里长的大墙，其目的是要控制低洼地区中部和东部的部落。但是，不列颠的罗马军队无力驻守这道新工事，否则就得削弱海德利安墙和西部的防务力量。二世纪中叶，不列颠在军事方面危机重重。公元一八六年前后，安东尼努墙被放弃了，在那里驻守的军队撤到原来的防线。当地部落和苏格兰人不断进攻北边的边界防御体系，在一些地方，防御墙和支援部队的军营被彻底摧毁。  
　　直到公元二〇八年，塞维鲁皇帝来到不列颠，全力重建防御体系，形势才稳定下来。海德利安墙遭到严重破坏，修复工程也很浩大，所以后人以为是他兴建了这堵墙。但是，实际上他只是这座大墙的重建者。他于二一一年死在约克。在此后的一百年中，大墙沿线一直比较太平。  
　　我们可以根据时常发现的里程碑看出罗马时代的筑路活动。这些里程碑上面还刻着下令进行这些工程的皇帝的名字。这些漫长而笔直的公路象一条条粗线贯穿不列颠岛。在一般地段，路面底层是大石块，而且常常是嵌在沙子里，上面铺一层夯实的砂砾。路面平均有十八英寸厚。在个别地段或者多次修补过的地方，路面增加到三英尺厚。在布莱克斯通边界的泥炭地段，有一段用方块的粗砂岩筑成的长达十六英尺的路面，两边镶着石头，中间铺着大块方石。就是在这样用大块方石铺成的路面上，古代的马车向山下行驶时，由于刹车留下了车辙的痕迹。  
　　在喀劳狄入侵以后的五十年里，筑路工程加紧进行。在二世纪，大部分筑路工程集中在军事地区的边境地带。到了三世纪，公路网已经完成，剩下的只是一些保养工作了。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时代的里程碑至少有四个已经出土了，它们表明，当时公路网有了新的扩展。但是，这些新工程在公元三四〇年以前全部结束了。从以后出土的里程碑来看，罗马人再也没有发展这些公路，只是尽力保养而已。公元三五〇年以后，高卢的公路情况也是这样。这些材料虽然枯燥，却反映了罗马帝国的兴亡。  
　　如果一个罗马时代不列颠的切斯特人今天 [ 原注：写于一九三九年。 ] 能够复活的话，他就会发现，我们的法律是直接在他那个时代许多法律的基础上臻于完善的。他还会在每个村庄看到，当年在各地渐获胜利的新教义如今已有它的教堂和教士。他可能会认为，基督教的传教设施已经远远超过教徒的需要。他也会洋洋得意地看到，他的后代要想考取最有名的大学，就得学习拉丁文。他可能感到今天的发音很困难。他会发现，公共图书馆里所藏的许多著名的古代文献，是用质量极差的纸张大量发行的。他在这里会看到一个稳定的政府，发现人们感到自己是一个世界大帝国的一员，他可以饮酒，可以到巴斯洗澡，如果觉得巴斯太远，那么每个城市都有蒸汽浴和方便的洗澡设备，这些对他都是既亲切又陌生的。他还会发现，过去的货币、土地使用权以及公共道德和礼貌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些问题同过去有些不同，但仍然引起人们的激烈辩论。他同样会感到处于不安全的社会或开始衰落的王朝之中，也仍然会日益担心野蛮人拿着罗马军团或民团用过的那种武器，进行突然的大屠杀。他仍然会害怕北海彼岸的人；别人还会告诉他，边界线是莱茵河。这些和当年都没有什么两样。对他来说，最明显的变化是通讯迅速，广播事业和印刷业都十分发达。他可能会对此感到困惑不解。他会看到我们还有三氯甲烷、防腐剂和更丰富的卫生科学知识。他会读到比他那个时代篇幅更长的历史书，从中了解到比塔西佗和狄奥叙述的更为可怕的事件。他也可以通过一些设备看到“恺撒从未发现的地区”，当然，他很可能感到难过，也可能惊叹不已。他还会发现，在国外旅行虽然速度较快，却很麻烦。如果他要去罗马、君士坦丁堡或者耶路撒冷，只要不是乘船，就要受到十几个国家的入境检查。他得响应号召，学会仇视许多部落和民族，而他在过去则没有见过这种情况。他越是详尽了解公元三世纪以来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就越会庆幸自己没有过早地复活。  
＊　　　　＊　　　　＊
　　罗马帝国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如果得到细心保护的话，很可能足以使它的疆界完整无损。但是，这些资源往往在争夺皇位的内战中白白浪费掉。到二世纪中期，帝国内部政治混乱，经济崩溃。尽管如此，帝国仍有活力。伊里利亚军队中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军人和行政官员，他们恢复了帝国的统一，巩固了它的国防。到了三世纪末，罗马似乎又同以前一样强大、一样稳定了。可是，在这华丽的外表下面，罗马帝国的基础正在土崩瓦解，许多新的思想和制度开始出现了。各地的城市都在衰落，贸易、工业和农业由于沉重的税收而萎靡不振，交通也不那么安全。在一些省份，强盗出没无常，他们都是无法再靠土地谋生的农民。帝国渐渐分裂成许多前所未有的小单位。有朝一日，这些小单位将以新的形式组合起来，那就是封建的基督教世界。可是要实现这一点，需要度过数百年的漫长岁月。在此期间，新的专制主义千方百计地使交通畅行无阻，使土地有人耕种，使野蛮民族不敢前来进犯。  
　　然而，罗马帝国的制度毕竟已经日薄西山了。它的筋肉和血管已经承受了古代世界的一切压力。罗马帝国象一个年已垂暮之人，希望生活在和平宁静的环境中，力图以超然的镇静态度去享受生活给幸运阶层带来的赠礼。但是在帝国内部，新思想打扰了这种保守主义的倾向，而在严密警戒的边界之外，大批饥肠辘辘的野蛮人蜂拥而至，图谋不轨。罗马时代之所以能够保持太平，关键在于对各种宗教采取容忍的态度，在于根据各地情况实行灵活的统治制度。可是在二世纪中叶以后，这个制度逐渐削弱，宗教的统一趋势却不断得到加强。罗马世界认为已经彻底解决的许多问题以及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一些问题，又被基督教重新提了出来。几百年来，人们认为具有种种不良后果的地位差别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连那些深受其苦的人也有同样的看法。但是，使罗马社会的三分之一人口受到束缚的奴隶制度，不能永远顶住基督教新思想的有力冲击。每当皇帝即位时，过度挥霍和禁欲主义之间的来回变化，最高权力阶层的道德标准和被征服地区广大民众的道德标准的迥然差别，都使社会日益动荡不安。当人类似乎已经解决了俗界的大部分困难，一个最高政府允许精神探讨有无限自由的时候，内忧外患仍未稍止。“这里没有我们的极乐园，但是我们要努力迎接它的到来。”奇怪的命运展现出来了，破坏了和平与秩序，但却使人们为之动心。罗马制度遇到了不可解脱的麻烦：贫穷、屠杀、混乱以及即将笼罩世界的漫漫长夜。  
　　蒙昧的野蛮人开始从外部攻击罗马帝国的防御屏障。在欧洲大陆上，野蛮人，或曰能战斗的野兽，联合起来并肩作战，以最骁勇善战的人和奇才作为他们的首领。这些乌合之众虽然罪恶多端，兽性发作，但是他们比业绩辉煌的罗马帝国有着更积极的生活原则。这些部落象洪水一样，在罗马帝国的大坝前不断上涨，不仅从坝面溢出，而且有时从裂口中冲出来，有时一点一滴地从坝体渗透出来。可悲的是，在这个期间，人们一直知道这座大坝的脆弱性。野蛮人象后浪推前浪似的无穷无尽地从亚洲向西汹涌而来。对付他们，光靠优良的武器是很难占上风的，唯一可以依靠的是刀剑、严格的纪律以及组织和调动军队所需要的一点金钱。如果英勇的罗马军团遭到失败，那么一切就将付诸东流。其实，从二世纪中叶开始，这些破坏力量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可是布立吞人世世代代一直认为，他们猜破了斯芬克斯 [ 译者注：希腊神话中的狮身人首怪物，常出谜语让过路人猜。 ] 的怪谜，实际上，他们误解了她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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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原声】【英语国家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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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历史学家特里威廉所描绘的那样，以欣赏百鸟争鸣为乐 [ 原注：摘自《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 ] 。

法学家钱端升曾经翻译过这本Trevelyan的《英国史》，民国味十足，他把作者名字翻为屈勒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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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沦陷的海岛
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1956-1958




　　若非不断地把人们经常提到的漫长历史时期同我们短促的一生经历联系起来，就无从了解历史。五年的时间是不短的，对大多数人来说，二十年是漫长的，而五十年前则简直象远古一样。要想知道任何一代人的命运如何，首先得想象出他们的处境，然后用我们生活中的时间概念加以衡量。在编年史家把一个时代的特点概括出来以前，逐渐经历过这一时代的种种变化的人，反而不太了解这些变化。我们可以用研究历史的望远镜，穿过近二千年的距离，观察那些遥远模糊的历史场景。毫无疑问，公元二世纪以及三世纪的某些时期，同它们以前的任何时期以及它们以后的大部分时期相比，是不列颠的黄金时代。可是到四世纪初，这个不完善而又过得去的社会蒙上了一层阴影。罗马帝国的不列颠渐渐地失去了安全感。它的公民从日常生活中感到，包括不列颠行省的这个世界性制度正在衰亡，他们进入了惶恐不安的时代。  
　　考古学家的铁锹纠正和扩大了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洞穴、废墟、碑石、碑文、钱币和头骨的发现及其研究，空中摄影在考古方面的新成果以及考古学家的铁锹，这一切都展现出毋庸置疑的历史画卷。虽然十九世纪的主要论点没有被人否定，但是，我们现在对历史有了更真实、更确切和更深刻的了解。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强调的重要起因、事件和它们的年表被改变了。这一变化主要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的剧本被改写或推翻了。很多地方作了大刀阔斧的修改，显得层次分明。我们迈出的步子小一些，但却更加踏实。许多作者一辈子辛辛苦苦所写的著名书籍，现在被认为过时了。新的结论与其说是出自新的观点，不如说来自新的发现。不管怎样，原来的历史梗概还是站得住脚的，因为它是以无可否认的明确事实为基础的。  
　　三世纪末，不列颠的罗马文化及其面临的挑战都达到了顶点。此时，野蛮人开始从欧洲以及不列颠岛的荒凉地区向西侵犯。苏格兰人(现在应该称他们为爱尔兰人)和皮克特人开始从苏格兰进攻海德利安墙，而且以越来越大的规模从海上进攻它的两翼。同时，撒克逊人划着细长的船只渡过北海，在纽卡斯尔到多佛的整个东海岸进行骚扰活动。从这时开始，不列颠农村也受到来自海上的严重威胁，就象现代国家受到空袭的威胁一样。从近年来出土的许多证据中，得出的都是同样的结论。作为罗马占领军大厦的基础，不列颠的别墅生活也受到了威胁。全国各地的迹象表明，当时存在着普遍的恐惧心里。除了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的要塞以及以此为基地的军舰，还可以看到许多新的防御措施。伦敦的城墙上修筑了碉堡。所用的石头是从住宅上拆下来的，因为城市人口越来越少，许多房屋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在许多地方，罗马人的高大城门用石头砌窄了一半，这是当时社会越来越不安全的铁证。迄今在全国各地已经发现了埋藏起来的大量钱币，它们几乎都是公元四〇〇年以前铸造的。当时，在这富饶、谧静而有秩序的土地上，人们担心会发生一连串的灾难。  
　　罗马帝国象其他正在衰亡的制度一样，在元气大伤之后还能维持百十来年。在近百年的时间里，我们的海岛是垂死的文化同贪婪而饥饿的野蛮人进行较量的场所之一。公元三〇〇年以前，海德利安墙在军队的守卫下，挡住了北边的野蛮人。但是从那时开始，很可能又开辟了新的战线。“撒克逊海岸伯爵”一定在和“北方公爵”并肩战斗。在瓦什河到南安普敦海湾的东南沿海地区，艰难地修筑了许多大要塞。迄今已有八座要塞被考察过。其中最大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所熟知的给法军运送给养的要津——里奇博罗要塞。  
　　对于修筑这些据点时的战略考虑，人们有些争论。许多人做出了过低的估价，认为当时的政策不过是企图靠这八十要塞来保护四百英里长的海岸线。这些责难显然失之公正。这些新的沿海据点只有作为一支不列颠－罗马舰队的基地，才有真正的价值或存在的理由。  
　　从公元一世纪开始，就有这样一支舰队。有海军部标记的瓦片证明，它在多佛和林普尼拥有固定的基地。而且整个沿海地区都组织了防御。这些措施发挥了长期的作用。维吉狄在四世纪著书论述战争艺术时，提到不列颠船队有一种很特殊的轻艇。这些船只的船体、帆、船员的衣服甚至他们的脸都涂成海水的颜色，便于隐蔽。维吉狄还告诉我们，在海军的行活中，这些船只被称为“蓝漆船”。帝国和不列颠的海军力量渐渐落后于入侵者。于是，要塞的墙越修越高，其效用却越来越低。在相距五十到一百英里的一些基地之间作战，用划艇组成的小船队并不能永远挡住进犯的敌人。能在现代荷兰、德国、丹麦附近的海域连续活动几个月的远洋舰队，虽然是一支强大的威慑力量，但是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未免行动迟缓，对付不了飞快的小划艇。  
　　罗马时代的布立吞人是帝国中最活跃、最放肆的成员。他们抱着神宠论的态度(即等待上帝的拯救)，但却想参与帝国的政治。随着时间的流逝，在驻扎在不列颠的罗马军队里，当地人逐渐增多了。到三世纪末，这支军队显示出强烈的民族特点。布立吞人及其驻军为自己的罗马帝国公民和罗马人身份而感到荣耀，并不想独立，但对帝国政府却抱着严厉的态度。不重视布立吞人的意见或者牺牲不列颠利益的皇帝，比那些戴上忽视不列颠省防务这一“罪名”的人遭到更强烈的反对。一系列的兵变和叛乱加剧了越来越危险的局势。驻扎在切斯特、约克或卡伦昂阿斯克的几股罗马军队要是没有当地舆论的强烈支持，是不敢觊觎王位的。这些叛乱并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心怀不满的土兵哗变。它们是一些军团要控制罗马帝国的大胆尝试。虽然他们只有几千人，但是却反映了他们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情绪、感情和野心。他们离开当地的小舞台，要登上最高层的大舞台，就象那些想离开小地方到首都去的演员一样。但不幸的是，他们的每一次活动都使保护不列颠大坝的微弱军事力量又失去了一批重要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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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狄奥克利迪安皇帝在历史上的主要形象，是早期基督教徒的迫害者，而他重拓昔日边境的卓著功勋，却一直被这个形象的阴影所掩盖着。他奉行双皇储制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设立两名皇帝、两名皇储，而他自己则居四人之首。皇帝期满退位，皇储继位，同时任命新的皇储，这样，皇位的接替就不会中断了。公元二八五年，另一位皇帝马克西米安被派到高卢，同时兼管不列颠。撒克逊海盗的劫掠活动引起了他的深切关注。他加强了英吉利海峡舰队，任命来自西北欧国家的海军军官卡劳西为舰队司令。卡劳西是个果断顽强、野心勃勃、无所顾忌的人。他在布伦基地纵容海盗抢劫，当他们抢到大批财物时，他带着快船队突然出击，生擒多人，把他们统统杀死。不列颠社会对他的功绩并不满意，指责他与被他杀死的海盗同流合污。他辩解说，这只是伏击的一部分策略。可是，他无法解释把掠夺物据为已有的事实。马克西米安要处决他。但是他在不列颠登陆，宣布自己为皇帝，把岛上的驻军争取到自己的一边，并在一次海战中打败了马克西米安。至此，当局认为，同这个顽固的叛逆者讲和将是明智之举。因此卡劳西在公元二八七年被承认为皇帝之一，管辖不列颠和高卢北部。  
　　这个控制着海军的冒险家在我们岛上统治了六年。他似乎还比较好地维护了这个岛的利益。然而，狄奥克利迪安皇帝和他的臣属在等待着时机。公元二九三年，他们扔掉了友好的面具。作为新皇储之一的君士坦狄·克劳鲁围攻并占领了卡劳西在大陆上的主要据点布伦。卡劳西本人不久便被手下的一名军官杀死。这位新来的竞争者也想当皇帝，但是他没有得到布立吞人的支持。整个国家又陷入了混乱状态。皮克特人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他们突破了海德利安墙。北部地区在刀光火海之中成为一片废墟。克劳鲁渡过英吉利海峡前来援助。他的同僚带领一部分部队在朴次茅斯附近登陆，他本人沿泰晤士河西征，受到感思戴德的伦敦人毕恭毕敬的欢迎。他恢复了当地的秩序。一九二二年在法国阿拉斯城发现的一枚金质纪念章证明，他曾率领一支舰队沿泰晤士河溯流而上。他把北边的入侵者赶了回去，并着手恢复和改进整个防御体系。  
＊　　　　＊　　　　＊
　　罗马制度下的布立吞人不断反击入侵者。在二、三代人的时间里，小船队不断向海盗进行反击，罗马步兵队和不列颠后备队经常急行军，去对付各种袭击或入侵。当时，衰败的过程持续了多年，灾难逐渐加深，可是我们现在仍应正视三六七年发生的骇人听闻的大惨剧。在那灾难性的一年里，皮克特人、苏格兰人和撒克逊人看来在联合行动。他们一起向不列颠扑来。罗马帝国的军队英勇抵抗。北方公爵和撒克逊海岸伯爵在战斗中被打死。防御体系被打开一个很大的缺口，嗜杀成性的游牧部落蜂拥而入。他们破坏了美好的乡村别墅和宅舍，所到之处留下一片废墟。据认为，现在陈列在不列颠博物馆里的精美的米尔登霍尔银质餐具，就是当时主人在别墅受到袭击的情况下埋藏起来的。很明显，他们没有等到把餐具挖出来就死去了。不列颠的乡村别墅生活在这场浩劫之后稍有恢复。城市早已开始没落，但是它们至少还有城墙作为屏障，人们仍然前来避难。  
　　从史卷中可以看到，罗马帝国政府曾为保护不列颠作过多次努力。尽管布立吞人不知感恩戴德，而且有时还起来造反，帝国政府还是一再派军队前来恢复秩序或驱逐野蛮人。三六七年的灾难发生后，瓦伦蒂尼安皇帝派狄奥多西将军率领一支人数不少的军队来解救不列颠省。狄奥多西完成了他的使命。我们从沿海地区的工事中，又可以看到进一步加固和重建的痕迹。可是，不列颠的驻军和民众未能从依然存在的危险中接受教训。他们于公元三八三年心甘情愿地屈服在一个名叫马格努·马克西姆的西班牙人脚下。这个人是不列颠的驻军指挥官，当时他僭号称帝。他纠集自己的所有军队，并且把海德利安墙和要塞上本来就不多的军队也撤下来，带着他们匆匆赶到高卢。他在巴黎附近打败了格拉迪安皇帝。格拉迪安在里昂被自己的部队杀死。这样，马克西姆不仅是不列颠的主人，也是高卢和西班牙的统治者了。他为捍卫自己统治这些地区的权力进行了五年的斗争。但是，继格拉迪安登上皇位的狄奥多西终于打败了马克西姆，并把他杀死。  
　　这时，海德利安墙又一次被突破了。不列颠的北方和海上都受到敌人的威胁。过了七年，狄奥多西才派史迪利科将军到不列颠。这位杰出的军人赶走了侵略者，修复了防御设施。御用诗人克劳迪安在他的作品中，用欢欣的笔调描写了公元四〇〇年不列颠从撒克逊、皮克特和苏格兰入侵者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情景。为了庆祝史迪利科首次担任执政官，他记载了布立吞人如何感谢史迪利科把他们从敌人的威胁中拯救出来。可是，这种感激之情很快就淡薄了。  
　　亚拉里克带领西哥特人侵略意大利的那一年，史迪利科已经回到罗马，并且掌握了军队的最高指挥权。他不得不再从不列颠调回一些军队，保卫帝国的心脏。公元四〇二年，史迪利科在波连迪亚的大战中击败了亚拉里克，并把他赶出了意大利。胜利的欢乐未逝，以拉达盖苏为首的大批野蛮人又发动了一次入侵。到公元四〇五年，史迪利科彻底粉碎了他们的侵犯。意大利刚刚平静下来，结成联盟的苏维人 [ 译者注：居住在日耳曼尼亚中部的民族。 ] 、汪达尔人 [ 译者注：日耳曼民族的一支。 ] 、阿瓦人 [ 译者注：突厥人的一支。 ] 和勃艮第人 [ 译者注：日耳曼民族的一支。 ] 就越过莱茵河边界，践踏高卢北部。史迪利科毫不畏惧，准备迎击进犯的敌人。但是，不列颠军队抱怨不列颠省不受重视，因而叛变。他们拥立一个名叫马库的人当皇帝，可是他不久就被人杀死，他们又选了一个名叫格拉迪安努的布立吞人继任，但他在四个月后也被暗杀了。于是，他们又选了一个布立吞人，他的名字也叫做人所熟知的君士坦丁。他不保卫不列颠，却到大陆去保护他篡夺的爵位。他调空了不列颠的军队，而且还象马克西姆那样，到布伦去冒险。他在这个重要的舞台上同史迪利科较量了三年，取得了各种胜利，但是最后也象马克西姆那样，被抓住处以死刑。随他前往的军队再也没有回到不列颠。就这样，在这致命的几年里，不列颠岛上开化地区的保护者相继下台，这既帮助了帝国，也打击了帝国。  
　　公元五世纪初，所有的军团都执行各种使命去了。四一〇年，对于接二连三的告急书，荷诺利皇帝无计可施，只能发出告别不列颠的回信，他说：“罗马帝国的各个行政区应该设法自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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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政府停止保护不列颠以后，我们对这个岛的初步印象是圣·日尔曼努在四二九年访问本岛时所提供的。这位主教从奥赛尔来到不列颠，要扫除皮拉吉 [ 译者注：公元五世纪初的教士，他认为人不是天生有罪的，要避免罪恶，得到拯救，主要依靠个人的意志争而并不一定要靠上帝的恩典。 ] 的邪说。我们这块基督教土地上早有其他教派思想，但这种邪说还是发展了起来。它过分强调自由意志，因而必然诋毁原罪论 [ 译者注：《圣经》中亚当犯了罪，因此基督教徒认为人类具有犯罪的本性。 ] 。它认为，人出世时没有犯罪的本性。这位奥赛尔的主教和主教团的另一位同事到了圣·奥尔本斯。可以肯定，他们很快就说服了不信基督教的人放弃误信的谬论。他在不列颠看到什么情况呢？他说这里非常富庶，财宝无数，牛羊成群，粮食充足，教俗机构并存。岛上虽然万象繁荣，但是却进行着战争。一支侵略军正从北边和东边步步进逼。据说这股乌合之众是撒克逊人、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组成的邪恶联盟。  
　　日尔曼努主教年轻的时候是一名优秀的将军。他在这里组织了军队，侦察了周围的地形，注意到敌人前进的路线上有一条群山环抱的狭谷。于是，他率领部队在那里埋伏起来，等待不信基督教的凶恶敌人。当敌人进入这条狭窄的通道时，“教士们朝敌人喊了一声哈利路亚(即“赞美神”的意思)……这晴天霹雳般的喊声在狭谷中回响，把敌人吓呆了。他们还以为是群山倾倒，苍穹塌落，因而个个魂飞魄散，两腿发软。他们丢盔弃甲，落荒而逃，只要能留得一条性命，就谢天谢地了。许多人在仓皇逃窜之际淹死在河中，而他们来的时候却是秩序井然地渡过这条河的。不列颠军队看到，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胜利，因而天真地认为，是上帝为他们报了仇。布立吞人打扫了战场……他们未流一滴血就击溃了敌人。这次胜利是靠信仰而不是靠武力获得的。……日尔曼努主教安顿好这个富饶海岛的事务之后，回到奥赛尔。他既战胜了精神上的敌人，也战胜了世俗的敌人，换句话说，就是战胜了皮拉吉的异端派和撒克逊人。” [ 原注：摘自里昂人君士坦丁的著作，他是日尔曼努主教的传记作者。 ]  
　　十二年之后，高卢的一位编年史家在公元四四一年或四四二年写下了这样一段忧郁的话：“近来各种天灾人祸使布立吞人逐渐陷入撒克逊人的控制之中。”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日耳曼尼亚北部开始了大迁徙。这比四世纪的抢掠性袭击更加可怕。中世纪的黑暗时期从此临近了。  
　　我们可以通过四个窗口观察这段黑暗时期，但是，每个窗口都有模糊不清或涂上颜色的玻璃挡着。首先，我们有中世纪人怀着感激之情授予“智者”称号的吉尔达 [ 译者注：六世纪不列颠历史学家。 ] 所写的一本小册子。它大约写于公元五四五年，即不列颠与大陆隔绝的一百年之后。大约又过了二百年，圣徒毕德在他的以英国教会史为主题的著作中，离开本题，提供了关于大迁徙的一些宝贵资料。在名为《布立吞历史》的一部集子中，收录了毕德之前的部分文献。最后一个窗口是九世纪由散存在各个修道院的各种编年史汇集起来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这部年代记很可能是阿尔弗烈德大王授意编纂的。把这四种资料互相印证对照一下，加上考古发现的确凿例证，我们可以给不列颠画出这样一幅图景。  
　　公元四五〇年前后，不列颠的统治者模仿罗马的惯用手段，从海外招来许多雇佣军，以加强自己的力量。后来证明，这是作茧自缚。门户一旦开放，整船整船的野蛮人便源源而来。他们沿着河流向内地前进，可能从亨博河一直到朴次茅斯都是这样。但是他们一离开沿海地区，布立吞人就奋起抵抗，并取得巴登山大战的胜利。在这以后的近五十年里，入侵者未能前进一步。如果画出V字形的线条，一条腿从切斯特到南安普敦，另一条腿从南安普敦折回到亨博河，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大部分撒克逊异教徒依然存在，能说明他们早期定居地域的以ing或ings结尾的地名，都在这第二条线以东，两线中间是割据地带，第一条线以西仍然是不列颠的地盘。这就是英格兰在公元五〇〇年左右的形势。  
　　现在，这种估计在历史上和地理上均已得到证实。吉尔达可能亲耳听他年轻时代就认识的一些老人讲过雇佣军的情况，而怀疑奈尼和毕德就更没有理由了。奈尼是个编年史家，可能生活在九世纪。毕德同意下面的看法：引狼入室而受到欺骗的那位不列颠统治者叫沃迪吉恩。北欧人常常提到的亨吉斯特和中世纪的雇佣军一样，谁为他的人马提供可以生活的土地，他的刀剑和船只就为谁效劳。而他索取的土地就是后来的肯特王国。  
　　吉尔达记载了这场悲剧。  
　　他们(布立吞人)刚回家园，一群群讨厌的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就立刻乘柳条制成的小船登陆了。……这两个民族的举止有些不同。但是，他们嗜血成性，不用遮羞布，散乱的头发盖着丑恶的脸，在这几点上倒是相同的。他们占领了整个北方的边远地区，一直来到海德利安墙的脚下。墙上的守卫部队都是些胆小厌战的人。这些可怜的公民被裸体的敌人用有钩的武器从墙上拉下来，摔倒在地上。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这些公民放弃了这堵高墙和他们的城池，争相逃命的绝望样子简直前所未有。敌人又一次追击他们，越发残酷地屠杀他们。敌人杀戮这些可怜的公民，正象屠夫宰杀羔羊一样。他们简直象漫游的野兽，靠掠夺一点食物为生。内部的宿怨加深了外患。而由于外患频仍，全国的粮食荡然无存，只有猎物可供充饥了。

　　在这种情况下，处境艰难的幸存者又给大权在握的罗马人埃狄写了一封信，倾诉布立吞人的苦衷。他们在《致任职三次的执政官埃狄》的信中写道：“野蛮人把我们赶向大海，大海又把我们赶向野蛮人；不是杀死，就是淹死，二者之间是没有活路的。”但是，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帮助。由于饥饿难忍，许多人向掠夺者投降。……但也有一些人誓死不降，不断从山上、洞穴、要隘和茂密的灌木林中出来袭击敌人。他们信仰上帝，而不信赖人，所以第一次杀戮了多年来一直抢掠他们国家的敌人……敌人的放肆行为暂时有所收敛，而我们的同胞却未改前非。敌人离开了布立吞人，而布立吞人却积习未改。

　　奈尼还把吉尔达遗漏的一点告诉了我们，他说出了在巴登山战役中获得大胜的那位布立吞军人的名字。这个名字把我们从隐约朦胧的历史迷雾中带到了浪漫的阳光之下。关于阿瑟王和圆桌骑士的传说仍然时隐时现地流传着。它有所夸大，不够确切，也不够细致，但是却永远闪烁着光辉。在岛上某个地方，一位伟大的军事家集合起罗马帝国不列颠省的军队，同入侵的野蛮人进行了殊死的战斗。他的身上，他的名字和业绩都放射着传奇文学和诗歌所能赋予的一切光彩。奈尼在他的拉丁文著作中，对阿瑟王的十二次战斗作了详尽的描写，但是没有说明战斗发生在何处以及敌人是谁，只指出他们是野蛮人。其他权威人士指出：“根本没有阿瑟这个人，至少不能证明确有此人。”直到六百年后蒙默思城的杰弗里歌颂封建制度和军事贵族时，骑士气概、荣誉、基督教信仰、身佩刀剑的骑士以及为之神魂颠倒的贵妇人——这一切才被带入胜利的光辉所照亮的光圈之中。后来，马洛雷、斯宾塞和丁尼生又对这一切作了极其出色的修饰。不管是真是假，这些传说已经在人们心中赢得了永恒的地位。要说这一切都是一位威尔士作家臆想的产物，那是难以置信的。假如真是他想象出来的，他一定是个优秀的幻想家。  
　　从现代的研究情况来看，还不能接受没有阿瑟这个人的看法。比较权威的历史学家在最近的著作中都说，确有阿瑟此人。他们的说法虽然比较谨慎，但都是肯定的。他们不清楚阿瑟生活在黑暗时期的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他在哪里统治，在哪里战斗。但是他们确信，曾经有一位布立吞勇士在不断袭来的风暴中保持了文明的火炬，用他的剑保护了我们仍然记得的忠诚追随者。居住在不列颠高原丘陵地带的四个克尔特部落都为阿瑟的传说而欢欣鼓舞，并且都说各自的地区是阿瑟建树业绩的地方。从康沃尔到坎伯兰，到处都寻找过阿瑟的王国和活动区域。  
　　现在人们发表意见有时未免过于含蓄了。有些作者怕遭到反驳，就把自己的看法写得模棱两可，几乎没有一个明确的含义。下面仅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就足以说明这种情况。  
　　可以比较肯定地说，曾经有过一位叫做阿瑟的小酋长，很可能在威尔士南部。他或许掌握了一些兵权，把克尔特部落，或者把高原地区的部落，或者是把部分高原地区的部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袭击者和入侵者(他们不一定都是条顿人)。大概也可以说，他也许参加了人们归功于他的全部战斗或部分战斗。不过，这些功绩也可能是后来别人立下的。

　　经过长期的钻研和辛勤的研究之后，仅仅说到这个程度是不够的。不过，肯定了有关阿瑟传说的事实基础，这倒也是一点值得尊重的贡献。我们认为，杰弗里在十二世纪给爱听故事的欧洲人所写的这些事情并非纯属虚构。如果我们能目睹这些历史片断，就会觉得人们所研究的这个问题象《奥德赛》史诗和《圣经》旧约一样，有事实根据，又有神圣的想象，而且也是人类遗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全是事实，或者说应该是事实，甚至比事实更加壮丽、更加动人。当人们为了自由、秩序和尊严而同蒙昧、专制和杀戮行为进行斗争的时候，应当记住，他们即使牺牲了，他们的光辉业绩也许会博得永恒的纪念。所以，让我们宣告，阿瑟王及其可敬的骑士们靠勇气、体力、骏马和铠甲保护了基督教坛上的圣火，维持了世界秩序的原则，杀死了无数邪恶的野蛮人，从而为世世代代的正直同胞树立了榜样。  
　　据说，阿瑟就是杜克斯·贝劳鲁。不列颠应该选择一位总司令，或者应该实现五十年前请求埃狄委派一个新总督的宿愿，自己拥立一名不列颠总督，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加自然、更有必要呢？既然承认阿瑟统率过一支机动的野战军，奔驰于国内各个地区，同当地的武装力量并肩作战，那么关于他的活动区域问题又有什么可争论的呢？何况在四世纪，骑兵的战斗作用显著上升，步兵的时代暂告结束，而罗马军团的时代则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入侵的撒克逊人只是步兵，打仗只凭剑和矛，也没有什么铠甲护身。对付这样的敌人，只要有一支较小的普通罗马骑兵，就可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了。如果象阿瑟这样的一位酋长组织了一支铁甲骑兵，便能够在不列颠各地行动自如，带领当地人反抗侵略者，所向披靡。阿瑟的形象历久不衰，反映了人民日益深重的苦难和盼望救星的心情。阿瑟被说成是最后一个建树业绩的罗马人。他了解罗马思想，并且运用这种思想为布立吞人民谋幸福。科林伍德教授说：“罗马的遗产在许多方面依然存在，而阿瑟则是这一遗产的最后一个创造者。不列颠的罗马时代随着阿瑟的离去而告终。”  
　　奈尼写道，阿瑟的“第十二次战斗发生在巴登山。在这次战斗中，他一个人一天就杀死了九百六十人。他每战必胜。屡遭失败的敌人向日耳曼人求援，以更多的人数不断前来袭击”。  
　　确定巴登山战场遗址的一切努力均告失败。许多学识渊博的专家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但都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但是，战斗如果(而且很可能)是发生在V字线的中间割据地区，目的是要阻止敌人从东边继续向西侵入，那么最有资格戴上巴登山桂冠的就是靠近斯温登，俯瞰巴德伯雷的利丁顿坎普了。另一方面，战斗发生的时间我们也能很准确地确定出来。吉尔达在他的著作中说，它发生在四十三年零一个月以前，还说，他能记住这个日期，是因为他的生日也是这一天。我们从他的书中得知，北威尔士国王梅尔格温在他写书的时候还活着。威尔士编年史中记载，这位国王在公元五四七年得鼠疫去世了。所以，吉尔达著书的时间最晚不迟于五四七年。那么上溯四十三年，巴登山之战的时间就应该是五〇三年了。我们还可以借助爱尔兰编年史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一下。该史书指出，吉尔达死于五六九年或五七〇年。因此，他的出生时间不可能早于四九〇年，发生战斗的日期似可断定在四九〇年到五〇三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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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入侵者是把当地人斩尽杀绝了呢，还是压迫他们并在某种程度上与之混为一体呢？在这个问题上，有必要把旨在掠夺的凶猛袭击阶段同定居阶段区别开来。吉尔达所说的是前一个阶段，他所描绘的情景在三百年后丹麦人入侵时又重现了。对定居者来说，这类袭击在以开发土地为主的生活中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而要开发土地，劳动力和土地是同样重要的。从地名上可以看出，苏塞克斯地区的居民被消灭了。再往西，有些迹象说明，大部分布立吞人活了下来。公元六九四年的西撒克逊法典明确规定了各阶层“威尔士人”的权利，这些人包括大地主以及由于擅长骑术和熟悉羊肠小道而被国王选中的差役。在撒克逊人企图杀害全部当地村民而不把他们作为田间劳动力保留下来的地方，少女的苦苦哀求，美人的悲声呼救和侵略军的肉欲可能在胜者和败者之间造成某种联系。这样，当地人的血缘得以保存下来，几代人之后，征服与被征服的色彩也就淡薄了。人们很难想象在广大的地区彻底灭绝某个种族的做法。征服者即使没有怜悯，至少会受到实际利益或性欲的引诱。因此，比较严肃的作者都认为，对于布立吞社会的大部分人来说，盎格鲁撒克逊征服者只是替换了原来的统治者。富人被杀掉了。大批勇敢而自重的人退到西边的山里，其他许多人则及时逃到了布列塔尼，他们的子孙后代有朝一日是要回来的。  
　　撒克逊人喜欢居住在河谷地区。他们认为，有经济收益的地方就是河边的草地，低处种庄稼，高处放牧。但是，有许多地方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收拾好，把水排干；在这期间，除了高原地带的布立吞人田庄的产品以外，他们能靠什么为生呢？比较可能的是，在河谷可以播种以前，他们让本地人当奴隶耕种自己原有的土地。后来，古老的布立吞田庄逐渐荒芜了，所有的人都聚居到河边或溪头的村子里。河谷居民的语言，同散居山上者的语言相比，占着支配的地位。对现代英国地名的研究证明，山、森林、河流的名称一般起源于克尔特语，甚至在村名都是盎格鲁撒克逊语的地区也是如此。由此可见，不列颠的原有民族并没有被灭绝。他们语言的消失是可以理解的，即使在我们知道有布立吞人混居的地方也能找到答案：他们必须学习主人的语言，而主人却不用学习他们的语言。结果，拉丁语和布立吞语完全让位于后来者的语言，甚至在最早的文献资料中也很难找到拉丁语和布立吞语的痕迹。  
　　但是，岛上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肯特郡，这些新来的人定居在离原有居民不远的地方，并且采用了他们的名字，叫做坎迪亚西人。在诺森伯利亚，法律受到了克尔特法律的重大影响。在汉茨和威尔茨，从利斯到德维利尔的宽阔地带用的都是布立吞名称，这似乎可以说明，本地人仍然在丘陵地带耕种着他们的田地，而撒克逊人则在开垦河谷。这两个民族没有种族歧视，他们的体形也很相似，在许多地区，撒克逊人可能大量混合了布立吞人的血统。  
　　这些侵略者也渴望获得栖身之地。他们的严厉法律和艰苦生活，都是由于中亚细亚贪婪的游牧民族的大规模西迁而给他们造成巨大压力的结果。外出劫掠六个月以后回来的武土，总想稍事休息。当然，他们对于逼人的形势并非无动于衷。然而，首领和长者不禁要问，何处可得安居之所呢？公元五世纪，东方的压力日益加重，另一方面，每年到不列颠劫掠的人都满载而归，还说那里十分富庶。这使部落首领们想到，要登上这个海岛将是十分困难的，如果哪个顽强勇敢的民族能够占领此岛，便可以安然无患了。也许，在这个惊涛拍岸的海岛上，人们可以定居下来，享受生活的乐趣，而不必整日担心被强者所征服，也不会遭受大陆上的军事生活和部落生活每日所造成的巨大牺牲。于是，野蛮人挥剑指向不列颠这个庇护所。他们入侵以后，便逐渐作出殖民计划，并付诸实施。在前面充满光明而后面是一条绝路的情况下，移居和占领不列颠的活动便逐年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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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耳曼各部落中，撒克逊人是最凶狠的，据说，他们之所以叫做撒克逊，是因为他们使用一种叫赛克斯的短剑。虽然根据传说和圣徒毕德的著作，是盎格鲁人、朱特人和撒克逊人共同征服了不列颠，虽然各个殖民点具有不同部落的特征，但是实际上，撒克逊人很可能在离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之前就兼并了另外两个部落集团。  
　　我们小时候所读的历史书，都想大胆地列出所有重大历史事件的确切日期。公元四四九年，在沃迪吉恩的邀请下，亨吉斯特和霍萨在肯特郡原有居民的尸体上建立了朱特王国。公元四七七年，埃拉和他的三个儿子来到不列颠，继续进行侵犯活动。四九五年，塞迪克 [ 译者注：传说是西撒克逊第一位国王。 ] 和他的儿子辛利克登陆了。五〇一年，海盗朴特建立了朴次茅斯。五一四年，西撒克逊人斯塔弗和威特格也进行袭击，把布立吞人赶跑了。五四四年，威特格遭到杀害。五四七年，伊达来到这里，后来建立了诺森伯兰王国。对于这些年代，我们只能说，它们与事实大体相符，接连不断的入侵者带着殖民者登上了我们的不幸岛屿的海岸。  
　　其他人做了另一番描述。I．R．格林写道：  
　　村里的大部分宅舍属于自由氏或最底层的自由民，其中一些较大的宅舍属于出身比较高贵的自由民。这些人世世代代受到尊重，在战时和太平时候全村的首领都是从他们当中选出的。但是，村民的这种抉择完全是自愿的；出身比较高贵的人在法律上不享受半点特权。 [ 原注：摘自《英格兰民族简史》(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第四页。 ]  

　　如果这是真实的情况，那么我们早已实现了“民众联合和贤者当政”的民主理想。毫无疑问，在日耳曼部落的概念中，有许多至今仍然令人钦佩的原则。这些原则在我们英语民族向世界传递的信息中，构成了重要的成分。但是，征服不列颠的人根本没有实现这些理想，反而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十分卑鄙可恶的社会。入侵者把日耳曼各部落的一条共同原则带到了不列颠，即通过金钱的力量推护人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如果有什么平等的话，就是社会各个阶层内部的平等；要说有自由，主要是有钱人的自由；如果有权利，也基本是财产带来的权利。任何犯罪行为都可以用赔款或罚款的方式获得解决。除了拒绝出征以外，最大的罪行就是盗窃了。  
　　他们用先令确定了每个人的精确价值。一个王子值一千五百先令，一个贵族值三百先令，下层自由民值一百先令，农奴值四十到八十先令，家奴就一文不值了。在肯特，一个先令相当于一头牛，在别处相当于一只羊。这些法律条理分明，规定明确，但是也很古板，如果一个下等自由民杀死一个贵族，他的赔款是贵族杀死一个下等自由民所付赔款的三倍。这些法律适用于任何家庭。杀人可用现款赔偿。有钱能使鬼推磨，没有钱就只好束手受惩，或者失去自由。当然，价值一千五百先令的王子在某些方面也受这些法律的制裁。对诽谤者的惩罚是割其舌头。如果一个王子犯了诽谤罪，他的舌头价值是贵族身价的五倍，是自由民身价的十五倍，他只有如数缴纳罚金，才能保住舌头。地位卑贱者的舌头当然更为便宜了。正如阿尔弗烈德在很久以后所说的那样，这种赔款或罚金制度至少比血腥的仇杀好一些。  
　　血缘宗亲关系本来是日耳曼社会的基础。每个家庭是一个社会单位，部落则是整体。从新殖民者中间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可以看到，以血缘宗亲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开始解体了，而以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地方社会结构和贵族阶层则开始取而代之。这一变化同人们知道的许多事物一样，是随着战争的残酷需要而产生的。每个先驱部落为了生存和保住立脚点同处境差不多的部落进行搏斗，但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败在最勇敢、最威严、最走运的酋长手下。然后，要做的事情已经不是需要几个月或者至多一年的征伐问题了，而是要选择拓居点，要开垦肥沃的处女地，还必须用武力保卫这片土地。但是，除了那些勇敢地踏着原有主人的尸骨夺来这些土地的酋长以外，谁能保得住它呢？  
　　日耳曼人在英格兰定居以后，他们原来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由于频繁的军事活动，前来开拓土地的武装农民被迫接受更大的国家权威。在日耳曼尼亚的时候，他们没有国王。在不列颠，他们的国王是从那些自称为古神后裔的首领中产生的。国王的地位日益显赫，他的支持者和随从在社会上逐渐形成一个新的阶级。这一阶级产生了封建制度的胚胎，后来控制了整个社会。封建领主是主人，也一定是保护者。他必须支持他的属民，打官司时给他们撑腰，发生饥荒时供养他们，反过来，他们必须为他种地，为他打仗。  
　　国王起初只是长期任职的军事首领。但是一旦登上王位，他就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需要和自己的致命危险。保证自己地位的安全是他的首要目标。“单单做到了这一步还不够，总要把现状确定巩固起来才好，……” [ 译者注：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第三幕第一场。 ] 怎样才能巩固呢？唯一的办法是国王招纳一批英勇善战的武士，鼓励他们征服外国和开拓新土地。他只有土地可以赏赐给他们。当时已有特权阶层。国王身边都是一些和他同建战功并受过恩典的人。战利品很快消耗掉，而土地却永世长存。有大量的、质量不一的土地，但是，要给每个武士分封一块采邑这件事，却和日耳曼部落的传统格格不入。经过大规模的战争和拓荒，越来越多的土地成为私有财产。于是，蒙受国王恩宠的地主贵族阶级也就应运而生了。它的产生过程起初并不明显，但从七世纪起便日益迅速。布立吞人顽强抵抗了二百多年。在这期间，双方各有胜负，而与此同时，出身神圣的军事领袖所实行的个人统治制度，也在盎格鲁撒克逊入侵者中间扎下根来。  
　　当这个统一的社会结构正在形成的时候，一些互相烦轧的小王国也相继诞生。当时交通闭塞，没有文字，各个地区象波涛汹涌的海洋中的孤岛一样彼此隔绝。因此，在入侵部落占领区里顿时王侯四起。在日耳曼人的许多根本缺点和恶习中，他们之间互不相容这一缺点尤其突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不列颠岛处于组织严密的小公国群雄割据的混乱状态之中。在殖民初期，亨博河以南整个地区的居民共同处于一个统治者的管辖之下，但是始终没有产生国王。他们仍然靠劫掠为生，因此费尽心机保护自己的掠夺品。  
　　目前已经有许多著作论述了罗马人在不列颠统治的衰落过程，介绍了当时人们如何由于在这个制度下过着舒适的生活而变得懒散的情况。毫无疑问，吉尔达的著作使读者获得的印象是，罗马制度衰落后，不列颠社会十分虚弱，政府极其无能。这种印象大概是比较客观的。但是，要想公正地评价这个时代就得承认，布立吞人同我们现在所说的英格兰人斗争了大约二百五十年。他们在罗马这个世界性大帝国的支持下同英格兰人战斗了一百年，在另外一百五十年里则全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战斗。这场斗争波澜起伏。布立吞人曾经多次取得胜利，阻挡征服者的前进步伐达数十年之久。当初连罗马人也无法征服的山区，终于再次证明是布立吞民族的不可攻克的堡垒。

showcraft

第五章　英格兰
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1956-1958




　　夕阳带着火红的余辉落下去，苍穹拉下了漫长的夜幕。长夜过后终于又到了薄雾迷蒙的阴暗的黎明。可是天色大亮的时候，人类的遥远后代才清楚地看到，一切都变样了。在黑夜中入睡的是不列颠，黎明时醒来的却是英格兰。它贫穷落后，野蛮愚昧，四分五裂，但还活着。不列颠曾经是一个世界大帝国的活跃地区，而英格兰却再度成为野蛮愚昧的孤岛。它曾经是基督徒的王国，而现在却是异教徒的场所了。它的居民曾经在规划合理的城市中欢度时光，这些城市有庙宇、市场和学校，养育了工匠、商人以及精于文学和修辞学的教授。在四百年的过程中，那里秩序井然，法律严明，财产受到尊重，文化不断发展。可是现在一切都不复存在了。木头房屋代替了昔日的石头建筑。写作的技巧完全丧失了，盎格鲁撒克逊人所用的一些粗鄙文字，成为他们向远方的人表达思想和愿望的唯一手段。在英格兰，野蛮人四方割据，划地称王。当年使日耳曼部落得以兴旺发达的严格军事原则也已经消失殆尽。许多小无赖，有的自立为王，你争我夺，蹂躏着太好河山。当时谈不上有什么国家，甚至也无部落文化可言。但这是个过渡时期，十九世纪的学者都称它为人类向前迈进的阶梯。我们从一场当时可能显得漫长的恶梦中醒来，发现周围一片死气沉沉。摧毁罗马文化的野蛮游牧部落，不但没有作出恢复旧观的任何努力，而且很可能长期沉迷不悟。幸好一股新的力量在大海彼岸活动着，它在文明的废墟中一步一挪地向前慢慢移动，终于通过各种渠道到了这个不幸的海岛。东罗马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说，大陆上的亡灵被一些未开化的凯伦 [ 译者注：希腊神话中把亡灵渡往冥府的神，此处借喻野蛮人。 ] 运到了不列颠。如果没有这种新力量，盎格鲁撒克逊人肯定还会过着肮脏的生活，这种生活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算了结。  
　　在罗马帝国占领不列颠以后的头两个世纪里，基督教还没有成为帝国的国教。由于帝国对宗教比较宽容，基督教和其它宗教都得到了发展。不列颠岛上也有了基督教会，它派主教参加早期的宗教会议，并且在独自的灵魂探索中有力量建立起皮拉吉邪说。当不列颠过着不幸的日子并同撒克逊人进行长期斗争的时候，基督教会和其他幸存者退到了本岛的西部。两个交战民族之间的鸿沟如此之深，致使不列颠的主教们根本就不打算吸收入侵者入教，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使撒克逊人改变信仰。过了一个时期，一位杰出的主教，即后来的圣戴维主教，使现在的整个威尔士地区皈依基督教。此外，不列颠的基督教在动乱中已趋衰落，要不是一位具有魅力的非凡人物登场，它很可能已经一蹶不振了。  
　　圣帕特里克是罗马时代出身名门的布立吞人，大概住在塞文河流域。他父亲担任基督教副主祭，既是罗马公民，又是市议会议员。五世纪初期的一天，有一伙爱尔兰强盗前来焚烧劫掠。他们抢走年轻的帕特里克，把他卖到爱尔兰当奴隶。有人说他被卖到康瑙特省，也有人说他被卖到北爱尔兰，他们各执己见，但都言之有据。也许两种说法都是对的，这两个省也许都自称享有这个荣耀。不管在哪一个省，他养了六年猪倒是确有其事。寂寞使他到宗教中寻找慰藉。在神奇的启示下，他设法逃了出来。虽然离海边很远，他还是设法走到了港口，找到了一只船，并说服船长把他带走。经过长时间的航行，他到了马赛附近的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当时是由东地中海向西扩展的新修道运动的中心。他后来和奥赛尔城的日尔曼努主教在一起。他怀有以德报怨的强烈愿望，把过去在爱尔兰当俘虏时了解到的情况告知世人。在十四年的时间里，他受到日尔曼努主教的精心培养，同时为一次可能出现悲修结局的冒险做好准备，然后于四三二年乘船回到他所逃离的野蛮地区，在那里他很快取得了不朽的成就。他把已有的基督教会组织起来，使尚未入教的王国皈依基督教，把爱尔兰同西欧的基督教会联系起来，从而使它成为基督教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还把蛇蝎之辈从爱尔兰驱逐出去，这虽属次要方面，但亦值得永志不忘；为此，他的名字世代相传，永放光芒。  
　　因此，在黑暗时期，基督教的火炬是在爱尔兰而不是在威尔士或英格兰燃烧发光的。福音书也是从爱尔兰传到不列颠北部，第一次显示了赎救皮克特入侵者的神力。圣帕特里克去世五十年后出生的哥伦布，参加了他的教会，在他的恩典和热情的鼓舞下，成为这一信仰的新旗手。哥伦布的许多门徒离开他在爱奥拿岛建立的修道院，分别前往斯特拉思克莱德的布立吞人王国、北边的皮克特部落居住地区以及诺森伯利亚的盎格鲁人王国。哥伦布是苏格兰基督教会的奠基人，他使圣帕特里克传到爱尔兰的基督教越过波涛汹涌的海面，在苏格兰广大的地区传播开来。不过，圣哥伦布的传教士传到英格兰的基督教，同欧洲基督教国家普遍接受的基督教有所区别。它采取修道院的形式，从爱尔兰东部传到北部，然后又传到它的新“家”，中途和罗马势力的中心没有一点接触。因此，克尔特教会的统治机构，得到修道士和传教士的松散组织的支持，在这些重要的早期年代里，它同世界性组织的教廷没有什么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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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交通不便，消息闭塞，但罗马教廷一开始就密切注意到圣哥伦布努力奋斗的成果。它不仅对福音书的传布表示关注，而且也注意任何偏离正轨而把新基督教徒引入歧途的倾向。当它看到这些遥远的北方岛屿开展热烈的基督教运动，自然欣慰莫名，但同时又注意到了这个运动一开始就游离于教皇的管辖之外，故而又感到不安。当时，罗马主教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使基督的所有羔羊 [ 译者注：基督教把该教的神称为牧者，将信徒称为羔羊。 ] 聚为一群。在充满宗教热情的北方，基督教信仰似乎根子不正，更主要的是，它象脱离罗马教廷这个主根而单独培育起来的。  
　　鉴于福音书的传布和其它许多问题，罗马教廷在六世纪末决定派一名引路人到英格兰去传布和加深基督教信仰，使异教徒皈依基督教，并且使不列颠基督教会同罗马教廷有效地合为一体。为了执行这一崇高的使命，后来被加上“伟大”称呼的格雷戈里教皇和齐集罗马的教职政治家，选择了有文化的可靠修士奥古斯丁。历史上有名的圣奥古斯丁于五九六年在前景光明的情况下开始执行他的神圣使命。肯特一直是不列颠岛上同欧洲联系最密切的地区，并且在各个时期中也是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肯特的国王同克洛维斯的后裔、巴黎的法兰克国王的女儿贝尔塔结了婚。肯特国王仍然信奉托尔 [ 译者注：北欧条顿神话中的雷神。 ] 和武登 [ 译者注：日耳曼神话中的主神。 ] ，但是贝尔塔王后已经开始向宫中的侍臣讲解基督教教义。她的法兰克牧师是一个作风认真而精力旺盛的人，他获得了传教的全权。这使肯特人受到极大的鼓舞，因为他们本来就愿意接受在西欧占支配地位的基督教教义。所以，至奥古斯丁在肯特登陆时便知道，他的使命已有雄厚的基础。他的到来加强了人们信奉基督教的意志。在法兰克公主的帮助下，他使国王埃塞尔伯特皈依基督教。这位国王由于政策方面的原因，对采取这一步骤也曾经反复作过考虑。圣奥古斯丁以不列颠残存的圣马丁教派为基础，在坎特伯雷恢复了基督教生活，使这个地方后来成为英格兰的宗教权威中心。  
　　英格兰的君王埃塞尔伯特有力地控制着南部和西部的一些王国。他巧妙地奉行野心勃勃的政策。尽管他虔诚地皈依基督教，但却俗念未净。作为撒克逊人唯一的基督教君主，他有条件向布立吞诸君主伸出宗教之手，用基督教信仰作为联结全岛的纽带，建立自己的无上权威。这同奥古斯丁在罗马领受的意旨肯定也是不谋而合的。于是，七世纪初，埃塞尔伯特和奥古斯丁召集了一次不列颠基督教主教会议。会议地点选在塞文河谷，位于撒克逊人和布立吞人统治区域的交界处，已经远离肯特王国的疆界了。两个敌对的民族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以基督的名义获得和解，实现全面的持久和平。埃塞尔伯特和他的后代肯定会从这次和解中大受裨益。但令人遗憾的是，英明政策所鼓励的和解没有得到实现。原因有二：第一，布立吞主教们互相猜疑，优柔寡断，第二，圣奥古斯丁态度傲慢，机智不足。  
　　他们开了两次会，中间休会一段时间。从表面上看，会议讨论的只是一些有趣而不易引起分歧的问题，其中有至今仍有争议的复活节日期问题，还有修士削发的式样问题。奥古斯丁主张按照罗马习惯，只把头顶剃光。布立吞主教则可能模仿督伊德教的习惯，认为要从头顶剃到两耳，前额留一道额发。这倒是一种可笑的选择。这些都是容易解决的问题。它们为会议的顺利进行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使重要的问题可以在友好气氛中迎刃而解，或者可以在幕后缩小分歧。  
　　但是，布立吞主教们不愿自动处于罗马的严格控制之下。他们曾经在可怕的暴行和压迫面前长期捍卫基督教信仰，如今又何必所从那入教不久的肯特王国的撒克逊国王的摆布呢？尽管他的政治意图是那么蛊惑人心，还是昭然若揭。第二次会议以彻底决裂面告终。当奥古斯丁认为他遇到了极端的偏见和深刻的敌意，看到归顺罗马的几位布立吞主教被他们的兄弟们斥为叛逆的时候，他立刻采取了恐吓的手段：如果布立吞基督教会不接受他提出的合理要求，那么罗马教廷将站到撒克逊人一边，利用自己的影响和威望反对它们；当信教已久的布立吞基督教徒被新皈依基督教的撒克逊国家割断喉咙的时候，撒克逊军队将得到罗马教廷和大部分基督教徒的祝福和支持，而他们则不会得到任何同情。这位圣徒还喊道：“如果你们不接受朋友的和平之手，就得抵挡敌人的无情之剑。”但是，这同布立吞人二百年来所经历的战祸比较起来，算不得什么，他们并不在乎。会谈在敌对的气氛中破裂了，留下了不可弥补的裂痕。罗马教廷后来又通过埃塞尔伯特和肯特王国做了多次努力，试图同布立吞基督教会建立哪怕是一丝半点的联系，然而都被断然拒绝了。  
　　奥古斯丁虽然光荣地完成了他的使命，但是他的成就却并不圆满。在圣保罗教堂遗址上建立的一座教堂里，他主持了梅利塔斯就任东撒克逊主教的仪式。此外，他根本没有想到肯特以外的地方去改变人们的宗教信仰。他得到了“英格兰传道者”的不确切称号。在许多世纪里，一直把过去有名的罗马不列颠行省重新送进基督教怀抱的伟大功绩记在他的名下。这个荣耀的光环直到近代仍在他的头上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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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几十年，群雄割据的政治局面发生一些变化之后，罗马教廷的使者开始进入英格兰北部，教化当地人民。东撒克逊人的国王雷德瓦尔德取得一系列胜利之后，在迪河到亨博河之间的英格兰中部地区开拓了辽阔的版图。在雷德瓦尔德的帮助下，一个名叫埃德温的流亡王子获得了诺森伯利亚的王位。埃德温后来靠自己的能力逐渐在英格兰取得了重要地位，甚至在他的盟友雷德瓦尔德逝世以前，就成为除了肯特以外的英格兰诸王国所公认的王中之王。他的舰队还征服了安格尔西岛和马恩岛。他树立了个人权威，而且他所建立的联盟还为统一的英格兰王国奠立了基础，使它后来得以在默西亚国王和西塞克斯国王的手中脱胎成形。埃德温娶了肯特王国的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公主，并保证尊重她所信仰的宗教。因此，当她在六二五年从坎特伯雷前往埃德温的首都约克的时候，在她的随员中有第一个到过英格兰北部的罗马传教士波利纳斯。二十四年前圣奥古斯丁活着的时候，波利纳斯曾作为使节首次来到不列颠。  
　　埃德温留下了一幅令人赞叹的美好图景：“凡是埃德温国王在不列颠所统治的地方，都呈现出一片太平景象。至今还流传着这种人人皆知的说法：妇女可以抱着她的新生婴儿走遍全岛，不受丝毫危害。这位国王十分重视臣民的福利，凡是公路附近有清泉的地方，他都叫人安上木桩，上面挂着合适的饮水器皿，供过路行人解渴之用。没有人敢将饮水器作为其它用途，这是因为人们对国王满怀恐惧或敬爱之情。”他还恢复了罗马人的威仪：“无论在战斗中或在和平时期，他率领臣子巡视各省市和小镇时，总要别人在他的前面高举旗帜。他学罗马人的气派，在街上行走的时候，也都有人在前面举旗开路。”  
　　波利纳斯所依靠的国王，在极盛之时就是这样威风凛凛。波利纳斯教化了埃德温，在地图上和英格兰形状相似的诺森伯利亚王国也随之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可是这件值得庆幸的大事却很快带来了可怕的后果，诺森伯利亚王国的霸主地位，引起了现在英格兰中部的默西亚王国国王潘达的强烈不满。一场戏剧随着命运的沉浮开始了。公元六三三年，不信教的潘达同北威尔士信奉基督教的布立吞国王卡德瓦伦结成了反常的联盟，旨在推翻埃德温的宗主权，粉碎诺森伯利亚王国。据我们所知，这是有史以来布立吞人和撒克逊人第一次并肩作战。这一次，政治高于宗教和民族。在唐卡斯特附近的一次激战中，埃德温战败身亡。他的头披挂在陷落的约克城墙上示众，不过这不会是用来示众的最后一个首级。约克过去一直驻有一个罗马军团，城里的布立吞人可能还保持着罗马时代的传统，他们对凯族的同胞表示欢迎。布立吞人突然消灭了岛上这位最伟大的国王，却也招致了同样迅速的报复。不管怎样，布立吞人的卡德瓦伦国王战胜了诺森伯利亚王国，布立吞人长期盼望向撒克逊人报仇雪恨的一天终于来到了，他们如愿地讨还了大笔旧债。当年波狄希亚的精神几乎又表现出来了。  
　　但是，诺森伯利亚王国有很大的内在力量。作战牺牲的埃德温誉满全国。他的继承人奥斯瓦尔德出身于波尼希亚省(国内两省之一)的世家，此时成为新皈依基督教和同仇敌忾的撒克逊军队的首领。埃德温死后不到一年，奥斯瓦尔德就在沿着罗马墙展开的一次激烈战斗中消灭了卡德瓦伦和他的布立吞军队。这是布立吞人和撒克逊人之间的最后一次激战。应该承认，布立吞人不仅时运不济，而且策略欠妥。他们联合英格兰中部不信基督教的撒克逊人一起为自己报仇，并且利用了撒克逊人的分裂运动，因此破坏了他们立誓信奉的基督教要统一全岛的光明前途。结果，他们自己吃了败仗，被扔在一边。他们同入侵者进行的长期斗争得到了悲惨的结局，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终于结束了。  
　　鉴于布立吞人的暴行而联合起来的北部撒克逊人，在消灭卡德瓦伦并把疯狂的西部布立吞人赶出诺森伯利亚之后，便开始同潘达国王进行斗争。撒克逊部落认为，由于潘达与宿敌结成可耻的同盟，撒克逊人遭受了无穷的灾难和屠杀。可是，这位国王却也盛极一时，他以默西亚王国的全部力量维护托尔和武登在国内的神圣地位，共达七年之久。象对待诺森伯利亚的前任国王那样，他打败了奥斯瓦尔德国王，将他砍首断肢。但是几年之后，奥斯瓦尔德的弟弟奥斯韦清算了这笔家仇，潘达引剑自刎。诺森伯利亚王国在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和苦难之后，变得更加强大。  
　　由于埃塞尔伯特未能将撒克逊和布立吞的基督教派重新统一起来，这一希望落在诺森伯利亚王室的肩上。罗马教廷寄予重望的是约克，而不是坎特伯雷，是撒克逊军队，而不是布立吞军队，因为撒克逊军队可以肩负统一全岛为基督教世界的重任。当灾难降临诺森伯利亚王国的时候，波利纳斯已经仓皇地乘船赶回坎特伯雷。他和奥古斯丁都不是能经受当时残酷战争考验的人。虽然他们都在教义、利益和政策方面受到罗马教廷的精心培养，但是他们缺乏充当殉道者或福音传教士的素质。布立吞人的这次进攻非常凶猛，但波利纳斯的助手詹姆斯副主祭在这场战争中一直忠于职守，在抢劫和屠杀之际仍然坚持传教和洗礼活动。然而，比他的工作更为重要的是圣艾丹率领的克尔特传教团在诺森伯利亚的活动。克尔特传教团使诺森伯利亚以及东英吉利和默西亚的大部分地区重新皈依基督教。这样，在英格兰又一次出现了两支基督教教派。随后，它们之间争夺主导地位的斗争就开始了。  
　　在潘达死后，被压抑的各种情绪都进发出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格兰完全进入了基督教阵营。这时，在任何一个王国里，除基督教以外，任何宗教活动都没有市场。整个不列颠岛都信奉基督教，只有少数人仍然崇拜武登，不过他们是无足轻重的。这件好事本来可以造福于全岛，但是由于撒克逊和布立吞两个民族之间新产生的分歧而黯然失色了。这两个民族本来就有深仇大恨，如今对于宗教统治又有了分歧的意见，这种分歧使两个民族几乎象基督教和异教那样水火不相容。从此，问题的核心已经不在于不列颠岛应该是基督教的还是异教的领地，而在于究竟是罗马教廷还是克尔特人对基督教的看法应占主导地位。这些分歧持续了好几个世纪，双方一直为此争论不休。  
　　比较有名而成效卓著的调解活动，是六**年召开的惠特比宗教会议。会上讨论的关键问题是，不列颠的基督教学说究竟应该同基督教世界的基本原则保持一致，还是应该由在北方建立了克尔特教派的那些修道士进行诠释。双方争执不下。但是在听了多次苦口婆心的宣讲之后，诺森伯利亚教会终于决定完全加入罗马教会，成为天主教的一分子。默西亚王国的教会不久也隶属了罗马教廷。克尔特人的教会领袖及其门徒愤然退到爱奥拿岛，而爱尔兰教士们还在分庭抗礼。但是，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是怎么评价也不算过分的。英格兰教会已经不受那些在小城镇和穷乡僻壤过着苦行生活的修道院长的狭窄眼界的影响，每个教徒的眼前都展现出世界性的基督教大家庭的广阔图景。诺森伯利亚因此发展到了极盛时期。不列颠岛第一次在信仰和道德方面实现统一，教会势力遍及岛上六分之五的地区，这是该岛在精神领域里迈出的决定性一步。它现在已经完全基督教化，而且大部分比较强盛的地区都同罗马教廷有了直接联系。  
　　罗马教廷认为奥古斯丁和波利纳斯有辱使命，它意识到，通过肯特王国去引导和控制不列颠基督教会的努力算是落空了。于是，它制订了一项体现天主教普遍性的新计划。六六八年，它又选定两名特使，要他们给雾霭迷蒙的北方带去光明。一个特使叫西奥多，是小亚细亚塔尔苏斯人，另一个特使叫哈德里安，是非洲迦太基人。他们比自己的先驱者更加坚忍不拔。此外，这两个人在性格和诚实方面也是他人望尘莫及的。他们到达坎特伯雷的时候，整个英格兰只有三名主教出来迎接。可是，当他们完成任务的时候，英格兰教会已经傲然挺立，至今不衰。西奥多于六九〇年去世以前，已经把主教管区由原来的七个增加到十四个，而且，由于他的管理才能，英格兰教会内部拧成了一股绳。尽管英国的教会至今尚未尊他为圣徒，但这位杰出的亚洲人仍然不失为英格兰最早的政治家，他以自己的智慧为英格兰导航，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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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七世纪和八世纪，盎格鲁撒克逊各王国的国王为取得霸主地位进行了长期而复杂的斗争。这场斗争对当时的人虽然极为重要，可是对后来的历史面貌却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所以这里不必多费笔墨。由于地理位置不利和国力不强等内在因素，诺森伯利亚王国的最高权力受到威胁，它的极盛时期遂告终结。这个王国在各方面都容易受到攻击。它北有皮克特人，西有布立吞人的斯特拉思克莱德王国，南有英格兰中部的默西亚王国，而默西亚人对于潘达之死及其追随者所受的惩罚仍然怀恨在心。这些敌手是诺森伯利亚王国难以对付的。它曾竭力应付，而且在敌对的国王进行劳民伤财的互相残杀之际，它的一些英明首领也一度占过上风，但是它不可避免地要失去岛上的领导地位。  
　　不过，诺森伯利亚有幸在它的没落时代哺育了我们已经提到过的一位编年史家，他写下的史料经过长期湮没之后传到了我们手里。他就是才华出众的毕德修士。当年他深居教堂，默默无闻地工作，今天他来到前台，成为不列颠岛那段模糊不清的历史时期中最有权威的、而且几乎是唯一的发言人。毕德和吉尔达不同，他写的是历史事实。中世纪里，人们感激地称吉尔达为“智者”，但是，“圣徒毕德”至今依然蜚声文坛。他独自尽力为我们描绘和解释盎格鲁撒克逊人管辖下的英格兰初期景象：那时的英格兰普遍信奉基督教，由于部落、王朝以及个人之间的激烈斗争和领土纠纷而四分五裂。一位伊丽莎白时代的文物工作者称这个时期为七国时代。这七国都宣传基督的福音书，可是也都不择手段地互相打击，争夺霸权。从七三一年到八二九年几乎整整一百年间，它们在同一宗教的旗帜下不断进行残酷的掠夺性战争。  
　　在撒克逊人的英格兰，霸主地位转移到了默西亚王国。在将近八十年的时间里，默西亚的两代国王掌握着亨博河以南的所有英格兰地区，埃塞尔鲍德和奥法分别统治了四十年。埃塞尔鲍德在成为独裁者之前是个流亡者，同修士和隐士相处，也曾和圣人来往。他掌权后仍不失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是有时无法摆脱世俗的各种引诱。圣古思拉克在他穷途潦倒的时候安慰过他，而后来圣博尼费斯鉴于他的伤风败俗行为却不得不加以斥责。  
　　当时在性生活方面的道德观念已经很强，教士甚至可以指责国王生活放荡。来自日耳曼尼亚的博尼费斯指责埃塞尔鲍德利用自己的国王地位，在女修道院博得别人无法企求的欢心，因而犯了“弥天大罪”。关于埃塞尔鲍德国王的史料很少。他赈济穷人，维持治安，七三三年袭击了南边的西塞克斯，七四〇年又乘诺森伯利亚国王同皮克特人斗争而处于困境之机，蹂躏了这个王国的部分地区。在取得这最后一次胜利以后，他开始自称为“南英格兰国王”和“不列颠国王”。在亨博河以南，他的这些称号是名副其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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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塞尔鲍德后来被他的卫土杀死。奥法继承王位，他是一位更了不起的人物。有关奥法的情况，后人所知甚少，只知道他统治了默西亚极盛时期的后四十年。但他执政时期的痕迹不仅在英格兰处处可见，甚至在欧洲大陆也有证可考。奥法是查理大帝同时代的人，他的政策同欧洲国家的政策有许多相同之处。他被誉为第一位“英格兰国王”，也是罗马时代以来第一个同大陆发生争执的人。  
　　查理大帝希望他的某个儿子能和奥法的某个女儿结婚。这是英格兰人奥法位高望重的重要证据。奥法则要求，查理大帝必须把自己的某个女儿也嫁给他的一个儿子才行。起初，查理大帝对奥法这种平起平坐的建议大发雷霆，但他不久又感到，同奥法重修旧好确是上策，因为这位“英格兰国王”对大陆实行了贸易禁运，这种报复措施所带来的不利因素很快就完全战胜了他的虚荣心和个人情绪。不久，奥法又成了这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最亲爱的兄弟”。查理大帝同他商定，两国国王应“根据传统的贸易惯例”，彼此保护对方商人的活动。当时提出来协商的交易品可能是法国的“黑石”(大概就是煤)和英国的斗篷。此外还有难民问题和引渡问题。查理大帝想遣返一名在四旬斋期间吃肉的苏格兰人。查理大帝送给奥法一把古剑和一个丝织的斗篷。由此可见，奥法已经跻身于欧洲的最伟大人物之列。当时不列颠岛国在欧洲显然也是举足轻重的。任何强大帝国的君主都不会同无足轻重的人联姻和商订详细的贸易条约。  
　　这两个国王统治时期的繁荣昌盛，恢复了不列颠岛在世界上不可忽视的地位。奥法不仅自称为英格兰国王，而且还自称为“全英格兰国王”。历史学家们认为“英格兰国王”这一称呼是我们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位英格兰国王统治着岛上的绝大部分地区，他所控制的贸易很重要，他的女儿是查理大帝儿子的合适配偶。我们对奥法的了解几乎完全是从他对邻国的影响中得到的。根据这些邻国的史料记载，他清除了塞文河流域的一些小国王，在牛津郡打败了西撒克逊人，征服了伯克郡，砍了东英吉利国王的头，成为伦敦的主宰，废除了亨吉斯特在肯特建立的君主制度，非常残酷地镇压了那里爆发的起义。从那时起，他便在肯特发号施令。他没收了那里的造币厂，在坎特伯雷大主教发行的硬币上铸上了自己的名字。其中有一枚硬币很奇特，是一个巧妙模仿阿拉伯骰子而制造的金第纳尔 [ 译者注：英国古时的一种货币单位。 ] ，上面有“英格兰国王”的印记。坎特伯雷的造币厂显然只是把币面上的阿拉伯文当作一种装饰，其实这些阿拉伯字的意思是，“只有一个神，穆罕默德是他的预言者。”他们要是知道这些内容，准会感到非常震惊。奥法同教皇建立了比较融洽的关系，大祭司长称他为英格兰国王。奥法于七八七年在他的王宫里热情地接见了教皇的使者，并且向他们保证尊重圣彼得。以后他为了证明这一誓言，每年都向教廷纳贡。贡品中包括那种表明对立的宗教信仰的硬币，当然，他不是故意这样做的。  
　　我们在研究奥法的时候倒象一些地质学家，他们没有找到某种东西的化石，只是发现了和它形状相同的大空洞，因此断定洞里曾经住过庞大有力的生物。查理大帝宫中的几名编年史家之一阿尔库英对奥法说：“你是不列颠岛的光荣，也是对付它的敌人的刀剑。”在皈依基督教的撒克逊英格兰和尚来征服的布立吞人之间，奥法命令修筑了后来成为他的纪念碑的一堵长墙。这时局势改变了，那些长期坚信旧信仰而保持独立的人，在人们的眼中降低了身份，他们住在贫瘠的山区，而任意掠夺他们的人却大摇大摆甚至威严地阔步而行。这堵长墙翻山越谷，从塞文河口一直修到默西河附近，中间有些部分同密林相衔接。它向我们证明，奥法主宰的国家拥有何等巨大的权力。只要我们想到争取生存的斗争是多么的艰难，想到搜集供人生存的粮食不仅是每个家庭而且是每个民族多么关心的重要问题，我们就会惊讶不已地赞叹，一个人的一生和他的意志竟然能够完成这样浩大的工程。我们可以想象出奥法王国的辽阔疆域和强大力量。如果不是以有力的政治权力为基础，这样浩大的工程是无法完成的。“奥法墙”不仅反映了当时的人力资源，也反映了当时的政策。在许多地段，它的位置有利于布立吞人，因此历史学家得出结论说，与其说这是防御工事，不如说是疆界，而且是根据有利于双方的协议修建的。它不是安东尼努和海德利安在野蛮人和文明世界之间修筑的那类罗马墙，而是一项庄重协议的产物。这一协议使奥法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免受布立吞人入侵的威胁，从而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腾出手来同欧洲进行谈判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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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和文化在秩序稳定的情况下得到了发展。撒克逊人从大陆上的原籍带来了富有活力的野蛮艺术和早期诗歌，这种艺术一旦在岛上传播，很快就受到善于运用线条和颜色的克尔特人的热烈欢迎。克尔特人的这种才能在罗马时代受到外省风气的压制，罗马势力一被赶走，它又光彩四射了。基督教使他们有了许多新的装饰目标，创造了象林迪斯法恩福音书和英格兰北部的十字雕架那样的著名作品。发祥于修道院的艺术和文化出现了，但是我们了解得很少。毕德是当时人们普遍尊敬的最伟大的学者，由于他的影响，人类后来用基督降生的那一年作为公元元年。马尔梅斯伯雷的奥尔德赫姆是欧洲最享盛誉的作家，在欧洲大陆修道院出版的著作中，他的作品最多。白话诗盛行起来。在西塞克斯，有人开始写散文。另一位西撒克逊人博尼费斯教士，生于埃克塞特附近的克莱底顿，是日耳曼尼亚的使徒。在八世纪，英格兰确实堪居西方文化之首。  
　　在历史上模糊不清、对于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意义的黑暗时期过去之后，一个新的目标正在逐渐形成。具有不愿受约束的性格和气质的英格兰，有可能象罗马时代那样成为世界性文化的一部分，不过可能性不大。但是，英格兰的面貌确已焕然一新了，她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民族统一，并且有自己的创造才能。从此，它以一种历久不变的新精神挺立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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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北欧海盗
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1956-1958




　　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获胜的野蛮人也同样被基督的福音迷住了。虽然他们并不比今天的善男信女更能克制自己的邪欲，但是他们有共同的教义和神灵的启示。一条纽带联结着欧洲各个民族。一个世界性机构遍布所有国家，它无比强大，而且是罗马时代幸存下来的唯一的成为系统的机构。这一机构的首脑是罗马的主教，他在精神上或者至少以教职的形式，恢复了罗马皇帝已经丧失的权威。基督教会成了知识和学问的唯一庇护所，它的侧廊和回廊里收藏着从古代世界抢救下来的一切遗产。它使人们在冲突和罪恶中体会到，“人间悲哀得到唯一的安慰，尘世权力受到唯一的限制。”在异教文化的光辉尚未完全消失之时，新的光辉已经开始照耀野蛮人。不仅在我们的岛上是这样，在整个欧洲也都是如此。基督的启示驯服了野蛮人，并使他们精神振奋。从幼发拉底河 [ 译者注：在伊拉克境内。 ] 到博伊思河 [ 译者注：在爱尔兰共和国境内。 ] ，原来崇拜的偶像弃如敝屣，而基督的传教士则可以行迹四方，他们在每一座城镇都有心心相通的同教兄弟，都可受到普遍的热情招待，尽管这种招待有时是比较简朴的。  
　　在罗马帝国的衰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轻视学术，所有知识分子起初都到教堂里躲避起来，后来他们从教堂里发挥出控制社会的力量。教堂成为培养政治家的学校。教士们实际上垄断了知识和写作技巧，因而那些傲慢专横的酋长们离不开他们。教士成为各国王朝的官员，有些成为同家的栋梁。他们自然而且必然地成为罗马时代的地方行政官，穿着罗马行政官的服装。现在的教士还穿着这种服装。胜利的野蛮人不知不觉地屈服于一种机构。许多事例证明，他们依靠这种机构在无休止的权力之争中取得了胜利。在中世纪的动荡局面已经结束而阳光终于重新照耀到不列颠岛的时候，她醒了过来，发现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这世界既不减当年的仪表，也不失旧日的尊严，岛上的习习微风也更加令人心旷神恰。  
　　新皈依基督教的异教徒的热情引起一些危害，这些危害造成了新的灾难。基督教根据自己的原则必定要反复灌输和善、宽容的思想。它的利益和教徒的热情使它必然想方设法巩固自己的权力结构。不久，入侵者的后代由于谦卑和虔诚而显得意志薄弱，受到有组织的盘剥。由于六、七世纪的这种盘剥，教会在许多国家占有财产和土地的数量之大，简直超过了它控制局势的需要。当时基督教世界有虔诚的信仰，然而也是难以控制的，它在精神上获得了统一，却苦于俗界的纷争；它得到神的感化，但也受到了权欲野心的威胁。  
　　此时，在这个刚刚苏醒、处于恢复时期的松散社会里，又刮起两股外来侵略的冷风。一股风来自东方，在阿拉伯半岛，穆罕默德举起了伊斯兰的军旗和圣旗。六二二年，他从麦加逃到麦地那，这次著名的事件素称“徙志”，穆斯林纪元就是从这时开始计算的。在随后的数十年里，穆罕默德和继承他的哈里发们 [ 译者注：哈里发是穆罕默德继承人的尊称，是伊斯兰教政教合一的领袖。 ] 征服了整个阿拉伯半岛、波斯、拜占庭帝国的许多地方以及北非的所有沿海地区。八世纪初年，伊斯兰教传过了直布罗陀海峡，盛行于西班牙，直到大约八百年以后才被清除出去。法国一度似乎也要投降，但是在七三二年，查理大帝的祖父查理·马特在普瓦蒂埃一带打败阿拉伯人，把他们赶了回去。所以说，伊斯兰大军几乎打到了不列颠群岛。  
　　还有第二股入侵的冷风在等着款待不列颠。这次入侵来自北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北欧海盗准备好了细长的船只，要破浪南侵。在阿拉伯开教徒和北欧海盗的两面夹攻下，本来已经衰落的欧洲社会在二、三百年的时间里不得不分力对付他们。直到十一世纪，中世纪后期基督教世界的封建骑士们(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皈依基督教的北欧海盗后裔)才完全阻上了阿拉伯人的前进，在基督教的阵营中形成了庞大而有力的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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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还一报。撒克逊海盗对布立吞人所做的一切事在四百年后轮到了他们自己的头上。八世纪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对外征伐的欲望产生了强大的力量。挪威、瑞典和丹麦派出一股股可怕的武装力量，这些人不仅骁勇善战，还能顽强地同风浪搏斗，在苍茫的大海上任意东西。这些民族之所以要对外侵略，进行冒险活动，是因为他们的力量和人口同时增长，还因为各国王室之间进行着错综复杂的斗争。当时，这些北欧人并未遇到由于来自亚洲平原的新压力而被迫西迁的问题，他们是自动进攻的。这些北欧人勇猛惊人，其中有一股军队从瑞典挥戈南进，不仅打到君士坦丁堡，而且在那里撒下了在几个世纪里影响俄国欧洲地区的茁壮种子。另一部分人乘着他们的长船从挪威到达地中海，骚扰沿岸各国，同阿拉伯人在西班牙和非洲北部沿岸建立的一些王国进行激烈的较量之后，败退下来。第三股斯堪的纳维亚海盗直奔不列颠群岛、诺曼底和冰岛，不久又穿过大西洋来到美洲大陆。  
　　丹麦人同挪威人的关系错综复杂，变化无常。他们有时狼狈为奸，有时又互相残杀，但对撒克逊人的英格兰却是共同的威胁。他们极端残忍，虽然不吃人肉，却经常在胜利后聚餐时，在敌人的尸体上架起锅灶，有时甚至把锅直接放在尸体上。在挪威人和丹麦人在爱尔兰进行一次战斗以后，采取中立态度的爱尔兰人对这种可僧的习惯表示厌恶，他们问这些北欧人为什么这样做，得到的回答是，“为什么不呢？他们要是打胜了，也会这样对待我们的。”据说，这些斯堪的纳维亚猎人从来不为自己的罪过而哭泣，也从来不为同伴的死亡而落泪。不过，他们在许多地方一旦定居下来，就养成了奢侈的生活习惯。他们洗澡，穿丝绸礼服。他们的船上还携带着上岸后要用的帐篷和床铺。在他们侵入的各个地方，他们的军事首领都享受多妻制，在东方甚至照搬了宫妃制。据说，有一个首领在征服异地之后所占有的妻妾不下八百名。这种说法很可能是受了《圣经》故事的影响。九三六年利默里克城从北欧海盗手里夺回来的时候，他们住宅中女人的花容月貌以及她们身上的刺绣别致的锦衣丝带，使爱尔兰人神魂颠倒。当然，这些爱尔兰人很快就又神态自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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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欧海盗依靠的主要是他们的长船。他们不断改进这种船，使它在八、九世纪臻于完善。这种船吃水浅，可以沿河逆流而上，能在许多溪流和港湾里停泊，这种船由于有合适的形体和柔韧的结构，能够安然经受大西洋上最强烈的风暴。  
　　我们对这种船只已有较多的了解。有六只船完好无损地发掘出来了，其中最著名的是一八八〇年在挪威格克斯塔德的一座古冢中挖出的那一只。这只船上的东西几乎样样俱在，甚至包括水手的饭锅和跳棋盘。一九四四年虽是多事之秋，人们还是把这只船重新精确地量了一遍。它的长度是七十六英尺六英寸，宽度是十七英尺六英寸，中部吃水仅二英尺九英寸。它的两边各由十六条硬橡木做成的列钣叠接起来，用木栓和U形铁钉钉牢，船板之间的空隙用编成辫子的兽毛堵塞起来。船板用有韧性的植物纤维做成的绳子绑在肋材上，因此船体具有颇大的顺应性。甲板的木板都是活动的。补给品无疑是装在贮存箱里，但是这些贮存箱已经不见了。它的桅杆立在巨大牢固的桅座上。科林伍德教授说，桅杆立得非常巧妙，“当它挺立而起的时候，轻而有弹性的船体不受任何拉力的影响(我把他的话改写成现代英语了)”。船上有十六对桨，桨形优美，长度一般在十七英尺到十九英尺之间，长桨用在船头和船尾，因为这两处船舷的上缘离水面高些。桨孔打在船舷的主要外钣上，孔上有一块木板帘，桨收进来时可以把孔堵上，舵装在船尾右舷，形状象网球拍，其实是一个粗大的短桨。舵柄是活动的，安装的形式很巧妙，使舵叶便于活动。桅杆高四十英尺，一根又长又重的帆桁挑着一块方帆。这只船还可以携带小舢舨，我们发现了它的三只小舢舨。在格克斯塔德发现的这只船可带五十名船员，必要时还可以另带三十名战士或俘虏，不管天气如何，它能在海上活动一个月之久。  
　　北欧海盗就是乘着这类大小不同的船只去掠夺文明世界的。他们乘船去攻打君士坦了堡，围困巴黎，建立都柏林，发现美洲。现在我们可以生动而清晰地描绘出这类船只的图景：龙首船头，精雕细刻，船尾高高翘起，船旁排着黑黄交错的盾牌，刀剑寒光闪闪，显得杀气腾腾。用于远洋航行的长船则更加坚固，干舷也更高一些。一八九二年，按照格克斯塔德的船型仿造了一艘船，挪威人驾驶这条船横渡大西洋，而且只用了四周的时间。  
　　然而，海上军事力量所依赖的这种高级工具要是没有人来掌握，还是一堆废物。掌握这一工具的人都是自愿而来的，他们的头领非常能干。在中世纪的北欧传说中，我们读到了有关船上这些“斗士或欢乐之人”的情况：船员无疑是从许多申请者当中挑选出来的，他们“掌舵和划桨正象使用刀剑一样熟练”。他们一加入海员的队伍，就得遵守严格的纪律——早期的“军事法规”。参加者年在十六岁到六十岁之间，每人都得经过体力和敏捷程度的测验。在出海或从戎期间，谁也不许心怀旧怨。船上不得携带女人，发现情况时只向船长一人报告。所有的战利品都得集中到火刑柱前，在那里出售或者按照规定分配。战利品只属于个人，也就是说，根据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法律，一个人的战利品不得遗留给他的亲属。但是他有权把这些东西带入坟墓。  
　　奥曼写道：“对付数量相等的敌人，北欧海盗总能保持不败。但是，当整个乡村都发动起来，许多郡的人民一齐起来反击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得当心，否则，就有可能被众多的敌人所消灭。”北欧人只有与非常庞大的舰队同来的时候，才敢和敌人在战场上正面交锋。这些侵略者东抢西劫，却不善于打仗，只要发现岸上有强大的守卫者，就回到船上，驶到没有被掠夺过的省份，洗劫一番。此外，他们很快掌握了在陆地上的机动能力。他们一登陆，就立即搜罗附近的马匹，带着掠夺品骑马东奔西窜。他们搜集马匹并不是为了打仗，而只是为了决速运动。公元八六六年首次提到英格兰境内乘马劫掠的做法。那时“野蛮人的大军来到东撒克逊人的土地上，而且是骑马的军队。” [ 原注：引自公元八六六年出版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 ]  
　　他们的无耻行为不亚于任何其他海盗，但是我们考虑他们的暴行时，也不要忘记他们的严格纪律、刚毅精神、亲密关系和军事特长。他们就是靠着这些特点横行天下，成为当时最令人生畏的勇敢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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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在七八九年夏季的一天，当“纯正无邪的英格兰人在安谧的气氛中走向田野，把牛套在犁上”时，国王的官员、多尔切斯特的地方长官接到报告说，有三艘海船已经靠岸了。地方长官以为来客是商人而不是敌人，便“跳上马，带着几个人赶到港口(很可能是波特兰港)。他以长官的口气下了命令，要把来者送到王府去。但是，来者当场杀死了他和他的随从”。于是，一场残酷的斗争开始了，这场双方互有胜负的斗争折磨和蹂躏英格兰达二百五十年之久。它是北欧海盗时代的开端。  
　　七九三年一月的一个早晨，诺森伯利亚沿海林迪斯法恩岛(也称圣岛)的一个富裕的修道院，受到一支强大的丹麦舰队的突然袭击。丹麦人大肆洗劫，宰了家畜，杀害了许多修士，带着大量的金银珠宝和圣徽扬长而去，还带走了能在欧洲奴隶市场高价出售的所有修士，这次袭击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海盗在隆冬时节呼啸而至，陆地上的任何援兵都无法及时赶到。这次暴行的消息四处传播，不仅传遍英格兰，也传遍了欧洲。基督教会向四方发出了警报。诺森伯利亚的阿尔克温从查理大帝的王宫里往国内写信，安慰他的同胞说：  
　　嗨！我们和我们的祖先已经在这块美好的土地上生活了将近三百五十年，如今我们在异教徒手里受到了不列颠前所未有的可怕磨难。大家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会完成这样的一次航行。看看圣卡思伯特的教堂吧！它洒遍了基督教传教士的热血，礼拜用品被洗劫一空……波利纳斯离开约克以后，是这个教堂在我们中间撒开了基督教信仰的火种，但是痛苦和灾难也是从此开始的……在这场灾难之前出现过凶兆……那么四旬斋期间在约克发生的大惨案有过什么凶兆呢？

　　第二年，北欧海盗又来了。他们在贾罗登陆时碰上坏天气，受到了猛烈的反击，死了许多人。他们的“国王”被捉住后，处以极刑。幸存者逃回丹麦，细说这次惨败的经过，以致此后四十年里，无人再敢侵犯英格兰海岸。在此期间，北欧海盗不敢大规模出征，只是经常利用小股的海上力量袭击苏格兰东海岸和苏格兰的一些小岛。在那以前，这些岛屿一直是修道院的安全处所，如今修士们发现，他们成为特别易受攻击的对象。他们的财富和所居住的孤岛，使他们成为海盗眼中最诱人的猎物。爱奥拿岛在八〇二年遭到抢劫和破坏。爱尔兰的教会机构也成为贪得无厌的抢劫者心目中的稀珍。从那以后，当地教士不断蒙受苦难。教士的活跃力量和热情使教会在废墟上恢复了起来。北欧海盗在抢劫中有广泛的选择余地，因此他们第二次光顾某个地方时，那里已经有了一段恢复时期。爱奥拿岛就被洗劫过三次，基德尔 [ 译者注：爱尔兰的一个小镇。 ] 的一个修道院遭难不下十四次。  
　　海盗活动成了一种专门的职业，而教会则是海盗的不断充实的宝库。查理大帝的御用历史学家埃京哈德记载道，侵扰劫掠连续不断，基督教世界笼罩在恐怖的阴影之中，无人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而且掠夺的行当又如此多利，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人因此都看中了这个职业。一位苏格兰人笔下所称颂的“这些四肢优美、性格爽朗、骁勇善战的北国先生们”，每年都以更多的人数扬帆而来，满载而归。他们的收获使所有大胆无耻的老老少少都跃跃欲试。其他舰队的活动区域更加广阔，它们甚至进入了地中海。查理大帝在纳尔榜附近的一座小镇里，透过窗口望见了这些可恶的船只在沿海出没骚扰，令人难忘地预告了即将到来的怒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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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三五年，这场风暴终于席卷而来。有时拥有三、四百只船的舰队沿着河流驶入英格兰、法国和俄国的内地，进行规模空前的抢劫。在三十年的时间里，英格兰南方不断遭受洗劫，巴黎不止一次被围困，君士坦丁堡受到袭击，爱尔兰的一些港口城镇多次陷落，奥拉夫部下的北欧人还建立了都柏林。北欧人在他们征服的许多地区定居下来。瑞典人侵入俄国中部，统治河边的城镇，以禁止贸易的手段勒索赎金。来自更为寒冷地带的挪威人发现苏格兰的岛屿适合居住，于是他们使设得兰群岛、法罗群岛和爱尔兰殖民化了。他们到了格陵兰岛和斯通兰(即现在的拉布拉多半岛)。他们乘船驶入圣劳伦斯河，还发现了美洲，但是他们并不重视这一创举。  
　　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北欧人没有在不列颠和法兰西建立长期的立脚点。直到八六五年，大陆上的抵抗暂时得到加强，丹麦人才开始大举入侵诺森伯利亚和英格兰东部。  
　　此时撒克逊人的英恪兰果实已经成熟，可以挥镰收割了。入侵者在整个东部沿海一线扑上岛来。当年“撒克逊海岸伯爵”曾经保卫这些地区，可是此时，帝国时代留下来的工事已经沦为一堆瓦砾，被数百年的风尘残叶所埋葬了，再也没有罗马军队的战船荡桨巡逻，也没有罗马帝国政府派出的英明指挥官或罗马军团前来援救；有的只是遍布四方的大小修道院和教堂，它们在那个贫穷的时代拥有许多金银珠宝，还有大量的食物、葡萄酒和当时的其他奢侈品。虔诚的英格兰人囿于向教会捐钱才能免罪的观点，觉得自己罪孽深重，经常忏悔，所以教会也就自然富足起来了。在这里，只要你拔出利剑，横财便随手可得。  
　　除了过分服从教会之外，英格兰人当时还在军事方面处理不当。他们的防御体系只能将古代布立吞人的后裔限制在贫瘠的山区，或者防止邻近同族人的入侵。当地的贵族接到他的主人或国王的诏令时，可以把附近的强壮农民召集起来，就地服役四十天左右。这四十天的服役不是自愿的，期限一到，军队就解体了。至于敌人是否前进，或者他们自己刚刚进行的战斗是否已经达到目的，他们就不管了。现在他们面临的是另一种类型的敌人。丹麦人和挪威人不仅可以利用长期以来海上力量所提供的便利进行突然袭击，而且在陆地上也发挥了机动性和灵活性。他们还养成了每到一处就构筑营垒的习惯，这些营垒几乎象罗马人的营垒那样无懈可击。他们的谋略，尤其是他们惯用的“诈败”战术，备受赞赏。我们从史料中可以多次看到，英格兰人几乎击溃了这些异教徒，但是到了傍晚，丹麦人却能重新守住阵地。有一次，一批丹麦人围攻一个小城，他们的首领说他自己要死了，恳求当地的主教为他举行基督教的葬礼。这位诚实的主教很高兴有机会教化一名海盗，同意了他的要求。但是，当这位北欧人的尸体被抬入城里准备举行葬礼时，穿着丧服的随从突然变成了全副武装的精壮武士，他们不费吹灰之力，立即开始掠夺和屠杀。有关北欧人的作风和习俗的这类杂闻颇多。他们实际上是有史以来最大胆无耻、奸诈无信的海盗和骗子。由于撒克逊人的组织有严重的缺点和当时的客观条件，北欧人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其实现的程度是任何仿效他们的人所望尘莫及的，而他们确有许多仿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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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时期的北欧传奇中，无人能比拉格纳·洛德布鲁克或“毛马裤”更有名了。他生于挪威，但是同丹麦的王族有关系。他年轻时就开始了海盗的生涯，“跨海征西”是他的格言。他的航海范围西抵奥克尼，东至白海。八四五年，他率领一支北欧船队沿塞纳河逆流而上，进攻巴黎。这次进攻被打退了，而且瘟疫也突然向海盗们进行了报复。他率领机动灵活的军队转而进攻诺森伯利亚，但他时运不济。据斯堪的纳维亚的传说，他被诺森伯利亚的艾利国王俘虏，艾利国王把他扔进蛇坑，赐其一死。在一堆蜷曲蠕动、令人肉麻的蝰蛇中，他唱着歌迎接死亡。拉格纳有四个儿子，他躺在毒蛇当中时发出了灵验的威胁：“小猪们现在要是知道老公猪的遭遇，一定会哇哇叫的。”我们从北欧诗人的作品中，可以了解到拉格纳的儿子们听到噩耗时的反应。“勇士”比约恩紧紧地握着矛杆，指痕都印到上面去了。维特瑟克正在下棋，他死死地抓着一个小卒，鲜血顺着指甲流出来。“蛇眼”西格德正在用刀削指甲，他不停地削，直到削到了骨头。但是，第四个儿子“无骨人”伊瓦尔是不可小看的人。他叫人讲了其父蒙难的细节，脸色“忽红，忽灰，忽白，浑身要气炸了”。 [ 原注：引自J．A．哈默顿所编的《世界通史》(The Universal History of the World)第四卷。 ]  
　　根据当地报仇的规矩，儿子应该向杀死他们父亲的仇人进行报复。仇人的肉和肋骨必须砍成或锯成老鹰形，然后，孝顺的儿子用双手掏出还在悸动的肺。这种报仇方法叫做“血红的鹰”。据传说，艾利国王就是落得这样的下场。它给英格兰造成的实际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无骨人”伊瓦尔既有军权而又诡计多端，是九世纪末年斯堪的纳维亚人入侵英格兰的指挥官。是他策划了征服东英吉利、诺森伯利亚的德拉以及默西亚的那些大战役。他以前一直在爱尔兰作战，但是在八六六年，他出现在东英吉利。他的强大军队本来是在船队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八六七年春天他却骑着马，沿着昔日的罗马大道向北挺进，乘船渡过了亨博河。他们骑马是为了加快行军的速度，而不是为了打仗。  
　　他包围了约克。诺森伯利亚人由于分别忠于两个互相抗争的国王，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这时他们忘记宿怨，联合对敌，要决一死战，但为时已晚。他们向约克城下的敌人发动了反攻，起初还算顺利，从城墙上把丹麦人打得向后退了一些，随后杀出城去。在混战中，丹麦人把他们全部击败，进行了残酷的屠杀，将两位国王杀死，并且完全摧毁了诺森伯利亚的抵抗力量。诺森伯利亚王国的气数就此告终。英格兰北部再也没有恢复它的优势。  
　　霍奇金有过这样一段记载：  
　　学校和修道院都湮没无闻，或者根本不复存在了。这个王国出了毕德和阿尔克温这样的人物，它留下了石制的大十字架这样的英格兰艺术明珠，也产生了西德蒙 [ 译者注：公元七世纪的英格兰诗人，有“英格兰歌父”之称。 ] 的作品和《十字架显圣》这样的英格兰诗歌。但是它在八六七年惨败后的几十年里没落了，再度陷入黑暗的野蛮状态中……一个王朝覆没了，它的宗教几乎奄奄一息，它的文化又回到了愚昧阶段。 [ 原注：《盎格鲁撒克逊历史》(History。of the Anglo－Saxons)第二卷第五二五页。 ]  

　　这场灾难性的约克战役过了一百五十年之后，达勒姆的西米恩写了一部书，证实了下面的悲惨景象：  
　　侵略军到处袭击，使各地血水横流，哭声哀切。他们用火与剑毁灭了各处的教堂和修道院。他们每离开一个地方，身后留下的只是断壁残垣。其破坏程度如此之大，使我们今天很难发现这些地方的陈迹，也看不出它们往昔繁荣的任何迹象。 [ 原注：《盎格鲁撒克逊历史》第二卷第五二四页。 ]  

　　但是，伊瓦尔还要征服默西亚王国。谁都知道，在大约一百年的过程中，默西亚代表着英格兰的力量。伊瓦尔兵临诺丁汉城下，默西亚国王向西塞克斯王国求援。西塞克斯的老国王已经去世，他的两个儿子——埃塞尔烈德和阿尔弗烈德——答应出兵援助。他们派兵营救默西亚国王，建议同他一起向围城的敌人发动进攻。但是默西亚人退缩了，要同敌人举行和谈，伊瓦尔在斗争中软硬兼施，他没有损坏约克和里彭的教堂，他愿意在诺森伯利亚扶植埃格伯特为附庸国王，又在八六八年通过和谈协议确定了他在诺丁汉的宗主地位。然后，他就在约克过冬，加强自己的力量。  
　　就在丹麦人实行着攻城略地的可怕计划，由东英吉利向外扩展，征服默西亚，洗劫诺森伯利亚的时候，西塞克斯国王和他的兄弟阿尔弗烈德在悄悄地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他们和敌人势均力敌，但这种均势非常脆弱，并不可靠，那怕再多一丝一毫的压力，对他们也必然是致命的。所以，伊瓦尔在破坏诺丁汉协议和杀害东英吉利国王埃德蒙之后，突然永远撤离英格兰，这使他们如释重负。据北爱尔兰史料记载，北欧人的两个国王——奥拉夫和伊瓦尔——于八七〇年从苏格兰又来到都柏林，“许多撒克逊、布立吞和皮克特俘虏被带到了爱尔兰”。最后还有这样一条记载：“爱尔兰和不列颠境内所有北欧人的国王伊瓦尔于八七二年去世。”他曾经征服默西亚和东英吉利，攻占斯特拉思克莱德王国的重要据点丹巴顿。他满载战利品，以不可一世的气概在都伯林定居下来，两年后在那里溘然长逝。虔诚的编年史家都说，他“长眠于基督的怀抱之中”。看来他生前万般显赫，死后又备享哀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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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麦人每年在不列颠岛上的逗留时间越来越长了。每年夏季他们乘船前来，焚烧抢掠，但是每年也都愿意在这块气候宜人、草木蒇蕤的土地上到处闲游。最后，武士们感到离家劫掠的时间已久，而他们所征服的地方又比较安定，他们便把家眷迁来了。于是，在海盗的劫掠杀戮以后，拓居运动又一次开始了。丹麦人的拓居点和撒克逊人的拓居点有所不同，前者都是军营，其界线就是前线，有一系列据点作为它的后盾。斯坦福德，诺丁汉、林肯、德比和莱斯特是新入侵者的基地。在它们的边界线内，这十年的士兵必然是下十年的殖民者和地主。丹麦人在英格兰的殖民活动主要是军事性的，他们用剑开路，然后在当地获得牢靠的立足点。一开始，武士型的农民就要求得到与普通农民有所不同的社会地位。撒克逊人在这里已经住了四百年，有资格成为这里的主人，但是他们的民族没有统一组织起来，不能在他们居住的这块土地上打退来自海外的突然进攻，因此几乎完全屈服在丹麦侵略者的脚下。他们之所以没有完全屈服，是因为在那个混乱的衰落时代突然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历史上每一个危急关头几乎都能化险为夷，都是出于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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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阿尔弗烈德大王
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1956-1958




　　有关阿尔弗烈德的一些详细情况，我们是从阿塞尔的著作中了解到的。阿塞尔是圣戴维修道院的一名修士，后来成为舍鲍恩城的主教。他在书中顺理成章地描述了这位主人公的宗教态度和道德品质。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阿尔弗烈德尽管身体不好，却是一位有名的猎手；另外，他小时候就随父亲去过罗马，所以对那个伟大的世界有着深刻的印象。他受权之初，辅佐身为国王的哥哥，担任副统帅。兄弟俩并不互相嫉妒，但是性情却大相径庭。埃塞尔烈德倾向于宗教界的观点，认为虔诚和祈祷是战胜异教徒的主要途径，阿尔弗烈德虽然出很虔诚，却更加强调武力和策略的重要性。  
　　早些年，默西亚王国的霸主地位并不受人欢迎。它的几代国王极端错误地同坎特伯雷的宗教当局抗争。八二五年，侵略西塞克斯的默西亚军队，在斯温登附近的埃兰顿被阿尔弗烈德的祖父埃格伯特国王打垮之后，南方和东部各王国都急忙同胜利者修好。于是，统一的肯特(大主教的所在地)和称雄英格兰的西塞克斯便形成了坚强的南方集团。这就实现了西撒克逊人世世代代为之奋斗的目标，而且还可以及时地抵御北欧人的入侵。用战略的眼光来看，西塞克斯是比较强大的。它的北方群山起伏，并没有默西亚境内那些水势平缓的长河，这使丹麦人无法乘着他们的长船深入心脏地带。而且，西塞克斯还发展了一种地方体制，因此具备了在受到打击后迅速恢复原状的特殊能力。根据这种体制，郡守可以自行决策。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后来就显示了出来。由公认的指挥官或总督管辖的固定军区或政区，比起古代的部落王国是进了一大步。肯特、诺森伯利亚和默西亚各国的王朝覆灭之后，各方的期待目光都转向西塞克斯王国，那里的王位从撒克逊人定居的时候开始，就一直由同一王族的人世袭，从未间断。  
　　丹麦人占领了伦敦，他们的军队在雷丁构筑了工事。当时伦敦并不是英格兰的首都，只是默西亚王国的一个小镇。丹麦人的军队继续前进，在伯克郡的丘陵地带遇到了西撒克逊人的军队。八七一年一月，阿什当之战就在这里打响了。双方都把自己的军队分为两路。埃塞尔烈德做祈祷耽搁了很长时间。北欧海盗拿着涂得发亮的盾牌，举着旗子，穿着华丽的服装，戴着金手镯，这种气派使西撒克逊人不免相形见绌。丹麦人慢慢地逼近了，一边走一边用武器敲打着自己的盾牌，一遍又一遍地拉长声音发出蔑视敌人的战斗呐喊。虽然弓箭用得不多，但是石头已经开始打过来了。这时候，西塞克斯的国王仍在祈祷。有些人提醒他，必须马上参加战斗，但是他说，首先要祈祷上帝。阿塞尔主教根据“诚实的目击者”叙述的情况写道：  
　　但是阿尔弗烈德发现异教徒迅速地进入阵地，并且已经做好进攻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他再也不能让敌人来进攻了，要么全部撤退，要么不等待他哥哥而立即同敌人开战，二者必择其一。最后……尽管国王尚未到达，他象一头野猪一样，率领基督教军队勇敢地同敌军搏斗起来。他指望上帝给予指引和帮助，命令手持盾牌的士兵排列好，向敌人杀去。 [ 原注：引自霍奇金著作的第二卷第五四四页至五四五页。 ]  

　　激烈的战斗持续很久。埃塞尔烈德国王尽到了精神上的义务以后，就同他弟弟并肩作战。阿塞尔主教说：“异教徒占据了较高的地势，所以，基督徒必须向上进攻。我们亲眼看见那里只有一棵矮小的荆树。双方的军队就在这裸树附近交战，发出震耳欲聋的喊声。一方渴望作恶，另一方则为了生存，为了他们所爱的人和家园而战斗。”最后，丹麦人败退了，在敌军紧追不舍的情况下，奔向雷丁。当天下午，整个晚上和第二天，他们都在溃逃。广阔的阿什当(意即伯克郡的山岭)遍布着他们的尸首，其中发现有他们的一个国王和五名酋长。  
　　这次胜利并没有摧毁丹麦军队的战斗力。半个月以后，他们又兴师出战了。但是，阿什当之战由于结局的重要性仍不失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战役之一。如果当时西撒克逊人失败了，整个英格兰就会陷入异教徒统治的混乱状态之中。因为他们打胜了这一仗，不列颠岛上的基督教文明国家才有希望生存下去。这是侵略者第一次在战场上败北。最后一个撒克逊王国顶住了敌人的进攻。阿尔弗烈德使撒克逊人对自己的力量又充满了信心，他们可以在两军对垒中与敌人抗衡。阿什当之役是此后撒克逊作家世代珍视的题材。这是阿尔弗烈德的第一仗。  
　　八七一年，双方的军队一直进行着残酷的战争。埃塞尔烈德国王不久就病逝了。他虽然有几个孩子，但是，谁将继承他的王位是自不待言的。二十四岁的阿尔弗烈德登极为王，接过了一份岌岌可危的遗产。战局时有波动，双方各有输赢。丹麦人从海外得到了大批的援军。所谓“夏季军队”“大量地”来到岛上，和他们会合，“急切地要同西撒克逊军队交战”。双方交战七、八次，据说丹麦人每次都能掌握战局。那年夏天，大约在阿尔弗烈德登极以后的一个月，他在自己国内的中心地带威尔顿遭到惨败。在这次战斗之前，他的兵力已经由于死亡和开小差而锐减，而且，北欧人在战斗中又一次成功地运用了诈败的诡计。  
　　在这次惨败之后中，阿尔弗烈德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趁手里还有军队的时候，赶紧同敌人讲和。我们不知道停战有哪些条件，但其中肯定有一条是要交付重金。《编年史》中简洁地写道：“撒克逊人以异教徒撤出境内为条件同他们讲和，异教徒撤走了。”丹麦人过了三、四个月之后才撤回伦敦，似乎在等待着收缴贡金。不过，阿尔弗烈德和他所属的撒克逊人在战斗中也使北欧人明白，他们具有不可轻视的力量，通过这项不光彩的协定和顽强的战斗，阿尔弗烈德赢得了五年时间来加强自己的力量。  
　　现在很难分析丹麦人同阿尔弗烈德停战的原因。他们当然知道，只有通过长期的血腥战斗，他们才能征服西撒克逊人。双方都喜好战争，因而进行了激烈的较量，可是除了伤疤和尸体以外，双方都一无所获。阿尔弗烈德一直指望侵略者内部分化，从侵略军内部的各种压力来看，他的策略是有道理的。  
　　丹麦人在继续控制伦敦的同时，又回到了已经完全俯首听命的英格兰中部地区。“默西亚人同丹麦军队讲和了。”他们的国王伯格莱德在八七四年被赶到海外，在教皇的庇护下虔诚地死于罗马。阿塞尔说：“他被赶走以后，野蛮人统治了默西亚王国的全部地区。”他们在得到人质和“决不违命，完全服从”的誓言后，扶植起当地的傀儡国王，这就是后世常常仿效而立的那种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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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九世纪的最后二十几年里，“野蛮人大军”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事实证明，阿尔弗烈德和西塞克斯王国的人确实顽强，不是可以轻易征服的。因此，有些丹麦人希望在已经控制的地区安居乐业，另一部分人则主张在合适的时机继续作战，直到征服整个英格兰为止。这两部分人的行动大概是相辅相成的，前者提供了巩固的根据地，后者则成为远征军。在践踏斯特拉思克莱德王国并把当地的牲畜和农具抢走以后，几乎有一半海盗在诺森伯利亚和东英吉利定居下来，从此开始以“稼穑为生”。这是个很大的变化。他们有纪律，有组织，船上的全体船员迄今为止一直作为军人在陆地上并肩作战。他们的村落组织都是军事性的。这些人由航海者变成了士兵，又由士兵转为自耕农。他们保持着独立思想，只有在性命攸关的时刻或重大问题上，才步伐一致地遵守纪律。这种协调一致和纪律性是他们昔日海上生活的命脉。  
　　于是，英格兰东部各地接纳了一批种田者。他们除了共同防御外，不对任何人承担义务。他们用自己的剑夺来了这片土地，因此只忠于能保住土地的军事组织。从约克郡到诺福克，这个体态优美的强壮民族到处扎下根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忘却了海上生活，忘却了戎马生涯，只关心田地——自己的田地。他们喜欢田园生活，有相当熟练的耕种技术，但是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教给当地的原有居民，他们没有带来新农具和新方法，只是立志要学习。  
　　新的耕耘者并不完全依靠自己的劳动，他们肯定利用了原来的土地主人及其奴隶。土地分为块地，每块地能够供养一个家庭，以八头牛用一定的时间在特定条件下所能耕种的面积为限。但是，研究这些问题的人对于此处所指的时间和条件各持己见。丹麦人自己辛勤劳作，但是显然也利用了当地人。  
　　由此可见，丹麦人在许多方面和四百年以前定居在这里的撒克逊人是不同的，他们并不想灭绝原有的居民。两种语言差别不大，生活方式和耕作方法也很相似。已经成为殖民者的丹麦人把家眷从斯堪的纳维亚迁到本岛，但是也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同被剥夺田产的英格兰人建立了和谐自然的关系。这些富有活力的个人主义者、获胜的高傲武士的血统从此和岛上的民族结合起来，使这个民族增加了一种活跃、强壮、持久而能复苏的特性。正如数量较少的特殊金属合金能提高钢的硬度一样，这种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后果不仅对英格兰人的性格，而且也对英格兰的政治事务产生了长期的影响。经过激烈的动荡之后，在亨利二世统治时期制定了可贵的法律，建立了皇家法院。当时这些坚韧不拔的农民的后裔不仅已是自食其力的农民，而且地位也远不如他们的祖先，但是他们仍然非常自信。在定居后的三百年里，凄风苦雨并没有消磨掉他们的坚强意志，也没有淹没他们对自己祖先所征服的土地的感情。在英格兰的历史上，这种特性直到现在仍在闪光。  
　　这些核改造、驯化了的海盗带来了丹麦人的许多习惯。他们使用一种不同的记数方法，要是听见我们称之为“十二进位制”，准会大吃一惊的。他们计算时以十二为单位，而不是以十为单位。直到现在，在东英吉利的某些地区赶集时，还能听到“长百”这种说法，意即一百二十。  
　　关于社会正义，他们同撒克逊庄园主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逐渐形成的习惯法肯定比撒克逊人的习惯法有所改进。  
　　东英吉利仍然保持着丹麦人的影响。远在诺曼底人的征服之前，那里就发展起独特的乡村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中，保留了许多斯堪的纳维亚的特点，自由农也成功地抵制了当时的田产庄园化的趋势。 [ 原注：F．斯坦顿所著《在英格兰的丹麦人》(The Danes in England)第十三页。 ]  

　　在英格兰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形成了自由的农业人口，这是西塞克斯和默西亚在税收和防务的沉重负担下很难做到的。这些农业人口同早年的入侵者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所以有些研究人员试图从十一世纪的末日裁判书 [ 译者注：一〇八六年英王威廉一世颁布的全国土地、财产、牲畜和农民的调查清册。 ] 中，找到材料来估量九世纪北欧海盗军队的规模。盎格鲁撒克逊君主们甚至在取得最后胜利以后，向丹麦人居住的地区，即人们熟知的丹麦法地区，提出了公正而又恭敬的条件。这样一来，如果进一步采取措施使丹麦人皈依基督教，就可以把他们完全溶合在一个民族的整体和气质之中。在阿尔弗烈德通过英勇战斗和交纳贡金的政治手段而赢得的五年喘息时间里，可能一直都有这些考虑。在这五年间歇期间，北欧人的国王哈夫丁象伊瓦尔一样退出了人类的舞台。饱受折磨、屡经劫掠的教会曾经为了惩罚他的暴行而宣布：到头来上帝要严惩他，使他发疯，让他散发出一种使同伴不敢接近的味道。  
　　在惨遭丹麦人蹂躏的诺森伯利亚王国，林迪斯法恩岛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落魄的修士扛着圣卡思伯特的尸体和圣艾丹的遗骨，离开了遭受践踏而玷污了的圣所。七年里，他们经过海陆两路的辗转流徙，最后在切斯特莱斯特利特的圣卡思伯特新教堂定居下来。北方对圣卡思伯特的崇拜给他的教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因此在九九五年，那里的主教们开始在达勒姆的岩石上建造一座新的大教堂。圣卡思伯特的遗骨运到了新教堂。他的威望非常之高，直到十九世纪，达勒姆的主教还是主教之首，在英格兰东北部行使着很大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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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弗烈德用重金买来的停战结束了。野蛮人军队中好战的机动部队的新首领格斯洛姆，制订了征服西塞克斯的庞大计划。他分兵从海陆两路出发，陆上的军队到达波特兰岬角附近的维尔哈姆，在那里的普尔港同海上的部队会师。他们在这个地区筑起了堡垒，然后从四面突袭阿尔弗烈德的王国。谨慎的国王谋求和平，并且主动赔款。同时，他很可能在维尔哈姆紧紧包围了陆上的敌军。丹麦人接受了赔款，“对着圣圈发誓”要撤走军队并恪守和约。但是，他们突然转而夺取了埃克塞特，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简直无法形诸笔墨。阿尔弗烈德率领步兵骑马随后追赶，可是到达那里时已经为时太晚了。敌人已经壁垒森严，无法接近。但是，一切背信失约的野蛮人要小心点！从海上来的敌军遇上一场可怕的风暴，在斯沃尼奇附近被大自然的力量毁灭了。在那个时代，人们认为风雨是由上帝直接指挥的。一百二十艘船沉没了，五千多名发假誓的侵略者葬身鱼腹，受到应有的惩罚。丹麦人的周密计划就这样破产了。八七七年夏天，阿尔弗烈德监视并围困着埃克塞特，他的敌人想再次求和。这次他们更加信誓旦旦，但是只不过老实了五个月。  
　　八七八年一月，阿尔弗烈德的运气出现了惊人的逆转。他的司令部和宫廷设在威尔特郡的奇普纳姆。那是主显节 [ 译者注：基督教圣诞节后第十二天。 ] 的夜晚，经历长期艰苦生活的撒克逊人庆祝这个宗教节日以自娱，因而放松了警惕，只顾虔诚地举行礼拜仪式，或许甚至喝得酩酊大醉，敌军乘虚扑来，大肆焚烧杀戮。保卫英格兰泰晤士河以南地区的西塞克斯军队完全陷入混乱之中。许多人被杀死，大部分人溜回家里，有相当一部分人逃往海外。有些难民逃到法国，徒然地恳求法王出兵援救。只有极少数军官和随员跟从阿尔弗烈德，他们一起躲入萨默塞特的沼泽和森林中以及有沼泽环绕的阿特尔内岛上。这是阿尔弗烈德最困难的时期。过了好几个月，他才能开展一些游击活动。他“同大乡绅和附庸在深重的苦难中过着心神不定的生活……没有生活来源，只能靠频繁出击，从异教徒或者屈服于异教徒统治的基督徒手中连偷带抢地搞点东西”。他象很久以后罗宾汉在舍伍德森林中那样生活着。  
　　这个时期的历史事件象一件件光彩夺目的玩具，使后来各个时代的儿童爱不释手。其中有尚武的国王乔装诗人吟游丹麦军营的故事，也有国王作为厨房小伙计给撒克逊主妇打杂的趣闻。在最近一版的《阿塞尔主教生平》一书中，就有阿尔弗烈德与面包的著名故事。故事的大意是这样的：“有一天，阿尔弗烈德国王和一个放牛人同住，放牛人的妻子开始烤面包。国王坐在炉边准备他的弓箭和其他武器。主妇突然发现面包烤焦了，赶紧跑过来把面包从炉子上取下，责备勇敢的国王说(很奇怪，她的话最早是用拉丁文的六韵诗句写下的)：‘唉呀！伙计，你看面包烤焦了，为什么不翻一下呢？尤其是你还那么喜欢趁热吃呢！’这位主妇造成了错觉，根本没有想到她是在对勇敢地同野蛮人作战并且取得无数胜利的阿尔弗烈德国王说话。”残酷无情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正处于厄运之中。古代布立吞人的直系后裔这时很可能幸灾乐祸，冷眼旁观，尽管他们自己困居山中，显得懒散可怜，但是并未被入征服。  
　　此时，丹麦军队的首领确信他们已经稳操胜券。西塞克斯王国的人民则觉得，一切似乎已成泡影，军队溃散，国土沦陷，国王即使活着，也正在避难。不过，阿尔弗烈德在这样的困境中还能行使自己的最高权力，同他的臣民保持联系，这充分说明了他的才干。  
　　四旬斋即将结束的时候，丹麦人遭受了意外的损失。他们的一部分人在威尔士肆虐逞凶之后，乘二十三艘船驶到德文港，从那里去攻击阿尔弗烈德在埃克斯摩的一个据点。这个地方不易攻破，但是，  
　　他们包围了这个据点，以为国王的人不久就会迫于饥渴而投降……因为堡垒里边没有水源。

　　基督徒在尚未落入饥渴交迫的境地之前受到苍天的启示，认为如果不能获胜，则宁可战死。于是，他们在黎明时突然向敌人杀去。他们在第一次进攻中就消灭了大部分敌人及其国王，只有几个逃得快的回到了船上。

　　有八百名丹麦人被杀死。战利品中有一面中了魔的战旗，叫做渡鸦旗。据说，拉格纳·洛德布鲁克的三个女儿一天就织完了这面旗，而且，在以这面旗开路的历次战斗中，如果他们胜利在望，旗中央的渡鸦就象活的一样频频振翅。可是这次渡鸦没有振翅，它无精打采地卷在丝绸的褶皱中。这次战斗证明，丹麦人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取胜的。  
　　阿尔弗烈德听到这个消息时十分振奋，争取重上疆场。他继续对敌人进行游击战，同时派出使者，召集各地的民兵在五月底以前和他会合。各地纷纷响应，国王仍受人民的尊敬和爱戴。民众听说国王仍然活着并且在积极战斗，无不欢欣鼓舞。所有的战士又聚在一起了。但是，国家仍有被征服的危险，过去的国王现在只是一个英雄而已，所以，他们随时可能再度分散回家。萨默塞特郡、威尔特郡和汉普郡的部队都集结到塞尔伍德附近。集结点选在三郡的交界处。这说明，阿尔弗烈德在这几郡的队伍当中还得讲究策略。可是，他毕竟又有了一支军队。“士兵们看见劫后余生的国王时，惊喜万分，简直把他当成了起死回生的人。”  
　　必须趁着士兵充满热情的时候寻找战机。丹麦人仍然在奇普纳姆享受他们的掠夺物。阿尔弗烈德推进到伊桑敦(即现在的埃丁顿)，在光秃秃的丘陵地带进行了他所发动的最大、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全部赌注都压上了，生死胜负，在此一举。双方的武士都跳下马来，马匹都牵到了阵后。持盾的两军战士列成阵势，激战开始了。刀剑和战斧飞舞了几个小时。异教徒由于违背誓言而失去上帝的宠爱，由于这一点和其他原因，他们逃离了刀剑迸鸣的残酷战场。这一次，阿尔弗烈德的追击很有成效。北欧军队的首领格斯洛姆刚刚成为唯一未被征服的撒克逊王国的主人，现在却被困在他的军营里。阿塞尔主教写道：“异教徒被饥寒和恐惧征服了，他们感到绝望，乞求和平。”他们说，阿尔弗烈德要多少人质，他们都无条件地如数交出，并且马上撤离。  
　　但是，阿尔弗烈德的眼光看得更远。他竟然产生了使这些未开化的敌人皈依上帝的奇怪念头。他打算用洗礼来惩罚战败者，但这可能有损于洗礼在精神上的实际效果。精神的力量是神奇的，不过，我们不要以为这些凶狠的武士和海盗会立地成佛。实际上，对战败的北欧军队进行的大规模洗礼几乎流于形式。据说，一名北欧老兵自称已经受过二十次洗礼，并且抱怨说，洗礼时给他穿的白长袍根本比不上普通的长袍。阿尔弗烈德的意图是要同格斯洛姆永息干戈。他已经掌握了格斯洛姆及其军队的生死予夺之权，本来可以把他们围困到粮尽投降，然后统统处死。但是他没有那样做，反而希望同格斯洛姆及其部下平分土地，使两个民族忘却那可怕的创伤而和睦相处。他在自己的营中接待了格斯洛姆和三十名海盗头领，并且当了格斯洛姆的教父。他把格斯洛姆从圣水盘前扶起来，招待了他十二天，向他及其武士赠送珍贵的礼物，还称他为自己的儿子。  
　　阿尔弗烈德具有一种崇高的力量，能够使感情不受环境的支配，在大胜或惨败中仍然保持公正的看法，不为艰苦的逆境而气馁，也不因命运的好转而得意忘形，并且对于屡次失信的人仍然信赖。由于这一切，他的形象远远高于同野蛮人进行斗争的动荡不定的战争舞台，在荣誉的顶峰放射着永恒的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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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伊桑敦大战胜利后的十四年里，丹麦人没有大举进攻。尽管局势不安，动乱时起，但用当时的眼光看，基本上维持了和平。阿尔弗烈德锲而不舍地加强自己的王国。他对丹麦人在东英吉利定居感到满意，并同饱经忧患的默西亚王国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尽管默西亚王国的大部分地区当时尚未被丹麦人占领，但它已经成为丹麦的属国。八八六年，他把自己的长女嫁给了默西亚的摄政王埃塞尔烈德，后者尽力肩负着伯格莱德国王流落国外以后留下的重担。此时在默西亚和西塞克斯两国的王室之间已有几人通婚，而他的长女同埃塞尔烈德摄政王的婚姻则是最后批准了英格兰南部和中部的合作。  
　　八八六年伦敦获得光复，就是这次新联合所结出的第一个硕果。长期以来，伦敦一直是信奉基督教的英格兰的商业中心。古时罗马人认为，泰晤士河畔的这个桥头堡由于处于水陆交通的要冲，可以发展为岛上最大的商业和军事中心。这时，伦敦开始成为国家的首都。我们在《编年史》中读到：“阿尔弗烈德国王光复了伦敦，所有的撒克逊人，即不受丹麦人奴役的撒克逊人，都站到他的一边。他任命埃塞尔烈德为总督，管理这个自治市。”收复伦敦时可能进行了激烈的战斗，造成了很大的伤亡，但是对此没有任何记载。我们只知道，阿尔弗烈德在这次胜利后，把市内的公民组织成有效的防御力量，并把城墙加固到独一无二的程度。  
　　阿尔弗烈德国王的精力主要放在恢复防御体系和提高西撒克逊军队的战斗力方面。他改组了民军，把它分成两部分，轮流服役。这样，虽然他的军队可能少一些，但农民出身的士兵知道他们的田地由留在家里的那一半民军照管，就不会在长期的战斗中开小差了。这种羞羞答答的改革说明，阿尔弗烈德面临的困难是很大的，同时也证明，即使在国家存亡危急之秋，要撒克逊人弃农当兵也是很难的。在南到英吉利海峡，北到泰晤士河谷的全国广大地区，阿尔弗烈德国王都建立了自治市，并且划给每个市一部分附属地区，使它有足够的人守卫城墙，维修工事。这一措施加强了国家的防御力量。同时，他还考虑到发展英格兰海军的前景。在一个岛上要想平安无事，就必须掌握制海权。他一反船舶设计的常规，打算以少数特大的船只战胜北欧人在船只数量上的优势。下面的结论直到不久以前仍是客观正确的。  
　　阿尔弗烈德国王下令建造很长的船只来对付丹麦人的战舰。这些船几乎比其他船只长一倍，一些船上有三十对桨，有的甚至更多。它们比别的船只更快更稳，而且也更高。其形状既不象弗里希安人 [ 译者注：条顿族的一支，善于航海。 ] 的船，也不象丹麦人的船，但是在。他看来，这些船可能非常有用。 [ 原注：引自霍奇金著作的第二卷第五八四页。 ]  

　　然而，撒克逊海员缺乏经验和技术，摆弄不了这些大船。《编年史》中说，在九艘这样的大船对付六只海盗船的一次战斗中，有几艘大船“非常笨拙地”撞到岸上，而只有两只敌舰落入阿尔弗烈德手中，他下令在温切斯特把这两只船上的人员绞死，从而稍获慰藉。尽管如此，英格兰海军的诞生仍将永远和阿尔弗烈德国王的名字连在一起。  
　　八八六年伦敦再度沦陷以后，尽管局势混乱，双方却缔结了明确的条约。对缔约双方用的措词都比较慎重，阿尔弗烈德的一方被称为“撒克逊民族的顾问”，格斯洛姆的一方被称为“居住在东英吉利的人”。丹麦法地区的机构完全以军队和被征服的居民为基础，尚未形成国家机器。另一方面，撒克逊人早已实行了“国王和贤人会议”的制度，最积极推行这种制度的就是阿尔弗烈德本人。根据上述条约，划出了一条政治疆界，这条疆界沿泰晤士河而上，溯利河之源，然后直走贝德福，过奥斯河，直达华特林大道。过了华特林大道，就没有定界了。这条边界线并非根据自然的边界走向而定，而是划在无人居住的地区，只不过承认了当时的战线而已。  
　　条约的第二部分比较古怪，但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资料。双方都知道“赔款”的作用。为了制止混乱状态所导致的凶杀和对身体的伤害，必须设法共同制定赔偿或报复的标准。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丹麦人屠杀和掠夺撒克逊人，反之亦然。但是，如果出现停战状态，就必须制定一个赔款价目表。丹麦人和撒克逊人当中的每个自由农定价为二百个银先令，地位较高的人定为六十八盎司纯金。格斯洛姆接受了这一条，实际上就是他同意，在赔款的问题上，对他治下的撒克逊人和丹麦人要一视同仁。阿尔弗烈德赢得了重要的一分，足见他确有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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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弗烈德国王的法典试图把摩西法典同基督教原则和传统的日耳曼习惯结合起来，其痕迹在肯特、西塞克斯和默西亚的现存法律中仍然依稀可辨。阿尔弗烈德修改了基督教《圣经·新约》中的待人规则，他把“己之所欲，施之于人”的信条改为进取性稍差的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还评论说：“法官如能牢记这一原则，就可以普施正义，而不需要其他法典了。法官应设身处地替原告着想，考虑怎样判决才能使他满意。”这位国王在法典的绪论中谦逊地解释说：“我未敢擅自写进我自己制定的许多法律，因为不知哪些法律将获得后人的赞同。”由于以后历代国王的不断充实，阿尔弗烈德的法典发展成各郡和各分区法院所执行的圣爱德华(忏悔者) [ 译者注：盎格鲁撒克逊世系的末代国王(一〇四二－一〇六六)， ] 法典，受到出身于诺曼底望族的国王们的尊重，以后经过封建律师的巧手匠心，成为英国习惯法的基础。  
　　阿尔弗烈德国王还尽力鼓励宗教和学术活动，尤其重视发展教育事业。他给伍斯特的主教写了一封信，抄件保存了下来：  
　　我想告诉你，我经常想起以前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教俗两界的重要人物是多么贤能，那是多么令人怀念的时代，那时统治着臣民的各代国王又是何等地服从上帝和他的牧师，他们在国内维护治安，道德和他们自己的权威，同时也向外扩张领土，他们通过战争和自己的智慧使国家繁荣起来……异邦人前来寻求智慧和教益……可是如今这种智慧在我们的民族中已经消失，以致在亨博河此岸能看懂英文祈祷书或者把拉丁文信件译成英文的人寥若晨星。我以为，这样的人即使在亨博河彼岸也是屈指可数的。 [ 原注：引自雷奇金所著《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史》第六〇九页。 ]  

　　阿尔弗烈德还努力改革修道院的生活，因为它在一片混乱中已经完全堕落了。  
　　如果谁未经国王或主教的许可把修女从修道院带走，他就得缴纳一百二十先令，一半交给国王，一半交给主教……假如这个男人先行去世，他所诱拐的修女无权继承他的财产，她要是生了孩子，孩子也和其母一样没有继承权。 [ 原注：引自《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史》第六〇九页。 ]  

　　另外，阿尔弗烈德还研究历史。编纂《撒克逊编年史》的工作就是由他开始的。开头的条目都很零散，可见没有经过编纂者的运笔。从阿尔弗烈德的时代起，条目都很确切，内容往往很丰富，而且有时文笔流畅，并能写出某些事件的历史意义。  
　　透过上千年的迷雾，我们看到了一个指挥若定、足智多谋的伟人。他以同样的力量挥舞着战斗的刀剑，掌握着正义的天平，他在防御策略中文武兼用，在逆境和危机中仍然珍视宗教、文化和艺术，他缔造了统一的国家，致力于消除多年的宿怨，使国土沐浴在和平的阳光之中。  
　　据说，阿尔弗烈德国王是伟人中的奇才。阿塞尔主教写道：“他在摇篮中就对智慧满怀爱慕之情。”他的宫廷中的基督教文化同北欧人百无聊赖的野蛮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历史较久的民族将治服野蛮的北欧武士，教他们享受和平这门艺术，让他们懂得安然共存的价值。一个统一的国家正在脱胎而出。由于阿尔弗烈德的努力，撒克逊人和丹麦人后来水乳交融，形成了统一的信奉基督教的英格兰。  
　　在诺曼底人统治的黑暗时期，阿尔弗烈德仍然保持着民族英雄的形象，其形象是一座灯塔，闪烁着撒克逊民族的光辉成就。这位统治者使撒克逊人在抵御丹麦人的无休止的战争中产生了勇气和自力更生的精神，他以自己对本民族的信心和宗教的信仰鼓舞了他们。他实行法治，治国有方，并把他们的英勇业绩载入史册。这一切使他在传奇和诗歌中获得了“阿尔弗烈德大王”的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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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最后一场战争等待着阿尔弗烈德。这场战争是北欧海盗的一次危机。八八五年，北欧人纠集了四万人，乘几百只战船沿塞纳河逆流而上。他们带着各种军事装备包围了巴黎，攻城长达一年有余。他们受阻于法兰克人在河上架设的一座戒备森严的桥梁之前，便把他们的长船拖上岸，从上游下水，把所经之处夷为平地。但是，他们一直无法攻克巴黎，武侯奥多伯爵在城里防御着这些无耻的海盗；城内普遍要求法兰克国王前来援救他的首都。但是，查理大帝并没有把他的本领传给儿子，他们荣获的绰号足以证明他们的无能。秃头查理已经死了，胖子查理起而代之。这个羸弱不堪的可怜虫最后不得不调集一支数目可观的军队，率军前来营救巴黎。他的援救行动收效甚微，但是巴黎仍然在镇定的总督的指挥下坚守不舍。北欧人的攻势开始减弱，最后崩溃了。在这方面，历来的记载说法不一。据说他们同德意志军队又进行了几次战斗，在其中的一次战斗中，他们的尸体填满了护城河。显然，他们在西欧各地的入侵都遇到了抵抗。这种抵抗虽然并非锐不可当，但却是他们的力量所不及的。有六年的时间，他们一直蹂躏着法兰西北部的内陆地区。他们走到哪里，便把饥荒带到哪里。最富庶的地区都被抢劫一空，他们还有何处可抢呢？于是，他们的注意力又转向英格兰，经过一段时间的太平盛世，那里也许又积累了一些财富。在大陆上，他们可以掠夺的基地正在衰落，他们也许可以再到不列颠岛上劫掠一番。霍奇金在他令人叹服的著作中说：“他们象一个饥肠辘辘的庞大妖魔，要到英格兰搜索食品，猎取财物。”一些不信教的暴徒和海盗控制了一支有效的海上军事力量，但他们的部下都是可怕的久经沙场的人，他们必须给这些人饭吃，管理他们时得格外小心，还得为他们提供杀人的机会。制订计划的就是这样一些魁首，而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他们对英格兰的袭击当然是筹划最周密、准备最细致的罪行之一。  
　　格斯洛姆在八九一年死去了，他和阿尔弗烈德订立的、并未得到严格遵守的条约也随之寿终正寝。八九二年秋天，突然有一支由二百五十艘船组成的庞大舰队杀气腾腾地出现在林普尼港 [ 译者注：肯特郡东南沿海的一个古代港口。 ] 附近，载着践踏过法兰西的“异教徒大军’前来侵略英格兰。侵略者在靠近森林的阿普尔多登陆，并且构筑了堡垒。接着，又有八十艘船裁着进攻大陆受挫的海盗随后赶到。这第二批人马沿泰晤士河而上，在南岸锡廷伯恩附近的米尔顿安营扎寨。因此，肯特郡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面对大规模的联合进攻，阿尔弗烈德必须进行第三次殊死的斗争。默西亚人和西撒克逊人已经联合起来，我们可以称之为英格兰人。他们度过了十四年不平静的和平时期，利用这段时间加强了他们的防御。南部的许多城镇都构筑了防御设施，民军的基本弱点虽然尚未克服，但它在组织上却有所改进。财富和食品又有积聚，有了稳定的政府，阿尔弗烈德已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他与查理大帝不同，有一个骁勇善战的儿子。他的儿子爱德华年方二十二岁，却已经能够代替他挂帅出征了。默西亚人当中也产生了一个埃塞尔烈德王子，他是西撒克逊王子爱德华的合适伙伴。在这个时期，阿尔弗烈德国王身体欠佳，因此很少亲临疆场；他虽然有时也率军出征，但这次战争大舞台上的灯光一直聚集在年轻一代首领的身上。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在这第三次战争中，英格兰人打败了北欧人。侵略者利用他们的制海权，从南北两边夹击肯特半岛。阿尔弗烈德曾经用金钱买通他们，使他们退兵，这一措施毫无疑问地推迟了他们的全面进攻。他劝说北欧人的首领黑斯顿，要他同意至少让他的两个小儿子获得洗礼。他给了黑斯顿许多钱。双方都立下了维护和平的誓言，但根本不想予以履行。誓言的话音未落，丹麦人就无情地展开了进攻，阿尔弗烈德极力唤醒英格兰人奋起抵抗。八九三年，由定居在诺森伯利亚和东英吉利的丹麦老兵组成的第三支远征军，从海上绕过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包围了埃克塞特。这时候，年轻的英格兰首领开始了猛烈的进攻。英格兰部队似乎有许多人骑马，这些马队并不完全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骑兵，但至少行动迅速。他们在现代的奥尔德肖特一带进攻并击溃了入侵者，一直追击了二十英里，直到敌人逃过泰晤士河，在科恩河彼岸躲避起来。不幸的是，年轻王子们的军队不够强大，无力继续追击，而且给养也消耗殆尽，因此只好收兵，眼睁睁地看着敌人逃之夭夭。  
　　丹麦人在伦敦东边泰晤士河畔的本弗利特布置防御，据说现在还能看出他们大兴土木的痕迹。他们恢复了元气之后，又前来劫掠，只留一支小部队驻守据点。两位王子对这个据点发动了进攻。在当时的战争中要攻克一个沟深墙高的城池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阿尔弗烈德的儿子和女婿率领从伦敦调来的一支强大军队猛攻本弗利特，“打跑了敌军，攻占了这个堡垒，把里边的一切都带到伦敦，其中不仅有妇孺，还有物资。他们把缴获的船只或毁成碎片，或烧成灰烬，或拖到伦敦和罗彻斯特”。以上是《撒克逊编年史》中的原话。十九世纪在这个地段修筑铁路时，在本弗利特的遗址上挖出了烧黑的船只碎片和一些人体残骸，在这个陷落的据点里，战胜者发现了黑斯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这几个人是珍贵的人质。可是，阿尔弗烈德把这三个人交还了黑斯顿，因而在当时和后来受到了强烈的非议。他交还黑斯顿的妻子是出于博爱。他还给黑斯顿的两个儿子施洗礼，自己担任其中一人的教父，默西亚的埃塞尔烈德做另一个人的教父。于是，黑斯顿的两个儿子就成了基督教会里的兄弟，阿尔弗烈德国王保护他们免受其父发动的不义战争的连累。在九世纪，人们很难理解，当自己的王国同凶残的入侵者进行殊死搏斗的时候，国王为什么会这样做。但是，国王后来被称为“阿尔弗烈德大王”，其原因之一正在于此。当时战争仍在进行，但据有关的记载，黑斯顿并没有再度出战，也许是阿尔弗烈德的宽厚仁慈和骑士气概感动了他。  
　　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北欧人动用了三支军队，即黑斯顿从欧洲大陆带来的一支大军，在林普尼一带登陆的那一支和来自丹麦法地区的军队。然而，在这场全面，持久的战争中，他们终于被默西亚、西塞克斯和威尔士的基督徒打得一败涂地。  
　　还有一个事件是值得注意的，《撒克逊编年史》中写道：  
　　入冬以前(指公元八九四年冬)，丹麦人……拖着船沿泰晤士河和利河而上……在伦敦上游二十英里处建筑了一座堡垒……到了秋天(八九五年)，阿尔弗烈德国王在伦敦附近扎营抢收庄稼，以免被丹麦人抢走。收割过后，国王有一天骑马沿河而行，想找一个合适的地点把河道封锁起来，使敌人的船只不能返航。……他在河的两岸建起两座炮台；……敌军发现他们的船驶不出去，便丢弃船只落荒而走……伦敦人收缴了这些船只，他们把值得带走的东西都带回伦敦，不能带走的则统统毁掉了。

　　八九六年，战争结束了。似乎已在衰落的北欧人分散了，有的在丹麦法地区住下来，有的回到了法兰西。《撒克逊编年史》总结这次战争时感叹地写道：“感谢上帝！这支军队(丹麦军)并没有给英格兰人造成太大的创伤。”阿尔弗烈德有力地保卫了岛上的国家，用智谋和武力保护了英格兰的基督教文化；他加强了南方的强大力量，使它成为不列颠以及后来大英帝国的重要支柱，他还解放了伦敦。尤其值得庆幸的是，他养育了勇敢的子孙，我们将看到，这几代子孙成功地继承了他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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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弗烈德于八九九年安然长逝，而同北欧人的斗争仍将经历几个迥然不同的阶段。他的血缘为英格兰人造就了许多伟大的统治者，他的鼓舞作用为基督教军队频传捷报提供了动力。他的儿子，立即登极执政的爱德华，早已成为全军敬畏的杰出统帅。爱德华和他的堂弟埃塞瓦尔德发生了争执，后者逃到丹麦法地区，挑唆诺森伯利亚和东英吉利的北欧人再次入侵他的家乡。九〇四年，埃塞瓦尔德和丹麦人的国王在泰晤士河上游的克里克雷德附近渡河南侵，践踏了威尔特郡的部分地区。为了惩罚他们，爱德华调集了一支由肯特人和伦敦人组成的军队，下令侵入东英吉利。他们把中英吉利夷为平地。但是，肯特人的军队撤退缓慢，被怒不可遏的丹麦人追上，只好回身应战。结果，丹麦人打胜了，砍杀了许多肯特人。但命运也不是那么偏心，丹麦人的国王埃里克和叛徒埃塞瓦尔德也在战斗中一命呜呼。继位的新国王格斯洛姆二世以阿尔弗烈德在八八六年签订的条约为基础同爱德华讲和，不过在条约上又增加了一些条款。从这些新条款中可以看出，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条款中规定量丹麦人都是基督徒，得向教会交纳什一税，大教区的教士如果使会众记错了某些宗教节日的日期，就要受到罚款。  
　　九一〇年，丹麦人撕毁了这一条约，在默西亚重新拉开了战幕。爱德华早已派西塞克斯和肯特的主力部队去援助默西亚人，他自己在海上指挥舰队。在斯塔福德郡特顿豪尔进行的一场激战中，丹麦人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英格兰人的胜利是这次长期冲突中的一个里程碑。诺森伯利亚境内的丹麦军队从此一蹶不振，丹麦人控制的英格兰中部和东英吉利因而成为英格兰人的囊中物。在此以前，默西亚和西塞克斯一直处于防御地位，常常陷入非常危急的境地。现在局势倒过来了，丹麦军营中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前面已经提过，爱德华的妹妹和默西亚的埃塞尔烈德伯爵结了婚。埃塞尔烈德于九一一年去世，他的遗孀埃塞弗丽达继承了主位，并且比他更有建树。在那个野蛮的时代，一名妇女能执政为王，这件事情本身就足以说明她有超人的才智。爱德华后来被称为“长者爱德华”，他和妹妹“默西亚夫人”共同指挥这场战争，取得了当年阿尔弗烈德不敢奢望的辉煌胜利。由于血缘关系和政治需要，这两个王国的政策完全一致，因而它们能够满怀信心而灵活地迎击丹麦人的又一次进攻，并且迅速予以粉碎。这次胜利之后，胜利者审慎地着手彻底征服丹麦法地区及其五个自治市。兄妹俩在各自的战线上步步为营，共同前进，为这一目标奋斗了十年。九一七年，爱德华攻陷贝德福附近的坦普斯福德，杀死了格斯洛姆国王，彻底摧毁了东英吉利的抵抗力量。丹麦人的头领都归顺爱德华，承认他为保护人和君主。爱德华则承认他们的田产，允许他们按照丹麦的习惯生活。与此同时，“默西亚夫人”征服了莱斯特，甚至连约克也主动归顺。在这凯歌声中，埃塞弗丽达去世了，爱德华急忙赶到塔姆沃思 [ 译者注：默西亚王国首都。 ] ，应默西亚贵族之请登上了国王的宝座。  
　　阿尔弗烈德的儿子这时已是亨博河以南英格兰所有地区无可争议的国王，威尔士南部和北部的布立吞诸侯也都赶紧表示永远臣服，在此后的两年里，爱德华继续北上，在曼切斯特、柴郡的泰瓦尔以及德比郡与曼彻斯特之间丘陵地区的贝克维尔建立了据点。诺森伯利亚的丹麦人的末日已经临近。广泛而持久的统一似乎就要实现了。长者爱德华在胜利后的宁静中又统治了五年，于九二五年逝世。他的权力和才能传给了第三代杰出的君主，这位新君主能够在各方面继承他父亲和祖父的未竟事业，把它推向前进。

showcraft

第八章　撒克逊的黄昏
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1956-1958




　　西撒克逊人的第三个伟大的国王阿特尔斯坦在继位之初采取其家族的传统政策，努力同丹麦法地区末被征服的部分建立和睦关系。但是，由于发生了一些纷争，他于九二六年率军进入约克郡，在那里确立了自己的统治。诺森伯利亚表示归顺，苏格兰国王和斯特拉思克莱德国王称他为“父亲和君王”，威尔士的诸侯同意纳贡。此后又出现了一段不太平静的和平时期。到九三三年，阿特尔斯坦进行了讨伐苏格兰人的战役，九三七年，在这场历史剧中败北的一切角色发动了全面的暴乱，因此战火又熊熊燃烧起来。在不列颠岛北部的所有地区，克尔特人、丹麦人和挪威人，其中有基督徒，也有非基督徒，都聚集到苏格兰国王君士坦丁和都柏林的奥拉夫的麾下，形成了反对阿特尔斯坦的统一战线，从挪威本土还来了援兵。这一次，双方并没有在花招诈骗上浪费时间和人力。冰岛的传说和英格兰的一首诗中都有这次战争的记载。根据传说，阿特尔斯坦向敌人挑战，要他们和他列阵而战，甚至还提出了所有的军队接受考验的地点。敌人欣然同意。在当时的贫穷社会中显得非常庞大的各路军队，象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一样各就各位，而且还就位置问题进行了多次交涉。两边的人马在狭小的战场上彼此挥动着盾牌和刀剑，并且互相嘲弄，因而双方都怒气冲天。不久，诺森伯利亚和冰岛的北欧人就同一部分撒克逊军队激烈地厮杀起来。虽然诺森伯利亚的北欧人统帅临阵脱逃，撒克逊人还是失败了。第二天进行了真正的较量。双方的军队以威严的仪式列队而出，然后怀着“良好”的意愿抡起战斧，挥起大刀和长矛，从早晨一直激战到天黑。  
　　从最早的布鲁南博 [ 译者注：这次大战的战场，具体地点尚待确定，史学家说法不一。 ] 战歌中的自然比喻和好战情绪，可见盎格鲁撒克逊人思想之一斑：“阿特尔斯坦国王乃公爵之君主和贵族之庇护者，同其弟爱德蒙王子，靠血迹斑斑的剑锋，赢得了布鲁南博的长久殊荣。劈开盾墙，砍断长矛，杀退敌人逞英雄……苏格兰民众和船队……血染沙场，红日高悬，……这颗巨星，犹如圣烛俯照大地，光华四射，直至其遽然西沉。斗士中多人中枪，僵卧战场，原来是北欧人尸横盾牌之上。苏格兰人也备受艰辛，意气消沉。他们身后留下了满身灰尘的长嘴渡鸦、白翎黑羽的鹰鹫、嗜血成性的凶隼以及林中的灰狼，它们都在饱餐腐尸，兴味正浓。”  
　　撒克逊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们所说的“发假誓者”君士坦丁逃回了北方，奥拉夫带着他的残余力量退回都柏林。从此，阿尔弗烈德的孙子、英勇无畏的阿特尔斯坦成为西欧的显要君王之一。他在硬币和国王特许状上都自称为“全不列颠国王”。  
　　他自称为王的行动在欧洲大陆得到了承认。他的三个姐妹分别同加洛林王朝的昏君查理、加佩王室的休大王和未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撒克逊人奥托结了婚。他还扶立了一位挪威王子，这位王子在约克接受洗礼，并且宣誓永远做他的忠实附庸。人们可能以为延续多年的争执就此了结，其实不然。在布鲁南博之战两年以后，阿特尔斯坦与世长辞，他的异母兄弟，年仅十八岁的埃德蒙继承了王位。被击败的力量又乘机作乱。埃德蒙以他的民族气概顶住了敌人的进攻。他只统治了六年，但直到九四六年去世为止，他寸土未失。埃德蒙死后，他的弟弟阿尔弗烈德之子“长者爱德华”的幼子埃德烈德继位。埃德烈德也在所有的来犯者面前成功地保护了自己的版图，而且在打垮这些来犯者之后，似乎从此扑灭了诺森伯利亚的反叛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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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学家认为，北欧人在英格兰活动的第一个阶段结束于九五四年。自从北欧人的入侵浪潮卷入不列颠岛以来，一百二十年已经过去了。前四十年，信奉基督教的英格兰社会为了生存而斗争，后八十年里，阿尔弗烈德、爱德华、阿特尔斯坦、埃德蒙和埃德烈德五位尚武的国王打败了侵略者。撒克逊人的统治由于光阴荏苒而经历了形式上的变化之后，终于在全国恢复起来。但是在他们的统治下，在东部的太平原上出现了根深蒂固的丹麦区。在这一地区里，丹麦人的血统和习俗在英格兰国王的统治下保存了下来。  
　　在埃德加国王的繁荣和平的统治时期，伟大的行政机构臻于完善。在再度征服英格兰的过程中，撒克逊人一直有意识地重建行政机构。这一行动对于英格兰制度的发展产生了至今未消的长期影响。他们重新划分各郡，每郡有郡守，即直接对国王负责的行政长官；在郡下边设区，区以下的城镇都布置了防御设施；从郡、区到市有一套严密的司法系统维持治安，缉拿罪犯；税收制度也得到了恢复。而且，随着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复兴，修道院制度和学术又获得了新生，土生土长的英国文学也开始萌芽了。它们最初发展很慢，而且只限于撒克逊人居住的地区，但是，它们在十世纪中叶同大陆上的宗教复兴有了联系之后，就开始大踏步前进了。坎特伯雷大主教邓斯坦以及比他年轻的同代人——伍斯特主教奥斯瓦尔德和温切斯特主教阿特沃尔德，都努力恢复修道院内的严格教规，进而间接地改革主教团，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修道士当选为主教。另外虽属偶然但却令人可喜的是，当时欧洲亟需的行文清楚的重要手稿得到复制，学术研究有所发展。有许多手稿用英文写成，供俗界学习教义之用。据说，安沙姆修道院院长阿尔弗里克的天主教布道书是英语发展成简单书面语言的标志；而在欧洲各地，英语是最先达到这个阶段的语言。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十世纪都是英格兰在命运之路上向前迈出的关键一步。虽然埃德加死后君主制度不幸衰落，但是它的组织机构和英格兰文化却已根深蒂固，以至于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经历两次外族征服而不灭。  
　　九七三年在巴斯举行了一次隆重的加冕典礼，从而奠定了日后的加冕典礼的程序。那个时代的人一定认为，这次加冕典礼标志着英格兰王国的彻底统一。在全国各地，无论是郡，还是区和市，法院都定期开庭。币制和度量衡得到了统一，建筑和装饰艺术正在恢复，学术研究又在教堂里繁荣起来，有文化的人都写书面语言，即标准英语。不列颠岛上又恢复了文明。但是，为它提供营养的政治结构即将倒塌。在此之前，统治国家的都是有力的军事领袖，可现在，一个孩子，一个懦弱低能而又多变无信的家伙登上了一直由武士占据的王位。英格兰沉浸在二十五年的和平环境之中。以勇士为首的撒克逊人在危险和困境中顽强无畏，不可战胜，如今却被这种和平环境消磨了意志。那是“寡断者埃塞尔烈德”的统治时期。“寡断者”一词对他很贴切，但实际上是指他纳谏不当或不听忠告。  
　　九八〇年，大规模的侵扰活动又开始了。切斯特遭到爱尔兰人的冼劫，南安普敦居民被斯堪的纳维亚或丹麦的入侵者大肆屠杀。塔内特、康沃尔和德文都惨遭大屠杀和浩劫。有一首史诗描写了九九一年的“莫尔登之战”。丹麦人在莫尔登东边的诺塞岛整军待发，英格兰人在布莱克沃特河入海口的南岸与他们隔海对峙。战斗发生在连接诺塞岛和不列颠本土的狭长地段，那个地段在涨潮时就被海水淹没了。北欧人又以他们特有的方式提出了条件：“要想活命，赶快交钱，纳金息干戈胜过一场恶战……拿出金子我们就停战……我们将带着金钱扬帆远去，永不相扰。” [ 原注：引自肯德里克所著《北欧海盗史》(History of the Vikings)第二五九页。 ]  
　　埃塞克斯郡守拜特诺斯回答说：“海盗们，你们听见这里的人是怎冬回答的吗？他们要交纳的金钱就是长矛、致命的标枪和昔日的利剑……这里有一位高贵的伯爵，他将率众保卫这块土地，保卫埃塞尔烈德王子的家园、百姓和田地。野蛮人将毙命于沙场。而且，你们既然风尘仆仆地远道而来，如果不打一仗就带着纳金离去，似乎不太体面。你们别想轻易得到我们的财富：必须先苦战一场，尝一尝我们的标枪利剑。” [ 原注：引自《北欧海盗史》。 ]  
　　实际上，这些慷慨激昂的言语并没有得到实现。就在他们互相奚落的时候，海潮已经落了下去，小岛和本土之间的地峡露了出来。英格兰人天真地同意北欧人穿过地峡，在布莱克沃特河南岸摆好阵势，以便公平地开战。战斗一开始，英格兰人就失败了。拜特诺斯的军队中许多人四散逃命，但是有一些因武功而获得领地的自由民眼看大势已去，还奋战到最后一息。随之而来的是向丹麦人俯首纳贡的最可耻时期。  
　　阿尔弗烈德当年不仅欧于动武，在需要交钱获得和平的时候也从未犹豫不决。埃塞尔烈德却只是一味赔款而不敢用兵。他交纳的款项数目日益增加，而收效却越来越小。九九一年，他用一万镑银子讨好入侵者，还为他们提供给养。九九四年，他交纳一万六千镑，赢得了片刻宁静，还讨好地为入侵者奥拉夫洗礼。一〇〇二年，他以二万四千镑银子的代价再次换取了和平，但是这次破坏和平的却是他自己。在穷途末路中，英格兰人雇佣了大批丹麦人在军中服役。埃塞尔烈德怀疑这些危险的帮手要谋害他，吓得惶恐不安，因此计划把英格兰南部的所有丹麦人，不管是雇佣军还是平民，统统杀死。这个残暴的计划在一〇〇二年的圣布赖斯节变成了现实。受难者有北欧人魁首之一帕利格的妻子、丹麦国王斯韦恩的妹妹岗恩希尔德。斯韦恩誓死为他的妹妹报仇，在两年的时间里，不断打击可怜的撒克逊人。埃克塞特、威尔顿、诺里奇和塞特福德都遭到了洗劫，可见报复的范围相当大，复仇者的怒气并未被敌人的鲜血所平息，只是由于饥馑而暂时受挫。丹麦人的军队在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上已经无法生存，于一〇〇五年撤回丹麦。但是据一〇〇六年的一些编年史记载，斯韦恩又卷土重来，劫掠肯特、雷丁和沃林福德。最后，埃塞尔烈德用相当子三、四年国民收入的三万六千镑银子又一次买来了短命的和平。  
　　英格兰人现在想不惜一切代价建立一支舰队。当年曾经激励迦太基人竭尽全力的那种绝望心情，促使这个贫穷、潦倒、饥饿、被劫掠一空的民族建造了大量的船只。新生的英格兰舰队于一〇〇九年集结在桑威奇。《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说：“但是，我们既没有好运气，也不配享受这支海军力量的保护作用。”它的指挥官们发生了内讧。有些舰只被击沉，还有一些毁于风暴，其余的船只被指挥官们可耻地遗弃了。后来，海军官兵把船驶到伦敦，全民族努力奋斗的成果就这样付诸东流。”据史料记载，一〇一二年向北欧人交纳了最后一笔巨款。北欧人这次收了四万八千镑银子，而且是通过抢掠坎特伯雷和绑架阿菲奇大主教的办法强迫撒克逊人交纳的。他们后来在格林威治把阿菲奇大主教杀害了，因为他拒绝敦促他的会众筹措赎金。《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评述说：“我们蒙受的这些灾难都是由于政策错误造成的，因为我们纳款的时机不当，而且未作任何抵抗，而每当他们肆虐逞凶，我们就与之讲和。但是，尽管已经讲和，我们也交了巨款，而他们仍然四处横行，掠夺和屠杀我们的可怜同胞。”  
　　那些惨事无须赘述。而且，那个时代以前的恐怖行为设有记载下来，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在这个可怕的景象中闪闪浮动的一点烛光，足以使我们感受到当时的颓败、凄凉，残酷的程度。最值得注意的是，斯韦恩于一〇一三年在他的小儿子卡纽特的陪同下再次来到英格兰。他征服了约克郡的丹麦人和丹麦法地区的五个自治市，成为诺森伯利亚和丹麦人控制的默西亚的统治者，报复性地抢劫了牛津和温切斯特。而且，尽管他进攻伦敦未果，仍然被宣布为英格兰国王。这时，埃塞尔烈德逃到他妻舅诺曼底公爵那里避难。在取得一系列胜利之后，斯韦恩于一〇一四年初去世了。他死后，英格兰人所受的苦难又暂时有所减轻。他们想恢复埃塞尔烈德的统治，“他们说，如果他比以前统治有方的话，哪个君主也不如名正言顺的君主更加可贵”。  
　　不久，年轻的丹麦王子卡纽特开始要求获得英格兰的王位。这时候，阿尔弗烈德的血液开始在埃塞尔烈德之子埃德蒙的身上沸腾起来；埃德蒙在二十岁的时候就已赫赫有名，不久便被称为“勇敢的埃德蒙”。虽然他被父亲称为逆子，而且完全违背父亲的意志行事，但他还是聚集了一支人马，在辉煌的战役中给敌人一次又一次沉重的打击。他知道兵不厌诈，多次取胜，还解了伦敦之围，于是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满目疮痍的英格兰有了新的军队。埃塞尔烈德死后，埃德蒙肩负英格兰的希望登上了王位。虽然敌我力量悬殊，而且他还受到一次重创，他仍有足够的力量。他把王国划分为几个地区，然后开始重整旗鼓，准备再战。但是，年仅二十二岁的“勇敢的埃德蒙”在一〇一六年不幸早逝，整个王国因此陷入绝望之中。  
　　在政治上举足轻重的教界贵族早已详述了圣邓斯坦所预言的灾难。甚至在埃德蒙活着的时候，英格兰的教俗领袖就在南安普顿达成一致意见，要永远废黜埃塞尔烈德的后代，承认卡纽特做他们的国王。反抗丹麦人的一切活动，不管是道义上的还是军事上的，都失败了。埃塞尔烈德的家族成员被赶下王位，于是，西塞克斯王族的末代子孙便下野流亡了。年轻的丹麦王子虽然采取一些血腥的行动，以得到并巩固他的地位，但他还是欣然接受了卑微的全面屈服。他遵守诺言，履行了三个国王在教俗事务中对全国承担的职责。后来，英格兰的贵族达成协议，要用巨额赔款使丹麦人撤军。但是，新国王在他的主要谋臣的支持下，“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永远统治，普救众生。这就是英格兰人和丹麦人的核心人物郑重签订的协定。兰克写道：“国王的家族在殖民初期就有治民率众的卓越表现，它统一了英格兰，把她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可是，在这道德沦丧而又灾难临头的时刻，它却被盎格鲁撒克逊和丹麦血统的教俗首脑抛弃了。” [ 原注：《英国史》第一卷第二十五页。 ]  
　　产生君主的方式有三种：一是不容争议的征服，二是极受尊重的继承权，三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选举。卡纽特是通过第三种方式登上王位的。早期的英格兰人把阿尔弗烈德和卡纽特当成理想的国王和德政的化身，这可能是因为有图拉真皇帝的形象作为榜样的缘故。这位皇帝是最先派来传教士的教皇格雷戈里的宠信。有史料证明，图拉真的德行在英格兰教堂的礼拜中也被朗朗传诵。此外，卡纽特可能还研究了奥古斯都大帝的泰然自若的特点，而且肯定学到了这一点。他坐在海边禁止海潮上涨时教训阿谀奉承者的故事，已在天下传为美谈。他执法依法，甚至以军人身份遵守王宫卫队内部的纪律。登极伊始，他就解散了丹麦人的庞大军队，把自己的命运坦然寄托于地位降低的英格兰人的忠诚。他娶了埃塞尔烈德的遗孀、诺曼底人埃玛为妻，因此预防了诺曼底公爵为她和埃塞尔烈德所养育的后代报仇的任何行动。  
　　卡纽特成为北方的重要君主，据说他统治着五、六个王国。他在征服英格兰的时候，已经是丹麦的国王，不久又实现了另一愿望，成为挪威国王。苏格兰主动向他表示臣服。北欧人的力量虽然有所削弱，但仍然遍布世界各地，从挪威一直到北美，从波罗的海延伸到东方。但是，卡纽特在他的所有王国中，选择了英格兰作为长久住处和首都所在地。据说，他喜欢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生活方式。他希望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埃德加的继承者”，因为同后世相比，埃德加统治下的十七年和平生活仍然光彩夺目。他遍施法制，并且让人们知道，这些法律的执行完全不以他的行政权力为转移。  
　　他修建教堂，宣布高度忠于基督教信仰和教皇。他还纪念被他的同胞杀害的圣埃德蒙和圣阿菲奇，虔诚而郑重地把他们的圣骨移到坎特伯雷。一〇二七年他在罗马朝圣的时候，给他的臣民写了一封宽宏大量、热情洋溢的信，允诺执政时公平如水，尤其强调向教会交纳税款的重要性。他的女儿和康拉德皇帝的长子结了婚，后者最终把神圣罗马帝国的版图从石勒苏益格扩展到艾德河畔。卡纽特的这些卓越成就虽然得到上帝的祝福和命运的厚爱，但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他的个人才能取得的。从他的身上，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伟大人物经天纬地、治乱扶危的力量，也又一次看到，如果没有这样的伟人，世人将遭受不可估量的痛苦。  
　　早期关于卡纽特的一些记载，生动地展示了他的性格和气质：“当他在隆重的欢迎下走进修道院时，他迈着谦卑的步伐，两眼虔诚地盯着地面，泪水潸潸成行——不，应该说泪如泉涌——虔诚地寻求圣人的帮助。天啊，当他献祭的时候，他的泪眼有多少次盯着地面！他多么频繁地捶着自己的高贵胸膛！他的叹息多么真挚！他又有多少次祈求上帝的宽容！”  
　　但是，两个世纪后的传奇却显示了另一种性格：  
　　 “卡纽特国王和乌尔夫伯爵对弈一会儿之后，国王走错了一步，因而被伯爵吃掉了一只马。国王把这只棋子又放回棋盘上，让伯爵另走一步。伯爵一怒之下推翻了棋盘，拂袖而去。国王说：‘去你的吧，可怕的乌尔夫。’伯爵在门口转过身来说：‘……当瑞典人在赫尔吉河地区把你打得象落水狗一样，我前去援救你的时候，你可没有称我为可怕的乌尔夫呀！’伯爵说完走了出去，上床睡觉了……第二天早晨，国王在穿衣服的时候对他的侍从说：‘你去把乌尔夫伯爵杀死。’  
　　 “小侍从领命而去，过了一会儿回来了。  
　　 “国王问：‘你把伯爵杀死了吗？’  
　　 “‘没有，他到圣卢修斯教堂去了。’  
　　 “有一个名叫伊瓦尔·怀特的挪威人，是国王的内侍。国王对他说：‘你去把乌尔夫伯爵干掉。’  
　　 “伊瓦尔到了教堂，走近唱诗班，用剑刺穿岛尔夫伯爵的胸膛。伯爵当即毙命。然后，伊瓦尔提着血淋淋的剑去见国王。  
　　 “国王说：‘杀死乌尔夫伯爵了吗？’  
　　 “他说：‘已经杀死了。’  
　　 “‘干得好。’  
　　 “伯爵死后，修士们关闭了教堂，锁上了门户。国王听说后，传令修士重开教堂，并唱着圣歌作弥撒。修道士们遵命而行。国王来到教堂时，赠给它一大笔财产，于是它拥有很大的领地，并升到很高的地位。直到现在，这些土地还属于这个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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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一支新的军事力量正在英吉利海峡彼岸崛起。北欧人于十世纪初在诺曼底拓居的地区，此时已成为法兰西境内最强大的军事国家。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这些海盗就迈进了封建社会。现存的有关资料都富有传奇色彩，因此我们甚至不能确定，这个诺曼底国家的创建者罗洛到底是挪威人，还是丹麦人或瑞典人。诺曼底公国是在罗洛和西法兰克人的糊涂国王查理签订《埃彼特河畔圣克莱条约》以后建立的，这项条约确定了诺曼底公国的疆界，明确了法兰西国王对它的宗主权。  
　　诺曼底产生了一个骑士贵族阶层，他们为自己的领主服役，从领主那里得到封地，再以同样的方式把土地转分给自己的附庸。重视合法性和条理性的诺曼底人建立了基本的社会结构，在这个社会结构中，不久就产生了一支精良的军队。诺曼底人还努力确立秩序。除了公爵，任何人不得兴建城堡或私自设防。诺曼底公爵的宫中有内廷官员、高级教士和地位显要的封臣，这些封臣不仅要为他服役，还得入宫听差。宫廷是公国的统治中心。在诺曼底各地都有子爵维护公爵的利益，监督执行公爵的决定。他们不仅是公爵田产的税收官，而且实际上也是与宫廷有密切联系的高级长官，管辖着象英格兰的郡一般大小的地区。诺曼底各代公爵同教会建立了关系，为中世纪欧洲的政教关系提供了蓝本。他们保护围内的修道院，欢迎十世纪的宗教复兴，因而得到复兴运动领袖的赞赏和支持。但是，他们没有放松对主教和修道院长的授职权。  
　　未来的英格兰国王就来自这个组织得井井有条的强大公国。一〇二八到一〇三五年间，北欧人的本能促使诺曼底的罗伯特公爵积极策划对外侵略。由于他中道去世，而且没有留下合法的继承人，这些计划便暂时搁浅了。  
　　在这一段英格兰历史中，诺曼底公爵罗伯特之妹埃玛的形象非常突出。先是埃塞尔烈德出于一种自然的考虑，为了通过和欧洲头号军事强国的宗亲关系来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和她结了婚，后来卡纽特又为了保持英格兰的统一和她结了婚。关于她的才智和品行，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不管怎样，象她这样处于强大的联合力量中心的妇女是古今罕见的。在英格兰国王中，有她的两个丈夫和两个儿子。  
　　一〇三五年，卡纽特国王去世，他的帝国也随之瓦解了。他有三个儿子，两个系北安普敦的埃尔吉瓦所生，另一个为埃玛之子，名叫哈迪·卡纽特。这三个儿子都是愚昧无知的北欧人，因此，许多人又考虑拥戴原来西撒克逊王族的代表阿尔弗雷德和爱德华。二者是埃塞尔烈德和埃玛的儿子，他们正在诺曼底过着流亡生活。兄弟俩中的长者阿尔弗雷德，即编年史家所说的“天真王子”，于一〇三六年以看望再次孀居的母亲埃玛王后为借口，急忙赶到英格兰。西塞克斯公爵戈德温是住在英格兰的丹麦人的首领，他很有才于，能够左右政局。冒险的阿尔弗雷德遭到逮捕，他的随从都被杀害。这位不幸的王子被弄瞎了眼睛，不久死在伊利修道院。人们普遍认为，这次暴行是戈德温干的。除掉阿尔弗雷德之后，继承王位的问题就简单了，卡纽特的儿子们分享了父亲的遗产。斯纬因在挪威统治了一个时期，但他的两个兄弟是英格兰的统治者，而且都是短命的。不到六年，英格兰王位再次出现空缺。  
　　戈德温仍是英格兰的核心人物，主宰着它的一切要务。埃塞尔烈德和埃玛所生的另一个儿子、运气不佳的阿尔弗雷德的弟弟爱德华，仍在诺曼底过着流亡生活。在这个无政府的混乱时代，人人都希望建立一种稳定的制度。只有君主制才能做到这一点，而阿尔弗烈德大王的名门子孙则具有独一无二的权利和资格。在五、六代人的时间里，这支撒克逊人的君主政体领导了反对丹麦人的抵抗运动。西撒克逊王族是欧洲最古老的王族。两代人以前，加佩王族只是巴黎和法兰西岛 [ 译者注：法国古代的一个省，因四周有塞纳何等河流环绕，故有此称。 ] 的勋爵，诺曼底的公爵也不过是北欧海盗而己。谁要是能证明自己是阿尔弗烈德大王的后代，或者是埃及乃至更古老的望族后代，他就会受到至高无上的尊重和敬畏，戈德温看出，如果拥立爱德华为国王，他就能巩固自己的权力，并能得到盎格鲁撒克逊人和丹麦人双方的支持。他向流亡者提出了条件，还威胁说，如果不同意这些条件，他就立卡纽特的侄子为王。在他的条件中，主要的一条是限制诺曼底人在英格兰的影响。爱德华满足了这些要求，于是得以荣归故土，加冕登极。在后来的二十四年里，除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外，英格兰的权利一直掌握在戈德温父子手中。伍斯特的弗洛伦斯所著的《编年史》中说：“他是那样踌躇满志，好象他统治了国王和整个英格兰。”  
　　爱德华是个文静而虔诚的人，他不喜欢战争，也不太善于理政。他所受的诺曼底教养使他在戈德温允许的范围内，有限地但却是主动地传播诺曼底的影响。在英格兰的教会里有诺曼底的高级教士，王宫里有诺曼底的职员，那里有诺曼底的地主。为了不惹麻烦，爱德华娶了戈德温的年轻漂亮的女儿为妻。但是，当时的一些著作中肯定地认为，这种婚姻只是形式而己。据传说，爱德华国王仁慈、懦弱、臃肿，而且是个白化病人。后来的一些作者说，他们根据他同身边可怕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和丹麦人的一些往来看出，他有一种潜在的能量，不管怎么说，他的兴趣主要是在宗教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多地用修士的眼光看问题。在那艰难的时世中，他基本上扮演了玫瑰战争中亨利六世的角色，二者的性格也很相似。经过一段时间，他象圣徒一样的作风受到人民的尊重，鉴于他的品德高尚，人民原谅了他的脆弱。  
　　这时，戈德温家族乃然在国王手下保持着专制地位。在那个时代，裙带关系不仅仅限于家庭之内，它几乎是统治者网罗亲信的唯一渠道。宗亲关系虽然常常不和，但至少能在利益上保持某种一致。关于当时的情况没有统计资料，但是，那个时代的人肯定认为，自己的兄弟、妻舅或者儿子比陌生人可靠。所以，我们不应该因为戈德温公爵把英格兰的权力分给自己的亲戚就轻易地责怪他，也不应该因为其他野心勃勃的大官对权力不均和宠信有别的现象满腹牢骚而感到惊奇。在英格兰的王宫里，诺曼底势力和撒克逊－丹麦势力进行了多年的激烈斗争。  
　　一〇五一年，宫廷里的诺曼底势力迫使戈德温流亡海外，导致了一场危机。据说诺曼底的威廉公爵在戈德温流亡期间来到英格兰，正式访问忏悔者爱德华，谋求英格兰王位的继承权。爱德华国王很可能作了肯定的答复。第二年，戈德温在他儿子哈罗德的积极帮助下，带着在佛兰德纠集起来的一支军队回来了。父子俩强迫爱德华国王恢复，他们的权力。国内许多显要的诺曼底人被驱逐出境。自此，戈德温家族的权威又遍及英格兰，他们直接控制的地区扩大到从瓦什河到布里斯托尔海峡一线以南的地方。  
　　一〇五三年，戈德温在复辟七个月之后去世了。戈德温从受到卡纽特重用时开始，已经度过了三十五年的政治生涯。他在世的儿子中年龄最长的哈罗德继承了他的大片领地。哈罗德进一步扩大他的权力，在此后动乱不已的十三里，是英格兰的真正统治者。尽管撒克逊－丹麦势力中的伯爵们心怀敌意，而且诺曼底人的反对势力仍然忠于爱德华王朝，戈德温父子还是在相当于现代的君主立宪制度下保持了他们的统治地位。哈罗德的一个弟弟成为默西亚伯爵，他的另一个弟弟托斯蒂格讨好诺曼底人，颇受爱德华国王的宠信，得到诺森伯利亚伯爵的封号，驱逐了那里的伯爵。此时戈德温家族内部已经不和，哈罗德和托斯蒂格很快成为冤家对头。哈罗德的能力、才干和诡诈都有助于维护国内的统一，尽管如此，他们兄弟间的鸿沟还是削弱了英格兰，使它成为外族鹰爪下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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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忏悔者爱德华统治的末年，英格兰在政治上极为虚弱。虽然装帧漂亮的手写本、雕刻、金属制品和颇有艺术特色的建筑照旧流行，宗教活动还是十分活跃，正常的行政和司法工作也依然如故，但是，阿尔弗烈德的后代已经道德沦丧，意气消沉，撒克逊人的君主制本身也日趋衰败。几个体格羸弱的王子相继早亡，身后无嗣，连子孙众多的“寡闻者”埃塞尔烈德也快得出奇地断了香烟后代。曾经打败北欧入侵者并再克丹麦区的尚武王朝，此刻只剩下老态龙钟的国王以及健康堪虞的年幼王子和公主在支撑着门面。各地的伯爵大有抗主称雄之势。  
　　虽然英格兰仍是欧洲唯一由国王掌管财政大权的国冢，全国的郡守都必须向中央报告财政收支情况，但是国王对郡守的控制已经放松了。国王主要靠自己领地上的收入维持生活，而且靠王室本身的力量尽力实行统治。而君主仅存的这一点权力实际上也受到了一批撒克逊和丹麦要人的很大限制。这个经过精心挑选的“贤人会议”从未超过六十人，它一直是支持英格兰国王的基础，他们似乎把自己看作全国的代表。这个“贤人会议”实际上就是由朝臣、大地主和高级教士组成的委员会，但此时这个“贤人”大会已经不能体现国家的生活。它不仅没有加强反而削弱了国王的权力。它的特点和长处在国家的普遍衰落中受到了影响，它逐渐成为名门望族的工具。中央权力削弱以后，各郡的地方酋长群起割据。他们追求的只是个人和家庭的利益，关心的只有家族宿怨，因而动乱四起，干戈不息。人民不仅被互相冲突的诸侯所拖累，也由于撒克逊地区和丹麦人地区的风俗迥然不同而深受影响。一些反常现象和矛盾影响了公正执法。从西塞克斯的采邑到东部和北部丹麦区的自由民社会，土地的使用情况也不尽相同。在领主和土地之间没有固定的联系。自由民有随同国王出征的义务，这和他拥有多少土地并无关系。不列颠岛停止了前进的步伐，对于欧洲大陆已经无足轻重。海岸线和城镇的防御都松懈下来，在未来的征服者眼中，岛上的社会、道德、政治和军事等各种制度都已经衰落。  
　　忏悔者爱德华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模糊不清而又脆弱，因为他所笃信的教会在细心剪裁中世纪传说时，对他作了夸张。撒克逊人的英格兰已到了风烛残年，在黑暗即将来临时，一位髯须花白的善良先知预言了它的末日。爱德华在弥留之际顿受启示，喃喃地说，一个罪恶的时代即将来临，在场的人无不感到惊恐。只有当年忠于戈德温的施蒂根德大主教无动于衷，并且对哈罗德耳语说，国王由于年老病重已经神志不清了。一〇六六年一月五日，末代撒克逊国王寿终正寝了。在展现在眼前的艰难岁月里，撒克逊的民族情绪和教会对国王的感激之情使国王的形象放射出神圣的光彩。不过，这种民族情绪很快就抑制住了。几度春秋之后，爱德华的精神成为人民普遍崇拜的偶像，到威斯敏斯特朝拜他的圣陵的人络绎不绝。他于一一六一年被宣布为圣徒，过了数百年，撒克逊人还忘不了他。诺曼底人也重视他的威望，由于他的智慧，英格兰的王冠才传给诺曼底公爵。所以，双方都把他看作圣徒。从此，圣忏悔者爱德华一直是英格兰王国的保护圣徒，直到英法百年战争时才被圣乔治所取代。实际情况表明，圣乔治显然更符合岛上居民的心意、性格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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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诺曼底人的入侵
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1956-1958




　　长期以来，由于国内派系纷争不已，英格兰疲于应付，致使海外势力对它虎视眈眈。斯堪的纳维亚人企图恢复卡纽特的帝国。诺曼底人则声称，他们的公爵曾经得到他表弟爱德华以王位相传的诺言。诺曼底的威廉公爵有父系的王族血统和艰苦的经历。对于这两个如狼似虎的强国中的任何一方，英格兰都能够满足其野心。二者起初同时行动，并且利益共沾。  
＊　　　　＊　　　　＊
　　一天早晨，诺曼底公爵罗洛的第四代子孙罗伯特公爵骑马奔向他的都城法莱兹时，看见皮匠的女儿阿莱特在河里洗亚麻。他一见钟情，把她带回都城。他虽然已经娶了一位名门之女为妻，却和阿莱特白头到老。他们在浪漫而反常的结合中，于一〇二七年得子，亦即后来名扬四海的威廉公爵。  
　　威廉刚刚七岁时，罗伯特公爵就去世了。在那个严酷的时代，一个小孩于的继承权是很不保险的。作为他的保护人的贵族相继暴死，国内觊觎权柄的各派势力都跃跃欲试。难道他们要受一个私生子的统治吗？难道皮匠的外孙子要成为许多将门世家的君主吗？，私生子这个污点一直印在他的心灵上，刻在他的性格中，这使他结下了怨恨，变得冷酷起来。多年以后他围攻阿朗松时，城内居民鲁莽地把皮革挂出墙外，口里喊着，“这是给皮匠的皮子！”作为对这种嘲弄的报复，威廉踏平了这座城市，砍去城内居民中重要人物的四肢或者活剥了他们的皮。  
　　法国国王亨利公然宣称，他的政策是承认和维护这个幼年继承人的爵位。他成为这个小公爵的封建保护人和领主。否则，这个小孩子就很难活下来了。一〇四七年，正当他二十岁时，有人策划了一场可怕的阴谋。暴乱发生时，他幸免于难。反叛集团计划瓜分诺曼底公国，向集团中的一人宣誓，推举他为有名无实的诺曼底公爵。当时威廉正在这个叛乱的国家的中心地带狩猎。叛乱集团打算逮捕他，但是他的弄臣闯到他身边，及时地警告他赶紧逃命。东方发白的时候，他已经骑马逃到四十英里之外，得以在忠顺的法莱兹稍事安歇。他知道自己力量单薄，便马不停蹄地投奔他的封建领主法国国王，要求援助。亨利国王答应了他的请求，出兵援救。威廉把忠于他的贵族和家臣都聚集起来。在双方都以骑兵交锋的瓦雷杜尼之战中，叛乱者土崩瓦解。诺曼底公爵威廉的地位至此初次得到巩固。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人们互相倾轧，有些领地土甚至发生了家族战争，但国家大权一旦落在强大的君主手中，这些纷争就有所收敛。这种情况并不影响在军政方面都广交外邦的军事社会迅速发展。同封建等级制度中各级领主的密切联系，土地与武力的关系，还有教皇权力在精神方面的影响——这些因素使骑士和贵族在欧洲日益扩大的地区内团结起来。在各地普遍接受的基督教势力中，又孕育了军事贵族的胚胎。这个军事贵族在骑士思想的刺激下，形成了以土地为基础的军事力量。随着这个制度的产生，身披铠甲的骑士上升为战争中的主要力量。新的势力便应运而生了。这种新势力不仅能对外征服，还能保持对所征服地区的统治。  
　　在当时的封建世界里，就这个新势力的战斗力而言，诺曼底当然居于首位。威廉是一个熟悉战争艺术的大师，因而使自己的小公国享受了三十年前英格兰在卡纽特的坚定而英明的统治下所享受的部分荣誉。他和他的骑士以无所畏惧和乐于冒险的眼光环顾世界。他们隔着英吉利海峡虎视眈眈。这不仅出乎好战民族的自然心理，而且也是颇有理由的。威廉象他父亲那样，同英格兰的撒克逊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注视着以戈德温及其儿子哈罗，德为首的撒克逊－丹麦势力的一举一动。  
　　运气惊人地撞入诺曼底公爵的怀抱。大约在一〇**年，哈罗德在一次巡视途中被风刮到法国海岸。统治蓬蒂厄的伯爵把遇难的人及其物品看作难得的宝藏。他扣留了哈罗德，要索取同人质地位相称的一大笔赎金。此时诺曼底和英格兰宫廷之间联系密切，关亲友好，因此威廉公爵要求释爱德华国王的臣属，起初是采取行政手段，后来还以武力相要挟。蓬蒂厄的伯爵被迫放弃了这笔横财，把哈罗德引渡到诺曼底宫廷。廉威和哈罗德之间建立了友谊。撇开政治不谈，他们之间可谓情趣相投。他们带着猎鹰出郊打猎；哈罗德帮助威廉对付布列塔尼人，还在危险的争端中巧妙相助。威廉授予他骑士封号。公爵期待着继承英格兰王位，这是他确实可以夺到的锦标。哈罗德的母系有一点王族血统，但是，威廉由于他的父系血统而更有权利或者至少有更充分的理由要求获得英格兰的王位。他决心要坚持这一权利。他知道哈罗德在忏悔者爱德华的宫中所拥有的权力，他也知道，爱德华去世时他如果在场，就会轻而易举地把这种权利变成王权。他请哈罗德同他达成协议，由他任英格兰国王，哈罗德受封伯爵，领有重要的西塞克斯全境，哈罗德由此得到了保证，并且通过与威廉的女儿结婚而同未来的国王联姻。  
　　一幅记载威廉王政编年史的壁毯生动地叙述了达成这个协议的经过。一般人认为这幅壁毯是威廉的妻子马蒂尔达王后的杰作，但它实际上是一些撒克逊艺术家在威廉之弟、贝叶教区主教奥多的指导下设计的。壁毯上所记载的当然是诺曼底人的说法，他们的历代史学家根据这种说法认为，威廉入侵英格兰是有充分理由的。可见早在那么古老的年代里，侵略者就已经需要正当的理由了。撒克逊人则说，这不过是诺曼底人的蓄意宣传而已。双方的论证也照例有矛盾之处。不过，哈罗德可能曾对威廉郑重发誓，放弃他继承英格兰王位的权利或打算。如果他没有这样做，他也许永远不能重返英格兰，因而也就无法看到它的王冠了。  
　　哈罗德发誓依附威廉，这件事的意义由于他们想出的一个新花招而加深了。哈罗德宣誓时，他面前的圣坛下藏着圣物，后来的一些史学家说是圣埃德蒙的部分圣骨。这样，誓言就又增加了一层为基督教世界普遍承认的神圣色彩。这是特殊的誓言，其中包含的义务虽然并不引人注目，但对哈罗德还是有约束力的。不过，也不能说这两个人的交易没有道理，当时哈罗德可能从中看出自己有利可图。  
　　当时威廉已经加强了他在国内的地位。他打垮了他的政敌和野心勃勃的亲戚所率领的叛军，巩固了与布列塔尼相接的西部边界，并且从法国北部最强大的安吉文王朝手中夺取了自己西南方的曼恩。他迫使巴黎那些曾在他幼年时期给予保护的权力人物把他当作成年人加以尊重。他还和佛兰德公爵的女儿马蒂尔达结婚，因而在他的东面有了友好的同盟者。  
　　后来哈罗德获释，回英格兰主持政务，受到衷心的拥护，政绩也越来越大。一〇六六年一月，忏悔者爱德华终于与世长辞，从他时时受到引诱的尘世罪恶中解脱出来。据说，他临终之前违背了他对威廉的诺言，向“贤人会议”荐举他的年轻勇敢的顾问和指导者哈罗德为国王的最佳人选。总之，在决定性的一〇六六年初，哈罗德受到伦敦、英格兰中部和南部的拥戴，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隆重地加冕为王。  
　　这一事件再次打开了通向战争的大门。在法国已经有过非王室人物成为国王的先例，开创这个先例的是休·加佩。但是，这种做法引起了贵族的强烈不满，他们的自尊心和共同的思想感情正在日益加强西欧的法治。每一个有抱负的自由民听到哈罗德升迁的消息时，都感到受了侮辱，他们也意识到，才智和刀剑又大有用武之地了。更主要的是，封建社会的整个结构是以誓言的神圣为基础的。对于毁誓的人，骑士界和教会都予以强烈的谴责。更使哈罗德倒霉的是，坎特伯雷大主教施蒂根德从一名主张教会分立的教皇手中接受了大主教的白羊毛披肩，罗马教廷因此不承认哈罗德为国王。  
　　这时候，上帝在天堂做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手势。在哈罗德加冕的时候，天空出现了长尾巴的彗星，也叫“毛毛星”。现在天文学家已经确定，这颗“毛毛星’就是哈雷彗星 [ 译者注：以英国著名天文学家哈雷的名字命名。哈雷在一七〇五年预言，一六八二年出现的彗星将于一七五八年重现，大约每隔七十五年重现一次。 ] 。以前，它曾预示过耶稣的诞生。显然，神圣的天体系统为俗界事物而运动的这个例子，可能被巧妙地解释为哈罗德的吉兆。可是征服者也自有其说，在他们看来，这个预兆告诉人们，一个渎圣的暴发户即将倒台。  
　　有两个入侵英格兰的计划迅速制订完毕。第一个计划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在挪威，卡纽特的继承人决心恢复他们过去一直占据的英格兰王位。当他们正在组织一支远征军的时候，被哈罗德赶出诺森伯利亚伯爵领她的托斯蒂格，满怀复仇的心情流亡到挪威，详细透露了不列颠岛上的危机和防御上的缺点。哈罗尔德·哈德雷达国王便兴师出征，要夺取英格兰的王冠。他先乘船去奥克尼群岛，在那里集结苏格兰群岛和马恩岛的新兵。一〇六六年夏末，他和托斯蒂格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和大军，向英格兰东北海岸出发。  
　　因此，英格兰的哈罗德面临着南北受敌的局面。一〇六六年九月他听说，哈德雷达和托斯蒂格率须挪威舰队驶入亨博河，击败了埃德温伯爵和莫卡伯爵的地方军队，在约克附近的斯坦福德布里奇安营扎寨。他是在伦敦听到这个消息的，他在那里等着看哪一股侵略军先发动进攻，在哪里进攻。他这时表现出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带领山丹麦人组成的禁卫军沿罗马大道向北赶到约克，沿途召集地方军队。他在埃德温伯爵相莫卡伯爵受挫后的五天之内就到达约克，而且当天就上前迎击距约克十英里的挪威军队，行动之迅速完全出乎北方入侵者的意料。  
　　战斗开始了。英格兰人发起了冲锋。挪威人虽然没有盔甲，但起初却能保持战斗队形。过了一会，他们中了当时惯用的佯攻之计，散开盾墙向前冲去。这正是哈罗德等待的时机，兵器的撞击声顿时响成一片。哈德雷达的喉咙中了一箭，托斯蒂格接过指挥权，站到了“大地蹂躏者”的旗帜之下。在这间歇的时刻，哈罗德要把和平赐给他的兄弟，饶恕所有的挪威人。但是，“挪威人齐声喊道，他们宁可战死，哪怕尸积如山，也不愿意接受英格兰人的饶恕”。哈罗德麾下骁勇的北欧人禁卫军向敌人猛冲过去，随着一阵喊杀声，战斗又开始了。这时候，侵略者留在船上的部队赶来增援。他们和先投入战斗的同伴不同，身披坚固的盔甲，但是由于急行军而气喘吁吁，精疲力尽，他们扔掉铠甲，投入战斗，把自己的命运和处境艰难的同伴连在一起，结果死亡殆尽。哈罗德胜利了。他按照自己曾经以轻蔑的口吻作出的诺言，把哈德雷达埋在英格兰的七尺黄土之下，同时饶了他儿子奥拉夫的一条性命，让他带着残存的部下平安离去。托斯蒂格为他的不可平息的怨恨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虽然斯坦福德布里奇之战由于黑斯廷斯之战 [ 译者注：哈罗德在这次战斗中败于威廉公爵，因此决定了英格兰被征服的命运。 ] 而黯然失色，但我们仍应把它看作是英国史上决定性的战役之一。从那时起，再也没有任何一支斯堪的纳维亚军队能够对英格兰的王权和领土完整构成严重的威胁。  
　　在这胜利之时，南方又传来消息说，“私生子威廉”在佩文西登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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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服者威廉入侵英格兰的计划就象企业的冒险投资一样。诺曼底的力量显然不足以完成这一使命，但威廉公爵在封建世界里负有盛名，而且许多国家的军事贵族都想占领英格兰，从中瓜分一点红利。诺曼底的贵族在利尔邦会议上拒绝正式支持这次冒险行动，因为这是威廉公爵的而不是诺曼底的冒险事业，但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却又赶紧提出他们所能派出的骑士和船只的数目。布列塔尼派出了一支大军。我们不可忘记，罗马时代不列颠的一些优秀祖先逃到布列塔尼避难，形成了当地人种的一个重要分支，一直保持着罗马时代和布立吞民族的特点。法国各地与诺曼底不同，对此深感兴趣。从佛兰德，甚至从阿尔卑斯山之外来了雇佣军。在意大利南部和西班牙的诺曼底人当中有贵族，也有骑士，他们接到“广告”后纷纷前来“八股”。股票就是骑士和船只，此外还明确约定，被杀死的英格兰人的土地将根据股份分配，作战有功的当然还有奖励。于是，一〇六六年夏，这群好战成性而攻城略地的无耻强盗云集在索姆河口的圣瓦莱里。自春天以来，法国的各个港口都在建造船只，到八月初已有近七百艘船只准备就绪。同时，约有七千人整装待发，他们当中大多数是出身高贵的人。这批人将跟随大名鼎鼎的诺曼底公爵扬帆北上，分享英格兰的土地和财富。  
　　但是风向不顺，整整六个星期没有一天刮南风。这支成分复杂的军队既没有封建君臣关系的约束，也没有共同的爱国主义心理，更没有统一的道德标准。他们开始互相抱怨和争吵，只是由于“企业经理”威廉的名望和他们要大肆抢劫的企图，才没有四分五裂。最后，他们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来改变天气。他们从圣瓦莱里教堂取来圣埃德蒙的圣骨，以庄严的军事和宗教行列带着圣骨沿着海边游行。这个措施果然灵验，第二天风向就变了，不过不是正南风，而是西南风。威廉觉得西南风也可以，便发出了出发的信号。所有的船只都载着给养、武器、铠甲和许多马匹扬帆出海。为了使船只不致失散，威廉专门做了安排，确定在索姆河口集合，夜晚还在自己的桅顶挂上一盏异常明亮的灯。第二天早晨，所有的船只都向英格兰海岸驶去。公爵的船只比其他船只快，不久就发现自己孤零零地驶到了英吉利海峡中间。于是，他下令顶风停船，“就象在自己的大厅里一样”和同船的部下安详地共进早餐，还喝了许多葡萄酒。饭后，他洋洋自得地谈到了这次伟大的事业以及所有参加者将要得到的收获和利润。  
　　九月二十八日，舰队驶近不列颠岛。所有的船只都安全地抛锚停泊在佩文西港。登陆时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原来这一年里，当地的民军已经四次奉召警戒海岸，由于侵略军尚未露面，他们就以撒克逊人特有的思维方式推断出，危险已经过去，于是便解甲还乡了。据传说，威廉刚刚下船就一下摔倒在地，但是他把这一跤解释为吉兆。他说：“你们看，我的双手已经抱住了英格兰。”登陆后的头两周，他一直忙于组织自己的军队，到苏塞克斯搜索给养，还忙于构筑保护船只和基地的防御工事。  
　　此时，哈罗德带着在斯坦福德布里奇战斗中损失惨重的禁卫军，骑着小马沿着华特林大道星夜奔赴伦敦，七天行程二百英里。他在伦敦集中了他所能召集到的部队，西塞克斯和肯特的大多数贵族也带领家臣和当地的民军迅速聚集到他的麾下。哈罗德只在伦敦停留五天，然后就向佩文西进军。十月十三日傍晚，他在直接通往首都途中的一面山坡上进入了阵地。  
　　当年和现代的一些军事专家认为，他要速战速决的策略是错误的。北方的埃德温伯爵和莫卡伯爵的忠实性值得怀疑，他们正带着一支强大的增援部队火速南下，但是，他们会加入哪一方尚难断定。战斗打响以后，他们“临阵脱逃了”。也有些人认为，哈罗德应该运用一千一百年前卡西维罗尼斯对恺撒使用过的战术。这些批评家没有充分注意到，当年罗马军队全是步兵，布立吞人则都是战车兵和骑兵，而此时威廉公爵的人马主要是骑兵，配有弓箭手，哈罗德国王的军队则全是步兵，他们的马匹只是交通工具。骑兵跟踪和骚扰步兵很容易，而步兵采用这个办法对付骑兵则很困难。哈罗德国王很相信他军内令人胆寒的刀斧手的威力。十月十四日上午，他怀着轻松的心情组织了一道盾墙。现在关于双方参战人数的各种说法相去甚远。据现代一些人士的说法，诺曼底方面参战的有五、六千骑士和士兵，还有几千名弓箭手，英格兰方面有八千到一万名手持战斧和长矛的士兵。双方人数或许要少一些，究竟有多少人，姑且不论。当东方刚刚露出第一缕晨曦的时候，威廉从设在佩文西的营盘里率军出战，决心投入全部兵力，决一雌雄。哈罗德则已在八英里之外严阵以待。  
　　战斗一开始，曾经要求发动第一次冲锋的诗人骑士伊沃·泰利佛就拍马冲上山去，在英格兰军队面前将自己的标枪和利剑抛向空中，然后再接住。随后，他冲入英格兰人的阵营，被敌人杀死。威廉部下由于身披铠甲而行动笨拙的骑士发起了冲锋，向密集而整齐的英格兰队伍砍杀，但是毫无效果。冰雹般的弓箭和骑兵的冲击都不能战胜他们。威廉左翼的骑兵阵势大乱，急忙退下山来。哈罗德右侧的部队多是民军，见此情景便立刻冲出阵地，追杀下去。站在自己阵中的威廉命令训练有素的骑兵阻击他们，结果把敌人砍成肉泥。诺曼底人重新列好阵势，再次向英格兰人发起频频进攻，并在进攻的间歇时刻向他们猛射羽箭。常常有人说，这个战斗片断酷似滑铁卢战役中的那个下午。当时，内伊的骑兵接连不新地冲击英国人的方阵，打得靖疲力尽，他们在进攻的间歇时刻用大炮猛轰英国军队。在这两次战斗中，步兵虽然处境艰苦，却没有被打垮。据当时的说法，诺曼底的骑士从未遇到过如此顽强的步兵。骑士们不但无力摧毁英格兰人的盾墙，反而惨遭灵活的战斧、标枪和从盾墙后面打来的棍子的杀伤。密集如雨的箭矢造成了严重伤亡。英格兰人紧紧地靠在一起，以至伤员无法撤走，死者甚至不能倒下。  
　　当这个秋日的下午已是夕阳西下的时候，战斗才有些进展，威廉采取了人们惯用的“拖刀计”。在诺曼底人第一次败阵的时候，威廉看到哈罗德的右翼迅速离开阵地下来追击，于是，他导演了一场佯装溃不成军的假败退，同时准备好一支强大的部队。哈罗德身边的禁卫军仍然遵守纪律，保持着战斗的阵列，可是，那些缺乏训练的部队经过长时间的战斗之后，一见敌人逃跑就如释重负，而且无法控制自己。他们在胜利的冲动中杀下山去，在半山腰遭到威廉的骑兵大肆砍杀。夜幕降临的时候，哈罗德国王的身边和王旗下只有无畏的禁卫军在继续战斗，他的弟弟格斯和利奥弗文已经阵亡。威廉这时下令弓箭手把箭射向空中，使箭落在盾墙后面。其中的一枝穿入哈罗德的右眼，造成了致命的创伤。哈罗德在王旗下倒下去了。只有死神才能战胜他，而死亡并不是衡量荣辱的准绳。这场激战胜负已定。最后一个组织严密的步兵阵列已被攻破，但并没有被消灭，他们撤入后边的森林里。这对一直冲杀在前并已损失三匹战马的威廉来说，真可谓胜利在望了。但是，他在追击时却被狠狠地将了一军。黑斯廷斯山的另一侧山坡上突然出现了一条深沟，许多诺曼底骑兵掉了进去，被森林里怒目以待的英格兰人砍杀殆尽。  
　　哈罗德国王的裸露的遗体只用一件紫袍裹着，藏在海滩的岩石中间。他母亲主动提出交纳与哈罗德的身体同等重量的金子，要求威廉允许将他安葬在神圣的土地上，但是没有得到许可。诺曼底公爵回答说，把哈罗德葬在他为之战斗并献身的撒克逊海岸更为合适。后来，哈罗德的遗体被转送到他所建立的沃尔瑟姆大教堂。虽然英格兰人这时又一次被征服，屈服于命运的突变，但是，哈罗德的名字在他率领著名的禁卫军为之血战到底的不列颠岛上，值得人们永世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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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征服者威廉
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1956-1958




　　侵略军在战场上安营扎寨。威廉公爵知道，他的工作刚刚开始。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亲自筹划入侵英格兰，以取得它的王冠。现在登陆不到一个月，他就消灭了撒克逊人唯一的正规军，杀死了他的政敌。但是近年来，岛上四分五裂的内部纷争为他的征服道路设置了新的障碍，这种分裂局面使他容易打胜而难以征服。西部和北部的撒克逊贵族可能会长期坚持斗争，切断他同欧洲大陆的联系。于是，威廉小心翼翼地向伦敦进发。  
　　威廉惯于采取通过血腥残酷的场面造成普遍恐惧心理的做法，这种做法在如今这个文明时代称为“恐怖政策” [ 原注：写于一九三九年初． ] 。他率领由诺曼底人、法国人和布列塔尼人组成的联军，穿过肯特向首都进军。起初，当地没有人到他的营中表示忠心。罗姆尼的民众杀死了一伙诺曼底骑士之后，遭到了报复。这个消息传遍全国，英格兰人便“象叮在伤口上的苍蝇一样”，成群地前来表示归顺，以避免同样的下场。当时，一提起这些事情，英格兰人就感到一阵痛楚。  
　　威廉逼近伦敦以后，先在周围制造了满目凄凉的荒芜地带，使伦敦孤立起来。他从南沃克挺进到沃林福德，然后又通过奇尔特恩丘陵到达贝克哈姆斯德。在那里，撒克逊的教俗要人低声下气地来到他的营帐，要尊他为王。圣诞节那天，约克的大主教奥尔德雷德在威斯敏斯特为他举行英格兰国王加冕礼。他在亨博河以南的英格兰所有地区迅速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征服英格兰不到两年，在威廉出征期间统治诺曼底的公爵夫人马蒂尔达也来到英格兰，于一〇六八年的降灵节在威斯敏斯特举行了自己的加冕礼。又过了一年，他的儿于亨利降生在英格兰的土地上，象征并预示着这个王朝的稳定。  
　　北方仍然在撒克逊人埃德温伯爵和莫卡伯爵的控制之下，对诺曼底人表现出桀骜不驯的态度。威廉国王调集一支军队前去讨伐。他一路上在北方农村进行的破坏活动造成了长期的影响，也在幸存者及其后代的心中留下了沉痛的记忆。东西海岸之间满目凄凉，逃亡者躲在约克郡的森林密布的山谷之中，在饥寒交迫中死去，或者为了生存而卖身为奴。直到多年之后，人们还经常讲述当时饿殍遍野和其它凄凉景象。威廉在约克度过了一〇六九年圣诞节，节后又继续搜捕。在英格兰，只有切斯特尚未归顺征服者威廉。一〇七〇年隆冬时节，他率军向切斯特进军。该城遵命投降，同意在那里建筑城堡。  
　　此时，英格兰亨博河以北的地区也归诺曼底人统治。辽阔的里奇蒙伯国建立起来，在约克郡和邻近数郡拥有大片领地。达勒姆教区也重新组织起来，并拥有当地的行政大权。显然，诺曼底有力量和气魄来同化撒克逊人的英格兰全部地区，但是，威廉能否使他所征服的所有地区免受海外侵扰，直到他的晚年才略见端倪。征服英格兰的时期是充满危险的。在入侵英格兰后的至少二十年里，诺曼底军队处在敌对情绪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全靠在重要地点建筑城堡来压制当地的居民。撒克逊人的抵抗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刻。一些传说和编年史记述了赫里沃德在伊利周围的广大沼泽地带最后抵抗诺曼底人的情况。直到一〇七一年，即在黑斯廷斯战斗的五年之后，赫里沃德的力量才被镇压下去，在能够继任新首领的大佃主阶层中，有许多人已经为赫里沃德的事业而战死沙场。伊利的城堡是他们的力量消亡的标志。  
　　但是，诺曼底人内部的反对派相继开始活动。一〇七五年，心怀不满的诺曼底骑士们在英格兰中部，东英吉利和威尔士边界地区发动大规模的叛乱，已经和威廉媾和的撒克逊首领沃索夫也加入他们的行列。正在诺曼底的威廉国王不得不赶来镇压。撒克逊民众支持他镇压叛乱者，民军也参加了战斗。到头来，遭到报复的只有沃索夫一个人，他在温切斯特城外的一座小山上被处死。当时，倾向撒克逊人的编纂年代记的修士记下了刑场上的动人场面。根据中世纪的传说，威廉后来之所以时运不济，就是由于这次不义的处决。但是，这次处决也标志着英格兰的彻底归顺。诺曼底人的堡垒镇守着城池，诺曼底领主掌握着土地，诺曼底教堂保护着人们的灵魂。英格兰全国有了共同的统治者。征服英格兰的事业已经完成，而重建的工作也从此开始了。  
　　被征服的人们真是灾难重重。诺曼底人盘踞在英格兰的士地上，控制着土地和财富，来自安茹、曼恩、布列塔尼，甚至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之外的武士，得到了与自己的地位和勇敢相称的庄园和土地，并开始巩固自己的地位。到处都筑起了城堡。起初，这些城堡并不象后来的庞大石头建筑，而只是由土墙和木桩围起来的军营，中央是圆木构成的碉堡。诺曼底的骑兵以这些城堡为中心，统治和剥削周围的地区。在他们的最高层是威廉，他活跃而残忍，对自己的事业兴致勃勃，要求他的下属随时效劳，对有功者则赐予大量的战利品。  
　　在征服的初期，诺曼底人没有接受岛上居民的生活方式，也没有仿效岛上的风俗习惯。唯一的文化是法兰西文化。幸存下来的撒克逊要人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法国的修道院去接受教育。盎格鲁撒克逊人重复了古代布立吞人的经历。象过去波狄希亚时代人们学习拉丁文那样，此时一切有条件的人都学习法文。起初，征服者轻视不开化的撒克逊人，认为他们愚蠢粗鲁，因而用武力进行统治。但是不久，他们就以诺曼底人特有的方式同当地的自由民通婚，与撒克逊人融为一体。  
　　威廉占领英格兰之后，仍然作为诺曼底公爵同法国国王进行长期的明争暗斗，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在英格兰的工作就更为可观了。虽然英格兰是一份比诺曼底更有价值的财产，但威廉和他的儿子们总是对诺曼底更感兴趣。另一方面，法国国王把削弱诺曼底公爵的力量当做自己的首要政策，因为公爵的力量已经非常强大，而且他们的边界离巴黎只有二十英里多一点。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斗争，一直进行到约翰国王在一二〇三年丧失诺曼底为止，前后经历了无数个春秋。马蒂尔达王后在鲁昂摄政有方，但她的业绩却由于其子犯上作乱而深受影响。她的长子罗伯特参加过十字军东征，他大胆鲁莽，淫奢无度，象他父亲那样喜欢战争和冒险，却不象他父亲那样精明能干、目标明确。他怨恨威廉老而不死，迫不及待地要求继承诺曼底公爵之位。有许多次，威廉不得不渡过英吉利海峡来惩罚那些叛乱的城镇，先发制人地粉碎他儿子和法国王朝策划的阴谋。罗伯特被他父亲赶出国土，在法国腓力国王的热伯华城堡避难。威廉仍然紧追不舍。父子戴着面甲在城下单独格斗。罗伯特刺伤其父之手，把他打下马来，要不是沃林福德的一个名叫托基格的英格兰人及时抢救，把征服者扶上马，罗伯特真会把他的父亲杀死的。这次偶然的遭遇使二者都清醒起来，导致了一个时期的和解。  
　　马蒂尔达死后，威廉的性情逐渐变坏。法国人的侵袭激怒了他，他便越过边界，一路焚烧劫掠，直捣芒特。诺曼底人突然攻占该城，在城里到处放火，肆意抢劫。威廉在穿过还在燃烧的废墟时马失前蹄，他撞在马鞍的前桥上。他在痛楚中被抬到鲁昂的圣热瓦兹小修道院，这是一〇八七年炎夏的事情。他在酷暑中躺在城外的高山上，同创伤的剧痛搏斗着。死神临近的时候，他的儿子威廉和亨利赶到身边。忠诚孝顺的威廉被指定为征服者在英格兰的继承人。无耻的罗伯特也终于要统治诺曼底了。但年龄最小的亨利只得到五千镑白银以及有朝一日他将统治统一的撒克逊－诺曼底国家的预言。后来事实证明，这个预言并不是空头的祝福。  
　　征服者危在旦夕的消息使他的臣民惶恐不安。一位强大的统治者死后会产生什么样的骚乱呢？一〇八七年九月九日清晨，那是星期四，当鲁昂大教堂的钟声开始在山间回荡时，威廉去世了，他的权力也随之进入坟墓。卑鄙的随从剥去了他的衣服，抢劫了停放他的遗体的厅堂。鲁昂的教士把他的遗体运到他在卡昂建立的圣斯特凡教堂。威廉的最后旅程也并不安宁。在墓地，一个叫阿斯林的人喊叫说，那块地皮是已故的公爵从他父亲手里夺去的，他在众人面前要求惶恐不安的教士主持公道。后来他得到了六十先令，征服者威廉才寒酸地入土了。然而，他的功绩并没有死。《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道：  
　　 “他是一个严厉而残暴的人，谁也不敢违背他的意志行事。他把抗拒他的意志的伯爵禁锢起来，把主教驱逐出他们所任职的教区，剥夺修道院院长的职权，将大佃主投入监狱，最后也不饶恕自己的兄弟奥多。奥多在诺曼底是一位很有实力的主教，地位仅次于威廉国王，并且在英格兰拥有一个伯爵领地。威廉把奥多投入了监狱。在他的政绩中，他在英格兰建立的良好社会秩序令人难忘，因此任何一个正直的人即便怀里揣满金子在他的王国旅行，也不会受到伤害。谁也不敢打人，不管这个人对他做了多少坏事，如果哪个男人强奸一个妇女，他就会立即遭到阉割。  
　　 “威廉统治着英格兰，并且狡猾地对英格兰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全面调查，甚至知道每一块土地的主人和价值，然后记录在案。威尔士归他统治，他在那里建筑了城堡，完全控制了那里的民族。由于他的强大力量，他还以同样的方式征服了苏格兰。他继承了诺曼底的土地，并统治着曼恩伯国。如果他多活两年，就会通过深谋远虑而不动干戈地征服爱尔兰。当然，在他的统治下，人民受到了残酷的压迫和极其严重的伤害。”  
　　写到这里，这部编年史的作者突然吟起诗来：  
　　　　国王建起城堡，

　　　　压榨穷人。

　　　　异常冷酷待黎民，

　　　　太不公平，

　　　　无端抢去千百镑金银。

　　　　性情贪婪，

　　　　迷恋财富。

　　　　保护猎物珍禽，

　　　　为此制定法度。

　　　　谁敢猎杀鹿羔，

　　　　必使双目失明。

　　

　　　　保护小鹿，

　　　　禁猎野猪，

　　　　如父爱子，

　　　　牡鹿堪怜。 [ 原注：英国历史文献汇编第二卷，《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 ]  

＊　　　　＊　　　　＊
　　诺曼底人把以军事服役为基础的租地制度传入英格兰。他们由上至下推行了军事等级制度。不仅军事技术方面发生了革命，上层社会也发生了变革。威廉首先打算巩固一支坚强有效的军队，他很关心骑士的服役期和每个显贵朝臣应出的人数，而不太关心这些臣下领地上的社会关系。在英格兰社会中只占极少数的诺曼底人，已经摧毁撒克逊统治阶级，强迫英格兰接受外族统治。英格兰的大多数居民只受到这一变化的间接影响。在许多年里，封建的上层建筑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还没有确立起来。英格兰的新主人在他们的领地所有权及其如何符合盎格鲁撒克逊法律和习惯的问题上，存在着无止境的争论。大教区和修道院格外抱怨，国王的使臣常常在郡级法院开庭，解决这些争端。最后在一〇八六年，对国王封建附庸的全部财产进行了普查，国王本人的收入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这些附庸身上。这次调查进行得细致入微，有条不紊，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在后来的几百年里也无与伦比。许多英格兰村庄的历史是在它们列入《末日裁判书》之后才开始的。从这次著名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出，英格兰社会的基础和农民的生活并没有由于入侵的震动而发生多少变化。  
　　促成这次普查的是一次危机。驻扎在英格兰的诺曼底军队由于国外势力要染指英格兰而受到威胁。斯堪的纳维亚的统治者对一度是他们帝国西域的不列颠岛仍然垂涎欲滴。一〇六九年，他们支持了不列颠北部的起义，并且在一〇八五年扬言，要以更大的力量进行干预，一支舰队已经准备完毕，虽然由于指挥官遇刺而未出航，但威廉还是采取了预防措施。诺曼底人征服英国所引起的一切封建矛盾都必须迅速加以解决，《末日裁判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编制出来的。一〇八六年，威廉在索尔兹伯里把“英格兰全国各阶层拥有土地的人”召集在一起，“不管他们是谁”，都要出席。国王需要他手下所有的显要封建佃主向他保证忠诚，而这批显要的臣属以誓言和耿耿忠心把自己束缚在他的身边。  
　　诺曼底人在英格兰取得的成就不仅表现在军事方面。虽然骑士服役制度决定着财产的分配，并且培养出新贵族，但撒克逊英格兰的许多东西仍然保留了下来。诺曼底人擅长于执法和司法，而不善于立法。他们的中央统治机构是王家法庭，即最高法院和监督机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财政措施和秘书工作方法在这里保留下来并得到发展。对后来很有益处的撒克逊地方政府体制，即郡、郡守和法院，保留了下来，国王通过这种体制同全国保持着广泛的联系。实际上，征服者威廉本人也借此了解到促使他决定进行财产清查的情况。不仅法院保存了下来，连丹麦金一类的捐税也为了增加诺曼底人的岁入而加以保留。各郡组织的民军在诺曼底人征服英国之后依然存在，并且对威廉及其继承人有所帮助。就这样，在后来统治英格兰的过程中，诺曼底人和撒克逊人的制度逐渐严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切都突然加速了向采邑制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格兰早已得到很大的发展，在西塞克斯当然也不例外。但即使在西塞克斯，人们仍然认为，领主和自由民的关系主要是个人关系，所以，自由民可以带着土地从一个领主转向另一个领主。然而，诺曼底人的封建制度的实质则是，不管附庸转到哪里，土地仍归原来的领主所有。这样，就形成了以土地为基础，以国王为顶尖的金字塔，每一英亩土地都以某种劳务为条件分封到个人手中。附庸除了为领主服兵役，还得在郡和区的法院出庭效劳。这两级法院除了有各种特权以外，还是国王的法院，执行旧习惯法。英格兰和大陆封建制度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英格兰保存了区法庭、郡法庭和郡守制。在英格兰，国王的影响和势力无所不在，在诺森伯兰和米德尔塞克斯都是如此。在任何地方犯下罪行，都是破坏了他的秩序。如果他想了解一些情况，他就告诉郡守先组织陪审团调查一下，然后派遣有地位的人到威斯敏斯特向他报告。有时这些有地位的人到达威斯敏斯持时，可能对他说，他误听谗言，若不修订政纲，他们就不纳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十七世纪立宪问题的萌芽。在诺曼底人统治的时代，英格兰除了伦敦以外没有别的商业重镇。倘若威廉没有把郡和区作为积极有效的行政单位保留下来，那么除了贵族世家以外，就不会有别的力量能够抵制中央政府或与之抗衡。  
　　在诺曼底人当中，存在着立宪抗衡力量的细胞。这种潜在的抗衡力量即使没有控制政府的企图，也有这样的作用，但并不想分裂政府。这种力量存在于各个郡里权势不大的贵族及其没有爵位的子孙——地方治安官和郡选议员中间。他们自然拥护王权，要过太平的生活。因此，数百年之后，这些人靠拢都铎王朝的各代国王。后来他们又站在国会一边反对王权。不管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们都依然故我。其原因在于威廉建立了西撒克逊政区，这些人可以自行统治，非常便利。威廉不想象法国国王那样受制于诸侯，因为他在看到一个国家划分为几个大省的弊病时有所借鉴，他把英格兰分为一些小郡，委派官员治理，因而达到了在治安和财政管理上所需要的力量平衡，同时也使这些郡无力单独谋反。在黑斯廷斯战斗之后，原有的撒克逊贵族都消失了。但是《末日裁判书》所记载的那些人，即我们后来所说的乡绅，可以发表决定性的意见。他们就是新贵族，在邻里颇有地位，有时间出席郡守的法庭，后来还到了威斯敏斯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当中便出现了皮姆派和汉普登派 [ 译者注：皮姆和汉普登都是十七世纪英国政治家，带领议会抵制主权。 ] 。  
　　征服英格兰是诺曼底人的最大功绩。这次征服把英格兰的历史再次同欧洲联系起来，防止她滑入斯堪的纳维亚帝国的狭窄轨道。从此，英格兰的历史便同英吉利海峡彼岸的民族和国家一起前进。  
＊　　　　＊　　　　＊
　　诺曼底人征服英格兰对教会也起了同样广泛的振兴作用，主教们修道院院长以及其他高级职务全部授给诺曼底人，国内的惯例以都让位于国外的最新时尚。这段征服时期正好也是于一〇七三年成为教皇格雷戈里七世的希尔德布兰德对教会进行全面改革并且扩大教皇权力的时候，英格兰随着它的新统治者成为这个运动的先锋。新的教堂在各地纷纷建立起来，虽然不如以前的教堂那样富庶而有地位，却也反映了征服者的虔诚之心。这些修道院和教区是宗教活动和传授学问的中心，直到后一个世纪才被新兴起的大学逐渐取代。然而，新的教士并不象贵族那样强调诺曼底人征服英格兰在历史上的作用。诺曼底人慢慢地但却是坚定不移地开始崇拜原来撒克逊人的圣徒和圣祠，宗教生活同邓斯坦时代保持着联系。先后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兰弗兰克和安塞姆都是当时最杰出的人物，他们使英格兰教会获益匪浅。  
　　威廉在一〇六六年的远征得到了教皇的全力支持，他的军队得到正统教派的祝福，因为撒克逊教会保守而又顽固，而他却是热情的宗教改革者。自从丹麦人入侵以后，英格兰就再也没有按期向教皇交纳献金 [ 译者注：历史上英格兰每户每年向罗马教皇交纳一便士献金。 ] ，而且，只受教会分立论者本笃九世祝福的斯蒂根德，兼领温切斯特和坎特伯雷的圣库。面对这些弊端，对教会怀有赤子之心的威廉挺身而出。对俗界的征服一俟成为定局，他就立即着手处理宗教事务。最重要的任免是坎特伯雷大主教。一〇七〇年，兰弗兰克取代了撒克逊人斯蒂根德。兰弗兰克是伦巴第人，极有治理之才，曾经在意大利北部的著名学校和诺曼底人的贝克修道院学习，后来成为该院的院长，他迅速为英格兰教会带来了新的生机。在一系列会议上，教会的机构和教规得到了改革，而自从西奥多时代以来英格兰从未召开过这类会议。旧时的主教教座由乡村迁到了城市，从克雷迪顿迁到埃克塞特，从塞尔西迁到奇切斯特。此外还建立了几个新教座，到一〇八七年，已有七个大教堂破土动工。与此同时，发祥于克卢尼修道院的修道活动逐渐在英格兰开展起来。英格兰教会被诺曼底征服者从死气沉沉的状态中拯救出来，再次接触到欧洲大陆上基督教会的广泛生活和基督教的文化遗产。  
　　早已灭亡的罗马帝国的精神被天主教复活之后，带着三个重要的观点重返不列颠。第一，在欧洲没有民族主义和民族概念的市场，只有在统一的行为准则和法律指导下的超民族的得胜军事阶级；第二，国王是他所控制的阶级等级制的代表，也是经常发生利益冲突的仲裁人，第三是关于连连获胜的天主教会，它奇特地把罗马帝国主义同基督教伦理结合起来，它深受当时的社会制度和军事制度的影响，唯恐失掉自己的利益和权威，但却保存着流传下来的全部知识和艺术。

showcraft

第十一章　在动荡中发展
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1956-1958




　　在诺曼底人征服英格兰的最初二、三十年里，这个得胜的军队和特权阶级开始移居到他们夺取的土地上，并把英格兰强行纳入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的封建制度。当时，英格兰的附庸和领主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个人依附关系。在征服者威廉的统治期间，把英格兰纳入封建制度的过程是严酷而又彻底的；在他儿子、绰号叫卢弗斯的威廉执政以后，这一过程同样严酷，并且反复无常。此外，征服者威廉的次子继承英格兰王位也是颇费周折的。威廉一世把英格兰同诺曼底分开的决定惹出了新的麻烦。豪门权贵在英吉利海峡两边都有领地，因而此时要对两个君主承担封建义务，也就难免会扬此抑彼了。罗伯特公爵和威廉二世对自己所得的份额都不满意，兄弟关系也未能减少他们的贪欲。在威廉·卢弗斯统治的十三年间，他的撒克逊－诺曼底王国一直苦于自相残杀和贵族叛乱。撒克逊人害怕回到诺曼底征服英格兰以前的混乱状态，所以支持国王镇压叛乱。民军召之即来，象他们在一〇七五年支持他父王作战那样支持他。因此，他最终能够把坎伯兰和威斯特摩兰并入自己的版图。曾经烦扰征服者威廉多年的祸星罗伯特，出于一时的豪情壮志，参加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将诺曼底以一万马克的押金抵押给卢弗斯。  
＊　　　　＊　　　　＊
　　十字军东征的精神早已在西欧各地振奋人心，西班牙的各个基督教王国已经带头进行抗击阿拉伯人的圣战。到十一世纪末，在基督教世界东方一千五百英里的地方又出现了新的敌人。土耳其人的一支塞尔柱人在小亚细亚向拜占庭帝国咄咄进逼，骚扰从欧洲经叙利亚去圣地的朝圣者。拜占庭皇帝向西方请求援助。一〇九五年，一直渴望为基督教王国收复耶路撒冷的教皇厄本二世号召欧洲的骑士参加圣战。他的号召引起了迅猛的反应，但这种反应起初是灾难性的。一位自称隐士彼得的云游修士开始呼吁人们拿起武器。他的说教有很大的号召力，到一〇九六年便有两万积极而涣散的军队随他从科隆出发东征，其中绝大多数是缺乏军事素养的农民。他们当中没有几个人到达圣地，大多数人穿过匈牙利和巴尔干国家之后，便在小亚细亚的崇山峻岭中死于土耳其人的箭矢之下。  
　　所谓的“人民圣战”就这样失败了。但是此时，欧洲的巨头们也投入了圣战的事业。四支人数各为一万的军队在布依翁的戈弗雷和当时最显赫的其他贵族率领下，从法国、德意志、意大利和低地国家 [ 译者注：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总称。 ] 聚集到君士坦丁堡。拜占庭皇帝感到十分尴尬。他本来指望从西欧得到一些归他指挥的雇佣军作为援兵，没想到却引来四支强大而野心勃勃的独立大军进驻京畿。  
　　十字军通过拜占庭帝国向土耳其占领区进军由于严重的勾心斗角而受到阻碍，但他们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他们在小亚细亚杀出一条路，然后于一〇九八年包围并收复了被土耳其人攻占的基督教堡垒安条克。忏悔者爱德华的侄孙、撒克逊王子埃德加率领一支英格兰舰队到达叙利亚海岸，鼓舞并支援了十字军。于是，在奇怪的命运摆布下，埃德加同诺曼底的罗伯特携起手来，前者是撒克逊王族的被罢黜的继承人，后者是征服者威廉的被罢黜的继承人。  
　　十字军利用土耳其诸侯之间的分歧以及土耳其人和埃及苏丹之间的互相嫉妒向前挺进。一〇九九年六月七日，他们到达向往已久的目的地，在埃及人控制的耶路撒冷城外安营扎寨。七月十四日，他们夺取了耶路撒冷。布依翁的戈弗雷拒绝戴上基督圣城的王冠，但还是被拥立为统治者，获得“圣墓保护人”的称号。十字军在阿什克伦战斗中打败埃及派来的援军之后，更是稳操胜券了。此后，十字军中许多重要人物纷纷回国。但是，在近百年的时间里，统称为法兰克人 [ 译者注：十字军中主要是法兰克人，所以，撒拉逊人称他们为法兰克人。L。 ] 的跨国籍骑士团统治着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沿岸的一系列公国。长期以来一直遭受侵扰的西方基督教世界在反击以后，终于在东方世界夺取了第一个重要的桥头堡。  
　　卢弗斯的敲诈和残暴手段激起了国内各地贵族的强烈不满。一一〇〇年八月，他在新森林打猎时被一枝箭矢神秘地射穿了脑袋。他在人民的心中留下的记忆只是横征暴敛和寡廉鲜耻，不过，他也为继承人留下了一个顺从的王国。他统治时期的主要成就在于财政方面，另外，新的封建君主制更加稳固，版图也较他即位时有所扩大。征服者威廉派到威尔士边界地区定居的诺曼底领主已经彻底控制了威尔士南部，北方诸郡最终也置于诺曼底人的控制之下，他们还同苏格兰人划定了军事分界线。卢弗斯的粗暴手段虽然擦伤并扭曲了封建关系，但是也加强了封建国王的权力。  
　　征服者威廉的小儿子亨利王子，参加了新森林那次致命的狩猎。没有证据能说明他与胞兄的死亡有关，但是可以肯定，他在王兄死后似乎有准备地立即表示哀悼。他直奔温切斯特的国库，同守库人大吵一番之后控制了金库。很明显，他代表着上层阶级中一种重要的思想倾向，并且有自己的政策。作为俗界人士，他的知识使他无愧于当时的习惯所授予的学者称号，他在登基的时候，颁发了一种特许状，企图同那些教俗重要势力和解，这批人士由于上一代国王贪欲无度和手段笨拙而产生了离心倾向。后来的国王也都仿效了这种做法。他保证说，贵族和教会的权利将得到尊重。同时，鉴于撒克逊人在他父亲和兄长统治期间所表现出来的忠诚，他向这个被征服的民族保证，要待他们公平如水，并且实行忏悔者爱德华制定的法律。他知道，诺曼底与英格兰分开后所造成的不和根本没有消除。罗伯特公爵已经从圣战的地方踏上归途，将要赎回自己所抵押的诺曼底。英吉利海峡两边的贵族都会利用罗伯特兄弟间的冲突为自己的利益讨价还价。亨利想把英格兰的撒克逊人作为支持自己的部分力量，因而不顾诺曼底贵族的疑虑，同英格兰的撒克逊王室后裔、最后一个王位继承人的侄女马蒂尔达结了婚。贵族的不满情绪由于他发布特许状而得到缓和，因此他们不再反对这一具有决定意义的行动，从此，长期的、广泛的两族通婚便得到了最高形式的认可。  
　　亨利此时已做好准备，不管罗伯特什么时候归来，他都能应付裕如。一一〇〇年九月，罗伯特回来了。英格兰随即又发生了常见的封建叛乱。国王为保卫父王传予的王位战斗了六年。蒙哥马利大家族居英格兰反对派之首。经过一系列顽强的围攻，这个家族的据点相继陷落，亨利最终彻底摧毁了他们的力量，将他们的庄园归入王室领地。但是，祸根在诺曼底。亨利在英格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后，于一一〇五年渡过了英吉利海峡。一一〇六年九月，双方在邓奇勃莱进行了黑斯廷斯之战以来最重要的战斗。亨利国王获得全胜，罗伯特公爵被解送到英格兰永陷囹圄。诺曼底承认亨利的权威，英格兰－诺曼底国家的决策权自此从鲁昂转到了伦敦。跟随亨利浴血奋战的撒克逊人认为亨这次战斗在军事上为黑斯廷斯之战雪了耻。由于同国王的这种新约合作关系以及通过国王和马蒂尔达的婚姻，撒克逊人感到，他们至少部分免除了心中由于被征服而产生的痛楚，这种耻辱已经洗雪，残存的不良后果尚可忍受。通过上述两个意义深远的因素，不列颠岛上又恢复了广泛的统一。  
＊　　　　＊　　　　＊
　　继承权的问题至此已无争议。英格兰国王的权力在英吉利海峡两岸都得到了巩固。撒克逊人已经表现出对国王的忠诚，强有力的贵族业已慑服。在消除外国入侵的危险之后，亨利暂时得以腾出手来治理国家，在全国加强王权，试图为英格兰－诺曼底国家的王权增加新的权力职能。在中世纪的欧洲保留了一种比封建君主更加高贵的传统王权。国王不仅是封建金字塔的顶尖，而且也是上帝在人间的使者。罗马帝国的灭亡并没有把这种罗马式的君主概念带入坟墓，因而亨利此时开始把这种概念输入英格兰－诺曼底国家。他这样做，不管主观意图如何，事现上使国王是秩序的维护者和民众的保护人这一撒克逊观念得到复活。  
　　中央统治机构，即国王法庭，是一个任务不明确的机构，它的成员有根据封建义务奉召出庭的大佃主，也有国王身边既可以管理宫廷事务又可以出宫理政的官员。亨利意识到，如果把出身于末等贵族的宫廷官员组成固定的核心，就能制止显要贵族的骚乱。这就是政府机构的雏形，它处于试验阶段，权力也有限，然则预示着进一步的发展。他在自己的职权内，比当时已知的任何机构都更加有效和持久。这些官员不久就有了自己的既得利益。正如年代史编者所说，国王“从下层提拔起来为自己服务”的那些家族，如克林顿家族和巴西特家族，在王宫的一些办公室里巩固了自己的阵地，形成了实际上的官僚阶级。  
　　任何一个政府的力量毕竟都是以它的财政状况为基础的，因此这个新机构的特点也是在收集和管理岁入的过程中初次显示出来。在封建社会里，国王的私有财产和国家的公共财产没有区别。根据封建主义理论，国王只是全国最大的地主。郡守不仅为国王征税和收纳罚金，而且负责收缴王室领地的收入，他们还负责每年向国库一次交请自己郡里应交的款项。亨利的官员组织了一个专门机构，同郡守联系并负责监督郡守所处理的事务，这就是财务署。当时，财务署只被看作法院的财务厅，后来它逐渐地自成一体。它的名称来自划成格子、便于用罗马数字计算的那种大木板。它保存文字资料，其中有一种存放时卷成筒形的重要文件，叫做国库年鉴，俗称“卷筒”。通过成立财务署等手段，国王进一步控制了国家的财政，最早的皇家专门行政机构也应运而生。由这一机构演变而成的部门至今仍然存在。  
　　亨利努力将郡守置于自己的严密控制之下，曾多次组织委员会负责调整郡守人选。在乱世，郡守职务有落入强大的贵族手中而世袭的趋势。只要一有机会，国王就委派自己的亲信担任这些要职。岁入的最主要来源之一，是法庭勒令罪犯交纳的罚金。贵族也和国王一样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从自己采邑的法庭得到大宗收入，可以用来迅速武装亲兵。他们对自己领地内的一切俗人有裁判权。但是在郡和区一级的法庭，国王实行昔日的撒克逊司法制度。这些久经考验的制度完全可以用来与贵族的封建法庭相抗衡。因此，亨利改革了郡级法院的工作制度，并规定它们定期开庭，让每个人知道，全国都在实行国王的司法制度。后来演变为法官的皇家官员有时也巡回开庭，这种职能使他们常常同卑贱的原告、罪犯和傲慢的高级军官发生冲突。  
　　为了从司法系统得到丰富的进项，国王同贵族在全国展开了斗争。国王通过对郡守的控制，把他的君权同旧的撒克逊法制结合在一起。征服者威廉在进行财产调查的时候就树立了榜样，他把向发誓讲实情的人们了解情况的欧洲大陆制度同英格兰的郡区组织结合起来。亨利为了其他目的继续并加速了这个进程。他不断派遣宫廷官员到全国务郡巡查，命令郡级法庭开庭讯问皇家岁入的各项进益情况并听取国王关心的案情。皇家官员遍访民情的做法对亨利二世治理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编年史家们对亨利给予高度评价，他们宣称，“他是个好人，全国都敬畏他。在他统治期间，没有人敢伤害别人”。他们把他誉为“维护正义之王”，迄今无人想剥夺他的这顶桂冠。  
　　应该肯定，在亨利统治期间，中央政府通过熟练准确的会计工作和办事机构，以恰当的方式巩固了国家的结构和财力。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所依靠的封建贵族愤愤不平，因此，他们和王权的矛盾逐年加深。国王虽然对任何人都采取强硬手段，但他日益有力地保护百姓不受地方领主乖戾行为的侵害。不过，贵族中也有广施德政的人，因为诺曼底人的眼光高于以前各个时代卑劣的抢劫活动和贪欲。不管怎样，在封建贵族进行压制和盘剥的国家里，人民总是不断受到地方领主的压迫，所以他们开始依附于国王和中央政府。国王因此增添了新的力量。这种力量有时亲近一些，有时疏远一些，只要统治者坚强有力而且广施仁政，总是能够召之为己所用，在国家经历脆弱而混乱的局势之后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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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格兰－诺曼底国家已经相当强大，亨利是英格兰、诺曼底和曼恩的君主。一一〇九年，他的唯一嫡出女儿莫德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兼德意志国王亨利五世订了婚约。另一方面，英格兰和诺曼底在邓奇勃莱战斗之后的重新统一引起了法国的敌意。十二世纪初，巴黎的中央王权开始复兴。路易六世继位之后，法国国王开始掌握实权。为了法国的安全，必须最终破坏英格兰－诺曼底国家的统一。严格说来，诺曼底公爵是法国国王的封建臣属，所以，身陷囹圄的罗伯特公爵之子的存在为法国国王的干预提供了应有尽有的借口，也使心怀不满的诺曼底贵族有了长期不断的肇事机会。由于对诺曼底承担义务，亨利在他的统治后期不得不干预法国北部的政治事务。他在诺曼底的地位由于罗伯特之子威廉·克莱托不断提出自己的继承权而受到威胁。克莱托在一一二八年亨利逝世以前一直得到路易的支持，也得到邻近的安茹伯国的大力支持，安茹伯国不承认亨利国王有权统治曼恩。一场消耗实力的战斗使亨利统治的后期暗淡无光。从军事角度来看，亨利能够很容易地抵挡法国所能调集的任何军队。  
　　可是，可以称为厄运的不测事件发生了。亨利国王有一个儿子，他是无可争议的法定继承人。在这个十七岁的年轻人身上，寄托着多种希望和信念。一一二〇年冬，他访问法国之后乘“白舟号”皇家游艇返回英格兰，游艇在诺曼底近海触礁沉没，船上只有一人幸免于难。这位王子曾经被救上一条小船，后来他返回现场去救他的妹妹。在这个危急关头，人人平等的观念猛烈地冲开禁锢，因而许多人跳入船内，压沉了小船。水面上只剩下两个人，一个是游艇上的屠夫，另一个是骑士。骑士在浪花汹涌中间道：“王子在哪里？”屠夫的回答是：“所有的人都淹死了。”“那么，”骑士把双手伸向苍天失望地说，“英格兰的一切都完了。”屠夫死里逃生，上岸后讲述了遇难的经过。谁也不敢把这件事告诉国王。当国王终于听到这个噩耗时，“他的脸上再也没有笑容了”。他内心的痛苦不仅仅是父亲失去独子的悲伤，因为这场灾难还预示着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制度及其美好的前景即将破灭。继位之争的幽灵又开始在英格兰徘徊。无政府主义势力在增长，每个贵族都在自己的城堡里考虑着谁会继承王位的问题。  
　　有两个人要求继承王位，二者都有充分的权利。亨利国王有一个叫马蒂尔达的女儿，即英格兰人所称的莫德。虽然诺曼底法典中没有萨利安法 [ 译者注：法兰克人的分支萨利安人的法律，规定妇女不得享受继承权。 ] ，但是喜欢争吵而毕生过戎马生活的贵族并不赞成女人当政。和莫德同样拥有继承权的是征服者威廉之女阿德拉的儿子，布卢瓦伯爵斯特凡。他在欧洲大陆上是众所瞩目的人物，后来在英格兰又得到大片领地，在他的哥哥放弃继承权之后，他就是合法的继承人了。封建制度的生存完全依赖于封臣的宣誓效忠。在基督教世界，谁被指责违背誓约，对他几乎是致命的打击，只有取得辉煌的胜利才能改变这种不利的处境。但在进退维谷之际，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和抱负作出抉择。有一种抉择就是分裂，是全面、彻底、名正言顺的分裂。  
　　亨利国王在他的风烛之年准备立其女莫德为王，以填补他行将留下的空位。他试图为家族的继位问题立下“国事诏书”，以免在辽阔的国土上发生内战。莫德在八岁的时候就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订立婚约。一一二五年，即“白舟号”遇难五年之后，皇帝驾崩，二十二岁的莫德成了寡妇，也成了女皇。关于这位杰出的公主有许多记载，其中有一段说：“她那女子身躯中蕴涵着男子的特性。”她勇猛、高傲、严厉而又玩世不恭，为了政治可以控制种种感情，不过也比较狂暴。她能够参加任何战斗，后来当之无愧地成为一位伟大的英格兰国王的母后。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亨利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女儿身上。他曾经两次把牢骚满腹的贵族召集起来，命令他们郑重宣誓站在莫德一边。后来，为了加强莫德维护统一的权威，防止安茹伯国在他死后对诺曼底提出所有权的要求，他把莫德嫁给了安茹伯爵，借此把法国北部这个最强大国家的利益同他的家族和英格兰王位的正常相传连在一起。在以后的几个时代里，英国人从不反对女子为王，而在几位女王统治时期，他们的处境可能反而更好一些。但此时此地，在这个问题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和争沦，每个派别和利益集团在对立的双方中择一而从。两边的政治力量严阵以待，等候国王的死期。贵族在这个关键时刻得到了举足轻重的教会势力的支持，他们所关心的只是限制王权和恢复他们在本地的统治权。他们见王权有所分散，便看出时机已到。  
　　亨利在使不列颠岛享受三十年太平盛世并使撒克逊人归顺诺曼底人的统治之后，于一一三五年十二月一日怀着女儿莫德必承父业的坚定信念安息了。但是，莫德其时正和丈夫住在安茹，首先赶来的是斯特凡。他迅速从布卢瓦赶到伦敦，要求获得王位。俗界力量四分五裂，因而教会的态度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斯特凡有一个有利因素，他的兄弟亨利是温切斯特的主教，在宗教会议上颇有影响。在亨利的帮助下，斯特凡同教会达成协议，经过教会的支持，举行涂油仪式加冕为王。当时他们达成了默契，根据其中的一条，他将放松中央集权。在前两代国王统治期间，中央集权使贵族极为反感。  
　　此外还有一个复杂的因素，亨利一世有一个私生子，即格洛斯特的罗伯特。他是一名卓越的军人和西部的实力人物，也是人们眼中少有的公正无私的贵族之一。他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同两个合法继承人中的任何一人竞争。冲突一开始，他就忠实地支持自己的异母姐姐莫德，成为斯特凡的死敌之一。  
　　在如此激烈的纷争中继承的王位，只有在通权达变的君主手中才能避免得而复失。我们越是考虑当代政府的欠缺，就越应该想到它所面临的困难。斯特凡在他统治初期就失去了自己所依靠的三大支柱。除了一些受到新国王宠幸的贵族以外，大多数贵族都肯定地认为，这就是他们要实现自己的各种要求而久待的良机。通过宗亲关系连在一起的新任政府官员也开始疏远新国王。他们学识丰富，善于写作，还懂得行政管理。许多高级教士也深为不满，因为斯特凡怀疑索尔兹伯里的主教罗杰将要倒戈，便把他的庞大的官僚家族监禁起来，使教会特权受到了损害。这样，大部分教会势力也反对斯特凡了。总之，社会各阶层怨声载道。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写道，“叛徒们发现，斯特凡国王“温和、软弱、善良而且赏罚不明，于是他们便做出了种种可怕的事情。他们曾经尊重他并向他发誓，但是他们言而无信”。 [ 原注：引自道格拉斯所著《诺曼底人的时代》(Age of the Normans)第一六一页。 ]  
　　苏格兰的大卫国王确信英格兰已经没落，便越过了边界，对诺森伯利亚提出领土要求。约克的大主教在北方各郡民众的支持下挺身还击。他打起了约克的圣彼得的大旗、贝弗利的圣约翰旗和里彭的圣威尔弗雷德旗，在诺瑟勒顿之役中击败并杀死大批的入侵者。这次战斗因此得名为“圣旗之战”。这次局势的逆转并没有使那些心怀不满的人垂头丧气，反而成为内战的前奏。一一三九年，莫德安排好法兰西的事务之后，进入英恪兰要求她的继承权。她象斯特凡那样，从教会中得到了主要的支持。亨利一世统治下的行政官员由于斯特凡对贵族的软弱态度而深为不满，因而投向他的敌人阵营。一一四一年爆发了反对斯特凡统治的大规模叛乱，斯特凡本人在林肯一战中被俘。他的兄弟温切斯特主教原是他的主要支持者，至此也转向莫德一边。莫德虽然没有戴上王冠，但实际上统治英恪兰将近一年。伦敦人看到莫德对一些问题的处理之后，觉得她比斯特凡还讨厌。他们愤怒地起来造反把她赶出首都。她顽强地坚持战斗，但是她的制度经不起如此沉重的压力。不列颠岛又一次陷入内战的混乱之中。在以后的六年里，岛上大部分地区法治崩溃，战乱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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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内战，贵族反对国王集权政策的斗争首次获胜。斯特凡在强大的对手面前，未能保护国王的权利。王室的岁入有所减少，国王对行政权力的拉制有所放松，行政机构本身也基本上闲置起来。贵族又恢复了他们的法律裁判权，他们的城堡使人民大众不寒而栗。继位之争似乎已经把诺曼底族国王建起的大厦毁得七零八落。  
　　在这段混乱期间，低洼地区遭到了尤其严重的破坏，彼得博罗的一位修士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以忧郁的笔调描写了那里的苦难。  
　　凡是有强大势力的人都建起自己的城堡以抗拒国王……城堡里充满了邪恶的人。他们不分昼夜地出去搜捕他们认为拥有财产的男女，把这些人投入监狱，以谋取其金银财宝，还施以不可言状的苦刑……他们使数以千计的人活活饿死，我简直无法细述权贵们对岛上的可怜百姓所采取的全部恐怖行动和进行的百般磨难。这些苦难在斯特凡在位的十九年里持续不断，而且日甚一日。权贵们还时时向各村摊派捐税，他们称捐税为“坦瑟利”。当穷苦百姓实在无力向他们交税时，他们就在各个村庄焚烧抢掠。所以，商旅可能整日不见哪个村里有个人影，也不见田里有人耕种。玉米、小麦、奶酪和黄油价格昂贵，因为这些东西在国内已经没有了。许多可怜的人活活饿死，一些享受过荣华富贵的人也出去寻求救济，其余的人则背井离乡，逃往国外……不管在哪里耕种，都长不出玉米，因为土地已经在焚烧抢掠中彻底荒芜了。百姓说，基督和圣徒都在睡觉。

　　温切斯特的一位修士也用同样的笔调记下了他所在的那部分英格兰地区发生的灾难：  
　　一些人对乡村的热爱变成了憎恶和怨恨，因此他们迁往遥远的地区。其他人为了得到保护，在教堂附近搭起低矮的篱墙草棚栖身，在痛苦与恐惧中聊度残生。由于缺粮，一些人靠禁止食用的狗肉和马肉充饥，他们以前从未吃过这两种肉，其他人则吞吃没有洗过也没有煮过的野草和草根以苟延残喘。在各个郡里，一部分居民在饥饿中逐渐消瘦，成群地死去，其余的则带着妻儿老小悲凉凄楚地背井离乡。你可以看到有名的村庄空无一人，因为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已弃家出走。秋天(一一四三年)来临时，地里的庄稼等待着收割，但种田人已经在饥荒以及随之而起的瘟疫中死去了。

　　这些恐怖的景象不一定能反映全国的情况。在英格兰的大部分地区，战斗是在局部地区分散进行的。在这场战斗中首当其冲的只是中南部的几郡。但是，这次动乱在人民的心灵里留下了很深的创伤。他们意识到，强大的君主制对生命财产的安全是何等重要。没有什么能比斯特凡统治时期的混乱使人们更充分地认识到君主专制的必要性。人们怀念亨利一世励精图治的时代，其实，当时就有一位比他更伟大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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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四七年，格洛斯特的罗伯特去世，莫德势力的领导权转移到她的儿子亨利·金雀花手中。亨利生下来就将继承一个大帝国。他祖父富尔克已将安吉文王朝的安茹、屠棱和曼恩合并成法兰西境内无可匹敌的强大公国，其实力超过了诺曼底。富尔克于一一四三年戴着耶路撒冷的王冠死去，指定两个儿子继承朝不保夕的王位，他的另一个儿子杰弗里继承了他在法兰西境内的属地。杰弗里同莫德的婚姻统一了诺曼底和安吉文王朝的属地，他们的孩子亨利自一一三三年出生后就被公认为“多国之主”。他把他家族的金雀花纹章载入了英格兰的史册，后人用这个名字来称呼其家族的王朝，即金雀花王朝。他集中体现了这个家族的才干和能量，但却丝毫没有反映出它十分残酷无情的一面。据说，安茹王朝 [ 译者注：即金雀花王朝。 ] 的残酷并非来自人间，而是同魔鬼沆瀣一气的结果。  
　　一一四七年，亨利还不满十五岁，就踏上英格兰的土地，去夺取他的王位继承权。他的一小帮人马被斯特凡的军队打败，他本人逃到了诺曼底。翌年，莫德女皇放弃了取得成功的一线希望，到诺曼底公国与儿子会合。在她前面还有十九年生命的时光，而她再也没有踏上英格兰的土地。她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宗教活动上，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在亨利获胜后的年代里，她在诺曼底和安吉文世袭领地处理政务，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当年她在英格兰追求王位时，常常被扣上傲慢的罪名，而在晚年，她对亨利却是个有远见卓识的顾问。  
　　一一四九年，亨利又一次卷入了反对英格兰的攻势，但苏格兰国王和切斯特伯爵替他发动的这次进攻徒劳无益。在相对平静的几年里，斯特凡国王勉强维持着自己的统治。同时，亨利在一一五〇年被其父母授予诺曼底公爵封号。次年其父去世，亨利又兼有安茹、屠棱和曼恩的伯爵封号。亨利常以他在封建等级中的高级身份去巴黎拜谒法兰西国王。根据当时的法律，他领有法兰西的大部分地区。  
　　路易七世是忏悔者爱德华在法国的化身，他信守基督的训诫，白天做礼拜，晚上做祷告或忏悔。他离开教堂时，总要等最卑贱的人走后他才走，因此常常使满朝臣子为他久等。这些虔诚的模范举动并没有使他博得王后的欢心。阿基坦的埃莉诺是一位有大片领地的公主，具有南方人那种热情豪放的性格。她早就抱怨自己“嫁给了一名修士而不是一位国王”，所以当身材魁梧、容光焕发、谈吐活泼、精力充沛的亨利作为她丈夫最卓越的封臣突然出现的时候，她便迅速作出了决定。教皇历来屈服于高级封建主的意志，因此埃莉诺于一一五二年以同宗关系不宜结婚为理由，获准同路易七世离婚。两个月之后，埃莉诺突然和亨利结婚，法兰西宫廷对此不禁惊讶不已，虔诚的国王也才如梦初醒。这样，法兰西的一半领土脱离国王的控制，落入亨利手中。感情和政治几乎从未如此融洽地结合在一起。这件婚姻是当时最漂亮的政治举动之一。后来亨利承认了他的意图，二人的大胆决定博得了全欧的敬佩。亨利当时年仅十九，埃莉诺可能已经三十岁。他们联合起自己辽阔的版图，共同抵御外来者。路易七世得到的是精神上的安慰，但这唯一的慰藉也由于政事坎坷而受到影响。  
　　亨利和埃莉诺四面受敌。普瓦图、圣东基、彼利哥、利穆赞、安古姆瓦和加斯科涅并入了他们的诺曼底和安茹，而且他们还获得了奥弗涅和图卢兹的宗主权，这使封建的基督教世界感到震惊。由于长期的宿怨或利益冲突而彼此疏远的那么多民族和国家，突然被权谋造成的爱情纽带联结在一起，形成高度的权力集中。欧洲各地人士对此持反对态度。四面八方的君主群起反对这个暴发户，其中有必然抱怨的法兰西国王；有英格兰的斯特凡国王，他虽然没有力量渡海干涉，但也对亨利的诺曼底爵位提出要求，有香槟伯爵和佩哈什伯爵，还有亨利的兄弟杰弗里。这些人满有理由地同时向亨利扑来。  
　　亨利婚后一个月，这些敌人合力进攻诺曼底。年轻的亨利公爵击退了他们，使之四分五裂。诺曼底军队又一次显示了自己的战斗力。亨利未满二十岁，便镇压了诺曼底的叛乱分子，平定了安茹，然后着手对付英格兰。一一五三年一月，他勇猛地登上不列颠岛，在疲于内战的英格兰成为众目所瞩和众望所归的人物。默林 [ 译者注：传说中阿瑟王宫中的男巫，创造了许多奇迹。 ] 曾预言一位救世主即将到来。亨利的血管里不就有征服者威廉的血液以及通过他外祖母、亨利一世之妻马蒂尔达而有塞德里克和早已消失的盎格鲁撒克逊王族的血液吗？倍受摧残的岛民对他顿时产生了强烈的希望。当他登陆后阮在附近的第一座教堂里，“以军人的姿态祈求和平时”，教士用下面的话表达了全国的愿望：“看啊！英格兰的君主和统治者来了，他主宰着这个王国的命运。”  
　　战争开始了。在马尔梅斯伯雷战斗中，上帝降下的冰雹拍打在亨利的敌人的脸上；在沃林福德，由于上帝的干涉，斯特凡国王还没有上阵就从马上掉下来三次。而年轻力壮的武士亨利则魅力惑人，令人恐怖，战绩辉煌，他手中不仅有剑，还有统治英格兰的权利。贵族认为，相持局面对他们有利，因而他们既不希望斯特凡打赢，也不愿意亨利取胜。国王的地位越软弱，贵族的力量就越强大。一一五三年，斯特凡和亨利在温切斯特签署了一项协定。根据协定，斯特凡收亨利为养子，指定他为继承人。斯特凡还保证：“我在处理王国的事务时，将征求亨利公爵的意见，但在英格兰各地，不管是亨利公爵还是我控制的地区，我都将实行我的王法。”在这些条件下，亨利表示臣服，在行动上也完全归顺。次年斯特凡去世，亨利便在普遍的希望和欢呼声中被宣布为英格兰国王，戴上了王冠。在阿尔弗烈德大王之后，任何英格兰君主都未曾引起如此普遍的希望，也未曾博得如此响亮的欢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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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亨利·金雀花
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1956-1958




　　亨利二世即位后，在英国历史上开始了一个最有成果而又最有决定意义的统治时期。新君主统治着一个大帝国，正象他的臣民所自夸的那样，他的权限“从北冰洋一直延伸到比利牛斯山脉”。英格兰只是他的行省之一，它可能不十分引人注目，但却是最巩固的堡垒。他对英格兰实行了外部控制，这种控制象在威廉·奥朗日统治时期那样，对国家的统一是必不可少的。英格兰人和诺曼底人都承认他是两个民族和全国的统治者。黑斯廷斯耻辱的记忆由于他的缘故而模糊了。在焚烧抢掠的贵族进行内战所造成的可怕混乱之后，亨利的诏令得到应有的服从。就这样，一位语言和习惯都与我们不同的法国人塑造了我们国家的雏形，其轮廓至今依稀可辨。  
　　一百年来，英格兰一直是一支侵略军的兵营，也是争执不休的军官及其后代的角斗场。此时，它终于在基督教以及恢复古罗马传统的拉丁文化的基础上，成为永久的统一王国。亨利·金雀花首先使英兰格、苏格兰和爱尔兰结成某种伙伴关系，然后重建了他外祖父亨利一世过早建立的皇家行政机构。他在财务署和法院系统的基础上重新奠定了中央权力的基础，这种集权最终将取代征服者威廉确立的封建制度。亨利国王恢复并珍视盎格鲁撒克逊人在王权下实行郡、市自治的传统。他还建立了“立法会议”，并使其固定下来，直到今日它仍然存在。多亏他的功劳，今天世界各地的英语民族才能实行英国的习惯法而不是罗马法。他制定了《克拉伦顿法规》，企图确定教会和国家的关系，强迫教会服从国家的生活和法律。经过一番激烈斗争之后，他不得不放弃这种努力。数百年后，亨利八世捣毁了坎特伯雷的圣托马斯圣墓，为他的前人报仇雪恨。  
　　这个才能非凡、一度值得羡慕的人物有着非常生动的形象：胸肩宽阔，身材魁梧，脖子粗壮，臂膀有力，双手粗糙，由于经常骑马而形成罗圈腿，脑袋又大又圆，头发又红又密，脸上布满雀斑，声音嘶哑刺耳，他酷爱打猎，还有使教会为之叹息、埃莉诺因之不满的其他嗜好；他衣食简单，整天考虑政务，经常旅行，心绪反复无常。据说，他在万分危急的时刻总是温和镇静，而在压力减轻之后，却乖戾暴躁。“他对死去的将士比对活着的更加亲切，对阵亡将士的哀思远远超过对幸存者的爱抚。”他在自己的属地行踪匆匆，人们以为他在法兰西南部的时候，他却出人意料地到达英格兰。他在各省巡视时，用四轮马车随身运载一大批当时汇订文件的卷宗，朝臣和随从气喘吁吁地跟在身后。有时他下令起早动身，却一直睡到中午，使车辆和马匹负重等候；有时他比预定时间提前几个小时出发，每个人都得赶紧收抬行装。在英格兰，正象在他不倦地进行巡视的那些更大的领地一样，一切都被他唤醒而得到改造。  
　　十二世纪的这位君主喜好声色犬马，爱记仇和施展阴谋诡计，但他并不是实利主义者，而是一位神权帝王，同坎特伯雷大主教一起掌握着臣民的一片忠心。他和大主教是“拉动英格兰这部犁的两头壮牛”。他时时祈祷，担心死后下地狱，希望在冥界统治更大的王国。他时常受懊悔的折磨，为自己的行为忏悔。他希望在阴阳两世寻欢取乐。他给我们留下了互相矛盾的印象，时而心灵高尚，时而境界低劣。他并不是与世隔绝的君主，因为在那个时代，国王象现代的美国总统一样，任何阶层的人都可以接近他。民众可以随时到他身边提出要求，叙述自己听到的消息和传闻，也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倾诉自己的不满；贵族和朝臣在国王身边或者在国王面前高声谈论，弄臣发挥可贵的监督作用，有全权对任何人进行公正的抨击。  
　　没有多少凡人象亨利二世那样经历过丰富多变的生活，或者说，没有多少人象他那样尝尽了胜败悲欢的甘苦。他在后半生和埃莉诺关系破裂。据说，当埃莉诺年过五旬而他还只有四十二岁的时候，他爱上了一位上层社会的绝色少女——“美丽的罗莎蒙德”。过了几代入之后，人们对埃莉诺王后的浪漫悲剧还津津乐道。埃莉诺王后在伍德斯托克通过一根丝线的线索揭穿了这对情人的秘密，让她的情敌在自刎和服毒之间作出艰难的抉择。一些令人讨厌的研究者歪曲了这段动人的故事，而它当然应该载入任何名副其实的历史著作。  
　　在斯特凡之后开始统治四分五裂的英格兰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亨利在登上英格兰王位之前，已经为保卫他在大陆上继承的属地打了第一仗。自从一百年前强大的诺曼底在法国西北部出现以来，法兰西国王一直在同企图削弱中央政府的诸公国和伯国进行斗争。诺曼底公爵、阿基坦公爵、布列塔尼公爵、安茹伯爵、图卢兹伯爵、佛兰德伯爵和布伦伯爵在形式上和法律上都是法兰西国王的附庸，但实际上他们却和其他许多封建大佃主一起追求独立君主的地位。在法王地位不稳之时，他们多次似乎已经胜利在望。经过黑斯廷斯之战，法王最有实力的臣属诺曼底公爵兼任英格兰国王。而亨利二世在一一五四年登上英格兰王位对法兰西则是更大的威胁。到那时为止，挑动十分强大的封臣互相残杀一直是法王在政治上的自保之策。因此，安茹伯国和诺曼底公国在十一世纪发生冲突时，法兰西国王看见两个强敌进行殊死搏斗，不胜欣慰。但是，亨利二世忽然成为英格兰国王和诺曼底公爵，并且统治阿基坦、布列塔尼、普瓦图、安茹、曼恩和基恩，成为从索姆河到比利牛斯山脉的法兰西大半地区的统治者。这时封建领主之间的力量平衡就被彻底打破了。  
　　路易七世面临的已经不是十几个力量分裂而互相嫉妒的公国，而是一个强大的帝国。这个帝国的力量远远超过他自己的实力，不是他所能对付的。埃莉诺同他离婚后就同他的敌人结婚并通力合作，这使他蒙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埃莉诺为亨利生了几个儿子，可是为路易生的全是女儿。不过，法兰西国王还有一些优势。他在生前抵挡住了金雀花王朝的攻势。而且，法兰西经历了近四个世纪的斗争和蹂躏之后，在欧洲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安吉文帝国 [ 译者注：即金雀花王朝。 ] 在地图上确实比实际上更加显赫，它是一些公国和伯国由于一次婚姻的机缘而拼凑起来的大杂烩，并不同心协力，英格兰同它的大陆帝国的唯一联系，是亨利本人和他的一些显要朝臣在英吉利海峡两边都有领地这一事实。帝国没有中央政府的虚饰，没有统一的行政机构和习惯法，也没有共同的利益和耿耿的忠心。虽然路易七世在同大胆积极的亨利斗争时处于弱者的地位，但是客观形势的发展有利于巩固的法国王权。路易离位时，法国王权甚至比他即位时巩固得多。  
　　法国人的主要策略很简单。亨利继承了辽阔的领地，但随之而来的是这些领地上一切封建势力的不满情绪。路易已经不能唆使安茹伯爵反对诺曼底公爵，但他却可以在安茹和诺曼底煽动地方宿仇和局部战争，以此削弱原则上归他统辖的封建主的力量。家族之间的冲突也是可以利用的有效手段。在亨利二世统治的后期，他的几个急躁狂暴而又高傲自大的儿子为路易七世及其足智多谋的继承人腓力·奥古斯都所利用，起来反对他们的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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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禁要问，这一切是怎样影响了英格兰的日常生活和历史进程呢？对封建领主在遥远的国度所进行的一系列斗争以及外族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英格兰的庶民并不理解，也不感兴趣，但这些冲突和斗争却成为他们一生中的沉重负担。在以后的几百年里，他们当中最勇敢和最优秀的人到卢瓦尔河流域的沼泽中和法国南部阳光灼热的群山中，为实现英格兰统治法国领土的迷梦而战斗，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为了这一目标，英格兰人二百年以后在克莱西、普瓦蒂埃和阿让库尔取得了胜利，也在随同“青甲王子”奔向利摩日的可怕行军中遭受了饥饿的折磨；为了这一目标，他们把法国的肥沃土地变成了荒漠，连最有用的牲畜都在饥渴中倒毙。在中世纪历史的后期，英格兰同法国的战争连年不断，而且时时占重要的地位。其影响渗透并深入到英格兰生活的各个领域，改变并塑造了英国社会和制度的面貌。  
　　亨利二世同他的大臣和旧友、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贝克特的争吵，最能说明十二世纪英国的政治斗争。我们必须认识到这场冲突的严重性。在精神方面，封建基督教世界的这个军事国家服从于教会，但它从未接受要向教会交出俗界权力的观点。然而，由于担心死后入地狱，顽强的贵族经常将他们的财产赠给教会，教会因此逐渐致富，成为社会中最大的地主和富豪。罗马利用它的宗教艺术吸引这场戏剧中一切抱着迷信观点的演员，国家权力因而不断受到挑战。教义的问题可能已经解决，但是，一个国家有两种互相冲突的势力，而每种势力又都对有限的国家财力拥有很大的支配权，这怎么能统治国家呢？这两种势力的冲突并不只限于英格兰，它是当时整个欧洲的根本问题。  
　　过去，征服者威廉通过让步和老练的手段使英格兰避免了政教分裂，教会在兰弗兰克的领导下同国王合作，二者互为唇齿，共同对付骚乱的贵族或受压迫的黎民百姓。而此时，一位超群的人物、国王的旧友托马·贝克特站在宗教金字塔的顶尖。贝克特以前一直是国王的国务大臣，象兰克首先指出的那样，“用一个相近的说法，就是最信得过的内阁部长”。他在内政外交方面都为主人竭尽犬马之劳。他整顿了兵役免除税制度(交纳一定数量的货币便可以免除兵役的制度)，从而终于摧毁了封建制度的核心。他还尽力使国王得到了布列塔尼公国。国王认为，贝克特是他自己的人，不仅是仆人，而且是戮力同心的忠实朋友和伙伴。由于国王的直接影响和自己的努力，贝克特才被选为大主教。  
　　从那时起，他的才能和欲望便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象亨利五世在八月份的一夜之间由整日嬉戏的王子变成英雄的国王那样，贝克特也经历了同样的升迁。他的个人生活一直是既虔诚又规矩的。他当然卷入了政治事务之中，但并不是君王背后形象不佳的人物。以前他作为一个廷臣和诸侯在讲究排场和威仪方面不亚于任何人，加入了当时的奢华行列，但此时却极度节俭，企图博得圣人的名望和殊荣。贝克特在教界使用以前在政界用过的方法，企图实现同样的野心，而且在两个领域里都显得卓越不凡。他在政教职能的各个方面支持教会反对王权，并且用天主教的普遍观点和教皇的权威来支持这一咄咄逼人的行动。当时教皇的权威远远越过不列颠岛的边界，在整个欧洲乃至神秘庄严的地方都有重大影响。贝克特到大陆上旅行一次，同法国和意大利的高级宗教人士举行了一次会议。回到英格兰之后，他决心使教会统治集团独立于以国王为代表的国家权力之外，从而引起了明智的兰弗兰克一生中所极力避免的冲突。此时，这个问题在英格兰有一触即发之势。  
　　在撒克逊人的英格兰，已经隐约地有了很久以后伊丽莎白时代的改革者们所要重温的那种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君主是上帝的使者，不仅要掌理国务，还要保护并领导教会。到了十一世纪，在一〇七二年成为教皇格雷戈里七世的希尔德布兰德及其后任恢复了教皇的权力，罗马教廷自此开始提出与“国王是国家教俗首脑”这一传统概念格格不入的要求。格雷戈里运动的观点是，教会的领导权应该掌握在教士手中，处于教皇的监督之下。根据这种观点，国王只是一个俗界人士，他的唯一宗教职责是服从教会统治集团。教会是单独的机构，它有自己的统治者和法律。到亨利二世的统治时期，主教不仅是教职官员，也是大地主，相当于俗界的伯爵。他可以指浑军队，也可以将自己的敌人革出教门，哪怕这个敌人是国王的朋友。那么，由谁来任命主教呢？任命之后，倘若教皇说东，国王道西，主教又听谁的呢？如果国王及其大臣们制定了与教规相抵触的法律，人们该服从哪家的权威呢？于是，宫廷和教廷以授职权问题为中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而亨利二世与贝克特的冲突则是这场斗争在岛上的反映。  
　　亨利二世同贝克特的斗争由于纠缠枝节问题而显得模糊不清，至于他们的斗争之所以集中在行政方面的意外事件而不是针对存亡攸关的主要原则，这是有一定原因的。国王对教会要干预国务的要求深为不满，但在中世纪，没有哪个国王敢于公开向教会挑战，虽然他可能很想限制教会的影响，却不敢考虑同它决裂。直到十六世纪，才有一位同教皇发生矛盾的英格兰国王敢于否认罗马的威权，并公然宣布，国家在宗教方面也是至高无上的。在十二世纪，唯一可行的方针是采取折衷的和解办法，但那时教会并不想做交易。在每个国家，世俗权力接受了教会的挑战，但很难经受住对方的冲击。在中欧国家，王权和教权斗争的结果至少是两败俱伤。  
　　自征服者威廉及其忠实的大主教兰弗兰克时代以来，英格兰教会同贵族阶级一样，得到了很大的权力，斯特凡曾在窘境中向教会作出全面让步，使教会的政治影响达到了顶点。亨利感到，这些让步损害了他的王权，便策划夺回失去的权力。一一六二年，他迈出了第一步，任命他信赖的仆人贝克特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以为这样可以使主教们对他持默许态度。实际上，他为教会选中了一个魄力不凡而信念超人的领袖。他忽视了或者没有发现贝克特态度发生变化的不祥迹象，因而迈出了第二步，于一一**年公布了《克拉伦顿法规》。亨利说，法规重述了英格兰王国在斯特凡统治的混乱时期以前的惯例，此话不无道理。他企图回溯三十年，废除斯特凡妥协后达成的协议。但是贝克特表示反对，他认为斯特凡作出的让步对于教会是不可放弃的收获，决不能让这些收获得而复失。他宣布，《克拉伦顿法规》并本能说明教会和国王的关系。一一**年十月，他被议政大会召去解释自己的行为时，高傲地否定了国王的权威，将自己置于教皇和上帝的保护之下。  
　　就这样，贝克特打破了那种一向认为政教统一与英格兰王国存亡攸关的论点，实际上他是手持宗教武器同国王宣战。坚决无视王权的贝克特逃到大陆避难。在那里，德意志和意大利正在被同样的斗争所困扰。英格兰统治阶级的思想已经被这场严重的斗争所动摇。斗争持续了六年，在此期间，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特一直流亡法国。直到一一七〇年，他才在屠棱的弗烈特瓦尔同国王实现表面上的和解。双方似乎都在原则上放弃了自己提出的要求。国王不再提及他的权力和惯例，也没有要求贝克特大主教发誓，反而保证他回国后平安无事并且完全控制自己的主教管区。国王和大主教的最后一次会见是一一七〇年夏天在法国肖蒙进行的，大主教在会见结束时说：“陛下，我以为分别后您再也不愿见到我了。”国王问：“您是否把我看成叛徒呢？”“您根本不是，陛下。”大主教回答道。但是他回到坎特伯雷之后，却决心从教皇手中获得革除教徒的无限权力，以便整饬教职人员的纪律。他写道：“诸侯越是强大凶猛，我就越需要用坚硬的棍子和牢固的锁链来加以限制，使其安分守己。”他还说：“我要到英格兰去，安危难卜。但不管命运如何，都是上帝的安排。”  
　　同时，亨利利用贝克特不在英格兰的时机，决定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为儿子小亨利加冕，以保证他顺利继位。约克大主教在其他一些教士的协助下主持了加冕仪式。贝克特对这个行动非常不满，认为这是侵犯他的宝贵的主教权利。在达成弗烈特瓦尔协议以后，亨利认为，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而贝克特则持不同的态度。  
　　贝克特在流亡多年之后返回英格兰时受到了隆重的欢迎，修士们在坎特伯雷象接待天使一样地接待了他。他在布道时说：“我是来和你们同死的。”他还说：“许多在场的人愿意以身殉教，上帝不久将增加殉教者的人数。”他胜利地走过伦敦的街头，边走边向悲喜交集的人们散发施舍物。接着，他就重新着手革除那些参加年轻的亨利加冕事宜的教士。那些不幸的教士和高级教士一起赶到诺曼底去见国王。照他们的说法，教界不仅咄咄逼人，而且实际上发动了暴乱，企图篡权。他们说，大主教已经准备好，“要拽下年轻国王头上的王冠”。  
　　金雀花王朝的第一个国王，性情暴躁的亨利听到这个消息时，身边有许多骑士和贵族，他情绪激动地大声嘁道：“我真是养了一群蠢货和懦夫，竟然没有一个人肯为找向这个捣乱的教士报仇。”另一种说法是“向这个暴发吏报仇”。于是，立即召集了一次会议，研究巩固王权的措施，大多数与会者同国王一样愤怒。经过重新考虑，与会者得出了审慎的意见。在那狂热而好斗的社会里，各种压力已经很大，倘若政教双方发生激烈的冲突，英格兰王国是受不了的。  
　　与此同时，另外一些行动正在进行。有四位骑士听到了国王在大庭广众之中所说的仇言恨语。他们迅速赶到海边，渡过英吉利海峡，要了马匹奔向坎特伯雷。一一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他们在坎特伯雷的大教堂里找到了大主教，创造了著名的场面和悲剧。大主教以十字架和主教冠对付他们，他毫无惧色，决心采取敌对的行动，俨然是一位戏剧艺术大师。激烈的谈判没有结果，骑士遂拔剑将他刺倒。他象恺撒那样鲜血琳淋，无数伤口似乎发出了报仇的呼喊。  
　　这场悲剧对国王是致命的打击。杀害上帝的重要仆人就象违背封建誓言一样，引起了普遍的愤懑。英格兰人都为这件血案感到恐怖。他们宣布这位遇难的大主教为殉教者。不久，主教的遗物也成了治疗不治之症的灵丹妙药，病人只要摸一下他穿过的法衣，就可除去较轻的病痛。杀害他当然是不可弥补的滔天罪行。亨利听到这个惊人的消息时，痛苦而恐惧地晕了过去。他为了限制教会势力而试图制定的严密法律程序，被血腥残酷的行为无情地抛到一边。虽然他根本没有想过采取这样的行动，但他在众人面前所发泄的恶语，使自己犯了在当时至少是不可推卸的谋杀罪，甚至是亵渎神圣，罪责难逃。  
　　在随后的几年里，亨利大张旗鼓地用赎罪行为来改变自己的不利处境。他多次到遇害主教的圣墓去朝圣，并且公开忏悔，在几次遇难纪念日上，他光着上身谦卑地跪着，忍受得胜的修士们的鞭笞。不过，从当时的图画来看，那似乎是用桦条抽打肉体的象征性惩罚。在悔罪和服从上帝的外衣下，亨利国王仍在为恢复国家的权力而进行不懈的努力。根据一一七二年的阿弗朗什妥协方案，他与教皇在比较宽容的条件下获得和解。许多对此深有研究的历史学家认为，亨利到寿终时虽未在形式上但似乎在实质上重新确立了《克拉伦顿法规》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毕竟符合某些标准，这些标准是英格兰民族或任何其他刚强而有理性的民族愿意奉为法律的。毫无疑问，教皇支持亨利同他的几个儿子进行斗争。有人说，那四位骑士在圣战中赎了罪。但贝克特的血也没有白流。到宗教改革时为止，教会一直保持了独立于王权的宗教法庭系统以及向罗马教廷上诉的权利。这两点是贝克特轻视国王所依据的重要因素。  
　　在这些震撼人心的严酷斗争中，政教双方竟能互为高下，旗鼓相当，这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在现代一些伟大国家的政教斗争和革命中，主教和大主教被成群地赶进集中营，或者在监狱的温暖宜人、灯火通明的走廊里被手枪射中颈背。我们有什么资格吹嘘自己的文化比亨利二世的时代更高级呢？我们更深地陷入蒙昧状态之中，因为这种蒙昧状态为精神上的冷漠态度所容忍，也为科学方面的外衣所掩盖。  
＊　　　　＊　　　　＊
　　贝克特死后，亨利又活了十八年。在某种程度上，这十八年是辉煌胜利的时期。欧洲各国都羡慕亨利的辽阔版图，而亨利于一一七一年又在爱尔兰确立了自己的统治。他还把自己的几位女儿嫁给西西里国王(诺曼底人)，卡斯蒂尔 [ 译者注：西班牙境内的一个王国。 ] 国王以及德意志最强大的诸侯、萨克森的狮心亨利，从而同他们建立了联系。外交使者在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各城市散布了他的影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教皇都以基督和全欧的名义，请他率军发动另一次十字军东征并出任耶路撒冷国王。在当时的基督教世界，亨利的地位仅次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一世。亨利同时代的人猜想，他的目标是在意大利建立自己的王国，甚至登上神圣罗马帝国的宝座。  
　　但是亨利知道，他的荣耀来自他个人，而且是不可靠的和暂时的。他还得处理令人忧伤的家庭纷争。在那些岁月里，他的儿子发动了四次叛乱。他已经封给三个大一些的儿子显要的爵位：亨利领有诺曼底、曼恩和安茹，理查掌管阿基坦，杰弗里得到了布列塔尼。这几个儿子是典型的安吉文后代，他们不仅要头衔，还要权力，而且不尊重他们的父亲。在他们的母亲、与丈夫分居后住在普瓦蒂埃的埃莉诺王后唆使下，他们在一一七三年到一一八六年之间联合各种势力发动多次叛乱，每次都得到等待时机的法兰西国王的大力支持。亨利国王宽待这几个不孝之子，但他也不抱任何幻想。当时威斯敏斯特的王宫大厅里挂着根据国王之命而作的一些图画。在其中的一幅图画里，四只雏鹰正在捕食母鹰，最小的那只落在母鹰的脖于上，正要啄出它的眼睛。据说，国王说过：“这四只小鹰就是我的四个儿子，他们不停地迫害我，甚至要把我置于死地。我现在十分宠爱的小儿子到头来将比别的儿子对我进行更严重和更危险的侮辱。”  
　　不出所料，亨利国王曾努力为约翰挣得同其他儿子相等的遗产，但约翰却参预了反对父王的最后一次阴谋。一一八八年，次子理查在长子亨利死后，联合法兰西国王腓力对亨利国王发动了战争。当时亨利已经重病在身，在勒芒一战中败北，退到诺曼底。当他在谋反者的名单上发现他百般宠爱的小儿子约翰的名字时，便停止了生命的挣扎。“听天由命吧，”他艰难地说，“真可耻，一个国王败在他人手下，真可耻。”说着，这位坚强、狂暴、英明而孤独的人在希农断气了。那是一一八九年七月六日的事情。虔诚的教徒听到的说教是，这一凄惨的结局是上帝对杀害托马·贝克特的凶手的进一步惩罚。这就是世俗权力带来的苦果，也是胜利的荣耀带来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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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英国习惯法
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1956-1958




　　金雀花王朝的国王都是粗暴的君主，而当时社会也带着狂暴的性质。不过，那种狂暴是朝气蓬勃的表现，而不是萎靡不振的象征。在英格兰的历代国王中，有比亨利二世杰出的军人，也有比他敏锐的外交家，但就法律和制度方面的贡献而言，却无人能同他相媲美。他的奇异而奔放的疯狂热情并没有在政治、战争和狩猎中耗尽。他象前几代出身于诺曼底族的国王以及他自己的儿子一样，善于解决行政和法律方面的难题，这是他的成就所在。他的各次战斗的名字早已湮没无闻，但他的名望将同英国宪法和英国习惯法一起永世长存。  
　　伟大的亨利国王在位时还算幸运。威廉一世和亨利一世为英格兰带来并保持了各种行政手段，使后人在执政中得以运用，但他们自己却不得不顺序渐进，小心行事，全国也必须适应新的法律和新的统治者。一一五四年安茹的亨利来到英格兰时，二十年的混乱状态已经为它接受中央集权统治做好准备。作为法国人和大半个法国的统治者，他目光远大，经验丰富，并且不惜采取狡诈手段。斯特凡统治时期造成的灾难，使亨利二世不仅决意制止贵族的独立态度并夺回斯特凡失去的利益，而且决意取得更大的成就。他设计了对全国和任何人实行统一法度的皇家法庭系统，以代替许多贵族法庭。在习俗和特点不同的地区里，贵族们实行不同的法律。  
　　亨利二世的这项政策并非不冒风险，但他比较明智，避免发生正面冲突。他心里和当年的征服者威廉一样清楚，只要对传统的权利触动一下，就会引起一场灾难。面对这种情况，亨利巧妙地改变一个又一个惯例，并且给这些改革披上颇受尊重的保守主义外衣。他小心翼翼地尊重已有的形式，因而计划在旧原则的形式下注入新内容。在一部未成文的宪法中，国王的传统权利规定得很含蓄，为以后施展机谋留下空子。在诺曼底人征服英格兰以前的几个世纪里，教会和国王都是封建割据的敌人，但当时并不存在迅速扩大国王司法权的条件。亨利利用撒克逊人关于“国王的秩序”的灵活观念，把所有的刑事案件归于自己的法庭审理。人人都得遵守他的秩序，破坏秩序就是犯罪，位高而触犯法律的人则罪加一等。“国王的秩序”是至高无上的，这种秩序的破坏者可能在国王的法庭受到审判。但“国王的秩序”是有限的，一般只涉及在国王身边、交通干线或皇家领地所犯的罪行。国王一死，他的“秩序”也随之寿终正寝，人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亨利小心谨慎，不露声色地作出规定：“国王的秩序”扩大到英格兰的所有地区，不管谁在哪里破坏了这一秩序，都应在国王的法庭受审。接受审理不当的案件的上诉并保护土地所有者，这是国王法庭久已有之的权利。亨利滥用这个权利，把民事案件吸引到国王法庭来审理。他对自己的企图并未大肆宣扬，他所促成的变化也是逐渐产生的，而且没有经过立法程序，所以人们起初很难察觉这些变化。要确定任何一次改革的日期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国王死后，聪明人会回顾一下，发现亨利二世在位的三十五年里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假如亨利二世想在法律方面摆出一副保守主义者的样子，他就必须有始终如一的作风。强迫手段对于实现他的计划没有多少用处，他应该遵循的第一条原则，必须是把案件吸引到而不是强行拿到自己的法庭审理。要使诉讼人到国王的法庭起诉，就必须有东西吸引他们，国王断案必须比他们的领主公正。为此，亨利二世在国王法庭为诉讼人制定了惊人的新制度，即陪审团制度。当时人们称之为“国王的恩惠”，这个名称既说明了陪审团的起源，也反映了陪审团在习惯法形成与巩固过程中的作用。但是，陪审团并不是亨利的发明，而只是被他赋予一种新的用途。陪审团制度是法兰克人对英国法制的一大贡献，因为在诺曼底人征服英格兰之前，英国还不知道这一制度，而在加洛林王朝早就出现了它的萌芽。起初，陪审团是为了行政管理方便而建立的皇家机构：国王有权召集一些人就任何一个同国王的利益有关的问题发誓作证。征服者威廉就是通过陪审团的这种早期形式在财产大清查时确定了国王的权利。富有天才的亨利二世看到这种制度可以作为新的用途，于是把这个迄今为止只用于行政方面的工具在法庭上长期加以运用。  
　　只有国王有权组织陪审团，亨利因此禁止私人法庭仿效。他还规定，只有对要求皇家法官伸张正义的人才组织陪审团。这是比较精明的做法。迄今为止，民事和刑事案件都是通过起誓法、神裁法和决斗来裁决的。法庭的一般做法是，命令诉讼当事人找一些能发誓证明他正确的人。如果这些人作假证明，人们希望他们将受到上帝的惩罚，或者让他在一位教士的监督下拿起一块烧红的铁，吃一口面包或者被投入水中。如果铁没有灼伤手，或者面包卡住咽喉，或是水不能使他下沉，那么就可以断定，上帝显出了受审者无罪的迹象。决斗，即以战斗裁决的方法，是诺曼底人根据战神会给正直的人增添臂力的理论而确立的新方法，这一方法曾一度广泛地用于裁决土地纷争。修道院和大地主因此豢养一些职业斗士来配合上帝的保佑，以保护他们的财产和权利。于是对涉及法律的问题就没有什么讨论的余地了。在一个较有理性的时代，人们开始怀疑这种古怪的做法。而且，教会在大宪章得到批准的那一年也拒绝承认神裁法的效力。于是陪审团的审判方法迅速流行起来。但旧的审判方法又延续了很长时间。如果被告愿意接受上帝的审判，谁也无权禁止，所以说，神裁法并没有彻底废除。因此，后来出现了一种可怕的做法，即通过慢慢折磨的办法强迫被告接受陪审团的审判。这种做法后来被时代的潮流所淘汰。直到一八一八年，还有一个诉讼当事人要求通过决斗来裁决，使法官感到窘迫不堪，国会因此不得不废除这一古老的裁判法。  
　　当时的陪审团和现代的陪审团有所不同，它有各种形式，但总的来说，有一点根本区别：陪审团团员不仅是判断事实的法官，也是证人。所选择的陪审团团员都是正直诚实的人，但主要还不是因为他们公正，而是由于他们可能知道实情；现代的陪审团是很晚才产生的，它在法庭调查清楚之前对案情一无所知。我们对当时的审案程序并不很清楚。从边远地区召唤去威斯敏斯特的陪审团可能不太愿意奉召前往，因为路程遥远，旅途不安，可能只有三、四个人报到。而法庭不能等候，如果休庭，就会有很大的损失。为了避免耽搁和破费，两造有时同意依靠由旁观者组成的陪审团。了解情况的陪审员把案情介绍给旁观者，然后陪审团便作出裁决。最后，了解当地情况的陪审员不再当陪审员，而是当证人，在法庭上向完全由旁观者组成的陪审团提供证据。当时的做法可能就是如此，或者大致如此。随着作证法的发展，法律程序逐渐发生了变化。到十五世纪，新的程序已经形成，但旧的方法依然残存，甚至到了都铎王朝统治时期，作出错误裁决的陪审员仍会因犯伪证罪而受到审判。  
　　陪审团制度已经成为英国司法制度的核心，因为只要一个案件必须由十二个正直的人仔细审理，两造就能得到保护，免受冤案之苦。英国法律同欧洲大陆以罗马法为基础的法律之区别，也正在于此。在中央集权化的伟大过程中，“法律来源于人民而并非由国王臆定”的原则被保留下来，传袭至今。  
　　上述方法有效地维护了法律，陪审团制度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专职法官脱离了地方偏见的束缚，他们的看法比那些偏私或无知的封建领主及其管家公正得多。他们还从国王那里受权召集陪审团，保证迅速定案，并有很大的权力保证裁决得到执行。亨利二世必须几乎从零开始建立起一套相应的国王法庭系统，使它能接受急剧增加的案例。他所依靠的是政务会，这个机构早就在各方面发挥了正常的政府职能，后来派生出最高法庭、财务署、议会、习惯法法庭以及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所依赖的大主教法庭。在亨利二世执政初期，政务会几乎统揽各种政务。在法律方面，审理有关王室岁入案件的财务署法庭已经开始成形，但总的说来，政务会就是国王的封建法庭，国王象任何其他封建主一样，在这个法庭上主持封臣之间的公道。在亨利二世统治时期，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国王的法律机构的分工越来越具体。到他儿子们的统治时期，政务会开始分为两大法庭，即最高法庭和高等民事法庭，它们直到一个世纪以后才彻底分开。以后，它们和财务署法庭成为习惯法系统的基础，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此外，还经常有巡回法官衔命到各郡审理各种案件，郡级法庭因此纳入了国王的司法系统。  
　　但这一切仅仅是个开始，亨利二世还必须为渴望国王法庭秉公裁断的诉讼人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把自己的案子从领主法庭转到国王的法庭审理。他所使用的手段是国王令状。无论如何，贵族的权利在形式上必须受到尊重。但是，依靠王室的传统权利，人们可以要求把某些案件归国王法庭审理。根据这条原则，亨利制定了一套定案标准，或曰令状，以适应各种案例。如果有人能够自圆其说地证明自己的案子符合某条令状的措辞，他就可以使自己的案子移交国王法庭。令状措辞严谨，但仍然不断有新的令状公布于世。在八十年的时间里，令状的数目不断增加。每颁布一个新令状，对封建领主的法庭都是一次新的打击。直到蒙特福特在十三世纪揭竿反对亨利三世时，令状的数目才停止增加，总数在二百项以下。这种令状制度持续了六百年。虽然时代会发生变化，但社会必须顺应这个严格的制度。英国法律不可避免地受到拟古主义和合法假设的影响。案子的整个过程取决于开头选用哪条令状，因为每条令状都有特定的程序、审问方式和最终的补偿办法。撒克逊人的形式主义就这样保存了下来。亨利二世只是以同样刻板的法律程序打破了原有法庭的原始庭审方法。这种令状制度尽管刻板，却给英国法律带来了保守主义精神，因而使英国的法律毫不间断地保持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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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英国法律有一条定论，即理查一世在一一八九年继位之后，英国的法律史才真正开始。在学术上的这种分期是根据爱德华一世编纂的成文法确定的。这样分期再合适不过了，因为在亨利二世的统治结束时，我们便踏上了英国法律史上一个新时代的门槛。国王的法庭系统普遍建立起来，在全国实行统一的法度，纷杂不一的地方法律因而迅速崩溃，在全国和所有人中间普遍实行的法律不久也就应运而生了。现代的律师如果回到亨利二世以前的英格兰社会，就会对一切都感到陌生，可是在亨利二世留给其子的制度下，他几乎对一切都感到很熟悉。这种对比反映了亨利二世国王的伟大功绩。他奠定了英国习惯法的基础，使后人得以在这个基础上添砖加瓦。它的“图案”将有所改动，但“外形”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英语民族就是在这个具有决定意义和形成性格的时期，开始寻求解决法律争端的办法，这些办法在实质上沿用至今。一个人只有在民事或刑事方面触犯了法律中有明确规定的某项条款，才构成犯罪。法官是公断人，他根据两造提供的证据作出裁判。证人必须公开作证，而且还要发誓。他们受到审查和盘问，但进行盘问的不是法官，而是诉讼当事人自己或他们雇用的合法代表。他们所证实的事实不是由法官而是由十二位正直诚实的人去衡量，只有在陪审团确立事实之后，法官才有权根据法律作出判决。如果不考虑到控制着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另一种制度，这一切就可能显得理所当然和平淡无奇了。根据罗马法及其派生出的一些制度，在过去那些动荡不安的世纪里以及在当代的某些国家里，审讯常常只是盘问而已。法官独自对民事或刑事案件进行调查，而这种调查基本上是不受限制的。嫌疑犯可以受到单独盘问，必须回答向他提出的一切问题，他聘请法律顾问的权利也是有限的。对方的证人可以在他没有到场的情况下秘密地作证。只有在这些程序完成之后，才能确定并公布他的罪名。因此，常常发生恐吓、刑讯、逼供和讹诈成招的情况。但是，这类弊端早在六百多年前就从英国的习惯法中消失了。到亨利二世的曾孙爱德华一世崩殂之时，英格兰的刑法和民法程序已经定型并成为传统，直至今日仍然支配着各个英语民族。无论是在有关美国中西部的牧场、加利福尼亚的油田、澳大利亚的大牧羊场和金矿的问题上，还是在毛利人的领土主权问题上，这些法规根据英国习惯法的程序和审判方式应用于解决各种要求和争端，至少在理论上发挥了这种作用。  
　　但是，这些法规并不仅限于如何进行审讯的问题。用于处理如此繁多的新老问题的法律，主要是英国的习惯法。关于凶杀、盗窃、土地所有权和人身自由的法律同许多其他法律一起进入了新大陆 [ 译者注：指美洲。 ] ，虽然为了适应时代的条件和潮流而常有改动，但是同十二世纪主宰英格兰人生命财产的法律仍有直接联系。  
　　当时，这个法律基本上是不成文的，目前在英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如此。例如，现在的英国成文法中仍然没有谋杀罪的明确定义，因为这一条也同其他许多法律一样，以当地居民公认的不成文习惯为依据，由法官去解释、发展和应用。律师们要判明是非，也只能研究关于古代案例的报道和记载。为了这一目的，他们在那么古老的时代就为自己做了准备。在亨利二世去世一个世纪以后，他们开始在伦敦组织自己的专业团体——法律协会中这类团体属于半学会半法律学校的性质，但主要是世俗的，因为它们不鼓励精通罗马法和罗马教会法规的教士参加。这些协会还出版法律年刊，当时名为“年鉴”，其权威性是法官们公认的。这种刊物连续发行了近三个世纪。可是在这么长久的时间里，只有一个人作了全面说明英国习惯法的尝试。大约在一二五〇年，巡回法官亨利·布雷克顿写了一本将近九百页的巨著，名为《英格兰习惯与法律之探索》。在此后的几百年里再也没有这样的著作问世。布雷克顿的方法为英语世界树立了范例，与其说他是介绍习惯法，不如说是解释和评论习惯法，从而鼓励并帮助律师和法官在这方面继续努力。具有无限权力的国家以罗马人的方式强加给属地的法律汇编和法典，同英格兰的传统和精神是格格不入的。法律早就存在于国内的习惯之中，关键是需要通过潜心研究去发现它，把见诸史集的判例加以比较，并在法庭上把它应用于具体争端。随着时间的推移，习惯法发生了变化。亨利二世时期的律师从十世纪的老前辈的论述中悟出了作者本人也没有想到的道理和原则，并把它们用来适应当时的新条件和解决新问题。这并不成问题，他们有判例可循。如果一个法官确信，某个习惯在以前的同类案件中曾经得到承认和遵循，如果这个习惯在他的心目中是公平的，而且符合当时的社会潮流，那么，他在处理争端时就乐于奉为准绳。人们熟知的这种“判例法”得到缓慢而不断的发展，最终象其他国家的《人权宣言》、洋洋洒洒的《美国独立宣言》和保证民权的宪法等法律文件那样，保障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但是，英国在法律方面一直是小心翼翼地前进，就连大宪章的草拟人也没有试图制定新的法律或公布任何普遍的准则。这是因为君主和臣民实际上都受习惯法的约束。英国人的自由并不依靠国家颁布的法律，而是依靠长期逐渐形成的习惯，因为这些习惯是有权在法庭上断案的自由人陪审团所确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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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狮心王
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1956-1958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后在耶路撒冷建立的基督教王国，依靠“圣殿骑士团”和“医护骑士团”的保护，在风雨飘摇中维持了一个世纪。它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主要是由于周围的穆斯林国家彼此不和。后来，撒拉逊人当中出现了一位伟大的民族领袖，统一了穆斯林力量。一一六九年，撒拉丁成为埃及的大臣，不久自封为苏丹。他是库尔德人，具有大马士革人的文化修养。他的势力很快扩展到叙利亚，包围了地中海东岸的几个十字军国家，一一七四年攻克大马士革，一一八三年又攻陷了阿勒颇。面对着日益迫近的危险，耶路撒冷的基督教王国和它的国王、卢西格南的盖伊忧心忡忡，把朝不保夕的王冠先是拱手让给法国的腓力，然后又让给亨利二世，并且向西欧各国告急求援。但西欧的君主争吵不休，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一一八六年，撒拉丁也发动了“圣战”。他向好战的游牧部落许下了今生在冒险事业中获得战利品以及来世可以进入极乐世界的诺言，率领他们向耶路撒冷进军。可能有一万基督教占领军奉命迎击，但他们在干燥的沙漠中处于不利的地位，经哈廷一战被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彻底击败，国王、圣殿骑士团的大团长和许多最有名望的贵族都被生擒。一一八七年十月，耶路撒冷投降。此时除了蒂尔、安条克和的黎波里之外，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全境都落入穆斯林的手中。  
　　这些事件震动了欧洲各地，教皇也和西欧各基督教国家一样感到惊恐不安。他派出使节到各国宫廷游说，劝他们同基督教兄弟和睦相处，共同对付异教徒。西欧三大国的君主响应了这一召唤，英格兰、法国和德意志的骑士界也都摩拳擦掌。人们看到了撒拉逊骑兵亵渎圣墓的画卷，不仅上层阶级，在某种程度上，社会上各阶层的人都表现出强烈的感情。从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许多年轻的十字军战士离开亲人和家园奔赴遥远、陌生的危险世界时，心中不无离别的忧伤之情。强烈的牺牲精神和神秘感使那个时代和当时人们的努力充满浪漫色彩，并同战争和冒险的吸引力混为一体。在德意志，美因茨的诸侯会议庄严“宣誓远征”圣地；英法两国的国王同意合力东征，不过并未停止他们的直接冲突。除了宗教方面的呼吁，还有税收方面的奖惩。所有不参加十字军的人都得交纳“撒拉丁什一税”，而另一方面，对所有参加十字军的人实行免税和暂缓偿还债务的政策。派向东方的最强大军队组织起来了。德意志在红胡子腓特烈的麾下集结了一支大军，载着一万二千挪威人的斯堪的纳维亚舰队渡过了直布罗陀海峡。全副武装的欧洲向亚洲猛扑过去。与此同时，蒙法拉的康拉德率领第一批援军从君士坦丁堡急速出发，解了蒂尔之围以后，开始包围阿克。  
　　在这动荡不安的局势中，亨利二世在悲伤和灾难中去世了。他没有指定自己的继承人，王位自然地传给了理查。新国王在他曾经以武力反对过的父亲去世时，并未假装悲痛，他只是在背诵主祷文的时候在先王的灵枢前跪了一会，然后就处理他的政务去了。虽然他在许多方面比较严厉，但人们发现他也还宽宏大量，这使他的军事威望又增加了一层光彩。登基伊始，他就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他反对父亲的暴乱中，他甚至不穿铠甲冲在骑兵的队前，在勒芒紧紧追击亨利二世的溃败队伍。为败军殿后的是亨利的忠实勇士威廉·马歇尔。交锋之后，他把理查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理查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高喊道：“请饶了我的这条命吧！”。马歇尔便把枪尖转向王子的战马，将它一枪剌死，轻蔑地说：“不用我杀你，魔鬼会杀死你的。”受这种侮辱还不如一死。因此，威廉·马歇尔和他的朋友们焦虑不安，不知他们如今必须效忠的新君主会怎样对待他们。但理查王不念旧恶，他谈到这次记忆犹新而且依旧刺痛他的内心的不愉快事件时，态度庄重，不动感情。他保留了先王的这位忠实仆人的一切职务和荣誉，并派他到英格兰代理政务。理查还使威廉·马歇尔和彭布罗克的富有的女继承人结婚，马歇尔顿时成为英格兰贵族中最有势力的人物之一。人们注意到，理查王宠信那些忠诚地支持父王反对他的人，甚至不惜牺牲和他同室谋反的那些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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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查由于在性格上存在着颇有英雄色彩的优缺点，成为中世把最令人瞩目的人物之一。迄今为止，他一直被描写成骑士时代的产物和化身。在那个时代，人们都喜欢在纹章中用狮子作标识，不止一个国王试图把自己同狮子的名声联系起来。当时人们称理查为“狮心王”，这对兽中之王是永恒的褒奖。英格兰人民在他统治时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反而为他的冒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他统治的十年里，他只来英格兰两次，住了短短的几个月，但数百年来，他的形象一直激励着英国人，似乎为军队的官兵树立了榜样。就勇敢和韬略而言，理查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个子高大，身材匀称，肌肉强健，手臂灵活。他喜欢亲自参加格斗，并且毫无恶意地认为，他的对手是使他得到荣誉的必要媒介。他喜欢战争，但是象其他人酷爱科学和诗歌那样，并不是为了沽名钓誉或达到政治目的，而是为了战斗的欢乐和胜利的荣耀，这一爱好决定了这位军事指挥官的性情，他的优点和对战争的酷爱激发了他身心所具有的一切力量。  
　　理查狂暴好杀，又鲁莽急躁，因而并非诡计多端，也不是残忍成性。他既好得罪他人，也同样容易原谅别人；慷慨大方，挥霍无度；在战争中慎于计划，巧于执行；在政治方面单纯无知，既不敏感，又缺乏经验。他根据自己的好恶结交政治盟友，政治计划既缺乏统一性，也没有明确的目标。他通过自己的军事天才所取得的有利条件，由于外交无能而丧失殆尽。他的军队在东进途中夺取西西里的默西拿时，他轻信别人的劝说，同华而不实的盟友法王腓力·奥古斯都分享胜利果实。如果这些果实善加利用，则可能使法国国王的美妙计划化为泡影。他夺取富庶易守的塞浦路斯之后，又轻易把它丢掉了。他的一生恰似一场检阅，结束之后只留下一片旷野。  
　　理查王一心想发动新的十字军东征。这个使命似乎是专门为他而产生的，符合他的本性的各种要求。把圣地从异教徒的玷污中解救出来，以国王的身份在骑士的队前冲锋陷阵，为上帝所赞同的人类光荣事业而奋斗，这一切真是使他扬扬得意，自我陶醉。英格兰人本来希望国王为他们谋求福利，维持太平，振兴国家，伸张正义，但是他们知道，十字军东征是崇高而神圣的事业，教会也开导他们说，东征会给他们带来无形的祝福。理查的加冕仪式极其庄严隆重，充分利用了不列颠岛上君主继位的最古老的形式和传统。直到现在还保持着当年加冕的基本礼仪。理查王为了拯救圣墓，实际上拍卖了英格兰王国，因为他无论如何也要筹措一笔资金，以支付远征巴勒斯坦的费用。他一再出售国内的各个官职，实行彻底的重税制度，征收兵役免除税，后来又恢复了百亩税。他确是一心一意要进行圣战。  
　　理查在一一九〇年夏天率军出征，将政务委托给两位政法官代理，一位是伊利的主教威廉·朗香，另一位是达勒姆的主教休·普赛特，由王室中最可靠的老太后，阿基坦的埃莉诺监督。理查已将其妹艾丽斯许配给法王腓力。艾丽斯除了容貌之外，别无可取之处。腓力说，理查曾企图诱奸艾丽新，两位国王因此结怨。真相如何，姑且不论。理查穿过法国并乘船到达西西里，准备在那里过冬。他的母亲把纳瓦拉王国的公主贝林格利亚带到他那里。他对公主思慕已久，如今决定娶她。“狮心王”应该为了爱情而不是为政治而结婚，这才合乎情理。但由于艾丽斯拒绝与腓力结婚，英法两国国王未能结成东征所需要的联盟。腓力得到一万马克的赔款，但仍忿忿不平。英法之间的斗争并未轻易停止，两国人马在西西里避冬之时，由于互相嫉妒而常常发生争吵。  
　　此时，红胡子腓特烈已率领德意志大军于一一八九年五月由雷根斯堡经匈牙利向君士坦丁堡进发。一到拜占庭帝国的边界，困难就接踵而来了。君士坦丁之后的皇帝们仍然统治着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这时，皇帝艾萨克二世已同撒拉丁结成联盟。他鉴于德意志人扬言要对希腊分裂主义者展开圣战，才在一一九〇年三月底放他们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到达亚洲海岸。红胡子穿过小亚细亚，到达西里西亚 [ 译者注：土耳其部分地区的旧称。 ] 。他在那里的卡利卡努河中溺死，可能是由于在渡口马失前蹄，也可能是饭后洗澡不慎所致。他的部分军队掉头回返，许多人在安条克死于瘟疫，在他的号称德意志之花的浩荡大军中，只有不到一千人在他儿子的带领下，于一一九〇年十月回到阿克的十字军大本营。然而，他们毕竟能够守约，可是英法军队直到一一九一年春才离开西西里。腓力乘船直接驶向阿克，理查则在塞浦路斯逗留了一个时期。他和当地的希腊人首领发生争执，说他们侮辱了他的未婚妻，因此占领了该岛，在那里和贝林格利亚举行了婚礼。直到一一九一年六月八日，他才率领大军抵达阿克。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由于骑士的魅力而增添了光彩。欧洲各强团的国王已经包围了必将失守的撒拉丁堡垒。他们互相比勇，互相嫉妒，神圣的事业也不能阻止他们明争暗斗。理查王在诸王当中处于领导地位。在战斗中，哪里最危险他就出现在哪里，打死最强悍的敌人，但他却一直同撒拉丁举行谈判，而且几乎达成协议。为了挽救要塞，撤拉丁主动提出释放信奉基督教的俘虏，交付一大笔赔款，并且交出他在耶路撒冷夺取的耶稣受难十字架(不过，当时耶稣已经去世一千二百年，此物真假难辨)。但是，谈判最后破裂了，理查在盛怒之下残酷地屠杀了作为和平保证的两千名萨拉逊人质。他到达阿克不到五个星期，便攻进了这座被围困两年之久的城池。  
　　阿克城陷落后，理查王的尚武精神及其将帅之才在各国广受钦仰。但盟国之间的争吵使战争处于瘫痪状态。流亡的耶路撒冷国王盖伊和蒙法拉的康拉德发生了王位之争，理查和腓力各护一方。后来双方拟定了折衷方案，但是法王旋即回国，去实现他在佛兰德的计划，同时去唆使约翰王子反时远离国土的胞兄理查。受到理查侮辱的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也拂袖而去。在这种情况下，十字军虽然有理查的正确指挥，并在阿炽苏夫大捷中杀死了成千上万名异教徒，却只能在山上遥望圣城 [ 译者注：指耶路撒冷。 ] 而兴叹。理查王怆然掩目，不忍远眺他无法进入的圣城。后来他决定撤回海边。第二年，即一一九二年，他攻占了雅法 [ 译者注：现以色列境内一城。 ] 。十字军又可以遥望耶路撒冷了，但是他们再度撤退下来。  
　　这时，由英格兰传来惊人的消息，使理查王觉得非回国不可。于是，他又和撒拉丁重开谈判，甚至提出把他的妹妹乔安娜嫁给撒拉丁的兄弟，作为永久和平的保证。撒拉逊人通过顽强的战斗赢得了敌军的尊重。三年的和平或曰三年的停火终于实现了，双方划分于沿海城镇，圣墓也作为朝圣的地方对小股的十字军开放。那些十字军到达了目的地，不过只是以游客的身份去的。盖伊和康拉德争夺耶路撒冷王国的激烈斗争也自动停止，因为康拉德在他的要求终于得到理查承认的时候，被“深山老人”领导的穆斯林教派的刺客杀死了。盖伊对恢复自己的世袭权利失去了信心，便从英王手中买下了塞浦路斯，定居在那里，并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王朝。这个王朝在骑士团的帮助下，迎着撒拉逊人的冲击挺立了近四百年之久。  
　　一一九三年初，理查王启程回国。他的船只在亚得里亚海失事之后，他企图乔装穿过德意志，但他的敌人奥地利公爵迅速跟踪追击。他被逮捕，关在一座城堡里。这样有价值的猎物是不容许留在公爵手里的，罗马帝国皇帝本人要求得到这个著名的俘虏。好几个月过去了，理查监禁在什么地方仍是皇宫里的秘密。但是，象一个奇妙的传说中所说的那样，理查的忠实吟游诗人布朗德尔弹着国王最喜爱的和弦走遍一座座城堡，终于如愿以偿，听到了理查回奏的琴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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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利的主教威廉·朗香兼任着教皇使节、国务大臣和首席政法官的重要职务，他忠实而热情地执行理查于一一八九年授予他的统治英格兰的使命，他模仿国王的威仪，带着装腔作势的随从巡游各地，不久即引起全体贵族的嫉妒，随后则激起他们的强烈愤恨。国王的这位忠实仆人看出，主要危险在于约翰王子的力量过分强大。由于理查的放任不管，约翰建立了自己的独立王国。他领有德比郡、诺丁汉郡、萨默塞特郡、多塞特郡、德文郡、康沃尔郡以及在威尔士南部拥有辽阔土地的格洛斯特伯爵领地，并且在名义上领有兰开斯特、沃林福德、艾伊和佩维里尔。他从这些地区得到的岁入从不上报财务署。这些地方的郡守只对他个人负责，法律事务由他的仆人处理，法令状由他的最高法庭以他的名义颁发。国王的官员和法官不敢进入约翰的领地。朗香主教决心反对这种双重统治体制，但是，他的风头主义和傲慢态度早已为他设置了层层障碍。他出身微贱，又是个外国人，而且还得罪了政务会的其他成员，促使他们站到了约翰一边。约翰当然知道如何把这些因素为己所用。  
　　一一九一年夏，双方的冲突公开化了，朗香率军镇压由约翰的追随者在中英格兰北部发动的叛乱。那是一场严重的危机，幸好远在地中海东岸的国王派鲁昂的大主教瓦尔特·德库坦斯回国照顾国王的利益。这位大主教组织了第三势力。他忠于国王，不满朗香，但又不愿意支持约翰。不久，朗香于十月逃离英格兰，大主教便接替了朗香的位置。同年秋天，腓力(奥古斯都)从十字军东征的战场回国，使野心勃勃的约翰有了新的希望。这位法国国王看出，趁理查不在之机，可以粉碎安吉文王朝的力量，并把英格兰人赶出法兰西。约翰则愿意作他的合伙人。他们商定：腓力进攻诺曼底，约翰在英格兰发动叛乱。  
　　一一九三年初，在那些充满灾难的日子里，英格兰又听到了一个重大的消息：国王被囚禁在“德意志某地”。英格兰大部分忠诚的臣民当然都感到震惊。约翰宣布理查已死，他全副武装，要求继承王位。英格兰在理查长期不在的情况下尚能对他忠贞不渝，反对那些强大而狡猾的力量，这是封建时代忠君观念之明证。许多在历史上默默无闻、但坚定而有主见的人们清楚地意识到理查的英雄气概和他的神圣使命，因而保持着对他的忠诚。教会从未动摇过，鲁昂的瓦尔特·德库坦斯立场坚定，年逾古稀的埃莉诺太后也坚决站在她的长子一边。这批人左右政务会，而政务会则控制着国家。沿海一线布置了防御，防止法国入侵。约翰的势力土崩瓦解。到了四月，有确切的消息说，理查还活着，因此，紧张状态即告解除。约翰尽量掩饰自己的行为，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到法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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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要求十五万马克的巨额赎金，这相当于英国王室两年的收入。必须在伦敦准备好十万马克，理查王才能获释。理查对比表示同意，英国政务会也同意。同时，另一方的腓力和约翰也在积极活动。他们出价八万马克，要求皇帝把理查关到一一九四年米迦勒节 [ 译者注：基督教节日，即九月二十九日。 ] ，或者每关他一个月，就给皇帝一千五百马克，或者以十五万马克的代价把理查买到他们手中。但是皇帝感到，这笔交易是和理查定下的，他已经和理查商定了赎金数目，可能有些仓促，但敲竹杠也得略讲信用。腓力得知皇帝不愿意毁约失信之后，便给约翰送去了臭名昭著的短信：“小心点——魔鬼快放出来了。”  
　　赎金尚待筹集。这笔赎金对英格兰王国是个沉重的打击，但是，没有什么比赎释君主的封建义务更为神圣，尤其是这位君主参加了十字军东征。国务大臣、各位大主教和埃莉诺太后都为这个艰巨的任务竭尽全力。教会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为了赎取一个在圣战中失去自由的基督教友，即使牺牲大教堂里的头等圣物也是合理合法的。全国各地又开始征收兵役免除税，所有俗界人士必须交出自己四分之一的动产。教会的土地也承受了同样的负担，教士交出了他们的金银餐具和财宝，有三个修道院献出了全年所产的羊毛。约翰王子当然也作出了榜样，在他管辖的郡内征收这些捐税。他的官员向所有的人讲述交纳赎金的神圣职责，而人们出自赤诚之心捐献的款项都进了他自己的腰包。理查的赎金筹措了三次。已被捐税抽干的英格兰和诺曼底实在凑不齐所需的十五万马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看到再也榨不出油水，也就心满意足，决定释放他的俘虏。  
　　一一九三年底，规定的第一批赎金已经交付。于是，“狮心王理查”于一一九四年二月初获释。他小心地穿过欧洲大陆，避开他在法兰西的属地，于三月十六日回到伦敦。伦敦的居民虽然一贫如洗，但见到理查乃然欣喜若狂，为他的盛名而感到骄傲。约翰又一次公开叛乱，在法国的援助下占领城堡，招募军队。新任国务大臣和“政务会”早已采取措施打击叛乱的王子，理查有力的右臂和他的威望有助于镇压这次叛乱。约翰又逃往法国。理查王在伦敦再度登极，加冕仪式比以前更加隆重。由于他已经同腓力开战，他的唯一行政职责就是筹集金钱，招募骑士。这些工作顺利开展之后，他渡过英吉利海峡，去保卫他在法国的属地。他再也没有回到英格兰，但英格兰人并不埋怨他，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正当的和应该做的事情。  
　　这位强悍的勇士一到法国，就恢复了边界地区，使腓力国王及其军队处于几乎可怜的防御地位。约翰向他曾经亏心对待的哥哥和君主恳求饶恕，结果并没有失望。“狮心王”很清楚，如果约翰过去一意孤行，自己就会仍然被囚禁在德意志的城堡里，蒙受废黜之辱，甚至一命归西。因此，虽然弟弟的长期背叛和无端恶行依然历历在目，理查还是原宥了他，以兄长之爱拥抱他，并且恢复了他的部分领地，只是出于谨慎保留了一些堡垒。基督教社会的教俗两界不一定认为这是明智之举，但都为这一崇高行为赞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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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余下的五年统治期间，理查一直忙于保卫他在法国的属地，并为此目的向英格兰筹集军费。这时，英格兰又置于代理人的统治之下。这次掌管英格兰的是休伯特·沃尔特，此人曾作为兰诺尔夫·德·格兰维尔 [ 译者注：亨利二世时期的国务大臣。 ] 的左右手在亨利二世的宫中受过传统教育。他不是封建的业余行政官，而是训练有素和经验丰富的职业政治家。当时，他是坎特伯雷的大主教，也是理查的国务大臣。后来他成为约翰国王的国务大臣，因而身居相位达十年之久。他曾经跟随理查参加十字军东征，为理查尽了股肱之力，在筹集赎金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以坚决的态度、渊博的学识和巧妙的手段发展了亨利二世首创的强大中央集权制，是中世纪具有济世之才的杰出人物之一。王权在北部得到巩固。当时一些调查团奉命处理未完成的法律和财政事务，其他调查团在当地陪审团的协助下，对国王的权利和司法情况作了深入的调查。维持社会秩序的新工具，即后来的地方治安官，此时已经出现。法医的职务也在这时首次得到确定。财务署署长、鲁昂的大主教瓦尔特·德库坦斯企图改革税收制度和现存的军事制度。土地开始得到重新估量，度量衡得到统一，织匠和商贩的欺诈行为受到禁止，伦敦和其他重要城镇获得新的特许权，其中包括地方自治的宝贵权利。在全国各地，行政机器在顺利而无声地运转着。即使有人对税收不满，也默不做声。有一位叫做“大胡子威廉”的民众领袖，激动地表示了现代的政治家在同样条件下也会发表的意见，结果上了绞刑架。  
　　虽然理查不在国内执政，他的事业和刚毅性格耗尽了臣民的财富，使他们感到失望。但是，他的王国所遭受的苦难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多。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英格兰政府以偏激而颇有道理的原则实行有力的统治，它限制了贵族的阴谋和约翰王子的背叛活动。亨利二世建立的行政体制，即我们所说的政府机构，在实践中经受考验，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且不受王权的干涉，这对整个社会都是有利的。事实证明，全民所效忠的国王已经不是治安的唯一保证，英格兰民族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可以依赖的保障。  
　　在法国，同腓力的战争以奇特的方式在进行着。谈判一直未中断，每年都有一次停火，而每年在天气和基本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重新开战。理查研究了诺曼底的战略防御，发现昂德利附近的塞纳河转弯处有一刃峭壁拔地而起，扼守着通往鲁昂的咽喉。根据停战协议，不应该在那里设防，当地的主教也禁上类似的做法，但是理查王于一一九六年着手构筑他能够设计出来的最理想的工事，他称之为“漂亮的城堡”和“我的美丽的女儿”。这个有三道墙的巨石建筑是由外围工事、桥梁和卫河组成的，至今仍然阴沉地注视着昂德利城的屋顶。理查高兴地说，它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坚固的堡垒。腓力怒不可遏地说：“即使这座城堡是铜墙铁壁，我也要攻破它。”理查反唇相讥地说：“即使它的墙是用黄油垒起来的，我也能守住它。”但是，命运之神将同腓力告别。  
　　长期以来，谈谈打打的局面在一一九七年被一个严重的事件打破了。双方进行了一场大战，理查沿着吉索尔城的街道追击法国国王及其溃败的军队。不到十年前，英法两国的国王就是在吉索尔庄严宣誓进行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  
　　一一九九年，正当为无休止的战争筹集军费的困难达到顶点的时候，理查王听到了好消息。据说，在他的一个封臣所属的查卢茨城堡附近挖出了一个无价之宝，那是一位皇帝、皇后、王子和公主的金像，像上的人物围坐在一个金桌子的旁边。国王以最高领主的身份要求得到这一稀世珍品，查卢茨的领主拒而不交，国王便包围了这座防务薄弱的小城堡。第三天，国王大胆地骑着马沿墙而行，认为他在任何艰难的时刻运气都不错，结果被驽箭射中左肩靠近脖子的地方。箭伤本来就深，可是还得挖出箭头，这样一来伤势就更重了。伤口染上坏疽病，“狮心王”知道他气数已尽，镇静地本着历来遵循的原则迎接死神。他安排了后事，将自己的财产分给朋友，或者赠给慈善机构。他把已在附近的令人敬畏的埃莉诺太后请到身边，宣布约翰为自己的继承人，并要所有在场的人宣誓效忠约翰。射出那致命一箭的弩箭手已被监禁起来，理查叫人把他带到面前，赦免了他，并给了他一些钱。理查害怕教会迫使他同腓力讲和，已经七年没有忏悔了，但他这次却真挚而异常虔诚地接受了教会的帮助。一一九九年四月六日，理查逝世，终年四十二岁。人们普遍认为，他可以和阿瑟王、罗兰以及其他声名显赫的军事奇才一同坐在上帝的圆桌 [ 译者注：当年阿瑟王让他的骑士围坐在圆桌前，以免座次有尊卑先后之别。 ] 前，我们相信，造物主会理解这一点，不会忘记摆上这张圆桌的。  
　　那名弩箭手被活剥了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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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大宪章
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1956-1958




　　约翰王子登上了英格兰王位，兼领诺曼底、安茹、屠棱和曼恩，对布列塔尼提出领土要求，并且可以继承埃莉诺太后的阿基坦。关于他的品德，已是尽人皆知了。理查体现了人们所敬慕的狮子的特性，但是在自然界中，却没有哪种动物反映出约翰的互相矛盾的特性。他既有残忍武士的冷酷心肠，又有马基雅维里 [ 译者注：意大利政治家兼历史学家，鼓吹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信条。 ] 主义者的狡猾手腕。虽然他时常“两眼冒火、脸色铁青”地大发雷霆，但他却以没有人性的冷静头脑策划残暴的行为。修士编年史家重笔勾画了他的残暴、贪婪、怨恨、背信弃义和色欲无度。但根据其它记载，他通常审慎明智，非常干练，有时甚至慷慨大度。他善于思考，富于独创，一生珍藏书籍。在他身上，金雀花家族的永不停顿的活力达到了狂暴的程度。法国作家泰恩曾经说，约翰道德败坏是由于他有令人忧郁的疯狂病。但是，研究一下约翰的行动就会发现，他一向深谋远虑，耐心机警，意志坚定，靠着这些特点把英国的王冠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至于他与之搏斗并多半被他克服的那些困难，也值得冷静认真地研究一番。而且，如果把这些都考虑在内，我们就会发现，对英格兰民族和英语世界来说，约翰的罪恶比那些仁义之君的勤劳有更大的贡献，因为通过许多反约翰势力的大联合，我们最重要的自由与权利的里程碑得以树立起来。  
　　虽然理查宣布约翰为继承人，但在继承权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意见。约翰的兄长杰弗里身后留有一子，就是布列塔尼王子阿瑟。当时可能已经有理由认为，亨利二世的长系子孙比约翰更有权利继承王位，这就是现在的长子继承法。威廉·马歇尔向坎特伯雷大主教提出了这个问题，但他们商定的结果却是约翰有权继位。埃莉诺太后支持儿子，他对孙子阿瑟的母亲从来没有好感。英格兰毫无异议地接受约翰为王，而在法兰西的那些省份，相反的意见占上风，尤其是布列塔尼支持阿瑟。法国国王和一切亲法势力认为，王位纷争和支持一个小孩子登极对他们非常有利。那些曾经支持理查反对亨利二世继而又支持约翰反对理查的人认为，支持阿瑟反对约翰是合乎逻辑的。再者，约翰在隆重的国事场合的无礼举止引起了教会的不满。登极伊始，他的轻浮言行就引起了不祥之兆。在鲁昂，当象征诺曼底爵位的标枪递到他手中时，他转过脸去同随行的宫臣开了个玩笑，使标枪掉在地上。  
　　由于约翰继位，法兰西北部的行省之间以及它们同法兰西王国之间产生了团结感。同时，在英吉利海峡的西边，英国贵族更倾向于狭隘的甚至民族主义的观念。由于撒克逊－诺曼底各大家族的分支在英格兰和诺曼底不断划分爵位和封地，英国和大陆的联系削弱了。更主要的是，法国的王朝和王权在十二世纪末不断加强，象有力的磁铁一样，吸引欧洲大陆上的属地忠于巴黎。约翰国王为了保护在大陆上的属地，需要对付前几代国王所没有遇到的劲敌。而且，他为了这一目的在英格兰征税也遇到越来越大的阻力。据说，大主教在约翰的加冕礼上布道时说，英国的君主实际上不是世袭的，而是选出来的，正如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如果要尊重同忏悔者爱德华和其他盎格鲁撒克逊国王的一致性，许多优秀前辈的原则是可以借鉴的，阿尔弗烈德大王就是其中之一。坎特伯雷大主教宣传这一观点，毫无疑问是得到约翰完全同意的。但是，无论选择哪些国王作为典范，都不影响阿瑟在欢迎他继位的那些地区提出自己的要求。  
　　从一开始，约翰就害怕阿瑟。他听到理查的死讯时，正在布列塔尼的阿瑟宫廷里，急忙离开了那个危险的地方。阿瑟在勒芒受到热烈拥戴。他由于领有安茹、曼恩和屠棱而对腓力二世称臣，而约翰的力量主要在阿基坦和诺曼底。象理查统治时期那样，战争和谈判总是不断地交替进行着，不同的只是英国新王的威望不如狮心王。一二〇二年，腓力发出传票，要约翰到他的法庭回答普瓦图贵族的控告，因为腓力由于某些领土关系是约翰的领主。约翰回答说，他不接受这样的传票。腓力说，他是作为普瓦图的伯爵被传讯的。约翰则宣布，英格兰国王不能接受这样的审讯。腓力便强调，法国国王决不因为他的封臣另有高位就放弃管辖这个封臣的权利。各种法律手段都用尽了，但是，连安全返回的保证都没有得到的约翰拒绝到庭听审。于是，由于抗拒领主的传票，他被判处剥夺在法国的所有封地。根据当时法律界所承认的权利，腓力在一二〇二年夏天入侵诺曼底，夺取许多城池，实际上未遇任何抵抗。这位法国国王授予阿瑟骑士称号，把从约翰手中剥夺的封地除诺曼底和基恩外都赏给阿瑟，并把自己的女儿玛丽许配给他。阿瑟时年十六岁。  
　　对于金雀花王朝的国王来说，法国行省和整个英格兰一样重要，所以，面对这样的待遇及其后果，任何一个比约翰更有涵养的人也会发怒的口满腔愤恨在约翰身上激起了敌人未曾料到的力量。  
　　阿瑟听说他祖母埃莉诺只带少数卫兵住在普瓦图的米尔波城堡里，便带兵包围了城堡，攻打它的外围工事，眼看就要抓到身处高位而心怀敌意的老太后。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埃莉诺设法捎信给正在勒芒的约翰。她的儿子约翰带领大部队两昼夜行军八十英里，在黎明时突袭阿瑟及其围城军队，并且象他所说的那样，“靠上帝保佑”取得了胜利。阿瑟及其支持者——休·卢西格南、一些叛乱的贵族和二百多名骑士——一举落入约翰的手中。约翰的母亲得以脱险。  
　　阿瑟先是囚居法来兹，后来又解到鲁昂，性命危殆，朝不保夕。仍然忠于约翰的那些布列塔尼贵族要求释放阿瑟王子，遭到约翰拒绝后立即举旗造反。约翰感到，只要阿瑟一息尚存，他就没有安宁之日。实际情况确实如此。法国国王利用阿瑟作为卒子在约翰的法兰西各行省制造分裂，而如果事情发生在比约翰正直的人的身上，那些分裂活动可能会造成浩劫。阿瑟是在围困自己祖母的战斗中被俘的，因而是一名战俘，而极端狂暴的约翰国王在国务问题上即使受到更小的触犯，也常常杀人问罪。无人知道阿瑟后来的遭遇，鲁昂的这场悲剧一直笼罩着一层无法驱散的迷雾。镇守鲁昂要塞的军官休伯特·德·伯格(关于他的详情以后再谈)透露说，根据国王的命令，他已经于一二〇三年复活节将阿瑟交给国王派来的人阉割，阿瑟在惊厥中死去了。这种说法丝毫没有减轻布列塔尼和其他地方的愤懑。于是，休伯特又说阿瑟还活着，约翰也说，幸好他的命令没有执行。不管实情如何，阿瑟再也没有露面。虽然他在临刑前是否被断去手足或弄瞎双眼仍不得而知，但他被约翰下令处死的说法在当时和后来都是没有争议的。  
　　当时，许多贵族和平民由于个人恩怨和政策上的考虑未经审讯就被处死，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一个国王竟然处死与自己地位相同的人，这使世人加深了对约翰的坏印象。而且，这次令人憎恨的暴行不仅没有防止反而加速了诺曼底的陷落。  
　　阿瑟倒是除掉了，但约翰没有从中得到任何益处，因为阿瑟只是腓力二世的工具，他的消失并未改变法国国王的固定目标。在反对这一目标的斗争中，理查激起了臣民对他的忠诚，但约翰的品质却无法博得这种忠诚。布列塔尼以及安吉文帝国中部的省份发生了叛乱。腓力二世同这几个省讲和，于一二〇三年的复活节沿卢瓦尔河顺流而下，到达索米尔。在这以前，在约翰的大陆领土南北两部之间早已打入一根楔子。腓力包围了诺曼底之后，准备攻打安吉文王朝的这个堡垒。约翰也意识到了这一危险，倾注大量财力加强防务。不过，军事形势还没有达到使他绝望的程度。他在一二〇三年底进行一系列残酷无益的出击之后，如果不是突然撤离诺曼底，而是再从英格兰征调一些给养，他就可能长期保持这块公爵领地。但是，他看到腓力在诺曼底中部攻克了一个又一个要塞，就失去了信心。当时，诺曼底人有意寻找理由投降，便把英格兰人对他们漠不关心作为借口。一二〇四年三月，理查的“美丽的女儿”、令人生畏的“漂亮的城堡”陷入敌手，因此通往鲁昂的道路打开了。三个月以后，诺曼底的都城也沦陷了，诺曼底终于落入法王之手。  
　　英格兰人不必为这一损失伤心落泪，安吉文帝国在极盛时期也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时间和地理条件都使法国人占了优势。诺曼底的分离不仅对法国有利，也对英国有利。这使英国摆脱了沉重的负担和危险的纠葛，把注意力和力量放在国内事务上。更主要的是，它使英格兰的外族统治阶级从此只能照顾英格兰的利益，即只照顾本岛的利益。可是，约翰时代的人并没有看到这些有利之处，他们看到的只是惨败和耻辱，因而一味指责早已不受人民信任而且与贵族不和的国王。  
＊　　　　＊　　　　＊
　　亨利二世在恢复秩序和建立有效的中央行政机构方面的成就，为后人带来了新的困难。他所建立的机构有极大的权力，后代国王需要谨慎地加以管理。他恢复了秩序，但却是以削弱特权为代价。他采取了不全面而又过激的财政措施，他在许多方面的工作侵犯了封建社会的习俗。这一切所以能够被接受，是由于亨利二世行之得体，也是经过无政府状态后的必然反应。理查一世也把英格兰置于精明干练的行政官手中。这些人由于采取严厉的统治手段和独出心裁的财政措施激起了社会的公愤，成为众矢之的，只有国王是个例外，因为他有十字军勇士的耀眼夺目的光环，而且长年不在国内。首当其冲的倒是约翰。  
　　约翰象威廉·鲁弗斯那样，把他父亲的制度的偏激之处推到顶点。理查统治时期在兵役免除税方面尚有未付的欠款，而约翰同法国国王腓力二世打仗正好需要更多的钱。但是，贵族之间发生了分歧。约翰统治时期的英国贵族同他的诺曼底封臣不同，很少有家族在英吉利海峡两边都拥有封地。即使在理查王统治时期，英国贵族也曾拒绝到国外打仗。在海外作战和交纳兵役免除税等问题上的分歧成为贵族阶层激动不安的根源。约翰经常滥用自己的封建特权，迫使贵族作出强烈反抗。英国社会在不断发展，阶级利益的概念也更加明确。许多贵族不是把出入宫廷看作尽职效劳的机会，而是视为施加影响的时机。教士感到教会日益一致，自治市也有同样的感觉。新的中央政府需要所有这些阶级的支持，但约翰却宁愿加强王权的残酷一面。  
　　一二〇五年发生了一场危机。在诺曼底丢失之后，约翰在大陆上的地位所依赖的埃莉诺母后逝世了。控制国家机器达十年之久的休伯特·沃尔特也与世长辞，使约翰失去了唯一可以向他进谏并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掌管国家权力的政治家。这也重新引起了由谁选择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棘手问题。  
　　当时担任罗马教皇的是英诺森三世。他是中世纪最伟大的教皇之一，以其政治才能和外交手腕而著称。他想把教会的俗权扩大到极限。约翰和坎特伯雷的教士在选举大主教问题上的分歧，为英诺森打算在英格兰行使教皇权力提供了机会。英诺森把国王和坎特伯雷教士们提出的人选撇在一边，于一二〇六年十二月在罗马庄严隆重地选中了斯蒂芬·兰顿。约翰国王满以为，他在教廷的影响足以保证他所推荐的人当选，因而轻率地事先承认教皇的决定有效。所以，当他知道英诺森巧妙地推出合适的第三个人选并使之当选时，他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英格兰人斯蒂芬·兰顿是个很有名望的红衣主教，也是巴黎学校最著名的博士之一。约翰国王怒不可遏，也没有衡量一下敌手的力量，就对教会展开了不流血的战争。但英诺森三世和斯蒂芬·兰顿并不是可以慑服的人，况且他们在那信仰第一的时代里掌握着比俗界君主更有力的武器。约翰开始迫害教士并没收教会土地之后，教皇便以停止英格兰的宗教活动进行报复。在六年多的时间里，教堂关闭，钟声哑然，死者不能葬在圣化的墓地，而且没有举行最后的弥撒。仅仅这些就使约翰的许多臣民认为，他们和自己的亲人肯定要进地狱。  
　　约翰对褫夺教权的禁令置之不理，而且变本加厉地没收教会财产，教皇遂于一二〇九年采取了革出教门的最后措施。约翰国王的臣民因此被免除了宗教义务，他的敌人则受到教会的祝福，并且被尊崇为十字军参加者。但是约翰一意孤行，并不畏惧。剥夺教权和革出教门均未在他的灵魂中引起任何恐惧，反而使他的手段更加残暴，其残暴程度使同时代的人只能视之为精神失常的结果，国王的行政机构此时有最高的工作效率，顺利地处理财政和法律问题以及维持社会秩序。如果说剥夺教权是威胁，那么它也是约翰求之不得的机会。外逃教士的财产被国王没收。由于越来越多的主教区和大修道院无人管理，国王派去的看守人便没收了它们的岁入。于是，财务署的钱袋鼓胀了起来。如果国王没有同教会争吵，没有受到俗界政治斗争的压力，那么王权可能达到后来亨利八世时代才能达到的巩固地位。  
　　在失去诺曼底以后，约翰开始实行在大陆上结成反腓力二世联盟的宏伟计划。他同德皇奥托四世、图卢兹伯爵和佛兰德伯爵成为盟友，但他同教会的分裂却促使法国国王和教皇结成更强大的联盟。一二一三年，他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要么屈服，要么受到法国在英诺森三世所能调动的一切军事和宗教力量的支持下大举入侵。约翰国王由于国内形势不稳，被迫在这种威胁面前屈服。英诺森高兴地取得了胜利。  
　　然而，约翰尚未落到黔驴技穷的地步。他巧施堪称政治杰作的妙计，要转败为胜。如果他不能取胜，就得俯首听命；如果俯首听命，就得后悔；如果后悔，就得抱恨终身。所以，他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打破敌人的包围圈。他知道英诺森三世经受不住俗界君权的诱惑，便以此勾引这位教皇。他表示愿意使英格兰成为教皇的领地，奉教皇为自己的封建领主。英诺森对自己的世俗尊严的提高当然不胜欣慰。他饶恕了悔过的约翰国王，对约翰和英格兰王国给予特殊的保护。他从约翰手中接过王权，再以领主授给附庸的方式交给约翰，并为他祝福。  
　　这一步棋使约翰的俗界敌人忽然处于逆境，使他自己成为教会的宠儿。腓力二世本来以巨大代价纠集了军队，准备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以十字军的名义入侵英格兰。他认为自己被宗教盟友的突然转变出卖了，感到忿忿不平，但他根本不想放弃唾手可得的猎物。贵族从这一转变中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他们积怨未消，怒气未平。甚至在英格兰的教会里也出现了明显的分歧。英格兰主教团认为，他们被置于屈从罗马的地位，而这种地位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虔诚和利益所需要的范围，也与他们一生所经历的传统大相径庭。服从教皇本是神圣的职责，但有人可能对这一职责妄加解释。教皇选中的斯蒂芬·兰顿既是虔诚的教士，也是正直的英格兰人。他预见到，罗马会利用给英格兰教会的保护权为所欲为，意大利候选人将占据英格兰教会的全部有俸圣职。他几乎立即成为反对教皇的力量。约翰国王在多佛战战兢兢地运筹于帷幄之内，所以，当他后来能够控制局面并使敌人陷入混乱时，很可能曾放声大笑。  
　　约翰和英诺森在新的联盟中各尽其力，心怀不满的贵族也在斯蒂芬·兰顿的领导下聚集起来。同法国国王的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约翰不断要钱和征兵，使贵族非常愤怒。一二一四年，约翰率领的英格兰远征军在普瓦图败北。在法国北部，他的侄子、萨克森的奥托同索尔兹伯里伯爵率领的军队在布汶被腓力国王击败。这次战役在一日之间摧毁了约翰寄予希望的大陆联合力量。这又是国内政敌反对国王的一次机会。他们制定了计划，企图限制被击败的暴君的权力，并公开扬言，如果不接受他们的条件，他们就发动叛乱。假如兰根大主教不去管他们，他们的相互敌对情绪和自私的要求也会使他们自动瓦解。但是，兰顿大主教急于实现正当的和平，便对他们施加了一些影响，约翰作为教皇的附庸，也不敢公然无视兰顿的忠告。  
　　尽管如此，约翰还有最后一计，他在教皇的鼓动下，宣誓进行宗教讨伐，并请求将他的对手革出教门。这一请求未被拒绝。一二一三年的形势现在完全颠倒过来了。贵族原来以为他们可以讨伐被革除教籍的国王，而此时自己则被赶出了教会。教皇权威的这种巧妙运用使贵族失去了某些威慑能力。贵族看见国王在海外败北，便增加了信心，不顾教皇的训令而坚持自己的要求。教会里许多人也支持他们。约翰答应给予教会选举自由。企图以此离间教士和贵族，结果未能得逞。武装叛乱似乎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在最后的斗争中，兰顿大主教表示不愿意走到内战的绝路，不过，也是他说服贵族把他们的要求建立在尊重古代习惯和法律的基础上，并且使他们除了本阶级的利益之外又有了其他奋斗目标。贵族在亨利二世建立的行政制度下生活了四十年之后，如今在反对约翰的斗争中比斯特凡国王时代的权贵们前进了一步，他们学会了理智地、建设性地考虑问题。为了反对国王的武断专制，他们不主张举行封建割据的无政府叛乱，而是建议确立一种实行限制与平衡的制度，这种制度将赋予国王必要的权力，但又能防止暴君和笨蛋滥用职权。一二一五年，贵族的领袖在朦胧的环境中摸索着一条基本原则。从此，政权必须高于某个人的独裁统治，习惯和法律的地位必须在国王之上。这种可能令人似懂非懂的思想，给贵族的反对势力带来团结和力量，也使他们所要求的宪章放射出永恒的光芒。  
　　六月的一个星期一早晨，贵族和教士聚集到斯坦斯和温泽之间的伦尼米德草地。不时有人不安地发出“嘘！嘘！”的声音。许多人未能前来赴约，大胆来到这里的几个人知道，国王决不会忘记这次耻辱，他一有机会就会搜捕他们。为了自己的事业，俗界人士至少冒着生命危险。他们为国王准备了一个帐篷和小宝座。这几个意志坚定的人似乎在羊皮纸上起草了一个简短的文件。他们的随从和几队披甲戴盔的骑兵站在隐蔽的地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武装叛乱反对国王岂非封建时代的滔天罪行吗？那时事情进行得很快。在温泽方向出现了一支小马队，人们逐渐看清是国王、教皇使节、坎特伯雷大主教和几位主教。国王一行不拘礼节地下了马。然后有个人，可能是大主教，简单地说明了提出的条件。国王立即表示同意，他还说，他的大法官法庭应该立即就细节作出安排。这个原始的“贵族纲领”就是“大宪章”的基础，现在还陈列在不列颠博物馆里。这个纲领是一二一五年六月十五日在一个短暂的肃穆场面批准的，这是我们的历史上最著名的场面之一。这一场面结束之后，约翰国王回到温泽。大约四天以后，大宪章就诞生了。在后来的岁月里，它成为统治制度和原则的基石，这出乎约翰国王和贵族的意料之外。  
＊　　　　＊　　　　＊
　　一二一六年初，约翰似乎能够摧毁贵族的反抗，以雪伦尼米德之耻，但盛夏来过，他就去世了，大宪章因而在教皇的谴责声中和战争的考验下保存了下来。在后来的一百年里，它重新颁布了三十八次，起初还作了一些重大修改，但是仍然保持着原来的特点。后来它销声匿迹了。经过二百多年之后，到了十七世纪，努力制止斯图亚特王朝侵犯臣民自由的议会反对派重新发现了大宪章，用它发出了振奋人心的反压迫呼声。“英格兰人自由宪章”的光荣传说由此产生了。  
　　如果我们撇开宪章中滥用的修辞，研究一下文件本身，便会发现它的内容相当惊人。它在形式上象法律契约，包括六十一个条款。每一条都涉及封建统治和习惯的细节问题，或者是为了实现宪章中的诺言而作出的明确规定。它对民主原则和民权未作详细论述，它不是立宪原则的宣言，而且在封建制度下纠正时弊的具体文件。其中强调的主要问题是兵役免除税、封地继承税和年幼继承人财产的监督问题。“自由民”是封建制度下的专有名词，是否包括富有的商人是值得怀疑的，构成国家多数人口的农奴或卑贱的阶层就更不包括在内了。宪章中的主要部分还规定，国王要作出励精图治的诺言，诺言附带的限制条件是要尊重贵族的传统权利和利益。贵族也被迫为他们的佃农作了类似的规定，约翰国王受到的限制大体上也适用于他们，但他们在不出乱子和不失面子的前提下尽量不遵守这些规定。佃农受到周密的保护，可是他们是作为采地上合适而又有价值的附属品，而不是作为王国的自由公民受到这种保护的。  
　　十三世纪将是议会进行尝试和得到发展的伟大时代，可是在大宪章中没有提及议会，也没有反映贵族以外的其他阶级的利益，更没有提出后来的那些伟大口号。实际上，宪章只是心怀不满而坚持特权的统治阶级强迫国王补偿损失的产物，它忽略了国王和贵族必须解决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例如军事服役的期限问题。  
　　不过，一位现代作家说过，大宪章是“阶级自私性的集中体现”，这样轻率的否定态度是不对的。即使在当时，佃农以上的各个阶层也都主张，土地所有权不应受到任意侵犯。此外，大封建主除了主要的封地外，常常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小块的领地，有的领地是依附他们的骑士带来的，有的是附庸作为免除兵役税交来的，有的则是通过随时可能退租的租赁方式取得的。因此，曾经参加伦尼米德会见的贵族既保护了自己的利益，实际上也为大小地主在内的整个地主阶级争得了权利——出身低微的骑士可以有二百英亩土地，农民或小自耕农可以有六十亩。有证据表明，全国都理解这些贵族的行动。一二一八年，一位官员想利用一个令状推翻林肯郡法庭的一项判决。受害者是个大地主，但是，全郡的人都起来支持他，以维护“为之宣誓并得到批准的自由”。他们还在抗议书中指出，他们“同他一起战斗，为他而战，为我们自己而战，也为整个王国而战”。  
　　虽然十三世纪的权贵们不懂得而且不关心大众的自由或议会民主，但他们却信守着一条原则，这一原则对后来的英国社会和各种制度的发展将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宪章从头至尾给人一种暗示：这个文件是个法律，它居于国王之上，连国王也不得违反。大宪章的伟大成就，是它在普通的宪章中体现并重申了一项崇高的法律。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人们对它的尊重是有理由的。根据权威人士的说法，亨利二世统治时期是法治的开端。然而，那时的成就并不完善，因为王权仍然高于法律，约翰的行为证明，亨利二世建立的法律制度可以变成压迫的工具。  
　　当时国王也受到了法律的约束，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宪章中的基本原则将经历数百年的风雨，在一二一五年的封建背景消失很久以后升到显要的地位。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宪章成为永久的见证，证明王权并不是至高无上的。  
　　大宪章中反映的事实和产生这些事实的背景已被人遗忘或误解，但是，封建习俗中长期存在的法律至上的基本思想则通过大宪章升华为一种学说，指导着我们的民族国家。在后来的各个时代，当国家由于权力膨胀企图践踏人民的自由与权利的时候，人民就是根据这种学说一次又一次地发出自己的呼声，而且每次都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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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酝酿过程
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1956-1958




　　约翰国王在艰苦的斗争中死去了，但他也是在四面楚歌中死去的。他在位时对国家管理不善，因而反对势力似乎结成了共同对付他的强大联盟。迫使他同意大宪章的那些英国贵族同他发生了战争。他们邀请残酷无情的腓力二世的儿子、法国国王路易作为他们的君主进入英格兰，外国军队和剽悍的冒险家们也接踵而至。在亨博河以北起来暴动的贵族得到了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的支持，西部的叛乱得到强大的北威尔士诸侯卢埃林的支持，多数城镇都反对国王，伦敦更是充满敌意。辛克港掌握在敌人手中，温切斯特、伍斯特和卡莱尔虽然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显得相距甚远，却也联合起来反对国王。  
　　另一方面，不讲信义的约翰国王用王国的独立地位换取了教皇的坚决支持。他还雇佣了一支强大的外国军队作为国内唯一的正规军。一些最显要的军事贵族，如深孚众望的威廉·马歇尔和著名而浪漫的切斯特伯爵兰诺尔夫，在本阶层的有力支持下站到国王一边。总的说来，见到主人之间争端再起而感到迷惑的人民大众，倾向于国王，反对贵族，当然更反对外国入侵者。可是他们在双方的手里都注定难逃厄运。双方势均力敌。各种迹象表明，可能要发生持久的内战，它会把国家带回斯特凡和莫德时代的无政府状态中去。约翰本人一生狡猾奸诈，精于权术，在宗教政策方面善于看风使舵。及至风烛残年，他仍有好斗的精神和力量。对此，他的敌友莫不感到震惊。可是就在这时，他得了痢疾，加之劳累和饮食无度，便一命呜呼了。莎士比亚勾画了他临终的痛苦；  
　　　　你们也没有一个人肯去叫冬天来，

　　　　把他冰冷的手指探进我的喉中，

　　　　我只恳求一些寒冷的安慰；

　　　　你们却这样吝啬无情，

　　　　连这一点也拒绝了我。 [ 译者注：莎士比亚戏剧《约翰王》第五幕第七场，朱生豪译。 ]  

　　约翰国王在激烈的斗争中去世后，这场斗争并未结束，只是斗争的形势有所改变。对立的利益集团和派别除了要更有效地控制英格兰之外，还有许多别的企图。路易正在不列颠岛上战斗。许多人尽管破坏过自己的誓言，却仍向他发誓效忠。叛乱的贵族同他们的苏格兰和威尔士盟友狼狈为奸。他们之中谁也不想实现和平。但是，随着约翰的去世，进行叛乱的唯一正当理由已经不复存在。毫无疑问，年方九岁的亨利理应继承他祖父所建立的大帝国的一切权利及其臣民的忠诚。他是英格兰的合法国王。约翰的暴政有什么理由成为他的无辜儿子的负担呢？历史上动乱不已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新的一页羊皮纸尚待书写。各方势力对这些需要考虑的问题都很清楚。然而，把生命财产献给国家事业的那些人，此时此刻对约翰仍怀眷恋之情。威廉·马歇尔秉性刚直，行动果断。假如他未能对国王尽责，那么亨利二世所建在的、不断发展的英国文化所依赖的强大君主集权制的国家就可能重新陷入封建诸侯割据的局面，甚至或将陷入不可设想的地步。教皇的使节知道罗马的政策确实没有变化之后，也支持威廉·马歇尔。一二一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年幼的国王在格洛斯特加冕即位，开始了长达五十六年的统治。在加冕仪式上，教皇使节为他施涂油礼，由于约翰渡过瓦什河时丢失王冠，新国王戴上了一个简单的金圈，但这一代替品足以作为他的权力的象征。  
　　年已古稀的威廉·马歇尔不甚情愿地担当摄政王。他把切斯特伯爵和约翰的忠实仆人休伯特·德·伯格拉到了自己身边，切斯特伯爵本来可以同他争夺摄政王这个职务，但没有坚持自己的要求。新政府重新公布了一二一五年被教皇轻率撤消的大宪章，这一举动既说明新政府比较明智，也反映了它的软弱地位。保皇派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他们佩戴白色的十字架。教会主张进行有效的宗教讨伐，革除了反对派首脑的教籍。亨利三世后来对格罗西特斯特主教说：“过去，当我们是孤儿和小孩的时候，当我们的臣民不仅同我们疏远而且组织起来反对我们的时候，是我们的母亲——罗马教会——再次把这个王国置于我们的权威之下，为我们戴上王冠，把我们扶上王位。”  
　　在亨利三世的统治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令人失望，但国家仍在艰难地前进。火红的铁块在铁砧上锤打着，在锤子的敲打下，变得比以往更加坚硬。在这段时期，撒克逊老百姓长期以来享受的权利和法治已经无影无踪，他们在贵族以及主要得到教会支持的国王雇佣军的铁蹄下呻吟着。他们的统治者互相倾轧，不仅由于嫉妒、野心和好战而不能和睦相处，而且正在产生巨大的裂痕。由于强烈的民族主义，统治者明显地分成两派。那个时代乖张多变，并且允许各种大胆尝试，不受任何普遍政治理论的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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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贵族不时自相残杀或则犯上作乱。他们有时同教会并肩作战，但更经常的是同教会分庭抗礼。史书中有关这类战争的混乱和单调情况的记载不知曾使多少读者愤然掩卷。亨利三世得以闯过那多事之秋，为英格兰带来了他幼年时所来曾经历过的歌舞升平的景象，残酷的战争和混乱状态只是表面现象，处境艰难的重要角色没有说出、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意识到的各种潜流在流动着，五百年以后这些潜流在欧洲各地横流。现代世界所应作的几乎所有重要决策，在中世纪的英格兰社会中并不罕见。在冲突中产生了英雄人物，其中有军人，也有政治家。悠悠岁月使我们无法体会他们的磨难，而他们的功绩和观点则光照后人，使我们读起有关记载时，历历在目，如闻昨日之事。  
　　我们必须仔细观察其中的一些英雄人物。大主教斯蒂芬·兰顿不屈不挠，坚持不懈地为英格兰确立了不受国王、贵族甚至僧侣侵犯的民权。他抵制约翰国王，也抵制教皂，因此约翰和教皇有时对他非常反感，使他险些丢了性命。他不但通过天主教会为基督教世界的统一而奋斗，而且为了英格兰的利益而勇于反对教皇。他是国王的忠实仆人，但也积极支持大宪章，支持它过去和现在的一切精神。这个左右局势的核心人物讲求实际，足智多谋，有时由于邪念而左右摇摆，但其远大、明智，大胆、平凡和自由主义的目标毫不动摇，也是不可动摇的。他即使不能称为我国宪法的建筑师，至少也是一位忠于职守和忠实可靠的工程建筑管理员。  
　　在那动荡之秋出现的第二位英雄是休伯特·德·伯格。莎士比亚以其神力无比的笔锋，先后描绘了英国史中的大多数高峰，用朝阳照亮了它们，使我们看到层峦起伏的群山中有数峰突起。休伯特当然也被他送入我们的视野。莎士比亚笔下的休伯特是一位军人兼政治家，他精通军事和法律，熟悉军界和宗教界的最高人物，因而具有一个人在这种条件下可能产生的智谋。作为约翰的首席政法官，他对当朝的罪恶和蠢行负有直接责任，因此，人们长期视之为死对头。他在欧洲骑士界的明星威廉，马歇尔之下，是维护君权和抵抗叛乱的一位重要领导人。同时，他超越于互相交恶的各个派别，坚决维护英格兰的利益。不列颠岛不应该受到贪婪的贵族的蹂躏，也不应遭受外国冒险家的掠夺，更不应为了教廷的神圣利益而遭到任意肢解。  
　　贵族的叛乱在海陆战斗中被镇压下去了。国王的力量在林肯取得了辉煌的决定性胜利。据说，在林肯的街头，四百名保皇派骑士同六百名贵族厮杀了整整一天，狠狠地打击了他们，而骑士中只有三个人死亡。当时人们不愿意把这次喧闹的场面叫做战斗，而称之为“林肯闹市”。要想全面描述当时的场面是很难的，但是可以肯定，骑士们平均每人至少带着八至十名顽强的随从，几乎无懈可击、全副盔甲的武士在人群中互相厮杀，时而追杀未穿铠甲的敌人，时而同敌方的武士激烈搏斗，但可能也不会特别激烈。除了这次战斗之外，还施展了复杂的策略和计谋，诸如侧翼包抄、背后袭击、买通当地人秘密登陆或进行零星的冲突，总之，各种手段都用上了。最后，保皇派智胜叛乱者，打败了他们。在最正规的战斗中难免有失，叛乱的贵族首领之一佩哈什伯爵托马斯 [ 译者注：“佩哈什伯爵”是爵号，“托马斯”是这位伯爵的名字。 ] 不幸被人一剑刺死，这一剑透过脸盔深深刺入了他的脑子。但对其他几乎所有穿铠甲的人来说，这是一次愉快的险遇。胜利者的报复主要落在敌人的随从和平民身上，平民受到残酷的劫掠和屠杀。  
　　 “林肯闹市”使年幼的亨利三世取得了陆地上的胜利，休伯特则在多佛海峡战胜了路易派出的法国援军，切断了叛乱者同大陆的联系。在残酷的斗争中，谈判却未间断。谈判进行得非常激烈，同时，每一方都蹂躏对方的领地，遭殃的当然是那里的居民。休伯特在兰顿大主教和教皇使节的支持下，从未失去对大宪章的控制，虽然大宪章名义上是联系反对势力的纽带。正如教皇所指出的那样，虔诚的英国保皇派同基督教世界的利益有着不可避免的冲突。不过，这种冲突并没有表面化。不仅在国王和贵族之间，而且在宗教界以及在英格兰和罗马之间都实现了和解。  
　　经过一年的战斗之后，法王路易被迫于一二一七年撤离英格兰。他的希望完全破灭了。政府为了表示说话算数，第二次公布了大宪章。一二一九年，年迈的威廉·马歇尔在胜利中去世了。休伯特接着统治英格兰达十二年之久。他是个严厉的统治者。在他执政期间，曾经在动荡的年代里先后为约翰和威廉·马歇尔担任过雇佣军指挥官的福克斯·德布洛特，拥有越来越大的势力，并企图扰乱国内刚刚出现的和平局面，休伯特决心把他驱逐出去。一二二四年，经过两个月的围攻拿下福克斯的堡垒贝德福城堡之后，休伯特在城墙前绞死了幸存的二十四名指挥守军的骑士。第二年，作为绥靖的手段，又重新颁布了大宪章。就实质而言，这是最后的文本了。从那时起，大宪章成为英国决律和传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亨利三世在未成年时没有经历动荡的岁月，那么大宪章可能只是一个党派文件而在历史档案馆中发霉了。  
　　任何人在长期的统治中都难免犯错误，所以每个政治家不得不时常向刚愎自用的统治者让步。但是，休伯特在任职期间却始终坚持了阻止国王收复法国境内属地的原则。为了这个原则，他不仅直言进谏，而且还采取拆台的办法，甚至在必须临敌出战的时候组织不光彩的溃逃。他拖延发动战争的准备工作，坚决反对宠臣和冒险家由外国渗入国内。此外，他还竭力反对教皇为了执行庞大的欧洲计划而不顾一切地向英国索款的企图。他维持了社会秩序；国王长大以后，他还限制国王身边的朝臣侵犯大宪章所规定的权利。他的立足点完全代表了英格兰的利益。  
　　一二二九年，休伯特已经殚精竭虑，同时气数已尽，恶运降临了。国王这时二十二岁，已经加冕执政。他用尽自己的封建权力组织了一支强大的军队，率军到达朴次茅斯，要去法国保卫那些在诺曼底陷落之后仍属英王的属地。休伯特无法制止这一行动，但运送远征军东渡的任务显然在他的权限之内。国王要渡海冒险时，海边没有船等待他，或者只有寥寥无几的船只，也没有给养，没有军费。这使国王勃然大怒。亨利三世虽然平常温和可亲，有一副学者派头，而且爱好艺术，但此时却拔剑冲向首席政法官，指责他接受法国人的贿略而背叛国王。这确实是个很不愉快而又令人难堪的局面，陆军希望到海外打仗，而海军和财政部却不能或不愿意把他们送到海外。后来，这场争执平息下来，国王也心平气和了。远征军在第二年上船东渡，休伯特也保住了他的地位。但他的官职已难久保。一二三二年，他被宫廷中的一个小集团赶下了权力的宝座。由于生命受到威胁，他到布伦特伍德去避难。不久，他被人从那个避难所揪了出来。一个普通而卑贱的铁匠接到给休伯特上脚镣的命令时表示，他宁愿死于任何一种酷刑，也不愿意执行这个命令。据说，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不就是多次使英格兰免遭外国人的浩劫而把英格兰交还英格兰的那个忠心耿耿的休伯特吗？”这句话一直被史学家视为休伯特的真正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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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约翰统治时期，法国南部发生了世界史上最残酷的悲剧。在图卢兹伯爵雷蒙六世统治的领地，经过几代人的时间逐渐产生了一种异端邪说。这种异端邪说在理论上阴暗而苛刻，实际上却比较温和。阿尔比派，也叫“纯洁派”，驳斥有关死者复活、炼狱和地狱的论点。他们认为，地上的一切生命都是魔鬼作祟的结果，物质阶段很快就会过去，灵魂从这可憎的负担中解脱出来之后，将在极乐的天堂归于上帝。有这种信仰的“完人”守身禁欲，大体上渴望一死。但有确切材料说明，大多数人在摆脱超自然的恐怖力量之后，在当地风和日丽的气候中形成了欢乐的性格和性生活随便的习惯。那里各阶层的人对今生的浮沉抱着超脱的态度，同时对来世也无所忧虑，因而感到万分幸福。从这幸福中产生了彬彬有礼的精神文明和强烈的信念。  
　　教皇自然不欢迎他们打碎一切精神枷锁的做法。西方世界的道德规范是以原罪、上帝的拯救和只有靠教士才能免入无涯的苦海地狱这些论点为基础的。不过这一基础并不十分巩固。过了一个时期，教皇才意识到在法国南部蔓延的这种新罪恶的严重性和广泛性。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一经发现，它就立刻成为比从异教徒手中抢救圣墓更为重要的问题了。一二零九年，为了一种新的目的而进行的十字军讨伐开始了。罗马所能调遣的一切世俗力量在法王腓力的率领下扑向阿尔比异端派。在法国的一些局部地区，法律正式认可将信奉左道邪门者和其他不受欢迎的人火焚的做法。其手段之野蛮残暴，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消灭新异端邪说的过程持续了二三十年。异端派在“完人”的带领下，顽强战斗，势若猛虎，把死亡看作从肉体罪恶中的最终解脱。这次讨伐进行得很彻底，阿尔比派的邪说在火刑柱上灰飞烟灭。只有那些住在当地深山密林里的贫困饥饿的人，仍对即将罚入地狱的说教保持着疑虑，而人类的纪律和责任以及教会的权力和费用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着这种说教。  
　　在这次十字军讨伐运动的领导人当中，最突出的是“巴黎地区的一个小领主”，一个叫西门·德·孟福尔的人。他升到了指挥这次战争的重要地位，被公认为有力的领导者。“经神圣军队中的贵族以及在场的教皇使节和教士提议，他被封为贝齐埃尔和卡尔卡松的子爵。这个精明能干而残酷无情的人完成了他的血腥使命，身后留下一子。他的儿子沿用了他的名字，继承了他在贵族中德高望重的地位，也承袭了使他千古留名的一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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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伯特·德·伯格的行为并非无可指摘，但他的倒台是一些人有意策划的。这些人的目的不是维新，而是夺权。这次阴谋的核心人物是德·伯格以前的政敌、温切斯特的主教德罗奇斯。在一二三二年的圣诞节会议上，政府机构中的几乎所有重要职务都由德罗奇斯的朋友所占据，而他自己则躲在幕后。他的这些朋友中的多数人和他一样，都是普瓦图人。德·伯格的败绩比德罗奇思及其同伴的胜利更有影响。德·伯格是行使全权、有时甚至行使君权的最后一个伟大的首席政法官。他下台后，几乎处处迎承国王的意旨和宠幸的管衣官一类的宫廷职务，要比名门贵族所担任的首席政法官之类的高级政府职务显赫得多了。由于普瓦图人、萨瓦人和普罗旺斯人越来越多地担任英格兰的宫廷职务，贵族产生了强烈的民族敌对情绪。在威廉·马歇尔的次子理查德·马歇尔的带领下，贵族开始对外国权贵发出怒吼。德罗奇斯反驳说，为了不被叛乱的本国臣民所害，国王需要外国人的保护。为了维护这一观点，他从普瓦图和布列塔尼雇佣军中找出了许多外族人。  
　　这次斗争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年轻的理查德·马歇尔同卢埃林亲王联合，把亨利三世追到威尔士边界，洗劫施鲁斯伯里，骚扰德罗奇斯的占领区。一二三四年春，亨利三世被迫接受了他们的条件。虽然理查德·马歇尔于四月阵亡，新任大主教埃德蒙·里奇仍要求国王履行协定。普瓦图官员统统被解职，德罗奇斯动身去意大利旅行。休伯特·德·伯格再度荣获原来的封地和财产。  
　　亨利三世在统治中期从国外招纳了很多宠臣，其中第一批就是普瓦图人。这些外族人引起了贵族反对势力的仇恨，因为他们控制国王，垄断各种职务，并且在英格兰榨取非法的利益，而他们对英格兰的民族利益又完全漠不关心。亨利三世喜欢阿谀奉承之徒，酷爱奢华，而且自然地把普瓦图和普罗旺斯的伟大冒险家推荐给乖僻的贵族。普罗旺斯是中世纪行吟诗人的故乡和骑士精神的发祥地。它的文化使亨利三世为之倾倒。一二三六年，他同普罗旺斯的雷蒙之女埃莉诺结了婚。埃莉诺带来了许多穷亲戚，其中有她的四个叔叔。一批新来的外国人掌握了有利可图的监护权、主持结婚仪式权、无继承人的土地和有俸圣职，而怨气冲天的贵族阶层认为这些都在他们的权限之内。亨利三世喜欢对那些可爱的亲戚大肆赠礼。他统治时期的种种弊端也应由他们负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镇压阿尔比派的西门·德·孟福尔的儿子的名声并不坏。  
　　英格兰不满情绪的更深的根源，是教皇对虔诚而感恩戴德的国王所产生的影响。教皇格雷戈里九世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进行着殊死的搏斗，需要更多的金钱，因此他的使节奥托对英格兰教会的改革深感兴趣。一二四〇年，奥托要求教士交出五分一的地租和动产，顿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伯克郡的一些教区长发表了一个宣言，否认罗马向英格兰教会征税的权利，敦促教皇象其他主教那样“自食其力”。尽管如此，奥托在一二四一年初返回罗马时，还是带去了大量财宝，而且教皇把下一任的三百个有俸牧师职位赐给了忠诚的意大利教界。一二四三年，英诺森四世当选为教皇，再度向英格兰索取财富。那一年，教皇的使节禁止英格兰主教在教皇推荐的许多人士获得职位之前任命有俸牧师。自一二三五年以来一直担任林肯郡主教的罗伯特·格罗·西特斯特，带领英格兰教士拒绝教皇的要求，成为他们的旗手。他是一个学者、科学家和圣人，曾任牛津神学院院长。尽管他仍然认为教皇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为一百多年以后威克里夫 [ 译者注：英国宗教改革者，他翻译的《圣经》对于促进英国民族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 对罗马教廷的勒索钱财和腐败作风发动的攻击充当了先锋。  
　　在教皇的勒索下痛苦不堪的教会以及本身利益受到宫廷侵犯的贵族，怀着对外族人的共同仇恨联合起来。一二四四年，贵族任命一个委员会来确定给国王拨一笔款项的条件，随后发生了一场危机。贵族坚持说，除了一些法官外，首席政法官、国务大臣和财政大臣应由议政大会选举。贵族的代表在议政大会中占大多数。政务会中有权召集议政大会的四个成员也应以同样的办法选出。国王在困境中向早已被榨取大量钱财的教会求援，但教会在格罗西特斯特的影响下拒绝了他的要求。一二四七年，贪婪的普瓦图人怂恿国王实行专制，他们还拉拢国王的三个异父兄弟，即约翰的王后伊莎贝拉改嫁到卢西格南家以后所生的三个儿子．亨利唱出了新调子。他在一二四八年说：“仆人不应评判主之人，附庸不应评论领主或用条件束缚他。他们应该听从领主或主人的支使，服从他的意志。”他说了这番话也未能得到他急需的款项。他不得不出卖银具和珠宝，对购买者给予新的特权，或者承认他们过去已有的权利。他没有支付薪金，并强索礼物；他向森林法庭勒索钱财，对民众横征暴敛。一二五二年，国王以十字军运动为借口，要求教士交纳三年的地租和财产的什一税。教士根据格罗西特斯特的忠告，拒绝交税，因为国王不愿批准大宪章。格罗西特斯特翌年去世，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坚决抗拒教皇和国王的税收。  
　　与此同时，亨利三世，秘密地在大陆上承担了更多的义务。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于一二五〇年去世，因此罗马要把他所管辖的西西里纳入教皇统治范围的计划又死灰复燃。一二五四年，亨利三世为他的小儿子埃德蒙从教皇手中接受了西西里的王位。这是愚蠢的行为。这件赠礼所附带的条件使这一行动达到了愚不可及的地步。根据条件，英国国王必须提供一支军队，并负责偿还教皇的九万英镑巨债，这在当时是非常可观的数目。这个消息一经公诸于世，便引起全国对亨利的怒海狂涛。议政大会和教会都拒绝给他财政援助。亨利的愚蠢行为似乎还不止于此。在一二五七年的德皇选举中，他的弟弟、康沃尔伯爵理查竞选皇帝，亨利为保证理查当选浪费了大量金钱。最后的赠行则是亨利三世完全没有能够防止卢埃林的胜利，后者在一二五六年将英格兰人赶出了威尔士，并策划摧毁在苏格兰的英格兰势力。亨利受到轻视，失去信任，充满恐惧，囊空如洗，缺乏人力，面临着愤怒而强烈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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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罗西特斯特晚年对他的朋友西门·德·孟福尔抱有很大希望。西门娶了国王的妹妹为妻，继承了莱斯特伯爵领地，并且在英格兰属地加斯科涅担任过四年总督。此人大权在握，而且甚为活跃，因此引起了国王宠臣的嫉妒和反对。由于他们的陷害，他在一二五二年出庭受审。调查委员会判他无罪，但他以从国王手中得到一笔款项作为条件，被迫同意辞职。他同国王的友情破裂了，一方是出自轻蔑，另一方是由于不信任。因此，人们意想不到的一位人物便成为贵族和全国反对势力需要已久的领袖。  
　　在英格兰有许多比西门更显要的贵族，况且他同国王的关系受到损害，因为有人指控说，他在结婚之前竟诱奸了他的新娘。但这位外籍领袖在意志坚定的五个儿子的支持下，将成为英国贵族的核心人物和主导力量。他逐渐得到了大多数封建领主、整个伦敦市、所有的下层教士乃至全国的支持。一名宫廷官员在一二五八年七月写的信保存了下来。信中说，国王已向巨大的压力让步。政事管理改革委员会建立起来，双方同意，“公职概由英格兰人担任”，“罗马的使节、外籍商人和银行家应该降到适当的地位”。当时还提出了分给外籍人的士地、宫廷的地位和要塞的守卫等问题。这位官员写道：“贵族面临着难以轻易完成的艰巨使命，他们正在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祝他们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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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雏形国会
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1956-1958




　　亨利三世统治的末年虽是多事之秋，但对英国政体的发展却有重大的影响。这个时期大概可以称为英国议会制的萌芽时期，尽管没有哪个播种者能够预见到以后的收获如何。改革委员会郑重其事地开始了工作。它的建议在一二五八年列入了《牛津法规》。这个法规在一二五九年用《威斯敏斯特法规》加以补充。这次贵族运动不仅仅是对客卿的不满，因为这两个法规反映出，他们的注意力同大宪章中所关心的问题有明显的区别。大宪章主要是解决一些法律问题，而《牛津法规》涉及的则是国王听从谁的忠告以及任用什么样的官员这个重要问题。《威斯敏斯特法规》的许多条款所限制的不是国王的裁判权，而是贵族的裁判权。亨利二世取得的成果此时已显现出来：国家日益强大，全国人民更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地位，也更有自信心。全国显著地加强了法制，法官和官员在各地协助下更加频繁地四处巡视，促使地方的骑士加强政治责任感，并学会掌管政务。这些因素在十三世纪就发挥了它们的效力，并决定了以后的英国政治制度。  
　　贵族的基本要求是，国王今后应该通过一个“十五人委员会”进行统治。这个委员会将由四个人选出，两人是贵族代表，另外两人是王室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国王用英语和法语发表声明，表示同意这项要求。这一声明是征服者威廉时代以来用这两种语言发表的第一个正式文件。西门·德·孟福尔领导和控制的这个委员会曾一度统治了这个国家。委员会成员互相约束，分别担任高级行政职务，把具体的管理工作分派给下级官员。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可取的办法。权贵们在确保自己的阶级利益和权利(他们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全民的权利)之后，不想把权柄交给他们当中的一两个人。由贵族政治家组成的内阁监督那些训练有素而无政治地位的下属官员。这个制度具有历久不衰的生命力，并且在它的发展史上多次达到高峰。  
　　 “国会”一词正是此时流行起来的。一〇八六年，征服者威廉在开始财产登记之前，同贤人会议的成员进行了“深刻的会谈”，拉丁文叫做“讨论会”(COLLOQUIUM)；十二世纪时，国王和手下的要人商讨问题则通称为“考勒奎”(COLLOQUY，讨论之意)。“为讨论王国内部的重大事务”而专门举行的“考勒奎”可以称为“国会”。但这个词多半指的是一个由官员和法官组成的常设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职责是在威斯敏斯特接受请愿，纠正冤案和监督法律的执行情况。到了十三世纪，“国会”一词成了两个联合起来而又迥然不同的机构的总称。  
　　如果把它们的职能译成现在的说法，可以说，第一种大会解决政策问题，第二种大会解决立法和执法问题。现在对于一次国会会议开幕词的讨论很象过去的“考勒奎”，而过去“国会”的活动则很象现在的国会委员会审议一项法案。在亨利三世统治时期，甚至在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都不能根据预料得出两种大会必然合并的结论。英格兰政体似乎将象法兰西政体那样发展，由国王和政务会掌握行政实权，而原来的达官显贵则降到普通贵族的地位，“议会”只是法律问题的情报交换所。但是，我们的历史并没有朝这条道路发展。首先，达官显贵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成功地控制着政务会，使它代表他们的利益。其次，英格兰各郡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它们在威斯敏斯特的代表将不断扩大影响。若非在西门·德·孟福尔的有力推动下，这些力量可能就不会协力缔造持久的立法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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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亨利三世、他的臣属以及和他们有关的庞大的外籍势力集团并不愿意长期受到两个法规的束缚，他们做好一切准备，要夺回失去的利益。一二五九年，亨利三世在巴黎同法国签订和约之后，满怀得到外援的希望回到国内。对所有希望王权强大的人来说，他的儿子爱德华已经成为灿烂的北斗，其支持者来自伦敦和其他城市的骚动的穷苦阶层。贵族的胜利并没有满足名副其实的革命热情，难以遏止的新思想又活跃起来。西门·德·孟福尔值得称道的一点是，他没有满足于贵族对国王取得的胜利，而是立即转身对付贵族——既然国王受到约束，贵族在自己的领地内也应该尊重百姓的利益。在这些问题上，为贵族达到最高地位发挥重要作用的中间阶层提出了不可忽视的要求。可以认为，青年骑士代表了乡绅的愿望。他们组成了自己强大的联盟，叫做“英格兰青年骑士团”。西门·德·孟福尔成为他们的支持者。不久，他又抨击贵族滥用特权，并且想把王政改革扩大到贵族领地的范围。他向统治英格兰西南部和威尔士南部的格洛斯特伯爵理查德单刀直入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还使政务会颁布了一项法令，明确规定诸侯服从国王，而国王的权力又在政务会之下。不过他没有强调后一点。这是一种新型的专制，是联邦专制。这些大胆的新思想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因为这种专制不可避免地通过一个人或一个领袖来实行。这些因素使贵族彻底分裂，国王和勇敢的埃德蒙王子乘机利用他们的全部力量打击分崩离析的对手。父子二人感到，大显身手的时机已经来临。  
　　教皇解除了亨利三世关于接受《牛津法规》和《威斯敏斯特法规》的誓约之后，亨利便在一二六一年的复活节罢免了贵族任命的官员和大臣。其时已有两个争夺权力而互相干预的政府。贵族召集各郡代表到圣奥尔本斯开会。亨利国王则召集他们到温泽去，双方都想赢得广泛的支持。贵族在各地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他们之所以没有采取过激行动，是因为格洛斯特对德·孟福尔持反对态度。一二六二年七月格洛斯特逝世后，贵族便开始奉行德·孟福尔的偏激政策，内战随之而起。西门及其积极活跃的几个儿子、大约一半的贵族、当时已经存在的中间阶层和强大的威尔士盟友严阵以待国王的挑战。  
　　西门·德·孟福尔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事家。他采取的政策并非必然地取决于当时的环境和他从小所受的教养。有些人不以为然地说，他对自己的行动之根本意义并无明确的认识。诚然，他建树这些业绩时，尚未完全看出其伟大意义之所在。到一二六三年九月，反对他的活动已经明朗化，因为他的功绩过于显赫。爱德华利用贵族的不满情绪，迎合他们对个人封建利益的关注，挑动他们嫉妒德·孟福尔，通过这些手段纠集强大的保皇势力。一二六三年九月，德·孟福尔被迫同意请法兰西国王路易裁决。裁决的结果对他很不利。路易忠于自己的帝王阶级，所以他保护英格兰国王的特权，宣布两个法规是非法的。路易在生前就已成为圣人，因而他的这一裁决是很重要的。不过，对峙的双方已经诉诸武力了。封建主基本上支持国王，以城市居民为主的平民和宗教改革派，尤其是圣芳济会教士，则支持德·孟福尔。许多城市制定了新的控制措施，以摧毁城市寡头政治集团对国王的支持。一二**年夏天，德·孟福尔再次南下，解除亨利三世和爱德华对辛克港施加的压力。  
　　亨利国王和爱德华王子以优势兵力在苏塞克斯迎击德·孟福尔。一场激战在刘易斯打响了。在某种程度上，这次战斗是埃奇希尔大战的序幕，爱德华同四百年后的鲁珀特一样，骁勇无比，对敌人穷追不舍，但在返回战场时，却发现败局已定。富有战斗经验和指挥艺术的西门利用复杂的地形设下圈套，当他的中央阵地被突破时，他布在两翼的重甲骑兵便向国王的大部队进行夹攻，粉碎了一切抵抗力量。西门曾经摔落马下，因而此时他在军中经常乘坐一种象十八世纪的将军马车那样富丽堂皇的肩舆。为了安全，他把两三个人质也放在肩舆里。威尔士人把肩舆围在中央。肩舆上面还有许多旗帜和标识表明他的所在。爱德华王子经过一阵冲杀之后，缴获了肩舆，杀死里边两名倒霉的己方人质。这时，国王和他的宫廷人员以及重要的支持者已被德·孟福尔俘虏。等到斗志旺盛的王子返回来时，同样的厄运在等待着他。  
　　此时，西门·德·孟福尔已是整个英格兰的主宰。如果他象现代几个欧洲国家那样，残酷地集体屠杀他所控制的人，他就可以长期称雄于英格兰。在那个时代，有些事情虽然很残酷，但还没有达到极端的程度。对于不惜冒生命危险进行权力之争的人来说，并非只能采取残酷手段；武力固然有效，但也不是万能的。西门同被俘的国王和战败的一方签订了协议。根据协议，国王和王子受到严格的约束。但国王的权利在原则上仍然受到尊重。国内的各派力量基本上实现了平衡。从西门的行动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不仅已经感到反对派的强大力量，而且希望最终和他们联合起来。由于国王在他手里，他可以利用国王的权力控制贵族，建立更广泛、更有效的政治制度。不管他有意与否，在他取得胜利之后，这种制度一定会自行诞生。他统治着英格兰，控制着懦弱的国王和傲慢的爱德华王子。他生平的第三个也是最早的一个阶段就此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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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贵族站在哪一方，他们面临的威胁要比西门曾经帮助他们摆脱的威胁更大。西门的天才和精力，加上金雀花王朝的君主所固有的权力和好斗的中间阶层的支持，对贵族阶级的特权构成了威胁，这种威胁比约翰的暴政和亨利三世滥用客卿的行为有更严重的后果。在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英国贵族一直以保护自己的利益为宗旨。在伦尼米德，他们虽然为全国的自由作出了贡献，但他们的本意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此时确认，西门是他们的敌人。西门显然是个霸王，他手中控制着国王，背后又有社会变革力量的支持。贵族结成了牢固的联盟，他们见国王的军队不在西门手中，便日夜策划推翻他。  
　　当时德·孟福尔感到满意的是，有一个九人委员会处理重大事项，他们掌握开支并有任用官员的权力。至于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则留给他在一二六五年召开的国会处理。西门伯爵的独裁作风有失人心，但国家处于如此混乱的状态，独裁似乎是必要的。在北方以及在威尔士边界，反抗力量仍很强大，而且相当活跃，身在法国的王后以及休·比格德伯爵和韦尔尼伯爵企图支援国王，教皇是支持国王的。德·孟福尔在辛克港纠集了一支舰队，并且公开怂恿海盗行为，因而控制了英吉利海峡和多佛海峡。可是在西边，他失去了昔日政敌理查德·德·克莱尔的儿子、格洛斯特伯爵吉尔伯特·德·克莱尔的支持。克莱尔没有公开加入保皇派，而是同他们暗中合作，并且重新进行其父当年同德·孟福尔的斗争。他在一二六五年被召到国会时，指责德·孟福尔和他的儿子侵吞王室的岁入和对立派贵族的被没收的财产。这些指责有真实的成分。克莱尔之所以反对，其主要原因是他未能分到赃物。  
　　一二六五年一月，德·孟福尔在伦敦召开国会，各郡和城市均有代表参加。这次国会的目标是给革命的措施披上合法的外衣，它在德·孟福尔的指导下，努力实现这一目标。这次国会的重要性与其说在于它的内容，毋宁说在于它的代表大会的性质。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届代议制议会，它对政体有很大的影响，可是却被现代社会低估了。召集有力而深得人心的人参加国会的原因，是德·孟福尔想通过自己的支持者左右国会。在贵族当中，只有五名伯爵和十八名男爵收到参加国会的通知。德·孟福尔又一次依靠乡绅和市民的支持来对付心怀敌意或态度冷淡的贵族。这是他的诀窍和策略。  
　　国会毕恭毕敬地同意了德·孟福尔的行动，接受了他根据两个法规提出的解决方案。但是，克莱尔回到了西却，其后果只能是内战再起。亨利三世顺从地生活在德·孟福尔的控制之下，一直颇受尊重；爱德华王子由于保证决不逃走，才享受着行动自由。然而，当贵族怨声载道、西门部下派系并起，统治中的困难引起民怨沸腾的时候，王子于某日带着几个朋友出去打猎，把自己的诺言置于脑后，没有回去。他在树林中纵马奔驰，开头是要猎取牡鹿，后来则追逐更大的猎物。他立即成为英国社会中最强大阶层的积极领袖。这个阶层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打击西门·德·孟福尔，破坏他那些闻所未闻的改革。爱德华保证要遵守大宪章，平冤昭雪，并且驱逐外籍人，因此得以联合贵族势力，破坏德·孟福尔的可靠基础。德·孟福尔伯爵此时只是一个派系的首领。此外，他同卢埃林结成联盟，承认这位威尔士封建主关于领土和独立的要求，这也有损于自己的声望。他不仅在政治上让爱德华占了上风，在军事上也陷入极为不利的处境。爱德华和威尔士边界地区的贵族占据塞文河流域之后，德·孟福尔便陷入困境，他向东边的退路已被堵塞，部队被逼到威尔士南部。八月初，他再次企图渡过塞文河，与他的儿子西门从东南带来的军队会师。他终于在伍斯特附近的一个渡口过了河，可是西门的部队却在凯尼尔沃思一带被爱德华用计谋打垮了。德·孟福尔伯爵不知道这个消息，他自己也受困于伊夫夏姆。八月四日，一场决战在这里开始了。  
　　这场战斗是在暴风雨中进行的。威尔士人在纵横驰骋的爱德华面前四处逃命，只有德·孟福尔身边的一批人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血战到底。德·孟福尔英勇地战死沙场。边界贵族屠杀了许多逃兵和俘虏，肢解了他们的尸体。年迈可怜的国王一直被德·孟福尔带着辗转各地，在这次战斗中被西门的部下刺伤，亨利急忙高喊：“别杀我！我是温切斯特的亨利，是你们的国王。”由于表明自己的身份，他才死里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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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德·孟福尔伯爵逝世了，他的行动在全国留下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伊夫夏姆战斗之后，胜利者随意而无情地分封没收的土地，激起失去继承权的那些人的强烈反抗。德·孟福尔的追随者在孤立无援的凯尼尔沃思、阿克索尔姆和伊利坚持斗争，他们在愤怒的绝望中洗劫周围的乡村。政府非常虚弱，无力镇压他们。全国蒙受混乱不安之苦，老百姓并不掩饰他们支持德·孟福尔的态度，叛乱者和不法之徒在大路上或森林中骚扰抢劫，政府以国王的名义禁止外国商人入境，因为他们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国家似乎就要再度遭受封建割据而陷入由此必热产生的混乱状态。鉴于危机重重，教皇克莱门特四世和他的使节奥托本敦促政府采取温和的政策。爱德华经过半年的围困未能攻克凯尼尔沃思，认识到奉行温和的政策实为上策。没收土地的受益者则坚决反对，格洛斯特伯爵也由于爱德华否认要进行改革的诺言而大失所望。一二六七年初，这位伯爵要求驱逐外籍人并重新颁布《牛津法规》和《威斯敏斯特法规》。为了坚持自己的要求，他进入伦敦，受到普遍的欢迎。他的行动和教皇使节的影响，促成了“不剥夺继承权而要重新赎买”的折衷方案，这使本来失去继承权的人获得宽容的条件。一二六七年底，最高法院向全国各地派出法官，以便公平地执行这一方案。从史料中可以看出，动乱的范围很广；在地方，暴乱是针对当地官员的，它得到下层教士和许多大小修道院院长的支持，没有被封建关系束缚在贵族一边的许多乡绅也曾经支持德·孟福尔。  
　　由于德·孟福尔已死和爱德华参加十字军远征，虚弱的亨利三世晚年过着比较平静的生活。五十多年前，九岁的亨利在内战的硝烟中继承了父亲的王位，人们有时感到，他似乎也将在内战的烽火中死去。然而，风暴终于平息下来，他又可以欣赏比政治斗争更能引人入胜的美好的东西了。不久，新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建成了。它是哥特式建筑的杰作，是亨利三世一生中最宝贵的目标。在一二七二年的最后几个星期里，他就是在这座大教堂里入葬的。  
　　不要由于这几年的平静生活而认为德·孟福尔进行的斗争和内战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直到多年以后，老百姓还把他奉为圣人，在他的墓前演出了《圣经》故事的奇迹剧。他们的支持丝毫无助于他的伊夫夏姆之战，但是，他是人民的朋友，他们在他身上寄托着为穷人解除痛苦和压迫的希望，所以他们忘却了他的过错而永远怀念他。他是一个杰出的统治者，但作为政治家，却未免过于自信而又缺乏耐心。他践踏既得利益，违反一切惯例，不顾任何礼节，并且无谓地引起别人的怀疑和不信任，但他在英国的历史上点燃了一支永不熄灭的火炬。早在一二六七年的《马尔博罗法规》中，就再度体现了《威斯敏斯特法规》的主要内容。德·孟福尔对他的外甥、新王爱德华也有同样重要的影响，爱德华虽然杀死了他，却深深地吸收了他的思想。因此可以说，德·孟福尔的政策经受住了伊夫夏姆之战及其以后局势逆转的打击，爱德华一世是他的真正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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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爱德华一世
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1956-1958




　　爱德华在统治艺术方面受到的教育超过了任何一位王子。他三十三岁时，父亲病逝，他便继承了王位，称为爱德华一世。他既是经验丰富的统治者，也是指挥有方的军事家。他曾为父亲挑起重担，常同西门·德·孟福尔进行激烈的较量。他虽然和德·孟福尔有许多共同的看法，却杀死了这位伯爵。他在失败的教训中学会了战争艺术。在亨利三世的统治末年，他本来可以随时夺取王冠，却孝顺而耐心地等待合法继位时机的来临。如果把他励精图治的精神同他父亲的慵懒无能和混乱统治加以比较，就更能显出他的伟大不凡之处。  
　　爱德华一世身材匀称，比常人高出一头，头发浓密，幼年时呈黄色，成年时变成黑色，老年时则已苍苍了，这标明他一生的历程，他气宇轩昂，五官端正，美中不足的只是象他父亲那样左眼睑下垂；他口吃，却长于雄辩，因为他的手势潜藏着丰富的言词，他有着武士的强健双臂，两条长腿能紧夹马鞍，因而有“长腿”之名。这些特征的描写出于多明我会 [ 译者注：天主教的一个教派。 ] 的修士编年史家尼古拉斯·特里维特之手笔，他还写道，爱德华一世喜欢战争和比武，尤其酷爱带鹰打猎。他追逐牡鹿时不用猎狗，也不投枪，而是纵马疾驰，直到亲手砍死那不幸的动物为止。  
　　爱德华的统治有独特之处，他兼有亨利二世的治世之才和狮心王理查的勇敢宽容。他为自己选了一条“各得其所”的格言，在英格兰的各代国王中，没有人比他更坚决地奉行这一原则。他忠实地按照自己的标准维护社会正义和法律，尊重社会各阶层的权利。他的不法行为和敌对行动引起了愤怒的反抗，甚至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仍是如此，而他的谦逊和宽宏大量也多次得到迅速的反应，为后来的友情奠定了基础。  
　　亨利三世逝世时，爱德华正在西西里。贵族中的重要人物没有等到亨利入葬就拥戴爱德华为国王。所有的人都支持新国王。两年以后，爱德华才回到英格兰举行加冕礼。他的登极有继承的因素，也有选举的味道，谁也没想过到底哪一种因素是主要的。同德·孟福尔和贵族的斗争使爱德华认识到，国王考虑问题必须从全国着眼。既然德·孟福尔曾经迫于形势联合中间阶层反对国王和傲慢的贵族，那么，新国王登基伊始就主动地妥善利用这支力量也未尝不可。新国王在极盛时期的主旨就是保持各种力量的均衡。他知道，傲慢而骚乱的贵族和贪婪的教会是约束王权的力量，也是老百姓的压迫者。由于比以往更充分地考虑中间阶层的利益和全民的需要，他建立起广泛而有秩序的基础，使国王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积极地为全民族谋利益。于是他力图照顾到全国的利益，把自己的权限扩大到整个不列颠群岛，还想把自己的影响扩大到欧洲各国。  
　　爱德华在英格兰进行行政改革时，并不专门满足互相抗争的某一派强大势力的要求，而是对各个阶层一视同仁。虽然他对大宪章给他祖父戴上的枷锁感到不满，并且想控制日益增长的教会财富和权利，但他并不滥用夺回的权力，而是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运用这些权力。他同现状作斗争，剥夺教会和贵族既得利益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在他的所有立法活动中，不管是针对什么问题，都有一个共同的宗旨：“我们必须确定，凡是我们的都应该归于我们，凡是别人的都应该归于别人。”  
　　爱德华统治时期是个秩序井然的时代。它值得纪念，并不是因为它树立了伟大的里程碑，而是因为它从以前三位国王统治时期的谬误和混乱中吸取了有利的因素，使之形成一个长期巩固的整体。在长期的动荡波折之中形成的国家机构和原则此时已固定下来，经受住了黑死病、英法百年战争，玫瑰战争以及中世纪后期的各种考验，有一些机构和原则维持了更长的时间。在这个时期，骑士和中产阶级社会日益取代纯粹的封建主义社会。统治工具、土地所有权、军事和财政制度以及政教关系都已固定下来，几乎一直维持到都铎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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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爱德华执政的头十八年里，立法活动十分活跃，以后几个世纪都无法与之相比。几乎每年都颁布一个重要的法规。这些法规没有多少新颖之处，而且多数比较保守，但它们的作用合在一起却是一场伟大的变革。爱德华十分倚重他的国务大臣、巴斯和韦尔斯的主教罗伯特·伯内尔，此人出身低微，从最高法院和宫廷里的职务升为主教，直到一二九二年逝世为止，始终是国王的主要谋臣。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国王的事业，他所采取的政策都是为了削弱封建特权和封建势力以加强王权。爱德华在一二七四年回到英格兰以后，伯内尔出任国务大臣还不过三个星期，就开始彻底调查地方政务。专员奉命带着四十个问题奔赴各地，去了解哪些是国王的权利和财产，这些权利和财产受到何种侵犯，哪些官员玩忽职守或贪污腐败，哪些郡守“由于怜悯心、受贿或偏袒”而包庇重罪，因而失职或贪赃枉法。类似的调查以前也有过，但却从未如此彻底而有效。爱德华国王的政策“强硬而不残酷”，它旨在尊重一切合法权利，剥夺一切侵占的果实。  
　　一二七五年国会通过的《第一威斯敏斯特法规》针对的是专员们揭露的渎职行为。一二七八年的《格洛斯特法规》，则命令最高法院的法官持调查令去了解大封建主利用自己的法庭和官员在自己领地上执行法律的权利，并且规定，这些权限必须明确。调查的主要作用是提醒大封建主；他们既有权利，也有义务。一二七九年颁布的《莫特美因法规》，禁止向教会馈赠土地，但如有国王的许可则属例外。一二八五年颁布了《温切斯特法规》，整饬地方秩序，同年还颁布了《第二威斯敏斯特法规》，巩固了祖传领地制度。《第三威斯敏斯特法规》则针对绝对归自己所有而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土地。这类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但法规中规定，以后买主不是从卖主手中而是从卖主的领主手中接受土地，而且必须承担土地出售以前所附带的封建义务和捐税。这一措施制止了封建关系进一步分化的趋势，对国王极为有利，增加了他以最高封建主的身份直接管辖的佃户数量。  
　　这一系列著名的法规基本上比较合适，在一个时期内得到有效的执行。但是，经济上的压力给英格兰的物质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变化的深刻程度并不亚于政治方面的变化。土地逐渐地不再是全国的社会生活和防御所依靠的道义约束力量，它逐渐成为一种商品，在原则上可以象羊毛或羊肉那样买卖，还可以在一定的限制下赠送或遗留给别人，甚至可以用馈赠的方式留给那些将成为新贵族阶级基础的尚未出世的人们。  
　　当然，只有一小部分英格兰土地参加了这种原始而比较活跃的交易。可是，这一小部分土地象一些坚实的物体，足以激起巨大的浪花。当时，许多外国公侯经济拮据，而英格兰却早有涓涓不息的金钱之泉了。犹太人已经悄悄地进入那个残酷时代的社会结构之中。他们时隐时现，常常在大人物急需金钱的时候给予极大的帮助，不愿意请求国会拨款的国王获益最大。在某些情况下，有钱便有土地。英格兰的犹太人见此情景便忘乎所以。土地开始转入犹太人的手中，有些是直接出售的，也有些皇抵押的。进入市场的土地较多，因而通过两种途径都是有利可图的。二、三十年以后，昔日的封建主才意识到：为了集散无常的金钱，他们已经永远失去了一部分数量颇为可观的英格兰土地。  
　　犹太人早已引起愤怒的反应。饱尝抵押之苦的小地主和挥金如土而在交易中吃亏的贵族怀着怨气联合起来了。意大利放债者开始进入英格兰，他们在需要时可以同犹太人一样对国王有用。爱德华感到，他可以通过简单而现成的反犹太政策安抚那些重要的势力并逃避逼人的债务。以人当祭品等骇人听闻的故事和现代文明社会中的毁谤言词，在嘈杂声中广为流传。受到普遍仇视的犹太人遭到抢劫和虐待，最后被赶出了英国。只有一些医生例外，因为他们一走，大人物可能就得不到适当的照顾了。这个饱经忧患而颠沛流离的民族被洗劫一空，只好再次寻觅栖身之处，重建家业。已经广为应用的大篷车必须再把轮子转动起来，无精打采地开往西班牙或北非。直到四百年以后，奥利弗·克伦威尔和一个以色列富翁签订了秘密合同，英格兰海岸才对犹太商人开放。所以，一个属于加尔文派 [ 译者注：基督教的一派，以创始人约翰·加尔文命名。 ] 的独裁者取消了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国王对犹太入的禁令。佛罗伦萨和锡耶纳的金融家取代了犹太人的地位，但是到爱德华一世的孙子统治时期，金融家们也将尝尝基督教世界的公道是什么滋珠。  
　　爱德华国王在取得一系列重大的立法成就之时，还不断进行行政改革。他不知疲倦地巡视全国各地，严格调查各种渎职行为，以有力的手段和犀利的笔锋纠正地方权贵的过火行为。合法性是他随时准备利用的武器，而合法性是常常可以加以咬文嚼字的解释的。他通过不懈的努力，整顿了各方面的内务，并且在不仅同他自己有关而且也同全民有关的领域里排除了个人利益。  
　　爱德华一世重视行政管理和德政，这在中世纪的国王当中是极其难得的。因此，他主要依靠行家里手的帮助，而不大依靠“徒尚虚荣而不得力的大封建主”，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到十三世纪末，已经有三个部门各有专职。一个是财务署，它设在威斯敏斯特，负责收缴岁入和统计工作；另一个是最高法院，实际上是个总秘书处，负责起草国王的许多宪章、令状和信件，第三个是内务部，它有一个单独的秘书处，叫做掌玺司，专门跟随四处流动的宫廷，它兼管财务和秘书工作，其职权可能大至为发动大陆战争提供军费，小至为王室的厨房买几分钱的胡椒。伯内尔是典型的早期政治官员，他死后，财务署的官员沃尔特·兰顿接替他的工作。这位财政大臣同伯内尔一样，不把他的利奇菲尔德主教职位看作宗教职务，而是看作为国王服务有功的奖赏。  
　　爱德华一世是一个十分正统的天主教徒，但他也难免同教会发生冲突。他渴望为上帝服务，但就君主的权力来说，他比他的父亲有更高的要求，因而不止一次被迫提出抗议。教会领袖是芳济会修士约翰·皮彻姆，此人在一二七九年至一二九二年间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皮彻姆以极大的勇气和策略，保卫了教会在国王面前的独立地位和正当权利。在一二七九年召开的雷丁会议上，他发表的一些公告激怒了国王。公告之一是禁止教士兼职的教规，这个规定打击了国王把宗教职务赠予许多政府官员的做法。另一项公告则是命令每个大教堂或者有牧师会组织的教堂公开张贴一份爱德华发誓遵守的大宪章。凡是凭国王令状禁止宗教法庭判案的人以及所有违反大宪章的人，都有被革除教籍的危险。  
　　爱德华怒不可遏，皮彻姆只好暂时让步，等待时机。一二八一年召开了兰贝恩会议，爱德华国王怀疑有人搞鬼，便签发了令状，禁止与会者“议论与我们的国王有关的问题，或者涉及我们个人，国家或会议的状况”。但皮彻姆并不畏缩，他几乎一字不改地重新颁布了雷丁会议制定的主要法规，并且为它加上明确重申教会自由的序言。一个月以后，他给国王写了一封异乎寻常的信，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信中写道：“任何章程甚至任何誓约都不能强迫我们忽视那些肯定以神权为基础的司法权。”一名为之折服的职员把这封信抄入大主教的文件录时，写下了这样的眉批：“极妙的信件。”  
　　皮彻姆的行动本来会立即引起一场堪与贝克特和亨利二世的冲突相比拟的危机，但爱德华似乎对他的挑战漠然置之，他仍然不断地发出禁令状。不过，爱德华的行动还是有节制的。他在一二八六年签发了一个著名的令状，明智地命令他的巡回法官在有关宗教裁判权的问题上谨慎行事，还说明哪些案件应该留给宗教法庭审理。这位大主教和爱德华国王的冲突因此推迟了，但是到他们去世时，这一冲突尚未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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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爱德华执政的初期，贵族于一二五九年缔结的《巴黎条约》是英法两国关系的准则。两国尽管有敌意的潜流作祟，但还是维持了三十多年的和平。两国在实施条约问题上的分歧以及英国、加斯科涅和法国的水手在英吉利海峡的冲突导致了一二九三年的圣马赫大海战。要不是英国在法国南部的势力常常影响法国人的自尊心和民族统一，双方也不至于诉诸武力。甚至在漂亮的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伺机挑衅时，爱德华还是长期忍耐，企图和平解决争端。后来，巴黎的国会竟宣布占领加斯科涅公国。腓力要求爱德华象征性地交出加斯科涅的几个重要堡垒，承认他作为最高领主的合法权力。爱德华一一照办。可是，腓力四世一旦得到这些要塞，便再也不肯放手。爱德华这时意识到，如不采取武力，他就会丢掉他在法国的属地。  
　　到一二九四年，爱德华一世比优游浪漫的青年时期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他在动荡不安的年代辅佐父王多年之后，自己执政也有二十多个春秋了。同时，他周围的世界也发生了变化。他失去了生长于卡斯蒂尔的爱妻埃莉诺和生长于普罗旺斯的母亲埃莉诺，长子和次子也不幸夭折。伯内尔已经不在人世。威尔士和苏格兰动乱迭起，反对势力呼声强烈，行动逼人。爱德华国王年迈孤独，疑虑重重，还要应付数不清的棘手问题。  
　　一二九四年六月，爱德华一世在伦敦向上文已经提到的“国会”解释了同法国人争吵的原因。他要进行战争的决定得到大会的同意。在比较正规的大会上，决定往往是可以得到同意的。  
　　这次战争本身没有什么重要特点。英国人在加斯科涅发动了几次战役，在英吉利海峡彼岸的沿海地区频频进行袭击，还长期围困了波尔多。人们在战争初期颇有热情，这种热情后来由于不可避免的增税而逐渐消退了。英国出口的大宗产品羊毛和皮革均被没收，只有交出每袋四十先令的关税才能赎回，而一二七五年国会规定的税额只有半个马克(六先令零八便士)。一二九四年九月，教士接到交纳一半岁入的命令，感到非常愤怒。圣保罗大教堂的教长打算到令人望而生畏的国王面前提出抗议，可是一气之下便倒地而死了。十一月，国会批准了对一切动产征收重税的决定。在征收这项税金的过程中，各阶层的人都忿忿不满。这年冬天，威尔士发生叛乱，爱德华前往镇压。等他平叛回来时，苏格兰已经同法国结盟。从一二九六年开始，同苏格兰的战火便时起时落，从未熄灭。  
　　一二九七年十月至一三〇三年间，英法在战争中多次停战。这种局面并不比交战状态省钱。这几年是内外交困的时期，苏格兰问题则显得尤为棘手。爱德华国王多次在威斯敏斯特召集国会，全面地介绍形势，但没有得到必要的支持。国会不批准再增加税收。  
　　一二九六年，教皇发表了一项训令，禁止在未经教皇许可的情况下交纳任何附加税，教士因此更加感到无所适从。同年秋天在伯里圣埃德蒙兹召开的国会上，教士们犹豫了一阵之后，在新任大主教罗伯特·温奇尔西的领导下作出了决定：他们无力捐助。爱德华恼羞成怒，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和封地。大主教也以牙还牙，威胁说，有不服从教皇训令者，革除其教籍。大家情绪激昂地相持了一阵，最后心平气和了。教皇又发表一个新训令，撤销了他的过分要求。  
　　爱德华当然更愿意同教会讲和，因为他遭到了来自另外一个方面的反抗。他在索尔兹伯里向贵族建议，他到佛兰德作战期间，贵族中间要留一些人在加斯科涅打仗。贵族不同意。赫里福德的伯爵、英格兰统帅汉弗莱·德博汉和诺福克的伯爵罗杰·比格德副统帅说，他们必须跟随国王履行自己的世袭职责。这个借口是骗不了人的。两位伯爵对国王都有私怨，更主要的是，他们的意见代表了许多贵族的不满情绪，因为二十年来，国王不断削弱贵族的力量，以加强自己的权力。几十年以前，他们曾经反对爱德华的父亲，此时，他们再次起来抗拒的时机已经成熟。  
　　爱德华国王并未马上理睬贵族的挑战，他在派人去赫里福德和诺福克两地补缺之后，继续加强战备，然后于八月乘船去佛兰德。国王走后，反对派认为他们久待的良机已到。他们要求确认大宪章和派生出来的森林宪章的法律效力。这两个宪章是约翰被迫同意的条款的最后文本。另外，贵族们还提出了六个补充条款。根据这些宪章条款，以后如果未经全国同意，不得任意征税或要求援助，不许违背主人的意愿任意扣押玉米、羊毛等产品；必须恢复教俗人士过去的自由，对拒绝留在加斯科涅作战的两位伯爵及其支持者不应加以惩罚，主教必须在各自任职的大教堂宣读大宪章，对于无视大宪章的人要革除其教籍。同年秋天，这两位伯爵带领军队进入伦敦，要求宫廷接受这些建议。宫廷无力抵抗，只好让步，确认所有的条款。十一月份，国王在根特予以批准，不过还是保留了国王在财政上的一些权利。  
　　国王和反对势力都很重视这些令人惊奇的重大让步。贵族怀疑国王想用合法的方式取消自己的诺言，因而几次在国会呼吁大家予以注意。一三〇一年二月，他们在林肯召集的国会上争论不休，不断进行威胁，爱德华国王只好再次郑重地确认大宪章和附加条款。  
　　通过这次危机，态度坚定的反对派确立了两条原则，这两条原则对后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一条是，国王无权调动任何一个地区的封建军队。这一限制敲响了封建征兵制的丧钟，使后一个世纪的军队不可避免地实行契约雇佣制。第二条原则是，国王未经同意不得以“紧急需要”为名征收赋税。十七世纪以前的英格兰国王都想增加税收，无奈爱德华的让步开创了另一种先例，而且在国王受议会约束的道路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爱德华一世为了全国的利益进行统治，比较尊重法制，在这些方面，他胜过以前的历代国王。可是，具有讽刺意味而使国王生气的是，他所强调的原则却成为反对他的工具。贵族势力没有诉诸战争，而是利用国王努力制定的一套法律规章来反对他。这样，他们的身份也就不同了：他们不再作为封建贵族阶级的代表，而是作为全国反对派的领袖说话。于是，国王再次被迫郑重地宣布维护大宪章中确立的原则。鉴于最近滥用国王特权而制定的补救措施也写入宪章条款，使得这次让步更加显著。这是法制方面的一个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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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各代国王首先考虑在法兰西的属地问题，忽略了在大不列颠岛上扩大版图，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偶尔也过问威尔士和苏格兰的事务，但保卫边界的任务主要落在当地封建主的肩上。《巴黎条约》签订以后，我们在欧洲大陆的冒险活动暂缓了二、三十年，因此我们可以转身对付国内安全方面的迫切问题。爱德华一世是利用王室的全部力量在西部和北部进行民族扩张的第一位英格兰国王，他征服了威尔士的独立地区，巩固了西部边界，朝着不列颠岛的统一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他企图征服罗马人、撒克逊人和诺曼底人均未征服的地方。威尔士的深山要塞养育了一支英勇顽强、不可征服的民族，他们在亨利三世执政期间，曾经在著名的卢埃林的孙子领导下，在英格兰的政治舞台上再次留下了很深的足迹。爱德华作为父亲的助手，同威尔士人打过交道。他曾经和他们在战场上比过高低，但能否取胜还值得怀疑。同时他看到，威尔士边界地区的贵族莫蒂默家族和博亨家族以及南部拥有格洛斯特领地的克莱尔家族，利用他们的军事特权侵犯威尔士人和英格兰人的利益，他对此深感不满。威尔士人提出的有关得到独立的种种要求使爱德华感到苦恼，但是，由拦路抢劫的贵族守卫英格兰边界的制度同样使他不高兴。这些贵族曾经三番五次地向王权挑战。他决心以维护正义和推动社会前进为名，去扫荡小诸侯和山地野蛮人的庇护所。这个尚未征服的庇护所自从久远前年代以来就有野蛮的自由。另外，他还要限制边界贵族的特权。  
　　爱德华一世利用威尔士边界贵族在长期冲突中发展起来的一切当地力量，在海上和陆地上发动了精心策划的血腥战争，不出几年，便征服了威尔士。他使用的军队主要是威尔士雇佣军，也有从加斯科涅调来的正规军，另外还有向附庸征集的一支军队。不过，他能调动附庸军队的机会已经不多了。他能粉碎历史悠久的布立吞人的顽强力量，主要不是依靠人多势众，而是靠可怕的冬季攻势。他颁布了《威尔士法规》，这个独立的小王国至此结束了它的生命。卢埃林的威尔士领土统统并入爱德华一世的版图，分别划入安格尔西郡、卡那封郡、梅里奥尼思郡、卡迪根郡和卡马森郡。爱德华一世的儿子、出生在卡那封的爱德华，受封为英格兰的第一位威尔士亲王。  
　　在爱德华一世进行的威尔士战争期间，英国的军事制度由撒克逊时代和整个封建时代的短期服役制转变为长期雇佣制。我们知道，阿尔弗烈德大王曾多次由于民军服役期满而吃尽苦头。四百年过去了，诺曼底人的封建社会仍然实行短期服役制。但是，靠这种办法怎么能够连续进行十五个月的战争呢？又怎么能够对欧洲大陆发动战争并坚持远征呢？所以几个朝代以来，不愿意服役的贵族和喜欢收钱以雇佣常备军的君主，都喜欢采用交钱免除兵役的办法。在威尔士战争中，这两种制度兼施并用，但原有的制度正在衰落。政府不再调集封建诸侯的军队，而是需要能够信赖的雇佣军，因此也就需要钱。  
　　与此同时，在军事要素的天平中也发生了另一种变化。重甲骑兵曾经取代罗马军团的整齐队形，但自从五世纪以来，他们自己也退出了历史舞台，由普通人组成的新型步兵开始在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步兵不用棍棒刀枪，也不用任何投射器，而是使用弓箭。欧洲并不知道弓箭的长期发展过程，这种武器即将用于军事领域，在大陆战场上发挥出惊人的绝对优势。它是征服者从当地人手中缴获来的战利品。在威尔士南部，它得到了有效的应用，边界地区的一位贵族对此有过记载。他的一名骑士被箭射中，这枝箭不仅穿过甲衣的衣襟，还穿透他的甲裤，大腿和马鞍上的木头，最后深深插入马腹。在军事史上，这是一个新阶段，可以同铜器取代石器或者铁器战胜铜器相提并论。在那应用铠甲的时代，步兵第一次得到了能够穿透盔甲的武器。它的射程和功率是前所未有的，甚至在近代的步枪问世以前也是无与伦比的。在陆军部的档案中，有一名长期同拿破仑作战的将级军官在滑铁卢大战之后所写的专论，其中建议以弓箭取代滑膛枪，因为弓箭命中率高，发射快，而且有效射程远。  
　　由于以上两种变革，威尔士战争打碎了封建制度的物质基础。在精神方面，这个制度则早已被效率高的行政管理所淘汰。即使在征服一个地区以后，封建贵族也不具备统治占领区的手段。构造复杂的石头城堡在铠甲时代确实发挥过长期的重要作用，可是此时，那些有碉楼的城墙必须扩大，不仅要容纳更多的守军，而且能承受大有改进的射石机等重型攻城设备的打击，还要能防止敌人接近内墙。况且，此时不仅有身披铠甲的武士横冲直撞，到处蹂躏乡村，，还有训练有素的步兵，他们具有长途作战的能力，将在职业军官的指挥下执行最高指挥部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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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德华一世在位期间，英格兰和苏格兰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以前，两个王国曾经和睦相处。一二八六年的一个黑夜，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三世骑马时摔下悬崖丧命。继承人是他的孙女玛格丽特，史称“挪威少女”。苏格兰的贵族首领们经过劝说承认这位年方十四的公主为继承人。于是，有人想出了一个聪明的主意：“挪威少女”在继承苏格兰王位的同时，还应该和爱德华国王的儿子小爱德华结婚。这样，两国的王族可以联姻，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的敌对情绪也可以顿然冰释。这个计划能够被接受，说明当时的人们是很明智的。实际上，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统治集团都表示同意。但这不过是一场黄粱美梦而已。一二九〇年，“挪威少女”登船横渡波涛汹涌的海洋，不幸中途一命归天，给苏格兰留下了继位之争。在解决这个问题时，英格兰的利益是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苏格兰贵族中的许多人同英格兰王室有联姻关系。在要求获得王位的人当中，有些人是私生子。有两个人最有资格继承王位，一个是约翰·巴利奥尔，另一个是罗伯特·布鲁斯。布鲁斯强调说，他年迈的父亲同被继承人是近亲，而关系较远的巴利奥尔则维护长子继承权。双方的支持者势均力敌。  
　　自亨利二世以来，英格兰的国王一直声称自己对苏格兰有宗主权。其依据是，以前苏格兰的历代国王承认撒克逊人的宗主地位。以精于法制而闻名的爱德华一世曾经就类似的事情为阿拉贡和安茹作过裁决，此时他毛遂自荐，要为苏格兰的王位继承问题主持公道，得到了许多人的拥护。办法只有两个，一是国家分裂，二王并存，二是打起内战，胜者为王。苏格兰人因此被迫请爱德华作出公断。严于法制的爱德华欣然同意，但是有一个条件，苏格兰人应该首先承认他的宗主地位，并且，交出苏格兰的一些城堡作为象征。后来，爱德华公正地行使了仲裁人的权力，他抵制了苏格兰贵族要分裂国家的阴谋，于一二九二年宣布约翰·巴利奥尔为继承人。后来有人十分错误地抨击了这个正确的决定。苏格兰内部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布鲁斯的支持者力量强大，因此约翰·巴利奥尔必然成为爱德华的意中人和傀儡。考虑到这种情况，爱德华一世作出了公正而又有利可图的决定。他确立了自己对苏格兰的宗主地位，任命了苏格兰的傀儡国王。但是，苏格兰的民族情绪却在法律壁垒后面日益高涨起来。苏格兰贵族被迫接受了爱德华的决定，另一方面却成立了由十二名封建主组成的权力极大的委员会，以此控制约翰国王，维护苏格兰人的权利。这样，爱德华国王懊恼地发现，他虽然取得了可观的胜利，但他面前的苏格兰仍然是一个完整的王国，其政府并未屈服，而是傲然自立，整个民族不但毫不顺从，而且敌忾同仇。  
　　同时，凛然可畏的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也向爱德华提出宗主权。爱德华是腓力的附庸，他桀骜不驯地保卫着自己的封建利益，而在法律上，法国国王则处于封建主的有利地位。况且，英格兰虽然比苏格兰强大，而法国则比英格兰更强大。这种在两条战线上的冲突，对英格兰国王的财政和军事力量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使他穷于应付。在以后的日子里，爱德华南北受敌，因此，只有征收重税一途。他奔走于佛兰德和爱尔兰低洼地区之间。他搜刮国内钱财，因为钱是最重要的。为了取得国会的同意，他一让再让，因此，处于萌芽时期的国会制获益匪浅。他承认约翰被迫作出的大部分改革。除了一些大封建主之外，全国对他同苏格兰和法国的斗争都抱支持的态度。全国一再满足他的要求，但并不甘愿承受这种沉重的负担。英格兰的这位英明立法家、高明的理财家和行政改革家，出于无奈向老百姓征收苛捐杂税，因而遭到反对，这使他的生活和名望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为了对抗爱德华，苏格兰人同法国人结成联盟。当时爱德华正在同法国交战，他认为苏格兰人的结盟是敌对行动，便传令巴利奥尔到贝里克与他会晤。苏格兰贵族拒绝让他们的国王赴会，战火便从此燃烧起来。爱德华对苏格兰进行了残酷的打击，他率军进攻贝里克。贝里克是当时北方的贸易中心，已经享受了一百年的和平生活，对这突如其来的进攻毫无准备。市民们连忙立起栅栏，随手抓起一件东西应战。英格兰军队没有受到什么损失，便摧毁了临时拼凑起来的防御力量。他们在城里焚烧抢掠，大肆杀人，其残酷程度甚至超过了野蛮时代。死难者数以千计，抵抗得最顽强的是三十名佛兰德商人，他们坚守着叫做红厅的货栈，英勇奋战，直到它化为灰烬。没过几个小时，贝里克就从欧洲贸易中心的宝座上跌落下来，沦为今日依然可见的小海港。  
　　这次恐怖的行动镇压了苏格兰统治阶级的抵抗，珀思、斯特林和爱丁堡在爱德华国王的大军面前屈服了。在贝里克的惨祸之后，爱德华转而采取了仁慈宽宏的态度，欢迎并以各种手段力促苏格兰人归顺，可见他在不择手段方面比马基雅维里有过之而无不及。巴利奥尔交出自己的王位，苏格兰被置于英格兰的统治之下。但是，征服者象在威尔士那样，不仅加强外族统治，还推行他们的法制，二者都不得人心。苏格兰统治阶级败绩昭然，爱德华一世可能会自我安慰，认为大功业已告成。其实这仅仅是开始。人们常说，贞德是第一个在西方举起民族主义旗帜的人，但在她之前一百多年，就有一位逃亡的骑士从苏格兰西南部的避难所站出来，他体现了苏格兰的民族精神，领导苏格兰民族走向胜利。他就是威廉·华莱士。爱德华一世在法国作战有胜有败，还常常接到报告说，苏格兰的局势不断受到破坏，而在此之前人们一直认为那里是比较平静的。华莱士得到本民族的支持，他的民族同任何民族一样坚定顽强。他在这个基础上发挥了自己超群的军事才能。尽管当时国家十分贫困，统治手段落后，他却能把一群散漫而勇敢的人组成一支英勇无畏的军队，使它敢于以寡敌众，敢于胜利。这支军队的建制比较特殊，五人一组，十人一班，二十人一排，逐级而上，直至千人，各级均有一名长官。根据规定，凡违反任何一级长官之命者，均以死罪论处。这样，争取自由的斗争就从最底层有了保障。  
　　萨里伯爵韦尔尼是爱德华一世的北方指挥官。当苏格兰叛军的劫掠行径达到令人忍无可忍的地步时，他率领大军奔赴斯特林。一二九七年九月，他在坎伯斯肯尼思大教堂附近的斯特林桥头遇到了华莱士的军队。英格兰军队中有许多苏格兰人，其中一人提醒韦尔尼伯爵说，跨过河上狭长的桥梁到对岸摆开队伍是危险的。这位骑士说明了他算出的一些数据，简直不亚于现代的作战参谋。鉴于部队需要十一个小时才能全部过桥，他问道，如果敌人趁部队还没有全部过桥就袭击先头部队，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呢？他提到上游有个渡口，至少可以派一支侧翼部队在那里渡河，但韦尔尼伯爵根本不听。华莱士则密切注视着英格兰军队的过桥进度，在适当的时机以全部兵力猛扑过去，占领桥头，消灭了韦尔尼伯爵的五千先锋部队。韦尔尼随后撤离了苏格兰的大部分地区，他的要塞相继陷落，只能退守特威德河 [ 译者注：苏格兰南部的河流。 ] 一线。  
　　爱德华国王无力对苏格兰和法国同时作战，只好设法集中力量应付迫在眉睫的危机。他同法兰西国王进行了一系列谈判，实行多次停火，最后于一三〇三年缔结了《巴黎条约》。正式的和平拖延了几年才得以实现，实际上，一二九四年，爱德华一世与腓力的妹妹、青春年少的玛格丽特公主订婚，爱德华一世的儿子和继承人、生于卡那封的爱德华与腓力的女儿伊莎贝拉订婚，这两件婚事就已成了和局。两国王室的双重联姻使英法战争于一二九七年宣告结束。不过，由于教皇从中作梗，爱德华国王的婚姻以及和平直到一二九九年才最后正式得到确认。通过外交上的这些调解，从一二九七年底开始，爱德华一世就能够全力对付苏格兰人了。  
　　华莱士此时已是苏格兰的统治者。战争仍然在无情地进行着。一名可恶的英格兰税务官在斯特林桥头毙命，他的皮被割成一条一条，当作华莱士的剑缨。爱德华一世被迫停止在法国的战事，立即赶到出事现场，率领英格兰的全部附庸军队向苏格兰人进攻。他在一二九八年亲自指挥了福尔柯克战斗，战果同斯特林桥头之战截然相反。华莱士的军队已经进一步壮大，他采取守势迎敌。他没有骑兵，也没有弓弩手，但是对长矛兵的坚固的圆阵充满信心。这些长矛兵具有战死方休的顽强精神。打头阵的英格兰铁甲骑兵在长矛兵的迎击下败退下来，伤亡甚众。这时，爱德华将威尔士弓弩手调上阵来，安插在二线骑兵中间，集中射击苏格兰圆阵的某些环节。在箭雨纷飞之下，苏格兰人死伤过半，英格兰的骑兵踏着尸体打入缺口。苏格兰人的阵线一旦被冲破，长矛兵便立刻遭到无情的砍杀，一直被追杀到森林深处。华莱士和苏格兰军队再次隐藏起来，躲避追捕，忍饥挨饿，尝尽人间的困苦，可是仍然不放下武器。  
　　苏格兰人是不可征服的。到了一三〇五年，华莱士才被俘获，押往威斯敏斯特宫，在庄严的气氛中受审。他被吊死在泰伯恩绞刑架 [ 译者注：位于伦敦牛津街西端，一一九六年开始使用，直到一七八三年绞刑场易地为止。 ] 上，并且被剖腹分尸。但是，苏格兰战争却象一位编年史家所说的那样，“冬去春来，周而复始”。罗伯特·布鲁斯即将接过华莱士手中的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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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德华一世在晚年似乎是个孤独暴躁的老人。他身边的新一代已经成长起来，而他对他们既不熟悉，又无同情心。玛格丽特王后还很年轻，简直可以做国王的女儿，她常常站在继子女一边，反对国王。几乎无人敢于反抗老国王，但他在家庭里却得不到敬爱。  
　　曾经在一二九〇年要求继承王位的罗伯特·布鲁斯有个孙子，也叫罗伯特·布鲁斯。小布鲁斯靠他生来就有的权利和艰苦的斗争赢得了统治地位。在他的领导下，苏格兰人又拉开了战幕。他在边镇邓弗里斯的神圣教堂里会见了代表英格兰利益的苏格兰人首领。两位首领单独密谈，过了一会，布鲁斯一人走了出来，对他的随从说：“不知我是否确实杀死了红科明。”他部下的头目说了“我去看看”之后，又进入了这个神圣的大厦。于是，这个伟大的北方民族又有了武装保卫者自爱德华国王年事已高，但意志并末衰退。他在温切斯特宫中听到布鲁斯在斯科尼加冕登基的消息后，顿时怒不可遏。一三〇六年夏天，他发动一次战役，打败了布鲁斯。布鲁斯兵败之后逃到安特里姆附近的拉思林岛。据说，他在那里看到一个蜘蛛百折不挠地织网而受到鼓舞，那个蜘蛛也因此名垂青史。翌年春天，布鲁斯回到苏格兰。爱德华一世已经重病缠身，不能步行，也不能骑马，只是象一千年前的塞维鲁皇帝 [ 译者注：古罗马皇帝。 ] 那样，乘坐肩舆征讨顽强的苏格兰人，也象他那样死于行军途中。他在垂危之际还念念不忘苏格兰和圣地，谆谆嘱咐他的儿子把他的遗骨装在车里，让他随军讨伐苏格兰，另外再派一百名骑士带着他的心脏到巴勒斯坦去帮助收复圣地。但是，他那无能的继承人没有执行他的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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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德华一世是英国法制形成时期的最后一位伟大人物。他颁布的那些法规解决了社会秩序的问题，确定了封建领土法庭的权限，制止了法官确定的法律任意发展，制定了到十九世纪中叶仍然有效的财产法基本原则。这些杰出的立法活动为习惯法的应用范围划出了必要的界限，在不违反习惯法的主要原则的前提下，确定了它的最后形式。  
　　在政体方面，爱德华一世同样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使一些贵族和郡市代表组成的国会成为国王的伙伴，以取代旧时的大佃主法庭。到他统治的末年，这一制度已经得到巩固。起初，它缺乏实际内容，后来逐渐地充实起来。在他统治的整个时期里，这个制度受到有力的推动。他刚继位时，他父亲在位期间的尝试可能会带来任何一种后果，也可能会毫无痕迹地消失，可是到他统治的末年，这个制度已经成为英格兰的一种习惯和传统。从此，爱德华一世可能还没有听说过的“统治权”不再掌握在国王一人手中，也不在国王和贵族会议手中，而是由国王和国会共同掌握。  
　　不过，在政体方面也有潜在的严重问题，国会的权力和国王的权力之间的界线很不明确。虽然当时很快就确认，国王只能通过国会颁布法规，废除法规也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但国会尚处于幼年阶段，国王仍在统治中起着主导作用，因此他必然继续掌握多种界限还不明确的权力。枢密院根据国王一人的命令所颁布的法令是否也有法律效力呢？国王在某些情况下会不会以社会利益或王室利益为借口来践踏某项法令呢？国王和国会的权力发生冲突时，由谁作出公断呢？随着国会制度的发展，这些问题必然会提出来，不过要到斯图亚特王朝才能得到真正解决。  
　　尽管如此，联合王国强大的君主地位和国会制度已经有了基础。它们的继续发展和完善有赖于爱德华一世的直接继承人作出努力。那些慵懒无能的笨蛋、不切实际的空想家和喜欢冒险的年轻人破坏了不列颠岛上开始形成的统一局面，长期的内战和混乱状态引起的专制则妨碍了岛上各种制度的发展。但是，当你来到威斯敏斯特，站在刻有“打击苏格兰人的锤子爱德华一世之墓”这些字样的大理石墓碑前的时候，你所面对的就是不列颠生活、特点和声望的建筑大师的安息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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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班诺克本河畔之役
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1956-1958




　　爱德华二世的统治大可视为他父亲执政时代令人忧郁的尾声和他儿子统治时期的前奏。爱德华一世在年轻时代聚集的力量和赢得的威望，掩盖了他后来所走的下坡路。我们看到他的强盛时代，但也应该看到他的衰落时期。这位勇士打倒了西门·德·孟福尔，迫使威尔士人俯首听命。他是“打击苏格兰人的锤子”，他奠定了国会的基础，通过自己的立法活动博得了“英格兰的查士丁尼” [ 译者注：古罗马皇帝，伟大的立法家，为罗马法律制度作出过重要贡献。 ] 的光荣称号。他在垂暮之年同眼光短浅，满腹怨恨，日益重视本阶级利益的贵族进行斗争，虽然失败在即，却坚韧不拔。但是，人生自古谁无死？衰老和死亡迫使他把这场斗争交给儿子。他的儿子处境困难，根本无力获胜。  
　　一位强壮能干的国王吃力地承担过这副重担，继承他的是个行为乖僻的懦夫。后者倒也有些可爱之处，在马洛 [ 译者注：十六世纪英国剧作家。 ] 所著的悲剧中，他临死时说了几句美好的言词：  
　　　　告诉伊莎贝拉王后，

　　　　我在法国为她挥戈驰骋时，

　　　　并非这副模样，

　　　　曾把克莱蒙公爵打下马来。

　　历史没有把这一点从不幸的国王身上抹掉，不过史料中却没有提到战争和比武，而是介绍了爱德华对盖茅屋、挖沟和其他实用技术的兴趣。他喜欢划船、游泳和洗澡，不拘礼节地同谋臣来往。他的统治尽管薄弱，但从长远来看却有助于加强英国的力量。伟大的统治者已经去世，权杖也已折断，但在老国王统治时期已经活跃起来的英格兰民族，此时以更加迅速有力的步伐继续向前迈进。由于国会尚未占统治地位，国王法庭似乎是行使统治权力的中心。爱德华一世死后，贵族控制了这个由强大的贵族和能干的宫廷官员组成的权力机构，他们成立了一个代表贵族和教士利益的委员会，叫做“立法院”。这些新统治者仍然面临着苏格兰和法国的问题，但他们把矛头首先指向国王的宠臣皮尔斯·加维斯顿。此人是个漂亮的加斯科涅小伙子，受到国王的完全信任，他的意见举足轻重。他对国王百般顺从，而对朋友的自命不凡却丝毫不能容忍。贵族群起攻击皮尔斯·加维斯顿，爱德华二世和加维斯顿则骚扰苏格兰人，企图以此转移贵族的视线，结果没有成功。一三一一年，加维斯顿被流放到佛兰德。后来，他无视“立法院”的决定，又鲁莽地回到英格兰。由于“立法院”的逼迫，他逃到北方避难。为了追捕他，“立法院”不是诉诸战争手段，而是尽力建立自己的权威，占领城堡，控制法庭，并向军队发布命令，这些命令全部得到执行。加维斯顿被困在斯卡巴勒城堡里，不得已同敌人讲和。“立法院”的贵族同意留他一条性命，但是要把他监护起来。“立法院”的重要成员里克伯爵在达成斯卡巴勒协议时不在场，他带领其他贵族破坏了协议。他们在牛津郡的德丁顿打垮了警卫队，抢走加维斯顿，在沃里克附近的布莱克洛山砍掉了他的头。  
　　尽管“立法院”取得了这些胜利，王权还很强大，爱德华二世仍然控制着政府，只是受到“立法院”的一些限制而已。同法国的纠纷和苏格兰的战争仍然在继续着。为了挽回在国内的挫折，爱德华二世决意征服苏格兰王国。英格兰的全部军队都调动起来，前去进攻苏格兰。一三一四年夏天，一支强大的军队渡过特威德河，在爱德华二世有名无实而又令人无所适从的指挥下，向苏格兰军队所在地挺进。英格兰大军有二万五千人，其中至少有三千名全副盔甲的骑士和重甲骑兵。征集如此庞大的军队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要保证他们的给养则更加困难。苏格兰新的保卫者罗伯特·布鲁斯面临着英格兰的报复。苏格兰军队约有一万人，还象福尔克大战时那样，主要是长矛兵。长矛兵英勇顽强，无所畏惧，一旦进入阵地，则死战到底。布鲁斯感到，尽管长矛兵十分坚强，但他们在遇到弓箭手和铁甲骑兵的轮番进攻时，还是难以招架。于是他预先采取了巧妙而有远见的三条措施，显示出自己的军事才能。首先，他在选择阵地时，选中了两侧有茂密的森林作为屏障的地形；其次，他在阵地前沿挖了许多小圆坑，上面用树枝和草皮掩盖起来，以对付骑兵的冲锋，后来，弓箭兵在克雷斯战斗中也采用了这种办法；第三，他把人数不多而训练有素的骑士队伍留在身边作为机动部队，准备对付企图在侧翼发动进攻的敌军弓箭兵。安排就绪之后，他便静待英格兰人的进攻。  
　　英格兰军队非常庞大，后队向先头部队靠拢需要三天的时间，而能够布阵的空地只有两千码。正当这支大军在苏格兰军队阵前聚集时，另一个事件发生了。英格兰骑士亨利·德博亨率领一支威尔士步兵向前猛进，企图乘敌不备把困在斯特林城堡的英格兰人解救出来。布鲁斯及时赶到，插入德博亨的人马和城堡之间。德博亨同他单独对阵，他没有骑自己的高大战马，而是跨上一匹受过良好训练的普通坐骑应战。布鲁斯用战斧拨开德博亨的长枪，在众人面前将他一斧头砍死。  
　　六月二十四日上午，英格兰人开始进攻了。密密麻麻的重甲骑兵冲下山坡，乱哄哄地涌过班诺克本河，向对面山上的苏格兰圆阵杀将过去。许多战马陷入阵前的圆坑，队形大乱，但他们还是冲到了苏格兰长矛兵面前，和他们拼命厮杀起来。“当两军开战后骑士的战马冲入苏格兰人的枪林时，长枪打落在地的铿锵声和战马中枪倒地的凄叫声响成一片。双方混战了一阵。”两边都不肯撤退，全线的战斗持续了很久。强大的弓箭兵部队无法发挥威力，他们采取征服者威廉在黑斯廷斯战斗中用过的方法，把箭射向空中，可是杀伤的多半是自己人。后来，一批弓箭兵调到了苏格兰人的左侧。布鲁斯已经采取有效的措施，他的骑兵部队极其敏捷地打击弓箭兵，把他们赶回待命出击的大批人马之中。英格兰大军已经有些混乱。它的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地调上阵地，混乱随之加剧。最后，布鲁斯军中的后勤人员出现在英格兰人右侧的山头上，一边挥动旗帜，一边呐喊，造成英格兰人的全线撤退。爱德华二世和他的大批禁卫军抢先撤退，顷刻之间，撤退变成了大溃退。苏格兰圆阵中的士兵冲下山来，没等英格兰人退过班诺克本河，便把他们杀得尸横遍野。英国骑士从来没有在一天之内死过这么多人，即使在玫瑰战争的陶顿战役中，也没有遭受过如此惨重的损失。苏格兰人说，他们杀死和俘虏的英格兰人有三万之众，竟然比英格兰大军的总数还多。但不管怎样，他们主要是依靠长矛兵消灾了骑兵和弓箭兵组成的强大军队，这应该视为战争史上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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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国家的漫长历史中，常有贤明的统治者遗患后世，而懦弱无能的君主有时却铺平前进的道路。这次，无休止的权力之争有了新的格局。在宫廷长期任职的官员掌握着日益扩大的势力，有时甚至颇有权威。当国王控制在他们手中或者国王的政策和个性不能压服他们的时候，这种趋势就更加明显，因此也更加有害。封建贵族已经成功地打击了王权，他们此时认为，宫廷官员是他们的绊脚石，但对于日益扩展的国家生活显然是必不可少的人物。贵族的祖先不能废除王位，而他们自己更不能撤消宫廷官员的职务。他们的行动趋势是要控制宝贵的官僚机器。在十四世纪的那些年代里，他们设法获得任命宫廷主要官员或监督任命这批官员的权力。后来，汉诺威王朝的辉格党贵族将这个权力夺到手中。  
　　 “立法院”控制了国王法庭，可是它不久便发现，还有许多重要权力不在它的手中。当时，国王不仅有名义上的统治权，而且还有实际统治权。国王的署名、文件上的玉玺印记或者某个官员签发的令状，都是法庭作出裁决、军队出击和刽子手行刑的依据。爱德华二世被废黜的主要罪名之一，就是他未能行使统治国家的使命。在执政初期，他给予宫廷官员过大的权力。“立法院”认为，统治大权已经从国王法庭落入“内政部”的宫廷集团之手。国王依靠由他的宠臣和不可缺少的官员组成的内政部，处理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小至购买王宫使用的皮管，大到发动欧洲大陆战争。在这个精心挑选的小集团之外，粗暴傲慢而实力雄厚的贵族在气急败坏地四处窥探，企图伺机夺得一些权力。这个行动着实惹人恼怒，它好比登山一样，刚到山顶又看到新的高峰。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在那古老的时代才有这种事情。最高统治权集中到极少数人的手里，实为古今之必然，否则便无所谓统治权了。当这种权力被惊人的弊端所歪曲，被战场上不光彩的败绩所玷污时，垂涎此权者显然有机可乘，尤其是立法院的许多成员谨慎地躲避了班诺克本河畔战役，把惨败的罪责全部推卸到国王身上。  
　　双方势均力敌。冒犯神圣的国王是弥天大罪，因为整个教会向来依赖国王。目空一切而又自私自利的贵族应该记住，在全国的大部分地区，者百姓有许多不平之事要申诉，他们自征服者威廉时代以来一直把国王看作反抗贵族压迫的保护人。首先，法律和习俗对贫富各个阶层有同样的束缚力，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如，有的地方在太阳落山后没有人家点灯。贵族在威斯敏斯特或许能够猛烈抨击国王，但是，国王如果带着他的禁卫军和王徽到威斯敏斯特或希罗普郡，发表自己的意见，骑士和弓箭手就会聚集到他的毫下。  
　　在这种均势中，国会站在哪一方是极为重要的。有关中央行政集团活动的案件，必须在代表国家的机构面前受到审理，尽管这个代表机构很不完善。因此，在爱德华二世统治的不祥时期，王室和贵族都在国会中或通过国会进行斗争，这种斗争加强了国会的权力。爱德华二世在位期间，国会至少开了二个五次会议。它没有动议权，也不能决定政策，而且苦于国王和贵族之间的勾心斗角，议员中的许多骑士和市民代表不过是这一派或那一派的走狗而已。尽管如此，它还是能够时常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爱德华二世的时代非常有利于国内第三种力量的发展。这种力量将同国王的力量或贵族的力量有根本区别。  
　　爱德华一世的侄子托马斯·兰开斯特是贵族反对势力的领袖。关于他的长处没有什么记载。他曾经长期间苏格兰人勾勾搭搭，图谋不轨。他带领贵族将加维斯顿迫害致死。他虽未直接策划处死加维斯顿，却从此受到爱德华二世的极端仇视。在班诺克本河畔惨败之后，爱德华二世落入托马斯和其他立法院成员的控制之下。托马斯一时成为英国的首要人物。不出几年，立法院的稳健派便对兰开斯特的无能和政府的虚弱状态非常反感。他们和保皇派联合起来，把他赶下权力的宝座。这股以彭布罗克伯爵为首的中间势力的胜利并来博得国王的欢心。彭布罗克伯爵和他的朋友努力加强现有法令的效力，并对宫廷机构作了重大改革，企图比兰开斯特干得出色。  
　　爱德华开始建立保皇势力，该势力的首领是德斯彭索父子，名字都叫休。他们是贵族，领有威尔士的边界地区。由于有幸和克莱尔家族联姻以及博得国王的宠爱，他们在贵族的嫉妒眼光之下，战战兢兢地踏入权力中心。他们私心膨胀，而且国王对小德斯彭索百般宠信，贵族见之咬牙切齿。威尔士边界地区的贵族对他们更加恨之入骨，因为他们在威尔士南部野心勃勃，盛气凌人，搅得四邻不安。一三二一年，威尔士边界地区的贵族和兰开斯特集团挽起手来，企图赶走德斯彭索父子。爱德华立即将他们召回，首次表现出当机立断的能力。他以迅速的行动，首先打败边界地区的贵族，翌年在约克郡的博罗布里奇粉碎了以兰开斯特为首的北方贵族力量，将兰开斯特斩首示众。这一行动引起了人们的异常反应。据说在兰开斯特的墓前发生了奇迹。许多同时代的人认为，他的死刑使他成为由于反对国王压迫而献身的烈士。  
　　德斯彭索父子和爱德华二世国王似乎达到了权力的顶峰，但是，一场残酷的、典型的古代悲剧即将发生。边界地区的贵族罗杰·莫蒂默被国王俘虏后，设法逃到法国。一三二四年，法王查理四世乘加斯科涅发生内部纠纷之机夺取了这个公国，只有沿海的狭长地带未能到手。爱德华二世的妻子、人称“法国母狼”的伊莎贝拉，看到爱德华二世宠幸休·德斯彭索，怒火中烧，便托辞要到法国同她哥哥查理谈判，争取收复加斯科涅公国。她到法国以后，同流亡在法国的莫蒂默结成盟友，并成为他的情人。她把她的儿子爱德华王子从英格兰接到法国，要他代表加斯科涅向法王表示效忠。这位十四岁的王子是王位继承人，把他抓在手里，就可以使反对爱德华国王的活动合法化。年轻的太子一到手，伊莎贝拉和莫蒂默便率领一大批流亡者入侵英格兰。爱德华二世的政府不得人心，摇摇欲坠，所以伊莎贝拉不久即获全胜。胜利后她和莫蒂默胆子更大了，企图废黜他，结果引起一场大屠杀。狂怒的风暴席卷大地，英格兰政府的重要人物个个难逃厄运，德斯彭索父子也遭到逮捕，双双上了绞刑架。爱德华二世死得更惨。他囚居伯克利城堡，在那里被人以骇人听闻的方法不留痕迹地杀害了。当炽热的铁条插入他的腹腔烧焦肠子的时候，惨叫声传到监狱之外，回荡空际，久久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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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苏格兰与爱尔兰
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1956-1958




　　爱德华二世统治时期的败绩对不列颠群岛的统一产生了长期的影响。班诺克本河畔之役使武力合并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可能性成为泡影。在爱尔兰海彼岸，在撒克逊－诺曼底人的统治下建立巩固的爱尔兰的设想也不过是一枕黄粱。残酷的苏格兰战争在不列颠南北之间造成的隔阂，几百年之后也无法消除。从一二九六年爱德华一世进攻贝里克时起，军事斗争在二十七年里连续不断。到了一三二三年，罗伯特·布鲁斯终于同爱德华二世讲和。即使在讲和之时，布鲁斯的苏格兰国王地位也没有得到正式承认。他在爱德华二世死后，于一三二八年签署了《北安普敦条约》，国王的头衔和国家的完全独立地位才获得承认。一年以后，苏格兰的这位救世主离开了人世。  
　　在中世纪骑士界最著名的传说中，提到了忠实地跟随布鲁斯战斗二十年的“黑”道格拉斯——詹姆斯爵士。他带上主人的心脏，要把它埋葬到圣地，途经一个西班牙港口时，他响应骑士界的突然召唤，参加了同摩尔人 [ 译者注：公元八至十三世纪进入并统治西班牙等地的柏柏尔人。 ] 殊死斗争的基督徒行列。他向异教徒冲去，把装着布鲁斯心脏的银匣子投入两军混战的战场。“按照你的意愿前进吧，勇敢的心！只要我一息尚存，就跟随着你！”可是当胜利在望时，他却倒下去了。弗罗萨特 [ 译者注：法国编年史家兼诗人(一三三七－一四〇五)。 ] 撰文记述了这件事情，艾敦 [ 译者注：苏格兰诗人(一五七〇－一六三八)。 ] 为此事赋诗一首，多少世代以来，苏格兰儿童每当听到“英雄的詹姆斯勋爵”的故事，无不欢欣鼓舞。  
　　布鲁斯的崇高威望及其随从的忠诚所起到的作用，相当于把英格兰统一起来的制度和传统所产生的力量。他死后，王位传给年仅六岁的儿子戴维二世，使苏格兰又在另一个年幼的君主统治之下备受灾难的折磨。苏格兰的王权常常受到平原地区贵族和高原地带首领的威胁，此外还有其他不利因素中。“红”科明的亲戚从来没有忘记布鲁斯杀害科明之仇，一直企图进行报复。曾经支持巴利奥尔的贵族均被布鲁斯的追随者剥夺了他们的领地，他们一直梦想在英格兰人的支持下收复这些领地。戴维二世在位四十二年，其中有十八年是在国外度过的。在他的代理人同巴利奥尔派进行的长期战争期间，他在法国避难。回国后，他丝毫没有显示出他父亲的才能。他对法国的忠诚促使他入侵英格兰。一三四六年，他在达勒姆郡的内维尔克罗斯战败被俘。他在狱中度过了十一年，后来被赎出狱。为了这笔钱，苏格兰被搜刮一空。继承戴维二世的是他的侄子皇廷总监罗伯特，从他开始，以后的几代国王就没有多少名望了。  
　　许多世代以来，斯图亚特家族的人一直担任着皇廷总监这个世袭官职，他们的族姓就是根据“总监”二字的谐音得来的。他们的王位继承权是合法的，但他们没有博得苏格兰人专一的忠诚。斯图亚特王朝最初的两代国王是罗伯特二世和罗伯特三世，他们继位时都是性格软弱的老年人。国事主要掌握在把持政务会和分散在各领地的权贵手里。在十四世纪的其余年代和十五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苏格兰四分五裂，不会对英格兰构成威胁，对她的多年盟友法国也不会有多少帮助。获得统一的英格兰在英法战争之后本来可以乘虚直入苏格兰，无奈她在十五世纪中叶已被玫瑰战争拖得疲惫不堪。  
　　两国的王位合二而一显然是恰当的解决方法。可是，英格兰在几代国王的统治期间未能以武力实现统一，苏格兰人的自豪感又振奋起来，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一个优秀苏格兰人的标志，就是仇视英格兰。心怀不满的贵族可能会接受英格兰的帮助和金钱，普通百姓却坚决不向任何形式的英国统治低头。苏格兰人由于取得班诺克本河畔战役的胜利，以后在英格兰人面前尽管屡遭失败，却并不绝望，更不考虑投降。  
　　话到此处，最好还是将苏格兰历史深究一番。斯图亚特王朝时运不济，灾难不断。伟大的金雀花王朝在制服英格兰封建势力时所依靠的制度，是斯图亚特王朝无法建立的。罗伯特三世将他的儿子、后来的詹姆斯一世送到法国求学。一四〇六年，詹姆斯在弗兰博罗岬角 [ 译者注：在约克郡海岸。 ] 为英格兰人所俘，押解到伦敦，时年十二岁。过了一个月，罗伯特国王去世，苏格兰的王位从此空缺了十八年。后来，英格兰政府同意苏格兰赎取詹姆斯，将他放回苏格兰。铁窗生活非但没有吓倒詹姆斯，反而使他情不自禁地羡慕英格兰君主的权力和地位，因此他一回到苏格兰就努力加强自己的君主地位。他在十三年的有效统治期间，无情地制服了苏格兰的贵族阶级，让他们尝到了他的厉害。他还镇压了他在奥尔巴尼家族里的几个表兄弟，这个家族曾经趁他不在国内的时候掌理朝政。他还粉碎了“海岛勋爵” [ 译者注：苏格兰的世袭封建爵位。 ] 要独立的企图，这个勋爵颇有实力；控制着苏格兰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和赫布里底群岛。在这些过程中，詹姆斯杀了许多人，没收了大量的土地。最后，一些愤怒的诸侯决定进行报复。一四三七年，他们借机杀了詹姆斯。苏格兰权力最大的国王之一还没有完成他的使命，就这样一命呜呼了。  
　　王位再次传给一个幼童，即年仅七岁的詹姆斯二世。在詹姆斯二世的幼年时期，苏格兰不可避免地陷入动荡不安的局面。他长大以后，成为颇得人心的有力统治者。他能够达到这个地步，确实需要一番才能，因为布鲁斯的忠实骑士“黑”道格拉斯的后代已经十分强大，对国王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由于从巴利奥尔的支持者手中没收许多领地，“黑”道格拉斯家族控制着苏格兰西南部，东部的辽阔地区则由他们的亲戚“红”道格拉斯家族统领。他们还巧妙地利用了他们同北方部族和盟邦的友好关系。更主要的是，他们为自己提出了继承王位的要求，而且得到一些人的承认。  
　　一百多年以来，道格拉斯家族是苏格兰的重要保卫者之一。它的一名成员是奥特本 [ 译者注：英格兰诺森伯兰的一个村子，一三八八年苏格兰军队在道格拉斯伯爵的指挥下，在村外半英里处打败了英格兰军队。 ] 战斗中的英雄，一直为切维蔡斯 [ 译者注：上述战斗的地方。 ] 歌谣所传诵。他们不断在国内和与之有联系的英格兰宫廷策划阴谋，因此激怒了血气方刚的国王。一四五二年，年仅二十一岁的詹姆斯国王将“黑”道格拉斯请到斯特林。道格拉斯得到安全返回的保证，前往赴约。詹姆斯国王一气之下亲手刺伤了他，国王的侍从随后结果了他的性命。然而，杀死道格拉斯家族的首领并不能消灭这个家族，詹姆斯国王受到道格拉斯的弟弟和亲戚的进攻。直到一四五五年，詹姆斯才取得最后胜利。他烧毁道格拉斯家族的城堡，洗劫他们的领地，将这个家族的主要人物赶过英格兰边界。他们在英格兰生活多年，在英格兰国王的支持下策划了一系列阴谋，使斯图亚特王朝不得安宁。  
　　詹姆斯二世达到了权力的顶峰，可是斯图亚特王朝好景不长。一四六〇年，詹姆斯乘英格兰发生内战之机，包围了被英格兰占据的罗克斯巴勒城堡。他对大炮和火器有着特殊的兴趣，在视察一门旧式攻城炮时，这门炮突然爆炸了，他被一块飞起的碎片击中毙命，时年三十岁。年仅九岁的詹姆斯三世继承了王位，他是一百年里的第四位幼年登基的苏格兰君主。他长大以后，作风平易近人，酷爱音乐，对建筑也感兴趣。但是，他没有前两代国王那样的治世之才。他执政的时间较长，一直延续到都铎王朝。在他的统治朋间，政局动荡，内战迭起。他同丹麦国王的女儿结婚时，从嫁妆中得到了奥克尼群岛和设得兰群岛，使苏格兰的版图成为圆形，这是他的最明显的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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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格兰运用政治手腕在苏格兰造成的分裂局面，由于苏格兰君主的不幸遭遇而历久不变，然而它并不是苏格兰虚弱不堪的唯一根源。苏格兰有不同的民族、语言和文化，高原地区和平原地区并非只有地理上的差别。平原地区是封建世界的一部分，除了西南部的盖洛韦之外，普遍讲英语，高原地区的社会制度比封建制度还要原始。在平原地区，苏格兰国王是大封建主，而在高原地区，他只不过是松散的部落联盟的首领。由于同撒克逊－诺曼底贵族和古代的克尔特国王有血缘关系，他显然受益不小。毫无疑问，布鲁斯家族是阿尔弗烈德大王的后裔，也是九世纪苏格兰的第一个国王肯尼思·麦卡尔平的后裔。斯图亚特王室成员比较令人信服地宣称，他们是与麦克白 [ 译者注：苏格兰国王，死于一〇五七年，莎士比亚根据他的经历编写了著名的悲剧《麦克佩斯》。 ] 同时代的班科的后代。在爱尔兰的英雄传奇中，这些王孙的谱系一直上溯到克尔特人的时代，古代的神圣光彩为这些王孙增添了无限的光辉。即使在那些缺乏顺从和忠君精神的时代，对于高原地区或平原地区的所有苏格兰人来说，国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物，他受到普遍的崇敬。此外，凡是和王族有血统关系的人，即使行为不轨，也可以获得宽恕。  
　　不过，这种崇敬并不是有效的统治工具。苏格兰的领地制度没有象英格兰的国会那样为各阶级的联合提供条件。在法律上和实际生活中，苏格兰封建主的权力远远超过英格兰的封建主。国王的司法权只能管辖苏格兰一小部分地区，他的许多法官不是封建制度的有力对手。当时还没有相当于英格兰地方法官的职务，更没有金雀花王朝在艾尔的那种高级法官职务。  
　　在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封建法律本身也在同原始的部落法进行着斗争。高原地区首领的领地和权力在形式上可能属于国王，所以他们也许会成为封建大佃主，但实际上他们拥有权威是由于部族民众的忠心拥戴。象戈登大家族那样的高原部族首领，也是附近平原地区的封建主。在西部地区，刚刚崛起的坎贝尔家族根据需要扮演着双重角色，他们将在后来发挥重大的影响。  
　　同时，在二百多年的政治动荡中，苏格兰农民和节俭的市民一直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形成了国内真正强大的力量，尽管他们的领主或主人之间不断发生冲突。教会努力修补各方势力之间的裂痕，许多优秀的主教和牧师使中世纪苏格兰年鉴放出夺目的光彩。十五世纪，苏格兰建立了圣安德鲁、格拉斯哥和阿伯丁三所大学，而英格兰直到十九世纪才有两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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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世纪的爱尔兰一直使研究英语民族史的人们迷惑不解。爱尔兰位于不列颠群岛的西部，这里有欧洲最早的基督教团体。当野蛮的日耳曼人在英格兰肆意横行时，这里已经有了传教活动和修士的学术活动。可是，爱尔兰直到十二世纪才发展起具有约束力的封建国家体制，而这种体制在其他地方已经开始逐渐得到发展。一些部族的族长控制着一个讲盖尔语的乡村公国联邦，他们自称为这些公国的“国王”。在他们之上有“最高国王”，他住在塔拉。塔拉不是都城，而是一座圣山，上面有远古时代的工事。到公元一〇〇〇年为止，“最高国王”一般是北方强人的奥尼尔家族的成员。“最高国王”没有真正的中央权力，只是为家族争端作最后裁决，爱尔兰也没有可以作为行政权力中心的城镇。  
　　爱尔兰在遭受英格兰长期干涉的惨痛历史之前，已经受过斯堪的纳维亚入侵的打击和折磨。虽然北欧人把它劫掠一空，破坏它的传统和习俗，但爱尔兰还是爱尔兰。北欧人首先建立了都柏林、沃特福德、利默里克和科克等城镇。自从伟大的布赖恩·博勒废除了奥尼尔家族的最高国王继承权以后，最高国王的地位便引起了争议。一〇一四年，布赖恩·博勒在克朗诺夫战斗中打败了丹麦人，自己也不幸身亡。有些歌谣对他表达了无限的哀思。一百五十年以后，他的继承人伦斯特 [ 译者注：爱尔兰东南部地区，包括都柏林、卡洛和基德尔等地。 ] 国王由于斗争失败逃到阿基坦，在亨利二世的宫中避难。他获准在亨利的撒克逊－诺曼底骑士中招兵买马，这个决定影响到爱尔兰的命运。一一六九年，第一批撒克逊－诺曼底人侵入爱尔兰。  
　　侵略者中有许多诺曼底人，也有许多威尔士人，讲法语的人是首领，威尔士人则是小卒。他们的统帅是号称“强弓”的彭布罗克伯爵理查德·德·克莱尔。甚至现在，从许多普通爱尔兰人的名字中仍可看出，他们是威尔士血统。首领当中也有佛兰德人，但所有的首领都是统治西欧的高级封建社会的代表者，这个社会已经征服了从威尔士到叙利亚的广大地区。在军事技术方面，爱尔兰人无法与后来者相匹敌。“强弓”与伦斯特国王的女儿结婚之后，也许能够象征服者威廉在英格兰、罗杰在西西里和十字军在地中海东岸那样，建立起新的爱尔兰封建王国。可是，“强弓”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也不知道他的君主、警觉的亨利二世会抱什么态度，于是他把征服的地区献给亨利国王。一一七一年，亨利二世到他的这块新属地稍事停留，接受新附庸的朝拜。教皇在大权逐渐恢复之后，对爱尔兰教会的长期独立地位一直感到不满。一一五五年，教皇发表训令，把统治爱尔兰的权力授予英格兰国王。当时的教皇是艾德里安四世，他是英格兰人，也是担任教皇的唯一英格兰人，因此他的决定无论从宗教利益还是从实际利益的角度看，都不足为奇。怎奈领有英格兰以及法国大部分地区的君主无暇顾及爱尔兰事务，把它留给人们称为“征服者”的诺曼底冒险家去处理。这是后来世人常见的手法。  
　　在亨利二世巡视爱尔兰之后的一个世纪里，撒克逊－诺曼底人的扩张活动达到了顶点，爱尔兰的大部分地区处于入侵骑士的直接控制之下。这些骑士中有菲茨杰拉德家族的祖先——温泽的杰拉尔德。这个家族的分支有基德尔伯爵的世代爵位和其他许多地区的爵位，将长期统治爱尔兰中部和南部的广大地区。骑士中还有著名的英格兰国务大臣的弟弟和北爱尔兰伯爵的祖先威廉·德·伯格，也有约翰国王的男管家西奥博尔德·沃尔特，他是奥尔蒙德的巴特勒大家族的奠基人。这个家族的名字“巴特勒”是根据他的官职名称“男管家”的谐音而定的。不过，在爱尔兰没有统一的殖民拓居活动。在北欧人建立的东部和南部沿海城镇里，英格兰确立起自己的权威，国王的令状在都柏林周围的许多地区畅通无阻。首都周围的这些地方以“栅栏”著称，意即防护圈，外边是封建诸侯的势力范围，再远就是尚未征服的爱尔兰西部未开化的地区了。爱尔兰居住着两个民族。他们之间保持着不稳定的平衡。十三世纪末，爱尔兰产生了国会，两个民族的矛盾进一步深化。国会里没有爱尔兰当地人，它只是爱尔兰的英格兰人国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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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克逊－诺曼底人入侵后没过几代人的时间，爱尔兰的酋长们就从新的军事技术的冲击下清醒过来。他们雇佣外国人帮助作战，起初主要是雇佣苏格兰西方群岛的北欧－克尔特人。这些雇佣军是可怕的“盖洛格拉斯”，“盖洛格拉斯”在爱尔兰语中是“外国走卒”之意。在这些手持战斧的凶猛斗士支持下，酋长们为盖尔语民族夺回了爱尔兰的大片土地，如果他们不发生内讧，收复的失地可能会更多。  
　　在此期间，爱尔兰的许多撒克逊－诺曼底贵族在精神上发生了变化。这些大封建主常常向往盖尔族酋长的那种独立地位。他们也可以是英格兰国王的臣民，或者象他们新结交的克尔特盟友那样，成为独霸一方的诸侯。他们常常与这些新盟友联姻。英格兰再也没有什么人移居爱尔兰，只有一些英格兰领主与爱尔兰的一些女继承人结婚，可是他们婚后也不住在爱尔兰。英格兰－爱尔兰贵族阶级渐渐地产生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被自己所居住的地区同化，并且同爱尔兰的盖尔族农民一样，对伦敦的统治很不耐烦。  
　　假如英格兰国王经常巡视爱尔兰，或者定期派遣亲王驻守那里，这两个国家就会紧密而体面地结合在一起。实际上，每当英格兰国王强大的时候，英格兰的法律就得到加强，否则就会造成克尔特人据地争雄的混乱局面。约翰国王两次心血来潮地前往爱尔兰，将争斗不休的诺曼底贵族和爱尔兰酋长置于他的监护之下。爱德华一世没有到过爱尔兰，但当时英格兰在那里的权威却不断加强。以后，盖尔人又复兴起来，苏格兰人的光辉榜样对他们起了作用。班诺克本河畔大战的胜利者的兄弟爱德华·布鲁斯，应爱尔兰酋长中的亲戚的邀请，率领一支久经沙场的苏格兰军队到达爱尔兰。一三一六年，他加冕为爱尔兰国王。可是，胜利犹如过眼云烟，他尽管有兄弟布鲁斯的援助，却终究不免在敦达尔科战败身亡。  
　　爱尔兰在一个苏格兰人王朝的统治下也无法摆脱英王的控制，未能获得独立。但英格兰在军事上的胜利并不等于它在法律、习俗和语言方面的胜利。盖尔人的反抗日益加剧，北爱尔兰的奥尼尔家族逐渐控制了蒂龙。北爱尔兰的德·伯格伯爵封号于一三三三年在一个小姑娘手里中断，北爱尔兰和康诺特的封建制度至此被公开抛弃了。根据封建法律，她继承了前人的一切，并受国王的监护，应该嫁给他所指定的人。实际上，她嫁给了爱德华三世的次子、克拉伦斯的莱昂内尔。可是克尔特法律规定，妇女不能继承酋长的地位。于是，德·伯格家族幼支的主要男子便“成了爱尔兰人”，夺取了可以继承的一切，将族名改为伯克，或者以该族的祖宗命名，叫做麦克威廉家族。他们公然无视北爱尔兰和康诺特的政府。在西部的省份，法语和爱尔兰语并用，只是不用英语，英格兰的权威在这些边远地区荡然无存。  
　　为了保持“栅栏”地区及其周围英格兰－诺曼底人领地的英格兰特点，十四世纪中叶召开了一次国会。这次国会的目的是防止英格兰人“爱尔兰化”，强迫在英格兰控制的地区居住的爱尔兰人适应英格兰人的习惯。这次国会制定的法令没有什么实际效果。在“栅栏”地区内，早先的诺曼底殖民者紧紧抱着自己的特权地位不放，反对钦差大臣把“纯爱尔兰人”置于英格兰法律和制度保护之下的各种企图。此时，大多数爱尔兰地区均不在“栅栏”之内，不是处于同钦差大臣没有联系的土著酋长控制之下，就是掌握在象两支菲茨杰拉德家族那样的诺曼底世袭统治者手中。这些统治者是伯爵，也是酋长，哪种身份合适就采用哪一种。由于英格兰的威权，爱尔兰既没有形成土著的统治中心，也没有形成诺曼底人的统治中心，而迁居伦敦的“爱尔兰君主”又不能提供另一权力中心，甚至不能防止他的殖民者与当地人混杂起来。到了都铎王朝，爱尔兰的混乱局面为再度征服提供了条件。爱尔兰再次被迫接受英格兰的王权，蒙受了深重的苦难。从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开始，苦难之中又增添了宗教信仰方面的致命分歧。

showcraft

他同丹麦国王的女儿结婚时，从嫁妆中得到了奥克尼群岛和设得兰群岛，使苏格兰的版图成为圆形，这是他的最明显的政绩。

这句评价，还是挺伤詹三的自尊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