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木匠

辛子陵的书没有看过，这里转的是全部吗？

争当国际共运二把手，最值得一说的应该是毛访苏，和斯大林谈崩的那件事。毛要和斯大林谈谈怎么指导他分片包干的那大半个世界的革命运动，隐含着就是指责老斯原来的路线是错误的。

结果老斯大概正因为毛派了安娜老太婆去苏联并转道欧洲散发《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也是隐含指责共产国际也就是老斯错误的意思——而龙颜不悦，把安娜老太抓起来当美国特务，还指令要ZG把决议的翻译者李敦白也当美国特务抓起来。

老斯决计要敲打敲打这个刚封的二把手，就是不和老毛谈世界革命战略问题，仅仅谈两国问题。把毛憋得两个星期拉不出屎。

同时老斯故意直接指令小金动手，等箭在弦上，开战之前才要小金通知毛，要毛来接盘，让毛体谅体谅谁才是指挥者。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后来具体备战及开战计划ZG方面一概不知，小金来以后，毛看到理应自己承包指挥的事情自己居然被晾一边，当然不高兴，才有谈判中止，紧急请示老斯。

毛以后就知道老斯的厉害，不再顶撞，顺着老斯的指挥走。后来等小金正式求救，毛立即起草了那个10月2日电报，甘愿马前卒的表态淋漓尽致。这才有以后老斯全权交毛处理韩战的后文。

天马行空

社会也就包括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撒  呵呵
天马行空 发表于 2011-12-22 11:00
这两大阶级要有“普遍共识”，不搞笑么！

现在没有  不代表以后永远没有   呵呵   这只是本书的前半部  还漏发和重发了几章  后半部还没发

天马行空

第五章  根据斯大林意见建立一党专政的政治体系

毛泽东骄傲了。他再没有初入北京时暗暗叮嘱自己不能做李自成那种临深履薄的谨慎。抗美援朝的胜利和斯大林的去世使他觉得自己是当今世界第一强人，只要他下决心，挥巨手，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情。他要凭藉中国这个历史大舞台，率领他的六亿子民再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谁要说三道四，谁要制约他，谁要阻拦他，谁要反对他，他就准备和谁决裂，不管是老朋友老战友，党外人士还是党内同志。他的老朋友梁漱溟先生为农民说了几句话，他在1953年9月17日政协会议大庭广众之中，出言失态，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就是这种心态的充分表露。他指责梁漱溟“班门弄斧”，觉得自己才是最了解农民的。但他了解的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代的农民，至于土改以后分得了田地的农民的理想和追求，忧虑和担心，他并不真正了解，至尊的地位把他和农民远远地隔开了。在以后的几年里，恰恰在毛泽东认为自己最了解、最熟悉的三农领域—农民、农业和农村，他栽了大筋斗。

毛泽东为了贯彻自己的农业合作化思想，1952年11月12日作出决定：在省委、中央局和中共中央建立农村工作部，专管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中央农村工作部1953年2月成立，调邓子恢任部长，陈伯达、廖鲁言为副部长。邓子恢是福建龙岩人，早年留学日本，是中共党内少有的大知识分子，又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树红旗时的早期追随者，长期做农运工作和根据地政权建设工作，对农民有深刻的了解。

1953年4月3日至23日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邓子恢作了长篇总结报告，提出许多重要的政策思想：

1、        影响农民生产情绪的是怕“共产”，目前农村中不少地区存在着程度不同的紧张情况，就是农民不安，怕“共产”，怕“社会”，怕露富，这种情况对我们是不利的。现在的方针是把农村安定下来，巩固我们党在农村中已得到的阵地。不安，基本是中农问题。从东北黑龙江的材料看，生产积极性高，扩大生产的占24%，缩小生产的占13%，而维持现状的占63%。24%是贫雇农，土改后仍未上升到中农。13%是富裕中农、富农与土改前的地主之类。而问题的关键是那63%，他们是中农，他们多少有些顾虑，不敢放手经营，是现状维持派，也不缩小，也不发展。中农不安的，有顾虑，对我们的政策不摸底，不了解什么是“共产”，什么时候“共产”，必须使他们安定下来，否则就不能够巩固党在农村中已经得到的阵地。

2、        互助合作反对一哄而起，主张慎重稳进。毛主席说要10-15年甚至更多一些时间，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问题要跟县委书记、县长们讲清楚，他了解这个过程就不急了。我们的前途是集体化。。。。现在是个体农民占优势，互助组的组员、合作社的社员也还是小私有者，小私有者有保守性，不能不照顾。如果急躁冒进，那就不仅单干农民不加入互助合作，而且还会影响互助组合作社的巩固。参加互助合作是为了多生产、多收入。组员社员都是小私有者，如果加入以后，生产不好，或者生产多分得少，他们就不来，就是打耳光也不来，耳光打了思想是打不丢的。虽然经过了土改，土改时农民是拥护共产党的，因为他们从共产党手里得到了土地。但土改后，互助合作搞不好，对他们不利，他们怕吃亏，当然就不来了。这我们不能怪他们。

互助合作是一个群众运动，必须按照群众运动的发展规律办事，由小而大，由少到多，由点到面，由低级到高级，发展一步巩固一步，有阵地地前进，绝不能一步迈进，一哄而起，一哄而起者必将一哄而散。互助合作关系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的根本问题，必须慎重稳进。

3、        必须把改造农民小私有制与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所有权分清楚。对农民私有制这个问题，必须逐步去解决，不能过急。分了土地给他，就不能随便被剥夺了，必须依法保障这种所有权。必须把逐步改造农民小私有制与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所有权分清楚，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弄不清，就会造成群众恐慌。改造农民私有制是总方向，决不能动摇的，但不能说横竖将来要归公，就随便去侵犯农民的土地及其他私有财产。

4、        限制富农发展，允许富农存在。一条是组织起来，互助合作，过渡到集体化的道路，另一条是让富农泛滥发展的道路。两条道路我们走哪一条？我们走前一条，这是总路线。但今天的问题是既要限制富农发展，又要允许富农存在，不能说不允许富农存在，而且完全不让富农有一点发展也是不可能的，富农发展一点不要害怕，总的方针是限制富农发展，这个是决不能犹豫决不能动摇的。这个改变了，那么进到社会主义就不可能，但又不能完全杜绝富农某种程度的发展。这是矛盾的。在这方面掌握起来是要很艺术的。

5、        有条件地允许“四大自由”
雇佣自由的口号可以提，是不是雇工会有增加呢？当然可能，但今天是有没有人敢雇工的问题，而不是雇工的人很多。对雇工的工资问题，雇工的各种待遇问题，当然不是允许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自由，这个自由是有条件的。

今天要提倡自由借贷。农民要借钱。。。。。规定几分利就是高利贷，几分利不是高利贷，用意是好的，但如没有国家的农业贷款之增加和信用合作社事业的发展相配合，则其实际效果不大。因为他可以搞黑市，搞地下借贷。允许自由借贷是否就是让高利贷泛滥发展呢？不！我们要搞信贷合作，低利借贷，用经济斗争的办法慢慢战胜高利贷，减少高利贷，直至最后消灭高利贷。单纯用行政命令，高利贷是禁止不了的。

土地买卖和租佃的自由，土地法上规定了，今天还不能禁止。但这种自由的范围很小，实际上也许孤寡烈军工属没有劳动力从事耕种的人出租土地。将来是否要禁止土地买卖，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措施去禁止土地买卖，中央还没有考虑。今天土地买卖是可以的，但是否随便买卖呢？不是的。我们要尽可能帮助农民克服困难，要从各方面来帮助贫困农民，如贷款、互助合作等等，使他不卖地，卖去土地对他们很不利，卖了就更加贫困了。所以这个自由很有限度，并应尽量缩小这个自由的范围。
商业买卖自由是不禁止的，但要在国营贸易的领导和节制下。所谓领导就是控制。贸易自由的范围也是有限度的，有控制的，不是让其自由泛滥。但是不是不让私人做买卖呢？不是的，包不了的。去年调整了商业后，私人商业有些发展，这是必然现象，不要怕。

6、        办社中一定要克服贫农向中农揩油的思想
互助合作社的内部问题，基本是贫农和中农的关系问题。对中农要照顾，要克服贫农向中农揩油的思想，不能像土改时那样，土改时是搞地主以满足贫雇农，那是对的；今天揩中农油以满足贫雇农，那就错了。今天的贫雇农将来也要成为中农的，今天要他揩中农的油，将来就会让别人揩他的油，这就使贫雇农上升增加顾虑，结果两头不讨好。
必须把互助合作办好，确实做出成绩来。走这条路，确实多分红、多打粮食。中农是左右摇摆的，我们办得好，确实有利，多打粮食，多分红，生活有改善，中农就过来了，就不再恐慌了。互助合作对中农、贫雇农是好的，就是对富裕中农也没有什么不好，并没有损害他们的利益，不要再揩他们的油就是了。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以后，尽管刘少奇当即表示尊重毛的意见，但刘始终认为“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在实际政策上，刘少奇支持不动摇私有基础的互助合作运动，并不热心发展动摇私有基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但又不能违背毛泽东规定的农业合作道路，于是强调照顾农民作为小私有者的特点，稳步前进。企图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待国家有大机器装备农业了，再办集体农庄。邓子恢的就职演说讲了六条，实际上也是这种主张。

在一定条件下，不动摇私有基础的互助合作，确实能够增产，有利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农民欢迎。据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农政司《1952年上半年农业互助合作发展概况》提供的资料，总计全国共有互助组600余万个，试办的农业生产合作社3000余个，全国组织起来的农户3500余万户，约占全国总农户40%左右。依靠组织起来的力量，本年度全国兴建及整修小型渠道74300条，塘坝圩堤等160余万处，打砖井455000眼，共扩大灌溉面积2290万亩，超过1951年扩大水田面积两倍以上。山西省运城、临汾、榆次、长治等四个专区组织起来开渠打井，安装水车，以及合理用水即增加灌溉面积44万亩，等于1951年全省增加的水田面积。平原省互助打井的农户约占50%左右。在防治病虫害方面，互助组也起了很大作用。如热河、辽东两省曾组织起来51万多群众，编成防虫队，划分防虫区，进行防虫灭虫的斗争。湖北省天津专区前后发生蝗灾291788亩，发动群众80630人，广泛组织互助，订立合同，保证完成灭蝗任务。河北省有些县群众普遍组织起来治棉蚜虫集体配药，互助根治收效很大。像这种不动摇私有基础的互助合作，农民是乐于接受的，对发展生产确实是有利的。

但如果再向前多走一步，看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变成了谬误.。当时有些基层干部企图动摇私有基础，动员农民带着土地和牲畜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农民就不干了。据河北大名县委提供的资料：“强迫入社的结果引起群众生产情绪低落。四区小龙杨文选社，未并社前社员生产都很积极，盲目并成144户的大社后，冬季积肥和副业生产搞不起来了，社员闲了一冬天，社里的20多垛花生秧子和一堆堆谷挠子都丢在村外场里任风雪飘没，无人经管。一区儒家寨村里村外满地粪无人拾，遍地棉柴无人拔。五区小寨张遂学社扩大后运输歇业，磨粉数量较1951年冬减产50%，积肥数量也大为减少。社内的61个牲畜因断草料都饿瘦了。又六区老庄朱秀亭社共有13头牲畜，已饿死母牛一头，还有三头瘦得要死。”“群众被威胁入了社，现在有很多社员来要求退社，有的社员为了达到退社目的，故意毁坏社里的工具，企图叫社把他开除。该社一个社员反映：“俺社50多户，如果允许自由退社的话一天就能退40户。”（1953年《河北大名县对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所犯盲目冒进错误的检讨》）像大名县这样的情况华北其他省区、东北地区、中南地区都有发生。

邓子恢上任后，1953年3月8日向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书记处汇报全国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发展情况，提出了反对急躁冒进的建议。中央采纳邓子恢的意见，于当天发出《中央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给各大区的指示》，指示说：

关于农业增产的五年计划数字和互助合作五年的发展计划以及1953年这两项的指标数字，各大区所已经提出者，现在看来都嫌过高。在农业增产方面，不能根据三年恢复时期中每年的增产率来计划今后五年的增产，因为发展时期的增产要比恢复时期困难得多。证之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农业增产的计划也不能订得太高。而且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内，可以说基本上没有机器投入生产农业，农业增产主要还是靠农民群众积极性与互助合作，靠兴修水利与若干新式农具和初步的技术改良。如果计划一开始就订得太高，完成不了，将大大伤害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因此，中央现在正考虑将农业五年计划增产数字缩减到1952年实产为基数的30%。其中1953年的指标是增产7%。在互助合作方面，计划订高了，也势必发生急躁冒进，贪多贪大，盲目追求高级形式与强迫命令形式主义。目前无论在老区（如华北地区）或新区（如四川等地）均已发生了“左”倾冒进的严重现象，如不立即有效制止，将招致生产的破坏。因此，中央现在考虑将互助合作的发展计划，五年之内组织起来的农户，老区控制在占农村总数的80%左右，新区控制在70%左右。其中农业生产合作社老区平均控制在农村总户数的45%左右，新区平均控制在20%左右；常年组新区控制在占农村总户数是30%左右。以上两项数字都是初步拟出的平均数字，望各大区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把你们原定的数字加以压缩，提出新的计划数字，在3月20日以前报告中央，以便汇编新的计划。

到1953年6月，在全国范围内的急躁冒进倾向基本上得到了纠正。七月间，华北局向中央报告说：“纠正冒进的结果，农民生产情绪已趋安定，部分地区卖土地、卖耕畜、杀猪宰羊、伐树等混乱现象已停止，抗旱播种任务已顺利完成。干部认识到冒进对工作的危害，开始转变了重社轻组的错误认识，曾消沉一时的互助组，又开始活跃起来并有了发展。”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华北局在1953年7月向中共中央送的这份报告中，提出农村互助合作运动，“根据目前条件，必须坚持以互助组为中心”。刘少奇和邓子恢1953年10月4日向全国批转这个报告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对此作了肯定。批文说：“华北局在此报告中，确定当前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应以发展和巩固互助组为中心环节，是完全正确的。在目前的条件下，从全国范围看来，互助组依然是适合广大农民群众生产要求和文化水平是一种合作形式；同时也是目前在克服生产困难和向自然灾害作斗争中，便于广泛地发挥农民群众力量的一种组织形式。”

毛泽东见邓子恢就任农村工作部部长之后，没有积极贯彻他的思想，却和刘少奇配合默契，对邓子恢非常不满意。于是，趁邓子恢外出公干的时机，毛泽东直接找陈伯达、廖鲁言两位副部长，委托他们在1953年10月26日至11月5日召开了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推翻了22天前中共中央对全党发出的《互助合作运动应以发展和巩固互助组为中心环节》的指示，规定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数字，命令摊派下去，第一次把全国农村搞乱。

会前（10月15日），毛泽东同陈廖谈话，不指名的批了邓子恢。他说：“‘确保私有制’。‘四大自由’，都是有利于富农和富裕中农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借用孔子的话，赋予调皮的新解。批邓子恢言不及“社会主义”，“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真是难矣哉！”

毛泽东急于实现农业合作化是为了解决粮食问题。1952年苏共召开第19次代表大会，马林科夫在会上宣布，苏联以前最尖锐、最严重的粮食问题，依靠农业集体化，“顺利地解决了，彻底而永远地解决了。”这对毛泽东影响很大。粮食对他来说，不仅是军需民食问题，发展工业、发展城市需要粮食，积累资金、出口换汇需要粮食，偿还外债、与苏联等国发展易货贸易需要粮食，特别是支持世界革命，需要取之不尽的粮食—在斯大林逝世以后，他要扮演世界革命领袖的角色，指导世界革命，光有思想指导，没有物质支援，世界革命领袖是做不成的。正如他后来常说的一句话：“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

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开始，因陈伯达不会讲普通话，先由廖鲁言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把主管你要到干部刚刚端正了的指导思想，一下子吹到了“左”边。到11月4日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再次接见陈伯达、廖鲁言，对当年春天进行的反冒进提出批评，不仅批邓子恢，也批了刘少奇。由廖鲁言在会上传达他的讲话：“批评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下去了，吹倒了一些不应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斯大林说，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这一点同志们必须弄清楚。现在，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是私有制要逐步变为不合法。在三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道路。”“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计划提出来了，今冬明春，到明年秋收前，发展32000多个，1957年可以发展到70万个。但是估计有时候可能突然发展一下，可能发展到100万个，也许不止100万个。”

这是毛泽东绕开书记处，绕开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领导两个副部长，直接指挥农业合作化运动，第一次把全国农村搞乱。他给强迫命令正名，说：“要有控制数字，摊派下去。摊派而不强迫，不是命令主义。”“摊派”怎么能不“强迫”呢？

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通过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从注重互助组转向注重合作社的转折。从此，互助组被认为是过时的落后的形式了。一上来就办“动摇私有基础”的合作社，根据毛的指示，全国六大行政区摊派的结果是：从1953年11月间开会时全国现有14171个社，到1957年要发展到70万个社，占全国总农户的16%。中央通过决议时又加码10万个，变成到1957年要发展到80万个，占全国农村总户数的20%。
这次会议上，各大区与会者带着毛主席的新指示和摊派的数字，回去后向所属各省委摊派，省委向地委摊派，地委向县委摊派，县委向区委摊派，区委向乡委摊派，乡委向村支部摊派。1954年，以土地入股、土地分红为特点的初级社在全国出现了“大发展”（实是大摊派）的高潮。

毛泽东责令：“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各级书记，都要负责，亲自动手。”并把是否积极推进农村合作化运动作为考核干部的标准，上了两条路线斗争的纲。党的领导发出指示，各级干部谁也不敢怠慢，谁也不甘落后，于是层层加码，都要超过摊派数字，超额完成指标。

动员农民入社的办法越来越简单有效。浙江吴兴县善连区召开全区斗争富农大会，会上，县委宣传部长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办社；不入社，跟他们一样。”农民害怕重划成分，与地主、富农一样挨斗，有痛哭流涕要求入社者，这被认为是“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证明。

强迫入社，农民认为要“共产”了，引起极大的不安，生产力开始遭到破坏。其第一个信号是大量屠宰出卖牲畜，包括生产用的耕畜。据中央商业部1954年12月发出的《关于目前牛羊市场情况和毛猪生产问题的通报》指出：

第四季度以来，许多地区牛羊上市量骤增，收购计划大大超过，且有许多母牛、乳牛、小牛、小猪，仔猪价格也随着下跌，这种情况几乎在全国各大城市均有发现。热河省出现大量宰杀耕牛，山西北部牲口向绥远倒流，四川农民养猪数字大减。

中共热河省委1954年12月报告：
入秋以来牲口市场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反常现象，各地牲口价格普遍下跌了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大批牲口有价无市冲击市场。国营公司第三季度收购牛14842头，超过计划99.4%，超过去年同期10.2倍。第四季度两个月又十天的统计收牛171442头，羊168276只，其中有一部分是耕畜母畜。有些地区还发生宰杀耕畜现象。据宁城县报告，全县杀驴149头；凌源十区七个村杀驴21头，杨大营子一个村即杀了10头；喀喇沁、平泉、朝阳、赤峰等地亦发生杀驴现象，有的农民因政府禁止宰杀耕畜就故意砸断驴腿，再要求杀驴。喀喇沁旗卖耕畜的农民见国营公司不收购耕畜，先把牛牙打掉，装作退役老牛牵到市场出售。

中共华南分局送来古大存、赵紫阳的调查报告：在1954年12月下旬，各地普遍发生农民大量杀猪杀鸭，猪价陡降。中山县张家边乡杀死母猪70多头。小猪仔的价格从过去60万元（旧币，相当于人民币改制后的60元）至100万元一担的正常价格陡降至14万元一担。粤东潮安县九区发现一天即杀母猪40多头，台山县一农户将刚生下来的10只小猪全部弄死。总而言之，农民认为要“共产“了，不过了。春耕大忙季节，不积肥，不添修农具，入了社的出勤率很低。再加上1953年施行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强迫农民卖过头粮，加剧了农民与共产党的严重对立。新会县莲溪乡党支部在县委负责同志指示下捆绑农民，全乡绑了八九个人，竟将合作社的生产队长捆起来，由乡干部拿着秤挨家挨户秤粮食，不卖的当场捆绑起了（捆了2人）。将用部分粮食喂鸭子的一个中农拿来斗争，甚至没收不卖余粮的农民的土地证（全乡没收了3户）；高要县第九区在购粮中捆打了53人，该区依坑乡搜屋36户，十区东园乡封了一户富农的屋，将一老怄封在屋内，致删掉自杀。部分干部认为，斗争富农就是合作化高潮。全县应逼粮造成的自杀事件111起。群众反映：“共产党比国民党还厉害!”新会、高要县农民反映：“共产党变了脸！”“共产党要整死人！”

此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周恩来从1955年1月至3月接连下发五个紧急指示，以遏止农村的严重混乱。

1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指出：“现在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发展到48万余个，在现有社中，约有10万个是1954年春夏建立的，还有30多万个是秋收前后建立的新社。这些新社由于其中有相当部分是无准备或准备很差的条件下建立的，又由于1954年11、12两个月全党正集中力量进行粮食统购工作，没有对这些新社进行整顿。因而在许多地方有新建社垮台散伙和社员退社的现象发生。整顿和巩固这40万个社，已经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

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力保护耕畜的紧急指示》，指出：“近几个月来，不少地区发生大量出卖耕畜，畜价猛跌，和滥宰耕畜的严重现象，优点省估计至少杀了30万头，有的省估计耕畜减少20%。。。。。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部分农民对于农业合作化政策还有某些误解，部分地区在政策执行中也存在着某些偏差。例如过早过急地实行牲畜折价归社，而估价也偏低，价款也不按期归还；或者是合作社使用私有牲畜所给的报酬过低，于是有牲畜的农民往往入社之前卖掉牲畜。”“大量出卖和滥宰耕畜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如果不及时扭转，不仅今年春耕受到阻碍，而且今后将农业生产的发展，亦将受到严重的影响。因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耕畜的大量损失，不是一两年能恢复的。为此，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必须把保畜工作列为当前重要工作之一。”

2月25日中共中央、政务院发布《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针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因为强迫命令，硬赶汉区，建立所谓“直升”合作社，引起群众骚乱的事实，“要求各地党委，认真研究和检查中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各项工作，防止和纠正这种‘硬赶汉区’的冒进倾向。”

3月3日中共中央、政务院发布《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指示说：“粮食的紧张情况，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不能完全避免的，粮食紧张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不足，而发展生产则是解决粮食问题的决定环节。粮食生产增长一分，粮食紧张的情况就可以缓和一分。因此，农村工作的一切措施，都必须围绕这一环节，都必须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都必须避免对于这种生产积极性的任何损害。必须认识，粮食的购销是具体表现工人阶级同农民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做到既取得粮食，又能巩固工农联盟，既照顾国家需要，又照顾农民的可能。这里，政策的界限具体表现于粮食统购数字和粮食统销数字的正确规定。”并下达了1955年7月至1956年6月年度粮食征购指标为900亿斤（比上年多20亿斤），销售指标为753亿斤（比上年减20亿斤）。“国家的购销计划已经确定，销售数字已经没有增加的可能。突破这个计划，就将陷我们于完全的被动，引起严重混乱。”

同日，政务院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春耕生产的决议》，提出：“按照国家的计划，1955年要求粮食产量较1954年增加200亿斤，棉花总产量增加约450万担。”为了保证能够增产，《决议》正面看到了一年来农业合作社的大发展，因为这是总路线，这是大方向，在“但”书后面纠正“左”倾冒进的做法。这个意义文字上是这样表述的：“农业生产合作运动，一年来在全国范围内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到1955年2月初，已经有近60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已达1500万户，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正常的。”“但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由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较快，而我们的经验不足，准备不够对于合作社的多项政策缺乏统一详明规定，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就难免有些地方未能切实贯彻自愿互利原则，在处理有关社员实际利益的种种问题时照顾不周，或者使贫农吃亏，或者损害中农应得的利益，也由于对合作化的政策和步骤宣传不够或解释不很恰当，甚至发生了强迫命令的错误，有些地方急于并大社，急于实行牲畜农具归社公有，过早降低了土地报酬，主观要求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合作社，以致引起部分农民对合作化的怀疑和误解。去年秋收前后各地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一批新社，紧接着就忙于粮食工作，而放松了对合作社的整顿和巩固。”“为了保证农业生产合作运动的正常的发展，农业合作运动的步骤应放慢一些，在春耕以前，应停止发展新社，集中力量围绕着春耕生产这一中心要求来整顿现有的社，认真贯彻自愿互利原则，把它们巩固下来。”

周恩来签发这一文件用心也是良苦的。他以自己和政务院的名义，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承担了1953年冬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毛泽东下令摊派数字，强迫发展合作社，搞乱了全国的责任，把毛泽东放在“永远正确”的第二线。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次会议标志着《共同纲领》的终结，标志着民主联合政府的终结。

中共原来打算在完全建成社会主义之后再着手制宪。建国前后，反对“一边倒”的声音多来自民主人士。在斯大林眼里，中国充斥着民主人士的“联合政府”若长期存在下去（至少按中共规定的时间表来说已经太长了），可能导致中国向民族主义方向发展，所以坚持要中国提前制宪。根据苏共操纵建立二战后东欧各国共产党政府的经验，为中国设计了体制转换的模式，通过看似最合理合法的选举，将还稍微有点“民主协商”味道的联合政府改换成一党政府；而改换成一党政府之后再“给其他党派以恩惠”。如此既可将民主人士从权力结构中基本排除，把他们变成了完全意义上的“点缀”，却又令他们必须对共产党感恩戴德。通过这样的巧妙安排，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完成了政治体制的转换。虽然依然保留政协，但是它已由之前的代行“国会”变成了咨询机构，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则由宪法规定为议行合一的最高权力机关。实际上它与政协一样，政治仪式的作用要更大一些，也可以使民主人士的安置有了更大的空间。与此同时，原来民主人士占主要成分的政务委员会取消了，原来拥有大量民主人士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也取消了（这个委员会曾担负讨论国家政策和重大行政举措的职责，所以非同小可）；取而代之的是最高国务会议，参加者有严格的限制，由国家主席、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组成，也就是说，民主人士基本上被从最高国务会议中排斥出去了；原来的政务院变成了国务院，权力有所扩张，不过副总理中却连一个民主人士也没有了，政府各部长中民主人士也大幅度减少（在36个部委的正职负责人中仅占12席），这些尚保有部长位置的民主人士在此后的几年内逐渐退了下来。此前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讨论的政务都转移到了最高国务会议，原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开会时政协委员得列席参加，大家七嘴八舌发言讨论的情形从此再也不可能重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新中国政治演进和制度变迁中起了非常关键的转折作用，通过制宪仪式，中国完成了体制的转换，确认了转换的合法性。这一转换，民主机制不是扩大了而是缩小了，在民主制度建设上是一个倒退。

毛泽东设计的权力结构基本上和蒋介石的独裁体制一样：党在议会之上，领袖在党之上。理论上讲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是一致的，问题是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怎么办？是党拍板还是议会表决？最后决定权属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如果按照宪法程序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让人民当家作主，是可以避免这场浩劫的。说是党拍板，也不是中央委员会讨论表决，而是领袖拍板，毛泽东乾坤独断。有人说我们的制度好得很，决不学西方的议会民主、三权分立那一套。当年刘少奇也是这么说的。直到他在中南海被造反派揪斗，共和国主席的尊严扫地以尽的时候，他才想起了民主宪政。他没有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建立起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就不能保护他了。一个制度好不好，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实践是检验真民主和假民主的唯一标准。我们的制度不能阻止把50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跃进的疯狂发动，当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废止宪法、停止议会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说这个制度在保障民主、保障人权、保卫宪法尊严方面，形同摆设，是假民主，真专制，难道不符合事实吗？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选举刘少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张澜、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赛福鼎为副委员长，彭真兼秘书长；根据毛泽东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公务员总理；根据周恩来的提名，决定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为副总理；国防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为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为董必武；中国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为张鼎丞。

在政府系统的高级职务作了合理安排之上后，1954年8月28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过一个重建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设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没有另外的的的军委。这次政府系统军委改称国防委员会下有委员81人，成为安置原国民党高级起义将领的统战机构，并没有指挥军队的实权。重建的党的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委员刘少奇、周恩来不再担任军职，朱德、彭德怀由军委副主席降格为委员，军队的统帅权和指挥权集中在毛泽东一个人手里，周恩来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说：

我国在1949年至1952年迅速地完成了工业恢复的任务，在恢复期工业总产值平均年递增36.9%。在建设期间，工业发展的速度当然要低些，但是1953年总产值仍然比1952年增加了33%。1954年预计现代工业总产值将等于1949年的4.2倍。如果加上农业和手工业，那么今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将等于1949年的2.2倍。这样的发展速度，在旧中国是不能设想的。

我国的那样做土地改革以后有了新的发展。1952年粮食和棉花的产量都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预计今年的粮食产量可以等于1949年的1.5倍，棉花产量可以等于1949年的2.8倍。

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建和改建的重大工业建设项目约有600个，大家知道的苏联协助我国建设的141个项目就是其中的骨干。这些建设项目的完成将使我国的工业水平和技术水平大大地提高一步，使我们可以自己生产冶金设备、发电设备、采油设备、锻压设备，自己生产汽车、火车头、拖拉机、飞机，并将使我们有新的工业区域和工业基地，使我们目前工业分布上的不合理状态开始发生变化。这些项目的大部分将在1958年完成，其余部分要将近10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由于毛泽东那些天马行空的大计划尚未提出来，国民经济基本上在务实的周恩来主持的政府系统的控制之下，按部就班地发展着。虽说成绩很大，但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的总体水平只是超过了旧中国所谓的“历史最高水平”。例如粮食，旧中国最高产量是1936年的1.5亿吨，1949年为1.1318亿吨，1952年为1.6392亿吨，棉花1936年为84.9万吨，1949年为44.4万吨，1952年为130.4万吨；钢，旧中国产量最高的年份是1943年的92.3万吨，1949年为15.8万吨，1952年达到135万吨；棉纱，旧中国最高年产量是1933年，达到45.5万吨，1949年为32.7万吨，1952年为65.6万吨。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是相当严肃认真的。1952年初，根据周恩来的提议，成立了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沼文六人组成的领导小组，主持“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八月，写出《五年计划轮廓草案》，组成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的政府代表团，带着草案前往莫斯科征求苏联政府和斯大林的意见。1954年4月，调整工作班子，成立以陈云为组长的八人小组，成员有高岗（未参加实际工作）、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贾拓夫、陈伯达，写出《五年计划纲要》（初稿）。毛泽东阅后，批转刘少奇、周恩来审阅。八月，在陈云和李富春主持下，起草小组接连举行17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逐章逐节地讨论修改。十月，毛、刘、周三位最高领导人聚会广州，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讨论修改“一五”计划草案。11月，由陈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11天时间讨论“一五”计划草案，又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和建议。1955年3月，召开中央全国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一五”计划草案。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中国民经济的一个五年计划》。11月9日和12月9日，国务院先后颁布命令，将“一五”计划下达各省和各部执行。

这个苏联模式的“一五”计划，指导方针是：首先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选拔技术人才，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扩大商业；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作用。
“一五”计划投资总额为新人民币766.4亿元，折合黄金7亿两。计划规定投资比例是“工业部门占58.2%（其中重轻工业的比例为9：1），农、林、水利部门占7.6%，运输、邮电部门占19.2%，文教卫生部门占7.2%，贸易、银行和物资储备部门占3%，城市公用事业建设占3.7%，其他占1.1%。计划注意了财政、物资、信贷的平衡，不留缺口。整个计划安排比较符合实际，预订的发展速度是工业平均每年增长15.3%，农业平均每年增长4.3%”

“一五”计划以苏联援助和改建的156项工程为重点，后因情况变化实际动工的为150项。这150个项目的构成是：军事工业企业44个（其中航空工业12个，电子工业10个，兵器工业16个，航天工业2个，船舶工业4个）；冶金工业企业20个（其中钢铁工业7个，有色金属工业13个）；化学工业企业7个；机械加工企业24个；能源工业企业52个（其中煤炭工业和电力工业各25个，石油工业2个）；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个。来华帮助中国建设的苏联专家达到3000余人。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的情况下，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对中国的这些援助是非常宝贵的，帮助中国初步建立起了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的骨架，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对此，中国人民不应该忘记。当然，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互惠互利的，在1954年至1959年期间，中国向苏联提供了钨砂16万吨，钢11万吨，锑3万吨，橡胶9万吨，以及大量的农副业产品，作为对苏联援助的补偿。

不怕慢，就怕乱。只要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变，搞上三四个五年计划，一切都有了基础，上了轨道，再说改进和创新，中国也会发展起来，至少不会把造福于人民的经济建设变成一场大灾大难。但毛泽东是个不耐寂寞的人，似这样编制经济计划，依靠经济专家，依靠技术专家，依靠统计专家，他这位大英雄是没有用武之地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了两年多，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跑到第一线，他把总理和国务院晾在一边，以执政党主席的身份亲自指挥经济建设。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办法多。睡醒一觉一个主意，游着泳心血来潮就决定钢产量翻一番。指标天天变。他先搞乱了农业，又搞乱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最后把“一五”计划各项指标冲了个一塌糊涂，把全国的经济搞乱。

天马行空

第九章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中央决定后，先发通知，把项目开出来。”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开谈话会，即席发表讲话，动员大家帮助共产党整风。他说：

几年来都想整风，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个方面的矛盾。

过去在工业、农业、文教等各方面有什么矛盾是盲目的，现在把矛盾排一排队，算一个账。过去好像一讲矛盾就不得了，其实有什么不得了。每天都在矛盾中生活，到处都是矛盾，都在唱对台戏，但是就不肯承认或混淆两种矛盾。要承认它，然后分析它，找出解决办法。现在报纸天天讨论矛盾问题，有人担心人民政府会被推翻，但已经二、三个月了，政府并未被推翻，而且越讨论越发展，人民政府就越巩固。现在高教部和教育部被攻得厉害，越攻越好。把矛盾分一下类。要攻就趁此机会，只要找出证据，就能站住脚，几年甚至几十年解决不了的问题，一辩论，可能在几个月内就可以解决。人们并没有提议要打破你们的饭碗，也不是要一棍子把你打死，而是要求改善关系。把矛盾从各方面分一下类，高等教育、普通教育、文艺、科学等。卫生也很值得攻一下子，多攻一下，切实攻一下，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得解决。找出办法，要党内外一起来，以往开小会不灵。要开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和宣传会议一样的大会，党内党外一道开会，两种元素合在一起，起化学作用。，成了另一种东西，就灵了。各省、市都要开。报上登一下，就可以打破沉闷的空气，这时提整风比较自然，整风总的目的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

统战工作中的矛盾几年得不到解决，如有职无权等。过去很难解决，现在可能解决了，过去不好解决的原因主要是思想不通。过去是共产党员有职有权有责，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现在应该是大家有权有责。同共产党一道混，民主人士确是不好当，很有点恼火，不好办事。现在党内外应改变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插话：过去好在有组织，我的一切都是旧的，如果真管，不能有现在。）你讲话不彻底，矛盾存在，敷衍过去不能解决。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成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委员会管教学。党章有一条规定工厂、农村、部队、学校要实行党委制，现在看来，学校党委恐怕不适合，要改一下。应当集中在校务委员会或教授会，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有什么意见和办法到那里去讲，人家赞成的就做，不赞成的就不做。这个问题要研究。要李维汉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等开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从5月8日起，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副部长平杰三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著名的无党派人士共50多人开座谈会。李维汉说：“召开这个会的目的，就是请大家帮助我们进行整风，帮助我们改正缺点和错误，通过统一战线方式来推动我们整风，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因此，希望大家多发表一些批评意见。”至6月3日，这种座谈会共开了13次，有70多位知名人士发表了意见。又从5月15日至6月8日，召开工商界人士座谈25次，有108位工商界人士发言。北京这两个座谈会，每天由新华社发消息，批评中共和政府的意见上了公开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量刊载，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各地也都仿效北京，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地方党组织和政府整风。广大知识分子，从小学教师到大学教授，都被发动起来了。

带头响应号召出来讲话的是费孝通教授。他是国际知名的人类学家、民盟中央常委、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1957年3月24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他说：

去年一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注：指周恩来1956年1月14日的报告，报告肯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像春雷般起了惊蛰的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因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好像现在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暖还寒，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逼近一看，问题还是不少的。

周总理的报告对那些心怀寂寞的朋友们所起的作用是难以言喻的，甚至有人用了“再度解放”来形容自己的心情。知识分子在新社会里的地位是肯定了，心跟着落了窝，安了。心安了，眼睛会向前看，看出自己的前途，因此，对自己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有的敢于申请入党了，有的私下计议，有余钱要买些大部头书，搞点基本建设。这种长期打算的念头反映那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的变化。

周总理报告之后，各地学校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都做了不少工作，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两者比较起来，生活条件似乎改善得更多一些。比如工资提高了，过去许多只够衣食的教师们现在可以买买书了，就是子女多、家属中有病人的困难户也大多得到了特殊照顾。生活上的问题总的说来基本上是解决了。知识分子是满意的，甚至有点受之有愧。而且过去这一段时间里，许多学校里对高级知识分子照顾得也非常周到。比如为了剪发、医疗、买菜等排队浪费时间，给高级知识分子优先待遇，甚至看戏都可以预订前排座位。高级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优待自然是领情的，但是这也使他们过分突出，叫人看起来不很舒服。甚至引起群众的反感。这些办法是否妥当还值得考虑。我自己就没有用过这些优待卷，因为拿出来怪不好意思的。

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中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太好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从立场这一关改起的。划清敌我似乎还比较容易，一到观点、方法，就发生唯心和唯物的问题，似乎就不简单了。比如说，拥护党、政府，爱国家、人民，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容易搞得通的，但是要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就有不少人弄不太清楚什么是唯物的，什么是唯心的那一套。

他们对百家争鸣是热心的；心里热，嘴却很是很紧，最好是别人争，自己听。要自己出头，那得瞧瞧，等一等再说，不为天下先。依我接触到的范围来说，不肯敞开暴露思想的还是占多数。

究竟顾虑些什么呢？对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明白的人当然还有，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这种人不能说太多。比较更多的是怕出丑。。。。。。有一位朋友说得很生动，他说，我以前还不是大家有被批评的，学术论战还是搞过，现在可挨不得，因为一有人说自己有了唯心主义，明天上课学生的脸色就不同，自己脚也软了。面子是很现实的东西。带上一个“落后分子”的帽子就会被打入冷宫，一直影响到物质基础，因为这是“德”，评级评薪，进修出国，甚至谈恋爱、找爱人都会受到影响。这个风气现在是正在转变中，但是积重难返，牵涉的面广，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转得过来的。“明哲保身”、“不吃眼前亏”的思想还没有全消的知识分子，想到了不鸣无妨，鸣了说不定会自讨麻烦，结果是何必开口。

费孝通这篇文章，是代表知识分子向党交心的真情实话。对共产党的热爱，对社会主义的热爱，溢于言表。如果周恩来的知识分子政策为毛泽东所首肯，所支持，真正把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科技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振兴，指日可待。

凭这篇《早春天气》把费教授打成右派，实在令人费解。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恭维了周恩来。把周恩来作为党的代表。这在毛泽东是最敏感的问题。虽说拥护共产党是不错的。但在毛泽东心目中拥护共产党里面的周恩来和拥护共产党里面的毛泽东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妒忌心情，1957年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就有充分表露。开头他说：“现在唱《红娘》的是周总理，我好比那个老夫人，必要时出来扭一扭。扭多了，观众就烦了。”这些话正式发表时都删去了。但他逐渐形成了唱《拷红》的决心。后来抓住一个所谓“反冒进”的问题大做文章，1958年逢会必讲，就是要把周恩来的威信打下去。

或曰，费孝通等八教授《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是反党纲领，查看原始文件，也属指鹿为马，罗织罪名。5月13日，中国民主同盟章伯钧、两位副主席约集费孝通、黄药眠、吴景超、褚圣鳞、侯大千、李西山、陶大庸、陆近仁等八教授对高等学校应否实行党委制正式提出了意见。这个问题毛泽东在4月30日天安门座谈会上亲口讲了“学校党委制恐怕不合适”，“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所以八教授即使提出教授治校的主张也没有错，问题是他们没这么说也难逃“反党”的罪名。他们说了些什么呢？

我们也不同意“教授治校”的说法。在过去反动统治年代，教授治校乃所以抵制反动派向高等学校的侵入。今天的形势显然和以前有显著的不同。教授治校的提法，颇有和党对立的意味。再从教授治校作为制度本身来看，也是不够妥当的。1、因为大多数教授的是有关教学和学术研究的问题，对于行政事务未必感到兴趣，那也只能做到少数教授治校，并不是教授治校。2、教授是高等学校的学术中心，但学校是一个整体，如果强调教授治校，那就有可能把广大的讲师、助教、职工和学生群众的利益忽视了。

因此我们的意见是：
（1）加强党在高等学校内的思想政治领导。党的中心是党内党外的思想政治工作，贯彻党的文教政策。党组是作为全校领导的核心。
（2）设立校务委员会作为学校行政的最高领导机构，它的中心任务是教学和学术领导。
（3）设立设立行政委员会处理学校行政事务，以便更好地为教学和学术研究服务。
（4）在校务委员会、行政委员会之外，另行设立各种委员会，广泛地吸引教职工参加，协助各有关单位工作。

总的精神是在党的领导下实行民主办校。

改善中共对高等学校的领导，最尖锐、最系统、最有代表性的意见，不过如此。硬说这些意见是反对党的领导，主张教授治校，把八教授打成右派是毫无道理的。

更可骇怪者，是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遭遇。马寅初是毫无保留地支持学校党委制的。他在1957年5月15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说：

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能光讲坏处，好处一点也不说，如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信服的，也不好共事。伏罗希洛夫这次来参观就一直称赞北京大学，如果这些好处都不说，就不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也不是和风细雨。学校实行党委制有他的好处。以北京大学为例，北大有8000个正规生，他们的思想、家庭情况，党委都知道。如果党委退出去，我是无法了解的，叫我做校长，我也管不了，而且我管得多了，俄文也不能念了，研究工作也不能做了，山也不能爬了，身体也不能锻炼了。照我想，北京大学的教授是靠近共产党的，因为他们亲眼看到共产党的好处，只要共产党接近他们，他们一定愿与党合作。单纯批评党委制不好是不对的，党委制好的地方也要发扬。“墙”必须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两方面拆，单靠一方面拆是不行的。有人说，从前肃反、三反时骂非党人士，非党人士受了一肚子气，现在只讲坏处，不讲好处，可以出气了。但共产党员受了一肚子气，也要出气呀！这个气到什么时候出呢？而且一旦消极起来，又怎么办呢？叫我们积极吗？我就积极不起来，那样，问题就更大了。现在有人说恢复校务委员会好，这个校务委员会过去也有，但是，弄得不好，院长和院长为争预算要闹意见，甚至不说话。也有人认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搞得好，可是曾经在清华大学而现在在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说：“过去清华大学的校务委员会是把头委员会，我们吃过苦，怎么还会说好呢？”比比过去，看看现在，我认为学校中的党委制无论如何不能退出学校。只要党与行政合作，开诚布公，互通声气，我相信一定可以办得好。

马寅初在整风中表现是好的，以上意见完全是无骨头可挑的左派言论。但马老先生也在劫难逃，被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关于控制人口增长的书面发言。这篇文章登在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上，题为《新人口论》，共10个问题：（1）我国人口增殖太快；（2）我国资金积累得不够快；（3）我在两年前就主张控制人口；（4）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错误及其破产；（5）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6）不仅要积累资金而且要加速积累资金；（7）从工业原料方面着想亦非控制人口不可；（8）为促进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9）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10）几点建议。完全是忧国忧民、利国利民的意见，怎么会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受到批判呢？

这件事情的底牌是违背了“最高指示”。

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说了如下一段话：

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像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长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

马寅初大概对毛泽东著作研究不够，一不留神在一个经济科学领域里踩响了一颗政治地雷。毛泽东正要在知识界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树立自己的至尊无上的权威，如何能容许这种挑战！于是，1958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建校60周年大会上，理论打手陈伯达当着全校师生的面，突然点名说：“马老要做检讨。”定调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从此开始了对马寅初的围攻。1959至1960年对马寅初的持续批判从北大扩展到了社会，从北京扩展到全国。但马寅初没有屈服，他表示：“我虽年近八旬，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迎战，直到战死为止。”

1959年12月，马寅初在《新建设》杂志发表《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表示要坚持真理，决不向那些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批判者投降。毛泽东的另一理论打手康生下达指示：“马寅初的问题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右派向党进攻的政治问题，要像批判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批判马寅初。”于是对马老先生的批判进一步升级，1960年撤销了他的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

由于不纳马寅初的忠言，及时采取控制人口的国策，中国至少多生了4亿人口，成为今天的沉重包袱。

主持中央统战部座谈会的李维汉，每隔两三天要向毛泽东及政治局常委做一次汇报，当李维汉汇报到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时，毛泽东震怒了。毛泽东本想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赢得知识分子的心，逐步确立自己在知识界的思想领袖地位，如今他看到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是不同的，在中共党内高级领导人都把他看做是伟大的理论家和思想家的时候，罗隆基居然认为他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在这些人中建立信仰，让他们崇拜自己，是不可能的。于是，毛泽东决心要整倒一批“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用暴力树立自己的权威。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文章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院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这标志着毛泽东已经下了反右派的决心。继续组织座谈会，具有了“引蛇出洞”的性质，使整风运动中途变质，不再是诚心发动群众给执政党提意见，而是在提意见的群众中抓右派，整提意见的人。从而使共产党失大信于天下。

在1946年旧政协期间，民盟是作为第三党和共产党并肩战斗，与蒋介石国民党作斗争的。新中国成立前后，民盟在国统区乃至全国威信日益提高。经过冷眼观察，毛泽东认为，民盟的政治资本在增加。队伍在扩大，领袖人物的能量也比较大，有发展成为“反对党”的趋势。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他反右派的战略部署，重头戏是打垮民盟，改组民盟。所以反右第一个战役就是围剿民盟。他发出的信号是：“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但人数较少。系统性不明确。就民盟、农工的成员来说，不是全体，也不是多数。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联，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较少数人，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
（1957年7月1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关于“章罗联盟”、“章”是章伯钧，早年留学德国，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是老资格政治家，时任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部长；“罗”是罗隆基，早年留学美国，曾任清华、南开、西南联大教授，《北京晨报社》社长，天津《益世报》主笔，旧政协期间配合周恩来与蒋介石面折廷争，受到蒋介石和马歇尔的重视和拉拢，不为所动，坚持与共产党合作，为欧美派大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时任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森林工业部部长。章罗虽同为民盟副主席，但素来不睦，几至不能同堂议事，这是盟内人人皆知的事情。说他二人密谋反共，无人相信。但毛泽东“钦点”，就是要在民主党派中抓出一个反对共产党的司令部来。章伯钧很快就看清了形势，他在家里说：“老毛是要借我的头，来解决国家的困难了。”御笔钦点，他要是不承认，毛泽东怎会善罢甘休。到了批斗会上章伯钧违心承认了“章罗联盟”，开始说是“思想联盟”，后来承认是“政治联盟”。罗隆基正在国外访问，6月21日回到昆明，看报纸知道了章伯钧的检讨，怒不可遏，连打三个长途电话给章家，责问：“我什么时候跟你结成‘联盟’？怎么联的？”章无言以对，说见面再谈。第二天罗隆基飞回北京，直奔章家，跟章伯钧从下午三点吵到六点，说：“我跟你思想分歧那么大，那会存在‘思想上的联盟’？我们之间，不光是没有组织上的联盟，就连思想上的联盟都压根儿不存在！”章伯钧痛苦地听训。临了，罗隆基说：“章伯钧，我过去没有跟你联盟，现在没有跟你联盟，今后也永远不会跟你联盟！”说罢把一根手杖折为两截。罗隆基不承认是徒劳的，自有统战部领导民盟、农工左派，落实毛泽东的“钦点”，他们上下株连，广为罗织，编造了一个“章罗同盟”的反党司令部。到1980年5月中共中央在复查右派时才承认：“在组织上应肯定其不存在。”因此，对过去因“章罗联盟”问题受牵连的地方组织和个人，一律作了解脱和改正。

一场反右派斗争，据20年后官方统计，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2，877人。对这个历史大冤案的善后处理，是在“两个凡是”阴云未消的1978年进行甄别的。高层决策时，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说：“毛主席说过，右派问题不能平反。”

另一位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说：“我们不是给右派平反，只是给划错了的右派改正。”

邓小平的机智为五十多万右派取得了平反的权利。为了绕过凡是派设置的障碍，平反不叫平反，叫改正。这年8月25日中发第55号《中共中央文件》说：

1957年，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见附件），明确规定了应划和不应划右派分子的标准。当时有些地区和部门未能完全按照文件规定办理，错划了一些人。现在我们处理这个问题，仍应以1957年中央规定的依据，凡符合划右派分子标准而定为右派的人，是摘掉他们右派分子帽子的问题，不是改正的问题；凡不应划右派而错划了的，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这样一来，对右派的甄别有两个等级：一曰摘帽，二曰改正。摘帽者是应当定为右派，因为个人表现好，或因党宽大为怀，摘掉右派帽子，在政治地位上仍是“摘帽右派”；“改正”者是压根儿就不该定为右派，从根本上搞错了，还给蒙冤者历史清白。甄别的结果，除了96人外，全部得到改正。未改正者占右派总数的万分之一点八，即一万个人里面不到二人。96个不予改正的右派，也已摘掉了帽子，但是决不能给他们改正。中央一级不予改正的摘帽右派5人，他们是章伯钧、罗隆基、陈仁炳、彭文应、儲安平。他们犯了什么不赦之罪呢？

1957年5月21日章伯钧在统战部座谈会上作了关于“政治设计院”的发言“

过去，做了许多轰轰烈烈的好事，但是，有些事情也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如果在工作进行之处，就多听人大常委会、政协、民主党派的意见，就可以少走弯路。如扫盲运动、五年一贯制、推广双轮双铧犁等问题，如果事先经过国务院的部长们，根据材料，多方面地进行讨论，或经过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专家讨论，就会减少损失。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的。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实现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开展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这就是被指为要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头号“大右派”反党言论的核心部分。还有一句分量很重的话是所谓“轮流坐庄”，这本是程潜发言时上纲上线批章的话，不是章伯钧说的，大家重复来重复去就变成章伯钧的反党言论了。章伯钧提议“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无非是开放民主，扩大民主，并无恶意。通观其全篇发言，完全是共产党的诤友，绝无反党的意思。如果毛泽东能纳忠言，把自己设计的大跃进方案和人民公社方案交四个设计院论证一下，征求一下人大和政协的意见（按照宪法他本该这样做的），而人民代表大会像民主国家议会那样有权否定总统提交的议案，毛泽东完全可以避免犯那样全局性的、历史性的大错误，这两个大错误所造成的后果，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彪炳功业、半世英名。

罗隆基在1957年5月22日的座谈会上发言，开头他说：“最近有两个外国记者到我家去，让我谈谈对于‘鸣’和‘放’的印象，特别是对马寅初、张奚若发言的意见。我说这次争鸣是很健康的。大家虽然提了不少意见，但是没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一。第二，‘鸣’和‘放’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根据党中央的整风指示。集中批判三个主义。”发言的最后，提出成立“平反委员会”，建议：

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我以为这样做有三个好处：1、可以鼓励大家提意见，各地知识分子就不会顾虑有话无处说，而是条条大路通北京了。2、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发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讲话。有人担心在这次“放”和“鸣”之后会有“收”和“整”。在过去运动中受了委屈的，要给他们平反，使他们减少同党和政府的隔阂。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3、现在谁都不能保证在下级机关里不发生打击报复事件，有这个机构，敢于打击报复的人知所畏惧；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有路可走，他们可以提出控告。这样既检查了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又配合了整风。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

罗隆基关于成立平反委员会的建议，当时受到“一棍子打死”的批评，中共党内多数均认为是“反党言论”，同仇敌忾。但在20年后，有胡耀邦领导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成了名副其实的“平反委员会”，在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的支持下，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中共自己认识平反冤假错案的必要是付出了惨重代价的。由于毛泽东个人独裁。无法无天，以言代法，自1957年反右派以后，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败，他犯了全局性、路线性的错误以后，为了文过饰非，压制不同意见，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党内斗争，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这些罪名，和“右派分子”的罪名一样，没有法律上的界定，也不经过任何司法程序，毛泽东一句话，省委第一书记一句话，各级第一把手一句话，就可把管辖任免的干部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停职、罢官或送入监狱。1978年中央组织部统计，全国脱产干部1700万人，立案审查的占17%，即289万人，到1982年全国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基本结束，实际得到平反的干部是300万人，经中央批准平反的重大冤假错案30万件。

陈仁炳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兼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他是作为“章罗联盟”在上海的首要分子被定为右派的。据1957年7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

陈仁炳承认他是罗隆基反党集团在上海的首要分子。他说，他从1947年起就靠拢了这一集团，1948年—1949年起完全参加了这个集团。1949年民盟召开四中全会，罗隆基提名他当选了中央委员。在那次会上，罗隆基打击史良等盟内进步人物，陈仁炳为罗隆基作打手。那时。罗隆基经常邀集他和潘大逵、张东荪、费孝通、曾昭伦等在范朴斋家里开会研究策略。在1951年的民盟组织宣传工作会议上，陈仁炳和罗隆基小集团的其他成员激烈反对民盟的阶级联盟性质，怕有非资产阶级分子参加进来。罗隆基和陈仁炳、潘大逵一起研究过潘大逵的工作问题。最初他们认为潘大逵在四川同楚图南的关系搞得不好，工作不顺利，准备把他调到北京搞民盟中央宣传部，继而一想中央宣传部已有曾昭伦，同时四川非常重要。罗隆基认为潘大逵在四川比总不在好，先抓一个副主委也好。此后，罗隆基、浦熙修到上海来，和陈仁炳都有密切来往。陈仁炳还说，他在罗隆基心目中的地位逐渐增高，同为他比彭文应更加“埋头苦干”。罗隆基原想把彭文应搞上一个上海市副市长的职位，后来又想改变以陈仁炳代替彭文应。。。。。。

陈仁炳又说：这个反党集团在上海的成员除他以外，还有彭文应、赵文壁、孙大雨、孙斯鸣、韩鸣等近二十人。他们的活动策略，是特别针对知识分子对党不满的三种情况，即有职无权、外行领导内行和失业问题，到处挑拨，到处放火。

由此报道来看，陈仁炳并没有什么反党的言论和活动，完全是受了罗隆基的牵连。说陈仁炳1948-1949年靠拢罗隆基就是为了反党，实在是冤枉人。那时的陈仁炳正在演出自己人生中的最壮烈的一幕。1948年5月，中共地下党组织上海学生在交通大学召开抗议美国扶助日本军国主义大会，指定几位左派教授发表主题演讲，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是演讲人之一。大会有15000余人参加。上海国民党当局闻讯派来大批军警特务。临开会时，其他几位演讲人为肃杀气氛所震慑逃避了，只有陈仁炳挺身而出跃上讲台，赢得了山呼海啸般的掌声，演讲完毕，他被地下党掩护安排从后门离去。虽然当场没有被捕，但上了军统特务的暗杀名单，东躲西藏，直至1949年4月他转移到南京去才躲过这场劫难。

彭文应是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1957年8月11日《人民日报》介绍他的文章标题是《为章罗联盟打天下—彭文应是罗隆基的一等功臣》。他在大鸣大放中的主要言论如下：

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
近年来，上海各报纸所登载的新闻，有报喜不报忧，小文章标大题目，大文章标小题目，而且不是把新发生的事情及时向读者报道出来。

去年上海某公司因不善经营大量死亡猪的事实，报纸从未提及只字，直到事情已经全部处理，报纸才发表了消息。这样来处理新闻，就失掉新闻的价值，大有明日黄花之感。

斯大林发生错误的原因之一，即报纸长期没有揭露错误，报纸应当敢于揭露错误，不要报喜不报忧，也不要只打苍蝇蚊子。

我们的国家对创造发明、合理化建议的奖励只不过是毛巾、茶杯、汗衫、奖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奖励一下子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要很好理解“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

彭文应没有什么过激的、出格的言论，早就应该摘帽和改正。然而他摘帽最迟，至死未得到改正，其原因据说是他是“死硬派”的代表人物。彭文应是55万右派中唯一的一位拒不认错、抗拒到底、没做过一句检讨的人。他也绝口不提自己的光荣历史：1933年4月15日在王造时主编的《自由言论》第一卷第六期上，彭文应著文《剿匪呼？剿民呼？》公开抨击蒋介石对朱毛红军的围剿；三十年代，他慷慨解囊给周恩来去救赎被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的共产党员，周总理对此一直念念不忘；他因支持上海学生的反蒋斗争，1848年5月初，上海警备区司令汤恩伯下手令：“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应。”解放初，他积极协助军管会工作，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由于他拒不认错，生活陷入了窘境。他是以市政协常委的官方身份领工资的，每月180元（相当于司局级工资）。被撤销市政协常委后生活断了来源。由于交不起房租迁出原来的宽敞住所，带着6个孩子（妻子在他被批斗时亡故）住进一间15平米的房子。后来家里穷到揭不开锅的地步。小女儿跪倒在他面前：“爸爸，为了女儿，你就承认下来吧。”市委统战部的一位副部长登门造访说：“你们家的门槛都给我踏坏了，只要你承认下来，写几十个字，什么都解决了，帽子就摘掉了。”彭文应说：“我是你们的朋友，你们把我当成敌人。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没有错。”彭文应真正做到了威武不屈，贫贱不移。上海市委统战部既有意照顾彭，为什么不能对这位“拗相公”再灵活一点？原来有毛泽东的面子问题。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点了彭文应的名，彭文应一句话不检讨，那就是毛泽东错了。毛泽东面子问题的重要性在千百万人的死活之上，毛泽东要错到底，彭文应要抗到底，悲剧就这样注定了。

在1957年6月1日的座谈会上，各民主党派机关报《光明日报》总编辑儲安平，以“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他说：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这个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器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眼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失，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几位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位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解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孓孓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是由党来考虑解决。

儲安平成为全国闻名的大右派，说他代表资产阶级和共产党争天下，在全国大张鞑伐。民主人士向往开国时期共产党和党外人士和衷共济的团结局面，这难道错了吗？说造成那种团结局面的毛泽东是伟大的，又说向往那种团结局面的儲安平是反动的，这不是拿自己的左手打自己的右脸吗！

反右斗争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摧残是毁灭性的。1957年的北京大学，师生之中有1500人在反右派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很多人被开除了公职与学籍，发配于穷山恶水、荒原大漠了此一生。22年后，又把这1500人全部平反，就是说这些思想敏锐、头角峥嵘的有为青年本来就不是右派。

特别令人扼腕的是有些风华正茂的学子被杀害了。

1958年哲学系的学生黄宗羲被绑赴刑场，临行前对妻子说：“我死后你不要守着，早一点找一个家，好好教育孩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

西语系英语专业的学生顾文选，1966年夏自河北某劳改农场逃走被抓回处死。

化学系学生张锡琨，企图越狱而被处死，时间已是“四人帮”垮台后的1977年。他的遗体由他妹妹领走。

中文系新闻专业1954级女生林昭，则是被惨杀的才俊之士的代表人物。

林昭，原名彭令昭，1932年生于苏州，1949年就读于苏南新闻专科学校，以后曾在《常州民报》当记者。1954年她以江苏省最高分数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57年反右运动中，因为替打成右派的同学鸣不平而被打成“右派”。但她被送去劳动改造时，致信学校领导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教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你们呢？！”

1968年4月10日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难友丁芸女士记载了林昭的一次谈话：

我关押在这里，已经快八九年了。一提起我的案情，就要气愤，所谓罪名，都是强加到我头上的，完全是毫无法律根据的荒谬绝伦之事。1954年我在北大新闻系读书，在这座素称民主摇篮的高等学府里，我为北大《自由论坛》编过墙报，将鲁迅先生著作《伤逝》改编成话剧演出，为瞎子阿炳写了一部传记，我那时怀着多么大的信心，要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些贡献啊。可是，到了1957年整风期间，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根据毛主席说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向党提了一些意见，但是，真想不到这些由衷之言竟成了罪状，结果被押到劳改场所进行劳动教养。我因病保外就医，押回上海家中。嗣后，一批北大同学到我家里来探望我，并一起到打工妹咖啡馆聚谈，谈了一些南斯拉夫的情况，表示对《南共纲领》有较大的兴趣和赞同的看法，结果被人诬陷告密，说我们组织“反革命集团”进行反党活动，随后我又被捕了，不明不白地被判了20年，押到上海提篮桥监狱执行。这样，就成了一件不白之冤的冤案，然而我是永远不会屈服的。

就凭这些事情，1968年4月29日上午10时，对林昭一案重新审判，法庭就设在提篮桥监狱里，没有陪审员，没有律师，没有记者，更不准家属旁听，法官宣判：林昭由二十年徒刑改判死刑，立即执行。林昭没有哀号、没有恐惧，她当即刺破手指，用鲜血写下了：“历史将宣告我无罪！”从容就义。

林昭被处决后，30日下午2时，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林昭家门前，有人呼叫林昭的母亲许宪民，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应声开门。来人说：“我是上海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枪决。家属要交五分钱的子弹费。”林母昏厥于室内。令范交了子弹费，询问：“尸体现存何处？”来人拒不回答，扬长而去。

1980年12月11日，随着全国右派的改正，上海市高级法院宣布为林昭平反。

2000年4月22日，林昭的亲友同学56人为她举行骨灰安葬仪式。墓地在苏州灵岩山南麓。墓碑后面刻有林昭1964年2月写下的遗言：“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

天马行空

第十二章 “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

在卫星竟放的高潮中，毛泽东南巡去也。

卫士长李银桥替他打点行装。毛泽东出巡，犹如孔夫子搬家—尽是书。根据需要，李银桥找人特制两个大木箱，分层次的，可以分门别类地把各种书装在一定的位置，到了驻地，又按照毛泽东的习惯，把这些书摆放陈列起来，保证毛泽东随手可以找到要读的书，做到不乱不丢。这次出发，除带上毛泽东正在读的《三国志》、《楚辞》等史书外，还有冶金学、土壤学等。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的专列从北京出发，第一站到徐水。中共河北省委书记解学恭、副省长张明河和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陪同毛泽东视察。八月骄阳似火，毛泽东头戴一顶大草帽，走几步就汗流浃背了。步出车站，首先进入视野的是一个大标语牌，上面画的是徐水三年进入共产主义的平面规划图。县委书记指指点点，向伟大领袖介绍他们的宏伟构想。然后驱车来到南梨园乡大寺各庄农业社，视察了农业社的幼儿园和敬老院（供养无子女依靠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毛泽东同老人们亲切握手问候。又看了农业社办的集体食堂，这是毛泽东最感兴趣的新生事物之一。最后，张国忠领路，陪伟大领袖来看本县的杰作--丰产田。据几天后进行追踪采访的《人民日报》特约记者康灈报道说：

大寺各庄的卫星山药更是花样繁多，毛泽东看过的一种粪堆形山药（地），是用粪和土垒起一个个堆堆，在堆堆上载满了秧子，既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又肥力厚实。还有毛主席看过的一条埂道上分别是种四行、八行和十二行的山药，过去每亩两千棵秧子的耕作方法发展到这里的每亩一万五千棵，计划产量是每亩20-100万斤。大寺各庄还有多样化的沼气山药（地）。用粪垒成堆堆，外面使土封实，土上栽满山药；堆顶上插一根竹管直通粪堆，从竹管上浇下水去催动肥料发酵并放出沼气，这样来养育土层和作物。或是用粪垒成一个圆锥形的宝塔，再沿着塔坡把土围成一层层环形的梯级，在每个梯层上栽种山药，这后面两种沼气堆的顶部，也都插入了浇水的竹管。此外，大寺各庄的多样化的沼气堆，现在已经发展到栽种徐水有名的大白菜，或者是栽种萝卜。所有这些利用沼气或不利用沼气的卫星作物，不仅粪大水勤，而且还施钾肥，喷磷肥和洒生长素，大寺各庄亩产百万斤的山药，甚至还浇狗肉汤。

看完亩产百万斤的山药地，毛泽东又来到了大寺各庄的七亩棉花地里。著名作家康翟的追逐报道是这样写的：

毛主席看过的三棵棉枝都绑上了红布。每亩四千棵，平均高六尺，谁看了都说那是棉花树。每棵平均果枝25个，花蕾45个；成铃最多的已达一棵110个，眼前的情况就可亩产皮棉两千斤。但人们还要叫棉花长到八尺高，叫每棵长120个棉铃，以保证亩产五千斤皮棉。这七亩地的耕作是有疏密对比和早晚对比的，还有搭起棚子，晚上在棚顶盖被单，棚底下用电灯光照明催生的一片。这里每亩施底肥54000斤；追磷酸钙120斤；追硫氨4次，共用170斤；追氮肥一次，生长素和钾盐各四次，喷磷四次，除虫七次，锄八次，浇水两次，整枝18次。这片棉花已有中央和省的负责同志再三说过要赶快拍成电影。这片棉花将如许多人所说：今年秋后农业上不知道要出现多少吓人的高产怪事那样，会如卫星般地震动湖海山川。

康翟的报告最后说：

所有这些将要发射的高产卫星，和徐水的大面积丰产田连成一片，要把这儿的粮食亩产从去年的214斤提高到今年的2000斤。人民公社的建立和毛主席的视察，就是目前争取2000斤的足以使山倒海平的力量。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试想，一个二分地的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去成百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可除了几万人大的人民公社，哪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办得到？

唱不尽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颂不完人民公社的灿烂前程。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到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

这是当时在宣传工作上进行舆论导向的一篇代表作。毛泽东8月4日参观徐水，康翟紧跟着追踪采访，写成《徐水人民公社颂》于26天后，即9月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如果河北省委和徐水县委弄虚作假露了底，毛泽东对看到的某些现象表示怀疑，表示不欣赏，有所制止，有所批评，有所纠正，报道的舆论导向就是另外一种精神了。《人民日报》这篇“本报特约记者”的报道告诉全国五亿农民和一亿城里人：徐水县的领导和农民所干的这一切，已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徐水的方向就是全国两千多个县的方向。

1958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毛主席视察徐水安国定县》，记载下了毛泽东与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的一番对话：

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毛主席，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每亩2000斤。张国忠又说，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共种植了春夏山药35万亩。

毛泽东听过以后，不觉睁大了眼睛，笑嘻嘻地看了看屋里的人，说道：“要收那么多粮食呀！”这时候，毛主席显然是想起来张国忠在路上介绍的本县情况，就伸出又厚又大的坚强的巴掌，算账一般地说：“你们夏收才拿到9000多万斤粮食呢！秋收要收11亿呀！你们全县30多万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

大家一时被毛主席问住了。后来，张国忠答道：“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主席说：“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人家不要你们的粮食呀！”

从此，毛泽东有好几个月的时间着实发过一阵子愁：粮食多了怎么办？

事后查明，并不是徐水农民解放思想，有了冲天的干劲，创造了人间奇迹，完全是强迫命令弄虚作假。县委书记张国忠要求每亩山药必须达到15万棵以上，达不到者受惩罚。有的群众接受不了这种超乎寻常的胡闹，又怕张国忠手中的权力，于是采取办法抵制，在田边地头密植，在地中间稀植。但张国忠带来一班人马检查，结果有5位小队长被绑在树上，接受现场斗争，喝骂、拳打、脚踢，然后被送到监狱劳改。一个叫高老先的小队长，劳改三个月就死了。有群众说，张国忠就是法律、为了弄虚造假不被揭穿，1958年8月和10月，张国忠搞过两次捕人高潮，并指示县乡村三级都成立劳改队，下达捕人指标，限额完成，他还在漕河公社主持捕人现场会，一次即逮捕358人。而张国忠认为，逮捕人能起作用，能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1958年，徐水共逮捕4643人。4643人种有包括2名支部书记在内的31人死去。

毛泽东视察徐水之后，刘少奇为了表示紧跟。8月6日派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率工作组来到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

1958年9月15日，徐水人民公社成立，宣布实行县社合一，经济上由县一级统一核算。9月20日，发布了《中共徐水县委员会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从9月份起，干部、工人、职工取消薪金，农民（社员）取消按劳取酬。干部改发津贴，县级每月8元，科局级每月5元，一般干部3元，平民百姓2元。同时宣布，对全县老百姓实行“十五包”：吃饭、穿衣、住房、鞋、袜、毛巾、肥皂、灯油、火柴、烤火费、洗澡、理发、看电影、医疗、丧葬，全部由县里统一包起来。

于是，徐水这个不出名的河北小县，出了大名。当年先后有40多个国家、930多名外国人去参观；有3000多个国内单位派人去“取经学习”。赫鲁晓夫知道后，特派塔斯社记者前来看个究竟。赫鲁晓夫听了记者的汇报后说：“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苏联的共产主义是土豆烧牛肉。”

这年11月，县里筹款550万元，给全县公社社员们发了第一次津贴及部分生活用品。12月，又筹了90万元，终因罗掘俱穷，点金无术，凑不起必要的款项，便挪用商业上的流动资金700万元，发了第二次津贴和实物。实际是把县百货公司和供销社的东西给分了。这个共产主义的试点就这样夭折了。后来查明，那个棉花树是人工嫁接的；山药山是连夜堆出来的，山药只是上面几层，里面全是土疙瘩。

河南省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人民公社的发祥地。这给河南的领导人带来了巨大的荣誉，也给河南的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1958年4月间，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社有四个乡、27个小社合并而成，有6000多户，30000多口人。

1958年6月16日，谭震林副总理在郑州省委南小院会议室接见了遂平县委副书记娄本耀。听完娄本耀的建社情况汇报，谭震林说：“你们这算啥哩？工农商学兵都有，这个部那个部不和中央一样了吗？再说政社合一，社也大了点。法国有个巴黎公社，他们也是工农商学兵都有，我看你们有点像巴黎公社。”

娄本耀根本不知道巴黎公社为何物，顺着首长的意思说：“对！对！俺们这个劳什子，也是公社。”
谭老板大跃进中头脑也热得厉害，听娄本耀一说，庆幸自己发现了新事物，睁大眼睛问：“你们真的是公社吗？”

娄本耀连说：“是哩，是哩，俺们是公社！”

谭震林欣喜地说：“你们这是中国第一个公社。”

接见完毕，娄本耀连忙给遂平县委打电话，办公室主任高运坦接的，娄本耀说：“中央肯定了我们是第一个公社。请你赶紧向蔡书记、赵书记汇报一下，让全县几个乡都挂上公社的牌子，尤其是嵖岈山卫星社要改成卫星公社，把牌子挂出来，后天新乡七里营的同志要去参观。”

谭震林回到北京，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大为赞赏。

1958年7月16日《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了陈伯达的文章：《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文章写道：“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的把工（业）、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吴芝圃得风之先，抢先在全省办起了大社。8月2日河南省委给毛泽东送上了《关于建立人民公社情况的报告》，说：“这一运动，首先从农村开始。小社并大社，自留地归集体。大搞公共食堂，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在城市街道居民中，组织生产、办工厂、搞集体福利事业。这在实质上已经形成了公社的雏形，但还没有统一的名称。有的农场叫集体农庄，有的叫农场；在城市里有的叫社会主义大院，有的叫社会主义大家庭。直至《红旗》第四期陈伯达同志所写《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一文引证毛主席关于人民公社的指示后，才明确了建立人民公社的方向。”

毛泽东看罢河北的三个县，于1958年8月6日到了河南新乡，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吴芝圃、省委书记杨蔚屏、史向生前来“接驾”。

6日下午，毛泽东在吴芝圃等陪同下来到七里营乡。全乡农业社合并成立七里营人民公社。毛泽东看到人民公社的牌子，点头称赞说：“人民公社名字好。”

在社干部引导下，毛泽东先看托儿所、敬老院、食堂，然后看麦粉加工厂和滚珠轴承厂。毛泽东听说这个小工厂两天生产出5000多个滚珠轴承极为称赞。

毛泽东走进了齐肩高的棉花地。问道：“像这样的棉花有多少？”

社长王文生答：“七里营生产队10500亩，有5000多亩是这样的，每亩保证皮棉1000斤，争取2000斤。”

毛泽东笑着对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

吴芝圃说：“有这么一个社就不愁有更多这样的社。”

毛泽东说：“对！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

7日，专列在郑州停靠。毛泽东在车上听取河南省委书记史向生的汇报。史向生特别说明，是根据吴芝圃的意见，定名为人民公社。毛泽东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

毛泽东在河南视察了三天，8月9日到了山东。由省委书记谭启龙、裴孟飞陪同来到历城县北园乡。当谭启龙谈到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个消息，立即在全国掀起了公社化的高潮。

在北园乡的稻田里，毛泽东向社主任李书成询问水稻的品种、深耕、密植等情况，当问到产量时，李书成说：“五十亩高额丰产田。原来计划亩产20000斤，现在我们要争取亩产40000斤。”毛泽东听了很高兴地说：“好，你这个人，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干大的。

一路之上，毛泽东到处看到群众冲天的干劲，听到想不到的大丰收的美好前景，毛泽东心醉了。

农业问题解决了，六亿人口吃饭的问题解决了，这是毛泽东视察三省农村获得的总概念。

他对于沿途看到的红薯山、棉花树、计划亩产25000斤的玉米、计划亩产40000斤的稻田，都是深信不疑的。他在党内讲（8月17日在北戴河开幕会议上宣布）“粮食产量今年有可能达到9000亿斤。”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1958年9月5日）上打了折扣地宣布：“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增产一倍，即有可能从去年的3700亿斤，增加到7000几百亿斤。。。。。今年如果搞到7000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15000亿斤。明年也许不能搞这么多，太搞多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还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但是明年总是可能超过10000亿斤。”毛泽东混混然纷纷然，对粮食的乐观情绪溢于言表。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避暑胜地北戴河海滨，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除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中央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门党组负责人到会。要讨论的问题毛泽东列了17个，主要议题是两个：一是人民公社问题，一是大炼钢铁问题。

毛泽东在8月21日的会上说：

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的萌芽，产品十分丰富，粮食、棉花、油料实行共产。。。。。。如果做到吃饭不要钱，这是一个大变化。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在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8月29日，北戴河会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人民公社是什么？按当时舆论导向生动的表述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决议》对人民公社基础规模和内容有了十分具体的说明和规定。

建立人民公社的基本方针：“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进一步培养和锻炼农民群众的集体主义思想”，通过建立“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衣组、理发室、公共浴室、幸福院、农业中学、红专学校等等，把农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体生活。。。。。。”

成立人民公社的基础：“打破地界、乡界、县界的大协作，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进一步提高了五亿农民的共产主义觉悟。。。。”“我国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的跃进和五亿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基本战胜了资本主义道路之后。。。。。。在克服了右倾保守思想，打破了农业技术措施的常规之后，出现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农产品成倍、几倍、十几倍地增长，更加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人民公社的规模：“一般以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较为合适。。。。。。也可以数乡并为一乡，组成一社，六、七千户左右。至于达到两万户以上的，也不要去反对。。。。。。”人民公社的组织成分：是“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

在8月30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他说：

人民公社这个事情是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出来的。因为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干起来了。

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大公社人多，几万户，地大物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渔盐林木副，人民公社都有。 大了，了不起，人多势众。公，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了，公共食堂、托儿所，劳动妇女可以得到解放。。。。。资本主义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就搞掉了，看来只要把章程搞好，全国可能发展很快，秋冬可能差不多了。当然实行工资制和吃饭不要钱，还可能需要一个过程。二、三、四、五年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人民公社，一下出个章程，河南卫星公社24条，这是它的宪法。

人民公社的名字是河南的创造，毛主席肯定了这个名字，吴芝圃心花怒放，干劲倍增。到了北戴河会议中央作出决议正式要搞，他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在河南实现了公社化。截止于8月底，全省农场在原有38473个农业社（平均每社260户）的基础上，建成了1278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7200户），入社农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99.98%。他这一带头，那个省敢落后？全国很快出现了公社化的高潮。

毛泽东表扬的公社“宪法”是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这个文件表面上来自基层，是群众的创造，实际上是毛泽东授意陈伯达派《红旗》杂志的编辑李友九“帮助”嵖岈山农民搞出来的，是越俎代庖伪造民意的作品。8月17日毛泽东亲自修改，作为会议文件发给与会者，具有了中央文件的权威。毛泽东对推广这个章程很热心。他说：“嵖岈山公社章程，《红旗》杂志要登出了，各地方不一定都照此办，可以创造各种形式，要好好吹一下，一个省十来个人吹。大社要与自然条件、人口、文化等各种条件结合起来。河北刘子厚同志，找了十来个人吹共产主义思想作风，很有劲，你们回去也要这样吹一下。”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把嵖岈山卫星公社的章程在《红旗》杂志第七期（9月1日出版）全文发表了。毛泽东肯定过的东西，在当时的中国就像受了“皇封”一样，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嵖岈山的共产经验一推广，共产风在中国广大农村就像十级台风一样，以不可阻挡之势刮开了。

《简章》第四条规定：“各个农业合作社併为公社，根据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应该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原来的债务，除了用于当年度生产周转的应当各自清理外，其余都转为公社负责偿还。”这就是将穷队和富队拉平。后来毛泽东批评“共产风”，盖源于这个章程。

第五条规定：“社员转入公社，应交出全部自留地，并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公社所有，但可以留下少量的家禽和家畜，仍归个人所有。社员私有的牲畜和林木转为公社所有，应该折价为本人投资。”

第十三条规定：“盈亏由社统一负责。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

第十五条规定：“实行粮食供给制。”

第十七条规定：“公共食堂和托儿所一般地一生产队为单位建立。”

第二十条规定：“社员原有住宅的砖瓦木料，由公社根据需要逐步拆用。新建的住宅归公社所有，社员居住要出租金。”

这个《简章》的要害是剥夺了农民的一切：土地、房产、对农业社的投资、牲畜、林木等等。得到的就是一个：不分男女老幼都到食堂吃饭，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

实行公社化，有决议，有样板，有章程，到9月30日，北戴河会议后的一个月，即9月30日，中央农村工作部《人民公社运动简报》第四期宣布：

截至本月底，全国已经基本上实现人民公社化，高潮时期前后仅一个多月。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有12个省、市、自治区100%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十个省、区有85%以上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四个省、区（浙江、贵州、宁夏、新疆）在国庆节前也可基本实现公社化。只云南一省计划在十月底完成。

毛泽东对了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准备是不够的，他也缺少领导经济工作的实际经验。那时中央正在批判教条主义。林彪带头，贬低马克思主义，说毛泽东在各方面都超过了马克思，天上的事知道一半，地上的事全知道，叫做“洞察一切”。公平地说，毛泽东在有些领域，例如军事领域，确实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是不懂打仗，不会打仗的；在经济领域，毛泽东只有皮毛的知识，但他不谦虚了，也飘飘然认为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在经济领域搞“领袖意识那是注定要碰得头破血流的。当然，马克思的知识有他的局限性，但至少在公社问题上他是有先见之明的。在《资本论》第一卷里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在印度的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公社形式。形式最简单的公社共同耕种土地，把土地的产品分配给公社社员，而每个家庭则从事纺纱织布等等，作为家庭副业。除了这些从事同类劳动的群众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首领”，他兼任法官、警官和税吏；一个记账员，登记农业帐目，登记和记录与此有关的一切事情；一个官吏，捕缉罪犯，保护外来旅客并把他们从一个村庄护送到另一个村庄，一个边防人员，守卫公社边界防止邻近公社入侵；一个管水员，从公共蓄水池中分配灌溉用水；一个婆罗门，司理宗教仪式；一个教员，在沙土上教公社儿童写字读书；一个专管历法的婆罗门，以占星家的资格确定播种、收割的时间以及对各种农活有利和不利的时间；一个铁匠和一个木匠，制造和修理全部农具；一个陶工，为全村制造器皿；一个理发师，一个洗衣匠，一个银匠，有时可以看到一个诗人，他在有些公社里代替银匠，在另外一些公社里代替教员。这十几个人的生活由全公社负担。如果人口增长了，就在未开垦的土地上按照旧公社的样子建立一个新的公社，公社机构显示了有计划的分工，但是它不可能有工场手工业分工，因为对木匠、铁匠来说市场是不变的，至多根据村庄的大小，铁匠、陶工等等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或三个，调节公社分工的规律在这里以自然规律的不可抗拒的权威起着作用。
                                                                                （《资本论》第一卷第395-396页）

在18世纪的印度存在着这种公社，与20世纪的中国公社何其相似乃尔！也是共同耕种土地，也是政社合一，也是工农兵学商都有，只要把“首领”换成“党委书记”，把管理治安的“官吏”换成“公社武装部长”，全套管理机构可以原封不动地运转。毛泽东在创立公社体制的时候，成天沉沦于《张鲁传》和《大同书》，没有去翻一翻《资本论》，他才有勇气把自己创立的公社制度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的新发展推倒历史前台，贻笑天下而不自知；如果他知道马克思分析过的印度公社是不能产生大生产的落后的生产方式，是如何在经济史上被淘汰、瓦解、消亡的，他也许会慎重一些，不会急于下“人民公社好”的圣旨，向全国推而广之了。

在北戴河海滨的毛泽东丝毫没有意识到他闯下了滔天大祸，对公社化和大跃进的前途是充满信心的。这从他请张治中一起到南方视察一事可以看出来。

1958年8月末的一天，毛泽东请张治中全家到他的北戴河别墅吃饭、看电影。席间，毛泽东说：“文白先生，我想到外地视察，你可愿同行？”张治中说：“能够有这样难得的机会，那太好了。”于是，一言为定，相约先回北京，一起南下视察。在国民党营垒时，张治中多次陪同蒋介石外出视察。毛泽东不邀别人，单邀张治中，显然是想让张治中看看他治国安邦的手段和魄力。

9月10日上午8时，毛泽东和张治中分别坐两架专机由北京飞武汉，11点40到达，在东湖宾馆下榻。

住下后，毛泽东对负责照顾他生活的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交待；“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是我党老同志，一大代表、他比我大6岁，我叫他鹤鸣兄，他叫我润之。此人如来看我，随时可见，你们不要挡驾。”

毛泽东急于会晤故人，是由于听够了属下的阿谀奉承之词，想从故人中听到对他发动大跃进、使国家一日千里地进步的赞颂。没想到这次与李达见面大吵了一顿，不欢而散。

事情缘起是8月2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刘西瑞（中共中央办公厅派往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干部）的署名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他在文章中说：“这次寿张之行，是思想上再一次大解放。今年寿张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五万斤、十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000斤、7000斤，提5000斤指标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根本没人提了。”

在这样的舆论导向之下。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了，湖北鄂城县政府大门口贴出两条标语，一条是“宁可少活十年，不愿落后一天！”，一条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两条标语被搞社会调查的武汉大学学生发现并写进了调查报告里，送给李达校长看。李达认为第一条是表示决心，害处不大；第二条是唯心主义，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有条件的，无限夸大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为害不浅。决定立即去见老友毛润之。

这天，毛泽东正在会见古巴领袖卡斯特罗，谈论游击战问题，陈毅陪同在座。李达在梅白陪同下来到东湖甲舍，稍候一会儿，毛泽东送别卡斯特罗，立即传见李达。

“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通不通？”真是故人见面，李达一句客套话没有，逼毛泽东对这个口号表态。

机智善变的高手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说：“这口号有两重性。”然后举红军长征的例子，说明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克服有时候看起来不可能克服的困难。人想飞敢飞，于是就有了飞机；人想日行千里，于是发明了火车。

李达打断了毛泽东的旁征博引：“你的时间有限，我的时间也有限。你说这个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是肯定这个口号是不是？”

“肯定怎么样？否定又怎么样？”毛泽东对打断他的话有些不悦。

李达说：“肯定这个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就是错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一个人要拼命，‘以一当十’可以，最后总有个限度，终有寡不敌众的时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要有一定的地形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不能无限大的。现在人们的胆子太大了。润之，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

梅白见李达慷慨激昂，到主席多有冒犯，就用自己的腿悄悄地碰了一下李达的腿，示意他适可而止。

毛泽东看见了，冲着这位秘书长说：“小梅，你不要搞小动作，你让他说，不划右派。”

“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受大灾大难了。”这是自大跃进以来，毛泽东听到的唯一几句忠言。

“你说我发烧，我看你也发烧了，也有华氏百把度的。”毛泽东的意思是，你敢这样跟我讲话，实在是热昏了头。

卫士长李银桥要安排吃完饭，想缓和一下气氛。李达在气头上，表示告辞。毛泽东说：“小梅，你送李校长回家今天他火气很大，我火气也不小。”

李达在梅白的陪同下上了汽车，在车中，“My Dear Xiao Mei（注：我亲爱的小梅），毛主席的‘两论’都好，却想不到现在把主观和客观颠倒至如此程度！他说斯大林三七开，他自己将来如何开？他的根本问题是创建了党，创建了人民军队，进行武装斗争。不仅开辟了革命根据地，而且强调了统一战线。这都是无可非议的。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就在于它充满了矛盾而善于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而能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但是如果不能正确地说明世界，就不能正确地改造世界。首先的弄清情况才好下决心。你劝劝毛主席吧。”

梅白回到东湖宾馆，毛泽东说：“小梅，今天我们两个老家伙很不冷静，这在你们青年同志面前示范作用不好。我肝火大，但我还是压制，差点和李达干起来。”停了一下，毛泽东又说：“我现在在认识论上发生了问题，离开客观走向主观唯心主义，我和李达的争论，我是错误的。”

梅白听伟大领袖在他这样一个晚辈、一个下级干部面前说这番话，很受感动，趁机把李达在车上说的那些话告诉毛泽东。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很动感情。他叫梅白教他英语中“我亲爱的鹤鸣兄”怎么发音。然后说：“孔子说六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三，但不耳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只是我的过错。过去我写文章提倡洗刷唯心精神，可是这次我自己就没有洗刷唯心精神。你先告诉李达同志，改日我们再谈，感激他的帮助。”

梅白如实向李达转达了毛泽东的意思，李达说：“还是润之气量大。”

李达这一番谏言，使毛泽东清醒了许多；还没有完全清醒。他的“左”倾冒进思想支配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左”倾冒进情绪又反转来影响了毛泽东。中国这艘大跃进航船体积太大，一旦起锚发动，无法减速掉头了。他还心存侥幸，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固然是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亩产几千几万斤麦稻可能有浮夸，但1958年的大丰收应是无疑的，粮食过了关应是无疑的；看了那么多地方，难道都是假的？！他无法想像全党各级干部都会欺骗他，他无法想像这是一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闹剧。

毛泽东有些悲凉，但还得撑着。九月中旬，他在王任重、张治中等人陪同下视察了武汉钢铁公司和武汉大学之后，离开湖北前往安徽。

张治中被请到毛泽东专列上述话，见毛泽东书案上放着一本《冶金学》，就说：“您也钻研科技方面的书？”

毛泽东莞尔一笑：“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些。”
张治中是见过世面的政治家，谦恭有礼地说：“主席日理万机，建议您少过问具体事，多考虑方向性的问题；不要以个人意志代替大多数人的思考。”

前面有了李达的犯颜直谏，毛泽东心态平和了许多，顾左右而言他。

书案上放的另一本书是《三国志》，书翻开，毛泽东正在读《吕蒙传》。话就从吕蒙说起。在座的除张治中外，还有毛泽东每次出巡都随行保驾的公安部长罗瑞卿。毛泽东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打败关羽就是这个吕蒙。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以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中的《吕蒙传》。”

车到安徽合肥，第一书记曾希圣前来接驾。毛泽东在曾希圣陪同下视察了舒荣人民公社。当听到社干部介绍他们已经做到“吃饭不要钱”时，毛泽东满意地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公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可以不要钱了。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供给制，工资发给每一个人，而不发给家长，妇女、青年一定很高兴，这样就破除了家长制，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毛泽东又视察了江苏、上海，与9月29日回到北京。

毛泽东出身农民，搞农民运动起家，一生以解放农民为己任，说他发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是存心跟农民过不去，要制造全国大饥馑，这绝对不符合事实，其初始（！）动机绝对是好的。毛泽东犯错误主要是因为真诚地相信共产主义乌托邦，是“理性的过度自责”（哈耶克语）。他当了半辈子“人民的大救星”，有一种天然的使命感，深信只有他给农民指出的道路才是金光大道，他带领农民走的道路能让农民得到万年幸福，进入共产主义天堂。

1958年11月19日，毛泽东真的发愁粮食太多了，除了“人吃马喂”找不到出路，批准谭震林、廖鲁言《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情况报告》，决定将粮食播种面积由19亿亩减少至15亿亩。（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542页）各省执行的结果实际减少17386万亩，其中水稻播种面积下降9.1%，小麦播种面积下降8.5%。（《建国30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第45-49页）

两天以后，即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他说：

过渡到共产主义，你们看如何？有两种方法，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群众路线是好办法，这么多人，什么事情都可以搞。。。。。因为革命从马克思开始没有成功，列宁完成了十月革命，他们已经搞了41年，再搞12年，还没过渡，落在我们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他们还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想抢上去，我们过渡苏联脸上无光，全世界无产者脸上也无光，怎么办？我看要逼他过渡形势逼人，逼他快些过，没有这些形势是不行的。你上半年过，我下半年过，你过我也过，最多比他迟三年。可是一定要让他先过。

今日我们读毛泽东的这一番话，仍可感觉到他当时的那份自信，年份陶醉，那份超越马克思、超越列宁，开辟共产主义新纪元的成就感。

天马行空

第二十一章   七千人大会上的较量

大量饿死人的事发生后，各级领导人以保境安民为主，不大听中央的瞎指挥了。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粮食调不上来了。1961年全国征购粮食720亿斤，中央上调60-70亿斤。九月庐山会议时，中央通过和各中央局协商，决定第四季度从各地上调粮食32亿斤。到11月中旬，时间过半，各地上交中央的粮食只完成20%多一点。京、津、沪三大城市粮食供应全面告急，中央忧心如焚。遂决定召开一次由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和重要厂矿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又决定吸收军队的部分领导干部参加。因有七千多人参加，史称七千人大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反对分散主义。

大会于1962年1月11日开幕。没有隆重的开幕式。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先把主题报告的草稿发给大家，与会者在宾馆住地阅读文件。12日-14日分组讨论。各组议论纷纷，反应强烈。集中到一点是不同意报告（草稿）中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调不上粮食来当然是分散主义，但文章顺势做下去，把大跃进以来“政治设计院”的一切胡思乱想所造成的恶果，都归结为分散主义，都要省以下负责，地方干部就不干了。

湖北省省长张体学说：“几年来，发生的问题是高指标，‘左’倾蛮干，是主观主义。问题出在主观主义上，不是分散主义。反分散主义，不反主观主义，分散主义也反不了。计划大，指标高，还能不出分散主义？”

一位县委书记感慨地说：“这几年工作想想真亏心。1958、1959年心里憋着一口气，要人给人，要粮给粮，不晓得会出问题；1960年出了问题不敢讲，怕人说攻击‘三面红旗’，又怕自己担责任，到揭盖子时做检讨、挨批评，这是应该的，但从此产生了一种不正常的心理，好像给蛇咬了一样，见草绳也害怕。1961年就生怕出问题，做工作胆战心惊，关照群众多了些，现在又要检讨本位主义、分散主义。”

许多省委书记拐弯抹角地表达了这样的意见：过去几年好多政策是中央定的，自己有不同意见也不便说，跟着中央走，现在出现了困难形势，又要反对分散主义。毛泽东原本是想通过这次会议，把饿死人的责任推下去，见地方各级干部顶得很厉害，就改变了策略，16日他提议重新组织报告起草委员会，先统一思想，然后再写稿子、起草委员会有21人，他们是：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柯庆施、李井泉、宋任穷、乌兰夫、陶铸、刘澜涛、王任重，还有5人是执笔的秀才田家英等。起草委员会17日开始工作，每天下午讨论。这个阵容包括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主要成员和六个大区书记，毛泽东要观察每个人的态度。他重申三不主义，实际上还是记账、钓鱼。

1月18日，彭真发言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大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的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伟晶石。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我们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负面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帐。”

这时邓小平插话：“毛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占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平心而论，彭真的发言，讲话，方向还是为毛辩护。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劳民伤财饿死人的大跃进和公社化，这个大错误，毛泽东应负99%的责任，而不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问题。要支部书记和毛泽东平摊责任是不公平的。革命胜利的功劳为什么不这么平摊？就是这样一个小批大帮忙的讲话，成为彭真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被打倒的原因。

把毛泽东琢磨透了的周恩来，绝不提毛泽东成立“政治设计院”让自己靠边站的旧账，仍以自我批评为主调：“在目前的困难时期，要顶住，承担责任，全世界都指望我们。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情况是我们供给的材料、情况有问题，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调查工作进行后，情况正在好转，但不能过分乐观。经验现在还不能完全总结，还是初步总结。主席讲过，不经过反复，不能取得教训。现在不是弱了，而是强了。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得跟头更大，要中风。现在的问题是要争取时机，不怨天，不尤人，发奋图强，埋头苦干。不吹，不务虚名，要谦虚谨慎，骄傲总是危险。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艄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大家都知道，大跃进以来的错误周恩来没有什么责任，他把自己摆进去，一口一个“我们“，就是动员大家把责任承担下来，保毛泽东渡过这一关。

周恩来发言不久，陈伯达向彭真发难：“我也胡说八道过，要检查。我们还是要根据毛主席的指导思想办事。我编辑主席的语录有很大收获。他告诉我们，如何管理中国。要根据毛主席的指导思想来检查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主席的思想？彭真同志昨天关于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农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

陈伯达说他“编辑主席语录”是怎么回事呢？七千人大会前夕，毛泽东指示中央书记处具体研究一下北戴河会议以后这三年的文件和指示，看究竟问题出在哪里？邓小平说：“毛主席的出发点是这样：只讲过去我们错误的责任，应该是中央第一，省第二。。。。。。。各省去传达，就不肯讲中央有责任，自己担起来了，主席说，这不合实际，所以主席要我们研究一下这个时期的文件，系统看一看，究竟中央的责任在哪里，毛病出在哪里？研究的结果，编了两个本本，一本是毛主席在这个阶段的语录，这是确定我们党总路线和各项具体工作的指导思想。在这方面研究的结果，没有错误。这个本本，将来会印发的，因为这些东西过去没有拿出来过，常委还要先议，还要主席批准。一本是具体的中央指示，批转的文件，比如这个部门那个部门搞得东西，批转了，这个毛病就很多了。许多问题是出在这上面。。。。。。而这一部分，说到中央的责任，主要是书记处的责任。因为这些文件主要是经过中央书记处拿出去的。”陈伯达丑表功说他编辑了一本毛主席语录，就是邓小平说的这个本本。这是书记处为毛泽东背过。将为讳过作为指导思想从大量毛的讲话中选编只言片语，完全可以把毛泽东打扮成一贯正确的先知。这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刘邓加以区别，对邓网开一面的原因。

周恩来、邓小平的高姿态、高风格一摆，各中央局书记就知所趋处了。起草委员会同意报告草稿的框架，原来的三个问题不变，只是对第一个问题“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做了较大的调整，多讲成绩，少讲缺点，还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只是把小标题改为“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二十一人起草委员会开了四天会最重要的成果是这样一段话：

如果我们许多同志更好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善于运用毛泽东同志一向提倡的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并且认真执行毛泽东在每个关键时刻提出的指导性意见，那么这几年工作中的有些错误是可以避免的，或者可以大大减轻，或者在发生之后可以更快地纠正。

1962年1月27日子人民大会堂第一次召开全体大会。下午2时，当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出现在主席台上时，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泽东主持会议，他说：“同志们：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今天开幕。请刘少奇同志报告。”

刘少奇的开场白是：“中央通过的书面报告已经发给了大家，我就不再宣读了。我准备在报告的基础上再讲几个问题。”他只有一个提纲，一气讲了三个钟头。

对于形势的估计，刘少奇讲了实话。他说：

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1960、1961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少的百分数不是很少，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是减产，所以各方面需要都感到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先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的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关于造成困难的原因，刘少奇说：

这种困难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我们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生产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我调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几个水塘，我问他们：1960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水没有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不是那么严重。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在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至于某一个省、某一个地区县究竟怎样，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讨论一下，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

“三年自然灾害”说，是宣传部门制造的“舆论导向”，是为毛泽东掩饰错误的第一块遮羞布，在饿死人最严重的1959年还想用强大的舆论吧“人祸”压下去。1959年秋天，《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报道秋粮大丰收的消息：说江西取得了“桓古未有的大丰收”，农民“生活显著上升”；河北“粮食超产一、二成”；贵州“玉米大面积丰收”；青海“增产一成到二成以上”；山东、安徽、江苏“齐报秋粮丰收”。到1960年夏天，又报《从长江到黄河流域，揭开农业大丰收的序幕》。到1960年“十一”国庆节，才有高人指点，把饿死人的“人祸”转嫁到“天灾”头上。《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突然宣布：“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接着又说：“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这篇社论告诉人们：粮食紧张，压低定量是天灾造成的；饿死人的事情一个也没有，这是中央统一的宣传口径，不管看到什么，也得按照这个口径说话，否则就要犯下攻击人民公社的大罪。经过一番铺垫以后，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八届九中全会公报，宣称：“在1959年的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又遭到百年未有点严重自然灾害。”后因情况未见好转，又顺延一年，变成“三年自然灾害”。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虽然比《人民日报》的欺骗宣传要真实，但所谓“三分天灾”的说法还是要老天为饿死人的事情承担30%的责任，仍然是要减轻毛泽东的罪责，因为这三年是风调雨顺的三年，根本不应该出现饥馑。此事的科学数据见上海学者丁辉撰写的长文《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发表在《方法》杂志1988年第三期。该文利用气象专家编制的1895-1979年全国历年旱涝等级资料中120个水文站资料得出全国平均指数，认为：“不论与其他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1959-1961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甚或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但刘少奇这一说法却大大地得罪了毛泽东，让他承担70%的责任他也受不了。毛泽东提出反分散主义，就是要省、地、县、公社、大队各级干部为他背黑锅，由他—--这位永不犯错误的领袖—--出来纠正全党的偏差。印发的书面报告罗列了12条成绩，4条错误，16条经验教训。报告的基调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三面红旗光辉照耀下。各方面的工作正在不断地前进。”羞羞答答地承认“目前我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困难，还是相当严重的。”继续为毛泽东在大跃进和公社化问题上的严重错误和灾难性后果文过饰非，大量引用毛泽东语录，批评下面说假话，不实事求是，强迫命令，脱离群众。这引起了大多数与会者的极大反感。县委书记和县长们是这次会议上的基层干部，大跃进、公社化以来他们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虚报产量，强迫命令，拆房，扒坟，砸社员的锅，共生产队的产，强迫老百姓搞深翻，放农业“卫星”，放钢铁“卫星”，反瞒产私分，浮肿病，饿死人，他们都有责任，但难道不是上级硬逼着让这么干的吗？！想当初我们不这么干，有多少人被拔了“白旗”，有多少人受了处分!(后来甄别平反时，邓小平说，全国在反右倾、拔白旗、反瞒产三个运动中，受处分的干部，包括社队一级干部有一千万人。)如今怎么上级那么马列，把屎盆子全扣在县以下各级头上呢？

刘少奇借用群众语言，说造成工农业大减产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实际上是对书面报告的否定。弄出七分人祸来，，三面红旗不那么光鲜了。他继续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作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服人的，我到湖南一个地方去，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

毛泽东坐在主席台正中，听了这一番话心中大为不悦；全国人民都知道，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是我说的，即使要纠正，过两天我讲话自己纠正，你刘少奇抢这个头彩是什么意思？把我的威信打下去，把你的威信树起来！全国三七开还不行，还得说有些地区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这就是要动摇总路线。他心中暗暗记下一笔账：黑暗风。后来在十中全会才出来算账。

“其次，讲一讲三面红旗问题。”毛泽东听到这里歪过头来看着刘少奇。只听刘少奇说：“‘三面红旗’我们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原来是现在不取消，将来要取消。你刘少奇要从根本路线上否定我，好，走着瞧吧。毛泽东心里又记下一笔账：1962年的右倾。

刘少奇这次讲话，引起毛泽东的嫉恨，却得到了广大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大家感到中央讲了实话，不再戴着假面具教训人了。刘少奇每天都抽出时间，参加各省讨论会听取意见，也陆续发表了一些重要意见：“三年饥荒时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血的教训。和平时期死了这么多人，我们共产党领导人应该下罪己诏。可以考虑在每个县委、地委、省委直至中南海的门口立石碑，刻下我们的教训，让子子孙孙来记取！”“彭德怀同志可以平反，错了就改正，早改正比晚改正主动，总不能把问题带到棺材里去。”听说青年女工刘桂阳（就是举着“打倒毛泽东”的标语牌闯中南海的那个）被郴州法院定为敌我矛盾，判了五年徒刑，刘少奇还特意到湖南组嘱咐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回去要给那个女工平反。

在七千人大会上，只有林彪了解领袖的孤独、被动和忧虑，了解毛泽东让步的最大限度和必须坚守的最后防线。在毛泽东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林彪登上舞台，他给毛泽东送上了一副新的光环，使领袖的头上再放异彩。林彪1月29日大会上讲了这样一番话：

我们党在近几年内提出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正确的，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是人民的创造，是党的创造。当然三面红旗在开始提出时不那么完整。可是它在发展中逐渐完整起来，具体化起来，而且将会继续完整起来，具体化起来，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多快好省，毫无疑问，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们能够多快好省，需要多快好省，需要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而且能够力争上游。我们不能有相反的做法----不鼓干劲，不争上游，少慢差费。人民翻了身，党掌握了政权，“三座大山”推翻了，正应该迈开大步向前进，这是应该的，也是可能的。当然在执行中，不能把总路线的各个部分分离开，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检一个，丢一个，那就错了。说明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的毛病。大跃进，事实证明，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去年、今年虽然生产数量不那么多，明年也不那么多，但是与我国各个历史时期比较起来，还是大跃进。大跃进与否，是比较来的，同过去比，同客观事实比，就是大跃进。如与主观的过大过快的指标比，就不是大跃进。因为那种指标本身就是不符合客观的，用它衡量大跃进，首先就是不符合事实的。要根据现实情况来比，根据各国情况来比，这是大跃进。即使去年今年和明年数字低，仍然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具有很多优越性。开始没有整套的经验，是自然的。但是它把初级社高级社的优点都吸收过来，具有许多新的特点，它的效果日益显著，我们的确找到了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人民公社在实践中更加证明它是正确的，对社会发展是有利的，使我们找到了正确的发展形式，可以帮助我们更快更好地发展。

这一番话立即使毛泽东坚持错误的胆气又豪起来。有林彪带着几百万军队帮我守住三面红旗这一道防线，社稷无忧矣！他心中暗自高兴，脸上放出红光。

往下听，这个林彪，还有精彩的：

在困难时期，要更加依靠党中央的领导，更加依靠毛主席的领导。只有这样，才更容易克服困难。事实证明，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会弯得小一些。我在中央的时间是不长的，但是从看得到的，听得到的，同志们的思想经常出现的三种情况：一是毛主席的思想；二是“左”的思想；三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是正确的。但是有些同志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思想，但是把事情往“左”拉，执行主席思想走了样，精神并不一致。当然也有右的问题，党内党外都是有的，如彭德怀就算一个，庐山会议暴露得很清楚。凡是“左”的右的，都是不符合实际，不符合马列主义的。正确的东西，是 唯物主义，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的体会，他的突出优点是实际，总是与实际八九不离十，总是在实际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比之我们某些同志的只是一股蛮劲不同，也与某些同志没有劲，不振作，没有大的打算更不同，我们的世界观中，最主要的是唯物主义，这就是尊重实际，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把主观条件、客观条件综合起来办事。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泽东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因此，在困难时期，党更需要团结，越要跟着毛主席走。只有这样，党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国家才能更好起来。

这一段话如醍醐灌顶，把个毛泽东说的五体通泰，六神皆安。他底气更足了。只要有林彪支持，就不怕你们—刘、周、朱、陈、邓联合起来反对我；刘少奇你胆大包天，把你培养成为第二号人物，你竟然企图从路线上清算我，要否定三面红旗，好吧，走着瞧吧。现在是困难时期，一些棘手的难题先让你们去解决，账将来再算。1967年4月12日，江青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

由此可知，毛泽东在会上的自我批评，他的请求大家批评的高姿态，全是假的。

乱世奸雄林彪，制造了中共历史上两个最大的谎言：一个是饿死3700万人，他还说“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一个是毛泽东亲自指挥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毛泽东没有一点责任，“恰恰是由于我们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罪在全党，只有领袖是完人。这篇讲话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林彪发完言，毛泽东站起来带头鼓掌，刘少奇和众常委迟疑了一下，他们没有勇气和毛林决裂，也随着站起来鼓掌。随后，毛泽东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

与会者多数对林彪的讲话虽然表示捧场，但那是政治表态，实际上大家非常抵触。就在这天，会场上出现了一条标语：“打倒毛泽东！”毛泽东破例没有让追查，息事宁人了事，严禁此事的传播和扩散。

在小组会讨论林彪讲话时，河南鲁山县县委书记杨殿国的发言，代表了大多数人的真实想法：

林彪讲话是袒护毛主席的，什么交学费了，毛泽东离正确总是八九不离十了，我心里清楚，有很多错误的东西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嘛！林彪在那里讲得天花乱坠，不实事求是呀！

有了林彪的讲话作铺垫，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强调加强集中统一，加强和恢复民主集中制，反对分散主义，把饿死的3700万人说成是分散主义造成的，是省地县各级干部没有听他的话造成的。他以勇于承担责任的高姿态讲了一番推卸责任的话。

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做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摸不得吗？偏要摸。

另一个稿子在“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后面是说：“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应负第二份的责任，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负第三份责任。依此类推，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则要负第四、第五、第六份责任。大跃进是全党对手，出了问题也应由全党来负责。而不是把责任推给别人。要端正全党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在困难面前要表现出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当前正是考验全党干部党性立场的时候。本主席愿意和大家一起接受新考验，适应新形势，学习新事物。对于被错划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可以甄别平反，恢复党籍和工作。但同时也要防止刮两股风：一是翻案风；一是黑暗风。要保三面红旗，而不是砍三面红旗。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头子，非但不给平反，还要成立专案审查，继续查清军事俱乐部、里通外国等问题。”这篇讲话经过七次修改才发给县团以上的干部阅读，发下来的文件把这些明显推卸责任的话删掉了。

他怕下面继续顶牛，摸完“老虎屁股”的晚上，他把六个中央局第一书记找到他的住处，讲了许多安抚的话，还古为今用，讲了个秦穆公的故事，他说：

秦攻郑国，被晋国抄了后路，秦国军队全军覆没。晋国俘虏了三个将军，这三个将军在晋国有私人关系。晋国的人把这三个人放走了。晋王发觉后就派人追，没有追上。三个将军跑回秦国，秦穆公穿着孝衣去迎接他们，并且说打了败仗不怪你们，这是我的责任。秦穆公仍然重用三位将军。三年以后，秦国攻打晋国，晋国全军覆没。

第二天，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原原本本地向省委书记和政府部长们传达了毛主席的谈话和秦穆公的故事，省委书记们和部长们豁然开朗，只要我们把责任承担下来，“打了败仗”不受责怪，将来依然会受到信任，受到重用。

在这样的氛围中，各中央局、各省的负责人，都纷纷出来承担责任，检查自己的错误，听取地、县干部的批评。与会人员都敞开了思想，县级干部对省的领导人指名道姓地提出批评。把压在心里三、四年的怨气都吐出来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们也都作了自我批评，他们说：“中央把责任承担太多了，工作没做好，在下边的同志应负主要责任。”地县委书记们在讨论刘少奇的报告时，无不联系到自己工作的地方饿死人的事情，许多人热泪盈眶，痛悔不已，发誓、诅咒，再也不搞“左”倾狂热那一套了。

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没成为秦国的那三个将军，而是成了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把各地引向灾难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2月6日，邓小平在大会上讲话，他说要讲讲党的问题，一上场就说中国共产党有五好，也就是说有五大优点：

第一、        有好的指导思想。这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这个思想，从历史上证明了是好的。中国的革命，不是由别的思想引导到胜利的，而是由毛泽东思想引导到胜利的。革命胜利以后，也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获得了这样伟大的成就，并且继续胜利地前进着。

第二、        有好的党中央。这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从1937年1月遵义会议以来，27年的历史证明，我们的党中央是一个好的党中央。

第三、        有大批好的骨干，包括大批新的积极分子。。。。。县以上的主要骨干，军队团以上的主要骨干，大多数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地委一级干部大都是抗日战争初期入党的，县委书记多半是抗日战争中期入党的，当然也有一批新的。这些骨干，是经过风浪的，是很可宝贵的。

第四、        有好的传统、好的作风。我们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概括指出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联系群众的作风，自我批评（当然也包括批评）的作风。总的来说，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实事求是的作风。

第五、        有好的人民，人民对我们党有最大的信赖。。。。。。这几年来，我们一些同志滥用了党的威信，群众是不满意的。但是，当我们犯这样的错误的时候，群众还是这样想的：共产党不见了。当我们改正错误的时候，人民群众说：共产党回来了。这样的人民，是很好的人民。我们不依靠人民，不走群众路线，是毫无道理的。

邓小平看出来了，在饿死人几千万人的非常时期，毛泽东如不承担责任，反而发明新的理论，转移目标整人，党有分裂的可能。他维护毛泽东，维护毛泽东思想，维护党中央领导核心的团结，维护县以上领导骨干的团结，希望毛泽东能在保持面子的情况下，主动地、体面地退出历史舞台、由刘少奇挂帅，彻底纠正错误，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渡过这个非常时期。所以他讲话一个半小时，却巧妙地避开了对“三面红旗”作出评价，避开了追究饿死人的责任问题。

邓小平之后是朱德在大会讲话。会前常委通过了他的讲话稿。1月29日林彪讲话后，他给毛邓写信，说前稿不适用，重写了一个讲话稿。他显然是要跟林彪的讲话对口径。第二个稿子对毛泽东和“三面红旗”的赞美调子很高。反彭德怀以来，朱总司令因为袒护自己的副手被毛泽东整怕了。

2月7日，大会最后一天，周恩来讲话。他严格按照毛泽东定的基调展开：

这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成绩是伟大的，是第一位的。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第二位的。

“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今后将更加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和光辉。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

对于缺点和错误，在中央来说，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委员会，各综合口子和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国家计划和具体政策。具体措施。有许多是由政府部门提请中央审核批准的、还有一些政策性文件，没有经过中央审核批准。就由各部门擅自发出，这更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分散主义行为。

计划上的高估产、指标高、变动多、缺口大、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权力下放过多、过散，不切实际的，过多过早过急的大办、大搞等，国务院及其下属部门，都是有责任的。

本来是毛泽东直接领导的“政治设计院”指挥各口子瞎指挥、乱提指标、乱提口号造成的这些恶果，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全担起来了。对此。毛泽东是满意的，这也是他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传位给江青不得不整周恩来、但又总是手下留情的原因。周恩来讲话后，毛泽东希望陈云也讲一讲，陈云说：“我不讲了。”

毛泽东要把中共全党各级领导班子通通打倒的荒谬念头大概也是滥觞于七千人大会。他听了许多人的发言，看了各组的简报，看到了党内正汹涌着一股批评、否定、反对“三面红旗”的思潮，这股思潮一旦成了气候，将彻底清算他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将彻底清算他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他将作为一次错误路线的代表被狼狈地赶下台。会场上出现的标语事件使他刻骨铭心。参加七千人大会的这些领导骨干，共和国的四梁八柱，大多数已不是他的支持者，而是将来可能逼宫的异己力量。庐山会议打倒了彭德怀，但还是没有把反对“三面红旗”，威胁到自己宝座的汹涌潮流镇住。这么多的反对派，该怎么对付？怎样战而胜之？到哪里寻找依靠力量？不能等你们打倒我，我要先打倒你们，问题是采取什么形式和方法。这是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日夜萦怀的中心问题。

刘周陈邓想的是如何恢复生产，渡过难关，让人民吃上饱饭，使国家摆脱危机。

毛泽东想的是先让你们去恢复生产，等眼下的困难过去，不能等你们清算“三面红旗”，我要先发制人，发明新的理论，组织新的力量，批你们的右倾，批你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使你们措手不及地陷入被动地位。

新的斗争在表面一致的掩盖下已经开始了。会议结束时，书记处安排呼两个口号：“毛主席万岁！”“刘主席万岁！”以显示党的团结，安抚毛泽东因出现“打倒毛泽东”的标语事件所受的创伤，同时树立刘少奇的威信，为权力交替做舆论准备。面对这种逼宫的形势，毛泽东气得想杀人，但这位大阴谋家面带笑容，拉着刘少奇的手说：“我是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官当的大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总之，错误在我。不论直接的间接的，再说一次。少奇呀，你听到了吗？现在是两个主席，两个万岁，很好嘛，‘万岁’的重任，你早挑起来啦。”

据最近启封的邓颖超日记记载：七千人大会不少同志提出主席退下。1962年2月12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毛泽东要进一步搞清楚，各常委在大会上的表态是真心拥护他继续当领袖还是礼送他下台？他诚恳地表示：“愿服从会议决定，辞去主席退下，搞社会调查。”朱德、陈云、邓小平表态：欢迎毛主席辞去主席职务。周恩来坚持：“主席暂退二线，主席还是主席。”以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他这一票是决定性的。他这一表态，一直受到毛的提拔重用的刘少奇，又最讲共产党员的修养，就说不出逼宫太紧的话来，使毛保住了摇摇欲坠的宝座。如众常委态度一致，作出同意毛泽东辞去主席职务的决定，乘势召开九大，团结全党，彻底清算空想社会主义路线，总结饿死几千万人的惨痛教训，给毛安排荣誉职务养老，废除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实行民主宪政，与民更始，可以使改革开放政策提前20年。国家避免一场浩劫，刘少奇也不至于是那样一个悲惨结局。

如果众常委同意毛泽东退位，毛泽东有可能串通林彪发动军事政变。但他们取胜的可能性很小。饿死三千多万人的惨状摆在那里，毛泽东人心丧尽，那时候摊牌，毛泽东绝对无法造成文化大革命那种政治上的优势。如果失败，毛泽东就不是体面退休的问题，而会遭到彻底地清算，两害相权取其轻，毛泽东有可能接受体面退休，去当那个名誉主席。

中共党史界有人说七千人大会“真正贯彻了三不主义（即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保证了党内民主生活的正常进行。”只是就会议的28天而论，其实哪有什么三不主义，清算和报复只是延期而已。

在全国人民陷入大饥馑的年代，毛泽东为了表示与人民同患难，宣布不吃肉。从1961年1月1日起不吃猪肉和鸡，坚持了七个月。他可能是受到隋文帝的启发。公元594年秋，关中大饥，隋文帝杨坚前去视察并让扈从带回一碗灾民吃的饭----豆腐渣和米糠合成的饭团子。“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为之不御酒肉期年。”（《纲鉴易知录》中华书局版第三册，第1058页）隋文帝坚持了一年，比毛泽东不吃肉的时间还长五个月。

传遍全国毛主席不吃肉的事是一种政治上的作秀。实际上在全国人民饥寒交迫的日子里，毛泽东生活日益腐化。曾制止他选妃子的彭老总被他软禁了，没有人敢对他的私生活说三道四了。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改成了“118会议室”。据知情者评述，里面的装璜、家具、陈设、吊灯远胜于克里姆林宫。名曰会议室，其实是毛专用的与女服务员密戏的行宫。中南海的春藕斋重新粉画装修，成为毛泽东的专用舞厅。舞会由每周一次改为两次，中南海里的女工作人员以及从部队文工团选去的女演员为毛伴舞，兼供挑选伴寝对象。毛这样做，一方面是政治上受挫折需要发泄；另一方面，也有装作沉迷女色，淡泊朝政，等候去做名誉主席，麻痹刘少奇的意思。

在毛泽东的授意之下，兴起了为毛泽东大修行宫之风。1959年6月毛泽东回韶山时，指示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为他在滴水洞盖“几间茅屋”。后任的省委书记张平化、华国锋在万绿丛中，背靠毛氏祖宗坟茔，面朝龙头山，仿毛泽东在中南海住房式样，修建了一座青灰色四屋脊的平房，内部装修和陈设极尽豪华。有回廊通二号楼，那里是客房24间。三号楼是卫队驻地和省委接待处办公的地方。还有可以防震、防毒、防原子弹轰炸，长约百米的地下工程。这个别墅主体建筑3638.62平方米。从1960年下半年开工，直到1962年底才完成。耗资1.2亿元。从此，一个连队守卫者滴水洞别墅，直到1966年6月才盼到其主人去住了几天。毛十分满意，上上下下皆大欢喜。大家都忘了那是在湖南饿死了248万人的时候盖起来的。1969年毛泽东如果稍一转念，用盖别墅的钱去买粮食赈灾，可供248万饥民吃一年（1.2亿元均分给这些灾民，每人可得50元。全国有20%的农民年收入在40元以下），三湘子民一个也不会饿死。

上海本有的是高级宾馆，柯庆施却又为毛泽东扩建了规模宏大的西郊宾馆，连同园林占地1000多亩，上海市委称之为额“414工程”。1962年毛住进去的时候，既没斥责柯庆施不该在各地饿孚遍野的时候大兴土木，更没为100多人常年为他守着那空别墅待命而内疚。偌大一个宾馆，十几年里，毛总共只住了几天，浪费的金钱不计其数。

这些超级挥霍，使毛泽东那几个月不吃肉、穿一件带补丁的睡衣等艰苦朴素的事迹，黯然失色。

毛泽东一生重权力，轻财物。他指使或默许各地在民穷财尽的最困难的年代，为他大兴土木，挥金如土，政治上的意义大于享受和占有的意义。他明知住不了几天，也明知不能传给后代。他要用这种方式强化自己的地位，让全党知道，他虽然“退居”二线了，但仍牢牢地掌握着权力，他仍是全党供奉着的天字第一号尊神。

天马行空

第二十二章 毛刘决裂

七千人大会由于毛泽东和林彪的干扰。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纠“左”问题，调整政策贯彻不下去，据1962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简报》记载：“比较普遍的情况是：还有些盲目乐观和侥幸心理，似乎只要今年农业有个好收成，明年就万事大吉了。所以，大家都在观望、等待，硬撑着空架子，不肯收摊子减人，又错过了近半年的时间。”高级干部凭他们的政治经验，感到毛泽东一定会反右，所以按兵不动，单等毛泽东一反右再来个大干快上。

针对这种情况，1962年5月7日至1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武汉东湖休养，林彪在苏州休养，陈云请病假）。参加会议的有各中央局书记、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各部门的负责人，共105人。

针对全党存在的恐右病，
邓小平说：“现在是有个右的问题，就是不要信心，情况看得对不对，决心大不大的问题。如果照现在这样拖下去，无非是拖垮。拖垮是什么东西呢？拖垮是“左”还是右？拖垮是右。我们现在的危险，就是丧失信心，就是看见困难不采取办法，不当机立断，见事迟，情况难免，因为认识不到；但是迟一点见到了，不采取办法，，慢慢拖下去，拖垮，毫无办法，恐怕真正的右是这个。”

刘少奇说：“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现在在经济上来说，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

经过近一年的调整，按照1962年代调整计划，同1957年比较，农业总产值仍将减少22%，主要农畜产品的产量，绝大多数还将低于1952年的水平；轻工业总产值将增长9.6%，而其中6种吃的将减少37%，14种穿的将减少39%。1961年粮食（包括大豆）总产量约为2850亿斤，比1957年减少了850亿斤。1961年全国农村每人平均口粮只有300斤左右，比1957年大约减少130斤左右。粮食收支还有80亿斤的短缺要靠进口来解决。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周恩来、陈云、李先念主持起草的《中央财经小组关于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案）。报告涉及的问题很多，主要是减人、平反和恢复粮食生产问题。所谓减人，是为了解决商品粮危机，下决心减少吃商品粮的城镇人口。

会上印发的《周恩来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精简问题的讲话要点》，把裁减1000万职工和缩减2000万城镇人口的方案，作了详细周密的说明，细致地规定了各系统减人指标、对象、具体办法、政策界限，以及完成的时间、步骤、待处理职工待遇等问题。

城镇人口的急剧增加是三年大跃进“大办”各项事业的直接结果。工业上到处铺摊子，到处“大办”，是建立在1958年生产7000亿斤粮食，棉花7000万担的错误估计上面的。当时以为粮食过了关，可以大办工厂，所以大量招收职工。1961年底全国职工总数为4170万人，比1957年的2450万人多1720万人。实际上1961年比1957年粮食产量减少23%，而职工人数却增加了70%，农村提供的农副产品。供养不起这么多职工。以棉纺业为例，1962年棉纱的计划产量这样260多万件，加上下一年增产的需要，仅保留500万纱锭，一百个以下的纺织厂就够了。可是当时棉纺织工业有1000万个纱锭，236家纺织厂。许多机器没有原料（棉花），工人没有粮食，停产下马就减工人势在必行。陈云在西楼会议时说：“去年压缩城市人口1000多万人。如果这些人继续留在城市，一年要吃掉40多亿斤粮食。现在向农村征购40多亿斤粮食是不可能的，就是多征购十来亿斤，甚至几亿斤，也是困难的。让家在农村的职工回家吃饭，在家里匀着吃，比较好办。对于减人，大家一定要下定决心，否则没有出路。”

大办教育还多招了一些学生，办起了许多根本不够规格的所谓“大学”。刘少奇特别嘱咐：“减少学校的学生，我看要注意方式。我们要保证北京、上海、天津、武汉、沈阳、哈尔滨、广州这些大城市中不闹大事，尽可能不出乱子，少出乱子，不出大乱子，但是我们也要准备出乱子。。。。。。。我想，我们是不是准备一种戒烟性的维持秩序的办法，大乱子已经出了，秩序已经乱了，那有什么办法呢？只好戒严，断绝交通，把秩序恢复，我们要有所准备，讲清楚，先要开会研究一番，中小城市也不要乱来，开枪打死人是不行的。”

刘少奇还说：“我们减少这么多城市人口，关这么多厂，指标调低，是不是消极的？我看不是消极的。只有这样，才能停止目前经济状况的继续恶化，才能转入主动，才能在以后恢复前进。我想，这样的步骤是当前我们所能采取的最积极的措施。除开这样搞，还有什么积极措施呀？你说还要搞多少万吨钢，多少万吨煤，那才叫积极？这叫消极呀！恐怕提出那样的高指标是最消极的。我们要拉长农业战线，缩短工业战线，缩短工业战线是为了拉长农业战线。”

所谓平反，是给在三年大跃进中主张守生其实，被“拔白旗”、“反右倾”受到处分的成千上万的干部平反。不给这些人平反，那些颇带有右倾色彩的各项政策上的调整，就很难推行。人民心里有顾虑。想当年每个县办多少个工厂是有指标的，要求少办几个工厂受了批判，犯了右倾错误；如今要关厂下马，比当年的罪过严重得多，中央政策一变，再来一次反右倾，那还不得进监狱？干部有这样的痛苦经历，你批他观望等待也不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错案翻过来。1962年4月，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制定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说：“请大家注意，最近中央发了一个关于甄别平反工作的文件。这个问题对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特别是调动农村干部的积极性很重要。所谓甄别平反问题，主要是干部。可是每一个干部都影响群众，实际是影响很大量的群众。现在全国已经甄别平反的地区是有数目的，比如河南40万，实际上不止；全国估计总有1000万，影响的人数有数千万。。。。。。全国县以下，首先是农村，来一个一揽子解决。就是说，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掉帽子。（刘少奇插话：不要一个一个地去甄别。）因为县以下都是一些下级干部，问题只有那么多，右倾也只是右倾到那个程度，‘左’倾也只是‘左’倾到那个程度。他们又是直接联系群众的，亲戚朋友各方面听到，人心不安，大家情绪不安定，是不利的。现在我们不是要抓生产队吗，为了把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不要轻视这个工作。。。。。。。这件工作，请各个中央局告诉各省，凡是做了的，继续做；没有搞的，用迅速的比较简便的办法。凡是这样做的，一定要向前走当面公布，不止是当面，不止是对干部，一定要对群众。这实际上是我们承认一个错误，是搞得不对。”

如何尽快恢复农业生产，使六亿五千万人民吃饱肚子，摆脱饥馑，是国家的大政。

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会上发言：“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以小队为核算单位的所有制问题尚未完全落实，耕畜、自留地等均有不少遗留问题；房产、林权等也没有定下来，均应尽快解决。看了几个县，不管气候怎么样，凡是自留地都是好的，大田都不好。这说明，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小自由有它的优越性，个体经济发展的结果，将来造成两极分化，危险在那时候，在将来，危险不在当前。适当扩大自留地，社员是会满意的。我认为，平均土地在二亩以下的，可以20%，二至四亩的7%，四至六亩或者六亩以上的不超过5%。包括自留地、饲料地、借地、借冬闲田等，总数不要超过总耕地面积的20%，主要的生产关系还是集体所有制，加上20%的小自由就变资本主义呀？。。。。。。广西龙胜县的小区有10万人口，土地不多，这个地区，现在单干60%。原因有多种，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山区分散。我告诉他们，这样的地区不要集体，就要他单干。或者叫包产到户。这是社会主义的单干，他只要上调（粮食），有什么不好？”

朱德说：“自留地真正是救命地。现在下去的人，每一个人都分自留地，人没有地不行，我们北京为什么要搞机关生产呢？就是因为吃靠不住。赚钱是小事，吃要紧得很，衣食住行，光靠正业分点粮食解决不了，一定要靠家庭副业来解决。现在限制家庭副业太死了，要解除禁令。农业和副业结合起来，社员的收入就增多了，生产队也就富裕了。国家把生产资料统统拿到手里，不分给他，你有什么法子不让他偷？他不偷得不到东西。你分给他，他就不偷了。”

包产到户，兹事体大，刘少奇不敢决断，说：“邓子恢讲的这些问题，以后将来再讨论。”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其实，上上下下都明白，包产到户能救荒，能治穷。但这违背毛泽东思想。饿死百姓事小，违背“思想”事大。各级干部都被整怕了，大多数信守这一条官箴，看住百姓，不许单干。但在活活饿死的威胁下；仍有铤而走险的人。1959年安徽省宿县褚兰公社苗光大队王庄生产队有个老汉刘庆兰，73岁，带着有肺病的儿子进了深山，做了桃花源中的化外之民。父子俩开荒16亩，第二年收了粮食3300斤，留下口粮、种子粮、饲料粮1500斤，给队上交了1800斤粮食和60元现金，以赎单干之罪。

附近灾区的农民闻之红了眼，于是兴起了单干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大跃进中跟得紧，安徽饿死人在600万以上，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曾说过曾希圣应该开除党籍。曾觉得对不起安徽百姓，这次冒着丢官的风险同意了下边搞包产到户。为了应付中央，他在名词上动脑筋，起名为“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从1961年3月6日起，在全省推行。到秋后，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了全省的85.4%。

安徽的包产到户风很快就吹遍全国。到1962年上半年，一般生产队占20-30%，有的达到70%。1962年7月24日，新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上送《关于河南实行借地渡荒问题的报告》称：豫东、豫北400万人口的地区，借地加自留地占耕地的28.6%；一般地区（约4000万人口）借地加自留地占耕地的16.5%。农民交口称赞，说这是“救命政策”，“拴人政策”（可以减少人口外流），“叫人政策”（可以把外流人口叫回来）。正在河南负责查处吴芝圃的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说：“如果这也叫资本主义，宁愿要资本主义，也不要饿死人。”

1962年上半年，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带工作组到湖南韶山调查，农民知道他的特殊身份后，强烈要求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希望他把乡亲们的要求告诉毛泽东，给农民一条活路。田家英回到北京，如实地向毛泽东转达了湖南农民的意见。同时向刘少奇、邓小平、陈云作了汇报，他们都同意，并授意田家英起草文件。田家英就起草了以包产到户为核心内容的《恢复农村经济的十大政策》。但最后一关要通过毛泽东。

7月8日，陈云求见毛泽东。系统地谈了他在家乡的农民家里15天，开了10次座谈会的情况，结论是：农民迫切要求包产到户。毛泽东未置可否。

陈云将毛后的一天，刘少奇带着常委多数的意见又去找毛泽东。这位宣称退居二线的主席正在游泳池奔涛戏浪，似乎知道刘的来意，在水里吼起来：“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

刘少奇觉得总不能这样谈工作，就在更衣棚坐下来，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

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1962年2月21日至23日在中南海西楼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简称西楼会议）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刘少奇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要上书的。”

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刘少奇把想好的话端出来：“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调整政策还得继续，该退的要退够。”

毛泽东蛮横地否定了常委多数的意见，他把自己的面子和“一贯正确”看得高于一切。饿死了几千万农民，竟没有把这位独夫唤醒。如果说毛泽东开始推行合作化、公社化是出于好心，饿死人的后果是他始料不及的，这时仍不改弦更张，则是出于私心恶意了。

1962年8月6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是检讨三年来的错误，实行各种调整政策以来，毛泽东进行反攻倒算的一次会议。会议第一天，毛泽东发表主题讲话，大讲阶级斗争，严厉批评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他说：“现在一部分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引起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农村集体化还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为主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于是主张包产到户的人，上至陈云、邓子恢，下至田家英纷纷作出检讨。

开完北戴河会议，又回到北京开八届十中全会。从8月26日开预备会议，先批邓子恢的“单干风”，再批彭德怀的“翻案风”（彭德怀上了8万言的申诉书），最后借批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打成“反党集团”，以平掉彭德怀的西北山头。开了29天的预备会，八届十中全会于9月24日正式开幕。毛泽东不再捍卫那条“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新提出了一条基本路线，他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泽东悄悄地用这条“基本路线”代替了那条“总路线”。毛泽东抓经济失败了，要在政治上赢回来。他不再为“三面红旗”辩护，讲什么“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那样老打被动仗，他退出了不熟悉的经济领域，转入轻车熟路的政治领域，他由经济上的退却转入政治上的进攻。他攻击的敌人不是别人，就是领导国家渡过了困难时期，使政权免于崩溃，使毛泽东的至高无上的王位得以保持住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几位领导人。

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到1962年底，取得了显著成效，1963年国民经济出现全面回升的趋势。经济刚一好转，毛泽东迫不及待，又开始折腾。毛泽东从政治上转入进攻，突破口还是选在农村。1963年2月，他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决定在全国农村开展四清运动。群众提出的四清是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后被毛泽东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毛泽东危言耸听地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

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一共十条，被称为前十条。前十条有厚厚的理论包装，但核心思想是要说明：“党高举的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这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是伟大的。”前几年农村中的一些坏事，虚报产量、一平二调、拆房伐树、反瞒产、浮肿病、饿死人，都是阶级敌人和四不清干部在捣乱。因此，要领导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用这种办法把总路线、大跃进、公社化等根本政策上的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和责任，转嫁到广大农村干部和那些被管制的地主、富农身上。部分农村干部确有作风不好、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等错误，但不是那些大灾大难的主要原因。被贬为贱民阶级的地主富农更没有操纵政局的能量。毛泽东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结果就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一个浅显朴素的真理是：在全国政权100%不在共产党手里的时代，在国民党时代，在封建王朝各个时代，都没有饿死过这么多人！

刘少奇没有参加五月杭州会议。他于4月12至5月16日子陈毅副总理的陪同下，以共和国主席身份访问了印度、缅甸、柬埔寨和越南四国。回国后看到前十条，刘少奇认为有些政策界限还不够明确具体，为了紧跟主席，他于9月6日至27日，在彭真的协助下，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也是十条，被称为“后十条”。后十条高度评价前十条“是一个伟大的具有纲领性的文件”、但重点强调团结两个95%。在“团结95%以上的农民群众”问题上，提出了“四个区别”，即“把进行复辟活动的的阶级敌人同落后群众加以区别；把投机倒把分子同资本主义倾向比较严重的农民加以区别；把投机倒把活动同正当的集市贸易活动、临时性的肩挑运销以及少量的贩卖活动加以区别；把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同正当的家庭副业加以区别。”在“团结95%以上农村干部”问题上，提出要做全面分析，切忌片面性；对犯错误的干部，要教育为主，处分为辅，区别情况，分别对待，批判、退赃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对上中农成分的干部和地富家庭出身的子女，表现好的还可以分配适当工作。农村刚搞完甄别平反，刘少奇、彭真怕又把农村搞乱，想在政策上作些规定，尽量缩小打击面。为了取得第一手材料，刘少奇还派他的夫人王光美到河北省抚宁县王庄公社桃园大队任社教工作队副队长。

毛泽东号召各级干部下去搞“四清”，迟迟推不动。为了落实主席指示，刘少奇叫组织部长安子文具体安排，并说：“不下去的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全党闻风而动，省部级干部下去了180多人。地委一级的干部下去了1000多人。这给毛泽东深深的触动：大权旁落了。

毛泽东认为党政系统的干部绝大多数是跟刘少奇走的，他寄希望于军队，希望军队干部参加“四清”运动，干预地方工作。当然不是像彭德怀那样干预，是林彪式的干预。因此，他于1963年10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要求军队干部如罗瑞卿、杨成武等带头参加“四清”运动，并对林彪的身体表示关怀，随信用他那龙飞凤舞的毛体字抄了一首曹操的名篇《龟虽寿》，当时可能是仅凭记忆默写的，他写错一字，写成了《神龟寿》：

神龟虽寿，犹有竞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毛泽东以诗文唱和，只对党外民主人士，像柳亚子、郭沫若等，与党内高级干部很少题诗、赠诗一类的事。林彪又是个从无诗文雅兴的军人性格，毛泽东忽然题赠《神龟寿》，有深意存焉。

毛题《神龟寿》一诗赠林传出来后，《解放军报》曾邀笔者写一篇注释性文章，介绍一下这首诗。为此，笔者见到毛书《神龟寿》的影印件，并写了一篇短文：《关于曹操的“龟虽寿”—答李祖建同志问》，共一千多字，发表在1964年1月1日《解放军报》文化副刊上。当然当时只能是就诗文论诗文。时至今日，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毛泽东题赠《神龟寿》，是向林彪进行“路线交底”，透露他改变接班人部署的初步决心。

诗的头一句：“神龟虽寿，犹有竞时。”是毛自比，虽目前健康，有望长寿，但总有寿终的一天，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

第二句是关键：“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这乘雾的腾蛇指的谁？是暗指刘少奇的，意在告诉林彪：别看刘在第一线很活跃，政治舞台上频频亮相，但他不是“真龙天子”，是乘雾的“腾蛇”，对此你心中要有数。后四句则是林彪好生保养身体，准备担当大任。

林彪接此诗后，多日领悟、理解、着实兴奋了几天。后来拍成放大影印件给许多人传看。意在炫耀。但很快冷静下来，时刻提醒自己，谨言慎行，不要做了第二个高岗。

1964年3月3日，毛泽东与林彪密谈，据有限制地解密的《林彪日记》记载，林彪吓了一身冷汗。林彪写道：

是福还是祸？毛嘱：要我关注政局在变化，要我多参与领导工作，又问，上层也在学苏联，搞修正主义，怎么样？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搞清算。搞了怎么办？毛认为被人架空，这个人是谁？我吃了一惊，冒了一身冷汗。一场大的政治斗争要来临。

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号召全军立即行动起来，开展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群众运动。郭兴福是南京军区第12军第34师第100团第一营第二连副连长。他带着敌情，带着仇恨，重难从严训练部队。叶剑英到镇江观看了郭兴福教学方法的现场表演。他写报告给军委领导人，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毛泽东仔细阅读了叶剑英的报告，当看到“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体壮，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时，在这句话下面划了红线，批道：“这一条我最感兴趣。”根据毛泽东的批示，1月3日军委发出指示，迅速在全军掀起了练兵高潮。1964年是建国15周年，全国人民刚从大饥馑中缓过劲来，中共中央决定不举行阅兵。总参谋长罗瑞卿建议组织一次全军大比武，检阅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训练成果。毛泽东同意，林彪、贺龙等军委副主席也在报告上划了圈。组织了以叶剑英为主任委员的全军比武筹备委员会。《解放军报》发社论，发消息，声势造得很大。

从5月15日到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这时各项调整政策初见成效，工农业生产有所恢复，国民经济开始好转。计委提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是：基本建设投资一千亿元左右。预计1979年粮食产量达到4300亿斤至4600亿斤；钢产量1600万吨至1800万吨。预计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2330亿元至261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8.1-9.5%。毛泽东在会上大造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的舆论。

会议期间，贺龙向毛泽东汇报了北京军区杨村军事表演的情况。毛听了很想地说：“有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告诉我也去看看！”贺龙立即通知罗瑞卿调那些尖子分队来京给毛主席表演。

6月15日下午4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诸常委（陈云、林彪请假）率领到会的政治局委员、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来到北京十三陵射击场，观看北京军区尖子分队的军事表演，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同参加表演的分队官兵合影留念。然后，在总参谋长罗瑞卿和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的陪同下巡视了演习场。当毛泽东看到沙袋上有蒋介石的漫画像时，上前用拳头打了几下，诙谐地说：“老朋友，久违了。我也打你几拳。”

7月2日，毛泽东同贺龙、罗瑞卿谈话说：“看了北京、济南军区尖子部队表演，很好，要在全军中普及。光有尖子部队是不够的。普及要多久？”

贺龙答：“要两年。”

“要很好布置，要抓紧这个工作。”毛泽东叮嘱说。

从7月16日到8月23日，全军分18个区长陆地、天空和海上进行了比武，参加比武的指战员和民兵13700人，参观者87000人。通过比武，在陆海空三军掀起了军事训练热潮。据统计，全军1964年在步兵武器训练中获得优秀成绩的师比1963年增加了4倍，投弹平均40米以上的师比1963年增长六倍。

总政治部兼主任罗荣桓于1963年12月16日在北京逝世。1964年9月21日肖华出任总政治部主任。他上任后根据林彪的指示派出刘志坚副主任率领八个工作组到基层蹲点，意在为否定大比武搜集材料。

1964年11月23日，林彪派叶群带三个秘书来到在广东英德驻防的第43军第127师第379团。这个团队红二连是林彪发迹的老连队、叶群避开红二连，说是要在1、4、7连做调查。如果是好事。是树立先进典型，是少不了红二连的。一连是参加比武的尖子连队。叶群在一连召开的支委会上说：“这次比武是林副主席不知道的，是背着林副主席搞的，林副主席被架空了，说话不灵了。现在部队是军事冒尖，政治不浓，脱离了毛主席的建军路线，是很危险的。”她在1、4、7连调查后写出了报告，把这三个尖子连队糟蹋的不像样子。有些基层干部想不通要自杀。

1964年12月27日《林彪日记》记载：

好不寻常！我、伯达、康生，成了毛生日的座上客，还有婆娘（林彪私下对江青的称呼）。毛喝了一瓶白沙液（按：湖南第一酒），翻来覆去问：“中央有人要抢班夺权，怎么办？要搞修正主义，怎么办？”又问：“军队不会跟着搞修正主义吧！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书记处都要排斥姓毛的。毛还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要逼我造反，我就造个天翻地乱。”

今天，毛来电吩咐说：“昨天我生日，心情舒畅，酒喝了过多，发了一通，不算数。”要我们不要传开。我想毛下一步要从北京市委、从计委、从中办、从文化部开刀。

按着有预谋的政治步骤，12月28日，林彪来到了广州，召见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和《解放军报》总编辑唐平铸，对他们说：“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冲垮了。明年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单纯技术观点，反对单纯生产观点。比武挤掉了政治工作，第一步恢复比武以前的政治工作的地位，第二步提高政治工作的地位。”当晚，刘志坚给在北京的罗瑞卿打电话通报了林彪讲话的内容，罗瑞卿听了很不安，当即在电话里说：“那今年我们岂不犯了路线错误？”

这时（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政治局正在北京召开有各大区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下一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会议照例由刘少奇主持。邓小平认为是一般的汇报情况，曾好意地对毛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了。”毛不满意，但隐忍未发。后来讨论问题时刘少奇插话打断了毛泽东的高谈阔论，冒犯了毛的权威，到12月28日的会上，毛泽东雷霆震怒。他进入会场时，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上来就说：“我是党员，我是公民。你们（他指着邓小平和刘少奇）一个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不让我发言，违反《宪法》。据我看，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毛泽东意犹未尽，冲着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这成为毛刘决裂的转折点。分歧的焦点是四清运动的重点指向哪里的问题。

毛泽东主张要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都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上面又听他的，他又给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毛泽东这番话把自己摆在了代表贫下中农跟四不清干部做斗争的政治制高点上。

在所谓“社会主义”道路走至险关绝地、山穷水尽的日子里，在饥荒万里，伏尸千万的恐怖岁月，毛泽东束手无策，退居二线，浪迹于春藕斋美女的怀抱中和西子湖畔的湖光山色里，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放开手脚，挽救已经崩溃的国民经济，制止饿死人的事态继续发展，救人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才能挽狂澜于既倒。刘少奇等所采取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举其大端就是所谓“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三自一包”的政策像一支巨大的强心剂一样，给奄奄一息的六亿神州注入了活力。广袤的的农村复苏了。农民又有了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的希望。1964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3750亿斤，比上年增加350亿斤，农业走出来低谷。对于实行“三自一包”政策，刘少奇等心里并不踏实，是一种战战兢兢、忐忑不安的状态。因为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这些政策具有右的性质，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他们只是暂时利用一下这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并没有准备走多远。，一旦国家渡过危机，就赶紧回头，最怕被毛泽东抓住小辫子，费力不讨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他们没有话语权，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牢牢地掌握在毛泽东手里。尽管“三自一包”政策使百姓有了饭吃，使国家渡过了危机，使毛泽东的金銮殿没有倒塌，但毛泽东并不领情，他要领情就得承认自己错了。他要先利用这些“走资派”稳住农村，把粮食生产出来，使自己江山不倒，然后再打倒这些“走资派”，他认为纠正自己错误的人必是将来的反对派，他不能忘记七千人大会上全党置疑他的路线，追究他的责任的那个可怕情景。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说“三自一包”是极大的罪恶，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把实行“三自一包”的各级干部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他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一提法，是因为生产刚有所恢复，人民有口饭吃了；通过甄别平反，刚把干部情绪稳定下来。在形势好转的情形下正该好好抓一抓生产。在全国到处抓走资派。势必又把局面搞乱。他在会上说：“有三种人：漏划的地主、新生的资产阶级、烂掉了的干部。有的干部出身好，犯有四不清错误，同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有的地富反坏操纵；也有漏划地主当了权的。”他想把斗争矛头引向阶级敌人，保护农村干部。

毛泽东说：“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要整我们这个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然无法，不整党没有希望。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根本问题就在这里。”

刘少奇说：“恐怕不能太绝对了。现在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矛盾，各种矛盾交叉。”刘少奇想打乱仗。

毛泽东强调：“首先要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坚持：“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张霖之就是。”毛泽东脱口而出。与会者面面相盱。张霖之是煤炭工业部部长，就凭毛泽东这一句话，文革初期被造反派活活打死了。

在广州的林彪听说28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公开摊牌的消息后，考虑了一天，29日晚11时，再次接见刘志坚和唐平铸，口授了《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给毛泽东以强有力的支持。其要点是：

1964年全军各方面的工作成绩是很大的，部队的政治情绪高，作风好，干劲大，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总的来说，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现在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军事训练搞得太突出，时间占得太多，军政工作比例有些失调，冲击了政治。有的部队只抓军事技术，不抓政治思想，甚至弄虚造假，搞锦标主义和形式主义。这样下去，必然会把政治工作冲垮，把其他一切东西冲垮，也会把军事训练本身冲垮。要敲警钟，如果听其自然，不加纠正，那就不得了。明年的工作要突出政治，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抓毛主席著作学习，在全军掀起一个更大、更广泛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把毛主席著作当做最根本的必修课。毛主席语录，在部队很受欢迎，现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抢着看不够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毛主席著作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著作选读本和语录本，要像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

1965年应当着重抓政治，首先是大抓学习毛主席著作，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发扬三大民主，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继续搞四好。考核评比标准，第一是政治思想，第二是三八作风，第三是军事训练，第四是生活管理。一定要按照这个程式来评定部队的工作。

这一支持是以凸显林彪的政治分量和权威的特殊形式表现出来的。堂堂正正，义正词严。林彪四两拨千斤，把贺龙、叶剑英、罗瑞卿所提倡、所组织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所检阅、所赞扬的军事大比武给否定了。

最微妙之处是毛泽东默许了、同意了这一否定。从时间的巧妙配合上看，这是毛林合演的一出双簧。没有毛泽东的授意，林彪绝不敢如此孟浪，以一票否定军委，以林彪否定毛泽东。军队要练兵习武，这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任何军队都是天经地义的事；何况这次大比武毛还亲自检阅、亲自表彰、亲自指示推广。毛泽东所以能够容忍林彪这一动摇毛的权威的“拨正反乱”，是因为林彪主张代替“全军大比武”的是要在“全军掀起一个更大、更广泛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毛可能损失的权威，要在这里得到几十倍、几百倍的补偿，此其一；毛泽东正在跟刘少奇摊牌，而刘少奇得到政治局常委多数、政治局多数、中央委员会多数的支持，毛有意识地要强化林彪的权威，要强化到能压住政治局常委的多数、政治局的多数和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为了压住这三个多数，毛认为即使自己的权威受点暂时损失也是值得的。在跟那三个多数摊牌的时候，有林彪和自己站在一边，将极大地加强自己不可动摇的领袖地位。此其二。

毛泽东没有失望。在他批准了林彪的“拨正反乱”之后，一个把毛主席语录当作圣经的带有宗教性狂热的所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在300万军队中兴起来了，随后普及到了全国。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舆论准备、思想准备和政治准备。1964年1月5日《毛主席语录》总政治部编辑出版。到1965年8月1日，就发行了1213万册。军队集中统一，搞一件什么事情都能很快地造成声势，加上《解放军报》推波助澜地宣传，很快压倒了《人民日报》和所有地方报纸，更使刊登过批评大跃进文章的报章杂志的领导人胆颤心惊。颂毛成为全国舆论的主旋律。三百万军队天天大造歌颂毛、忠于毛的舆论，这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不久就要到来的决战中，使毛处于压倒一切的优势地位。毛泽东这时对军队的要求就是起这个政治作用，不是要打下台湾来。所以放松军事训练，专搞突出政治，竟成为这一时期建军的大方向。

1965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蚌埠同安徽省委领导人谈话时，找人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给大家看，说：“这个本子不错。这本书共有23章，够了，比孔夫子的著作还多，老子的文章也只有5000字，还没有这个本子这么多。马恩列斯文章太长，我主张写短文章。”当安徽省委领导人表示群众很欢迎这本书最好一个生产队发一本时，毛泽东说：“好嘛，向中央办公厅要，提不通，到下次中央工作会议再提。”可见，毛泽东对林彪主持出版的《毛主席语录》是非常欣赏的。从此，这本小红书推广到全国、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毛主席语录》最后发行量是50亿册。

1964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要打倒刘少奇之后，对全党的震动太大了。为了弥补这个巨大的裂痕，刘少奇登门谢罪，向毛主席检讨。1965年1月13日下午，刘少奇召集了一个党内生活会，有17位政治局委员参加，自己检讨之外，大家进行了批评帮助。由陈伯达记录向毛泽东汇报。

在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表面上刘少奇继续主持一线工作，作为国家主席从事日常国务活动，但毛泽东不再与刘少奇和书记处通气，暗地里指使林彪、江青等少数人进行新的斗争的准备，实际上另立了一个党中央，另立了一个司令部。

天马行空

第二十三章 毛泽东江青的夫妻店——党内另一个司令部

三年大跃进的失败成了毛泽东的一块心病，一个梦魇。饿死3750万人，损失1200个亿（人民币），这是历史上最昏聩无道的暴君都不能望其项背的虐政。无论过去多么英明伟大，作出过多么伟大的贡献，也不能弥补这个天大的失误。他不能忘记七千人大会上的那些情景，那是全党的一个缩影，对他的信赖，对他的拥戴，明显地动摇了。只要刘少奇振臂一呼：三面红旗是路线错误！全党全民会闻风而动，跟着声讨。他不能消极地等待刘少奇召开九大清算三面红旗的错误，他要积极主动地发起进攻，利用自己掌握话语权的优势，颠倒是非，清算“三自一包”的“错误”。

1964年2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访华，毛泽东与金日成谈话时全盘否定了困难时期的各项调整政策，他归纳为“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三自一包”是：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三和一少”是根据中央书记处书记、中联部部长王稼祥的意见概括出来的。1962年王稼祥上书中央，主张在国际斗争中要小心谨慎，注意策略，不要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引到中国来；对苏联的斗争，要力图避免孤立自己；中印关系要打开僵局，尼赫鲁不是中国的敌人；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毛泽东说这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反动的民族主义要和，支援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说刘少奇等“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是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谈话在高级干部中一传达，刘少奇立刻变得灰溜溜的。

反对“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这就是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理论依据和政治纲领。为什么饿死百姓的“三面红旗”还被高举着，还被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地发展；救活百姓的“三自一包”成了弥天大罪，成了修正主义？党内同志都知道“三自一包”挽救了国家的经济、政治危机，使共产党的政权没有倒台，但没有人敢出来说“三自一包”是正确的都得跟毛泽东批“三自一包”，直到毛死后为刘少奇平反，仍不敢肯定刘少奇的“三自一包”政策是为国为民做了件好事。这就是话语权的厉害。所谓话语权在当今中国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刘少奇只在政策上拨乱反正，没有在话语权上拨乱反正，纠正毛的政策，承认毛的话语权，高举“三面红旗”搞“三自一包”，尽管救了国家，救了百姓，但毛泽东一翻脸，刘少奇就处于被审判的地位。秉政者不懂得掌握话语权的重要，或在话语权上妥协投降是要吃大亏的。

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所代表的党政系统作战，他个人当然有极大的能量，但独龙难布雨，他需要助手。林彪和军队只能起战略上配合的作用。进行这样一场大斗争，他需要在战役、战斗上冲锋陷阵的斗士。毛泽东手里丢了真理，单凭权势压人，就很难找到政治上志同道合的知己了。政治局、书记处那么多才识超群的政治家竟然没有什么人可用，多数跟着刘邓走了，成了自己的对立面。于是他决心培养江青，以江青为中心在党内形成一个派系，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自己站在她们背后，将大大加强这个派系呼风唤雨的力量。

想那1966年，文化大革命如狂飙突起，把全国人民吹得晕头转向，也把全世界的观察家们惊得目瞪口呆，不知毛泽东要干什么。许多善良的知识分子都是从正面意义上理解毛泽东的，认为他要发动群众改造党，监督党，使党革命化和民主化。这历史的一幕过去40年之后，留下的浩瀚的决议、文告、公报、声明、社论、传单、大批判文章以及各种不同角色的当事人的回忆录，仍使人眼花缭乱，扑朔迷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毛泽东就是要把他的真实意图深深地掩盖起来，这个目的他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例如有人说毛泽东的本意是反修防修，但他把打击对象搞错了；有人说毛泽东仍在追求一个公平合理的新社会，他的方法有问题；有人说毛泽东充满了高尚的动机，是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把事情搞乱了，等等。其实，返璞归真，事情原很简单，毛泽东要掩盖三年大跃进（主要是饿死3750万人）的错误，又犯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弄巧成拙，越描越黑。“人相食，要上书的！”刘少奇这话对毛泽东的刺激太深了。要使自己死后不被清算靠刘少奇是不行了。至于林彪，只是打倒刘少奇的一根棍子，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而已，他玩接班人这张牌最终是要传位于江青、毛远新，只有自己的夫人、侄子才靠得住。文化大革命是用最激进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掩护由党天下向家天下过渡的实质。这已为姚文元、张玉凤等披露出来的可信史料所证明。

1938年毛江结婚时中央政治局有“约法三章”。据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王若飞的笔记，其内容主要是：江青同志管毛泽东同志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以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岁月悠悠，24年过去了。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刚刚开过，毛泽东由经济上的退却转入政治上的进攻，念着阶级斗争的符咒夺回了政治上的主动权。恰好此时印尼总统苏加诺的夫人访华。按照外交礼仪，由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出面接待。报纸上发了消息登了照片。毛泽东突然决定他要接见苏加诺夫人。这就顺理成章地要把江青带出来。既然王光美能出台曝光，江青为什么不能？别人不好说什么，也不敢说什么。于是，9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醒目的标题是：“毛泽东主席和夫人江青接见哈蒂尼?苏加诺夫人”。旁边是一幅半尺见方的照片，毛泽东与苏加诺夫人正在握手，江青笑容可掬地站在旁边，画面的位置恰在中央。毛泽东巧妙地把江青送上了政治舞台。

后来，毛泽东对王光美表示特别“器重”。1964年7月27日将王光美蹲点的《桃园经验》批发全党学习，允许王光美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在11个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作报告，一方面是为了麻痹刘少奇，另一个重要目的是为江青出台铺路。

果然，江青在王光美之后，踏着文革的政治风云参与朝政了。毛泽东给她的第一个任务是组织人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就势把现实生活中的海瑞----彭德怀揪出来。1967年5月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谈话中说到组织写文章的经过：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里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

毛泽东自己承认批《海瑞罢官》是他的主意，江青只是执行者。

1965年元旦刚过，江青乘坐专列沿津浦路南下。按中国的制度乘坐专列是政治局委员及副总理、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以上的高级干部才能享受的待遇。这时江青是个9级干部（相当于地委一级），敢这样张扬，当然也是毛泽东同意的。华东局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亲自到上海站迎接江青。安排她住在华山路1245号豪华的别墅里。这所宅地极大，松柏错列，假山掩盖，腊梅盛开，虽是冬季并不显得萧瑟。进到里面，尽失大都会喧嚣，真如世外桃源。毛泽东和江青都有别墅在这里。江青的别墅是一座二层西式楼房，建在一个孤岛上，四面环水，虹桥连接，别有洞天。

柯庆施是著名的“左”派，大跃进积极分子，这几年正觉得日子不好过。听说毛泽东要组织人写文章批《海瑞罢官》，进一步清算彭德怀，不禁眉飞色舞。他向江青推荐市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张春桥，张春桥又推荐了手下的处长姚文元。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不无得意地回顾此事时说：“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还搞了保密。。。。。当时彭真拼命保吴晗，主席心里是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写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

江青所谓“对外保密”，这个“外”是谁？是中央书记处，是中央政治局及其他常委们。毛泽东这是以个人反对中央集体，是另立司令部，是分裂党，分裂中央。但他以攻为守，强词夺理，说别人另立了司令部。

1965年国庆节后，毛泽东准备去南方休息。彭真利用列席常委会后的空档时间，向毛泽东汇报文化革命小组的工作情况。文化革命小组是毛泽东在1964年7月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议成立的，负责领导文艺界整风，开展学术批判。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组成，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这个小组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工作。就在毛泽东要拿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刀、拉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的时候，彭真要保吴晗，乘机谏言说：“还是照主席讲的，首先分清敌我，划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解放16年了，意识形态领域里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我想，对那些犯有一点错误的知识分子，还应该讲团结。我们还是多保护些文化界的朋友和历史学家好，他们大多数在民主革命时期和我们合作过，还要照顾一下感情嘛。有人把我们史学界看得一团漆黑了，这太影响情绪。”

“你指的是谁？能不能具体点？”毛泽东追问。

“还是不提名吧。我这个人性情直爽，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的。”彭真说。

“你肯定是指江青他们嘛，因为江青是我老婆，所以你们都口里留情，是不是啊？其实对她的话，我听的并不多。江青有她的优点，有她的缺点，我心中有数。我们两个人，她是她，我是我，她并代表不了我嘛。就像张洁清同志，她能事事代表你吗？”

“主席说得对，大家也看出来你对江青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不过对她还是有些反映。”

“嘔！什么反映，你说说看。”

“大家总觉得她有些观点很“左”，而且办事强加于人。。。。。”

“她总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吧！她的问题没有那些人的问题严重吧？吴晗的情况你了解吗？”

“基本情况都了解，他算是左派。”

“《海瑞罢官》你仔细研究过吗？”毛泽东点题了。

“清官戏。没有什么问题。”

“你对吴晗再了解一下，他在我们党内到底有多少朋友？和谁靠得最紧，你了解吗？他和彭德怀同志有什么接触吗？”

“吴晗和彭德怀没什么接触。这事我和小平同志议过，他对吴晗同志也是了解的。据说有人要批判他，我看批不出什么名堂来。对这些忠心耿耿跟着共产党走的人过不去，知识界会寒心的。”

“是吗？你和小平同志议论过这件事，找过少奇吗？”

“没有。”彭真说。

毛泽东不阴不阳地送客了。

吴晗是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民盟副主席，1957年3月经北京市委书记刘仁和副市长张友渔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9年4月上旬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要求高级干部讲真话。“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毛的秘书胡乔木从上海跑到北京，动员吴晗写海瑞的文章。吴晗遵命，写了一篇《海瑞骂皇帝》登在1959年6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九月份，著名的京剧演员马连良请吴晗写海瑞戏，于是有了《海瑞罢官》。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完全是别有用心，出了个直言敢谏的当代海瑞----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目，而如今又株连奉他之命写海瑞的人了。

就在毛泽东与彭真谈话的时候，江青正在上海与张春桥、姚文元炮制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成稿后经毛泽东审阅三遍，背着其他政治局常委，于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署名姚文元。

为了表示对姚文元的鼓励，毛泽东在上海丁香别墅里“赐见”。在江青、张春桥的陪同下，姚文元来到别墅，毛泽东一见姚文元，拉着他的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照例是用几句轻松的话开头：“我以为你长得三头六臂，青面獠牙呢！原来也是位文质彬彬的秀才哟，是红秀才。”他又面对江青、张春桥说：“这个问题可是个大问题哟！你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1959年庐山会议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撤了他的职，他很不服气哟。党内那些思想右倾的人也不服气，一直吵吵闹闹地要翻案。如果他们翻案，就是我们错了嘛。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都该拔掉，那就让赫鲁晓夫上台，我们上山重新打游击，所以说这是原则问题。《海瑞罢官》就是右倾翻案风的产物。它的要害是罢官，彭德怀自称是今日的海瑞，敢于为民请命。三百多年前的海瑞敢骂皇帝，所以嘉靖罢了他的官。1959年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所以就借古讽今，替今日的海瑞招魂呐！姚文元的文章很厉害，很有辣椒味。”

当北京市委主管文教的书记邓拓将11月10日的《文汇报》摆在彭真写字台上的时候，彭真勃然大怒，拍案而起，对邓拓说：“这事我再三向中央和毛主席作解释，说明不能批吴晗同志的道理，而且主席也认可了这一点，他们还是一意孤行，他们想干什么？真是岂有此理！他们眼里还有中央吗？”

毛泽东隐身杭州别墅里，冷眼观察北京对姚文的态度。毛泽东自己承认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信号”。到1965年11月20日，北京各报还没有转载，毛泽东指示江青将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在全国发行，24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征订。彭真正在办公室和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中宣部部长周扬、胡绳议事，邓拓匆忙进来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单行本，新华书店急电北京各书店，问我们订购多少。北京新华书店已经送来了请示报告。”

周扬说：“好家伙，来势这么大，肯定有大人物在幕后指挥。”

刘仁说：“我看上海市委没有这么大的胆子。。。。。”

彭真看了刘仁一眼，迅速决断：“告诉他们，北京市一本也不订。”

邓拓和在场的人一样，钦佩彭真天塌下来也敢顶的精神，但又为这样做的后果担心，冷静地说：“上海接二连三这么干，肯定有更复杂的背景，我建议我们还是弄清楚为好。”

彭真说：“我还是那句老话，关键看真理在哪一边。中央开了好久的会，五个常委没有一个说要批判吴晗同志，为什么我们要跟上海跑？他们有他们的行动，我们有我们的计划，除非中央有明确的指示，否则就是不理他们，”

刘仁大声说：“这不仅是彭真同志个人的意见，而且也是北京市委的决定，出了任何问题，我们集体负责。”

过了两天，红色电话机铃声阵阵，这是中南海专线电话，彭真拿起听筒，是周总理的声音：“毛主席指示我们，北京各大报刊都要立即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并且要加编者按。对《海瑞罢官》的各种不同意见，可以展开讨论。”

“我同意这个意见，应该展开讨论。”彭真说。

“我们是不是开个会，研究一下转载的具体口径。毛主席很关心这件事，我们也要重视意识形态领域兴无灭资的斗争，不能掉以轻心啊！”

彭真一怔，问道：“总理，你对吴晗同志也是了解的，现在突然出了这样的事情，你的意见怎么办？”

周恩来机敏地答道：“现在不是听我的意见的时候，而是考虑如何落实毛主席这个决定的问题。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余地，必须转载。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建议明天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由你召集北京各报刊的领导同志和主管宣传的负责人，商量一下转载的具体问题。”

彭真一向钦佩周恩来处理各种政治风波和复杂关系的高超技巧和斗争艺术，他能很快找到摆脱危局的出路，答道：“我完全同意总理的决定，我马上通知有关人员明天下午开会。”

1965年11月28日下午3点，彭真的红旗轿车准时来到人民大会堂西门厅前的停车场。彭真进入人民大会堂，没想到冤家路窄，正赶上江青从楼梯上下来。她戴着金丝眼镜，穿灰色中山装，披一件黑披风，高视阔步。

“江青同志，你从上海回来了。”彭真上前打招呼。

“想回就回，想去就去，怎么还要经过你的批准吗？”江青开始挑衅。

“你是来参加会议的吗？”彭真尽量缓和。

“你开会是从来不通知我的，我怎敢参加您市长大人的会呀！看来，我们真不该在此相遇啊!”

“话不能这样说。您对我有什么意见，完全可以直截了当地提，用不着这么拐弯抹角。我们都是熟人了，难道还让我猜哑谜吗？”

江青冷笑一声，想到从丈夫那里摸来的底，气壮如虎，瞪着彭真说：“啊，你原来还挺谦虚，我倒听别人说，北京市几乎是你一手遮天，都快成了独立王国了。我劝你还是收敛一点，别走得太远了吧！”

彭真对江青仗着主席夫人的特殊身份，狐假虎威。一向反感，拿出中央领导人的威严说：“江青同志，我不知道你今天是以什么身份和我讲话的，是同志，你就把态度放平等些。如果你自命为领导，我倒是劝你还是先认识一下自己。北京是人民的天下，只要我还当一天市长，我是不容许任何人肆意欺凌我们的同志的！”

“好，你说得很好。”江青脸色苍白，声音颤抖。“至于我以什么身份和你说话，你将来会知道的。”说罢将披风拉紧，跺着脚走了。这时毛泽东已在杭州“封了”江青出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她不便说出来。

彭真主持的这次宣传工作会议，在周恩来的授意下，决定北京各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明确提出是学术讨论，各报要写好编者按。会后，彭真把邓拓、范瑾（北京日报总编辑）等留下，彭真交待：“明天《北京日报》要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了，你们要写好按语，要写出水平来，要在历史观上下功夫，凡点到吴晗的时候，注意一律加同志二字，这是分清敌我的大事，明白吗？”邓拓、范瑾领命而去。

1965年11月29日，《解放军报》在第二版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按语强调：“《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必须进行批判。”这反映的是林彪的声音。

30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学术讨论》专栏转载姚文，按语说是要“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进行讨论。”这反映的是周恩来的声音。

《北京日报》的按语更温和。彭真指示邓拓：“你再给有关方面布置一下，把《海瑞罢官》的讨论题目扩大，战线拉长，来一个混战一场，不要把矛头对准吴晗同志。”

彭真宁掉乌纱，也要保护吴晗，这种精神真令人感动和敬佩。为保吴晗，他犯颜直谏来到了杭州。毛泽东在接见彭真时，把康生也找来了，这是要设置对立面。

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我又看了吴晗的若干材料，《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嘛！”

彭真说：“主席，我们认真地进行了调查，吴晗与彭德怀没有任何组织联系或直接联系。”

康生阴沉地说：“起码是政治问题。”

“不！不是政治问题，充其量只是个学术问题或理论问题。”彭真说。

“彭真同志，你别忘了你是在毛泽东面前，态度还是放谦虚点吧。”康生拉大旗了。

“正因为我是在领袖面前，我才敢像在自己家里那样说心里话。”

彭真直视毛泽东：“我总不能眼睁睁地委屈一个同志，明明人家不是反党硬给人家戴上反党的帽子吧？！”。。。。。。

毛泽东平静地听着彭康二人对话，后来彭真要求和毛泽东单独谈，毛才开了腔：“在《海瑞罢官》的问题上，也许彭真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但你必须要听听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嘛。你还没有和春桥同志坐过吧？我建议你和他们坐一坐。我准备很快到上海，你这个市长陪我一块去怎么样？”

彭真说：“能和主席一块到上海，这对我是个极好的学习机会，我当然同意喽！”

第二天，毛泽东单独召见彭真。彭真来到毛泽东的书房，毛正在读《警世通言》，见彭真来，随手把手放在桌上，说：“今天我是准备好好听你的苦谏喽！”

彭真坐下来，简单介绍了吴晗的历史，又谈了胡乔木动员他写文章的经过。有些激动地说：“人家是为了响应主席的号召写海瑞的，如今说人家写海瑞是为了反对主席，我们不能这么办嘛！吴晗一直跟党走，后来又参加了我们党，整这样一个人，会令知识界寒心的。”

“少奇和小平同志的意见呢？”毛泽东问。

“我找过他们，也向他们汇报过我和市委的意见。他们都认为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对吴晗同志说来，有点不大合适。”

“噢！”毛泽东躺在沙发上，眼睛看着天花板，陷入了沉思。

“那您看吴晗同志的问题怎么办？”彭真想讨个“圣旨”。

“那先按你们议定的办。等我回到北京，再找少奇、恩来、小平他们议一议。”毛泽东又转为轻松地说：“晚上我们要动身到上海了。你可以明后天赶过来。后天就是我72岁的生日，为了躲避人们给我祝寿，只好到上海避避难了。不过，你的祝酒我是要喝的，彭真同志。”

“我一定准时赶到。”彭真告辞。

12月25日彭真的专机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华东局书记陈丕显，上海市长曹荻秋，上海市委文教书记张春桥前来迎接。

晚上，在丁香别墅的小客厅里，为毛泽东祝寿的生日宴会开始了。在大圆桌的主座上坐着毛泽东，彭真隔着曹荻秋与毛泽东相望，市委和市府的领导都已入座，张春桥和江青姗姗来迟，曹荻秋连忙站起来给江青让座，毛泽东却微笑着叫张春桥：“让我们这位红秀才坐在我身边。他是我们的理论家，批判《海瑞罢官》，就是他和姚文元组织的。我很赞赏他的文章风格。”

张春桥面露得意之色，朝彭真瞧了一眼，然后在毛泽东身边坐定，江青上了另一张桌子。

彭真明白，刚才这一幕，是毛泽东特意安排给他看的。但从容端起酒杯说：“今天恰逢主席生日，我们大家敬主席一杯酒。”

毛泽东一饮而尽。然后他用湖南高腔说：“彭真同志，我也敬你一杯，希望你向上海的同志们学习，把批判《海瑞罢官》的斗争引向深入。这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希望你过好这一关。”

到此为止，毛泽东还想拉彭真。总要有几个有分量的政治家支持，文化大革命才撑得起局面来。

彭真回到北京，继续把批判《海瑞罢官》引入学术讨论的轨道，他想搞一场百家争鸣，批一通吴晗，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无论如何不能搞成一场文字狱。为此，在他的领导下，1966年2月3日至5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钓鱼台连连举行会议，由许立群，姚臻起草了一个《汇报提纲》，并决定设立学术批判办公室，由许立群任主任。

2月5日下午3时，在刘少奇的官邸福禄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五常委出席，讨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

刘少奇主持会议，扫视一下与会众人，然后说：“今天政治局常委大多数都在，主席在外地巡视，林彪同志请了病假。彭真同志，你先把五人小组的意见给大家汇报一下吧！”

彭真说：“许立群同志是五人小组学术批判办公室主任，让他先把大家的意见讲一下，完了我再补充。”

许立群把五人小组给中央的《汇报提纲》的内容的重点段落又读了一遍。他拿着文件打印稿念道：

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朱德问：“查出吴晗和彭德怀有啥子关系没有？”

彭真说：“我特意到成都问了德怀，他根本不认识吴晗，吴晗和彭德怀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丝毫瓜葛。”

朱德说：“如果真到了连素不相识的人都为彭老总鸣冤叫屈，那可真是他的莫大荣幸。我了解德怀，他这个人就是心直口快，肚子里没啥花花肠子。吴晗写个戏也没啥子嘛。海瑞的戏我就是爱看，老百姓都夸他是‘海青天’嘛！不管怎么说，清官总比贪官好吧？！”

趁朱德的话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彭真小声对刘少奇说：“刘主席，一定要想法通过这个提纲，把当前的浪头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要不然发展下去后患无穷呀！”

刘少奇轻轻地点了点头。待朱总说完，刘少奇说：“我对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我觉得，这是当前学术批判中最好的一个文件了。吴晗同志的性质怎么定？根据现有材料还很难下结论。我们不能听风就是雨，一定要注意划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文艺界的形势，16年来总的形势是好的嘛。不要以为有一两出坏戏就能把我们无产阶级政权颠覆掉，那除非我们的政权是纸做的，泥捏的。”

邓小平说：“这位吴教授我了解。去年12月27日报上登了他的自我批评，我看了，态度还是好的嘛。他与彭德怀没有什么关系，他的问题恐怕就是那么些，没什么别的大问题了。彭真同志《汇报提纲》我也没有什么补充的，就这样吧。”

周恩来从康生泥雕木塑般的沉默中发现了什么，对彭真说：“看样子这个提纲还没有来得及在你们五人小组中传阅，是不是？对了，一定要让大家都看一遍，把文字、内容都搞得很严密，送交主席审阅。”

刘少奇接茬说：“不，要向主席汇报去，五人小组全体成员都去。”

“对，你们要集体向毛主席汇报，征得他的同意后，才能作为中央正式文件发下去。不管大家在会议上有什么意见，但一定要注意维护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维护我们毛主席的威信。这一点，我们在座的常委们意见是一致的。”周恩来说。

根据中央常委的决定，五人小组又都仔细审阅了《汇报提纲》。

2月8日，彭真率五人小组全体成员乘专机来到武汉，下机后，早有9辆专车迎接，把他们接到了东湖宾馆。

毛泽东同彭真、康生、陆定一、周扬、吴冷西以及许立群一一握手。让大家坐下，点燃一支烟，幽默地说：“你们是掌管文化革命的五员大将，我今天是要听你们的了。听恩来讲，你们准备了个《汇报提纲》，已经在北京议了议，好，今天我也见识见识。”

彭真说：“今天主要是请示主席来了。当前的学术讨论正向纵深方向发展，我们提了些意见，请主席指正。”然后示意许立群读一《汇报提纲》。当读到吴晗的《海瑞罢官》引起争论时，彭真插话说：“主席，我们都认为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是学术之争，不能和政治扯到一起。我们不能把整个历史学界都看成一片漆黑，毫无是处。我们要保护历史学家呀！”

“那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呀？”毛泽东闭着眼睛问。然后自问自答：“吴晗的文章的要害是‘罢官’二字。也就是我们罢彭德怀的官嘛。这是康生同志向我讲的，是他的发明权呐！”毛泽东睁开双眼注视康生，希望他证实这一点。

康生十分尴尬，急忙摇手说：“不，不，不是我的发明权。”

毛泽东有些不悦瞪了康生一眼：“明明是你的发明权嘛。早在1964年你就和我讲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和彭德怀有联系，和庐山会议有联系，难道你忘了吗？”

康生红着脸不说话了。

彭真继续说：“通过这次学术讨论，我们打算对学术界的左派们进行一次整风，帮助他们进一步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比如关锋、戚本禹、陈伯达这些同志，都写过一些有错误观点的文章，都需要通过讨论改正他们的缺点。”

毛泽东挥手示意：“不，这个问题三年以后再谈。现在的主要锋芒是针对吴晗的，其他左派要保护。不要打击左派。”

“那吴晗的问题要不要下政治结论？”彭真请示。

“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出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完结的。”毛泽东环顾左右而言他。

说完这些，毛泽东又伸手要过《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看完递给彭真，笑着说：“这个汇报提纲我清楚了，你们都是这个意见吗？”

彭真、陆定一、周扬、吴冷西点了点头；康生坐在那里发怔，但也没有表示不同意见，他方寸有点乱，猜不准毛泽东的意向。

毛泽东继续谈笑风生，说：“看来，你们五人小组的副组长还是陆定一当好。少奇同志建议康生当，我改成定一同志了。中宣部长就应该抓文化领域里的大事嘛，你们说对不对？”这番话更把康生说懵了。

彭真说：“主席，您对我们的汇报还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了，我建议你们五人再议一次，争取统一思想，就这样吧。”

五人小组再加上许立群，六个人的共同感觉是：毛泽东同意了《汇报提纲》。辞别毛泽东，回到五人小组住的宾馆，康生向彭真请了病假。说“你们研究吧，反正到时候我画圈。”

彭、陆、周、吴等人都很高兴。

陆定一说：“想不到这么顺利主席批准了这个文件，文件一下达，全国的风向就会跟着转变。姚文元他们苦心经营的叫卖摊子该收场了。”他心悦诚服地佩服彭真，停了一下又说：“相比之下，我们这些学问家毕竟比不上你们政治家。我发现在你身上有一种高超的能力，善于洞察局势，抓住时机，巧妙地扭转危局。”

“别誇了，下一步的斗争还很难说。”彭真说。

“那除非他们摧毁整个中央，否则很难把这个问题再扳回去。”

彭真领导大家研究起草了一个中央批文。

1966年2月9日下午3点，北京的常委们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又听了彭真等人晋见毛主席经过的汇报。刘少奇拍板定案：“既然主席没有什么意见，我同意以中央的名义将《汇报提纲》发至全国县团以上党委或党组，成为指导全国开展学术批判的纲领性文件。北京的学术批判，你们五人小组要亲自抓，抓出经验来，然后用典型指导全国的学术讨论。”这是常委多数为团结毛泽东、弥合分歧的最后努力。

2月12日，经邓小平批准，以中共中央文件名义将《汇报提纲》发至全国县团级以上党的组织。

3月11日，彭真让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给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打电话，，责问：“上海发表姚文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哪里去了？”

毛泽东转移到了杭州汪庄别墅，冷眼旁观，看着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做完了这一切。《汇报提纲》已在全国层层下达，层层学习，层层贯彻。

刘少奇被毛泽东的表面认可所麻痹。以为毛还认可北京中央的地位，进而试探地提出按照预定计划出国访问，毛也同意了。这就是承认刘少奇对外仍代表国家、于是刘少奇于1966年3月22日至4月19日在陈毅陪同下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缅甸三国。

3月30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开会，毛泽东打来电话，赫然震怒，责问：“彭真那个《汇报提纲》是哪个皇帝决定用中央文件名义发到全党的？！”

周恩来汇报了政治局常委讨论决定的经过，连连检讨，承担责任。毛泽东显然知道决策过程的一切细节，嘱咐周恩来：“先要保密，怎么处理听我的招呼。”

《汇报提纲》下达以后，吴晗心情宽松了一些，他特意把这个文件拿给老朋友、著名历史学家剪伯赞看。由于高兴，二人到北京烤鸭店吃了一顿烤鸭。为了理解整个中央这一政策上的转变，吴晗告诉剪伯赞：“我想毛主席是了解我的。我的《海瑞罢官》毛主席看过，而且赞扬过的。”

剪伯赞大感兴趣：“是吗？那姚文元他们是吃了豹子胆了，不可能吧，你听谁说的？”

“我听马连良亲口告诉我的。《海瑞罢官》是他主演的嘛。那个戏公演后，毛主席特意在中南海家里接见了马连良，还请他吃饭，马老板当场给毛主席演唱了几段。毛主席很高兴，说：“戏编得好，你演得也好，海瑞是好人。”马连良很激动地对我说：“毛主席真伟大，礼贤下士，接近群众。”这怎么可能有假呢？”

吴晗告别老友剪伯赞回到家里。万里副市长来找他。他们住在一个大院，所以来往很方便。

“老吴，市委决定安排你下去参加社教运动，避避风头。”万里关切地看着吴晗。

“是不是最近又出了什么事，或者我的问题要升级？老万，你把真实情况告诉我，我也好有个思想准备。”

“刘仁同志叫我来找你谈谈，别的事他也没有说。”

“是谁作出让我下去参加社教的决定呢？”

“这个我问过刘仁同志，他说是周总理。总理很关心你，让我们务必保证你的安全。”

“好，我去，我听从总理的安排。”

毛泽东利用刘少奇不在国内的时机，以迅雷闪电之势，打倒了彭真和陆定一，架空了中央书记处，使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陷于瘫痪。3月28日至3-日，毛泽东在上海找康生谈话两次，找康生、魏文伯、赵毅敏、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一次，以空前激烈的言辞批判《二月提纲》和彭真、陆定一，他说：

《二月提纲》不分是非，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吴晗、剪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邓拓、吴晗、廖沫沙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3月31人日康生从杭州回京，向周恩来、彭真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周恩来、彭真准时来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康生已经先到了。他以会议召集人的身份，提前二三分钟来到这里，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康生先叙述了这两天“伴驾”的经过：“毛主席昨天和前天两次接见了我，和我进行了长达7个多小时的谈话，还共进午餐两次，晚餐一次。毛主席有很多重要指示，他指定我先向总理和彭真同志传达。”说罢开场白，康生从皮包里掏出笔记本，边找边读，断断续续：

毛主席说：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这个提纲是错误的。

毛主席说：1962年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

毛主席指出：扣押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主席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毛主席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批评彭真同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五人小组”也要解散。

4月9日至12日，康生又在中央书记处做了传达。彭真主持会议（邓小平不在北京）作出决定：一、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一个通知，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由陈伯达担任组长。刘志坚担任副组长，康生担任顾问。中央通知由陈伯达起草。

代替《二月提纲》对文化工作作出评估的是所谓《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为了把江青捧上政治舞台，毛泽东借用了林彪的力量。

据1966年1月5日《林彪日记》记载：

婆娘（注：指江青）要到部队插手文艺，要从文艺上作政治突破口，借用军队力量，搞政治权力斗争。

毛对婆娘到部队事，很着急，又来电话说，江青要拜访我，要我安排她到部队体验生活。玩什么花招，体验什么生活？是接圣旨搞政治斗争。肖华就是很反感这个婆娘到部队，打了两次招呼，还顶着。

1966年2月1日，叶群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打来长途电话，说林总有几句话，你一字一句记下来，明天转达给江青同志，然后就口授林彪的话：

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根据江青“请尊神”的要求，2月2日，刘志坚和李曼村（总政宣传部副部长）、谢镗忠（总政文化部部长）、陈亚丁（总政文化部副部长）和一名秘书，一行六人到达上海。当天。江青在丁香花园别墅接见刘志坚一行。刘志坚先把林彪吹捧江青的那番话告诉江青，江青听了很高兴，微笑着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电影中讲一点意见。我给主席当秘书，当文艺哨兵。文艺界这些年愈来愈不像样子，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着舞台，有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我没有办法，困难呀，春节期间去苏州向林总谈了我的意见。我要请尊神，请解放军这个尊神支持我。林彪同志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上海发表了批《海瑞罢官》的文章，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的时机尚未到来。我们的座谈会，不准记录，不准外传，不准让北京知道。”

江青召开的这个座谈会分为2月2日至10日、16日至20日两段，主要活动是看电影30余部，看戏三场，江青对每部电影都有批评。差不多和张春桥有时也参加。开座谈会四次，说是座谈，主要是听江青。

座谈会结束了，刘志坚整理了一份给总政党委的汇报提纲，主要是追记江青历次讲话的“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共约3000字。毛泽东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修改拔高，经过大手术，题目叫做《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增加到5000多字。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他看了修改稿后亲笔修改11处，将题目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增加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有画龙点睛之妙，一下子就把这个文件的分量给提上去了。三月中旬，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上海找陈伯达、张春桥再次修改纪要，增加到10000余字，加进了吹捧江青和样板戏的内容。3月14日，又送毛泽东审阅，毛再做修改。17日，毛泽东批示：

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

3月22日，林彪给军委常委写了一封信，附上了江青的《纪要》，收信人贺龙、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军中元老，奉命画圈而已。

3月30日，中央军委将林彪的信和《纪要》报送中共中央，那时彭真还主持书记处的工作，叫刘志坚代中央拟了一个批文，无可奈何地于4月10日转发全党，要求全党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建议》危言耸听，说“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反动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批来批去，从30年代至60年代，文艺界只剩下两个好人，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江青。有了这个纪要，江青拉大旗做虎皮，披挂上阵，杀向文艺界。从此，万木萧瑟，百花凋零，开始了一个八亿人看八个样板戏的时代。

4月16日至24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各中央局书记被扩大进来。毛泽东赫然震怒，主要对着彭真，说：

彭真要按照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历史教训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30年。

然后宣布撤销《二月提纲》，撤销“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如此翻云覆雨，如此个人专断，这标志着毛泽东和中央领导集体彻底决裂。

刘少奇4月19日由仰光回到昆明，随即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他到杭州参加政治局扩大常委会议。他面对的事实是：彭真、陆定一被打倒，北京市委、中宣部瘫痪，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被解散，新的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成立，点燃文化大革命烈火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已经定稿。

新的文化革命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总政文化部长）、尹达（中国科学院）、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光明日报》总编辑）、姚文元

中央文革的核心人物是江青。为了叫全党同志明白这一点，1966年8月30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了个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这样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陈伯达是个没有独立人格的迂夫子，他在的时候也是听江青的；康生早就是江青的私人顾问了，以后几经淘汰，江青把看不顺眼的人都弄走了，剩下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江青的后党就这样形成了。这个中央文革小组，一开始并没有吸引人们多么大的重视，但是到后来竟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成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体核心部分，中共中央成了毛的夫妻店，江青爬上了权力的巅峰。

天马行空

第二十四章 罗瑞卿伴虎被虎伤

1965年1月3日，刘少奇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这时已下了倒刘的决心，但他没有阻止刘少奇的再次当选。这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党内处于少数，扳不倒刘少奇。他在寻找新的力量，新的斗争方式。

根据宪法，刘少奇还是国防委员会主席，他提名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罗瑞卿、程潜、张治中、傅作义、蔡廷楷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二届全国人大时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没有罗瑞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虽然是个荣誉职务，并无实权，但是罗瑞卿这一提升意味着跻身于元帅行列。后来在一次公开场合的谈话中，刘少奇说：“我们国防部长的接班人是罗瑞卿。”这引起了毛泽东和林彪的警觉和不满。

4月22日，林彪单独晋见毛泽东。告了刘少奇和罗瑞卿的状。说刘少奇在抓军权，已经把罗瑞卿拉过去了。看来林彪说动了毛泽东。23日林彪写信给贺龙、聂荣臻、罗瑞卿，信中说：

4月22日，我见到了毛主席，谈了两个问题，都得到了主席的同意和指示。。。。。。第二个问题是，由于战争威胁的加重，主持军委经常工作的力量应当加强。军委原来有三个副秘书长，其中肖华同志患病短期不能痊愈，决定增加杨成武同志为副秘书长之一。同时任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这样就能使罗瑞卿同志有时不在京时、病时和太忙时，能代理主持办公会议。且由于担任副秘书长的工作，还可以直接向中央报告、请示；联系军政两方面的工作；和与各兵种、各大军区直接联系，以加强上、中、下通气和商量问题的便利。

这是毛泽东和林彪不完全相信罗瑞卿的第一步：分权。

5月2日罗瑞卿夫妇和杨成武夫妇到达上海，向在苏州的林彪报告要去看林总，林彪在电话中提出，先见罗瑞卿，后见杨成武，然后同时接见罗瑞卿和杨成武夫妇。

罗瑞卿、杨成武一行到了苏州。按照电话里讲的，林彪先接见罗瑞卿。罗瑞卿一进客厅，见茶几上摆着《毛泽东选集》和《党章》，顿觉气氛森严。林彪是东施效颦，学习毛泽东对刘少奇发脾气时的斗争方式，毛拿的是《宪法》，他换了毛著，另一本《党章》是一样的。让座以后，林彪不阴不阳地说：“今后要加强通气，这样我才好工作，这是组织原则。”说到这里，他打开毛选，念了有关请示报告的章节；接着又打开党章，念了有关组织原则的章节。然后，抬起头来，冷若冰霜地说：“我这也是唯物主义，要了解情况。才能出主意。你过去通气是有的，但还不够。比如说，今年一月你来了，二月又来了，这两次距离太近，二月以后两个月都没有来，距离又太长了。现在给你规定五条，你也好办事。”

罗瑞卿赶紧打开笔记本记录。林彪说：“一、加强通气，遵守组织原则；二、我在北京时，X日通气一次；三、我不在北京时，X日通气一次；四、重大问题，立即通气；五、来我这里，不要事先通知。我已交代秘书，总长、主任、杨副总长来，随来随见，不准阻拦。”

罗瑞卿合上笔记本，说：“我一定照办，一定办到。”

林彪说：“你办得到，那好。”说着起身握手送客。罗瑞卿诚惶诚恐。忐忑不安地退出。

五月初，罗瑞卿回到北京，主持召开作战会议。与会人员希望毛主席接见，但毛不在北京。罗瑞卿提议在京常委接见一下，林彪同意。罗瑞卿问：“林总能不能去？”林摇摇头说：“身体不好，不见了。”但是5月19日接见前林彪又突然到场。接见会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常委们听了会议三位组长的发言。这三位组长的发言当然都是罗瑞卿审定的稿子、接见将要结束时，林彪突然站起来说：“少奇同志，我还要讲话。”接着便讲了一通，批驳三位组长的发言。最后他说：“作战会议我不讲话了，要讲，让杨成武他们讲去。”

作战会议于5月底结束，结束前与会人员建议由总参谋长罗瑞卿作总结发言，这件事登在会议简报第63期上。5月25日，林彪针对这件事作如下批示：“作战会议只能以主席、中央常委和会议多数人的意见和会议文件为结论，不准任何人，以总结的名义讲话。元帅、总长和副总长都可以发言，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做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宣布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63号简报，关于罗总长做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妥。”

罗瑞卿看到秘书送上来的电话记录林彪批示全文，知道林彪对自己采取了更严厉的第二个步骤：降格。

罗瑞卿正闷坐写字台前对着电话记录出神，理解这件事情的含义，电话铃响了。拿起听筒，是叶群打来的，以非常关切的口吻说：“总长，今天下午我有事去总后，就出了这件事。101发了大脾气，把两个孩子都吓坏了。我一回家，两个孩子就批评我：‘妈妈，你今天可是检了芝麻，丢了西瓜啊！’现在，他已经睡了，我又不能出去，请你到我这儿来谈谈。”罗瑞卿说：“我马上就去。”

车子拐进毛家湾大院，叶群在屋门前等候，引着罗瑞卿进便门，穿过一个卫生间，来到一间屋子，是临时搬来的几张木椅，林豆豆和林立果两个孩子在屋里坐着，罗瑞卿不解，光明正大的事弄得这么神秘干什么？客听主便，只好揀一张木椅坐下。

叶群说：“深更半夜，我们两个人谈话不方便，只好把他们两个（她指自己的一双儿女）也叫来、”

罗瑞卿默然。

叶群继续说：“下午他可是大发脾气啊！站在电话旁边要秘书把他说的一个字一个字记下来并且看着秘书向各处打完电话。我是不在家，我要在家就可能不出这个事。我回来后，一听说这事，连忙向他解释，并不是你自己要作总结发言，那天我在场嘛。大家推了半天，是大家要你做的。简报只是今天大发脾气的导火线。其实，他早就有一肚子气。这是一个有脾气的人呀！四月份你说来看他，到处放风，就是不来。五月份，亚楼同志刚死，刚刚做了通气的规定，又出了干部评级定薪的问题。干部的事情，他林彪要负责呀！”

这时已经取消了军衔制，军队干部套改地方党政干部级别，所谓评级定薪就是这件事。关于兵团以上的高级干部的定级问题，总政拟了一个方案，并附名单，同时报给林彪和罗瑞卿。罗瑞卿已阅，让总政副主任徐立清请示林彪。徐立清给林办打电话，请秘书安排向林彪汇报，催问了几次，林办主任叶群答复：“101身体不好，名单不看了，汇报也不听了，军委办公会讨论即可。”罗瑞卿主持军委办公会议讨论后，指示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将文件和名单一起上报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指示中央办公厅将此文件附名单送毛泽东和中央常委传阅。林彪是常委之一，高级干部评定级别的方案和名单又从中央办公厅渠道送到了毛家湾。叶群收到中央办公厅送来的文件后，立即打电话给罗瑞卿提出责问：“刚刚规定了要通气，为什么又不通气？这样重要的事，为什么不经过101就送中央？”

从诬陷迫害罗瑞卿开始，叶群登上了政治舞台。她可以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否认总政副主任徐立清向林办几次请示，否认她对徐立清几天前说过的话。罗瑞卿、徐立清受委屈、受诬陷，但有口难辩。知道愈辩解愈坏。现在无理可讲。徐立清被“捎”进去陪罗瑞卿检讨也不是没有原因。1956年授衔时，叶群想要个大校，总政经过反复衡量，还是给叶群授了个上校，那时候徐立清就是分管干部工作的副主任，因为有罗荣桓在上面顶着，叶群只好把气忍下来，今天才找到了报复的机会。

只听叶群又说：“今天这件事不要扩大，公开是不利的。我已经把所有电话记录追回了，并交代秘书任何人不准讲。，连杨成武、李静（注：作战部长）现在都不知道。我向他们的秘书交代了，不准告诉首长，这是纪律。”

“我怎么过关？”罗瑞卿终于开口了。

叶群眉飞色舞地说：“由我来转弯，说服他不要公开此事。我说好后，通知你来。你见了他，不要再提此事，就报告你要去作战会议发言，准备讲什么，问他有什么意见。但不要讲是总结发言。以后不管开什么会，大家都讲是发言好了，不要再讲什么总结发言。把开会的作风也改一改。”

罗瑞卿说了两句感谢叶群帮助转弯的应酬话，他是条硬汉子，说这一类话有点不情愿，因而很不自然。叶群觉得一阵快意。

罗瑞卿回到家，对妻子郝治平说：“一个国防部长，一个总参谋长，她叶群夹在中间算什么角色！”

5月26日早饭后，叶群又给罗瑞卿打来电话，亲切地说：“总长，我和101谈通了，你来吧，按照昨天晚上说的办。治平同志在眼前吗？我和她说两句。”罗瑞卿把听筒交到了夫人手里，只听哪边叶群说：“我怪想你的，你也过来吧。他们两个男的干巴巴的，搞不好又谈崩了。有我们女人在跟前，气氛就不一样了。要是出事，也好缓和一下。”

“我还去吗？”郝治平问丈夫。

“叶群叫你陪我去，是去负荆请罪。你要是不去，等于不给她面子，不知她又生出什么是非了。”罗瑞卿说。

于是罗瑞卿夫妇来到了毛家湾。林彪和叶群都来到院子里迎接。进入大客厅，叶群把郝治平领到自己卧室里述话去了，客厅里只剩下两个“干巴巴”的男人。林彪很不自然，招呼罗瑞卿坐在沙发上，这次茶几上没有毛选和党章了，只有一部“药典”，林彪经常翻一翻，有时自己还开药方子。罗瑞卿按照叶群的导演，把准备好的话讲了一遍，最后“请林总指示。”林彪说：“去讲一次好，就照这样讲，”罗瑞卿又问候了几句林总的饮食起居，便起身告辞。

这时，院子里的牡丹、芍药盛开，叶群带着郝治平正在赏花。叶群突然说：“你们为什么不送点东西给我们呢？”郝治平没想到有这一问，有些不会应付，因为根本没有想过要给林副主席送点什么礼物，党内同志关系从来不兴这一套，但叶群把这方面的“孝敬”看作是不是真心跟林彪的表现。如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及其夫人胡敏，在这方面就很机灵，很擅长。给林叶夫妇送睡衣、保温拖鞋、高级毛衣；一次送蘑菇、木耳就花了800多元，当然全是公家报销的。胡敏得知林彪要吗啡，密嘱301医院一位副院长负责提供。派专人监督仿制“太尔登”20000片，胡敏亲自检查了样品。罗瑞卿夫妇是“老正统”，还不懂悄悄兴起的官场上的这一套，郝治平不好意思地说：“不知道给您送点什么合适？”这一问就更外行了，只听叶群说：“就是送张孩子们的照片也好嘛！”

郝治平陪丈夫回到家里，二人商量一阵，还真在第二天给叶群送去了几张孩子们的照片。叶群马上回电话说：“101喜欢极了，已将这些相片装了镜框摆在办公桌上，”其实叶群这时正在翻阅授意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送来的揭发罗瑞卿的材料。

经过这一回合的斗争，林彪和叶群带着胜利感和满足感到呼和浩特避暑去了。

罗瑞卿又回到了作为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日理万机的第一线。一日，《解放军报》送来一份社论清样，大标题是《突出政治就是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罗瑞卿感到不妥，就打电话请教康生，康生不知“最高最活”的提法出自林彪，很有分寸地说：“这是新的提法，如果要这样提，恐怕应问问中央常委，甚至恐怕要问问主席本人。”于是，罗瑞卿便将“最高最活”删去了。6月29日，总政为再版的《毛主席语录》起草了一篇用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又有“最高最活”的提法。照说，军委秘书长才改掉的，又送文稿审查，应该不再出现这样的词语；又端上来了，显然是立此存照，改掉是你上边的事情，追责任追不到我头上来。另外还有顶峰的提法，罗瑞卿又打电话给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请教，田家英心直口快地说：“最高最活的说法不确切，不好理解，外国人也不好翻译。最高，那今后就再不能高了？是不是还有次高啊？最活，是不是还有次活？难道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都是死的？说是顶峰，也不科学，到了顶峰，难道不可能再发展了吗？”于是，罗瑞卿又将“最高最活”、“顶峰”的词句勾去了。

为了和林、叶改善关系，罗瑞卿还采纳了夫人的意见，和郝治平一起看望了林立衡和林立果。7月22日，叶群打来感谢电话：“总长去看望豆豆、老虎，他们很高兴，第二天就给我打了电话。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林副主席，他很高兴，说，天气这样热，还去看小孩子，要总长注意身体，豆豆到空军工作，思想有进步，老虎也很好。请总长放心。”

七月下旬，罗瑞卿夫妇到北戴河短暂休息。8月3日给转移到大连休养的林彪打电话，叶群代表，罗瑞卿说：“我想最近两天去见林总，按规定通气。”叶群说：“你来吧，他在想你，前两天还问你现在在哪里呢？”罗说：“我明天就去。”

第二天气象不好，大连天降大雨，沿途云层都很低，有雷暴。有人劝罗改变行期。罗瑞卿令专机冒雨起飞。在大连降落时，但见机场白茫茫一片，只这一架飞机降落。乘车来到棒槌岛林彪休养的别墅时，雨更大了。林彪一见面说：“唉呀！下这么大雨也来了。”但事后又说罗瑞卿对他“搞突然袭击。”

196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准备用林彪的名义发表一篇有分量的文章，题为《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罗瑞卿先汇报这篇文章起草情况。他说：“为了写好这篇文章，军队在三座门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康老带着一帮秀才在钓鱼台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准备最后将两篇稿子的优点集中起来，两稿合成一稿，一定要写出最高水平来。林总对这篇文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新思想。请作指示。”

林彪摇头。

罗瑞卿接着“通气”：“今年用军队领导人名义发表的文章有三篇。这是最重要的一篇。”

“还有两篇什么文章？”林彪来了兴趣。

罗瑞卿说：“一篇已在5月11日发表，题为《纪念战胜法西斯，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是用我的名义发表的。中央原想开个纪念会，后来又决定纪念会不开了，把讲话稿作为文章发表。还有一篇是《光明日报》约稿，让我写一篇纪念军队三大民主的文章，我组织写了一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送给总理审查，并建议用贺龙的名义发表，总理同意了。此文经贺总审阅后拟在八一建军节发表。”

林彪很注意听，点了点头。

罗瑞卿从大连回到北京，《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初稿已写出，罗瑞卿精心修改，印出大字清样，送常委审阅，也送给了林彪。

8月21日，罗瑞卿打电话给大连，林办郭秘书接的，郭秘书转达林副主席的话说：“中央同意发表就行了，我不看了。”

26日，郭秘书又来电话：“林副主席说，我这次病比较久，身体比较虚弱。为恢复一下身体，请总长两个月内不要来汇报了。等身体好了，我告诉他再来。这两个月总长可安排其他活动，希望总长自己也注意身体。”

罗瑞卿的直觉是林彪在疏远他。他只对自己受到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贺龙等中央领导人的信任感到欣慰，对自己危机四伏的处境竟无察觉。作战会议期间发生的事情，迅速传遍了三大总部和各军兵种总部。机关高层人员都知道罗瑞卿不受林总信任了。总有一些心怀叵测的人或卖身投靠的人，要利用这种形势谋求自己的升迁，更何况有叶群穿针引线地授意。

1965年9月30日，林彪在日记中记载：

风吹得很劲。毛提出，让叶群多关心政治大事，创造条件参加实际一线面上工作。问了叶群行政级别，说：“十四级，太低，太低！”毛的办公室主任是七级、八级。毛说：“不能再干等着，国庆节后准备对各大区第一书记放炮，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造反，中央不正确的可以不执行，不要迷信中央，不要怕兵变，不要怕乱，不要怕造反。大乱才能大治，是我们革命斗争实践中的思想理论结晶。”毛从舆论上、组织上发动进攻，要整人、整垮人了。

10月15日，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给林彪写了一份揭发罗瑞卿的材料，说海军党委给军委有一份报告提出：当肖（海军司令员肖劲光）苏（海军政委苏振华）不在时，由王（海军副司令员王宏坤）、杜（海军副政委杜义德）负责，而罗瑞卿竟在这份报告上批了“同意”二字。因为林彪指定的海军常务副司令员是李作鹏，罗这样一批就是用王宏坤代替了李作鹏，把李作鹏降格了。王宏坤是二野的，比李作鹏资格老。历史上任职也比李高。1956年授衔时王是上将，李是中将。所以9月17日罗瑞卿在同李作鹏、张秀川谈话中说：“这份文件没有批错，常务副司令不等于第一副司令，你常务副司令管行政方面的日常工作嘛！”

张秀川在揭发材料中说：“罗瑞卿说此事给林总报告过了。”
10月19日，林彪在这份材料上批道：“纯粹造谣。”“从未报告。”林彪抓住此事，说罗瑞卿要夺海军的权。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三座门写作班子又飞出了揭发罗瑞卿的尖端材料。材料是写作班子成员、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写的：

林副主席：

最近期间，我多次想向您汇报一件事，但因事关重大，未找到适当的机会不便轻率。我觉得罗总长骄横懒散，心怀叵测，值得警惕。我这个感觉，是经过六年的观察得出的。六年来可分为三个时期。

1962年五月去上海修改“关于战略方针的建议”以前，我对罗总长极为信任和尊敬，认为他是坚决执行您的指示的人，是主席和您最信得过因而也是最好的接班人。

1962年5月到今年7月，从一些重要的事情上，我对他产生了怀疑，感到他的一些做法不对头，甚至他对您的指示也不是心悦诚服的，特别是您提出要突出政治，他是不赞成的，实际上是带头抵制的，只是采用了两面手法，搞了一些伪装，但这个时期，我对他的本质还看不透，虽有上述怀疑，总是从好的方面去想。。。。。。直到今年七八月，在参加写《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和修改罗总长九月三日的讲演稿时，我才大吃一惊，才发现他是心怀叵测的。

雷英夫发现什么问题呢？捡短捷的说，他揭发罗瑞卿拍板，以林彪的名义于1965年9月3日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用了康生主持的钓鱼台写作班子的稿子，据雷讲，三座门的稿子篇篇锦绣，字字珠玑，罗瑞卿不让往林彪文章上加，以便留下来充实自己将要于9月3日在首都庆祝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大会上所作的题为《人民战胜了法西斯，人民也一定能战胜美帝国主义》的报告。

开这样一个会，让罗作报告，在9月4日的报纸上全文发表罗德报告，这都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主持一线工作的常委决定的。林彪认为，今年5月11日罗发表了一篇大块文章，又在9月4日发表更引人注目的一篇，在分量上是二比一，超过了林彪，军队的重心到底在哪？到底是谁？是林还是罗？！林彪认为这是军队中重心转移到信号，所以下黑手要打倒罗瑞卿。

据雷英夫讲，他们写作班子觉悟高，决定“三座门的稿子一个字也不准用到总长的讲演稿中去。”因而阻止了罗的讲演稿见报，以免罗超过了林。

1965年11月26日，罗瑞卿陪同毛泽东在上海接见了柬埔寨首相郎诺。这是罗瑞卿在文革前参加的最后一次外事活动。

接见郎诺后，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让罗瑞卿也参加。周恩来谈完，罗瑞卿说：“我准备明天到苏州看看林总。”毛泽东弦外有音地说：“去看看好。要他好好保养，要保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作三个钟头的报告。”对于毛泽东这番话，周恩来听懂了，而罗瑞卿没有听“懂”。周恩来说：“请罗总长把我向主席汇报的事情向林副主席报告一下。”罗表示谨记在心，遂起身向毛泽东敬礼辞行。他没有料到这是与敬仰了一辈子的伟大领袖最后一次见面。

当晚，一位不速之客来罗瑞卿下榻的宾馆拜访，这就是江青。罗瑞卿热情接待。

江青说：“现在文艺界问题颇多，被古人、洋人、帝王将相、公子王孙统治着，一条又粗又黑的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我想请罗总长在部队帮我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

罗瑞卿又没有听“懂”，他说：“部队文艺界还是好的，政治方向已经解决了，现在的重点是提高艺术性。现在在部队搞文艺界整风恐无必要。”

江青又说：“上海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总长看过了吧？”

罗瑞卿说：“我要来一本小册子，还没有来得及看。”

江说：“北京各报到现在也不转载，不知是为什么？现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

罗说：“回头我要《解放军报》加按语转载。”

“总长，我想要套军装穿穿，请你给我批个条子吧！”

“批套军衣穿可以，不过不能发给你领章、帽徽，你没有军籍呀！”江青因为罗瑞卿答应转载姚文引起的满面笑容顿时收敛。变得冷若冰霜，起身告辞。罗瑞卿送她到走廊，江青头也没回，扬长而去。

孔子说：“刚毅木纳曰仁。”是说君子的好品德。这位罗瑞卿大将真够得上刚毅木纳。

罗瑞卿没有想到，得罪了江青就是得罪了主席。江青此来，可能就是毛泽东派出的侦察兵。毛要弄清楚，在未来“两个司令部”的决战中，作为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到底站在哪一边？这次考核的结果，罗瑞卿“不及格”。

江青回到了丁香别墅，就给叶群打了个电话，通告了这次在罗长子（注：“长”音chang，罗的绰号）会见的经过。

叶群接完电话立即兴冲冲地告诉林彪：“罗长子的路是走到头了。刚才江青来电话说，她要罗帮助在部队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罗说没必要，部队文艺工作方向正，不需要整风。她跟罗要套军衣穿，罗说给套军衣可以，不能发领章、帽花。”

“你怎么说的呢？”林彪很严肃。

“我是说给她定做两套的确良军服，过两天连领章、帽花一起给她送去。她的衣服尺寸我知道。江青高兴的不得了。”

“那召开文艺座谈会的事呢？”林彪问。

“这事我没答复。”

“赶紧补个电话去，告诉江青，我委托她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林彪命令。

叶群大悟：“还是101，一下就把要害抓住了。”说罢去打电话。

罗瑞卿的苏州之行，同样不得要领。

他向林彪汇报：“最近空军一个飞行员驾机投敌，吴法宪急得满头大汗。”

林彪说：“吴法宪这个人责任心就是强。”

这使罗瑞卿想起海军在1962年3月也跑了一架飞机，林彪批肖劲光、苏振华“四个第一”不落实。有现成的药方（指四个第一这一套）不用，另开药方子。把总参作训部长李作鹏派去当常务副司令，把总政组织部副部长张秀川派去当政治部主任，改组了领导班子。罗大将不明白：怎么肖、苏跑了飞机就是“四个第一”不落实，吴法宪跑了飞机倒落个“责任心强”呢！所以罗瑞卿半天没说上话了。

林彪问：“你怎么了？”

罗瑞卿正闹牙疼，他倒不是随机应变，真的在闹牙疼，就说：“这两天牙疼。”

林彪说：“牙疼要吃莲子燉鸭子，一吃就好。豆豆几次牙疼，一吃这个就不疼了。”这是林罗最后一次见面林彪的临别赠言。

就在路边对罗瑞卿说完“莲子燉鸭子”以后的第三天，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主席：

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负责的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此致

敬礼      林彪  11月30日（1965年）

信中没提罗瑞卿一个字，但随信附去的11份材料都是揭发罗瑞卿反毛、反林、反对突出政治、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材料。

毛泽东听了江青的报告，对罗瑞卿已经心中有数了。他把罗瑞卿不给江青发帽徽、领章，看得比罗拒绝为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还重。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罗瑞卿这个人原则性太强。原则性本来是共产党人的优秀品德，但在与刘少奇摊牌的这场斗争中，不需要刚直不阿的君子。需要的是随风转舵的机灵人。像罗瑞卿这样爱论个是非曲直，办事爱讲个“理”，这么一个人在未来这一场大搏斗中让他无条件地支持自己是不可能的，而军队如果分裂，林拉一股，罗拉一股，就可能破坏了自己的全盘战略部署。他要牺牲自己忠心耿耿的大卫士长了。

11月30日。叶群乘坐吴法宪派来的专机秘密地到杭州。这时杨成武住在空军疗养院，叶群在这里落脚。杨成武把张耀祠找来与叶群见面。

叶群开门见山地说：“我这次来，是林彪同志叫我带一封面交毛主席的信，请你带去交给主席吧。”

张耀祠接过信说：“好，我交给主席。”

张耀祠与杨成武谈话，叶群出去了一会儿，回到客厅又说：“我给林彪同志打了个电话，他说让我亲自交给主席。”

张耀祠又把信退给了叶群。说：“我回去给你向主席报告一下。”

据张耀祠回忆：“第二天早晨五点多，护士长吴旭君通知我，要我立即打电话给叶群，主席要见她。叫她快点来。”

第二天是12月1日，叶群在汪庄别墅晋见毛泽东。毛泽东看来林彪的信，然后听叶群作了五个小时的汇报。

因为只有毛叶两人在场，具体内容和情节就成为永远的秘密了。毛泽东听完汇报后，收下了材料，吩咐叶群立即回苏州，不要在杭州停留，并派汪东兴动用毛泽东专列护送叶群回去，回程时把林彪接来。

毛林12月1日这次深夜会见，颇有些“阴谋”气氛，坊间有资料透露，谈了罗瑞卿的问题，彭真的问题，刘少奇的问题。毛意在倒彭倒刘，嘱林“抓紧军队的指挥权，千万不能落到别人手里。要保证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正常进行。”林说“不解决罗瑞卿的问题，军队可能发生分裂。我不能保证这个人听话。”促使毛泽东下了整倒罗瑞卿的决心。

毛还说：“这几年你的进步很大。有马列主义。你和我们这些人比较，你是年轻的，今年大概58岁吧？”

林彪说：“主席说的丝毫不差，我是1907年农历11月初三生的。”

毛泽东说：“希望你再作一次像七千人大会上那样的报告，说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

林彪会意地答道：“我回去就考虑准备。”这是一次“路线交底”，林彪明确地知道了打倒刘少奇以后他将成为主席的接班人。

1965年12月2日，毛泽东在林彪送来的兰州军区党委《关于55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上批示：

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兰州军区的报告说林11月18日送给毛的。毛避开了林彪11月30日的那封信，在兰州军区的报告上批，也是要掩盖近日杭州与苏州的联系。这个批示和林彪信一样没点罗瑞卿的名，但这是置罗瑞卿大将于死地的“御批”，林彪和叶群告罗瑞卿的状告准了。

12月8日至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到会38人，除7名常委外，有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31人被扩大进来。但罗瑞卿却被剥夺了参加会议和澄清事实、为自己辩护的权力。一些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高级将领列席会议，毛泽东叫林彪主持。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叶群登上了讲台，揭发罗瑞卿阴谋篡党夺权，逼迫林彪让贤。她说：

同志们：

因为我刚从“四清”点上赶回来，没有很好地准备，（笔者批注：叶群说了谎，隐瞒了她在杭州见过毛主席，有充分的准备，给毛汇报了五个钟头等重要情节）只讲我了解的情况。我过去对罗瑞卿是毕恭毕敬的，没想到罗瑞卿同林彪同志的关系搞得那么紧张。以后发现一些问题，不敢轻易上报，一怕看不准，二怕材料不够过硬，三怕给中央军委常委出难题，四怕转移工作重点。

罗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罗的个人野心已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把国防部长的位置让给他，他当了国防部长又会要求更高的地位，这是无底洞。1964年罗即逼林退位，林从包头回来时，刘亚楼来说：罗曾听主席说，希望林多活20年，因为林有马列主义。林约罗来，罗只呆了十几分钟又走了，并说明天即出发去看地形，在林问到主席有何指示时罗才说，主席是说了希林多活20年，因有点马列主义。

国庆节后罗见林，大声说：“病号，不能干扰，应让贤。”出门后又大声喊：“不要挡路”。林气得昏迷过去。我家里的人从后廊上路过，听到罗讲的这些话。林对我说：“我是让贤的，但国防部长是主席、中央封的，我让贤也得让给真正的贤者。”罗凭此就不能让给他。

最蛊惑人心的一段是把已于1965年5月7日逝世的前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扯了进来，说刘亚楼对叶群说了这样的话：

63年以来，我几次想和你谈几点意见，是罗交待的。
四点意见是：

一、        林总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不出也要出，现在不出，将来也要出政治舞台的；
二、        要好好保护林总的身体；
三、        今后林总不要再多管军队的事了，由罗总长去管好了；
四、        一切由罗去管，要放手叫他去管，罗总长说只要你办好了这件事，罗总长是不会亏待你的。

我对刘说：“每个人都上了政治舞台。林荣誉很高了，无意再进。这是中央决定的问题，不是我们应该谈的问题。”刘说：“你怎么这么迟钝？你如果办到了，林进入政治舞台，不管军队，让罗干，总长不会亏待你的。”我说：“这是对我最大的侮辱。”回家路上小孩都说：“刘讲得不对，你答的对。爸爸又没有野心。”回家后林说：“你答的对，今后不准讲这个事，这是违背原则的事。”

叶群“创作”这个剧情的背景是上海医院刘亚楼的病房，而刘的俄国夫人翟云英在场。为了给叶群的材料提供旁证，叶群叫吴法宪去找翟云英，连吓带诱，翟云英说：“没听刘亚楼说过四条，只见他去世前伸出了四个指头。。。。。。”秘书写下来，叫翟云英签上名，这就成了说过四条的旁证材料。但叶群这个剧本有个漏洞。她说带着女儿林豆豆去的。豆豆还有台词。事后翟云英咬定不认识林豆豆，豆豆也说不认识这位俄国血统的阿姨。这样就把叶群编造的话语和情节都揭穿了。当然，这是在以后，不是在当时。林彪主持会议，毛泽东双目似电扫视全场，撤销罗瑞卿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等全部职务的议案还是通过了，不过不是全票通过。常委表决时，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投了反对票。政治局表决时，彭真、刘伯承投了反对票，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贺龙、陆定一、李富春、谭震林弃权。

到了小会上，刘少奇说：“难以置信。”

邓小平说：“死无对证啊！”曾提出要让罗瑞卿到会对质，毛泽东不准。

朱德长叹息，自言自语地说：“如果这样搞下去，面就宽了，要涉及很多人，怎么得了啊？”

罗瑞卿作为“被告”，始终没有出席上海会议，开会时他在西南边防视察。接到开会的通知，他与夫人郝治平立即飞往上海。12月11日下午2点在虹桥机场降落。陈丕显和吴法宪来接，被安顿在建国西路618号（原波兰领事馆）。周恩来、邓小平奉命与罗瑞卿谈话。然后，就被软禁起来了。

他怒发冲冠，满腔悲愤，要求见毛主席，毛泽东不见他；要求见林彪，林彪北京厅。12月17日罗瑞卿回到北京，闭门思过。从1966年3月4日起，军委设专案组审查批斗罗瑞卿。他受不了栽赃诬陷，18日气得跳了楼，摔成残废，从此倒下了。

天马行空

第二十五章 打着反政变的旗帜搞政变

在1966年4月杭州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问题，被扩大进来的人都有表决权。毛是想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左”派干将弄到会上示威。刘少奇强调党内人事变动必须经中央全会通过。如召开中央全会，毛泽东不一定能取得多数的支持。毛觉察到这一点，所以坚持不开中央全会。不让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毛紧紧抓住林彪，抓住军队，决心必要时“枪指挥党”挽回颓势。抓军队主要是拉林彪，建立毛林联盟，以压住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三个多数。但毛对林彪也防着一手，并不用林彪的亲信部队。最高奖的一颗棋子毛抓住了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杨成武并不是林彪的亲信，在战争年代杨林有过龃龉。第63、65军是杨成武指挥过的华北部队。全面代替罗瑞卿，跻身于党、政府和军队重要领导人行列的希望吸引着杨成武，杨成武这时是绝对忠于毛泽东的。1966年2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叶剑英和杨成武，指示撤销公安部队，与国防军统一编组。盖因罗瑞卿当过多年的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5月15日毛决定设立首都工作组，以叶剑英为组长，以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成员还有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付崇碧、万里、苏谦益等，这十一个人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第一副组长杨成武。杨推荐第63军政委丁莱夫为广播事业局第一书记，第63军参谋长王寿仁为广播事业局副局长，5月14日周恩来指示北京广播电台脱离北京市领导，由广播事业局代管。这样就牢牢地把对外发言的喉舌控制起来了。杨又建议调第63军驻石家庄的第189师和第65军驻张家口的第193师来京担任卫戍任务，由付崇碧任卫戍死了，均获毛泽东批准。在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夕或期间完成了部署。毛以自己枪杆子的优势成功地压住了常委的多数，孤立了刘少奇，挫败了刘少奇召开中央全会的企图。

1966年5月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共76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参加了会议。毛泽东指定会议仍由刘少奇主持，但由康生保持和毛泽东的联系指导会议的开法，这样一来刘少奇只起一个司仪的作用。

5月5日下午和6日上午，康生以传达“圣旨”的神秘身份在会上讲了8个钟头。康生其人，战场上披坚执锐，和平时期治国安民，他百无一能，唯独有搞阴谋权术的天赋。从延安整风他背弃王明投靠毛泽东，只是在促成毛江婚姻上起了一点作用，其他方面寸功未立。毛泽东豢养着他，八大给安排个政治局候补委员，无任何实职，1962年让他进书记处，作为牵制邓小平、彭真的一颗棋子。在这次会上，康生挑大梁，起了沟通南北。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自是得意非凡。康生传达了1962年9月以来，特别是1965年11月以来毛泽东批评彭真、陆定一，要解散北京市委和中宣部等历次谈话，又着重炫耀1966年3月与他个人的两次谈话和一次集体谈话。说：我个人体会，毛主席这三次谈话，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条是批评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不准革命；第二条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贯穿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没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罗瑞卿是一个，彭真是一个，杨献珍是一个，杨尚昆是一个，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这次会议要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是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伯达、春桥等同志起草的。一开始主席就指出，这个通知不应该是技术性的，而应该是理论性的。主席亲自做过多处修改和增补，比较重要的地方有：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切，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在做这种工作，这是非常危险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康生停顿几秒钟，叫与会者体会这些话的含义和分量，然后说：“这个文件的通过，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运动的开始。”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在党内这么重要过，透过近视镜片，一双小眼睛扫视全场。

此时此处，知道“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指刘少奇的，知道毛泽东决心要搞倒刘少奇的，据陈伯达后来在狱中回忆称，“除了林彪、江青、总理、康生、谢富治、汪东兴和我之外，几乎没有人知道。”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几位常委就像听天书一样不得要领。一般地讲反修防修，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们又不便于反对，。毛泽东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既要打倒（或半打倒）又要叫他们举手通过。

毛泽东在杭州秘密地会见林彪时，嘱其“像在七千人大会上那样”再讲一篇。5月18日，林彪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姿态开始了他的演说：

这是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叠打”。

毛主席最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我说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以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过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门、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1960年以来，先后发生61次政变，搞成的56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8次，留当傀儡的7次，废黜的11次。六年中间，每年平均11次。

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历代开国后，10年、20年、30年、50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周朝建立以后，不久就发生了叛乱，到春秋战国就大乱了。“春秋无义战。”各国互相颠覆，内部互相残杀。楚成王的儿子商臣，以卫队包围王宫，逼成王自杀。成王好吃熊掌，要求让他吃了熊掌再死，企图拖延时间，以待外援，商臣不许，，说“熊掌难熟”，成王被迫立即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了王僚，夺取了政权。晋献公、齐桓公、齐懿公当政前后，多次发生政变杀人。

秦朝三代共统治了15年，秦始皇只有12年就死了，以后赵高捧出秦二世当皇帝，秦二世把他的兄弟姐妹杀了26人。汉高祖在位12年，后来吕后专权，夺取了刘家的政权。周勃、陈平勾结起来，又把吕家搞掉了。

晋朝司马炎统治了25年，以后爆发了巴望之乱，出现了相互残杀的局面。南北朝的时候，为争夺政权，互相残杀的事就更多了。隋文帝在位24年，就被隋炀帝杀了，儿子杀老子。有一出戏叫《御河桥》，就是杨广杀父。还杀了他的哥哥杨勇。

宋朝赵匡胤，在位17年，被他的弟弟赵光义杀了。“烛影斧声，千古之谜。”有一出京戏叫《贺后骂殿》，讲了此事。

元朝忽必烈，统治中国16年，他的儿子铁木真在位13年，皇族争位，大乱，两宫相争，一个是皇孙，一个是皇后，也是夺取杀人。

明朝朱元璋在位31年，他的儿子燕王棣，带兵打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帝，相杀三年，南京的王宫被烧，建文帝是死了还是跑了弄不清楚，后来还派人到外国去找。

清朝统治中国不久，到康熙晚年，他的儿子们为了争夺政权，互相残杀。传说康熙病时遗诏“传位十四子”，雍正改为“传位于四子”。据说康熙是喝了雍正送去的人参汤死掉的。雍正夺取了政权，还把他的好多兄弟都杀了。

辛亥革命，孙中山当了大总统，三个月就被袁世凯夺去了政权。四年后，袁世凯做了皇帝，又被人推翻。。此后，军阀混战十几年两次直奉战争。一次直皖战争。蒋介石，正是靠篡夺军权、党权、政权，发动反革命政变上台的，，对革命人民进行了大屠杀。

这些3历史上的反动政变，应该引起我们惊心动魄，高度警惕。

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直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少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难道没有事情，无缘无故这样搞？不是。。。。。。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在这里不详细去说了。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的老婆（注：陆夫人严慰冰因为给叶群写匿名信成为轰动一时的反革命案件），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混到我们党内，混到党的领导机关，成为当权者，掌握了国家机器，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军权，掌握了思想战线的司令部，他们联合起来搞颠覆，闹大乱子。

林彪说这一番话的背景是所谓“窃听器案”。

1961年2月，毛泽东乘专列南巡，来到湖南长沙，车停北站一条支线上。毛的专列由11节车厢组成，有毛的卧室、办公室、书房兼会客室、餐室、医疗室等，其他为工作人员车厢。

毛正在会客室与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谈话，列车上的工作人员都到月台上去散步。

一个专管无线电设备的工作人员突然心血来潮，对毛身边的一位漂亮女服务员开了个玩笑：“我听到你在主席卧室里的声音了。”

女服务员大惊失色，立即向毛泽东报告：“主席睡房里有人窃听！”

毛泽东挥走张平化，把随行的杨尚昆和罗瑞卿找来，查问：“你们在专列上安装了什么机关？谁叫你们这么干的？”

杨罗面面相盱，只好说实话：“大跃进以来，主席经常在列车上接见各地负责同志，即席发表讲话，秘书记录不全，许多重要指示遗漏了或失真了。为了能够跟上主席的思想，中央书记处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在列车上安装一套设备。。。。。。”

毛泽东控制情绪的能力是惊人的，他知道这个时候----全国到处饿死人，自己众叛亲离，正是统治权最薄弱的时候----是无论如何不能发作，不能摊牌的，但是要把情况问清楚，遂心平气和地说：“你们也是一番苦心喽。我不责怪你们。设备是哪里产的？是老大哥提供的？”

杨尚昆说：“是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过有关渠道，从海外进口的。”

“很先进啰。什么时候装上去的？”

“1959年1月。”

毛泽东又是一惊，但依旧平和地说：“哦，哦，整两年了，你们还真能够保密。我的那些工作人员知道吗？”

罗瑞卿说：“秘书们是知道的。但是要求他们遵守纪律，保守机密。”

毛泽东哈哈大笑着说：“既然大家都知道，还算什么机密？也算不上阴谋喽，顶多算个阳谋。我这个人比较喜欢阳谋，自己也搞过几次阳谋。”

罗瑞卿补充报告：“只有进出主席房间的服务员不知道。他们经常轮换。流动性大。”

毛泽东像是漫不经心地交谈：“这么说少奇、小平同志也是事先都知道的？”

杨尚昆说：“经他们同意的，中央书记处有个内部决议。”

“恩来呢？还有汪东兴，他们都知道吗？”毛泽东要弄清楚每个关键人物对此事的态度。

杨尚昆答道：“总理知道，还指示过：‘既然是从全党利益出发，就一定不要闹出误会来才好。’汪东兴同志曾有过保留意见，后来书记处做了说明，他服从中央的决定。”

毛泽东笑着说：“还是恩来虑事周全。现在本人已经不误会了，前嫌尽释，如何？”

谈话一结束，杨尚昆带着一身冷汗赶紧给刘少奇打了个电话。

刘少奇马上飞抵广州，向已到广州的毛泽东负荆请罪。他交上了1958年12月中央书记处关于在毛主席卧车上安装录音设备的决议文件，上面确有书记处成员的签名，还有周恩来画过的圆圈。刘少奇想以此证明，此举确是阳谋，目的是为了紧跟主席，学习主席，绝无别的意思。刘少奇还提出。由汪东兴负责清查、检视、销毁存放在中央办公厅保密室的所有录音带及其文字整理资料。刘少奇说，此事最初虽是书记处的主意，但是经过了他点头的，应由他个人负责，向主席检讨、道歉，并请求纪律处分。

毛泽东深藏不露，面带笑容地说：“少奇呀，你知道广州有个六榕寺吗？在弥勒佛大殿有副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我就喜欢那个大肚弥勒佛。明天我们拉上罗长子，还有尚昆，一起去游六榕寺。你们是好心办了件不太好的事。事情讲清楚了，就算了结了。你放心好了，那件事就按你讲的办，今后在党内任何人都不准再提。我也不会提请中央处分任何人。法不责众嘛。目前最重要的是全党团结，一心一德，稳定军心党心，共渡难关。少奇呀，历代的农民起义，多因饥荒而起。千万不要闹到陕北出李自成，四川出张献忠，洞庭出杨幺；蒋委员长再从南边一攻，苏修从北边一压，我们就霸王别姬了。当然，我不会去自刎乌江的，至多上山重新拉队伍。。。。。”一席话稳住了刘少奇。

杨尚昆一直强调是录音不是窃听，是中央工作需要，不是个人阴谋活动。他自己也没有对此作出检讨，承担责任。这是中国式的“水门事件”。从此，毛泽东对刘少奇和中央书记处整个失去了信任，是毛刘关系敌对化的一个转折点。

林彪继续说：

罗瑞卿是掌握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够搞反革命政变。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无论是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有可能搞得起来了。大大小小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毛主席说，16年来，思想战线我们没有去占领。这样下去，人家会就不投我们的票，不投毛主席的票，而投他们的票。打起仗来，人家也会跟他们走，拿起枪来打我们。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所以很值得我们注意，思想上不能麻痹，行动上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防患于未然。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事先发现，挖掉。不然，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生反革命政变，或者遇到天灾，或者发生战争，或者毛主席百年之后，这种政治危机就会来了，七亿人口的大国就会乱起来，这是很大的问题。

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在全国人民面前端出来，同全国人民更广泛地见面，同全国人民更广泛地结合，让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促进全国人民实现进一步革命化。我们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揭露各种修正主义，批判揭露各个战线、各个部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批判揭露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资产阶级思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是伟大的人物。马克思活了64岁，恩格斯活了75岁。他们有很高的预见，他们继承了人类的先进思想，预见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可是他们没有领导过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像毛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过那么多的重大的政治战役，特别是军事战役。列宁只活了54岁，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六年就去世了，他也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中国人口也比德国多十倍，比俄国多三倍，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哪一个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任务。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天才。有些人不承认是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19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是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的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中共中央的516通知和林彪5月18日讲话，奠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打倒刘少奇，而刘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按照宪法程序产生的国家元首。绕开宪法，绕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用军队支持的群众运动废黜国家元首，这本身就是一场政变。毛泽东和林彪是打着反政变的旗帜搞政变。

林彪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这篇讲话真像是一颗政治原子弹，把全党炸懵了，炸服了；把全国人民炸懵了，炸服了。使毛泽东彻底摆脱了七千人大会以来的尴尬和被动，把他捧上了至高无上的终身领袖地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众神殿里，他被摆在了马、恩、列、斯之上，极大地强化了毛泽东的权威。没有人敢再追究饿死几千万人的事情。连想都不敢再想了。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潜意识地感觉到只有对毛主席无限信仰、无限崇拜，自己才会有人身安全，家庭才有安全，这个政治上的队非站不可。一个全民性的个人崇拜高潮，既是被逼的也是自愿的，像滔天洪水一样席卷了神州大地。

对林彪这篇讲话及其在党和人民中的震慑作用，毛泽东是相当满意的。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先说行踪：“自从6月25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10天了。”武林是指的杭州，“西方的一个山洞”指韶山滴水洞别墅，“白云黄鹤的地方”是说又到了武昌。接着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的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我的朋友的讲话”是指林彪的“518讲话”。这里没有责备林彪讲政变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妥，是说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吹得太高、太离谱了。既然“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只能违心地同意，先吹上一阵子再说。毛把这封信给周恩来和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看了，作为见证人。

毛作为权谋家，他当然知道林彪那样吹他是别有用心的，是要用这篇讲话换取毛泽东手中的“神器”，换取他的“江山社稷”，换取接班人的地位；并非林彪不知道毛泽东在三年大跃进中说了那么多的昏话，走了那么多的臭棋，犯了那么多的错误。这种鼓吹作为打败刘少奇的一个攻势，一种策略，一种手段，是有用的，也是有效的，但作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不能长久的，将来肯定是站不住脚的。毛泽东写这封信是要预先挂上先见之明的“号”，在他充分享受个人崇拜的丰硕成果的时候，挂上一个反对个人崇拜的“号”，以便将来从反对个人崇拜中得到另外一份好处。这是一层意思。

毛把写给老婆的私信给周恩来看，是用不经意的形式告诉周：我和林彪之间是有嫌隙、有距离的，作为执掌大权的总理，你心中要有数，不可与林彪走得太近。这是第二层意思。周恩来是何等聪明的人物，他立刻领悟到，毛泽东已经是众叛亲离，只剩下林彪一个“亲密战友”的时候，竟然还有一个比林彪还要“亲密”的战友，这就是江青。周恩来一方面不露声色地、分寸适度地与副统帅拉开了距离，绝不犯陈伯达那样的错误；另一方面，施出浑身解数与江青曲意周旋，绝不硬碰硬顶，但又绝不允许江青成为吕后，坚决阻止毛泽东世袭传家的图谋。毛泽东晚年，党内斗争出现错综复杂、光怪陆离的政治局面，盖源于此。

毛泽东在个江青写信之前，即1966年6月，还有七律一首，题为《有所思》：

正当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园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栏静听潇洒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江青先是拿这首诗向叶群炫耀，又说：“主席在武汉还给我写了一首诗，讲了一些很重要的观点，可以作为这首诗的注解。”叶群赶紧把诗抄下来，回家拿给林彪看。林彪仔细琢磨后说：“故国人民有所思”，实际上是毛有所思。他到底怎么想的，我们得搞清楚。一定要找江青把信要来看一看，这点面子她会给的。”叶群找到江青说：“林彪同志想看主席写给你的那封信，好跟上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知道方便不方便？”江青说：“这事得请示主席。”过了些日子，毛泽东当作一件大事，派周恩来拿上那封信的原件送给林彪看。那时正是伏天，林彪在大连休养，周恩来为此事专门上了一趟大连。林彪看得很仔细，半天才说话：“伟大领袖出于谦虚，不让我们那样讲，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能够因为主席谦虚，就不树立毛主席的权威吗？我认为不能，绝对不能。毛主席越是这样讲，我们就越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请总理向主席转达我的一点意见，这封信销毁为好，落到右派手里，对大局不利。我们知道主席的意思，以后在讲话中适当注意就是了。”

“好吧，我就这样告诉主席。”周恩来说。

周向毛泽东报告后，毛同意把原件烧掉以安抚林彪，但留下了一份经毛亲自校阅的抄件存档。这里就潜伏着毛林分手的危险。

近年海外学者对1966年7月6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是913事件后康生、张春桥伪造的，也提出了一些言之成理的理由。2004年戚本禹接受学者余汝信访问时说：

可以肯定地回答你，有这封信。你可以看看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完全是毛的风格，而毛的风格，是任何人都难以模仿得神似的。江青收到了这封信，觉得应该在党内高层部分人中传阅，得毛同意。在传阅过程中，周恩来抄了一份，陶铸抄了一份。

余说：“你的回忆，与官方解释有出入。官方的说法是，毛的信在发出前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毛叫秘书抄了一份。1972年5月作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印发的，是毛秘书的抄件。”

戚答：“当时，我负责毛的文件的保管，没有这样的印象。以后印发的，应该是根据周恩来的抄件。”

余问：“那么，在江青处的抄件呢？”

戚答：“林彪知道毛有这么一封信（估计江青交党内高层传阅时，林也是传阅人之一）。在林彪从大连回到北京后的一天，叶群到钓鱼台找江青谈这封信的事。叶群对江青说：“林总不放心，为避免以后发生不好的影响，请示了主席，主席说，烧了吧。”烧的时候，在江青的住处，江叶在场，把我也叫去了（叫去的原因，戚推测是怕日后万一说不清楚，好有个人证），江青说了大致情况，我无意看信的内容，怕日后惹麻烦，待信完全烧光时，叶才离开。”

查《周恩来年谱》下卷第四十页，有这样的记录：

7月11日、12日，到毛泽东处谈话。看了毛泽东7月8日给江青同志的信后，建议找林彪谈谈。经毛泽东同意，7月14日，从上海飞大连与林彪谈话，转达毛泽东的意见。林彪表示接受，答应回京后修改5月18日讲话。15日，周恩来返京向刘少奇作了汇报。

戚本禹的证言和《周恩来年谱》的记载是可信的。就是说，7月8日这封信是有的。问题出在，印发全党的信件和烧毁的原件上不同的。因为没了原件，根据秘书的抄件印发这封信，这就留下了增删修改的可能性。康生、张春桥作伪不是无中生有造了一封信，而是修改了信的某些关键字句、段落。

康生在1971年9月21日的日记中说：“为了维护主席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威望。。。。。。在一些材料上作出补救、增加，是革命事业、对敌斗争的需要。”

据张玉凤在16大前夕披露的材料说：“1972年12月26日。。。。。。主席又提及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的内容。主席说：‘康老、还有春桥，在信中做了文章。动机、目的我理解。’”

毛泽东说“在信中做了文章”和康生说的“补救、增加”刚好吻合，精神是一致的，是先有一封信，在信的基础上增删修改。至于“补救、增加”了哪些内容，只消把下发件和抄存件对照就清楚了。这有待中央档案馆公布那个抄存件。

我听到关键是要弄清楚毛泽东在文革中反复打“接班人”这张牌的深意。准确地说，毛泽东要找的不是“接班人”，“接班人”的说法，是个诱饵，是个烟幕，他实际要找的是辅佐“皇后”的辅政大臣。他意中的接班人是江青，但深藏不露。要一步一步地过渡，林彪—王洪文—华国锋—江青。没有设国家主席的争论也要找别的理由把林彪废掉。不是毛泽东真要把班交给林彪，林彪出了事情，毛选错了接班人下不了台，才造出这么封信来，而是林彪在发表“518”讲话时（这时林彪对毛的支持是真诚的），毛就对林留下了一手。在树立林彪的时候，预留了打倒林彪的底牌。毛泽东是把林彪当作打鬼的钟馗使用的，刘少奇被打倒了，林彪的使用价值就没有了，就成为毛泽东实现既定目标的障碍了。在这场政治交易中，林彪被毛泽东耍了。有这封信是顺理成章的事。

1966年9月（即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刚刚结束，林彪被封为“接班人”不久）的一天，林彪秘书张云生在人民大会堂亲眼见到毛泽东把两本线装书《郭嘉传》、《范晔传》推荐给林彪看。郭嘉是曹操的谋臣，履立奇功，38岁英年早逝，范晔为南朝宋国左卫将军、太子詹事，“詹事”的职责是“掌皇后太子家”，因谋反被诛，时年48岁。毛泽东以古喻今，告诉林彪，要学郭嘉，忠于主公；不要做范晔，要忠于皇太子，否则小心你的脑袋。林彪看后口述了感谢主席的信。从事后林彪对行动来看，他拒绝扮演“太子詹事”的角色。从未接见过毛远新，对江青的扶持也是在毛威逼之下的敷衍。

就在毛泽东和林彪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术语制定《516通知》和发表《518讲话》，导演文化大革命这一幕历史大戏的时候，江青和叶群的一次私下谈话说出了她们对她们的丈夫那些闪闪发光、道貌岸然的理论的理解。

那是1966年10月4日，江青来到了毛家湾，叶群奉为上宾，迎入自己的卧室。那里门窗隔音，是个说私房话的好地方。二人嘻嘻哈哈一阵，江青忽然正色道：“你说什么叫文化大革命？”

叶群一时愣住了，不知怎么回答才好，谦虚地望着江青。

“文化大革命，就是把你的仇人统统打倒。”江青咬着牙，绷着嘴，看叶群的反映。

叶群连连点头，表示心领神会。

江青接着说：“把你的仇人告诉我，我去整他们。我的仇人，告诉你，你要想办法帮我去打倒。”

叶群想了想说：“我倒没什么事，只是在反高岗的斗争中，高岗说过一些不利于林彪同志的话，全是他的诬陷，林彪同志一贯反对串门子，是个守纪律的人。那些个材料不知存放在哪里？”

江青说：“这个你放心，我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调谁的档案都能调出来。”

叶群说：“您有什么事叫我办，尽管吩咐就是了。”

江青仰在沙发上，眼睛里露出凶光，咬着牙说：“有个叫严朴的（注：严朴，江苏无锡人，生于1898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是中共六大代表），这个人也是你的敌人，他是严慰冰的父亲，1938年他从上海写信到延安，阻止主席跟我结婚。这个人死了，葬在万安公墓里，要把他的坟扒掉。还有孙维世，她在青年艺术剧院工作，在延安夺走了我心爱的人。。。。。”

叶群插话：“你说的孙维世是不是孙炳文的女儿？”
“正是她。”江青说。

叶群接着说：“她也是我的仇人。她在苏联追过林彪同志，后来林彪同志跟我结婚好几年，都有了豆豆和老虎了，打四平时她从苏联回国，专门到司令部去找林彪同志。我一看两人谈话的神色就不对。林彪同志还想把她留着东北，我找了政治部（注：她不说找了高岗），坚决不能留她。”

江青大感兴趣：“还有这事，我也为你出这口气。”

江青接着说，叶群很注意地听着。

“当前比较急迫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上海公安局处长王济普，他保存了我的历史材料。1935年我在上海被捕，那次是误捕，我叫他把这份材料清出来给我。他卖关子，不办，不过此事张春桥可以帮我办。另一个人是郑君里，他手里有我一封信，很重要，你要想办法给我追回来。”

“是封什么信呢？有个目标好查。”叶群问。

“你不要管什么内容，他家里要是有我的信，都弄回来就是了，还有些30年代的杂志、书报、海报什么的，我那一段挺红，演戏比较多，现在我们身份不一样了，那些东西散落在民间不好。”

叶群连连点头。

送走江青，叶群把江青说的一些人和事告诉了林彪，但她没说孙维世的事情。

江青要追回的是封什么信呢？1957年5月，曾是杨开慧的同学，时在长沙第十中学任教的李淑一（他的丈夫柳直荀追随毛泽东搞农运，任湖南农民协会秘书长，1932年终洪湖牺牲），给毛泽东写信，附赠怀念柳直荀的词一首，并索要毛泽东年轻时写给杨开慧的一首词。5月11日，毛泽东填词《蝶恋花》随信赠李淑一。李淑一接到毛主席的信和词，如获至宝，同事相互传抄。后征得毛泽东同意，在报刊上发表，还影印了毛泽东《蝶恋花》手迹，在文坛是引起很大反响。

江青读报至此，醋海波澜，闹了个天翻地覆。她跟毛泽东摊牌：“你怀念你的杨开慧，我还怀念我的唐纳呢！”毛泽东说他“胡闹”骂她“混”，她说：“你怀念前面的老婆写诗登在报上，我还怀念前面的丈夫呢！他没死，我找到他要跟他通信也登载报上。我无官一身轻，怕什么呀！”

一怒之下，江青真的写了一封信，不过不是给唐纳—她不知道唐纳在何处—而是给唐纳的好友，名导演郑君里，请郑君里帮忙找唐纳的下落。这封信由一位可靠的密使送到了，在大上海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如今要爆炸了。

1966年10月上旬的一天，原上海空四军政委江腾蛟应召来京。他是林彪集团中的核心人物之一。寒暄过后，叶群说：“有一个重要任务交给你。江青同志有一封信落在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里，现在究竟在谁手里搞不清楚。你可以组织一些人搜查一下郑君里、赵丹、童芷苓、陈鲤庭五人的家，凡是书信、笔记本、三十年代的书报杂志都拿来。”

“是！”江腾蛟说。

叶群补充：“关于一封信的话，到你这为止，怎么向下交代任务，你再想别的词儿。”

“是！”江腾蛟俯首帖耳，一片忠心。

“就按我刚才说的五个人的顺序，把他们编成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抄家的时候，用这个代号把抄来的东西分别装起来。行动要绝密，慎之又慎。”

“请要求停止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江腾蛟懂规矩，上边说多少记多少，再不多问一句。

回到上海，他挑选了空军机关一些年轻干部、战士和干部子弟，分成五个组，每组都有处长一级干部带领。带队人佩戴手枪。编组完毕，以空军丢了一份“绝密文件”，打着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幌子，叫大家假扮成红卫兵去抄那五个人的家，江腾蛟在巨鹿路空军招待所坐镇指挥，并挑选了一个会讲上海话的女护士帮他听电话。

11月9日夜11时，抄家小分队集中在上海空军大院图书馆，又进行了临战动员，检查了着装。戴好红卫兵袖标，分乘五辆大卡车，于12时15分离开营门，按照姓名和地址，分头奔向各家。

郑君里就是妇孺皆知的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导演。因与江青的特殊关系，文革兴起之后日子很不好过。张春桥亲自找他谈话三次，暗示他交出江青那封信来。郑君里当时收到那封信，就像收到一颗定时炸弹一样，不知如何是好。真帮助找唐纳，他不敢；把信给江青寄回去，万一落到别人手里后果严重，他也不敢；亲自给江青送回去，见面说什么？怎么说呢？他更不敢。过来好长时间，左思右想之后，一根火柴把这封信烧了。所以他告诉张春桥：“那封信我随手烧了，没有保存下来。请江青同志放心，运动过后，我们都搬到农村去落户。在乡下搞文化馆的工作，了此残生。”等于私下保证不再提这件事情，但张春桥、江青就是不信。

在劫难逃。9日深夜，一队“红卫兵”闯入郑君里的家。领队的是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长刘世英和司令部军务处副处长蒋国璋。他们封锁楼道，砸开了房门。郑妻黄晨问道：“你们属于哪个单位？通过电影厂的关系没有？”

刘世英回答：“不准问东问西，”命令带来的人：“抄吧，动作要轻。”

赵丹家被抄过好几次了，上一批红卫兵在箱柜上贴了封条，见又来一批，幽默地说：“欢迎红卫兵来抄我的家，帮我破四旧。”“敢不欢迎!”带队的人说着，就去扯封条，黄宗英大叫：“来人哪！有人撕革命组织的封条了！”

“不许嚷，再嚷毙了你！”带队的人拍了一下腰间的手枪。

等这批“红卫兵”走后，赵丹对黄宗英说：“来的肯定是秘密警察，用的是法西斯的一套，像当年新疆军阀盛世才搞我们一样。”
。。。。。。。

抄来的东西经过筛选，装了五个麻袋，编上号，由江腾蛟乘飞机押送北京，先存放在空军司令部保密室。后来江青在谢富治陪同下来到毛家湾。叶群叫赵秘书把材料从空军司令部保密室取来。三人一同来到后院的开水房，叶群令赵秘书把锅炉捅开，把火拨旺，由谢富治拆封，由叶群一份一份地送入炉门，江青离着十几步远，走来走去，亲眼看着将这些材料变成一堆灰烬。

过了两天，江青告诉叶群：“高岗诬蔑林副主席那些材料，我调出来，一根火柴，烧了，为这事还跟陶铸吵了一架。”

为了感谢江青，林彪亲自下条子，把江青的级别由行政9级提为5级。当时中共的女干部，级别最高的是蔡畅，是四级；周恩来压低邓颖超级别，给定了个六级。江青的级别比邓颖超还高了一级。

两个女人的行为给两个男人的理论作了绝妙的注释。

天马行空

第二十六章 利用学生把国家主席拉下马

在毛泽东觉得有把握（这个把握是林彪的“5.18”讲话给夯实的）控制和操纵中央全会的时候，他下令于1966年8月1日至12日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是在中南海书记处大楼召开的，在忠于毛的8341部队的严密保卫之下。会前，毛泽东召集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就代替刘少奇的人选问题征询意见。相约五人同时在手上写了一个字，伸开巴掌一对，都是一个“林”字。

但林彪端着架子躲在大连不肯到会。这件事迷惑了很多人，认为林彪不热衷于当接班人，如果这样，这些年来林彪那样卖力气为个人崇拜造势就成为不可理解的了。8月6日毛泽东派汪东兴去请，晚上林彪才从大连飞抵北京，住进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林与毛一见面就作揖，说是：“身体不行，不能当此重任。”毛泽东对林彪的假谦虚生气了，斥责道：“你想当明世宗（注：明嘉靖皇帝，虔信道教，不问政事）！你不想介入运动是假的。”解放后，林彪在卧室挂的条幅是“张良范蠡，急流勇退”。他经历了高岗领受毛的密旨但谋刘太急，毛翻云覆雨，又叫刘主持四中全会解决高岗问题的前车之鉴，一定要沉住气，火候要看老一些，绝不可急躁莽撞，所以出现了这样一幕。

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41人，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按惯例列席会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列席了会议。写了第一张所谓“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北京大学聂元梓也非常显眼地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邓小平以总书记的身份宣布预备会决定的会议日程：1、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2、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舞台上的重大措施；3、通过会议公报；4、追认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任免的决定。请读者注意，议程中没有改选常委，撤销副主席的内容。

然后，由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作工作报告。他对前一段往大专院校派工作组问题主动承担责任，连连检讨。毛泽东频频插话，语言锋利，当众出他的丑。

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点起来以后，躲到杭州刘庄别墅修养去了，叫刘少奇、邓小平继续主持中央工作，挡在第一线，应付北京和全国的乱局。这是一个大阴谋、大陷阱。刘邓怎么做都不对，都要被毛泽东抓住辫子。现在知道的结果是，刘邓出来管了，往大专院校派了工作组，毛泽东说他们镇压了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要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红卫兵和刘邓对立，大轰大嗡，大吵大闹，缠住不放。逼刘邓检讨，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假如刘邓都不出来管，不派工作组，听任局面乱下去，是不是就跟上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了呢？否！那时毛泽东会说，打砸抢抄，杀人，这是反革命暴乱，中国出了“匈牙利事件”，刘邓就是黑后台，修正主义党变成了法西斯党。毛会牺牲几十万学生，出来保护那些受害者。他又一次变成了“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掌握着话语权，一言九鼎。这就是独裁者的厉害。毛泽东料定刘邓是不会看着局面乱到失控不管的，经过反右斗争，地方各级党员干部—这是刘邓的基本队伍—也不会看着不管的，毛泽东稳操胜劵，看着刘邓和省地县各级领导，犯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

刘少奇谈到派工作组的着眼点时说：“当时我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大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

毛泽东厉声说：“工作组，不到10%是好的，90%以上的工作组是完全错误的。不管怎样是做了错事，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坏作用。”

刘少奇说：“这段时间，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尖刻地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当叶剑英插话说我们有解放军，不怕牛鬼蛇神时，毛泽东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一个现代政党的中央全会，开成了金銮殿上的御前会议，没有一点民主气氛，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甚至其他政治局常委们，个个面面相盱，战战兢兢，只听毛泽东在那里颐指气使，嬉笑怒骂。

8月5日，毛泽东写了他那篇讨刘檄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最初他是写在一张《北京日报》的边角上，由秘书誊清，印成会议文件发给大家的。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

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吗？

8月5日下午，刘少奇还在履行共和国主席的职责，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接见了赞比亚代表团，回到家后，周恩来打来电话，要刘少奇最近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刘少奇知道，这是传达毛泽东的声音。

没有经过常委、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的任何讨论，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就凭毛泽东随心所欲地写在一张旧报纸上的几行字，就停止了国家主席的工作。在做足了铺垫之后，毛泽东在常委会上宣布他要改变接班人：“看来这个问题已经紧迫了，万一发生战争，发生突然事变，或者我马上见上帝，谁来主事？得从我们中间选个最年轻的，林彪就可以。”

刘少奇早就看出了这步棋，率先表示赞成。他说：“相比之下，林彪同志比任何人都合适。林彪同志一贯最忠实、最坚决、最彻底地贯彻毛泽东思想，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我们中国革命的许多重大关头，都是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的，同历史上的各种‘左’的或右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过不调和的斗争，英勇地捍卫了毛泽东思想。建国以后，特别是他主持军委工作以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提出了加强军队工作的革命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开展了全党全军全国性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促进了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所以，他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一定会得到全会的拥护。”

刘这样一表态，全体常委都投了赞成票。

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16条）。从8月8日下午开始，全会转入讨论毛主席的大字报，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江青扮演前线指挥官的角色，向一些政治局委员交底，动员他们向刘邓开炮。会议后期，毛泽东开列了个11人的政治局常委名单，未经常委讨论，只给林彪、周恩来、江青看过，让中央委员们投票选举。选举后的名单排列，几经修改才正式公布。

最初的名单根据陈伯达和王力的回忆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康生、刘少奇、朱德、陈云、李富春、陶铸。邓小平因为在选举时得全票，所以列周恩来之后，居第四。江青看了这张名单大为不满，她说：“邓小平过去名列第七，这一回跟着刘少奇犯了错误，派了工作组，怎么反而上升到第四位呢？不行，这样排不行。”然后，去找林彪提意见。林彪一直认为邓小平是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与江青一拍即合，由林彪向毛泽东建议，将陈伯达调到邓小平前面，成为第四位，邓小平排第五。江青看了调整后的名单，仍不满意，找到毛泽东说：“老夫子书生一个，压不住邓小平，陶铸厉害，把陶铸调上去。”毛泽东采纳了这个意见。最后圈定的名单排列成这样：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谁会想到，这个神圣的名单竟是江青排列的，或者说是江青指挥着毛泽东排列的。

毛泽东将刘少奇、朱德、陈云排到陈伯达、康生的后面，即不想再保留他们的副主席职务。他想设林彪、周恩来两位副主席。此时周恩来主动提出，只保留林彪一人为党的副主席，以突出他作为接班人的地位，原来的副主席自他以下以后一律不再提及，改用政治局常委的名义见报。周恩来主动退一步，既免去了毛林的猜忌，又极大地赢得了人心。

全会还增补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政治局委员，增补李雪峰、宋任穷、谢富治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同时，改组了中央书记处。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尚昆的候补书记职务，补选谢富治、刘宁一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陶铸为常务书记。

从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江青参与最重大、最核心的党国机密—改组政治局常委—来看，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泽东就是将江青作为继承人来培养的。邓小平被打倒，中央书记处瘫痪后，毛以中央文革代替书记处，江青在文革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相当于总书记，后来传说的毛如何讨厌江青，如何批评江青，那都是毛作秀给外人看的，也有老同志因与四人帮斗争的需要而夸大渲染的成分。据戚本禹近距离观察，“毛、江关系一直很好，感情甚笃，直到晚年，尚为如此。”（接受余汝信访问时的谈话）

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最后一天，林彪发表讲话，他说：

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能力和我的工作是不相称的，意料要出错误的，但是，要力求减少错误，依靠主席，依靠常委诸同志，依靠文革小组的同志，以毛泽东为轴心，我们做磐石，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一切请示主席，一切照主席说的办。大事不干扰，小事不麻烦。有时候免不了要犯错误，跟不上主席的思路怎么办？那就是朝朝夕夕的不坚持错误，修正错误。主席是世界革命最伟大的天才，我们和他比差别很大，错了赶快改。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思之再三，既然中央主席都决定了，我就只好服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随时也准备交给别的同志。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从北京到全国，广大党员、广大干部、广大人民，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和号召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表示：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两头热，中间冷。所谓两头热，上头是指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下头是被蒙蔽、被利用的红卫兵小将们；中间冷是说各级党委、各级政府、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动不起来，是一种顶牛状态。笔者就参加了工作队被派到北京艺术院校，包括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等单位维持秩序。学生要写大字报，没笔墨纸张不行，工作队要负责解决；写出来没浆糊贴不出去不行，工作队得提供；墙上贴不下了，工作队又张罗用杉蒿芦席在操场搭起一排排的席墙；炊事员起来造反没人做饭了，工作队员下厨房和炊事员一起做饭。中央音乐学院上千名学生辩论“老子英雄儿好汉”那幅对联，辩论中发生武斗，差点把钢琴家刘诗昆打死，是工作队把刘诗昆救出来的。两派学生都说工作队是亲人。听说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学生们一夜之间就变了脸，要揪斗工作队，说我们对他们实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就出来跟他们辩论，驳得他们哑口无言。所以，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广大干部中批不起来。

刘少奇背后有这么多的干部和群众的支持，这使毛泽东感到极大的不安。于是，10月1日，毛泽东发出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组织力量，向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动总攻击。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决定把庆祝建国17周年大会和第四次接见红卫兵合并进行，因此这次被接见的红卫兵人数最多，达150万人。就在这一天，一队受领秘密任务的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打出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横幅，公开呼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公开向全世界宣布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锋芒所向，在全国掀起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在毛泽东支持的红卫兵运动的高压下，1966年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的报告。刘少奇、邓小平被迫承认犯了路线错误。23日，刘少奇在会上检讨，他说：

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既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的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即使在这种时候，我还是不觉悟的，不知道这种局势的造成是极不正常的，是极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极不利于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这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时间虽然只有50多天，但是这种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却是很大的。

按照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定的调子，刘少奇否定了自己领导整顿国民经济，制止饿死人的情况蔓延，使国家免于崩溃所做的全部工作。他说;

在1962年犯过右倾错误，在1964年我又犯过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的错误。我这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是和我过去所犯的这些错误有联系的。

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用我的名义向这个会议作了一个书面发言，以后我又向这个会议作了一个发言。在我的书面报告和口头报告中，都肯定1958年实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以来获得了伟大的成绩，同时，也在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我们所获得的成绩是主要的，工作组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这些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改正，有些正在改正。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形势已经开始逐步好转。在这种对于当时形势的基本估计下，不论我的书面报告和口头发言中，对于当时的困难都讲得过多了，过头了，对于前途，有时也说得黯淡，对干部和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生了不好的影响。这已经是一种右倾错误。

更严重的错误，是1962年2月21日到23日由我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1962年的国家预算。。。。。。对于当时的财政经济的困难形势，就估计得更严重了。认为“我们现在经济上是处在一个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陈云同志在2月26日向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作了讲话陈云同志的这个讲话，是根据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的意见加以发挥的。中央在3月18日批发了陈云同志的讲话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一级的党员干部“认真讨论。在讨论中，应该鼓励大家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并且应当允许保留不同的意见。”因此，就在全国各地鼓励了各种歪风邪气的出笼，翻案风，单干风都出来了。还有些人就根本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这就在许多地方把前几年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分子弄得灰溜溜的。

这样一来，发动大跃进、公社化运动饿死3750万人的毛泽东成了一贯正确的，领导国家走出危机、使人民摆脱饥饿的刘少奇倒犯了路线错误，理应被打倒。毛泽东要的就是这个结果，见主要目标已经达到，趁势收蓬，说：“刘邓主要还是50天的问题，能认识、检讨就可以了。”在七千人大会结束时，他不得不拉着刘少奇的手承认两个“万岁”，今天，他要依靠红卫兵的力量把刘少奇拉下马去。

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有一篇讲话，别有深意，值得一评。他说：

17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手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

请读者注意，毛泽东说，从1949年进城到八届十一中全会，17年来他都是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都是别人提出来的，饿死3755万人，损失1200个亿，都是“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他老人家的责任有两条，一是建议分一线、二线，二是过于信任刘少奇和邓小平。他发动文化大革命，从上到下，打倒那么多人，使那么多人家破人亡，就是要使全党上下，全国人民，都承认，都相信这一点。17年来的一切错误，一切灾难，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以谢天下，以谢国人。从今以后，毛泽东又亲临第一线了，他要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重新干起，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在审判张春桥时，蒯大富出庭作证说：“1966年12月18日上午，中央文革办公室给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打电话，要我下午两点到中南海西门去一趟。下午两点前，我乘清华大学一辆小轿车到中南海西门，对警卫说：‘有人找我，让我进去吧！’此时，从中南海里来了一辆车停在西门里，从车上下来一个穿绿色军大衣的人，我一看是张春桥。张对警卫说：“让他进来吧，是我找他来的。”张春桥领我进了传达室，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整个谈话过程，除了张春桥和我。没有其他任何人。”

“张春桥说：‘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仍然相当猖獗。现在还是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蒯大富说：“我一听就明白，是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向我交底。是表示对我的信任。所以我回去以后全力以赴，坚决贯彻。”

蒯大富说：“12月25日，我亲自率领清华大学五千余名师生员工，开着两辆广播车，步行进城，游行示威。贴标语、大字报，发传单。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在全国范围内，是清华大学第一次把打倒刘少奇的运动推向社会，而这后面的罪恶黑手就是张春桥。”

1967年1月6日，发生了清华大学的红卫兵“智擒王光美”的事件，成了轰动世界的新闻。这是江青一手导演的。这天下午，刘少奇的卫士长接到一个电话，自称是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说刘平平（刘少奇的女儿）从学校回家的路上被汽车轧断了腿，需马上截肢，否则有生命危险。但手术之前家长必须签字，要请刘平平的父母到医院来一下。

因为周恩来一再关照刘少奇、王光美不可走出中南海，卫士长决定先让刘源源和刘亭亭到医院去看看，如需手术。由他们代家长签字。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源源、亭亭没有回来，也没有电话。这时医院又打来电话催促，卫士长只好把事情报告王光美。王光美请刘少奇拿主意。刘少奇无论如何想不到毛泽东、江青会这么下作，一切都信以为真，马上调车去医院。

那时刘少奇国家领导人的待遇还没取消。卫士组立即把刘少奇要出行的消息报告中央警卫局，并通知北京市公安局。

到了医院，急诊室里都是清华大学的红卫兵。他们抓住刘亭亭为人质，目的是把王光美引出来，就到清华大学去批斗。刘源源、刘亭亭到医院后也被扣押。刘少奇的出现使这些穿着白大褂的红卫兵有些慌乱，他毕竟还是国家主席。

王光美简直气疯了，大声说：“我抗议你们制造这种骗局！”

红卫兵头头自知理短，说：“抓你是江青同志的指示，办法是我们想的。”

王光美想到刘少奇的安全，马上说：“既然是冲我来的，不是王光美的都走！”

卫士们簇拥着刘少奇立即返回。

王光美被押到清华园批斗，后在周恩来的干预下被放回。1月13日深夜，毛泽东派秘书徐业夫乘一辆华沙牌小轿车接刘少奇去谈话。共和国主席的专车—苏制吉斯牌防弹高级轿车已经被封存了。刘少奇随秘书来到人民大会堂。这是毛刘二人最后一次见面。

毛泽东假意关切地问：“平平的腿好了吗？”
刘少奇回答：“根本没有这回事，是个骗局。”

刘少奇看清了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冲他而来，向毛泽东提出：
1、        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都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
2、        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吸着烟，呆了一会儿才说：“认真读几本书吧，德国人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写的《机器人》值得一读。”

临别，毛泽东把刘少奇送到门口，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从刘少奇回来的境遇可以看出毛泽东这些言不由衷的话是多么样的伪善。

1月16日子夜12点过后，周恩来给王光美打来个电话：“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王光美很激动地说：“总理，你真好。”这个电话看来被窃听了。第二天，中南海造反派奉命来拆电话。刘少奇抗议说：“这是政治局的电话，没有毛主席、周总理的批示，你们不能撤，也无权撤。”造反派回去请示汪东兴，又过了一天，还是撤了。这是迫害升级的信号。

4月10日，在江青的精心导演下，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了30万人参加的批判王光美大会，并把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等三百多名“走资派”拉去批斗。这天早晨六点，清华大学红卫兵开着车到中南海抓人。王光美被押到清华大学主楼七层，强迫她穿上陪同刘少奇出访印尼时穿过的旗袍和高跟鞋，并用乒乓球串连成一个硕大的项链给她套在脖子上，拉到批斗会会场。这一幕恶作剧充分体现了江青的狭隘、嫉妒、心理阴暗、人品下流。1963年4、5月，刘少奇携夫人访问东南亚几国，重点是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和夫人隆重接待中国元首。雅加达繁华的街道上并排悬挂着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巨幅画像，王光美雍容华贵，落落大方出现在各种宴会、酒会和晚会上，中外报纸、电视、纪录片，都作了突出的报道。把个江青气得妒火三千丈。出国前江青帮王光美作形象设计，要穿黑丝绒旗袍，不要戴项链。后来王光美竟敢不听她的，戴了项链（缅甸总理奈温夫人送的），这使江青更加歇斯底里，这就是乒乓球项链的由来。这次批斗会开了一整天，中间还在清晨六点，下午一点和下午五点四十分穿插了三次审问。第二天，王光美穿旗袍、戴项链的照片和三审王光美的纪录，都上了红卫兵小报，成为轰动世界的新闻。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的尊严扫地以尽了。

毛泽东对这种有失国家体面的事情没有一句微词，是要纵容造反派把斗争矛头指向刘少奇。6月30日，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八一战斗团”、“井冈山”、“前锋”等十几个造反派在中南海西门搭起帐篷，安营扎寨。宣告成立“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到7月初，中南海西门，北门、直至故宫北护城河沿岸，连营接寨几十里。搭起七千多个棚子，架起500多个高音喇叭，树起3000多面旗帜，代表700多个造反派，除北京的以外，还有黑龙江、辽宁、吉林、河北、山东、安徽、新疆等省来京串连的红卫兵，常住人数在1.5万人以上。歌声、口号声，高音喇叭宣读的声讨批判刘少奇的文章，沸沸扬扬，昼夜不断。7月4日凌晨3点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来到“揪刘火线”，钻进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的帐篷，声称“代表中央文革向你们表示支持和慰问！向小将们学习，向小将们致敬！”传达了江青迫害刘少奇的密旨。

7月4日晚，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通知刘少奇，向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写一份书面检查。国家主席立即遵行。五天以后，即7月9日他交出了认真写的检查。他在检查中说：

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的。由于去年8月5日以前，还不理解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所以我的几次讲话，都没有爽快地宣布在建工学院文化大革命初期所犯的各种错误，主要应由我来负。

我要向受过以我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压制和伤害的革命师生表示赔礼道歉。

毛泽东亲自坐镇，满意地看到刘少奇陷入红卫兵的天罗地网之中。在揪斗刘少奇的前夜，1967年7月13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南巡去了。

两天以后，即7月15日，红卫兵给国家主席一道“勒令”，这是一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文，有实录下来千古流传的价值。文曰：

刘少奇：
你交上来的是他妈的什么“检查”！又臭又长五千余字，无处不在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无处不在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妄图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为你翻案，真是猖狂之极，混帐透顶！

你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借检查之名，行反扑之实，妄图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攻倒算。螳臂挡车，自不量力，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刘少奇，你别白日做梦了。

你的所谓检查，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宣言书，是鼓励大小牛鬼蛇神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反扑的动员令，我们要迎头痛击，彻底粉碎，不把你这条老狗揪出中南海公审，我们决不收兵！

刘少奇，我们要正告你：，这些的红卫兵不是好惹的，你这个不齿人类的狗屎堆有什么资格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你这样的牛鬼蛇神，老反革命，就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如若乱说乱动，立即取缔！

我们勒令：你必须老老实实向毛主席低头认罪，于本月二十五日零点前交出你的第二份检查！不得有误！！

                        红代会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八一战斗团
                                                                                                        1967年7月15日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代表作。

毛泽东南下的专列刚开江青就向中南海的造反派们说：“你们为什么还不揪斗刘少奇？一点造反精神也没有。怕什么？等什么？还看不出来吗？斗！现在正是时候。”
中南海的机关造反派，根据江青指示研究了批斗方案，准备于7月18日（星期二）下午3时在国务院小礼堂召开“批判刘少奇假检查真反扑罪行大会”。15日将报告送交戚本禹。戚本禹批了一句：“请伯达、江青、康老决定。”转给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陈伯达在报告的标题上勾掉了“少奇”二字，加上了“邓陶夫妇”四字，批斗会就变成了“批判刘邓陶夫妇假检查真反扑罪行大会”。江青和康生在自己的名字上划了个圈。会前，戚本禹对中南海机关造反派面授机宜：“搞几个战斗组织，有的搞刘少奇。有的搞邓小平。有的搞陶铸、王光美、卓琳也要搞。”“要使他们威风扫地，要杀气腾腾。”“可以低头弯腰。”

1967年7月18日，中南海的批斗会分别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所住的院子里进行，同时，抄了他们的家。

批斗会的情况通过专线电话报告了住在武汉东湖的毛泽东。毛说：“我不赞成那样搞，那样势必造成武斗。还是背靠背，不搞面对面。”让汪东兴同志把这些话传给在北京主持工作的林彪。林彪和江青是知道毛泽东处置刘少奇的腹案的。自然知道毛泽东这个温和姿态是做给别人看的，他离开北京，就是要造反派放开手脚。

8月5日是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中央文革在天安门组织了百万人大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在中南海，又分别在各家院内组织批斗会、康生的夫人曹轶欧亲临现场指挥，安排专人录音、照相、拍电影。这一场批斗会下来，把刘少奇打得鼻青脸肿，鞋被踩丢了，他穿着袜子被押回办公室。他举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尊严。睡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国家。”

1967年9月12日，这是刘少奇妻离子散的一天。跟他一起生活的三个读书的子女：刘平平、刘源、刘亭亭，被勒令回学校接受审查批判，不许再回家；最小的女儿小小（六岁）交给保姆带着赶出中南海；王光美这天晚上被逮捕入狱。刘少奇剩了孤身一人，他昔日的办公室里，成了囚禁他的牢房。他不知道后院的变化，老是站在后窗前睁大眼睛盯着后院，侧耳细听，想看到妻子和孩子们的身影，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是从这天起，他再也看不到、听不到了。又过了几天，来了两个战士，命令刘少奇解下腰带。刘少奇厉声抗议，话音未落被打翻在地，强行把腰带解走了。

请读者注意:这是在中南海，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办公室，刘少奇的国家主席职务还没有免，办公室竟成了囚禁他的死牢。刘少奇被转移到开封以前，一直住在这里，他没有进秦城监狱，毛泽东要把他放在眼皮底下折磨他，看着他精神崩溃，看着他身体崩溃，看着他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

毛泽东还是顾及到宪法和法律的。他绕开宪法，不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利用学生的恶作剧，使刘少奇威信扫地事实上打倒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看，我并没有下令逮捕刘少奇把他关入监狱，也没有派人暗杀他，更没有下令处决他。他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还呆在他的主席办公室里。至于群众不拥护，要造他的反，那是自发的群众运动，怪得谁人？！如果追究共和国主席受迫害致死的案子，你还真抓不住毛泽东的把柄，很难定他的罪哩！他没说过要刘少奇停止行使国家元首的职权，没说过要揪斗刘少奇，没说过要关押刘少奇，在文字上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他不签字，叫周恩来代表中央签字，自己逃避了责任，还把周恩来拉下水。这种流氓政治是毛泽东政治品德的堕落。然而，道德法庭的审判毛泽东是逃不掉的。刘少奇专案是在江青一手控制之下，人身自由和安全是在汪东兴的一手控制之下，这两个人是毛泽东的两只手，谁都知道刘少奇的命运是掌握在毛泽东的魔掌中。

迫害在步步加紧。一日，江青的爪牙迟群代表中央文革来给昔日保卫共和国主席的警卫队训话，明确告诉他们：“现在，你们的任务已经根本改变了。不是警卫，而是看管刘少奇。要肃清刘毒、划清界限。”

刘少奇这年69岁了。几次揪斗身心受到了极大的创伤。他的臂战争年代受过伤，经过扭打已不能自由运转，穿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到食堂吃饭，短短30米距离，他拖着伤腿一步一步地蹭，要走50分钟，看守的战士们被告知谁要上去搀扶一把就是失掉阶级立场。后来他根本不能站立，不能行走了，就由看守人员打饭，打饭的战士被称为“保皇兵”，因此谁也不愿意干这个差使；后来就打一次饭，让他吃几顿，馊霉变质不管。刘少奇只要七颗牙齿，这样的伙食，使他常拉肚子，又不能洗换衣服，室内臭味难闻，

就这样还要每天接受批评，室内贴满了打倒他、侮辱他的各种标语，他的名字被打上红叉，被写成“刘少狗”。他气愤满腔，但又不能发泄；他需要休息，又不得安眠；他有病要看，但每次医务人员要先开批斗会，跟他划清界限，用听诊器抽打他。逐渐地，他神志恍惚，精神崩溃了。

看看那些关押战犯的监狱吧。原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沈醉写了一本《战犯改造所见闻》，盛赞在共产党监狱里所受的人道待遇。他说：“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各个地方待遇不统一，管理办法也不统一。自战犯管理所成立，由公安部直接领导，并负责对战犯的教育改造后，便完全一致了。集中后，首先是提高生活待遇，各地都是16元1月底生活费，行动也只要不离开管理所，可以不再锁门，互相间能自由往来和交谈。戴有脚镣手铐的一律去掉。规定的作息时间也比较合理，每星期可以看一次电影，而最使人高兴的还是伙食费比一般犯人增加了一倍。”“当时四川物价低，16元一月的集体伙食，可以每餐一荤一素，量相当多；除了鱼、肉、蛋一类外，还经常买鸡鸭等。”当然，这些都是毛泽东的伟大政策。毛泽东可以宽容和共产党打了半辈子死仗的战犯杜聿明、王耀武、沈醉等，却一定要将自己的亲密战友刘少奇等置于死地。

毛泽东还泽及废帝溥仪。1964年2月2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对章士钊说：“对宣统要好好团结，他和光绪皇帝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做过他们下边的百姓。听说溥仪生活不太好，每月只有180多元薪水，怕是太少吧。我拿点稿费，通过你送给他改善改善生活，不要使他‘长剑归来兮食无鱼’，人家是皇帝嘛！”

章士钊送钱给溥仪并传达了毛主席的话，溥仪感激涕零。

毛泽东这个人真是个千佛面，令人难以认识，难以理解。刘少奇的罪恶怎么也超不过溥仪吧！末代皇帝溥仪，被推翻了，后又在日本的扶持下正二八经地复辟成为满洲国皇帝。刘少奇主席，照毛泽东给定的罪名，至多是“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吧，并没有复辟成，怎么就不能有一点宽容呢？你做过溥仪的臣民不能忘，你正是在刘少奇等人的拥戴下成为中共领袖的，难道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吗？！

要解开毛泽东处事哲学中这个似乎不可解释的矛盾，只需吃透他一句话：“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的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对溥仪和战犯们他能宽容，因为历史已经证明这些人反对共产党，反对他，是反对错了，他是胜利者。在延安整风中，他也能团结张闻天、秦邦宪等党内同志，历史也证明这些人反对他反对错了，他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但历史、实践如果证明，毛泽东错了，反对他的人对了，她一定要将这个人弄死，刘少奇、彭德怀都是属于这种情况。换句话说，毛泽东手里有真理的时候，是能够容人的，是能够团结反对派的；他一旦输了理，发现自己错了，对反对派绝不容情。刘少奇、彭德怀对他的“三面红旗”提出质疑，要追究饿死人的责任，毛泽东也知道他的“三面红旗”祸国殃民，惹了大祸，但认错就得下台，与其我下台，不如你们下台，不仅要你们下台，而且要置你们于死地，以免我死后翻这个案。《三国演义》上有个田丰，袁绍的谋臣、袁绍在官渡与曹操决战，别驾田丰上书袁绍：“今宜静守以待天时，不可妄兴大兵，恐有不利。”袁绍不听，将田丰下狱。后来果然大败。狱吏来见田丰：“与别驾贺喜。”丰问何喜？狱吏说：“袁将军大败而回。君必见重矣。”田丰说：“吾今死矣！”狱吏问何故？田丰说：“袁将军外宽而内忌，不念忠诚。若胜而喜，犹能赦我；今战败则羞，吾不望生矣。”“狱吏未信。忽使者齋剑至，传袁绍命，欲取田丰之首，狱吏方惊。”毛泽东其人，“外宽内忌，不念忠诚。”这一点很像袁绍。

天马行空

第二十七章 人民在红色恐怖中战栗
民国以来，自有了新式学校就有了学生运动。从北洋军阀到蒋委员长时代，学生运动都是以爱国的、进步的、革命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先锋。还没有那一位统治者能利用学生干坏事。只有毛泽东做到了这一点，他利用青年学生去搞乱整个社会，把各级党政机关摧毁，假学生之手去摧残他旧日的战友、今日的政敌。这也是他“高”于段祺瑞、吴佩孚、蒋介石的一个方面。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

1966年5月初，清华附中学生写了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通过江青将这三篇大字报的底稿和一封信转给毛泽东。毛泽东敏锐地感到，青年学生可以利用，“红卫兵”可以利用，他终于找到了捣毁刘少奇经营了多年的盘根错节的党政系统的天兵天将，乃于8月1日回信，对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给予了三个“热烈地支持”。3日，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把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代表召到钓鱼台，给他们看了毛主席的亲笔信。很快，红卫兵在北京、在全国就成了气候。

8月18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百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毛泽东建国后第一次穿上军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检阅包括从全国各地来京串连的几十万红卫兵，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女生宋彬彬（宋任穷的女儿）向毛主席敬献红卫兵袖章，并给毛泽东戴在左臂上，毛泽东问她姓名，宋答：“宋彬彬，文质彬彬的彬。”毛泽东说：“要武嘛！”按照封建时代的礼教，皇上赐名，宋彬彬改名宋要武，红卫兵运动向武的方面发展，毛泽东成了红卫兵的“红司令”。毛泽东还将造反最凶的五个学生领袖—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请上了天安门城楼，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检阅群众游行队伍，他还命令将1500名红卫兵代表安排在金水桥两侧的观礼台上。总之，红卫兵小将被捧上了天。那天笔者作为工作人员在东观礼台维持秩序，亲眼目睹了红卫兵对毛主席那份虔诚的敬仰和热爱，他们面对城楼上的毛泽东，双泪长流，拼命还挥动着小红书，有节奏地呼喊“毛主席，万岁！”既然造反就能上天安门，文革胜利以后还不知道有多大的官可以做呢，这在青年学生当中引起了无穷的幻想。当学校讲唯成分论，分配工作时许多好位置都被干部子弟占据，广大平民子弟气氛难平的时候，毛主席号召打倒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打倒那些包揽好位置的同学的老子，平民出身的学生们把毛看成了贴心人，立即起来造反了。干部子弟为了摆脱被动，以更“左”的姿态出现，他们不好直接揪斗自己的父亲，但大方向又要造走资派的反，于是去揪斗父亲的上级、同级或下级，揪斗外单位和外地的走资派。不管是平民子弟或干部子弟，全疯了！上天安门，这诱惑力太大了。这种造反虽然高呼“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但这“皇帝”是指刘少奇，毛泽东支持并下令保护这种造反。成群结伙，揪斗那些老干部、老教授、名作家、名演员，他们没有还手的力量，因此，绝无任何危险而有说不尽的好处。这就是红卫兵运动深层的思想基础。

从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八次在北京接见了全国来京串连的红卫兵1300万人，对毛的个人崇拜的狂热达于沸点，毛作为“风眼”，使造反的红色风暴成了气候，席卷六亿神州。

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红卫兵致敬》，指出，：“红卫兵充当了文化大革命这个群众运动冲锋陷阵的急先锋”。8月31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表示：“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的同学也到各地进行串连，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那时候，只要穿一身旧军装，扎上腰带，手执红宝书，上火车不要票，到各地政府接待站免费招待食宿。解放军总参和总政于8月21日向各军区、各野战军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公安部队文告经毛泽东圈阅也于22日发到各级公安局直至派出所，明确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绝对不准向革命师生开枪，放空枪进行威胁也绝不允许。”“如革命学生打了警察，不准还手。”

红卫兵按自己的理解，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一队杀向王府井的红卫兵砸了百货大楼的化妆品柜台，理由是它们传播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一位女士从四联理发馆烫发出来，几名女红卫兵手持剪刀按住她给她剪了个鸳鸯头、冲进清华园浴池的小将用皮带将一个搓澡的老头打出来，并要搓澡工起来“革命”打他的顾客。笔者那天就在王府井，我的任务是“观察社会动态”。接下来就是改名热，把王府井改名为“反修路”，把东安市场改名为“东风市场”，把协和医院改名为“反帝医院”。。。。。。

8月23日，北京体育学院红卫兵登上颐和园佛香阁，砸了释迦牟尼像。以此为开端，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普查时政府明令保护的6843处古迹，有4922处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一队一队的红卫兵杀向了社会。北京地区的红卫兵带领，全国各地响应，发起了“南下、北上、西进、东征”的大串连。

红卫兵大串连最大的恶迹是抄家。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总共约有1000万户人家被抄。北京市有11.4万户被抄。上海抄了10万户，上海郊区川沙县是个50万人口的小县，有7800多户人家被抄。浙江嵊县，8000余户被抄。连僻远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也有565户被抄。山东威海市仅工商界、文化界人士就有275户被抄家。

曾与毛泽东面折廷争的梁漱溟，回忆红卫兵抄家的情景说：“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意儿’。最后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父、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当红卫兵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词源》和《辞海》时，我出来阻止了。我说，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不理我，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说‘我们是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够了。’”

红学家俞平伯50年代被毛泽东钦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者”。自是红卫兵的重点攻击对象。抄家时用麻袋劫走了俞家几代积存的藏书，一把火烧掉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研究资料。

前交通部长章伯钧是著名的“大右派”，藏书逾万册。他的住所被附近一所中学的红卫兵占用作为“红卫兵总部”。冬天到来时，章氏藏书成了红卫兵昼夜取暖烤火的燃料。后来，除少数善本被北京图书馆收藏外，其余全部被送往造纸厂打了纸浆。

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红卫兵抄出后，堆在街上烧了五个多小时，焚烧字画文物不计其数。

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沈尹默是名满天下的书法大家，年届84岁的沈老伯怕自己的“反动书画”殃及家人，又担心焚烧时让外人看见告发，罪加一等，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和一批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件一件地撕成碎片，在水盆里泡成纸浆，再攥成纸团，让家人深更半夜时拎出家门，倒进苏州河。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国宝级的文物，如宋徽宗的山水画，苏东坡的墨竹，文征明和唐伯虎的作品。他耗尽家财，费尽心血收藏的名人字画，被红卫兵付之一炬。他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的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绘一幅长达50尺的《鱼乐画册》，被政府拿去，作为国宝送给印尼总统苏加诺。他用了几十年工夫，收集到的上千张中国各地的古版画，连同他的国宝级佳作，通通被红卫兵烧毁。

“破四旧”造孽最为严重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她带领200余名红卫兵到山东曲阜孔庙造反，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还给毛泽东发来电报说：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被我们拉出来了，《万世师表》的大匾被我们摘下来了，孔老二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我们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偶像被我们捣毁了。。。。。。

从1966年11月9日到12月7日，仅谭厚兰率领的这一支红卫兵，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古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七十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个国家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其他名人陵墓，如炎帝陵、成吉思汗墓、朱元璋墓、项羽墓、霍去病墓、诸葛亮墓、岳飞墓、袁崇焕墓、王羲之墓、吴承恩墓、吴敬梓墓、蒲松龄墓、张之洞墓、康有为墓、徐志摩墓、傅抱石墓、徐悲鸿墓、张自忠墓、瞿秋白墓等，都被破坏。

洛阳城东的白马寺，建于东汉永平11年（公元68年），明嘉靖年间（1556年重修）。这座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被红卫兵发动附近农民捣毁。十八罗汉堂被彻底破坏。两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白玉马被砸烂、几年后，流亡中国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要来朝拜白马寺，周恩来总理只好将北京香山碧云寺的十八罗汉和故宫收藏的贝叶经运到洛阳白马寺，掩饰文化大革命的野蛮和罪恶。

四川乐山背靠乌龙山面对青衣江的大佛，高达70米，红卫兵砸不了。就将背后乌龙寺的五百罗汉挨个斩首。

山西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到佛教圣地五台山破四旧。砸烂庙宇佛像，开和尚、尼姑的斗争会，然后强迫289名僧尼还俗，回原籍生产队当了社员。

陕西周至县境内有存留2500年的道教圣地说经台，传说是《道德经》作者李洱讲学的地方。这座道观，以说经台为中心，方圆十里之内，散布着五十多处古迹，包括唐太祖李渊修建的宗圣宫。文革中都遭破坏。红卫兵命令道士们剃头刮须，还俗回家。

哈尔滨市尼古拉大教堂，是世界上仅有的两座东正教大教堂（另一座在俄国），教堂建筑连同经卷、器皿，全被红卫兵捣毁。。。。。。

那些破四旧的提倡者、鼓动红卫兵造反的文革新贵们对四旧却爱得如醉如狂，经常去文物管理处（保管红卫兵抄家物品的地方）挑选四旧中的珍品。1970年秋，江青约上康生到文管处选“购”珍品，江青挑了一件18K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嵌着近百颗珍珠、宝石，并配有四条金链。但请注意，江青并没有白拿，她付了7元人民币。康生珍爱字画，他化10元买走汉朝蔡邕书写的诗经的宋代拓本，花五元买走宋代诗人黄庭坚的真迹，还有汉朝大将军韩信的印章，《红楼梦》最早的刻本等等。据康生死后清点，被他掠入私囊的文物多至千件。

当代著名画家叶浅予获平反后，许多珍贵字画和文物无法归还给他。文管会给了他一个清单，说明去向：陈伯达（9件），林彪（11件），康生夫妇（8件），江青（3件），汪东兴（1件），李作鹏（1件）。

毛泽东在文革初期，还制造了一场红色恐怖，放手让红卫兵和贫下中农杀害“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黑帮）。就像希特勒在纳粹运动初期迫害犹太人一样，也不是犹太人妨碍了他什么，而是杀鸡给猴看，压服全国人民的反抗。毛泽东为了向家天下过渡。要打倒或半打倒所有的开国元勋，功臣宿将让江青等新贵上台执政，人心是不服的。为了封住天下人悠悠之口，必须造成全国性的大恐怖、

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会议上说：“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于是，派出所将辖区内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黑帮）名单提供给红卫兵，让他们去“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红卫兵运动向武的方向发展，被打死的人数日日递增，迅速从两位数增至三位数。红卫兵在警察的帮助下，抄家、烧文物、没收居民的财物，驱逐了11.4万户居民离开北京。8月25日，在北京市崇文区，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姓李的房产业主拿菜刀要自杀，红卫兵把他打死了，反诬他用菜刀要杀红卫兵。这一事件经过渲染传遍了各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正在寻衅的“小将”们哪里肯放过，数千名身着军装，手持凶器的打手乘坐公交专车汇集到出事的街道，在这一带血洗了七天，无数人惨遭毒打，许多人死于非命。这就是震惊北京的“橄榄市事件”。1966年8月下旬，北京市区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网上的一篇资料《京城东厂左奶奶和马大娘之死》（作者王友琴）真实地记录了红色恐怖的一个镜头：

左奶奶和马大娘，1966年时是东城区东厂胡同6号的居民。胡同里的人一直叫她们“左奶奶”和“马大娘”，不知道她们的名字。1966年8月24日下午，红卫兵抄了左家并毒打了左奶奶。当时左奶奶的丈夫左庆明不在家。马大娘到胡同口给左庆明报信叫他不要回家。红卫兵发现后把马大娘也拉来毒打。邻居们整个夜晚听着她们的惨叫。当天夜里左奶奶和马大娘都被打死。

左奶奶的丈夫左庆明，曾经开过一个卖劈柴的铺子。是个“小业主”，他们也有一些房子，一部分自己住，一部分出租。早在文革前多年，铺子已经归公了，出租给别人的房子也由房管局代管了，1966年他们夫妇都已经70多岁了。这一对夫妇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左先生曾在政府办的佛教理事会任过职。

马大娘和她的丈夫当时就租了原属左家的两间小屋。所以她和左奶奶住在一个院子里。马大娘的丈夫是工厂的工人。她没有正式工作，在胡同里帮做家务挣钱。

1966年8月24日下午，左老先生不在家。下午3点多钟左右，中学红卫兵来抄了左家，并且毒打左奶奶。北京传统的四合院中，多种有葡萄，夏天绿叶成阴，还有甜美果实。左家的院子里也有葡萄架子。红卫兵把左奶奶绑在葡萄架上，用带有铜扣的军用皮带抽打。马大娘见到左奶奶挨打，知道左先生回来，会被打得更厉害。她没有敢也不可能阻止红卫兵打左奶奶。但是她还是决定要帮助。她走到胡同口，在那里等着。在左先生从街上回来的时候，她告诉他家里出事了，叫他逃走，不要回家。

由于马大娘报信，左先生离开了，没有回家，也没有在那天被打死。红卫兵发现马大娘报信后，立即把马大娘也绑起来打、另外，红卫兵还多次用桶提来沸水，从她们头上浇下去。

据一位邻居讲，她听到她们一声声惨叫，她无法忍受，就离开了家，走到胡同外面的大街上，坐在马路沿子上。后来天黑了，只好回家。可是拷打还在进行。那天天气非常热，她把门窗全部严严关起，用枕头捂住耳朵，可是还听到她们凄厉的惨叫声。到了夜半三点钟，声音静了下来、然后，五点钟的时候，有卡车开来，有人在黑暗中大声问：“六号，六号，六号在哪儿？”原来那是来收尸体的卡车。邻居们听到了把尸体“砰砰”扔上车的声音。

另一位耳闻者说，打她们的时候，声音像杀猪一样。实际上她们受到的待遇比猪不如。猪被沸水烫而除毛是在被杀死以后，而不是以前。猪被用刀子一下子杀死，并不经受死前的长时间折磨。邻居用“杀猪一样”来形容，只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修辞方式来描述这种前所未有的野蛮和残忍。

在那一天，8月24日，东厂胡同二号的居民孙琢良和他的妻子也被红卫兵打死。孙琢良是北京有名的技术精良的眼镜师。他能配置非常好的眼镜。他曾经开过一个眼镜商店。他拥有自己的住房。这些都成为红卫兵打死他们的“理由”。那一天，东厂胡同西口也有母女二人被打死。没有找到能记起他们名字的人。有人说，记得那位母亲好像穿着比较讲究，手上戴过一枚金戒指。

1966年8月24日那一天，东厂胡同至少有6个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1966年夏天的北京，那么多的人被打死了，他们中没有一个是犯有任何死罪的，也没有任何一个经过了法庭审判。他们被打死，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反对毛泽东或者反对文革的行为。他们被打死的原因—如果说这些可以叫作原因的话。是他们在很久以前做过的一些事情，比如像左奶奶，曾经有过私人产业。他们都是北京市的守法市民。他们从来没有反对过政府，他们甚至也没有反抗他们遭到的虐待和拷打。他们完全被动。他们忍耐并且服从。如果他们是战俘，也不至于会被杀害。但是，他们被杀害了，而且是用残酷的方法杀害的。

左奶奶被打死的时候，已经是“奶奶”年龄的人。女性，高龄，通常是最少有侵犯性和危险性的一种人，也一般被当作不被攻击的对象。但是，她被打死了。

马大娘是个做家庭帮工的人，在社会中是一个比较穷的人。在理论上她不是文革的打击对象，但是文革其实从来没有给这样的人带来什么好处，比如给她一个国有单位中的职位或者帮助提高她的收入等等。如果马大娘能有足够的阿Q精神的话，她可能在目睹那些比她有钱有地位的人被打的时候得到某种心理上的“胜利”而感到高兴。但是她没有。在无数受难者中她的故事是个例外。她是因为帮助人而被打死的。在那样恐怖的情况下，她做了仁义的选择。她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她的行为含有侠义气概，她的故事提醒了道德和良心。她救了一个人，她自己被活活打死了。她像一个英雄。可惜，我们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

东厂胡同有“现代史研究所”（注：中国社科学院现代史研究所设在那里），可是他们没有记录文革，也没有记录他们的邻居左奶奶和马大娘的故事和死亡。难道他们要把这些留给东厂胡同口外的“考古所”（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设在那里）在将来去做吗？而且，将来的人怎么能知道左奶奶和马大娘是怎么被打死的呢？考古学家从古代坟墓中的尸体的挣扎姿势来判断出有些人是被活埋的“殉道者”。可是1966年夏天被打死的人，都被烧了，甚至连她们的骨灰，当局也不准保存，全都扔了。

为什么十几岁的孩子那么野蛮、残忍？一位叫陈向阳的当年红卫兵在网上发了个帖子：《谁把我们教育成疯子的？》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为什么十几岁的孩子那么野蛮，打死人都不带眨眼的？因为打的是坏蛋！见着坏蛋不打那才叫人不明白呢！红卫兵从小受的是仇恨教育。。。。。。恨地主、恨国民党、恨资本家，向他们报复，而且同样残忍。那是不言而喻天经地义的。唯一的问题是有劲没地方去使：身边的敌人都让革命先辈们消灭光了，剩下的蒋介石和帝国主义都躲得远远的，让我们够不着。所以呢，文化大革命一来，突然知道身边还隐藏着那么些敌人，简直把我们乐坏了，欣喜若狂，憋了那么多年的劲一下全使出来了。那股子疯狂别说现在的人不信，连自己回头看也不敢相信了。红卫兵干过坏事，绝对该骂。可他们也有资格高声质问：是谁把我们教育成疯子的？”


1966年夏天的北京，那么多的人被打死了，他们中没有一个是犯有任何死罪的，也没有任何一个经过了法庭审判。他们被打死，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反对毛泽东或者反对文革的行为。他们被打死的原因—如果说这些可以叫作原因的话。是他们在很久以前做过的一些事情，比如像左奶奶，曾经有过私人产业。他们都是北京市的守法市民。他们从来没有反对过政府，他们甚至也没有反抗他们遭到的虐待和拷打。他们完全被动。他们忍耐并且服从。如果他们是战俘，也不至于会被杀害。但是，他们被杀害了，而且是用残酷的方法杀害的。

左奶奶被打死的时候，已经是“奶奶”年龄的人。女性，高龄，通常是最少有侵犯性和危险性的一种人，也一般被当作不被攻击的对象。但是，她被打死了。

马大娘是个做家庭帮工的人，在社会中是一个比较穷的人。在理论上她不是文革的打击对象，但是文革其实从来没有给这样的人带来什么好处，比如给她一个国有单位中的职位或者帮助提高她的收入等等。如果马大娘能有足够的阿Q精神的话，她可能在目睹那些比她有钱有地位的人被打的时候得到某种心理上的“胜利”而感到高兴。但是她没有。在无数受难者中她的故事是个例外。她是因为帮助人而被打死的。在那样恐怖的情况下，她做了仁义的选择。她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她的行为含有侠义气概，她的故事提醒了道德和良心。她救了一个人，她自己被活活打死了。她像一个英雄。可惜，我们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

东厂胡同有“现代史研究所”（注：中国社科学院现代史研究所设在那里），可是他们没有记录文革，也没有记录他们的邻居左奶奶和马大娘的故事和死亡。难道他们要把这些留给东厂胡同口外的“考古所”（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设在那里）在将来去做吗？而且，将来的人怎么能知道左奶奶和马大娘是怎么被打死的呢？考古学家从古代坟墓中的尸体的挣扎姿势来判断出有些人是被活埋的“殉道者”。可是1966年夏天被打死的人，都被烧了，甚至连她们的骨灰，当局也不准保存，全都扔了。

为什么十几岁的孩子那么野蛮、残忍？一位叫陈向阳的当年红卫兵在网上发了个帖子：《谁把我们教育成疯子的？》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为什么十几岁的孩子那么野蛮，打死人都不带眨眼的？因为打的是坏蛋！见着坏蛋不打那才叫人不明白呢！红卫兵从小受的是仇恨教育。。。。。。恨地主、恨国民党、恨资本家，向他们报复，而且同样残忍。那是不言而喻天经地义的。唯一的问题是有劲没地方去使：身边的敌人都让革命先辈们消灭光了，剩下的蒋介石和帝国主义都躲得远远的，让我们够不着。所以呢，文化大革命一来，突然知道身边还隐藏着那么些敌人，简直把我们乐坏了，欣喜若狂，憋了那么多年的劲一下全使出来了。那股子疯狂别说现在的人不信，连自己回头看也不敢相信了。红卫兵干过坏事，绝对该骂。可他们也有资格高声质问：是谁把我们教育成疯子的？”
记者在零陵地区监狱接待室访问了道县大屠杀的主要指挥和凶手。

关有志，原道县清塘区人民政府武装部部长。“红联”营江前线指挥部总指挥。他1950年参军，在部队入党提干，1958年转业回道县，先在县邮电局当指导员，后被提升为区武装部部长。他说：“我从来没有受过任何处分。总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你想，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像我这样的大老粗能当上干部吗？我天天学的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听到的都是阶级敌人搞破坏，要变天要复辟，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我这个管枪的。怎么能放心得下？文革武斗时，造反派抢了武装部的枪，又听说四类分子要变天，反攻倒算，造红色政权的反，我就自觉地站在‘红联’这一边。”他作为总指挥，1967年7、8月份，带领民兵，用锄头、鸟铳、扁担等杀死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子女）207人。因为抓阶级斗争有功，当年他被评为省级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

袁甫礼，原道县祥林铺区区长，他组织基干民兵120人，亲自主持誓师大会，作动员报告，要杀尽本区的四类分子，来一个大扫除。三天后，民兵回到指挥部汇报战果，共杀四类分子569人。袁甫礼不认罪，他说：“判我的罪脱离了当时的历史事实、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从开始杀人到结束，我没见到上头有谁出来说一句杀人是错误的。只讲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我不能超越时代，要我负主要责任，不合理。”

周光国，原祥林铺区涔江公社赤塘坝大队贫协主席。他说：“文革杀人那阵，上面说人家把刀都架到贫下中农脖子上了，你们还睡得着觉？那天，大队召开各生产的干部和骨干分子会议。人到齐后，支部书记唐绍志组织大家讨论，看杀谁不杀谁？他提一个名，大家讨论一个，然后举手通过、本想只杀几个应付应付上头。可是，那种场合下气氛一下紧张得不得了。我们这个大队有三个村子。。。。。。上周家、下周家、唐家。他们唐家的人就护唐姓的人，我们周家的人也都向着周姓的人、唐绍志头一个提到周家渡富农周玉良，唐家的人一致同意。全部举手；周家的人却没有一个作声。等到提到唐家的地富，周家人也一致喊同意，全部举了手；唐家的人却没有一个作声、你要杀我队上的人，我就要杀你队上的人，比着干，唐家出一个，周家也要出一个。我一看那种场合，就晓得要末一个不杀，要末就全部杀光，最后决定12个全部杀光。”


“我们选了一块靠山顶的草坪，把地富牵到坡边一排跪着。我把100多名民兵分5排站好，都与地富面对面站了，两个对一个。有鸟铳的站在前三排，拿梭镖、棍棒的站在后面两排。还有看热闹的也都自动站到后排去了。安排好后，我哥哥周光保手发软，不敢打，我就让他站到一边去喊口令。我也是基干民兵，就和唐绍志站在第一排。枪口对准周玉良。光保正要喊口令，何寿娥突然哭了求情：‘你们不要杀我，我还有三个月的嫩毛毛！’她喊了几遍，对中国喊了又对那个喊。那个时候，谁还敢理她？‘一、二、三---放！’光保一声喊。一排开完枪从两边退下，二排接着上；二排开完枪，三排上；四排、五排的人用梭镖、棍棒打，接着一窝蜂用石头砸一阵。。。。。。

“回到家我好像打了一场摆子，浑身稀软，一头倒在床上，心口怦怦乱跳。刚躺一会儿，听到门外有人说，山上有人没打死，已经起来互相解绳索了。我一翻身爬起来，，跑到门外，看见周永斌、周发亭和大队治保主任唐绍木几个人正在动员民兵去补火，好话讲了一箩筐，就是没有人肯去。他们几个看见我，又喊我去。我说这下子不舒服得很，也没去。他们几个只好亲自去补火。唐绍木在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搞过，山歌子唱得好，他一个人走在前面，边走边唱：‘叫你杀，你不杀；叫你夺（刺杀），你不夺，千斤重担我来挑。。。。。。’他们补火回来讲：过了河，看见毛田拐在锄红薯草，周永斌就对他说：‘田拐老头，坡上有几个没搞死的地富，你去给我敲死了，大队给你5块钱。’那个时候，5块钱做得蛮大的用。毛田拐是个老单身，到过朝鲜，是个复员军人，胆子大，家里又穷，听到这话，二话不说，扛起锄头就去了。上到山上，确实还有几个人没断气，在那里哼，他就一锄头一个，把没死的都敲死了。他还从死人身上解下两条汗巾，拿回家去，因为死人的汗巾可以避邪，扎了可以长寿。下了山，又过河来到大队部，打了张条子领了5块钱。”（这张条子1986年还存放在处理遗留问题工作组的档案中）

陈登义，下蒋大队贫协主席，杀人和轮奸案的主犯。他见本村地主子弟陈高肖新婚妻子漂亮，嫉妒“这个地主崽子有艳福”，起了歹心。

1967年8月26日晚上，陈高肖正在洗澡，民兵陈高友把他传唤到大队部。陈高肖一进大队部，就被五花大绑起来。大队贫协主席陈登义用梭镖朝他腿上刺了一枪，疼得陈高肖大叫：“哎哟！那么远杀人呀？”陈登义也不答话，把手一挥，七八个民兵一拥而上，乱棍齐下，像打牲口一样，把陈高肖打死了。陈登义还把陈高肖和另外两个照样被打死的地富子弟的头用马刀砍下来，以示其革命坚决。

陈高肖的妻子是贫农的女儿，为躲避噩运，第二天一早就逃回娘家朱家湾。

陈登义派民兵陈高友把这个女人追回来。然后就造舆论：“朱家湾、倒水洞一带，地主婆都给贫下中农开了大锅饭，我们这里为什么不开呢？”“杀都杀得。哪里还有搞不得的道理呢！”陈锡位招呼民兵们：“大家吃饱些，撰足精神开大锅饭啦！”这群民兵吃饱喝足了，就把陈高肖的妻子拖出来，头一个上的是陈高友。女人死死护住下身，拼命反抗。陈锡位就把马刀架在她的脖子上，威胁说：“再动就杀了你！”女人想到前天被砍头的丈夫和腹中的孩子，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你们要了我的身子，就不要杀我了。陈高友动手去撕她的裤子。女人说：“你莫撕，撕烂我就没得穿了，我自己脱。”女人又哀求：“你轻一点，我肚子里有毛毛。”陈高友嘻皮笑脸地说：“就是要重点，一个地主崽子，压坏了有什么要紧！”

他发泄完了后，还顺手从女人的衣袋里掏走20元钱和4仗布票、第二个就是陈登义，这位贫协主席早就对身下这个漂亮女人垂涎三尺，经过精心策划，今日如愿以偿。第三个是陈锡位，第四个是陈高和，第五个是陈吉光，第六个是陈高仇，第七个是郑XX，第八个是陈XX，第九个是陈XX，第十个是陈积登，第十一个是郭发清，第十二个是陈高辉。

贫协主席陈登义带领民兵们开完“大锅饭”，还没忘记党的政策，要彻底改造这个地主婆、第二天，命令民兵把这个奄奄一息的女人抬到贫农老光棍陈月高家，强迫她嫁给这个老贫农。当晚，她又遭受陈月高的蹂躏。女人恢复神志后，乘人不备，逃回了娘家。后来腹中胎儿早产，产后十天死亡。

唐兴浩，原横岭大队党支部书记，硝眼杀人案组织指挥者。

在道县源山沟横岭中心小学，有一个叫周群的女教师。她出身贫农，丈夫蒋汉正出身地主，头天被民兵抓走了。他们有三个孩子。1967年8月26日深夜，周群带着孩子们已睡下。只听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随即门被踹开，大队党支部书记唐兴浩和民兵营长蒋文明闯进来。说是叫周群去开会，把她抓走了。来到大队仓库变得禾场上，点着火把，只见四围民兵环列，手持马刀或鸟铳。被围在中间的是地富分子或地富子女，共14人，蒋汉正也在其中。周群以为要把这些人押到区里去。没走多远，有人提醒支书，蒋汉正还有三个崽。支书返回小学宿舍，把三个孩子带来了。山路高低不平，在民兵的看押下，周群被绑着双手，与其他被绑的人一起，跌跌撞撞地走，三个孩子跟在后面。

到了木枫山，唐兴浩下令停下，都站好不许动。然后，他宣布：“我们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今天要判处你们死刑！”

这里属岩溶地貌，山上有许多溶洞，有的十几米深，有的几十米深。当地群众叫硝眼。处决的方法带有本地色彩，让被害者在洞口跪下，民兵抡起钢棍朝后脑打下去，然后一脚踢下溶洞。支书唐兴浩开始点名。。。。。。

第三名是蒋汉正，他见这个场面已经吓得魂不附体，双腿迈不开步，被民兵拖到洞口，三个孩子见状大叫，连哭带喊，眼睁睁地看着爸爸被推下硝眼。

下一个受害者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叫蒋文凡，他从容赴死，要讨口水喝，民兵喝道：“哪有水给你喝！”蒋文凡说：“我临死讨口水喝不过分吧，从前砍脑壳还要给三个热包子哩！”话刚说完，就被踢下了硝眼。

周群是第八名，孩子们眼睁睁看着妈妈被害，哭得极惨。。。。。。

不知过了多久，周群听到叫“妈妈”的声音，她醒了过来。原来她的三个孩子和另一个四岁的女孩也一起被扔下了硝眼，因为已经扔下了许多人，她和孩子们掉在死人身上，没死。

“快，快给妈解开绳子。”八岁的女儿用力解开了捆绑妈妈双手的麻绳。周群发现，她的一个本家兄弟也没死。凭着年轻人旺盛的生命力，这个青年爬出硝眼，但立刻碰上了大搜捕，他东躲西藏，不敢下去救人。

第二天，那些杀人者发现有人还活着，就往硝眼里扔石头。原来周群和大女儿在洞的上层，被石头一打，跌入底层，复杂的溶洞结构有些死角，她发现丈夫和两个孩子都在这里，他们侥幸活了下来。一家人在这里团聚。像在阴曹地府又见了面一样。这里又黑又冷，要坐只能坐在死尸上。要睡觉也只能睡在死尸上。

丈夫蒋汉正已经精神失常，铁丝捆住他的双臂怎么也解不开。他在尸体上走来走去，忽然说：“你看，你看，高梁长起来了，好红好红的高梁呀！。。。。。。。”

周群拉住丈夫：“汉正，哪来什么高梁，这是在硝眼里面。”蒋汉正听了，立刻不作声了，直挺挺地倒下去。

不知道过了几天。两个男孩没有声音了，不动了。大女儿断断续续地说：“妈妈，我怎么不死呀，要死了就好了。”周群紧紧地抱着奄奄一息的女儿，不久，也死了。

蒋汉正还没有死，想喝口水。周群脱下一件衣服，在血水里浸泡，拧水给他喝，他喉头动了一下，头一歪，死了。

五口之家，只剩下周群一人了。后来她的两个学生把她救了出来。她在硝眼里呆了七天七夜。因为她活下来了，这件骇人听闻的杀人案才曝了光。

据湖南省两位记者披露的有关部门的调查材料证实：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道县的1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被迫自杀326人。

我长期不解在土改后，毛泽东为什么还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挑起农村的阶级对立？看了一位网友的文章使我茅塞顿开：

在当时的政治结构中，这批据说占5%的“贱民”绝非可有可无，而是一定要有。这是稳定另外95%的重要战略。这一小块垫脚石的意义在于：可以使更多人在精神上过“统治者”的瘾而麻木被统治的感觉，既侥幸还属于95%，又惶恐于坠入5%，于是在诚惶诚恐中滋生心理平衡。这一卑贱的参照无疑缓解了大众对于物资匮乏和精神窒息的切肤之痛。这便是为什么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义吧！

天马行空

第二十八章 毛泽东的痞子政治

对红卫兵如此放纵究竟为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当我后来听说彭德怀元帅被红卫兵打断了两根肋骨的时候，我突然明白：前一段的放纵，就是让这些大孩子练手练胆，然后去摧毁那些失去法律保护的毛泽东的政敌们。

彭德怀庐山罢官，京西挂甲屯挂甲之后，眼看国家经济形势越来越坏，提笔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请求回家乡看看，做些调查研究。毛看了彭信，颇费踌躇。不让这个老倌子乱跑乱说吧，不妥，他是在“休息”而不是坐监牢，于是毛泽东批道：“可以，去什么地方都行。”杨尚昆特派中央办公厅的金石做彭总的临时秘书，还从北京医院抽调一名护士做保健工作，又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打了电话，告以彭德怀要回湖南看看，地方要提供方便，保证安全。

1961年9月16日，彭德怀一行南下了。在萧瑟的秋风中，彭德怀穿了一身打了补丁的黑制服回到了故乡湘潭县乌石寨。乌石轰动了。乡亲们不势利眼，还叫他彭老总。一连四五天，彭德怀自己花钱买了500斤米和300斤面，招待大家，很快就吃光了。

11月9日，彭德怀从锰矿回到湘潭县委招待所。看到听到的事情使他满腹惆怅。这天傍晚为排遣胸中郁闷，他来到湘江边散布，见一收网的打鱼人，彭德怀上前搭讪：“老倌子，你好啊。”

渔夫抬起头，看了一眼彭德怀，信口答道：“好！好！谁敢说个不好呀，老倌子。”

“老倌子，你是在发牢骚吧？”

“牢骚？哼，谁个敢发？寨里那些打了点粮食斗上交了，上级给他发块大红布，他披着大红布站在大桌子上一讲就是半宿，胡吹现在的生活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倒吃甘蔗节节甜。呸！孽种。”

“有意见可以向上级反映嘛。”

“反映有屁用？堂堂彭德怀元帅说了真话，结果怎么样？惹了一身祸，把官都给撤了。”渔夫凝视江面，抬手指着一条满载难民的船，对彭德怀说：“老倌子，你看，又要扯崽拉女出外讨饭了，这和过去有啥子两样嘛？有哪个当官的出来管哪？那喇叭里唱得满响‘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叫人民吃饱了，江山坐得牢。。。。。。’哼，这样下去能坐得牢吗？”

彭德怀无言以对，心如刀绞。

近两个月，他走访了四个公社，九个生产大队和一座矿山。在煤油灯下写了四份共九万字的专题调查报告，告诉秘书金石，誊写清楚，叫湖南省委转给中央。金秘书劝他别报了，他说：“要报，明人不做暗事，有话我还要说。”11月16日彭德怀返回了北京。

在毛泽东心目中，彭德怀是一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旗，有这面黑旗在，他早晚要否定“三面红旗”，彻底翻庐山会议的案。问题是怎么处置这个老倌子，既不能关，又不能杀。凭他写的那封信治罪，实在上不了台面，连刘少奇都说“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不算犯错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要从《海瑞罢官》入手，就是处心积虑地要先把彭德怀揪出来。

1965年9月，江青组织的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正在上海紧张地炮制着。

9月23日早晨，毛泽东亲自打电话来，约彭德怀谈话。彭德怀放下电话，兴奋得像个孩子，立即吩咐：“备车，去中南海。”

到了丰泽园，毛泽东在院子里踱步。彭德怀上前握住毛泽东的手，叫了一声“主席”。

“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高兴得睡不着，所以就给你打了个电话。晓得你要来，早在这里等着。好，你终于来了，请。”毛泽东把彭德怀让进书房。

为了存真，现在把彭德怀事后追记的这次谈话，实录如下：

主席：早在等着，还没有睡。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就写8万字。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儿就来参加，周总理因去接西哈努克，故不能来。我们一起谈谈吧。

现在要建设战略后方，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以带一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在庐山会议时，主席问到对我的决议案如何》当时我向主席作了三条保证。）

主席问：哪三条？（我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今后工作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

主席说：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战略后方最重要的是西南区，它有各种资源，地理也适宜，大有作为。彭德怀同志去也许会搞出一些名堂来。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成立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为副，还有程子华。彭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时，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在立三路线时，三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彭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在粉碎蒋介石的一、二、三次围剿时，我们合作得很好。反革命的富田事变，写出了三封挑拨离间的假信，送给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三人。彭立即派专人将此信送来，三军团前委还开了会，发表了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这件事情处理得好。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斗争也是坚定的。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成绩也是肯定的，那么一点军队，打败国民党胡宗南等那样强大的军队，这件事我经常想起来，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着你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要否定一切呢？

主席继续说：你还是去西南吧，让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让他来找我谈。

中午时分，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来到颐年堂。毛泽东说：“我们两人谈了多时了，谈得很投机。德怀同志同意去西南三线。请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让他来找我谈。”

刘少奇说：“老彭，听到了吧，主席没忘了你呀！主席说的也正是我们要说的话，主席和大家都希望你振作起来。”

然后，毛泽东招呼大家一起吃中饭，毛还向彭敬了酒。

下午三点，彭德怀辞别出来，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送他上汽车。坐在车里的彭德怀一回头，见毛泽东站在丰泽园门口，目送他的汽车绝尘而去。

彭德怀委实受了感动。在车里对参谋景希珍和司机赵凤池说：“主席说，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分到底。庐山会议，真理可能在你那边。。。。。既然主席这样说了，我还有什么不通的呀？我能不高兴吗？”

又过了几天。杨尚昆打来电话，通知彭德怀到怀仁堂小礼堂开会。彭德怀按时出席。这是毛泽东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和西南局、西南建委和四川省领导人参加的特别会议。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和李井泉、程子华、阎秀峰、钱敏、李大章、任白戈等地方领导人参出席。李井泉介绍了西南大三线的情况。毛泽东亲自宣布：“西南三线要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成立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德怀为副，还有程子华同志。”他转头对着李井泉说：“德怀同志以后给我写信，你们要快点给我送来。对他没有什么可保密的，他要到哪里去，要看什么就看什么、你们要对下面说，多创造条件，方便他的工作。德怀同志这个人你想让他有职无权是不行的，他会不干的。要叫他有职有权，这样才好干工作嘛。光有职没有权，那是养老，怎么能叫工作呢？”

西南同志纷纷发言，欢迎彭总去大三线工作。
会议开得很认真，但只凭口讲，没有任何文字的命令、通知、决定。盟员新闻记者参加，当然更不会登报公布。

一个多月过去了，彭德怀还没有接到出发的命令。

11月12日，侄女彭梅魁来看望彭德怀，见伯伯闷闷不乐，就问：“又怎么啦？”

彭德怀抬起头，愤愤地说：“鬼知道怎么回事，前天我给中南海办公厅打电话，没想到就在这一天。杨尚昆的办公厅主任给撤了，由汪东兴接任。主席说叫我到西南工作，我的行期一直定不下来，中央办公厅说那边房子没有准备好。不知你看了《文汇报》没有？十日那天发表了一篇叫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捕风捉影把剧本中的‘退田’、‘平冤狱’和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吴晗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树碑立传，虽然没有点名，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说我嘛。真扯他娘的蛋！”

梅魁说：“伯伯，你不要多心哪，既然主席让你出来工作，下面的人谁敢反对？再说，文艺界今天批一部电影，明天批一出戏，不是常见吗。不就是那么一篇文章吗、嘛，有什么了不起。”

梅魁安慰伯伯，心里也有疑惑，就问：“伯伯，中央在最近的一次会上，讲过您没有？”

彭德怀摇摇头：“到目前为止，除了主席找我谈过一次话，我参加过一次西南三线有关人员的会议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要出来工作。咳，两人说的话有什么用？既没有正式文件，也没有向外透露，有什么证据？谁能知道？”

梅魁说：“伯伯，你不要把事情看得过于复杂了。”

彭德怀说：“梅魁呀，伯伯我一生胆大包天，可也有时心细如发。事情本来就不简单嘛。”

11月25日，彭德怀终于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他可以于近期赴川。

1965年11月27日，彭德怀离京赴川。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局和中央党校的代表前来为他送行。挂甲屯的乡亲们扶老携幼地都来了。当汽车开动的时侯，送行的队伍里传出哭声，似乎在预示彭德怀这次入川凶多吉少。随他一起入川的有参谋景希珍，秘书綦魁英和司机赵凤池。他的夫人浦安修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与他分手了。

30日，彭德怀一行风尘仆仆到了成都，住在永兴巷7号。第二天，即12月1日，他被完到一天的《人民日报》吸引住了，那上面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切都像是有意的安排。

赵凤池义愤地说：“有些人就是靠整人起家，耍阴谋，设陷阱，杀人不见血！这边让人出来工作，他们同时在那边又来这一套。”

彭德怀越烦越抽烟。他深吸了一口又急于说话，引起一阵剧烈的咳嗽。等平复下来才平静地说：“我早就知道我的事还没有完。唉，无非是再一次把我搞臭嘛！我等着。”彭德怀思想上有些准备，但准备还是很不充分的。他不知道这次调虎离山--应该说是纵虎上山，是为了要他的命。关在北京动物园里的老虎无人敢伤害，倘若把老虎放到四川大山里，就变成了任人捕杀的野兽。彭德怀不是消极地等待。1966年上半年他以毛泽东口头任命的大三线副总指挥的身份，跑了20多个县市，视察了15个工厂、矿山、水电站，拼命工作以不负毛泽东的委任。他希望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与他的谈话是真诚的，他不敢想像那是一个把他诱出北京任由红卫兵虐杀的骗局。

1966年12月13日，江青和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造反派代表。江青对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造反派头头朱成昭说：“你们红卫兵这也能，那也能，怎么不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大山里头养神将来好回来反对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呀！”她看了一眼林彪，又高声朗朗地说：“刘少奇在彭去西南之前，就对他说：‘如林身体不好，还由你来当国防部长。’他要是再当国防部长，我们就要千百万人头落地了。”

12月15日，陈伯达、康生、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接见北京航空学院“红旗”造反派头头韩爱晶等，戚本禹指着造反派整理的打倒叶剑英的材料说：“你们的攻击点没有选对。你们先不要搞叶剑英，‘海瑞’还没有斗嘛！告诉你们，彭德怀现在在成都，是三线副总指挥，在那里没有人敢动他。要把他揪回北京，打倒在地--这是首长指示，已经毛主席同意。”

于是，地质学院红卫兵组织了“专揪彭德怀战斗团”。航空学院红卫兵组织了“赴川揪彭敢死队”，各自出发了。两支揪彭红卫兵在成都经过一番较量，11月24日凌晨，北航的红卫兵绑架了彭德怀元帅，后又被上过天安门的王大宾率领地院红卫兵抢走了。

秘书綦魁英把彭德怀遭绑架的事情报告了北京总理办公室。根据周恩来指示，成都军区派某师参谋长谷正岭率少许警卫分队监督地质学院红卫兵护送彭德怀回京。12月27日晚8时彭德怀乘坐的火车进站，一个军人登车，向谷正岭参谋长敬礼，交出卫戍区证件，自我介绍说：“我是北京卫戍区算了吧参谋王金岭，奉总理指示接彭德怀同志。”周恩来巧妙地把彭德怀从红卫兵手里救出了，由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付崇碧安排彭总住在五棵松东北五团团部，给保护起来了。1967年上半年彭德怀没有遭什么罪。

1967年7月13日，毛泽东召开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个碰头会已代替了中央书记处的职能），当晚乘车离京视察大江南北，然后到武汉东湖别墅休息。14日周恩来乘飞机先到武汉，因原来的党政系统都乱了套，周恩来要亲自面见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及各有关方面负责人，安排警卫部队，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和生活供应。毛泽东抵汉后，见周亲自来汉检查布置一切，心中不无感动。毛周在东湖宾馆见面时，周恩来有意识地谈了几位老帅的处境，特别讲了彭德怀。毛泽东逐个表了态：“聂荣臻同志，那可是个厚道人。徐向前同志过去的事情不能搞了，河西走廊失败，他要返回延安；在草地时，他反对红军打红军。”唯独对彭德怀不置一词，周恩来心中一凉，彭德怀是保不住了。

大凡毛泽东离京，就是让江青后党放手干坏事。周恩来心中明镜一般。他要摸到毛泽东的底，知道哪些事情自己可以干预，干预到什么分寸，哪些事情根本不能管。看来彭德怀的事毛已下了决心，根本不能管了。

7月26日下午，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在北航操场联合召开有十万人参加的批斗彭德怀大会。彭德怀脖子上挂着沉重的铁牌子，上写“三反分子彭德怀”，名字上面划了红叉，被红卫兵押进会场。后面是陪斗的张闻天。北京中伏正是最热的季节，让两个七旬老人低头弯腰几个小时，接受红卫兵口沫横飞的批判。大会结束时，又要两位老人从红卫兵组成的人巷中走出，接受红卫兵的拳脚、唾沫、西瓜皮的批判。这算是既触及了灵魂，又触及了皮肉。然后将彭德怀和张闻天抛上卡车，有红卫兵押解在北京游街，北京市民惊愕万分。

更残酷的折磨还在后面。8月4日下午，经过江青的精心策划，把彭德怀揪到北京师范大学批斗。陪斗的除张闻天之外，还有彭的夫人浦安修（她是师大的党委副书记）以及师大党委书记、王若飞的遗孀李培之。王若飞也是不赞成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中共领导人之一，王若飞空难死了，如今折磨他的未亡人，江青有难以言状的快意。

彭德怀看见浦安修低头弯腰被扭上来，心肝俱碎。他发疯一样叫喊：“你们打我吧。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无辜的！”浦安修抬头看见了彭德怀，惨叫一声，倒在地上。浦安修嫁了个元帅，确实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入朝作战的第二年。组织上安排浦安修去看望在前线的丈夫。二人一见面，彭德怀竟说：“你怎么来了？几十万志愿军的老婆都没有来，你来干什么？”浦安修哭了，但她理解彭大将军的带兵之道，住了两天就回国了。如今两人此时此地见面，太离奇了！这是国民党的监狱吗？不是。这是美军的战俘营吗？不是。这个地方不还是北京吗？不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吗》领导这个国家的不还是那个湖南同乡，一起打天下的毛泽东吗？你毛泽东如今坐了天下，不仅失去了党性，为什么连人性都丢了！我彭德怀哪点对不起你？不就是说你大跃进搞错了吗。。。。。。彭德怀正在理解眼前的现实，背后飞来一脚将他踹倒，强迫他跪下低头认罪，他青筋暴涨，嘴唇咬出了血，坚决抗争，要站起来，被那几个彪形大汉踩住小腿，双臂被扭成燕翅，伸向苍穹。

批判发言完毕，又是拋上卡车游街。一顶用铁皮做的两米高的帽子套在彭德怀头上。游斗汽车先在校园转一圈，然后出大门向北太平庄驶去。只见迎面来了一辆红旗轿车，参谋王金岭从车上下来拦住了迎面开来的游斗车。“我是总理办公室的联络员。你们这样是违背总理指示的，必须马上把彭德怀交给卫戍区。”于是，游斗停止，彭德怀被扶上轿车。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他的权力也只有这么大了，稍微减轻一点彭德怀的痛苦。

七、八两个月，彭德怀被批斗100余场。他的身躯一次次被推到，一次次又站起来；他的头颅一次次被按下去，一次次又昂起来；他的呐喊一次次被打断，一次次又响起来。经医生检查，除头部、两臂的外伤外，他的左侧第五根肋骨，右侧第十根肋骨被打断，胸部瘀血，内伤很重，血压升高。

1967年8月16日，《人民日报》摘要发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定》，但删去标题和正文中彭德怀后面的“同志”二字，这是昭告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彭德怀是敌我矛盾。其实敌我矛盾的话，毛泽东早在三年前会见金日成时就讲到国际上去了。后来让彭德怀出任大三线副总指挥的谈话、会议，完全是一场骗局。

1970年11月3日，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审阅了专案组的报告，签署了这样的批文：“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

1973年春，彭德怀患直肠癌，4月，在周恩来、叶剑英的关怀下，让他住进了301医院。这时候，林彪已经折戟沉沙，黄永胜等四员大将也进了监狱。如果是林彪集团执意要害死彭德怀，而毛泽东的态度不是如此，这是一个转圜的机会，宣布1970年11月3日黄永胜的批文是“背着伟大领袖干的”，一切推到林黄头上就算完了。反正彭已失去工作能力，沉疴在身，也活不了几年了。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迫害如果中途罢手，这是个机会，但毛决心置彭于死地。

1974年9月，彭德怀处于有时清醒有时昏迷的状态。一次医生来查房，问：“你感到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他说：“医生，听我说，庐山会议我没有错！不是不怕提意见吗？不是让说真话吗？我提了几条意见，说了真话，就说我反党，成了反革命了！这是什么逻辑？为什么不让我革命啊！我要见毛泽东。”

癌扩散了，彭德怀疼得厉害，打打止疼针，减轻病人痛苦，原属普通的人道主义治疗。但医院奉命：治疗还要为政治服务，不给用。专业人员和看押人员昼夜在病房监视着。

他的病房北向，把玻璃窗户用报纸糊得严严实实，没有光，不通风。彭德怀元帅忍受着人间的最后痛苦。他疯了。给他输液，他把针头拔掉，说“我不用毛泽东的药！”给他喂饭，他把饭碗推到地上，说“我不吃毛泽东的饭！”他高声骂毛泽东！

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伟大的民族英雄、为民请命的清官彭德怀逝世，终年76岁。

火化后，专案组奉王洪文之命将彭德怀的骨灰运往成都，骨灰盒上的名字改为王川，暂存成都殡仪馆。

假手红卫兵杀死政敌，这与在监狱折磨，在刑场处决不同之处是：第一，当权者可以随心所欲，摆脱任何法律程序的束缚；第二，把人打死、打伤残或逼人自杀，当权者可以不负任何法律责任，一句“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毛泽东玩的是痞子政治，在这一点上，他连蒋介石都不如。关张学良，杀杨虎城，蒋介石动用警宪特工，敢下手令，敢负责任，敢担千古骂名、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蒋介石对张学良的的处置和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处置。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犯上作乱，蒋介石栽那么大的跟头，蒋的报复是把张学良软禁一辈子。据张学良自述：“老先生对我是白粉知己，很关怀。我有病旁人就想让我死掉了，他特别爱护我，派了中央医院的（医生）来看我。我到哪去甚至到台湾他都是找最好的地方让我住。他自己亲口告诉陈仪要给我好地方，他对我真是关切的很，一直还是关心。”蒋介石死后，张学良送一付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如仇仇。”反观毛彭之间，彭德怀并没有在庐山发动兵谏，把毛泽东抓起来，强迫毛泽东改变祸国殃民的大跃进政策，只是写了一封信，对经济形势谈了一些看法，谈不上“政见之争，宛如仇仇”，毛泽东就必欲置彭于死地。毛泽东不敢关彭德怀，借红卫兵之手将他摧残折磨至死。毛泽东晚年的政治品格是非常低下的，绝不是怀揣着崇高的动机犯了错误。什么大民主，什么反修防修，什么追求理想社会，全是欺世盗名。

另一个毛泽东阴谋诡计杀害的元帅是贺龙。

林彪“518”讲话讲了半天政变，总要被现实生活印证一下，才显得不是无的放矢，不是危言耸听。于是，林彪和叶群开始算计贺龙。林彪知道，算计贺龙是符合毛主席心目中的革命大方向的。

那是1964年10月16日，赫鲁晓夫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赶下台，撤销了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由勃列日涅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出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为争取和苏联缓和关系 ，这年十月革命节，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伍修权、刘晓、乔冠华为团员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并同苏联新领导人探讨改善两国两党关系的可能性。

在11月7日阅兵之后的国庆宴会上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贺龙元帅正同崔可夫元帅交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说：“不要让任何毛泽东、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赶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解。”贺龙听完翻译，敛容变色，当场提出抗议。马利诺夫斯基讪讪而去。贺龙当即找到周恩来总理，报告这一严重事件。周恩来向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米高扬指出：“这是严重的挑衅。中国代表团提出严正抗议。”勃列日涅夫了解情况以后解释说：“马利诺夫斯基今天喝多了，是酒后失言。”他代表苏联党和政府表示道歉。

周恩来、贺龙率代表团于11月13日返回北京。在首都机场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一大批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周恩来在常委会上向毛泽东和常委们如实报告了宴会上发生的挑衅事件，以及代表团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处理虽然表示满意，但心底留下一个永远抹不去的阴影。他做出判断：在中国党内如发生推翻他的政变，是可以得到苏联支持的，苏联支持的第一个对象原来是贺龙，而贺龙是周恩来的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是周恩来使政府的基本职能在全国大混乱是形势下艰难地维持运转，使国民经济免于崩溃；是周恩来使中国政府在世界面前保持了稳定、完整的形象，并打开了外交的新局面，与美国和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周恩来无与伦比的人望维系了党心、军心和民心，党内和党外、干部和人民，惧怕毛泽东，爱戴周恩来；是周恩来所代表的务实的社会主义路线寄托着中华民族崛起的希望，寄托着实现“四个现代化”、强国富民的希望。毛泽东在大跃进中强化党的系统，弱化政府系统，在强化党的系统推行空想社会主义路线的过程中与他的主要助手刘少奇、邓小平发生分歧，在周恩来不厌其烦地检讨“反冒进”的错误的时候，刘少奇和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冒进”路线提出了越来越多的异议；在毛泽东决心将自己多年培植起来的嫡系作为“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他的新的支持者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又没有治国安民能力的时候，他只能依靠周恩来支撑住国家局面，使江、林集团有一个稳固的地盘大闹天宫，与刘邓司令部作战。所有这一切说明，毛泽东发动和进行文化大革命，离不开周恩来的合作与支持。毛泽东愈要依靠周恩来，也就愈要防范周恩来。

毛泽东和林彪认为，刘邓是没有能力发动一场军事政变的，有能力发动军事政变的是周恩来。马利诺夫斯基游说贺龙使毛泽东和林彪念念不忘。周恩来在贺龙的心目中有极高的信仰，他们肝胆相照的友谊已经持续了40年。周恩来如果来个新版的“南昌起义”，贺龙、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五位元帅会跟着走。徐向前对西路军问题心怀怨恨，也会跟着走，叶剑英是参谋长出身，没有自己的山头，他在长征中毛泽东与张国焘分裂时，投了毛泽东的票，如今毛泽东如果跟周恩来摊牌，他很有可能投周恩来的票。自己在红一方面军的两大支柱之一--彭德怀元帅被打倒了，他要站出来也会支持周恩来。罗荣桓元帅过早地去世了，这样一算，在世的9个元帅，有8个会跟周恩来走，毛泽东无论如何难以抗衡这一巨大的军事、政治势力。将军们跟着走的会更多，党政干部、知识界会出现闻风景从的局面，这在毛泽东心目中是最危险、最可虑、最担心的。

当然，周恩来从历史上一贯忍辱负重，没有争夺领袖的野心，他不会乘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异军突起，加重中国的政治危机。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根据多年对周恩来的了解，有相当的把握，正因为如此，他才敢把相当多的党政大权交给周恩来。但毛泽东是法家的崇信者，把韩非子的“自恃勿恃人”，“恃术不恃信”（《外右下》）作为巩固君权，驾驭臣下的基本原则，他要谨防万一。这就是毛泽东把基点放在从根本上破坏发生新版的“南昌起义”的任何可能性上，而不是放在相信周恩来的忠诚上。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和毛泽东复杂的心理背景下，贺龙元帅的厄运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在南昌起义的诸帅中，别人或转到了政府部门，或政治上受过伤已退出第一线。如朱德、陈毅都在批判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做过检讨，刘伯承经过1958年反教条主义斗争已一蹶不振，只有贺龙，在政治上没有伤痕，庐山会议后他与林彪共掌兵权，成为主持军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但罗瑞卿对林彪说：“毛主席看你身体不好，要贺老总多多管一些军队工作”时，林彪说：“我们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

南昌起义时。贺龙是军长，总指挥，林彪才是个连长。林彪与自己的老长官共事，虽然自己更受毛的宠幸，但总觉得如锋芒在背，坐卧不安。贺龙还兼任彭德怀专案组组长，这个组长虽非要职，但代表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在毛林看来也是“闹事”的资本；而且贺龙有自己的亲信将领和亲信部队。不管贺龙有没有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期必须先褫夺他的军权，把他打倒（可以制造任何理由），这在毛泽东的“伟大战略步骤”中是秘而不宣的关键性的一步。把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先放倒，新版的“南昌起义”就搞不起来了。

倒贺的藉口终于找到了。

1966年7月27日，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群众大会上，当着江青、陈伯达的面发表讲话说：“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彭真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他们的计划之一是把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每一个学校驻上一营部队。这个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从此，“二月兵变”的大字报在北京市各个学校、各个机关，在街头巷尾，辗转传抄，“二月兵变”的主角就是贺龙，闹得风雨满城。

八月，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受林彪指使写了诬陷贺龙的材料，说贺龙要在空军和海军夺权。

1966年9月14日，毛泽东把贺龙召到他的新住所游泳池谈话。毛泽东把吴法宪等人的揭发信给贺龙看了，然后宽慰地说：“你不要紧张，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讲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并说：“我当你的保皇派。”19日，毛又找贺谈了一次，开门见山地说：“问题解决了，没事了。”

毛泽东当面保了贺龙曾使贺龙激动不已，贺龙的夫人薛明至今对毛感恩戴德，认为是林彪害死了贺龙。

检验毛泽东保一个人是真是假？有两种办法。一是看毛泽东的谈话是否印成中央文件正式传达下去，如传，是真的；不印不传，是假的。再一个检验的办法，是看毛对诬告材料的态度。如真保贺龙，就会对吴法宪等人的诬告材料采取严厉态度。如1967年8月7日王力在外事口鼓动打倒陈毅，夺外交大权，毛泽东在王力的讲话记录稿批上一句：“大、大、大毒草。”王力就被踢出了中央文革。，进了监狱，陈毅就保住了。吴法宪第一次诬陷彭德怀，第二次诬陷罗瑞卿，第三次诬陷贺龙，其人可恶，其心可诛。以毛泽东的睿智对吴法宪当能看透，但他对吴法宪没有任何责备，这就说明他保贺是假的。其目的在于稳住贺龙，弱化贺龙斗争反抗的决心 （如果贺龙准备有所行动的话），抱着“毛主席会给我做主”的幻想，一步步进入牢笼。

在1966年底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在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对于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江青突然出语惊人：“为什么不把贺龙揪出来？我有大堆的资料，非常确凿的，他是个大坏蛋！他要搞军事政变。要把贺龙端出了。你们不敢，我去触动他！我什么也不怕，他老婆也不是好人。”她这个文不对题的发言使与会者大惊。

毛泽东说：“此事现在不议。”

江青以爱妃兼爱卿的身份，半嗔半恼地说：“毛主席不让群众起来，我要造你的反！”

毛泽东宣布散会。

1966年12月30日，江青、姚文元到清华大学，专门找到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对他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们可要触动他啦！”不久又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讲：“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要把贺龙端出来。”一般认为，江青代表了毛泽东的态度。动贺龙，光有林彪，分量是不够的，江青在清华表态后，贺龙的家就被抄了。

到了1967年2月，李作鹏接见为查清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问题的装甲兵两个干部。装甲兵干部问道：“传单说许光达是贺龙兵变中的参谋长，这是事实吗？”

李作鹏答：“有那么回事，总参谋长，是事实。”
又问：“二月兵变是怎么回事？”

李答：“去年二月兵变，贺龙要X军（贺龙的老部队）调北京来，由于中央及时识破贺龙的阴谋，才使兵变未遂。”

至此，“二月兵变”就由空穴来风变成全须全尾的事实了。

说二月兵变是空穴来风，这个“穴”需要介绍一下。1966年二月，中央军委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决定北京市组建一个团，归卫戍区建制，平时担负民兵训练，战时作为扩编地方武装的基础。这个团组建后，一时没有营房，北京卫戍区便派人到市人委交涉。市人委答复：“由你们找有空房的单位，找到后市人委出面借用。”卫戍区派人先到大兴、房山、丰台等地，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后来海淀区武装部介绍，有些学校大学生下去“四清”，有空房。卫戍区干部即到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石油学院、农业大学等处联系。当时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表示同意拨出部分空房供部队暂住。但是卫戍区一位领导知道后，认为部队住学校不太适宜，决定不住学校。那个团组建以后，住到了郊区一个靶场。1966年7月，北京大学团委一个干部见5.25聂元梓等人的一张大字报出尽了风头，遂捕风捉影地贴出了《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事情很快就查清楚了、那时邓小平还没有倒，他亲自到北大、人大做工作，说“没有二月兵变”。但林彪、江青再加上康生，存心要把水搅混，大肆演绎“二月兵变”，先把贺龙放倒再说。

贺龙被抄家以后，周恩来把贺龙夫妇接到中南海西花厅暂住。1967年1月18日，周恩来与贺龙正式谈话一次。为解除毛泽东的疑心，他约江青参加；为防止江青造谣生事，他又约李富春陪他谈。到时候，李富春来了，江青没有来。她组织红卫兵把高音喇叭的宣传车开到中南海墙外，高呼“打倒贺龙！”的口号。在这样的气氛中，周恩来很为难地说：“我本想让你住在中南海，但现在中南海也有两派。连朱老总家的箱子也被撬了。为了你的安全，另外给你找了个安全的地方，去休息一下。你先去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又说：“毛主席和你谈过话了嘛，毛主席还是要保你的嘛 ！”

1967年1月19日凌晨三点，周恩来派杨德中把贺龙夫妇送到西郊云岗半山坡。周恩来精心安排，像在上海搞地下工作那样，中间还还换一次车，以甩掉跟踪者。他把贺龙藏起来，过了几个月的平静生活，

7月9日，叶群在中央碰头会利用武汉20中学教师晏章炎的诬告信，说贺龙“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这件事的真相是1933年12月贺龙在众多指战员面前，杀了前来策反的国民党政客熊贡卿。当时就报告了中共中央。这段本是清楚的历史又被搅浑了。叶群代表林彪，建议立案审查，9月13日，经毛泽东批准成立了贺龙专案组，专案组组长是康生。

专案组找到了1934年3月17日写，4月18日送到中共中央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来件》，内称：

去年12月蒋介石曾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一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即发觉和揭露来人之阴谋，认为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们认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蒋已派四个人（有两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作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夏曦、贺龙、关向应
                                                                                                                （1934年）3月17日

这样有力的证据，专案组隐匿不报，另找一些人，大搞逼供信，为贺龙罗织罪名。

10月，周恩来冲破重重阻力，又两次派杨德中来看望贺龙。杨德中说：“贺龙总，今年缺煤，总理想到山区冷得早，怕你感冒，要我来告诉他们提前为你烧暖气。”

从1968年6月14日开始，贺龙由中央办公厅管理保护的对象，改为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的监护对象，处境迅速恶化。这是因为毛泽东亲自批准了对贺龙进行专案审查。到这年秋凉以后，不仅不给烧暖气，竟收走了床上的被褥枕头；藉口供水困难，连续45天，限制用水，每天只给一壶，不洗脸，不漱口，保证贺龙饮用。贺龙患有糖尿病，限制饮水等于慢性杀害他。为了能够喝上水，赶上雨天，他们就把洗脸盆、洗衣盆都摆在屋檐下接雨水。一次接满一大盆，贺龙与薛明去抬这盆水，71岁的元帅又重病在身，他气力不支摔倒了，扭伤腰胯，18天坐在椅子上不能动弹。

根据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主任黄永胜的授意，贺龙专案组从天津某医院挑选了一个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无限忠诚”的护士，来给贺龙当医生，他一到就收缴了薛明从家中带来的给贺龙治疗糖尿病、心脏病会神经衰弱的药品37种计3000多片、用药由他另开，但他连降压灵也不给，实际上中断了治疗。使贺龙的健康迅速恶化。

专案组来提审贺龙，追问：“1933年蒋介石派熊贡卿找你谈判，参加谈判的都是谁？达成了什么协议？”

贺胡子气得胡子乱颤：“见他妈的鬼，人都叫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

专案组给留下纸，叫他写交代材料，他只写两个大字“冤枉！”

元帅近乎精神崩溃了，大声喊叫：“想整死我，想拖死我，杀人不见血哟！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人民怎么办？”

就在这天夜里，元帅翘首望天。“洪湖水呀，浪呀浪打浪呀。。。。。。”一个低沉的男中音唱的这首《洪湖赤卫队》主题歌由远而近。贺龙一阵激动，真像在敌人的营垒里接到了前来接头的地下党的暗号一样。后来又明白过来，自己是在共产党的监狱里，不是在敌人的监狱里。“这他妈的算什么事？共产党的监狱关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解放军部队看押解放军的元帅。”他断定唱歌的人是看押部队的战士，这说明人民、战士，没有忘记贺胡子，给了他活下去斗争下去的勇气。

贺龙很想见一见唱歌的人。

上级指示看押部队严厉追查唱歌的人。因为这是严重的政治事故。

连长管东春找到了在贺龙囚室门外站固定哨的战士宋根立，问道：“上岗时听到有人唱《洪湖水》了吗？”

宋根立答：“听到了。”

“是谁唱的，你看到了吗？”指导员问。

“可不许乱讲。”连长补充道：“看清楚就说看清楚了，没看清楚就说没看清楚，这可不是小事情，你明白吗？”

宋根立很机灵，答道：“我听到有人唱了，好像在东南墙角，我过去看，没发现人；这时，又听到北边墙角有人唱，我又转回来，还是没有看见人，又不能走远去找。”

“贺龙听到了吗？”

“我看他扒在小窗上，认真地听。”

后来传下卫戍区司令员付崇碧的命令：“查不清楚就别查了。”

等风波过去，专案组不查了，宋根立才悄悄告诉连长，唱歌的是咱们副连长孙旺。

连长正色道：“小兔崽子，不许再提这件事。”

孙旺是河南襄阳人，父亲是军区副参谋长。连长怕他再出乱子，找他谈了一次话。

连长说：“你小子想蹲监狱了是不是？也光荣光荣。”

孙旺说：“我父亲是他的老部下。父亲说，他一家人不但冒死投靠了共产党，还背负着家乡父老的重托，带着数千名家乡子弟兵投奔了红军。他把一切都献给了党，他的姐姐被敌人俘虏后，用集束手榴弹放在两腿中间，人全炸飞了，连尸首都根本没法收。贺家宗族，死了不下几十口。到全国解放，他所带领的将士，活下来的不过百分之几，现在说他是大军阀、大土匪，关押批斗，侮辱，人心能服吗？连长啊连长，这世上还有天理吗？”孙旺的一对不大的眼睛像是要喷火，瞪着连长。

连长说：“你是个党员，又是副连长，你老子是高级干部。这时候我们下级干部能说什么！不理解，但是你得执行。人心是秤杆，让后人去评论吧！”

不久，专案组认为这支部队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不忠”，把他们撤了。换了一拨“忠”的来。贺龙的处境愈来愈坏了。

贺龙望穿秋水，希望周恩来能在秋后派人来接他。白天听见汽车喇叭声，他说：“总理派车来了。”晚上看见远处路灯摇曳，他说：“那是总理派来的汽车的车灯，你看愈来愈近了。”夫人薛明抬头望去，知道这是年迈的丈夫的幻觉，但不忍把事情说破，让他多存几秒钟的幻想，就是几秒钟慰籍呀！贺龙终于作出结论：“如果总理不派人来，说明总理已经无能为力了。”

1969年6月8日早晨，贺龙连续呕吐三次，呼吸急促，全身无力、这是糖尿病酸中毒的现象。直到晚上8点才来了2个医生，说是肠胃炎，治疗方案是输葡萄糖液，吊上瓶子就走了。这一切都是在专案人员监视下进行的。整整输了一夜，输入葡萄糖2000毫升，血糖高达1700度。这不是庸医造成的医疗事故，是在“医疗为专案服务”的原则下，给患者输入足以致人死命的大量葡萄糖液。6月9日上午8：55，贺龙被送入301医院第14病室，住院簿上患者姓名是王玉。下午3：09，这位英雄一世、叱咤风云的元帅与世长辞。

在文化大革命中，根据毛泽东的所谓“伟大战略部署”，贺龙是被害死的第一个元帅。建国以后，贺龙小心谨慎，很注意迎合上意（如庐山会议），对毛泽东没有不忠的表现。但马利诺夫斯基的话提醒了毛泽东，必须除掉贺龙，防止一场新的南昌起义。毛泽东有点像曹操，“宁可我负天下人，勿使天下人负我。”但他唱的是红脸，当面说要保贺龙，背后纵容林彪一伙下手，置贺龙于死地。贺龙没有反毛，这一点毛心里清楚；先害死再平反，这也是他的“战略部署”。

周恩来一生有很多遗憾，但他最大的遗憾可能就是没有保住贺龙，而逮捕贺龙的命令竟是在毛泽东的威逼下由他签署的。所以在1975年6月9日，贺龙逝世6周年之际，周恩来亲自主持了贺龙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他以憔悴疲惫的重病之身，向他的老战友贺龙元帅的遗像一连鞠了六个躬，使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因贺龙案受株连的干部就是原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他是谣传中“二月政变”的“总参谋长”。从1967年8月至1969年，在长达18个月的时间里，许光达受审416次，多次遭到严刑拷打。直至他含冤离开人世以前，还被专案人员从病床上拖下来“请罪”。他患癌症得不到治疗，于1969年6月6日惨死在马桶上。

天马行空

第二十九章  第四号人物败在江青脚下

陶铸，湖南祁阳人。1908年生命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是老资格的革命家。调中央工作之前是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毛泽东说陶铸是党内的一头牛，头上长角，谁都敢顶。在历史上“顶”过刘少奇两次。在延安大庭广众之前说“我觉得刘少奇不如毛主席有本事。”在1953年中央财经工作会议上，陶铸又向刘少奇放了一炮，对刘在土改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和天津讲话提出批评。毛在文化大革命中锁定的目标是刘少奇。把陶铸调来中央，破格提拔为第四号人物，显然是要靠这头牛冲锋陷阵，在摧毁刘少奇的“司令部”的斗争中起大的作用。

1966年6月1日，陶铸来到北京，住在钓鱼台9号楼。这时江青、陈伯达、康生都在钓鱼台有别墅。他们看望陶铸，进行拉拢交底；陶铸也礼貌性地回访。一个多月下来，陶铸总觉得自己和中央文革这帮子人格格不入。7月24日，他离开钓鱼台，住进中南海卍字廊原来杨尚昆住过的房子。这下惊动了江青，跑到卍字廊来问个究竟。

江青一身戎装，春风得意。坐下来单刀直入：“才听说你搬家了。为什么不住钓鱼台了？”

“我考虑，我的工作主要在国务院这边，我是副总理，住这边和总理联系方便，可以多协助他搞些工作，”陶铸压低惯常的大嗓门，有礼貌地回答。

“你还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嘛，怎么可以不管文化大革命的事情？”

“那边有会我就去参加，尽量两边都顾着。

“是不是文革小组名声太小？”

“文革那边我只是顾问，国务院这边我是副总理，有具体职责，而且我还兼着中宣部长，也是很具体的一摊子。”

“办公室设在哪里了？”

“在西楼。”

“哦，你刚来中央工作，情况不熟悉，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江青仍然对陶铸寄以希望。

陶铸打心眼里看不起中央文革和这帮人。认为文革小组是临时设的非编单位，算哪一级？说大很大，说小也很小。我现在是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中南局第一书记，岂能在你文革小组副组长的石榴裙下辱求保护？所以对江青发这番好意很反感，没有表态。

“好了，说正事。政治局生活会上的发言，你准备好了吗？”江青指的是即将于8月1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这期间毛泽东要召开政治局生活会，发动政治局委员们斗争刘少奇和邓小平在派工作组问题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江青显然是传达毛泽东的意思，要陶铸带头向刘邓开炮。

“我正在准备。这次运动来的突然，我思想没有跟上，在派工作组问题上我也有错误。”

陶铸有些怯阵，江青看出来了，接茬说：

“你是左派，这一点我们文革小组的人都清楚。你早就同刘少奇有斗争么！这次生活会就是要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我来就是向你作路线交底，我是一个传令兵。”传谁的令？当然是毛泽东。

陶铸陷入了极大的困惑。沉重地说：“江青同志，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一点也不了解。。。。。”

江青截断他的话，说：“是啊，所以我来向你交底。多少人想摸底我们不说，不能随便告诉。可我们先来找你了，因为你是左派。主席很器重你，信任你。林彪同志也很看重你。他说过，你是独当一面的人物，在东北他就很看重你。”

派工作组的具体经过是这样的：毛泽东点起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后，就到杭州西子湖畔隔岸观火去了。1966年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主持中央工作的常委开会决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率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率领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周恩来当场打电话向毛泽东请示，毛表示同意。为慎重起见，5月30日，刘、周、邓联名致信毛泽东书面请示向人民日报派工作组一事，信是刘少奇亲自起草的，毛泽东在信上批复：“同意这样做。”陈伯达工作组于5月30日进驻人民日报，张承先工作组6月1日进驻北京大学。工作组进驻北大的消息于6月3日由新华社向全国广播，其电讯稿是周恩来起草的，发稿前向毛泽东请示，毛看了这则电讯稿表示同意。刘周邓看出毛泽东在派工作组问题上态度暧昧，在向北京市大中学校普遍派出工作组之前，于6月9日三人同乘一架飞机飞到杭州想向毛泽东讨个准主意。陶铸也于这一天单乘一架飞机到杭州。

会议在毛泽东的别墅刘庄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还有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增加的陈伯达、康生、汪东兴和六大区的中央局书记李雪峰（华北局）、宋任穷（东北局）、刘澜涛（西北局）、魏文伯（华东局）、李大章（西南局）。毛泽东主导会议，进行不着边际的漫谈，就是不说运动怎么搞，对于党委已经瘫痪，学生无法无天的大中学校，到底派工作组还是不派工作组这个当前最紧迫、最尖锐的问题，就是没有准话。

刘少奇在毛云山雾罩的谈话的间隙，提出派工作组的问题，陶铸也发了言，他说：“我是积极主张派工作组的，并且负责组织派遣工作组的工作。因为派驻工作组，是我们党多年来的成功经验之一。”毛泽东的回答是：“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请他回京主持工作，他说先不回，让在京的常委临机处置。刘周邓陶6月12日回到北京，13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杭州会议精神，派工作组便在北京和全国铺开。

想到这里，陶铸说：“我不行，讲不出什么，更不能开头炮。”他怎么也想不通，派工作组，怎么会成为路线错误，而且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这不是罗织罪名整人吗？

到了会上，陶铸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结果谢富治打的头炮，立了头功。但陶铸主持会议秘书处，竟没有批准在会议简报中刊登谢富治的发言，这使毛泽东和江青很失望。但毛泽东继续在陶铸身上下工夫，用高官显爵笼络他，希望他为己所用，成为后党的台柱子。江青门下只有几个秀才，是撑不起大局面的。

最使陶铸没有想到的是他当选为常委，窜升到第四号人物，在邓小平靠边以后，毛让他以常务书记的身份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陶铸对伟大领袖又生出了极大的幻想，认为自己没发言，如此得到重用，可见毛主席任人唯贤，是正派人，肯定是江青假传圣旨，今后要与中央文革拉开距离。毛泽东的意图是让中央书记处淡出政治舞台，把江青和中央文革推向政治舞台的中心，所以又让陶铸当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但陶铸的兴趣在中央书记处，他把王任重、张平化调来准备充实书记处的班子，自己准备像模像样地当总书记。书记处如果重建成功，就把文革小组压下去了。陶铸自己想搞一摊而不与江青合作，这是毛泽东不能容忍的，是陶铸后来被打倒的根本原因。

陶铸也想拍一下马屁，平衡一下关系，不料拍在了马腿上。他向周恩来建议：“江青在党政机关均无职务，不如让她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以便有个名义联系工作。”从这个建议的提出，可以看出陶铸是多么迟钝，落后于政治形势有多远，他好像还没有进入文革时代。他竟认为中央文革小组不是党政机关，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不是个“官”（职务），他把文化部副部长看得比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还大，还显赫。这个建议如果在五十年代提出，江青会欣然接受。在六十年代的文革中提出，江青当女皇帝野心已经萌发，她的中央文革小组将要代替中央书记处，所以江青不但不领情，而且气得要命，找到陶铸说：“你们碰到鬼了。”

1966年国庆节，新华社要发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照片。陶铸审稿时发现没有刘邓的照片。他认为刘少奇虽然下降到第八位，但还是国家主席、还是政治局常委，就令新华社补一张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又令在一组领导人照片上作技术处理，加上了邓小平。因为书记处并没有撤销，邓还是总书记。陶铸认为，对人民群众，对外国人，还是要显示党中央领导核心的团结。这和毛泽东要公开化刘少奇的矛盾，把刘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动群众打倒的所谓“战略部署”是南辕北辙的。

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23日，刘少奇、邓小平在会上作了检讨，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搞秘密的。要允许他们革命，准许改。说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会后在全国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1966年10月21日，陶铸在中宣部会议上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讲：

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的路线错误是需要批判的，但是他们是打不倒的，他们的错误是认识问题，这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我很不赞成有些人给他们张贴大字报的做法，这和中央精神是不一致的。你们要问我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态度，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们，我是要保的。

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所谓“伟大战略部署”，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他第一步是把刘少奇拿下来，逼他承认犯了“路线错误”。然后再慢慢收拾他，直至将其置于死地。他要扮演“和稀泥”的角色，赢得人心。背后通过江青的文革小组鼓动红卫兵小将“造反”，对刘不依不饶。上纲上线，步步升级。最后再“尊重群众意见”将刘少奇彻底打倒。这个底陶铸并不知道，认认真真地保起刘邓来，所以成了“最大的保皇派”。

陶铸公开化江青闹翻是在吴传启的问题上。吴传启是《哲学研究》杂志主编，是中国社科学院学部贴第一张大字报的造反派。那天陶铸去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在他的观念里，他是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而中央文革是隶属中央政治局的一个临时机构，他理所当然地是江青的上级。可一进会议室，江青瞪着眼睛直呼其名：“陶铸，你为什么不去宣布吴传启为革命左派？”

陶铸说：“吴传启的的确确有历史问题，他的材料你已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人呢？”

江青蛮横地说：“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同时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

这一条原则只有康生跟得上。北大聂元梓写了第一张攻击校党委的大字报后，调查组向康生汇报聂元梓政治上、作风上都有问题。康生的回答很干脆：“就是乌龟王八蛋也要支持！”陶铸这位正人君子哪懂这个，坚持认为吴传启是国民党员，不能支持这样的左派。不料江青冷冷地说：“你不也是国民党吗？”

陶铸再也忍不住了，反驳江青说：“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是在国民革命军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候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不过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而吴传启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他的国民党能够与我们的国民党混为一谈吗？”

江青一拍沙发扶手，杏眼圆睁，高声尖叫：“你给我去，到学部去，去支持吴传启，你非去不可！”
啪！陶铸的大巴掌不是拍沙发，而是拍面前的茶几，茶杯都跳起来了，他怒不可遏道：“我就是不去！这是共产党的组织，你也干涉的太多了，管得太宽了。。。。。。”潜台词是：我是为党工作，党是有组织系统的，你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有什么资格指挥政治局常委？这话本不错，摆在桌面上是这么个理，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已成了毛泽东和江青的夫妻店。江青是以皇后的身份发号施令的，对皇后大不敬，就是对皇上大不敬，毛泽东岂能善罢甘休？

江青大出意料，没想到这头牛对自己冲过来了，她愣愣地不知所措。自出任中央文革副组长以来，没有人敢这样顶撞他。她认为假如败在陶铸手下，还怎么向其他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们发号施令！旋即大哭大闹起来，说她这一辈子还没有受过这么大的气，说陶铸欺负她，镇压她。

江青决心倒陶，当然得经过毛泽东默许。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检阅文艺大军的会上讲话：“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按照常委名单的排列，陈伯达前面是陶铸，康生前面是邓小平，略去这两位常委不提，意味着将新提升的陶铸置于邓小平那样的地位，不属于“亲密战友”，是可以“炮轰”、可以打倒的。瞪着眼睛观察上层动态急于立新功的造反派们，一读《人民日报》上登的江青讲话立刻就懂得了。请读者注意，这时江青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她的一次讲话在中国政局中竟有了这样的分量，她不提陶铸，这位第四号人物就面临灭顶之灾。

偏就在这时候，陶铸给毛泽东写了个报告，建议允许原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辞去文革小组副组长职务，仍回中南局工作，目前主要是治病。陶铸和王任重都是毛泽东为江青后党笼络的重臣。陶王摆出了一付与后党不合作的姿态。江青指责王任重“架子大，个人搞一摊子，干什么事都不与文革其他人商量（注：实际是没有请示江青）。”王任重心情不舒畅，肝病又发作，天天低烧，到十月份就去广州养病去了。不料毛泽东在陶铸的报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这个表面温和的批示是要把“不识抬举”的王任重搞臭。

王任重抱病从广州赶回北京参加“联席会”。会议于12月28日召开，由周恩来主持。除政治局委员外，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都参加了。这意味着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有了与政治局委员相等的政治身份。政治局委员们沉默着，只听文革小组成员激昂慷慨。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张春桥、姚文元为中锋，江青、陈伯达、康生做总结性发言。先是批王任重，后来风向一转向陶铸开炮了。说他支持刘邓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保走资派，是中国最大保皇派。是刘邓反革命路线的代理人。。。。。。。政治局委员就两个人发言。李先念说：“陶铸同志工作方式跟不上形势。”李富春说：“我看老陶同志也回中南海算了。”

第二天，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陶铸一进会议室，毛泽东就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接着又对众人说：“陶铸来中央後，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又转头批评江青：“江青太任性，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 ”

散会时，又把陶铸留下个别谈话。让他过年以后以中央常委的身份巡视各省，还亲自拟了一个20多人的名单交给陶铸，郑重地说：“这些同志烧是要烧的，但是千万注意不要烧焦了。凡是能保的都要保。要救人于水火呀！你代表中央去，讲话的作用会大些，要把他们保下来。”陶铸接过名单十分激动，起身说：“我马上报告总理，过了年就下去。”

陶铸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立即追记毛泽东的指示，然后连同那个要保的省委第一书记名单，一起报告周恩来。周恩来看过之后，唯恐吃不准精神，又当面请示毛泽东：“具体地保哪些人，主席还有什么意见没有？”毛泽东说：“凡是受严重冲击的，都可以保。”

当天下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正式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宣布：“把主要工作安排一下，过了新年，陶铸同志就出发。”

但陶铸走不了了。

12月30日，“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到了北京，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下通令要陶铸交出王任重。陶铸刚从毛泽东那里领受了保一批省委书记的指示，其中就有王任重，自持有“尚方宝剑”，不怕当保皇派。他立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湖北造反派。

对造反派的通令，陶铸十分反感，他努力克制自己，平静地说：“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王任重同志有错误，可以批判，但是你们采取揪的办法，揪啊斗啊，我们不主张。。。。。。”

造反派立即炸了窝，高呼口号：“陶铸必须交出王任重”、“陶铸当保皇派绝没有好下场！”

一造反派头目跳上来，指着陶铸的鼻子说：“陶铸，你听着！今天是我们叫你回答问题，而不是你接见我们。所以对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你必需要老实回答。”

陶铸说：“同学们今天对我采取这种态度是不恰当的。我是政治局常委，我坚持认为今天是接见会。”

造反派后面有林杰，林杰后面有关锋，关锋后面就是江青，这次来就是奉了皇后密旨，故意寻衅，要把陶铸拉下马。一个造反派头头“勒令”陶铸回答问题。

陶铸要维护第四号人物的尊严，严正表示：“我拒绝接受质问。我今天来这里是参加接见会。”

“你有什么资格接见我们？”“你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接着就喊起了口号：“陶铸与群众对抗绝无好下场！”“保皇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陶铸怒不可遏，说：“我以个人身份向你们这种做法提出抗议！”

“陶铸抗议群众就是抗议毛主席！”“陶铸疯狂反对文化大革命罪该万死！”

造反派开始了口号战，夹杂着质问、侮辱、围攻陶铸六个小时。

陶铸是个硬汉子，横眉冷对。造反派上前要揪陶铸，警卫人员理所当然要保卫中央首长，局面失控，引起混乱。推拉中造反派发现警卫人员身上有枪，有意扩大事态，大喊：“陶铸武力镇压革命群众！”弥天大罪由此构成。1967年1月4日下午，江青、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专揪王任重造反团”。陈伯达唱主角，他说：“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洗刷不掉。后来变本加厉！比如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老板就是陶铸。他在北京接见你们那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是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的问题从来没有跟我们商量过。（江青插话：他独断专行。）是的，他独断专行。不但背着中央文革小组，而且背着党中央。你们揭得好，给我们很多支持，感谢你们。”

江青站起来走到造反派中间，表示她与群众站在一起。她告诉这些造反派：

王任重的后台是谁？是陶铸！你们那，先不要赴广州，先在北京，先揪陶铸！他是你们中南地区最大的走资派！为了挽救他，我不遗余力，我对他很耐心，费了很大劲去帮助他，可他就是不肯改悔。他是刘邓新的代表人物。

当晚9时，住在中南海卍字廊的陶铸夫人曾志听到西门外响起了一片“打倒陶铸！”“陶铸是最大的保皇派！”的口号声。广播车一遍又一遍播放着陈伯达的讲话，但不播江青的讲话，为追究责任时给江青开脱埋下了伏笔。陶铸，这位中共第四号人物，就这样被揪出来了。

1月7日凌晨1点，“批判陶铸联络站”向周恩来施加压力，要周对陶铸问题表态。周恩来郑重表示：“陶铸同志是中央常委，你们举行批判陶铸的大会不恰当，因为中央常委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你们开会我们不能参加。”

是真保陶铸还是假保陶铸，问题尖锐地提到毛泽东面前。若真保，就支持周恩来的讲话，若假保，就支持陈伯达讲话。形势逼着他非表态不可。1月8日，毛泽东召集会议，研究陶铸被打倒之后，宣传口由谁接替的问题。出席者有江青、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唐平铸（《人民日报》总编）、胡痴（《解放军报》总编）。毛泽东指定王力为中央宣传组组长（相当于中宣部部长）。毛泽东10天前保了陶铸，如今又承认打倒陶铸这个既成事实，他怎么解释呢？他说：

陶铸是邓小平介绍来中央的。当初我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这个人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在接见红卫兵时，在报纸和电视里有刘、邓的照片、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陶铸的这个问题，我没有解决得了，你们也没有解决得了，红卫兵一起来就解决了。

毛泽东自己揭穿了自己。十天前的常委扩大会上，他不是不想保陶铸，“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在周恩来主持的联席会上，只文革小组的人猛攻陶铸，政治局委员多数不发言，发言的两个还是同情陶铸的。这种情况表明，要开政治局会议，按党的组织程序表决罢免陶铸，是不会得到政治局多数支持的。江青后党，除陈伯达、康生外，少壮派还不是中央委员，离进政治局还远，他们在政治局暂时还不能控制多数。所以毛泽东演了一出戏：保了陶铸，批了江青。然后看准陶铸的弱点，鼓励他胆壮气豪地去当保皇派，陶铸果然上当，和红卫兵顶起牛来。机器利用红卫兵吧陶铸打倒，在全国造成既成事实，毛泽东立即出来承认，陶铸一倒，书记处就没有人了、毛还趁倒陶的余威，逼周恩来就范。据王力披露：

一次江青在文革小组会上说：“主席已经讲过了，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以后总理要像对待书记处一样对待文革小组。”逼得总理只好说：“以后你们做决定，我给你们办事。”
                                        （《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下卷第984页）

群众路线，群众运动，在共产党的历史上本来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尊重大多数人的意愿，毛泽东在这方面确有伟大的创造。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切都被扭曲了。许多违反党纪，违反国法。甚至于伤天害理、祸国殃民的事情，都是假手“群众”的名义干出来的。毛泽东假手红卫兵小将，打倒了第四号人物陶铸，解决了他“没有解决得了”的问题。

1月8日，有关部门停止给陶铸送文件。一个月后政治局的红色电话机被拆除。卍字廊增加了四个哨兵。得罪了江青的第四号人物，一下子变成了囚犯。陶铸和刘少奇、邓小平一起，每天在武装人员监押下到中南海西门去看大字报。

武汉7.20事件发生后，硬说半年前就失去自由的陶铸是黑后台。受江青操纵的中南海造反派突然闯入卍字廊，把陶铸和他的夫人曾志押去批斗。晚上回来，见箱子被撬开，柜门被砸坏，文件、书籍、信件、笔记本都被抄走。

1968年3月，根据江青的指示，看管陶铸的兵力增加到两个班，在屋子里设三道岗，一个在房门口，一个贴在陶铸身边—走路跟在身后，写字站在桌旁，睡觉站在床边，24小时不许离人。

8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的批判刘邓陶大会。根据江青的指示，中南海分三个场子，分别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和他们的夫人。陶铸金刚怒目，进行了激烈的反抗。被拳打脚踢，伤痕累累。

陶铸被打后。蒙垢忍辱，在卍字廊过了两年多的囚禁生活，对他政治上、生活上的迫害步步升级。1968年底，他患了胰腺癌。1969年3月，在周恩来的关怀和直接干预下，为陶铸切除了发生癌变的胆囊和十二指肠。

1969年10月15日早晨7点钟，中南海“大总管”汪东兴找曾志谈话说：“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怎么办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但去了以后不准与外界通信，不准与任何人来往；不随他去就去广东插队劳动，但必须与陶铸断绝联系。第二天，中直机关政治部主任王良恩又来雪上加霜，他来到病榻之侧告诉陶铸：“正在审查你的历史，你有变节自首的政治问题。”陶铸冷冷地说：“我已经是油尽灯残的人，你们尽可以随意给我做结论。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我相信历史会对一切作出说明。”

陶铸拒绝妻子陪同他去合肥囚禁终生，希望她活下来，能有自由之身，争取与独生女儿陶斯亮生活在一起。生离死别之际，有诗一首相赠：

《赠曾志》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陶铸于1969年10月18日离京，11月30日子合肥去世，只活了43天。

得罪了江青就是陶铸的下场，这是给高级干部发出的一个强烈信号。

陈伯达的一篇讲话，广播车一广播，传单、小报一登，就打倒了中共第四号人物陶铸，虽然得到了毛泽东的承认，但他极为敏锐地感到，陈伯达的位置太突出，权力太大了，这样下去他有大权旁落之虞。1967年2月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参加者有林彪、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王力，毛泽东在会上发火了，他说：“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同志之间进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他有转过头来批评江青：“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我查了记录，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要不就是没说话。只有陈伯达讲了话，江青插了话。”江青走到造反派中间说的那些话没有了，板子主要打在陈伯达身上。消除这件事的后果本来很简单，让他辞职就完了。但这样做，中央文革必然威信扫地，他还要运用这个机构做很多事情；况且从根本上说，陈伯达是奉旨办事，江青不把毛泽东的底交给陈伯达，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老夫子是绝不敢造次的。陶铸要重建书记处，是违背毛泽东的意图的，这是他失宠的根本原因。毛要用中央文革代替书记处，这个机构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但加强中央文革，是要给江青进入权力中心搭梯子，不是要加强陈伯达的地位，所以毛把板子主要打在陈伯达身上。

根据毛的指示。14日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会场在钓鱼台16楼中央文革的会议室，到会的有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江青耍娘娘脾气，拒不到会，成了专批陈伯达的会。陈伯达沉痛地作了检讨。大家进行批评帮助，从下午3点开到7点。张春桥、姚文元对毛泽东的话心领神会，说主席10日的讲话，对陈的批评和对江的批评有性质上的不同，陈伯达是路线问题，江青眼高手低是作风问题。陈伯达当然听出了毛泽东雷霆之怒的锋芒所向，觉得很委屈，闹着要自杀，经王力、周恩来劝说，才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陶铸以最大的保皇派的罪名被打倒，为各省市的群众组织进一步指明了方向，谁也不敢保党委了。省委书记和省长原来还都拉一派群众保自己，这下彻底孤立了。原来森严的省委省府机关，被红卫兵和造反派冲了个七零八落。

1967年1月6日，上海市的所谓“革命造反派”在张春桥、徐景贤、王洪文领导下，根据毛泽东1月2日批示，夺了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权。这时原市委书记兼市长柯庆施因病逝世，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因病休养，市委书记兼市长曹荻秋主持工作。造反派发布《第一号通令》说：“从1967年1月6日起，时候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长。”把曹荻秋绑在消防车云梯上游街示众。陪同游街的还有大批市委、市政府官员以及著名的学者、教授、演员，有的高帽子长达三尺，演员一律穿上戏装，著作家们捧着自己的“黑书”，在造反派的呼叫声中，站在大卡车上通过繁华市区。“当权派”的威信扫地以尽，广大市民目瞪口呆，惊诧莫名。这一幕历史闹剧被称为“一月革命”。

1月11日，中央文革起草了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称“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从此，一个以上海“一月风暴”为榜样的夺权运动，相继在其他省市自治区展开。这个贺电是中央文革第一次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齐名发布文告，是毛泽东加上去的。中央文革的地位超过了过去的中央书记处。

为了给各地造反派壮胆，让他们放手起来打倒原来被他们视为神圣的党政机关和书记、省长们，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中有这样精彩的段落：

一场无产阶级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之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一切牛鬼蛇神的丧钟敲响了！让我们高举双手，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好得很！就是好得很！

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胜利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历史任务。

上海夺权的样板一树立，《人民日报》社论一号召，全国大乱。何谓“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从横的方面说，包括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共产党掌权的地方；从纵的方面说，要“炮打九级司令部”，这是湖南造反派提出来的，九级者：中央、中央局、省、市、地、县、公社、大队、生产队之谓也，即各级的权都要夺，除毛泽东继续当最高领袖，整个的改朝换代。

1月14日，山西夺权。
1月25日，贵州夺权。
1月27日，山东夺权。
1月28日，北京夺权。
1月31日，黑龙江夺权。

经20个月社会大动乱和夺权反夺权的斗争，中国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原来的省委书记、省长大部被打倒，个别的参加革委会新班子，各地一把手多为当地的驻军首长，一批造反派头头进入了新班子。如上海的王洪文，原是时候国棉16厂的保卫干事，一当了革委会副主任，马上成为副省级干部，就有了专车，有了秘书。这太有诱惑力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野心家以疯狂的热情投入了夺权斗争。但这派要夺，那派也要夺，一颗政府大印几易其手，于是为夺权展开了全面内战。开始是木棍铁棒，后来造反派抢了军队的武器，或是军队武装了自己支持的造反派，武装的群众动用了自动步枪、手榴弹、机枪以致大炮，成都还出动了坦克。

毛泽东不是疯了？这样自毁江山，他到底为什么？他没有疯。他心目中的目标就是要整个地打倒七千人大会上那一批人，以及那一批人的各级同僚，给他们安上“走资派”的罪名，统统打倒。他要把饿死3755万人，损失1200亿人民币这样一笔历史孽债转嫁到他们身上，转嫁到以刘少奇为首的各级“走资派”身上。是他们歪曲毛泽东的“三面红旗”，把事情搞糟了。如今毛泽东要直接领导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革命造反派”，打倒各级“走资派”，把人民群众从“资本主义复辟”的苦海中拯救出来。于是，毛泽东更加英明，更加伟大，他又当了一次“人民的大救星”。这就是毛泽东发动从上而下的大夺权的政治背景。

通过 对各地夺权的承认还是不承认，支持还是不支持，通过对各省市的新政权—革命委员会—的组建，江青的中央文革小组大显神通，拉人抓权，初步建立了对全国的控制。毛泽东搞政治斗争不按规矩出牌，借助于红卫兵，借助造反派，把刘少奇的权力根基，实际上是共产党的权力根基—中央、中央局、省、市地、县、公社、大队、生产队九级司令部，全部摧毁了。林彪对此评论说：

一月革命，上海夺权斗争，是B52授权眼镜蛇（注：指张春桥）、婆娘搞的，从上到下，天南地北展开夺权斗争。谁夺谁的权？婆娘代B52到处放炮，到处打、砸、抢、抓、斗，到处埋下仇恨种子。
                                                                （《林彪日记》1967年1月9日）

天马行空

第三十章 中央文革代替了政治局，军委办事组代替了军委

中央文革支持各地造反派乱军。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南京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在南京被造反派抓住，装进一条麻袋里，一顿毒打，打掉了8颗牙齿。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在上海舰队招待所不明不白被人头朝下塞进井里，溺水而死（这个案子至今没有破）。军队许多高级将领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还有的自杀，这些情况报到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和军委秘书长叶剑英那里，徐向前和叶剑英等心急如焚。

1967年1月19日下午，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的常委碰头会，商讨军队开展“四大”的问题。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与江青、陈伯达的意见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三位老帅同江青、陈伯达、姚文元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江青一伙叫嚷军队“不能特殊”。老帅们则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和地方应有所区别。陈、江矛头指向肖华，指责军队运动没有发动起来，总政治部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总政主任肖华是“资产阶级政客”，“解放军已经跌到修正主义边缘”，责令肖华当晚到他们已经布置召开的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上作检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深知批肖就是批自己，提前退出了会场，以示抗议，聂荣臻也提前退出。叶在退出会场后，立即向周恩来汇报此事。

第二天，军委常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开会。江青继续在会上纠缠肖华的问题，追问他昨晚躲到哪里去了？肖华到会后，讲了头天晚上被抄家的经过。叶剑英为昨晚收留肖华一事承担责任，说：“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警告说：“谁要想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结果！”说话间，猛拍桌子，伤及右掌骨。会后，叶剑英以军委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向顶头上司林彪告了江青的状。

在听完叶的汇报之后，林彪要秘书打电话，要江青来一趟。

根据吴法宪回忆录的记载，下午3点，江青来到林彪家里，想向林彪解释一下发生的问题，林彪一见江青怒火冲天，不等江青开口，就大发脾气，连珠炮一样责问江青：“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说三座门是阎王殿。你们一见三座门就有气，你们太放肆！这完全是对军队和军委领导同志的诬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毛主席指挥的，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何解释，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了。不干了！我辞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大骂肖华，鼓动抄家，抢档案，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我要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职务。”

这中间，江青一直想插话。但是，林彪连说带骂，根本不让江青解释。等林彪稍一停，江青说：“林副主席，你请息怒，我说几句行吗？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我昨天晚上没有参加会议。陈伯达是组长，我是组员，我没有权力制止他的发言。”

林彪说：“中央文革是你说了算嘛！实际上是你把持着嘛！陈伯达出席军委会议你不知道？他要讲什么你也不知道？不经过你的同意他敢随便讲？”

江青说：“昨天晚上，他讲了什么我确实不知道，这句话不是我要陈伯达讲的，陈伯达对总政，对肖华有批评是可能的，中央军委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清规戒律多一点也是真的。”听到这里，林彪火了，一下子把身边的茶几也掀了。林彪说：“什么叫清规戒律？八条命令是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你们一定要把军队搞乱才罢手吗？搞乱了军队，究竟对谁有利？毛主席批准的八条，你们也要推翻吗？”这时，林彪连声高叫警卫副官备车，说：“我们两个人，马上去见毛主席，把事情说清楚，是我的问题，我辞职，我不干了。”

这个时候，叶群走进了林彪的办公室。林彪大叫：“叶群你来得好，我同江青闹翻了，我马上去见毛主席，提出辞职，我不干了。”

叶群拦在他们中间，哭哭啼啼，苦苦哀求。叶群事后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即使见到了毛主席，也不会冷静下来，可能会闹出大乱子来。没有办法，叶群只得在林彪面前跪下来，拉住林彪的腿不让林彪往外走。叶群向林彪劝说道：“你和江青同志是老朋友，肩负重担，在这困难时期不要闹，有话好说。你们应当相互谅解，闹出去影响太大，对你们两人都不利，你们这么闹怎么得了？”

叶群又劝江青：“请江青同志不要见怪，林总脾气不大好，现在正在火头上，等他冷静下来，再好好商量，把问题讲清楚，现在不要急于解决问题，更不能到毛主席那里去，影响主席的休息，分散他老人家的精力。”

江青接着向林彪道歉说：“你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我有错误，你可以批评我，你批评我，斥责我，甚至骂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里去呢？那句话的确不是我说的，骂肖华，抓肖华，抄家都是不对的，绝对不是我支持的，你可以检查，这件事我已经报告了主席，是我错了，我检讨。”

江青说完以后，叶群又劝说道：“江青同志已经接受了批评，向你表态了，就不要再闹了吧。”

林彪不吭声了，开始坐到沙发上，叶群拉着江青的手也坐定下来了。叶群又向江青说了许多好话，然后陪江青坐车回到了钓鱼台。

紧接着在21日晚上，林彪通知叶剑英和徐向前，请他们主持召集军委会议，通知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参加，传达毛主席对肖华问题的处理意见，并通知了肖华本人到场。江青派关锋到会，其他人都没有来。关锋说：“陈伯达昨天晚上的讲话，是因为开会之前喝了一点酒，糊里糊涂乱说的，讲了一些错话，造成了不良后果。对此江青同志已经请示了毛主席，及时作了纠正。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已经批评了陈伯达，陈伯达作了检查，他承认事前没有和江青同志商量。”这样就把陈伯达推到了第一线，保护了江青。

1967年7月23日《林彪日记》记载：

我林彪还能睁着眼，就决不能让婆娘插手军队。乱了，失控了，派军队到地方、到学校，是“B52”的主意。鼓动造反派打倒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B52”指使婆娘煽风点火的。军内走什么资本主义道路？冲击军事机关，冲击军区，是对着谁来冲的？

林彪坚决抵制了毛泽东要江青在军队挂职的图谋。毛泽东授意谢富治向林彪提议，安排江青在军委办公厅或总政治部挂个副主任的职务，我问：“谁的主意？我不相信主席有这样的安排。我问了总理：‘怎么回事？’总理说：‘听了也当作一风吹。’”

1967年2月11日、16日下午在怀仁堂开政治局碰头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参加者有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等元老重臣和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等文革派。这两次会议是在陈伯达、江青受到毛泽东和林彪批评以后召开的，江青暂时失势，请假缺席；老帅和副总理们胆气较壮。几位元帅和副总理跟文革派唇枪舌剑，还拍了桌子，被文革派称为“二月逆流”。

11日会议上，陈伯达坐定后说：“江青同志身体不好，托我带个意见来：军委搞了个八条命令，搞定部队不搞大民主，不成立战斗队。这个文件没经过中央文革讨论，怎么就送主席批了？”

叶剑英怒气冲冲地对陈伯达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你们想干什么？”

新任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拍了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了？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你们凭空捏造刘志坚（注：原军委文革组长）是“叛徒”，我们是带兵的人，军队的干部跟我们打过仗，难道我们还不了解吗？”

在16日的会议上，谭震林单挑张春桥：“陈丕显同志来（北京）了吗？”（陈丕显是华东局书记，周恩来关照把陈丕显接来北京，保护起来）

张答：“群众不答应啊。”

谭震林说：“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把老干部一个个打光，40年来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谭震林越说越气：“捕鱼问题（注：1966年12月初，谭震林指示担任海上捕捞任务的渔轮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只能轮流进港学习。陈伯达说这是生产压了革命，逼谭震林做检讨）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我那一点反对毛主席？”

谢富治插话说：“江青同志和中央文革是保谭震林的。”

“我就不让她保！我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说着谭震林站起来：“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说罢夹起皮包要走。

周恩来拍了桌子：“不要走，你回来。”

陈毅说：“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对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要证明。”“斯大林搞出了一个赫鲁晓夫，以后又怎么样？延安整风搞出了一个刘少奇，现在怎么样？

周恩来听了赶紧表态：“我有错误，应该检讨，整得对嘛。”

李先念说：“《红旗》13期社论（注：说派工作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出来后，干部都被打倒了，我们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95%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大搞逼供信！联动怎么会是反动组织？十七、八岁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吗？”（注：联动全名是“北京市中学生联合行动委员会”，是北京八一中学为首的中学红卫兵组织，因为干部子弟较多，主张保老干部，反对打倒一切。江青指使蒯大富组织一万多大学红卫兵，砸了八一中学，抓了很多人。）

聂荣臻说：“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毛主席在军委八条命令中特别加了一条，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不能为了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就是不安好心。”

周恩来接过话问康生：“13期《红旗》社论，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送给我们看看。”

康生说：“我不知道啊，我没有看。”

总理目光盯着陈伯达时，陈说：“我也没有看。”

谭震林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里流泪。”

余秋里正被计委造反派“勒令”检讨，气愤之下也拍了桌子。

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回到钓鱼台，马上对笔记，由王力整理成一个完整的会议记录，就到11楼找江青汇报。江青暴跳如雷，说：“这是一次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符合错误路线的，陈伯达、康生在路线斗争中动摇。”江青马上给毛泽东打电话，秘书徐秉夫接的，江青说：“张春桥、姚文元就要回上海了，请主席今晚接见。”过了一会儿，徐秉夫回电话：“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接见他们。”张春桥、姚文元、王力都去了，谈了大约两个小时。当张春桥汇报到陈毅关于延安整风一些话时，毛泽东发了脾气。谈到周恩来责问康生、陈伯达，《红旗》十三期社论应该给“我们”看看时，毛泽东说：“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要经过常委讨论。”并叫张春桥找周恩来谈一次，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

谭震林这次担当了与后党斗争的主将，回到家中他余怒未息，提笔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

昨天碰头会上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封信，我所以如此，是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指江青一伙）不仅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大批老干部，省级以上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不少，谭启龙、江华等同志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百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非整死你不可。。。。。。。他们能执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绝不自杀，也不叛国，但绝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总理已经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

。。。。。（此处复印稿缺2页—原书584，585页。）

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反对文化大革命，让刘邓上台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么！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

待毛泽东发完脾气，周恩来出来转圜，主动承担责任，说怀仁堂风波是自己没有掌握好会议，并建议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毛泽东同意了，要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从2月25日到3月18日，召开了7次政治局生活会，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以及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进行批评。江青率领她的文革成员对四位元帅三位副总理逐个批斗，并布置蒯大富、聂元梓等造反派，在北京市大街小巷贴满了“打倒二月逆流新反扑！”的大标语、大字报，声讨“四帅三副”的游行示威每天不断；3月14日，中央文革组织了10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喊出“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的口号。

批判“二月逆流”，使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七位政治局委员处于“半打倒”的状态，加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已被打倒，朱德、陈云早已是“半打倒”状态，刘伯承沉疴在身，剩下的政治局委员只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人，再加上政治局候补委员谢富治。政治局瘫痪了。从此，在中央高层权力机关，与文革派相对立，能对文革派有所制约的元老派阵营不复存在，以江青为核心的中央文革小组，不仅代替了书记处，而且代替了政治局，成为行使党内最高权力的执行机关。名义上周恩来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主持人，好像他是代表毛泽东领导中央文革，实际上是江青代表毛泽东领导和监督周恩来。毛泽东的交班部署，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林彪那个接班人，是个摆设，是震慑刘邓集团和老干部的，实际上最高决策权在毛手中，最高执行权在江青监督下的周恩来手中，林彪什么权也没抓到。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悄悄地在向江青手中转移。

2月19日凌晨。叶群开完政治局会议回到家里，把毛泽东天威震怒说的那些话一句一句念给林彪听。林彪反复听了三遍，才开口说话：“主席说我的地位不稳，有人要夺我的权，这是要我彻底解决军队两个司令部的问题—不止是两个司令部，是五个司令部的问题。”

“哪有那么多司令部？”叶群不懂。

“一个野战军就是一个司令部，还有聂荣臻的华北野战军，这不是五个司令部吗？现在我的权力主要在北京，在空军、海军和总后，连总参、总政的权都没有完全在我手里。杨成武、肖华不知为什么一个劲儿往周恩来那里靠。除了北京，南京军区、武汉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福州军区。。。。你算算看，哪个军区司令能像吴法宪那样死心塌地地跟我走？”

“广州军区黄永胜没有问题，能死心塌地跟你。”叶群说。

“现在不是算不跟我的嘛！说我是接班人，能不能接班靠什么？靠实力。如果多数军区不支持，还是接不了班。那些有二心的军区司令，每人后面都有个元帅支持，不消除这几个元帅的影响，我统不起来。”

毛泽东一句林彪地位不稳的话，离间了林彪和其他元帅的关系。从此，林彪以叶、徐、聂元帅为盟友抗御中央文革的局面不复存在。当林把矛头对准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的时候，毛泽东又做好人出来保护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的将领，林彪在军队孤立了。这时候他还没有看懂毛泽东更深一层的考虑，不知道自己是毛泽东为了打鬼而利用一下的钟馗，认认真真地想接班，他以为这样想，这样做，是符合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的。

“要解决大军区的问题，要从武汉下手。武汉军区那个政委钟汉华，在延安就整过我的黑材料，说我参加三青团的那个材料就是他写的。1965年我们到武汉，那个司令陈大麻子不露面，是黄永胜从广州赶到武汉接我们，要是徐向前到武汉，你看陈再道接不接？！”叶群越来越精明了，很能跟得上林彪的思想。

于是，林彪接见吴法宪，说他最不放心有两大军区，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武汉。吴法宪立即给武汉空军司令员刘丰打电话说：“你们要独立思考，不要听大军区的，不能跟大军区跑。”

南下串连的军内外造反派打着北京来的旗号，在武汉市刷出大标语，“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武汉大乱特乱起来。

群众迅速分裂成两大派。一派叫“工人总部”，受中央文革支持。戚本禹明确告诉“工人总部”的头头朱鸿霞：“要揪出陈再道（注：武汉军区司令员）、孔庆德（注：副司令员）、韩东山（注：副司令员），后台是徐向前。”另一派叫“百万雄师”，多是党政系统的机关干部，工厂的老工人以及大量街道居民，全武汉市的共产党员有85%参加了这个组织，人数达到了120万，故称“百万雄师”，受到军区的支持。他们认为，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17年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大多数党政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两派都有后台，都想把对方压下去，武汉的形势越来越乱，武斗愈来愈升级，军区抓了朱鸿霞，宣布“工人总部”是反动组织。一场大乱酝酿着。

1967年7月20日，王力和谢富治到了武汉，代表中央文革明确表态支持“工人总部”，激怒了“百万雄师”，酿成两派群众组织全市性大武斗，20日这天，受武汉军区支持的“百万雄师”，上千辆大卡车载着工人、农民、解放军、机关干部，排成四路纵队，进行武装游行。高呼“打倒王力！”“王力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周总理到武汉，王力靠边站！”游行队伍冲击了毛泽东下榻的东湖宾馆（他们不知道你知道住在这里）。武汉军区第29师和独立师的干部战士也戴上了“百万雄师”的袖标，和群众一起造反了。他们冲进东湖宾馆百花二号把王力揪出来，塞进汽车，拉回军区大院，痛打一顿，秘密扣押。这就是所谓“720”事件。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是四方面军的将领，徐向前的老部下，据此推论，说徐向前是“720”事件的黑后台。

7月20日下午，江青来到人民大会堂，要见林彪。这时毛家湾修房子，林彪住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叶群住在养蜂夹道高干俱乐部。

继江青之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相继到达，江青叫把叶群找来。最后，周恩来也来了。

这是毛泽东不在北京的情况下，林彪主持召开的唯一一次中央碰头会。会议的内容和结论，据叶群会后对秘书张云生讲：

武汉出大问题了！王力和谢富治在武汉挨打了，这简直是翻天了！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员，打了他，就等于打了中央文革。主席正在武汉，这也是把矛头指向了主席。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主席的安全，总理决定亲自去武汉，保护主席赶快向上海转移。中央文革决定，要借这次武汉事件大作一下文章，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文化大革命，把当前这种反动逆流打下去。

会后林彪还口授了一封给毛主席的信，由张云生记录，经陈伯达、戚本禹等修改后，署上林彪、江青两个人的名字，送信的特使选中了邱会作。临行前江青亲自交待：“你的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

邱会作把这封信装在贴身的衣袋里，于7月20日下午两点十分飞抵武汉。五点多钟，邱晋见毛泽东时说：“林副主席、江青派我来送信，叫我把信亲自交给毛主席。外面形势不好，可能要发生兵变，林副主席和江青同志担心主席的安全，请主席转移。希望给林副主席、江青同志回个信，哪怕几个字也好。”

周恩来到汉后，立即和汪东兴等商量，决定把毛泽东转移到上海。毛泽东每临大事有静气，不失幽默，谈笑风生。21日凌晨2点，毛泽东坐空军的汽车，在武汉空军司令员刘丰的陪同下，绕道前往王家墩机场。到机场后，邱会作再次讨回信，毛泽东说：“不写信，你回去同林彪、江青说说，就这么办。”

毛泽东的专机在上海降落，张春桥从北京赶来“接驾”。据张春桥说，主席到了上海的别墅里一夜没有睡觉。当晚，外电报道“武汉发生反毛叛乱。”毛泽东对张春桥说：“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吧？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们还走得出来吗？这都是他们搞的，我在那里，为什么不和我通气呢？”这里面说的“他们”，前一个指的是外国人的报道，后一个指的是在北京的林彪和江青。毛泽东在政治上确有超凡的锐敏和洞察力。他感觉到林彪在“调动”他，在北京要甩开他行使中央的权力。

第二天他睡足了觉起来，见送来了一大摞各地的报纸，就坐在沙发上翻阅，见各种报纸，中央的、地方的，各种红卫兵小报，反复出现林彪的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翻着翻着，念念有词，又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问在场的人，他说：“谁封了我四个官啊！”在场的人，从杨成武以下直至卫士，大家面面相盱，谁也不敢问话。本来，谁封的，报纸上印得明白，毛泽东心里也清楚，不需要谁告诉他。只听毛泽东又说：“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

毛泽东放下报纸，要杨成武陪他到院中散步。在修葺整齐的林荫道上，毛泽东问杨成武：“你认识陈再道吗？”

“原先不认识，建国以后才认识的。”杨成武答。

“他会反对我吗？”毛又问。

“军队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杨成武回答得体。

“是啊，我想，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他要反对我，我们从武汉就出不来了。”

这时，林彪正在北京得意忘形。

王力在武汉叫群众揍了一顿，回到北京成了英雄，江青决定要在天安门开百万人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

7月25日下午3点，离大会开始只剩下2个小时了，林彪亲自打电话给江青：“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实际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议，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觉得参加利多。”中央文革的人当然一致拥护，“请”林总一定参加。关锋还建议：“在京汇报的黄永胜，冼恒汉可以参加，而住西山的那一位（注：指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就可以不参加了。”江青把这个意见告诉林彪。林彪同意了。

下午4点多钟，林彪像众星捧月一样在中央文革成员和他的几员爱将的簇拥下登上天安门城楼。虽然还是右手挥舞着小红书，但今天他是主角，所以兴致很高、由蒯大富给林彪戴上了“清华井冈山红卫兵”的红卫兵袖标。林彪对江青说：“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又对清华大学造反派头目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造反派头目韩爱晶说：“事情发展到坏的极点，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

大会进行中，蒯大富问王力：“全国老保行动如此一致，中央有没有黑手？现在是不是到了要解决军内问题的时候了？”王力连连点头，回答说：“就是，就是。”在谈话中，王力点了徐、叶两帅，点了南京、福州两个军区，说毛主席、林副主席对他们不满意。蒯大富冷眼观察林彪，见林彪对“打倒陈再道”和“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都举手赞成。

第二天，蒯大富和韩爱晶联合召开“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两总部会议，传达林彪、王力的指示。蒯大富在会上说：“林副主席做接班人，有好多人不服，主要是四方面军的，他们力量大人多，高级干部多。‘720’事件就是四方面军陈再道搞的，后台是徐向前。林副主席提出的‘带枪的刘邓路线’就是冲这些人来的。林副主席对我说要做大文章，就是要揪‘军内一小撮’，把反对他的力量全部打下去，为他当接班人扫清道路。”这位“蒯司令”对形势的分析，是相当透彻的。

7月27日，林彪亲自主持会议，撤销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武汉军区政治委员钟汉华的职务。任命刘丰为武汉军区第一政委。曾思玉为武汉军区司令员。随后武汉军区下面的领导班子都作了调整。

正当对陈再道和钟汉华等人的迫害步步加紧的时候，杨成武给周恩来打来电话说：“主席有指示，请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还有那个师长（武汉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注：独立师政委蔡炳臣）都接到京西宾馆去。”于是周恩来把陈再道等人保护起来了。但林彪不甘心。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他指使吴法宪去放炮，发言时一定要涉及徐向前，同徐向前划清界限。到了会上吴法宪说：“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是镇压革命、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是刘邓的打手、干将和帮凶。”然后提高嗓音咆哮：“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徐向前写了个条子给周恩来，愤而退出会场。

谢富治发言说：“720事件是陈再道这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暴乱。矛头是对着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

当陈再道起来检查时，吴法宪、刘丰带着几个打手冲上来，撕掉了陈再道等人的领章、帽徽，带头动手打了陈再道、钟汉华等人。周恩来批评吴法宪，江青却说：“吴法宪是造反派，有造反派的精神。”

1967年八一建军节快到了。“八一”前夕，毛泽东把代总长杨成武叫去吩咐：“建军节要到了，你回去参加建军节招待会。”

杨成武说：“现在有人不赞成‘八一’作建军节，还要把军事博物馆顶上的‘八一’军徽砸掉。”

“为什么？”

“他们提出要九月九日，也就是秋收起义那一天作建军节。”

毛泽东皱了皱眉，说：“这是错误的。八一南昌起义嘛！秋收起义是九月九日，一个在先，一个在后嘛。”
他觉得口说无凭：“你记，我说----”

杨成武赶紧拿起纸笔，只听毛泽东说道：“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1933年，中央苏维埃做过决议。他们不晓得历史。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今年建军节招待会规模要大些，请各位老帅都参加，由你致祝酒词。”

杨成武说：“还是老帅讲好。”

毛泽东说：“你报告总理，由总理定吧。”

杨成武记完给毛泽东复述一遍，毛点点头说：“就这样。”杨成武带着重大使命回去了。

毛泽东不动声色地否定了林彪在北京主宰一切，发号施令的地位。改建军节，林彪和江青鼓吹得最起劲。毛泽东的“打响第一枪”的经典式表述后来上了社论，从此林、江再不敢提此事了。

“揪军内一小撮”本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中途他改变了主意，要团结“军内一小撮”抑制林彪。毛泽东是想削弱徐向前的势力，但并不想加强林彪的势力。他要利用林彪削弱徐向前的势力，当林彪要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面前展示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巨大作用的时候，毛又适度扶持徐向前和保护四方面军的干部，使林彪在政治上的得分大大打了折扣。

林彪是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八一建军节招待会，毛泽东不让他致祝酒词，让杨成武致祝酒词；不是让杨成武向林彪报告，而是让他向总理报告；明确指示让朱德、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几位元帅都在建军节招待会上露面。四两拨千斤，把林彪在7月25日天安门城楼上那点威风全打掉了。

这年8月1日《红旗》发表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社论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伟大军队。”“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关锋修改定稿，陈伯达签发的。林彪正在拉关锋，叫他当了总政治部副主任，兼管“解放军报”。说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彪同志直接指挥，有军权转移的危险，这是毛不能容忍的。所以一见社论，毛泽东脸就拉长了，说了一句：“原来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军队呀！”再往下看，落脚到“揪军内一小撮”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照武汉的局势看，既然军队支持的造反派敢把王力打了，再揪下去，矛盾激化，可能会出更大的事情，如果军队挑旗子造了反，局面就不好收拾了。他决定改变“揪军内一小撮”的既定方针，对武汉军方采取安抚政策。想到此处，他提笔挥毫，在《红旗》社论的天顶上写了“大毒草！”三个字，又批“还我长城！”毛泽东把军队比作长城，说“揪军内一小撮”意味着毁掉这个长城。8月12日周恩来向中央文革小组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文革小组见毛泽东对军队文化革命改变了方针，知道有人要为此做出牺牲，一片惊慌。

王力被毛泽东封为中央宣传组组长后，已经不知道天高地厚，处在昏昏然的状态。8月7日他竄到外语学院讲话，煽动夺外交部的权，夺陈毅的权。第二天，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就被夺了权，被红卫兵押着到王府井卖《批陈战报》，外国记者纷纷拍照，消息传到华盛顿、伦敦、巴黎、莫斯科。。。。。。8月22日，外事口各路造反派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周恩来忧心如焚。派杨成武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并带去了王力的“87讲话”、国际上对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反应等材料。毛泽东考虑了两天，把杨成武找去说：“我考虑好了。王关戚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你单独向周总理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杨成武正确地记录了毛泽东的话。临回京前，杨成武去辞行，毛泽东又说：“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杨成武记下，又念了一遍。毛泽东说：“就这样。”

杨成武回到北京，按毛泽东的交代报告总理，由周恩来通知中央文革小组。

江青找到姚文元说：“现在的权都由总理掌了，会议由他主持，由他向主席汇报，主席指示也要由他传达，你回趟上海，摸摸主席的底。”

风风火火，姚文元从上海回来告诉江青：“主席说，这回一定要追究责任。”

1967年8月30日下午，在钓鱼台16楼召开中央文革内部生活会。周恩来被请来参加。坐在主席位置上，陈伯达、康生左右相陪。江青主持会议，由王力、关锋检讨，大家作批判发言。最后江青宣布：“根据主席批示，王力、关锋从今天起请假检讨。”周恩来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给了江青面子，事情办得漂亮。王力、关锋“请假检讨”与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不同，陈毅等只是不参加政治局会议，王力、关锋则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毛泽东居中操纵，左右开弓，先打了“二月逆流”，又打了中央文革，是为了保证实现他的主要目标：顺利召开九大，彻底打倒刘少奇。

由于“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还没有彻底摧毁，打倒“九级司令部”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他还要借重林彪的支持，所以对林彪制约的同时又有所让步，他批准林彪成立军委看守小组的建议。军委看守小组于1967年8月17日成立，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海军政治部主任）组成，吴法宪为组长。军委看守小组列席中央文革碰头会，处理驻京机关、部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实际上取代了军委常委。陈毅、徐向前、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诸帅不再过问军务、但几位元帅并没有倒，他们在军中影响力依然存在，林彪并没有一统军权，他所耿耿于怀的“五个司令部”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1967年9月23日毛泽东回到北京，提名杨成武参加军委看守小组，改名军委办事组，由杨成武任组长，组员有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这是对林彪的小班子掺沙子。杨成武几次随毛泽东外出，执行毛的指示，每次回京只向周恩来报告，不向林彪报告。林彪不能容，半年以后，即1968年3月，他伙同江青制造“杨、余、付事件”，逼毛泽东同意，打倒了代总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付崇碧。林彪提名黄永胜（广州军区司令员）任总参谋长兼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是参加秋收起义的老战士，毛泽东同意了。

天马行空

第三十一章 刘少奇的悲惨结局

与中南海汪东兴管辖区内对刘少奇生活上的虐杀相配合，那边厢江青为在政治上彻底打倒刘少奇制造着伪证。

1966年12月18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一个小会议室里，谢富治、汪东兴召集从中央军委办公厅、公安部等单位抽调来的四名干部开会，宣布成立王光美专案小组，名称暂叫中央办公厅丙组，谢富治任组长。1967年3月21日政治局常委决定把有关刘少奇的材料“叫丙组专案办公室调查研究”。谢富治宣布把王光美专案组改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1968年2月26日，谢富治在专案组的一份文件上批示：

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

“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打倒辽宁造反派的报告，说刘少奇1929年曾在奉天纱厂被捕过，是否也查一查。戚本禹连忙于1967年7月28日写报告给江青：“建议迅速派专人赴沈阳组织300红卫兵，三人一组，分100组共同作业，查找敌伪档案，把刘的‘自白书’找到后，即可在适当时机公布。”江青看见如获至宝，当天就批示：“立即物色一至三名同志去沈阳，照你的意见办。”同一天，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巫中等二人就在某军政委陪同下飞临沈阳。这位炮兵出身的军人专程来沈搜集“重型炮弹”了。

就在巫中等人抵沈的当天，一个具有相当级别的七人小组成立了，一个下设15人的彻查办公室成立了。在整整50天地时间里，查了1929年前后的245万卷档案和报刊资料。然而他们却一无所获，没有查到刘少奇“叛变”的任何证据，戚本禹寄予很大希望的“自白书”纯属子虚乌有。

江青不肯善罢甘休。从历史档案找不到的东西，他们要从活人口中挖出来。于是，彻查办把1929年前后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人员和张学良时期奉天军警宪特的名单，以及奉天纱厂职工的花名册印发全东北，从市到县直至城市街道、农村公社普遍成立了彻查机构，逐一查找名单上的人，要求“活着的查到人头，死了的查到坟头”。

在专案组巫中指挥下，按照他们在北京虚构的刘少奇叛变情节，彻查办公室成立了若干彻查小组，进一步沿着“奉天纱厂—警察局—法院—张学良长官公署”这样一条线，查找1929年前后在其中任职的人员，不管是否了解情况，只要活着又担任过职务的就列为重点知情人。有些甚至已经是神智不健全的人，也作为证人搜罗起来。

专案调查尚未开始，巫中就画框框，定调子，肯定刘少奇已经“叛变自首”。他说：“查刘少奇罪证关系极为重大。。。。。。这是一项战略任务。有罪证是肯定的，只是查出来查不出来的问题，不存在有没有的问题。”对调查方法，他明确提出：“要经过斗争”，“以政治斗争为主，也要采取一定措施，如斗争会、小型专政等。”按照这个指导方针，办案人员对“知情人”采取了种种威逼手段。通过外调方式谈话得不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就以隔离办班为名进行拘留审查，剥夺人身自由，用专人监管，施加压力。一次次的审讯，一次次的威胁恐吓，直到证人俯首就范，让说什么就说什么，让证什么就证什么，不达目的不罢休。

办案人员对原奉天高等法院检察处书记官（即记录员）刘青第的审讯，在1967年12月14日至1968年1月10日的27天里进行了38次。刘青第本来什么也不知道，只因专案组对他的身份感兴趣，所以成了重点“知情人”。在多次威逼下，刘青第受不住了，说：“我想了，没想起什么来，你们是不是把你时候的事写下来，我签个字行不？”在反复的诱逼、吓唬下，刘青第按照专案组的指点写了“交代”，几经修改，形成“证词”后，立即被当作战果带回北京。

在办案人员的高压威逼下，先后有贾文畸、董仁、熊守成、关庆云四名“知情人”自杀（均未遂）。有的吃药，有的跳楼，有的用刀片割脖子。

一份刘少奇被捕后如何叛变、如何出卖党的机关和同志、造成共产党多人被捕的假证词，就这样出笼了。

1968年向全党公布的中央专案小组审查报告，诬陷刘少奇被捕后叛变革命，上书张学良感恩戴德，并在中东路事件中充当内奸等等。在一份所谓“证词”上，证明人写的是原省政协副主席刘多荃，而实际的撰写者却是彻查办和专案组的人。

刘多荃当年是张学良卫队的上校团长，侦破共产党案件这类事并不是他的本职工作，他也确实不知道。但专案组急于利用他的身份，就把他监管起来，反复进行威逼、恐吓、引供，拍桌子瞪眼睛，警告他：“不要执迷不悟，如不老老实实写材料，绝没有好下场”，“识时务者为俊杰”，“要老实交代，这对你自己及家庭、子女都有很大关系。”随即没完没了地让他写。刘多荃当时已是年逾古稀之人，残酷的折磨使他难以承受，从精神到身体都陷于崩溃。于是专案组看准火候，开始“启发”、“诱导”式的讯问。先让刘多荃回想“918”事变前几年发生的重大政治案件，后来又让他考虑1929年8、9、10三个月发生的大事。要他一个月一个月地说。当他按顺序猜到“9”时，专案组马上告诉：“抓的时间差不多”。

被捕时间解决了，又开始追被捕地点。刘多荃说：“听说破获的案子，一部分是工业区，一部分是日本站，日本站这个重要。”专案组对此不满意，反复追问，进行指供：“纱厂是怎么回事？”刘多荃含糊塘塞地说：“纱厂抓的人与他们是一个组织的。”于是刘少奇被捕地点的问题又算解决了。对被捕者的身份，刘多荃根本不清楚，从当年的审讯记录上可以看到，刘多荃说：“几次谈话你们都让我考虑这个共产党案件是个什么身份的人，在我的记忆里没听到有人向我直接讲；我想不起来，也不能瞎编呀！不过。。。。。我想一定是个大案子，是个东北主要负责人。”在多次诱供之后，办案人员干脆露骨地挑明：“你往最大走资派身上联系过吗？”在这样明显的指供下，刘只好说：“关于最高领导人的职务，我记得当时听他们说书记或总书记。”在专案组的继续“引导”下，被捕人数从十几人逐渐减少到三人。关于释放后的去向，刘多荃说“往西南”，不行！说“送天津或营口”，也不行，最后改为“上北边去了”，“就是为了利用他”。这才使专案组满意了。刘多荃出狱之后，就于1979年5月至11月两次写出更正材料，说他1968年写的两篇证明材料，“是专案组从我到学习班被监护的整个期间，被逼写的几十万字材料中，摘录要我抄写的”，完全是虚构的。

为了把证词搞得不露马脚，办案人员在彻查办负责人指挥下。对所谓“证人”的谈话记录进行随心所欲地再加工，把“听说”、“可能”、“如果”等词句统统删掉，再经过赤裸裸地篡改、罗织、生编硬造，然后整理成材料，再让“证人”抄写、签字、画押。结果，他们送往中央的71份证词中几乎没有一句是真话。

定刘少奇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8份主证中7份出自辽宁，另一份就是在北京的孟用潜（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

1929年刘少奇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时，与组织部长孟用潜在奉天纱厂被奉天警察局逮捕。因没查出他们与纱厂罢工事件有关，被取保释放。为了将刘少奇打成叛徒，1967年5月22日，江青控制的专案组宣布对孟用潜进行“隔离审查”。据“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巫中交代，审讯取证是这样进行的：“一到现场摆好阵势，气氛紧张，我就按事先拟好的提纲一一提问。孟用潜同志有时讲不出了，或者讲的不符合专案组的需要，大家就打他的态度，说他不老实，威胁他不交代就要升级（逮捕），漫骂他老顽固，还拍桌子，总之采用了各种手段，对他施加压力，逼他交代问题。这个会整整搞了一天，中午也未休息，但孟用潜同志还是不承认有自首叛变的问题，后来一连搞了7天。。。。。。孟用潜同志违心地讲了被捕叛变的话，但过后就写申诉翻供了。”孟用潜在被关押期间，先后写了20份申诉，推翻假供，他一再说明这些交代“都是编造的，没有事实根据。”但定案材料附件上还是把孟用潜被追逼7天，在强大压力下写出的假供当作定案的依据。

根据康生的高见，王光美和刘少奇是一案。只要把王光美打成特务，刘少奇就是内奸。1946年国共两党和谈期间，王光美当过军调部共产党代表团的英文翻译。突破口就在这里了。谁介绍王光美进的军调部呢？中共地下党的崔月犁。文化大革命初期崔月犁是北京市副市长，于是，祸从天降，崔月犁被关起来了。对他的审问是这样开始的：

问：“你知不知道美国在北京的特务机关所在地？”
答：“不知道。”
问：“东四六条，门牌多少号？”
答：“我也不知道。”
问：“你数数字，从一数起，数！”
答：“1、2、3、4、。。。。。。。35、36、37、38.。。。。。。”
啪！一个嘴巴，把崔月犁打了个趔趄。
崔莫名其妙，问：“为什么打人？”
答：“你还装糊涂！东四六条38号，你不知道怎么能说38？你早知道38号，为什么不说？然
后又拿出一张照片，叫崔月犁辨识。

崔说：“不认识。”
“会背百家姓吗？背！”
崔月犁像个启蒙童子：“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魏，蒋沈韩杨。。。。。。”
审问者又开打。把刚才的照片翻过来，叫崔月犁念写在背面的名字。
崔念：“杨成祚。”

审问者：“你知道是杨成祚为什么不早说？”

杨成祚，解放前辅仁大学教授，王光美的老师。杨成祚夫妇有亲属在美国，就变成了美国特务，被投入监狱。要杨成祚承认是他发展了王光美成了美国情报局的“战略特务”。但这还需要旁证。又找出一个无辜的人张重一，让他证明老朋友杨成祚夫妇是美国特务，这样才能把案定死。

那年张重一67岁，患有肝癌、1967年11月9日专案组写给江青的报告是这样写的：“因张犯患肝硬化、癌变、腹水，为争取时间获取口供，经领导批准，请解放军总医院做监内采取了医疗监护和急救措施。10月26日张犯病情急剧恶化，28日转入解放军总医院，经大力抢救，我们创造了7天的条件，至11月1日死亡。””对于这样一个死顽固，我们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审讯小组，持续地发动政治攻势，在拘留的27天中，突审了21次。穷追紧逼，终于迫使他断断续续地交代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审讯录音带有80多盘。最精彩的是最后的对话。

问：“你听谁说的王光美是特务？”
答：“我。。。。。。。有这个具体印象。”
问：“你怎么知道王光美是特务呢？”
答：“嗯，我是从那封信知道的。”
问：“谁的信？”
答：“还不是信，就是咱们政府公报上我知道的。。。。。。”

这就是江青领导的专案组制造伪证的一个断面，掐头去尾的运用这些口供，内幕之黑暗超过军统。

粉碎“四人帮”后审判江青时，1980年12月3日上午，法庭还就江青伙同康生诬陷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的犯罪事实进行调查。

肖孟在1967年5月至11月间，曾任“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组长。

肖孟在法庭上作证说：“1967年9月3日晚上，康生打电话通知我到钓鱼台的住处去一趟。等了很久，康生叫我上楼，楼上只有康生和江青二人，江青说：‘今天晚上不能专案组要写个逮捕王光美的报告，明天早晨把这个报告交给我。’康生说：‘王光美的特务问题可以定案了。逮捕王光美的报告要赶快搞出来。’我当时感到很惊讶，因为很多调查工作还没有进行，更没有确凿的材料，报告很难写。但是明知这不写不行，又不敢不写，便连夜突击拼凑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尽管写了‘基本可以断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个特务，但是江青看后划了个‘？’”

肖孟说，他知道江青生气了，不敢再去问。拿着报告去找康生。康生看了说：“你们写的报告根本不能用，你们没体会我和江青的意思，不能说明问题。”康生说：“报告你们不用搞了，我亲自写好了”。后来，这位制造伪证不力的专案组组长被江青清除出专案组，并被关进监狱五年之久。

肖孟说，事后我们看到康生写的逮捕王光美的报告。不仅肯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还硬加上“日本特务”和“蒋帮特务”。在康生的报告上，有江青的亲笔签名。“由此可见，诬陷王光美是‘特务’，完全是江青、康生一手策划制造的。”

江青在炮制完毕对刘少奇诬陷、栽赃的三份所谓“罪证材料”时，1968年9月16日在材料上作批示，记录下了自己的“成绩”，她半得意半疯狂地写道：

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
隐藏如此深，如此久，如果没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能暴露和揪出来？

江青只顾眼前不顾历史。人们不禁要问，是谁把刘少奇提到这样高的位置的？提拔刘少奇的这个人如此失察，一定是个大白痴、大混蛋；长期以来领导刘少奇的，也就是刘少奇的“上线”，一定是个更大的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江青丑表功，想给自己的丈夫脸上擦粉，却把丈夫的面目涂黑了。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在北京举行。原中央委员97人，去世10人，被打倒47人，实到中委40人，不足法定半数。从候补中委19人中，挑选了10人（而不是按顺序）递补为中央委员，使中央委员人数达到50名，稍稍超过半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各大军区负责人以及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共74人列席会议。

在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毛泽东说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通盘考虑：“我们估计大概要搞三年，到明年夏天差不多了。”会议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通过了江青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报告说：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人证、物证、旁证，充分证实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刘少奇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专案审查小组根据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公报说，全会“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通过时没有表决器，也不是无记名投票，而是举手表决。在毛林高压之下许多人只好违心地举手；只有一个人没有举手，她就是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这说明了在中共党内人心不死，正义尚存。

刘少奇并没有及时听到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消息。直至24天以后，即11月24日，刘少奇70寿辰这一天，江青安排专案人员给他播放《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公报》录音，刘少奇听完，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大口呕吐，血压陡然升高260/130，体温升高到40度。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为共产主义理想摩顶放踵的人，一个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出生入死的人，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在自己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之后，在自己救人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挽救了毛泽东所造成的亡党亡国的危机之后，竟是这么一个离奇、荒谬和悲惨的结局。

1969年10月17日晚上7点，奄奄一息的刘少奇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通着吸痰器，身上扎着输液针，用一条棉被裹身，被抬上了担架，让共和国主席卫士长李太和护送，上了一架军用飞机，秘密送往开封。

在开封市人民政府大院（已经清空无人）的东北角，有一个独立的小院，解放前看是金城银行的金库。小院的每个屋门，都由厚厚的钢板制成，窗户上装有拇指粗的钢筋，是插翅难飞的地方。为了万无一失，还在小院四面的屋顶上架了四挺机关枪，派了两个排的解放军看守。这就是囚禁刘少奇的最后一个地方。小院外设有中央文革派来的专司监管刘少奇的“特派员”办公室，从开封陆军155医院调来一位姓刘的医生，两名男护士和两名女护士，组成监护小组。

18日上午8时，经过反复审查挑选的刘医生率领护士们来到刘少奇住的房间。在检查身体之前，先拿出毛主席语录，刘医生念一句。护士们跟着念一句：“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跑掉。”这算是站稳了立场，和病人划清了界线。然后，北京随来的曹护士递上一叠病历，并介绍说：“他原来患有糖尿病，长期用维生素和D860，已经停用了。他现在还患有心脏病和大叶肺炎。。。。。。”

这位刘医生，当然是坚定的左派。但在左的面貌下面，他仍有一颗人道主义的心。这从他写的监护日记中可以看出来。

第七天---1969年10月23日，刘少奇咳嗽复发、刘军医提出为病人化验，透视拍片建议。
第八天---1969年10月24日，上级答复，可以进行一次化验，拍透视片不行。
第九天---1969年10月25日，刘医生为刘少奇化验尿样和血样，他在监护日记中写道：经过化验，总算搞清楚，他得的病本来不是什么难症，只是治疗不及时，才引起多重并发症。加之病人长期僵卧，造成双腿肌肉萎缩，胳膊和臀部由于打针过多，也被扎烂，使全身血管局部坏死，引起心力衰竭。。。。可是他的生命力还是那么顽强。这从医学角度似乎是难以解释的。
第十天---1969年10月26日，刘医生提出给病人勤翻身、擦洗，防止生褥疮。又准备向上级提拍透视片和会诊。
第十一天—1969年10月27日，刘医生要用D860，但上级不准用。
第十三天—1969年10月29日，病人咳嗽复发。刘医生提出透视、拍片、会诊建议。
第十四天—1969年10月30日，病人轻度发烧，开封药品告急，上级不准购买。
第十五天—1969年10月31日，上午给病人翻身擦背，下午上级通知：病人不适宜透视、拍片、会诊，以后不要再提这样的问题。
第十六天—1969年11月1日，刘医生在监护日记中写道：已经过去第二周了。这一周末，他的病情明显恶化。这不能不说与药物的减少有关。同时，他们又否决了我提出的透视、拍片、会诊的建议。我算明白了，这不是一般的监护，而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
第二十一天—1969年11月6日，刘医生在监护日记中写道：好危险！像他这么大的年纪，身体又那么衰弱，高烧40多度，已近生命的极限。可他的神智似乎还是那么清醒，还是那么主动积极地配合治疗。。。。。。今天，他的高烧总算退了，体温持续在37.2度。他又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第二十二天—1969年11月7日，从北京来的卫士长李太和和曹护士被送回北京。临走时，李太和俯下身子，把嘴凑到刘少奇耳边，轻轻地告诉他要走的消息。
刘少奇脸上表情木然了，两颗混浊的泪珠从他的眼中流出。
曹护士也将脸贴上刘少奇，轻声叮嘱：要活下去，活下去！
第二十四天—1969年11月9日，刘少奇的体温是39.7度。而退烧药已用完，上级不准买，北京带来的D860也被带走。
第二十六天—1969年11月11日深夜，刘少奇嘴唇发紫，浑身哆嗦。
第二十七天—1969年11月12日，凌晨6：40发出病危通知，五分钟后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两分钟后，刘医生和护士才赶到、刘少奇是在没有得到抢救的情况下死亡的。

当李太和赶回开封为共和国主席收尸时，停尸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身上盖着一条白被单，一尺多长的白发蓬乱着，嘴和鼻子已经扭曲变形，嘴角流出一片淤血。。。。。。他保卫了多年的共和国主席，就这样不明不白不清不楚地死了。他带来一把剪刀，给死者剪去一尺多长的白发，剪短了胡须，穿上衣服和鞋子。专案人员照了相，以便向江青和毛泽东交代。然后，把尸体放在担架上，抬上一辆军用吉普，车短身长，死者小腿露在外面，拉到了火葬场。一个排的兵力警备森严，秘密火化。火化单上的姓名是：刘卫黄，无业。办完以后，专案组宣布：谁也不准泄露出去，要用党籍和脑袋担保。

直到1972年8月16日，刘少奇的子女们要求看望父母，毛泽东在专案组的报告上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刘少奇的死讯才透露出来。

历史应该用浓墨重笔记下：毛泽东践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非法囚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并将其迫害致死。

天马行空

第三十二章 林彪志得意满认真要接班

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出席代表1512人，代表党员2200万人台上左右两派营垒分明。毛泽东、林彪居中，右首是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左面是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按毛泽东的说法，陈毅等老革命家是“以右派代表的资格”出席会议。

开幕式上出现一个戏剧性场面。毛泽东出语惊人，他玩笑似的微笑着说：“我提议林彪同志当主席团主席，大家同意不同意？”代表们发出会心的笑声。林彪赶忙把嘴凑到扩音器前大声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团主席！”毛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忙站起，笑着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团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代表们笑着举起手臂。林高喊：“通过！”掌声如雷，“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随之而起。毛接着说：“他这个人啊，讲客气了。那就请林彪同志当主席团副主席，赞成的请举手。”代表们再次举手，热烈鼓掌。代表大会上主席团主席就是将要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主席，这是惯例。毛这个又似玩笑，又似正经的姿态，给与会者的印象是：充分信任林彪，随时准备让出主席位置，交班给林彪。

林彪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

新党章总纲明文规定：“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算是毛泽东对林彪支持他打倒刘少奇的报偿。

过去一直说是江青积极主张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党章，最近披露的《林彪日记》说清了事实真相。1968年3月21日，林彪记载：

总理送来党章草案定稿，把我列为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我心不安，向总理提出：“是否不妥？谁提的？主席意见呢？”总理告知：“是主席亲自提议的，有指示。既然定了党的副主席，当然是接主席的班，名正言顺。”

婆娘来电恭贺我是主席唯一接班人，又表示：在任何情况下捍卫我，保卫我的一套！话的主题还是要求安排她在军队担任高职。

把林彪是接班人写进党章，这是毛泽东和江青串演的的一出双簧。在讨论过程中，根据毛的决定，江青积极鼓吹过是事实。据原中办副主任张耀祠回忆：

1968年10月17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党章时，江青提出：“林彪同志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应该写在党章上。”“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她进一步强调说：“一定要写！”1968年10月27日讨论党章时，江青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毛主席接班人这一条写进党章。1969年4月中央讨论修改党章的会议上，江青说：“林彪的名字还是要写上。我们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全国人民放心。”张春桥第一个赞成，他说：“是这样，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

                （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13-115页）

这件事可评可点。

第一、        九大党章对林彪的毛泽东接班人地位的法定，首先是对毛泽东终身主席地位的法定，毛泽东用曲笔在党章中载明，他这个主席要当到老死。
第二、        毛泽东想以此换取林彪集团对江青后党的支持，特别是换取林彪对江青进入权力中心—政治局常委的支持。

4月24日举行选举。到会代表1510人，毛泽东获全票，周恩来获1509票。林彪为了表示不能和毛平起平坐，与叶群投了自己的反对票，获1508票。江青盘算，减去丈夫和自己的两票，应得1508票，实得1502票，少了6票，一定是林彪和黄、吴、叶、李、邱没投自己的票。后经秘密查票，果然如是。从此对林彪、叶群心结日深。

九大共选出179名中央委员和109名中央候补委员。在这279人中，八届中委、候补中委继续当选的只有53人，占九届中委、候补中委总数的19%，许多功勋卓著的领导人被淘汰了，大量造反派头头突击入党涌入中央委员会。

据陈伯达狱中自述：“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后，1969年4月30日，主席请了总理、林彪、康生、谢富治和我，讨论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久。总理讲了经济停滞、社会无政府主义、大批干部被打倒等问题。主席听着，有时用铅笔记着。林彪讲：‘同意总理意见。要发展经济，发展国防，整肃社会派别、山头。’我也讲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已经取得彻底胜利，要发展经济，团结大多数。’主席怕（文革）结束，他讲：‘斗批改还刚起步，斗争还有反复，彻底胜利？还要不要革命？看来，今天我又是少数。’康生、谢富治当即表态，站在主席一边。当时气氛很沉闷。总理说：‘我对主席的教导，主席思想的学习，领会还是很差，要认真总结检讨，否则，在工作上会犯大错误，还迷惑着。’主席讲：‘总理，检讨不要勉强，党内有不同观点，有不同立场，我不惊奇。’他说着就朝屋外走，散步去了。原定和主席的晚餐也取消了。”

在毛泽东心目中，文化大革命是接班人这个“接力棒”的传递过程，林彪只是第一棒，要一棒一棒地传递到江青手里，“革命”才算完成。到那时候经济建设问题才能提上日程。但这回林彪没跟上主席，认认真真地想接班，刚把第一棒拿到手，就想让运动停下来。所以九大进行当中，后党与林彪集团的斗争，实际是毛泽东与林彪的斗争就开始了。江青那样卖力地吹捧林彪，是希望林彪投桃报李，提名江青为政治局常委，但林彪没有这样做，只提名黄永胜为常委，江青找自己出头大闹，黄永胜当常委她也得当。毛泽东是不允许林彪在常委中有两票的。最后拍板，两个都不当。政治局常委由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委员21名：毛泽东、林彪；以下按中文简体字姓氏笔画为序：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名：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九大以后，毛泽东要亲自摸一摸林彪的底，看他能否与后党合作，保毛家的江山，为此，他带上张春桥，打破他从不看望下属的惯例，亲自到林彪的苏州别墅看望林彪。寒暄过后，毛泽东单刀直入：“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

林彪竟一时语塞。

短暂的沉默后毛泽东又说：“你看小张（张春桥）怎么样？”这句最重要的话林彪没有听懂。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你看江青怎么样？”毛泽东拿张春桥说事，是想让林彪推荐江青。

林彪绕山绕水地说：“还是要靠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此事见《晚年周恩来》，高文谦著，香港明镜出版社第276页）

这是毛泽东与林彪政治上分道扬镳的转折点。近来一些学者进一步研究“913”事件，认为是毛泽东逼走了林彪，许多事实是可以成立的，可以讨论的；但真理再向前多走一步，哪怕是向同一方向多走一小步，就会变成谬误。我指的是不能给林彪平反，这个案不能翻。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林彪是助毛为虐的罪人。毛与林的斗争是两个封建派系的矛盾，有成败，无是非，延续毛姓王朝与建立林姓王朝均非中国人民之福，林彪反对江青后党临朝固然是对的，但他要培养林立果为接班人，这个小朝廷如果建立，中国就会沦为北朝鲜，会是更厉害的法西斯专政。站在人民的立场，站在反对任何家天下的民主宪政的立场，林彪集团被粉碎，是清除了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一大障碍，既消除了建立林氏王朝的可能性，又削弱了延续毛氏王朝的可能性，这对中国走向改革开放，走向民主宪政是有利的。

全国夺权以后，林彪集团的势力大大地膨胀了。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一、二把手中林彪派系的占了16人。在大军区正副职中有54人出身于四野系统。九大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四野的也占相当大的比重。毛泽东掩藏很深的心机是建立毛家王朝，他最终的接班人是江青。林彪只是“二传手”，从刘少奇手里把球抢过来，他的任务就完成了。林彪没有看清这一点，九大以后不是为建立毛氏王朝保驾护航，而是认真地要接班，立刻成了毛泽东建立家天下的巨大障碍。毛泽东为把第二个接班人拉下马的斗争开始了。

林彪却浑然不觉。听说毛泽东1965年曾重上井冈山，并填《水调歌头》，他也要步伟大领袖的后尘。林彪要用重上井冈山的壮举，振奋自己的拥护者，平息党内外对他孱弱的身体的议论和猜测。他对随行的亲信说：“毛主席批二月逆流时说：‘你们可以把王明请回来，把张国焘请回来，当你们的领袖。我和林彪同志重上井冈山，我们重新搞革命。’我要让天下人知道，我还可以翻山越岭，还可以领兵作战。”

1969年8月下旬的一天，林彪带着叶群、吴法宪、林立果和100多名工作人员、警卫人员，分乘两架“子爵号”专机和一架“伊尔18”飞机抵达江西省樟树机场，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程世清带着警卫部队和一大批服务人员前来迎接。次日换乘“安-24”型小飞机在吉安机场降落。然后，乘汽车上山。叶群下令，从北京空运林、叶的专车到吉安这是两辆美造卡迪莱克高级轿车，林彪那一辆大一些，叶群的一辆小一点。后面是十几辆轿车、吉普、卡车组成的庞大车队。

上山后，在井冈山宾馆下榻。人心情一好。身体就好。这时林彪也不怕风了，也不怕水了。连日在各处寻踪怀旧。他看了黄洋界，看了步云山，看了七溪岭，看了和毛泽东第一次谈话的攀龙书院。想想在井冈山的斗争，自己是朱毛麾下的主要战将、在前四次反围剿作战中，崭露头角，军界成名。在朱毛发生分歧的时候，坚决拥毛反朱，成为毛泽东的头号亲信将领。井冈山时代唯一的遗憾是不该给毛写那封“套磁”的信。本来是拜年的话，本来是虚心求教的意思，引出毛泽东那样一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大议论。给自己在历史上留下一个疵点。将来如果接了班，当了领袖，在历史上怀疑过星火燎原，也就是政治上曾动摇过，起码是一度不那么坚定。这个“一贯正确”怎么说？！这个案必须翻过来。他想好了，在季后赛宾馆召见了一位随来的清客，此人姓朱名彦，是叶群物色找来在帅府帮忙的，主要是教叶群写毛笔字，讲解诗词格律，帮她改诗，也奉命替她作诗。

朱彦40多岁，颇具文人气质。这是第一次见林彪，他有点紧张。林彪起身握手，以礼相待。然后就回顾井冈山的斗争，讲红军怎样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他特别爱讲第四次反围剿，那是他的得意之笔。大约讲了20分钟，林彪疲劳了，握手送客。朱彦惶惑不解，这次副统帅召见，给我讲了这么多，是要我做什么呢？他去请教叶群，叶群这才把题点透，是请他代作一首诗或词什么的。毛主席1965年重上井冈山有《满江红》一首，林副主席也应该有一首类似的作品传世。叶群强调说：“1929年末，林彪同志给主席写信，是反映别人怀疑红旗能打得多久，主席误会了，把林彪同志也说在里面了。你想，林彪同志打仗那么坚决，怎么会怀疑星火燎原呢？”朱彦这才明白了这次跟着上山的艰巨任务。

朱彦冥思苦想，几乎寝食俱废，用了三、四天的时间交给叶群几首词。叶群展卷吟诵，还能上口，基本满意，又作了一些推敲修改，就定稿了、原词如下：

西江月
一、
繁茂三湾竹树，苍茫五哨云烟。
井冈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

二、
红日光弥宇宙，战旗涌作重洋。
工农亿万志昂扬，誓把顽敌埋葬。

三、
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
英雄烈士起蒿莱，生死艰难度外。

四、
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
辉煌胜利喜开颜，斗志不容稍减。

这四首《西江月》虽是朱彦作的，但应由林彪负政治上的责任。后来，叶群又请作曲家杰夫谱了曲，邱会作附庸风骚，练毛笔字，就“恭录育蓉同志《西江月》”。

回到北京，林彪为了取悦毛泽东，叫秘书将这几首词誊录清楚送进了中南海。毛泽东展卷一看，是林彪作的，他浏览两遍，略作沉吟，拿红铅笔在“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两句下面，划了两条粗杠，批道：“这是历史公案，不要再翻了。”后来问江青：“林彪长进了，会作诗了。这几首词是他写的吗？”江青莞尔一笑：“林彪懂什么对仗平仄呀！叶群找了一些清客，教她练字作诗。这几首词准是请人代作的。”附庸风雅也就罢了，又翻腾历史旧账干什么？1948年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时，他听说要把批评他那封信收进去，赶紧打了个电报来，要求删掉他的名字，为了照顾他的情绪，采纳了他的意见；如今干脆提出反驳，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毛泽东说：“林彪要树立一贯正确的形象。他一贯正确，我对他的批评就错了。”林彪东施效颦。非但没有给毛泽东留下好的印象，反而在毛心中结下一个疙瘩，但他隐忍未发。

1969年3月2日中苏边防军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中苏交恶，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毛泽东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召开了“三北”（按：东北、西北、华北）地区作战会议。8月27日，中央做出成立全国性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的决定，在全国大中城市组织群众“深挖洞”，准备防空，战备费用比上年猛增34%。9月上旬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9月26日，毛泽东批示：“军队不要松劲”。次日林彪则提出“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林彪认真地把打仗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他调整指挥机构，将解放战争时期的老作战科长阎仲川调任总参作战部长。国庆前后，战争的空气愈来愈浓。9月22日，周恩来在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上讲形势，谈到10月20日中苏准备进行副外长级会谈。10月15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苏军动向，得到情报说，苏联同意举行副外长级会谈是个烟幕，苏军内部有人主张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党中央讨论决定，在10月20日前，必须将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包括受审查的）疏散到外地安置，毛泽东到武汉，林彪到苏州，只留周恩来在北京坐镇。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朱德、陈毅等，都是在这种背景下被疏散出京的。许多文章、回忆录把这次疏散和林彪的“第一号通令”联系起来，认为是林彪迫害老同志，这是不确切的，从下面林彪口述命令的原文中可以看出，纯属军事行动，没有迫害老同志的内容。

林彪10月17日被疏散到苏州。同是疏散，待遇不同，林彪仍住在豪华的南园别墅里。第二天（18日）下午，他让秘书张云生给总参谋长黄永胜打了个电话，口授六条内容，原文如下：

（1）        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修的所谓代表团预定明（19）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提高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19、20、21日应特别注意。
（2）        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军区，对重型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要立即疏散隐蔽。
（3）        沿海各军区也应加强战备，防美帝、苏修可能突然袭击，不要麻痹大意。
（4）        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武器生产，如40火箭筒、反坦克炮等（包括82无后坐力反坦克炮）。
（5）        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
（6）        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

当晚7时左右，张云生照林彪口述记录向北京的黄永胜电话传达。黄永胜和作战部长阎仲川研究后，关于抓紧军工生产，不普遍下达。只向有关单位下达。其余内容向全军下达。下达时。阎仲川将林彪的指示定名为“林副主席第一号命令”，令前指作战组的参谋向全军下达。阎仲川定的这个名字给林彪帮了一个很大的倒忙。如果朴朴实实传达林彪指示也许什么事情也没有。当叶群以“电话记录传阅件”向毛泽东、周恩来等报告时，住在武汉东湖的毛泽东阅后面色阴沉，一根火柴把文件烧掉了。毛泽东没有否定或撤销这个命令，而是用这种奇特的方式，分寸适当地表达了他的不满，

这个信息传回苏州，林彪惶恐不安数日、他想起1967年6月，有个军区请示一个连的调动问题自己都没有擅自做主，请示了主席才定下来。这回调动千军万马，竟然一个电话就捅下去了，太草率，太不谨慎了。当日（19日）他就写了内容相同的两张条幅，一幅挂在自己起居室的墙上，另一个送给叶群：

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
                                书赠叶群同志
                                                                                        育容        1969年10月19日

林彪这里突出“克己复礼”的意思，是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对毛泽东的谦恭和尊敬，不可越位，不可擅权。后来“批林批孔”中那些批判“克己复礼”的文章，是隔靴搔痒，言不及义。

林立果在战备中也有突出表现。林立果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有一定的科技知识和动手能力。他曾在一个连队里用两个小时教会战士开坦克，受到林彪的表扬。在空军他搞过一些科研项目。他参与设计了一种小型喷气歼击机，让江西飞机厂试制，当时没搞成。后来经改进搞成了，制造出来的第一架，保存在中国航空博物馆内。林立果还组织研制过小型天线，防飞机撞山器，穿云指示器等。他还让人把张家口北面的黄阳山劈去一半，对着莫斯科方向装上雷达兵部研制的新式雷达，据说苏联一发射洲际导弹这部雷达就能马上发现目标。1969年10月，林彪将这一方案亲批“呈主席阅”。这一工程尚未完成，就使毛泽东高兴不已，专门写了批示，夸奖林立果是敢想敢干的小将，还接见了他，与他一起合影。毛泽东对林立果的恩宠轰动了空军。

1969年10月2日，林彪在毛家湾召见吴法宪，二人有这样一段对话：

林：我请你来，是问问老虎的事。他在空军表现怎么样？群众反映怎么样？
吴：很好，很好，他在空军很受大家拥护。他经常传达您的指示，把您的指示运用的空军。他在空军我们就可以经常听到您的指示，这对空军建设有很大意义。
林：空军是一个新军种，全世界都在发展空军。所以，我脑子里经常研究空军的问题，特别是空军的作战训练问题。
吴：这是我们空军的幸福，空军的光荣。
林：因此，我依靠老虎给我了解情况，汇报问题，这也是帮助你们空军搞好建设。
吴：是的，是的，有立果同志在空军，就等于林副主席在空军，我们就有了依靠。
林：我的意见嘛，为了更好地了解空军的作战情况，战术问题，可以让林立果兼任作战部副部长，这样就可以向你们提一些有益的意见。
吴：很好，很好。我完全拥护林立果同志任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并兼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
林：也可以嘛。我儿子、女儿都在空军工作，你要放心，他们都是为了扶持你这个司令员，他们不会挖你的墙角的。豆豆在空军报社就没有写过你的大字报。
吴：十分感谢林副主席对我们空军的关怀，对我的栽培，把儿子、女儿都放到空军工作，林豆豆我们也准备提升为《空军报》的副总编辑。
林：为了培养她，这样做也可以，边做边学嘛！

这次谈话之后，1969年10月17日，空军司令吴法宪、政委王辉球签署了空军（69）政干字第94号命令，任命23岁的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大区首长的任命权最高到副师）。第二天下午，吴法宪向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和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宣布这一命令，并说：“林立果同志是来自最革命的家庭，他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最有创造性和发展性。作为林副主席的接班人，我们要无条件地学习林立果同志，无条件地服从林立果同志。空军的一切立果都可以调动，空军的一切林立果都可以指挥。”与此同时，林立衡也被任命为《空军报》副主编。这时，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已经官至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和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林彪、叶群心里不平衡。急于把儿子推上政治舞台。为了确立儿子的地位和形象，1970年7月23日，林彪亲自出面，带上儿子和几员大将去国防科委审查某工厂。在事先安排好的夹道欢迎仪式上，林彪居中，黄永胜在林彪右侧，林立果在林彪左侧，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依次往下排列，拍了照片，摄制了录像，在军内广泛宣传。

1970年7月31日，在周宇驰，刘沛丰的“帮助”下，林立果在空军直属机关作了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报告，报告分五部分，约7万字。第一部分是中国一定要富强；第二部分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第三部分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第四部分是空军作战使用方面的几个问题；第五部分是调查研究的体会。许多观点和材料是从为林彪准备的“九大”报告素材中移植过来的，所以听起来挺唬人。林立果口沫横飞，从上午讲到下午，一共讲了7个多小时。

讲完后，吴法宪说：“林立果同志这个讲用报告，是我们空军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林立果同志是一个伟大的天才。是第三代接班人的杰出代表。”

主持会议的空军副参谋长王飞说：“吴司令一向很欣赏林立果同志的天才。吴司令说，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立果同志在行政上不是我的上级，但他政治上强，是林副主席的代言人，在政治上是我的上级、认识一个领袖不容易。林立果同志具有领袖的条件，现在认识了，就要跟一辈子，风吹浪打不回头。”

办公室主任周宇驰说：“立果同志的讲用报告是马列主义的第四个里程碑（注：第一个里程碑是马克思主义，第二个里程碑是列宁主义，第三个里程碑是毛泽东思想，的事个里程碑就是林立果这个报告）”。“立果同志是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

会后将林立果报告印制了70多万册，在军内广为散发，适值空军召开三代会（学习毛主席著作代表大会、四好连队代表大会、五好战士代表大会），有5000多人参加，又把林立果讲话的录音拿到会上反复播放。

两天后，活用报告录音带送到了毛家湾。林彪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连连夸奖：“思想像我的，语言像我的，连声音都像我的。”

有人向毛泽东报告了空军大捧林立果并附林立果的讲用报告。

毛泽东把江青、康生、张春桥叫到自己的书房，让他们传阅这些材料。大家都浏览了一遍，毛泽东才说：“你们看到了吧？人家已经开始吹上了，我还没有死呢。林彪同志身体不好。有点迫不及待地准备自己的接班人了。一个二十几岁的娃娃，被捧为超天才，这不是我们这个党的天然领袖吗？讲天才，名曰树我，实际是想树自己的儿子。这就是我那个接班人哪！”

康生说：“这个林彪，怎么能够允许底下的同志这么搞呢！昏了，昏了，已经昏了头脑了。”

江青说：“我看这是想建立自己的家天下，这和封建皇帝传宗接代有什么不同？”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说：“哪有什么天才，无非是聪明一点罢了。一个人只要脚踏实地接受教育，参加变革社会的实践，多积累一些经验，多吸取一些教训，就会逐步地成长起来。当初林彪说我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就对那三个副词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党的九大删去了那三个副词，就是要逐步纠正林彪的错误，可是他还要继续这么讲，不但用到我的头上，连他的儿子也成了天才了，而且是超天才！”

张春桥说：“关于这个问题，是否要和林副主席打个招呼？”

毛泽东说：“首先是你们把好关，要带领宣传我的这些思想；其次，是和林彪同志打招呼，这个招呼在九大期间讨论党章的时候已经打过了，现在是需要在更大更广的范围内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林彪知道了毛泽东说的那番话，对叶群说：“毛主席搞的这些名堂，我看是受了江青、张春桥的蛊惑。江青早就说不要那样宣传了，影响不好。什么影响不好？无非是打倒刘少奇了，用不着这些舆论了。但取消了这些舆论，中国马上就会乱。”

听林彪这么一说，叶群心中又有底了，她继续忙碌儿女的婚事。叶群重男轻女，主要精力放在给林立果找对象上，最后选中了张宁。

林彪对毛，以“大拥，大顺”为总诀。毛泽东实在抓不住林彪反毛的把柄。经过多日思考，毛泽东决定布设一个陷阱，作为打击和削弱林彪集团的突破口。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据吴法宪口述：

70年3月8日。主席在武汉派汪东兴回京传达准备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主席的意见大意是：要开四届人大，选举国家领导人，修改宪法。政治局要立即着手做准备工作。国家机构究竟设不设国家主席要考虑，要设国家主席由谁当好？现在看来要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来当，但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传达完后，来不及讨论，早早地散会了。叶群、黄永胜和我跑到汪东兴家里，又问了一遍。汪东兴又这样说，还是这几句。叶群很高兴。记得那次汪东兴还请我们吃地瓜。
                                                        （《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至25日》）

汪东兴在他的回忆录中，把上面那段话简略为“3月7日毛主席要我马上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在宪法中不专设国家主席一节，坚决表示他不再当国家主席。”官方正史也都如是说。隐瞒了“现在看来要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来当”这句关键的话。因为有了这句话，才引出林彪的三条意见来。这是一块斗牛士的红布。逼得林彪非表态不可。

汪东兴传达的毛泽东关于修宪和国体的意见确使林彪为了难。毛的意见包括两个要点：1、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来当；2、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林彪要不表态就等于默认自己有资格出任国家主席；他要同意不设国家主席，又与毛泽东在这之前跟他达成的君子协定相悖。据颇知林彪集团内幕的大陆报告文学作家王兆军在《谁杀了林彪？》一书中披露，林彪在“913”前夕曾对黄吴李邱说：

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庐山会议前，是毛泽东自己亲口对我至少两次说到，他不想再当党的主席了，要当国家主席，国际上走走，扩大中国的影响，并提醒我发起这个建议。我是奉命做事。

4月11日，在苏州休养的林彪被毛泽东的“红布”撩拨，一反“不建言”的方针，口授三条意见由秘书于运深记录，并电话报告中央政治局：

一、        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担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        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        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这就是后来被毛泽东称之为“反党政治纲领”的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4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转达林彪意见的报告上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

4月下旬，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当着林彪和黄、吴、李、邱的面明确表示：“我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火炉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林彪的亲信更感兴趣的是汪东兴后来隐瞒了的毛泽东那句话：“要设国家主席由谁当好？现在看来要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来当。”他们积极鼓吹让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想用劝进的办法换毛泽东一句话：我不当，让林彪同志当吧。但毛泽东不再说这句话、斗牛的红布只能显一次，显多了会被牛撞倒的。

7月中旬，叶群对吴法宪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在宪法修改委员会上，出现了对立的两种意见：吴法宪主张设国家主席，张春桥主张不设。在宪法修改委员会张春桥成了反对设国家主席的代表，毛泽东叫他充当斗牛士的角色。拿到毛泽东那里裁决，毛说：“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这是毛泽东第四次明确表态。

后来在宪法修改委员会，林彪的人不好再提设国家主席公然和毛泽东唱对台戏，改在三个副词问题上大做文章，迂回进攻。又掉进了毛泽东布设的“天才论”的陷阱。修改宪法，康生是原则抓总。具体条文的斟酌推敲落在了张春桥身上。一开始就遇到一个大难题，在宪法总纲里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要不要写上三个副词？如果写上，毛泽东不会同意；不写上，林彪那边不好交代。张和康反复权衡，还是要听毛泽东的，就没有写三个副词。8月13日子怀仁堂讨论宪法修改稿，吴法宪拍了桌子，说张春桥否认毛主席是天才，“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林彪得知说：“吴胖子放炮放得好！”

13日晚上和14日下午。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和黄永胜，要他们分别准备关于天才和“四个伟大”的语录。他们想揪出张春桥，扫清设国家主席的障碍。

陈伯达本来就属于后党。江青要打倒陶铸，他出了力。毛泽东一方面承认了打倒陶铸的既成事实，一方面又批陈伯达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吓得陈伯达要自杀；1967年毛泽东追究《红旗》第12期社论（揪军内一小撮问题），江青把他抛了出去，他差点又吃了安眠药。经过这两件事，他觉得江青跟毛太危险，早晚是林彪的天下。就悄悄改换门庭，和江青拉开了距离。和林彪挂钩。叶群得知老夫子想吃螃蟹，就派秘书把空运来的大闸蟹给送一篓子去。正如叶群所说：“螃蟹里面有政治。”果然把陈伯达拉住。所以林彪这边是两个常委了。

1970年“81”建军节“两报一刊”（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联合社论是陈伯达起草的。几句关键的话是这样表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讨论中张春桥说：“我几次听毛主席说过，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了吗？把缔造者排除在指挥之外，是哪家的规定？”他和姚文元改成了这样：“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7月25日，政治局讨论这篇社论的送审稿。陈伯达发言：“过去，我们都是这样提：‘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人民军队’，怎么现在突然改变了字样，会在人民群众中产生极大的误会和混乱。为了不产生负面影响，我主张还是回到原来的提法中去。我的文章初稿中没有这样的话，现在又要加上这样的字句，容易在国外产生巨大的后果，好像我们国内有发生什么内部矛盾了。”

张春桥针锋相对：“不能改。现在的提法比以前的流行提法，实际上是更科学、更准确，仅仅把林副主席作为指挥者并不科学呀，难道毛主席没有指挥权吗？”

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支持陈伯达，康生、姚文元支持张春桥，别人都不表态，周恩来不好决断，让张春桥写个报告，请主席拍板。

7月29日，周恩来和黄永胜陪外宾到了上海，到别墅看望毛泽东。一见汪东兴就问：“报告批了没有？”汪东兴说：“还没有圈阅，你们直接问主席吧。”到了毛的书房，周提起社论送审稿的事，毛很不高兴地问汪东兴：“我不是让你把这件事办好吗，你怎么没办？”汪说：“两种意见，你到底赞成哪一种？你没有说清楚，我怎么敢画圈呢！”毛还不想摊牌，说了个模棱两不可的意见：“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很多人嘛。”汪东兴不知怎么听出了毛的倾向性意见，当着毛泽东、周恩来、黄永胜的面，把“毛泽东和”四个字删去，恢复了陈伯达初稿的提法。

周恩来回到北京，把圈阅件给了张春桥，并介绍了当时的情况。张春桥跟江青说：“汪东兴怎么能这样替主席画圈呢？他这不是明白无误地支持陈伯达吗！”江青说：“我早就看出来了，汪东兴是在给自己留后路。”对这件事，陈伯达很得意，军委办事组的人捧他，他也觉得为林的幕府立了一功。上庐山开会之前，劲头更足了。毛泽东故意退让一步，压一下张春桥，是要诱敌深入，让林彪一伙发起足以导致全军覆没的更大的进攻。

天马行空

第三十三章 毛林庐山决斗

1970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到会253人。

8月19日毛泽东上山，住在庐林一号—新修的别墅里。19、20、21三天，他读书休息，是一种每临大事有静气的姿态。

8月20日，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上山，林立果以军委办公厅“宋秘书”的身份跟着。周恩来指定黄永胜留在北京“看家”，所以黄没有来。在林彪的驻地，架设了六条军用专线指挥着全国军队，还有两架云雀式直升飞机在山上待命。

周恩来20日下午上山。当晚拟就九届二中全会议程，第二天向毛泽东、林彪提出报告。

22日，在毛泽东别墅的书房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五个常委除毛泽东外，林彪、周恩来、陈伯达都主张设，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

周恩来说：“如果设国家主席，又避免毛主席在外事活动中过于劳累，今后在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由国家主席授权其他国家领导人代理。”

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

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

林彪没多说话，符合大家意见。

这样，五个常委中除毛泽东本人外，其余四人都同意设国家主席，都同意毛再次出任国家主席。其所以出现这样一个局面，是因为毛四次公开讲不设国家主席，他不当国家主席，背后又布置林彪发起动议推荐他当国家主席，大家对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没有摸准。袁世凯就是在“两推两让”后答应做皇帝的。

前章所引王兆军在《谁杀了林彪？》一书中披露的林彪在“913”前夕曾对黄吴李邱说的话，其实尚有下文。兹全引于此：

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庐山会议前，是毛泽东自己亲口对我至少两次说到，他不想再当党的主席了，要当国家主席，国际上走走，扩大中国的影响，并提醒我发起这个建议。我是奉命做事。而且，你们知道，当时军队和中央党政方面的很多领导，都对那些秀才很反感。江青动员我，想和我结盟，推张春桥当总理。我看清了，如果张春桥当了总理，以后江青就会当主席。我可以不接毛主席的班。但是我绝对不能在那样一个女人下面工作。

这段话是理解扑朔迷离的庐山会议的关键。从九大闭幕式上毛泽东两次推举林彪当主席团主席来看，毛泽东两次与林彪个别交谈说“不想再当党的主席了，要当国家主席”，是可信的。毛不当党的主席了，自然是林彪当。所谓“可信”是说这个话确实说了，不是说毛诚心禅让；恰恰相反，这是毛诱使林彪犯“抢班夺权”错误的大阴谋、大陷阱。当林彪“奉命做事”，带头发起建议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时候，毛泽东判定这是林彪个人野心的大暴露，林彪果然是要“抢班夺权”。抢哪个班？抢党主席的班；夺什么权？夺党主席的权。毛泽东所看重的是党主席和与此相连的军委主席的权、不是那个虚君元首国家主席的权。因为毛私下对林做过承诺，把党的主席让给林彪，自己“当国家主席”，林彪坚持要毛当国家主席，就意味着逼他让出党主席的位置，毛泽东的雷霆之怒起自这里。在庐山会议之后的南巡讲话中，毛泽东说漏了嘴，泄露了天机。1971年8月28日毛泽东在长沙接见韦国清、丁盛、刘兴元时说：

我看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会议程和九大路线。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传》第1596页所公布的原始记录）

“913”之后，当毛泽东审定准备下发的南巡讲话稿时，亲自把讲话记录中对林彪“要当主席”的指控改成林彪欲“设国家主席”，有意混淆视听。毛讲话时，是讲林彪要当国家主席，但林彪在庐山讲话并没有表示出这样的意向来，罪名不能成立。所以在审定记录稿时改成“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这就引出一个新的问题来，为什么周恩来、康生提议设国家主席没事，林彪提议设国家主席就成了反党纲领呢？因为毛没有对周、康许诺过要把党主席让给他们，自己去做国家主席。在毛泽东看来，周、康提议设国家主席，让他当国家主席，是善意的，没有逼他交出党主席位置的潜台词，而林彪有这个潜台词，是恶意的，所以林彪就成了“急于夺权”的野心家了。毛泽东在1971年11月14日在成都与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谈话时说：

那个司令部要我当国家主席是假，林当（党的）主席是真。也有一些人是真心要我当主席，和林彪不一样。
                                                        （见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传》第1608页）

林彪认为，打倒刘少奇之后，九大把自己的名字写入党章，选举主席团时毛在大庭广众面前的动议，两次向自己表示交班的谈话，都是毛泽东真诚交班的表示。林彪倒不是轻信，他认为毛在大跃进中饿死3750万人的滔天罪行，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全党搞翻。毛应该比谁都明白：自己百年之后只有林彪压得住台，能稳得住局面。离开林彪的支持，就没有毛泽东一贯正确的历史地位。他不相信毛泽东会耍他，会给他下套。当他看清了矛盾阴谋诡计的时候，愤愤地对家人说：“你们不觉得他像个痞子吗？太像了！如果我将来输给他，只会输在我的痞子劲不够上。”

据王兆军在《谁杀了林彪？》一书第20章记述，林彪确实不想当国家主席，而准备当党的主席。在庐山会议后毛泽东步步紧逼中，林彪对林立果说：

老虎，我告诉你一句话，你记住了：我治理不了这个国家，不要说现在千疮百孔，就是正常情况，我也不知道怎么管理国家、这样大的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各种事业，都是非常复杂的。我不喜欢行政事务，不喜欢交往，身体情况也不好，不能管理国家，这就是我为什么觉得委屈的原因。我有自知之明，从来没有想当什么国家主席。

我只懂得点军事，对国家的统一、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有很大的热情，但是能力有限。我希望保持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保障军队发挥正常作用，就行了。

前一段话不当国家主席，说得明明白白；后一段话，说要保证“国家的统一。。。。。。保障军队发挥正常作用”，显示了要压台，掌舵，当党主席兼军委主席的意思。林彪就是准备这样当接班人的。

叶群和林彪手下的将军们对待林彪当国家主席是热衷的，特别是叶群，是颇想领略一下元首夫人的风光的。在他们看来，毛直接交班，由林出任党的主席兼军委主席更好，如毛还想再干二年，林彪第一步出任国家主席是必争的。他们认为，刘少奇原来是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家主席，林彪全力支持毛泽东打倒了刘少奇，这两个职务都给他是理所当然的，对他的安排不能低于原来的刘少奇。只是“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文学语言，不是法律语言，是私人友谊，不是国家职务。要是出国访问，人家怎么称呼？“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来了！”在不像话。林彪集团有一种受利用、受欺骗、受愚弄的感觉，对毛泽东十分不满。国家主席他们是要力争到底的，一定要争取到刘少奇原来的地位，并不多要什么。他们估计到一定时候毛泽东会让步的，汪东兴3月8日的传达（毛说“要设国家主席由谁当好？现在看来要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来当”）给了他们这样的信心；然而，他们估计错了。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三位常委在揣摩毛泽东的意图方面都有过人的精明，他们不顾毛四次“不设不当”的讲话，而坚持“要设要当”，自有其内心的根据和道理。

还有毛的近臣汪东兴，上层官员把他看作是老佛爷跟前的“李莲英”，是毛泽东真实意向的晴雨表。他也摸错了脉，成为“要设要当”的急先锋。

为了诱敌深入，为了让林彪集团陷入被动困难的境地，毛泽东把四个常委和最贴近的心腹都耍了。他表面上说“不设不当”，背后又说“要设要当”，大家都认为他的真实意图是“要设要当”，要经过几推几让，“迫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戴才不得已而屈就之，于是就有了后面的一幕。

据陈伯达回忆，大会之前，林彪单独和毛泽东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谈话。谈话以后，叶群给吴法宪打了个电话：“开会前，林总同毛主席谈话，向毛主席报告了讨论宪法草案时你同张春桥的争论。林总说，想就这个问题讲几句话。毛主席说，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名。”

林彪在讲话前，仍然认为江青推举张春桥当总理，她想当党的主席，是加强对个人野心，不是毛泽东的意图。有分寸地打击一下张春桥是符合毛的意图的。自己的接班人地位是不可动摇的。这是林彪走错棋路的根源。

1970年8月23日下午3点，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人民剧场开幕。毛泽东主持会议。林彪首先讲话。这是一种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斗争方式。毛泽东在讨论九大新党章时勾掉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主席的伟大谦虚，林彪不能反对；但在修改宪法时张春桥公然反对将三个副词写进宪法，吴法宪跟他拍了桌子。今日讲天才，批张春桥，就是重申自己的权威，是和毛泽东暗中较劲，又使他不便公开反对。林彪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然后重申：“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据明着说不当，暗中又说当地暧昧态度，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林彪也说得比较暧昧：“这个宪法草案，表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是宪法的灵魂。”林彪想说的是：毛泽东当国家元首（国家主席）是宪法的灵魂，如果没有这一条，应该写上。

林彪讲完，康生说：“我完全同意，完全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在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以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注：康说了这个话而没有被追究，是因为毛也说过）。如果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国家主席，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毛泽东没有吭气，他在静观事态的发展，考虑对策。

8月24日早晨，叶群将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找到一起，传达了林彪的四点意见：1、对林总的讲话要表态拥护，坚持天才地观点；2、坚持设国家主席，让毛主席当国家主席；3、可以串联空军、海军、总后的一些中央委员发言，注意不要点名；4、把主要矛头对准眼镜蛇（注：给张春桥起的外号），不要扩大打击面，张的后台就是江青，但在发言中半个字也不准涉及江青。

24日上午8时。根据吴法宪等人的提议，全体与会人员在礼堂听林彪讲话录音。由汪东兴主持，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都参加了。录音播放两遍，11点半才散会。下午，各组讨论林彪讲话。叶群到处散布，林彪同志的讲话时经过毛主席同意的。

陈伯达在华北组说：“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

陈伯达讲完，主持会议的华北组组长李雪峰说：“现在请东兴同志发言。”

汪东兴虽然不是常委，但他身份特殊，大家认为他的话最能表示毛泽东的真实意向，都洗耳恭听。只听他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的重要讲话，完全同意刚才伯达同志的发言。我代表中央办公厅和8341部队坚决要求设国家主席，建议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刚才伯达同志讲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野心家，他们还在巧妙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根据我们中央办公厅机关和部队的意见，热烈希望林副主席担任国家副主席。

华北组的人觉得这下摸准了毛泽东的“龙脉”，原来他屡屡说不当国家主席是“伟大的谦虚”，于是调子一个比一个高，对毛劝进，对反对的人要“千刀万剐”，后来就产生了华北组二号简报，结尾是这样说的：

大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的计划，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大家听了陈伯达同志、汪东兴同志在小组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我们党内，竟然有人妄图否认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还有这种思想反动的人，情况是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大家衷心赞成在宪法上恢复国家主席一章，宪法第二条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

叶群在中南组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说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得多，懂得多。难道这些观点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李作鹏补充说：“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是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中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人想往下吹。”

吴法宪秘密串连空军的中央委员王维国、陈励耘等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观点。他自己在西南组说：“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竟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这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就肯定下来的，林副主席《再版前言》中肯定下来的，怎么能不写？不承认，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推翻了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

邱会作在西北组发言说：“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毛泽东思想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次他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胜利、二中全会还讲这个问题？一定是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这几个人一讲，各组就哄起来了。华北组二号简报一发下去，群情激愤，要揪那个反对毛主席是天才的人。

陈伯达正在观山景，汪东兴过来找他，惶恐不安地说：“我碰上江青了，她说我们的发言是跟她分道扬镳，这是怎么回事？”

陈伯达满有底气地说：“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是天经地义的正确，不要怕。张春桥就是靠着江青的支持，才不把林总放在眼里，他就是野心家、阴谋家。你放心，毛主席不会只要老婆，不要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这也是大局。”

汪东兴连连点头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反正我是跟着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走的。”

这时陈汪仍认为，毛林是不可分的，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毛泽东宁可抛弃老婆，也不好抛弃接班人。文化大革命的乱局，毛泽东之后只有林彪能压得住台。像毛那样深谋远虑的大政治家，在大局问题上是不会犯糊涂的；再加上毛泽东对江青小打小闹的批评，更加深了人们这样的认识。人们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内心深处，是要把班交给江青，林彪只是个“二传手”，他的任务是把权杖从刘少奇手里夺过来，传给江青，当林彪攥着权杖不肯交的时候，毛泽东亲自出面逼林彪交出来；当然，他不会直接把权杖传给江青，他要再找一个“二传手”，一个他认为能在他殡天以后，自觉自愿地把权杖传给江青，把加强推上主席宝座的人，一个弱一些的二、三流政治家，绕来绕去，几经曲折，他找到了华国锋。毛泽东既要搞“家天下”，又要不担“家天下”的骂名。此是后话。

我们仍然回到庐山、江青一看要揪出张春桥“千刀万剐”，急了。25日上午，她带着张春姚文元去见毛泽东，进入别墅就喊：“主席！不得了哇，他们要揪人！”

25日下午，毛泽东找林彪个别谈话，林彪在叶群的陪同之下来到庐林一号。一进门叶群被挡住了，只让林彪一个人进入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满脸严肃，开门见山：“林彪同志，我一上山就说，要把这次会议开成团结胜利的会，不要开成分裂失败的会。这两天，气氛不对头嘛！”

“主席，出什么问题了？”林彪故作惊讶。

“陈伯达带头，一是坚持设国家主席，二是坚持天才论。鼓动一些人，蒙骗一些人起哄，大有把庐山炸平，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他们把庐山炸平，我也不当国家主席，我劝你也别当。”

“我原来主张设国家主席，是让主席当，不是我想当。”

“我知道你和陈伯达在天才问题上观点是一致的。但是你们两个情况不一样，他是混入共产党内的反共分子，我今天跟你打个招呼，要好他保持距离，划清界限。”

“好，我向军队的几个中央委员打打招呼。”

毛泽东故意将这场斗争说成是陈伯达与张春桥的斗争，假装公允，把陈伯达抛出来到同时，又对林彪说：“张春桥这个人再看他两年，两年以后我不干了，交给你处理。”（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第300页）这个两年以后交班的许诺把林彪暂时稳住了。

毛泽东又找周、陈、康谈话，他一票否定了四票，众常委又都同意不设国家主席了。

然后，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各组组长都参加）。没有多余的话，没有花絮和插曲，毛泽东严肃地宣布了三条：

第一、        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同志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第二、        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
第三、        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精神的。

会议一个急转弯。毛泽东当然清楚发难挂帅的人是林彪，但他稳住林彪，拿陈伯达开刀。一方面是因为陈伯达原来是他的驯服工具，如今他的船还没有“漏”，陈伯达改投新主，意味着林彪的行情看涨，他要把这种颓势扳回来；另一方面，林彪在他的别墅里架设六条电话专线，指挥着全国的军队，两架云雀式直升机在山上待命，不能一下子把林彪逼急了。

毛泽东稳住林彪以后，为防万一，他又把政治局委员、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召去谈话。据说一见面，毛泽东把手放在许世友的手上说：“你摸摸，我的手是凉的（意思是没有发烧，不是说胡话）。我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你回去做工作，不要选我做国家主席。”当然，还说了些别的，许世友将军不会传达。

8月26日至30日，各小组暂停开会，让与会者看戏看电影，游览庐山。

8月26、27日，周恩来、康生连续同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要他们做检讨。吴法宪27日晚报告了林彪。林彪说：“你又没有错，不要做检讨。”

8月29日，毛泽东指示林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陈伯达、吴法宪做第一次检讨。陈伯达已乱了方寸，不知如何检讨是好。他这个检讨是康生帮助写的，因为他的口音难懂，是由周恩来代读的。其要点是：24日在华北组作了煽动性发言；不听毛主席的话，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歪曲林副主席讲话，引起大家思想混乱；乱讲天才，乱编语录。

吴法宪则强调上了陈伯达的当，把一切推给陈伯达，保护林彪和叶群。

8月31日黄永胜上山，立即召集军委办事组几员大将开会。

叶群流着泪对黄永胜说：“你不知道，这几天的日子可难过了。多亏你晚来，没有卷进去。”她又转头对吴法宪说：“你犯错误不要紧，还有林彪和黄永胜嘛！只要不牵涉他们二人就好办。林总在主席那边说话了，你的职务不会动。”

林立果还打电话给北京的周宇驰，让他代表林家去慰问吴法宪的夫人。

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继续保林打陈，表明毛泽东政治斗争手腕的高超。他说：

这个材料（注：指陈伯达编的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论天才的几条语录）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已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在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30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要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六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人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

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有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泽东这一番宏论，固然都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大道理。但我们要问毛泽东：您早干什么去了？林彪鼓吹天才论，谣言和诡辩横行，于今十年矣！这十年，毛泽东靠天才论支持，靠谣言和诡辩，压服了全党和全国人民。“三面红旗”祸国殃民，饿死3755万人，硬叫全国人民高呼“三面红旗万岁！万万岁！”该纠“左”时他反右，否定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制造了一个“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制造了17年的修正主义路线，制造了所谓“文艺黑线”、“教育黑线”、体育“黑线”等等，罪在全党，只有领袖是完人，毫无道理地打倒和整死那么多忠心耿耿的各级领导干部，那么多热爱国家、拥护共产党，在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上做出杰出贡献的知识分子，他们有什么错？有什么罪？所罗织的罪名，是不是谣言？是不是诡辩？毛泽东知道，人民对林彪鼓吹这一套早就厌倦了，不仅是厌倦，是一种厌恶的逆反心理，如今他高扬辩证唯物主义的旗帜反对天才论，当然是得人心的，说出了大家多年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这样，毛泽东先从纵容天才论中得到好处，后从反对天才论中得到好处；既享受个人崇拜的成果，又成为反对个人崇拜的哲人，真所谓左右逢源，炉火纯青，搞政治搞到这个份儿上，手段当然是极高的，但他没有想到，既今是而昨非，人们必然要把过去十年的事情翻过来，此是后话。

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陈伯达被隔离审查。

下山以后，毛泽东把汪东兴树立为检讨后继续受到信任和重用的样板，威逼和诱导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检讨，进而威逼和诱导林彪检讨。

9月末的一天，毛泽东派汪东兴去毛家湾现身说法，临行前交代：“和他好好谈一谈，争取让林彪写出检查来，只要他能认识他的错误，我还是欢迎他的。这个检查要联系历史上的错误，不要让人家说他是一贯正确的，其实并不是嘛。”汪东兴硬着头皮进了毛家湾。

林彪正看录像，叶群陪着。

汪东兴一脸忠顺的样子，足将进而趔趄，嘴将言而嗫嚅。叶群起立让座。

“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麻烦。怎么办呢？”汪东兴沉重地开口。

“汪主任，这不是我们找麻烦，是江青、张春桥他们捣乱。我听说主席对你的检查比较满意，是吗？”

“闭嘴，叶群！听东兴讲。”林彪这一吼，汪东兴也不讲了。

林彪起身在地毯上踱步，转了两圈才说：“现在我已经无法和黄总长他们保持联系了，其中包括和你的联系，为的是又怕江青、张春桥他们在主席面前告黑状。我经常收到一些来自各地的揭发材料和原始证据，都是他们的丑闻。我无法想像，为什么主席会听他们的谗言！东兴同志，你说呢。”

汪东兴说：“我也无法解释这个问题。不过我想在这种形势下，林副主席为了主动，还是向主席写个检查比较好些。”

林彪双目放着寒光，直射汪东兴：“怎么，你是想让我授人以柄吗？是你个人关心我还是有人派你来当说客的？”

汪东兴窘迫无言。

林彪接着说：“我要写了检查，主席马上批发全党，那就等于我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面前承认了我的所谓‘错误’。不！我不会上那几个笔杆子的当，我没有什么错误，我也不会违心地写什么检查。”

“那我们该怎么收场呢？老这么僵着不是个办法。”汪东兴说。

“这是毛主席考虑的事，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和叶群以及军委办事组的同志都在接受审查。我们的历史是无可怀疑的。一切让主席决定吧，我从来相信他的领导和英明果断。”

林彪像打仗下了最后决心一样，坐在沙发上再也不说话。汪东兴讪讪告辞，叶群送客。

林彪是军事家的性格，只有胜败，没有折中、妥协。回想解放战争初期，他和彭真在战略方针上发生分歧，彭真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政治委员，自己虽是司令员，但党内只是个中央委员，东北局领导层大多数唯彭真的马首是瞻，彭真背后还有刘少奇的支持。最后拿到毛泽东那里去裁决，毛力排众议，改组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的领导，让林彪担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彭真降格为东北局副书记和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建国以后，罢谭政，撤罗瑞卿，谁跟我林彪唱反调谁倒霉。江青算什么？张春桥算什么？靠娘们、秀才能镇得住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文化大革命淘淘反对的洪流吗？能封住人们的嘴不翻腾饿死几千万人的老账吗？只有靠我林彪，靠我的四野，没有我林彪的支持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你毛泽东今天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越想越觉得陈伯达的话是对的：毛泽东不能只有老婆不要接班人。

10月8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短信，令人高深莫测地说：“秋风又起，保重身体。”林彪以退为进，10月12日给毛泽东信：“我深感在路线上，思想上跟不上主席教导，不能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不适合再做主席的接班人。请主席酌定，我完全拥护主席的决定。”

毛看完后又回一信：“此议不妥，党章的规定，党的决定，我不能违反。你我在路线上，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还是基本一致的。”毛的策略是先稳住林彪先剪羽翼，把军委办事组几个人搞倒搞臭。

林彪和陈伯达对毛泽东都做了过高的估计，以为他无论如何不会糊涂到搞家天下，传位给江青。他们错了。毛泽东打击削弱林彪集团，就是要为江青后党临朝扫清道路。11月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中央组织宣传组设组长一人，由康生担任。设组员若干人，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担任，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中央编译局的工作，以及中央划归该组管辖单位的工作。”康生这个组长是挂名的，纪登奎、李德生都有数个军政要职在身，列为组员是个陪衬，中央组织宣传大权实际落在江青手中。这个组织，是九大后撤销的中央文革的借尸还魂，是中央书记处的雏形，是与军委办事组相对抗的“中央办事组”。

11月16日，这个“中央办事组”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经毛泽东批准发出，在全党开展“批陈整风”运动。从此，反对天才论在全党公开化。

毛泽东对林彪集团的斗争，他自己总结的高招是“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在叶群、吴法宪等人的检讨上批示：通报全党，这是“甩石头”；派非四野的纪登奎、张才千参加军委办事组，是所谓“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领导班子，将司令员郑维山，第一政委李雪峰撤职，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为第一政委，纪登奎为第二政委，这是“挖墙角”。

1971年2月20日，军委办事组对毛泽东批评军委座谈会不批陈的问题写了检讨报告，毛在这个报告上批示：“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的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批陈是个幌子，实际上是要他们揭发批判林彪。

4月15日至29日，批陈整风汇报会在北京召开，中央、地方和军队负责人共99人出席。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主要解决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的问题。林彪19日回到北京，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听说你们过不了关，林总回来坐镇，必要时他要出来讲话。”

29日毛泽东授权周恩来做会议结论，基调是：“在庐山会议及其前后，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同反共分子陈伯达的性质根本不同。”

毛泽东逼迫林彪检讨的目的仍未达到。林彪给毛写过一封信，不是检讨，是讲条件。据说这封信是新调来的秘书王焕礼写的。林彪认为他和毛泽东还是有共同利益的，这就是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他劝毛10年内对他的人，不撤职，不杀头，可保十年不乱。叶群认为毛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条件，所以没让发。林彪觉得自己有理，是奉命行事，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要和毛见面，当面把事情说说清楚。毛自知理亏，像当年对付高岗一样，就是不见。为了稳住林彪，毛叫江青于6月9日为林彪拍摄了大幅学习毛著的免冠像，登在1971年七、八合刊的《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封面上，作者署名“峻岭”。向林彪暗示：尽管“批陈整风”沸沸扬扬，黄吴叶李邱做了检讨，但到此为止，不会动摇你的接班人地位。同时也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面前表明毛林之间亲密无间，掩盖上层深刻的政治危机。

天马行空

第三十四章 将军百战身名裂

在毛泽东和林彪逐渐决裂的过程中，林立果推波助澜起了重要作用。吴法宪说：“空军的一切都要向林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林立果同志调动、指挥。”并向下普遍传达，实际上把空军的大权交给了林立果。

正因为有了“两个一切”，林立果才能建立“联合舰队”；有了“两个一切”，林立果、周宇驰才能在北京、上海、广州的空军内部建立14个秘密活动据点；有了“两个一切”，林立果周宇驰等人才草拟出《“571工程”纪要》，准备“实行暴力突变”以夺取全国政权；有了“两个一切”，林彪、叶群才能密令林立果动用空军的兵器、火器，从轰炸机到火焰喷射器、40火箭筒，图谋杀害毛泽东；有了“两个一切”林彪、叶群才能指使林立果私调三叉戟飞机，妄图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并在最后仓皇北飞叛逃。

林彪对林立果是寄以厚望的。林立果的类似特务组织的那个小舰队也是在林彪的卵翼下形成的。林立果当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之后，林彪向儿子面授机宜：“一员猛打猛冲的大将，充其量只有匹夫之勇，而成不了帅才。真正的帅才应该会组织人、指挥人、利用日。要做到这点，首先要笼络人。要得之以高爵，养之以厚禄，任之以重权。”

林立果按照乃父的指导行动起来了。首先抓人事，抓干部，抓队伍。空军军以上干部的提升，要由林立果代表林彪接见谈话。他在空军司令部成立了一个调研小组，自任组长，成员有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刘世英、处长刘沛丰，副处长于新野，这是小舰队的雏形，

1970年5月2日晚，林彪破格召见周宇驰、王飞、于新野、刘沛丰和他们的妻子，看内部电影，并合影留念。这四名中下级干部当然是受宠若惊，感激涕零。闲谈中林彪问周宇驰：“是你领导立果还是立果领导你？”周心领神会答道：“当然是立果领导我喽。”这次接见的意义是林彪批准了小舰队的成立。

第二天，小舰队第二号人物周宇驰召集受接见人员开会。他说：“一个单位，一个集体，总要有一个头。在我们这个战斗集体中，应该以立果同志为头，为核心。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有这样的觉悟。实际上，也只有他才能当得起这个头和核心。这是客观的需要，斗争的需要。我们要一辈子永远同立果同志战斗在一起。我们要永远坚信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也就是忠于毛主席。”这一段文字是周宇驰亲笔，作为罪证留在人间。

2】林立果继续发展他的组织，调动各方面人才，先后加入进来的骨干分子有：上海空四军原政委江腾蛟、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胡萍、武汉陆军某师政委关光烈、广州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顾同舟、南京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杭州空五军政委陈励耘、空四军组织部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空四军司令部军务处副处长蒋国璋、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程洪珍、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鲁珉、空军司令部情报部部长贺德全、空军司令部军务部装备计划处处长郑兴和、广州空军司令部管理处处长陈伯羽、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二处处长朱铁铮、空军司令部情报部副处长王永奎、空军司令部雷达兵部副处长许秀绪、空军司令部外事秘书兼英语翻译陈伦和、空军司令部管理局副处长兼汽车队队长王琢、南京空军司令部气象处副处长陈玺等。

1970年10月，林彪庐山受挫之后，要搞武的，联合舰队正式命名。某日，林立果约周宇驰、刘沛丰、王永奎、王琢、许秀绪等到毛家湾看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啊！海军》。受了电影的启发，林立果提议：“我们的组织也是联合舰队，我们也要有江田岛精神！”从此，调研小组变成了联合舰队，又称小舰队。林立果的代号是康曼德（司令官的英文音译）。组织内部进行了分工：周宇驰是参谋长，协助林立果总管舰队事务；刘世英是办公室主任联系各方；刘沛丰负责空直机关和广州方向；于新野负责民航总局和杭州方向；李伟信负责上海方向、广州民航和外贸部门；程洪珍负责济南方向；刘沛丰和于新野共同负责成都、昆明方向；王永奎负责情报；许秀绪管理电信器材；郑兴和负责武器供应；陈伦和负责翻译；王琢保障用车。

林立果强调，组织原则是自成体系，发展独立的政治力量，个别做工作，不能同不清不白的人来往，看准了再打招呼，正面提高觉悟，不要轻易点破，先过渡到舰队外围，然后再加入舰队。活动原则是以北京为中心，兼顾沪穗，技术掩盖政治。上上下下都要保密，泄密者、动摇者、叛变者，严加制裁，要让他们掉脑袋、杀子绝孙。

1971年1月24日，毛泽东突然决定改组北京军区领导班子。叶群大为恐慌，叫林彪早拿主意。林彪集团内部有两大块，一个是以黄吴李邱等人为首的老字辈，这些人跟随林彪南征北战出生入死，都是亲信将领；但在毛林之间作出选择，他们顾虑多多，不敢冒险犯难。军队调动权集中在军委主席毛泽东那里，调动一个排也要经毛泽东批准，军委副主席林彪都不行，黄永胜以下就更不行了。所以林彪虽有“反”意，始终没有和黄吴李邱说破。另一个是以林立果为首的小舰队成员，这些人中像周宇驰、王飞、李伟信、于新野等，是林彪集团的铁杆死硬派，是些小野心家，他们敢冒险，为了达到目的不惜拼个鱼死网破。在毛泽东步步紧逼之下，小舰队的意见明显占了上风。叶群的秘书兼内勤王蓝多回忆说，她在叶群的枕边发现过一张被叶群一直保留的写着“与其坐以待毙，何若起而伐之”的纸条。（参见焦烨所著《一个秘书眼中的叶群与林彪》，天地图书公司1993年版）这张纸条反映了当时林彪集团内部的主导思想。林彪曾对叶群说过：“一个权字，一个快字，这是政变的两字诀窍。现代政变可以在一个早晨把权拿到手。搞政变，夺权的代价要最小最小最小，收获要最大最大最大。时间要最快最快最快。可是要找这样专诸的刺客也最难最难最难。”这是林彪研究政变经得出的体会。（参见少华等人著《林彪的这一生》）只要能找到专诸那样的刺客，“伏尸二人，流血五步”，杀毛成功，就能把政权拿到手。那时再运用军委办事组这个现成的机构，整合军队，控制政局。政变的第一阶段，林彪靠儿子的小舰队，不动用黄吴李邱，自有他的道理。

3】3月21日至24日，在上海巨鹿路889号一幢日式楼房的地下室里，林立果接受父命，找上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研究起草了“武装起义计划”，林彪策划的武装政变进入了实施阶段。

林立果说：“现在首长（注：指林彪）接班有三种可能：一是和平过渡的接班，等五、六年还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变化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还一定能保得住；二是被人抢班，首长被赶下台；三是提前接班，办法是搞掉B-52（为毛泽东起的代号），实行武装起义。根据目前形势，要按提前接班的办法办，首长叫先搞个计划。”他直视于新野，接着说：“这件事我已和首长谈过，就由你先写。”林立果把这个计划定名为《571工程纪要》，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

《纪要》的核心杀毛夺权。说毛泽东“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说与毛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或者我们把他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何时动手？“战略上两种时机：一种是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纪要》制定的策略是“打着B-52旗号打击B-52的力量。”阴谋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先斩爪牙，既成事实，迫B-52就范”；或“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一种导弹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杀害毛泽东。

《571工程纪要》写成后，林彪、叶群看过没有？看过。据李伟信1971年10月13日交待：

“571”计划写成后，我没有见过，但是于新野在1971年9月11日，曾自己夸耀说，林立果把计划和一本于新野最近摘录的关于武装起义的事例，都留在了北戴河首长（林彪）主任（叶群）那里。

刘沛丰1971年8月在北戴河有次对我说：“前几天，天天四、五点睡觉，吃不消。”我问干什么？刘说：“叶群天天找林立果，研究‘571’，把舰队一些人的代号也全部要去了。”

4】3月31日夜。在上海新华路一幢小楼里，被林立果命名的“三国四方”会议正在进行。参加这次会黑会的有：“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江腾蛟（林彪拟任命他为空军政治部主任，毛泽东未批准，说“此人不可重用”林就叫江在空军政治部当党委书记，行使政治部主任职权，但无军委主席的任命。江腾蛟升官受阻，对毛非常仇恨）。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杭州空五军政委陈励耘，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周建平，上海，杭州，南京谓之“三国”，加上北京的江腾蛟，谓之“四方”。《“571工程”纪要》的第17页“实施要点”里，记载着“指挥班子江、王、陈”，这三姓即：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

会上议论了一阵形势。林立果提出要加强地面武装力量。“上海要成立一个教导队，对外用培训基层干部的名义，选一些可靠的人，多配汽车，机枪，增加机动能力，作为骨干力量。”

“人好办，地面武器不够怎么办？”王维国说。

江腾蛟说：“空军总部给你拨一点，你们想法自己生产一些。还可以把飞机上的枪炮改装成地面武器。飞机要进行攻击地面目标的训练，高炮要训练平射打地面目标。”

林立果说：“京、沪、杭是我们的根据地，上海是我们的大本营。今天定的各项任务要很快落实。从现在起一个月到半年以内，可能出现大的反复，我们要有应付反复的准备。以后，你们几个要互相支持，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由江政委拉总。咱们这个会议，就叫‘三国四方会议’。”

王维国回到上海空四军，立即组建了教导队，下有三个区队，九个班，每班12人。选人的条件是身强力壮，身高1.70以上，老实服从，不要高干子弟，不要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不要城市兵。班以上干部都由王维国审批。由小舰队成员蒋国璋统领教导队。组建起来以后驻在新华一村，这里的房子是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时修建的。每人都配轻型冲锋枪和手枪，班有机枪，每个区队一辆卡车，两辆吉普。经常进行擒拿格斗和射击训练。政治上灌输“对林副主席、林副部长无限忠诚”，成立第一天每人发一本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强调不理解也要坚决执行，不许有丝毫怀疑和动摇。5月22日，组织全体队员宣誓，誓词如下：

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永远紧跟林副部长，革命到底志不移。
望敬爱的党，把保卫副部长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拒绝用鲜血和生命来宣传副部长，捍卫副部长，紧跟副部长，将中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主持者是要教导队为林家父子效忠，为了掩人耳目，虚提了一句“永远忠于毛主席”，这成了反叛者欲达成目的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几年来林彪掀起的对毛崇拜的狂热，有的战士把毛的像章别在胸脯的皮肉上。没有军官敢下谋杀毛主席命令，没有士兵执行谋杀毛主席的命令。这是他们注定失败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似乎觉察到了林彪集团要闹乱子的蛛丝马迹。1971年8月15日他又南巡了。他此行的目的是要劝说各路诸侯与林彪划清界限。8月16日，他到达武昌，停留了12天，于16日、17日、25日和27日先后找刘丰（武汉军区政委）、王新（河南军区司令员）、刘建勋（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华国锋（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谈话。他指名道姓批评了林彪和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他说：“我看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他介绍说：“虽然在北京开了工作会议，几位大将作了检讨，但吞吞吐吐，林彪不开口，这些人是不会开口的，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是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他还说：“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5】8月28日专列到长沙，毛泽东在长沙分别同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党政军负责人华国锋（华国锋是北京赶到武汉和长沙听毛泽东谈话的，兼有保卫毛的重任）、卜占亚、刘兴元、丁盛、韦国清谈话。当着各方面负责人的面，毛泽东点了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你们同黄永胜关系这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这一方面是叫丁、刘与黄永胜划清界限，另一方面是叫在座的其他的党政军领导人与丁、刘以及黄永胜等划清界限。毛泽东在长沙说的最有分量的话是：“预计我于23日回京，15日至29日召开九届三中全会。会议上要端出林彪的错误，要增补张春桥、李德生进政治局常委，张春桥增补为副主席。”华国锋很快就把这个重要精神打电话告诉了周恩来。

8月31日，毛泽东到南昌。在南昌，他同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谈话两次。他说：“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可见心里有鬼。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之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我看他们是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称‘天才’。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又慌了手脚。这次庐山会议，只提出陈伯达的问题，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彪还是要保。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不过，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为林家办过一些事情的程世清要求向毛主席单独汇报。他揭发了三件事：第一件是庐山会议刚开，叶群找过他，告诉他坚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第二件是7月上旬周宇驰来南昌，将委托江南修造厂仿造的水陆两用汽车用飞机运走；第三件是林立衡过去来南昌在他家里住过，曾严肃地对他妻子说：“以后少同林家来往，搞不好要杀头的。”毛泽东提高了警觉。

9月3日零点，毛泽东从南昌到了杭州。他在专列上，召见了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南萍，省军区司令员熊应堂，林立果指定的杭州的“头”，空五军政委陈励耘。一见陈励耘，毛严厉质问：“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找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有上海的王维国，还有福建的那个叫什么？你们空军有8个中央委员。你们都干了些什么？”陈励耘不敢仰视，狼狈不堪。毛泽东说：“你们是受骗，受蒙蔽，对犯错误的，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还要求大家唱《国际歌》，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团结起来到明天”，要“一切行动听指挥”。谈到军队问题时，毛泽东说：“现在的几位大将（注：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我找黄永胜他们谈了话，东兴也参加了，当面批评了黄，黄永胜不会不摇羽毛扇子吧！他一字不提林彪。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陈励耘听了毛泽东的一席话，如五雷轰顶，哪里还敢执行小舰队的任务啊！

6】这时，躲在北戴河海滨别墅的林彪和叶群，千方百计地刺探毛泽东的南巡路线，在各地的行止时间，见了什么人，谈了什么话，以便选择动手的时机。广州空军参谋长顾同舟，把毛泽东同华国锋、丁盛、刘兴元谈话的内容要点，于9月5日密报“联合舰队参谋长”周宇驰，周的电话记录达15页。6日下午，周驾直升机到北戴河，将记录交给林立果。林彪、叶群阅后，忧心如焚，当读到“毛主席要在8月23日回京。25日至29日召开九届三中全会，会议上要端出林彪的错误，要增补张春桥，李德生进政治局常委，张春桥增补为副主席”时，林彪气疯了，决心拼个鱼死网破。9月6日凌晨6时，陪外宾（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吴振宇）来武汉的李作鹏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密谈。当天返回北京。将刘丰密告毛泽东湖北谈话内容报告黄永胜，黄永胜用保密电话密报叶群。

9月7日，周宇驰驾机回京，向舰队成员下达林立果的“一级战备”命令。他首先找到江腾蛟，给江讲了形势的最新发展，然后说：“先下手为强，很快就开三中全会，张春桥要当副主席；开人大，重建政府班子，首长的国防部长可能被拿掉，这样首长就被架空了，说不定被搞下台。就算首长能过关，他们把黄、吴、李、邱搞下去，我们再组织力量就困难多了。”

“怎么下手？”江腾蛟问。

“一组（注：管理毛泽东警卫和生活的班子在中南海被称为一组）现在正在杭州，很快要回北京过国庆。路过上海是动手的最好时机。”

尽管江腾蛟已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押在林彪的船上，尽管他对毛泽东充满了仇恨，事到临头，真叫他到上海去组织指挥刺杀毛泽东，他还是打怵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掩饰自己心脏的狂跳，尽量平静地说：“那就叫王维国干吧。“

周宇驰拿出了“舰队参谋长”的身份，斩钉截铁地说：“不行，王维国太粗。”

“那谁合适呢？”

“我就是同江政委来商量这件事的。我们现在都是有进无退。要是别人上了台，你这个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还能当下去吗？”

周宇驰这一挑拨，江腾蛟又想起了毛泽东对他的终身判决：“此人不可重用。”不除掉毛泽东，没有我江腾蛟的出头之日。转念至此，他掐灭烟蒂，凶狠地说：“我去。”

“江政委能亲自去，首长就放心了。你办成这件事，这可是开国元勋的功劳。事不宜迟，要去就快点去。”

毛泽东在汪庄住了一个星期，据汪东兴说：“9月8日晚上，毛主席在杭州又得到新的信息。杭州有一位好同志派人暗示毛主席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汪东兴午夜打电话给陈励耘安排专列转移事，陈励耘竟然“有事”，派秘书来见。这使汪东兴感到蹊跷。主席在杭州，作为地方大员，天字第一号的事情就是伺候主席，除非他得了急病不能来，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呢？这些情况促使毛泽东果断转移绍兴。10日13：40专列由绍兴返回。14：50进杭州站，15：35离开杭州，18：10就到了上海。

9月8日晚9时，林立果带着林彪的手令，乘坐256号三叉戟专机，连夜飞回北京。林彪的手令用红铅笔写在一张16开的白纸上，从右向左竖写：

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林彪    9月8日

在法庭上江腾蛟供认，9月8日晚林立果给他看了林彪的武装政变手令，他当即表示“坚决干”，并担任了在上海地区杀害毛泽东主席的第一线指挥。

7】9月10日，林立果、周宇驰又把林彪写给黄永胜的一封亲笔信交给王飞在“必要时”送给黄永胜。这封信没来得及送出被查获了。庭审时当场用幻灯投影出示了这封信的原文：“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信中的“有事时”，是他们搞政变的隐语。

林立果亲自向江腾蛟、王飞、胡萍、李伟信等传达林彪手令，研究行动计划。9月8日晚上11：30，他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说：“现在的情况很紧急，我们已决定在上海动手。我们研究了三条办法：一是用火焰喷射器、40火箭筒打B-52的火车；二是用100毫米口径的改装高射炮，平射火车；三是让王维国乘B-52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林立果命令江腾蛟：“你到上海统一指挥，只有你才能胜任。等上海打响后，北京由王飞率领空直警卫营攻打钓鱼台。”林立果又为江腾蛟鼓劲说：“这次要论功行赏，首长（林彪）讲过，谁能完成这个任务，谁就是开国元勋。”江腾蛟提出：“如果毛泽东的专列停在上海的虹桥机场，就炸附近的油库，趁救火的乱劲上去干掉。”“再一个方案是，在专列行经上海与苏州之间时炸硕放桥，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周宇驰（他是“联合舰队的参谋长”规定：江腾蛟的代号是“歼七”。江腾蛟与林立果约定：“如果B-52到了上海，向北京通报时就说王维国因病住院了；如果他离开上海，就说王维国出院了。”但江色厉内荏，迟迟其行，不到上海去。

毛泽东到上海，不下火车，住在专列上。汪东兴下令。当地的警卫部队一律撤到外围。在毛主席的主车周围全换上了中央警卫团的人。他带了100名精兵强将，前卫、后卫车都上了部队；还特别在据专车150米的机场油库放了双岗。毛泽东令汪东兴打电话通知南京的许世友司令员立即来上海。11日上午，许世友一下飞机就与王洪文一起被引到专列上与毛泽东见面。王洪文这时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负有谋杀使命的王维国把手枪放在了汽车后备箱里，好像被识破了，不允许他接近火车。中午，毛泽东叫王洪文请许世友和其他被找来谈话的人去吃饭，王洪文特意把王维国也拉去吃饭去了，一顿饭就吃了两个小时，王维国哪也不能去。

9月11日13：12，毛泽东下令，谁也不告诉立即发车，就在王维国他们在多种谋杀毛泽东的方案举棋不定、互相推诿的时候，毛泽东的专列离开了上海沿津浦线疾驰。第一站就是苏州。硕放桥在苏州和无锡之间，小舰队看了地形，连炸药怎么放都测量设计好了，他们是按毛泽东于9月23日返京组织实施的，一切都还没有到位，毛泽东的专列安然在桥上通过。18：35抵达南京，停车15分钟，许世友在月台上保卫专列通过。

过了南京就脱离了危险区域。毛泽东的专列于12日列车5点到达济南。停车50分钟。汪东兴给中央办公厅值班室打了电话，通知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到丰台站接毛主席，毛主席要找他们谈话、

1971年8月12日13：10，毛泽东的专列安抵丰台。饱经忧患的毛泽东，头脑一点儿也没有衰老。在斗争中还是那样敏锐机智、高人一筹。他安然回来了。因摸不清北京虚实，毛泽东先不进北京。他在车上把军委办事组成员、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纪登奎、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召去，询问了北京情况，，说：“黑手后面还有黑手！”命令李德生从38军调一个师到北京南口待命。专列12日16：05到达北京站，在严密的保卫下毛泽东坐汽车回到中南海。

根据鲁珉在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时出庭作证的证词：“9月11日晚约8时，江腾蛟和我到了北京西郊机场。林立果见到我们就说，你这个‘歼七’在上海打头阵，争取在上海搞掉，不成，就看‘鲁部长’在硕放桥的第二次攻击，再不成让陈励耘派飞机炸火车。”林立果这时仍是按照毛泽东23日回京安排行刺计划的。

8】9月11日深夜，王维国打电话给周宇驰，代号、暗语也没用上，直白地说：“毛主席的专列已经在中午离开上海。”

林立果闻讯大哭：“首长（他称自己的父亲从来是叫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我拿什么去见首长呀。。。。。”

在北戴河莲峰山96号别墅里，林彪闻讯脸色铁青，两眼发直，坐在沙发上像个泥雕木塑。

谋杀毛泽东的阴谋计划彻底破产了、林彪决定实行第二个方案，带上黄、吴、叶、李、邱五个政治局委员，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与毛泽东分庭抗礼。

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江腾蛟在法庭供认，1971年8月12日晚上，他参加了周宇驰在空军学院一座小楼上布置南逃的秘密会议。在场的人有：周宇驰、于新野、王飞、他和李伟信。周宇驰说，明早8时，林彪将从北戴河乘飞机到广州沙堤机场；7时周宇驰先带一部分人和他们的家属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前往广州。周宇驰要王飞和他在早晨6时到西郊机场。由王飞给黄永胜打电话，就说林彪找他到机场来，带黄永胜来后，再要他打电话给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就说林彪要到某地开个会，要他们来机场。周宇驰制定机上的警卫由江腾蛟负责。打算到广州以后，由林彪出面召开师以上干部会，把问题揭开，并利用广州的广播电台，发表广播成了临时中央，林彪的声音群众都熟悉。还可以争取外援，林彪在苏联是有威望的。

周宇驰作为“舰队参谋长”负责具体的组织工作，他干了四件大事：1、命令胡萍准备五架飞机，配好机组人员。2、和广州顾同舟派来的人接头，要广州方面做好接机的准备，并在白云山准备好房子。3、把王飞、鲁珉、贺德全、刘世英、于新野、朱铁铮、郑兴和等召集在一起，研究确定了联合舰队南逃名单；4、令李伟信给上海的王维国打电话，通知他13日早晨有一架伊尔-18在上海着陆，让机上的警卫团二中队下机，空四军教导队和上海的联合舰队成员搭乘这架飞机去广州。

空军司令部原副参谋长胡萍，在审判林彪反党集团作证时交代了为南逃广州安排8架飞机的情况。他说：这8架飞机是三叉戟256号和254号两架，伊尔18型703号和902号两架，安12型231号一架，安24型402号一架，云雀直升机两架。

林立果和他的姐姐林立衡对于父亲的政治出路有一场争论。林立果说：“上策是谋杀毛泽东；中策是割据局面，到广州另立政府；下策是逃往苏联。”林立衡三条都不赞成，她提出：“父亲能不能像朱老总那样，靠边站，什么也不管。”林立果说：“他只能是刘少奇的结局。像咱们老头子那身体，住三个月监狱就得死。”

林立衡很关注家里的动向。9月12日下午3点，叶群让林立衡和男朋友张清林举行订婚仪式，“让父亲高兴一下。”林立衡顺从了。晚上8点在96号楼放映室放映香港电影《假少爷》和《甜甜蜜蜜》。把不执勤的警卫、服务人员都吸引到那里去了。林立衡和未婚夫也在那里看，8点10分，林立果从北京回来了，背着手枪，献给姐夫一束鲜花作为祝福。然后，林立果就到林彪房间里去了。林立衡悄悄出来，发现情况有异，他们真的要跑，就决心向中央报告，阻止这个家庭的毁灭，挽救父亲的半世英名。

9】中央警卫团派出保卫林彪随驻在北戴河的是二大队的四个区队，共160余人，相当于一个加强连，由副团长张宏和二大队大队长（编制相当于营，但干部配置的都比较高）姜作寿统领，林彪外出都是二大队执行保卫任务。林彪家人和他们熟了。

林立衡找到二大队值班室见到姜作寿，像正规军人那样向前一步说：“姜大队长，我有事报告。”姜大队长让她坐下，她也不坐，眼睛看着值班参谋等人。姜会意，把豆豆（即林立衡）带到隔壁一间空房子里，豆豆仍觉隔墙有耳，于是两人走出楼房，到一片空旷的小树林里。

“什么大事啊？你慢慢说，别着急。”

“叶群、林立果欺骗首长，他们要带首长逃走。他们先到广州，然后再去香港。。。。。。你看怎么办？”

姜作寿一听，头都大了，再看林立衡，精神没毛病，就问道：“你说的这些，可靠吗？”

“可靠，这是叶群当面给我布置的，她让我马上回楼准备，让我跟他们一起走。。。。。。我不能跟他们一起走啊！你看我该怎么办？”

“这事首长自己知道吗？”

“他们骗他，他哪里会知道。”

回到值班室，姜作寿马上向副团长张宏报告。张宏要通中央警卫团的电话，找到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办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将林立衡的话如实报告。

张耀祠说：“我立即向东兴同志报告。”

汪东兴报告毛泽东以后，毛命令中南海和钓鱼台进入一级战备。

在钓鱼台负责警卫工作的邬吉成（中央警卫局副局长）22时左右，接汪东兴电话：“中南海已经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你负责布置钓鱼台的战备工作。”“战备到什么程度？”邬吉成问。汪东兴说：“一等，把部队拉出来，布岗，设置路障，挖工事。”邬吉成一头雾水，怎么回事，演习还是打仗？搞不清，命令如山倒。他马上增派岗哨，挖好工事，设置钉板之类的路障，阻断各楼之间的通路，到天亮才搞完。

10】9月12日22：30，汪东兴向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周恩来报告。

过了一会儿，张宏又给汪东兴打来电话，说林立衡第二次报告：“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停在山海关机场，是下午林立果坐着来的。”汪东兴立即报告周恩来、周恩来突然停止了开会，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他的办公室，要通了吴法宪的电话，叫吴法宪立即查清。隔了一会儿，吴法宪向周恩来报告：“我问了一下胡萍，确实有一架飞机到了山海关。胡萍说是改装好了试飞。我让飞回来，胡萍说飞机出了点故障，暂时飞不回来。”

周恩来挂断吴法宪的电话，因山海关机场属于海军，又打电话给李作鹏。周对李交待：“山海关机场那架飞机要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放飞。”李作鹏知道事情严重了。周恩来的机敏老练实在令人钦佩，他这一个电话把林彪集团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阴谋粉碎了。所谓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放飞，实际上是要经周恩来批准才能放飞，说四个人一起下令，使林彪集团无法抗拒，也无可挑剔。

当晚11时半，林立果接到周宇驰电话：“不好了，总理查256号飞机了，总理要把它调回北京去。”正当林彪、叶群、林立果商量对策的时候，电话铃又响了。叶群拿起耳机是熟悉的周恩来的声音。

“叶群同志，林副主席好吗？”
“林彪同志很好。”
“北戴河有架飞机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是我儿子坐来的。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要上天转一转。”
“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
“原来想去大连，这里天气有些冷了。”
“晚上飞行不安全。”
“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
“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周恩来语带双关，主要是提醒他们政治气象不好，冒然行动不安全。然后又说：“我要去北戴河看看林彪同志。”
叶群非常紧张地说：“总理不要来，你一来，林彪同志就紧张，总理千万不要来。”

林彪和叶群认为他们的计划已经暴露了。周恩来一到。他那三寸不烂之舌，能说得你哪也不去，等着当俘虏。林彪当即下了决心对叶群说：“我也不休息了，今晚反正睡不着觉了。你们赶快准备东西，我们马上走。”

平静的别墅马上乱了营。

夜里11：40，林彪的避弹“大红旗”以时速100多公里的速度呼啸而出。大队长姜作寿站在马路中央打手势要停车，叶群在车里命令：“8341部队对首长不忠，冲过去。”若不是姜作寿身手敏捷就被轧死了，坐在司机旁边的警卫参谋李文普，被蒙在鼓里，还以为是去大连呢，后听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李大喊停车，司机老杨习惯听他的命令，车停下来，李文普跳下车，喝问：“你们要把首长带到哪里去？”林立果拔枪就射，李文普一侧身，膀子上中了一弹。大红旗疯了一样，穿过海边大桥，向机场奔去，13日0时18分驶进山海关机场。

林立衡为父亲洗刷，说林彪是服了安眠药神志不清的状态下被叶群、林立果架上汽车逃亡的。也有研究者认为李文普是自伤。即使是这样，有人下车、开枪这样大的动作和声音，是足以把林彪惊醒的，他在老婆、儿子面前还是有绝对权威的，只要他说声不走，汽车就得转头开回去。

林彪一行，包括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迅速登上256号三叉戟专机，在没有副驾驶、领航员和通讯报务员的情况下，于1971年9月13日0：32强行起飞，向苏联伊尔库茨克方向飞去。256号专机起飞时，山海关机场报告了李作鹏，李作鹏没有采取措施，推脱说：“可以直接报告总理。”这样一个打电话的时间差，把256号放走了。

大陆有一本记述“913事件”的书，说256号“飞机起飞20多分钟，留在96号楼林办人员听到飞机返航的声音，96号楼的人都聚集在坡顶向机场方向遥望，只听得飞机在机场上空轰鸣盘旋，大家都认为飞机飞回来了，一定是想降落。。。。。。谁都料想不到中央在飞机起飞之后下了封锁机场的命令，地面所有灯火熄灭，飞机无法降落。”意思是林彪飞上天，又后悔了。想飞回来，但毛泽东、周恩来下了封锁机场的命令，即禁空令，不让他降落。这是个重要的历史关节，不可不澄清。

11】当时李德生作为中央代表在空军坐镇，空军司令部作战参谋朱秉秀协助他上承下达。这位朱参谋是下达禁空令的见证人和执行者，他提供了准确详细的史料。历史的真相是：

周恩来指示，要空军指挥所直接用对空台与潘景寅（按：256专机驾驶员）沟通联络，要他飞回来。北京西郊机场、首都机场都可以降落。此时吴法宪也在西郊机场指挥所亲自手握话筒不断地呼叫潘景寅，告诉他只要飞回来。一切都好办。但是始终没有听到潘的回答。眼看目标靠近边界线移动，1：50飞出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并在逐渐下降高度，直到我地面雷达上的飞机信号于温都尔汗以南消失。李德生立即向周恩来报告了雷达信号最后消失的位置；同时还示意我赶快拿起笔做记录，一句一句地复诵着电话里周恩来传达的政治局命令：“从现在起，凡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黄总长、吴司令员联名签署的命令，一架飞机都不准起飞。”记完后我又向李德生复诵了一遍。他说没有错。这就是净空了。空中发现情况就是敌机。由于林彪出逃当时是绝对机密，命令下达后所及的人将很多，所以在命令上不能不出现林。梁（按：空军参谋长梁璞）同时对我们两个作战参谋说，赶快向各军区空军指挥所传达。我与徐心德（当时任作战参谋）分工，由他接通电话，由我传达命令，流水作业。从1：56到2：20左右才将周恩来下达的禁空令传达完毕。

问题的关键是禁空令下达的时间。256号专机起飞的时间是9月13日0：32，就算是20分钟以后林彪想返回山海关机场，那是0：52左右，这时并没有下达禁空令，他完全可以下得来；是在一个小时之后，即1：50，256号专机飞出国境，进入外蒙领空以后，周恩来才让李德生下禁空令，作战参谋拨通第一个电话时已经是1：56了。所以，根本不存在林彪出逃升空后向回来，毛周不准他的专机降落的问题。

当周恩来正在与毛泽东谈论林彪出逃的经过时，吴法宪从西郊机场给汪东兴打来电话，说“林彪的飞机将从张家口方向飞出河北，进入内蒙，要不要派强击机拦截？”汪东兴说：“你等一等，我马上报告主席。”汪东兴向主席报告后，毛说：“林彪还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要他飞吧。”

下达禁空令以后，13日凌晨三点多钟，空军司令部报告：沙河机场有一架直升机飞走，机号是3685，机上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驾驶员陈修文，副驾驶陈士印五人。汪东兴马上又去报告，毛泽东、周恩来异口同声地说：“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因陈修文巧妙地同小舰队的几个人周旋，不执行他们叛逃的命令，在空中转了一圈，又回到京郊怀柔上空，在沙峪降落。周宇驰开枪打死了陈修文，陈士印装死躺下。三个小舰队成员相约开枪自杀，周宇驰、于新野当场死亡。李伟信放了空枪被捕。

9月14日下午，周恩来接到外交部转来中国驻蒙古大使徐文益的报告：9月13日凌晨3时，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飞机一架坠毁，机上9人，8男1女全部死亡。

后经鉴定，1号尸体上林彪的座车司机杨振纲，二号尸体是林立果，三号尸体是刘沛丰，四号尸体是机师邵起良，五号尸体是林彪，六号尸体是空勤机械师李平，八号尸体是叶群，九号尸体是飞行驾驶员潘景寅。

将军百战声名裂，向何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蔷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
                                                                        （辛弃疾：《贺新郎》）

12】林彪半生征战，盖世英名，落得这样一个下场只能使故人长绝了。

林彪出此下策，孰令致之？林立衡说：“真正逼爸爸出逃的是毛泽东。”这话是对的，但不全面。往大里说，毛泽东、周恩来，往小里说，叶群、林立果，都是影响他思想行为的因素，但决定的因素是他自己。直到爬上飞机，林彪的头脑是清醒的，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没有人能够强迫他。林彪读到毛的南巡谈话后作出的决定是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与毛对着干；是周恩来那个256号专机四个人批准才能放飞的电话，四两拨千斤，打乱了林彪集团南逃广州的计划；后来周恩来又要到北戴河来看望林彪，林彪认为林立果的杀毛行为可能已经暴露，周恩来是来抓捕他的，这成了促成林彪马上出逃的直接动因。林彪如果不出逃，最坏是刘少奇的结局。但刘少奇临终前有信心地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历史和人民都没有辜负刘少奇。林彪就没有底气说这句话。他支持极“左”路线，大跃进饿死了3000多万人，毛泽东本该下台以谢国人，恰在这时林彪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以300万人民解放军撑住毛泽东的金銮殿没有倒塌，后来又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与全党作战的强大后盾。离开毛泽东的极左路线，离开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林彪后半生的历史和业绩，就没有他的政治地位。他想反毛，就像《571工程纪要》写的那样，做纠正毛泽东极左路线的救世主，这个角色转变是不可能完成的。党和人民对他的后半生，不敢恭维，不会原谅。临到最后，林彪陷入拥毛拥不上，反毛反不了的尴尬境地。他无颜见全党同志和全国父老，只有离开这个国家了。那时，中苏对立，林彪反对毛泽东与美国和解，借用美国的力量反制苏联。或许能够在苏联反华反毛的舞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可能是林彪飞往伊尔库茨克时的“活思想”。

林彪死后，无端生出许多谣言。海外出了一本书《林彪的阴谋与死亡》（姚明理著），说林彪死在北京西山，是被毛泽东下令处死的，纯属天方夜谭。

据美国《洛杉矶时报》1994年3月8日报道，29岁的自由撰稿记者彼得?汉纳姆为了解开林彪死亡之迷，从1993年5月开始，用了6个月的时间往返于苏蒙等国，查清了林彪死亡的真相，向世界发表的报告是这样写的：

6个月过去了，汉纳姆足迹所至6个国家。最后在莫斯科的一个军事资料室里，他获得了一份克格勃档案。那份档案当时仅有4个人看过：两位苏联病理学家，以及已故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后者为当时的克格勃头目。据档案记载，前苏联在事发地点秘密进行过仔细的尸体解剖。结果证明：林彪及其夫人和儿子在坠机事件中确死无疑。

新近披露的这一证据，结束了多年来关于林彪神秘死亡的种种虚妄猜想和离奇的分析。

天马行空

第三十五章  尼克松给毛泽东送上一把核保护伞

1971年9月13日上午，毛泽东委托周恩来主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政治局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事件，并作了紧急战备部署，布置保卫北京，防止各种突发事件。周恩来还亲自给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打电话，通报林彪叛逃，要求各地采取紧急措施，控制局势。

10月3日，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同意撤销军委办事组，逮捕了林彪死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成员有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矩、张才千、刘贤权共十人组成。毛泽东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说：“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

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的提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立即把台湾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26日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外交部党组及有关人员讨论派不派人出席正在纽约召开的第26届联大？毛泽东过去说过：中国不怕孤立，不急于进联合国，中国自己就是个“联合国”。这种思想影响着外交部领导人，所以竟然提出回电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感谢他的邀请，中国目前不派代表团去参加的意见。正在这时毛泽东给周恩来打来电话，，周恩来汇报了外交部党组的意见，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另一个就是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周恩来说：“我们刚才曾经考虑让熊向辉带人去摸一摸情况。”毛泽东说：“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注：指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做团长，熊向辉可以做代表团副团长。”

“913”事件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破产。为了转移人民的视线，毛泽东试图在外交上打开新局面，给人民一些振奋，稳住阵脚。毛泽东决心打开中美关系。

中美改善关系的背景，要从珍宝岛事件说起。

1969年3月2日、15日、17日中苏两国军队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中国军队击毁苏军坦克、装甲车17辆，击毙苏军58人，击伤94人。苏军吃了亏。对此，苏军高层反应强烈。国防部长格列齐科元帅为首的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灭中国威胁。”

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紧急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询美国意见。尼克松总统召开国家安全会议紧急磋商后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尼克松总统采取两项重大措施帮助中国。一是把这个重要的战略情报即使告诉中国。那时中美没有外交关系，名义上美帝国主义仍是中国的头号敌人，采取什么办法把这个消息告诉中国呢？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内容如下：

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基辛格在发这条消息时曾说：“但愿中共领导人看到了这则消息，千万不要随手扔掉。”中国没有掉以轻心。毛泽东和周恩来研究后，命令全国“深挖洞，广积粮”进入临战状态。美国的第二项重大措施是：用最明确的信号把美国在苏联对中国发动核战争的情况下将要作出的反应告诉苏联。尼克松亮出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尚保留未及动用的一张牌—用已被苏联破译的密码向美军发出准备对苏联本土134个城市、军事要地、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进行打击的总统指令。苏联领导人得到这个消息还有些将信将疑，拨通苏联驻美大使馆的电话，多勃雷宁大使告诉勃列日涅夫：尼克松总统认为中国利益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他们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们将首先参战。基辛格透露，总统已经签署了一份对我国130多个城市和军事基地进行核报复的密令。一旦我们的第一颗导弹离开发射架，他们的报复计划便告开始。勃列日涅夫和克里姆林宫的鹰派，听完就泄了气。中国面临的一次最严重的核危机是在美国的帮助下化险为夷的。

2】尼克松是一位著名的反共分子，他是有是一位最有战略头脑的美国总统。他在中苏交恶时保护中国是从美国的战略利益出发的。他深知毛泽东“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的双打方针是不能持久的，他期待着毛泽东的橄榄枝。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晤了在保安结识的老朋友，美国作家斯诺，明确表明了对美国和苏联的态度。他是这么说的：

他（注：指尼克松）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发表，保密呀。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他如果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

谈到和苏联共产党的争论，他对斯诺说：

他（按：指苏方）后头又请古巴代表团来讲和，说是要停止公开论战。又请罗马尼亚来讲和，要我们停止公开争论。我说不行，要争论一万年。后头柯西金到北京，我见了他。我说，你说我们教条主义，好。但是这个发明者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把他搞掉，要把他整掉呢？你决议上写了的，说他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义的赫鲁晓夫同志”为什么这样一个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你们又不要了呢？我想不通。你们不要，我们请他来住不行？请他到北京大学当教授，教那个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又不给。我又说，但是你是总理，你是苏联国家的总理，我们的争论是要进行一万年的，因为看你的面子，我让步。一让一大步，不减少犹可，一减少就是一千年，一让就是一千年啊！

毛泽东嬉笑怒骂，关上了与苏联和解的大门。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经过中美都信任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巧妙安排，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访问了北京。7月15日，一则公告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全世界大吃一惊。公告说：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据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8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3】尼克松总统为了这次访问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他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史料，从政治、经济、军事、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到毛泽东的诗词，他都有所涉猎，并请教了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包括本国的埃德加?斯诺、罗斯?特里尔、费正清、斯图尔特、施拉姆、法国的安德烈?马尔罗等。

马尔罗是与毛泽东直接交谈过的一个中国通。这年70岁了。他从29世纪30年代以来，断断续续地和毛泽东、周恩来保持着联系，五年前他以法国文化部长的身份访问了中国。马尔罗告诉尼克松：

中苏之间的友谊曾经是晴空万里，但是分裂也是必然的，这就导致中美和解势在必行，总统阁下要访问中国，在我看来并不奇怪。

我还觉得，中国人的行动是他国党内需要的反映。

五年前，我见到毛的时候，毛担心一件事，美国人或者俄国人用10颗原子弹就可以破坏中国的工业中心，使中国倒退50年，而在此期间他自己会死去。他对我讲：“当我有6颗原子弹时，就没有人能够轰炸我的城市了。”我不懂毛这句话的意思。毛又接着讲：“美国人永远也不会对我们扔原子弹。”这话我也不懂，不过我给你复述一遍，因为一个人不懂的话才是最重要的话。

有一次我还问他是不是把自己看作是中国最后几个伟大皇帝的继承人，毛说“当然，我是他们的继承人。”总统阁下，你是做理性范围内行事的，但毛却不是。他脑子里有个幻象。这个幻象迷住了他。

总统先生，你将会晤的是一个命运奇特的人，他相信他正在演出自己一生中的最后一幕。你可能以为他是在对你说话，但实际上他是将是在对死神说话。。。。。总统，你去中国跑一趟是值得的。

1972年2月21日11：27，尼克松总统的专机“空军一号”在北京首都机场徐徐降落。

舱门开启，尼克松总统和穿红外衣的尼克松夫人缓步下机，其他人被命令暂留机上，以突出美国总统和中国总理握手的历史性场面。美国星条旗和中国五星红旗在机场迎风飘扬，太阳冲出云层给机场铺上一片金光。350人组成的陆海空三军仪仗队整齐列队。周恩来率叶剑英、姬鹏飞、乔冠华等中国官员沉着冷静看着尼克松缓步走下舷梯。当尼克松不下扶梯走完一半的时候，周恩来像个乐队指挥一样开始鼓掌，其他中国官员随着发出一阵掌声。尼克松也已鼓掌答礼。尼克松回忆说：“我知道，1954年终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受了侮辱。因此，我走完舷梯时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周恩来说：“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随后下机的是国务卿罗杰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等代表团成员。

乐队奏两国国歌。尼克松总统在周恩来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

随后周恩来陪同尼克松登上一辆防弹红旗轿车进城。尼克松一行被安排在钓鱼台国宾馆六号楼下榻。这是清朝乾隆皇帝住过的地方。奇花异木，假山怪石，小桥流水，匾额对联，集中国园林的精巧构思，尽东方帝都的皇家气派。

午宴是丰盛的。尼克松和夫人帕特熟练地用筷子得到主人的赞许。帕特说：“这是我们半年前着意苦练的结果。”

午宴后休息了片刻，中南海给周恩来打来电话：“主席要会见尼克松总统，请基辛格博士也来。”

一辆高级红旗轿车，由钓鱼台驶过西长安街，从金碧辉煌的新华门驶入中南海。四个门卫行庄严的军礼。这座门具有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神圣象征，平时是没有人出入的，在中南海上班或者开会的中国官员走府右街西门。汽车绕过影壁，但见苍松翠柏，宫殿巍峨，汉白玉石栏环绕中南海。尼克松想通过认识毛泽东所生活历史氛围认识毛泽东。汽车在中南海西岸“游泳池”门口停下。这是外表看来很普通的一个院落，里面有个游泳池。因为身体缘故，毛泽东早就不游泳了，池子盖上了木板，又加了个顶棚，成了一个大厅。这个院落是毛泽东最后十年居住的地方，不像丰泽园那样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响亮名字，工作人员习惯地称之为“游泳池”。毛泽东没有迎出院中，并非有意怠慢美国总统，他的腿力不从心了。

4】细心的基辛格博士是这样描写中国最高统治者会见他们的这间房子的：

这是一个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着一张简易的木床。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犹如一个节省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具太贵，更换不起而着意加以保护一样。每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色桌布的V字型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之间的三角形空隙、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沙发后面有两盏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在毛泽东作为的右前方是一个痰盂。来访者一进入房间，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在我最后两次见他是，他需要两个护理人员搀扶。但他总是要站起来欢迎客人的。

当尼克松在周恩来陪同下进来时，毛泽东向尼克松伸出手，尼克松上前一步把手伸出来，紧紧地握着。尼克松将左手搭上去，毛泽东也将左手搭上去，两人相视而笑。接着毛泽东又跟基辛格博士以及专门来担任记录的洛德握手。担任翻译的是唐闻生小姐。经过基辛格的亲自面试，她的英语水平是无可挑剔的。在座的另一位女士是王海容，她是毛泽东的姨表兄王季范的孙女，这时的职务是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周恩来挑选她参与接待尼克松总统，一方面是她可以在毛周之间起一个很好的联络员的作用；另一方面，毛有一个可靠的管道了解中美会谈的一切细节，可以免除误会和猜忌。

分宾主落座后，毛泽东对尼克松说：“我是世界上头号共产党人，而你是世界上头号反共分子，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毛在这里自称是“世界上头号共产党人”，这就把苏联勃列日涅夫排在后面去了。中苏论战，引经据典，义正词严，说到底所争的就是这个“头号”、毛此时仍在追求充当世界革命的领袖，可是他比他所批判的苏联修正主义走得远得多。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反修理论，所谓“九评”等大块文章，是不值得认真对待的。

在谈到这次会晤的历史背景时，毛泽东说：“是巴基斯坦前总统把您介绍给我们的。当时，我们驻巴基斯坦大使不同意我们同您接触。他说，尼克松总统跟约翰逊总统一样坏。可是，叶海亚?汗总统说，这两个人不能同日而语。他说一个像强盗—他是指的约翰逊，而您不同。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个印象，不过我们不大喜欢从杜鲁门到约翰逊你的前任几位总统。中间有8年是共和党任总统，在那段时间，你们大概也没有把问题想通。”

“主席先生，”尼克松说：“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全然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这个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这方面还认识到，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对我们的政策。”

尼克松继续说：“例如，我们应该问问自己——当然只是在这间房子里谈谈——为什么苏联人在面对你们的边境上部署的比面对西欧的边境上部署的还要多？我们必须问问自己，日本的前途如何？我们知道我们双方对日本问题是意见不一致的，但是，从中国的观点来看，日本是保持中立并且完全没有国防好呢？还是和美国有某种共同的防御好呢？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绝不能留下真空，因为真空是会有人来填补的。例如，周总理已经指出，美国在到处伸手，苏联也在到处伸手。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险究竟来自何方？是美国的侵略，还是苏联的侵略？这些问题都不好解答，但是我们必须讨论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你同周总理去谈，我只谈哲学问题。”毛泽东和任何人谈话都是紧紧掌握主动权的，他决不跟着别人谈话的思路走。

5】机智的尼克松马上转换话题：“主席先生，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懂得‘只争朝夕’。”

当翻译介绍，总统引用了主席的诗词时，毛泽东脸上露出了笑容。在中国，引用毛的话是表示对他的尊重。

尼克松说：“我还想说明一点，就个人来讲——总理先生，我这也是对你说的——你们不了解我。既然不了解我，你们就不信任我。你们会发现，我绝不说我做不到的事。我做的要比我说的多。我要在这个基础上同主席，当然也要同总理，进行坦率的会晤。”

毛泽东说：“‘只争朝夕’，我这个人说话像放空炮。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

“像我这种人。”尼克松微笑着引火烧身。

“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打倒之列。”毛泽东又指指基辛格：“这个人也不属于被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主席先生，我们大家都熟悉您的生平。你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结果登上了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伟大国家的最高地位，我也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登上了一个很伟大国家的最高地位。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我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然而都脚踏实地来自人民，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将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今后多年的全世界。我们就是为这个而来的。”

在美国总统起身告辞的时候，毛泽东说：“你那本《六次危机》写的不错。”

这次会见，原计划15分钟，实际上谈了65分钟。毛泽东大病未愈，但思想敏捷，谈锋甚健。临别，毛泽东送到书房的门口。他脚擦着地毯慢慢挪动脚步，要是在前几年，他会送客到院子门口目送客人登上汽车的。

尼克松也学了中国式的奉承：“看上去主席先生的气色很好。”

“那是骗人的。”毛泽东耸了耸肩膀。

6】第二天，全中国各大报都在头版上用半个版面，刊登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的大幅照片，以及周恩来总理在机场迎接尼克松总统，总统面带笑容伸着右手走过来的照片、8亿中国人民才从林彪叛逃事件的惊诧中镇定下来，一看这天的报纸，有一种天朝大国的自豪感。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强国不承认中国25年，如今它的总统来到北京，像来朝觐一样。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站立起来了，在这一天老百姓这种感情特别强烈。林彪算什么，叛逃也罢，摔死也罢，无关大局。我们有毛主席，我们有周总理，这两个人在，中国人民就有主心骨。毛泽东巧妙地通过尼克松访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恢复了自己的声望。马尔罗等观察是敏锐的：毛泽东邀请尼克松访问北京“是他国内需要的反映。”

美国人是另一种感情，另一种价值观念。当周恩来总理回拜尼克松总统的时候，尼克松、罗杰斯、基辛格在楼厅门口迎接。握手之后，尼克松满面笑容地走到周恩来身后，很自然地帮助周恩来脱下呢子大衣。周恩来微笑着感谢总统的友好举动。这个场面被随团访问的美国电视记者摄入镜头，霍尔德曼安排通过卫星的电视转播中连续播放好几次。美国人民看了电视很赞赏尼克松的做法。好几家大报在头版刊登这张美国总统为周恩来脱大衣的照片。有家报纸评论说：“在美国人民对周恩来表示极大的好感时，尼克松为周恩来脱大衣，等于发表一篇极为动人的竞选演说。。。。。”

在尼克松游览故宫、长城和杭州的时候，基辛格和乔冠华在宾馆中为中美联合公报字斟句酌，斤斤计较。最难通过的是“台湾海峡”，中美立场尖锐对立。

周恩来定下的基调是：“台湾问题是中美两国之间的老问题了。华沙会谈15年也一直僵在台湾问题上，我必须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这三条立场是不变的。”

基辛格与乔冠华，态度时而严峻，时而和缓，争来争去就卡在这个问题上。基辛格强调：“我们不能在开始我们新关系时背弃我们的老朋友。”这是美国的基本立场。所以，想了多少措辞，都因涉及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或一个中国两个政府，而为中方所坚决不能同意。最后，基辛格终于在他的助手洛德的帮助下解决了这个难题。基辛格对周恩来和乔冠华说：“我决定换一种方式表达美国的观点”：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此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周恩来重视、回味着这段话的每一个字，脸上露出了笑容：“博士到底是博士，这可是一项奥秘的发明。”僵局就这样打开了。

2月27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就联合公报达成了协议。28日，《中美联合公报》发表，这个公报被称为“上海公报”。

28日早晨，在上海虹桥机场，周恩来送走了尼克松。

7】在返回的伊尔-18总理专机上有位新华社记者问：“总理，有个美国记者报道尼克松访华的结果，用乒乓球比分来比喻，21：2，可以报道吗？”

周恩来哈哈一笑，问：“是哪个记者？”

“美联社记者卡洛。”

“人家可以那么写；我们不能那么说。公报只是一个起点，我们要学会把眼光看到未来。”

美国总统访华，表面看来，像是番邦国王朝觐天朝大国的皇帝一样，给中国人民的自尊心和虚荣心极大的满足，中国得分多多。实际上，作为美国的全球战略，这一招是美国战胜苏联，瓦解社会主义阵营的阶段性步骤；这也是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开始。尼克松—这位温文尔雅、给中国总理脱大衣的美国总统，影响了20世纪后期的历史走向：苏联解散，东欧巨变，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美国成了领导世界潮流的头羊、如果美国要用军事手段达成这个战略目标，得准备牺牲一百万人，还不一定能够做得到。尼克松对自己谋求的目标是底气十足的，这从他晚年的一部著作《1999不战而胜》可以看出来。

又有记者说：“总理，外电评论，这次是你导演的外交杰作。”

周恩来严肃地说：“不！不能那样说。这是主席的英明，主席的功劳。这次乒乓球外交（注：中美往来是从毛泽东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开始的）我就没看准，是主席决定的。打开中美关系还是这些英明决策。到底主席是主席，我们是我们。”

功则归君过则归己。这就是周恩来。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中方主角是周恩来。但没有毛泽东的首肯，任凭周有多大能耐，这件事也不能办，也办不成；周恩来随时坚持“功则归君”的原则，后来还是差一点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天马行空

第三十六章  请邓小平当军师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患癌症去世。因九大以后，陈毅只是中央委员，没进政治局，追悼会规格低，由李德生主持，叶剑英致悼词。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不参加。因此之故，宋庆龄副主席、西哈努克亲王想以生前好友的身份参加也奈难同意。1月10日午饭后，毛泽东不睡午觉，烦躁不安。这天下午要开陈毅的追悼会。他想到了反对“二月逆流”的那一场斗争，为了江青，他与陈毅等元老们几乎全部闹翻了，还说过要和林彪上山打游击等过头的话。如今林彪摔死了，历史已对谁忠谁奸作出了结论，要挽回人心，今天下午是个机会。转念至此，他下令：“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周恩来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后，立即决定提升规格，通知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宋庆龄副主席、西哈努克亲王参加陈毅追悼会。

毛泽东这年79岁，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了。林彪事件给了他精神上很大的打击。临时要出门，秘书张玉凤、护士长吴旭君帮助他换衣服。他下身穿一件薄毛裤，要给他套上制服裤子，他嫌罗嗦，说：“不要换了，我在睡袍外面套件衣服就行。”结果就在睡袍外面罩了件灰色中山服。张玉凤和吴旭君怎么看也觉得出不了门，这像个什么样子呢！就又给他穿了件大衣，才算把睡袍盖住了。然后，张玉凤搀扶他上了那辆吉斯牌防弹轿车。

毛泽东进入八宝山殡仪馆大休息室。周恩来、宋庆龄、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迎上前来向他问候；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也不得不来参加。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受到特别邀请，是唯一的外宾。不一会儿，陈毅夫人张茜率四个子女晋见毛泽东。毛泽东握住张茜的手。张茜泪如泉涌，努力控制感情，收住泪说：“主席您怎么也来了？”毛泽东的意外出现，当然给死者增加了极大的哀荣，所以张茜有此一说。毛泽东也凄然作哭灵状（据一位细心的目击者说，毛泽东一滴眼泪也没掉下来），让张茜坐在自己身边，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是个好同志。”张茜说：“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毛主席。。。。。。”毛泽东不让她继续说下去，接过话茬说：“不能这么说，也不能全怪他，他是个好同志。”“陈毅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做出贡献，立了大功的，这已经做了结论了。”

毛泽东又与西哈努克亲王交谈。向他通报了林彪去年9月13日乘飞机叛国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摔死的简要情况。又对着大家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二月逆流是陈老总他们反对林彪、陈伯达、王关戚，”又说：“邓小平同志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是何等的机敏，密嘱张茜和孩子们，把“毛主席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话传出去。”他知道，启用邓小平的时间不会很远了。

追悼会仍由政治局候补委员，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改由周恩来致悼词。毛泽东与大家一起向陈毅遗像三鞠躬。追悼会结束，周恩来等送，毛泽东上车，张茜搀扶毛泽东走到车前。毛泽东下肢开始萎缩。迈了几下竟上不去车。张玉凤前去扶了一把才上了车。

2】这时候的周恩来真是中国的擎天一柱。内政外交，还有亟待恢复的国民经济，千钧重担都压在他的身上。他的日益消瘦的身躯支撑着这个国家。送走尼克松回到北京，周恩来又把主要精力转到内政上来。1972年初。，他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指出：“职工人数突破了5000万，工资总额突破了300个亿，粮食销售量突破了800亿斤，这三个突破是个警号，不注意解决就会出大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管理这么大一个国家，他总要有几个助手啊！然而，副总理们、部长们，几乎都被打倒或半打倒，不能工作了。谁能砥柱中流，帮助他撑起这个局面呢？周恩来想起了邓小平。他根据毛泽东在陈毅追悼会上说过的话，开始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创造条件。

邓小平是1969年10月20日被流放到江西的，作为第二号“走资派”，林彪和江青都想把他置于死地，但毛泽东不松口，连报纸上点名都不行，所以他们谁也动不了邓小平。周恩来对于哪些人不能保，哪些人能保，保到什么分寸，和毛泽东的配合非常默契。

1969年10月18日，周恩来亲自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打电话，是办公室主任程惠远接的。周恩来要江西安排邓小平夫妇的住处和“锻炼”的地方，并要他们办好了报告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江西报上来的方案是将邓小平安排在赣州。19日周恩来又在电话中明确指示：“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不便，而且又是山区，条件较差，将邓小平安排在赣州不妥，应在南昌市郊为宜。邓小平的房子应该是一栋两层楼的楼房，楼上他们夫妇住，楼下工作人员住。最好是独门独院，又能散散步，又比较安全。”按照总理指示，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让邓小平住上南昌市郊望城岗原南昌步校校长的房子，二层楼，独家独院。“锻炼”就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由省革委会保卫部长陈昌奉（毛泽东长征时期的警卫员）亲自管理，严格保密。看管他的秘书和警卫人员也都对邓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尊敬。劳动活不重，只干半天，分配他当钳工。年轻时留法勤工俭学，邓小平干过这个话，所以很熟练。工人们称赞：“老邓起码有四五级工的水平。”劳动之余，邓小平可以读读书，散散步，在院子里侍弄蔬菜。夫人卓琳和继母夏培根仍跟邓小平生活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虽然子女们受牵连跟着吃了不少苦，长子邓朴方摔成残废，但邓小平的流放生活没有造反派的批判揪斗和肉体摧残，比起刘少奇、彭德怀、陶铸来，就有霄壤之别了。

《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邓小平是在新建拖拉机修配厂和工人们一起听的传达。厂长罗明知道他耳背，叫他坐在前面，和县工业局长坐在一起。邓小平身板挺直，两手扶在大腿上，两眼平视，眼睛会神，给他斟了一杯茶也没顾上喝一口。回到将军楼住所，他对卓琳说了8个字：“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对中央关于林彪事件的处理表示拥护。8月14日，毛泽东作了批示：

请总理阅后，交汪东兴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他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1、他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是《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2、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3、他协助刘伯承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也讲过几次，现在再说一遍。

3】8月15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12月18日，周恩来致信纪登奎、汪东兴，要他们就邓出来工作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纪、汪向周恩来提议，邓小平仍任国务院副总理。

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以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国县团级以上党政军各机关。这是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后重登政治舞台。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前举行。修改了九大的党章，修改党章的报告是由40岁的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念的。对林彪反党集团作了组织处理。邓小平和其他老干部一起被选进中央委员会。

十大的中央领导机构组成人员如下：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

十大闭幕式上出现了一个尴尬场面。代表们起立鼓掌欢送伟大领袖退场，但毛泽东怎么也站不起来了，叫两个卫士上来架着主席出场，又怕冷了大家的心，造成人心党心的不稳定。面对如潮的掌声，周恩来机警地解围，说“伟大领袖毛主席要目送代表们退场。”

1973年12月12人，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对调和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的建议。13、14和15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和准备委以重任的邓小平陪同下，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他还说：“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一打起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继续含沙射影地敲打周恩来，意在告诉大军区司令员们与周恩来保持距离。然后又说：“我给你们请了个军师，此人就是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来的，是政治局请回来的。”他还谈到：“朱德是红司令，整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付崇碧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权为己有，恩自上出，雷霆雨露，收纵自如。这是封建帝王的统治术，也是毛泽东的统治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他把刘少奇置于死地，把邓小平保护下来，在邓被打倒7年，尝够了无权之苦之后，又破格提升他，让他重新进入权力中心。凭这两条，他认为邓小平这次被起用，应该绝对忠于他，感恩怀德。在这种情况下，他又当面表示对这次政治局工作的周恩来、对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不满，把邓小平称为“军师”，“军师”者，诸葛亮也，反衬出对邓小平信任之专，期望之殷。邓小平比周恩来年轻，身体也好。毛泽东企图让周恩来淡出政治舞台，把邓小平改造成为第二个周恩来，能挑起治国安民的担子，又有辫子可抓，甘心永远当第二把手。他希望邓小平能够与江青合作，他要依靠邓小平治理这个国家。而把江青摆在邓小平之上监国。换句话说，江青坐天下。邓小平治天下。这是邓第二次复出後毛泽东的交班部署。

4】目前要整顿林彪统领多年的军队，尤其需要邓小平的魄力和才干。大军区司令，所带的兵。所管的地盘，都是一路诸侯。要有邓小平这样一个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强的人，才压得住，才统得起来。八大军区中至少有三位（李德生、陈锡联、杨得志）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战斗过。万一出现反叛，邓小平在调兵遣将应付危局上是游刃有余的。像王洪文、张春桥是指挥不动军队的。那时身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张春桥分管海军，但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根本不买他的帐，两三个月也不向他汇报。有一次张春桥开会批评海军，批了一个上午，肖劲光一声不吭，叶剑英也不发表意见，到了中午散会，肖劲光径直走到叶剑英面前告别，好像其他人根本不存在，这让一旁的张春桥很是尴尬。叶剑英当了大半辈子总参谋长，在调兵遣将方面也没有邓小平的优势。老谋深算的毛泽东确实是把邓小平当做“秘密武器”，如今用上了，不仅他要代替林彪，而且他要代替周恩来。

1973年12月22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通知：“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同日，中央军委发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

任命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为沈阳军区司令员
任命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为北京军区司令员
任命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为广州军区司令员
任命广州军区司令员丁  盛为南京军区司令员
任命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为武汉军区司令员
任命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为济南军区司令员
任命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为福州军区司令员
任命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为兰州军区司令员

毛泽东深知周恩来是他完成家天下布局的最大障碍。他要重用的两个人，一个江青，一个张春桥，都是叛徒。这件事情周恩来知道。真要把周恩来逼急了，使出这个杀手锏，可以一举粉碎“四人帮”，将毛置于政治上非常被动尴尬的地位。毛泽东无法向全党交代，搞了8年文化大革命，害死和打倒那么多干部，他依靠的就是这两个叛徒，最后还要让这两个叛徒来接班，这是为什么？搞得不好，毛泽东要翻车。这就是毛泽东一方面施展阴谋权术整治周恩来，一方面又总是留有转圜的余地，不把事情做绝的原因。毛“拉邓排周”的策略是一厢情愿。早在邓小平出来工作之处，1973年4月9日邓小平夫妇到玉泉山看望周恩来时，周就对工作环境的险恶向邓交了底，并告知邓小平，张春桥是叛徒，但主席不让查。邓小平从一开始就没想和“四人帮”合作。

毛泽东想把邓小平和“四人帮”捏住一起，但合作共事的局面一次又一次地被江青破坏了。

1974年4月，联合国将召开第六届特别会议，这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聚会，本来应该周恩来出席的。外交部遵照毛泽东“跟线不跟人”的指示，越过周恩来。叫王海容、唐闻生直接请示毛泽东。毛点名邓小平出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并密嘱王、唐，不要说是他的意见，由外交部提名写个报告送上来。意在观察周恩来的反映。让邓小平去联合国亮相，是毛泽东向国内外发出的用邓小平代替周恩来主政的信号。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外交部报告时，江青跳出来反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附议，其他人保持沉默。当周恩来得知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是毛泽东的意图后，积极在政治局做工作，使外交部的报告中26日得以通过。3月27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说：“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4月6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启程时，周恩来下令组织盛大的欢送仪式，并抱病到机场为邓小平送行。

5】反对邓出席联大事件之后，又发生了风庆轮事件。事情的远因要追溯到1964年，为了尽快发展远洋运输业，周恩来做出造船和买船同时并举的决定，并得到毛泽东的同意。1974年9月底，国产万吨级货轮风庆号试航欧洲成功归来，姚文元在宣传上大做文章，并在新华社编的专供中央领导人参阅的《国内动态清样》上发难，把周恩来的主张曲解为“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江青写下大段批语不指名批周，说：这篇报道“引起我满腔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都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邓小平只划了个圈。10月17日，在王洪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逼邓小平表态，并提出要揪买办资产阶级的总后台。邓拍案而起，厉声说：“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说罢愤然退场。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和江青公开冲突、

散会后江青等连夜商量，决定派王洪文到长沙去告状。18月18日，王洪文晋见在长沙休养的毛泽东，说：“为风庆轮的事江青和邓小平在会上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邓还是搞过去的‘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邓带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恩来虽然有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来往这样频繁，是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毛正期待着江青与邓小平联手将周恩来排除出局的局面，这个江青，又一次破坏了他的安排，听了王洪文话十分不悦，当下批评道：“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搞好团结。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经过两天的考虑，毛泽东决定让步，叫陪外宾来长沙的王海容、康生回京向周恩来、王洪文传达他的意见：

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起跟各方面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邓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这是叶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委员长一、二（注：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第一副委员长）再考虑。总之，方针要团结，要安定。

在筹组四届人大之初，关于人事安排毛泽东交代王洪文负责，出任组织工作小组长，没有明确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只是叫张玉凤直接通知王洪文，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王洪文告周恩来插手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后，毛不仅没有追究，反而亲切地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而且叫周名正言顺地过问人事安排，这是一个策略上的退却。

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有意压一压江青。1974年11月12日，江青给毛写信，推荐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乔冠华当副总理，迟群当教育部长，毛在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要做老夫人，不要做红娘。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不久，江青又叫王海容向毛泽东转达她的意见，让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后面，一旦两位元老谢世，王洪文就可以出任委员长。毛对王海容说：“江青有野心，她想让王洪文但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这句话后来成为粉碎“四人帮”的理论依据。

在官方发表的文本中，“要做老夫人，不要做红娘。”10个字被删去了。这句话毛泽东讲过两次。第一次是1956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他说：“现在唱红娘的是周总理，我好比那个老夫人，必要时出来扭一扭，扭多了观众就烦了。”这个话正式发表时也被删掉了。毛和周恩来的关系，是唱了大半辈子《拷红》。

现在告诉江青，就是要江青善养人望，团结多数，少露面，不要争国务院和人大的位子，你的位子是老夫人——在幕后大权在握的中共主席。毛泽东的传位计划实在说不出口，因为这和他标榜的马克思主义、为人民服务、解放全人类等等相差太远。于是只好正话反说，“江青有野心，她想叫王洪文当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叫王海容去散布，叫大员们去领悟。发现野心家而不除掉，就是要人们反话正听。对内告诉江青，“要做老夫人”，对外告诉追随者们，江青“做党的主席”。

6】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王洪文到长沙报告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情况。23、24、25和27日，汇报了四次，毛泽东有许多重要指示。26日周恩来与毛泽东单独谈话。这是周毛之间一次重要摊牌、周谈到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毛表示已经知道了。周恩来不掌握确凿的证据，是不敢碰江青、张春桥的，特别是毛泽东已经表露要让江青做党的主席的时候。这个重大历史关节点，官方公布的唯一史料是《周恩来年谱》下卷第688页：“毛泽东还表示，他已经知道有关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这次摊牌，达成了一种妥协：毛满足了周的要求，保证四届人大国务院领导权没有落入“四人帮”手中；周满足了毛的要求，对江青、张春桥的历史问题保持缄默。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知道张春桥是叛徒还作此任命，说明他要捂盖子。如果江青、张春桥一倒，文化大革命所依靠的几乎都是坏蛋，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就更加令人生疑了。

1月8日至10日，毛泽东托周恩来主持中共十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批准李德生关于免去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要求。李德生在一次介绍领导人时把江青放在了老帅的后面，被江青大骂一顿，受到免职处分。这是警告朝野，一个党中央的副主席对江青稍有不敬就得免职，谁若敢提她的历史问题小心脑袋！

1月13日至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届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抱病作了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目标，会议选举朱德继续担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选举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臣、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为副委员长；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任命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为国务院副总理。

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在党政军满朝文武中，毛泽东把邓摆在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1975年2月1日，周恩来在医院主持了国务院常务会议，除12位副总理外，还请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列席。明确了副总理的分工。然后，扩大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参加，传达毛泽东对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的评语，并宣布：“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

2月2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了副总理的分工，其中说道：“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理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圈阅了这封信。

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九年文化大革命，又把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1975年3月5日，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讲话：

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是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1980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20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25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这个伟大的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7】邓小平复出以后。他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在翘首以待。毛泽东在观察他，周恩来也在观察他；“四人帮”和造反派在观察他，老干部和党内的民主派也在观察他。。以上这段话是邓小平的施政纲领。请读者注意，邓小平的大局不是“反修防修”，也不是“批林批孔”；既不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又不是“坚持法家路线”，他的大局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四化。他所根据的不是“最高指示”，而是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自从刘少奇被打倒以后，周恩来就是坚持八大路线的代表人物。如今周恩来病重不起了，邓小平接过了接力棒，成为坚持八大路线的代表人物。邓小平在会上一讲，在座的领导干部听了耳顺心服，觉得国家有救了，不抓生产，成天研究儒家法家，全国人民非喝西北风不可！经过九年折腾，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认识到：只有周恩来、邓小平所坚持、所代表的务实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才能救中国；毛泽东所坚持、所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误国误民，害国害民，所谓“反修防修”，所谓“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都是挂羊头卖狗肉，为后党篡党夺权制造舆论。这是后来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思想基础。

当时的国民经济，百业待理，百废待兴。邓小平说：“毛主席要求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就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今天就要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1975年3月5日发出的中共中央九号文件。

周恩来、邓小平选任万里为铁道部长。万里所面对的铁路形势是严峻的。造反派拦截火车，中断运输，制造事故，哄抢物资，挑起武斗，停工停产，猖狂极了。1974年至1975年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750多起，比文革前增加了8.5倍。全国20个路局都不能完成运输计划。非遇盘根错节无以别利器。万里是不是“利器”，这次整顿铁路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他率领工作组先到了徐州。徐州造反派不是那么好惹的，用停工停产迎接他。刷出大标语：“万里不倒，火车不跑！”有邓小平撑腰，万里豁出去了。在做了大量说服教育工作仍不奏效时，他下令抓了挑动武斗、煽动停工停产的造反派头头，召开10万人大会公审。结果，万里没有倒，徐州这个联结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被打通了，火车跑起来了。然后他又到太原、郑州、长沙等路局，反复宣传中央九号文件，批判派性，解放干部，号召广大职工讲大局，讲团结，讲纪律，对坏头头坚决打击，逮捕法办。经过两个月的整顿，全国铁路形势改观，严重堵塞地段全部疏通，全国20个路局除南昌路局外，都超额完成了国家运输计划，列车正点率大大提高。

邓小平上台，第一板斧劈到铁路上，铁路通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无比振奋。“这个老邓，听说他有本事，以前没看出来，这下看出来了。整顿这个乱局，非他莫属。”这是笔者当时听到的街谈巷议。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由邓小平代行总理职权，对铁路的整顿初见成效，人民进一步看清了谁是治世之能臣，谁是乱世之奸贼，邓小平一出场就压住了中央文革的风头，使江青后党感到嫉妒、恼怒甚至恐惧。经过一阵密谋策划，他们举起了反对经验主义的旗帜，开始反攻了。

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提出现在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问题。他说：“很多问题理论上不搞清楚。政策上就要发生错误，思想上的错误就会变成政治上的错误，使资本主义大泛滥。”同日，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在《红旗》第三期发表，借批林彪影射现实，说“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4月1日，张春桥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红旗》第四期发表，江青在4月5日的讲话中点明：“春桥同志的文章还有一个重点，党内现在的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从延安整风以来，周恩来成为经验主义的代表，中层以上的干部都知道，批经验主义，就是要批周恩来。上海《解放日报》扩大了批判对象，著文说：“他们轻视理论学习。醉心于无原则的实际主义，满足没有远见的事务主义，以自己的局部经验，指挥一切。”这就把邓小平领导广大务实派对国民经济的治理整顿全批在里面了。江青后党批判经验主义，矛头所向主要是反对邓小平的整顿。

8】4月18日毛泽东会见金日成，邓小平陪同在座。毛泽东是这样介绍邓小平的：

我不谈政治，由他来跟你谈，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还会反修正主义，红卫兵整他，现在无事了，我们要他。

会见过后，邓小平利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的机会谈到，自3月以来，江青等同志大反“经验主义”，直率地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

1975年5月3日深夜，毛泽东在他的书房召开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抬邓贬周；兼有批评江青的内容，给足了邓小平面子，要江青团结邓小平。

他指着周恩来的鼻子说：

你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注：即李德）文章，反对邓、毛、谢、古。

他又指着邓小平说：

邓是你，毛是毛泽东，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毛接着说：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毛泽东指示政治局对犯错误者进行批评，因为涉及到江青，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拖着不办。直至5月27日，毛泽东指示邓小平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从此王洪文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改由邓小平主持。

毛泽东给足了邓小平面子，很有点“托孤”的意思。他期待着“我敬你一尺，你敬我一仗”的回报，期待着邓小平与江青联手接管这个党、这支军队、这个国家，期待邓小平永远甘当第二把手，把江青扶上主席的宝座。他让江青以“吕后”之尊到宽街邓府谈心认错，就是要请邓小平做当代的“蕭何”。江青屈尊造访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邓小平没有迎客，也没有送客，拒绝做江青的“蕭何”。

9】1975年5月8日至29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十七省市自治区和十一个大钢铁厂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钢铁座谈会、邓小平在李先念陪同下一进会场，与会者都站起来，在前排的负责人都准备和昔日的总书记握手，只见邓小平严肃地说：“不拉手了，等钢铁生产搞上去再拉手。”大家一看这架势，这回是真要抓生产了。万里在会上介绍了整顿铁路的经验。邓小平两次发表讲话。在29日的计划中，邓小平提出了与“四人帮”作斗争的著名口号“三项指示为纲”。他说：“毛泽东最近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的指示，是互相联系，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这当然是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科学的说法应该是在毛泽东坚持错误主张的情况下，有选择地执行毛的错误主张中的正确部分。在当时“四人帮”正在大批“唯生产力论”，提出以生产建设为中心是不可能的。“三项指示为纲”，在邓小平心目中，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才是纲，其余都是目；后来毛泽东号召批邓，提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恰恰说明邓和毛是两条路线，互不能容，调和是不行的，掩盖也是不行的。

6月24日至7月15日，叶剑英和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7月14日，邓小平在会上讲话，提出军队要整顿要抓五个字：肿、散、骄、奢、惰。所谓“肿”是臃肿、庞大要减人；“散”是不统一，派性，有山头主义；“骄”是骄傲；“奢”是奢侈；“惰”是懒惰，军队领导班子，要解决“软班子、懒班子、散班子的问题。”邓小平抓工作像个高明的针灸大夫，每一针都点在了穴位上。会后把各大单位领导班子作了调整，把一些追随“四人帮”闹派性的人调开。叶剑英还和各大单位的一、二把手谈话，据一些当事人回忆：“叶帅说，毛主席说现在有个四人帮，你们要注意警惕，稳定部队，把部队掌握好。”他还说：“你们要注意，现在有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你们要抵制。”毛去世后，军队不分裂，同仇敌忾对付“四人帮”，这次会议打下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经过邓小平大刀阔斧几个月的整顿，1975年上半年经济形势明显好转。10月17日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指出：“三个月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板、铁路货运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情况也比较好。”“全国工业总产值，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47.4%。”“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完成全年计划的43%，收支平衡，略有结余。”邓小平治国安邦的魄力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信服。

天马行空

第三十七章 周恩来——江青临朝不可逾越的障碍

1972年2月12日凌晨，由于肺心病在心律失常的情况下严重缺氧，毛泽东休克了。护士长吴旭君立即请来心脏病专家胡旭东抢救。毛泽东侧身躺在床上，面色青紫，已完全昏迷。经过20分钟紧张的抢救，毛泽东又苏醒过来。这次重病之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领导一个一流专家组成的医疗组，日以继夜。关注毛泽东的病情。

当毛泽东转危为安的时候，他表演了一出病中交权的戏，为周恩来设置陷阱。

据在场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记述，当时的场景如下：

毛将头转向周恩来说：“我不行了，全靠你了。。。。。。”
周立即插话说：“主席的身体没有大问题，还是要靠主席。”
毛摇摇头说：“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
我看江青双眼圆睁，两手握着拳，全身好像要爆炸了。周恩来则小腿收回，两手撑在膝盖上，上身挺直，微微前倾，好像凝固起来。毛的这些话，明明是将国家的党、政、军大权交给了周恩来，而且是当着江青的面讲出来的。我那时余悸未定，全身大汗，没有体会毛那时话中的意思。今日走笔，我想这是毛泽东第一次面对自己的死亡。
毛又说：“就这样定了，你们去办吧。”

以周恩来政治上的炉火纯青，自然不会像林彪那样轻信毛泽东交权的许诺，若真交权应召开中央委员会，起码是政治局会议，当众宣布，并由中央作出相应的决议才能算数。病榻之前，当着江青的面做戏，老谋深算的毛是什么意思？周知道毛最想得到的回答是：

“我建议在毛主席生病期间，由江青同志代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我将像辅佐主席一样，辅佐江青同志。”

走如果这样说，是得满分的答卷。毛还得再谦让一下：“就让江青同志当个上传下达的联络员吧。”然后，把周的建议作为中央文件印发全党。是周恩来推荐江青接班，不是毛泽东要搞家天下。周这样做，可换取全身而退。

周如果真的接了权，很快就会被打倒。以周的明达，岂能跳这个陷阱？他选择了第三个答案：拖。过了几天，毛的身体稳定下来，周恩来郑重其事地对张耀祠说：“请你向主席报告，我们还是在主席领导下工作。”把毛抛过来的探球又扔给了毛。

2】尼克松访华后，外国媒体大捧周恩来、在中美首脑会谈期间，对周恩来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都有生动的描绘，好评如潮，称之为“周恩来外交”。这把毛泽东气了个倒仰。毛泽东因眼疾每天听人读新华社编的《参考资料》，对周恩来自处理林彪事件到接待尼克松总统，在国内国际上的威望已超过自己大为不安，加上上次交权一幕周没有交出满意的答卷，决心要整治周恩来，把周的风头压下去。

自“913”事件以来，周恩来协同毛泽东挽救了中共政权最大的一次政治危机。接着又打开了中美关系的新局面，为共和国未来的发展拨正了航向，建立了旷世之功。毛泽东为未来家天下的布局迷住了心窍，视周恩来为建立毛氏王朝的最大障碍，大功不赏反而加害。

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确诊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医疗小组与上海、天津的专家共同认为，患者病变尚在早期，如及早进行治疗。有80-90%的治愈率，如错过时机，发展成为晚期膀胱癌，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医疗小组给中央写了报告，制定了早期治疗方案，上报给中央办公厅。等了几天，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向医疗小组的专家们传达了中央的（实际是毛泽东的）四条指示：

第一、        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
第二、        不要检查；
第三、        不要开刀；
第四、        要加强护理和营养。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378页）

医疗专家们知道错过早期治疗的时机。等于让总理等死，以为他们的报告没写明白，要直接上书毛主席陈情。汪东兴出面拦回，说中央这样决定“是保护总理的”，“你们要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主席正在考虑全面问题，可过一段时间再看。”这样，周恩来的病便拖下来了。一拖九个月。1973年2月一天早晨，周恩来小解时大量尿血，把整个抽水马桶的水都染红了。当医疗小组向汪东兴反映总理的病不容再拖时。这位大内总管坚决贯彻毛的意图，说什么“七老八十，做什么检查，不要慌嘛。”是叶剑英直接面陈毛泽东，毛才不得不批准治疗。但通过汪东兴继续搞小动作。告诉医疗组，只准做膀胱镜检查，不准电灼。这是很内行的破坏治疗的意见。吴阶平为首的专家组冒着抗命的风险，在检查中悄悄给周恩来做了电灼术，烧掉了他膀胱内的癌症原发病灶。但已过了早期治疗的时机，一切都无可挽回了。1974年5月上旬，周恩来体内的癌病灶扩散转移。5月9日，医疗组组长、泌尿科专家吴阶平向中央陈情，力主马上住院手术。张春桥代表毛泽东表态：“目前手术不能考虑，这一条给你们堵死。”理由是周恩来“是党、政、军、内政的总管，他的工作别人无法代替。”手术问题一拖再拖。直至6月1日，周恩来才住进305医院，做了膀胱癌切除手术。尽管专家们尽心尽力，摘除了所有可疑的地方，术后刀口愈合良好，但两个月后，周恩来又大量尿血，这是癌症进一步转移的信号，8月10日又做了第二次手术。毛泽东听了汇报，知道周恩来来日无多了。

毛泽东所考虑的所谓“全面问题”，说穿了就是让周恩来“先走一步”，以便他安排江青后党临朝，如果毛先走了，以周恩来在国内外的巨大影响力和号召力，江青后党不是对手。为了实现家天下的迷梦，毛泽东晚年心理时非常阴暗的，品德是非常卑鄙的。他决不允许周恩来平静地疗养，接连对周进行了三次打击，第一次是1973底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的“投降主义路线”；第二次是批林批孔批周公；第三次是批《水浒》，又回到了所谓“投降派”问题上来，使周在惶恐不安中加速走向生命的尽头。毛让周“先走一步”的阴谋计划一步一步地实现了。使毛意料不到的是一次次打击无损周恩来的伟大人格和光辉形象，反倒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1974年6月1日至1975年10月下旬。这是周恩来事实上担任总理职务的最后一年零五个月。在这个关键时刻期，周恩来最后奋起，与毛泽东和“四人帮”周旋到底，不使政府落入“四人帮”手中，捍卫民主共和国，阻止毛泽东搞变相的封建世袭，实现家天下的阴谋。1975年“4.5”事件实际上是一次全民投票：要周恩来，不要毛泽东！毛泽东拿石头打了一辈子人，最后结结实实地砸了自己的脚。“4.5”事件预示了毛泽东死后中国的政治走向。

3】第一次打击：

1973年2月15日至19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华。与中方谈判各在对方首都建立联络处的问题、周恩来接见了他。美方强调要中国保证不以武力收复台湾。周恩来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有和平和非和平两种可能性。当然我们愿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不能对美国作出不用非和平方式的保证。这本是无懈可击的外交辞令，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至今仍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毛泽东根据王海容的汇报，说：“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性是错误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土匪子，不打他就不投降。”政策基点放在“打”字上当然是对的，周恩来拒绝对美作出不用非和平方式的保证就包含着这样的意思，毛泽东对此不是不知道，是故意找茬。

1973年6月，外交部内部刊物《新情况》第153期发一篇评论文章，就美苏达成防止核战争协议一事，认为“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毛泽东阅后认为这等于说他与尼克松和解后没有达到“联美反苏”的目的，说这篇文章是“放屁一通。”7月4日，他召见王洪文和张春桥，点名批评外交部，借题发挥，矛头直指周恩来：

都说此文（注：指《新情况》第153期）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
你们贵部（注：指外交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的意见不相联系。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乔老爷（注：乔冠华）、姬老爷（注：姬鹏飞）的贼船。
凡是这类狗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王海容、唐闻生两位通天的小姐在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解释贼船的含义，说主席当时用乔老爷、姬老爷的说法，指的就是周恩来。因为外交部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单位。

7月4日当晚，张春桥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7.4谈话”的内容。周恩来赶紧写检讨，姬鹏飞也以外交部党组的名义向中央送了检讨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张春桥把批周的经典性语言“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写进了十大的政治报告，但他绝成不了毛的接班人，在讨论中央领导班子时，毛泽东引用汉高祖刘邦的话：“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宣示了自己家天下的意图。与会者联系现实一想就明白，毛的意思是“非毛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为了不留下话柄，毛又接着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什么不找一个姓‘工’的？”把王洪文这个小混混抬出来，彻底堵死周恩来继任主席的可能。

毛泽东把王洪文作为接班人来培养，是希望在他百年之后，由这个造反派领袖代表中央文革中兴起的“新生力量”，把江青捧上主席的宝座。但德高望重的周恩来名列第一副主席，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惧怕毛，爱戴周，希望在毛谢世后由周出来领导。十大选举副主席时。许世友提出只设一个副主席，就是名列第一的副主席候选人名单上的周恩来、九大后毛泽东考虑的是如何整治林彪的问题；十大以后，如何整治周恩来又成了毛泽东昼夜萦怀的心事。

1973年11月中旬，基辛格（当时已当了国务卿）第六次访华。11日周恩来与基辛格举行了第一轮会谈。周言语谨慎，没说什么有分量的话。12日毛泽东接见基辛格，给基辛格留下的印象是：

这一次，他不想让周恩来为他转弯抹角的话补充实质性内容；他要代替周恩来担任明确阐明政策的角色。他并不满足于指明总的方向；他打算把路线图也画出来。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一册，世界知识出版社）

4】周恩来低首下心，像个秘书一样重复毛泽东的话，让毛充分表现他才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

11月13日周恩来举行晚宴为基辛格送行，晚宴结束后，基辛格临时动议再与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讨论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只是交换意见，没有达成什么协议，决定什么问题，周恩来说的都是活话，“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定”等，这都有会议记录可查的。最后的结果是：双方今后各指定一个人继续交换意见。这本是一个外交部副部长职权范围之内的事情，一心想抓辫子整人的毛泽东，把这上纲为“右倾投降主义”，说是不向他请示擅自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本来是毛泽东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在前，邀请尼克松访华在后，如今核危机过去了，他又出来逞英豪，说周恩来就军事合作问题与每个人交换意见是“右倾投降主义”。根据毛的提议，政治家连日开会对周恩来展开批判斗争。

11月17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有关人员开会，大唱高调：

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
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注：指王海容、唐闻生等人）可以来，在后面摆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在18日的会议上，江青调子最高。她一方面说周恩来“左了”，是“霍查”，没有执行好联美整苏的方针。“主张两个拳头打人”；一方面，又说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丧权辱国，给美国人下跪”，“蒙骗主席”。

周恩来忍无可忍，对江青拍了桌子，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头上。”

毛泽东正在树立江青的权威，对此岂能容忍！下令批周的会议扩大规模，由原来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亲自拟定了列席人员名单，除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王海容、唐闻生、章含之、罗旭以及中联部部长耿飙外，还点名让邓小平列席。会议由王洪文主持，指定王洪文、唐闻生作他的联络员，对会议进行遥控。

从11月25日到12月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周恩来进行了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这时周恩来的膀胱癌已经转移，出现血尿。带着重病来接受批判。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无情无义的政治动物。大跃进他搞砸了，周恩来任劳任怨地给他收拾局面；文化大革命他搞乱了全国，周恩来几乎是独木支撑使国家没有跨；他把林彪逼反了，周恩来帮他稳住了局面，维系了党心军心和民心，使他安然渡过了最困难的日子；他要争当国际共运的领袖，与苏联彻底闹翻，差点儿招来一场核战争，美国向中国示好，他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邀请尼克松访华，周恩来在他的“联美整苏”的方针下，出色的完成了中国的战略转变，打开了与美国的关系。如今他又反咬一口，说周恩来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他自己才是天不怕地不怕，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会议的开法就不寻常。首先让唐闻生做了8个钟头的报告。细说毛泽东一年多以来对外交部和周恩来的批评，说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没有执行伟大领袖的“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针。她传达毛的话说：“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了，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第466页）简直是要把周恩来置于死地。

“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借用这两首唐诗谈玄可以，作为外交方针，具体怎么操作，怎么执行？这两句诗作为外交方针提出来就是荒谬的，怎么做都可以说你不对，只有具有最终解释权的毛泽东永远是对的。

江青提议并请毛泽东批准，成立了一个批周的所谓“帮助小组”，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六人组成。开过几次会议，汪、华退出，剩下王张江姚四人，自此形成“四人帮”。

5】江青说这次批周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又抖出1972年毛泽东病中交权之事，歪曲成为周“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与会者一片哗然，周恩来有口难辩。跟着起哄的有王海容、唐闻生、章含之以及章含之的新任丈夫乔冠华。乔是周一手提拔培养起来的外交人才，从此上了江青的贼船，为外交部正直人士所不齿。

毛泽东每天听联络员的汇报，知道与会者都不敢跟周恩来打招呼了，在高层搞臭周恩来的目的已经达到，对周的身体和精神的压力已达极限。他也不想在制造了一个“卖国贼”林彪之后，再制造一个“儿皇帝”周恩来，真这样干，自己也会翻车。于是，叫联络员传话：“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他还制止了大字报上街的做法。他对会议的总结是：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周恩来年谱》下卷第635页）

这几句批评江青的话，要正话反听才能搞懂。毛澄清了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真要“迫不及待”那就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要全党共诛之的。是江青“才是迫不及待”。江青迫不及待的表现是提名自己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没有批准。这就是说，江青有资格当主席，只是“迫不及待”不对。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用这种“推背图”式的语言向党的高层宣示，他的接班人是江青。

毛没有说透的话让邓小平来说，邓州会议最后对周恩来提出忠告：

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及。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及，希望你能十分警惕这一点。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第472页）

这是十天批周会议的点睛之笔，批周的原因和要达到的目的都在这几句话里边。

周恩来理解毛的用心，要求见毛泽东当面检讨，却被毛一口回绝，坚持要周在会上检讨。江青为首的“帮助小组”，责令周恩来必须自己动手写这份检讨，不许用秘书帮忙。这时的形势比大跃进前那次挨整还要严峻，那时还允许范若愚帮忙。周曾向王海容、唐闻生提出，自己年岁大了，眼花，写字手发抖，记不下会上别人批他的发言，想请她们帮助一下。结果遭到训斥，说周企图通过联络员摸主席的底、连王、唐两位小姐在总理面前都敢如此飞扬跋扈，可见周恩来政治上的处境是多么困难。12月4日周恩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一个上纲很高的检讨，检讨末尾提出自己只能做助手，政治局的工作应交别人主持、这才过了关。毛泽东下令。要在外交部和军委传达批周会议的情况，使大家明白要“跟线不跟人”。所谓“跟线”就是紧跟毛主席定革命路线，“不跟人”就是不能听周恩来的。

12月9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谈笑风生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呀，你挨整啦，听说她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又拉着王海容、唐闻生说：“她们整我，整总理，在我头上拉屎拉尿，将来就是要说她们整总理。”会见以后，两位小姐发牢骚：“他做脸，我们做屁股。他要我们批总理，批完了，他给总理台阶下。”

6】第二次打击：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他说：“郭老（注：郭沫若）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一样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毛泽东公开反对孔夫子的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赞成秦始皇的君本主义，即君主本位主义。

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1974年1月18日发下江青主持起草的1974年第一号《中共中央文件》。置百乱待理的国家大事于不顾，转发迟群、谢静宜组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编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中央通知说：“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史上行将灭亡的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叫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批判。从此拉开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帷幕。以后又转为颂扬法家，颂扬秦始皇、汉高祖刘邦等“法家皇帝”和吕后、武则天等“法家皇后”。慷慨的言辞，大块的文章，如沸如羹。毛泽东要借用古人的服装，演出中国历史的新场面，为建立毛氏王朝，为传位于当今的吕后—江青，大造“革命”舆论。

1月25日，江青下令中共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上万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前竟没有给周恩来打个招呼。会上，江青以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姿态，操纵会议，周恩来被置于受江青领导和指责的屈辱地位。江青端坐在主席台上，迟群（中央警卫团的科长）、谢静宜（江青的机要秘书）两个小人物在大会上含沙射影地攻击一国总理周恩来，她要用这个办法表明自己将代替毛泽东君临天下。

迟群说：“这个材料是在我们主席、江青同志直接关怀下编写的，是在江青同志直接地、具体地指导下编写的。”

谢静宜说：“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就是当我们向毛主席汇报林彪也有孔孟之道言论的时候，主席说，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问道林彪有哪些孔孟的言论或者类似的语言，主席让我们，就是让我和迟群同志搞一个材料送给主席看看。。。。。。后来，就编了一本，送给主席和江青同志，主席、江青看得非常仔细，连封皮标题，就是封面那个标题，前言，内容，一字一句地、不漏地看完，特别是在内容方面。”

迟群还谈到了奉江青之命到驻浙江的二十军防化连送信送材料的事，他说：“我们当天到达了以后，军的领导同志，就是军长、政委，一起商量，当天晚上就和部队见了面，读了信（注：江青致二十军防化连的信），并且把材料发给了大家。他们认为，江青同志那封信，绝不是单独的一个批孔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上层建筑领域里一场革命的问题，是贯彻十大，执行主席关于抓大事、抓路线的问题；而且认为，也不是单单是写给一个连队的，因为既然是一个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就是包括文化领域和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那么它就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事情。”

谢静宜还嫌不够，又补充说：“江青同志写的信，送的材料，我们认为，这本身就是贯彻主席关于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把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提上纲来的大事，把全党的政治工作提上纲来的大事。”


迟群说：“还有些问题要不要联系实际呢？有的人成天在那儿讲批林批孔怎么联系实际呀？其实有的实际就在他的身上，就在他那个单位，那个地区，就在他的脑子里。举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个片子，是意大利人拍的一部纪录片，叫做《中国》。。。。。我们有很好的一些个建筑，一些场面，一些面貌吧，他不拍，专门突然地给你出来一个镜头，个别的我们有一个女同志拉了一个车子，在那个胡同里头，他专门给你放大，一个特写镜头，他给你搞这个形象，所以这样的片子，实际上就是一个间谍加汉奸搞出来的，难道不需要联系实际吗？！”这个片子是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拍摄的，安是意共党员，与中国友好，是周恩来批准他来华拍摄这部影片的。周恩来一番苦心，想借一个外国人的手说明文化大革命没有毁灭中国文化，给毛泽东粉饰一下，结果呢。照迟群信口雌黄，安东尼奥尼成了“间谍”，周恩来成了“汉奸”，批林批孔联系实际，要清算周恩来。

迟群接着说：“教育战线出现的那些复辟的现象，譬如说这次江青同志叫我们出去，同时叫我们顺路完成一个任务，就是河南的南阳地区唐河县马振抚公社一个中学发生的事情，逼死了一个小女孩，15岁，完全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逼死的。每天几乎是一次考试，考的那个学生简直是是昏头昏脑。”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死者是该校初二（一）班学生张玉勤。1973年7月10日下午，马振抚公社中学初二（一）班进行英文考试，张玉勤交了白卷，在试卷后面写打油诗一首：“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也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为此，张玉勤受到班主任杨天成的批评，并要她作出检查。校长罗天奇12日在初中班学生大会上也批评了张玉勤。张当日离校，14日在水库中发现了张玉勤的尸体。究竟这个女学生是自杀，是他杀，是事故死亡，并没有搞清楚，就一口咬定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给逼死的。这个学生如此富有“造反精神”，她可以罢课，退学，斗老师，受点批评就投河自杀，十分不近情理。江青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罗天奇、杨天成被批斗，关押判刑二年，唐河县大抓“罗杨式的人物”，共批斗了280余人。在全国掀起“揭露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斗争，一批忠于职守，热心教育工作的教师被打成“复辟”的典型，下放、撤职甚至判刑。造成学校不敢管学生，不敢抓文化课，不敢进行考试，学生纪律废弛，旷课、斗殴、破坏公物、打骂老师，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7】笔者是会议的参加者。江青在大会上颐指气使，叫80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站起来三次，就像慈禧太后对清廷的“大学士”那种派头。她说：“郭老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她像口宣圣旨一样：“我们主席说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厚今薄古的专家。他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就是儒生啊！儒家，我们坑的比他多。我们在镇反运动中镇压了几十万反革命，我看有4万6千个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就坑掉了。我跟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得不够，往往还要我们加以补充。”江青念的是一张纸，看来她有准备，把毛泽东这段话抄来宣讲，以壮声势。

25日晚上，周恩来派秘书到郭宅安慰郭沫若。秘书说：“总理说了，要保护好郭老，要保证郭老的安全。”郭沫若和于立群十分感激，连说：“谢谢总理！谢谢总理！”

过了几天，张春桥造访郭沫若。认为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写的剧本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的。谁都知道，郭沫若在大后方从事的史剧和史学活动，是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周恩来曾以朋友身份进行支持和鼓励，与王明毫不相干。郭沫若据理反驳后，张春桥又提出要郭沫若写一篇文章，“骂秦始皇那个丞相”，拉郭加入反周恩来总理的行列，郭断然拒绝、郭沫若一辈子拥共拥毛，与毛泽东诗文唱和友谊甚笃。今至耄耋之年，无权无势，只因写了《十批判书》，揭露了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说中的机巧权术和残忍阴谋。戳穿了“帝王面南之术”中最诡秘的东西，而这些正被毛泽东暗中信奉和创造性地加以运用，所以为毛泽东所不容。毛泽东通过江青传出一首诗：

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子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一月不如一月，甚至一天不如一天了。发起批林批孔运动不久，他的表亲王海容去看望他，他说：“离马克思那里报到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接近了；没有死，哪有生呀！人更是这样，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故人。这是不可抗拒的大自然规律。”

两人讲了一阵闲话，又回到批林批孔上来。王海容说：“我总感到周总理，虽然他很有才华，给党和人民做了不少好事，但他对文化大革命，却是貌合神离。造反派在哪里点火，他总到哪里去灭火；造反派要打倒哪些人，他也总要去保那些人。他嘴里也拥护文化大革命。但他在行动上总是同文化大革命分庭抗礼的。”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不停地吸烟，看着烟圈在空中消失，突然，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现在是到了批周公的时候了。”

王海容兜里装着个袖珍录音机。只有她敢这么干，换个别人要杀头的。她带着毛泽东的秘密口喻回到外交部，组织一帮人大反周总理，她由司长升到副部长。渐渐地，外交部大权被她控制了。“四人帮”垮台后，王海容成了过街老鼠。外交部群众坚决追她的根子；奉了谁的指示大反周总理？群众要把她往江青身上挂。一挂上就是敌我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王海容急了，无可奈何地拿出了一盘录音带。一放，是毛泽东的声音：“现在是到了批周公的时候了。”外交部一位领导说：“不要再追了，事情就是那个样子。”

所以，把批林批孔批周公，说成是“四人帮”歪曲毛泽东的指示。是不对的、他（她）们没有歪曲，分寸适当地，松一阵紧一阵地执行力毛的指示。毛泽东知道周恩来得了不治之症，自己也将极尽天年，但他担心如果自己先死，树大根深，在党政军民中极孚众望的周恩来，只消一句话，就能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推倒，把十年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江青接班的格局推翻，怎么办？既不能公开打倒周恩来，就不便像对待彭德怀那样发动造反派摧毁他的身体。于是，不断地在精神上给他增加压力，折磨他，消耗他，加重他的病情，让他先走一步，就成了毛泽东的又一个“战略部署”。

8】1974年发起批林批孔运动，是有计划地对周恩来进行政治迫害的继续。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江青提出批“宰相儒”。于是各报刊连续发表含沙射影批宰相的文章。使病中的周恩来产生揪出刘少奇之前成天批“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那样一种政治危机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八易其稿，炮制一篇《孔丘其人》，在1974年第四期《红旗》杂志发表。在这篇文章中，孔子被描绘成“71岁，重病在床”，“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并用“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不学无术的寄生虫”、“到处碰壁的丧家犬”这些最污秽的语言影射攻击周恩来、署名“柏青”的文章《从“乡党”篇看孔老二》一文，发表在1974年5月17日《北京日报》上，文章用画像的手法，有意在孔子的形象上加上“端起胳膊”（1939年夏，周恩来在延安党校作报告，骑马返回杨家岭时，江青作为毛的新夫人为了显示自己的尊贵，策马和周恩来并肩而行，她突然扬鞭疾驰，使周的坐骑受惊，周恩来坠马摔伤右臂。治好后落下终身残疾。周习惯性地端着右臂，别具风采）四个字，说此人极端虚伪奸诈，是一个可恶的政治骗子。。。。。“你看他为了骗取到正人君子的名声，在大庭广众之中，是如何装模作样的吧”，“他一听国君召唤，急得不等驾好车，动身就走。。。。。。在国君面前，则小心翼翼，局促不安，举止恭顺。”“四人帮”给周恩来画的像，不仅中国人看懂了，连法国人都看懂了。法共《人道报》撰文评论说：中国现代大儒是指周恩来。

毛泽东患老年白内障不能阅读，请北京大学的一位女教授给他读《水浒》。突然于1975年8月14日发表谈话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姚文元当天就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贯彻执行意见，毛批准这些意见，并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将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发到全国县团级以上单位。8月28日，《红旗》杂志第九期发表《重视对<水浒>的评论》。一场评《水浒》的飓风又吹遍神州大地。8月下旬，江青召集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指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毛深恨邓小平没有成为他的家臣而倒向了周恩来、所谓宋江让人招安，是影射这件事情，说邓被周恩来“招安”了。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周恩来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帅，邓小平是披挂上阵的急先锋。评《水浒》的谈话，一箭双雕。

9月7日，周恩来强撑病体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他对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说：“我已经收到马克思的‘请帖’，邓小平副总理已经全面接替我的工作。”把邓小平继任总理，作为一个既成事实通过外宾向全世界宣布。他还亲自写信给毛泽东，推荐邓小平出任总理。毛泽东后来要改变总理人选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引发了“四五运动”，自己差点翻车。

躺在医院里的周恩来敏锐地感到“架空晁盖”、“投降派”的暗箭是冲他射来的。这使他非常伤心。为了表示对毛的忠诚，7月6日，20日。他强撑着病体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毛泽东眼疾治疗方案、在治疗过程中，为了给毛使用一种新眼药水。他甚至拿自己的眼睛做实验，在确信没有副作用的情况下才给毛使用。23日为毛实施白内障治疗手术时，一直守侯在旁。这些表现居然一丝一毫没有感动毛，在周恩来走向黄泉的途中，毛泽东又捅来一刀。8月下旬，周恩来病情急剧恶化。

9月20日，周恩来在进行第四次大手术之前，将自己关在卫生间里，审阅修改1972年他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伍豪启示”的专题说明的记录稿，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求把这份毛曾经批准印发省部级而又没有印发的文件。印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二、三把手，以杜绝有人在他死后往他身上泼污水。毛扣下这份文件始终没有印发；但他做了一件相反的事：1974年6月，毛泽东把他在延安整风时期所写的九篇文章找出来重新加以修改。这是他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激愤之作，是对30年代在苏区周恩来支持王明、博古排斥毛泽东的历史老账的总清算。他把这些文章印成大字本，给亲信们传阅。并允许毛远新吧其中涉及批周的两篇文章录下音来，带回辽宁，作为秘密武器收藏着。（根据陈锡联1980年8月6日的揭发材料）准备在他死后继续批判经验主义。

在周恩来被推进手术室之前，他特意把邓小平叫到跟前，用力握住邓小平的手。他异常激动，尽管声音嘶哑而颤抖，但他用最大的音量当着许多人的面喊道：“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多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在平车靠近手术室大门的一刹那，他用尽平生力气发出最强烈的抗议：“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毛泽东自以为聪明，他借古讽今，搞影射史学，以为周恩来会像以前那样逆来顺受，没想到周恩来反应如此强烈，那天手术室外面的走廊里集聚了许多高级干部和医务人员，周恩来以鞠躬尽瘁之身，满腔悲愤的抗议，使在场的人无不动容。历史上的任何暴君，对辅佐自己一辈子的宰相临终时都是优渥有加的毛泽东此举比暴君还要无道，使自己失尽人心。

守在周恩来身旁的邓颖超平静地向在场的汪东兴说：“将恩来的话报告给主席。”

天马行空

第三十八章 “任四凶苟活，民祈速死；伍豪壮逝，民祝永生”

1976年1月8日9：57，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逝世。官方宣布成立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朱德等107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9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外交部下半旗志哀。10日和11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一万多人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

要求向总理遗体告别的北京市民有几十万。本来可以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或人民大会堂举行告别仪式。满足人民的要求。当局有意要降低规格缩小影响。选在位于东单的北京医院告别厅一个狭小的场地。周恩来并不是在北京医院去世的，安排在这里举行告别仪式毫无道理。11日下午，周恩来的遗体由王洪文、汪东兴、邓颖超护送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火花时，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东西数十里的长安街上，出现了百万群众哭灵送殡的场面。

要用一句话概括一下周恩来去世在中国党政军各级干部和亿万百姓心灵中引起的重大震撼，笔者的答卷是：恩来去世，神州陆沉。笔者当时在京汉路火车的软席包厢里。那时乘车讲级别，这个车厢都是地师级以上干部。9日凌晨火车上的早间新闻一播放哀乐，大家心头一沉。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一播出，整个车厢哭声一片。那绝对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总理走了，小平靠边站了，国家怎么办？人民怎么办？这是大家的共同心声。车到汉口，在我出站坐上汽车前往军区招待所的大街上，行人表情肃穆，有的流着泪，或戴白花，或戴黑纱。一队队群众，捧着周恩来画像，捧着花圈，去参加追悼会。机关、工厂、学校遍设灵堂。一家新华书店门口出示告白“总理画像售完，请到别处购买。”

预告15日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毛泽东是否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成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瞩目的焦点。

周恩来去世后，有40名军队高级将领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和盼望主席出席追悼会，哪怕到场一下。毛泽东看了信说：

老帅、老将军对总理爱得很深，是为总理委屈、抱不平，是在借题促我反思文化大革命。
                                                （据张玉凤提供的资料）

后来政治局讨论毛是否出席的问题，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朱德表态，请主席出席；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王洪文、姚文元表态，请主席酌情；江青、张春桥、汪东兴表态，反对主席出席。毛泽东最后拍板时圈了华国锋等人的意见。对由谁主持追悼会的争论，毛说：“争什么？还是由总理的亲密战友加同志主持好。”据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姚文元解释，“亲密战友加同志”指的是邓小平、毛“抬邓压周”，封邓小平为毛派的代表，一路提拔。就是想把邓小平争取过来，为己所用，辅佐江青坐天下、由于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认同，坚持为百姓不为君王。反对毛泽东搞家天下。还是成了周恩来的“亲密战友加同志”，从此不再是“毛派的代表”。这是毛泽东政治生涯中的一大败笔。他只好用自己不出席追悼会的办法表示他对周恩来的嫉恨，并为日后批周埋下伏笔。

2】1月12日，毛泽东说：

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谁送给总理的？我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理，就斗争了不少于十次，不要勉强，建议其他政治局同志都参加。总理是反对我搞文化大革命的；有一批，不是小批，还是老的，都听他的；拥护我，高呼我万岁，是无奈的、这点我和总理的鸿沟是没法弥补的。
                                                        （根据张玉凤提供的材料）

在邓小平致的悼词中，对周恩来盖棺定论的评价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悼词中原来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被毛泽东勾掉了。在共产主义的神庙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最高规格的谥号，只有没有犯过路线错误、一贯正确如毛泽东者才能当此殊荣。对此群众硬是不服，因为毛泽东犯的错误比谁都大。后来在清明节悼念总理时，群众对周恩来的第一个谥号就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谷牧在一篇怀念周恩来的文章中对周公的历史贡献有公正的评价，是悼词之外的悼词：

在向四化进军的征途上，党和人民不会忘记周总理，不会忘记这位为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出生入死、履建丰功的人，不会忘记这位在三年困难时期指挥若定、力挽狂澜的人，不会忘记这位在“文革”动乱极其复杂的历史情况下，竭尽全部精力，发挥高超才智。力使新中国航船免遭沉没的人，不会忘记这位把整个身心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与人民群众甘苦与共，心心相印的好总理。

周恩来死后声誉鹊起，成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抵制毛泽东家天下的阴谋，反对江青后党接班，坚持民主共和的斗争旗帜。

就在周恩来追悼会的前一天，“四人帮”不顾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痛悼周总理的感情，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通栏发表《大批判带来大变化》的文章，强奸民意，硬说全国人民最关心的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给教育战线带来的大变化。长期以来，宣传报道的主旋律是和民心对着干。1月13日一天之内，姚文元三次给新华社下达指示：“不要因为刊登悼念总理的活动把日常抓革命促生产的报道挤掉了”，还指示说“这几天报纸登唁电数量太多，太集中”，并具体指示以后唁电版面往后放。人们对压低总理丧事的宣传规格不满。心中的怒火淤积着。

3月5日，上海《文汇报》在刊载新华社一篇通稿时，删掉了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在3月25日自编的一篇新闻稿中说：“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资派扶上台。”人们一看，一箭双雕，要把死去的周恩来和活着的邓小平都打成“走资派”，人民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文汇报》数日之内接到抗议电话1000多次。抗议信件、电报421件。这一事件成了“反昏君，颂贤相”的“四五”运动的导火线。为捍卫周恩来的一世英名，全国各大城市陆续发生群众自发地抬着周恩来巨幅画像的示威游行。

在北京由于不许各单位设灵堂祭奠。人民群众发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最好的祭奠场所。3月19日，朝阳区牛坊小学的学生在纪念碑前献上了第一个悼念周总理的花圈，随着越聚越多，铺天盖地，成了花圈山，还出现各种各样的诗文悼词，贴在纪念碑上。执勤人员奉命每天清理撤走花圈，引起群众不满，轮流派人看守自己的花圈。4月2日，北京重型机械厂工人们做了一个搬不动、撕不坏的钢花圈。用起重机送到天安门广场、中国科学院109工厂职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面竖起四块钢铁做的巨大诗牌：“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有妖魔喷毒火”、“自有擒魔打鬼人”。矛头直指“四人帮”。

3】4月4日是清明节。市政府当局宣布要移风易俗，不许纪念，等于是火上浇油、这一天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数达到二百万人次。上午7点。青云仪器厂职工分四路纵队，共一千多人。抬着34个花圈，从西单来到天安门广场，绕场一周，举行隆重的悼念仪式。

曙光电机厂300多名工人，浩浩荡荡地开过来了。

北大、清华、人大的学生队伍开过来了。

中国科学院的队伍开过来了。

国家机关干部队伍开过来了。

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后勤部也送来了花圈。

朋友，如果您对“历史潮流”、“人心向背”这些抽象的政治概念缺少具体的、感性的认识，就请看看这堵不住、截不断的人流吧！这就是“历史潮流”！这就是“民心向背”！人民的抗议使毛泽东认识到“反周国必乱！”打消了批周恩来的念头。据公安局统计，那天在纪念碑前献花圈2073个，单位1400多个、诗词、悼词、小字报不计其数，有48起是“恶毒攻击主席、中央的。”

诗词中的上乘之作以陈明远的作品为代表。陈明远幼时学诗，得到郭沫若、田汉的指点，有诗坛神童的美誉。其作品19首，因气派宏大，格调卓绝，文革初期被误认为是毛主席未发表的诗词在群众中辗转传抄。被打成“伪造”毛主席诗词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天安门传抄张贴他的诗词几十首（当然未署名），现录其《沁园春》、《总理魂》以饗读者。

沁园春  清明祭总理一首
春涌回声。三呼总理，万泪纵横。集岗兰庐菊【1】，斑斑带雨；银花铁蕊【2】，耿耿含晶。海角天涯，朝思暮悼，亿众凝目望碑亭。灰云漫，亦难遮伟迹，正大光明。

惊涛直上黄庭，【3】君可见，江山意不平？任四凶苟活，民祈速死；伍豪壮逝，民祝永生。民望崇山，民心洪水，谁敢欺凌谁敢轻？传花信，指殷红遍野，堪慰英灵！

原注释：
【1】“岗兰庐菊”，指井冈山之兰，庐山之菊。“岗兰”高洁清香，是朱德和周总理共同喜爱的花；“庐菊”傲霜耐寒，象征彭德怀的高尚品格。
【2】“银花铁蕊”，当时群众献的花圈，多为纸花或绢花，也有工人们用金属做的花圈。
【3】“黄庭”，《云笈七签》云：“黄者中央之色也，庭者四方之中也。”

这首词的后半阙，是给毛泽东下的战书。译成白话文就是：坐在黄庭上的人，你是否知道天下人义愤难平？你所保护信任的四人帮，人民咒他（她）们早死；你所嫉恨迫害的周恩来，在老百姓心中永生。民心如载舟覆舟的洪水，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玷污总理的英名，将被席卷以去。看来是“惊涛直上黄庭”，天安门二百万群众的呼声毛泽东听到了，所以才有“反周国必乱”的指示，使四人帮策划的批周阴谋胎死腹中。

4】陈明远有律诗八首，在群众中传抄，引起强烈共鸣，成为“四五”运动的先声。

总理魂（八首）
一
天下安危系此身，伍豪海量敌千人。一生吐哺归完璧，九死回旗阻逆轮。【1】
墓表山川谁敢诋？碑文星月莫能焚。从今更爱在华土，处处皆存总理魂！
二
临没难忘地母恩，里程终始天安门。弱冠去国惟怀夏，引剑横眉誓护春。
黄埔乱云杨浦夏，梅园骤雨枣园晨。血花尽洒天涯路，处处皆存总理魂！
三
遍野哀鸿微夜闻，倩谁拂晓净烟尘。长沙火海泪焦迹，重庆刀山血透痕。
心展虹桥严铁石，目随云席扫妖气。群情满仰春归日，处处皆存总理魂！
四
铁斧丛林开混沌，纺车窑洞纺经纶。拼将赤县天将亮，定使黄河浪不混。
手执钢铁铜粹美，汗挥水库水甘醇，山川锦绣谁描绘？处处皆存总理魂！
五
革命前驱昼夜奔，笑赢敌手誉如神。御仇争寸干喉舌，援友传戈卫当唇。
名共国名扬宇宙，志同众志劈乾坤。环球仰慕真君子，处处皆存总理魂！
六
手植青苗深扎根，足追红迹勉儿孙。惯教孺子开门笑，频对奸人怒眉嗔。
未现宏图三代恨，无名金字亿民尊。百年所树待林立，处处皆存总理魂！【2】
七
五岳巍峨烈士坟，一声总理泪纷纷。血溶国脉连心跳，灵入民身暖体温。
广场披襟何坦荡，丰碑挺骨益坚贞。熏风化雨颂无尽，处处皆存总理魂！
八
衣未戎装真赤军，笔无遗嘱壮诗文。毕生风韵注川海，终古征程耀火云。
曾唤小名公笑永，常怀巨影我心沉。此生誓献中华土，处处皆存总理魂！【3】

【1】 “九死回旗”：《三国演义》载：诸葛亮死后，蜀军秘不发丧，撤回川中时仍高举诸葛旗号，吓退司马懿大军。今民众高举周恩来旗帜，成功地阻止了江青后党临朝。
【2】“无名金字”，人民英雄纪念碑主文为周恩来书写。
【3】周总理生前见过陈明远，亲切地叫他“小远子”。

广大群众的诗文，直白犀利，直刺四人帮。

其中有一首《向总理请示》：
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暗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眼看要垮掉。
请示总理，是拆还是烧？

有题名《赠某女士》的新诗，直指江青：
某女士真猖狂，
妄想当女皇，
给你镜子照一照，
看你是个啥模样！
纠集一小撮，兴奋又作浪；欺上瞒下跳得欢，好景终不长。

也有直批毛泽东的诗词：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始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自诩为中国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者，刘少奇被打倒了，邓小平是正在走的“走资派”，朱德是“老机”，陈云“一贯右倾”。林彪成了“叛徒、卖国贼”，连周恩来都不是，七个常委六个被他打倒或半打倒，剩下自己唯我独左，可人民群众不认同，认为他搞的是“秦始皇的封建社会”，是假社会主义。在毛泽东家天下的布局日益明显的时候，人们终于明白，成天叫嚷“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原来他要搞封建主义复辟！

5】首钢工人李铁华在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歌颂周总理，批判“四人帮”。北京铁路分局工人王海力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展示血书：“誓死保卫周总理的英名不受玷污！”群众中还传唱一首歌曲：“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总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总理心连心。”

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斗争是全国性的。南京、武汉、杭州、太原、西安、郑州、洛阳、天津、合肥、成都、广州、兰州、银川、昆明、贵阳、抚顺、上海以及青海、西藏都出现了群众性的自发斗争。

3月28日深夜，安徽师范大学一位学生，芜湖一中的一位教师和芜湖缝纫机厂的一位工人，用“党的儿女”署名，在芜湖市安徽师大附中墙壁上刷出三条大标语：

周总理革命精神万岁！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意真。今日思总理，热血更沸腾！
小平小平，为党为民。何罪之有？遭此不幸！

还有三条没贴完，就被当做罪证把他们抓起来了。后三条更厉害：

全党全军团结起来，保住邓小平同志，挽救我们伟大的党，挽救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
春桥春桥，放屁造谣，诬陷总理，罪责难逃！
江青！江青！毒蛇妖精，残害忠良，祸国殃民！

4月4日晚，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广场群众悼念治理活动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认定：“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决定“在全国揭露敌人的阴谋，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立即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抓反革命。”“四人帮”认定“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在讨论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时，叶剑英不表态，朱德离开了会场。在讨论开除邓小平党籍时，叶剑英起身说：“开除？把我也一起开除吧！”说罢就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提出：“要请示毛主席。”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天安门情况和政治局的处理意见。张玉凤在场。据张披露，毛说：

是炮打我，是对总理的缅怀，是对江、张的声讨，是对翻案主帅下台抱不平，总之要推翻文化大革命。

据张玉凤回忆：

主席常在回忆战争年代的生活已逝、牺牲的战友时，感到凄凉。主席常把毛远新、我叫到身边，说：“小毛（远新）、小张（玉凤），我能交得了心。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你们要信！”对此，毛远新也有记录资料。

反周批邓，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后果。他太迷信自己权威了，太迷信自己的威信了。“913”事件后，是因为他倚周用邓，全党继续拥护他，全军继续拥护他，人民继续拥护他。当他抛弃这两个人要把班交给江青的时候，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跟他翻了脸。

毛泽东决心一意孤行到底，批准镇压在天安门前表达民意的群众。

4月5日下午6点25分，天安门广场高音喇叭反复播送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的讲话，宣布：“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动员群众离开，“不要上当。”晚9：35，卫戍部队五个营、公安干警3000人、民兵10000人，对尚未撤离的群众大打出手，当场逮捕38人，“四五”前后共逮捕388人，收走花圈，刷掉了大小字报。

6】4月7日上午8:05-9:15，毛泽东躺在病榻上听取民意在汇报。根据毛远新的手记，毛泽东指示：“免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华国锋任总理。”后又补充说：“兼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毛的这些指示，需要政治局在形式上通过一下才合乎组织原则。他特别叮嘱，不叫邓小平、叶剑英、苏振华参加会议，以保证决议一致通过。由此可见，毛虽沉疴在身，但头脑清醒，大事绝不含糊。有人说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是“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错误决定”，让重病的毛“负责显然是不合适的。”这是为尊者帏过。4月7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开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决议》在4月8日《人民日报》上公布。人心硬是不服。12日报社收到署名“一个现场工人民兵”的群众来信，寄回8日的《人民日报》，在决议和社论旁批着：“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为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的传声筒！”并建议：“从今日起改为：法西斯机关党报！打倒野心家、阴谋家江、张、姚！”广州半导体材料厂青年工人辛辛写信给《人民日报》：“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打倒姚文元！打倒江青！”北京部队某部副营长王勤，听完广播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在营房附近十字路口一颗白杨树上：“邓副主席是我们的贴心人！向天安门广场的英雄们学习！”

当局为了壮胆，下令北京和各省省会，组织大规模游行，表示拥护两个决议。

6月15日，毛泽东在病情加重的情况下，召见江青、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王海容等人，说了如下一番话：

人生70古来稀，我80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吧，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的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说这话的时候，头脑非常清醒。他回顾、总结了自己的一生，说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打败蒋介石，赶走日本；一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就是说，从1949年到1965年，17年建国他没有插手，什么事也没管，什么事也没干。从“三大改造”到大跃进，饿死3755万人，损失1200个亿，把17年代一切错误、责任全部推给刘少奇。这个大的历史框架，文革之初他就想好了，一以贯之，一直坚持到最后。他希望后人这样写他的历史。

实事求是地说，在1953年以后，毛泽东推行了一条以空想社会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路线。这条错误路线比历史上的“立三”路线、“王明路线”危害大得多，那只是局部的革命失败，丢掉几个县的革命根据地，损失了几万部队，而毛的错误路线的后果是3755万人被饿死。一个将解放人民、服务人民、造福人民挂在嘴边的党的领袖，犯下如此罪行，拒不认错，拒不引咎辞职，反而发动文化大革命，将不同意他胡来，抵制过他，对他提过不同意见，约占80%以上的正直的共产党员撤职、打倒甚至斗死、害死，这与王明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比较起来，要残酷多少倍，无情多少倍！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乃至取得主导地位，他真的退居二线，垂拱而治，没有1953年对刘少奇“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批判，没有1955年批邓子恢的“小脚女人”，没有1958年反周恩来的右倾，没有公社化和三年大跃进，没有庐山会议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决不会造成饿死3755万人的空前绝后的大惨案。毛泽东驱使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跟着他胡折腾四分之一世纪。到1978年又回到新民主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才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轨道。建设时期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应该是坚持党的“八大”路线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心中的改革开放是这条正确路线的继承和发展。

天马行空

第三十九章 毛泽东让江青“挑大梁”

毛泽东很看重自己的身后名。他的“武功”是没有人能否定的，他是胜利者，这一点他有充分地自信。他的“文治”却一塌糊涂。他破坏了一个旧世界，但没有能够建设一个新世界。他想把人民送入天堂，却把人民送入了地狱。195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到1980年跌落到2.5%。195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2倍，1960年与日本相当，到1980年只相当于日本的四分之一。1955年中国人均总产值是日本的二分之一，1980年不到二十分之一。1960呢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超出中国4600亿美元，到1980年这个数字变成了36800亿美元。1949年以前的上海是世界知名的国际大都市，远东地区的国际金融贸易中心。被誉为“东方巴黎”。上海的工业化水平远远高于香港，在亚洲属于领先地位。时候人民的生活水平比香港人民的生活水平要好许多。但是到1976年，上海人均GDP只有400美元，而香港的人均GDP达到7000美元。上海已完全沦为亚洲二、三流的城市。1979年中国大陆人均GDP416元（人民币），同期台湾人均GDP1895元（美元），按当时汇率，台湾GDP比大陆高6.8倍。1978年世界银行年底的报告中，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索马里、坦桑尼亚为伍排在倒数第20位。誇下海口赶英超美，落后的却越来越远，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不能造成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比如要被历史所淘汰。

特别令他午夜心惊的是三年大跃进饿死了3755万人。刘少奇跟他说：“人吃人，你我要上书的。”他太怕这件事上书了。有学者统计，毛时代饿死人的数目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比各朝各代2000多年饿死人的总数还多。这个数字若上了书，毛泽东还是人民的大救星吗？他还是人们心目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吗？他还是人民的伟大领袖吗？他还是20世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吗？他挥斤运斧创立的新制度，开辟的新道路，还具有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吗？还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吗？3755万人被活活饿死，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是人类历史上最反动、最残暴的假社会主义。每念至此，毛泽东不寒而栗。

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刘少奇和省、地、县、社各级“走资派”替他背这个黑锅，当他的替罪羊。这些人是毛的极左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不忠实早就被打倒了），是大跃进的具体组织者和领导者，是饿死人的直接责任者和见证者，是老百姓最恨的人。七千人大会上，这些县以上干部不愿当替罪羊，要跟他论论责任，分分是非，逼着他作了检讨。散了会他就高扬阶级斗争的旗帜，制造党变修、国变色的舆论。当他占领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制高点以后，登高一呼发动文化大革命，从上到下打倒各级走资派。连连得手，几年之间，他把从中央到公社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换掉了。他年复一年地宣传，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误了中国，害了百姓；是那些走资派制造了大饥荒，让老百姓手二遍苦，遭二茬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防波堤。有这道防波堤在，毛泽东就在一个安全的制高点上，他不仅推掉了饿死人的责任，而且继续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是拯救人民于水火，打倒那些“走资派”的大救星。谁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拆毁他的防波堤，就是拉他下水承担饿死3755万人的责任，所以他对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有特殊的敏感。在毛泽东这种复杂的心理背景下，他选择接班人首要条件，就是能忠实守住文化大革命这道防波堤，至于有没有治国能力、能不能得到人民拥护，都在其次；而生产能不能上去，经济能不能发展，人民的生活能不能改善，那更是个无关宏旨的“目”，他认为只有自己的夫人江青能担当这个历史重任，会抓阶级斗争，会整治那些抓生产的干部，不计个人毁誉，誓死捍卫他的一世英名。只要家天下能够建立、只要两代人的时间——由江青传位给毛远新——就能涂掉了3755万人留在神州大地的血泪，从根本上改写中国现代史。

2】毛泽东传位的计划早就定了，这就是江青。他打接班人这张牌，是掩人耳目的的幌子，他真正要找的是能够“托孤”辅政大臣，即毛泽东说的“军师”或“好参谋”。毛泽东说过许多批评江青的话。为了与“四人帮”斗争的需要，为了把粉碎“四人帮”与高举毛泽东的旗帜统一起来，大陆在宣传中过多渲染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其实，毛泽东真正的“亲密战友”是江青。在批《水浒》运动中，“毛泽东亮出了对江青的真实看法，当着政治局成员的面表扬她，在政治上给予充分肯定，说，江青斗争性强，阶级立场坚定，这点我俩是一致的。她不会搞两面派，但不懂策略，不懂团结人，所以吃了亏。她身边如果有个好参谋，她是可以挑大旗的。还说，我清楚，顽固派是反对她的，是反对我启用江青的，说违反党的决议。难道决议就不能改正吗？决议也是有错误的。毛这里说的所谓‘顽固派’指的是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一干人。”（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579页）

毛泽东在上边一讲，姚文元控制的报刊紧跟，采取一家发表多家转载的办法登出《法家人物介绍：吕后》、《古代杰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等文章。说什么“刘邦死后，吕后掌权。”“她为人刚毅，曾佐高祖定天下，当政时继续执行法家路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在介绍武则天时，吹捧“武则天是一个敢作敢为的革新政治家”。“武则天做皇帝上表拥戴的就有60000多人”，“武则天政治统治的的社会基础比唐太宗时期更宽了”。江青要做女皇已是路人皆知了。以至毛泽东死后粉碎“四人帮”之前，出现了各省纷纷写信拥戴江青为党的主席的事，中国差一点又退回到封建社会去。

1974年第十期《红旗》杂志，发表了姚文元亲自修改定稿的重头文章《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把江青后党比作是“法家领导集体”。文章说：“西汉王朝的前期和中期所以能在反复辟斗争中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汉高祖死后，“法家路线却经历了吕后、文、景、武、昭、宣六代基本上得到了坚持。”“由于在中央有了这样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于是，当今的吕后——江青，和上海帮的几个哥们儿——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20世纪70年代中央政权内部的“法家领导集团”。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只有让“中央法家领导集团”主政才能坚持。这样一来，接班虽比较顺，但把毛泽东的真面目给暴露了：蜕变成为20世纪的刘邦，一个建立家天下的封建君王。

毛泽东晚年患有多种疾病：下肢萎缩，双脚浮肿，行走困难；心脏病日益严重；眼睛患白内障，近乎失明。但他紧紧抓住权力不放，党国大事最后都得他最后拍板定案。他不相信外人了，只信得过家里人，把侄子毛远新调到身边。毛远新进中南海之前是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毛远新是以准太子的身份出现的，使人们进一步看清了毛泽东对身后事的布局。从1975年10月10日起，让毛远新当“主席联络员”。政治局开会，毛远新坐在主席的位置上，传达“主席口喻”。小毛曾说：“我随便说几句，就够他们学几个月的”。对待政治局成员好像对待下级，王洪文十分不服气，说“我到底是党的副主席”。

3】1975年11月2日，毛远新向毛泽东分析形势，他说：

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
一、        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三七开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
二、        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主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批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一大堆；
三、        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对文化大革命，有一股风，似乎比72年批极左还凶些。

1975年整顿，路线有问题，工业现代化主要强调加强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但工交战线主要矛盾是什么？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文艺革命主流、支流怎么看等等。

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批判了17年中各条战线上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该不应该坚持下去？

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有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今年以来，没有听他讲过怎样学习理论，怎样批《水浒》，怎样批修正主义。“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很成问题。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所执行的路线、方针同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是完全对立的，根本的分歧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工作重点是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还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外面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远新这一番话触动了毛泽东最敏感的神经。如果要邓小平主政，将来他会不会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虽然他说对自己被打倒受批判的事情“永不翻案”，但如果把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案给翻了，他自己不就翻案了吗？毛泽东决定，一定要摸清邓小平对待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态度？他叫毛远新把汪东兴、陈锡联找上，三个人一起同邓小平谈一次话，嘱咐毛远新：“把你的意见全讲，开门见山，不要吞吞吐吐。看他怎么说。”

毛远新当天就照办了。邓小平果然提出异议，他对自己不批17年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解释是：“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修正主义路线，这话不好说。”对于自己二次上台以来的工作，他说：“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论，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

整个否定文革前的17年，把各条战线都说成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虽说可能否定一些不该否定的成绩，但最重要的是把三年大跃进，饿死3755万人，损失1200个亿这笔历史大帐转到刘少奇头上，我老毛兴师动众发动文化大革命，绕了那么大的弯子，花样翻新的大批判搞了九年，就是要做这个文章。这个邓小平是真不开窍呢，还是硬要跟我对着干呢？毛泽东作如是想。

4】11月20日，毛泽东指示由文化网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这时毛对邓仍采取“拉”的政策，他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只要答应这一条，邓小平就有了和江青合作的政治基础。毛泽东对邓还没死心，还想把他（她）们捏合在一起，江青监国，邓小平执政。

这对邓小平确是一次重大考验。只要他答应毛泽东的条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可以高官厚禄，安富尊荣，终此一生。想想江西流放的日子，用汽油去洗那些锈迹斑斑的零件，照顾年迈的继母，给高位截瘫的儿子翻身擦澡，经纶满腹，报国无门。重返政坛，不易啊！一般政治家都会屈从的，但邓小平属于大政治家，他看得更远些，想得更深些。他知道，文化大革命，他不否定，别人会否定的，子孙后代会否定的；三年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这笔历史大帐终究要向人民作出交代的。想一人掩天下人耳目是不可能的。违背人民利益的路线和政策在历史上是站不住的。他下了决心，宁可第三次被打倒，也不接受毛泽东的条件。话说得还是很婉转的：“由我主持写这样的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晋魏？”意思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是被打倒的人，你那些“战略部署”，我一概没有参加，一概不知道，我不能稀里糊涂出来给文革唱这个赞歌。

毛泽东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对邓小平深深地失望，乃决心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11月15日，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提出：“七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暂时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毛这时对邓有一种用之不放心，弃之不甘心的矛盾心理，环顾朝野上下，再也找不出一个“萧何”来了。对邓的请辞报告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儿再说。”

11月24日，召开136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仍由邓小平主持，并宣读经毛泽东批示的《打招呼讲话要点》。要点共三条：

毛泽东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中央认为，毛泽东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做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26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将这个《打招呼讲话要点》发到全国。从此，持续了九个月的对文革乱局的整顿中断，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全国开始。

躺在医院的周恩来焦虑地注视着政局的发展。12月28日，邓小平来医院看望周恩来。据毛毛记述：

周恩来看到批判的烈火越烧越旺，他为他的老战友担心。他担心邓小平能否顶住这一次批判狂潮，特地把邓小平找来。关切而郑重地问邓小平：“态度会不会变？”邓小平明确回答周恩来“永远不会！”周恩来听了以后，从内心感到高兴。他说：“那我就放心了！”这一次交流，是这两位心灵相通的老战友的一次心神的交流，是他们置一切个人荣辱乃至生命于不顾的一次政治盟誓。
                                                （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的文革岁月》第430-431页）

周恩来的问题很含蓄，没有说出来的潜台词是：你会不会改变态度，接受毛的条件，去做“辅政大臣”？邓小平心领神会，说“永远不会！”就是庄严表态，宁可第二次被打倒，也不会辅佐江青坐天下。

5】12月下旬，叶剑英来到305医院，周恩来紧紧握着他的手密嘱：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四人帮”手里。

1975年12月26日，康生病死。康生死前有一个大动作，他向毛泽东揭发了江青、张春桥是叛徒的问题。章含之于1976年4月25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概述了此事的经过：

去年（注：1975年）夏天，大约8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两位同志来找我说有件事要了解，她们说她们去看了康生同志。是邓小平带话给她们说康老想见她们，后来康老的秘书直接打电话与她们联系的时间。小唐说她们请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后她们才去的。接着，她们说康老病很重，恐不久于人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他们转报毛主席。康老说，江青、春桥两同志历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经看过春桥同志的档案，是江青同志给他看的，康生要海容、小唐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康老说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春桥是叛徒。

康生老奸巨猾，两面投机。1975年夏天他看邓小平主政风头正劲，估计最后收拾文革局面的是邓小平。乃向邓揭了江青、张春桥的底，以求将来写历史时把他列入反后党的行列。邓小平要避嫌，说江、张的事情他不便向毛进言，要康生另觅上达途径。这才找了王海容、唐闻生。康生揭发的事情是真的。王观澜和吴仲超当时都还健在，随时可以调查取证。

毛泽东要决心处理江青、张春桥的问题，这是一个机会。但他没有这样做。他所谓“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云云，纯属欺世盗名。他借重叛徒江青把不是叛徒的刘少奇打成叛徒，而把真正的叛徒保护下来，做自己的接班人，他保护叛徒张春桥，把“亲密战友”林彪逼上绝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是受蒙蔽，不是失察，是不可原谅的。应该打破“奸臣祸国，皇上圣明”的神话，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毛泽东启用邓小平是为了给江青找一个辅政大臣，当邓小平拒绝扮演这个角色时，他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但继续让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是为了逐步加压，逼邓就范。

1975年12月份，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在邓小平主持下批判邓小平。“四人帮”气焰嚣张，措辞激烈，全面否定了九个月来的整顿工作。其他人跟着帮腔。邓小平静静地听，大家说完了他就宣布散会。

6】12月20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检讨。他说：

首先感谢主席的教导，感谢同志们的帮助，特别是青年同志的帮助。

我自己对这些错误的认识也是逐步的。先谈我的思想状态。九号文件以前一段时间看到相当部分工业生产上不去，事故比较多，不少地方派性比较严重，确实很着急。二三月间铁路运输问题较多，影响到各方面的生产，所以我提出首先从铁路着手解决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除了在管理体制上提出强调集中统一外，特别强调了放手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强调了抢时间，企图迅速解决问题。因此，在方法上强调对少数打派仗头头，采取坚决调离的方法。徐州问题的解决，铁路上的面貌很快地改观，当时我觉得，用这种方法的结果，打击面极小，教育面极大，见效也最快。同时我还觉得江苏运用铁路的经验解决了全省其他问题，也得到较快较显著的效果，所以我认为这个方法可以用于其他方面，紧接着，把这样的方法用之于钢铁、用之于七机部，用之于某些地区、某些省，用之于整顿科学院工作。在这次会议之前，我还自认为这些方法是对头的，所以，当着有些同志对这些方针和方法提出批评的时候，我还觉得有些突然，有些抵触情绪。

这个检讨，实际上是对整顿工作的辩护。会后，他给毛泽东写了封信，并附上他的“检讨”记录稿。“四人帮”说整顿工作是“翻案”，是“资本主义复辟”。广大干部和全国人民不这样看。整顿工作的成绩他们都看到了，都感觉到了。这是文革九年来国民经济发展最好的一年，

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4.6%，工业总产值增长15.1%，粮食、钢、原煤、电、财政收入比上年都有较大增长。经过全面整顿，重建规章制度，生产迅速恢复，派性受到抑制，干部群众信心大增，形势十分喜人。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整顿带来的成果被彻底否定，刚刚看到希望的中国人民，再次陷入了不安和迷茫，突变的政治形势和新一轮的批判运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不能理解，不能接受，更不能紧跟。

1976年1月20日夜，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

我12月20日和1月3日两次检讨，主席批示政治局讨论。上次会上同志们要求我在讨论之先要我讲讲要面见主席说些什么。所以，我在今（20日）晚点会议上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现送上请审阅。

我两次要求面见主席，除了讲自己的错误和主席的教导外，实在想说说我的工作问题。批判时提我的工作问题是否妥当我十分犹豫。提，怕觉得我受不得批评。不提，也有什么恋权之嫌。再三考虑，还是想当面谈这些问题好些。再不提会影响中央的工作，增加自己过失。因此，我首先向主席提出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请予以批准。我是一个不适应于担负重要工作的人、自己不再提出，实在是于心有愧。至于我自己，一切听主席和中央的决定。
                                                        （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的文革岁月》第448-449页）

第二天，毛泽东听取毛远新汇报20日政治局会议的情况。毛泽东说：

(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邓愿意做自我批评，而刘、林根本不愿。

毛远新汇报说：“邓小平要求向主席当面陈述自己的错误，听取教诲外，还想讲他自己的工作问题。”

毛泽东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
毛远新试探性地问毛泽东：“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毛泽东肯定地说：“对。”

7】1976年一月底毛泽东钦点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准太子毛远新激烈反对，认为华国锋能力太低，主持个会连话都说不清楚。毛把手臂往下一压，说：“我就是要用这个没能力的。”毛再也找不到“萧何”了。他看中华国锋无能力、无班底、无野心，有这“三无”，毛死后，他只能把政权交给江青。这是毛泽东心中的如意算盘。他又强迫叶剑英“生病休息”，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政治局早已是毛泽东的军机处，遵旨于1976年2月2日发出中央一号文件，正式通知全党、全军、全国县级以上单位从此，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但毛泽东让他“专管外事”。

毛泽东对邓小平一再挽留，总是留有余地。总是手下留情，这使“四人帮”大惑不解。个中原因是毛泽东直到最后也没有放弃争取邓小平站过来的打算。作为大政治家的毛泽东，他深知在他身后只有邓小平才能“镇国家，抚百姓”，保证天下不乱。后来的事实证明确实是如此。但邓小平只能当“军师”不能当“主公”，他必须接受当今吕后——江青，作为后毛泽东时代的“主公”。邓小平宁可第三次被打倒也不接受这样的条件，“扣”就结在这里。

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让政治局讨论总理人选。政治局提了三个人“华国锋、李先念、张春桥”。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增补江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是汪东兴提议的，附议的人有张春桥、姚文元和吴桂贤。讨论此议题时，叶剑英、朱德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王洪文、陈锡联吴德、纪登奎表示要请示毛主席。江青“谦让”了一下，表示坚决拥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自己不当什么副主席，继续当批邓的“过河卒子”。主持会议的华国锋认真地记下了江青的话，并要列席会议的毛远新把整个会议情况完整地汇报给毛主席。

毛泽东圈了华国锋为总理，并加上“副主席”，圈掉李、张和江青。据姚文元回忆：

毛泽东还召见汪东兴、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我，说：“谁提江青为党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的，是江还是张提的？谁提是谁在害她，逼我早死，你们要拥江，应该等我死后。”

2月25日，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领导人会议上讲话，号召大家在“批邓”问题上转弯子，“深入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从此，批邓公开化。

3月2日，江青擅自召集12个省、市自治区领导人会议，发表长篇讲话，说“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总经理”是“反革命老帅”，“是个大汉奸”，“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要共同对敌，就是对着邓小平”。毛泽东既然说了江青可以“挑大旗”，她也就肆无忌惮地说：“有人给林彪写信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我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诽谤吕后，诽谤我，目的是诽谤主席嘛！”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冲击下，1975年以来经过全面整顿刚刚出现的社会稳定和经济上升的局面遭到了破坏，全面整顿中提出并实行的许多正确的政策和措施被取消和批判，在整顿中被撤职和调离的一些造反派头头和武斗骨干分子重新杀回，各地的派性和武斗战火重燃，许多地方社会再次陷入混乱，工业企业完不成任务，工厂停工，甚至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了。一些铁路干线重新瘫痪，交通堵塞，列车晚点，物资积压，全国再度陷入大动乱的局面。

8】天安门事件后，一些坚决执行全面整顿方针的领导人万里、胡耀邦等被罢官批斗，教育部长周荣鑫连日遭到残酷批斗，在4月12日的批斗会上，被迫害致死。按江青对邓小平仇恨的程度，那是远远超过对陶铸仇恨的程度的。为防止“四人帮”唆使造反派冲击邓小平。4月7日，毛泽东指示汪东兴把邓小平秘密保护起来。汪东兴立即布置，让警卫局马上准备东交民巷老8号的房子，并要参谋滕和松作一安全转移邓小平的警卫方案。派警卫局处长东方安排一辆不起眼的汽车把邓小平夫妇从宽街家里秘密转移到东交民巷老8号，孩子们继续住在宽街。

毛泽东如此关怀邓小平。并不是这位大独裁者心地善良起来，如果邓小平能够稳住局势，让江青继承大统，他完全可以借助造反派害死邓小平。看看他害死刘少奇时那份得意，那份伪善，就可知道。四五运动是全国性的，，毛泽东不知道驱散天安门的抗议群众后，局势会怎样发展？他自己已经是风烛残年，再没有动辄“重上井冈山”的那种豪情。真要全国大乱，“四人帮”压不住阵脚，还得请邓小平出来收拾残局。邓小平的威望，经过两次复出后毛的鼓吹和整顿文革的乱局，已经是威震华夏。他在军队有深厚的基础、抗战时期是129师政委，而129师的前身是红四方面军；解放战争时期是第二野战军政委，淮海战役二、三、野战军并肩作战，他是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打倒彭德怀、贺龙，伤了和一野广大指战员的感情，驱走林彪，伤了和四野广大指战员的感情。如果再害死邓小平。会和二野、三野广大指战员闹翻。毛的权力基础在军队。和四大野战军都闹翻，他怕不得善终，据姚文元回忆：

76年清明的天安门事件，毛泽东看了简报，派了秘书到天安门了解情况后，说：“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27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

这就是毛泽东不敢害死邓小平的原因。

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来日无多了。他不再绕山绕水，顾左右而言他，不得不把身后事明白交代。

据姚文元在回忆录里披露，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

党主席：江青；
总理：华国锋；
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
军委主席：陈锡联。

毛还将之一名单询问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另据张玉凤回忆：

主席从（1976年）4月至7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画，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

主席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我本人，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名单，有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做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复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

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向左右方各砍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

毛泽东最后提出的这个名单，不让王洪文、张春桥进常委，明显是要拆散“四人帮”。削弱江青的势力，让江青老老实实辅佐准太子毛远新“即位”。江青有野心，有主见，不听毛泽东的，坚持要自己当“女皇”。

在1976年8月1日，全国计划工作会议闭幕式上，江青要求讲话。本来，江青没有任何政府部门职务，华国锋是可以拒绝江青到场讲话的，但华国锋把最后的“压轴戏”还是让给了江青。没想到江青在讲话中大放厥词，胡乱点名。不仅大骂万里（时任铁道部长），而且指责李先念是邓小平的“黑干将”。最令人震惊的是，江青竟然公开点名批评起华国锋来，说华国锋也跟邓跑。这就给与会者也给全党一个信息，她的地位在华国锋以上。

“四人帮”被捕后查获一份江青内定的中央领导人名单：

中央委员会主席：江青
副主席：华国锋、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
国务院总理：张春桥
中央军委主席：江青
副主席：张春桥、王洪文、陈锡联、丁盛

江青内定的名单值得评点的有三：一是根本没有准太子毛远新的位置，连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都没有毛远新，这是违背“先帝”遗嘱的；二是把华国锋架空了，只保留一个副主席的虚名，国务院和军委，他没有任何发言权；三是张春桥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军委第一副主席三个职务，掌控党政军实权。这个名单在后党内部就摆不平，蕴藏着极大的政治危机。

天马行空

第四十章 毛死江囚

1976年9月9日0：10，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伟大的革命家，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毛泽东逝世。

丧仪是超级隆重的。11日至17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7天隆重的吊唁，30万群众瞻仰了毛泽东的遗容。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极其隆重的追悼大会。大会由王洪文主持，华国锋致悼词。广大人民群众行礼如仪，感情是复杂的。有一部分人对毛迷信很深，他们接受了“奸臣祸国，皇上英明”的公式，许多人拭泪的场面是真实的。就人民群众中的大多数来说，对毛的敬畏多于爱戴但敬畏不是为了祈福，而是为了免祸。文革初期最崇拜毛泽东的那些青年学生，那些红卫兵小将们，南抄北打，东砸西杀，为毛泽东打倒了一大批政敌—各级走资派，当年许诺他们当革命接班人，后来才知道这个革命接班人的当法，不是到政府去做官，而是与那些成分不好的“狗崽子”一起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些青年人的心中充满了被利用、被愚弄、被欺骗的愤慨，“四五”运动（天安门事件）是他们觉醒的证明。天安门追悼会一结束，在返回的路上，大多数人有一种轻松之感，好像参加完“十一”游行一样，那感情同周恩来逝世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民心的向背由此可见。

追随了毛泽东一辈子的广大中高级干部开始觉醒。军事学院院务部政委（正军级）董铁城是“三八式”老干部，笔者的老上级，彼此能说过心话而不必担心被出卖。他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怎么也转不过弯子来，亲口对我说：“党内同志希望毛主席早点走，他不死，国家没有希望。‘四人帮’要上了台，我们”就准备上山打游击。“他说这话时时严肃而沉重的。他说联系的更高级的军队将领对”四人帮“上台应变计划没有问。我隐约感觉到”四人帮“真的上台会有一场血战。

那时军队中还流传一首“枪杆诗”：

娘们秀才太猖狂，三起三落不应当。
谁敢杀我诸葛亮，老子打他三百枪。

“三起三落”、“诸葛亮”指的邓小平、这首诗说是出自许世友将军，我看是假托他的名义。不管版权是否属于他，这反映了军队的一种情绪—要跟“四人帮”动武的情绪。

2】一位网友在网上发表文章，讲了亲历的一件事：

1976年，我在合江县城当工人，妻子在农村当中学教师。9月10日下午。我正在乡下家里听广播，突然，半导体收音机里传来中共中央关于毛泽东逝世讣告。消息来的太突然，我吃了一惊。我的邻居，60多岁的“三代老贫农”叶老太爷正在我家与妻子聊天、我连忙告诉他这个消息。哪知他毫无反应，我以为他没听清楚，又重复一遍。他连脸也不转过来，一字一句地说：“毛泽东早就该死了！”

我吓了一跳。当时我虽然对文革后毛泽东的一套做法相当不满，但尚未达到盼望毛泽东早点死去的地步。叶老太爷这种话，如果在城市，被人告发，会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甚至可能被枪毙。我连忙说：“叶老太爷，话不能这么说，不过，毛主席死得太不是时候。”我的言外之意是，国内这么乱，毛泽东骤然去世，不知中国会发生什么变化。

叶老太爷说：“新社会还不如烂政府（指解放前的国民党政府），烂政府时期，我帮地主当‘秋二’（雇工），遇到农忙季节，犁田耙田。栽秧打谷，东家要把酒肉送到田边，天热了还给我打扇。现在的农业社，我三个儿子是全劳力，一年到头做活路，连苞谷红苕都吃不饱。”我无言以对。

叶老太爷是地地道道的贫农，是共产党在农村中的依靠力量。全家从未受过任何政治运动的迫害。他家的生活在当时合江农村属中等水平。他却盼望毛泽东早死，为什么？以前叶老太爷曾对我讲，“三年困难时期”，邓小平侄子邓自立在宜宾地区当地委书记，大搞刘少奇、邓小平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合江才少饿死许多人。

叶老太爷代表了当时中国农村的多少农民？我不能回答，因为我没有做过系统调查。不过，据我观察，他对毛泽东的看法至少代表了四川的相当一部分农民。

有一首民谣，入木三分地刻画了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时代面子好，世界穷国齐来朝。粮食给人做工事，自己百姓饿死了。
毛泽东时代工厂好，物资奇缺都要票。产品质次只求量，反正不怕卖不掉。
毛泽东时代工人好，饭碗铁做砸不了。干多干少一个样，谁敢动我一毫毛。
毛泽东时代农民好，种植计划官管了。大寨工分大锅饭，天天开会好睡觉。
毛泽东时代学生好，无法无天把反造。阶级斗争天天讲，国家主席命难保。
毛泽东时代媒体好，党的喉舌墙头草。昨日最最敬爱的，今天口诛笔伐讨。
毛泽东时代大家好，全国人民一个脑。主席挥手我前进，刀山火海往前跑。

家天下的交班部署是毛泽东露出了长长的封建尾巴。他的那些理论，诸如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等都成了骗人的鬼话。他头上那些耀眼的光环，诸如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人民的大救星、伟大的领袖等等也骤然黯淡下来。“八大”形成的人才济济阵容强大的领导班子忽然全不行了，政治局常委全修了，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全修了，中央委员会79%以上被打倒了。这样毛泽东的老婆和侄子才是最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是够资格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斗来斗去所要达到的目的。人们看清这一切之后，深深失望，摇头叹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不能接受这样一个结局。

3】追悼会一结束，尖锐的争权斗争就开始了。

关于接班的安排，毛泽东先后留下了三个名单，第一个名单明确江青是党的主席，后两个名单又把毛远新排在了第一位，把江青排在了第三位。究竟谁当第一把手，后党内就引起了纷争。这就需要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召开政治局会议推举确定，江青还不能在“先王”殡天之后立即就“女皇”位，仍由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这就留下了变数。

毛泽东晚年多疑寡信，刻薄少恩。他没有一个亲密战友，没有一个可以“托孤”的重臣。后党集团内部首先发生了分裂。华国锋、汪东兴站出来在叶剑英为首的元老派的支持下，于1976年19月6日晚上秘密逮捕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以及毛远新，彻底粉碎了毛泽东复辟封建主义，搞家天下的图谋。“四人帮”的被捕，标志着祸乱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失败，标志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会议公报指出，全会一致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根据党章规定，全会一致决议：

一、        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二、        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三、        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江青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四、        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1980年3月17日，刚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审批林彪、江青集团的问题。最后确定，林彪、江青集团16名主犯，其中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六名已死，只列入起诉书，不审判。出庭受审的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十人。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统一领导“两案”的审判工作。确定彭真为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成员有中央书记处书记彭冲、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公安部部长赵苍壁、中纪委书记王鹤寿。

1979年2月，彭真获得平反后，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七月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没有法制，要防止“文化大革命”的再度发生，就要制定法律。因此，他复出后仅三个月，就主持起草了《刑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等七部法律，使“四人帮案”审判有了法律上的依据。

彭真调阅了对林彪、江青集团的起诉书后其他材料后，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经过深思熟虑，他在1980年3月底的中央书记处讨论“两案”审判方案的会议上提出：我们是审理罪行的，路线问题我们管不着，公、检、法没有资格审查党的路线问题，也不应过问这件事。他认为林彪、“四人帮”的犯罪和党犯错误，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事情，罪行和错误要分开，决不能审判党的错误。据原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回忆，彭真曾多次找他到家里谈话，强调要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同党的路线错误分开。路线错误是党犯的错误，不能审《我的一张大字报》、九大决议等问题。

这就是说，由于政治上的需要，毛泽东的旗帜表面上不能倒，不能丢，但又要让千千万万受害者和中国人民出一出十年的恶气，让毛泽东的威信扫地以尽，从今以后再没有阻止改革开放和左右党的路线政策的影响力。要达到这个目的，审判毛的未亡人江青，让江青代毛受过是最妙的办法。这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中国政治的矫情.京剧里有一出戏叫《打龙袍》，是说皇帝犯了错误，但不能责罚皇帝，用打他的衣服来代替。这次审判是演出现代版的《打龙袍》。幕后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台前的审判官，台下的阶下囚，旁听席上的文革受害者们，大家心照不宣，都知道是这么回事，但又都激昂慷慨地坚决否认说不是这么回事。

4】根据彭真提出的指导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常务委员会第16次会议，于1980年9月29日决定：

一、        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
二、        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任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兼特别法庭庭长，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曾汉周、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黄玉昆为副庭长；任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兼任特别检察厅厅长，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等进行检察起诉。

公元1980年11月20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值得大书一笔，永志史册的日子。这天下午3时，在北京正义路7号，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这是九亿人们的审判、历史的审判、正义的审判。

这是全国人民期望已久的一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一定要报。这是中国人笃信的格言。为了等待这一天，中国人民走过了心惊胆战、苦难艰险的十年，付出了沉重而巨大的代价。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法庭庄严肃穆，审判台灰色幕布中央高悬的特大国徽，天安门上方的五颗金星闪耀着耀眼的光辉，使人感到今天的国徽特别神圣而威严。

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共中央机关、中央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民主党派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880名旁听代表分别在一楼和二楼的旁听席上就坐，其中有：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彭德怀夫人浦安修、贺龙夫人薛明、罗瑞卿夫人郝治平，还有许多遭受江青迫害的30年代文艺界人士。王光美回忆说，1967年夏，刘少奇曾说过：“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他的这个信念终于实现了；受尽迫害的贺龙多次向薛明说过：“林彪、康生、江青等，不是好人，他们没有好下场。”今天他的预言也应验了。当时传抄一首《好了歌》据说是赵朴初所作，颇能反映人们的心情，今照录如下：

好了歌--《红楼梦旧曲新编》
受审公堂，当年趾气扬；今日惶惶，曾醉歌舞场；横行十年露锋芒，栅栏今却在铁窗上。说什么人正红、屁正香，为何炎日又降霜？昨日四人聚谋藏密室，今朝万民声讨遍城乡，钢满箱，帽满箱【1】，到处扣人人遭殃；整人嫌人命太长，哪知自己归来丧。巧伪装，原是叛徒装贤良。厌膏粱，听不见怨言在城街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铁枷扛；能绕三寸舌，却断九廻肠。乱哄哄你吹我捧闹登场，反诬他人野心狼。甚荒唐，撕下来只有一层马列外衣裳。
                本书作者释：【1】毛泽东曾批评江青开两个公司，钢铁公司和帽子公司，到处整人。

法庭人员均已入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兼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坐在审判席前排中央，他的右边是副庭长伍修权、曾汉周、黄玉昆，后边是特别法庭全体审判员，他们都身着藏青色毛料制服。坐在左侧的，是出庭支持公审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喻屏、史进前，后面是特别检察厅的全体检察员，他们均身穿灰色毛料制服。审判席两边分别是法庭书记员席和辩护人席。四名身着蓝色新制服，身材魁梧的法警分列两旁。

今天出庭的辩护律师是：甘雨霖、韩学章、张思之、王舜华、王克昌。

下午2：56，书记员郭志文向庭长江华报告：“特别检察厅厅长、副厅长、检察员现已到庭支持公诉。本案辩护人已到庭。本案被告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现已传唤到法庭候审室候审。”

下午三时整，一阵急促的电铃声响过，法庭强光灯齐放，光明耀眼，法庭一片肃穆。庭长江华威严地宣布：“现在开庭！”

十名主犯被押进被告席上的铁栏里，左起：张春桥、陈伯达、王洪文、姚文元、江青、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江青恰在正中。

下午3：18，计划庭长宣布宣读起诉书。

5】法庭上下一片肃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兼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史进前交替宣读了长达两万多字的起诉书，列举了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四大罪状48条罪行。

起诉书宣读完毕，庭长江华宣布：对本案的十名被告人，将由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分别进行审理。第一审判庭在公安部礼堂审判江青反革命集团，包括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五名罪犯；第二审判庭在空军俱乐部（现空军学院）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包括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五名罪犯。

庭长江华在法庭上宣读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规则》，告知他们：被告在庭审过程中，必须听取法庭指挥，不得违反法庭规则。被告人有辩护权和最后陈述权。

1980年12月23日，第一审判庭开庭继续审问江青诬陷迫害老干部的罪行。

法庭出示江青犯罪的证据，幻灯放映了几张照片：一位老干部头上戴着60斤重的铁帽子，胸前挂着写有“彭真死党”的牌子，跪在地上，正在任人凌辱殴打——这是在批斗张霖之。

法庭陈述说：张霖之是位红军时期的老革命，192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原任煤炭工业部部长、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6年12月14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群众组织代表时，诬陷他是“彭真的死党”。张霖之在被关押的33天中，据有记录可查的逼供、审问就多达52次。1967年1月21日，张霖之被迫戴着铁帽子，举着牌子，在北京矿业学院校园内外游斗。晚上又遭刑讯，身上被打伤30多处，头部被打露出骨头，当夜就含冤惨死。

谁都知道毛刘决裂最后摊牌时的争论，刘少奇问：“谁是走资派？”毛泽东答：“张霖之就是。”是毛泽东“钦点”，使张霖之成为红卫兵第一批冲击对象，最后被活活打死。江青是在忠实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正如她自己所说：“我是毛泽东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咬谁。”

如今只追究走狗的责任，不追究那个发纵指令的人的责任，显然有失公道。

当指控江青有反党夺权的野心，攻击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时，江青高声叫板，把全场的目光都吸引到自己身上：“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她对静下来的法庭宣布：“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的话，”她环顾四周，她的眼镜成了法庭中照相机的焦点。“这不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至少还写了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结果，法庭大乱。江青在混乱中冷笑：“我无法无天。”阵阵铃声中，江青再一次被拖出法庭，但旁听席上的人们鼓起掌来。这掌声是真心的喝彩，因为江青揭露了一个最重要的真相：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是她而不是华国锋，华国锋只是一个有事向女皇请示的办事的大臣。先王对华国锋办事放心，不是华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是得请示江青，按江青的指示办，他才放心。这时姚文元作为主犯。张玉凤作为证人都在场，如果他（她）们把毛最后拟定的要江青当党主席的政治局常委名单公布出来，就把毛泽东的家天下的身后布局彻底揭穿了。

6】起诉书中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为罪证，证明林、江勾结，好像毛泽东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是林彪心血来潮委托江青搞了这么个文件。《纪要》的主题是“专政论”说什么“在文化战线上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文艺界在建国后。。。。。。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相结合。”1967年第九期《红旗》杂志发表社论《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说《纪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革命号令，它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群众，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纪要》的贯彻执行祸及整个思想文化领域，造成了灾难性的恶果。林彪、“四人帮”把《纪要》作为他们在文艺界大搞法西斯专政的理论根据，打着所谓批判“文艺黑线”的旗号，任意把香花打成毒草，诬陷、迫害、揪斗所谓“黑线人物”。全国文艺界受害的人数无法计算，仅文化部及直属单位就有26000多人被诬陷；祸及教育界，建国17年来教育战线的成就也被全盘否定了，仅教育部所属单位和17个省、市受诬陷、迫害的教师就有142000多人。

事实真相是：这个文件经过毛泽东审阅三次，亲笔修改11处，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文件的名称原来是《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样一改，文件的分量就提上去了。经毛批准认可，作为中发（66）211号文件，于1966年4月10日发至县团级。

起诉书指控江青、康生勾结迫害八届中共中央委员会。说1968年中共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江青、康生等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从组织入手，对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的名单逐一进行了审查，把其中许多人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对！毛泽东在本届十二中全会上给刘少奇做叛徒、内工贼的结论，永远开除出党。如果按照民主程序办事，八届中央委员会肯定通不过，这才需要先对中央委员会动大手术，使其中的多数人不能到会，换上新选的革委会主任和造反派头头滥竽充数，以便毛泽东为所欲为。不是江青和康生，是毛泽东要给八届中央委员会大换血，江康只是执行者。
        、
1968年7月21日，康生亲笔写给江青亲启的信中写道：“送上你要的名单。”江青这时是个普通党员，九级干部（相当于司局级），康生是把她当作皇帝的代表——皇后来伺候的。没有毛泽东的指示，她（他）们俩敢办这种摧毁中国共产党的大事？

名单中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有88名被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名单中，列入“靠边站的尚未列入专案的”7名和“有错误的或历史要考查的”29名，绝大多数也先后受到康生、江青等人的诬陷、迫害，占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193名中的70%左右。他们是：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毅、彭德怀、贺龙、李先念、谭震林、李井泉、陶铸、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薄一波、宋任穷、王稼祥、罗瑞卿、刘宁一、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王任重、肖劲光、粟裕、萧克、陈少敏、王震、曾山、欧阳钦、王树声、王恩茂、邓华、邓子恢、谭政、刘晓、李维汉、杨秀峰、张际春、程子华、伍修权、钱瑛、王从吾、马明芳、李葆华、许光达、林铁、郑维三、徐海东、萧华、胡耀邦、习仲勋、安子文、吕正操、张经武、廖承志、叶飞、杨献珍、张鼎丞、舒同、潘自立、杨勇、黄火青、陈漫远、苏振华、冯白驹、范文澜、李坚真、高克林、钟期光、江华、李志民、杨成武、章汉夫、帅孟奇、刘仁、万毅、周扬、徐子荣、刘澜波、奎璧、欧梦觉、朱德海、张启龙、马文瑞、王世泰、廖汉生、洪学智、章蕴、徐冰、廖鲁言、宋时轮、周桓、陈丕显、赵建民、钱俊瑞、蒋南翔、韩光、李昌、王鹤寿、赵毅敏、孔原、张苏、杨一辰、赵伯平、张爱萍、姚依林、汪锋、方毅、王尚荣、刘震、张劲夫、李詰伯、廖志高、谭启龙、张仲良、张平化，共123名。

打倒123名中央委员，居然说是背着毛泽东干的，这可能吗？

毛泽东晚年心地阴暗，虚伪狡诈，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既要把坏事做绝，又希望万古流芳。封建王朝老皇帝要传位，废立之争往往引起流血冲突，但这局限在宫廷范围内，与百姓无干。毛泽东要废刘少奇，立江青或毛远新，这么简单的事，他把它搞得比春秋战国还要复杂。他要以革命的名义搞帝制，实在说不出口，说出来也名不正言不顺。所以用一篇一篇的革命理论，一次一次的“伟大战略部署”，一场一场的政治运动，一套一套的阴谋诡计，把自己的真实意图隐藏起来，把全党全军和十亿人民“运动”起来，晕头转向地跟着他走，妄图达到他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们不能永远为尊者讳过，时至今日，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是在毛泽东的卵翼下生成和发展起来的。特别是江青后党，一个婆娘几个秀才，没有毛泽东在后面撑着，怎么会有摧毁全党搞乱全国的能量？！江青在与公诉人江文对簿公堂时有惊人之论。江青说：“你们说林彪、江青集团，不对，林彪是一个集团，包括陈伯达。我、康老、张、姚、王是一个集团。林彪集团的头子是林彪，我们这个集团的头子不是我，是毛主席。”“党内有许多事只是你们这些人不知道罢了，你们清楚，在那个年代，共产党做了那些让你们抱怨的事，你们把什么都推到我身上。天啊，我好像是个创造奇迹、三头六臂的巨人。我只是党的一个领导人。我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诋毁毛泽东主席！”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论100%都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只有这几句是实事求是的，是说明了事实真相的。盘踞金字塔顶端作威作福，破坏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各级领导干部，愚弄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不止是那四个人，而是“五人帮”，帮主就是毛泽东。

7】经过两个月零五天的审理，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了如下判决：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处黄永胜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判处我发现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判处李作鹏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判处邱会作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处江腾蛟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从此，江青开始了漫长的、永无出头之日的牢狱生活。江青在秦城监狱呆的地方就是彭真多年住过的牢房。让毛泽东的未亡人活着，就是为了羞辱那个躺在纪念堂水晶棺里的毛泽东，让她偿还毛泽东所欠下的罄竹难书的孽债。

1989年11月，中央领导层决定，允许江青过软禁生活。中共中央办公厅为她在酒仙桥附近找了一栋两层小楼，并有护士陪同一起居住。这一安排，是为了加强每周一次到公安医院接受治疗。

1991年3月15日，江青在北京酒仙桥的住处高烧不退，因而被送进公安医院。与其他病人一样，江青要填写住院单。这次，她写的名字是“李润青”，表示她对毛泽东的怀念。“李”是江青的本姓，“润”是毛泽东早期使用的字，“青”则是江青的“青”。

5月13日，她在一张《人民日报》的头版上潦草地写着：“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25年前的今天，文化大革命中的1966年5天13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在毛泽东的提议下，江青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她叱咤风云地登上了历史舞台，权势，荣耀，享受，风光无限。如今，江青的健康每况愈下，被捕已经12个年头过去了。从前的支持者依然没有任何令人鼓舞的消息，自己也依然没有任何可能重登政治舞台的迹象。今昔的反差使她气愤、悲哀、绝望。5月14日凌晨1：30，护士离开江青的卧室。将近三点的时候，江青从卧室来到卫生间。她用几个手帕结成了一个绳套，栓在浴盆上方的铁架上，将被子和枕头垫在脚下，以便将头伸进手帕打成的绳套里，接着又踢开垫脚的被子等物。。。。。。3：30，一名护士进来，发现她已两脚悬空吊死在铁架上。其他的护士和医生闻讯赶来，但已经太晚了。这位差一点成了中国女皇的毛泽东的妻子，在她77岁的时候离开了被她捣乱了十年的中国。当天下午，李纳得到了消息，来到医院签署了死亡通知书。李纳不同意举行任何形式的葬礼。三天以后的5月18日，江青的遗体被火化了。李纳没有在场，江青或毛泽东的任何亲属都没有到场。官方发表了公告，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改判无期徒刑，1984年5月4日保外就医。

关于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造成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透露了一个数字：

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8】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暴力社会主义的恶性发展，大跃进三年，全国有3755万人被活活饿死。损失约1200亿元。文革十年，照叶剑英的说法，整了一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年12月20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浪费和减收共计13000亿人民币，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者在5755万人以上，经济损失14200亿元。近30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6500亿元，两次大折腾的损失，是我国前30年基建投资总额的两倍多。就是说，本来可以用于建设国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宝贵资金，有三分之二以上被毛泽东折腾掉了。这就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治理国家的总成绩单。

1992年春，香港《镜报》报道，北京市某宣传机构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采用问卷笔答方法，让被调查者写出自己最尊敬的十位领导人，按照获选票高低排出的前十位是：

一、        周恩来，获选率100%；
二、        邓小平，获选率97%；
三、        邓颖超，获选率90%；
四、        刘少奇，获选率88%；
五、        朱德，获选率84%；
六、        万里，获选率83.5%;
七、        胡耀邦，获选率80%；
八、        杨尚昆，获选率78%；
九、        江泽民，获选率76%；
十、        彭真，获选率72%

答卷中提到毛泽东的不到2%，看到这里，笔者心中有些茫然，甚至觉得难以置信。怎么？文革中地动山摇地被亿万人民三呼“万岁”的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竟跌落得这么惨么？然而这是事实。细思之，也在情理之中。在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视人民为刍狗；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以全党为敌人，犯了滔天大罪，民心党心的变化是必然的。回想文革十年，兴师动众，开动全国的舆论工具，辅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要把刘少奇、邓小平批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结果呢，历史才过去了15年，文革中被打倒的两个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获选率97%，刘少奇获选率88%，大批判的幕后主持者毛泽东获选率不到1%。正是：一时是非在于力，千古是非在于理。刘少奇临终前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信哉斯言。人民既已觉醒，继续把毛泽东的肖像悬挂在天安门，继续把毛泽东的遗体作为神物供奉在纪念堂，就有些落后于群众了，应作妥善处置，使我们的国家彻底从毛泽东的阴影中走出来。

这次民意测验有一点值得注意。人民群众是把共产党和毛泽东作了区别的。并没有因为毛泽东威信骤降动摇了对共产党的信任。选出来的前十位最受尊敬的领导人，还都是共产党人。这就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不要把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寄托在维护毛泽东错误的基点上，改正了毛泽东的错误，共产党才有执政的合法性，改正得越多，合法性越大，全部改正了。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就有了全部合法性。


邓小平、胡锦涛关于重新评价毛泽东的谈话
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邓小平  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注：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中共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外，还有邓小平、陈云、彭真、万里、薄一波、杨尚昆、王瑞林。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若干年后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一生功过，要作出科学、全面评价的讲话。当时江泽民在会上提出，对小平同志这一谈话纪要及其它同志的发言纪要，作为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议题存案。在会上曾举手表决，一致通过。

当年中央政治局和小平同志的意见、决议是存在的，我个人是理解的，迟和早要解决好的。这是建国后很主要的政治问题、党的组织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或许能在没有束缚的情况下处理好，当前工作千头万绪，待解决的问题、矛盾较多，如能在较和平的的政治气氛、环境下解决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就能有较大的共识。
                                                胡锦涛  2004年7月与万里的谈话

天马行空

功劳盖世　罪恶滔天——《千秋功罪毛泽东》序言
李锐

本文提要：“在意识形态改革中，要以胡锦涛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总纲，以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民主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以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基础，吸收社会民主党民主执政、廉洁执政和缩小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劳动差别）的治国经验，构建与世界民主潮流相和谐的意识形态，形成一套完整的、适宜国情的执政理论。这一理论体系应命名为民主社会主义理论，载入党章和宪法；从今以后，不再把任何人的名字列入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以消除个人崇拜的遗风和影响，建立改革派的话语权。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社会党国际，以继承马克思、恩格斯所建立的社会民主党历史源流，确立改革派的历史正统地位，让国人耳目一新，让世界耳目一新。走了这一步，对于统一中华，对于改进中国与欧盟、美国、俄罗斯和一切民主国家的关系，将发生重大影响，为中华腾飞创造最好的国际环境。”（《结束语》）辛子陵这些建言，属于党和国家发展的大战略。关于消除个人崇拜的遗风和影响，建立改革派的话语权问题，特别值得重视。


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如同扭秧歌一样，不能一往直前地前进，究其原因，就在于“左”的干扰不断，总是有人说三道四，甚至兴风作浪，打着毛泽东的旗帜，攻击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根据邓小平遗言，把评毛引向深入，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突破，彻底打碎了毛泽东留下的所谓“反对修正主义道路”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两道唬人的紧箍咒，为改革派争得了话语权，争得了历史正统地位。从今往后，可以光明正大地、理直气壮地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再也用不着打“左”灯往“右”拐了。作者的春秋史笔，兼有评论，尤其《导言》和《结束语》的理论阐述，极有说服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该书《结束语》明确指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暴力社会主义的恶性发展。大跃进三年，全国有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被活活饿死。损失约一千二百亿元。文革十年，照叶剑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整了一亿人，死了二千万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五千亿，浪费和减收共计一万三千亿人民币。从新中国成立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在五千七百五十五万人以上，经济损失一万四千二百亿元。近三十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六千五百亿元，两次大折腾的损失，是我国前三十年基建投资总额的两倍多。就是说，本来可以用于建设国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宝贵资金，有三分之二以上被毛泽东折腾掉了。这就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建设国家的总成绩单。”以这个“总成绩单”为依据，作者的结论是：毛泽东过大于功，倒三七开，是伟大的革命家，失败的建设者。

我一九七九年初回到工作岗位时，曾经说过：毛泽东功劳盖世，罪恶滔天。前者指革命，后者指执政。读者看本书第十八章《共产主义地狱》（上）、第十九章《共产主义地狱》（下），就会理解“罪恶滔天”所言非虚。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九四九年取得胜利。但这盖世的功劳，比起他执政后给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灾难来，只能是次要的，第二位的。

一九八○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第二个《历史决议》讨论会，我参加了这个会。对毛泽东的是非功过问题，四千多名高级干部中相当多的人是这个意见。邓小平作为一个党的老领导人，为了引导全党全国人民从个人崇拜的迷误中走出来，又避免党的分裂，他在讲话中肯定毛泽东的功劳是第一位的，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建设社会主义。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对团结全党初步纠正毛泽东建国以后的错误，扭转原来的历史错误路线，使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正道，是起了历史性作用的。我曾经在文章中说过，这个《决议》是总结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开始。《决议》是邓小平主持通过的，只着重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作者在书中记载，十二年以后，邓小平在上海会议上坦诚地说：

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老、（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邓小平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五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邓小平不认为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是对毛泽东的最终评价，把重新评毛问题留给后代去解决。尽管《千秋功罪毛泽东》作者遵从邓小平的遗言，可能书中有关评述，仍会在中国政坛引起震动，有人会有石破天惊之感。这本书的问世，使我们又看到了那个荒唐、混乱和血腥的年代，对留恋毛泽东时代的极左思潮的遏制，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自有极大的意义。

本书在理论上有建设性的贡献。有关《共产党宣言》发表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发展，在《结束语》中作了提纲挈领的梳理。作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代是共产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加上暴力革命手段），而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他们解散共产主义者同盟后，没有建立过共产党，在他们指导下建立的是社会民主党。“共产主义”是被他们晚年抛弃了的口号。列宁同第二国际的争论，第二国际是正确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考茨基、卢森堡、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批评是中肯的。第二国际所属政党，百年来坚持马克思学说的正确方面，没有对资产阶级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通过议会斗争、工人运动，走改良主义道路，从而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不断变化，在消灭三大差别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正统。《共产党宣言》误导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些伟大的使徒，这些伟大的使徒又把《宣言》中的空想和暴力发挥到极端，误导了第三国际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党和人民。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和失败，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从根本上就错了。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和私有制，无论遭到多大误解，无论怎样被妖魔化，最终都会被人类认同的。人类就是这样不顾平等、正义的呼喊，脱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后，在科学、民主和法制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地走向文明的。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是不能消灭的，消灭了还得请回来。这是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留给后世的最根本的教训。

新民主主义属于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可说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坚持毛泽东思想，即珍视新民主主义。一九九一年由邓小平题写书名的《毛泽东选集》，只包括前四卷，而不包括第五卷以后的著作和讲话，就是这个意思。作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将像今日欧洲那样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文明、公正和谐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是服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遗教，继承新民主主义革命传统，彻底脱离苏联模式，回归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结束语》）这个“定位”为党和国家在意识形态上转轨舖平了道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三面红旗”都没有丢，但又彻底摆脱了“左”的意识形态的羁绊，抛弃了误导中国三十年，给国家带来贫穷、动乱和专制，至今仍掣肘和否定改革开放的错误理论--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的极左教条。

作者建议：“在意识形态改革中，要以胡锦涛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总纲，以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民主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以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基础，吸收社会民主党民主执政、廉洁执政和缩小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脑劳动差别）的治国经验，构建与世界民主潮流相和谐的意识形态，形成一套完整的、适宜国情的执政理论。这一理论体系应命名为民主社会主义理论，载入党章和宪法；从今以后，不再把任何人的名字列入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以消除个人崇拜的遗风和影响，建立改革派的话语权。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社会党国际，以承续马克思、恩格斯所建立的社会民主党的历史源流，确立改革派的历史正统地位，让国人耳目一新，让世界耳目一新。走了这一步，对于统一中华，对于改进中国与欧盟、美国、俄罗斯和一切民主国家的关系，将发生重大的影响，为中华腾飞创造最好的国际环境。” （《结束语》）辛子陵这些建言，属于党和国家发展的大战略。关于消除个人崇拜的遗风和影响，建立改革派的话语权问题，特别值得重视。

关于改变党的名称问题，可能会引起惊骇。这是真正的与时俱进。孙中山领导推翻帝制的民主革命，开始叫同盟会，建立民国后为适应责任内阁的需要，与几个小党派联合改组为国民党，袁世凯篡国称帝，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改称中华革命党，护法战争中为强调正统又改称中国国民党。据曾在延安担任美军观察组成员的谢伟思回忆，一九四四年八月，毛泽东与他谈话说：“为了与美国的合作，共产党人还考虑过要不要改变自己的名称的问题。”1邓小平在晚年与高级干部谈话时也说过必要时改变党的名称。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的是社会民主党。发表《共产党宣言》时并没有共产党，这个文件本来叫《共产主义宣言》。2 共产党这个名称是“腰河里发水” ── 一九一八年列宁与第二国际闹分裂才叫响的。既然消灭私有制的整个理论体系错了（详见本书《结束语》第一部分，这里不展开论述），目前我们经济中出现了私有制，在宪法中又有了保护私有财产的条款，作为执政党仍叫共产党就不合适了，还准备“共”谁的产呢？！

我常说，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和实践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我们过去是怎样执行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应当怎样发展，我们都搞清楚了吗？长期以来，假马克思主义大行其道，而真马克思主义却蒙上了“修正主义”的灰尘。这主要是文化专制主义在作祟，它来源于政治专制主义。一党专政导致思想意识形态定于一尊，而这个“一尊”，又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理论中的错误部分。理论界不少人在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我又一次从辛子陵的书里找到了知音。原来我们在改革开放前所搞的穷社会主义，执行的是被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中错误的东西，是恩格斯晚年承认“只是一个幻想”3 的那些理论和主张，而把它正确的东西当作“修正主义”批了几十年。尽管作者回答得有些简约，但抓住了问题的根本，给人们提供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思考的线索。

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曾长期“一边倒”，走苏联式的道路，实行暴力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越搞越穷，失败了；改革开放后，实际走瑞典式的道路，实行民主社会主义，保护私有制，团结资产阶级，取得了巨大成功。尽管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前进，导致腐败丛生等严重问题，但瑕不掩瑜，主流是好的，只要坚持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是不难解决的。这个成功表现在二〇〇三年创造了高于一九七八年三十三倍的劳动生产率。据国家统计局计算，一九七八年一年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二○○三年十一天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新制度战胜旧制度、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民主社会主义战胜暴力社会主义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鉴于过去犯过的错误和今后应走的道路，我在近年来写的文章中，常谈必须弄清楚三个有关的问题：一是人类历史的发展、文明进步究竟依靠什么？载入宪 法的马列主义等“理论领导”应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起过的作用及其同国家的关系，党应当怎样执政？这本书的内容同这三方面的问题都有涉及或解答。交谈中辛子陵讲了个政治笑话：一个中国人去德国特利尔城参观马克思故居，问看门人：“你们德国出了马克思，为什么不信奉马克思主义？”看门人说：“马克思是大学问家，他留下两本经典，一本穷马克思主义，一本富马克思主义。听老辈人说，上个世纪，有个叫列宁的人很厉害，把那本穷马克思主义抢走了，而且撂下话，不许我们信马克思主义。我们只剩下一本富马克思主义，也不争什么正统，反正日子过好了，偷着乐吧。”这个故事很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应当信奉能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富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而与穷马克思主义--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彻底告别。

2006年4月

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千秋功罪毛泽东》序言
谢  韬

本文指要：无论在历史事实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这是一部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彻底完成拨乱反正的书。作者以精湛的马克思主义学识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为改革开放争得了历史正统地位，建立了改革派在马克思主义领域的话语权。

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们把恩格斯摒弃的“1848年的斗争方法”当作旗帜挥舞，从“左”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当马克思在天之灵看到列宁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要在小生产的经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看到斯大林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专制独裁滥杀无辜的时候，看到毛泽东把祸国殃民的 “文化大革命”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的时候，马克思一定会气愤地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1页 ）

我们要更加珍视、更加尊重、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民主社会主义，而不要陷在被恩格斯否定了的旧理论体系的迷宫里寻章摘句找不到方向。

二十世纪是人类理论的高峰。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有一批信徒和追随者，打着他们所信奉的旗号登上历史舞台。这是一场评选最优社会制度的“模特大赛”，供人类在较长时段内，听其言，观其行，通过理性的比较作出判断和选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西斯主义灭亡了，帝国主义衰落了，世界上剩下三种社会制度展开了和平竞赛。第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第二种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制度（辛子陵在本书中称之为暴力社会主义），第三种是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竞赛的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胜利，既演变了资本主义，又演变了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改变世界。辛子陵在本书《结束语》中生动而深刻地讲述了这个历史发展过程：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推翻和消灭的关系。这个真理已经为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闪亮崛起和前苏联暴力社会主义的黯然消失所充分证明。二十世纪末，社会民主党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竞选执政、使欧洲和平进入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成就，告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天之灵。欧盟十五国中英国、法国、德国、瑞典、芬兰、奥地利、葡萄牙、荷兰、意大利、丹麦、希腊、比利时、卢森堡等十三个国家是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社会党国际以红玫瑰为徽记，世人惊呼欧洲红潮涌动。二○○三年四月十六日，欧洲各国首脑云集希腊雅典。在卫城遗址见证下，欧盟成员国以及十个新成员国的国家首脑共同签署了一项入盟条约。从此，捷克、爱沙尼亚、塞浦路斯、拉脱维亚、立陶宛、匈牙利、马耳他、波兰、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加入了欧盟大家庭，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欧分裂局面的终结。一个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新欧洲的出现，给纷扰的世界平添了几分亮色。全世界那些企图保留他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的改革者们，都把目光转移到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上来。

　　社会民主党人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的、理性的进化过程。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过去我们局限于暴力革命的狭隘经验，指责人家是“修正主义”，现在看来应给修正主义恢复名誉。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对资产阶级没有斗争，不是单方面让步，不仅“修正”了社会主义，而且“修正”了资本主义。

　　一九六五年，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长处，克服自身发展的困难，曾聚集美国费城召开过一次震撼全球的“世界资本主义大会”，并发表《资本家宣言》提出：“借鉴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经验，实现股份制的人民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经验，实行从生到死包下来的福利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实行国家干预的计划资本主义。” （卞洪登：《资本运营方略》，改革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第二二七页）

　　我们习惯称之为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都已成为新资本主义，不同程度地民主社会主义化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英、德、法、瑞典、挪威和美国纷纷出现全国性的劳资协调，以阶级妥协取代原先誓不两立的劳资对立，若干人士开始提倡用公共建设来解决失业问题，也就是说以国家的积极介入来解决市场经济失灵的危机。领导美国走出一九二九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罗斯福总统就大胆引进了民主社会主义政策。

以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为代表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是修订版的民主社会主义。二○○○年六月三日，克林顿参加了在柏林召开的第三条道路（第三次）首脑会议，他在会上说：“我们要经济增长又要社会公正。我们不相信自由放任主义，但我们也不相信单靠政府能解决这些问题。”会议公报强调：
我们相信市场经济必须同社会责任相结合，从而创造长期的经济增长、稳定和全面就业，而国家必须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维持稳定，支持健全的公共财务措施，坚决制止通货膨胀；国家也应促进金融市场稳定，提高透明度和提倡公平竞争。” （阮宗泽着：《第三条道路与新英国》，东方出版社二○○一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二九○～二九一页）

　　最近点算结果，美国参众两院有六十一名议员（全是民主党）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会员。美国民主党的经济理念，植根于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主张政府引导市场经济，适度的国有化，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政府办学校，减免穷人税收，提高福利，提高最低工资，更多地关怀弱势群体。共和党上台也不改变民主党的社会政策。民主社会主义把美国“赤化”了。

　　民主社会主义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这是促成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社会民主党人用团结资产阶级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办法，实现了差别日益缩小的共同富裕。在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没有农村和农民了。据二○○三年九月一位旅行者随机采访的资料，在法国小城波尔多市，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普通市民月收入约一千五百欧元（欧元与人民币的比价为一比九），在郊区和乡间工作的人（原来的农民）月收入为一千至一千二百欧元，白领阶层月薪为一千八百至二千欧元，医生、律师、教授更高些，有的月薪达八千欧元，大企业的股东、上层管理人员、葡萄庄园主的收入则远远高于这个水平。随着知识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产业队伍的构成也在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阶层急剧缩小，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阶层迅速扩大。二十一世纪初，德国蓝领工人只占工薪阶层的百分之六。被《共产党宣言》当作革命主力军与资产阶级对峙的工人阶级变成少数了，这少数人的生活水平也超过了罗马尼亚总统。工人阶级用不着起来革命，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这样“解放”了。三大差别的缩小，不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彻底灭亡上，而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上。

　　中国没有在苏东巨变中垮台，这要归功于邓小平在这之前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当改革开放路线得到大多数人支持取得主流地位以后，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和他的主要助手胡耀邦和赵紫阳顶住“复辟资本主义”的压力，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废止近乎单一的公有制（一九七八年公有制比重占百分之九十九点一），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资本家请回来了，把先进生产力清回来了。读者可以看到，这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在江泽民主持下，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废止计划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二年加入WTO，与世界经济接轨。胡锦涛主政伊始，二○○四年三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标志着中国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领导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这是足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的“硬道理”。温家宝总理在世界扶贫大会上宣布：“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从一九七九年到二○○三年，国民生产总值由三千六百二十四亿元，增加到十一万六千九百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增长了八点四倍；同期，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百分之七；按现行汇率计算，二○○三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千○九十美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二○○三年，创造了高于一九七八年三十三倍的劳动生产率（据国家统计局计算，一九七八年一年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二○○三年十一天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新制度战胜旧制度、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民主社会主义战胜暴力社会主义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无庸讳言，改革开放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贪污腐败、国资流失和分配不公。特别是分配不公导致的两极分化，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浮动。由此引发了对改革开放的回顾和检讨。大多数人是怀着珍惜改革开放成果的善意献计献策，以期纠正偏差，发展大好形势。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党内“左派”空前活跃起来，他们利用部分群众对改革开放不满的形势，从根本上否定改革开放，鼓吹回到毛时代去。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先把知识分子推上祭坛，点名批判一些对改革开放建言献策、作出过贡献的“主流学者”，说他们推动市场经济的主张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又把领导主持改革开放的各级领导干部分成“资改派（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派）”和“社改派” ，鼓吹在党内外开展一场大斗争，向“资改派”夺权，打倒“资改派”。他们对国内政治形势是这样表述的：“即将到来的这场决战，实质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改派掌权还是社改派掌权、作美帝国主义附庸还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生死搏杀。”

　　“左派”的外交主张掖很骇人听闻：“必须以社会主义国家为小核心，以中国、巴西、委内瑞拉、伊朗等第三世界国家为中核心，以中、俄、印为大核心，结成在某种程度上包括欧盟、加拿大等在内的最广泛的反霸统一战线，同霸权主义进行不可避免得斗争，是我们党和国家外交路线的基轴。” （二○○五年十月张德勤网文：《庸俗发展观是“百病之根”》。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见此文）

　　当胡锦涛向世界宣示对内建设和谐社会，对外实行和平崛起的战略构想时，“左派”要通过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改变中央的内政外交路线。他们认为现在的改革开放是改变社会主义方向，是和平演变。“是受到了老修正主义的'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新思维'之类谬论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理论上的失误，是没有分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究竟在哪里？“反修防修”的极左理论时时回潮，干扰改革开放，逼得执政者只能采取“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改革开放是在政治上受保护、意识形态上受非议的状态下推行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只有执政权没有话语权。“不争论”的政策只是取消了自己的答辩权，“左派”对改革开放的攻击和非难一天没有停止过。

　　今日极左理论大回潮，“左派”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夺权，是二十七年来在意识形态上妥协退让的必然结果。

　　正当我“杞人忧天”之际，老友陈叔平教授（他是研究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专家）向我推荐辛子陵的书稿《千秋功罪毛泽东》 ，我读了一些重要篇章，特别是画龙点睛的理论部分《导言》和《结束语》，兴奋不已。我们两个共同认为，无论在历史事实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这是一部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彻底完成拨乱反正的书。作者以精湛的马克思主义学识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为改革开放争得了历史正统地位，建立了改革派在马克思主义领域的话语权。

　　首先，作者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辛子陵书稿的《结束语》指出：

　　一八六六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危机过后，资本集中有了惊人的发展。大规模投资银行和股份公司的出现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随着一个新的银行制度的出现，资本积累不再依靠企业家个人的节俭、储蓄来自我筹集资金了，而是依靠全社会的储蓄。吸收社会的资金办企业，股份公司就应运而生了。在欧洲大陆，首先是钢铁工业，接着是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和纺织工业，一个部门接着一个部门变成了股份企业。马克思非常看重这一变化，认为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实行扬弃”。“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会自行扬弃的矛盾，那显然只是作为一个过渡点，以便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第二版，第五○四页）

　　资本家不再拥有私人企业，而只是拥有私人财产，这份私人财产是用货币量化的企业资产的一部分；他们不再是企业主，而只是企业的股东、公司利润中一定部分的合法债权人。股份公司造就了组织和指挥生产的经理、厂长阶层，使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管理者阶层掌握着企业的经营权，使资产阶级的统治虚幻化。这一项分离是一场和平“革命”，使和平过渡到一种新制度成为可能。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和资本所有权分离，劳动也已经完全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一个必经的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作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中文版，第五○二页）

　　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 .《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了。马克思心目中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原始的资本主义）灭亡了。其后资本主义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会主义化。《资本论》第三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皓首穷经研究资本主义几十年的最终结论，经恩格斯十年的编辑和修订，于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一八九四年六月出版。

　　马克思一八八三年逝世后，恩格斯继续领导国际工人运动达十二年之久，并于一八八九年成立第二国际。恩格斯具体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合法斗争，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成功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的意义：“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七三页）

一八九五年三月六日，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 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引者注：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在一八四八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旧式的起义，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五九五、五九七、六○三、六○七页）

　　说完这些话不到五个月，一八九五年八月五日他就去世了。如果盖棺论定，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革命策略问题的最后意见。他期待得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应该说，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是对《共产党宣言》“旧策略”的重要修改。

　　由此可见，不是伯恩施坦（1850～1932）“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了和平过渡理论，伯恩施坦只是重复恩格斯的话，继承和发挥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革命理论的反思和修正。倒是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布朗基（1805～1881）是十九世纪法国秘密社团领导人，第一国际内的暴力革命派，巴黎公社的军事领袖。布朗基主义的要义是坚信：不管生产力的发展处于什么水平，只凭革命暴力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界。

　　毛泽东没有读过《资本论》 ，没有读过恩格斯晚年的著作（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一九三○年才在苏联出版，一九五六年才在中国出版），他读得比较多的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是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他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武装夺取政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完全正确的；但建国以后，不顾中国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国情，放弃新民主主义即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坚持要搞共产主义，所凭借的是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布朗基主义——列宁主义对他的影响。毛泽东走上暴力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承认一八四八年的错误以后，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个正统叫做民主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社会民主党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列宁标新立异，一九一八年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共产党，成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们把恩格斯摈弃的“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当作旗帜挥舞，从“左”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是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进步的基础。差别、贫富和社会分化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增加的结果，因而总体说来是社会的进步；但同时又包含着退步，出现了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统一体，这是人类告别野蛮时代进入文明门槛社会存在河发展的形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着眼点是前者，这是唯物史观的基石；过分强调后者的是空想社会主义流派。

　　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等，是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操纵这个杠杆，有一个合理的“度”（现代经济科学称之为“基尼系数” ），超过了这个“度”，社会就要爆炸；消灭了这个“度”，社会就失去了活力和前进的动力。其结果都是矛盾统一体的破裂，让位给新的王朝或新的制度。领导者或统治者的全部艺术就是掌握好、调控好这个“度”。共产党人为理想社会奋斗几十年，政策上最大的误导就是企图消灭这个“度”，用“大锅饭”的办法“均贫富”，只要公平，不要效率，甚至以“均贫”而自豪，造成几十年来生产的停滞和衰退，所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老也发挥不出来，砸了“社会主义”的牌子。

　　在小生产占优势、工业不发达的前资本主义国家，用变动生产关系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以来共产党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错误。列宁在晚年认识了这个错误，并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他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道路、方法和方式。” （《论粮食税》，《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三四二页）

　　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完成了他引为骄傲的“三大改造”之后，迅速认识到了这是个错误，提出过他的新经济政策。他说：“上海地下工厂同国营企业也是对立的。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袖子一长一短，扣子没有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做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定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稿资本主义。” （《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汇编》[1953～1956年]第三○八页）

　　这是毛泽东认识到了但没有勇气实行的一项政策。这些对自己错误的反思仅停留在嘴上，正确思想的火花一闪很快就熄灭了。现在我们要把毛泽东认识到但没有勇气改正的错误改正过来，实行他的新经济政策。不要因噎废食。看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就惊呼：“大事不好，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了！”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近代的欧洲。没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社会主义在这个永远是空想，永远是“大锅饭”的水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各种生产力的发展，更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更有利于一个高级新社会形态所需的各种要素的创造。“ （《资本论》第一卷，一九六六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九六二页）

　　如果把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和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所建立的社会制度比作两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实验的话，后者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它没有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这样一个条件，而且连资本主义的萌芽都消灭了。正如辛子陵所说：“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由此可见，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都是“左”倾修正主义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社会民主党人所作的那个实验，以瑞典模式为代表，影响了整个西方工业国家，改变人类历史的方向。我们要更加重视、更加尊重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民主社会主义。

　　其次，辛子陵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所谓“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他在《导言》里指出：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这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年提出来晚年抛弃了的命题。一八四七年十月恩格斯写了《共产主义原理》一文，勾画了这位二十七岁的青年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一八九三年五月十一日恩格斯七十三岁时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否定了年轻时设计的未来社会模式。

　　恩格斯说 ：“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 第六二八～六二九页）

　　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谈到，勃列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 前苏联领导人的错误不在于放弃共产主义目标——一旦发现这是不能实现的空想自然应该放弃——而在于拿自己不再相信的理论继续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欺骗人民。一个带领人民前进的政党必须像恩格斯那样与时俱进地对自己的奋斗目标作出调整，并郑重地告诉人民。

　　设置终极奋斗目标是基督教的文化传统。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一千年，基督要复活，要在世界上建立天国。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从这里衍化而来，是基督教天国理念的现代版。黑格尔和马克思、恩格斯都相信，人类社会的进化不是无限连续，永无止境，而是要达成一个终极目标，完成一个社会形态。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和他的弟子马克思、恩格斯都违背了辩证法。对黑格尔而言，这是自由国家；对马克思、恩格斯而言，则是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成了乌托邦的旗帜。当伯恩施坦主张扎扎实实地改良社会，切切实实地为工人谋福利，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时候，他理所当然地成了高举共产主义旗帜的列宁的敌人。

　　建立天国的想法，表现了科学尚不昌明时代人类对具体地改善处境、提高生活质量的无奈，把现实中实现不了的事情推向遥远的未来。所谓“共产主义”大目标在各个历史时代是不同的，是具体的，变化的。马克思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时候，不会想到人人需要一部电脑；恩格斯曾说人人都住上有暖气的房子就是共产主义了。我们在延安时代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事实上，我们今天所拥有、所享受的物质文明，早已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想象，超过了他们所制定的共产主义标准。

　　用所谓“长远利益”否定“当前利益” ，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这一切都应该收场了。

　　反“右派”以后仍然没有停止思考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顾准说： “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三七○页）

　　我常常想，德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马克思，俄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列宁，就像我们比外国人更懂得孔夫子一样。为什么德国人扬弃了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现实生活的部分，为什么俄国人抛弃了的列宁主义，我们要当作神物供奉着？当作旗帜高举着？

　　民主社会主义剔除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空想成分，使马克思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现实。作为活着的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生根的马克思主义，是给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高工资、高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人既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又代表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有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是挑起阶级冲突，激化社会矛盾，而是把社会各阶级团结起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社会财富总量的不断增加中，调节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共同富裕不是让有产者变成无产者，而是让无产者变成有产者；不是让富人变成穷人，而是让穷人变成富人。这是社会民主党人治理国家的总的思路。这个崭新的思路比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劫富济贫的思路高超百倍，前者是共同富裕，后者是共同贫穷。

　　就在暴力社会主义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民主社会主义在西北欧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裕＋专制腐败也不是社会主义。普通民众的富裕和政府官员的廉洁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两大亮点。民主社会主义寄托着人类的希望。

　　辛子陵从历史大视角回顾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为批了多年的所谓“修正主义”翻案，为民主社会主义正名，为中国共产党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扫清了障碍。他指出，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经验对我们度过难关、解决面临的棘手问题有重要参考价值：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唐刘禹锡：《陋室铭》）瑞典虽是小国，瑞典社会民主党虽是小党，但它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它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现劳资双赢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辛子陵新书《结束语》）

　　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是民主宪政、混合私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核心是民主。没有民主的保障，其它三项都会异化和变质。“四大法宝”我们学了后面三样，就是不学民主宪政。

　　晚清以来，中国学习西方文明有一条祖训：“西学为用，中学为体。” 学工业，学科学，学教育，这是所谓“用”的部分；至于“体” ，即政治体制，那是祖宗家法，不能变的。祖宗传下来的专制独裁，是最好的政治体制，改进一下都不行，君主立宪都不行，结果清朝亡了。

　　孙中山创立民国，有了宪法，有了国会，但蒋介石强调一个党，一个领袖，党在宪法国会之上，领袖在党之上，还是专制独裁。

　　毛泽东取代了蒋介石，各党各派，全国人民，希望毛泽东兑现延安时的民主诺言，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开民主国家新纪元。住进中南海，毛泽东变了脸，宣称他是 “马克思＋秦始皇”，而且比秦始皇还要厉害一百倍，成为不穿龙袍的皇帝。他设计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是保证和不妨碍毛泽东乾纲独断的一种制度。由于不受任何制约，不听任何反对意见，三年大跃进，饿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万人，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有人说我们的制度好得很，决不学西方民主、三权分立那一套。一个制度好不好，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实践是检验真民主和假民主的唯一标准。我们的制度不能阻止把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跃进的疯狂发动，当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废止宪法、停止议会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说这个制度在保障民主、保障人权、保卫宪法尊严方面，形同摆设，丝毫不起作用，难道不符合事实吗？

　　二○○四年胡锦涛在法国国民议会的演讲，郑重昭告世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权利。” 给中国的民主政治带来了新的希望。

　　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企图保留毛泽东模式的政治体制，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会重蹈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走向灭亡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现在正在酝酿通过党内三权分立（将决策权、监督权和执行权分离：党的代表大会及其常设委员会行使决策权，党委会行使执行权，纪律检查委员会行使监督权）、实现领导体制民主化，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并在一些地区试点。由绝对排斥到结合实际地探索三权分立的实现形式，这是政治体制改革指导思想的突破。

　　要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局面：作为党的领导人错了，在党内能够得到有效抵制和纠正；作为执政党的官员错了，能够得到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有效抵制和纠正。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运作方式要作根本的改变，要在宪法之下活动，而不是高居宪法之上。要让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切实行使民主国家议会的职权，在政权体系中建立防止独裁、防止腐败、防止失误的纠错机制。有意识地设置和强化这样一个对立面，将保证我党成为民主决策、清正廉洁、领导正确的执政党。

　　从执政党领导体制的改革到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这种两步走的战略，可能是中国特色的宪政道路。

　　我的入党介绍人张友渔在一九九四年弥留之际曾对我说：“抗战胜利后，我们目睹国民党专制独裁贪污腐败，最终失尽人心丢掉政权。我们这些老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党也走上这样一条路。” 当时相对唏嘘，并无良策。读了辛子陵的书，兴奋之余，写下了上面一席话，算是执行张老的临终嘱托。耿耿救党之心，同志朋友亮察。
                                                                                                2006年4月

谢韬简介：1921年生，四川自贡市人。金陵大学毕业。1945年在中共南方局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后任新华社编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1948年秋华北大学成立任社会科学系党支部书记、哲学教员。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任马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1954年高等教育部授予教授职称。1955年在胡风文字狱中受株连。1980年平反。1979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编审，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党委书记兼常务副社长。1982年出任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198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曾担任浙江大学、东南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共产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第一副会长。是资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教育家。

天马行空

辛子陵：伟大的革命家  失败的建设者----《千秋功罪毛泽东》导言

本文摘要：在机遇期内必须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是重新评毛。尊毛的意识形态，反毛的经济政策，这种“打左灯向右拐”的机会主义组合可以苟安于一时，但早晚要翻车。当今领导人须知：你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毛泽东旗帜举得越高，在经济政策上的“错误”则越大，政治上的“左”凸显了经济上的“右”。真要以毛的是非为是非，你们就是“正在走的走资派”。如此尊毛是头顶石头砸自己的脚。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确立改革开放路线的正统地位。改革派只有行政权没有话语权是不行的。在当今中国，所谓“话语权”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承袭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搞改革开放，必然阻力重重，反对声浪不断。在野的反对改革开放的人气壮如虎，在朝的主持改革开放的人胆怯心虚，于是逼出个“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来。只有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没有保护这一经济政策的意识形态不能成事，刘少奇就是在这里失足的。他的“三自一包”（注：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政策，既挽狂澜于既倒，救了百姓，救了国家，却成了自己的紧箍咒，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所谓错误。被他救了驾的“伟大领袖”就是念着这个紧箍咒将他置于死地的。如今“三自一包”的继承者们尽管把改革开放搞得有声有色，但在旗帜网上天天受到批判，当局敬畏的正统意识形态视他们为“资改派”（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派）。当务之急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说清楚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错误的来龙去脉，回头看一看那个“左”祸肆虐、生灵涂炭的时代，揭穿毛泽东的假马克思主义、夺回话语权，使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彻底失去号召力。这就是邓小平留下话若干年后要重新评价毛的深谋远虑。本书就是要完成这样一个历史任务。

本书是拙作《毛泽东全传》（1993年香港利文出版社初版，1997年出新订本）的续篇，充实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史料，并增加了评论的分量，意在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所允诺的在他的任期内重新评价毛泽东提供支持。

毛泽东一生，开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这是以讲真理不讲面子在中共党内深受敬重的元老陈云说过的话。这个认为毛泽东过大于功的评价是有群众基础的。199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治研究室、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和国家教委联合搞了一次民意测验，就把两个问题进行问卷调查，第一个问题是：毛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第二个问题是：毛泽东热是否正常？调查的结果如下：（1）高级干部：37%认为毛过大于功，30%认为功大于过，33%不回答；（2）高级知识分子：67%认为毛过大于功，8%认为功大于过，25%不回答；（3）记者和理论工作者：48%认为毛过大于功，18%认为功大于过，34%不回答;(4)教职员工和学生：40%认为毛过大于功，34%认为功大于过，26%不回答。总的概念是过大于功。至于毛泽东热的问题，63-72%的人认为不正常（《你怎么看毛泽东？》《中国聚焦》(China scope)，1994年英文版第二卷第一册第三页）

不回答的人实际上是认为过大于功，但明确表态有风险。如果把不回答的人列入过大于功行列，认为毛泽东过大于功者，高级干部占70%，高级知识分子占92%，记者和理论工作者占82%，教职员工和学生占66%，四部分认为毛泽东过大于功者平均数是77.5%。所谓过大于功就是倒三七开，三分功劳，七分错误。这是个总的概念。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失败的建设者。建设失败了，革命并没有搞错。肯定和发展他缔造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功劳，否定和纠正他使国家陷入空想社会主义迷途的错误，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创建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作为一个使受尽压迫和欺凌的中国人民在全世界面前抬起头来、挺起腰来的历史人物，将受到世世代代中国人民的纪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毛泽东革命事业的光辉顶点，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顶点。这些业绩在《毛泽东全传》中用了三卷的篇幅记录在案，本书不再重复。本书将要记述毛泽东由空想社会主义者到封建社会主义者发展过程。封建社会主义当然也是空想社会主义，但它比空想社会主义更落后、更反动，它是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搞专制独裁，搞世袭制和家天下。笔者将要根据自己掌握的史料，赤裸裸但绝无夸张地揭露毛泽东的暴力社会主义的种种错误和罪行，并着重分析他铸成种种大错的历史根源和理论根源，是非常必要的。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

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
（《毛泽东文选》第三卷）

历史的遗憾是毛泽东取得政权以后，背离了自己正确的东西，走上了民粹主义道路。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他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废止了受到各阶层人民广泛拥护的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急于废除私有制，推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一个左转弯，中国走上了以暴力为后盾的空想社会主义大实验，酿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悲剧—饿死3755万人。研究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要抓住这个重大历史事件。这是破解毛泽东之谜的一把钥匙。毛泽东晚年的种种政治举措，都是为了掩盖这个空前绝后的大错误，推卸自己的责任。所谓“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那是为了把饿死人的空想社会主义神圣化；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揪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则是要主动出击，打倒那些采取务实的经济政策，领导国家走出危机、救人民于水火的领导人。为此，他悍然发动所谓“文化大革命”作破釜沉舟地一搏。没有三年大跃进的错误，就不会有十年文化大革命。他打接班人这副牌，将刘少奇迫害致死，提拔林彪又逼走林彪，起用邓小平又打倒邓小平，选一个“最没有能力”的华国锋，给华的密诏是“你办事，我放心；有问题，找江青。”其实最终目的是要把班交给江青。他披着最现代、最革命的理论外衣，做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六百多年前干的事情：为了让江青顺利接班，通过“文化大革命”，他把勋臣宿将几乎全收拾了。十年浩劫，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像接力赛一样换了一茬又一茬，绕这么大的弯子，就是为了一棒一棒地把“大王”传到江青手里，在毛晏驾的时候不失时机地接班。毛泽东搞家天下的阴谋一曝光，将善良的知识分子对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崇高动机的种种猜测彻底粉碎了。如果没有三年大跃进的错误，他不一定出此下策。他传位给江青，带有一点儿无奈，他并没有万世一系的信心，他盘算只要有两代人（江青一代、毛远新一代）的时间，就能根本改写这一段历史，赖掉他饿死3755万人的历史责任。这段历史是不能抹掉也不能修改的。要用浓墨重彩在这里做一个标记。中国人用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牺牲最多的惨痛代价，证明“共产主义”行不通，这个实验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坐标，这是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在世界、在人类文明史上彻底失败的坐标。这个坐标的正面意义就是，让后世那些憧憬大同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是共产主义）的中外仁人志士们到此骇然止步！让世界不再发生由于道路选择的错误几百万、几千万饿死人的事情。

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这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年提出来晚年抛弃了的命题。1847年10月恩格斯写了《共产主义原理》一文，勾画了这位27岁的青年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73岁时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否定了年轻时设计的未来社会模式，他说：

我们没有终极目标，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式的详细情况的预订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他们的影子也找不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628-629页)

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谈到，勃列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前苏联领导人的错误不在于放弃共产主义目标—一旦发现这是不能实现的空想自然应该放弃—而在于拿自己不再相信的理论继续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欺骗人民。中国共产党必须像恩格斯那样与时俱进地对自己的奋斗目标作出调整，并郑重地告诉人民。

恩格斯在1890年9月写的一封信中指出：“根据历史唯物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和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66页）资本主义在出世之前就创造了高于封建制度的劳动生产率，所以资本主义制度所向披靡地战胜了封建制度；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暴力社会主义制度经过七十多年拼死努力，只苏联和中国为发展经济赶超资本主义国家就付出了饿死五千万人的代价（苏联饿死1300万，中国饿死3700万），在“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方面也没有赶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暴力社会主义制度使出浑身解数也创造不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来，理所当然地被历史所淘汰，其高级阶段共产主义自然也就幻灭了。

人类历史自然演进的趋势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现代资本主义吸收了社会主义政策而发生了自我改良，在所有制上走向了混合经济。社会主义通过改革吸收了资本主义的政策，也从单一的公有制走向了混合经济。这种混合经济叫新资本主义，又叫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在俄国，在中国和许多发达国家都出现了。

美国学者W.E. 哈拉尔在《新资本主义》一书中说：

混合经济：一种沟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世界秩序。超越现有的“旧资本主义”和“旧社会主义”的僵化意识形态。两种制度都在向共同的目标前进；利用自由企业有吸引力的特点，来避免寡头垄断资本主义和中央集权国家社会主义的种种弊端。
（《新资本主义》，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版，第392、397页）

法国经济学家让?拉佛（他和雅克?勒卡莱合著《混合经济》）也指出：“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整个国民经济都成了混合经济，以致看来已经成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组织制度。混合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混合模式’，从理论上正是针对计划经济中全面国有化的明显失败和自由主义思潮鼓吹国家退却解除管制、实现全面私有化的弊端而提出的具有双重意义的补救措施。”

他还指出：“根据1982年世界发展年报，19个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制度都是混合型经济。因此若以经济实践，而不是以空洞的承诺来讨论哪一种制度更能解决问题，那么毫无疑问地，以市场为中心的混合经济是一种较优良的制度。”

英国在1951年和1971年两次实行国有化，将包括英格兰银行在内的一大批企业收归国有，使英国经济成为典型的私人经济和国有经济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法国的国有经济比英国的有过之而无不及。1944年至1946年法国根据第一个国家计划，对煤炭、电力、运输部门以及法兰西银行和四家全国性大商业银行实行国有化。上世纪80年代初，法国再度实施国有化，国有化的企业不仅涉及基础部门而且还扩大到某些竞争性很强的尖端工业部门，如达索飞机公司、马特拉军火公司等，德国、意大利等其他欧盟成员国也都不同程度地实行过国有化。

混合经济并不是一种人为设计的制度，而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互相影响演化的历史产物，历史自然形成的制度才是合理的和长存的。混合经济是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

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正在成为人类共同认可的道路，将人类带入一个和平发展的新世纪。

中国27年改革开放最大的意义是脱离了毛泽东的以暴力为后盾的空想社会主义道路，逐步汇入世界主流文明，成为国际大家庭一个受尊敬的成员。由中国、前苏联以及东欧等国汇聚而成的这次社会转型过程，是从空想社会主义迷途回归民主社会主义，是自西方现代文明诞生以来人类社会的第二次大进步。改革开放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暗中恢复新民主主义。与其暗中恢复，不如公开打出新民主主义旗帜。毛泽东在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时说，新民主主义就是新资本主义。从这里接轨，向民主社会主义前进，就彻底解决了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和正统性问题。27年来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重弹“左”的高调是自己否定自己。维护毛泽东的错误，与“左派”寻找共同语言，经济政策的“右倾”，意识形态的“左倾”，只能证明自己27年来搞错了，不能加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只能削弱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能给改革开放带来合法性，只能给反对改革开放的政治主张带来合法性。对中共执政地位形成挑战的，不是远在天边的西方势力，是“萧蔷”之内把毛泽东的错误当做旗帜挥舞的本党“左派”。看看旗帜网上那些蛊惑人心、杀气腾腾的言论吧！《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一文说：“不是文化大革命错了，而是邓小平把文化大革命完全否定了。。。。。。他的继承者搞的是一套修正主义货色，而这正需要再发动文化大革命以革除之。”（2003年11月1日，作者马宝）邓小平临终留言：“要警惕右，主要是反‘左’。”实在是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企图与“左派”共同维护毛泽东的错误以换取他们对改革开放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只能助长他们反对改革开放的气焰，“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已走到了尽头。

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保护私有制度重要条文载入宪法，与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接轨，标志着中国历经曲折以后回到了那个正确的出发点，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20世纪末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整体性失败、制度性失败后，“民主社会主义仍然是推动进步的历史运动，然而，这是这样一种进步，他当旧的道路不再继续向前或者干脆引向谬误时将采取新的道路。民主社会主义的运动承担着为新型的进步充当辩护人和组织者的历史任务。”（社会党国际前主席维利?勃兰特：《民主社会主义的未来》）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将像今日欧洲那样把这个建设成一个富裕文明、公正和谐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是服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遗教，继承新民主主义传统，彻底脱离苏联模式，回归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的历史定位。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发展多种经济成分，改革派把国有经济占主体地位写进宪法以“安抚”左派，如今作茧自缚地把自己套住了，“左”派要出来“护宪”，拿着宪法叫板，在2006年3月“两会”期间，某政协委员质问：“我国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1992年，国有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48%。现在，国有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还占多大比重？这些年，国有经济被大量地廉价卖给私人，或改制为私人所有，这是否违犯宪法？应当追究谁的责任?”政府自觉理亏，无人敢出来应对。改革开放以来各届各级领导人是拼命想保持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的，因为这是是最后一块“社会主义阵地”。尽管出现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企业也进来了，改革派手里必须保留“国企占主要地位不动摇”这张牌，以应付那些以“毛主席革命路线捍卫者”自居的“左”派。但这个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国企实在是不争气，年年亏损。于是由国家和地方财政无偿划拨，用农民和私营企业交上来的国税养国企；国家实在养不起了，就推给了银行，银行每年发放贷款约一万五千亿元，贷给国企的占70%；由于国企只贷不换，欠下天文数字的呆账，一旦爆发金融风潮，势必国本动摇。于是又把国企推到了证卷市场。前些年的上市公司几乎是清一色的国企。股民们发财心切，被圈走了一万五千亿元，为国企输血作了奉献。就是这样，也没把国企救活。“据辽吉黑三省经贸委负责同志介绍，有的企业机器一开，煤、电、水等费用进去了，可职工工资、贷款利息和税后利润几乎一样也干不出来，只好冲减净资产维持职工生存；有的通过贷款支付职工工资和银行利息，有的设备、厂房等逐渐贬值，账面统计实际成了‘虚拟资产’了；有的企业利润率只有1-3%，与五年期的国债收益基本持平，有的甚至还低。”（据2003年2月21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为了把国企“激活”，改革方案一个个制定，管理机构一次次整合，搞了20年还是一个亏损。于是才有了股份制、私有化改革方案。

中共十五大以后国企改革的路子是“抓大放小”，大企业引进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实行股份制；小企业实行私有化。现在中央仅管辖1200家（原来是9000家）关系国家命脉的大型国企。这种做法和世界先进国家类似。世界发达国家实行混合经济制度的都有国有企业，主要是必须由国家垄断的企业（如铁路、航空、银行），私人无力兴办的企业（如核电站、石油、天然气），以及公益性企业（如城市公共交通、邮政、自来水、电力），这些企业不以赢利为主，有些就是补贴性企业，带有全民福利性质的，要靠国家投资和补贴。但它在国民经济的比重不能大，更不能为主，大约占国民经济的15-20%。据国际金融公司公布，1996年中国有11万4千家国有企业，2005年这个数字下降到27000家，77%的公司部分或全部私有化，国有经济的比重下降到23%，接近发达国家的比例关系，这本是由不正常变为正常，在“左”派看来，这是动了社会主义的命根子。

西谚有云：“如果几何公理违背了人们的利益，人们也会把它推翻的。”因此，必须修改宪法。其理由是1978年中国国有经济比重比主体还大得多，占99.1%，但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624亿元；今年国有经济不占主体地位了，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82，300亿元。我们面临这样的选择：是要178，676亿财富呢？还是要那个“主体”地位的虚名？不要把那个比例关系看得那么重，如今，新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已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都是实行混合经济制度，我们应该从自己制造的国企占主导地位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毋庸讳言，国企改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诸如大量工人下岗，弱势群体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官员贪污腐败，特别是分配不公导致的两极分化，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浮动。

国企改制，基本上都是由各级政府主持。政府参与设计公司管理机构，为国企作价，甚至承担部分债务。由于较大的国企资本存量大难以卖掉，就干脆由主事的官员将其从“全民所有制”“界定”为内部人所有，在内部人中又指定改制后的“经营者持大股”。这种类型的改革被称为“界定”式的改革。所谓“界定”，说穿了就是行政划拨，这就给官商勾结发“改制财”留下了广阔的运作空间。如果主持者是个贪官，为了国企脱困提高经济效益而改制的这本“经”就被彻底念歪了，在巨大的利益唾手可得的诱惑下，官员们是很难洁身自好的，只要在领导集团内部按权力大小把利益摆平，政府、党委和人大一路绿灯通过，大家既有了资本，又有了政党；既合乎政策，又合乎法律。于是形成了受现行制度和政策法律保护的所谓“利益集团”的问题。

国企改制发生的那些问题在民主社会主义国家都曾经发生过。他们不是退回去让国企继续亏损“化”掉，而是以民主私有化反对权贵私有化，私有化的方向道路不变。什么叫“权贵私有化”？就是官商勾结，攫取国家和人民的财富，实行市场经济没有政治民主化配套，必然要产生官商勾结，想给改制国企怎么估价就怎么估价，想把国有资产给谁就给谁，想把工人推向社会就推向社会，这就是官僚资本主义的厉害。假如我们启动民主进程，进行政治改革，把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真正给予工人，支持国企工人监督改制，用民主去争取公平和正义，维护自己的权益，问题是不难解决的。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一定不是党和政府代表工人去主持公平和正义，你再派一个纪委或检察院的干部去监督主事官员，一旦被拉下水，就变成了另一只更为强大有力的黑手。怎样支持工人呢？例如允许工人组织独立工会、新闻自由等等。只要有新闻自由，及时把瓜分国企的黑箱操作曝光，就能斩断借改制攫取国家财富的黑手。以“稳定压倒一切”为借口不让工人参与和知情，控制媒体，实际上是为官员坐地分赃保驾护航，引发工人举着毛泽东的画像游行示威，造成更大的不稳定。只有政治改革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关心中国稳定与民主、市场化与公正、自由与秩序的人们希望的最好的结果。

由于政治改革没有跟上，凸显了改革开放的消极面，使反对改革开放和对改革开放不满的人数迅速增加。1979年到1982年，全国上访的数量是二万起，去年（2005年）全国上访的数量是三千万起，增加了1500倍。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了1500倍。有些“左”派分子认为这是可以利用的形势，在网上煽风点火，兴风作浪，蒙蔽群众,拢络青年，他们认为“国退民进”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鼓吹退回到毛泽东时代去，挑起了又一轮姓“资”姓“社”的争论。

“左”的理论一旦掌握了这些群众，就会转化为巨大的破坏力量。文化大革命的干柴在聚集着。“左”派兴风作浪还是文革的老套路，打起反对“资本主义道路”的旗帜，先把知识分子推上祭坛，点名批判一些对改革开放建言献策，作出过贡献的“主流学者”，说他们推动建立市场经济的主张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又把领导主持改革开放的各级领导干部分成“资改派”（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派）和“社改派”，鼓吹在党内外开展一场大斗争，向“资改派”夺权，打倒“资改派”。特别值得警惕的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处处长张勤德擂响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战鼓。他宣告：“即将到来的这场决战，实质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改派掌权还是社改派掌权、作美帝国主义的附庸还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生死搏杀。”（2005年10月张勤德文：《庸俗发展观是“百病之根”》）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向。文化大革命的野蛮性、残酷性、专制性和乌托邦特色，对现存的一切可以进行玉石俱焚的彻底破坏。一旦民众被“左”派煽动组织起来把解惑和寻求出路的视线投给毛泽东幽灵，并且以毛泽东教给的方式去发泄自己的不满，打起当局不敢反对还作秀支持的毛泽东旗帜，揪斗“资改派”，局面就不好收拾了。这是中国未来十年最大的隐患，只有实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政治改革，包括意识形态的改革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才能避免一场新的浩劫。不实行民主宪政。迟早要引发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历史的教训是，政治改革的“机遇期”是不容易抓住的。执政者在他们自己认为有力量控制局势的时候，往往是顽固地拒绝改革，或优柔寡断掉以轻心，直到大势已去，才想起政治改革来，但这时危机已经爆发，他们已经失去主导政治改革的资格，只能被历史的潮流席卷而去了。例如1945年下半年至1946年上半年是蒋介石国民党的机遇期，蒋如抓住国共两党共商国是的机会，不打内战，进行政治改革，放弃一党独裁，与共产党组织联合政府，则不致被赶出大陆，最坏的情况是两党轮替，有时侯国民党执政，有时候共产党执政，为要争取选民，谁都要往好处做，谁也不敢胡来，中国就此建立起了良性循环的民主制度。再如1961年是刘少奇的机遇期，那时候，大跃进惨败，饿死几千万人，毛泽东在世界面子丢光，在国内人心丧尽，在七千人大会上敦促毛泽东下野的力量一度占了优势，那是毛泽东政治上最脆弱的时刻，刘少奇如趁势召开九大，团结全党，彻底清算空想社会主义路线，总结饿死几千万人的惨痛教训，给毛安排荣誉职务养老，废除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实行民主宪政，与民更始，可以使改革开放提前20年。国家避免一场浩劫，刘本人也不至于是那样一个悲惨结局。刘少奇当断不断，等到毛泽东缓过神来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才想召开九大；等到他在中南海被造反派揪斗的时候，他才想起了宪法。

因此在机遇期内必须采取一个重大步骤是重新评毛。尊毛的意识形态，反毛的经济政策，这种“打左灯，向右拐”的机会主义组合可以苟安一时，但早晚要翻车。当今领导人须知：你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毛泽东旗帜举得越高，在经济政策上的“错误”则越大，政治上的“左”凸显了经济上的“右”。真要以毛的是非为是非，你们就是“正在走的走资派”。如此尊毛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确立改革开放路线的正统地位。改革派只有行政权没有话语权是不行的，在当今中国，所谓“话语权”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承袭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搞改革开放，必然阻力重重，反对声浪不断。在野的反对改革开放的人气壮如虎，在朝的主持改革开放的人胆怯心虚，于是逼出“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来。只有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没有保护这一经济政策的意识形态不能成事，刘少奇就是在这里失足的。他的“三自一包”（注：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政策，挽狂澜于既倒，救了百姓，救了国家，却成了自己的紧箍咒，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所谓错误。被他救了驾的“伟大领袖”就是念着这个紧箍咒将他置于死地的。如今“三自一包”的继承者们尽管把改革开放搞得有声有色，但在旗帜网上天天受批判，当局敬畏的正统意识形态视他们为“资改派”（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派）。当务之急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说清楚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错误的来龙去脉，回头看一看那个“左”祸肆虐、生灵涂炭的时代，揭穿毛泽东的假马克思主义，夺回话语权，使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彻底失去号召力。这就是邓小平留下话若干年后要重新评价毛的深谋远虑。本书就是要完成这样一个历史任务。

为了雅俗共享，笔者采用生动活泼的写作形式，使政治家看了不觉得浅薄，大学生看了不觉得艰深，历史事件和背景材料都是有根有据的。滔滔60万言，就是要用毛泽东的历史性错误警示后人：空想社会主义道路走不得，走不通，那个想像中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天堂”，是一个饿死过3755万人的人间地狱。走了这一步，才能从根本上打败那些神圣不可侵犯的极左教条，改革派和他们的路线才能摆脱“打左灯，向右拐”的扭秧歌状态，站稳历史的脚跟。

笔者行年七十，经历了中国空想社会主义年代，是反右派、三大改造、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长期在高等军事学府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思想历程是紧跟毛泽东的，否则不可能经历那么多政治运动而不被淘汰。毛泽东是我青年时代的偶像，在讲课和撰文中都曾真心实意地鼓吹过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鼓吹过他所推行的空想社会主义；甚至曲解马克思主义，为毛的错误作辩护，把这看作是一个理论工作者的天职，一个共产党人的党性。在颂毛的浪潮里也有我的浪花。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本党的错误，我也有一份责任。甚于这种负疚感，我愿意把我经历的真实历史告诉后辈，不要像我年轻时侯那样狂热了。对毛泽东重新评价将是21世纪的一个重大话题。许多重大事件的历史档案尚未解密，这是本书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性，史实的迷误和评论的不当在所难免，作为抛砖引玉，欢迎各界的朋友指教。
辛子陵  200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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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行空

团结资产阶级 建设社会主义------《千秋功罪毛泽东》结束语

本文摘要：
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从“左”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后，忽视或有意不执行马克思关于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32页）这句最重要的话，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失败的理论根源。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形成定制的那种政府垄断生产资料，名义上属于全民实际上人民没份的占有方式，是对《资本论》的误解或曲解。取消“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一条，就割断了人民群众与国家资产的血肉联系，所谓“全民所有”就成了欺骗民众的空话。共产党不仅“代表人民”在政治上“当家作主”，而且在经济上“代表人民”握有全部财富。人民中原来有财产的被剥夺了，没有财产的依旧没有财产。无论怎样进行宣传鼓动，人民就是提不起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来，国家陷入停滞衰退的困境。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就是因为执行了“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大政策。然而邓小平等改革开放的领路人却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被“左派”指责搞了“修正主义”，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我们要绕开那些并非马克思主义传人的二三流的神殿，直接向马克思请教，向卓有成效地重建个人所有制、实现了共同富裕、消灭了三大差别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理直气壮地、光明正大地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二十世纪末，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整体性失败、制度性失败，其根本原因是没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对资产阶级采取了错误的政策。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民营企业家，宪法中不称之为“资本家”或“资产阶级”，而称之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就是给民营企业家摘掉“剥削”的帽子。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根本改变，对他们社会属性的重新定位，是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和第四代领导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最深刻的总结，是对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发展。从今以后，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讲团结时不忘调节分配，为工人农民和整个社会谋利益；讲斗争时不忘保护私有制，以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样中共在新时期处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企业家与整个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就找到了一个正确的立足点，一切过“左”过右的政策均不能达到既发展生产又实现社会公正、既繁荣经济又改善人民生活这样两项目的。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唐?刘禹锡：《陋室铭》）瑞典虽是小国，瑞典社会民主党虽是小党，但它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它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行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行劳资双赢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典范。

2002年11月中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提出党要代表中国先进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实际上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自提出“三个代表”以来，为防备“左派”攻击，宣传上刻意模糊化、空泛化，其深刻含义没有为广大人民所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新意是：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现阶段的先进生产力是民营经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代表他们的发展要求，这是对《共产党宣言》正确方面的继承（正是《共产党宣言》肯定了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对其错误的超越，是从根本上、从源头上对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隐含着对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的包容、保护和重新定位。各级地方官员吃透了上级的精神，敢于在本地区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由于“左”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不敢承认这是发展资本主义。年轻创业者陆诒章创办“上海资本家竞争力顾问有限公司”，因为违背了“能做不能说”的潜规则，把“资本家”三个字上了企业名称，注册时被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驳回。陆不服，向徐汇区人民法院状告工商局，工商局官员拿着《辞海》对簿公堂，论证“资本家”的非法性。法院一审判决维持被告决定。僵化的意识形态就是这样阻碍着中共的纲领路线与人民的沟通。本文要把在中国现阶段可会意不可言传、能做不能说、要群众跟着走又不向群众说明的一些问题----主要是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问题，彻底敞开说一说。

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生产力维持生产线按一定的数量和质量标准平衡地运转；先进生产力要打破旧的平衡，创造新的数量和质量标准，使生产上一个新的台阶。工人是生产力的代表，但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是资本家而不是工人，这是被生产力的发展史所证明了的。

十七世纪资本主义初期，反对一种织带子花边机器的工人暴动几乎席卷了整个欧洲。这种机器是在德国发明的，它能同时织四至六条花边；但由于市议会害怕这项发明会使大批工人沦为乞丐，因而压制了这项发明，并派人将发明者处死。1629年，荷兰莱顿工场主采用了这种机器，引起花边工人暴动，迫使市政当局下令停止使用这种织机。荷兰国会还通过了禁用织机的法令。1676年织机传入英国，也引起了织工骚动。1685年2月19日，德皇颁布敕令，为了社会的稳定，禁止在全德国使用这种机器。在汉堡，根据市政当局的命令，它被当众焚毁。十七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一个荷兰人在伦敦附近开办了一家风力锯木场被民众捣毁。1758年，埃弗雷特制成了第一台水力剪毛机，但是它被十万名由它所造成的失业者焚毁了。五万名一向以梳毛为生的工人向议会请愿，反对阿克莱发明的梳毛机和梳棉机。1779年兰开夏的工人展开破坏机器的斗争参加者达8万余人。19世纪最初15年，以英国诺丁汉的“卢德运动”为代表，英国工场手工业区发生了大规模地破坏机器的运动。卢德是一个失业工人领袖，他带领自己的弟兄们疯狂地捣毁机器，直到政府武力镇压才遏制住这个破坏的狂潮。

青年恩格斯在考察了曼彻斯特纺织工业区之后，对科学技术的结晶—机器进入生产领域是持否定乃至反对态度的。他义愤地指出：

机器上的每一种改进都抢走了工人的饭碗，而且这种改进越大，工人失业的就越多。因此，每一种都像商业危机一样给某一些工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即匮乏、贫穷和犯罪。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0页）

他举例做了细致地分析：由于头一个发明—一个工人摇动的珍妮纺纱机—的生产能力已至少比一架普通纺车高五倍，所以每一架新的珍妮纺机就要使五个纺工失业。生产力比珍妮纺纱机大得多而且也只需要一个工人操纵的水力纺纱机就剥夺了更多人的生计。自从许多纺纱工厂使用自动纺纱机以后，纺工的作用就全部化为乌有而由机器代替了。

恩格斯说，由于机器方面的各种改进，费力的工作一天天被机器所代替，从而成年男人的工作就变成简单的看机器的工作，这是纤弱的妇女甚至小孩子也完全可以做的，而做这个工作所得的工资要少一些，甚至少三分之二；这样一来，尽管生产已经扩大，成年工却一天天地被从工业中被排挤出来，而且再也找不到工作；甚至由于机器完全代替了人力，整个的劳动部门被取消了。资产阶级老爷们可以去问问曼彻斯特或其他任何地方的清道夫，去问那些在街上卖盐、卖火柴、卖橘卖鞋带等等或者竟不得不讨饭的人，问问他们过去是干什么的，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会回答道：工厂工人，被机器剥夺了工作的工人。在英国产业革命时期，由于蒸汽机的普及推广，把八十万熟练工抛上街头。

马克思深受恩格斯的调查报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影响，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又搜集大量的工厂调查报告，证明恩格斯的结论：机器夺走了工人的饭碗。马克思把机器看做是工人阶级的敌对力量，他是这样说的：

机器不仅是一个极强大的竞争者，随时可以使雇佣工人过剩。它还被资本公开地宣布为一种和工人敌对的力量并加以利用。机器成了镇压罢工即劳动反抗资本专制的这些周期性暴动的最强有力的武器。。。。。蒸汽机一开始就是“人力”的对头，它使资本家粉碎工人日益高涨的、可能使刚刚开始的工厂制度陷入危机的那些要求。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为了保护资本对付工人暴动而出现的。
（《资本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一卷，第441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情失业工人，为失业工人鸣不平，想制止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在道义上百分之百的有理。但是，为了维持工人的就业，保持工人的稳定的生活，要求厂主不得添置新的机器设备，不得采用新技术，这就取消了生产力的发展，取消了财富的增加，取消了社会的进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空想社会主义胎记。据《资本论》记载：当时“英国五万人用机器纺掉的棉花，如果用旧式纺车来纺需要二亿人，这当然不是说纺纱机排挤了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二亿人的位置。这只是说，要代替纺纱机，需要大量增加工人人口。”（《资本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一卷，第434页）1870年英国总人口是二千一百万，如果只靠人力纺车，不仅工人一个不会失业，加班加点一辈子也干不完；就是从国王到臣民都去摇纺车也干不完二亿人的活来。有了纺纱机，五万人能顶替二亿人，生产率提高了四千倍。英国的国民收入，十八世纪末叶是一亿二千万英镑，1870年达到12亿镑，增加了10倍。从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用机器代替工人，或者说机器排挤了工人，是普济天下苍生，推动历史发展的首善之事，正是先进生产力的不断地发展，逐渐地把工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才为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创造着物质基础。

从以上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结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不是工人。在由机器和工人的辅助劳动合成的生产力中，工人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他们希望在生产劳动中维持现状，挣稳定的工资，过稳定的生活；害怕由于机器的改进或新机器的发明被迫改行甚至丢掉饭碗。工人们本能地仇恨新机器，他们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当新机器、新技术被普遍推广使用后，先进生产力就变成了普通生产力，更高级的新机器、新技术又在发明中。于是，工人们又去反对那些将要发明出来打乱他们甫告平静的工作和生活秩序的更高级新机器和新技术。先进生产力是个相对的、变动的概念它永远同工人的既得利益处于对立地位，但工人阶级的真正解放又寄托在生产力无限发展和社会财富总量的无限增加中。过去我们一直宣传工人阶级与大生产相联系，是最先进的阶级，理所当然的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资本家是妨碍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俈。这是不正确，是既不符合历史，又脱离现实生活的。股份制使生产的规模可以无限地扩大，解决了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股份公司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和平演变，在保留私有制的条件下把资本家从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了，经理或厂长成为企业的灵魂，但资本家通过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的组织形式监督企业的营运和掌控企业的发展，这就避免了那种因“所有者缺位”所造成的官僚主义、贪污腐败、浪费无人过问、亏损无人负责的国营企业弊病。在这种制度下，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否定了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科学技术外化为各种不同用途的机器设备，“变成一种独立的劳动生产力”。（《 资本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一卷，第365页）机器设备虽说是手工工具的进一步发展，但它同工人的关系与手工工场时期工具同工人的关系不同，发生了质的变化。在手工工场时期，工人是劳动劳动的主体，工具是工人身体的延伸，是起辅助作用的配角。当然，机器设备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人的发明创造，是科学家、工程师们艰苦劳动的结果，是这些科技人员赋予了机器设备“人”一般的生命，我们可以把越来越自动化的机器设备看作广义的机器人，所以机器设备也具有劳动者的意义，它是一种以化身形式存在的劳动者，机器设备本身是脱离工人而独立存在的先进生产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当科学技术已成为剩余价值的独立来源，生产的自动化、智能化在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不断扩大时，马克思关于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理论就逐渐缩小范围直至完全不起作用了。运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掌握的先进生产力，可以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和提高社会全体成员的生活水平。经济生活可以不再成为一方受益，另一方受损的残酷争夺，可以是双赢的结局，使每个人都成为受益者，尽管受益的多少有所不同，这是一种普遍受益的同向分化。发达国家的劳资关系没有尖锐化，没有出现爆炸性局势，秘密就在这里。

科学技术人员的创造发明是先进生产力的源头活水，但停留在这一阶段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形不成现实的生产力。从前述花边织机的遭遇可知，要使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是一件阻力重重的事情。最热心、最积极、甘冒风险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是受超额利润驱动的资本家，正是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要打倒的资产阶级是把科研成果引入生产线的推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认识和承认这个结论十分重要，资本家在现代企业中处于主导的地位，既是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又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新技术、新机器、新材料的推广普及者。现代的一些大型资本主义企业，一些托拉斯，为了研制新产品，都设立专门研究机构，把引进新技术、新机器、新材料看做是企业的生命线。新产品比起老产品来物美价廉，只有拿出新产品来，才能取得高于本行业平均利润的额外利润。一种新产品投入市场，会在一定时期内给这个企业带来额外利润；但同行们很快就会起而效尤，使整个行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普遍地提高起来，又把利润率扯平，进而使平均利润率下降。这时又有新企业拿出新产品来，追逐高于平均利润率的额外利润。社会生产力就这样在竞争中不断地提高。一百五十年来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社会生产力的长足进步，新产品目不暇接地涌现，社会财富无止境地增加，资本家或资产阶级都是首功。

社会分裂为富人和穷人是以生产不大发展、社会财富匮乏为基础的，它将被先进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消灭贫困的正确途径是发展先进生产力，而先进生产力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里面才能得到充分地发展。罗马尼亚总统伊利埃斯库曾经是共产党员，现在是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主席。他在2003年8月访华时接受《环球》杂志专访，谈到罗马尼亚与西欧的差距时讲了一个“痛苦的事实”：“在罗马尼亚当总统不如在德国当失业者，因为一个德国失业者每月的救济是2300马克，罗马尼亚总统每月的工资是1250马克。”德国能给失业工人发放高于罗马尼亚总统工资的救济金，是因为没有按《共产党宣言》的办法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为工人阶级在失业的情况下也能过上体面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工人阶级解放的新的含义和新的道路。

共产党人反对了一百多年的资产阶级并不是天生的罪人和坏蛋。他们是第三阶级等级中最勤劳、最能干、最精明、最优秀的一部分。他们的祖先是农奴，他们的父辈是城市市民。《共产党宣言》中说：“从中世纪的农奴中间产生了初期城市的自由居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间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正确地指出：“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它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是机械化大生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它最积极地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一方面又提出政治主张，为解放穷苦工人，必须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消灭私有制，剥夺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这个“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是《共产党宣言》的根本性错误，是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中的空想社会主义成分。

发表《共产党宣言》时，马克思30岁，恩格斯28岁。曼彻斯特资本主义给他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们认识资本主义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们不能超越曼彻斯特资本主义这个原型给他们带来的历史局限性，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候，正是英国宪章派准备在伦敦发动起义的前夕，接近爆炸的阶级斗争形势，对工人的同情和对资本家的义愤，使他们在定稿时带上了道德感情色彩，错误地给资本主义判了死刑，要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结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一定要用暴力。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由此成为一种打着解放工人阶级的旗帜摧毁先进生产力的暴力社会主义运动。他们与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区别是：三大空想家是说服国王和政府采纳和实行他们理想社会的方案；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人数日益众多的无产阶级可以作为未来社会主义运动的物质载体，认为通过阶级斗争，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能改造社会。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从一种思想家的幻想，变成了千百万人的政治诉求和社会实践，最终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运动。恩格斯宣布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以此为题目写了一本小册子。但所谓的“科学”是手段的有效性，而不是目标的现实性，其目标中的空想成分，并没有改变。“科学社会主义”成了“暴力社会主义”，误导了包括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内的几代共产党人。这些伟大使徒们的错误就是把手段的有效性和目标的现实性混为一谈，把手段当作目标，把形式当作本质，殊不知夺取了政权，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创造了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他们高扬“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没收资本主义工商业，消灭小农经济，自以为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建立一个更高级的社会而斗争，实际上恰恰是在阻碍和破坏生产力，消灭建立更高级社会的经济基础。资产阶级被消灭了（手段的有效性实现了），先进生产力也随着被消灭了（目标的现实性幻灭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带给社会的是永远的贫穷落后，永远的票证经济。这是20世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共同经历。

从1945年到1991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人民恢复和发展的45年。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除美国外大家都从战争的废墟中走出来，这45年是两种制度和平竞赛的45年。45年的比较，谁优谁劣？谁代表先进生产力，谁阻碍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谁给普通民众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的物质利益，谁用大话和空话欺骗了民众？人民已做了结论，历史也已做了结论。

东西德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对峙的前哨，马克思的子孙们仔细地、深入地、长期地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做了对比。社会主义制度首要的一条就是没收私营企业，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从1945年开始，东德的企业主即资本家们即开始向西德逃亡。东德的统一社会党（共产党）开始认为让这些资产阶级分子走掉是件好事，可以净化社会，减少反对派，有利于党的统治，不仅没有制止，还给他们发了前往西德的通行证。到1961年跑了270多万人。后来发现，不仅资本家跑了，科学家、教授、医生等知识分子以及一些技术工人都往西方跑。这股逃亡浪潮愈演愈烈，直接威胁了东德的生存，于是修筑了“柏林墙”。

德国统一前夕，西德的人均国民收入比东德的人均国民收入高四倍。西德的产值占两个德国全部产值的93%，东德带给大家庭的财富只占国家全部财富的的7%。统一后，联邦德国作为全德国的中央政府拨出巨额资金帮助东部同胞，对于帮助东部地区人民克服经济困难，加速经济结构的改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东德统一社会党垮台后，该党政治局委员，长期负责意识形态的京特?沙博夫斯基对本党的失败有深沉的反思。（见《京特?沙博夫斯基采访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他带着亡党亡国之痛说出了两个令共产党人“沮丧”的真理;

一是国有制不如私有制。在“国有制框架内”，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永远赶不上资本主义国家，说“社会主义是社会生产率更高的一种形式”是欺人之谈。国有制的优越性是理论家推导出来的，是虚幻的，例如理论家们最爱喋喋不休地宣讲：“工人在国营企业干活时当家作主，是为自己干活；在私营企业干活是为资本家做奴隶，是受压迫、受剥削。”德国工人的实际体验是，在东德国营工厂里当家作主，挣五百马克；到西德私营企业去受压迫、受剥削，挣二千马克。工人们“用脚投票”，逃往西德，宁可“受压迫、受剥削”去挣二千马克，也不留在东德“当家作主”。

二是社会必须要有资本家。这个“令人沮丧”的真理是共产党人最不愿意接受、但又必须接受的，只要他们不想像德国统一社会党那样被人民和历史所抛弃。资本家是什么？是社会经济生活的管理阶层。尼克松认为：“东欧45年的共产主义‘和平’，甚至比西欧五年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管理阶层的摧残更加严重。东欧国家普遍缺乏使资本主义杠杆起作用的高级经理、会计师及其他专业人才。(尼克松：《新世界》，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124-125页)对资本家进行诋毁，把他们妖魔化，都赶到西方去，使东德发展经济时失去了依靠力量，失去了先进生产力的领头人。这是一种痛苦的反思。东德与西德相比，多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包袱，少了一个管理阶层，是东德经济搞不上去的根源，是东德亡党亡国的根源。

我们一直有一个自以为是的偏见：说是消灭私有制，剥夺资产阶级的财产，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事实又如何呢？从1957年到1978年，我国在消灭了私有制以后的20年间，全民所有制企业由于制度性的经营不善，连年亏损，职工工资不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5.7%，职工 的年平均工资从1957年的582元下降到1978年的549元。（刘仲藜主编：《奠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页）

日本是被我们视为“制度落后“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剥夺资产阶级，保留了私有制。从1951年到1973年，日本30人以上的企业职工工资提高了将近三倍，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九倍。结果，剩余价值率从1955年的314%提高到1970年的443%，是一个劳资双赢的结局。（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下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

你要真想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二十年内给工人提高三倍工资，就得团结资产阶级，保护私有制；私有制不仅和资产阶级利益攸关，和工人阶级的利益也是共损共荣的。

暴力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虽然传播逾百年，纵横半个世界，但最终没有能够改造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随着苏联集团的解体而悄然淡出了历史舞台。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和私有制，无论遭到多大的误解，无论怎样被妖魔化，最终都会被人类认同，人类就是这样不顾平等、正义的呼喊，脱离原始共产主义一步一步走向文明的。资产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是个不能消灭的阶级，消灭了还得请回来。这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留给后世最根本的教训。

二十一世纪人类的选择：民主社会主义

1836年至1852年，德国有一个密谋起义的工人团体—共产主义者同盟。其思想领袖、裁缝魏特林“口袋里装有一个能在地上建成天堂的现成药方”。（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49页）这是共产主义的星星之火。因理论不完备，同盟会求助于知识分子马克思和恩格斯，于是就有了《共产党宣言》。

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后，虽然震撼了欧洲各国的统治者，却没有为人民群众所广泛接受。恩格斯后来回顾当时的情况时说：《宣言》“虽曾被译成法文、英文、法兰德斯文、丹麦文和其他文字，但是它对其他民族却没有发生任何影响。”（梅林著：《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二版396页）“从1852年科伦共产党人被判决时起，便结束了德国独立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241页）以共产主义为旗帜的德国工人运动第一阶段从此画上了句号。

1849年欧州革命失败后，德国的社会主义只能秘密地存在。只是在1862年马克思的学生拉萨尔才重新举起社会主义的旗帜。。。。。。正如我们看到的，拉萨尔的社会主义是非常温和的，但是，它在舞台上的出现却标志着德国社会主义发展第二阶段的起点。
（恩格斯：《德国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88页）

马克思、恩格斯为了改变曲高和寡的状况，1852年11月17日解散了共产主义同盟，他们没有建立共产党，转而支持拉萨尔领导的温和的社会主义运动，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政治上的重大转变，由共产主义者向民主社会主义者的重大转变。在他们指导下，1869年8月，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诞生。这个德国工人运动第二阶段就是民主社会主义阶段。

为什么叫民主社会主义呢？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李卜克内西解释说：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臆想的社会主义，正如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是虚伪的民主一样。民主的国家，是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成的社会唯一可能形式。正因为我们弄清了社会主义同民主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才称自己为社会民主党人。这个称呼，包含着我们的纲领。（《不要任何妥协》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七、八页）

此后，欧洲国家新建的工人政党都叫做社会民主党（个别的叫工党），而不叫共产党。

恩格斯在1894年1月26日致意大利劳动社会党领导人屠拉梯的信中引用《共产党宣言》中的文字，将《共产党宣言》作了重要修改。

原文是：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共产党人为着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奋斗，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未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479、502页）

修改后的文字是：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社会主义者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他们为着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515页）

这一重要改动表明，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者”才是无产阶级眼前利益和长期利益的真正代表，“共产党人”没有被欧洲工人运动所接受，应该退出历史舞台。

自从1864年成立国际工人协会以后，在马克思起草的各种文件中，“共产主义”这个概念便被“社会主义”一词所取代。马克思不再拘泥于暴力革命，提出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有两条道路：

在新堡和巴塞罗那，在伦敦和柏林，工人的组织不可能在一切细枝末节上都是完全一样的。例如，在英国，工人阶级面前就敞开着表现自己的政治力量的道路。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的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在法国，层出不穷的迫害法令以及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对抗，看来将使社会战争这种不良结局成为不可避免，但是用什么方式来达到结局，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选择。国际不会就这个问题下达什么命令，甚至未必提出什么建议。
（1871年7月3日《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638页）

1871年巴黎公社与法国资产阶级政府血战后，欧洲大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普遍采取了让步政策，这使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看到了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于是他们多次发表关于和平过渡的意见，使他们的学说更全面、更能反映欧洲国家的实际生活。1872年9月8日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告诉国际工人协会荷兰支部的追随者和工人们：

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179页）

1866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危机过后，资本集中有了惊人的发展。大规模投资银行和股份公司的出现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随着一个新的银行制度的出现，资本积累不再依靠企业家个人的节俭、储蓄来自我筹集资金了，而是依靠全社会的储蓄。吸收社会的资金办企业，股份公司就应运而生了。在欧洲大陆，首先是钢铁工业，接着是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和纺织工业，一个部门接着一个部门变成了股份企业。马克思非常看重这一变化，认为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实行扬弃”。“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会自行扬弃的矛盾，那显然只是作为一个过渡点，以便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二版，第504页）资本家不再拥有私人企业，而只是拥有私人财产，这份私人财产是用货币量化的企业资产的一部分；他们不再是企业主，而只是企业的股东，公司利润中一定部分的合法债权人。股份公司造就了组织和指挥生产的经理、厂长阶层，使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管理者阶层掌握着企业的经营权，使资产阶级的统治虚幻化。这一项分离是一场和平“革命”，使和平过渡到一种新制度成为可能。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

“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捁。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削者就要被剥夺了。”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1页）

这就是在教科书中我们常讲的“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在股份公司出现之前这个论断是正确的。因为除了无产阶级起来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剥夺剥夺者之外，社会生活还没有提供解决这个矛盾的别的方法。

这是马克思写《资本论》第一卷时的历史局限性。股份公司打破了垄断，创造了与“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社会化”相匹配的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占有形式。马克思不是抱残守缺、维护过时论断的“权威”学者，而是对历史负责任的革命家。在研究了股份公司之后，他马上作出了新的结论：

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劳动也已经完全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作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中文版第502页）

股份公司的出现，使马克思不仅找到了把生产资料“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的形式，而且找到了“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即“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过渡点，这就是股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第三卷时所设想的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新形式，是让每个人都能占有一定的企业股份，具体地讲，这种公有制是以职工持股和小股民持股与大股东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特征的股份私有制来实现的，是以全民持股制为实现形式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社会化。股份公司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出现了社会主义的因素。恩格斯认为：“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益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270页。）

政治上，英国、美国、德国等逐步实行了政党政治，工人阶级政党在议会中有了一定的席位。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所得的选票逐年增多。1893年恩格斯说：“如果选举到1895年才举行，那么我们将会得到三百五十万张选票。全德国的选民是一千万，其中参加投票的人数平均是七百万。如果在总数七百万选民当中有三百五十万选民拥护我们，德意志帝国就不能再像现在这个样子存在下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629页）工人阶级利用合法手段掌握政权成为可能。恩格斯甚至预言德国社会民主党到19世纪末就可能担负起管理国家的使命。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资本论》第三卷是马克思皓首穷经研究资本主义几十年的最终结论，经过恩格斯十年的编辑和修订，于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1894年六月出版。

经济上的股份公司—马克思认定：这是“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但它不是消灭私有制，而是用股权分散的个人所有制代替寡头私有制，作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政治上的议会道路—不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关，而是通过选举进去掌握它，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虽没有明确写成文字，但已勾画的轮廓分明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1883年逝世后，恩格斯继续领导国际工人运动达十二年之久，并于1889年成立第二国际。恩格斯具体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合法斗争，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成功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将会有很大的意义：

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273页）

1895年3月6日，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要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引者注：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

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壘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

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年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籍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利用来对这些结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595，603，607页）

说完这些话还不到五个月，1895年8月5日他就去世了。如果盖棺论定，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革命策略问题的最后意见。他期待的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应该说，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是对《共产党宣言》“旧策略”的重要修改。这样，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就有了两条社会主义道路：暴力社会主义道路和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第一卷是暴力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资本论》第三卷和《“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则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晚年是摒弃了暴力革命道路主张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把暴力革命说成是马克思主义正统是违背马克思和恩格斯本意的。

恩格斯逝世前，指定他的忠实学生倍倍尔、伯恩斯坦为他的著作的遗嘱执行者。伯恩斯坦发挥了恩格斯关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在于“民主”，而不是“专政”，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而不是靠“暴力革命”进入社会主义。1898年和1899年，以伯恩斯坦发表著名的《社会主义问题》和《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革命党的任务》为标志，第二国际社会主义政党内部开始反思以往的社会主义运动和理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十月革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胜利大大加强了暴力革命派的地位，列宁另树旗帜，1918年1月18日，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改名为共产党，并成立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暴力革命派攻击“和平过渡是修正主义道路”，批判伯恩斯坦说资本主义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其实伯恩斯坦只是重复了恩格斯说过的话。

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忠实地执行了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的遗教，以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为正宗，保护私有制，团结资产阶级，实行以职工持股、小股民持股与大股东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办法，体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这是他们成功的关键。社会民主党人尊重马克思主义，但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没有意识形态的枷锁，一切从实际出发，广泛吸收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改良社会的先进思想，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民主社会主义理论。

1951年6月20日在西德法兰克福召开了国家社会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社会党国际的成立，通过了基本纲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通称《法兰克福宣言》）。这个纲领系统地总结了社会党的理论和实践，第一次以“民主社会主义”的形式表述了社会党国际的思想理论体系。《法兰克福宣言》认为：在许多西方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已经奠定。在这些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弊端正在消失，社会产生了新的活力。社会主义原则的价值正在行动中得到证实。”即是说这些国家已经基本上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了，而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了。民主社会主义事实上是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团结资产阶级推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运动。代表们把这个新成立的国际组织看作是“1864年在卡尔?马克思参加下成立于伦敦的那个国际组织在历史上的新阶段”。

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布朗基（1805-1881）是19世纪法国秘密社团领导人。第一国际内的暴力革命派，巴黎公社的军事领袖。布朗基主义的要义是坚信：不管生产力发展处于什么水平，只凭革命暴力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界。恩格斯在晚年是厌弃布朗基主义的，他说：

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像成由革命家所实现的突然变革，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实现了变革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又事先服从于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专政。
（《流亡者文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580-581页）

列宁及其继承者斯大林发展了布朗基主义，把对一个国家的领导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共产党专政，把共产党专政变成了党的领袖集团的专政，把领袖集团的专政变成了最高领袖一个人的独裁（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奠定了暴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体制。这种极权体制窒息了社会的生机，也窒息了执政党的生机，导致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的全面衰退。前苏共党员、现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一语中的地指出：“苏联和苏共垮台的基本原因是对财产、权力和真理的垄断。”（1995年8月10日答记者问）

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从“左”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后，忽视或有意不执行马克思关于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2页）这句最重要的话，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失败的理论根源。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形成定制的那种政府垄断生产资料，名义上属于全民实际上人民没份的占有方式，是对《资本论》的误解或曲解。取消“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一条，就割断了人民群众与国家资产的血肉联系，所谓“全民所有”就成了欺骗民众的空话。共产党不仅“代表人民”在政治上当家作主，而且在经济上“代表人民”握有全部财富。人民中原来有财产的被剥夺了，没有财产的依旧没有财产。无论怎样进行宣传鼓动，人民就是提不起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来，国家陷入停滞衰退的困境。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就是因为执行了“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大政策。然而邓小平等改革开放的领路人却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被“左派”指责搞了修正主义，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我们要绕开那些并非马克思主义传人的二三流的神殿，直接向马克思请教，向卓有成效地重建个人所有制、实现了共同富裕、消灭了三大差别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理直气壮地、光明正大地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两条社会主义道路经过一个世纪人类的选择，当暴力社会主义由于固有的理论阙失以及在传播中扭曲变形，在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造成国家权力异化，专制独裁，官员腐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彻底失败，经济衰退，民不聊生，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十月革命的灯塔熄灭，主流社会主义运动的大潮消退之后，原是社会主义运动一个支流的欧洲民主社会主义以新的面貌、新的成就、新的实践和新的理论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欧洲社会民主党人把他们开创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不卑不亢地展示在世人面前。这条道路不是宏篇巨著的经典文献，不是虚无缥缈的未来理想，是活生生的、现实的市民社会。他们凭藉议会民主政治、混合所有制经济、社会市场机制和福利保障制度这四大法宝，成功地实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对接，在西欧和北欧建设起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民主社会主义的先驱考茨基说：

社会主义也只能从资本主义中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职能发挥得愈好（资本主义是构成社会主义的基础，是构成社会主义的出发点），社会主义就愈容易建立。

那种认为为了建立完全新的社会大厦，必须把一切现有的东西都消灭掉的说法是再荒谬不过的了。这种消灭旧东西的做法只意味著消灭新东西所必不可少的前提，它不是为新东西创造条件，而是强迫我们再一次重新建立旧东西。它不是使我们前进，而是使我们后退。
（考茨基：《唯物史观》第一卷，1927年德文版）

这就推翻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打碎旧世界，同一切传统的东西决裂、在“空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极左理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推翻和消灭的关系。这个真理已经为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闪亮崛起和前苏联暴力社会主义的黯然消失所充分证明。

二十世纪末，社会主义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竞选执政、使欧洲和平进入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成就告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天之灵。欧盟15国中英国、法国、德国、瑞典、芬兰、奥地利、葡萄牙、荷兰、意大利、丹麦、希腊、比利时、卢森堡等13个国家是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社会党国际以红玫瑰为徽记，世人惊呼欧洲红潮涌动。2003年4月16日，欧洲各国首脑云集希腊雅典。在卫城遗址的见证下，欧洲联盟成员国以及十个新成员国的国家首脑共同签署了一项入盟条约。从此，捷克、爱沙尼亚、塞浦路斯、拉脱维亚、立陶宛、匈牙利、马耳他、波兰、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加入了欧盟大家庭，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欧分裂的局面的终结。欧盟的魅力来自入盟国人民对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认同。一个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新欧洲的出现，给纷扰的世界平添了几分亮色。全世界那些企图保留他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的改革者们，都把目标转移到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上来。

社会民主党人对人类历史贡献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地、理性地进化过程。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过去我们局限于暴力革命的狭隘经验，指责人家是“修正主义”，现在看来应该给修正主义恢复名誉，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对资产阶级没有斗争，不是单方面的让步，不仅“修正”了社会主义，而且修正了资本主义。1965年，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长处，克服自身发展的困难，曾聚集美国费城召开过一次震撼全球的“世界资本主义大会”，并发表《资本家宣言》提出：

借鉴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经验，实行从生到死包下来的福利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实行国家干预的计划资本主义。
（卞洪登：《资本营运方略》，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页）

我们习惯称之为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都已成为新资本主义，不同程度地民主社会主义化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英、德、法、瑞典、挪威和美国纷纷出现全国性的劳资协调，以阶级妥协取代原先势不两立的劳资对立，有识之士开始提倡用公共建设来解决失业问题，也就是说以国家的积极介入来解决市场经济失灵的危机。领导美国走出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罗斯福总统就大胆引进了民主社会主义政策。民主社会主义又称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既是美欧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美欧巩固同盟国关系的要求。以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为代表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是修订版的民主社会主义，2000年6月3日，克林顿参加了在柏林召开的第三条道路（第三次）首脑会议。他在会上说，“我们要经济增长又要社会公正。”把效率和公平作为第三条道路的旗帜。

会议公报强调：

我们相信市场经济必须同社会责任相结合，从而创造长期的经济增长，稳定和全面就业，而国家必须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维持稳定，支持健全的公共财务措施，坚决制止通货膨胀；国家也应促进金融市场稳定，提高透明度和提倡公平竞争。
（阮宗泽著：《第三条道路与新英国》，东方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一版，第290-291页）

最近点算结果，美国参众两院有61名民主党议员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DSA）简称DSA,虽然目前还不是一个政党，但结合了许多左翼组织。DSA是社会党国际（Socialists International）及其附属青年部（Young Democratic Scocialists）的成员】。美国民主党的经济理念，植根于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主张政府引导市场经济，适度的国有化，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政府办学校，减免穷人税收，提高福利，提高最低工资，更多地关怀弱势群体。共和党上台后也不改变民主党的社会政策。这是因为社会福利制度具有能增不能减、能上不能下的刚性特点，谁削减社会福利谁丢掉选票。工人和普通老百姓是能够通过投票阻止不利于自己的政党上台的。民主社会主义把美国“赤化”了。2000年冬，布什、戈尔竞选总统的时候，记者访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里根时代的主要经济顾问弗里德曼，这位88岁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大师出语惊人：无论布什还是戈尔入主白宫，“美国都会溜向社会主义”，区别只不过是，如果布什掌权，可能溜得慢一点，戈尔掌权，可能溜得快一点。（《南方周末》2001年11月8日第十五版）

民主社会主义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力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这是促成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

社会革命党人用团结资产阶级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办法，实现了差别日益缩小的共同富裕。在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没有农村和农民了。据2003年9月一位旅行者随机采访的资料，在法国小城波尔多市，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普通市民月收入为1500欧元（欧元与人民币的比价为1：9），在郊区和乡间工作的人（原来的农民）月收入为1000-1200欧元，白领阶层月薪为1800-2000欧元，医生、律师、教授收入更高些，有的月薪达8000欧元，大企业的股东、上层管理人员、葡萄庄园主的收入则远远高于这个水平。随着知识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产业队伍的构成也在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阶层急剧缩小，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阶层迅速扩大。二十一世纪初，德国蓝领工人只占工薪阶层的百分之六。被《共产党宣言》当作革命主力军与资产阶级对峙的工人阶级变成少数了，这少数人的生活水平也超过了罗马尼亚总统。工人阶级用不着起来革命，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这样“解放”了。三大差别的缩小，不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彻底灭亡上，而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上。

当过德国社会民主党顾问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家J.A.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永远不可能是静止的，它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毁灭老的，又不断创造新的，资本主义将向社会主义进化。他的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起劳资关系的变化将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论点、经理阶层作用的突显将导致资本家退出生产经营舞台的论点，都得到社会民主党人的引用和阐发。他的创新理论和进化社会主义的完整表述，被战后社会民主党人奉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社会民主党人认为，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英国曼彻斯特那样压迫工人阶级的老资本主义社会是“野蛮的资本主义”。从20世纪30年代以后，经过社民党的能力，不断改良的资本主义使“社会主义纲领的重要部分都付诸实施了”。这种已经变化的社会，在社民党执政事情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在其他党执政时期是新资本主义时候。这里举一些数据说明这一点：2004年，政府财政总支出中用于教育、卫生、社会保险等公共开支的比例，美国政府是42%，英国政府是49%，加拿大政府最好，是52%，中国政府财政总收入中用于教育、卫生、社会保险等公共开支的比例是多少呢？7.4%。就教育而言，中国一年用于义务教育的经费才1500亿元，而官员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年花费达9000亿元。2005年12月7日《报刊文摘》报道：公车一年花销3000亿元，“远远超过我国的军费开支，超过全国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之和”。在《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中，中国医疗财政分配的公平性在191个国家中排名188位。唯独行政管理费开支，中国“赶超英美”：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为4.71%，到2003年上升到19.03%，而英国占4.19%，美国占9.9%，加拿大占7.1%。我们还好意思讲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本质永不变，只有我们中国才是社会主义吗？还好意思讲资产阶级政府都是压迫、剥削人民的，只要中国政府才是“为人民服务”的吗？还好意思讲我国那些更多统治色彩、更少服务色彩的官员特权是由于学了美国、走了资本主义道路造成的吗？应该有勇气承认，美国政府、英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在为百姓谋福利方面，比中国政府做得好！这些国家的政府官员在清正廉洁方面比中国官员做得好！中国离民主社会主义差得远！中国的执政党一个向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执政党学习，民主执政、廉洁执政，扎扎实实地为全体国民谋福利，从善如流地完成向民主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这种和平演变将使百姓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福利，使官员丧失了越来越多的特权。以“保卫革命成果”的名义抗拒和反对这种演变，所“保卫”的不是百姓的福利，而是官员的特权。这种和平演变不是输给了杜勒斯，而是输给了恩格斯；不是输给了帝国主义，而是输给了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超越了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百年争论，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点捏合在一起并消除了各自的弊端，兼顾了公平和效率，是被实际生活证明行得通的办法、政策和道路，是积极的中性化。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和平、理性、建设、不输出革命，不强加于人，没有批判的锋芒，只有示范点魅力，不损害任何阶级、阶层的利益，不威胁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安全，所以它赢得了全世界的青睐。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说：

资本主义的恐惧迫使社会主义放宽自由，而社会主义的恐惧也使资本主义增加平等，东方是西方而西方也是东方，不久两者就要碰头。
（《世界文明史》，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1卷【下】第1180页）

历史正在这样发展。这个碰头的交汇点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新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正在成为人类共同认可的道路，将人类带入一个和平发展的新世纪。

走瑞典人的道路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打破由于极左理论长期灌输造成的干部队伍中坐井观天、夜郎自大、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精神状态，邓小平派出许多高级干部出国考察，考察的地方主要是欧洲和美国。他非常重视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就和经验。许多到过西北欧的高级干部不由击节三叹：“人家这才叫社会主义！”

英国是个什么国家？我们定型的认识是老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举行的大选中，工党大获全胜，工党领袖艾德礼成为英国首相，他领导了一场民主社会主义改革。主要措施是：矿山、银行、交通运输、钢铁生产及社会服务性企业实行国有化，使经济领域中国有成分达到20%；通过级差明显的累进所得税，使总收入的五分之二由国家实行再分配；采取“全民福利”的方法，对所有人实行疾病、事故、老年、伤残、失业、生育、死亡等广泛的保险，并对所有的人提供免费医疗；中小学生享受免费教育。艾德礼说：工党政府正在英国建立一种优于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的最好的制度。这种制度叫做“民主社会主义”。如果我们尊重英国工党领袖的自我陈述，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了。工党政府在五十年代建立起来的国家福利体制，对英国和欧洲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后来保守党执政并不改变工党的社会福利政策。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副总理王震访问英国。他带着“访贫问苦”的明确意向要求访问一位失业工人。中国驻英大使柯华陪同王震来到一个失业工人的家。王老有点眩晕，这是失业工人吗？他看到了什么呢？

这个失业工人住着一栋一百多平方米的两层楼房，有餐厅、客厅，有沙发、电视机，装饰柜子里有珍藏的银器，房后还有一个约50平方米的小花园。由于失业，他可以不纳税，享受免费医疗，子女免费接受义务教育。
（柯华：《在马克思的墓前》）

王震看后感慨良多。原来想当然地以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英国工人，生活水平竟然比中国队副总理都高。柯华大使告诉他：“我曾经问过一个清洁工人，他每周的收入约一百英镑；一个开电梯的工人，每周收入为一百五十英镑。”按照当时英镑对人民币汇率1：5.91概算，清洁工的周工资相当于人民币591元，电梯工周工资相当于人民币886元。王震那时的每月工资不到400元，周工资不到100元，相当于英国一个清洁工周工资的六分之一，电梯工周工资的八分之一。中国的贫穷社会主义太相形见拙了。如果不是拿中国高官与英国工人相对比，而是两国百姓作对比，那差距就更大了。据专家计算，1978年中英两国人均国民收入的比例是：1:42.3。（参见刘国平：《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比较》，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75-176页）就是说，英国普通百姓的收入比中国普通百姓的收入高42倍。

据我国驻英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于日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已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当时主管工业的王震副总理访问英国，对英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了较全面考察，我参加了部分接待工作。访问后期有人问王副总理对英国有什么观感，王出人意料地说了这么一段话：‘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王震对英国的评论在驻英使馆引起了震动，也促使大家更加关注英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生活状况。”

天马行空

王震访英归来，成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坚定支持者。

一位市委书记访问了瑞典，回来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是消灭有产者，让大家都变成无产者；人家搞资本主义，是消灭无产者，让大家都变成有产者。”这位市委书记对“人家”搞的那一套，有些羡慕，又有些迷茫，为了与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不敢承认“人家”搞的是社会主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瑞典正在推行《雇员投资基金法案》，试图让工人占有企业的股份，成为有产者，从所有制方面解决公平问题。《法案》规定：每年从资方超出五十万克朗利润之外的超额利润中，提取20%交给本企业职工设立的基金会，再将资方为职工代缴的养老金增加1%，就能将企业利润的一部分从资本家手中转移到工人手中，进行生产投资，让职工成为股东，成为有产者。据《法案》的设计者麦德内尔计算，只要企业的利润率为百分之十至十五，转移到职工名下的“雇员投资基金”可在25-30年内占有企业股份的一半。随着“雇员投资基金”在企业中的比重日益增大，可以从经济制度上改变占统治地位的私人资本构成，实现社会民主党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理想。通过“无声的革命”，工人阶级就掌握了企业的部分所有权。这并不是为争取选票糊弄工人阶级的甜言蜜语。1982年社民党竞选胜利，社民党主席帕尔梅正是在台上执政的首相，而社民党在议会又是第一大党。所以，尽管资本家反对，1983年10月4日以六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雇员投资基金法案》，于1984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第一年提取十五亿二千四百万克朗，1985年提取了十二亿三千一百万克朗，1986年提取二十七亿一千万克朗，三年累计工人股份基金五十四亿六千五百万克朗。瑞典民主社会民主党实行“让大家都变成有产者”的政策是真的，他们把这一政策叫做“基金社会主义”。1991年保守党等四党联合政府上台后取消了雇员投资基金，这反映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严重斗争；但这时候工人阶级已普遍成为本企业的股票持有人，尽管是小股东，在1994年的大选中瑞典民主社会党以百分之四十五的得票率夺回执政地位。社民党上台后，没有再恢复雇员投资基金，推出科技福利社会主义。他们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知识和教育对于经济增长、劳动就业以及社会公平来说至关重要。为了纠正现存的社会不公平，公平的分配受教育的机会比事后再分配社会财富更有效。瑞典社民党不屈不挠地为工人阶级和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斗争。

在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党史展览馆中，悬挂三位国际领袖照片：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尊重他们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导师。第四位才是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布兰亭。瑞典社会民主党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模式是科学理论。同所有其他科学理论一样，其能否成立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2001年11月6日威斯特罗斯代表大会通过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党纲）

1920 年，瑞典社民党和人民党联合执政，建立一批国有企业，因效率低下，引发经济困难，1924年下台。由于政治上存在优胜劣汰的民主选举机制，所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由于自身“效率低下，引发经济困难”的内在弊病而被自然“劣汰”了。民主政治机制能够保证及时纠正错误。

瑞典社民党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在生产效率低下，社会财富递减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社会主义的关键，不是所有制，而是分配方式。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生产资料必须私有化，这种私有化是以职工持股和小股民持股与大股东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特征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以鼓励私人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财富分配必须社会化，由政府和工会来掌管，就是说由政府（在工会监管下）通过税收把一部分企业利润分配给弱势群体，缩小贫富差别，建设福利型国家。这样一种认识成为他们的新的施政纲领，1932年再次上台时，大得人心，既得到了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拥护，又得到了资本家的拥护，竟连续执政44年！

瑞典社会民主党以创新方式来解决企业的劳资矛盾问题。摒弃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或国有化政策后，致力于劳资妥协。1936年，工会联合会（LO）和雇主联合会（SAF）开始进行谈判，到1938年双方签订了《萨尔茨耶巴登协议》。这个协议规定了解决劳资纠纷的程序、机构等等，对企业主的管理特权作了一些限制。协议规定双方代表进行谈判，最后达成为期一至三年的协议，共同遵守。如果协议到期以前两个月内，双方中任何一方没有提出异议的话，就继续有效；如果一方提出异议，争执不下，达不成协议，就由政府指派一名调停人介入谈判，促成问题的解决。这个协议被认为是瑞典劳资关系史上的转折点，开辟了劳资协调合作的新时代，对以后瑞典社会关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76年又通过了《劳动生活共决法》，废除雇主联合会章程的第32款，就是原来由雇主单独决定问题，改由劳资双方共同决定、工会有权参与决定投资、生产战略等过去由资方单独决定的问题。其要点是：（1）企业主在决定对企业经营作出重大改变之前和决定雇员劳动条件以前，要和工会进行谈判，工会可以要求对任何其它问题，举行地方一级的谈判或中央一级的谈判，这种要求一经提出，企业主就应推迟作出决定或推迟决定的实施，直到谈判结束为止。（2）要求企业主将经济技术情报以及人事政策的指导原则，经常向工会通报。（3）工会有权查询帐目和企业经营管理的有关文件。《劳动生活共决法》大大提高了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

瑞典工人阶级队伍共有四百二十万二人，占总人口的一半。产业工人有三百万，体力劳动者百分之九十都参加了瑞典工会联合会；白领人员另外组织“中央职员组织”，有七十万人。瑞典的中央工会联合会是最大工会组织，有二十五个分会，二百五十万会员。三十多年来，每次大选，百分之七十的产业工人投社会民主党人的票，它是社会民主党的阶级基础和坚强后盾。多数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是在工人运动当中涌现出来的，二分之一的社会民主党议员出身产业工人家庭，三分之一的议员本身过去就是产业工人，这个比例比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比例都大。

瑞典的工业生产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比它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多四倍，瑞典的机械设备甚至高出十四倍，它的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瑞典的工业企业92%都是私营的。国营企业的比重并不影响民主社会主义的性质。全部交通、能源、卫生、教育等公用事业，大部分采矿、炼钢、造船业，一个最大的银行，共同组成一个由每个部门行业参加的全国企业委员会，职工达一百四十万。社会民主党在教育、卫生、环保和社会福利等方面不采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管理，而是由公共部门来管理。瑞典的学校全部是国立的，没有私营的，医院也没有私营的，教育卫生部门没有盈利任务。

瑞典的农业基础是十一万户家庭农场，所雇佣的农业工人只有一万二千人，主要的重担落在农场主机器家庭成员身上。瑞典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3.8%，而从事农业加工、储存和食品生产的人员则比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多三倍。瑞典农产品自给绰绰有余。粮食、肉类、油类等有30-50%的剩余，出口给波罗的海国家。瑞典也有合作社组织，是为家庭农场服务的。每个农场主可以同时参加几个合作社，比如种子合作社、奶业合作社、林业合作社等等，社员自己推选领导机构。农民有自己的组织—瑞典农场主联合会。国家向农场主联合会协商农产品的价格、补贴、信贷和税收等方面的重要问题。在国家和合作社之间签订经济合同。国家在必须提高农业生产的利润或降低消费者的支出的时候，才对价格的形成进行干预。这时国家往往要从国家预算当中拿出数十亿克朗用来补贴。国家通过经济政策，扶持小农场主，“管束”大农场主。

2002年瑞典人均GDP为25400美元。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民社会福利制度。一个瑞典公民，从出生到16岁，一直享受政府给予的未成年补贴，生病享受医疗保险，上学从九年制的义务教育到高校都不用交学费，成年人就业后又纳入了社会保险体系，直到耄耋之年进入养老院，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

瑞典是个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收入最高的10%国民与收入最低的60%国民，税前收入差距有的高达144倍，政府这个平衡杠杆竟做到了税收后人的绝对平均差距是三倍。目前产业工人的月工资是2000美元。，教授的月工资是四千美元以上，人均住房面积四十平方米，四分之三的家庭有汽车。瑞典实行的是超额累进税制，也就是收入越高，赋税越重；收入越低，赋税越轻，远远低于穷人所享受到的福利。瑞典的高赋税是一种有利于劳动人民的制度，它保证了社会全体成员都能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有效避免了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的种种不公正现象，有效地避免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实现了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

瑞典是个最廉政的国家。据一位瑞典检察官说，三十二年没有一起官员贪污受贿案件。“透明国际”每年都按各国政府的廉洁程度进行一次大排行。在2002年排行榜上，瑞典排在第五位，满分为十分，它得了九点三分。瑞典特别强调社会公正，其官员乃至首相绝不允许搞特权。首相住居民区，平时没有保镖，出入不带随从，家中没有国家配备的公务员和厨师，上下班乘公共汽车或开私家车，平时除非履行国务不允许使用公车。整个社会和谐安宁，是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瑞典以市场经济为主的混合经济、社会福利制度以及阶级合作政策是独特而成功的。英国学者库尔特?萨缪尔森曾这样评价瑞典：“人们常把瑞典看成异乎寻常的国度。因为她有很高的生活水平，发达的福利政策，劳动市场的安稳与和谐，和平政策，一致与妥协。这是一个田园诗般的国家。”（《瑞典社会发展300年》，第225-226页）瑞典模式包括以下要点：

A.        瑞典社会民主党恪守民主宪政，但依靠自己的政策正确和人民拥护，连选连任长期执政，主导社会进步，实现自己的纲领。瑞典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89年，1917年大选后参加联合政府，1920年单独执政。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以来，通过竞选，一次一次地得到选民的认可，从1932年到1976年，曾连续执政44年，短暂在野后又重新执政，把瑞典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富裕、最公正、最廉洁、最稳定的国家。
B.        解决公平和效率这一对矛盾的瑞典经验是：生产资料必须私有化（这种私有化是以职工持股和全民持股与大股东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特征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以鼓励私人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财富分配必须社会化，由政府和工会来掌管。把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大误区。在生产效率低下，社会财富递减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由于政府推行充分就业、公平分配和社会福利三大政策，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失业、贫困、不平等，建立劳资双赢的和谐社会。
C.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基础是多元的，但主要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基础是广泛的，但主要是工人阶级。“社会民主党致力于建立一个以民主理想和人人平等为基础的社会。自由、平等的人们生活在一个团结的社会里，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在资本与劳动的冲突中，社会民主党始终代表劳动的利益。社会民主党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始终是资本对经济和社会进行统治的反对者。”（2001年11月6日威斯特罗斯代表大会通过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党纲）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对资产阶级采取了又团结又斗争的正确政策：讲团结时不忘为工人和全社会谋福利，不允许资本家对社会进行统治；讲斗争时又不损害私有制，保护资本家的正当权益，保护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前者保证相对公平，社会和谐；后者保证绝对效率，经济发展。从一个企业到一个国家，经济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双赢的结局。

这就是“瑞典模式”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唐刘禹锡：《陋室铭》）瑞典虽是小国，瑞典社会民主党虽是小党，但它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它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现劳资双赢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是有历史渊源的。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雏形。毛泽东于1940年1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政治上主张联合政府，反对一党专政，经济上保护私有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对资产阶级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毛泽东这时已经有了新资本主义和老资本主义的概念。他认为新民主主义就是新资本主义，他说：

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
（1944年3月22日《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据当时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回忆：“1944年8月，毛泽东就不止一次地向来访的美国记者许诺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只是自由主义的政策’，‘即使最保守的美国商人，也不会再我们的纲领中发现可持异议的东西’。为了与美国的合作，共产党人还考虑过要不要改变自己的名称的问题。所有这些，说到底都是为了‘中国必须工业化’中国目的。因为他们这时相信：‘在中国，这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
（谢伟思：《在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第260页）

到“七大”时，毛泽东提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路透社记者问，“自由民主党新中国”如何解说？毛泽东回答：

“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毛泽东文集》第四卷，第27页）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带有很严重的自由主义色彩，一下子就把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广大中间势力吸引过来了，这是中国革命迅速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新民主主义建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借鉴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改革开放路线，开辟了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2004年三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政治改革，私财产有制是民主政体的基础，标志着中国从此走上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由消灭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到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是因为经过反复和对比，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资产阶级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给工人农民和整个社会带来了比消灭资产阶级大得多的物质利益。团结资产阶级，不是支持它“剥削”，而是把它作为经济管理层使用，以提高生产效率，为增加社会财富总量作出贡献。二十世纪末，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整体性失败、制度性失败，其根本原因是没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对资产阶级采取了错误的政策。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民营企业家，宪法中不称之为“资本家”或“资产阶级”，而称之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就是给民营企业家摘掉“剥削”的帽子。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根本改变，对他们的社会属性的重新定位，是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和第四代领导人对国际共产主义一定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最深刻的总结，是对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发展。从今以后，中国共产党对对资产阶级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讲团结时不忘调节分配，为工人农民和整个社会谋利益；讲斗争时不忘保护私有制，以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怎样中共在新时期处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企业家与整个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就找到了一个正确的立足点，一切过“左”过右的政策均不能达到既发展生产又实现社会公平、既繁荣经济又改善人民生活这样两项目的。要把社会各阶层团结起来，使社会主义建设成为和谐地、理性地进化过程，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中，在社会财富总量不断增加中，调节分配，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共同富裕 不是剥夺有产者，而是让工人、农民富起来，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工人农民的社会福利保障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最高原则。这是政治长期稳定的关键，也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不能走依附于国际市场而不是民族市场的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的出口总额在GDP中只占20%，而GDP中80%要由“内需”来消化。如果没有本国广大农村对工业产品的需求，中国的工业民族市场就是一句空话。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大国能够在本国农民大量破产、生活持续恶化中崛起。所以中国对“三农”（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给予了特殊的关注。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和平崛起，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

这次修宪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相衔接，意义重大。过去纠“左”，每次都是在承认“左”的基础上修修补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这次修宪，从根本上纠正了暴力社会主义的错误，回到了建国时的政治基础—和资产阶级合作。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说：

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

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根据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修改宪法，是对《共同纲领》的继承和发展。这个继承和发展表现在：

（1）        恢复我们建国的政治基础，承认和保护私有制，恢复和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
（2）        承认民营企业家（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而不是暂时允许存在，若干年后就要被消灭的剥削阶级。
（3）        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产力是先进的生产力，民营企业代表新建的生产关系，对他们不再是利用、限制、改造，而是鼓励、支持、引导。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将像今日欧洲那样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文明、公正和谐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是服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遗教，继承新民主主义革命传统，彻底脱离苏联模式，回归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

重新评毛，此其时矣！

建国以后，毛泽东最大的失误是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建国理论，急于实现建立大同社会的梦想。他自称是马克思+秦始皇，以宣传加暴力实施社会改造。《共产党宣言》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封建主义传统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暴力社会主义模式。从1956年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起，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二十年是民主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突飞猛进的二十年，也是毛泽东的暴力社会主义草率形成、恶性发展和彻底崩溃的二十年。

1981年6月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纠正毛泽东建国以后的错误，扭转中国的历史方向，使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是有伟大功绩，起了历史作用的；但又有它的历史局限性，即由于斗争策略的需要所遗留的“纠左“不彻底性。

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中共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外，还有邓小平、陈云、彭真、万里、薄一波、杨尚昆、王瑞林。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若干年后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一生功过，要作出科学、全面评价的讲话。当时江泽民在会上提出，对小平同志这一谈话纪要及其他同志的发言纪要，作为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议题存案。会上举手表决，一致通过。

邓小平坦诚地说：

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议的。我对彭（真）老、（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的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这一代走后，做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这件事过去了十三年，党内外都有强烈的呼声，重新评毛的时机成熟了。

《决议》最大的后遗症是肯定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给了它一个历史正统地位，从而使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背上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原罪。从实施“包产到户”到把保护私有制写入宪法，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突破“三大改造”的框框进而完全否定它的历史。为了和《决议》保持一致，改革开放每前进一步，都要“打左灯，向右拐”，步履蹒跚，邓小平和他的继承者们在“复辟资本主义”的攻击声中战战兢兢地领导着这个国家。

以《决议》为根据写出的《毛泽东传》，仍然肯定“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的创举。”（《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上卷第461页）给回归“左”倾路线、推行第二次“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左派”看来只要你承认这个“空前的创举”，改革开放就是“背叛了毛主席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复辟资本主义。”大大鼓舞和增强了他们推翻改革开放新政的信心。这像一把利剑悬在民营企业家头上。许多做大的民营企业家把总部移往香港或境外，表明他们的惶恐和疑虑，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近些年国内众多民企借道英属维尔京等国际避税地纷纷“外资化”，摇身变为境外企业后转而收购境内企业。整个面积仅154平方公里的西印度群岛，已连续数年成为仅次于香港的中国内地第二大外资来源地，超过了美欧发达国家。

2005年4月16日李成瑞等七十三名“左派”上书中央总书记，提出所谓《关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建议》，采用拉胡捧毛贬邓批江的策略，分裂党，企图全面恢复毛泽东的极左理论和极左路线。配合这种要求，“左派”网站发表大量文章，颠倒黑白，歪曲历史，把那个饿死几千万人的悲惨年代描绘成世外桃源。说改革开放把事情搞坏了，鼓吹回到毛时代去。

毛泽东的暴力社会主义，在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的心目中早已声名狼藉，彻底破产；现在最重要的要把毛泽东时代的真相告诉青年。

改革开放是对“三大改造”、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一条极左路线的否定而不是对它的继承。划清这个界限改革开放路线才有拨乱反正、开辟新道路的历史正统地位。维护毛泽东的错误既不能加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又不能给改革开放带来合法性。

从“三大改造”完成到拨乱反正前夕，消灭私有制的结果是整个国家、全国人民的绝对贫困化。这期间中国搞了20年运动“抓革命，促生产”，每次运动都说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的生产力发展道路哪步田地呢？人民的生活改善了多少呢？从吃的方面看，1956年人均消费粮食408斤（市斤，每市斤合半公斤），1976年为380斤，减少28斤；食用植物油1956年人均消费5.13斤，1976年为3.19斤，减少1.94斤。从穿的方面看，1956年各种布的人均消费量是29.17尺(市尺，每市尺折合三分之一米)，1976年为23.55尺，减少5.62尺。其中1968年每人只发了9尺布票。（《中国统计年鉴》，（1984年）第477页）从1957年到1978年二十年间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工资非但没有提高，反而实际下降5.7%。职工的年平均工作从1957年的582元下降到1978年的549元。（《奠基》，刘仲藜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页）据国家农林部1973年统计，有72个县的粮食产量还停留在解放初期的水平；近一百万个生产队（约占全国生产队总数的百分之二十）每人年平均分配在40元以下。这些队基本上没有现金分配。有的队甚至连维持简单再生产也很困难。

曾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是这样说的：“197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的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子，门窗都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 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还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没有了？”“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百分之十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百分之六十七的生产队人均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怎么能不犯愁啊？”“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见1998年4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据比较准确的统计，三年大跃进安徽73个县饿死633万人，是全国饿死人比例最高的省份。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暴力社会主义的恶性发展。大跃进三年，全国有3755万人被活活饿死。损失约一千二百亿元。文革十年，照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年12月20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五千亿，浪费和减收共计一万三千亿人民币。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在5755万人以上，经济损失一万四千二百亿元。近三十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六千五百亿元，两次大折腾的损失，是我国前三十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两倍多。就是说，本来可以用于建设国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宝贵资金，有三分之二以上被毛泽东折腾掉了。这就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建设国家的总成绩单。

有人瞎起哄，罗列一些计划经济时代虚夸的国民经济发展数字为毛泽东时代粉饰。判别制度优劣，政策好坏，一看人民生活的改善，二看发展速度。当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正是要在速度上超英赶美。赶超的结果是：195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到1980年跌落到2.5%。195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2倍，1960年与日本相当，到1980年只相当于日本的四分之一。195年中国人均总产值是日本的二分之一，1980年不到二十分之一。196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超出中国四千六百亿美元，到1980年这个数字变成了三万六千八百亿美元。誇下海口赶英超美，落后的却越来越远。大跃进变成了大跃退。历史宣告了“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代表的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彻底破产。

毛泽东想让国家和人民富起来，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经常提出“解放生产力”的口号，急切地想把生产搞上去，办法却是批判“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具体政策上跟一切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办法过不去，如反对“三自一包”（三自是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割资本主义“尾巴”。连给工人发奖金，八级工资制他都反对。在经济领域中，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即人们追求多劳多得的发财致富的努力）是先进生产力的活的灵魂，灭了这个灵魂永远不会有先进生产力。要想富必须给这个批了多少年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正名。“掐尖灭富”（即不许有人先富起来）是暴力社会主义的死穴，是毛泽东领导经济失败的根源。他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正道”，决不改弦更张。可为什么按他的一套理论去发展生产，生产就是上不去呢？按《共产党宣言》去改造国家，越改造国家越穷，人民越苦呢？他至死也没有弄明白。这是一个想为人类做好事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悲剧。

奥地利学者哈耶克1944年在他的成名之作《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善意地提醒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当我们有意识地按照高尚的理想塑造我们的未来的时候，是不是存在着一个更大的悲剧，我们很可能不知不觉中走向了我们所欲追求追求目标的反面。”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理想主义者，他想把人民带入天堂，却“不知不觉中”把人民送入了地狱。

当这位“大救星”死去，解散了人民公社，农民能够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小农经济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充分发挥的时候，农民才真正得救。摆脱了公社的桎捁，单干的农民实现了毛泽东费尽移山心力也没有达到的产量九千亿斤的梦想。1996年粮食产量超过一万亿斤，棉花产量超过八千四百万担，至此中国的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供给已经由长期短缺，转变为总量基本平衡而丰年有余，中国用占世界近10%的耕地，供养了占世界21%的人口，并自1997年以后，每年农产品出口达50亿美元。河南上蔡县在大跃进中饿死了四万人。在2006年除夕之夜，这个县的杨集镇李桥村，一个只有七百多人口的普通村庄，村口竟然停放了四十多辆豪华轿车，而这些轿车的车主，全是富起来的外出务工村民。（据2006年2月5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共和政府必须摆脱“替农民作主”、“为农民指路”的思维定势，不要总觉得比农民高明。只要把应有的权利和自由还给农民，他们自己会现在自己的发展道路，自己会创造自己的灿烂未来。

应该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毛泽东所主导的对农业、手工业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公社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是空想社会主义，是暴力社会主义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为痛心的损失，迟滞了社会的发展，延缓了现代化的进程，是子孙万代应该牢牢记取得惨痛教训。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领导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这是足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的“硬道理”。2004年5月26日温家宝在世界银行全球扶贫大会上宣布，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从1979年到2003年，国民生产总值有3624亿元，增加到116900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增长了8.4倍；同期，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7%；按现行汇率计算，200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90美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所谓“小康水平”，中国的标准是（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500元（按1980年的价格和汇率计算，2500元相当于900美元）；（2）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400元；（3）农民人均纯收入1200元；（4）城镇住房人均使用面积12平方米；（5）农村钢木结构住房人均使用面积15平方米；（6）人均蛋白质日摄入量75克；（7）城市每人拥有铺路面积8平方米；（8）农村通公路行政村比重85%；（9）恩格尔系数（食品类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50%；（10）成人识字率85%；（11）人均预期寿命70岁；（12）婴儿死亡率3.1%；（13）教育娱乐支出比重11%；（14）电视普及率100%；（15）森林覆盖率15%；（16）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县比重100%；（见2002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全面小康什么样？--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贺铿》）】1979年 至2003年，中国城镇居民平均收入从1979年的400元上升到一万余元，增加了25倍；中国农村人均收入由1979年的150元提高到2003年的2800元，增长近20倍。1999年，世界银行根据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将中国的级别从“低收入”国家提升到了“中低收入”国家。这种魔幻似的生产力来自哪里？来自混合经济共同发展，主要来自民营经济，也就是改革开放前我们要想赶尽杀绝的那个资本主义经济。有人说今日之成就全赖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基础。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事实：1958年大跃进发动9000万人砍树炼钢，浪费23亿人民币，炼了600万吨海绵铁，凑足1070万吨，圆了毛泽东的面子。到毛去世的1976年全国钢铁产量不超过2600万吨，而2003年全国钢产量已经达到2.2亿吨，连续8年世界第一，到底伟大的工业革命什么时候完成的还需要论证吗？！苏钢（苏南某国营钢厂）是一家大型国营钢厂，职工12000人，总资产53亿，永钢（全国十大民营企业之一江苏永钢集团）有职工2000人，总资产15亿。苏钢对国家贡献的利税不到永钢的一半。据调查，民营企业的生产率至少是国营企业的四倍以上。中国城乡人民1993年告别票证经济时代。国内市场物价稳定，商品丰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我们走进百姓家庭看一看，彩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电话、手机、电脑，哪一件是毛泽东时代完成的？毛的暴力社会主义阻碍了、阻滞了、滞缓了中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是不争的事实。改革开放造就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家，推动了生产力的大发展。2005年6月30日，第一部《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蓝皮书问世。根据全国工商联对上规模民营企业的调研结果，从三次产业划分的角度看，上规模的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79%）和第三产业（20%），第一产业企业仅占1%。在第二产业中。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74%）和建筑业（3%）；在第三产业中，主要集中在商业、餐饮业、综合类和房地产业。蓝皮书预测，在我国宏观经济环境不断改善的前提下，未来5-10年我国民营经济将会保持年均10以上的增长速度，对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也将保持在60%以上；二是民营经济领域的工业增加值也将保持15%左右的增长速度；三是民营经济每年将吸纳1000万左右的新增从业人员；四是民营经济的出口将保持30%的增长速度。民营经济已经取代传统国有经济成为出口的主力。

对农民最大的德政是减免农业税。农业税在历史上一直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建国初期农民缴纳的税费支撑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期积累。近年来，随着工业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农业税在国家财政中的比重逐渐变小。全国财政收入中来自农业税的收入从1950年代41%下降到2004年的不到1%。据新华社报道，截至2005年1月17日，已有22个省市自治区全面停征农业税，预料明年全国将实现全面停征农业税。这种德政在历朝历代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安徽省来安县邵集乡松呈村67岁农民葛美和2005年春节写的春联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不收皇粮第一回。”25年来，世界主要农产品增长量20%以上来自中国。农业部部长杜青林说，目前中国粮食、棉花、油料、蔬菜、水果、肉类、禽蛋、水产品产量均居世界首位。中国的粮食年产量从三亿吨增长至五亿吨，实现了主要农产品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

据国家财政部提供的资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的极端贫困人口已从1978年的2.5亿（只是继承毛泽东的公社化“遗产”）减少到2003年的2900万，25年里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88.4%，贫困发生率从30%下降到3%左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2005年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公布人类发展报告和世界发展指标说，中国成为全球消除贫困的成功范例。从2005年春季开学开始，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对贫困家庭的中小学生免除了杂费和课本费，并对寄宿生补助生活费，因贫困辍学的孩子又回到了课堂；同时，在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共同支持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试点工作进展顺利，到2005年6月底，在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的641个县（市、区）的2.25亿农村人口中，已有76%的人自愿参加了这项制度，让更多的农民尝到了看病报销的甜头。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已基本建立起来。能有这样的财力物力，实事求是地说，就是实行了民主社会主义政策，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生产上了一个大台阶的结果。

据美国专家预测：“到了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大体达到美国和欧洲的水平。每个中国人的收入也许只有美国人收入的五分之一，但中国居民的生活水平会比现在有显著提高，上亿的中国人会在旅游、教育、文化和住房等方面感受到中国的变化。”（美国《财富》杂志2001年5月号《变化的中国》）

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走苏联式道路，实行暴力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越搞越穷，失败了；走瑞典式的道路，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团结资产阶级，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个成功表现在2003年创造了高于1978年33倍的劳动生产率（据国家统计局计算，1978年一年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2003年11天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新制度战胜旧制度，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民主社会主义战胜暴力社会主义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改革开放是从经济领域做起的。在一定时期内对“左”的意识形态的挑战采取“不争论”的对策是正确的。发展是硬道理。许多事情是经济发展以后才能说清楚的。经过20多年的发展现在已经具备了说清楚的“硬道理”。胡锦涛及时地提出在意识形态上正本清源，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历史性任务。从马克思主义遗产中，扬弃暴力社会主义（即空想社会主义和封建社会主义）糟粕，提取民主社会主义精华，清理毛泽东思想，让新民主主义理论发扬光大，应成为这一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核心部分。废止了暴力社会主义路线和政策，不触动产生和维护这些路线和政策的极左理论是不行的，要进行一场深刻的意识形态变革。明确地、大张旗鼓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布：抛弃误导中国几十年，给国家带来贫穷、动乱和专制，至今仍否定改革开放的理论—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的“左”的教条。2005年6月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他说：

以人为本，就是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以人为本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精髓。在意识形态的改革中，要以胡锦涛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总纲，以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民主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以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基础，吸收社会民主党民主执政、廉洁执政和缩小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劳动差别）的治国经验，构建与世界民主潮流相和谐的意识形态，形成一套完整的、适宜国情的执政理论。这一理论体系应命名为民主社会主义理论，载入党章和宪法；从今以后，不再把任何人都名字列入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以消除个人崇拜的遗风和影响，建立改革派的话语权。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社会党国际，以承续马克思、恩格斯所建立的社会民主党的历史源流，确立广告怕的历史正统地位，让国人耳目一新，让世界耳目一新。走了这一步，对于统一中华，对于改进中国与欧盟、美国、俄罗斯和一切民主国家的关系，将产生重大影响，为中国腾飞创造最好的国家环境。

天马行空

追随了毛泽东一辈子的广大中高级干部开始觉醒。军事学院院务部政委（正军级）董铁城是“三八式”老干部，笔者的老上级，彼此能说过心话而不必担心被出卖。他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怎么也转不过弯子来，亲口对我说：“党内同志希望毛主席早点走，他不死，国家没有希望。‘四人帮’要上了台，我们”就准备上山打游击。“他说这话时时严肃而沉重的。他说联系的更高级的军队将领对”四人帮“上台应变计划没有问。我隐约感觉到”四人帮“真的上台会有一场血战。

毛不死  国家没有希望  这倒是大实话   毛太子死于朝鲜战场  毛搞家天下失去了最起码的条件  传妻  传侄法统不够  哪怕毛比袁世凯厉害得多  也是天意  毛死  中国终于有条件开始走上民生  民主的历史道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