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晓云

（续）

    袁殊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袁龙说：“正当转信进行之中，王的一位助手（当时化名陈某、山东口音）又和袁接上了关系。他和新关系人相约建立了一个临时见面处，租下了在麦根哈斯特路一个普通弄堂房子的亭子间，并安排一个不知情的中联社记者沈千里晚上住在那里，但前后不过十天光景就接到通知说另有新的工作任务了。解放后袁殊才知道那位临时联系人就是刘长胜。”
ys1937 发表于 2012-3-20 08:48

不知道麦根哈斯特路是现在哪条路？不会是麦根路吧？现在麦根路闻名因张爱玲出生在这条路的313号，这故宅门牌现在是康定东路87弄3号；当时麦根路有名则因为火车有麦根路货站，这车站改来改去，就成了现在的上海新客站，但麦根路本身在抗战前，25年的地图上就没有了，所以这麦根哈斯特路不知会不会是麦特赫斯特路，也就是现在的泰兴路。搞错麦根路和麦特赫斯特路这两条路的很有人在，现在有些文章还说张爱玲出生在泰兴路313号，根源可能就源出这个错误。

万千人

所以这麦根哈斯特路不知会不会是麦特赫斯特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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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龙本人似乎对上海并不了解，“麦根哈斯特路”这个名称应该就是听袁殊的转述而来，肯定并不知道其中还有这样多的讲究。

ys1937

（续）

    潘汉年是1936年10月回到上海的。
    这里要补叙一段潘汉年的早年，因他这段时间的经历，与他后来的遭遇，多少有点关系。
    潘也是文人出身，很早就开始文学活动，1925年，潘先后加入中共和国民党，1926年，潘汉年来到南昌，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手下当宣传科长，从这个意义上讲，潘也算参加过北伐。
    国共分裂以后，潘回到上海，此后成为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书记，此后“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成立，潘任书记。1930年10月，潘汉年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一直到这时，潘汉年走的都是文人的路子，只不过是从“文化口”的一线来到了“宣传口”，如果继续走下去，他的未来应该与“四条汉子”、还有冯雪峰等人差不多。
    就在这个时候，潘汉年与博古重逢。
    ——早在1925年，潘就认识了他的江苏同乡、上海大学学生博古（当时还叫秦邦宪），并成为好友。此后博古赴苏联留学，1930年 8月回国，任“全总”宣传部负责人，后任青年团中央书记。
    此时，“顾顺章事件”刚刚发生不久，因此，博古向他的留苏同学、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王明建议加强“特科”工作，并向他推荐了潘汉年。这是潘汉年命运的一个大拐弯。
    从此，潘的关系就转到了中央“特科”，这大约是1931年6、7月间的事，也就是说，袁殊与潘汉年见面并加入“前卫”的时候，潘也刚刚开始做秘密工作不久。
    此后，上海的形势越来越紧张，王明决定将中共中央分批转移，他本人则赴苏联任原由瞿秋白担任的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行前，王明一手对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以博古任“总负责”，并决定由潘汉年作为他与博古之间的唯一“联络人”。
    1933年 5月，因潘梓年被捕，潘汉年被迫离开上海，进入中央苏区。
    1935年 1月，遵义会议召开以后，张闻天接替了博古，于是作为博古与王明唯一“联络人”的潘汉年奉命赴苏，向共产国际汇报此事，并希望得到批准。
    这样一来，潘就处于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因他与博古仅有私人交情而已，与王明则连私交都没有，却在一定程度上被看作他们的人，最起码是或明或暗地染上了一层“留苏”派（姑且这么叫吧）的色彩，而这一派的结局，我们知道，很快就稀里哗啦了。
    与此同时，与中央苏区那一部分搞武装斗争出身的“井冈山”派，潘则无任何渊源。
    还有一重，潘虽然是“特科”成员，并在此后作为周恩来的助手参与了国共谈判，但他却不是周恩来的班底。
    1936年 8月，潘汉年回国，同年10月来到上海，任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与国民党方面进行初步接触。
    此后，西安事变爆发，1937年初，周恩来被任命为全权代表，与国民党谈判，潘则成为其助手。因此从这个阶段开始，潘的身份就是公开的——换句话说，此后 8年，潘以公开的中共党员身份，领导了华南地区的地下工作。
    潘汉年与袁殊重新联系上，就在这个时候。袁龙说：“从那时起到袁殊在1946年投奔解放区前，潘汉年成为袁殊的直接领导人，冯雪峰不再和袁殊联系了。在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初期，在纷繁复杂的上海政治舞台上，袁殊在潘汉年的领导下积极地参加了抗日工作。”
    袁龙说：“有一次潘汉年问袁殊，有什么可资利用的情报。袁殊想了一想说有，就把偷带回国的日本过时军用地图一事告诉了潘汉年。两人计议后认为，地图对中国政府虽没有用处，但可通过国民党政府转交苏联和英美，这些反法西斯国家在将来轰炸日本本土时可能有用，这样做可推动两党合作抗日。潘汉年认为这是重要收获，可借此进一步打通发展和国民党上层的关系。潘翻拍了带回来的十几张地图，拿去派了用场。”
    于此同时，陈宝骅也出现在袁殊的身边。 陈宝骅，1907年生，浙江吴兴人。
    陈宝骅也是吴兴陈氏家族的一员，他的祖父陈延隅和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祖父陈延佑是亲兄弟，因此陈宝骅是“二夫”的堂弟。
    北伐时，陈宝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宣传科长，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是他的顶头上司。
    此后，陈立夫主持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后又改称军委会第一处，以陈宝骅为驻沪办事处主任，因此陈可说是老“中统”了。
    陈宝骅有个哥哥很出名，那就是曾任蒋介石侍从室总务组组长的陈希曾。
    此时，陈找到袁，问袁在干什么，袁漫应说“靠老婆生活”，陈即说：“你不会干坏事，也不会做真正的乱世风云人物，有机会给我帮帮忙，我每月给你40元。”
    对此，袁殊不敢擅自做主，汇报给潘汉年，潘认为“可以敷衍”。
    袁龙说：“那时吴醒亚已死，陈是徐恩曾的人，陈派一个名叫稽希京的人和袁联系。陈宝骅抓袁殊抓得很紧，他派叛变后成为徐恩曾情报员的顾建中和季苏了解情况，问袁殊的日常行止，问时事刊行社收容了哪些人等等，袁殊认为拿了陈宝骅的钱后麻烦不少，想断绝和陈的关系，但潘不让放手。”
   
    按：“稽希京”疑为“嵇希宗”，嵇是陈宝骅的表弟，亦是中统干部，郑苹如即由他吸收加入中统。

　　至此，袁殊就正式成为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的情报员，这也是他情报生涯的第三重背景。
    陈宝骅与潘汉年也是熟人，袁龙说：“袁殊也为潘联系了一些国民党方面的人，如CC系的陈宝骅。见面后才知道潘、陈二人早在1926年就认识，他们都是当年的《新生命书局》的小伙计，潘、陈两人谈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

    按：新生命书局的创始人即周佛海和陶希圣，陶的《食货》杂志就是这个时期由新生命书局主办的，陶以此成为“食货”学派创始人。抗战爆发以后，新生命书局为汪伪政权“收编”，陈宝骅遂以该书局“总经理”身份掩护开展地下工作。

    此时，戴笠找上门来了。
    袁龙回忆说：“一天早晨 8点左右，前大门处响起了喇叭声。袁殊很奇怪地打开了前大门，看见前门口停着一辆小汽车，车旁站着两个人，其中一人身穿国民党中将军服，另一人身穿便装。袁殊一眼就认出了穿便装的那人就是十年以前见过照片的戴笠本人。”
    袁当然很惊讶，说：“戴先生亲自光临敝舍真是没有想到，请里边谈，请里边谈。”
    陪同戴笠的，就是时任特务处上海区区长的周伟龙。戴笠“派头十足”地打量了一番袁殊住的小楼（马景星家的财产），说：“你过的生活蛮不错嘛! 今天我没空，明天早上九点你来找我。”
    袁龙说：“谈话不过几分钟光景，袁殊感到极为意外，认为事情重大，当天找到潘汉年汇报了这个情况并请示处置办法。潘汉年认为机会极为难得，要袁殊勿失良机，答应戴笠的一切要求。潘分析戴找袁是要给袁事情做，要袁殊‘迎合’戴笠的要求，替戴笠做事。”

ys1937

政治角逐扑溯迷离，袁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戴笠的“法眼”怎会看中袁殊？除了“怪西人”案为他“扬名”以外，杜月笙的援引也起了重要作用。
    袁殊早就加入了帮会组织。袁龙回忆说：“1977年袁殊回到北京，一天我突然想到在旧上海混过来的人不可能不知道青红帮，于是就请教他在这方面的知识。没想到袁殊竟开门见山地说：‘我本人就是一个流氓。’”
    袁龙评价时候：“一般人讲不出这种自评之语，即或情势所迫不得不承认时也会脸红的，但袁殊讲此话时一无情势之迫，二来口气极为平静自然，似乎在讲他人的旧事轶闻一般。当时我感到别扭极了，也颇为吃惊好奇。”
    袁殊在清帮中的“老头子”是“大”字辈的曹幼珊，因此袁与前面说过的姜豪一样，都是“通”字辈弟子，比杜月笙还高一辈。此后，袁殊又进入洪门“五圣山”，山主即向松坡。
    当时袁殊的联系人还是王子春，袁将加入帮会的事汇报给王，王说：“做了流氓，好! ”。
    袁龙说；“做秘密工作之初，王指示袁和自称红帮的张楚强打交道，结果不得要领，一年之后袁殊成了真正的青红帮，打进了反动势力的深处，故王说‘好’。由于根本的动机问心无愧，故迟暮之年的袁殊自称流氓时态度淡然得如同谈寻常家事一般。”
    杜月笙还帮过袁殊，那是他第二次到日本“留学”回国之后，没有“营生”可做，这时冯雪峰建议：“袁殊回来后没有办法，不如找杜月笙想想办法。”
    袁龙回忆说：“袁殊采纳了这个建议，以青帮身份给杜月笙写了一封求援信。杜月笙马上送钱托张师石转交，张交给袁 500元钱。杜还提供了中国银行大楼( 中汇大楼 )三楼的一间房子作为办公地点，袁殊便成立了时事刊行社。”
    ——有杜月笙的推荐，戴笠看上袁殊也是很正常的。次日，袁如约来到戴的公馆。戴见了即问：“你现在靠什么生活? ”袁说：“我表面上过得还可以，其实是靠老婆生活。”
    戴笠说：“那你就给我做事，一个月 300元够不够? ”袁殊马上说：“一个月300 元很够了，不知戴先生要我做什么事?”
    戴说：“现在是抗战时期，留日学生不做抗日工作做什么? ” 接着戴又说：“我很忙，以后你一切听周道三区长的指挥。”
    袁龙回忆说：“这次戴的召见，前后谈话不过10多分钟。袁殊一跃成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的少将组长。戴笠交待给袁殊的任务有两条，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二是将来时局无论怎样变化都要袁坚持留在上海。”
    从此袁殊即加入特务处，并化名为“严军光”——这是袁殊的第四重背景。关于“严军光”的化名，袁殊在回忆中是这样解释的：
    “‘严’与‘年’谐音，‘军’表示‘军统’，因为早在1937年 9月，潘汉年同志就曾指示我打入过军统。这个化名的含义就是表示我受潘汉年同志的委派打入敌伪，为河山重光而努力。”
    据袁龙说，袁殊加入特务处之后，周伟龙派了个“军阶比袁殊低的刘××领导袁殊”，并由上海区每月出资 500元成立了一个职业掩护机构“上海编译社”，出版了一个名为《杂志》的刊物。
    作为“情报员”，首要的任务当然是搞情报，这段时间，袁殊全力投入了特务处的工作。袁龙说：
    “袁殊办《杂志》和上海编译社的真实目的是以职业文化人的身份来刺探日本方面的动态。他从日本报刊杂志了解日方情况，也从日本驻沪记者口中了解日方种种传闻。袁殊与当时日本《共同社》记者山上正义和村上谦混得很熟。山上正义是日本共同社上海分社的社长，早在办《文艺新闻》时期由郑伯奇的介绍袁殊就认识了山上正义。村上谦是留美学生，不太懂中国问题，他当时和袁殊相约互教中日文，袁帮助他把鲁迅的《阿 Q正传》译成日文。”
    袁龙说：“袁殊还使用纯粹特工手段收集中小国家对中日问题的看法，方法是收买各使馆的博依 （boy），用高价收买使馆字纸篓中的废纸；用高价收买电话接线员，用这些方法可收集到一些内幕情报。
  袁龙评价说：“袁殊加入军统后，工作上积极努力。甚至到了晚年他还是认为他在军统工作的时期是国共合作时期，他的所做所为全是抗日的事，无愧于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他把所干的所知的一切都及时报告给了潘汉年，也无愧于共产党。由此可见袁殊当年非常活跃地投入了抗日工作。”
    此后不久，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袁龙说：“1937年‘八一三’抗战期间，袁殊不顾生命危险，化妆成日本学生，深入到日军阵地一边亲自侦察日本军队、兵车的调动情况。当时袁的身边是清一色的日本人，日本军队就在身边调动，如果身份暴露就会立即遭到日本侵略军的杀害。袁殊身材矮壮结实，圆头阔脸，不仅外貌像日本人，日语讲的也和日本人没有差别，他顺利地完成了实地侦察的任务，提供了重要的抗战军事情报。”
    令人称奇的是，作为一介书生的袁殊，居然还指挥着一个行动机构。袁龙说：
    “袁殊还以军统局少将的名义成立了以王铁民为首的抗日秘密行动小组。王铁民是王亚樵的同乡，也是安徽帮的成员，抗战前夜王亚樵成立了抗日铁血团，王铁民是该团干部。袁殊只与秘密行动小组长王铁民一人联系，其他几个组员仅知道有个军统的后台老板，而不知袁是幕后领导。”
    袁龙说：“行动小组还伏击了当时的江苏省省长陈则民，是在江苏省的那条公路上伏击的。但是没打着陈，只打伤了伪大民会的会长冯心如，为此军统局发给阻击人顾纬20万元奖金。”

    按：顾纬，本名顾伟，生于1917年，江苏苏州人。“八一三”抗战之后，顾伟加入忠义救国军阮清源部。1940年11月19日，发生于苏州浒墅关的“天马号”爆炸事件即由顾伟策划并指挥，从此人送外号“苏州壮士”。

    事后，顾被破格提拔为军统苏州站站长，年仅23岁。如前所述，抗战开始以后不久，上海区刘方雄和王方南曾被捕，据袁龙说，刘是由袁殊出面斡旋释放的：
    “军统上海区行动小组长刘芳雄不知为什么事被租界捕房拘捕了，理由是他持枪在租界地区行走。袁殊奉命救援。袁通过上海青帮潘梓新的关系找到捕房负责的法国人，事先不说营救人之事，只是请吃饭，酒酣耳热之际袁突然问道：‘你们抓了个名叫刘芳雄的人? ’在法国人还没摸到头脑的时候马上口气一转：‘刘某非放不可，否则下次就不是请吃饭而是要请你们吃香烟罐头了。’所谓香烟罐头是把炸药塞进香烟里的炸弹，这大概是当时流行的恐吓术语吧，于是刘芳雄被放了出来。”
        袁龙评价说：“从以上记述的事情中可以看出袁殊参加军统后干的非常积极卖力，是什么动机驱使他这样傲的呢? 晚年的袁殊回忆说，‘当时军统的工作紧张冒险有刺激性，我以为所做的事都是抗日的事所以态度积极。’”
    此时，袁殊的又一位“故人”回来了。袁龙说：
    “l937年下半年岩井又回到了上海，他在文师监路的一所新建的五层楼房内的一个公寓里成立了日本特务机关‘特别调查班’，袁殊参加了其中的工作。这个特务组织的内勤工作是将中国方面的情报译成日文交给日本领事馆，情报是陈彬龢多方收集后交给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的泉再转寄到上海。”

    按：“特别调查班”全称为“上海总领事馆特别调查班”，成立于1938年 4月，负责人即岩井英一，该机构直属于日本外务省情报部，在我们的习惯中，多称其为“岩井机关”。

    对此，袁龙说：“袁殊参加‘特别调查班’不仅潘汉年知道军统也知道，实质上袁在从事反侦工作。”
    岩井回来了，袁殊的情报工作更加如鱼得水。袁龙说：
    “1938年春天，岩井对‘亲日分子袁殊’进行了深化的工作。他们约定在河南路江西路口的大都会旅馆秘密会面，会面时除武井龙男之外无其他人在场。岩井首先拿来河相达夫著的一本小册子《东西之指标》要袁殊译成中文。译好后付给袁 600元稿酬，据袁殊说那本小册子仅 8万字，以上海的译稿时价而记给 200元算是给到了头。”
    袁龙回忆说：“岩井进一步问袁是否同意书中的观点，袁虚与委蛇，于是岩井英一和袁殊开始谈论起中日关系的大局问题了。”
    当时袁殊对岩井说：“若要达到中日全面和平的目的必须要开通新的渠道找蒋介石实力派谈判，但在香港搞全面和平不容易保密．应动员影佐先生到澳门去和中国实力派代表谈判。”
    袁龙说：“岩井听了这个‘建议’后非常高兴，从此对袁殊更加亲近、尊重。了解到这个内幕就不难想通为什么一年以后岩井英一大力营救袁殊了。”
    由于袁殊的工作“出色”，戴笠令他到香港见面。
    此时特务处已经改组为军统局。袁龙回忆说：“因为军统潜伏人员袁殊抗日有功，戴笠于l938年下半年电召袁殊到香港参加军统骨干会议。同时，香港的杜月笙也打电报给青帮老头子潘梓新去香港，于是袁、潘同船赴港，同行的还有军统北京站的马汉三。”
    到港以后，有个“陌生人”找到袁殊，将他送到饭店，并传话说“明天王新衡来探望”。
    当时，王新衡、刘方雄分别担任军统香港区正副区长，其中，王新衡曾诱捕袁殊，袁殊则曾援救刘方雄，彼此都是“故人”。袁龙说：
    “王、刘两人第二天来到六国饭店，对袁殊非常亲热友好，要送钱给袁用，袁谢绝了。”
    临别之际，王新衡突然说：“有个老朋友××就在香港你想不想见。”
    听了这话，袁殊“心里一动”：“××是共产党方面的人呀! ”随即“连连表示愿见”。

    按：在由袁殊口述、袁龙笔录的这本回忆录中，隐去姓名的情况极少，这位“××”应该也是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考虑到什么复杂因素而隐去其名。

    袁龙说：“过了没几天共产党方面的××和潘汉年、廖承志、朱伯琛、恽逸群等人来到六国饭店，袁殊和老朋友畅叙别情，谈论了上海孤岛的种种情景。袁殊在香港的半个月中，只接触上面这些人以及王新衡和刘芳雄两个人。”
    袁龙回忆说：“我初听（袁殊）这段往事时感到目乱神眩，现在似理出了头绪：二次国共合作初期双方虽未合炉共灶却也不致于处处水火不容。政治角逐扑溯迷离，袁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
    在香港，戴笠召集了一次“骨干会议”，袁龙说：“军统头子戴笠首先大大表彰了潜伏人员的抗战功绩，稍事停顿，从腰间掏出一把加拿大造的手枪往桌上一拍，‘你们每人可以带回两把这种新式手枪，可以用它杀敌，但是——’”
    说到这里，戴笠话锋一转，望着袁殊说：“谁要是对团体不忠诚，也可以用这个来对付他！”袁殊认为，戴笠的后一句话是专门对他说的。
    袁龙说：“会后戴笠单独召见了袁殊，特别嘉奖了袁殊的功绩。戴笠给了袁殊五百元港币，指派原香港区长——一个军统的花花公子作陪，要袁殊在香港、澳门好好玩几天再回上海。袁殊详细地汇报了工作，戴笠对于和岩井的关系听得特别仔细，最后戴笠布置给袁殊两项具体任务：一是暗杀李士群；二是深入日本关系、交换和平意见。”

    按：“一个军统的花花公子”——如果要说别的特征，那这个人还真不好猜，但如果说“花花公子”，那这个人则系陈质平无疑。

    袁龙还说：“戴笠对袁殊特殊地恩威并用是有原因的，袁殊过去是共产党的情报人员，在香港开会期间依然和共产党人士有公开往来，这种非军统嫡系分子当然要特别注意。”
    在这里，袁殊的回忆，也证实了我们在前边谈到的，潘汉年等人是以公开的身份活动的，而且可以公开地接触军统人员，这一点与我们头脑中想象的那种彼此之间的壁垒森严，确实差别极大，看来许多事情真的不能想当然。
    当然，上述潘、袁的见面，基本上都属于“社交”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像一种“表演”。
    事实上，在港期间，潘、袁二人还曾有一次密谈，谈的事情，是袁殊个人的有关问题，用袁殊的话来说，他俩“也进行了思想上的暗斗”。
    袁龙说：“在香港期间，潘汉年和袁殊仍有秘密接触。为了避人耳目，他们的接头地点是海边的下等妓院区。”
    某天，潘约袁殊九时见面，“他们经过一家一家的下等妓院一直谈到凌晨 8点钟”，这次谈话进行得极为艰苦，在回忆中，袁殊评价为“谈话谈不下去了硬是要谈”。
    当时，潘汉年首先说：“你这次来开会说明戴笠待你不错，他们对你的行动也很信任。现在虽说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本质上两党是对立的，一个人的前途是在关键时刻决定的，向右，你可以跟着他干下去，成为他的红人。但我看你成不了戴笠的红人，军统的人是清一色的黄埔派，现在看你自己怎么决定吧。”
    应该说，潘汉年的这番话不能说不对，但多少有点生硬，不大中听。
    果不其然，据袁龙回忆，“袁殊听了这番话产生了迷惑，感到了渺茫”，袁殊心想：“是你让我加入军统的，我的全面活动你都知道，怎么现在讲出这种话，我实际是跟着你干的呀。”
    事实上潘的话并没有错，因为他根本就没把袁殊看做“同志”，他的话，是对一个“运用人员”讲的——想通了这一层，回过头去看潘的话，就会发现，他的话非常严谨且一点都不过分。
    这一层，许多年以后，袁龙倒是想透了，他说：
    “现在看来潘讲出这番话来是不足为奇的。不错，是潘让袁加入军统的，但袁殊加入军统后不仅取得较高的地位——少将级别，不仅戴笠赏识袁殊的工作——调袁开会，而且袁殊干军统的主观意态是积极努力的，袁殊这个人会不会在名位权势的利诱下转向呢? 在那种关系复杂的政治角逐中，谁又能担保袁殊不会向右转呢? 潘汉年的话是坦诚的，也可以说是给袁殊敲政治警钟。”
    听了潘的话，袁殊才意识到一个重要问题。

（待续）

ys1937

（续）

    袁龙说：“因为谈到今后的前途，袁殊猛然联想到个人的组织问题。自1937年和潘直接联系后，袁殊原以为就是和王子春关系的继续，到现在才醒悟了个人组织问题悬而未决。”
    ——换句话说，袁殊本以为，与潘汉年重新接上关系，就意味着他的“前卫”资格自动得到了恢复，此时方知没那么简单。
    于是，袁殊多少带点情绪地说：
    “我一切事依你做主，想不到你会这样问我，我想知道我的组织问题是怎么决定的。”
    对此，“潘不做声”，“谈话成了僵局，但双方都要硬谈下去。”袁龙说：“潘问袁殊准备干哪行，袁未做明确答复，袁问潘组织问题，潘说：‘看以后表现将来再说。’”
    对此袁表示接受：“将来再说就将来再说。”
    袁龙说：“袁殊的内心世界是苦闷的，国共双方都表示了不信任。”
    回到上海，袁即着手准备潘汉年交给他的那件“头等大事”——暗杀李士群。
    ——想不到的是，先“打”上门来的，反而是对方。
    事实上，李士群在刚刚来到上海、还未与日本人发生实质性接触之前，就找到了袁殊。据袁龙回忆：
    “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撤退时，李跑到武汉充当中统的铁路警特，后转道香港回到上海，先投奔张师石家。知道袁殊是军统并在上海后就找到袁殊要求安顿一个住处。袁把李安顿在霞飞路一家饭店的包房中，那间房子是袁殊和王铁民会面的地点，晚上没有人住。袁殊送给李一点钱，李用30元钱买了一套旧西服开始在上海活动起来。”
    某次，袁殊去看李士群，看到桌上堆了许多钱，即问李：“你过河了吧？”
    袁说的“过河”当然即“落水”之意，对此李“笑而不答”，等于是默认了。袁龙回忆说：
    “李的特工组织开张之初势力并不大。由于李受过国民党特务的刑而急于报私仇，也由于极力为日本人效力，李对国民党特务大打出手。当时上海有许多秘密行动小组，李知道袁也有这么一个小组、也知道袁殊是军统的人，但袁在李未投敌前帮过李的忙。也许是为了回报吧。李把袁殊找来说：‘你是军统我是日特，你干抗日我干亲日，有一天很可能刀对刀枪对枪地干起来，我两人约定你不杀我，我不杀你如何？’”
    对此，袁殊当然只能表示同意。袁龙回忆说：“两人从沙发上站起来，郑重其事的握手，表示秘约完毕。其实李士群和袁殊的关系是表面友好、暗中斗法，私人友好、政治对立。”
    在袁殊去香港“开会”之前，李士群还特地给了他 500元港币做“路费”。
    1939年 5月，李士群得知袁殊已经回到上海，当即把他找去，劈头就问：“你在香港会到了什么人?”
    袁龙回忆说：“袁殊暗暗后悔不该接受李的伍百元港币，袁回答说只会到军统的刘芳雄。李只知袁殊是去香港玩的不知是戴笠电召而去，李更不知道袁殊和日本人、共产党的关系没有断。”
    于是李士群说：“有个老朋友要和你见见面。”
    这位“老朋友”，不是别人，正是李当时的顶头上司丁默邨。丁对袁说；“你搞军统但不是黄埔出身，军统只能把你当客员对待，不如和我们合作搞亲日，有钱有势大有发展。”
    这时李士群在一旁帮腔说：“大半个中国都灭亡了，给蒋介石干不如给日本人干。”
    袁殊听了，吃不准应如何应对，于是推说：“你们搞的名堂我不知详情，要仔细考虑考虑。”即告辞。李士群送他出门的时候，皮里阳秋地补了一句：“到我们这里来的人不同意我们要求的回去的不多。”
    当天的情况，袁殊于第一时间向他的上级做了汇报，此人正是接替周伟龙任上海区区长的王天木。
    同时，袁殊又将此事汇报给他的另一个“老板”岩井英一，表示对李士群搞的这一套“不赞成”，袁还说：“中日问题是根本性的大局问题，不是杀人放火能解决得了的。”并称愿与岩井合作“为大局问题尽力”。
    岩井听了，很高兴地说：“你要想做官发财可与李一起搞，但我看你不是那样的人，还是从中日全面和平的思路考虑问题好。”
    岩井还告诉袁殊，“李的后台是梅机关，而梅机关的成立，又是土肥原到日本大本营备了案的。”
    袁龙解释说：“这其中有个日本内部派系问题，岩井是外务省方面的人。袁殊作为‘日特’，只和岩井单线联系而没有内辟门路，这使得岩井更信赖袁殊，袁殊也就了解了更多的日方情况。”
    就在袁殊“婉拒”了丁默邨、李士群的“邀请”之后大约一个月，他接到李的一个电话：“有事请你帮忙，明天下午 2点钟一定准时来。”
    据袁龙回忆，袁接到电话，有点犹豫，但这种事情，躲是躲不掉的，另外李说的是“请你帮忙”，所以还是去了。
    袁龙回忆说：“去后才知道李要袁担任临时翻译，几分钟后影佐祯昭、晴气、周佛海的日军顾问小林中佐等四五个身穿便衣的日本军进来了。这是日本方面的人首次对76号作礼节性拜访，说了些应酬话即行告退。临走前影佐用日语对袁殊说：‘李先生在这里成立他的指挥部，我们派晴气少佐负责这个地方。’”
   
    按：在晴气庆胤的回忆中，曾记载说：“一天，我前往视察七十六号，我只是在周佛海抵达上海的那天晚上在七十六号露过面，从此以后一次也没有去看过那里。”
    晴气所说的，应该就是袁殊当翻译的这一次。

    事后，袁殊将他与李士群和日本人接触的情况分别报告了王天木和岩井英一。岩井说：“我已知道了，你和李士群是机关负责人代表。”
    袁殊马上解释说：“只是去当翻译的，想不到李士群诱我上钩，影佐兄到了，怎么办”。
    岩井说：“不要紧。你干你的，我们还是朋友。”
    与此同时，袁殊也在暗中积极准备干掉李士群，袁龙回忆说：“袁殊奉命加快干掉李士群的步伐。76号戒备森严，袁殊决定采用挖掘地道的方法爆炸76号伪特工总部来炸死李士群。他亲自侦察地形，绘制了地图，计划得到王天木的批准。”

    按：往七十六号挖地道，这是多大的工程！有无可操作性，对袁这一说法，笔者表示怀疑。

    谁也想不到的是，此后王天木被捕，旋即落水，并将袁殊“抖落”出来。
    这天，袁殊接到李士群的电话，说：“你的那套不行了，你来吧。”并约袁到“静安路小咖啡馆”等候，有车来接他。
    此时袁还不知就里，于是就去了，可巧，碰上了熟人楼适夷。袁龙回忆说：
    “袁殊先到了小咖啡馆，等了一会儿不见人来，出去看看。刚一出门，意外地碰到楼适夷正要走进来。楼适夷在八·一三后离开了上海，先到武汉又到香港，此时正是刚回到上海的时候。楼适夷正在静安寺同浦路口散步，要进这家外国人开的小咖啡馆时见到袁殊跑出来东张西望。”
    见到袁，楼问；“你就这样死心踏地的当汉奸了? ”
    袁殊答道：“你忘了我们是老朋友了? 今天没功夫多谈，一会有人派车来接我；明天这个时候你来这里可以见到潘汉年。”
    袁还告诉楼，以后有事可通过关露找他，楼即离去。
    此时，李士群的车也来了。袁龙说：“从车上跳下三四个彪形大汉，闯进小咖啡馆架起袁殊就往外走。”
    袁殊厉声喝道；“干什么，你们是什么人? ”
        这时，对方一个“领头模样的人”说话了：“袁先生最好不要动，李先生指示我们如果你反抗就当场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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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袁殊被捕之后不久，1939年 8月，在汪记伪国民党“六大”上，王天木“当选”为“监察委员”。1939年10月，王任“特务委员会”委员兼特工总部第一厅厅长。
    与此同时，王天木当年的忠实下级刘戈青还在积极地争取他，想利用他阻止汪伪政权的成立，他们之间的联系人，就是刘戈青曾经帮助过的那位大新公司的“羊毛西施”——陆谛。
    自从当年认识了刘戈青之后，陆虽然对刘印象很好，但一直没有联系（也找不到）。此次刘重返上海，王天木觉得他俩直接联系的话，风险太大，容易暴露，于是他与刘商量说：
    “戈青老弟，你给我打电话太危险，万一接电话的人听到老有一个男人给我来电话，引起他们的怀疑，派人跟踪，不糟糕吗? 你为什么不找一个女人给我打电话呢？他们听到是女人声音，我也可以拿上朋友来搪塞。”
    刘听了说：“你叫我去那里找女人? 谈何容易。我这一次来，就准备死在上海，全家都已迁往香港，到那里找女人给你打电话? ”
    王天木也认识陆谛，当年，刘戈青去大新公司“暗访”，就是王天木陪他去的。于是王说：
    “你为什么不找大新公司卖毛衣的陆小姐? 她对你很不差，每次看到她，她总问起你。明天我带她来看你，以后打电话或干什么，就可以托她帮忙了。”
    次日，王即带陆谛来看刘，陆见当年十分“风光”的“李萍先生”一副穷困潦倒的样子，很奇怪，刘掩饰说：
    “我到菲律宾，害了一场病，工作不能做，人家欠我钱又讨不到，现在养病，只好俭省一些。”     
    陆听了，很热心地说：“李先生有病，我来照顾你。”从此，陆谛就成为刘戈青与王天木之间的“交通”。
    这天，刘找到王，催促说：“大哥! 汪精卫的伪组织快要成立了，我们得早些下手，不能再拖延了。”
    王听了，只好往陈明楚身上推：“老弟! 我绝没有问题，陈明楚是特务处长，他答应才行。不透过他，你只顾催促我，也是枉然。”
    刘听了，即去找陈明楚。听了刘的来意，陈“义愤填膺”：
    “我是戴先生的学生，我会背叛他吗? 我们被赵理君逼迫得走投无路，才走这一步。我们并不真投降伪组织，可是重庆并不调查真像，并不研究原因，专听一方面的话，居然把我湖南全家都关起来。我做汉奸我负责，我的父母姊妹妻子犯了什么罪，为什么关他们? ”

    按：当初陈华到上海“看望”王天木一伙时，曾当面警告林之江，说：“你们可能受到日本特务和伪组织特工的暂时庇护。却是你们的家人和祖宗庐墓，故乡产业，绝大多数部还捏在戴笠的手里。”
    戴笠说到做到，此时，陈明楚等人的家眷已经被看管起来。

    刘戈青听了，很有担当地说：“明楚兄! 我不同你辩论，你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我们可以拿事实来证明，我可以把你的家族接来上海，证明你所说的不是事实，你看如何? ”
    对此，陈当然不信，于是说：“不会的。如果你能做得到，我就一切听你的。”
    乔家才回忆说：“刘戈青一方面打电报向戴将军报告会见陈明楚的经过，一方面派朱山猿急赴长沙接陈明楚的家属。戴将军全力支持刘戈青的办法，朱山猿接上陈明楚的妹妹陈弟燕飞到香港，搭乘轮船到了上海。刘戈青把陈弟燕寄住在陆谛家里，然后通知陈明楚，接洽和他妹妹见面。”
    陈明楚听了刘的话，根本不信他能把自己的妹妹接来，还以为是要耍什么把戏，于是带了一车警卫，到刘指定的地点去见人。乔家才说：
    “进房门一看，果然是他妹妹，他真有些手足无措了。陈弟燕把她父亲的信交给她哥哥，陈明楚展开信纸，两只手捧着信纸看，开始哆嗦。那是一封文情并茂、大义凛然的信，原来他父亲做过法官，文学修养很深。信上告诉他，如果在帝王时代，出了像他这样不肖子孙，会满门遭斩，诛灭九族的。陈氏不幸，出了他这个汉奸儿子，他真惭愧无地。无脸见人，生不如死。”
    此时，陈弟燕也跪在她哥哥的面前，求他回头，陈明楚叫她起来，她说：“除非你答应我。不再当汉奸，我才起来。”陈明楚听了，只好说：“好了，我不做汉奸了，你起来吧! ”
    接着又对刘戈青说：“刘兄! 你对我真是再生之德。”
    其实，陈明楚做汉奸的心意已决，不是刘戈青、更不是他妹妹能劝得住的，不过是给“将”在那儿了，使个缓兵之计而已。乔家才说：
    “陈明楚把他妹妹带走，不做汉奸的话并没有兑现，以后又不见下文了，刘戈青只有干着急。”
    此时，刘戈青遇到了一次危险——与他一起回到上海的尤品三被捕，供出了他的住处。乔家才说：
    “刘戈青、尤品三、朱山猿三个人曾在沪西大旅社十号房间用唐姓名字住过一个晚上。后来尤品三被巡捕房捉去，拷打得遍体鳞伤，要他说出刘戈青住的地方。尤品三不说不行，他想刘戈青不会再到沪西大旅社，就说出来敷衍一下，免得再受刑。”
    事情就有这么巧——刘戈青听说尤品三被捕，当然不能住在原来的地方，于是他与朱山猿又跑到沪西大旅社，依旧用唐姓在十号开好房间，等于是自投罗网！
    这时，刘戈青下楼打了个电话，正是这个电话救了他。乔家才说：
    “就在这个时候，巡捕房根据尤品三的口供来沪西大旅社捉人。刘戈青一身工人打扮，被堵在楼梯口问话。他应付过去，出了旅社，赶紧逃走。等到这一批饭桶到了十号找唐姓，茶房告诉他们，刚才他们在楼梯口问话的那一个人，就是开房间的唐姓，他们下楼找人，已经无影无踪了，他们没有注意，朱山猿也乘机跑了。”
    经此一场虚惊，刘戈青倒没有什么，王天木却先害怕了，因他很清楚刘的个性，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样，万一哪天刘戈青被捕，一旦供出与自己的关系，那就完了。
    王天木动了杀机。
    王的手下，有几位“死士”，为首的叫做马河图，河南人，早在王天木当天津站站长的时候，就跟着他，那是1933年，王襄助北平站“制裁”张敬尧之后不久的事。陈恭澍回忆说：
    “与北平站建立行动组的同时，天津站也成立了行动组。由王天木兼任组长，组员有七八人之多，记得姓名的有马河图、岳清江、丁宝龄三个。”
    陈恭澍还说：“天津的行动人员，大都追随过王大哥，全部是河南省籍的人。就分子的素质而言，显著的与北平站不同，他们对于玩枪这一套，个个都有历练，而北平的行动员则深具政治意识。”
    陈的言外之意——“天津的行动人员”都是些没脑子的人，只知道打打杀杀。
    不过事实也证实了陈的观感，王天木被捕之后，他的老部下马河图、岳清江、丁宝龄等人亦随之落水，马河图且接着当他的“行动组长”，只不过换了个“东家”——七十六号。
    此番，王天木将除掉刘戈青的任务，交给了马河图。令王没有想到的是，此时，马河图已被戴笠派到上海的另一个人成功策反。 这个人，就是吴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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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安之，前面多次提起过了。
    吴安之原本是奉系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的手下，吴与张作霖在皇姑屯同车遇难，因此吴的儿子吴泰勋得到了张学良的特别关照，经常带着他一起酬酢，就这样认识了戴笠，三个人还拜了把子，以后，吴泰勋也成为了不是军统人的“军统人”，帮戴笠做了许多事。

    按：戴笠身边，有很多这种似朋友似哥们的人物，他们与戴笠的亲密关系和对军统的帮助，要超过戴笠的许多部属，这些人中，最突出的，一是杜月笙、二是陈华、三是唐生明，如果说还有第四个，那么非吴泰勋莫属。

    陈恭澍也认识吴泰勋，他在回忆中说：“吴幼权（即吴泰勋）始终没有参加我们的工作，在我们内部的人事记录中，也没有正式列入他的名字。据我所知，他对于戴先生领导下的工作，着实提供了多方面的协助；除了人力之外，还包括资助在内。从民国二十一年四月起，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无论是在北平、上海、香港各地，他都和戴先生经常保持密切的往还。”
    由于彼此是这样一种关系，吴俊升、吴泰勋父子的一些老部下，也跟着他帮戴笠义务做事，吴安之就是其中最出色的一位。
    因吴是东北人，因此，在策反冀东保安队张庆余的过程中，吴起了重要作用，据陈恭澍回忆，当时张庆余派代表到南京去向戴笠“输诚”，陪同前往的就是吴安之。
因吴的出色表现，还在“制裁”殷汝耕的过程中，他即正式加入了特务处北平区，成为“天津直属行动组”组长。
    当时陈恭澍因“襄理”此案，也在北京，与吴搞得很熟，以意气相投，他二人、加上时任北平区区长的李果湛还拜了把子。陈回忆说：
    “吴安之先生，我尊称他为大哥，也是在我一生中仅有的一次弟兄结拜，只不过止于口头承诺，并未举行过仪式。大哥是安之先生，老二是果谌先生，小老弟不才是我。二十五年，安之兄的职务是北平区所辖的‘天津直属行动组’，其下有组员数人。在工作上却有许多杰出的表现，论到策反二张反正一案，安之大哥应列首功，因为他是负实际责任的执行者。”
    抗战开始以后，吴安之他调，并与陈恭澍前后脚被派回上海。在这一段的回忆中，陈恭澍改称吴安之为“吴××兄”，对此，陈恭澍解释说：
    “他现在侨居美国，已不问外事多年。七十年曾返国小住，出乎常情的他回避了我的邀约，想是不愿意再提往事之故。因而在本案中，隐去其名，以免惹他生气。”
    陈回忆说：“二十八年十月至十一月间，戴先生以特定任务派遣吴××兄来沪，交由上海区负责联络，并妥予协助。”
    为安全策，吴安之不直接与上海区联系，由“特别联络站”居中联络。陈恭澍说：
    “特别联络站的主持人是傅炳宸同学，军校五期，河北省人。我在平津两地工作期间，他在津浦路火车上以‘稽查’名义担任‘专勤交通’，另外，当然还有别的任务。”
    陈还特别回忆说：“二十四年，连谋兄陪着我回南京领罪的途中，在火车上还遇见过傅炳宸同学。当时，他也许觉得好奇怪；这个家伙不是跑掉了吗，为什么还敢大摇大摆的坐火车，往南京？我们不便交谈，他只是寄以微笑而已。傅同学派到上海不久，也以人地生疏的关系，暂时委屈他担任现职。其实，主持一个特别联络站，机密性特高，不能说是不重要。”
    接着说吴安之，他的所谓“特定任务”，就是策反马河图等三人。陈恭澍说：“这三名行动员全是天王木兄任天津站站长时的行动队员，以追随天王木兄多年，他们之间始终维持着弟兄般的僚属关系，自然也有一份难以动憾的感情。他们的本名是马河图、岳清江、丁宝龄。”
    陈进一步说：“马、岳、丁三人，都是河南人，与其说是行伍出身，不如称为绿林好汉来得确切。其中以马河图为首，他除了练就了的一手好枪法之外，论机谋，也绝不能以老粗视之。岳清江和丁宝龄二人之对于他，可以说是服服贴贴，必恭必敬，要比对待王天木兄还要亲切几分。岳清江的年纪好象比马河图大几岁，是个愣头青，三句话不离‘×他奶奶’，一个不对劲就想动手，可是心里头却存不住什么。丁宝龄最年轻，仪表出众，标准漂亮小伙子，用‘粉面金刚’形容他，倒也恰当。”
    关于吴的使命，陈恭澍说：“吴××兄此次来沪的任务，主要课目在于策动随王而去的三名行动员‘归队’，并伺机劝导王天木‘回头’。如果情况许可，也希望那三名行动员利用尚能接近‘叛徒’的机会，有所表现。”
    事实上，吴安之此来，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制裁”王天木，这一层，其实原本是非常显明的事实，但陈恭澍在回忆中，却故意搞得含含糊糊。他说：
    “另外还有一点，这要看那三名行动员的意向而定，据笔者个人不完整的了解，其要旨是督促王天木有所作为，否则将要强制他随同那三名行动员采取一致行动。此中，当然还有笔者未能尽知者，所以未敢妄加推论。”
    吴安之的工作效率很高，到上海不久，即将马河图等人“摆平”，陈恭澍回忆说：
    “吴××先生已经来了个把月，仍然透过特联站不断与上海区保持联系。据告：王天木的侍卫马河图等三人，已经应允‘归队’，至于什么时候才具体化，还要等待有利的机会。”
    就在这个当口上，马河图接到了王天木的指令——干掉刘戈青。
    马不敢怠慢，马上报告了吴安之。吴即告诫说：“刘戈青是戴先生派来的，如果把他杀了，那可不得了，你们一个人都活不成。你要告诉岳清江、丁宝龄等。暗中保护刘戈青。”
    见马这边一直没有动静，王天木只好派陈明楚亲自出马了。
    于是，陈明楚约刘戈青某日到“兆丰公园附近凡尔登舞厅”见面，陈已事先埋伏好打手，待二人会面后，预定陈明楚先走，等刘戈青一出来，即将他乱枪打死在舞厅门口。
    对于陈明楚的邀请，朱山猿预感到危险，劝刘不要去，认为此行凶多吉少，“简直是死亡的约会”。对此，刘戈青说：“如果今晚不去，关系就断了，明知是死也得去。”
    正在刘刚要走的时候，陆谛来了，听说他要去“跳舞”，非得要陪他一块儿去不可，刘拗不过她，又不能直说有危险，只好带着她去，走一步说一步吧。
    乔家才回忆说：“他们在凡尔登等了一会儿，陈明楚带着他妹妹来了，喝过好多酒，酒气令人发呕。刘戈青看见陈明楚很不对劲，好像很痛苦，有什么说不出的心事。”
    这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乔家才说：
    “突然，发现一个人在他们的台子前面，手往衣服里伸，身子略微倾斜，好像掏什么东西，刘戈青以为陈明楚的人准备干他，回头一看陈明楚，态度十分紧张，像要躲避，准备掏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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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戈青是杀手出身，反应极快，此时他以为是有人要杀陈明楚，于是他立时窜起来，用身体挡住陈，随即将那人扑倒在地，并将其已经伸到衣服里的那只手拽了出来。
    ——原来是一盒香烟，其实这是一个不相干的人，准备找他们“借火”的。
    乔家才说：“经过这一幕，陈明楚酒也醒了三成。他预备杀刘戈青，刘戈青却舍身来卫护他，良心发现，痛苦起来。哭了一阵，要刘戈青和陆谛与他一同走，并且要他们坐上他的车子——这么一来，陈明楚自己打破原来的计划了。实际上，马河图负了吴安之的使命，暗中保护刘戈青，其他人也都同刘戈青认识，事到临头，陈明楚布置的人也未必会下手。”
    乔家才说：“陈明楚驾着车子乱转，内心十分混乱矛盾，最后车子开到上海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汪伪特务李士群主持的特工总部，把刘戈青和陆谛搁在会客室，他却躲走了。刘戈青要走，七十六号的卫队长不让走，陆谛莫明其妙，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至此，刘戈青被拘押。次日上午，李士群得知刘戈青“被捕”，大喜之下，也是一头雾水。乔家才说：
    “李士群对于陈明楚把刘戈青送到敌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陈却避不露面。而刘戈青为什么重回上海，又为什么跟陈明楚来七十六号，如坠五里雾中，简直弄不清楚。这位贵宾刘戈青既然来了，李士群就不得不招待一番，让他住在汪精卫曾经住过的房间，好酒好菜来招待他。”
    既然李士群以礼相待，刘戈青也只得虚与委蛇，他“不说国恨，只说家仇”：
    “李先生! 你对我这样好，我心里明白。如果你李先生做土匪强盗，我一定跟你干，就是不能给日本工作，做汉奸。你要知道。我父亲挨过日本人六刺刀，小时候父亲一直对我说，长大了去杀日本人。现在我不能为父报仇，也绝不能帮助有杀父之仇的日本人。”
    李士群听了，问：“戴雨农派你再回上海，究竟要你来干什么? ”
    刘听了，编瞎话说：“是王天木写信要我回来的，他要骗戴先生一些钱。钱也骗到了，他都拿去。却要陈明楚把我送到这里，谁不知道这里是七十六号，他们鬼鬼祟祟，真不够朋友。”
    李又问：“你们这一次来了多少人? ”刘戈青虚张声势：“就是我一个人来，不过在上海的人，却多的是。只要你李先生要，随时都可为你介绍。”
    李当笑话听，问：“怎样介绍? ”刘说：“打电话叫他来。”“好。”李士群拿起电话交给刘戈青。
    刘随即叫通了朱山猿的电话，此时夜深人静，坐在一旁的李士群可以很清楚地听到俩人的对话。“山猿兄吗? 我现在要杀头了，你陪不陪? 要陪，现在还来得及。”
朱听了问：“刘先生，你在甚么地方? ”“七十六号。”“明天可以吗？”“为什么? ”“让我今天再看我妈一次。”“不行，明天天明就不一定能见到了。”
    朱听了问：“包天擎正在我这里，也要去看你。可不可以? ”

    按：包天擎是个记者，刘的“生死之交”。

    刘戈青听了，即问李士群：“另外一个人是我私人朋友，不是军统局的同志，也要来看我，可不可以? ”
    李士群心想这不是“瞎掰”么，于是漫应说：“可以! 可以! 告诉他们，一同来好了。”
    没想到的是，不一会儿，朱山猿和包天擎还真来了，包天擎还拿了几件换洗的衣服、牙刷、牙膏，一副打算坐牢的劲头！
    乔家才说：“刘戈青向李士群介绍朱山猿和包天擎。李士群看见刘戈青一个电话果然叫来朱山猿，陪他杀头，还带来一个包天擎，大出意料之外，对他两个说了一大篇大道理，又拿来两瓶啤酒，然后说：‘你们要来看刘先生，随时都可以来看，平时你们说我们汉奸，现在你们看看我们如何对待刘先生。’”
    李士群也是个“结棍”的人，既然刘和他的朋友做事都这样漂亮，他也要显得大气一点，于是李起身离开，让他三人密谈，并说：“你们自由谈谈，绝不跟踪你们。”
    李的举动，令朱、包大出意料，不可理解。朱对刘说，他的全家已经被包围了几天。刘戈青说：“所以我才叫你来，这样他们不会找你，你可以脱身，此地有进无出，你只可以来一次，不能来第二次，明天赶紧离开上海。”二人听了，即离去。
    次日，包天擎又来了，对刘说：朱山猿要他“以保持生命为第一”，刘戈青听了，写了一张条子让包带给朱山猿：
    “三元兄（朱山猿号“三元”）：弟决不愿以任何条件换取个人安全，死生有命，兄勿以为念! 弟戈青，廿七日晚。”

    按：此后，朱山猿回到重庆，将条子交给戴笠，此后这个条子成为军统的训练教材。

    从此，刘戈青即被监禁在七十六号，总算李士群是个爱才的人，这段时间，刘倒没有吃什么大苦头。
    就在刘戈青被捕之后不久，在王天木的带领下，“七十六号”又破获了军统青岛站。
    其时，汪精卫准备于1940年 1月在青岛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两个伪政府的头子王克敏、梁鸿志在青岛会晤，商谈“组府”事宜，因此须提前“肃清”军统在青岛的势力，确保安全。马啸天回忆说：
    “李士群根据王天木提供的线索，说是军统已在青岛作了布置，准备在‘青岛会谈’时，狙击汪精卫和‘维新’、‘临时’两首脑，以冀破坏会谈。于是，李士群率领王天木先去青岛，为汪精卫的到来开道。”
    青岛站站长是傅胜蓝（有些文章写成傅胜兰是不对的）。傅是浙江金华人，原中共党员，亦曾赴苏留学，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教政治经济学。
    回国后，傅胜蓝加入力行社，曾在力社举办的多个训练班中当教官。特务处成立以后，傅被戴笠派到“浙警”当教师，后回特务处本部，当编审股股长。
    抗战爆发以后，戴笠将傅胜蓝派到青岛潜伏。马啸天回忆说：
    “当时，军统华北区青岛站站长是傅胜兰。傅原属王天木的旧都，傅的住址王是知道的，因此毫不费力地抓住了傅胜兰，而后又捕到了傅的部属和情人、军统青岛站的出纳丁美珍及总务科长宋负薪、行动员褚亚鹏等共十数人，并破获了电台。军统在青岛的人事组织都被王天木做了‘礼品’，送给了汪精卫。”
  
    按：褚亚鹏是原北平站站长陈恭澍的下属，后在上海被捕并落水，马啸天的回忆恐怕有误。

    马啸天还说：“丁美珍被捕后提出，只要能使傅胜兰恢复自由，马上与她结婚，她可以叫傅率领所属一体投靠汪伪，李士群当即接受下来。所谓‘青岛会谈’反而在军统特务参加的警戒下没有出岔儿。这是王天木出卖军统，对76号立下的一次‘大功’。会议结束，傅胜兰等随同李士群、王天木成了汪精卫的护卫，浩浩荡荡回到了上海。丁美珍把丁默邨认做了宗兄，并要丁以家长资格为她主婚，择日在76号的大礼堂举行婚礼，周佛海当了证婚人。
    王天木的行径，令戴笠切齿痛恨，遂再一次下达了“必杀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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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王天木的“制裁”，是由吴安之策动的，按说，他是最有发言权的了，可惜他不愿意说，理由是“不愿意再提往事”，这一点可以理解——王天木当时还活着。
    那么就只有听上海区的另一个“当事人”——陈恭澍的说法。
    不过，陈的回忆有个特点，因他与王天木是铁哥们，且亦曾落水，因此提及当年的一些人和事，总给人一种很“难受”的感觉，说又不是，不说又想说，躲躲藏藏，很累，有时还前后矛盾。
    比如，他在回忆中说：“最重要的一点：在上海区方面，始终都没有接到过上级对王天木的制裁令，当然也从未向上级提出此项建议。至于吴××兄此行的任务中，是否奉有相关的指示？因不便有此一问，而大家又讳莫如深，所以谁也没有往这个问题上面去想，就好象根本不会有这种事一样。”
    陈还说：“我反复的再追忆曾否与吴××兄会晤这件事，如果说连一次面都没见过，又好象不入情理，因为当时有安全上的顾虑，应该是仅仅的约晤过一两次，而且都是在傅炳宸同学的联络站里才对。”
    陈又说：“再说到王天木先生本人，他的意向或旨趣究竟如何？我们始终也搞不清楚。另有一说：吴××携有戴先生致王天木的亲笔函一封，其内容写的是什么？当然不得而知；征其实，到底有没有这封信，也无法求证，假如有的话，那么吴××兄就很可能和王天木见过面了。”
    最后，陈说：“至于吴兄是否和王天木碰过头，还是只限于和马河图接触为止，这可就很难一定了。可能是吴兄没有告诉过我，也可能是告诉过我而又忘掉了。好在关键并不在此，稍为有些疏漏，也不要紧。再说到细节，例如吴××兄住在什么地方？他和马河图他们都是在那里会晤？会晤时只是马河图一人呢？还是马、岳、丁三人一起？吴、马的会晤是瞒着王天木，还是说穿了的？这些，我都没有过问，所以都不知道，而最关切的则在事态的进展上。”
    在陈恭澍的“好像”、“可能”、“很难一定”、“没有过问”等等一系列的废话的背后，是他想暗示大家（其实主要是说给当时还在世的王天木听）——他没有深度参与策划“制裁”王天木的行动（这事与我没多大关系）。
    在回忆中，陈恭澍还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也算是给后人开了一张空头支票。他说：
    “这件事，似乎是越说越胡涂，在当时乃至其后若干年，始终是浑浑沌沌，未见明朗。写到这里，笔者突发奇想：如，也就是民国七十二年的现在，当时与本案有关的三个主要关系人──王天木先生、吴××先生以及笔者本人，都还好好的活在人间，虽然王、吴二位都已逾八旬，但他们都得天独厚，不仅耳聪目明，尚且健步如飞。假设有那么一个三方面都谈得来的，把我们撮合到一起，大家放开心胸，毫无掩饰的尽情畅叙一番，那岂不是一件乐事！可能吗？”
    其实，从陈恭澍后来对“制裁”王天木一案的记载看，他知道得非常清楚，之所以七弯八拐，不过是想撇清自己而已。比如，在谈到马河图等三人时，陈恭澍曾经很明确地说：
    “试问：马河图、岳清江、丁宝龄三人，如果要‘走’，既不受限制，也无人拦阻，只需叫部车子开到租界里，找个地方落脚，从此不回去就行了，像这么容易的事，随时随地都可以采取行动，实在用不着等待机会。其所以还要‘等待’下去的理由有二：其一，是如何对待王天木；其二，不能‘空手’而回。”
    在王天木的问题上，乔家才讲的很干脆，他说：“马河图把刘戈青被诱捕的情形报告吴安之，吴安之认为投靠伪组织的人已经不可救药，策动马河图进行制裁叛逆。廿八年圣诞节晚上，这一帮人兴高彩烈去舞厅跳舞，马河图、岳清江、丁宝龄三个人在吴安之策动之下，进行制裁，当将陈明楚和何行健击毙。”
  
    按：乔与王天木也是同事，但他俩当年就“不对付”，乔又不曾“落水”，因此说起话来毫无顾忌。

    何行健即何天风，前面说过，“八一三”抗战爆发之后，戴笠在上海成立“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何天风即第一支队队长。此后何落水。汪曼云回忆说：
    “后来上海别动总队改组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时，何任总指挥，后又改任副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指挥丁锡三所部。因受总指挥杨伟与参谋长徐志道的上下倾轧，失欢于戴笠，便带了丁锡三所部，投降汪伪。曾任76号的第三厅长兼汪伪肃清委员会和平救国军副总指挥（总指挥先后为唐蟒与王天木）兼第一路司令。何在76号与王天木、陈明楚等，因过去都系军统特务，相处较密，与汪伪社会部副部长汪曼云亦属旧友，也比较接近，在丁默邨与李士群之间，是丁默邨的一党。”

    按：“杨伟”应系“杨蔚”之误。

    “制裁”发生于1939年12月25日凌晨，即“平安夜”之后几个小时，陈恭澍说：
    “经过了一段时日的培养与酝酿，果然机会来了，就在十二月二十五日的那天凌晨三时三十分，也就是圣诞节的平安夜，王天木的侍卫马河图、岳清江、丁宝龄三人，在沪西愚园路惠尔登舞厅门前，对陈第容（化名陈明楚）、何行健（又名何天风）二人连发数枪（一说共开六枪），陈、何二人应声倒地，僵卧于血泊中。同时，不意有一流弹及路人名刘恒者，则殊属不幸。”
    从陈恭澍描绘当晚的细节中看，他对此事不是一般的了解，而是非常清楚，他回忆说：
    “圣诞节，狂欢夜，正好及时行乐。陈明楚、何行健、王天木，王的如夫人吴江月以及马河图、岳清江、丁宝龄等，还有不知姓名的共十多人，分乘好几部汽车，浩浩荡荡开到沪西一带各舞厅寻欢作乐。这一带属于公共租界越界筑路部份，目前是汪伪的势力范围，同时亦有日本武装宪兵（属日本沪西宪兵队）驻守，当地善良百姓把这块地方叫作‘歹土’。他们一行去过好几家舞厅，也许还存有戒心，差不多都是坐一坐，跳几跳就再转一家，等到了惠尔登舞厅时，已经夜静更深意兴阑珊了。”
    当天的情况，可以与汪曼云的回忆对照着看，因他与何、王都很熟，且王天木等当晚就是与他一起吃了年夜饭之后走的。因此，案发当天的事，他也很清楚。
    据汪曼云回忆，当晚，他出面与顾继武、凌宪文、黄香谷等在七十六号宴请刚刚来沪的陈公博。席间，何天风与王天木对汪曼云说：“我们今夜去玩个痛快吧! ”
    汪说：“不行，我今晚是主人，不能客人没走，我就和你们先溜啊! ”听了汪的话，何、王以为汪怕出事不敢去玩，于是说：“你放心好了，我们扛十支枪去，怕什么? ”
    汪说：“我不是怕，就是这里拖住了脚。”何说：“那么，我们在百乐门等你吧! 不见不散，等你来了，我们再翻场子（换地方）。”
    汪曼云回忆说：“事情算是这样约定了。等到席散，汪回到华邨家里去换衣服时，汪的老婆问汪：‘换衣服到哪里去? ’汪告以所以。汪的老婆便说：‘这几天外面打来打去，打得个这样闹猛，你就在家里蹲蹲吧! 别去凑闹猛。’汪无奈，便去向何、王当面婉辞了。”
    ——汪曼云老婆的谨慎，帮他躲过了一场“血光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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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日一早，天还没有亮，同住在华邨的冯一先就来看汪曼云。一见到汪就说：“恭喜恭喜! ” 汪说：“什么喜啊? ” 冯说：“昨天晚上你没和他们一起去，得免大难，真是运气，不该道喜吗? ”汪这一夜睡得很安稳，他还不知道，陈明楚、何天风的命已经送掉了。冯一先说：“天风他们昨夜先到百乐门，后来又翻到了兆丰总会（是沪西一个大赌窟，地址在兆丰公园对面），先在外面舞池里跳了几场，便一起踱到后面赌台的优待室，准备抽几筒鸦片烟接接力，养养神，再回舞厅跳到天亮。当四个人离开舞厅时，冯国桢走在最前面，何天风和陈明楚居中，王天木殿后，那些保镖也都簇拥随出。”冯一先说：“何天风与陈明楚还没有走离舞厅多远，王天木的保镖即向何天风、陈明楚连连开了枪，何、陈应声倒地。冯国桢看到何、陈中枪，自己亦急忙卧倒。这时何天风的保镖也掏枪回击开了。据传这人枪法很准，因此王天木的保镖不敢再开第三枪，在一阵乱哄中逃出了兆丰总会。”事发之后，何天风与陈明楚被送到同仁医院，旋即毙命。
    陈恭澍回忆说：“枪声响处，陈、何二人伏法，马河图、岳清江、丁宝龄三人遂即脱离现场。他们一道携带枪枝来到了由吴××兄预先布置好的落足点，稍事停留，即随同吴××兄循可行途径遄返后方。”在回忆中，陈恭澍还说：“可是王天木先生既毫发无损，可也并没有和马河图他们采取同一步调，那么他为什么不走呢？这就大家都想知道的关键之所在了。”
    对此，陈恭澍在进行了一大堆没有任何意义的“分析”之后，又来了一招“如封似闭”：“多年以来，笔者从未和王天木先生谈论过这件事，他也没有透露过半句口风。吴××兄对此事也是绝口不谈。马河图、岳清江、丁宝龄三人，我和他们在平津时早就认识，不过到了上海之后就没有再接触过了。这一次他们三人制裁了陈第容、何行健之后，我们并没有再见过面，所以也没有机会问上一句。这全是实情。”
    ——所以，听陈恭澍的，还不如听冯一先的，他说：“至于王天木，因走在最后，听到枪声，立即缩步，逃回舞厅，躲在沙发背后，直到日本宪兵闻讯赶到，就地戒严后，才把他找出来。这时76号的人也赶到了，于是将王天木、冯国桢以及留下的那些保镖一起带到了76号，现在里面正闹得紧哩! ”

    按：所谓“里面”，是相对于“华邨”说的，即指七十六号。“华邨”是七十六号西墙外的一条弄堂，李士群的特务组织开张以后，即将华邨的居民赶走，全换上自己的人，并在七十六号的墙上开了一道门，将彼此打通。这样华邨就成了七十六号的“宿舍区”，主要的干部都住在这里，往来非常方便。日后，陈恭澍落水，他的家，也被半强迫地搬到这里，有“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意思。

    据汪曼云回忆，他夫妇二人听了冯的这番话，都惊出“一身冷汗”。此时，丁默邨打来电话，“要汪起身后，邀同顾继武、蔡洪田、凌宪文、黄香谷马上到里面去。”
    汪曼云回忆说：“迨汪等到了高洋房会客室对面的大菜间，里面已坐满了人，丁默邨、李士群、茅子明、马啸天、林之江、冯国桢、杨杰、裘君牧、吴世宝、王天木等已经先在。”
    汪曼云分析说：“这时，丁默邨可能已经感到，李士群要乘机把王天木打倒，藉以削弱自己的力量，所以丁要汪曼云进来和他一起支持王天木，勿使王天木陷于绝境。”
    当天，表现最激烈的，要数林之江了，汪曼云回忆说，林曾“几度拔枪要打王天木”，称替何天风、陈明楚“报仇”，都被人劝住了。
    汪曼云说：“可是开枪的人，确是王天木的副官，这是事实，无法否认。王天木虽一再说他的副官开枪，自己并不知道，甚至连自己也是被打的对象，但在这场合中，谁也不敢对王信任或支持。最后，由林之江从裤袋里掏出了一副手铐，当场把王铐了起来，将王关押在楼顶犯人优待室，这还算是十分照顾的。”
    乔家才回忆说：“这件事发生，李士群以为系刘戈青的干部为刘报仇，后来知道王天木没有死，而马河图又是王的人，于是把王天木抓起来，要他负打死陈明楚何行健的责任。”
    陈恭澍说：“陈、何事件发生后，伪‘特工总部’立卽将王先生予以扣押。传说，日伪方面咸认为重庆既是制裁叛逆，则王先生应属首要目标，那么‘马河图为什么不杀你？’乃成为最大疑问；王则有口莫辩，说什么他们都不相信。”
    这件大事，李士群交给马啸天去调查。
    ——查来查去，结果居然是王天木的如夫人吴江月牵连其中。汪曼云回忆说：     “马发觉王的小老婆似有嫌疑，因此亦把她抓进了76号，王的家里也经过一番搜索，并且还去上海中国银行王的小老婆的保险箱里，抄出了一根金链条和金鸡心，揭开鸡心里面，嵌有王天木的一张照片，足见王的小老婆对王是一往情深的。于是又把王的照片挖出来，不意在王的照片下面，还有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却是一男一女两个人合拍的，女的固为王的爱妾，而男的却是王的保镖马副官，亦即枪击何、陈后逃逸的那个军统特务。”
    当然，事后查明，吴江月与此案确实没有关系，但王天木依然无法洗清自己的“冤屈”。
    汪曼云回忆说：“开吊那一天，何、陈尸体并陈堂前，虽经化装，但中弹的脸部，呈青紫色，因为中的也是左轮的开花铅弹。灵堂前穿孝服的倒也不少，连丁锡三、李燮宇在内，大概都是何天风的徒子徒孙。每个人的怀里都插上一支快慢机，好像进了强盗窝一样，这种杀气腾腾的景象是上海自有殡仪馆以来从来没有过的。”
    当天，汪曼云代表汪伪国民党“中央党部”去“吊唁”，他看不对头，于是私下对丁锡三、李燮宇劝说道：“别人都是感情冲动，我们应该理解，天风死后，你们两位就是全军的首长，怎能不顾大局，和他们一般见识? 即或能做到让王天木到灵前来磕几个头，但有谁敢保证不会有人动手拔枪，到那时你们二位即要拦也无法拦的了。再说这件事，王天木究竟是否事先知情还没搞清，何、陈二人已为军统算计，别再中它的反间计，借我们之手来杀王天木。所以这件事，千万不能哄的，也只有你们两位才能把这件事消失于无形。纵然他们感情十分冲动，你们两位的命令，他们必然会服从的。”
    汪曼云回忆说：“这两个人给汪几顶高帽子一戴，果然把这事压了下去。可是王天木为了这件案子，在丁默邨与李士群的暗斗下，竟被76号关押两年多，直到1941年王向李士群谈了吴开先的线索，算是立了功，才释放出来。”
    在王天木落水的初期，因他资历甚老，因此在变节中的军统干部中，颇有些“号召力”。经此重创，王风头不再，陈恭澍说：“这么一折磨，（王天木）等于废掉了全身的武功，再也施展不开了。”
    叛徒伏诛，固然大快人心，不幸的是，“平安夜枪击案”却连累了军统局上海区先期被七十六号羁押的几位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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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人，就是朱承我、余延智和周锡良。
    朱承我，本名徐寿新，安徽石埭县人，军统局电讯骨干。徐寿新的弟弟徐寿棪亦是军统干部，在给陈恭澍的一封信中，他回忆说：“胞兄寿新，原任本局贵阳总台长，奉戴先生命，接杨震裔任上海区电讯总督察，化名朱承我。”徐寿棪还说：“家嫂朱承娥先去世，家兄由港转沪时，已决定抱为国牺牲之志，化名朱承我是为纪念家嫂也。”
    在回忆中，陈恭澍说：“寿棪先生函中提到的杨震裔先生，在二十八年上海区遭遇‘七一四事件’时，是上海地区的电讯总督察，因暴露身份已不能在上海立足，才奉命他调。接替杨震裔先生任总督察的就是徐寿新（化名朱承我）先生。”
    陈还解释说：“在这里需要说明的就是：上海地区的电讯总督察，其职责范围包括了整个大上海区；也就是说，除了上海区一个配属有电台的工作单位之外，凡是在大上海地区有电台的工作单位，都归他督导。在工作地位上，电讯总督察直属于局本部，与上海区长平行。”
    从陈的回忆看，朱承我属于军统高级干部了。陈恭澍分析说：“徐寿新先生之被捕，其时间可能是在二十八年七月中旬至八月中旬之间。笔者是八月中旬到职上海区的，所以无法了解徐寿新先生的被捕经过。”
    陈的推断不错，朱承我的被捕的确是在1939年 8月——朱被捕之后，与前面说到过的徐文祺成为“难友”，后者在回忆中，记述了朱承我就义前的情况。
    徐文祺是1939年10月被捕的，他被捕时，陈恭澍刚刚上任不久，因陈曾在回忆中说：“担任过助理书记的同志很多，笔者接任时有易珍、胡尚武、徐文棋等。”徐文祺回忆说：“我认识他（指朱承我）时是在上海爱棠路一○四号的房子内。他是无线电台的台长，还兼任组织上电台的监督，我则是行动总队的书记。行动总队的机关本设在另外一个地方，因为我又奉派编军事情报，所以天天往总部里跑。承我见了生人是不大说话，我见了生人也是抱着沉默，所以那时我们虽差不多日日见面，因无事接头，大家几个月从未在一起谈过什么话。后来陈明楚叛变了，我们数处办公，彼此除了重要的会议席上得见面外，相见的时候也更少了。及至八月里（二十八年）他被捕，十月底我被捕，我们才在上海极司非而路七十六号内拘留室中相见。”
    一见面，彼此都很意外，朱承我说：“想不到你怎么也来了，请进来坐、请进来坐坐！”
    徐文祺回忆说：“那时我们被关在两个房间中，我是被指定住在设备较好的一间；承我的那间则较差。我们贴邻而居，每日才得相见谈谈，还不时的互相开开玩笑。”
    徐文祺还说：“承我为人极聪明，但也极倔傲，写得一手好字，像貌堂堂一表，长身白皙，可以称得起是一个美男子，他被杀以后，莫说同难的人为之悼惜不已，即特工总部中的人也为之惋叹，说太可惜了，他这么一个人材。
    徐文祺回忆说：“承我虽是那时同我关在一起，但七十六号方面的人已提他谈过话，听说不日他的问题，就可告解决，还要给他什么工作做。他忧喜参半，心绪依然不宁，喜的是可以自由活动了；忧的是敌伪派的工作怎么能干。”
    到了“平安夜枪击案”发生的当天一早，徐文祺回忆说：“记得那天是十二月二十五日早上八点多钟，还未见开稀饭来，平时七点钟稀饭就开来了，大家正在猜疑不定时，听警卫传言，才晓得陈明楚夜来三点多钟，在惠尔登舞厅被人枪杀了，所以七十六号里闹得人仰马翻，甚至于连我们的早饭也不给吃了。”
    最先被害的是周锡良，徐文祺回忆说：“陈案发生之前，本来局里就计划除掉这个叛徒，曾派人几次杀他未成，同时一个做反间的周锡良又被发觉了，那时我在狱中见到他，听说他饱受严刑拷问，终未说出一个人来。就在即日的清晨，因陈明楚伏法，他首先被报复性的予以杀害了，他被点名呼唤拖出去之后，即不再回来。”
    此时，大家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徐文祺甚至已经做好了就义的准备，他回忆说：“我个人在想，七十六号方面因为所受打击太重，不免意图报复，那时承我同余延智都已经有了即将释出的消息，事态并不严重，论起情节和地位来，我似乎有可能会去做他们的报复目标，我当时就对承我说，我一定会被枪毙的，承我问我什么原因？我告诉他时，他还安慰我，于是，我预写了两封信，托同屋政治问题较为单纯的难友，又把所有的衣物都分配好，静候一死，以报国家了！”
    谁也没想到，看守点到名字的却是朱承我。徐文祺回忆说：“承我被叫到名字的那一刻，他正在床上躺着午睡刚醒，我则在床上坐着写自传，忽然一阵脚步声，有人喊道：‘朱承我！余延智！’他棉袍子的钮绊都未扣好，余延智紧跟他后面，就跟着开门的警卫大步走了出去，我们当时以为他和余延智是被叫出去谈话的，若不然就是开释了，临行时我们还向他们祝福说，这一下出去就有自由了。及至出了门我们从窗户中看见，承我和延智二人的手，都被反铐着，院中立了许多看的人，我们这才知道大事不妙了！”
    徐文祺回忆说：“我们的心立刻沉了下去，徐展、汤亚东和我三个人面面相观，做声不得，大家的心中真是说不出来的滋味，悲哀与愤怒交织着，眼看他们二人大踏着步伐，走向另一个世界！”
    徐寿棪回忆说：“（胞兄寿新）接任不久，因陈明楚之叛变，被七十六号逮捕，与徐文祺同囚一室（七十六号内）。后陈明楚被制裁，七十六号迁怒家兄，于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时提出枪决（执行人为万里浪、林之江）。临刑仍大呼‘××××万岁’、‘××万岁’不止，乃壮烈成仁。”

    按：在陈恭澍回忆的最后，他“更正”说：“关于徐寿新、余廷智、周锡良三位先烈的殉难日期，承徐展先生电话示及，仍为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在回忆中，陈恭澍说：“马河图等三义士，在二十八年平安夜乘机制裁了陈第容（明楚）和何行健（天风），乃致王天木先生大受牵累之苦；而比这个更重要的，还有我们的三位好同志却因此丧失了生命，竟作了七十六号‘活人祭’中的牺牲！呜呼，痛哉！”

    徐寿棪回忆说：“家兄寿新遗有一女名丽华，由祖母抚养成人，与寿棪始终同住一处，现任中央银行专员，婚姻美满，其长女已进中学。郑修元先生收丽华为义女，亦可告慰先兄于九泉之下。”
    在回忆中，陈恭澍说：“先烈徐寿新（化名朱承我）于民国二十八年殉难时，年仅二十九岁。在未参加军统局工作前，曾任中央社电务部总领班。二十六年参加工作后，奉派为沅陵总台长，其后调贵阳仍任总台长。二十八年七月，上海区发生多次事故，电讯总督察杨震裔乃与徐寿新对调。杨震裔兄后来曾任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已于数年前病故；而徐寿新君则英年殉难，人生际遇各有不同，斯所谓求仁得仁，并无幸与不幸之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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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生活——雅德利和中国黑室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在此之前，军统局已经着手迁往重庆。军统高干邓葆光回忆说：“特务处捷足先登，抢到观音岩下罗家湾的警察训练所，有一座三层、一座两层的旧式楼房，与大小不等的平房，作为特务处（这时是军统局）的临时办公处。不久，强迫买下枣子岚垭漱庐的三层楼花园洋房，作为接待室。又向四川失意军人强购罗家湾19号花园公馆，抢到曾家岩50号房子作为戴公馆。还抢到磁器口缫丝厂几十间老式平房和对山上的一座破庙五灵观，设缫丝厂办事处和立人小学。利用这些基地，逐步扩大地盘，用军委会工作需要的名义，征购地皮，把附近一带的民间房屋土地，其中最主要的有白公馆、松林坡、杨家山、钟家山、余家院子、渣滓洞等处广大的农田山地，一股脑儿强买豪夺地占领过来，组成屠杀人民的大魔窟——中美合作所。”
    事实上，邓葆光所说的这些房产不是一下子凑齐的，有一个很长的过程，而且，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也是很久以后的事情。这个期间，也是军统膨胀得最快的时期，其最表面化的标志，是原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科”（主要是“业务科室”，像“总务”等部门仍然是科的编制），基本上都升格为了“处”，处长也都名正言顺地挂上了少将军衔。
    这当中，电讯科升格为第四处，处长就是魏大铭。第四处是个挺特殊的部门，处处都透着与重不同。
    特殊之一是编制大，人员多。第四处下边光无线电总台就有两个，一个在重庆复兴关遗爱祠，一个在息烽底寨，后迁回重庆郊区南垭，其中，遗爱祠总台的先后两任总台长都是我们的“熟人”，一个是杨震裔、另一个是查绥之。此外还有一个监察台和一个侦察台。
    特殊之二，第四处的办公地点设在马鞍山，与本部完全隔离，光有本部的出入证是进不了第四处的，自成体系。同时，第四处的人员不归局本部的人事科管，而是单设一个考核股，负责人事调配。
    特殊之三，第四处下边还有个“特种技术研究室”，主任即魏大铭，他的手下，有个外国“雇员”，叫做Herbert  Yardley，我们一般翻译为赫伯特·雅德礼。不错，就是写过《美国密室》的那一位。
    赫伯特·雅德礼，1889年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在当年，雅德礼是个挺了不起的人物，因他在MI-8的时候，其团队曾号称破译了一万多条外国密电，事后，他就写了那本著名的《美国密室》，一下名扬四海。结果这老兄写书写上了瘾，又写了一本《日本外交秘密  1921—1922》，因“泄露政府机密”被查禁，搞得灰头土脸，正处于最倒霉的时候。正在此时，一个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外交官”注意到了雅德礼，并将他推荐给了戴笠。这个人就是萧勃。魏大铭回忆说：“萧勃先生字信如，湖南人，湘雅毕业，以非军人身份经杭州甲训班后，保充驻美使馆副武官，确是戴先生的慧眼识拔。他能突破规章限制，进入美国陆军参大，故与美军方人士接触面甚广，亦能深入，曾于民国廿八年秘密策动前美国国务院‘黑室’主持人密码专家雅德赉秘密来渝，指导我们对日密电研究工作两年。”
    原军统电讯人员张成信回忆说：“抗战前军统第四处的电讯机构开始只有破泽密码的萌芽组织，以竺烈民、邱沈钧、季直、王怀仁、刘宝岩、蔡锡煅等少数人员，从事对国内非蒋嫡系军政往来的简单密电侦抄检译，猎取情报。抗战开始后，戴笠密使驻美使馆的助理武官肖勃，在美周旋活动，重金聘请曾在美国防部工作过的黑室负责人雅德赉少校来华，协助军统培训密码破译人才，协议合同，为期一年。”“雅德赉”即雅德礼，1938年10月，也就是武汉沦陷前夕，雅氏来到了他进入中国的第一站——香港。他回忆说：“经过将近两个月的旅程，我终于到达了香港，真有点不敢相信了。为了避免被日本人认出和暗杀，我用的是一个假名——赫伯特·奥思本，而且特意取道欧洲而来。自从我出版了《美国密室》后，因为书中对日本搞的阴谋诡计作了揭露，我在东方已上了黑名单。所以，请我筹建‘中国密室’的中国当局，只好将我偷偷运进中国。到香港后，我和我的翻译林帆接上了头。林帆受命带了许多钱，为我提供各种各样的舒适。”
    雅氏回忆说：“在接下来焦急等待的日子里，我努力向翻译证明我的能耐，好给自己挣个脸。由于顶着一个令人敬畏的名声，即便想维护这样的声誉，都变成一项艰难的任务。随后发生的一件事，就考验了我随机应变的能力。”
    这件事其实很简单，或者说，也很荒谬，雅氏的翻译林帆——向他请教关于西方女性某些部位的颜色问题。

    按：所谓“林帆”并不是一个真名。可能是吸取《日本外交秘密  1921—1922》一书被查封的教训吧，雅氏在回忆他的中国之行的时候，给他提到的每一个人都起了一个代号，比如，他可能觉得戴笠是专杀人的，就叫他“刀斧手”，对于自己的直接上级魏大铭，雅氏不大看得上，于是就叫他“笨驴”。

    听到林的问题，雅氏认为：“看来，该轮到我来展示自己是无所不能、力量强大了。我答应为他拉一次皮条，让他自己看看。”
    在回忆中，雅氏不无自嘲地说：“我这个外国专家，原本是为重庆政府编写密码和从事反间谍活动的，没想到执行的第一次任务，却是如此地奇异。”
    雅氏本人就极好女色，因此满足林的愿望，既是“成人之美”，对他本人而言，也是一个很大的“乐趣”。
    为了“颜色”问题，雅氏居然直接找到了香港的警察局，问一位“傲慢的留着胡子的英国上校”：“香港哪里可以找到白人妓女？”
    在回忆中，雅氏十分鄙视的回忆说：“上校像癞蛤蟆一样吸了口气，肚子鼓了起来，告诉我，在香港没有白人妓女，即使有，当局也会将她们赶出去的。我知道，他要么是个傻蛋，要么就是在撒谎。但是除了离开，我也无计可施。”
    这时，那上校的一个“爱尔兰下属”跟了出来，告诉雅氏：“市区有两个白人妓女，是法国人，而且非常亲切。”
    雅氏听了很高兴，于是兴奋地带了林去看“西洋镜”。他回忆说：“那间公寓坐落在一座可以眺望海湾的山上，由一个肥胖、搽满了胭脂的鸨母管理。我让林在外面等，独自跟这个鸨母进了公寓。我坐在堆满了杂物的偏厅里，边喝着苏格兰威士忌和苏打水，边进行初步的讨价还价。这时，一个非常迷人的棕发女郎和一个美丽的金发女郎出现了。我用蹩脚的法文向她们解释说，我正在去中国内陆的路上，她们可以帮我一个大忙，一个帮也行，一起帮也行。”
    雅氏拿出 200元港币，准备作为看“西洋镜”的报酬，他回忆说：“东方对我来说太陌生了，我吃不准黄种人在白人妓女眼里有没有地位，决定杜撰一个故事试探一下。我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并不想跟她们上床，只是想看一下她们的身体——原汁原味 （aunaturel）。所以，她们可否在他面前脱光？”
    雅氏想不到的是，他的试探，换来的居然是这两个外国女人对中国人的恶毒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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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氏回忆说：“她们俩听完后相视发出疯狂的笑声，她们一定以为我疯了。然后问，我是否就是故事里所讲的那个‘朋友’。”雅氏听了说：“不是，他是我的中文翻译。”这时，两个外国女人先是惊奇：“中国人？”然后“恶狠狠”地骂道，“公狗！”雅氏不解地问：“哪怕是港币二百元也不愿意吗？”
    她们再次大骂：“公狗！”“西洋镜”没看成还挨了一顿骂。雅氏回忆说：“我走出去，向期盼中的林撒了个谎。我成功地让他打消了那个念头。但是我的责任只是推迟了而已。我还是要面子的，尊敬的顾问必须证明自己是绝对可靠的。”
    此后，雅氏途径安南海防，在这里帮林帆解决了“颜色”问题。他回忆说：“在香港时，我在法国女人的事情上让林失望了。而这次，通过便衣特工，我请求海防警务处长的法国修甲师帮忙。出乎我的意料，她听了我的请求后，真的同意了。于是，林的好奇心总算得到了满足。在他的眼里，我的地位也崇高起来。毋庸置疑，我在中国是注定要成为一个伟人的。”
    此后，经云南昆明，雅氏终于到达了他陌生的目的地——重庆。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中国这座战时的首都可能确实是太荒凉、也太落后了，他回忆说：
    “在小岛北面是嘉陵江和长江交汇处，两河围成了一个地势崎岖的三角地带，重庆市就建在这片土地上，鳞状的淤泥、竹造的小屋、低矮阴暗的石头房子零星散布在四周。眼前的这一派灰败景象真令人沮丧，我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觉得未来的一切，将是充满邪恶。”
    雅氏说：“一条小舢板把我们载到一个峭壁脚下。上岸后，我们坐上滑竿，沿着峭壁，上了三百级台阶。台阶尽头处，是一条泥泞的街道，一辆汽车等着我们。车子顺着一条狭窄弯曲、布满黄包车的公路，穿过城市的西门，来到一幢四层的小公寓楼前。公寓坐落在重庆市的北界，可以俯瞰嘉陵江。”
    这里是戴笠的公馆之一，临时拨给雅氏。当晚，他被招待吃了一顿冗长的招待晚宴，他回忆说：“晚饭上了无数道的菜，大部分的菜我都搞不懂是什么。这顿饭吃了数小时。吃饭过程中，我们举着盛着热腾腾黄酒的小酒杯相互敬酒，说着‘干杯’——即喝光的意思，把酒一口干掉，并互相亮出杯底。经过长时间一轮轮的敬酒，三个中国人的黄脸变成了红色。而我，也并不觉得很爽。”
    最后，雅氏实在是忍无可忍了，他问林帆：“这顿饭要吃多久？”  
　　林说：“我们的贵客要吃多久就吃多久。”
　　雅氏又问：“那么，贵客想睡觉了。他怎样才能结束这顿饭呢？”
　　林说：“站起来就可以了。”
    雅氏回忆说：“这套公寓里冷得刺骨，连酒精都无法将寒冷长久驱散。我的窗外，是一个黑暗、拥挤、浓雾弥漫的城市，里头住着一百万黄种人，他们行为奇异，内心的想法无法为我所知。虽然‘重庆’的意思是天堂，但是我宁可住在同样拥挤的印第安纳州的沃辛顿，即使那里不叫什么天堂。”

    按：不知道雅氏为什么会把重庆的含义理解为“天堂”，估计是林帆的翻译有点问题。
    注：四川向称“天府之国”，“天府之国——天堂”，其间“误会”，恐怕不一定是误释，而是文化上的隔阂造成的。

    不久之后，雅氏又迁居到“重庆市市长公馆”，他回忆说：
    “从戴笠的住所搬出后，我们搬进了另一幢公馆去住。公馆是石砌的，瓦顶，砌屋的石块是从佛寺的废墟中偷回来的。房子坐落在两江围成的高岬角上，可以俯瞰浑浊的长江水和我来时降落的机场。房子西北面地势更高处，坐落着苏联大使馆。东边约五百码以外，则是德国、法国和英国大使馆。在这片房子之后，整个城市一直延伸到三英里以外的长江和嘉陵江的汇集处。长江以南，则是低矮起伏的丘陵，覆盖着松树林，许多山顶都有宝塔矗立。”
    雅氏所说的这座“公馆”，即重庆神仙洞街九十四号、原王陵基的公馆，在军统内部，称之为“豁庐”，同时，这里也是所谓的“特种技术研究室”的所在地。张成信回忆说：
    “‘豁庐’位于重庆市神仙洞街94号。是一座钢筋水泥结构的楼房；有亭台花园、地下室，与枇杷山相连，居高临下，俯瞰长江，环境清静幽雅，是军统的一个绝密机构一一密电研究组。它是戴笠‘事业’膨胀的发祥地，是军统工作重要组成部份。该组化名叫‘徐图成’，对外佯称‘徐公馆’。那里不通信，不会客，家信往来，通过检查获准，允许以林森路海关巷 l号投转，军统内部的公务接洽，指定在枣子岚垭‘漱庐’。官佐勤杂人员，使用特制的出入证。”
    张成信说：“雅氏于1939年初，抵达重庆，对外以‘国民政府顾问’身份作掩护，化名奥斯本( OSBERN )。密电组组长由魏大铭处长兼任，雅氏专管培训和破译业务。”
    为了配合雅氏的工作，戴笠从军统内部选拔了大量“精兵强将”，成立了许多配套机构，张成信说：
    “密电组下设研究、侦察、总务、统计各股，股长分别是陈祖舜、陈舜齐、何智，( 以后是吴灿英 )、周行素，另有翻译官室( 王震寰博士负责文字翻译 )，阎实、张笑湖担任语言翻译，还有专员室，延揽精通日文的人，充任专员，计有：关振铎、夏隆坚、张铭勋、张顺理等都是留学日本的，担任研译业务。”
    前面说过的第四处侦察台也是这个阶段成立的，张成信回忆说：
    “设置侦收总台，开始配设在遗爱祠通讯总台内，因扩充需要，迁往汪山放牛坪原中苏情报台旧址；在上饶、洛阳、西安、桂林等地建立侦收支台，( 当时对外诡称为军委会办公所电讯工作队 )，截抄日本及国内密码电报。”
    雅氏回忆说：“‘刀斧手’已派人传话说，我住的公馆将成为我的工作场所，也供我的学生们住。据林说，学生们正从长沙坐着卡车朝重庆奔来。但愿他们是在长沙大火之前离开的。不久前，防守长沙的部队首长因为相信日本人正在逼近，就放火烧城，导致两千人不幸被困，最后被活活烧死。关于日本人正在逼近的说法后来被证实为谣言。为此，蒋总司令已下令将肇事的三个最高官员砍了头。”
    张成信就是从长沙来的“学生”之一，他回忆说：“研究、统计人员除竺烈民等外，军统有关的上层人物，如侍从室魏汉楚介绍中山大学毕业的魏林、魏缵宪；唐纵介绍其族人唐宣明等；并从武昌、长沙、金华三个电训班和临澧、黔阳、息烽三个特警班电讯系选拔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仪表端正、粗通外语的优秀生共40余人，共同组成这一特种技术研究机构的。笔者就是长沙大火后，由临澧迁到黔阳，被选进入的。”
　 雅氏回忆说：“看来，我的学生们是逃过了长沙大火了，因为公馆里开始装起了桌子和黑板，纸张、毛笔、铅笔也摆了出来，还架起了不少竹制简易床。而且还有消息说，一卡车在香港为我购买的外国罐头食品、一辆供我使用的汽车已运抵南中国海沿岸，并朝着北面开来。我们就等着瞧吧。”
    几天以后，雅氏见到了他的直接上级——魏大铭，在回忆中，他丝毫不掩饰自己对魏的轻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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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雅氏回忆的最初，他将戴笠称为“一号”，而将魏大铭称为“二号”。雅氏说：“‘二号’是个从来没闻过弹药味的将军。他身着卡其布军服、竖领上装、长裤，肩上挂皮肩章，腰系皮带，皮带的左边挂着一把套着皮鞘的短剑。他大概有三十五岁，长着一对长耳朵和一张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的满月脸。虽然我也长了张圆脸，却感觉他不见得比我聪明到哪里去。”
    雅氏向魏大铭提出了满足他工作所必须的一些要求，如无线电设备、方向探测器，以及相关的书籍、地图和字典等等，雅氏还说：“我必须要有每日战况汇报，这样我们才可以熟悉与战斗有关的山脉、河流、城镇的名字，知道中日两军的部队番号、名称及指挥官的名字。”
    听了雅氏的话，魏“长长地恭维”了他一番，随后说：“将军命令我给您提供所有的便利。”
　　雅氏说：“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得到查获的文件。”
    魏大铭听了说：“我从汉口带了一些来。”
    雅氏回忆说：“他的随从把文件拿给我，我急切地当场查看起来。”
    这时，雅氏发现一个重大问题——他不懂日语。
    雅氏回忆说：“我发现材料都很有价值，如果能有俘虏提供翻译的话，这些文件将更有价值。但俘虏并不总能招供，日本俘虏更是不会轻易招了。对此，我是有备而来。我来的时候带了东莨菪碱和阿美托钠两种无害的药品。这些药在美国西北大学的犯罪侦查局成功地使用过。在美国，如非罪犯自愿而在他们身上用药是违法的。但在中国，可以肯定，‘刀斧手’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毫不犹豫地使用这些药的。”
    于是雅氏通过林帆对魏大铭说：“你必须立刻派人去，把因这些文件而被捕的人带到重庆来。”
    魏听了，“撇着唇，不屑地说”：“那是不可能的。所有的俘虏都被枪毙了。” 事实上，魏大铭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懂日语的不懂密码，学日语的又是外行，他回忆说：
    “雅德赉氏虽为破日本密码专家，可是他不懂日文。我国抗战后，留日学生踊跃参加抗战行列，政治部容纳大部份人才，第二厅厅长杨宣诚将军（当过驻日海军武官）、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王芃生先生都是知名的日本通，各有优秀的文武留日学生，技术研究室亦有十多位日文人才，精通者亦不过二、三人。我当时请到二位日文人才，乃中上等者，但对于解读日本空军术语，均用不上力，我们抄到了日本空军密电而不识其内容，空着急。”

    按：早在1936年，温毓庆就搞了一个叫“密电检译所”的机构，礼聘了一批专家，在对日密码的破译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这个机构与军统无关。

    这时，军统意外地抓到了一个日本俘虏，魏大铭回忆说：
    “日本重轰炸机，不但痛炸重庆，且远至成都亦去施虐，我在报纸上得知打下一架日机，且活捉俘虏，我骤机一动，有了办法了，即以军令部处长身份去成都洽航委会要询问此日俘。”
    这个俘虏叫大石信三，是轰炸机上的机枪手，魏大铭说：“该机枪手位于轰炸机之尾座，兼无线电及照相工作者，乃请准空总将此俘虏交给我带回重庆。一路上察觉，日本人服从性强，言行切实，同车旅行不当他是俘虏，他已喜出望外，送到重庆徐家坡侦空组的另一幢洋房工作，生活亦优待，去了一个‘大’字改名称‘石信三’，很认真工作起来。”
    关于军统的这个日本俘虏，很多人都曾经提起，但名字不一样，曾在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的叶钟骅回忆说：
    “在军统特种技术研究室里有一名日军空军俘虏中山某某，他是日本空军的无线电报务员，在某次轰炸重庆时，被高射炮击中后空降下来被俘的。”
    在张成信的回忆中，则称这个人叫做“野中正雄”。
    不管叫什么吧，在军统破译日方密码的起步阶段，这个人起了重要作用，尽管雅氏在回忆中并未提及此人。
    魏大铭回忆说：“我们两位日文人员就与石信三，共同生活作息，把过去许多不明白的密电统统拿出来，一一阅读Kana字母，都得其所代表之意义，乃是一份一百组 Code表，问题解决了，大家都高兴，我给他们奖金，就在队内大家大喝大吃一顿，石信三且酩酊大醉庆功一番，再同他到市街上去购物制西装衣着，确亦风度翩翩，我们两位译员的日文程度亦大为进步了。”
    叶钟骅则回忆说：“中山年约二十岁左右，对日本空军无线电通信方面极为熟悉。军统对他非常重视，专辟一室供他住宿与工作。有什么问题要查询，就提给他，要他书面详细答复。他写了许多有关日本空军通信方面的资料，其他密电研究机构经军统同意后，也可派人找他谈话。当时机要室研究组研究方面的负责人霍实，曾几次到军统和他谈话，探询关于日本陆军密码方面的问题。”

    按：霍实即温毓庆手下的大将霍实子。

    叶钟骅还说：“中山虽已被俘，但他对‘皇军必胜’的信念仍很顽固，当我对他介绍中日战争形势，指出日本经济资源竭极，不能长期支持时，他报以冷笑，甚至忘掉他是战俘身份，竟鼓吹日本大和民族‘优秀’的谬论，直至被斥责后，始恍然醒悟，开始老实下来。在后一个时期军统对他非常优待，供给他西服穿，在军统研究员张铭勋陪同下，能自由出外理发洗澡及买东西。”
    魏大铭说：“自此以后，凡是敌机来袭，它的飞行经过及机上动作，当电报一收下来就统统明白了，同时日本空军的通讯密电亦在改进，我们因已有了美国专家雅德赉带来的若干本小册子的几种Cipher密法之破解知识，所以一步一步的破解它，各式单一替代的电文，都得到完整的情报。”
    ——从业务的角度说，军统的所谓电讯工作，有四项主要职能：
    第一，编制密码。
    第二，在完成第一项工作的前提下建立通讯网络。
    这两项工作，魏大铭完成得很出色。他在主持编制整个军统的通用密码的同时，还可以就某项工作制定专用密码，即所谓“变格”。魏曾回忆说：
    “抗战期中，天津抗日志士祝宗梁来渝见戴先生，回去时以不同意携带不易掩饰之密电本表，戴先生乃特嘱我替他们解决，按译电科（特务处时称译电股、军统局时称科）一向列为机要，不与通讯部门来往。其时科长姚敦文携来该组密码本表给我看，当然不合秘密条件，我乃约祝、姚二人来教以用书本子为加码表之法，均觉满意合用而告解决。”
    至于通讯网络的建立，前面说过，到抗战开始，军统的总、支、分三级通讯网已经遍布全国甚至东南亚，分台达 300多座，以当年中国通讯事业之落后，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了。
    第三，破译敌方密码。
    第四，在第三项工作的基础上获取情报，反间防谍。
    全面抗战开始以后，后两项工作，成为当务之急，而这对于军统而言，却是一个的全新课题。
    前面说过，乔家才在北平的时候，出于情报工作的需要，他们曾经破掉了二十九军的密码，他曾感叹，“我们的军队实在太可怜了，二十九军的军用密码，简单到不能再简单。”
    乔还说：“敌人的技术应当比我们一个小小单位高明得多，我们既然能够把二十九军的军用密电全部研译出来，敌人应当也能够。”
    因此，能够在全方位落后于日方的情况下，进入对方密码体系的边缘，已经是雅氏为军统做出的巨大贡献了。
    至于通过密码战获取情报，反间防谍，到现在还“八字没一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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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回忆中，雅氏还提到了一个真假难辨的“汪精卫情妇”。
    出于对雅氏的保护（也可以说是监视），戴笠派来的保镖、翻译等于他可说形影不离，在回忆中，雅氏对此多次表示强烈的反感，他回忆说：“我去了几次市中心。尽管我带着枪，可以自我保护，两个保镖还是形影不离。”
    可以想象，作为一个西方人，身处异域、孤身一人，雅氏的业余生活极其无聊，尽管他是一个在工作上非常敬业的人，因此他会想尽各种办法悄悄溜出去“消遣”，他会去逛地摊，也去看过电影。雅氏回忆说：
    “重庆有三家电影院，条件都一样地糟糕。池座是五毛钱一张票；楼座是八毛钱。为了面子林总是买楼座的票。楼座看电影固然清楚，看台上和过道里奔跑的老鼠也更清楚。美国的闹剧都配上了中文字幕，好让中国人可以更好地明白电影里的情节，中国人看了是高兴得又叫又笑。这里放映的新片子都是两年前的了。我上一次看的是英格兰国王乔治的加冕仪式和前总统塔夫脱的葬礼。”
    当然，雅氏最感兴趣的，还是参加各种“派对”，其实多是些家庭聚会，不过对于雅氏而言，这已经聊胜于无了，因为这种场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除了工作以外唯一的爱好——猎色。
    在回忆中，雅氏从不掩饰自己对女性异乎寻常的兴趣，除了工作，他几乎三分之一的篇幅都在写他与女性的交往，不夸张地说，只要是女人，他都喜欢。
    对此，雅氏的中国同事们也十分头痛，比如，他的另一个翻译“秦”曾经因他对女性的过于殷勤而提醒他说：“一些无知的中国人，甚至是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会嘲笑单独和外国人在一起的中国女人。”
    “秦”还说：“我还要告诉您，没有一个中国绅士会在公共场合去挽一个女人的手臂的。”
    某次，雅氏送一个叫“颂晶”的“女孩”回家，路遇一些“苦力”朝他们大喊大叫，就此，雅氏向“秦”求解。
    “秦”想了“一会儿”，回答说：“我可以告诉您，但条件是，您必须明白，再不可以让一个良家女孩单独陪您。林帆早应该告诉您的。那些中国苦力没对您说什么，他们是在和那个女孩说话，一串您听不懂的话。”
    雅氏回忆说：“我等着他翻译。”
    “秦”的回答是：“他们的意思大概是这样，外国鬼的××比我们中国男人的大吗？”
    雅氏当然不会在乎中国人的感受，依旧该干嘛干嘛。雅氏回忆说：
    “虽然我受到严密保护，但有一晚，还是成功逃脱了。那晚在电影院，放电影的在修补断掉的电影胶片，放映厅内一片漆黑，我趁机逃掉。之后我晃到一家茶屋。在那儿我遇到一个讲非常好英文的欧亚混血儿。他叫乔治·马凯。他虽然是黄皮肤，看上去却像爱尔兰人，而他自称是英国人。他邀请我到他有炭火取暖的公寓做客。他住在市中心一座叫日耳曼大厦的大楼里。公寓有一个客厅和一个卧室，在三楼。他把整座楼包了下来，将一楼出租做办公室，二楼和三楼出租做公寓。”
    这次，雅氏遇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女人。他回忆说：
    “在大门口我们遇到他的一个租客，一个衣着考究的年轻中国女人。乔治把她介绍给我后，她用完美的英语作了应答。她和我们一起进了乔治的公寓。吃过茶和点心后，她又陪着我们在钢琴旁唱美国和英国歌曲。
    雅氏说：“她个子矮小但热情迷人。我猜她是欧亚混血儿，因为她的鼻梁看上去并不像大部分中国人那样平。她的名字叫淑贞。”
    雅氏攀谈说：“这名字有什么意思吗？”
    淑贞说：“是忠贞的意思。”
    雅氏回忆说：“她走后，乔治查看了走廊和卧室，确信无人后，压低声音问：‘你觉得汪精卫怎么样？’”
    雅氏回答说：“我只是听说过他。我在中国的电台里听过他的讲话。他是中国的雄辩家，是蒋总司令最咬牙切齿的对手，不是吗？”
    乔治说：“他们是死敌。汪梦想有一天统治中国。他有很强大的势力支持他。” 雅氏表示好奇，说：“我倒希望能见见他。”
    乔治一口应承：“这没问题，汪很信任我。在上海时，我和他是很熟的。”
    这时，乔治“鬼鬼祟祟地环顾四周”，然后悄悄说：“淑贞是他最喜爱的姨太太。”
    对于西方人来说，汪精卫拥有“姨太太”这件事本身并不令人惊奇，雅氏所顾虑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他回忆说：
    “我暗想，那他（指乔治）就是收钱负责监视的人。我知道汪精卫的胸口里有两颗子弹，据说是被亲蒋总司令的势力行刺时留下的。但我没说。这事会不会是‘刀斧手’在幕后操纵，想要考验我？我还是小心为妙。”
    于是雅氏“自语”说：“最喜欢的姨太太。他有几个呀？”
    乔治“狡黠地笑着”说：“十个。这也不是什么秘密。汪非常富有。”
    一直到回程的路上，雅氏还在想：“这汪精卫可真是个幸运的家伙。”
    雅氏回忆说：“到门口时，林出来接我，看他的样子，确实气得够呛。我告诉他，天天和他缠在一起，实在是乏味之极，所以就逃出去享受了一点自由。我还瞎编了个故事骗他，说是遇到一个说英文的漂亮中国女孩，因为聊得投入，忘了时间。”     过了几天，念念不忘的雅氏再次去“看”乔治，他没有失望，迎接他的，正是“淑贞”。
    雅氏回忆说：“淑贞微笑着站在那儿，我觉得她比以前更迷人了。虽然音乐是从有裂缝的唱片播出来的，但是能说说英语，又可以和这么迷人的女人跳舞，真不错。”
    淑贞说，她们在“开派对”，接着，淑贞“迟疑”地问道：“你知道我是汪精卫的姨太太吧？” 　
  　对此，雅氏说：“这倒不知道。不过，我挺想认识你丈夫。我听了很多关于他的事。”
    淑贞说：“如果我是你，就不会想去见他。”
    雅氏说：“我不是出于礼貌才这么说的，我是真的很想见他。”
　　淑贞听了说：“那等乔治回来后再说吧，我一定得走了。”
    雅氏回忆说：“一个小时后乔治回来了，我把想见汪精卫的事跟他说了。
    ‘让我试试看吧。’他说。然后就走了。”
    以后的事情，笔者觉得有些离奇，不过既然雅氏写了，而且还像那么回事，我们也就姑妄听之。
    雅氏回忆说：“不多久乔治就回来了，淑贞和他一起，还有一个中国男人。他一身西式装束，白衬衣，黑领带。”
    这个人，就是雅氏笔下的汪精卫。
    雅氏说：“淑贞用中文把他介绍给我。他没有向我鞠躬，而是伸出手和我握手，脸上挂着愉快的笑容。像其他广东人一样，他的鼻子很宽，鼻孔也很大。但跟大多数广东人不一样的是，他的鼻梁要高得多。他的头发理成国外的式样，整齐地梳向脑后。中国人的年纪是很难猜的，但是我估计汪大概有五十出头。”
    从这段回忆看，雅氏对汪的外貌和气质的把握还是很确的，但这不代表他一定见过汪——汪是上过《时代》封面的人物，知道他外貌的美国人多了。
    雅氏回忆说：“我觉得他应该能听懂也能说英文，但他却用法语很礼貌地说，他总是很高兴认识美国人，并希望我喜欢中国。他没问我来中国干什么，但我相信他知道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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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过礼后，汪即问：“欧洲会打仗吗。雅氏说：“会”汪又问：“美国人是否会帮助中国的抗日斗争。”
　　对此，雅氏谨慎地回答说：“或许会用钱来帮助吧。”
    雅氏回忆说：“几天前，日本首相近卫亲王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和平条件。如果条件被接受的话，中国政府将会堕落成日本人的傀儡政府。我真想问他中国政府是否会接受这样的条件，因为有传闻说，汪作为和平派的首领，正在力促接受这些条款。但是我脑子还很正常，所以忍着没问。”

    按：1938年11月 3日，近卫发表“第二次声明”，由此可见，雅氏所述他与汪精卫的“会面”，应该就在此时，即汪“出走”前不久。

    临别之际，雅氏听汪说要接着去“玩麻将”，即说：“我希望你能赢。”听了雅氏的话，汪“笑着”回答说：“我玩麻将从来不赢。”
    雅氏回忆说：“看着他和迷人的淑贞双双离开，我想起了一句老话：‘赌场失意……’”
    不得不说，出身“MI-8”的雅氏，思维非常敏锐，在这段短短的回忆中，他连用了两个“双关”：
    其一，“玩麻将从来不赢”——事业上也没赢。
    其二，“赌场失意”——情场得意。
    雅氏回忆说：“离开乔治家时，外面的雨下得很大。我住的那条死胡同对人力车来说太陡了，只好等空轿子了。不久见到了两个浑身湿透的轿夫，我对他们喊道：‘去神仙洞街。’他们停下茫然地看着我。我又重复一遍我住的那条街的名字，他们还是一味摇头。我递给他们一张纸，上面写着我的地址。他们却又目不识丁。一个中国绅士正好经过，看了一眼我那张纸条，对轿夫说：‘神仙洞街。’两个轿夫这才笑着点头，表示明白了。”
    在回忆中，雅氏还很表示理解地说：“在我听来，那位绅士的发音和我的并无不同，但是中文的意思常常由音调来决定。在他们听来，我刚才说的街名，肯定是不知所云了。”

    按：“神仙洞街”，这几乎是雅氏在回忆中提到的唯一一个准确的地名，并且与张成信的回忆完全吻合。

    在此后的回忆中，雅氏透露了一个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秘密——他提前获知了汪精卫“出走”的消息。
    消息的来源，就是淑贞。
    雅氏回忆说：“我之所以知道汪精卫要逃跑，是有一次去探望淑贞时偶然得知的。那是我第四次摆脱林和保镖的视线去看她。当时她正在公寓里整理行李。”
    雅氏见状即问：“你要离开我们吗? ”
    淑贞“很不安”地回答说：“是的，我准备离开。”
    雅氏又问：“就没准备跟我打个招呼吗? ”
    淑贞说：“这事很突然。我不知道上哪儿可以找得到你。但是我给乔治留了口信。”
    雅氏似乎有点不太甘心，他说：“你一定还会回来的吧。”
    淑贞说： “不，不再回来了。”
    听到这里，雅氏已经确知，汪精卫要跑。他回忆说：
    “我马上想到，作为和平派的领导人和蒋总司令的死对头，汪精卫一定是要叛逃到日本人那边了。日本已经在‘满洲国’和北平建立了伪政府，现在正在找一个有影响力的中国领导人，在南京主持一个傀儡政府。一切都很顺理成章。汪是给日本人的花言巧语吸引了。他背后一定是有很强的势力支持，他才敢采取这么一个鲁莽和危险的行动。”
    雅氏还说：“如果允许他逃到日本人那边，中国就会被他毁了。”
    ——不得不说，雅氏是一个政治上高度敏锐的人，尽管他对于中国并不熟悉，但他对中国的政治大势了解得非常清楚。
    雅氏继续回忆说：“淑贞走过来坐在我身边，双手神经质地拍打着她沉甸甸的钱包。一沓美元现钞从她的钱包里掉到地上。”
    雅氏见了，提醒说：“你带着这些是过不了海关的。”
　　淑贞听了说：“那是我最不担心的事了，他们不敢碰我的。”
　　说着，淑贞递给雅氏一张她“手写的卡片”，说：“这是我的中文名字。你看得懂上面的地址吧？”
　　雅氏回答说：“当然。”
    淑贞接着说：“你不会喜欢这里的，你很快就会回美国的。如果你经过河内，就让信差给我递个便条吧。”
    说到这里，淑贞说：“你该离开了。他们随时会来接我走的。”并“微笑”着与雅氏握手道别，同时警告说：“要小心，还有，不要相信乔治。”
    听到这里，雅氏回忆说：“我想，汪已经告诉了她我是什么人了。在蒋总司令周围有不少汪的追随者。”
    汪精卫要“出走”，此事非同小可，雅氏知道其中的分量，因此回到“神仙洞”以后，他即吩咐林帆立刻请魏大铭来，并告诉他：“这非常紧急。”
    雅氏回忆说：“但是，当我告诉‘二号’说，汪精卫将在午夜乘飞机潜逃到河内时，那个肥胖的傻瓜只是愚蠢地看着我。”
　　林帆翻译说：“将军说，那是不可能的。他说汪没有理由要离开。”
    雅氏回忆说：“对此我无言以对。”
    这时林又说：“将军问是什么让您觉得汪要离开中国？”
    雅氏没好气地说：“告诉那头‘笨驴’，我没说汪要离开。我是说汪要叛逃。你可以告诉将军，是一只小鸟告诉我的。”
    从此，在雅氏的内心深处，魏大铭就成了“笨驴”。
    雅氏回忆说：“说完后我就去睡觉了。‘二号’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随后，汪果然飞到了河内。”
    不过，雅氏没想到的是，仅仅半年之后，他就将在重庆与“淑贞”重逢，并惊奇地发现她的另一重身份。
    某日，来到重庆已经好几个月的雅氏，终于见到了他的最高领导——戴笠，在回忆中，雅氏称之为“刀斧手”。
    雅氏描述说：“‘刀斧手’穿一身国民党的蓝黑色中山服，中等身材，大概四十左右，三角眼，粗硬的头发理个西式的小分头。从那副架势看，他是个权势滔天的人，并且在使用他的权力时，既聪明，又无情。我完全相信，他在中国是最让人畏惧的。”
    ——雅氏具有极强的洞察力，从回忆中看，他对汪精卫和戴笠的观感均准确无误。
    这时林帆说话了：“将军说，他很高兴在中国见到您。将军希望就您的住宿条件给您道个歉。他正安排把一个西厨从香港空运过来。他说他还会将一个眼科专家也空运过来。他对您的健康非常关心。”

    按：当时雅氏害了严重的眼病，右眼几乎失明。
   
    雅氏听了，姿态很高地对林帆说：“告诉将军我很高兴来到中国，在他的英明领导下工作。我的右眼正在恢复视力，我的住宿和饮食也都是无可挑剔的。告诉他食物对我来说无所谓。我唯一的愿望是可以为中国服务。”
    ——这番话说的，忒让人爱听了。
    雅氏的待人处事，极像当年的米卢蒂诺维奇——把东方人那套端不到台面上的智慧和狡黠学了个“底儿掉”——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不如意的事情不硬顶，不太重要的问题不妨妥协，诸如此类；最重要的，对于能够决定你命运的人物，一定要投其所好，把自己的位置放得低一些，不要摆所谓“外国专家”的架子，尽可能让他对你产生好感，必要的时候说些言不由衷的话，虽然对方不一定相信但听着“受用”，这样他才会帮你，至少不会给你捣蛋。
    果然，戴笠听了非常满意，他通过林帆对雅氏说：“您是唯一一个不抱怨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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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晚，照例又是一顿丰盛的宴请，与刚到重庆那次“接风”不同的是，这次，戴笠请雅氏喝的，是“五星轩尼诗白兰地”，雅氏回忆说：“这顿二十道菜的宴席，如果自始至终都这么把白兰地干杯下去的话，那可太了不起了！吃中国的正式宴席时，我觉得光喝黄酒，就很难保持不醉了。”席间，戴笠“用怀疑的眼神望着”望着雅氏，并问道：“你是怎么知道汪精卫准备逃走的？”
　　雅氏回忆说：“对这个问题，我并不太意外，因为‘二号’在过去两礼拜一直在问同样的问题。因为想不出可信的回答，我一直都没理睬他。但是很显然，我不能对‘一号’也那样装糊涂。”
    雅氏说：“但要将这一切原原本本地向‘刀斧手’解释清楚，却并不容易。蒋总司令已经把叛逃的汪精卫开除出国民党，两百多名汪的追随者也给抓了起来。至于有多少给砍了头，我就没听说了。现在全世界都已知道，汪精卫是日本人在南京的傀儡了。”
    见雅氏不说话，戴笠通过林帆又问了一句：“将军说您四次把保镖给甩掉了。”
　　这次雅氏很痛快地回答说：“没错，我不喜欢保镖。”
　　这时，戴笠终于提出了他的怀疑：“或许你在美国大使馆碰到某些官员，他们告诉你的？”
　　雅氏仍然否认：“不是。”——确实不是。
　　戴笠再次追问：“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雅氏回忆说：“他的声音不再礼貌了，我知道是时候要编造个可信的故事了。”
　　于是，雅氏又说了一件无可查证的事情：“将军，其实这也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当时，我一个人在一个餐馆里吃饭。包房之间的墙很薄，我无意之中听到隔壁一段用德文交流的对话。”
　　“你知道是谁在说话吗？”
　　“不知道，我没看见他们。这儿有许多德国人。你们是有德国顾问的，他们是日本人的同情者，我一直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会要德国人当顾问。汪精卫本人不也会说德语吗？”
　　雅氏回忆说：“很明显，‘刀斧手’对我的解释并不满意。但事实是我已经提出过警告，汪精卫的逃跑完全不是我的错。他的声音恢复了原来的热情。”
    林帆说：“将军说‘二号’不相信您的消息，是很愚蠢的。他说他对您的安全负有责任，让您独处是很危险的。”
    对此，雅氏表示接受戴笠的关心：“告诉他我喜欢自由，但是我保证将来会更小心的。”
    在撤了几句“闲篇”之后，雅氏再次将话题拉回到汪精卫，他对林帆说：“告诉将军，我认为应该在汪精卫给中国带来更大的破坏前，把他干掉。”
　　对此，戴笠通过林帆说：“在他认识的外国人中，您是第一个认为国家的敌人是应该枪毙的。”
    雅氏很肯定地说：“为什么不？我认为，在战争中，一颗刺客的子弹和一个士兵的子弹没有什么区别，只会同样地爱国。不过，西方的传统主张并不是这样的。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是，敌我双方的小兵在相互厮杀时，双方的领导人不应被伤害。拿破仑让欧洲遍地流血好多年，自己却毫发未损。其实，如果给他一颗刺客的子弹的话，无数生命就可获救，许多苦难也可以避免。美国内战时，由于南方联盟军的罗伯特·李将军具有极高的军事指挥天分，使战争拖了漫长的四年。刺杀固然不好，但战争同样不好。”
    此后，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雅氏与戴笠谈起了手枪消音器的作用，并承诺指导军统制作这个东西。
    当天晚上的谈话，让林帆不寒而栗，席散，他提醒雅氏说：“中国有句老话说，做事情不要搞得自己骑虎难下啊。”
    对此，雅氏说：“‘刀斧手’和我，是这样的关系——”他“伸出两个手指扣在一起”。
    若干年以后，雅氏在回忆中说：“我在‘刀斧手’心里的地位，完全取决于我对于他的利用价值。”
    所谓价值，当然是破译日方密码，到目前为止，进展并不大。
    这时，传来了汪精卫的最新消息：“海外通讯社报道：汪精卫在法属印度支那的河内市遭暗杀逃脱，但其秘书及另外三人受伤。枪手逃去无踪。”
　　雅氏回忆说：“看了这条消息，我不禁想，不知枪手有没有用我的消声器，也不知淑贞是否被牵扯在里头。”
    也是在此时，综合各方面的情况，雅氏锁定了一个日本间谍，此人是当地某防空部队的一个头头，在回忆中，雅氏称之为“独臂匪”。他回忆说：
    “很久以来，我们这些在‘中国密室’工作的人，就怀疑‘独臂匪’是本地叛国者的头目了。他公开使用驻扎在重庆附近的四川炮兵师的一部无线电，通过密码电文与他在上海的朋友交流。虽然他那些朋友的名字都是假名，但我们知道他们是谁。我与‘独臂匪’头一次会面时，他命令我集中精力破解这些电码。我们做是做了，但到现在还没能成功。我们破译了其他一些将军的加密电报，其中有些电文暴露了他们的叛国行为。我们虽然没有收到正式知会，但从不胫而走的消息得知，政府对查出的汉奸进行了清洗。”
    雅氏说：“我们竭尽全力，都无法破解‘独臂匪’的密码。他发出的电文是一组组的四位数字，就像1349、5727、7234及类似的组合。我们的分析显示，这些数字每天都在变。因此，假如某组四个数字的组合在一天内出现多次，说明这个组合代表常见的文字或符号，但同一个组合在以后的日子里或许根本就不会出现。可见，关键字是每天都在变的。怎样才能破解这些电文呢？”
    通过计算，雅氏发现，“暗码是根据某本英文书里的不同页码上的第一行编写的”，他在回忆中解释说：
    “一切看起来都很简单了。‘独臂匪’根据中国的公共电码书将他的信息转换成电报码。有一本这样的电码书并不会引起怀疑。这样的书在中国是常见藏书，因为对于要用无线电发报的中国人来讲是必需的。接着，他用其他数字来改变这个四位数代码。在为代码加密时，他所使用的英文书中的一页，与他为电报的编号和日期加密时使用的是同一页。为了避免怀疑，这本英文书一定是本常见书，而且能在任何一间小型图书馆里找到，或者，读英文书的中国人都会有。这种加密方法是很简单的。”
    在回忆中，雅氏还举了个例子，以说明确实很“简单”，但笔者数理逻辑实在不行，看了好几遍才大体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在这儿就不解释了，大家有兴趣去看原著就是。
    现在的关键在于，作为密码基础的这本“英文书”是哪一本书。
    通过计算，雅氏发现了几个“关键字”。他回忆说：“我在办公室里破译的整篇电文中的头五个字母组合，或许可以揭示了‘她’、‘光’、‘谷物’或‘胯部’以外的字，而这些字或许就可以揭示，那本用来做关键字的英文书到底是哪种类型的书。”
    “雅氏回忆说：“回到办公室后，我通宵工作。虽然有很多英文字从脑中蹦出来，但没有一个可以提供线索，让我猜到编制密码所用的那本英文书是什么。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被我破译的词组 ‘HE SAID’（他说）。或许，这表明它是本小说书，但我却无法确定。”
    ——换句话说，雅氏发现，“独臂匪”的“电码书”里边出现过 “HE SAID”这样一个词组，据此他判断这是一本英文小说。
    但英文小说可太多了，要知道是那一本——除非去“独臂匪”的书房里翻！
    但这可能么？
    可能——在回忆中，雅氏又讲了一个令人神往的间谍故事。
    故事的主角，就是“淑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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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氏认识一个“靠赌三球撞球和麻将过活”的中国人，1939年 7月的一天，这人找到雅氏，交给他一封信，让雅氏“迟些时候偷偷打开看”。雅氏回忆说：“信是淑贞写的，说要回重庆。我不赞同她的做法。她一定是疯了，现在回重庆。政府正悬赏汪精卫的脑袋呢。她请我在下星期日天黑后，到南温泉的一个小酒店见面。”雅氏用自己偷偷配好的车钥匙成功脱身，找到了淑贞。他回忆说：“淑贞的房间在二楼的拐角，可以俯视楼下的温泉澡堂。走廊里点了一盏本地的煤油灯，很昏暗。当我走过去的时候，她的房门开了。我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湿透了，但是她看上去却是够凉快的。她穿着休闲的彩色丝睡衣，脚上蹬着一双国外产的拖鞋。她剪了个小男孩式的短发，前面留着刘海，看上去非常年轻漂亮。”
    见到雅氏，淑贞说：“你好像不是很高兴见到我。”
    雅氏说：“我很高兴，但我也很害怕。”
    “是担心我，还是你自己？”
    雅氏言不由衷地说：“当然是担心你。”
    “这样啊，那你就不必担心了。”
    对于淑贞的坦然，雅氏十分不解，他提醒说：“有悬赏要汪的脑袋。而你是他姨太太中的一个。”
    淑贞说：“没错。”
    雅氏说：“这难道还不危险吗？”
    淑贞听了，很平静地说：“不太危险。不比你危险。不比我们中的许多人危险。”
    淑贞请雅氏喝“法国白兰地”，并问：“我还是个谜一样的人吗？”
    雅氏回忆说：“虽然我还没有见到‘刀斧手’，但是我知道他已经回到重庆十天了。她是不是也是他的手下呢？有这样的可能。假如她向‘刀斧手’直接汇报，他又恰恰在汪逃跑的那晚不在重庆，是否就能解释她对我的信任呢？”
    想到这里，雅氏忽然想到，淑贞或许可以帮他做一件重要的事情。于是他问：
    “你回来多久了？”  
　　“大概一礼拜了吧。”
    “你为什么回来？”
    听到这里淑贞笑了，说：“你认为我是回来看你的吗？”
    淑贞的回答，证实了雅氏的猜测，于是他说出了“刀斧手”的名字，并问：“你认识将军吗？”
    听到雅氏的发问，淑贞“轻描淡写”地说：“谁不认识呀。”
    接着淑贞又说：“说些愉快的事吧。没有太多时间了，我礼拜三晚要飞香港。” 　　雅氏问道：“你还要去找汪吗？”
　　“或许吧。”
　　接着雅氏又试探说：“你为什么不把他毒死算了？”
　　淑贞听了一笑说：“或许我会的。”
　　听到这里，雅氏决心已定，于是说：“既然你礼拜三要走了，我们礼拜二晚一起搞个晚餐派对吧——很隐蔽的。”
　　淑贞问：“有多隐蔽？”
    雅氏介绍说：“这里有个会讲英文的中国人，他蛮喜欢我的。我的翻译们喊他‘独臂匪’。他是负责防空炮的。他是个大炮专家，过去当过土匪。他告诉我，他在一次战斗中丢了只胳膊，但我看，更像是被尝试暗杀他的人打中的。不知出于何种目的，他有时会在空袭时带我去看他的高射炮阵地。”
    雅氏特别强调说：“我喜欢看轰炸机在夜空中灯光闪烁，听他的老爷防空炮一齐轰鸣。高炮好像从来都打不中任何东西，但是它们发出的声音倒是让人很痛快。”
    听了雅氏的话，淑贞说：“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他不只是个前匪徒，他现在还很活跃。”
    雅氏说：“当然，这我也知道。”
    雅氏接着说：“一个他（指独臂匪）认识的女孩礼拜一要从香港来看他。他请我礼拜二去吃晚饭。到时只会有我们仨，但他说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带个朋友去。怎么样？他会认出你来吗？他是你离开后才来重庆的。”
    淑贞说：“不会。但是你肯定是有什么原因才让我一起去的，对不对？”
    雅氏否认说：“我只是想再见你一次，做个好人，”
    淑贞也不傻，说：“你要是真想见我，随时可以到这里来。用不着做什么好人。”
    话说到这儿，雅氏不能再躲躲闪闪：“那好吧，我就对你直说了吧。我想要是你能去的话，也许可以帮我一个忙。但可能会很危险。”
    听了雅氏的话，淑贞“马上就警惕起来”，并问：“你到底想要我做什么？”
    雅氏回忆说：“当我把事情一一道来时，她边抽着烟听，边皱眉头。”
    在回忆中，雅氏感慨说：“我让淑贞做的事，没有在中国生活过或者没做过谍报工作的人是不会明白的。尽管贪污和叛国在美国也不算陌生，但是，我们认为没有太多的公民会故意出卖他们的国家。在中国，情况却不一样了。如果在美国我们出过一个班尼迪克特·阿诺，那么在中国就有无数个班尼迪克特·阿诺。我曾经听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说过，他在看完一出全部由中国演员扮演的中国间谍剧后，‘觉得中国演员把间谍和叛国者演得那么像，实在精彩绝伦’。看来，艺术在这里真是生活的镜子。”

    按：班尼迪克特·阿诺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一个著名“叛徒”。

    最终，淑贞答应了雅氏的请求，与他一起去赴“独臂匪”的“派对”。
    雅氏回忆说：“礼拜二晚上，我像往常一样成功驾车逃脱保镖们的监护。我和淑贞在离望龙门不远的地方汇合，从那儿我们驾车去‘独臂匪’在嘉陵江边成都路上的家。”
    在回忆中，雅氏兴奋地说：“见到淑贞之前，找到密码所用的那本书，看上去还是一项无望的工作，现在终于有了转机。我知道我可以信任她，也很满意她在为‘刀斧手’做事。”
    ——更重要的是，淑贞懂英语。
    在路上，雅氏再一次对淑贞进行培训：“你还记得那些词吗？”
    淑贞说：“应该记得，她、光、谷物或者胯部。”
    雅氏又提示说：“太好了。这些字应该出现在相连的页码上，我想应该是每一页的头一个字，估计会出现在前一百页里。”
    这时，他们已经到达“独臂匪”的别墅，雅氏扶淑贞下车，最后一次叮嘱说：“从现在开始，不要冒任何险，他的书房在一间女士常用客房的隔壁。如果没有时间翻阅所有的英文书，只要记住书名就可以了。”
    淑贞很冷静地说：“我会看情况的。”
    雅氏回忆说：“‘独臂匪’的房子是用从寺庙废墟中挖掘出来的石头造起来的，有两层楼，非常大，但是没做过精致装修，只有几件家具，整个房子弥漫着临时感，这在一个常被轰炸的城市再正常不过。但是，我们的主人给我的感觉是，他已准备好一收到通知就尽早离开，所有东西都准备扔掉。”
    正如雅氏所说的，所谓“派对”，其实就是主宾共四个人——另一个人是“独臂匪”的女友多萝茜，“一个白皙的白种女人，有着毋庸置疑的美丽”。
    雅氏回忆说：“晚饭没发生任何事，只是又长又复杂，所有的菜对我来说都很陌生，只有上帝知道都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我喝了无数杯的黄酒，也顾不了问那么多了。”
    这时，雅氏“盼望已久”的防空警报终于拉响了，“独臂匪”道歉起身离开，不一会儿换上军服回来了——他要去执行公务。
    雅氏回忆说：“假如飞机真的像我们估计的那样来轰炸重庆，那么我教淑贞利用的机会就来了。我们还是挺幸运的，如果轰炸造成的紧急情况可以称为幸运的话。”

万千人

注：四川向称“天府之国”，“天府之国——天堂”，其间“误会”，恐怕不一定是误释，而是文化上的隔阂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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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于老先生的解读，我已将原稿照此修改。

ys1937

    他回忆说：
    “很久以来，我们这些在‘中国密室’工作的人，就怀疑‘独臂匪’是本地叛国者的头目了。他公开使用驻扎在重庆附近的四川炮兵师的一部无线电，通过密码电文与他在上海的朋友交流。虽然他那些朋友的名字都是假名，但我们知道他们是谁。我与‘独臂匪’头一次会面时，他命令我集中精力破解这些电码。我们做是做了，但到现在还没能成功。我们破译了其他一些将军的加密电报，其中有些电文暴露了他们的叛国行为。我们虽然没有收到正式知会，但从不胫而走的消息得知，政府对查出的汉奸进行了清洗。”
  ys1937 发表于 2012-5-14 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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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先生，上面这一段应该是雅德利写的。
    但是，情理上似乎又说不通——独臂盗怎会把他与日本人来往的密电交给雅德利去译？
    昨天我在凤凰上对此留了言，不知什么原因，给删掉了。

万千人

他命令我集中精力破解这些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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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就是有点费解。估计两种可能，

1、雅氏误写或误译。


2、“独臂匪”出于某种需要而贼喊捉贼。

ys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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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氏的如意算盘是这样的——防空警报一来，“独臂匪”就要去部队，大家就要进防空洞，淑贞正好借着这个时机浑水摸“书”！
　　雅氏回忆说：“佣人们端上冰镇好的香槟，我们全都喝了。‘独臂匪’告诉我们，如果轰炸机朝他的房子飞来的话，他的防空地窖如何走。我们又喝了一杯，干了后，‘独臂匪’就去履行他的公务去了。我真盼望他把多萝茜一块儿带走，把房子留给我们管，可是他没提议。”
    此时，天遂人愿，“防空警报忽然响了起来，那声音无论听过多少遍，照样可以把人的神经碾得粉碎。”
    这里要解释一下，当年重庆的防空警报是分等级的，魏大铭回忆说：
    “警报分预报、警报及紧急警报三者，紧急警报则表示敌机已临重庆的上空矣，其预报至紧急警报间往往有一小时以上之时间，故市民不致争先恐后以致无秩序也，敌机离去后放解除警报，则大家轻松出洞透一口气矣。”
    根据魏的说法，雅氏先后听到的两次警报其实就是“预报”和“警报”。
    “独臂匪”走了，警报来了，淑贞终于可以行动了。雅氏说：
    “淑贞喝完她那杯酒，向我递了个眼色，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形手电筒，扭亮了，道声歉离席了。”
    雅氏说：“我的任务，是把多萝茜的注意力从淑贞的身上引开，不让她跟着淑贞。多萝茜对袭击感到非常地害怕，以至于身为迷人女性，却无法对我的礼貌挑逗作出得体的应对。我尽量问一些她在香港的经历，她神情恍惚地回答着。头顶突然传来飞机的声音，多萝茜站起来，浑身颤抖。”
    于是雅氏对多萝茜说：“那些是中国人的飞机。”
    对方说：“我不熟悉，听不出。”
    雅氏解释说：“你听到的飞机是中国人的飞机，只要听到这种声音，就一点不用担心。要是日本飞机出现的话，中国人的飞机就会消失的。”
　　雅氏回忆说：“她竖起了耳朵。千真万确，中国飞机的声音渐渐远去了。” 　
  　这时多萝茜焦急地说：“他们要走了！”
    雅氏说：“只是在转一个大弯。”
    这时已经过了很久，淑贞仍然没有出现，雅氏坐立不安，他想：“淑贞这家伙到底在干什么，在给这房子的物品登记清单吗？”
    于是他掩饰说：“喝点酒吧，能帮你稳定情绪。”
    雅氏回忆说：“我边说，边给她倒了杯酒，我的手抖得厉害，撒了几滴洒在她的裙子上。”
    多萝茜喝了一口，又站了起来，终于准备进防空洞了。这对于雅氏来说是一件十分为难的事，因为淑贞还在外边，既不能对多萝茜抱怨“她怎么还不回来”，又不能把她丢下不管，那太不合乎常情。
    于是雅氏“愉快”地说：“我去叫淑贞。”
    雅氏回忆说：“我从多萝茜面前走过，抢在她前面走出房间。我想大声发个警告，但是没办法做到。我故意笨拙地从一张桌子边擦过，撞倒了一个小饰品，发出的声音几乎听不到。我想过要绊倒，摔个狗吃屎。
    还好，淑贞终于出现了：“昏暗中，我看到淑贞正向我走来。我焦急地看着她的脸，她轻轻地点了点头。她看上去既疲惫又恐惧。”
    雅氏回忆说：“头顶又传来了飞机的声音，这一次明显是日本飞机了。我最不想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进防空洞，但是出于礼貌，我必须陪女士们到那儿。我痛恨洞穴，害怕里头窒息的空气。我吓得脸色发绿，跟着她们进去。多萝茜很紧张，淑贞则沉默着，显得忧郁。我害怕到无法言语，在折磨人的寂静中等待袭击结束。洞穴随着爆炸不断震动，爆炸声沉闷而遥远，每一次的震动都伴随着烛光的抖动。终于，声音和震动都停止了。”
    这时，淑贞“声音紧绷”地对多萝茜说：“我必须走了，请替我感谢主人的款待。”
　　雅氏回忆说：“情况对我来说有点尴尬。礼貌上，我应该陪多萝茜等到‘独臂匪’回来。但淑贞的口气很坚决。”
    幸好多萝茜善解人意，说：“我没事，你也走吧。”
    雅氏回忆说：“一走到洞外，她就抓着我的胳膊压低声音说：‘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雅氏一边开车，一边急切地问，“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淑贞说：“那本书是赛珍珠的《大地》，在十七、十八和十九页发现了你说的三个词。”
    雅氏听了欢呼道：“太好了！你是个勇敢的女孩。不过你好像遇到了麻烦，严重吗？”
    淑贞回答说：“恐怕是吧。书架上有好几本英文书，有一套英国话剧，有莎士比亚、米尔顿、《三民主义》，和六本其他书，包括《大地》。”
    这时，雅氏从淑贞的语气中读出了恐惧，他问道：“但是发生了什么事？”
    淑贞说：“起先我翻的是其他书。我知道我用了很长时间，但是我想做得全面彻底，再说知道你会拖得住多萝茜的。开头我没看见有佣人，相信他们都躲到防空洞里了。所以我就一直找，直到发现你要的书，就是那本《大地》。然后我小心地将书放回书架上。”
    淑贞接着说：“这时，我好像听到一声脚步声。我连忙关掉手电筒，走进卧室，轻轻关上房门。到处都是暗乎乎的，但我总觉得有什么人藏在黑暗中，也许是个仆人。我一直往外走，直到看见外面的烛光，接着就看见了你。”
    雅氏心想这下可糟了，于是问：“你觉得那个人知道你是从书房出来的吗？”
    淑贞说：“我想应该是。请在下一个拐角停下，今晚我要在朋友家里过夜。”
    雅氏回忆说：“照她的指示，我忧心忡忡地开车走了。在她安全离开重庆前，我是不会轻松的。但是，闷闷不乐是无用的，还有许多工作要尽快去做。”
    有了《大地》，一切OK。雅氏说：
    “如果知道破译的钥匙，‘独臂匪’的密码逻辑是非常简单的。只要将月份和日期的数字相加，再加上10就可以了。所以解密 4月 1日报文的密码钥匙就在第15页：4 + 1 + 10。所有的数字密码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系统得来的。”
    雅氏回忆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破译工作的推进，报文的内容真相大白。我听到十几种方言发出的惊叹声。尽管我很想尽快完成破译的工作，但是我还是停下手中的工作探个究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结果是我们的发现远远地超过了我们到目前为止所做的一切。‘独臂匪’是汪精卫在重庆的耳目，每天通过在上海的联络人向汪汇报工作。”
    此外，还发现一个“德国防空顾问威纳先生”牵连其中。雅氏说：“报文中点到了不少中国人的名字。我很自豪只有一个白人是叛徒，而且还是个德国纳粹。”
    雅氏另一个翻译“吴”愤怒地说：“‘刀斧手’会收拾威纳先生的。”
    对此雅氏表示怀疑，他说：“威纳先生是一个德国官员，而希特勒的威慑力是无远弗届的，即使是在中国这么遥远的地方。
    吴听了一笑：“他当然不会被当众处死，但是会有事情发生在他身上的。比方说他或许会突然病死。顾问，您想打个赌吗？威纳先生从现在开始只能活四十八小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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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相大白，雅氏将所有相关人员招呼到一起，说：
    “小伙子们，先等一下别走。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十个学员和我们三个知道的情况都太多了，大大超出了常人知道的内容。如果这些消息外泄，我们当中就有人会被指控。我可不希望这样的事落到自己头上。我离家太远，没人能救我。”
    大家当然知道雅氏的意思，于是他接着说：“我想，我们应该一起去见‘一号’，然后在他把所有的叛徒抓起来以前，我们自己实行软禁。”
    大家无异议，于是雅氏带着吴、林两个翻译去见戴笠。他回忆说：
    “我们聚集在‘刀斧手’的会客厅，吴翻译差了个听差去禀报说，顾问有很轰动的信息要面陈，感觉就像去捋虎须。我让林在会客厅外把守，不让佣人们进入。”
    雅氏说：“‘刀斧手’眼中带着睡意，对我们还算礼貌，但可以看得出，内心里对我们如此无礼地叫醒他，感到非常愤怒。他听着吴翻译的陈述，脸色变得极其凶狠。吴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完，并把相关报文交给‘刀斧手’过目。这时，‘刀斧手’的脸上才浮出微笑，软化了原先的表情，他与我们一一握手，说了句什么话，我猜是表扬我们。可以感觉到，他是彻头彻尾地满意了。”
    这时，吴对雅氏说：“将军说了，每个人都会得到嘉奖的，这也包括您。” 　
  　雅氏依然谦恭地说：“告诉将军，我只要有杯酒喝、有份早餐吃和有张床就可以了。”
　　雅氏回忆说：“对于我的提议，将军大笑，拍掌吩咐佣人去准备。然后他和吴又讲了几句话。”
　　吴说：“将军说他要先走一步了。他必须马上去总部。”
    雅氏回忆说：“‘刀斧手’拿着报文，微微鞠了躬转身迅速离开。看着他的大阔步，我想重庆今天要进地狱了。”
    雅氏一觉睡到下午，他回忆说：“醒来时，发现吴和林正喝着‘刀斧手’最好的威士忌，已经是晃晃悠悠的像山羊一样。”
    见雅氏醒了，吴说：“‘一号’一个小时前捎来了口信，说是我们不需要呆在这儿了。”
    雅氏问：“那么所有的叛徒应该都给抓起来了。”
    吴说：“全抓起来了，那个威纳先生再也见不到下一个日出了，或是日落。”
　　雅氏又问：“那‘独臂匪’呢？”
    吴用食指做了一个“割喉”的手势，说：“再也喝不到他的威士忌了，也见不到他的女孩子了。”说着，吴还假装“呜呜地哭了”。
    当晚，雅氏又去找淑贞，并对她的安全表示担忧，他说：
    “很简单，你为什么不去找将军，让他保护你？你知道我说的是谁。或者至少让我去。‘独臂匪’的佣人看见你在他的书房，毫无疑问‘独臂匪’知道你为什么在那儿。通过他的众多关系，他几乎也肯定知道我在中国干什么。因为你，他给抓了起来，现在或许已经给干掉了。他的佣人或者同伙也许还在逃，并在找你。让我去找将军吧，请他给你提供保护。”
    淑贞说：“不，没有那个必要。除了你和我的两个朋友以外，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里。今晚我就去机场。我会把我的行李留在南温泉，随身只带证件。”
    雅氏表示要送她去机场，淑贞拒绝了，她认为“一个外国人会太显眼了”。
    至此两人永诀——
    当天晚些时候，淑贞的朋友、一个叫做“玛格丽特”的女人找到雅氏，并告诉他一个不幸的消息：“她最终还是没逃过。”  
　　雅氏大叫：“什么！她在哪里？” 　
　 “她在去机场的路上被淹死了。有人把她坐的小船给弄翻了。”
    在雅氏的回忆中，除了没完没了的找女人以及帮助他的中国同事寻欢、赌博等生活琐事以外，他一共讲了三个反间故事，上述这个是最完整也最精彩的，且其情节之离奇曲折，令人觉得好似看电影一般（每当看到这里，笔者就不由自主地想起那部著名的《蛇》）。
    同时，由于上述故事完全处于雅氏的自述，无任何佐证，不得不让人怀疑其真实性。
    但另一方面，以雅氏对整个过程叙述的严密程度而论，似乎又不能完全说其出自杜撰、演绎，因雅氏在重庆的时间一共也就两年，一个外国人，要凭空编出个时间、地点、人物、发生、发展、结果“六要素”齐全的故事来，也是个挺难的事情。
    当然，雅氏不是寻常人，我们编不出来，他或许行。
    除此以外，从雅氏的回忆中，我们就再也看不到他对于中国的抗战有什么其他特殊的贡献了。
    对此，我们只能说，雅氏是个专家不假，但他不是神仙，在对日方、特别是军方密码的破译上，的确“技止此耳”，没有传说中的那么“邪乎”。
    事实上，通过雅氏的工作，以及与此相配合的军统“防空”台网的建立，最大的贡献是——尽可能地避免了重庆在日军空袭中的损失，这一点，魏大铭知道得最清楚。他回忆说：
    “我有两次在军事委员会的大本营内当总值日官，敌机来时，有防护组织指导防护，各官佐凭证入指定之防空洞内，并有座位，长官一区内座位亦好，电灯光明，电扇通气，大家静坐，谈笑风生，且时由扩音机内听到防空官员之报告，称敌机若干某时通过某地，向某方向前进云云，紧急警报时，其语气尤着重报明现已入市空，请大家注意云云，对于敌机行动，真是清清楚楚，使各军事长官时刻明白敌机的动态，而人们的心理上要轻松些，我当时在洞内知道这些报告都是我们的侦空组所侦收研译出来的情报，只有杨宣诚厅长知道此是我们破译出来的，常频频以目视我表示这是你的产品，旁人则不知也。其他防空洞则没有此种设备，此地大概为备委员长来避者也。”
    魏大铭还说：“我们的工作，说穿了，实在并不难，当你摸不着它的诀窍时，就一筹莫展，莫测高深了。我还记得有一次在重庆大坪总台工作，适林次长蔚文将军路过，特地下车来招呼我同车进城，一路上谈问敌机空袭情报各项事，他很觉得妙用，盖并非冒险万难，用最少的人员设备与费用，轻轻巧巧地获得如此可靠合用的情报，殊感欣喜。”
    雅氏来中国，是签了“合同”的，到1939年 3月，他续签了一份合同。然而，就在第二个“合同期”内，雅氏的身份暴露了。
    这天，一个美驻华外交官来访，雅氏回忆说：“我见过他一次。他知道我的身份，知道我在这儿的任务，但一直都谨慎地没有问任何问题。他带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
    对方说：“战争随时都会爆发。日本刚刚要求全面封锁中国，包括越南和缅甸的路线。他们随时会入侵香港，英国人已经在紧锣密鼓地撤离了。日本人在九龙边界上布了三个师。我和大使馆的领事谈过了，他说作为一个用假名帮中国情报部门工作的美国人，如果被日本人抓到，一定会被处决。”
    因此，对方指出：“我们需要你立即回华盛顿。”
    雅氏回忆说：“接下来是忙碌的一天。蒋总司令和‘刀斧手’分别接见了我几分钟，军统也举行了送别午宴，席间不停地干杯。每一个给我服务过的下人都来鞠躬，走的时候满脸笑容地揣起丰厚的赏钱。我把少量的西药、我的马靴、骑装、打字机、热带的正装，诸如此类的东西，分给了我的翻译们。我和我的学生们最后一次干杯，和舒尔喝了最后一杯，不情愿地给‘笨驴’说‘明天见’。”
    1940年 7月，雅氏回国。他回忆说：“我登上了赴美的飞机，而整个世界正直奔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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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雅氏回国前不久，刚刚经历了“华北视察”的乔家才，身心俱疲地回到重庆。一回来，人事科长李肖白就告诉乔，戴老板准备派他到成都去负责当地的“禁烟密查组”，并特地告诉他“这份工作很不容易获得”。回到重庆的第五天中午，戴笠在枣子岚垭“漱庐”请乔家才“工作午餐”。乔回忆说：“同席有机要秘书陈康、王璇等七位同志，他们刚从外事训练班毕业，年龄都没有超过二十五岁。机要室系戴先生的办公室，机要秘书系临时职务。戴先生从外事训练班选出比较优秀的同志，安置在身边，让他们处理呈送他批阅的文件，使他们了解工作情形，学习解决问题的方法，用意很深长。”
    乔家才说：“吃完饭，戴先生同我谈工作，我坐在距他三公尺的对面，七位秘书排成人字形，坐在他的两旁，有两位秘书，手执铅笔和拍纸薄，大概是准备作速记录。”
    乔汇报了此次华北视察的经过，并在最后说：“这一次我到华北去，白跑一趟。我不能防止住平津工作被敌人破坏，使许多同志牺牲的牺牲，蒙难的蒙难，我应当负责，接受处分。”
    乔回忆说：“说到这里，想起多年来共患难的朋友们壮烈牺牲，忍不住，眼泪一直往下淌。”
    戴笠见乔过于激动，即打断他的话，说：“我应当负责，我应当负责! ”
    乔家才回忆说：“当时我因情绪很激动，说话比较放肆，戴先生始终严正而又温和地向我解说，他并没有责备我批评不当，或者说我出言不逊，可是那七位年青的新进的秘书同志倒为我捏了一把汗。他们脸上的表情，显得格外紧张，很替我担心的样子。”
    乔还说：“事后，我们碰面，他们都对我表示，他们万没有想到戴先生有那么大的雅量，更没有想到我有勇气做那些直率的批评。他们怕我撞出祸来，结果什么事都没有，所以他们觉得我们这个团体，确实不同于一般。”

    按：七位“年轻同志”的担心，当然是因为不了解戴笠，但戴笠很了解乔家才，他这位军校的同期同学，说话办事一向是这个样子，好话都不招人爱听，何况是憋了一肚子火呢！

    乔家才回忆说：“这次谈话，整整谈了一个半钟头，结束的时候，已经下午三点钟了。戴先生立起身来，让我稍等片刻，走进里屋。五分钟后，他又走出来，交给我一张条子，让我送给人事科。”
    乔一看，上面写的是：“仍派乔家才同志为督察室主任。”
    ——好好的一个肥缺“禁烟密查组”干不成了，要去干一个费力不讨好的差事。
    前一任督察室主任，就是当年乔家才的对头、后来又不打不成交的刘培初。
    抗战开始以后，经戴笠同意，刘培初调到军委会第六部第二厅，公开职务是工运科科长。
    军委会第六部后改为政治部，据当时曾在政治部任职的士心回忆说：
    “‘八一三’淞沪抗日之战结束后，接着京畿陷落，政府西移武汉。当时为了适应情势的需要，军事委员会明令撤销第六部，另行成立政治部，除特任甫由淞沪战场抵达武汉的前敌总指挥兼第九集团军总司令陈诚为上将部长外，并为表示国共两党真诚团结，以及与国民党以外各党派衷诚合作起见，又简派中共巨头周恩来、第三党要员黄琪翔两人为中将副部长。同时，在政治部内又设立了一个专事罗致全国著名学者、专家、社会贤达、民主人士的‘设计委员会’，总共礼聘了二百二十四位同少将委员，一时群贤毕至，少长咸集，除了男委员，还有女委员。”

    按：周恩来的夫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邓颖超即“同少将委员”之一。

    士心就是受中统指派，到政治部监视周恩来夫妇的。他回忆说：
    “笔者那时适服务于中央党部某单位，在政治部正式成立后不久，即奉派持陈果夫先生的亲笔介绍信，谒见陈诚部长于武昌大东门外的南湖，陈氏披阅了果夫先生亲函，并面询了我几句，当下便亲笔写了一道手谕：
    ‘派××为本部中校服务员，着到总务厅工作。’”
    士心回忆说：“我开始上班不久，便不停地到处打转，任何单位的办公厅里，都可见到我的踪迹；其实，我唯一的目标只是周副部长室而已，但我先要将自己变成一个无头的苍蝇，到处乱飞，慢慢有机会才能飞将进去，否则便会不自然了。”
    士心还回忆说：“原来陈诚部长当时身兼数职，非常忙碌，逢到星期日，要在饭厅临时改作大礼堂，举行国父纪念周，陈部长有时因事不能到部主持，而张厉生副部长又或因事未到，按照阶级职位，便应该由周副部长代表部长领导行礼，但周每当司仪人员高唱向党国旗及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时，全体行礼如仪，而周身为主席，却始终直立不动。笔者为此，有一次曾大胆问过周恩来，何以不鞠躬？周解释说：‘我不是国民党员，没有资格向党国旗行礼呀！’”
    由于政治部的这种特殊性，使之成为国共两党斗争的焦点，作为一个强硬的反共分子，可想而知，刘培初在这种环境里是没法生存的。
    不久，武汉撤退，在戴笠的指挥下，刘培初协同军统湖北站站长朱若愚指挥了武汉“反资敌大破坏”之后，撤往长沙。刘回忆说：
    “我从武汉经沔阳来到沙市，于长沙大火之夜到了长沙。这时我对政治上的饥渴尤甚，一路问长沙有否新的策划与活动，我总以为丢了南京，国人对此刺激似尚不足，而今武汉也失守了，政治上的生机，也应该应运而生了，只有一线生机，才能打开这一政治闷局。”
    刘培初回忆说：“戴先生请我吃晚饭，说我来得正好，全局财物眷属均在沅陵，那儿十分紊乱，须我立即前往主持，并叫一摩托卡司机马牧同志，亲自吩咐他漏夜送我到常德，并说沿途车辆甚多，极难走通，只有马牧同志和这摩托卡，可能有办法。”
    刘说：“我们离长沙不远，长沙便成火海一团，到猴儿渡，成千的汽车堵途不能通过，马牧真有一手，他千方百计的走出猴儿渡，过河后直驶常德坦途，清晨便到了，戴先生知人用人之明，于此一司机之微，也洞察到他的肝腑。”

    按：正是在猴儿渡，戴笠在指挥军统物资抢运时遭遇敌机，随侍的“临训班”学员史焕章舍身保护戴笠，自己却被炸成重伤（史在回忆中，称猴儿渡为“猴子石渡口”）。

    此后，马牧在贵阳不幸遇难，刘培初说：“他在沅陵，曾教我学会开这极难学会的哈雷三轮卡，其他的车子那太容易了，使我终身也忘不了他。”
    刘回忆说：“我在沅陵切实忙了好几个月，才把这杂乱一团的人与物整理清楚，用数百辆卡车先后输送到贵阳，戴先生从长沙到东南后，犹对东南的同志们说：我把沅陵那个杂乱局面，交培初同志去处理，使我已十分安心，毋庸挂怀那边的一切了。闻之使我十分感动。”
    1939年春，刘培初才来到重庆，即被戴笠任命为军统局督察室主任，并兼任训练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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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已经是刘培初第二次任督察室主任了，回忆起这一段时期的工作，刘培初得意地说：“我于此时建立周督察制度，并创办家风月刊。周督察制度，使各单位一切工作进行人事的臧否能随时了如指掌。家风月刊，能教育各级同志，传达重要的一般命令。关于参训班，外事班的建立，息训班的迁址建立，兰训班的选拔视导，无不参与大计。督察室在此时，亦可称权威赫赫，无人于工作生活之中，能稍作非非之想。同志们，可能一提到督察室就害头疼，我却是我行我素，任何大干部，也不稍予宽纵。这也许就是戴先生要我当几次督察主任的重要原因。记得戴先生曾说过这句话，我和乔家才兄是调统局的两条硬汉。然乎? ”
    1939年 6月20日，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军统高干王克全自杀了。
    王克全，前面说过，原本在上海给赵理君当副手，后被调到湖北，任汉口警察局侦缉大队长。武汉撤退以后，王于1939年初到重庆，并奉命组建重庆卫戍总司今部稽查处，该处成立以后，王即任副处长。
    前述曾参与暗杀唐绍仪的谢志磐，就是在这一时期被王克全带人给“误杀”的，沈醉回忆说：
    “那是从上海逃到重庆的一个军统特务叫谢志盘，是军统大特务谢力公的弟弟。他是唐绍仪的亲戚，军统利用他和唐的关系将唐暗杀后，在逃出上海时神经上弄得太紧张，到重庆还是疑神疑鬼，整天坐在旅馆不敢出去。检查旅馆的特务起了疑心，便爬在窗子上去看，他立刻开枪，特务们也马上还击，一顿乱枪将他打死后，才发觉原来是错打了‘自己人’”。
    重庆卫戍总司今部稽查处是军统在重庆控制的最大也最重要的一个公开单位，沈醉回忆说：
    “它的组织遍布卫戍区十三个县，编制上的人数虽只有五百多人，而每一外勤人员所运用的助手，多的上百人，少的也有二三十。它的特权超过了卫戍总司令，军统在重庆的许多罪恶活动，大都是通过它去执行的。”
    沈还说：“这个处在一九三九年成立，是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迁到重庆后扩充起来的，名义上是卫戍总司令部的一个单位，实际上完全受军统控制，全部人事安排都由军统人事处统一办理，卫戍总司令根本不能过问。先后担任总司令的刘峙和王缵绪，也非常识相，对这个处的一切都不去管它。因为蒋介石曾亲自告诉过他们，要把这个处全部交与戴笠。”
    根据沈醉的叙述，从重庆卫戍总司今部稽查处的重要程度看，戴笠对王还是重用的。
    不过，王克全遇上刘培初，也合该他倒霉。刘回忆说：
    “有一次稽查处的周督察报告。检举副处长王克全兄在行谊上之失当，我也认为两个喜欢钱的人，不能同为稽查处的正副处长，戴先生对此已批令将王克全调职，两天后又有人报告王克全在受命作一次行动工作时。上级发他几支手枪，他于执行任务后，并未缴回，致于失火中烧毁。我于督察报告中呈报上去，戴先生立令扣押讯办。”
    重庆卫戍总司今部稽查处的处长，就是原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赵世瑞，他于1939年春由湖南澧州调任重庆稽查处处长。
    赵世瑞其人，素以爱财而著称。早在刘培初第一次任督察室主任的时候，就曾经“弹劾”过赵，他回忆说：
    “但我主持组织人事，为时仅有半年，即调督察主任，那时全局同仁，工作生活十分严肃，值得督察室伤脑筋的事情并不太多，惟对南京特高组赵世瑞兄，工作能力极强，而有用钱太多情弊，戴先生令我亲往彻查，而赵兄盛气凌人，我呢，是要彻查账务到底，经终宵彻查，似乎有三千元用途不甚实在。”
    刘即将赵的“情弊”报告戴笠，没想到戴听了说：“世瑞的特高组已工作经年，如仅有三千元之差，不算太过，也不必予以较大处分。只令他注意检点可也。” ——戴笠言下之意，只有三千元说不清楚，已经够廉洁的了。
    对此，在晚年的回忆中，刘培初皮里阳秋地说：“戴先生对部属宽大之处于此可见。”
    事实上，赵世瑞的贪墨是出了名的，但很奇怪的是，戴笠却对他这一点十分宽容，可能也是一种驭下之道吧。
    刘培初继续回忆说：“当派人去带王克全来局扣押时。王说：待我上楼去换件衣服，来人不疑有他，谁料王同志上楼后即举枪自裁了。临危对人说，是督察主任杀我。”
    在沈醉的回忆中，也曾提及此事，但他没有谈到刘培初在此案中扮演的角色： 沈回忆说：“戴笠爱手枪，超过对一般的部下。一九四零年，重庆经常遇到日机轰炸，有一次军统刚从香港买回一百支左轮手枪，运抵重庆时又遇上警报，稽查处航空检查所便赶紧把枪送到石灰市稽查处交与副处长王克全。敌机空袭时，王没有把枪运进防空洞，结果被一颗炸弹炸得精光。他接到报告后，气得大发雷霆，立刻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王克全查问，并在电话里大骂。骂了一次不算，还叫王马上去见他。”
    “王克全原来是（中共）一个叛徒，被捕变节后，对江苏省委组织有很大破坏，捕杀过不少共产党员，因而逐步得到信任，被派为重庆稽查处副处长，工作异常卖力。谁知道会为了损坏一百支手枪，被戴笠在电话中什么话都骂了出来。戴笠连骂带问地噑叫：‘你不好好保管这批手枪，是不是怕拿去对付你过去的老祖宗( 指共产党 )? ’王闻之羞愧无以自容，他怕受到更严厉的处分，便在听完电话后，关上房门就在稽查处处长办公室内开枪自杀了。”
    一个在特务处成立之初即“效力”的“老同志”，居然会死于一份“稽查报告”，可想而知，刘培初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大家都认为他做得太过分了。
    刘回忆说：“一时局内不安的大干部，很想利用这一机会，把我着意攻击下台。”
    这时，戴笠出来给刘解了围。事发次日即1939年端午节，戴笠请全局高级干部数百人“餐叙”，席间，戴笠说：
    “王克全是畏罪自杀，与刘培初同志毫无关系，连我也没打算杀他呀，本局纪律如此，他违纪自裁，是值不得我们去惋惜的，予以厚葬便是。”
    刘培初回忆说：“只几句话使我不安的心情，人们攻击的矛头，都云散而烟消了。”
    王克全“殉法”之后，陶一珊接替了他稽查处副处长的职务。
    1940年春天，刘培训又“出事”了。这回他遇上了一个“硬茬子”——毛人凤。刘回忆说：
    “这时在一个下午。我因事见毛人凤同志于秘书室，因督察室须迁出罗家湾一事，与之大起冲突，彼此拍案叫吵。”     其时，毛刚刚当上军统局的“代理主任秘书”。
    ——前面说过，军统局主任秘书原本是郑介民，但郑因同时在军令部二厅当第五处处长，没事根本就不来军统局办公；同时，毛人凤则一直给戴笠看家，再加上他俩的同学关系，隐隐然有超越其他秘书之势，此起彼伏，顶这个“缺”再合适不过了。
    ——这样，就发生了潘其武“抬轿子”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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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美国黑室”

雅德利

　赫伯特·雅德利被称为“美国密码之父”。他于1917年创建的“美国黑室”(MI-8)为美国陆军部破译了德国、日本等国的上万份军事、外交密电，为美国政府的外交谈判、军事行动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决策依据。《美国黑室》是雅德利对1917年创立“黑室”到1929年关闭“黑室”的10多年间重要事件的记述，该书因向世界揭露了大量机密信息而成为美国出版史上最有争议的书籍之一。19个国家因《美国黑室》改变了他们的外交密码。

关于“美国黑室”

　“美国黑室”是美国政府的密码局，在“黑室”里，密码专家揣摩如何破译外国政府的密码电报、化学家蓄意伪造外交封条、摄影师把外国的外交信件拍照下来。
  在这本书中，我想以简单、平静的方式展示这个机构的秘密。我之所以可以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这个机构是我为美国政府创建的。该机构在最鼎盛的时候，工作人员总数达到 165人。我管理这个机构长达12年之久。在此期间，我领导它进行各种秘密活动。最后，来了新一任的国务卿，他下命令关闭了我领导的“美国黑室”。
　12年来，他是美国国务院第一位有此勇气做出这样决定的国务卿，虽然他知道世界上各大国都有自己的“黑室”，但他仍然宣称他国的外交书信是不容窥视的。我本人觉得与其说他有勇气，不如说他无比天真。这位天真的国务卿竟然谴责美国密码局的秘密活动。如今，“美国黑室”被迫关闭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再为其保守秘密。
　你能听到来自英格兰、法国、梵蒂冈、日本、墨西哥、古巴、西班牙、尼加拉瓜、秘鲁、巴西等国的窃窃私语。
　你能看到大使的保险柜被打开，他的密码簿被偷出来拍照。
　一名可爱的女孩与大使馆的秘书跳舞。她恭维他。他们成了私密的朋友。他由于轻率，这才使得我们看到他密码簿里的奥秘。
　我们小心谨慎地伪造外交邮戳。我们的专家精巧地把信封打开，将其内容进行了拍照。
　几个月的艰辛劳动破译了新密码。为了让密码专家可以发现密码的奥秘，50名打字员疯狂地制作频率表。
　我们截获的一封信。化学家用各种化学试剂试着显影。几个字母若隐若现，一个句子浮现出来了……接着是整个段落……后来，我们看清了第 2封、第 3封……你看，这是巴拿马运河的计划！一名美丽的妇女被逮捕，我们把她投入监狱。她在死前供认了。
　一大堆混乱的信件；我们破译了它们。有人因此而被判处死刑。
　一封惊人的电报。总检察长和国务卿争着向总统做汇报，就好像学校里的孩子争着给老师苹果，希望获得老师的喜爱一样。
　第一次裁军会议召开了，会上将决定出世界各强国的海军实力对比。快递员从“美国黑室”飞快地向华盛顿传送刚被破译的密码电报。
　“美国黑室”受到严密保护。荣誉像雨点似的落在我们身上。陆军部长把“杰出服务勋章”别在我的翻领上，他还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
　
第一次拥有了证明苏联国际间谍活动的真正文件

　1919年 4月，我回到了华盛顿。MI-8此时的状况十分糟糕，已经没有经费从民间招募密码专家，而许多军官却急于退伍去过平民生活。然而，美国政府决心即使不打仗也要继续运作密码局，因为各部门的官员认为没有更好的办法让美国知道其他国家的机密。他们知道世界强国都有密码局，如果美国想成为世界强国，就必须提供资金雇用一批有能力的密码专家。
　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的高官开了几次会，他们做出决定：取消速写部门；取消隐显墨水部门；把编制密码的部门转移到通信兵部队（军队要求通信兵破译密码）；把军事情报通信的任务还给指挥官的副官去做。
　MI-8只剩下密码分析部门。我估计维持这部门有效运作需要每年10万美元的经费。国务院希望军事情报部分担 4万美元的费用。海军的贡献被排除在外，因为有些决策人不愿与海军分享机密情报。所以，我们出现 6万美元的资金缺口。军事情报部说服了美国国会，弥补了资金缺口。我从国务院听到有关这笔经费的一个笑话：这笔钱不能在哥伦比亚特区内消费，否则就被认为是违法行为。由于我们不能滞留在哥伦比亚特区内，我受上级委托到纽约寻找一个合适的地点，以便不让外国政府发现著名的“美国黑室”的所在。
　埃德加·爱伦·坡的《失窃的信》说明了一个道理，最习以为常的地方是最安全的。我在纽约第30大街东面选了一栋 4层的红砖楼，这个地方离纽约的中心第 5大道非常近。
　我回到华盛顿后，立刻着手从MI-8现有人员中挑选出一组最高效的行政管理人员和最有能力的密码专家。为了建立一个成功的密码局，我准备带走一些最重要的资料———语言统计数据、字典、地图、参考书、名人录、反映当前时政的报纸剪报。
　在战争期间，我与许多有责任心的商人成为朋友，有几个甚至愿意给我非常好的工作机会，但我热爱破译密码的工作，所以没有接受。后来，美国政府给了我一份工作，年薪7500美元，而且保证我能长期做破译密码的工作，于是我同意管理新成立的密码局。
　所以，华盛顿的机构解散后（我被提升为少校军衔），我带着这一小队人马来到纽约市中心的红楼中，开始组建“美国黑室”。
　实际上，我们与美国政府的所有联系都被中断了。所有员工，包括我在内，如今都是平民了，但我们的活动经费是从一个秘密基金中拿。诸如租金、电话费、水电费、办公用品等费用都有人在暗中支付，所以没有人能找到我们与政府的联系。
　我们的任务就是破译外国政府的外交密码电报。如果我们被人抓住，只能算我们倒霉！
　我们雇用了门卫，把所有的门锁都换成新的，准备开始秘密的工作。但是，我们手中没有一封有待破译的电报。电报的审查制度已经被中止了，电报的监督权被交还给电报公司。我们需要得到电报的副本。如何呢？
　我不想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换一个角度谈这个问题。在我处理过的文件中有一份是关于苏联政府间谍的。你看完后，就能自己总结出美国政府是如何获得外国政府的密码电报了。
　就在我们搬进新红楼后不久，我在华盛顿的一个联络员来找我，这让我有些吃惊，因为我们之间不常联系。
　“你喜欢我们的新工作地点吗？”我问他。
　“有那么多的门锁，这让我毛骨悚然。”
　许多来过我们这里的人都有这种感觉。我问他来纽约有何贵干。他拿出一捆纸递给我。是 7封密码信。
　“你从哪里弄来的？”我问。“是国务院转来的，”他告诉我，“我们逼迫一架飞往苏联的德国飞机在拉脱维亚降落，从飞机上找到这些密码信。我收到的指令让我告诉你，国务院希望尽快破译。”
　“你怎么知道我们能破译这样混乱的信呢？”
　“我不知道，”他承认道，“我只知道传达命令。”
　“你们这些华盛顿人总是急迫着想看到密码信的内容。我们将尽力破译。但是，不要给他们一种错误的印象，我们这些人能在睡梦中破译密码。”
　我领着他看了看我的新办公室，然后让他走了。我也是急于想看到密码信的内容。
　我后来听人说，拉脱维亚政府想自己破译这些密码信，但没有成功。于是他们请驻里加的美国领事馆把密码信拿到美国，看看美国密码专家是否能破译。
　利用当时分析瓦贝斯基文件所用的方法分析这几页密码信，我们发现这些信是用了移位密码，语言是德文。我不打算详细讲解破译过程，因为不是所有读者对破译细节感兴趣。然而，对于那些对细节感兴趣的读者来说，我建议可以采取前面谈到过的分析瓦贝斯基文件的方法。
　这些信中的密码很难破译。我们的分析表明许多密码列都不是等长的，需要极具独创性才能把不同的列放在正确的位置上。这几封信是苏联特务写的，地点可能是在柏林，他打算把信发给他的苏联上司，因为那架飞机是飞往苏联的。信中的名字好像都是化名。例如，第二封信的结尾是“我现在的名字是托马斯。致意，詹姆斯。”此人显然是苏联全球间谍活动的指挥者。注意信的最后说，“古塔斯基到了，他带着钱前往美国”。
　1919年12月23日快送钱来。意大利和法国急需钱。大珍珠在这里很好卖；蓝宝石在英国好卖。秘书处急需材料。在会议开始前，钱应该分配好，分钱需要通过这个中心点。11月，保罗·莱维和布鲁斯基·翟克因尼史被选为秘书。秘书与荷兰有联系。共产主义资料已经在这里发行，我好将出版俄文资料。
　维也纳建立了分支机构。至今没有卡罗的新消息；他工作得很好。阿布日安诺维奇，他在巴黎。从那里建立起与世界各国的联系。进展不错。议会将在1月和2月开会。日阿戴克将做详细报告。这里绝对需要日阿戴克或巴采瑞恩。请寄更多的钱来。考普实在不能来。我现在的名字是托马斯。致意，詹姆斯。
　荷兰的会议是一次彻底失败，原因是参与人不小心。克拉热和萨维亚被捕了。荷兰媒体谈到卖钻石的收入是2000万。警察明显增加了针对秘书处的活动。不知什么原因，布鲁斯基的照片落入警察手里。我们怀疑是与你在一起的波兰人。莱维和亚历山大最近被捕了。建议你使用速写法，我也将用速写法。我把你看做是医疗队成员，或是移民代表团成员。请告知是否合你意。无线电台终于建成了。雇用了专家。下一周，我们准备接收。我们急需钱支付给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法国人。代表团在此处等待。从意大利的特里斯特来的同事带着钱。他曾被逮捕过。钱不久之后会送到意大利。古塔斯基到了，他带着钱前往美国。德国政府同意交换记者。《法兰克福报》正在趁机发展。急需人才。
　这些电报让华盛顿的官员处于骚动之中，因为他们手中第一次拥有了证明苏联国际间谍活动的真正文件。
　MI-8还收到电报说列宁派遣库恩·贝拉去匈牙利搞“白色革命”。但是，电报太长无法在这里公布。

令人震惊的苏联指导间谍活动计划

　然而，有一份苏联文件，我必须向读者展示。我常常感到遗憾自己没能被像苏联这样的政府雇用成为间谍，因为苏联政府懂得如何以既无情又聪明的方式搞间谍活动。
　下面这份文件十分独特。虽然世界强国的间谍活动都有共同特点，但像这份间谍文件是极为少见的，因为它以如此清晰和坦白的方式指导间谍的活动。

如何在外国公使馆中雇用间谍的指令

　在日本、英格兰、美国的公使馆中雇用中国人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点：
　a.  必须是对我们有用的人，才能被我们雇用，即他们有机会接近公使馆中掌管重要信息的人或从事机密工作的人（公使馆的领导、武官、秘书等等）。如果他是翻译人员、打字员，他也可以受雇于我们。我们还可以雇用住在公使馆中的小孩。
　b.  你必须肯定受雇的人不会叛变，他的报告必须是可信的。
　c.  不要让他知道他在为俄国人工作。你要让他相信他是在为中国国内的一个政党服务。
　d.  受雇的人必须告诉我们重要的中国人和外国要人拜访公使馆的消息，还要打听到拜访的目的，与哪些公使馆里的重要人物进行了谈话。
　他必须能找到公使馆中掌管秘密间谍活动的负责人，还必须找到被公使馆雇用的中国间谍和外国间谍。
　他还要找到存放机密文件的地方，并找到偷窃、拷贝这些文件的办法。记住，如果他能完成任务，我们会除了工资之外再多付额外的费用给他。
　这份文件很令人震惊，因为苏联间谍的计划很好，外围的小间谍不知道他们在为苏联服务！
　莫斯科的苏联官员一定会否认这份文件的真实性，但他们肯定认识这份文件。只有他们能认识出来，他们就知道我手中还有更多具有轰动效果的文件。例如，苏联人曾计划如何大屠杀其他民族的人。这只不过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而已，苏联间谍，请注意。
　我确实拷贝了这些文件，我不怕遭割喉刺杀。但是，我不打算公布这些文件。别紧张，我已经把这些文件销毁了。
  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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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其武，1904年生，福建长乐人。
    潘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进入特务处以后始终当秘书。
    提起潘其武，许多人都有微词，陈恭澍在回忆中曾讽其为“公馆秘书”，意指他无甚本领，一味走“上层路线”——其实潘绝非凡人，否则也不可能在十年之后当上“国防部情报局”副局长。
    说起潘搞的这次“签名”活动，其实是很不寻常的，因军统的用人，均操诸戴笠，向不容他人置喙，于是刘培初第一个跳出来反对。他回忆说：
    “但在廿九春，潘其武兄发起处长以上的人签名向戴先生保他为局本部的书记长，那时我任督察主任之职。但我并未签名，我说用人是戴先生的权力，向他保荐，木局向无此例。我认为戴先生所任命的督察主任，是要有这点风格的。”
    最终，毛人凤还是如愿以偿，代理了“主任秘书”，其实，潘其武此举，搞不好还是戴笠在背后指使的呢。
    刘培初与毛人凤的争吵，与此前的这次“抬轿子”事件是否有关，不太好说，但如果有关系的话，笔者可以断言，其曲，一定在刘，而不在毛。
    以毛人凤的一贯作风看，绝不会因为昨天你反对过我，今天我就借机把你挤出罗家湾局本部，毛做事，绝不会这么“浅”，否则他也不是毛人凤了——办公室政治，不是这样搞法的。
    反观刘培初，心里先就存了芥蒂，没准觉得毛有意刁难，他又是一个说话一贯“硬邦邦”的人，极有可能“话赶话”，最后闹得不可收拾。
    所以，哪个单位都是这样，有当官的，有干活的——乔家才、刘培初，都不是当官的料，而是干活的命。
    其实，毛人凤还是在刘培初的推荐下，才调回本部工作的。当时毛还在张毅夫的西北区工作，刘在西安“视察”的时候认识了毛，回来之后，即对戴笠说：“毛人凤深藏不露，忠实努力，旧学根基甚好，如能在戴先生身旁做个秘书，甚为理想可靠。”
    刘培初后来说：“没想到这一吹嘘，使他在十年后做了局长。” 与毛的冲突，令刘怒不可遏，愤然辞职。他回忆说：“事后，我发出一个电报，向在东南视察的戴先生辞去督察主任与训练科长两职，并申明我自行到禁闭室待命，不得批准，誓不出此室。逼得戴先生只好照准，并深加安慰，立命我到兰州特训班视察。”
    兰训班是继“临—黔—息”训练班之后，军统另一个大规模培训特务的机构，该班设在大后方的甘肃兰州，于1938年 8月开始筹备，戴笠对这个班非常重视，乔家才说：
    “因为从事抗战工作，军统局需要大量的工作干部，临澧训练班一处训练，已感到不足应付需要。而且武汉沦陷后，交通不如以前便利，各地往还费时，为了吸收西北和华北潜回后方的爱国青年，呈准增设兰州特警训练班。”
    兰训班“班主任”照例由戴笠自兼，而由副主任负实际的责任，第一期的副主任，原定由兰州警察局长马志超兼任，后改派另一位军校一期“学长”、曾在欧洲学习警政的刘璠。
    此后，因军统在重庆举办“外事训练班”，以刘璠为副主任，主持班务。兰训班副主任，换上了老资格的“十人团”成员之一王孔安。
    王孔安，字静轩，1901年生，陕西咸阳人，军校六期毕业。
    与军统的大多数人不同，王孔安是大学毕业以后才考入黄埔的，他自幼随家迁居四川广元昭化古城（即三国时著名的葭萌关）后曾赴日本学习，回国后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的前身）外语系，1925年毕业。
    王孔安也是个文武双全的人物，在校期间曾从山东太极名家姜殿臣学武。

    按：时任武昌高师校长的张继煦亦是太极高手，姜殿臣就是他特聘的国术教师。王孔安曾见过张打拳，他回忆说：
    “张校长系一瘦小精干型的人，而步履安详，举投轻快，两目炯炯有神，望之不似六十上下的人。其担负艰巨，有举重若轻之象，不知其体力精神，何以至此? 有一次，一个校庆节目上，有张校长的太极拳表演，表演毕，掌声雷动，斯时，始知校长固精于国术者，其老而弥健，盖有由矣。”

    毕业以后，王到四川成都当教师。北伐军兴，王孔安南下广东报考军校，并结识了浙江人徐亮。乔家才说：
    “咸阳王孔安原在四川成都大学教书，也扔下教鞭，去黄埔扛枪杆。他到达广州，住在长堤广泰来旅馆。无锡的徐亮和江山的戴徵兰则住在司后街宏信学旅。首先是王孔安和徐亮在长堤碰面，两个人一听说话。都是外省口音。不用问，一定是想进黄埔的。黄埔军校的入伍生部，就在长堤天字码头，所以，常来长堤溜达的各省青年非常多。王孔安和徐亮详谈一会儿，成了知己朋友。彼此交换了所住的旅馆地址，常相往来。”
    某天，徐亮回到宏信学旅，正好看见老板娘“大发雌威”，截住一位住客：“你今天交不出房饭钱。我就扣留下你的行李做抵押，从明天起，就请你走路，休想再住在我们这里。”
    乔家才说：“徐亮见这位住客，是每天都见面的熟面孔。看年龄，至少比他大七、八岁，气宇轩昂，十足绅士气派，不像是做生意的。他问明老板娘欠多少钱，立刻从衣袋里掏出五元钱，代替还清欠账。老板娘钱一到手，判若两人，原来的一脸怒气，一扫而光，立刻变成笑脸，不再那样泼辣了。那位住客却扬长而去，连一声‘谢谢’都没有说。”
    这位“绅士”，就是戴徵兰。
    乔家才说：“晚上，那位欠房钱的住客来到徐亮房间，互通姓名，才知道也是来考黄埔的，他叫戴徵兰，江山人。王孔安正来看徐亮，三个人性情相投，都具备一种豪爽侠义的气概，从此成为莫逆之交，形影不离，遨游于广州附近各名胜。”
    等到考试发榜，王、徐如愿以偿，被编入六期入伍生队第一团第三营第十二连，戴则落榜。这时王孔安建议说：
    “你以前叫春风，现在又叫徵兰，都不像军人的名字，恐怕你吃了名字的亏，最好改个名字?”
    听人劝，吃饱饭——戴徵兰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戴笠，字雨农，并再次报考黄埔，一举成功，编入入伍生队第一团第十七连。
    乔家才说：“关于戴先生改名的故事，王孔安至今还是津津乐道。”
    在校期间，乔家才并不认识王孔安，他回忆说：“我和敬宣兄系黄埔军校第六期同学，我是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团第三营第十一连，他系第十二连。他此我大了九岁，毕业于武昌大学，老练了许多。我们虽在同一个营里，因为住地分散，不在一处，接触不多，所以在学校并不认识。”
    此后国共分裂，在校的五、六期同学星散——戴笠随新组建的骑兵营去了苏州，并从此流落南京、上海一带；陈恭澍、张作兴、齐庆斌等逃回北方，连毕业证都没领着；乔家才逃出广东之后，辗转到杭州归队，后毕业于南京中央军校；此外，还有 700多人留在广东，并于1929年 2月在黄埔毕业，王孔安就是其中之一。
    王毕业以后，即与徐亮一起投奔了戴笠的“密查组”。乔家才说：
    “这时候，戴先生只是总司令部的一个上尉联络参谋，除了薪饷，没有另外的费用，也没有组织关系。单枪匹马，艰苦奋斗。所有帮助他工作的人，都是基于革命热忱。基于朋友交情，无名无利，王孔安就是最得力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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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期间，正值汪精卫等人在北平搞“扩大会议”，据乔说，王曾帮戴策反过邓宝珊和冯玉祥：
    “除了策反工作，王孔安自己到了北平，冒充改组派，参加了扩大会议。那时北平有个所谓革命黄埔同学会，接纳同学，拉拢参加会议。他把扩大会议的情形报告戴先生。使戴先生对于扩大会议的情报能够了解透彻。扩大会议在北平开得很糟，主要原因是阎、冯军事上节节败退。使扩大会议泄了气。等到东北军进关，只好收场，作鸟兽散。扩大会议的分子，大部分逃往太原，歇足未稳，离开山西，再做亡命客。王孔安因为两件策反工作有成效，而他自己又去参加扩大会议。成绩不坏，总司令特发奖金四百元，这就是他帮助戴先生工作，所得到的仅有报酬和最大的荣誉。”
    此后，特务处成立，王孔安、徐亮都成为他最初的班底。乔家才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王孔安的，他回忆说：
    “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七月间，我因工作，去南京看戴雨农（笠），在鸡鹅巷五十三号遇见敬宣。那天戴笠在杭州，不在南京，由敬宣兄接见我。他说他是黄埔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团第十二连同学，在黄埔毕业。因此我们一见如故，特别亲热。”
    1932年，戴笠控制了他的第一个特务训练基地——浙江警官学校，并成立政治特派员办公室，将王孔安派过去当“书记长”。乔家才说：
    “二十一年（一九三一年）戴先生主持复兴社特务处后。王孔安一度负责鸡鹅巷五十三号的秘书工作。十月戴先生奉委员长命令，任浙江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负责整顿浙江警校。戴先生一生最大的抱负，就是建立革命的警察，负起安定社会，保障人民的责任。杭州警校和杭州省会警察局，都成了他建警的基地。最初协助他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是赵龙文、史铭、酆裕坤、胡国振、简朴、柯建安等。而王孔安则以特派员办公室书记长，负了实际联系的责任。”
    由于这样的经历，在军统中，王孔安也是长期搞训练工作的一个，并形成了深厚的根基。乔家才说：
    “敬宣兄参加戴笠的工作以后，大部份时间从事训练工作，也曾从事侦破译电和缉私工作，他曾任过杭州浙江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主任，训练了许多警察干部，所以敬宣兄在警察方面，很有势力。”
    抗战开始以后，王孔安调任甘肃站站长，当时乔家才就是他的副手，同时乔还兼任甘肃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据乔回忆，他与王“常在一起吃喝玩乐”。
    乔在回忆中，曾提及当地著名的羊皮筏，他说：“黄河南岸汲水的大风车，同漂航在河心的羊皮筏子，都是一种新印像。羊皮筏子系由几个无头无尾的整牛皮或整羊皮吹胀以后，连接在一起，上缚木架，人就坐在架子上。这种筏子只能向下漂游，不能溯河而上，到达目的地，撑筏子的人再用肩把它扛回去。”
    乔回忆说：“有一次我同陕西王敬宣（孔安）兄、安徽汪餐英（祖华）兄、河南吴健吾兄乘筏子到乡下玩，忽然来了一阵大风雨，几乎把羊皮筏子吹到河心的一块岩石上，翻落河心。我们经过这次教训，领会到羊皮筏子的危险程度，以后不敢再乘筏子走远路。”
    此后不久，王即任兰训班政训组长。
    “兰训班”的准确名称叫“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官训练班”，因地处兰州而简称为“兰训班”，从这个班开始，军统的训练工作开始“正规化”，值得重点说一说。
    关于兰训班的来历，该班第二期学员宗化民回忆说：
    “抗日战争期间，戴笠发展其特务组织，为了吸收西北、华北各省青年及沦陷区的知识分子参加，决定在兰州成立特务训练斑。1938年夏，在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兼甘肃省主席朱绍良的协助下，戴笠派其亲信甘肃省会警察局长马志超，在兰州筹备建校，觅妥黄河大桥以南的关帝庙及水北门内的木塔寺两个大庙，修建训练班校舍。同年秋季，戴笠派遣刘璠充训练班副主任，率领新由德国学习法西斯特务警察业务归国的黄佑等教官，到兰州收容各地招考及保送的第一期学生，并经‘西北王’胡宗南保送其掌握的战干第四团及军官七分校的大批学生，参加戴笠的兰州特训班受训。”

    按：“黄佑”系“黄佑人”之误。

    兰训班第一期学员赵长金说：“兰训班的教育宗旨是：忠于国民党、忠于蒋介石，毕生为国献身。训练计划分为前后两期，前三个月为军事训练，后三个月着重专业知识教育。按其所学，分系授课。这是属于军统组织的一个训练单位，教育内容都是根据军统工作需要掌握开设的，分警政系、情报系、行动系(包括爆破在内)、俄文系、电讯系。任由学员自愿报名，我加入警政系学习。”
    班下分“系”，有点象大学，这是戴笠的特训班走向“规范化”的一个标志，因此前的“临—黔—息”训练班是只编学生队的；至于训练内容，仅在学习中稍有侧重，并没有明确“专业”的概念。因刘璠是留学德国，专攻“警政”的专家，因此兰训班的组织工作有许多改进。赵长金回忆说：
    “兰训班比较突出的是教育形式问题。刘璠留学德国，他仿效希特勒训练纳粹分子的方式，以博学多览，广授知识教育学员，除了专任教官讲授必修课程以外，还聘请兰州军政名人和专家学者，讲授军事、政治、外交等有关知识。他的意图是运用国外现代化科学武装学员，报效蒋介石。”
    l939年 1月，戴笠到兰州亲自主持兰训班的“落成”及第一期学生入伍典礼。赵长金回忆说：
    “戴笠自重庆飞抵兰州，举行第一期开学典礼，我才认识了戴笠。在我的记忆中，记得他点过一次名，讲了三次话。点名时，他叫到谁的名字，总要将此人上下审视，令人望而生畏! 点完名就地讲话，讲的内容是：自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渐严重，日本帝国主义者，处心积虑灭亡我中华民族，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他回顾了奉命组织特务处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在蒋介石的领导下，所经的历程和主要工作成绩。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在戴笠离开兰州当天的凌晨，戴笠再次召集同学讲话，赵长金回忆说：“娱乐晚会散会后，大家都已就寝了，忽然紧急集合，他此行来去匆匆，明天就要离开兰州，临行前再次训话，刘藩陪他立在讲坛上。他讲时发现一位同学在队伍里站着打盹，幸而没发脾气。”
    据此，戴笠又发表了长篇演说，先是说自己此行“三昼夜不休息，照常工作”，接着又“引经据典，训勉师生”，说：
    “师徒如父子，养子不教，父之过；教子不严，师之惰。希望每个学员都要虚怀若谷，不但要有孺子可教之态度，尤其要有后生可畏的精神。”
    最后，戴笠勉励所有同学“努力学习，任重而道远，毋负厚望”。
    ——戴笠并非吹牛，此次兰州之行，他真的三天三夜没睡觉，不仅是他，军统兰州站上下都被他折腾得够呛。乔家才回忆说：
    “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的春天，戴先生来过兰州一趟，住了三天。因为重庆给戴先生的电报太多，敬宣兄率同站里的内勤人员翻译电报，日以继夜工作着，仍然翻译不完。我也同其他同志一样，三天三晚没有睡觉，专译亲译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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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讲话打盹”事件的影响，总之，戴回到重庆不久，发生了一系列事件，首先，兰州站站长王孔安被派到兰训班任政训组组长。
    在军统的各个训练班，除去代行主任职责的副主任，下面就要数政训组组长了，这是各训练班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对此，王世杰说：
    “（兰训）班内各级人员对学生都有监视控制责任，尤以政训组权力最大。除灌输反动思想外，就是严格考核学生思想言行，经常通过和学生个别谈话、对学生的公开和秘密检查、学生之间的秘密报告等进行考查。学生对外通信是绝对禁止的，即使和家庭通信，也要拆阅检查，才能寄出、收取。学生入校后，头两个月无星期假日，不能外出。学生之间的接触也受限制，不准随便在一起谈话，否则以违犯纪律论处。”
    接着郑锡麟又来了。赵长金回忆说：“当王孔安升任兰训班副丰任的前夕，军统局局本部训练科长郑锡麟来班视察，到处吹毛求疵，横加指责。”

    按：军统局训练科长原由刘培初以督察室主任兼任，就在前述“抬轿子”事件后，刘愤而辞职，接替他任训练科长的就是郑锡麟，此后训练科升格为训练处，郑以此挂上了少将军衔。

    当时郑说：“你们不要以为我的话不好听，是‘吃大菜’。如果‘老板’来视察工作，这‘大菜’就成‘小菜’了。他的话才叫‘大菜’呢。不吃也得吃!”
    郑锡麟的话，好像一个信号，不知道是给学员听的，还是给刘璠听的。
    ——没过多久，刘藩就给撤职了。赵长金回忆说：
    “他（指郑锡麟）回重庆后，局本部派胡靖安来到兰训班，召开全班师生大会，当场宣布命令，兰训班副主任刘藩另有任用，应予免职，遗缺由政训组组长王孔安递补，学员延期三个月毕业，速拟教育计划，报局备案。”
    这时，按原定计划，第一期学员应该毕业了，赵长金说：     “1939年夏，第一期学员按照学习规划，包括实习在内的全过程，受训结束。每人发给服装费30元。我在百货商店买了一套毛料学生服，准备分发后到社会上工作时穿。同学们都满怀喜悦的心情，盼望主任前来主持毕业典礼。孰料王孔安摇身一变，由上校政训长，一夜之间升任了少将副主任。全班官生，均为之瞠目。”
    赵长金回忆说：“事后传出小道消息，王孔安向戴笠打小报告，告刘藩教育计划失败，不符合上级要求，训练宗旨与组织要求，背道而驰，学员毕业出来不堪任用。戴笠采纳了王孔安的建议，罢了刘藩的官，并决定继续训练，延期毕业。”
    王一接任，马上进行了人员调整，赵长金回忆说：
    “王孔安上台以后，另订训练方案，采取军统传统教育形式，以所谓‘活着进来，死了出去’的戴笠恐怖主义精神教育学员。这一计划，得到局本部大力支持，相继派来汪祖华任政训组长，张树勋任总务组长，杨清植任大队长，周野萍、陈博生、傅有权分别任一、二、三中队政治指导员，陈一鸣任情报教官，许政任爆破教官，黄粹柏任教务股长。重新调整机构，人事调动频繁。”
    赵长金回忆中的“陈一鸣”即前述之程一鸣。
    程原任军统局上海区区长，后调到临澧特训班任情报教官，后随该班先后迁徙至黔阳，在此期间程将其授课讲义编纂成为《情报学》专著，后成为军统各训练班的通用教材之一。程回忆说：
    “复兴社特务处出版过由王新衡、傅胜蓝合译苏联出版的《契卡·格帕乌》；由中国共产党叛徒顾顺章口述、臧公惠整理记录的《特务工作的理论与实践》，郑介民写的《军事谍报学》和程一鸣写的《情报学》，作为各特务训练班学员必读的书籍。”
    此后，程因反对体罚学员，并在课堂上散布不满言论等，于1939年11月 5日被戴笠送到息烽阳朗坝监狱关押，后转白公馆。
    1940年 4月 1日，在军统每年例行的“清理积案”中，程一鸣获释，并调兰训班任“情报系”主任教官，后升任总教官。
    同时，王孔安改弦更张，将刘藩那套过于“西化”的作风革除，代以军统的“老一套”，特别是强化了带有浓厚军统“团体”特色的政治说教。赵长金说：
    “（王孔安）对学员着重贯彻所谓‘革命大家庭’，以极端封建的家长制度教育学员。讲军统在蒋介石的亲自领导下。是最革命的，工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社会上至高无上。只要参加了这个组织，就成终身职业。工作绝对秘密，即使妻子骨肉，也不能泄露秘密。如若明知故犯，要受组织纪律处分，轻则禁闭，重则秘密制裁。”“除此而外，积极灌输专业技术和政治思想教育。如政治总教官万异，专讲《人生哲学》，政训组长汪祖华讲授《党派组织史料》。警政系以学习警察课程为主，兼学情报和爆破。情报系、爆破系、俄文系和电讯系，则专学技术知识。但是必须学习政治思想和有关政治理论课程，这是一门必修科，作为受训学员精神食粮的。”
    这时已经是1939年秋天，第一期延期的三个月也过去了。赵长金回忆说：
    “度日如年的三个月延期训练过去了，但仍然听不到毕业的消息。半月后，王孔安在纪念周上掏出一纸电报宣布：因主任不能来兰主持毕业典礼，继续延长一个月。如此一月又一月的延长了三次，毕业还是遥遥无期。与此同时，第二期新学员亦已到齐，急待入伍训练。”
    第二期就是宗化民他们这一期，他们也是1939年秋天集结到兰州的，结果因第一期延期分发，第二期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在校外临时住“招待所”。宗化民回忆说：
    “兰训班新生招待所设在兰州市西梢门外一座古庙太清宫内。招待所内部很简陋，没有什么设备，招待所管理员（或队长）住两间普通房( 办公及他个人住宿 )，庙宇殿堂泥胎神像前铺干草作宿舍招待新生。让前来报到的第二期新生住招待所一是因校本部还住着前一期的学生正在训练，没有多余房子；二是要对各地招来的新生在来复试入学之前作多方面的考核。”
    刘培初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被戴笠派来“安抚”第一期学员的，他回忆说：
    “一个息烽特训班。（先在临澧，后迁黔阳、三迁息烽，均以地方为名。）一个兰州特训班，都是抗战以后，戴雨农先生精心培养的。他把这两个特训班，视如拱璧，珍惜得无微不至。可是他的工作太忙，东南西北的大事，无一不要他去亲自部署指点。使兰训班第一期，毕业的时间，一延再延，受训的学员们，再有耐力：也不能再耐了，随时拿些小问题，向管理他们的干部出气。快过年了，而东南事急，又非他亲往不可，乃告诉我说：培初兄，你马上代表我到兰州去一趟，把兰训班不安静的情绪安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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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回忆中，刘培初还特地说明：“我那时正主持全局的训练工作，此时并兼代参训班训练，兰训班有事，当然非我莫属的。”
    其实，因“抬轿子”事件，此时的刘培初已经辞去了军统局训练科长和督察室主任的职务，属于“闲散人员”，为了缓和刘与毛人凤的矛盾，戴笠特意让他在本部“消失”一段时间，同时也是给他找点事做。
    这时，毛人凤办了一件漂亮至极的事情。
    ——刘培初回忆说：
    “临上飞机时，毛人凤说：那边很冷，你这身衣服可能不够。我有一件獔绒大衣，重庆也用不着它，借你穿穿吧，说完马上到箱子去取了出来。他的好意，我只好接受了。到长安改坐汽车，一路风雪载途，皮大衣确是一个宠儿，紧紧地把它穿在身上，风雪真有点不是他的敌手。”
    ——大家试想一想，毛人凤做的事，你能做到么？
    刘培初回忆说：“抵兰州到特训班一看，却无人穿此大衣，学生穿的全是棉军装，我这一装束，虽有点‘昂昂乎庙堂之器也’的神气，但在群众之前是丑恶的，衣锦绣而食梁肉，与大众的生活不距离太远吗? 当即引起我内心的非常不安! 连夜我叫人找了一身学生的棉衣，第二天一早，我便完全学生化了。”
    刘还说：“这还是一个形式，我要连吃饭也一并学生化，早晚都与学生一起，吃学生的大锅饭，一切的招待请客全免了，可以说没有丝毫打扰当时的副主任王孔安兄，我是他重庆来人最好打发的一个客人，因为我在那儿一个多月，连饭都没有吃他一顿。他是非常好客的，我这个怪客有点使他无所措手足。”
    ——刘培初其人，比较喜欢标榜自己，我们可以对比一件小事，同样是引述与戴笠的对话，陈恭澍一般都会隐去自己的名字，比如：“××兄，你在河内期间如何如何。”以示谦虚；而刘培初则不然，从来都是直接说：“培初兄，请你怎么样怎么样。”
    看刘培初写的书，通篇都是别人不好，只有我对。另外还喜欢说大话，怎么漂亮怎么说。当然，也可能当年人家刘培初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不过用今天的话讲，多少让人感觉有点“装×”的色彩，陈恭澍就曾经在回忆中点着名地讽刺他。
    刘培初回忆说：“兰训班一二期的素质很高，有平津来的大学毕业生，也有绥包甘青等地调训的工作干部，七八百人，个个青年英俊，身手非凡，只因毕业过期，使他们大有用武无地之憾。虽说当时的教务训育方面，均一时硕彦——教育组长为现内政部警政司长黄佑人兄，训导组长，为现革命实践研究院教务处长汪餐英兄，四川廖华平兄、东北万异兄等均任教职，管理方面的大队长为河北杨立斋兄。”
    刘培初说的“河北杨立斋”即杨清植，1909年生，河北献县人。
    杨清植也是“东北训练班”出来的，与前述张奉馨、倪中立、卜玉琳等等都是同学。
    1932年底，杨清植在一种懵然无知的情况下，糊里糊涂被选入东北训练班，当时，他是中央军校军官班（也称特别班）的学员，乔家才说：
    “军官班有学员一千七百多人，系调训各部队的青年军官，予以六个月的训练。十二月有一天，军官班宣称，张北分校即将成立，所需要的队职官，由军官班北方籍的学员中考试挑选，自由报名。张北在察哈尔的北部，距离敌人最近，在张北训练学生，多么有意义。所以，这个消息一传出来，报名的人非常踊跃，一共报了两百多人。” 经过笔试，从 200多人当中录取了10个人，即二十选一，可说优中选优了，杨清植和他军校的同学张家铨均榜上有名。
    最后一道程序是口试，地点就在南京后宰门的“马标”，由班主任桂永清和戴笠主持，点到的第一个就是杨清植。

    按：因当时特务处成立不久，东北训练班系由力行社与特务处共同主办，因此由力行社高干、军校“学长”桂永清当班主任，戴笠副之。

    见到杨清植，问完家世、简历等等，桂永清发问了：“我给你假设一个情况，看你怎样处置。假定你在这间房屋里，外面有一个人，正准备进来攻击你，你应该怎样处置? ”
    杨想了想，老实说：“我不知道该怎样处置。”
    桂启发说：“你不能等着人家进来打死你呀! 总得有个对付的办法才行。”
    杨说：“那还不简单吗? 他进来，就同他打。”
    桂指点说：“不好，你不要以为你的块头大，可以硬拼。万一进来的人比你的力气更大，你就未必打赢他，甚至他拿着手枪，不等你动手，已经先把你打倒了，应当有一个比较妥善的方法。”
    接着，桂一边说，一边演示：“最好是躲在门背后，等到敌人推开门，一只脚刚踏进来，还没有站稳，你乘其不备，一下把他打倒。”
    杨诺诺而去。第二个进来的就是张家铨，桂永清将刚才问杨的问题，原封不动地又问了一遍。
    这回新鲜事发生了——据乔家才说：“他（指张家铨）照着刚才桂永清所说的和示范的动作，依样葫芦，连说带做，表演一番。他这样不加思考，很正确、很熟练的回答，把两位主考官弄得莫明其妙，非常惊奇，引起很大的怀疑。”
    这时戴笠开口了：“你回答的很好，你怎样想到如此处置? 这样处置正确吗? ”
    张家铨说：“自然十分正确。至于怎样知道如此处置，是照着桂主任的示范来做嘛!”
    俩“主考”一听更奇怪了，于是张解释说：“刚才桂主任示范表演的时候，我从门缝偷看，看了个清楚，也听了个清楚。”
    戴一听非常高兴，马上站起来与张握手，一高兴还说漏了嘴：“你真是特务天才!”
    考试结果，10个人全部录取，连“交白卷”的杨清植也不例外。
    乔家才说：“口试过后。一天夜里十二点多钟，睡得正甜，值星官叫他们起来，赶紧收拾东西，准备出发。一辆布篷汽车停在外面。他们匆匆忙忙上了汽车。布篷严密得连条缝儿都没有，看不见外边的一切景物。为什么白天不出发。偏偏选在半夜三更? 他们想不通。汽车行驰了一个钟头，好像已经出了南京城，停在一个铁门的所在，才让他们下汽车。”
    这里就是南京著名的香林寺。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因马标离香林寺很近，“由马标坐汽车到香林寺，不要五分钟，为什么要兜一个钟头圈子呢? ”
    就在当天夜里，又来了13个人，是从军校政训班选出来的来的，其中就有倪中立、王雨人等等，还有前面说过的李元超；此外还有一个人，后来名气极大，即赵斌承。
    从此，这23个人就开始了训练，教官有梁干乔、郑介民、余洒度、江雄风、徐亮等等。李元超回忆说：
    “在东北训练班的外院，当时还有军事委员会军事杂志社。该班为了保守秘密，就利用军事杂志社为掩护，职员和学员都佩带该社证章，往来文件也用该社的公文纸，所以当时一般人都知道该班是军事杂志社在那里训练通讯员，将来毕业以后给军事杂志社当通讯员写稿子，根本不知道是戴笠在那里训练情报人员。其时不但外人莫名其妙，就是该班的炊事人员也只知道是军事杂志杜的训练班。
    乔家才说：“课目非常新鲜，他们从来没有听过。他们很奇怪，到张北分校当队长，为什么要学这些东西? 怕关起来，也不敢问一声。训练四十天，不准外出。不准通信。不准交头接耳，不准彼此谈话，动不动就要关人，气氛非常恐怖。令人心惊胆怕，有几个胆小的，眼看着一天比一天消瘦了。这就是最早的香林寺训练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