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闲话南京路（一） - 品茶•乌搞 - 燕谈 --- 崇尚争鸣、倡导理性、认同多元、鼓励宽容

闲话南京路（九）

2007-03-03 07:40:35

南京路上有各种各样的故事：有的令人欢欣、有的令人痛心、有的令人鼓舞、有的令人心酸……今天我们从令人心酸的故事开始。

可怜天下父母心

图一：为海外大龄儿女征婚的、有可怜的天下父母心的父母们

从上海体育大厦朝对面望过去，是现在人民公园的正门。我小时候经常一个人到人民公园去玩，我熟悉那里的一草一木、小湖小路，本来不想进去了。但远远见到一群人聚集在那里，好奇心驱使我走了过去。是外地来的旅游团？不像，他们一直呆在那儿不走；是英语角？也不像，英语角不会都是老年人呀；是老年迪斯科？还不像，不会休息这么长时间；找工作？找朋友？奶瓶一边想一边走了过去。走到近处，只见那里是一群清一色的比奶瓶略大一点的中、老年人。每人手里清一色的擎着一块纸板；纸板上清一色的写着：“某男（女），某某年出生，学历某某，现在某国，从事某专业，性格……，有事业心，欲寻年龄相仿之女（男）青年，学历不限，地域不限……”奶瓶恍然大悟，原来这里坐着的一、二百位奶瓶的同年龄人是在为他们在海外的子女征婚哩。离奶瓶不远的一位大姐见奶瓶问起，就告诉奶瓶，：“阿拉小囡交怪（非常）听言话啦”大姐带着不是非常浓厚的吴侬软语说道：“小辰光只晓得读书，阿拉做爷娘的高兴。从小学到高中，门门功课都是优，班级考试一直是前几名。”大姐清了清嗓子继续：“高中辰光伊拉交怪（许多）同学轧女朋友，阿拉教育伊不要太早，读书第一，伊听进去了。一直到大学毕业从来呒没轧过女朋友。后来到美国啥个蛮有名气的大学读书，研究生、博士生读好。在美国大学里厢，一是没辰光，二是周围都是外国人，碰不拢。后来工作了，一个大公司，呒没多少东方人。一年又一年，年龄不小了，高不攀，低不就，成了老大难。”大姐叹了一口气，颇有内疚地自言自语“罪过（读“塞古”，这里有自责的意思。）呀，早晓得得格样子，还不如当初让伊早得轧女朋友。阿拉老两口现在生活蛮好，就是得格心思。伊经常寄钞票来，阿拉不要伊格钞票。阿拉要孙子（女）啦。没办法，每天到此地来，碰一下运道，帮伊寻一个。”听到此，奶瓶呯然心动，触景生情，不觉怆然，泪水悄悄地渗出眼角。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他们的孩子，当然也包括我、也包括文学城里许多网友的孩子们。他们是一群有理想、在抱负、有知识、有专业、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莘莘学子。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他们错过了最佳恋爱期；在海外，又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可供选择的机会又少得可怜。于是他们的父母就急中生智想出了这一招。

由于工作的性质，奶瓶经常有机会接触到美国的孩子。他（她）们在这方面与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极不相同。从十三、四岁就被鼓励找男（女）朋友；十五、六岁就以自己有男（女）朋友为自豪；十七岁就离家出去与男（女）朋友同居；高中毕业还一定要找一个男（女）朋友作为伴郞（娘）参加毕业典礼。奶瓶孤闻寡见，来美十多年，还真没见过一位美国父母为自己子女征婚的，（为自己征婚的倒不少，我还当过不少红娘）；更没看到有美国的父母在纽约市的中央公园以及加拿大的父母在温哥华的伊丽莎白女皇公园举着牌子为子女征婚的。

见此，奶瓶立即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奶瓶的儿子也在中国出生、美国长大、也在读大学、高中时也没有去找女朋友（不是奶瓶及太太刻意用中国的传统去束缚儿子；而是儿子就有中国人的血统，根本就没去找）。我也是担心啊，这可是关系到是否后继有瓶的千秋大业。所幸在我们文学城的城民中，不少是我的同龄人，不会没有千金吧，将来作个亲家如何？

我也希望我们海外的学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拿出当年拼搏学习的精神，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在这个领域打造辉煌。别忘打个电话回去告诉父母别再为你们操心了，可怜一下这普天下中国父母的心，让他们安度他们幸福的中（晚）年吧。

国际饭店（Park Hotel）──历史的见证人

图二：上海国际饭店

国际饭店曾经是上海的骄傲。这座具有美国摩天大楼风格的建筑矗立在上海南京路上，称雄一方达半个世纪之久。这座号称“远东第一楼”的国际饭店，从1934年以来一直保持这一桂冠，直到1985（？）年南京金陵饭店建成。

国际饭店又曾经是上海的象征。我小学是在杭州上的，我们班主任是一位非常严厉而又漂亮的上海姑娘，她在班上经常有意无意地给我们讲起上海有个24层楼高的国际饭店。在我们幼小的心里就知道了：上海有国际饭店；国际饭店就是上海。

国际饭店也曾经是上海的标志。上海的地理坐标就是以国际饭店为0点（0，0）。从这里辐射出上海的东、西、南、北。

那则乡下人到上海抬头望国际饭店的楼顶，头上的帽子不觉落地的故事（仰观落帽），已流传了几代人。国际饭店的英文名字叫Park Hotel，也可能是它的对面是人民公园吧。

不管它叫国际饭店也好，还是叫Park Hotel 也好。这座24层楼高的建筑就是一个上海历史的见证人：它见过旧殖民主义的上海；它见过日本军国主义的上海；它见过资本主义的上海；它见过社会主义的上海；也见过具有中国特色的没有主义的上海。

图三：四十年多年前的旧照，远景为上海国际饭店。左起为：奶瓶太太、她哥哥和她妹妹（奶瓶太太友情提供）

这张四十多年前拍的照片虽然陈旧了些，但远处国际饭店的雄姿依然可见。照片上的三个孩童如今已是年过半百了。可国际饭店依然如故：“历经沧桑楼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大光明电影院

“竹板一打响边天，转眼来到了电影院；电影院里有电影，今晚上映（的）是夜宴；夜宴就吃晚饭，时间过了九点半；葛优子怡齐参战，冯小刚来当导演…...”

图四：上海大光明电影院

从国际饭店出来，向右拐，没走多少路就是上海滩数一数二的大光明电影院。小时候喜欢看电影，从二、三十年代的到五、六十年代的都看，不管看懂看不懂。有点印象的是《马路天使》、《乌鸦与麻雀》，没有体会到作者深层的东西，只觉得赵丹演得好笑，周旋唱得好听。岁数再大一点，就是《上甘岭》、《哥俩好》、《董存瑞》，张良演得也不错，郭兰英唱得也很好。再后来就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文革之后，《庐山峦》、《牧马人》。这许多电影，从现在的眼光看，很多是说教式的。说教并不错，说教别人不要作坏人，作好人；不要行恶，要行善；不要犯罪，要守法……但要看如何去说，如何去教。比方说卓别林的电影，揭示了资本积累早期的残酷和剥削，但没有任何说教（本身就无声电影），没有字幕高呼“打倒可恶的资本主义”，但人们都看到了这种制度的弊病和资本积累早期的残酷。人们从笑中，得到了教育和说教。

我觉得张艺谋代表了一个时代（或者说是一个阶段）。他早期成名的几部电影确实开创了中国电影的新河，受到一个时代的群众的喜爱，一曲“红高粱”唱红了半遍天，连我隔壁邻居的三岁小孩也会摇头晃脑地哼二句“喝了我的酒，上下通气不用愁……”我挺喜欢张艺谋的最初的几部影片，《秋菊打官司》看了之后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就是那说不出的味道让你感到回味无穷。还有《一个不能少》，没有大道理，也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什么崇高的思想境界。老师说了一个不能少，我代课就要做到一个不少，普普通通的语言，平平凡凡的举动却显示了人性伟大的一面、善良的一面、正直的一面。评价一部电影要看它的内容，要看它的宣传，也要看它的票房价值，最主要经得住历史的考验。“老百姓心里有杆秤”，我记得《平原游击队》是我小时候看的一部电影，那个李向阳简直就是我们男孩子的心中英雄。文革时这部电影重新摄制了一次，那个版本比文革前的版本差远了。那个打更的八路军内线，原来是喊“平~安~无~事~啰~~”，文革中的那个版本改成“没~有~事~啰~~”改得真是不伦不类，令人啼笑皆非。自然而然这种改版的电影是不会有什么生命的。

中国电影要走上世界的红地毯，还有一段艰难的历程。说奥斯卡不是中国人的，也对；但它必竟是世界的呀。过去奥运会不是中国的，曾几何时，东亚病夫的帽子，我们不也是戴了近百年了吗？现在奥运会就要在我们家里面开了，也就是明年的事了。过去联合国也不是中国的（虽然空有安理会的位子），世界上有个大事小情的，有谁问过咱中国？现在不也是要听听中国的意见了吗？过去世界经济不是中国的，你道琼斯上下多少与中国有什么关系？可现在不同了，本周（2007年2月21日）中国股市下跌近9%，道琼、那斯达科、普尔不也跟着下跌，是自9.11以来下跌最多的一天。

不让我们进联合国，毛泽东曾经要搞第二个联合国，没搞成；不让进奥运会，和印尼也搞了个新运会，开了二届就夭折了；不让上奥斯卡，我们也可以搞一个牛斯卡、郞斯卡什么的……但既然世界上已经有一个奥斯卡，我们就不要去别气了，而是去争气。我们已经很接近了嘛。有一天，我们中国的影片也在那个小金头像的奥斯卡，搞它个五、六个大奖。盼，盼，盼！

上海第一家肯特基快餐

图五：肯特基快餐店（从互联网下载）

以前，人民公园外墙有一个公共厕所，那是外地来沪人的福音。后来这个厕所拆除了，在那个附近盖了一排小平房。上海的第一家美国肯特基快餐店就设在这里，好像是八十年代初的事了。一天就报上得知，世界闻名的美国快餐──肯特基将登陆上海滩，地点就在人民公园，择日开张。开张那天是星期天（那时还是单休日），我们正好休息就带着儿子从虹口的家直奔人民公园。我们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待我们一家三口到新开张的肯特基时，那里已是人山人海。等候在那里，准备尝试第一口肯特鸡的上海一家三口们已经是长龙不见首了。队伍从店门口出来，沿着公园外墙的宣传栏蜿蜒近千米。我们排了足足两个多小时，才祘进了这山姆大叔的鸡店。此时此刻，我们已经饿得是前腹贴后背，吃什么都香：拌土豆泥、煎薯条、炸鸡块、园面包、喝百事……问儿子好吃不？儿子一个劲地点头。

十年后，我们一家来到了肯特鸡的家乡──美国。到处都是肯特基的小店，那店招牌上拄着拐棍和蔼可亲的老人比比皆是，仿佛在对我说：来吧，吃吧，不用排队，随到随吃。嘻嘻。我把我们第一次吃肯特基的故事告诉我在美国的美国同学和老师，他们个个摇晃着脑袋，大声喊到：“No, no。”对他们来说这真是匪夷所思，可以理解。

说实话，吃到东、吃到西、吃到南、吃到北，还是我们中国的菜好吃。我并不挑食，法国、意大利、希腊、土耳其、中东、俄国、墨西哥的菜我还都喜欢。但天天吃，就会倒胃口。一次，从加拿大的温哥华出发到美国中部。离开西雅图向东走90号高速公路，由于人生地不熟，没见几家中餐馆，只好有啥吃啥。三顿西餐吃下来，再也没有胃口了。晚上，在旅馆里一家人，为吃烦恼───还有二天三夜的路程哩。还是当家的有办法，买了个慢锅；去沃尔玛买了点大米和东方小菜。睡觉时，熬了一锅浓粥。早上，一家人围在一起就着小菜喝粥。从感觉上讲，大概这是一生中最好吃的一顿早饭了吧。

家有“大胃”（私房小菜坛对中国人涉外婚姻的外国那一方的昵称）的人都知道，只要中国人与任何一国人联姻，那胃口被改造的一定是外国人；鲜有中国人被改造了去喜欢别国菜肴的。我的表妹就是一个家有“大胃”的人，在与表妹认识之前，这个“大胃”从不去中餐馆。与我表妹结婚后，一次去加州的旧金山回来，举着两个手指兴奋地对我说：我一次可以吃两个Duck（烤鸭）。看他那个馋相，我这个中国人都自愧不如。

南京路上有故事也有梦想；有梦想成真的故事；也有梦想永远是梦想未能成真的故事。

南京路上有我许多故事也有我许多梦想。

英语角与出国梦

图一：人民公园边门，从这里通往英语角

人民公园有许多门，其中一个是靠近原上海图书馆的小门。别看这门是人民公园最小的一个门，可是在进了这个小门之后，沿着一条绿荫环绕的小径向左一拐，就是一个小草坪。这里就是曾名噪一时的“英语角”（ENGLISH CORNER）这里曾经孕育着许多出国人士（可能文学城里的不少网友、他们的朋友、亲友就可能曾经是这里的常客吧）。

“英语角”是如何起源的，报纸上有过报道，我没有刻意去记。反正我偶然发现“英语角”时，它还是“小荷才露尖尖头”，打那以后我就成了那里的常客。每逢周末，只要有可能我都会上那里泡上一、二个小时。在那里，我可以无拘无束地、不怕难为情地用憋脚的洋泾浜英语与那些无拘无束地、不怕难为情地用憋脚的洋泾浜英语的素不相识的人交谈；随时随刻都会得到那些水平较高的人毫无保留地纠正和指点。后来，圈子越来越大，人也越来越多，一句“May I join you ?”就可以使我们相识。真是“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

去“英语角”的人，各有各的目的。但大多数人（我所遇到的）还是以出国为目的，也就是圆那个出国梦，奶瓶也是其中之一。

我对外语是情有独钟。记得小时候，大概是小学五年级吧，我在杭州读书。一次，父亲公干路过杭州，住在杭州饭店。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吃过午饭，在花园里散步。只见一队黑人朋友迎面而来，其中一个高个子，看见我们就伸出手来要与我那不到10岁妹妹握手。我妹妹看到这“呲牙咧嘴”黑皮肤的客人，吓得躲在父亲背后。我倒不怕，瞪大眼睛仔细端详着这位“外星人”：黝黑的皮肤，高高的个子，雪白的牙齿，厚厚的嘴唇，大大的眼睛，卷曲的头发。最令我好奇的是从他嘴里吐出来一连串连珠炮，比说话要好听，跟唱歌差不多，但，我一个字都未听懂。那时站在他身后的一位叔叔，长得跟我们一样的叔叔亲切地对我们说，他向你们问好；我父亲也通过这位叔叔转达了我们对他们的问候。黑人朋友们笑了笑，点点头离开了。你猜，那时我最佩服谁？我最佩服的就那位把黑人朋友的话传给我们，又把我们的话传给黑人朋友的那位叔叔。后来，我知道他们讲的是外国话。那时小学还没有开设外语课，中学才有外语课的。

65年，上中学了，有外语课了。我们学校有两门外语，一门是英语，一门是俄语。我不喜欢俄语，可偏偏把我分到了俄语班。大概是五十年代，我们以苏联为我们的老大哥，俄语是最火红的外语，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俄语教师。64年反修了，俄语不吃香了。但这一大批俄语教师不能一下子转业，于是就保留了部分学俄语的班级。我们一年级共有八个班级，五个学英语，三个学俄语。虽然不喜欢，还得学，没得选择。记得第一堂课，瘦小的俄语杨老师告诉我们：马克思说过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门武器。好傢伙，马老说得多好：人生──斗争──武器，多么激动人心，那外国语肯定也包括了俄语。再说了那个时代，天天说反帝、反修。就让学英语的去反帝，我们学俄语的来完成反修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吧。都是斗争需要，只是分工不同罢了。

于是，我就积极地投身到学习俄语的斗争中去了。俄语与英语、汉语的发音有一个极大的不同就是那个Русский язык中的P音。要卷舌，还要颤抖着。为了发好这个音，每天早上刷牙时，含一口水舌头在水里嘟噜嘟噜地打转。一开始，怎么也转不起来，气得我在牙刷上涂滿了牙膏，和着水一起练，喷得滿墙、滿地、滿池、滿脸、滿嘴都是牙膏沫。我两个妹妹在外面不知发生什么，一状告到老娘那里。老娘进来一看，非但没指责，反而大加赞许。“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出一周，就掌握了这一发音。近几年，出于好玩，自学西班牙语。发现西班牙语也有这个发音。周围的老墨也纳闷，这个老Mr.刘倒也聪明，别的中国人学了半天也不会，他一学就会了。可他们那里知道这中国小老头四十年前的故事呀。

到了文革，外语又不灵了。那些外语老师，不是特务，就是内奸。学外语不是有投敌叛国之疑，就是有崇洋迷外之嫌。什么课都不上了，何况外语？

七四年吧，邓小平一次复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英语广播讲座。这个节目从七四年开办到我九三年出国，我一直是它的忠实听众。从初级班到中级、高级班；从Follow Me 到Join Us；从英语口语到实用英语语法……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我记得我学得第一句英语就是那句被亿万人喊了亿万次的“Long Live Chairman Mao”。第一期英语初级班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与上港五区（上海的涉外码头之一）的老工人一起合办的。电台里的老师喊一句，我和电台里的老工人跟着一起喊一句。喊了几次之后，我们就记住了，永远地记住了，挥之不去。

打那以后，我就与英语交了朋友。有一次回家探亲，老爸给了我一个袖珍半导体收音机。我带到部队──北方一个小海岛上，一天半夜我无意收到了一个电台，时而讲中文，时而讲英文；半夜十二点后，还有“英语900句”教学，接下来就是马克∙ 吐温的《汤姆历险记》，第一遍是英文原著，第二遍是中文解释。这个电台立即吸引了我，我记住了英语900句，记住了马克∙ 吐温（我后来知道在文革前高中的语文课本里收有他的文章如《竞选州长》等，但我只上过初中一年级，对他我还是陌生的）。一段时间后，我才知道那是美国之音（The Voice of America）。好傢伙，那还了得！美国之音那时候可是敌台呀，（只因为我们海岛处在前沿，电台干扰小，才得以听得清楚。）那可是要犯大错误的，特别是在部队，还是现役军人。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哪来的胆量，每当深更半夜，我一头钻进被窝，戴上耳机，把音量扭到最小，开始收听“敌台”。这一听就是几年，从不间断。到现在，我还记得播音员那甜美带有台湾口味的普通话，从那时起我就知道台湾普通话的“和”是发“汉”（Han）的音……呵，扯远了。

不知道现在“英语角”的命运如何？当时在人民公园“英语角”的带动下，各处“英语角”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还出现了“德语角”、“日语角”又衍生出了“京剧角”、“话剧角”甚至还有所谓的“同性恋角”（据说就在离南京路一街之遥的人民广场三角花园）。又扯远了。“英语角”虽是昙花一现（但也年把了），对我来说是功不可没：我考托福的词汇、语法结构不是大问题；但那恼人的听力，在“英语角”的实践下和帮助下，至少提高10分吧。这次回沪，到人民公园和我们老房子的虹口公园（鲁迅公园）重访了一下当年“英语角”，那里已人走地空，只是绿荫依久，持梦人面对这一片故园，不免一番惆怅。

上海图书馆──我的大学梦

图二：上海图书馆原址

上海图书馆原址就在南京路上，人民公园西边小门旁。这座古色古香欧式钟楼建筑，过去在那里一直是鹤立鸡群，独树一帜。现在它的后面、旁边现代化建筑群起，高楼林立。但我怎么看都觉得这古老的建筑在那里还是无与伦比。

我对上海图书馆的情结是从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开始。那年年初，我离开了我亲爱的部队到了上海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工作。那时所谓的“四人帮”刚刚下台，文革也名义上的结束了；百废待兴，大家都在等，上海在等，中国在等，世界也在等。因为，我们已经太习惯了一个思想、一个主义、一个权威来统一这么一个泱泱大国。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文化的复兴和对知识重视的时代即将来临。对知识分子“老九不能走”已不是停留在嘴巴上那软弱无力的口号。尊重知识和尊重知识分子的春天随着1976年那寒冷的冬天的结束而来到了。

于是这座蕴藏着人类知识宝库的古老建筑也焕发出了青春，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络绎不绝地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随着恢复高考的决定，这里更加繁忙了。每天早晨，人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走进当上海图书馆，没有我们国人习惯的插队、喧哗、吵闹，就连吃东西喝饮料也是抿着嘴，没有声响。进门后，各自找到自己的座位，一头扎进了知识的海洋。我经常独自一人坐在那宽敞的梯形阅览大厅的最后一排，向下俯瞰，只见黑压压的一片。人们坐在那里，静静地读着书，汲取着知识。就像待哺的婴儿吮吸着乳汁，久旱的禾苗沐浴着甘霖。只听见沙沙地翻书声和邻座读者均匀的呼吸声；人们的神情是那么的严肃和凝重，仿佛在执行一项伟大的大力历史使命。

在这里，我在圆我自己的一个梦──上大学。我是六八届初中生，原则上讲只读了一年实际的初中。因为我被分到文科班，学的又是俄语。所以报考自愿时，我填的是文科；当时一个考生只能填两个自愿，我填了复旦的国际新闻系和华师大的历史系。单位领导和有关部门勉强同意了我的报考。接下来就是几个月的拼搏。我底子薄，只有初中一年的水平，而且又事隔10年；要在短短的数月，捡起那一年的知识，再把初中另外两年和高中三年的知识统统补上，真是谈何容易。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是凌晨三点才上床，没有星期天。每天下班和休息日就往上海图书馆跑──并不是只要那里才可以借到所需要的书，而是那里我所需要的环境──环境是可以感染人的，也可能改变一个人。我就在那时初恋的──那是我一生中唯一的初恋，我们无数次的约会就在上海图书馆的二楼阅览室门口，右转第N排（我忘记了）。

还是那句话“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个月的努力和心血没白费。一天，我与单位其他五个人被传唤到政治部，政治部曹主任通知我们五个被大学录取了，还说这是我们全单位的光荣，你们要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云云。接下来就是体检，我这个体格根本就不成问题。随后就等着发榜，一个部门的小兄弟们天天来讨糖，我那时四十二块的月薪已经一半被敲了竹杆。发榜时，我傻了眼，我们单位五个体检的，只有两个74、75届的女孩子拿到录取书，我们另外三个老三届大男人，以单位需要、留以重用为理由而拒绝了！！！当时中国实行的是单位所有制，一旦分到一个单位，就基本上定了终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了猴子滿山走”。我又是个随缘、认命的人，也就不去抗争，但心里总有点忿忿不平。于是重新再找出路，全脱产（就是上全日制大学）不行，就去找半脱产（一半工作，一半上学）的。那时五大生（电大──电视大学、业大──业余大学、夜大──夜大学、职大──职工大学、函大──函授大学）也是一条出路。于是，事隔六年之后，报考了电视大学，三天读书，三天上班。入学考试轻而易举，单位领导、有关部门一路绿灯，我的大学梦总祘实现了。在这期间上海图书馆依然是我经常去的地方，我在那里温习功课，应付考试，查阅资料，撰写论文。图书馆是我的好朋友，每到一地，我总是要到那里的图书馆去：温哥华的、纽约市的、芝加哥的、堪萨斯的……从一个城市的图书馆真的可以看出一个城市的水准。上海图书馆新址，迁到徐汇区了，据说那是世界10家最大的图书馆之一（从规模上讲）。祝愿从那里走出更多的人才和精英，就像人民公园旁的上海图书馆走出了你、走出了我、走出了他（她）、走出了你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