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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10 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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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闻香教王氏家族
一
中国历史上的不同阶段,有道教的兴起,佛教的隆盛,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传入,它们曾或先或后、或深或浅地渗透并影响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但只有在君权的许可之下,它们方有生存的空间。以影响最大的佛道二教而言,面对君道至尊、皇权至上的格局,它们总是处处依附于皇权,口口声明本教“有助王化”,表示愿意接受政府的管理。这种官方认可的宗教,在统治者眼里是教化的手段,是统治的工具,而不是社会中大多数民众的精神支撑。作为中国古代人口多数部分的下层民众,在帝王将相、神仙佛祖所俯视的茫茫人寰中,他们奔走于途、为生计而操劳,他们亦有所思、也有所欲,他们有自己的精神需求,这就是民间宗教的市场。如此,民间宗教在地下似暗潮般汹涌。
民间宗教是对大一统思想的离异,是思想上的无声反抗,它是苦难与专制的共生物,这导致了它不被统治者、主流社会所承认,或者是它一度被承认而终于被排斥乃至被剿杀,这就使得民间宗教具备了非法性的特点。从非法性所引出的,则是民间宗教行为方式上的秘密性,只有秘密了,民间宗教才能生存和发展。非法性和秘密性,决定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当它与农民起义相契合时,便会由宗教力量转化成政治、军事力量,形成反抗现行统治秩序的潮流。从汉末五斗米道,至清末的各类白莲教起义,民间宗教如一波波涌起的巨浪,不断冲击着王朝统治的根基。尽管宗教在民间大有市场,但是作为一个家族信奉一种宗教前后历经十代200余年,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这个家族就是河北滦州王氏家族。王氏家族,明清两代,两百余年间,十代人前赴后继传教,这是中国历史上所仅有的。王氏家族传教,始于明代王森、王好贤父子。王森本是河北滦州石佛口人,生于明嘉靖末年。王森本姓石,名自然,后改名王森。传说王森年轻时候曾经救过一狐仙,为答谢王森,狐仙将自己的尾巴割断送给他,并告诉他:“以此可以招人”,故此教得名“闻香教。”
[1] 明《说略》中记道:“森因焚香倡教,凡染香气者,神魂俱醉,无不听其指挥。”
[2] (243) 实际上,王森所焚的香中可能渗有类似现代起迷幻作用的药物,狐尾散发异香的传说,则为王森传教披上了神秘色彩。借助于奇特的传教方式,王森这个凡夫俗子迅速走向神坛,成为那个时代最有实力的民间宗教领袖。
万历四十年,王森将巨资托付给弟子李国用,但为李国用所贪没,由此与王森闹翻。后李国用分裂而出,自立教派,利用道教符咒法术招揽教众,吸引大批王森教内弟子前往投奔。两个教派间势同水火、时常械斗,最终惊动官府,造成王森的第一次入狱,后经重贿方才获释。经此次事件,王森痛定思痛,开始交结权贵以为庇护。出狱后,王森即到京师投靠当时皇后的父亲王伟,并结交宦官王德祥。“森既出,思得力者以自庇。遂入京师,投永年伯为族,又结奄宦王德祥。” [2] (243) 闻香教的教徒,则大肆宣传王森与王伟的关系,将王氏家族说成是皇亲国戚。在石佛口王氏家族的族谱中,王伟也成为王森的长兄。王森第三子王好贤不但结交官府,更让人惊讶的谋取到了官位,“好贤曾为遵化王抚院下旗鼓官。” [3] (921)除了交结权贵,王森还意识到只有通过家族世袭,才能保证对教权的控制;而为了保证家族世袭教权,则需要造说提供合理依据。
造说的关键推动者为王森第三子王好贤,主要吸收了佛教中的劫难与弥勒转世说,中心是弥勒转世降生于王氏第三郎。佛教认为整个宇宙和人的一生,由无数大大小小的劫难组成;生活在此中的人们,都要经历各种劫难。至五十六亿年后弥勒降临人间,经他的化度,人们将进入极乐世界,从此再无劫难之苦。佛教中的极乐世界,不是物质的世界,而是精神的世界;不在于一个人的生前,而在一个人的身后。佛教中的极乐世界是飘渺而不可及的,到了王好贤的造说中,“弥勒转世于王氏第三郎”,则将这个极乐世界的可能性拉伸到信徒眼前,自然是颇具吸引力了。依据此说,弥勒化身 “王氏第三郎”降临人世后,他将带领人们达到极乐世界;这个极乐世界,不是一个非物质的精神世界,也不是一个身后方可到达的乐土,而是通过暴力可以争取到的现实世界。由此造说,“王氏第三郎”王好贤既确立了自己在教中的地位,也为闻香教的进一步传播开拓了空间。
二
王森死后,王好贤和王森徒弟徐鸿儒等继续传教。历二十年地下发展,闻香教在山东、陕西、河南、河北、四川各地,信徒竟至二百万之众。随着实力的日益壮大,由“弥勒转世”进而生出“真龙天子”之心了。天启二年,王好贤、徐鸿儒二人约定同时起兵,夺取天下。徐鸿儒举兵后,自称为中兴福烈帝;王好贤虽未起兵响应,也被山东信徒奉为三太子。徐鸿儒举事时,声势浩大,四方云集,聚众数万,攻重镇,断漕运,所向披靡,一时震动天下。但作为闻香教教主和起义的主谋者,王好贤却未曾用他“弥勒”转世的身份号召信徒,反而躲在家中无所事事,“天下豪杰遂寂无响应。”
徐鸿儒事败后,王好贤携大批家私准备出逃。王好贤二兄王好义,见王好贤捅出天大的篓子,却要携带财宝出逃,便率家人加以拦截,被王好贤下令用弓箭射伤,由此造成了王氏家族的分裂。王好贤出逃后在扬州被擒,旋即被诛杀,闻香教的大权落入王森二子王好义一支手中;而王好贤一支的后人在家族中则备受排挤,不得不离开石佛口,迁至卢龙县安家楼。王好义因未参与徐鸿儒事件,未受太多牵连,在收敛一段时日后,又开始暗中传教。在崇祯年间,闻香教不但恢复实力,更将传教地域扩展至后金所在地辽东。
王好义死后,其子王可就成为闻香教掌门人,依赖所掌握的闻香教资源,投靠于辽东后金政权,并在后金入主中原的过程中出力颇丰。在清初镇压山东、陕西、浙江一带的抗清活动中,王可就也立下汗马功劳,备受清廷恩宠,权倾一时。三藩之乱时,王可就被刺身亡,“上悯其忠,恩赐祭葬,萌二子。” [4](253)王森也被追封为“荣禄大夫”、“昭勇将军”,并在他家乡滦州石佛口树立康熙钦赐的“诰命碑”以示褒仪。[5] 王可就及其后人把握机遇,投身清廷,挤入上层社会,成功实现转型。在以后的岁月中,这一支中再无人操传教这一行当。
满清入主中原后,虽然闻香教教主王可就已与清廷合作,但分散在各地的闻香教底层教众,却以各种形式进行反清斗争。清顺治年间,与民间宗教结合的反清活动风起云涌,势力庞大、教徒分布各地的闻香教自然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顺治帝曾谕旨道:“有左道惑众,如无为、白莲、闻香等教名色,起会结党,夜聚晓散。招纳亡命,希谋不轨。” [6] 对与民间宗教相结合的各类起义,清廷采取了比明代更为严酷的政策。在镇压闻香教起义时,清廷也碰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在历史中记载王可就这个人物。虽然王可就与闻香教脱离了关系,并为清廷死命效忠,但他与闻香教的历史渊源,却总是难以摆脱的。与“邪教”头目合作的这段历史,是清廷忌讳而不愿意提起的。故而在对王可就后人施以恩宠的同时,对王可就这样的清初风云人物在史书中淡化处理,清史稿和清史列传中均不见有关王可就的记载,只有方志中方可略见影踪。
在王好义后代飞黄腾达之时,迁至卢龙县安家楼的王好贤一支,则坚持着“弥勒转世王氏第三郎”的信念,并继续传教。明清鼎革之际,时代的变化也带来了闻香教的变化。为了避开清廷的关注,闻香教的教名被改为清茶门,以拜清水之名为掩护传教。“因自明朝山东谋反,朝廷大禁,又改名清茶会······设清茶为供献。” [7]在教名变更的同时,闻香教的教义也发生了变化,增加了反清复明的内容。清廷查获的王氏世代所传典籍《三教应劫统观通书》中,除了明代就有的三劫说、弥勒降世说外,还多了这样的内容:“清朝已尽,四正文佛落在王门;何人登基,日月复来属大明,牛八元来是土星。” [8](36)其中“清朝尽、属大明”等语,带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权力欲望;而“牛八”则暗指“朱”,即明王朝朱姓后裔。当年囚禁王森、诛杀王好贤的明王室,竟然与王家结合了。这不由得让人感叹历史的吊诡。
三 王氏家族历两百年执着传教,其背后的动力乃是信徒,没有信徒的支持,“弥勒转世”,只可能是一人一时的臆想;有了信徒,才会一代代延续下去。明代闻香教的传播,因有王森、王好贤这样的核心人物,故而盘踞在石佛口一地,族人无需分散外出。到了清代,因为家族分裂,缺乏有力的领导核心,王氏族人不得不外出传教。清初王好贤后人主要在北方传教,乾隆年间开始南下至江苏、安徽、湖北各地传教吸纳信徒。由于清代王氏族人各自传教,所以宗教仪式与教规,不尽相同,但在供奉清茶上却是一致的。信徒在密室内神佛前供奉清茶,并传说以此清茶可治病救人,清茶门的名称即来于此。
对王氏传教人,教徒尊称其为“爷”,即“主上”之意;信徒拜见王氏族中传教人,称之为“朝上”,为上朝之意。[8](29)拜见时需行大礼,王氏传教人,则坦然受之,双方间形同君臣。教徒对王氏除了在礼节上的表示外,还得奉送钱财,按照王氏的说法,这些钱财在现在是赞助王氏的根基钱;待王氏得取天下后,便是功勋钱。明代王森、王好贤传教时,各地教徒,每年分四季缴纳钱财。钱财由各地教内头目收集,在烙上王字标记后,以一日百里的速度解送至石佛口。钱财的大头缴给石佛口王氏后,余下的由各地大小级头目瓜分,教职越高,获利自然越丰。为了提升教职,各地教众,纷纷纳贿于王好贤,名为“做好事”。收受教徒贿赂后,王好贤不但给教徒予以教内职务,更以帝王姿态,封授官职。教徒所纳的钱财,使得王森父子暴富。王森从一个一无所有的皮匠,一跃而成为拥有大量土地、房产的富豪,庄园庞大,“屹然如城”,并在“省直各府县,置立庄田。”
[3]
到了清代,在高压之下,王氏家族再无明代那般“各处敛积香钱、络绎解送”之势,但仍能收敛一定钱财。此时的钱财,以各个分散的王氏族中传教人为中心收取,不再如明代那般统一纳入石佛口。每逢初一、十五,各地教徒要在家敬神,用钱十文供佛,名为水钱。各地的水钱由专人收敛一处,等师父来收取。收来的水钱,七成缴纳给王氏传教人,地方上的教众领袖提取三成。水钱数额,从几百文至几万文不等,看传教者所收弟子的数量和与弟子的经济状况而定。水钱之外,王氏族人还有其他进项。每逢王氏族人来到信徒家中,待其离开时需另送盘缠钱,这个钱叫做线路钱,意即一线引到王氏家中,作为来世得富贵的根基。 [8](47)
分析清代王氏家族的追随者,可以发现其组成者主要来自社会底层。如嘉庆年间,王苞、王秉衡在湖北所收的徒弟中,李良为铁匠、刘光宗伟盐船水手、张添榜乞讨为生、魏延宏是和尚、樊万兴开锡铺。王兴建在湖北的弟子中,方仲才开香料铺、张寿太开剃头铺、李塌鼻子是剃头匠、邹姑为带发修行尼姑。这些对现实生活无望的底层民众,通过对王氏家族的崇信,希望能获取现世的回报。嘉庆年间的教徒朗文玉在被捕后供称:“闻得滦州石佛口王家,将来有弥勒佛转世,遵其教者,必有好处。”“王家祖上是弥勒佛转生,世传清净门斋。此时吃的是现在佛的饭,修的是未来佛的道,将来弥勒佛仍要转生到他家,凡皈依他吃斋的,可避刀枪水火之劫,免坠轮回,不入四生六道。” [8](41)
“宗教是感到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们面对自然、社会与人生时的自我意识或自我感觉,因而企求某种超越的力量作为命运的依托和精神归宿,它是下层民众寻求适合自身口味和心理要求、信仰依托的结果。”
[9](1) 在农耕社会中,广大底层民众的生活状态十分恶劣,尤其是在动乱的年代,情况更为严重,大批农民破产,流离失所,四出寻求生路。他们迫切需要生活上的援助和精神上的慰藉,这就是宗教的广阔市场。但得以留在台面上的宗教,只是帝王默许之下的附庸,而不能为民众解痛,故各类宗教常潜于地下,以民间宗教的形式加以传播;统治者对此虽虎视眈眈,以强力打压,却不能根治标本;因强力能控制的只是肉体,而精神却自有其渴求的天地,这些就是王氏家族能历两个多世纪传教的根基。清代,尽管在传教的方式、组织制度、教义内容上都发生了变化,但作为一个一脉相承的、以顽固信念为支撑的家族,王氏子孙的优越感与改天换地的责任感,却未曾有丝毫削弱,王氏后人仍以满腔的信心从事于传教事业。
四
对“弥勒转世于王氏第三子”说的执迷,及现实中传教所带来的物质诱惑,王好贤后人,在满清王朝建立后,虽屡遭打压,却前赴后继地传教,最终在嘉庆年间遭灭顶之灾。对王氏家族打击的导火索是嘉庆十八年的李文成、林清事变。早在嘉庆八年,嘉庆皇帝在返宫途中,被内务府一厨师刺杀,幸得护卫以身相护方得幸免于难。厨师在诸般酷刑下,却不漏丝毫口风,最后被诛杀,此事也不了了之。到了嘉庆十八年,林清派遣天理教徒杀入宫中,震惊朝野。事后查出,嘉庆八年的刺杀案,林清乃是主谋;而在林清家中搜出的《三教应劫总观通书》,则与王氏家族世代所传之经书相同。
到了嘉庆二十年,两江总督百龄在安徽和州一带破获了一起编造反清经卷,并向五省投放六百余匿名帖的案件。案件主谋方荣升以下一百七十六人被一网打尽。主谋者三十五人,被判处凌迟,是年在江宁北校场执刑,场景残酷,以至于“万众环视,齿噤色舞。”方荣升所拜的师祖,曾师从王好贤第八代传人王秉衡。新帐老账加在一起,王氏家族自然是清廷的眼中钉了:“该族世传此教,借未来佛掌盘之邪说,煽惑人心,酿启异谋,毒流数省,害延累代,竟为各项邪教之宗。”
[8](29) 对不断兴风作浪,屡屡掀起波澜的王氏家族,嘉庆深恶痛绝,令各省大员配合严查,务必将王氏家族铲除。
王氏传教一案主要由直隶总督那彦成负责,并有山西、河南、安徽、江苏、湖北等各省大员配合,涉案王氏族人十余人,主要涉案者有王度、王逢太父子,王殿魁,王兴建,王亨仲,王世玉,王永汏等人。除王度、王逢太父子系王森长房之外,其余皆为王好贤一支后裔。 [8](44)这次被擒拿的王氏后裔,祖上大都曾因为传教而遭各类劫难,如王度之祖父,王敏迪在顺治年间因传教被杀;王秉衡之父王亨恭传教在乾隆年间被杀;王兴建之父乾隆年间因传教被徙。虽然屡遭镇压,但王氏家族,对弥勒转世之说,却未曾有丝毫动摇。王秀、王亨恭父子,在乾隆年间,因传教分别被诛杀后,祖母李氏亲自出马,指导孙子王殿魁继续修习教义和传教方法,并在其成年后让家人带其前往江苏、安徽传教,直到王殿魁在嘉庆年间被诛杀。 [8](47)
此案破获后,那彦成在给嘉庆的奏折上奏道:“石佛口王姓实为邪教恶根,此次既经查得,务必伐毛洗髓。”对杀气腾腾的“伐毛洗髓”四字,嘉庆朱批:“不通”,并修改为“除尽根诛。”
[8](26)对如同百足之虫的王氏家族,清廷以极端严酷的方式加以铲除。此案中,凡王姓传教者,一律以叛逆罪凌迟处死,并枭首示众,其后裔年少者,一概发配至新疆为奴。已经病故的王氏族中曾参与传教者,则刨坟戮尸示众。非王姓的教徒,也发配至新疆“给大小伯克为奴”。凡经过审讯未曾传教的王氏族人,均发配至云贵两广等地,并分别安置。王氏家族两百多年的传教事业,至此土崩瓦解。
王氏家族虽灭亡了,但对无上权力的渴望,却藏在一个个民间宗教的领袖心中。从汉末算起,中国近两千年历史上的民间宗教,一直是一个充满活力,但却又充满矛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各色各样的预言家打起宗教的旗帜,不断汲取民间文化及各类宗教所提供的思想材料,在迎合不同信仰者需要的前提下,构造出一套套光怪陆离的教义体系。在这个教义体系中,一个个凡夫俗子或者家族,被推向神的宝座,并滋生出权力的野心,形成一种以底层宗教冲击挑战王朝的态势。宋元明清之衰落,正是由与民间宗教相结合的农民起义而肇始。但这些民间宗教,总是缺乏一种能为整个社会所认可的教义,也无一套整合社会各个阶层的规划,加上充斥教义中愚昧混乱的内容,决定了它难以避免的失败命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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