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所举历史事实可见,中美合作所与中苏合作所、中英合作所一样,都是在当时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下诞生的国际军事情报合作机构,中美所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已经结束。而杨益言先生被关进渣滓洞监狱的时间是1948年8月,那时中美合作所早已撤销,其房屋、物资均已由军统局(后改为保密局)接收。杨益言举出渣滓洞监狱里手铐上刻有“Made in U.S.A”,桌椅上有白漆写的“中美所”,就硬说他被关进的地方是中美合作所,这能证明得了吗?他虽然避而不谈中美合作所早已撤销的事实,但却在文中一处漏了马脚,他说徐远举“以公产组组长身份管理着庞大的重庆中美所留下的所有‘公产’”,这句话说明,中美合作所已经不存在,“留下的所有‘公产’”(自然包括他看到的用白漆写着“中美所”字样的桌椅在内)已被徐远举接管。不过,就是这句话也不全对,因为据我从重庆市公安局五十年前编印的《重庆市敌特组织参考资料》查知,徐远举并未在公产组担任过任何职务。
再说,杨益言强调手铐上刻有“Made in U.S.A”,这也是他编造的——只要把他在1949年12月5日至16日化名“杨祖之”在重庆《国民公报》连载发表的《我从集中营出来——磁器口集中营生活回忆》作一对照,就会看出破绽。他在《中华儿女》上发表的文章中对他的被捕情况是这样写的:
1948年8月4日,四名便衣特务将我从重庆菜园坝一家工厂的三楼宿舍押下楼。一副银色手铐将我铐上,我看见手铐上刻着几个英文字:“Made in U.S.A”。我被拖上一辆美制中型吉普车。车子摇摇晃晃,不知驶去了何方。终于,我被押向山谷中的一处被无数岗亭监控着,又由电网、高墙围着的一座监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