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捍卫日本女性权利的无名英雄贝雅特·戈登去世（图）
贝雅特·西洛塔·戈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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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2012 捍卫日本女性权利的无名英雄贝雅特·戈登去世MARGALIT FOX 报道2013年01月05日 纽约时报
贝雅特·西洛塔·戈登(Beate Sirota Gordon)周日在曼哈顿的家中辞世，享年89岁。戈登是俄裔犹太人之女，22岁的时候，她几乎以一己之力将女性权利写入日本的现代宪法，并在其后数十年里对此保持沉默。直到近年，她才在日本成为一位女性主义英雄。
她的女儿妮科尔·戈登(Nicole Gordon)称，她死于胰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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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戈登在日本的国会议事堂。这一年，她获得了日本政府的高级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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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的贝雅特·西洛塔·戈登。对失散父母的追寻使她回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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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曾为二战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上将(Gen. Douglas MacArthur)领导的驻日盟军担任文职工作，她是当年起草日本战后宪法的美国团队中，最晚去世的一名成员。
戈登在宪法文本中，起草了赋予女性一系列法定权利的条款，使她们享有了在日本封建社会中长期缺失的与结婚、离婚、财产和继承相关的权利。她的工作至今仍对日本女性的地位产生着影响。
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日本历史学教授卡萝尔·格卢克(Carol Gluck)周一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这为一个更好且更平等的社会打下了基础。贝雅特·戈登将这些内容写入日本宪法，仅这一点，就让她在一个关键时刻发挥了她的作用。美国的宪法里就没有任何类似内容。而且，哪有什么22岁的人能有机会起草宪法？”
戈登既不是律师，也不是宪法学者。如果说，她的确不像是承担这一任务的合适人选，那么，理解那股将她推向这个位置的异乎寻常的融合之力就至关重要：
如果她的父亲不是一位具有相当声望的钢琴演奏家；如果她不具备如此娴熟的外语技能；如果她没有不顾一切地去寻找因为战争而失散、多年杳无音讯的父母，如果不是所有这些，她绝不会被推到这样一个角色，她在世界历史上这个鲜为人知又不可思议的角色。
如果不是这些，她后来也不会开始从事文化策划工作。作为知名的文化经理人，她是第一批把亚洲传统表演艺术带到北美，呈献给各地观众的人之一。她一直勤奋追求这份事业直到年近七旬，这份工作需要她造访亚洲最偏远、交通最不便利的一些地区。
贝雅特·西洛塔1923年10月25日出生于维也纳。她的父亲是雷奥·西洛塔(Leo Sirota)，母亲婚前叫做奥古斯蒂娜·霍伦斯坦(Augustine Horenstein)，女儿出生时两人居住在维也纳。
5岁的时候，她的父亲西洛塔应邀到东京音乐学院(Imperial Academy of Music)教书，于是举家搬迁，计划待六个月。西洛塔的演奏与教学使其在日本迅速成名，结果他们一家在东京生活了十多年。
贝雅特起初上的是东京的一所德国学校，到了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他的父母认为学校变得过于纳粹化令他们失去好感，把她转去了日本的美国学校。1939年，就在她16岁生日前夕，贝雅特去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米尔斯学院(Mills College)，父母则留在了日本。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已经无法再与日本的联络。贝雅特的父母音讯全无，也再没寄来钱。
她开始施展自己高超的外语技能：此时，她已能流利地讲英语、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和俄语。
她从米尔斯学院获得许可，不用上课仅参加考试，从而在旧金山的一家美国政府情报站工作，监听来自东京的广播。后来，她在旧金山的美国战时情报局(United States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工作，撰写敦促日本投降的广播稿。
贝雅特·西洛塔1943年获得米尔斯学院的现代语言学士学位，并于1945年1月成为美国公民。战争结束的时候，她依然不知道她的父母是生是死。
对美国平民而言，此时去日本几乎完全不可能。她去了华盛顿，找到一份在麦克阿瑟上将的幕僚团中当译员的工作。1945年的圣诞夜，她抵达了被战争摧毁的东京，刚落地就马上去了以前的住所。那里仅剩一根烧焦了的孤零零的柱子。
她最终找到了自己的父母，他们此前一直被关押在乡下，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她把父母带到东京，一边照顾他们，一边继续为麦克阿瑟上将工作。
当时，麦克阿瑟的工作重点之一便是为战后的日本起草一部宪法。此任务属于绝对机密，它开始于1946年2月，并且必须在短短七天的时间内完成。贝雅特·西洛塔是麦克阿瑟指定的制宪委员会中唯一的女性成员，其他20多名成员均为男性，年轻的她被授权起草有关女性权利的条款。
在日本居住的10年里，她亲眼目睹了日本女性的生活，她急切地想要提高她们的地位。
“在历史上，日本女性就被当做奴隶来对待；她们是可以被随心所欲买卖的财产，”1999年，戈登在接受《达拉斯晨报》(The Dallas Morning News)的采访时说，“女性根本没有任何权利。”
从2月份接到任务的那个星期开始，戈登征用了一辆吉普车，跑遍了东京残存的图书馆，借来所有能找到的不同国家的宪法文本。她潜心研究这些文本，在经过七天没日没夜的工作后，戈登成功起草了日本宪法草案中的两个条款。
第一个条款是宪法第14条，其中写道，“全体国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关系中，都不得以人种、信仰、性别、社会身份以及门第的不同而有所差别。”
另外一个条款是宪法第24条，对女性在“选择配偶、财产权、继承、选择居所、离婚以及有关婚姻和家庭的其他事项”等方面的权利予以保护。
新宪法于1947年生效；第二年，贝雅特·西洛塔和担任战后驻日美军情报机构首席译员的约瑟夫·戈登(Joseph Gordon)结婚。
20世纪50年代，戈登加入位于纽约的日本协会(Japan Society)，成为其表演艺术部门的负责人。在日本协会任职期间，她将许多日本艺术家介绍到西方，其中包括传统音乐、舞蹈、木版画以及茶道等领域的大师。
1970年，戈登成为位于纽约的亚洲协会(Asia Society)表演艺术部门的负责人。她不遗余力地发掘亚洲有才能之人，把巴厘加美兰（印尼的一种乐器——译注）合奏团、越南木偶大师、蒙古舞者以及很多其他人带到了美国和加拿大各地的舞台上。1991年，戈登从该协会表演、电影和演讲部门的负责人的职位上退休。
她的丈夫后来成为房地产开发商，并于去年8月过世。除了女儿，戈登的后人还有她的儿子杰弗里(Geoffrey)，以及三个孙辈。
数十年里，戈登都不曾谈论过她在战后日本所扮演的角色，起初是因为工作的保密性，后来则是由于她不想让自己小小年纪制订宪法，以及她是个美国人的事实，成为日本保守分子的攻击借口，因为后者长期呼吁重修宪法。
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登开始公开谈论此事。1995年，她的日文版回忆录出版，两年后，该书的英文版《房间里唯一的女性》(The Only Woman in the Room)也得以发行。这本书使得戈登成为日本的知名人物，她开始四处演讲、在电视节目中出镜、成为一出舞台剧的原型，她的故事还被拍成纪录片《贝雅特的礼物》(The Gift From Beate)。
近年来，面对日本保守分子对宪法发起的新一轮攻击，戈登积极地奔走演说，捍卫宪法。
1998年，日本政府向戈登授予了瑞宝章(Order of the Sacred Treasure)。这是一个极高的荣誉，但她收到的最高荣誉也许是来自日本女性。
“她们总是想和我合影，”1999年，戈登接受ABC新闻频道(ABC News)采访时说。“她们总想和我握手。总是告诉我说，她们有多么感激。”
翻译：黄铮、谷菁璐 |
发表于 2013-1-6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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