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写过一篇小文，也是关于毛泽东之死的回忆及思考。记得过去在哪个帖子里跟过，忘了，在泡人兄的大帖下再跟一回： 上帝死了 虽然从小就接受唯物主义教育，刚入小学时又逢上林副主席提倡“老三篇”，每天早自修时都得背诵，因而也知道了毛主席的见解：“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至少背过它100遍，直到林副主席在蒙古突然升天）。然而当真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虽然毛主席说得清清楚楚，每个人都会死，只有泰山与鸿毛之别，不存在死和不死的问题，但我们仍然认为有一人会是例外，就是毛主席本人。推论也完全符合条理：毛主席是神，是红太阳，是大救星，是可以“万岁万岁万万岁”的。这当然不是我个人的看法，甚至不只是孩子们的看法，不少大人也这么认为，也同样坚信毛主席是不会死的（他们为此将付出听任大脑错乱的代价）。人的大脑是非常奇幻的，信仰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虽然从《新闻简报》（当时每次看电影前照例要插映的新闻短片）里可以看到，我们永远“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的伟大领袖，事实上连下巴都抬不起来了，连嘴巴都不够灵便了，口角里甚至已溢出水来了，但我们仍然认为他“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不是不敢面对事实，而是事实在信仰面前从来就是失效的。 毛主席逝世那天我正上初中一年级。那时我已经成长为一个整天旷课的不良少年了，当然我也没在大街上胡闹，我在家里读小说，听收音机。那天我又旷课了，家里只我一人，与那台每天下午都会播放《智取威虎山》或《沙家浜》的老式矿石收音机为伴。“今天下午四点钟有重要广播，今天下午四点钟有重要广播”，女播音员在中午十二时，就不断在节目里提醒听众注意，声音非常奇怪，传递出的信息，是那种要么台湾开始反攻大陆，要么苏修坦克正在向北京逼近。我开始焦急地等待，既激动又不安。 哀乐开始了，低徊无际，笼罩四野。哀乐足足放了五分钟，直到“寒凝大地”，才传来播音员极为缓慢的语调。我是和邻居中几位大人一起收听的，这也是我们一年中第三次听到这种要命的音乐。回想起来，即使无知如我，也本能地知道死者是谁，另两位有资格享有此种待遇的国家领导人，已在数月前先后离去，国内再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让老百姓连听五分钟哀乐。但是，没有人敢提出那个名字，几个大人半是真诚半是装傻地一边听一边自言自语：“是谁呢？是谁呢？”他们有的是时间嘀咕，因为播音员的语速极缓，因为死者的来头太大，他的名字前需要用大量以“伟大的、卓越的”等形容词领起的定语进行修饰，句子很长，把老百姓善良的心死命往天上悬。终于，恶作剧般的“吊胃口”仪式结束了，终于，“毛泽东主席”出现了，“医治无效”出现了，“终年八十二岁”也出现了。 又一次唐山大地震，它震坍了老百姓心中的神殿。这一刻，“高天滚滚寒流急”，全中国老百姓集体不知所措。 我知道我该干什么，我毫不犹豫地把门锁上，朝学校一路小跑。没有人追究我为什么旷课，班上的女生正在扎花圈，个个面容忧愁，如丧考妣。我拿起抹布，擦拭起教室后面的那块大黑板。我要把它擦得晶亮晶亮，贼黑贼黑，以便接着写上“沉痛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那几个大美术字。那一天，中国没有任何刑事案件，那一天，所有监狱里的罪犯大概也一样泣不成声。在上厕所时，我看到学校两位最受尊敬的男教师也进来方便了，谁都知道两位老师平素不和，互不买帐，但这天，因为想讨论国家大事，两人不约而同地捐弃前嫌，走到了一起，甚至把忧国忧民的讨论持续到了厕所间。我听到其中一位极为肯定地说：“国家要乱了，要大乱。”另一位则郑重地点头同意，郑重的样子，好似电影中的地下党接受新的任务。我听得一哆嗦，连小便都沾到裤子上了。──这位预言国家大乱的老师，不久后在一次全校大会上，以近乎歇斯底里的口气向我们宣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英明领袖华主席只有五十八岁”。雷鸣般的掌声响起来了，所有人都为华国锋还有那么多时间可活而欣喜若狂。掌声同样是歇斯底里的。 归纳起来，毛主席的死是这位世纪巨人一生犯的最后一个重大错误。他默认了老百姓对自己山呼万岁（在集权体系下，当权者的默认就是允许，允许就是鼓励，鼓励就是纵容），这便等于设下一个忠诚游戏，该游戏的基本前提是：被忠诚者必须确保自己万寿无疆，一旦驾崩，不仅游戏没法再玩了，老百姓因无法面对骤然来临的信仰真空，有可能变得从此不再对任何政治人物抱有忠诚。这是游戏发起者始料未及的，但却是一个民族必须承担的。不过另一方面，该游戏既然一度玩得非常热闹，这便也附带说明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他们虽然没有固定的宗教信仰，但并非缺乏宗教迷狂（历史上即有种种佞佛之举），一旦虔信之念被蓄意点燃，就有可能走向失控。所以今天我认为，面对这样一个经常会显出孩子气的伟大民族，任何一种旨在诱使民众陷入迷狂的行为，都是不可容忍的犯罪行为，无论设局者是文人、气功师，还是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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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7-16 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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