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李胜良：花园口的轻雾

宇航

　　李胜良：花园口的轻雾
　　
　　作为垂吊“花园口扒口处”昂贵的“门票”付出，我在第一时间以一场狂醉注解了在这里如轻雾般悲欣莫名的复杂心绪。
　　
　　如果没有宋老师长驱北上让我得以领略这个著名的所在，我无以积累起如此难尽臧否的情态；如果没有宋老师在酒场上充当了我心理上的坚强后盾，我也不敢喝那么多以排遣我难言的褒贬；如果没有宋老师竭尽全力把我这个酩酊恍惚的醉翁及时送到动车上，我朦胧阑珊的双眼，也许还滞留那在1938年6月9日发生过一场“以水代兵”决策[1]的黄河岸边，2011年10月22日那一片扑朔迷离的轻雾中。
　　
　　在花园口停留的时间很短，可“到此一游”的现场感已经足以让人触发起非在“当场”无以积聚的灵感，大抵这便是所谓的“触景生情”吧。在一片轻雾中我来到这里，几乎使出漫大的力气，设身处地为当年蒋介石先生做出的那一决策，找寻军事地理、政治生态、人文掣肘上的合理性。
　　
　　似乎“政治”从来不需要讲究多少道德，而自古就有“兵不厌诈”名训的军事，便更是以“胜”、“不败”、“保存自己”、“留得青山在”等哲学或技术标的作为评价一项涉及进退取舍的重大问题的底气。在那个经典的故事里，连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圣人孔子，都会不假思索地先去救自己的母亲，则那些只在闲暇或优容状态下才会偶然想到百姓生死的政客之类，又怎么可能在如此重大关头关心那几百万流离失所的黄泛区人民，以及那被引用多次的“89万”死难者呢？
　　
　　这注定了在自己的军人和战略都不是入侵者的对手的情况下，蒋家军中的深通兵法者，不可能不将这样一道“水攻”之策呈给“委员长”[2]。有多少正反双方都在使用的史料也证明，蒋在最终采取这一奇计之前，也经过了许多的斟酌甚至盘桓。可能是在日军已经到了中牟、甚至距离郑州只有二十公里的情况下，才断然下令地在赵口和花园口决开黄河，水淹七军。
　　
　　在足够分明的意识形态、政治分野、观察角度、设论立场、切实利益等影响下的争辩中，有时连“论据”都会遭遇剪裁甚至强化，自然也不排除编造或伪造的嫌疑。在花园口决堤肯定造成了巨量民众损害这一前提下（即使在到底有多大的伤害面前仍然存在不同的数据）[3]，其军事效果方面的判断也是五花八门的。
　　
　　最轻描淡写的说法是：花园口决口根本没有对日军的军力和军事行动有丝毫的影响，直接死于决口的也只有区区四人[4]。这样的说法显然是准备着全盘否定花园口决堤的军事意义上，则它在政治意义上的丧心病狂丧尽天良丧魂落魄便益加的昭然若揭了。蒋军此举已经在民众中大不得人心，插进这样一个数据，则大可以说蒋氏不仅缺德到家，简直又愚蠢到家、倒霉到家了。
　　
　　好在还是有日本人自己承认的损失，可这一数字仍然经过了中国人妙笔生花的改造：花园口决口后，洪水宽达30至80公里，长400公里。日军第14及16师团大部被黄河水围困和隔离，无法行动。6月28日，日军撤销归德战斗司令部，将部队调回徐州，第二天在徐州开了个联合追悼会，哀悼战死者7452人。从此，日军沿平汉线南下的计划被粉碎，日军不得不改变计划，将主力南调，配合海军，沿长江西进，进攻武汉。日军战史上也写道：“中国军队6月10日左右于郑州东北掘开黄河堤防，使黄河水向东南方向涌出，采取了水淹战术，淹没了自己的广大沃野，形成了经中牟、尉氏、周口、阜阳连接淮河的大地障，给我军行动造成极大困难。”
　　
　　还有一些对战果做更大想象的资料展示，这样的描述或评价足可以让你认为花园口决堤甚至算得上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中产生了相当战果的重要一环。第一，飞流直下的洪水直接阻滞了日军的进攻，并造成了其一万人以上的伤亡，这可是在平素的作战中需要用二十万血肉之躯才能换来的战果；第二，决堤形成的千里黄泛区以及新的河道，形成了一条天然的屏障。就是以这条屏障，日军与中华民国政府军形成了防泛西堤与防泛东堤之间的对垒，并持续到了一九四四年[5]。更为关键的还在于，这样的缓兵之计使败退中的国军逐渐恢复元气，并有望提升士气[6]；第三，不能通过郑州进军武汉，自然也就不能通过郑州进军西安，而日军以后对重庆的攻击便只好通过南线和东线而不再有可能实现其通过西安的大迂回，这也在相当程度上确保了共产党延安的安全；第四，日军在中原的无措，从实际上导引了相持阶段的到来，经此而论，花园口决堤甚至是战略性的[7]；第五，正是在千里黄泛区核心或左近，善于绝地生存的共产党人先后建立起了数个根据地，而这也似乎应该拜花园口决堤所致。
　　
　　如果说花园口决堤主要还是一个战术动作，则之后将决堤的责任推给日军所产生的作用则可能是战略性的。一方面是大水直下得到了足够的缓冲和反击机会，一方面是日军的“暴行”激起了万丈豪情，已经在决口前大显狼狈的第一战区突然迎来了可喜的反扑机会，这可是花园口决堤的一个意外之喜。据称：日军轰炸黄河南岸大堤，致使花园口赵口决堤的消息传出后，处于抗战中的中国军民立即受到了极大震动，全国各大媒体和新闻机构纷纷发文发电，一面揭露日军暴行，一面声援支持河南受灾民众，使得处于抗战前线的官兵士气大增，更激起了豫东民众的抗战热情，他们纷纷组织起来，成立了游击队、看家队、自卫团等武装团队，三里一司令，五里一队长，名目繁多，热气腾腾。而中国军队趁势开始对豫东地区的日军发起反攻，武汉大本营向第一战区发布命令，至少四个集团军掉头扑向京汉铁路进行战略扫荡，对进犯我中牟、新政、尉氏、长葛等地之敌发动全线反击，第三军团在尉氏县城包围了日军第十六师团一部约一千余人，而长葛县政府本来早已奉命组织抗日自卫队，撤进深山打游击，此时也趁势冲下山来收复失地。据当地县志记载，激战多日，缴获大批敌人遗弃的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仅用马车就拉了三大车，自卫团军官手中，全部换成日本“三八式”步枪，每个分队还配备了日本轻机枪。
　　
　　可叹，这样的宣传实在有些蹩脚，便如将决口祸首指为日本人的炮弹一样荒诞不经。既然之后在军事上的受益者是中国军队，则谁最有积极性去炸毁黄河大堤呢？难道日本人炸了大堤来淹自己么？
　　
　　可在最初，国民党人的宣传还是迷惑了许多人[8]。包括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也参加到对日军暴行的声讨中，号召赈济受灾同胞[9]。这恐怕也是他们在后来感觉受了欺骗而力图将肇事者的道德责任甚至军事低效做极度夸张的原因吧[10]。
　　
　　首先是到花园口采访的中外记者提出了质疑。这之后，人们渐渐理解了一个弱势集团“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全力对敌的苦衷。先是决口不久在美国《华盛顿邮报》上一个名为尤金•西蒙斯的亚洲问题专家撰文指出，我相信这是中国人运用了一种古老的战争谋略，人为制造黄河改道，以遏制日本人在北方战场上继续进军的胜利之势。我认为这个重大战略已经奏效，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日本军队在中国的进攻，将显得力不从心和困难重重。
　　
　　没有中国亲戚的外国人当然可以做到旁观者清或者洞若观火，他们的评价尺度中可以不把数百万中国百姓的流离失所计算进去。1938年6月17日哈瓦斯通讯社发自巴黎的一封电讯很是可以理解中国人的悲壮：“急进社会党机关报《共和报》皆评论中国黄河决口事云：当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侵入荷兰国时，荷兰曾以决堤为自卫之计。其国人岁患水灾于一时，其国家领土幸赖以保存；1812年冬季，拿破仑一世攻俄时，俄国亦将莫斯科付之一炬。似此，某一民族受人攻击而有灭亡或沦为奴隶之虞时，辄利用水患与冬季凛冽气候以御敌，其事又安足怪哉？时至此际，中国业已放出大龙两条，即黄河与长江，以制敌军死命。纵使以中国人十人性命换取日军一人性命，亦未始非计。此盖中国抗战决心所由表现也！”
　　
　　当国家存亡的空前危机已经降临，没有哪个人可以无视或无关政治而独活。更何况，在国家政权都已经失控的局面下，百姓的死活甚至军人的死活甚至国家高官的死活，不是从来与碾死一只臭虫无异么？既然一个蕞尔小国可以悍然发动对一个地理上巨无霸的征服，它的眼中又何曾会有过对征服国人民财产的丝毫尊重？如此形势下，蒋介石能够断然下达炸河的命令，以换取兵败如山倒局面下的一点转机，也确实是压抑或者驱散了偶然来自心头的那点“妇人之仁”的。再想一想负有操作之责的熊先煜们努力选择了尽可能少损害的花园口一线[11]，不是也在大害之下照顾到了微利么？
　　
　　好在那时的政客即使做时不顾廉耻，回思起来却又不能没有廉耻。即如国民党人自己所立的花园口纪念碑中尽管不坦承责任，毕竟还有诸多写实之处：“民国二十七年夏六月，河决于南岸郑县之花园口，维时日寇进窥中原……赖洪水泛滥，铁蹄乃为之阻……”这里说的是军事效果；“……每当夏秋之间，百川激灌，四渎并流，浩荡滔天之祸，不忍睹，亦不忍述也……”这里则是在认可黄泛区的悲苦了。
　　
　　试问哪朝的统治者没有几件大大地对不起当朝百姓的冲天“暴行”？没权没势的老百姓又何曾讲得出理来？倒是总有人想着去为他们讲理伸冤，那着于弱势百姓身上罄竹难书的冤屈，又如何因为他们的讲和伸而减低分毫呢？
　　
　　于是，我们不得不分开笼罩于花园口事件上的轻雾，坦而言之：蒋军的决堤之举有限度地取得了战果，其间的代价也是十分巨大的。可是，为着确保征服者的铁蹄暂时的止步，并有可能负出一定的牺牲，这样的代价总也值得。在当时的战力之比每每以1：20的悬殊缘分表现出来时，花园口可以夺去抗战之初七千多名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本军人的生命，这肯定可以说是一场大胜了。
　　
　　不管我们实际上愿不愿容忍——试问不容忍有用么，我们至少应该理解蒋先生的这一决策。也许，当大河如脱缰之马肆虐奔流向东南方向，连骄横的日本军阀也开始望河兴叹。要三个月灭亡诺大的中国，从此无异于痴人说梦。
　　
　　在沉痛的代价和巨大的快慰之间，没有人不愿意单纯的选择后者。可后者的取得极可能要以前者的付出作为前提。就如我们都愿意享受“一醉方休”的痛快而不大愿意承受“醉态百出”的尴尬一般。这一天，当我在一醉方休之后醉态百出，我愈加可怜那位为着粉碎日军的长驱急进而忍将生灵涂炭进而让自己永远背负起道德枷锁的蒋某人。
　　
　　2011年10月24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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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花园口决堤的形象描述：1938年6月9日，当滔滔的黄河水挣脱大堤的束缚，从花园口奔涌而出时，全世界都震惊了。决口直到日本战败投降后的1947年3月15日才堵住，历时8年9个月。从此，“花园口”这三个字进了历史书。“八•一三”事变后，南京、徐州先后失守，津浦线被日军打通，津浦、平汉(今京广)两铁路之间的豫皖苏平原无险可守。1938年2月17日晨，第39军新八师奉命炸毁了平汉铁路黄河铁桥，但由土肥原率领的日本第14师团于5月12日凌晨从濮县突破天堑、抢渡成功，5月14日，占领菏泽，23日占领兰封，26日占领马牧集(今虞城)。6月1日，蒋介石在武汉珞珈山上召开最高军事会议，作战部长刘斐宣布了在郑州以东掘堤放水的决定。同时，统帅部下达命令，令各部向平汉铁路沿线及其以西地区“转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豫东前线各部撤退，准备以水制敌、阻滞侵略。6月3日，蒋介石打电话命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掘堤放水。但是，两次在赵口掘堤都失败。而此时，日军的进攻势如破竹:6月3日占领柘城，4日占领尉氏，5日占领朱仙镇，6日占领太康和开封。日本鬼子的炮弹打到了赵口，郑州危急。在附近驻军的新编陆军第八师师长蒋在珍请缨:在自己的防区内掘堤，得到同意。蒋在珍把决口选址的任务交给了参谋熊先煜。熊先煜连夜带着工兵营长和河务局的人员，乘车到大堤上查看，最终将决口选在了花园口。6月7日上午，由工兵连指导着新八师两个团的士兵在花园口掘堤。9日晨，南北两面的士兵已将决口挖到河底，堤中间只剩下一段三米宽的挡水墙。后来又调来两门平射炮，上午8时整，两门大炮对准挡水墙开炮，共打了67炮，挡水墙顷刻之间坍塌，“口宽两丈”，黄河水从决口处奔涌而出。黄河决口后，蒋在珍按照前敌总司令薛岳的命令，布置工兵在大堤、田野等处埋放炸药，进行爆炸。然后直接向在武昌的蒋介石发报，称日方轰炸机炸毁了黄河花园口处大堤。
　　[2]最初的动议很有几分科学论证的色彩：当年，蒋介石定下“以水代兵”的决堤策略之后，首选地起初并非花园口，而是中牟县城北边25公里的赵口，东西距离开封、郑州均不到百里。最初的决堤行动由第53军的万福麟部执行，限定6月5日夜12点之前放水。之所以选择在赵口决堤，据史学专家分析:“一是预计到决堤后河水将沿1843年(道光23年)决堤的旧路流动，顺贾鲁河道，经过河南中牟、尉氏、扶沟、西华、太康、鹿邑和安徽太和、阜阳、颍上、霍邱、亳州等县，十天左右到达周家口，会合沙河东流入淮。二是因为这一带地势较低，出水会比较顺利。更重要的是因为由此而下的这条水路基本上符合当前的军事形势，日军大部盘踞在这一带，黄水一旦放出，会把日军滞留在这片土地上。”但赵口的决堤行动进行得非常不顺利。据当时的说法“这是因为事先对黄河的水势估计过大和对黄河堤质估计过松，同时决口开始的宽度太小”。后来在第一次决口以东30米处，做第二道决口，“起初水势迅猛，而后堤身在水力的涌动下不断颓塌阻塞，虽然多次悬赏，激励官兵加紧疏通，但是都没有奏效，又告失败。”直到6月6日上午7点，新编第8师师长蒋在珍携参谋熊先煜一同前往赵口视察，才发现“决堤进展不顺并非人力不够，而是计划不当所致”。于是建议在中牟以西郑县自己的防区内另辟一个地方决堤，经商震报请蒋介石批准，当夜就开始实施。经蒋在珍与熊先煜在从郑州返回师部所在地京水镇的途中反复讨论之后，认为东边的马渡口和西边的花园口可供选择。这两处的地形都利于出水。但是，相对而言马渡口与赵口相距不远，敌人容易接近，时间不宽裕，花园口与赵口相距26公里，地形地势也更为有利一些。于是最后落实就在了花园口。黄河的河道有“铜头铁尾豆腐腰”的说法，所谓“豆腐腰”，就是指河南孟津县到黄河入海口一带，意思是说黄河堤防所在的腰部，好像豆腐一样容易被洪水冲决。花园口就恰恰处在黄河腰部的上端。当晚10点，蒋在珍等与前来视察工作的魏汝霖商议下一步的行动，决定由熊先煜来主持此事。熊在当日的日记中记载:“受命之下，颇感兴奋，夜24时率同工兵连长马应援、营长黄映清、黄委会河南修防段段长苏冠军，乘车前往花园口侦察决口位置”。在这个“微风拂拂，河水潺潺，月光暗淡，水位莫辨”的夜晚，他们仅靠随身携带的四支手电筒摸索，并不敢盲目选址。当晚，在汽车内“六人同宿，坐以当卧”。天亮后，一行人再由花园口沿河往上游寻觅侦察，最后选定在关帝庙西核桃园附近。这里是黄河弯曲的部位，易于放水，可以直接流入贾鲁河向东南去，经中牟、尉氏、扶沟、西华、周家口各县境而后注入淮河；更重要的是“利用贾鲁河道还可以防止水流无限漫延，适当减少对所经地区的危害”。熊先煜在日记中还记录下负责施工的新8师第2团团长王松梅对他的赞赏:“吾兄此次计划，功在国家民族，减少人民损害，将来一定讨个好夫人，多生贵子……决口位置，若稍向西，而不利用贾鲁河以及平汉沿线，恐尽成泽国。”
　　[3]1938年6月花园口决堤后，黄河水夺堤而出，循小河、经过淮河最后汇入长江，洪水前锋流经豫东、皖北和苏北地区，在黄淮平原肆意狂荡，在之后的数年间，黄水奔腾，淤塞淮河河道，每年汛期时，黄水都会回流倒灌，淹没田野，漫溢湖泊，堵塞交通和航运，形成了穿越豫皖苏三省44个县的黄河泛滥区，人们将其简称为“黄泛区”。自1938年花园口决堤，至1944年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在这6年间，在黄泛区内的中日两国军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役，然而在黄水泛滥的数年间，黄泛区存在着日伪统治和土匪横行，到处沙丘堆移，地表突兀凸凹，无法耕种。加之1942年和1943年发生的旱灾和荒灾，在黄水泛滥的五万四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迷离着一幅长长的饿殍图。
　　
　　[4]这一意见的表述是：花园口决口，当时直接淹死的群众多达89万人，是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所杀中国军民的3倍，因饥荒、瘟疫造成的死亡在300万以上，而日军有具可查的溺毙只有4人，花园口决口是人类历史上单次规模最大的死亡事件，也是最大规模的屠杀。黄河水下泄后，西边一路沿颍河下泻淮河，东边一路沿涡河到安徽怀远流入淮河，黄、淮合流后涌入洪泽湖，淮河、洪泽湖沿岸立即变成了一片汪洋。这次洪灾，河南、安徽、江苏共计44县市被淹，受灾面积29000平方公里，受灾人口3000万以上，冲毁140万民房、淹没近2000万亩耕地。黄水所到之处，房倒屋塌，饥民遍野。这次洪灾，豫、皖、苏三省共有390万人背井离乡，他们一路乞讨，远的一直逃到陕西甘肃等省，从中原到西北，迤俪着一幅长长的饿殍图。因此死亡的人口和国民政府征发1400万壮丁造成的死亡超过了抗战期间被日寇杀害的人口。随着花园口口门越冲越大，下游故道逐渐干涸，黄河水全部从花园口下泄，黄河就彻底改道了。由于没有固定的河道，新黄河滚来滚去，这样在豫、苏、皖三省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沼泽区，也就是黄泛区。黄泛区从花园口到淮河长约四百公里，宽10公里到50公里不等，最宽处可达80公里。又不知有多少中国人因此死亡。
　　[5]国民党史研究专家李东朗说：根据日本战史方面讲，它是损失了七千多人，这是一个具体的数字了，就被水淹了的有七千多人，这是直接的目的了。那么更长远的一个战略意图就是形成了一个黄泛区。那么机械化部队，重武器在这样的地方它是不好通过的，那么徒步或者简单的背一支枪，那可能走就好走，但是重武器，当时的武器，重武器比较笨重。那么它需要一个驮马，需要有汽车，需要这样的，在这不好通过，所以这个形成的天然屏障，黄泛区这个天然屏障，甚至在很长时间里就阻隔了日军进攻郑州的战略计划。
　　[6]李东朗如是说：那么从短期来讲，它阻止了日军南下直冲进攻郑州，占领郑州的企图，日军开始南下主要是从最后打武汉，占领郑州再打武汉，因为武汉当时是国民党主要机关的所在地，花园口决堤在黄河水的阻止下，日军的这个战略计划，它就不能实现了。因为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黄泛区。重武器、机械化部队它是不方便通过的，所以从直接的目的，阻止了日本南下直冲武汉的战略计划。另外也对日军呢，大水一下子发下去，把日军占领的一些县城都给围困，给日军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可以说黄河决口，为岌岌可危的郑州防线一时解了围，本来正坚守外围阵地的东北军一部，已经弹尽粮绝了，随着侧翼友邻阵地的相继陷落，他们坚守的那个小镇也被敌人团团包围，蒋介石从武汉下令说，郑州守军哪怕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放弃，后退者一律以逃兵论处，格杀勿论。据说当时这些官兵都拔出了大刀片子，伤员人人怀揣着一颗，当时被称为是“报告弹”的自杀式手榴弹，就准备和阵地共存亡了。就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本来正轰得起劲的日军大炮突然先后哑了声。几辆气势汹汹的坦克战车也陆续停止前进，掉头往回跑，这惊得本已抱着必死决心的中国官兵莫名其妙目瞪口呆。到第二天他们才知道，原来黄河决堤冲垮了敌人主力，淹没了他们后路，阵地这才得以自动解围。一场大反击在洪水泛滥的同时也激烈展开。
　　[7]相关的描述似乎很能证明日军的无措和国军的得计：单从军事层面来讲，决开黄河大堤是具有一定作用的：首先，它形成了新的黄河河道，形成了新的天险，从而阻止了日军的西进，使得中原地区又多守了六年而没有沦陷，保证了大后方的安全；第二，使得日寇迟迟不能打通“大陆交通线”，迟滞了日军军事调动和战略物资运输；第三，以水代兵，直接消灭了日军精锐部队万余。6月9日的花园口决堤，也是中日双方沿着黄泛区边界东西对峙的开始，依赖机械化军事装备进攻陇海线和平汉线的日军被迫改变原来沿铁路线西进南下的战略，一方面把部队从豫东尉氏、中牟、娜陵、通许、陈留、杞县等各县向东撤退，转移、集结到以商丘、徐州为中心的豫皖苏交界地带，另一方面确定了沿江淮水路西进的路线，分调多路人马围攻武汉。战事南移到豫南、皖西、赣北、鄂东的广大湖沼山地地区，豫东战场逐渐冷却下来，武汉附近地区接着成了中日两国军队厮杀的新战场。这样一来，从郑州斜贯东南，穿越豫东大平原的新黄河就成为军事分界线，把日军阻隔在泛区的东面，中国军队沿西岸据守，沿新黄河以西修筑起“防泛西堤”，而日军也在对岸修筑起“防泛东堤”，相持一直延续到1944年日本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花园口决堤给日军造成的创伤，可以从日本官方的文件中得以佐证。1、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写到：“6月10日前后，中国军队在京水镇（郑州以北15公里处）附近，掘开了黄河南岸的堤防。因此，黄河浊流向东南奔流，中牟首先进水，逐日扩大，从朱仙镇、尉氏、太康，一直影响到蚌埠。第二军6月13日为救援孤立在中牟的第十四师团一部，从第五、第十、第一一四师团兵站抽调工兵各一个中队及架桥材料一个中队，配属给第十四师团。随后于16日又从第一军调来独立工兵第二联队主力及渡河材料一个中队。6月15日以后，由于泛滥的河水扩大到尉氏的第十六师团方面，第二军除调回第十四师团两个工兵中队外，又逐次增加架桥材料两个中队，折叠船40只，独立工兵第十一联队主力支援，然后向泛滥地带以外撤退。方面军于6月17日命令临时航空兵团全力以赴援助第十六师团方面的补给。用运输机、轻重轰炸机，在6月16至24日之间给两个师团投下补给粮秣、卫生材料等，合计约161.5吨。29日，方面军在徐州举行联合追悼大会。仅第二军死于洪水人数便达到7452名之多。”2、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撰有日军侵华史长编。其中第440页记载如下：“中国军队6月10日左右于郑州东北掘开黄河堤防，使黄河水向东南方向涌出，采取了水淹战术，淹没了自己的广大沃野，形成了经中牟、尉氏、周口、阜阳连接淮河的大地障，给我军行动造成极大困难。”日军一名军官也在当时的日记中这样详细描述了被突如其来的洪水围困的日军状况：“这是一条因黄河决堤而形成的河，走在我前面的士兵在夜色中过了河。渡过河之后，却不知该向哪个方向前进。不知哪边是浅滩，但总之必须过河……”“士兵们一发现一点食物，就像猫叼着鱼探到角落里那样，隐藏起来一个人独自享用。我们到处转来转去找食物，早田里开始还有土豆种，不过，没几天就被吃光了。把南瓜秧弄来煮着吃，但马上就被各分队抢光了。很快田地里没有一点可吃的东西了。洪水又切断了我们前后的道路，一连过了好几天，粮食都没有送来。”从当地复杂的社会形势看，黄泛区形成之初，豫东地区一度成为真空地带，战局基本稳定后，日军大规模地调动，留在该地区的兵力很少。开封、商丘、淮阳敌只数百人，其他各县仅仅四五十人。很快就形成了多种势力交错杂陈的局面，一方面是日军占领者及其傀儡组织和伪军，另一方面是不断回升从事游击战的中国军队，还有其他各种背景复杂、立场摇摆不定的地方势力。日本军队曾组织修筑防泛东堤，但是过程并不顺利。一是水势不稳，经常发生决堤而被迫延期。二是地处黄泛灾区，留下的居民多为老弱病残，难以招来足够的人力。三是在中国抗日武装的宣传鼓动下，日军对参加筑堤施工的民工也不敢施以暴行，否则，他们就会投奔抗日武装。四是日伪政权内部矛盾交织，主持施工的指挥人员和技术人员利欲熏心，都想从中渔利，偷工减料、中饱私囊的情况严重，直接影响了施工的进度和质量。五是当地处于所修大堤以内与以外的各村落之间，利益冲突明显，都不愿把自己的家园堵在堤内，加上伪政权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当地人，协调有实际困难，因而施工时常被中断”。就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筑堤施工断断续续，一直到1943年才基本修成。防泛东堤的修成，约束了泛水水道，相对地控制了黄河及涡河的洪水东泛。
　　[8]花园口决堤后，一场掩人耳目的宣传在中国新闻舆论界展开，从6月12日开始，《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等全国各大报章，均先后按照中央社的电文作出如下报道，敌军于九日猛攻中牟附近我军阵地，因我军左翼依据黄河坚强抵抗，敌遂不断以飞机大炮猛烈轰炸，将该处黄河堤垣轰炸一段，致成决口，水势泛滥。致使新闻界众报一词，作出这种宣传的是蒋委员长6月11日下达给程潜的一道密令。其中第一句就是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收到密令当天，商震就命参谋处将事先早已拟好的电文发向中央社，这样一来就为花园口决堤的对外宣传，确定了基调。
　　[9]6月11日上午9时，中央社从郑州发出第一条电讯，首次“报道”日军炸开黄河大堤经过情形。在中央社的引导下，国内各大报社如《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等纷纷谴责日军炸毁黄河大堤、致黄河决口泛滥的严重暴行。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也参加到对敌暴行的声讨中，并号召赈济受灾同胞。《新华日报》6月12日的电文题为“豫东战场:敌因屡犯被阻，竟决黄河大堤，黄水汹涌处庐舍荡然，敌妄图消灭我战斗力”和“豫东战局渐趋稳定，我敌相持白沙附近”。6月13日，《新华日报》又发出题为“犯新郑敌已击退，暴敌仍到处决堤，中牟、白沙大水，数万灾民集郑”的电文。
　　[10]曹聚仁的《采访外记》一书中的《战地八年》，也作了如此描述：“据日方宣传，说黄河决口，乃是华方所破坏，一片汪洋，灾民累万，那报道中形容中国政府如何残酷不仁。一种是我方报宣传的，说黄河决口，乃是敌机轰炸河堤所做成的：河流泛滥，曾淹死成万敌军，浸没了无数战军重炮。又一种是中共的报道，说“将集团指挥无能，挡不住敌人，竟炸开郑州东北的赵口、花园口黄河大堤，想利用黄河大水，阻止敌人前进，致使黄河改道，水淹二十余县。平汉铁路以东大片土地，一时变成泽国，田庐荡然：数百万同胞的生命家产，都惨遭浩劫”。这就是当时，就花园口事件而产生的利益三方的态度。
　　[11]扒口的地点最初并没有选定花园口，有的说应选铜瓦厢，有的说黑岗口最好，还有的建议在武陟县境内选点。这些地方在历史上都曾经决过口。操作者最后选定在关帝庙西核桃园附近。因为这里是黄河弯曲的部位，易于放水，可以直接流入贾鲁河向东南去，经中牟、尉氏、扶沟、西华、周家口各县境而后注入淮河；更重要的是“利用贾鲁河道还可以防止水流无限漫延，适当减少对所经地区的危害”。熊先煜在日记中还记录下负责施工的新8师第2团团长王松梅对他的赞赏：“吾兄此次计划，功在国家民族，减少人民损害，将来一定讨个好夫人，多生贵子……决口位置，若稍向西，而不利用贾鲁河以及平汉沿线，恐尽成泽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