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谈首发)李劼《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历史备忘》定稿之六:第七章
第七章,先锋文学的如何先锋和如何丧失先锋
1,幸福的一代
记不得是在去年的复活节还是圣诞节的派对上,我遇到一个哥伦比亚裔的美国画家。那人曾经到过苏联留学,知道苏联和美国的异同。他最后选择定居在美国,并且已经住了二十五年了。他在饭桌上讲了他一生当中十分难忘的经历,跟古巴的卡斯特罗共进晚餐。他说,当时最有趣的是,同一张桌子上,刚巧坐着两个大作家,一个是卡斯特罗的铁哥们,加西亚·马尔克斯。另一个则是让中国先锋作家们十分倾心的神秘主义作家,博尔赫斯。那个画家说,他幸亏在苏联呆过很长一段时间,知道所谓的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要不,听了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在席间的胡言乱语,会真的以为在这个世界上,美国是最邪恶的国家,而苏联和古巴才是真正的人间天堂。那个画家说,简直难以想像,那两个作家竟然那么的无知,而且那么的讨好卡斯特罗,似乎除了想方设法地说出让卡斯特罗听了哈哈大笑的话来,几乎就没有其他念头了。
这两个拉美作家与卡斯特罗互相取悦的情景,让我想起了当年萨特和毛泽东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目睹接见红卫兵的场面。80年代的中国寻根作家们,一个个力图从过去的思想教条阴影下摆脱出来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想到,给了他们的创作以巨大鼓舞和榜样示范的马尔克斯,恰好是那种思想教条的虔诚信徒。这真是个奇妙的错位和古怪的嫁接。
要 解读80年代的中国寻根小说,马尔克斯的影响,是绝对不能忽略的。那部《百年孤独》不仅影响了寻根作家的整个创作,而且给所有的先锋作家带来了一句“许多年以后……”的叙事方式。寻根文学所认这个国际老乡马尔克斯,就连名字听上去都跟马克思非常相近。事实上人家也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从来不讳言自己的政治立场。
至于一些在形式上从事叙事实验的先锋作家,几乎人人都以自己读过博尔赫斯作为骄傲的资本,或者说,写作的底气。那些先锋作家最引以为自豪的乃是,可以非常自信地问别人一声,博尔赫斯你读懂了没有?
我并不认为这两位拉美作家因为跟卡斯特罗一起进餐,一起哈哈大笑,其作品就变得一钱不值了。我也不认为,我因此而改变了对他们小说的感受和看法。我想说的只是,为什么西方人评论二十世纪文学的时候,总是把诸如卡夫卡,陀斯妥也夫斯基,或者乔伊斯,普鲁斯特,甚至托尔斯泰或者纳博科夫那样的名字,放在前十名之内,从来没见过他们会把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或者中国80年代的先锋作家们奉若神明的罗伯·格里耶等等,作为名列前茅的文学经典。难道说,那是一种偏见么?
我还想说的是,80年代的中国先锋作家,究竟抛弃了什么,选择了什么?为什么会作出那样的选择?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必然的结果?尤其是当他们一个个笑容满面地踩上红地毯的时候,脚底下究竟踩碎了什么?这些难道不值得人们认真地思考一下么?
最早进入中国的二十世纪现代派文学,不是后来风靡的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而是卡夫卡和加缪等人。当时我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开始流行一本《西方现代派研究》的书,作者是陈琨,当时是北大西语系的教师,如今定居在美国。此书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一本关于西方现代派的普及读物,只是其介绍的侧重点,在于卡夫卡和二战以后的一些西方现代文学流派,诸如戈尔丁的《蝇王》,英国的愤怒青年,法国的荒诞派戏剧,美国的黑色幽默,等等。但绝对没有后来的马尔克斯,博尔赫斯,也没有法国新小说派诸君。我忘了有没有陀思妥也夫斯基,可能有。但不管怎么说吧,这可能是最早的有关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介绍了,其中还顺便介绍了现代派文学的哲学背景和文化背景,提到过狄德罗《拉摩的侄子》。我在安亭师范学校的时候,跟后来成了著名作家的张旻无数遍地谈论过这本书。他也是在大学念书时读的。
然后是80年代初,高行健发表《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在北京文学界所引起的轰动。虽然此书在其他地方,也有一定影响,并且引发了一场现代主义还是现实主义的论辩;但其主要的影响在北京,并且集中在王蒙那样的作家身上。我听刘再复对我一再说起过,王蒙读了高行健此书,盛赞道,妙极了。王蒙当时的意识流写作,显然受到高行健此书的影响。我没有核实过再复所讲的事情,但中国小说走向现代派,应该说是高行健此书和王蒙在意识流写作上的实验,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说实话,高行健的那个初探,我至今没有读过。也许我当时读了,也会受到启发。但就我后来对现代小说的研究评论和创作实践而言,我从高行健的小说中,并没有感觉到他在现代小说技巧的运用上达到如何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两部长篇小说,没有一部具有经典意味。《灵山》作为写作实验是成立的,但作为小说艺术是不及格的。《一个人的圣经》只是一部平平常常的自传,也许对那一个人有意义,但对所有的读者来说,没有任何圣经意味。谈论写作理论和写作实践本身,这两件事情相去甚远。能说的未必是能写的,能写的也未必是能说的。相形之下,高行健在戏剧上的实验,更具有探索性。尤其是后来的戏剧创作,有的写得很像西方现代戏剧家的实验作品,有的则因为掺入了中国传统戏剧的写意因素,而不无独创性。
有关文革后现代小说创作上的实验,平心而论,王蒙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是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就其文学成就而言,却只能说是一种实验。须知,要把意识流小说写到出类拔萃的程度,王蒙所要翻过的名山、所要涉过的大川,实在太多了;从弗吉尼亚·伍尔芙,到詹姆斯·乔伊斯;或者从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到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其中每一座大山都足以让王蒙望而却步。我并不是小看王蒙的写作能力,而是指其在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功夫上,似乎还有段路要走。路迢迢兮修远,蒙将上下兮求索。
但王蒙确实是个聪明人,至少比与他同代同名的刘宾雁,头脑要灵活得多,心胸也开阔得多。刘宾雁是个布尔什维克冬烘,而王蒙却是个明智人物。正是那样的明智,使他敢于领风气之先。也正是那样的明智,使他主持的《人民文学》推出了许多新潮小说,虽然其中不少是由于他人的推动。还正是那样的明智,使他的意识流小说充满一股少共布尔什维克的青春气息,大有一种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劲头。就以其小说的命名来说,都相当的少年意气,诸如《春之声》,《海的梦》,《风筝飘带》等等。听上去就像约翰·斯特劳斯的圆舞曲。
相比之下,高行健在八十年代写的几个实验戏剧,苍老不堪。感受是生活的,思考是哲学的,手法是模仿的。假如没有当时的一次次争议,可能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后来张献出手的实验戏剧,无疑要显得老到得多,可惜就是因为没有北京那样一哄而上的争议,结果弄得灰头土脸,至今默默无闻不说,绝大多数剧本还依然锁在抽屉里。比起张献,高行健简直是太幸运了。毕竟身在皇城,地处天子脚下,什么事情都占先。被人批判也首当其冲。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时候的被批判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时代的灭顶之灾。相反还是一种荣幸,或者一种出人头地的人生机会,戴着一半用玖瑰一半用黑纱做成的桂冠。在毛泽东后的极权语境之下,因为批判而功成名就的事情越弄越多,弄到后来几近搞笑,最搞笑的也许就是后来那出《上海宝贝》成为出墙红杏的闹剧。
但不管怎么说,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和高行健在戏剧上的实验,毕竟开了一个关注现代派文学的风气,将中国当代文学从死气沉沉的为人生的文学,写真实的文学,干预生活的文学,什么什么的文学当中,解救了出来,从而标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学时尚。
如果人们回过头去看看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尤其是高行健的实验戏剧,可以发现其中并不是除了文学实验就没有其他意味深长的内容的。形式上的出新,同时意味着精神上的叛逆。这种叛逆在高行健的《绝对信号》里还仅仅在人生的层面上,到了他的《车站》,则有了形而上的指向。尤其是《车站》所模仿的,乃是荒诞派戏剧的首席代表作《等待戈多》,其隐藏在整个戏剧背后的潜台词,更加值得玩味。
那样的潜台词后来到了张献的戏剧里,直接变成了舞台上一句句锐利的独白或者对白,以嘻笑怒骂的方式,哗啦啦地大把大把撒向观众。听得懂也罢,听不懂也罢,管不得那么多了。
按说,张献戏剧的上演地,上海,应该是个举足重轻的文学城市了。但由于权力话语和话语权力日深月久的惯性和由此造成的阴影,上海这样的城市几乎成了北京之外所有文化城乡的一个部分。再说,在时间上也没赶上话剧的热潮,大众从戏院转向电视屏幕,知识分子也纷纷告别了剧场。整个戏剧的上演和反应,竟然如同在某个小镇上做了场鲁迅当年观看的社戏一样。一曲终了,人散座空,连一下喷嚏都听不见。
许多年以后,我在美国跟刘再复谈起高行健的某个戏剧。我告诉再复说,假如把作者的名字隐掉,我读完此剧的剧本以后,会认为是张献写的。刘再复非常吃惊,一再问我,你说的那个张献是谁?也是写戏剧的?能写到跟高行健一样?
我告诉再复说,张献当年的实验戏剧,远在高行健之上。高行健的戏剧,是在出国以后,越写越得心应手起来的。比如《山海经传》以后的几部大戏,《周末四重奏》,《八月雪》,《夜游神》,一部比一部出色。
然后我随手翻了下赵毅衡写的《高行健与中国实验戏剧》,不由大吃一惊,书中列举了许多实验戏剧,竟然找不到张献的名字。在张献那出戏剧《屋里的猫头鹰》的名下,赫然写着的是牟森。
我当时问再复,赵毅衡是怎么写成这部论著的?再复笑笑。我告诉再复说,我认识赵毅衡,说起来,他对我也算是相当尊重的。但我不得不说,赵君跟文学实在太生疏了。虽然在整个汉学界里,赵毅衡还不算是最陌路的。
那些海外东亚系的黄皮肤汉学家,有不少是因为谋生,走错了房间。他们大都是外语系出身的成绩平平或者不平的转业者,理当学门科学技术方面的手艺,走进生物实验室或者化学实验室乃至高能物理实验室,结果却糊里糊涂地走进了文学圈,如同《沙家浜》里的日本鬼子闯进了芦苇荡,两眼一抹黑。但因为占着东亚系的什么位置,他们不懂也必须得装懂,否则怎么个活法?他们因此凭借着会说两种或者几种语言,闯入中国当代文学胡乱扫荡一通,就像拷浜一样,抓到什么就是什么。
有人抓起了一条余华,有人捉到了一只莫言,有人扑上去按住一头王蒙,然后回到东亚系办公室里或者自己的小书斋里,细细地炙烤一番。最后,按照人家的学术规范,做成一道道学术西餐。美轮美奂。学位有了,头衔有了,身价有了,地位也有了,面包牛奶通通搞定。
这场拷浜拷到最后,捕鱼捞虾变成了鱼等着被捕,虾期待被抓。再拷到后来,鱼虾们索性反过来追逐那些渔翁渔婆,渔父渔母。东亚系的教授们只消在河边上一坐,鱼虾们自动跳进网里,甚至跳入怀里。须知,几千年的历史,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西方汉学家中文再好也读不过来。于是,找个中国女人,作伴也罢,结婚也罢,无疑是进入中国文化或者中国文学最快的捷径。或者说,方便法门。比起男人的粗糙,女人当然更加文化。女儿是水,虽然已经混浊不堪,但毕竟还是水。西方汉学家对女人的尊重,绝对不下于对他们对文化和文学的热爱。只是他们有关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论著,不能太当回事。无论是费正清的中国历史著述,还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是说过时就过时的学术积木,搭得再精致也长久不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汉学家有没有一个中国女人做太太哪怕做情人也行,乃是衡量其汉学水平是否可信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中国文化是一种典型的生命文化,假如西方汉学家只跟中国的书籍打交道,而不跟中国的女人睡觉,他们怎么可能懂得中国文化呢?我是提倡甚至鼓励西方汉学家找中国女人恋爱结婚的,这对他们有帮助,也对中国女人有帮助。凡是跟西方汉学家建立了家庭的中国女人,一般都生活得比较幸福。西方夫婿对她们的尊重,乃是她们在中国男人那里难得碰上的。我相信西方汉学家将来会做出非常辉煌的成就,只是到目前为止,西方汉学家的学术成就主要在于他们非常认真非常出色的翻译上。如同中国学者对西方文化最精彩的理解是创造性误解一样,西方汉学家眼下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最大的贡献,就是创造性误译。能够被轮到创造性误译,可能是中国作家或者诗人的最大福气,就像一个普通的中国女人,被西方汉学家爱上做了太太一样。
在这场文化交流当中,最为尴尬的无疑是台籍汉学家。他们与其说东西方两种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产物,不如说是当年国共内战的遗留问题。由于大陆的闭关锁国,他们在海外反而占尽了先机。同样因为大陆的闭关锁国,他们对大陆发生的一切却又茫然无知。西方汉学家不管阅读汉语如何费劲,但他们面对中国文化和文学有着与生俱来的人文立场。然而台籍汉学家由于历史的偶然性和在场的临时性,既没有牢固的人文立场,又没有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进程一目了然的了然于胸。他们的盲目是相当惊人的,可能连高晓声和高大泉这两名字的不同意味,都区分不出来。好在他们又可以利用西方高等学府在中国文人和中国学子心目中的神圣性,利用这些可怜虫对人家莫名其妙的偶像崇拜,在同胞面前扮演西方学者,转身又面向西方扮演文化掮客。比起西方汉学家的认真和严肃,这些从海峡对岸冒出来的衮衮诸公在这场中国文学译介当中,因为生存需要而来的混水摸鱼海底捞虾,给整个当代中国文学造成了极其古怪的相当负面的影响。要不是因为国内的文人墨客特别向往在国际上的名声和地位,他们不可能有太大的市场。但由于国内的文人学子同样有着生存的需要,大家互相凑到一起,一拍即合。而且,彼此都是生存所系,相煎当然不急不忙。
就在这么一片混乱当中,整个中国现代派写作,悄悄地变质成了一场生存竞赛。既然是生存竞赛,当然就不再需要卡什么的,陀什么的,托什么的。因为毕竟马什么的之类,中国人更加熟悉。
许多年以后,马克思想起他面对的这场混乱的中国现代派文学,不由十分感激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因为孤独一旦跟百年连到一起,孤独的个体性和主体性就可以随便置换了。也就是说,个人可以没有孤独了,所以也不用再写什么孤独了。百年是个什么概念?百年是跟百年昏睡连一起的概念。不是有支歌唱道“昏睡百年,国人皆已醒”么?醒过来干什么?赚钱,买房,娶妻,生子,传宗接代,争取世世代代富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确实救了马克思,使马克思有关衣食住行优先的唯物主义理论,再度成为人们尤其是新潮作家们的思想指南和行为准则。
1985年以后的中国新潮小说作家,既不是思考的一代,也不是迷惘的一代,更不是垮掉的一代。他们是幸福的一代。他们用文学换取了生存需要的一切需求,诸如票子,房子,车子,娘子,儿子,外加如日中天的名声。然后文学不见了,新潮也泛黄了。整个新潮小说写作成了旧时代科举考试式的敲门砖。这与其说是一次悄悄的文学革命,不如说是一场明目张胆的生存竞争。许多新潮作家由此改变了他们农民出身的境遇,在小镇上挣扎的困顿。他们发现,原来风水真的是轮流转的,并且转得飞快,根本用不着等够三十年就轮上了。他们由此兴高彩烈地脱下了土气的布大褂,喜气洋洋地换上了时兴的洋西装,顺便在领口上挂个蝴蝶结。
于是,一个常识性的真理,摆在了所有的人面前,不管大家看得见还是看不见。事情就那么明摆着。农民确实不需要造反,也可以进城。农民的孩子确实不需要像赵树理那样写作,也可以成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作家。当年陈奂生上城,比起这样的变化,算得了什么?所以我说许三观卖血记卖得十分虚假。许三观还需要卖血么?他只要卖卖他写的新潮小说,不就一切都有了么?当年的陈奂生虽然可笑,但却十分朴实。而那个许三观却在惊人的可怜底下,隐藏着一张惊人的滑头面孔。或者说,在可怜的许三观形象后面,读者最后读出来的,却是幸福的余华。虽然余华在《活着》中,十分逼真是展示过,中国人是如何活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