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上完了课，来了两个历史系的女生，要求访谈“师生关系”，说是为了一个什么项目布置的作业。 反正就是聊几句，就坐下了。两个学生得到允许后放好了MP3，拿出一张小纸片，按照上面列出的项目一个个问下去。 第一个问题就没有听懂：是否学习了某某领导关于孟二东同志的什么什么指示？ ——只好老实交代没有听说过。 刚才搜索一下，才知道9月份曾经掀起一个“认真学习某某某总书记给孟二东同志女儿回信精神”运动，看来看去，不知道是学习二东的精神还是学习回信的精神。只好再补课：“北大有一位叫孟二东的教授,北京《新京报》上有一篇文章称他为阳光教授,说了他三件事: 第一,七年著一书的踏实学者; 第二,爱请学生吃饭的温和长者;第三,带病援助新疆倒在讲台上的学者。” 本单位因为领导换届换了两个半月还没有换好，小民们不被召集来开会，所以这个学期没有开过会，当然就错过了这个伟大的教育运动。 这位同志三大优秀事迹当中，倒在讲台上我也觉得是当教师的最好收场，只是这可遇不可求。七年著一书，这个我没有做到，为了谋求稿费，今年就出了三本书。请学生吃饭，现在学生太多了，而且请了这一批不请下一批，好象也照顾不过来。所以感叹模范就是模范，一般人还真学不来。 第二个问题是问觉得现在的师生关系状况如何？ ——这个问题没有想过，只好回答和过去自己曾经有过的经历相比，现在的师生关系比较的功利一些。学生这方面迫于绩点的压力，下了课，很少有问课程本身涉及到的专业问题，不是问考试方法和难度，就是问标准答案。而教师面对上百的学生，要往往照顾不过来，一般也忙于自己的事情，确实对学生关心比较少。 研究生与导师之间也往往成为“老板”和“伙计”的关系，理科研究生为导师做实验、做课题，文科研究生为导师炮制论著、应付项目。研究生的数量又多，一上课就是十好几、好几十的，还是满堂灌的摸样。师生坐而论道的情况现在还真的比较少见。 提问的就追问：你如何评价呢？ ——这个也不好评价，一代有一代的观点，妄说好或者坏，都难说。 她们还是追问：那么这一代和上一代有哪些区别呢？ ——这个就没有办法回避了，只好谈自己的想法。 过去的大学好象是以培养君子为道的，而“君子不器”，所以并不强求要与职业接轨。比如我的先生，是典型的君子，清高儒雅，出身耕读世家，精通传统的经典，又熟练掌握外语，学问上述而不作，生活上克己复礼。那种气质在历次运动后仍然没有磨灭，保持到现在。 而我们这一批是在批判君子的风气中长大的，自然学不来先生这种气质。当时研究生很少，绝大多数人后来还是在高校研究所打转。但即使有所学问上的成就，能够看出的只是“匠气”而已。 现在不要说本科生，就是研究生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要去求职的，学校已经成为“匠人”生产的流水线，要求标准化、规格化也就在所难免。所以师生也就成为产品与工匠之间的关系，教师如同《摩登时代》里的工人，只需要做标准动作——甚至不做标准动作还不行。 一个个问题问下去，终于到了最后一个问题：你认为现在如何增强尊师重教？ ——好象给过选择性答案：加强舆论宣传、改善教师待遇等等。可是我却觉得这都是表面文章搞搞而已。现在的社会环境本身并不重视知识，自然也就不会真正的重视知识的传播者。比如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来没有领导受到学者的启发，都是反过来学者不停的领会和发挥领导的指示精神；谁都知道“凭本事”吃的最多只能是小康水平的饭，靠权势关系才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这样的环境里有什么必要来“尊师重教”？ 突然想起读大学时候的经历。记得当年风华正茂的尤天然教授，有一次开讲座讲美国历史学家特纳的“边疆学说”，并着重提到这个学说对于肯尼迪政府政策的重大影响。现在尤先生已经故去，而我面对的这两个历史系的学生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学派的故事。 | 
发表于 2006-11-28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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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1-30 0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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