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而文]
“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琵琶行》）。坊实际上在中国的唐朝人们聚居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人说的地方称为生活区。在历史书中就回看到复原唐长安地图上就有许许多多的名字不同的坊。而有些朋友把这里的“教坊”――也就是教书育人的地方看成了青楼的代称。其实这样说也不能说完全错了，毕竟《琵琶行》是在写诗人和一个艺妓出身的女子的遭遇。实际上“教坊”就是现代学校的一种，它教出的人也有未来的才子，诗人，但是同样也为青楼培育了难以计数的女子，当然这些女子和那些卖身的妓女有所不同，她们是卖艺不卖身的，由这些女子产生了一个充满了褒义和贬义的词语，也成了一种古老的女子职业代名词――艺妓。 前面提到的青楼，就是妓院的雅称，民间称为花街柳巷，现代人称其为红灯区。青楼的大规模出现，大约始于春秋战国之时。《战国策》记载：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齐国还“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随着城市经济的日渐繁荣发展，特别是唐宋两代，这青楼事业得到了长足的飞跃的发展。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是需要和可能结合的产物。这青楼现象，为什么一到唐朝就方兴未艾，继而蔚为大观？一方面青楼本身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具备了独特的条件-――优雅的环境，有文化的妓女；另一方面唐代昌盛的科举促使了青楼的繁荣。在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曾说：唐人登科之后，多作冶游，习俗相沿，以为佳话。这里指的就是读书人一旦中举便蜂拥到青楼这种现象。青楼应该是古代最重要的社交娱乐场所。达官贵人，文士商贾，都以青楼为集散地，重大礼仪活动也多有青楼人员到场。青楼的规矩、礼仪与上至皇宫内院，下至复杂的社会环境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青楼文化可说是中国各阶层文化的一个混合体。青楼还是古代最重要的消费场所，它不仅自身消费巨大，还引导着全社会的消费潮流，直接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青楼又是文化艺术之乡，撇开青楼，就无法透彻了解中国的艺术，中国的文学。 青楼也应该是应社会发展而出现的产物，它也为中国以后各个朝代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没有青楼，中国文学恐怕要减色一半，而没有文学，青楼则只是简单的肉体交易场所…………《古诗十九首》里出现了整篇吟咏妓女的诗作，到六朝时，听妓、看妓之作多了起来。到唐代时更加繁盛。《全唐诗》将近5万首中，有关妓女的达2000多首，约占1/20。从初唐到盛唐，青楼妓女在文学中多处于一种被进行审美观的位置。 现代人往往有这样一种观念，认为男人花钱，女人就陪他上床，这是不全面的；甚至于那些往往自命不凡的人眼中是一个下贱，肮脏的所在。在这里明确的说一声，错了。在古代有一种艺妓，从小经受严格的训练，良好的教育，以卖艺为主。她们多和一些上层人士交往，她们超群脱俗甚至代表着当时的歌舞、音乐和文化水平。中国古代的一些高级妓女是这样，古希腊的高级妓女是这样，古印度也是这样，包括继承了中国古典文风的现代日本艺妓也是这样。在中国，妓女在古代的文艺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从而形成了一种“妓女文化”现象。一些家妓、官妓（也包括极少数市妓）是所处时代歌舞音乐艺术的代表，在推动中国古代艺术发展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她们为了符合当时统治阶级的享乐需要，往往要受严格的艺术训练，具有良好的文化教养。 有许多妓女，文才也很好，在琴棋书画方面都表现出较高的才华。在这方面，唐代的女诗人薛涛、鱼玄机和歌舞名妓公孙大娘就是其中最好的代表。而她们所从事的职业恰恰也是那个名字――艺妓。 唐朝是妓院公开盛行的第一个王朝.所以提到妓院，唐妓就不得不说。妓院之所以在唐朝开始盛行究其原因有三个方面：社会习俗，士林风气，科举制度。 其中最重要就是唐王朝的科举制度，可以说开出了中国历史科举制度的先河，同样也把国人读文，颂文提升到一个空前的地位，从而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这些举子士人除了从妓女的身上获得了充分的声色享受以外，同时也要借助这些妓女，尤其是艺妓们传唱，来提高自己的名声，地位，这其中就不乏有许多为世人敬仰的大家。 唐朝的文人士子们注重诗，他们的诗名高下往往决定他们仕途以及地位，再者唐朝的科举制度推动了诗歌的发展，提高了诗歌在文学样式中的地位。唐朝人自上而下皆能吟诗赋韵，所以青楼也是诗歌的最佳传播媒介，故文人士子大都不会放弃借青楼来扬名的好机会。在这样的环境下，即能得到声色的享受和娱乐，又不会因为双方的关系去承担道德、伦理、家族的责任，没有门第、宗法、贞节观念的束缚。可以这么说妓女与客人的关系较之封建家庭中的丈夫与妻子、侍妾的那种契约式的生活方式反而更纯洁，更真挚，因而也就有可能更具有理想的色彩。妓女有一定的艺术造诣，《北里志序》中言”其中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语者,自公卿以降,皆以表德呼之。”而且她们所接触的又多是文才据佳，倜傥潇洒的风流士子们，而这些人恰恰是那个中国封建文化高峰时期的文人的代表，同时又是推动这种文化前进的社会菁英，他们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主体意识乃至文采风度，浪漫情趣或多或少要在妓女身上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促使她们省视自己的人生，思考生存的意义，追求浪漫的爱情。具有艺术气质人的本身就易于与具有文学气质的人相互沟通，产生共鸣，艺妓终日斡旋于士人之间，“分别品流，衡尺人物”，饮博调侃，奉和酬答，广博的见闻开阔了她们的胸襟，浓厚的文学艺术的气氛陶冶了她们的情操，使她们有可能倾向于以一种审美的态度，对待人物，抒发感情，品味生活，而这种人生的境界对那些在封建的理制下生活的闺中女子来说显然是无法企及的。所以说，艺妓是不幸的但也是可幸的，她们虽然以出卖声色来养活自己，沦为社会所鄙视的行业，但是她们免受了封建礼教制度的摧残，免受了被当作延续子嗣的工具。 艺妓中的些许骄楚者，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提到其中骄楚者，就不得不说女诗人薛涛。薛涛（？～832至835），字洪度，一作宏度。长安（今陕西西安）人。父薛郧，仕宦入蜀，死后，妻女流寓蜀中。薛涛姿容美艳，性敏慧，八岁能诗,洞晓音律，多才艺，声名倾动一时。德宗贞元(785～804)中，韦皋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召令赋诗侑酒，遂入乐籍。后袁滋、刘□、高崇文、武元衡、李夷简、王播、段文昌、杜元颖、郭钊、李德裕相继镇蜀，她都以歌伎而兼清客的身份出入幕府。韦皋曾拟奏请朝廷授以秘书省校书郎的官衔，格于旧例，未能实现，但人们往往称之为“女校书”。有《锦江集》五卷，今佚。《全唐诗》录存其诗一卷。近人张蓬舟有《薛涛诗笺》。如她的〈寄旧诗与元微之〉“诗篇调态人皆有，细腻风光我独知。月下咏花怜暗淡，雨朝题柳为欹垂。长教碧玉藏深处，总向红笺写自随。老大不能收拾得，与君开似好男儿。”其中“诗篇调态人皆有，细腻风光我独知。”，也可看成是薛涛诗作的自我艺术评价和自己的那种品味生活的悠然心态；〈送友人〉“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苍苍。 谁言千里自今夕，离梦杳如关塞长。”一诗则巧用《诗经?秦风?蒹葭》诗意，以加深友人远离时，心中所萦绕之幽凄的情思，不抄事典袭用痕迹，颇得古今诗学技法其中的妙处。而恰恰在她的〈寄旧诗与元微之〉所提到的人就是与白居易齐名的唐代著名的诗人元稹（(779～831)，字微之，别字威明。河南洛阳（今属河南）人。）是当时唐朝新乐府诗运动的倡导者。由此可见当时的艺妓们与这些文人骚客的交往，推动了唐诗的发展。 可以说唐朝青楼艺妓的存在体现出了盛世的繁荣，体现出了古长安在盛世之中的浓厚的，处于各个方面的深厚文化底蕴；身为青楼艺妓的那些普普通通的女子，也许是某些遵循孔孟之道的老夫子们所鄙视的职业同样也为大唐盛世的诗歌繁荣起到了一种难以想象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应该是得到我们历史的认可的。想借薛洪度的语句来问一下你们“可尊可敬的老夫子们啊，你们不会去正眼的看待我的身份，难道你们会把微之同样去鄙视吗？”这纯属一句笑谈，但应该可以代表一个时代女性的声音，一个为盛世文化贡献做出了努力的，从事特殊职业的女性的声音。在此希望那些往往自命不凡的人收起你们那所谓的高傲，其实充满让人恶心的目光用自己理智的态度去看待这一实际存在的中国文化。文化的存在是没有任何偏见的存在，而我们所产生的偏见正是由于文化载体的不同，但正是由于各种各样载体的出现，才出现了文化的多元性，才能出现一个为后人和万众，当然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一个让任何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地域，民族都无法去忘怀的大唐盛世。 2006年5月15日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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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9-30 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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