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闪闪的红星》：电影与小说

老木匠

王尧专栏：纸上的知识分子——《闪闪的红星》：电影与小说

《闪闪的红星》：电影与小说

        最近从网上看到有不少“红色经典”被人“恶搞”，电影《闪闪的红星》也被“搞”了。我们这一代人对《闪闪的红星》有特别的记忆，在网上看了被“恶搞”的画面，颇有啼笑皆非的感觉。时过境迁，真是欲说当年好困惑。
　　以我的猜测，看过电影《闪闪的红星》的人一定多于读小说原著的人，至于电影和小说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变化，一般人大概不会太关心。其实，小说《闪闪的红星》在改编成电影时，也被“样板戏”“搞”过，当然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不必说它是被“恶搞”。
　　“样板戏”的话语霸权在那个时期是无疑的。由于确立了“样板戏”作为惟一的创作经验和创作原则，也就剥夺了其他话语权。初澜在《中国革命历史的壮丽画卷》中说：“如果把革命样板戏比作傲霜雪、斗严寒的红梅，那么红梅的绽开必然会引出一个万紫千红、百花盛开的春天。”北大、清华两校写作组的文章则进一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革命样板戏普及全国，深入人心；新的革命样板作品不断产生；在它的带动下，以工农兵为主力军的群众创作和演出活动蓬勃开展；好的和比较好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摄影、曲艺作品，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文艺战线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欣欣向荣，生气勃勃。”“样板戏”的话语霸权体现在文艺创作的方方面面。
　　李心田的中篇小说《闪闪的红星》写作于1961－1966年，1971年修改后于次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的原主题是“闪闪的红星”如何照耀潘冬子在群众斗争中成长。而剧本到电影则进行了所谓的“再创作”，突出了“路线斗争”，影片的主题成为“一曲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赞歌，一曲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茁壮成长的‘儿童团’的赞歌”。变化的原因，是“认真学习了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根据小说所反映的时代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结合当前的现实斗争的需要，紧紧抓住革命成果的‘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即两条不同路线产生两种不同结果的问题进行再创作”。为了突出“路线斗争”，小说反映的时间1934－1949年在剧本中改为1931－1937年。
　　电影的编剧之一王愿坚在谈改编体会时突出了“如何运用三突出、两结合方法创作的问题”，并把改编《闪闪的红星》的过程，看成是“思想改造，世界观、艺术观的改造过程”：“回顾这一段，我们等于进了一次学校，学习样板戏的艺术学校和思想学校。我们组过去程度不同地受文艺黑线影响，特别是我们两个执笔者，在实践中，也写过有倾向性错误的东西，给党带来损失，经过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所认识，对旧的文艺思想有所洗刷，但我们的创作实践还不够，还会有些旧的东西反映到创作中来。因此，在实践中，有个如何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及和文艺黑线回潮作斗争的问题。”王愿坚曾经创作过《普通劳动者》等有艺术品位的作品，在这里的自我否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革”对作家的“知识分子性”的改造。
　　在“样板戏创作经验”的影响下，改编的出发点是以“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即“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为依据。为此剧本对小说作了几个方面的修改。突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来设置英雄人物潘冬子活动的典型环境。恩格斯所讲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典型性”被改编者和主流文学批评理解为阶级本质。当时曾有人著文阐释电影在这方面的成功：“影片正是选定了这样一个激烈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背景，去塑造潘冬子的英雄典型性格和揭示深刻的主题思想。‘疾风知劲草，岁寒见松柏’。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锻炼出成千上万个可歌可泣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人物，潘冬子就是这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之一。”一个先验的阶级意识预设了潘冬子成长于其中的“典型环境”的本质特征，在潘冬子未“成长”之前，他只是一个空洞的躯壳，这个躯壳被填充进“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内容，叙事话语也就成了象征话语。在电影中，潘冬子的其他自然属性都不存在，他在一个既定的“政治秩序”中长大：潘冬子生长在一个世世代代受地主压迫、剥削的贫苦农民家庭里。地主胡汉三逼死他的爷爷，他与地主老财有世代冤仇。残酷的阶级压迫，决定了潘冬子从小就有反抗阶级压迫的可贵本质。同时，潘冬子又是生长在一个革命的家庭里，从小就受到父母革命英雄主义的熏陶，有一颗强烈向往革命的心。激烈曲折的斗争道路，磨练了潘冬子的勇敢、灵活、不怕苦、不怕死的顽强革命意志。正反两条路线所带来的不同结果，使潘冬子无比地热爱毛主席。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辛勤的培育，指引着潘冬子在革命的不平坦的道路上勇敢战斗，从来没有后退一步……为了能够突出潘冬子与胡汉三的矛盾斗争，剧本对小说中的情节作了重新设计。譬如关于打土豪分田地，在小说中是发生在潘冬子5岁时，剧本则将其挪后两年，让潘亲眼见到，亲身参加，亲手牵着胡游街。胡汉三逃走的细节也改为潘冬子在做“打土豪”游戏时发现的，并设计了投枪刺敌、拳打逃敌、口咬敌人等面对面的斗争。小说中一些体现民间日常生活的情节也被重新设计，如潘冬子在茂源米号的斗争，小说描写的是潘冬子学徒受欺凌和揭露米号老板囤积居奇、牟取暴利。这样的描写在改编中被认为游离于潘与胡斗争这条主线之外，影响了潘冬子英雄形象的塑造和主题的挖掘。修改后的茂源米号既囤积居奇、牟取暴利，而且还是一个专为胡汉三搜山筹办军粮的罪恶地方。处于激烈的矛盾冲突中的潘冬子当然不会自发地成长，因此剧本比小说更突出、强化了一个“他者”，即红军吴大叔。潘冬子父亲受伤取子弹的情节，在小说里是由父亲对潘冬子讲述，要潘冬子记住这子弹和子弹上的血，剧本改为由吴大叔对潘冬子讲述，对他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帮助潘摆脱狭隘的个人复仇观念，让潘明白要白狗子流血与保卫红色政权、解放全人类之间的关系。
　　《闪闪的红星》的改编被主流文艺评论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把它的改编视为坚持“三突出”创作原则的胜利。我一直想知道当年李心田先生是如何评价电影《闪闪的红星》的，后来看到一个访谈录，读了以后我并没有看到我想知道的内容。往昔的许多事情在今天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南方周末　  　2006-09-14

金秋

潘冬子小小年纪就充满了仇恨，现在看来他只不过是哪个时代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