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水过客

[center][face=黑体]（一）振兴茶业组织和派员出国情况[/face][/center]

　　[face=楷体_GB2312]清末促进农业的组织，有“务农会”或“农学会”；但是，茶业没有筹建这种全国或省际的学术团体。 官办的组织， 见之于记载的，也只有上面提过的张之洞“饬江汉关税务司”成立的整顿茶务厂所。但这些以研究、推广机器制茶和新法种茶的厂所到底成立多少？后来情况又怎样？没有找到其他记载，所以也只此一提。由茶商和地方绅士自发组织的振兴茶业组织，以福建建瓯的“茶业研究会”最有成效。建瓯北苑，是宋代贡焙所在地，当时社会上有“金易得，建茶难得”之说。但自元代贡焙移至武夷以后，建瓯的茶业由衰以至渐渐荒废。清咸同年间，随茶叶出口的急剧增加， 一批外地棚民至“钟山” 租地种茶，也带动本地山民垦种茶树，“所产工夫茶年以数千百万计，实超宋代而过之”。但不久，光绪中期左右，我国茶业衰败，建瓯绝大部分茶利“无复保存”。“嗣是，有和兴茶业公帮，起而讲究种植制焙诸法，寻改为建瓯茶业研究会，联络群力，锐意改良”①。

　　茶业研究会前身的“和兴茶业公帮”，当是成立在上世纪９０年代末或本世纪初。研究会发动大家“锐意改良”的结果怎样呢？“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南洋第一次劝业会（在江宁今南京召开），如金圃、泉圃、同芳星诸号，均获优奖。民国３年（１９１４年），巴拿马赛会，詹金圃得一等奖凭，杨端圃、李泉丰得二等奖凭，此其效也”。顺便指出，建瓯茶业研究会在本世纪２０年代之前，本地业主团结奋勉，是取得不少成绩的。但至２０年代以后，由于人事的变动，广帮、潮帮茶商的反客为主，茶业研究会的活动和作用，就“日形衰落”了。

　　关于派员出国学习、考察，从有关资料看，在光绪后期，在农业方面，即有向欧美派遣留学生的情况，但是，茶叶方面，清朝只有派人到印度学习使用机器制茶，而尚未有派遣留学生的记录。我国派人出国学习机器制茶，当首推福建。据光绪二十四年《农学报》的一篇《奏折录要》中载：“闻福州商人，至印度学习，归用机器焙制，去岁（１８９７年）出口四万箱，获利甚厚”。这段记载对福州茶商去印度学习的时间，讲得比较含糊。“去岁”指的是出口机制茶，但去印度学习是否也是“去岁”，就不明确了。不过，不管怎样，即使福州茶商就是１８９７年去印度的，这可能也是我国派员出国学习制茶的第一例。至于官派出国考察的例子，现在我们能举的只有两江总督派陈世璜去印度、锡兰考察茶业和烟土税则，及清廷派大臣至俄国考求中国出口土产销售这样两例。陈世璜于光绪三十一年“农历四月初九出发，八月二十七日归国”①，一般认为这次即“我国考察国外茶业的蒿矢”。陈世璜回国后，给两江总督府撰写了一份详细的“印锡种茶制茶暨烟土税则事宜”的条陈。文中除力陈我国茶业必须改革外，对印度、锡兰的植茶历史、气候、茶厂情况、茶价、种茶、修剪、施肥、采摘、茶叶产量、茶叶机器、晾青、碾压、筛青叶、变红、烘焙、筛干叶、扬切、装箱、茶机价格、运道、奖励、锡兰绿茶工艺以及机器制茶公司程章等等，逐一作了具体的介绍。可以说，在此前我国对印度、锡兰茶业的实际，知之是一鳞半爪甚至有误传和片面的；通过这次考察，不但得到了一个完整的真实印象，而且还对我国茶业的改革和发展，也提供了不少切实和合理的建议。如关于制茶，考察报告提出，印度、锡兰的红茶，虽不如我国上等红茶，但较我国一般的红茶价廉味厚， 外国人饮之也逐渐习惯， 所以，我国茶叶出口，必呈“日亏月耗”之势。因此，我国茶业要复兴，就“惟有改良上等之茶”，即提高茶叶品质。在两江范围内，依靠官府力量，发动茶商，首先在屯溪、宁州等重要产茶地区，“设立机器制茶厂，以树表式”。为开风气之先，厂内生产时，要允许茶商山户入内观看，几年之后，商民见效果甚大，自然通力合作，除旧更新，茶区就会到处都设立这样公司了。不但建议开设“机器茶厂”，而且根据我国的国情，进一步提出改进茶机和做到一机多用。报告提出，如“再能仿照制机，变通其意，集新法之长，补旧法所短，如碾机改牛马运动以代汽力，烘机从木炭研求，以臻美备；并设法装配磨粉机器，以便秋冬无茶之日机制米麦等粉，而免停工待费之暗耗”①。

　　另外这一年清政府派使俄国考察我国出口土产报告中有关茶的改进意见，也很具体。其称：华货输俄，茶为大宗，但我国茶叶包装“或箱或罐，皆粗拙不堪入目，不能引起人愉快心，且一箱一罐，分量过多，不适于售，市肆不得不拆散箱罐，另以美丽花纹之纸或他料，按其风俗所需，分为小包以待售。分包之时，掺入印度等茶，而茶味劣矣。是不啻以上等华茶，代他茶受恶名。何如我国自行改装，亦按其适宜之分量，盛以美丽之彩盒，加以慎固之封识，表明为中国运至之纯粹华茶，未经开折，未经搀杂，一年以后，必群奉为珍品。”②据说此后我国不但出口到俄国，就是出口其他国家的茶叶，也稍稍注意起包装和装璜了。我国派学生出国学茶，起初都是到日本。第一个去日本留学的，是１９１４年云南的朱文精；再下来即１９１９年浙江所派的吴觉农和葛敬应二人 ①。[/face]

弱水过客

[center][face=黑体]（二）茶树栽培和管理科学技术的发展[/face][/center]

　　[face=楷体_GB2312]前面说过，茶叶生产科学技术，主要包括茶树栽培管理和茶叶制造两个方面的内容，所以，在清末民初我国茶业改革的许多奏折和条陈中，如张之洞提出的“购机制茶”和“购地试种”；之后刑部主事萧文昭提出的“设立茶务学堂，讲求种植，尽地力和使用机器”的补救四术，无不强调种茶和机器制茶在茶业的近代发展中，具有同等的重要地位。但是，在实际进行中，一般又都忽略茶树栽培管理，而表现出专注机器制茶这点上。

　　在我国茶业向近代发展中，出现专重机器制茶和轻视茶树栽培科技的倾向原因主要有：一是认为我国茶叶不敌印锡，不是茶叶品质而是加工制作不用机器的关系。用张之洞的话说， “中国种茶之佳，地球无双”② ，甚至一些外商，也认为我国所出茶叶“远过印度之茶”③。二是英国、荷兰在南亚采用的茶树栽培技术，先进的学不起，常规的无学头。如其茶园耕作管理，有少数已使用机器和马达之类，这是我国园户购置不起的，加上我国劳力也较充裕，也无需购机耕种。另外，从陈世璜考察所写的印锡茶树栽培技术情况来说 ①， 其播种、施肥和中国也相差不多，只有茶树修剪，比我国要先进；但其栽种的茶树系阿萨姆种和阿萨姆与华茶杂交的变种，树身较高，我国也不能照搬。陈世璜记称，当时锡兰茶树播种，就只有“如种稻谷”那样育苗移栽一法，而且其具体操作“西历十一月，先将田一方垦至一尺之深，铺以肥土六寸，上面再加极细之土四寸，然后播种茶子，入土约深二寸，及至次年二、三月为之分种”，也很落后，至于施肥方面，有些地方也认为肥料有害茶叶品性，不施肥；一般都只施些麻饼，专门提到“种茶专家”的施肥方法，也就是在“茶林内搀种豆荚”，将荚梗埋于土内肥田。印度的茶树栽培管理比锡兰还差，有的地方任杂草丛生，至冬天把杂草翻入土中算是中耕施肥。所有上说这些技术，包括在茶园内间种豆科作物，这对当时我国传统茶树栽培技术来说，都不是什么新鲜内容，也都是从我国传去的老方法；所以，当时从国外，我国也确实找不到所需的“讲求种茶”之法。不过，这不是说清末民初我国在茶学和茶树栽培技术上就一点没有提高和发展。不是的，如当时有关茶树生物学特性和外部形态描述，在运用西方近代植物学成果后，就提高了科学性。这里不妨以我国这一时期茶树介绍的变化为例：前面说过，在清咸同之前出版的我国古籍中，凡介绍茶树，大都是引录陆羽《茶经》有关茶树形态的描述。但是，至光绪后期编纂的一些方志中，有的就开始出现用近代植物学的方法来描述茶树了。如光绪三十一年四川《定远县乡土志》载：“茶树，乃常绿之木本植物，枝干不长，谓之灌木。其叶互生，有短柄无托叶，叶边有锯齿，性喜暖，早春发芽由叶腋抽出。短小花梗，开白色之花。其花向下，花被由萼与冠而成。花冠六瓣，其状大小不均，居于花冠之内者，有多数花丝相合谓之雄蕊。雌蕊仅一本。其果实为颇面干果。叶性甚涩，含有一种香气，摘而蒸之、焙之，使干即为常用茶叶。”①这和陆羽《茶经》中的茶树介绍，就能明显区分出它们是古是近的时代差别来了。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可以看成是我国古代茶学向近代茶叶科学开始转化的一种标志。

　　另外，在茶树栽培管理的一些具体技术上，我们从印度、锡兰没学到什么，但当时在经营管理和一些技术的示范推广方面，如建立茶场和成立公司方面，我国各地还是有不少举措的。如上世纪９０年代，侨寓福州的一些英国茶商，出于其经营华茶贸易的巨利受到英印和锡兰茶业的损伤，所以在开设“制茶公司”提倡机器制茶的同时，也注意在茶树栽培方面的改进。据《农学报》报道，其“茶园自植之茶，色味较外洋远胜。……刻拟在园内再种茶七万株，以冀推广。”②民国云南《顺宁县志稿》也提到，顺宁在清末开始种茶时，由“太守宋琦璘督饬实业团团长甘自东等倡种”，“民元以还，年有推广”③。所谓 “实业团”，也即由各地乡绅和知识分子，以近代工业和科技等开发家乡的组织，这里所说民元以还“年有推广”，当也有一定的近代内容。不过，有关茶树栽培改良记述得比较清楚的，还是民国《新昌县志》，其载：“山背茶丛，每丛间断或七八尺、丈余不等，有如星罗棋布。倘或纵或横，分行不分丛，则培壅较易，采摘较便，种作较好，旷地较省，出货较多，换一法而数利随之。”①这也是我们现在能见的以近代播种方法替代传统丛直播的最早记载。除上说几例外，１９０７年，在南京紫金山霹雷涧设立的江南植茶公司；１９０９年，湖北在羊楼洞还设立过模范茶场；翌年，四川雅州成立茶业公司；江西也在宁州建立茶业改良公司；１９１５年，农商部在祁门平里设立模范种茶场 ②等等。

　　这是我国最初建立的茶叶改良机构，其中江南植茶公司，还被认为是我国茶叶科研的发端。这些公司和茶场后来情况不大清楚。但多数可能由于经费等原因，其结果和四川遂宁第一农场的命运一样，所植茶苗，“培壅数载，枝干拳曲，味亦苦涩，大有萎谢之态，兹已随场中桑株供灶下之用矣”③。因此，总起来说，清末民初，我国茶树栽培技术，由于试验者不多，成功者更少，所以茶园面貌依旧，栽培技术实际提高和发展也无多大。[/face]

弱水过客

[center][face=黑体]（三）我国近代茶业改革中的机器制茶[/face][/center]

　　[face=楷体_GB2312]这里说的机器制茶，不是指砖茶，主要是指红茶、绿茶一类的散茶。这类茶叶的机制，不是外国茶商，主要是我们自己从茶业的衰败和改革中并作为茶务鼎新的重点和中心提出的。

　　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后期我国茶叶出口的锐减，在我国一般人的心目中，认为西方各国不买我国改买印度、锡兰的茶叶，主要是他们使用机器制茶的关系。如《农学报》在一篇《议起闽茶》的文章中称：“印度锡兰之茶，所以能胜于中国茶者，因有近来新机、新法制造之速效也。”一些外国茶行在品尝过福建建宁用新法试制的茶叶后也称：“其味绝胜，若其自购此机制之，则印度、锡兰之茶利，不旋踵又为所夺矣。因其（指中国）茶名广播，茶味浓郁，久在众人心目中，故而易焉。”①社会上普遍的看法，是我国茶业只要一购机器制造，我国茶叶生产和出口的数量，“旋踵”又可迅速回升。机器制茶对茶业振兴既然有如此神力，对本来就热衷购机办厂的洋务派来说，就更加倾心。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早在１８９６年，就首先提出了以机器制造外销茶叶的建议，后因茶商的反对没实行。再如张之洞，其对机器制茶就尤显关心。１８９９年，他在《饬商务局茶商购机制茶札》中，在要求茶商“集股购机制茶”的同时，也明确表示：“如有须官力维持保护之处，本部堂必竭力扶持，倘商人集股不足，本部堂亦可酌筹官款若干相助”①；并且还限定商务局趁当时茶商集中汉口的机会，“务期议有端倪”，即很好落实。如此重视和支持商人购买茶机制茶，这在所有地方总督中，也是仅见的。这里需要指出，张之洞劝商购机制茶札是１８９９年写的，而武汉和湖北的机器制茶，不是这时开始的。从我们见到的资料来说，汉口购机制茶，至迟也当时１８９７年以前的事。如是年７月的《农学报》上，有文章即说：“汉口茶商，购西乐果（即台维生机器）机器试焙，颇合用；虽已经雨渍之茶，亦色味俱全。……惜仅烘焙用机器。”②这里反映得很清楚，其时机器制茶，虽只使用烘干机，但非指饼茶而是指散茶已很清楚。这一点，在其后刑部主事萧文昭的奏折中，说得更加明确：“查中国现行机器有二宗，一为台惟生厂新法焙茶机器，……汉口茶商曾经试用，虽已经雨渍之茶，亦能色味俱佳。近闻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集款八万金，置机制茶，已肇端倪。”③这段文字不但证明汉口在１８９７年以前已经使用烘干机焙茶，而且还明确指出，约在１８９８年，张之洞筹集到一笔巨款，在汉口购机制茶已不是最初的尝试，而是已经发展到能够看出些头绪的程度了。

　　在上一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和末年，除汉口我国兴起和试用机器制茶外，还有温州、皖南和福州等地。关于温州机器制茶，最早见于１８９７年上海各报。《农学报》引上海英文报称：“中国招商普济船，前日进吴淞口，带有温州红茶样，系用泰西机器制成者。”①过去温州红茶，西人不甚欢迎，“而裕成茶栈购机器焙制”后，“独得善价”②。对这段报道，我们至少可以看出这样三点：购机试制的，是中国人开的“裕成茶栈”；采用的机器，也和汉口一样，只是烘干机；制作的茶叶是红茶。皖南购买的，据萧文昭奏折中所说，是“碾压机器”，是两江总督刘坤一“饬皖南茶局，向公信洋行购置四具”。所谓“碾压机”，可能即指揉捻机。这一点，在光绪三十一年的《霍山县志》也提到：“近徽郡仿外洋以机器烘焙，制精工省，颇获其利。本色绅商如能集股设公司，精其制造，则……诸弊自除矣。”③很明显，这两条资料不是指同一桩事，说明其时祁门或屯溪机器制茶试验的单位，可能也不只一处。

　　其实，我国最早使用机器的，还不是汉口、温州和皖南，而是福州。１８９７年４月的《农学报》上载：“福州近用机器制茶，颇为西人所赏，已登各报。”④这里所说的“近用机器制茶”，没指明年分，但在１８９８年１月《农学报》刊载的一篇译文中，指明了是１８９６年。１８９７年，英印《热地农学报》，发表了一篇访问从福州回去的一位叫非尔哈士特的文章。文中提到：中国“机器造茶”，“乃去年１８９６忽露机倪，即从福州起点”。福州１８９６年忽露的机制茶叶的情况怎样呢？“去年送入英国者，数不甚多，约在一千五六百包左右。其中除去从前做成之古董笨货，而新鲜制法，驾乎甚上，为数正多，是皆去年初行学习，而又倚托于头春收积者。”①这里的“从前做成之古董笨货”、“新鲜制法”和“去年初行学习”，具体又何所指呢？“从前做成的古董笨货”，指１８９６年福建茶商从印度学习回来前用机器试制的茶叶。“初行学习”，是指派人去“印度学习”；“新鲜制法”，是指学习归来以后的制法。按照这一理解，那么，在１８９６年输英茶叶中，除闽商从印度学习归来采造的“头春”茶外，其“从前做成之古董笨货”，很可能就是指１８９５年未去印度学习前自己用机器试制的茶叶了。如是这样，福州购机制茶，应是在１８９５年以前的事情。

　　由上面设备数量和齐全的情况来看，也反映福州在机器制茶方面，其筹备和开始的时间，也当在１８９５年以前。台湾也是我国较早开始试用机器制茶的省区之一。不过，由于１９世纪９０年代末是其刚被日本强占，台湾各族人民抗日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所以，其迟至“１９０２年起”，才“应用揉捻机、烘干机、筛分机、 风力选别机等初、精机器进行红茶”及乌龙茶、包种茶的生产 ①。不过，台湾开始应用机器制茶的时间虽然较福州、汉口等地为迟，但由于日本如三菱等一些大公司投资来和我国、印度等争利，所以在大陆各地试验渐渐夭折和自行消失以后，台湾不仅在民国初年，甚至本世纪２０—３０年代，机器制茶不仅一直延续不衰，甚至在有些地方还超过了英印和锡兰。[/face]

弱水过客

[center][face=黑体]（四）清末民初茶叶科学技术的普及和推广[/face][/center]

　　[face=楷体_GB2312]这一时期我国近代茶叶科技的普及推广，主要集中在印发科技报刊、开办讲习班和参加茶博览这样三个方面。前面说过，近代茶叶科技，是上一世纪中期以后才形成发展起来的。所以直到上世纪末，近代茶叶专著，还只有英国１８７２年出版的Ｅ ｄｗａｒｄＭｏｎｅｙ《茶叶栽培和制造》 ，１８９８年ＧｅｏｒｇｅＷａｔｔ 的《茶树病虫害》 等不多几部书。所以，清末民初我国近代茶叶科技知识，也不是通过书籍， 主要是通过《农学报》 等一类报刊的译文和专文来传播的。和《农学报》差不多时间创办的类似报纸，还有１８９６年上海的《时务报》，１８９７年上海的《译书公会报》及湖南《湘报》等。这些报刊，由于用较多的篇幅教人讲求经济、时务之法，宣传泰西科学技术和介绍日本维新经验，所以在深受当时士人欢迎的同时，也颇为各级地方官吏的重视。如鄂督张之洞和湖南、江宁、贵州、浙江、杭州等府衙，都专门下发文件，“饬各属购买或订阅”上述报纸，“分发各署衙和各书院”供传看。除浙江等少数地方是由各单位和各书院自费集中订阅外，一般都是用“官银” 购买送发。 而且有些“札”文中明确提出，一报要大家轮流“阅遍”。“劝令广阅”的目的，即在于“择其可效法者，随时教民行之”，以储人才，以裨补地方。对各级官吏来说，阅读后是要他们认真推广；对于优处乡闾或在书院的学子，是广其见闻，在他们现实或以后的生活中，“随时劝导农民，俾裕利源而维邦本”。一句话，当时“中国农人，病不识字”，实现传统农业包括传统茶叶技术的近代发展，就正需要也只能通过上述这些对象来“教民以自牧”①。

    我国近代茶叶教育，较１８９７年杭州养蚕学堂（后改蚕学馆），甚至后来成立的湖北农务学堂等等，都要迟一些。这究其原因，可能与戊戍变法的失败有一定联系。早在１８９８年的９月，光绪载瀛就批准刑部主事萧文昭奏请的办学意见，“谕于已开通商口岸及产丝茶省份，迅速设立茶务学堂及蚕桑公院”②。但不数日，载瀛被慈禧幽禁瀛台， 关于“迅速设立茶务学堂”之事，如果光绪未作御批，可能还会迅速些，变法失败以后，人们想办法也要缓一步了。所以，直到１９０４年在张百熙、张之洞等“重订学堂章程”的奏折中，又再一次的提出在产茶省份“设立茶务学堂”①之事；大致在此之前，还没有地方开办这样的学校。不过，茶务学堂开办虽迟，茶务课程还是开设较早的。如１８９９年湖北创办的农务学堂，招生告示中公布的课程，为“方言、算学、电化、种植、畜牧、茶务、蚕茶”②共７门。前３门，类似现在所说的基础课；后面农学、畜牧、茶业、蚕桑，实际即全部专业课。我国历来农牧并提、农桑并重，这里把茶叶提到和农、牧、蚕桑相并的地位，也足见其时社会上对茶业的重视。这也是我国茶业设课授学的最早记载。从我们查阅的资料情况说，我国茶业开班办学，是以四川为最早。光绪三十二年，四川发布过这样一则消息，决定于次年（１９０７），开办“四川通省茶务讲习所”。这所讲习所有没有开办？可惜我们没找到进一步的报道，但从民国《双流县志》这样一条资料中：“本县有牧山第一茶业社一所，系前通省茶务讲习所毕业生骆德纯所组织，集资一千八百余金，佃商瞿祭地八十余亩，推广种植。现在成树者二千数百余株，其所制茶叶，色泽香味亦不亚于各地售者。”③这反映这所四川全省的讲习所，不但开办，而且其毕业的学生，在民国初年，在各地“推广种植”等茶务工作上，便已做出了相当的成绩。 这我们在宣统三年《峨眉县志》 中也可找到这样旁证：“峨邑辟居偏隅，工艺骤难发达，惟桑茶向系特产，自宣统元年开办蚕桑茶业传习所以来，……蓄茶焙制等法，亦月异而岁不同。”①

    就一般而言，在当时风气未开的情况下，要是省里讲习所未办起来，县里可能是不会先办的。这一点，吴觉农先生忆称，在四川之前，１９０９年湖北羊楼洞茶场就附设过讲习所。至于“四川通商（省）茶务讲习所”，他说是成立于“宣统年间”，“所址初设灌县，后迁成都”②，这除成立时间可能有出入外，内容当是可靠的。清末很可能就只有四川及峨眉和羊楼洞等少数地方办过茶务讲习所。因为在宣统二年十二月农工商部在呈朝廷的奏折中，还在请示“沿江沿海各省渔业公司设立水产学堂，并就产茶各省设立茶务讲习所”③等事；在这份奏折之后不几月，就改元民国了。此奏折之后不几天，宣统三年元月十一日，两江总督呈递“设茶务讲习所”的奏折，而且其所提还特别具体。指出皖、赣等省茶叶向运宁、沪出洋销售。“宁垣为南洋适中之地，拟设茶务讲习所，专收茶商子弟及与茶务有关系的地方学生。……开办及常年经费，均由皖南茶税局拨支，学生毕业以农工商部之艺师、艺士筹职分别委用。”④

    这里经费、生源和毕业后分配待遇都讲得很清楚，筹备工作如此充分，其开办是不会有问题的。不过，办出来也当是民国以后的事情了。民国初年除在南京办的“茶业讲习所”外，吴觉农还提到：“１９１５年湖南设立茶业讲习所，初在长沙，嗣移安化”①，以及云南“茶务讲习所”等内容。关于这二点，有其事，但可能在成立的时间和所名上记忆有误。据民国１３年《昆明市志》载：“前实业厅创办茶业实习所于大西门外，所有采揉焙制，一用新法，制出之茶，约十余种，色味但较普洱、景谷所产为佳。……日前该所之长曾勘得市外大麻苴地方有荒地一块，广约百余亩，……堪以植茶，已呈准开办为模范茶圃，一以供该所学生实习之便，兼以提倡本地植茶事业。”②云南在民元以后一直到抗战期间，其茶业的发展是极其明显的，这一点，与１９２０年前后云南茶业实习所为全省培养出来的学生所提供的技术条件，是不无作用的。

    参加和组织博览，是促进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日本也是在明治维新时才认识和重视这一工作的。 我国最早介绍博览会情况的， 是光绪庚子（１９００年），罗振玉翻译日本“新农报”《记巴黎世界大博览会农展馆》这篇文章。在这个展馆中，日本馆的面积仅宽四丈二尺，长六丈六尺多；“场所既狭，出品亦少”，但“日本茶、台湾茶、酱油”三样展品，却受到参观者的特别“嘉许”。台湾其时新为日本所占，这可能也是我国茶叶首次参加世界博览会的记录。罗振玉在《农学报》上亲自编发这篇文章，当然不是为介绍上面日本参展的情况，而是为了借此宣传他的这段按语。“玉按：博览会之益，可奖励实业家之进步，可推广国家之商务，可增长交换国民之意识，盖一举而数善备焉。中国风气未开，而地大物博，若加讲求，……鼓励甚捷。”①

    罗振玉的这几句按语，还是有作用的，１９０４年，美国圣鲁易举办博览会，清朝不仅准商民参加，而且还派了官员带队。与会期间，美国有的华侨上书，要求在北京也召开这样的博览会。指出：“日本仅吾一省之地，而开博览会，况我中国乎？！”②这意见虽然没有立即被采纳，但清朝和北洋军阀时期，我国在江宁和北京，还是先后和分别召开了这样的博览会。下面，我们将方志中各地有关参赛获奖的资料，稍作汇述：民国１０年《宿松县志》载：“松产之茶，品质纯厚，气味香美，其尤佳者，则为罗汉荡之云雾茶，清宣统时江宁赛会，近年美洲赛会、巴拿马赛会，松茶亦荷褒奖。”③民国３７年，《广德县志稿》：“民国四年，美国巴拿马赛会，……以广德茶之与赛，得金牌大奖。现尚有得奖证明书之照片。”④

    民国１４年《丹徒县志》：“碧螺春茶，见南洋劝业会审查给奖册，……宣统二年列入劝业会获奖金牌。”⑤民国１９年《寿昌县志》：特产“以十都之绿茶及十二都里洪坑之红茶为最，曾得北京展览会及巴拿马赛会特奖头等金牌。”①民国２２年《景宁县志》：茶以“惠明寺及澄头村出产尤佳，民国四年得美利坚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一等证书及金质褒章。”②民国１４年《都匀县志》也载：“民国四年，巴拿马赛会曾得优奖。”③ 建瓯茶业研究会参加南洋劝业会和巴拿马赛会的资料，在前面《振兴茶业组织》部分已经提及；类似的记载还有，这里不再多作引录。从上面我们不难看出，民元前后，我国虽然召开和参加这类博览会还不多，但这种活动，不只部分地把我国茶的生产、贸易，带进了近代机制，而且在科学技术上推动了交流，宣传了良种良法，对我国茶叶生产特别是制茶科技，起到了明显的促进和推广作用。如碧螺春，它的发源和传统产地是吴县洞庭东山和西山，但在南京召开的第一次南洋劝业会上，获得金奖的竟是镇江；再如安徽宿松、广德，浙江的新昌、寿昌和景宁等县，原来制茶都不精，通过参展，技术上较前也有了明显的提高。[/face]

tiecun

《中国茶经》？

弱水过客

[center][face=隶书]第八章　　抗战前后我国茶叶科技的艰难发展[/face][/center]

　　[face=楷体_GB2312]这里所说的“抗战前后”，具体指１９２０—１９４９这３０年。这段时间和清末民初一样，依然是一个多事之秋。北伐战争刚胜利不久，日本分割和侵略我国的战火又起；八年抗战才一结束，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又再打响。所以，这一时期我国政府的精力，除了打仗还是打仗，要说这时茶业和茶叶科技也有所发展的话，那亦不是政府而主要就是茶界同人首先是茶叶科技工作者发奋努力的结果。

　　我国近代的这后３０年，如果就茶业和茶叶科技的发展再细分一下的话，那么大抵还可划分为北伐战争前（１９２０—１９２８）、抗日战争前（１９２９—１９３７）、抗战时期（１９３８—１９４５）和解放战争时期（１９４６—１９４９）这样四个阶段。下面，我们顺序将这几个阶段茶业和茶叶科技的改革、发展，略作简介：[/face]

[center][face=黑体]（一）北伐战争前我国茶业的继续衰落[/face][/center]

　　[face=楷体_GB2312]对于这一段我国茶叶科技的历史，吴觉农在《中国茶业研究改进史》中讲得很明确：到“１９２８年国民革命完成北伐的十数年中，军阀割据，内乱频仍，当然无建设可言。”①从茶叶生产和出口的总的情况来说，１９２０—１９２８年的这段时间，不但没有什么发展，反而有进一步衰退之势。如１９１１年我国出口茶叶还有１４８万担，俄国十月革命后，北洋政府跟随英国等与之断交，１９１８年，我国茶叶出口锐降至４８万担，至１９２０年，更骤落为３０万担。１９２３年中俄复交，虽然阻止了继续下降的颓势，但回升比较缓慢，并且幅度也不大。其时俄国每年从我国购买的茶叶，占我国茶叶出口总数的５０％以上，这里不妨引１９１６—１９２８年我国输俄茶叶统计为例：

     年份      贸易额（担）
    １９１６  １０４９９３３
    １９２３  １２０６４
    １９１７  ７３３６５３
    １９２４  ５３４１０
    １９１８  ９５７０５
    １９２５  ２７４５１７
    １９１９  １６５３３４
    １９２６  ２２６９９０
    １９２０  １１５６６
    １９２７  ２９９９９２
    １９２１  ２４６９９
    １９２８  ３５６７４７
    １９２２  ２７５９４

　　关于这一时期我国茶叶生产和出口的衰退，在这一时期所撰刊的方志中，更是随处可见。如民国１６年福建《连江县志》载：“红茶出于梅洋及西路诸山，前数十年为盛，今亦锐减矣。”②民国１８年《霞浦县志》称：“茶季金融，颇足裨内山之生活，惜近来茶市衰矣。”③又《古田县志》也载：“迩来有名于社会者，只九都之乌龙，十七都之水仙而已。……此外，如大东区鹤塘、杉洋、邹洋等乡制造绿茶，尚有运省销售，然不及从前远矣。”①等等。

　　这些史实一致反映虽然清末民初社会上振兴茶业热了一阵子，但至２０年代，我国茶业衰败的情况，仍未见有多少好转。这一时期茶业不振，各省茶界特别是爱国青年知识分子要求复兴茶业的努力未泯。如１９２２年，留学在日本的吴觉农先生，心系我国茶业，还有根有据，详详细细，特地写了一份３万多字的极为全面的《中国茶业改革方准》。在这份对我国后来茶业改革有重大影响的建议中，作者对我国茶业发展的历史实际，我国茶业失败的原因及振兴的根本方策等等，都作了全面分析。他所提出的振兴茶业的第一方策，就是“茶业人才的养成”。所以，在北伐前的八九年中，我国茶叶生产和出口方面没什么建树，但在茶业教育或近代茶叶科技的推广和传播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工作的。

　　如派学生到日本留学这点，继云南和浙江省之后，这一时期安徽省就堪称典型。据档案记载，在１９２０—１９２８年这几年中，安徽就先后派遣胡浩川、汪轶群、陈鉴鹏、陈序鹏和方翰周等多人留日。胡浩川、方翰周等，也是１９２０年安徽省第一茶务讲习所的首届毕业生。胡浩川１９２１年赴日本静冈茶叶实验所专学制茶，１９２４年回国。是年胡浩川回国后，安徽省又派陈序鹏至日本留学。方输周出国稍晚，他直至１９２７年才派去日本；也是学习制茶，１９３１年回国。这批各省派至日本学茶的留学生，他们中的不少人，如吴觉农、胡浩川、方翰周等等，在抗战前后和解放以后的长期茶叶工作中，为我国茶业和茶叶科技的发展，都作出了许多突出的贡献。

　　在茶业教育方面，清末民初提到的四川通省茶务讲习所、云南实业厅创办的茶叶实习所、湖南茶业讲习所依然还继续存在，但各自也有些变化。如四川通省茶务讲习所，由灌县迁至成都，这期间并改名为四川省立高等茶叶学校，学制三年，至１９３５年才停办 ①。 云南茶叶实习所在１９２４年前后，也在昆明市郊购得一块荒地， 呈准开辟为模范茶圃，将实习茶场从宜良迁至昆明 ②。湖南茶业讲习所这时由长沙移安化后，也改称湖南安化茶业讲习所。此外，１９１８年安徽创办的休宁茶务讲习所和屯溪安徽第一茶务讲习所等，也都延续到１９２１—１９２３年才关闭。这些讲习所不但为地方培养了专业人才，在科技方面，也为当地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和促进作用。[/face]

[center][/center]

 

弱水过客

[center][face=黑体]（二）抗战前我国茶业和茶叶科技的改革发展[/face][/center]

　　[face=楷体_GB2312]北伐胜利至抗战这一阶段，虽然日本对我国的侵略得陇望蜀，各地的经济还仍凋敝，但民国的一统局面毕竟为我国茶业的近代发展，也带来了某些基础。另外，加上这期间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学者，以及国内一批大学农学院毕业的学生如张天福、庄晚芳、陈椽等等相继投身茶叶工作，所以，由于这批近代茶叶科学工作者领导和加入我国茶业改革的实际，从而使我国茶业的近代化建设，也真正获得了切实和较快的发展。具体来说，这一时期完成的主要工作，首先是茶叶检验机构的建立。１８８７年以后我国茶叶贸易的“日形减退”，原因很多，但其中之一就是各地茶叶商贩“作伪搀杂”，所以早在１９１４年张謇任农商部长时，就呈文“拟在汉口、上海、福州等销茶地点，设立茶叶检查所”，并初拟了一份《茶叶检查条例》①。

　　但由于一些具体原因，茶叶检查所实际没有建立起来。北伐结束后，国民政府１９２８年在上海才正式筹建商品检验局。１９３０年吴觉农至该局工作后，围绕茶叶检验和生产、贸易，开展了一系列工作，这时也直到这时，我国政府设立的茶叶机构，才开始由消极的限制和税茶，对茶业和茶叶科技的改革、发展，真正起到领导和促进的职能。继上海之后，汉口等出口茶叶口岸，也相继成立了商品检验局。１９３１年，上海商检局由吴觉农、张康泽等人草拟出了我国第一份《出口茶叶检验规程》；６月２９日经“茶叶标准审委会”通过后，报实业部批准，予７月８日在报上公布，并由上海商检局对出口茶叶首先执行 ②。

　　１９３２年７月中旬，实业部召开第二次全国商品检验会议，提出当年茶业最低检验标准，除上海外，这时汉口商检局也开始执行 ①。

　　其后，每年对检验标准又不断调整和不时注进新的内容。这些对保证我国出口茶叶质量，都起到了显著的作用。１９３６年起，实业部又倡导各产茶区实行产地检验，这不只使产地和出口检验结合，而且使检验由消极检查变成为对茶叶生产的一种积极推动和指导。另一重要工作是调查考察。当时上海商检局局长蔡无忌在其改进华茶方案提出的第一项工作中，就是要开展“调查考察”。其称“欲图华茶对内事业之改善与对外贸易之扩充，其办法须积极调查各省栽培制造状况，各产茶国改良步骤。”②

　　这一点，也是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一致看法。如１９３２年，当行政院成立农村复兴委员会时就提出，“稻麦棉丝茶五项为中心改良事业”，布置东南各省和各重要茶区，分头派员进行实地调查。当时参加茶业调查的，除农村复兴委员会下属机构和上海商检局外，还有中央农业实验所和四省农民银行委托金陵大学农经系等许多单位（一般都有具体的调查报告发表）。如中央农业实验所在１９３３—１９３４年间，通过“各省农情报告员”的调查统计，在１９３４年１１月对各省茶叶消费、各省茶叶代用品和各省茶叶生产实际，都一一列出了详细的调查数据 ③。

　　而这些调查报告中最具参考和指导意义的，还是吴觉农和胡浩川所编写的《中国茶业复兴计划》一书。是书即是据吴觉农等所调查的安徽、浙江、福建、江西等省茶叶生产资料写成的。除此，１９３５年前后，吴觉农还奉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等单位派遣，至日本 ①、印度、锡兰、爪哇及英国、苏联等地调查了茶叶产制、贸易和消费等情况；回国后又撰写了《中国茶业问题》一书。差不多与此同时，中央立法院统计局根据这期间各地陆续上报的调查材料，还核定出版了《中国七十二年来华茶出口贸易报告》②。

　　这些对当时茶业改革和发展，不但提供了比较可靠的依据，而且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蔡无忌改进华茶的第二条措施，就是针对过去栽培和制茶“不用科学方法”的缺点，提出要“筹设试验及研究机关”。前面说过，１９１５年农商部在安徽祁门设立模范茶场，是为我国最初运用近代茶叶科技进行生产和推广的机构之一。但据调查，至１９３１年，国内先前成立的茶叶研究机构，因时局混乱，茶叶贸易继续疲软，除祁门茶场外，已荡然不存。祁门茶场，当时也只是派员看守而已。在茶界的强烈呼吁下，后来实业部下属的中央农业实验所及上海、汉口商品检验局，才于１９３２年１１月初，首先联合承租江西修水白闲坑振宁茶植公司茶场，建立了“茶业改良场”③。

　　在此举的推动下，各省也相效成立了若干类似的茶叶研究和技术推广机构。如是年湖南省在长沙高桥，也跟着成立了茶叶改良机构；安徽建设厅在１９３３年３月，也通过省府公布祁门茶场“组织规程”，将原祁门场接管改名为“安徽省立茶叶改良场”①。１９３４年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成立，其农业处进一步提议，将江西修水和安徽祁门的茶叶改良场合并为一场，场部设在祁门，经费由农业处补助。１９３６年，农业处撤销，茶业行政仍由实业部领导，祁门茶场复归省立，由中央每年补助经费数万元。中央补贴的这一体制一定，福建、浙江和湖北等省，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的机构。如１９３５年福建在崇安、福安，浙江在嵊县三界，湖北在蒲圻羊楼洞等地，都相率成立了不少类似的改良场厂 ②。

　　因此，这一时期茶叶科技队伍空前扩大，设备也得到一定改善，我国茶叶工作者在近代茶叶科技的研究和推广方面，也相应作出了许多显著的成绩。以修水茶业改良场为例，１９３３年４月由中央农业实验所三单位接办，至６月底的《中央日报》就报道称：“现闻该场头茶已转运到沪，经各大茶号及购茶洋行品评，红茶之色香味均极良佳，其优者堪与印锡红茶相匹敌，次者亦不亚于祁红。兹该场以原有器械尚不甚完备，对于制茶机械改良研究不遗余力，除由吴委员觉农、方委员翰周设计所造之绿茶机械运场试用，成绩甚佳，并由该场主任俞海清、技术员冯绍裘设计制造红茶萎凋机……，极为灵便。该机已于本月十四日实地试用，所萎凋之叶，无异于阳光晾青者。如是则我国多年以来天雨不能制造红茶之困难，一旦迎刃而解矣。”③抗战前茶业近代发展的另一重大措施，就是积极在流通领域克服和消除封建陈规，成立运销合作一类经营整理机制。长期来，我国茶叶出口，茶从茶户手中卖到国外，“须经过十几道转折”，洋商及中介栈商，从中操纵渔利。针对这一宿弊，１９３２年吴觉农在兼祁门茶场场长期间，试办茶叶运销合作社，也取得了很大成功。当时祁门茶商十有九亏，而唯独该社“有１５％的盈余”；因而在１９３３—１９３４年，茶业合作社进一步发展了起来。１９３６年，这种运销合作，由茶户甚至扩展到了省际。是年４月，安徽和江西两省政府，不顾上海栈商的激烈反对，为减少和取消中间剥削，两省联合成立了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由省方直接贷款， 直接运销， 打破了几百年来中间栈商的垄断，建立了抗战前自运自销的基础①。

　　这种民间的茶农合作社，既是茶户合作组织，也是近代技术的推广组织，有些茶树栽培管理和茶叶采摘制造技术，正是通过合作社加以宣传和推广的。这一阶段，也是从清末以来我国茶业和茶叶科学技术改革和向近代发展进程中，最有成效的一段。[/face]

弱水过客

[center][face=黑体]（三）抗战期间茶业和茶叶科技的发展[/face][/center]

　　[face=楷体_GB2312]抗战爆发以后，随我国大片国土的沦陷，当时我国茶业的贸易和有关政策，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因此，尽管其时环境艰苦，我国在这个阶段的茶叶贸易、生产和科研、教育，仍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和提高。如上海沦陷后，我国茶叶出口市场转移香港，１９３８年６月，财政部颁布了第一次战时产业统制的“管理全国茶叶贸易办法大纲”①，由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主办茶叶的对外出口业务，在全国推行茶的统购和统销。这一改革结果，不但革除了过去茶叶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的诸多陋规，减少了中间剥削和洋行延期付款扣现等旧弊，使广大茶农和茶商得到很大好处；而且还极大地促进了出口贸易。如１９３８和１９３９二年，我国茶叶出口额、出口价格都比往年要高，是年茶叶出口创汇，在全国所有出口农产品中，也是首屈一指。后来日本实行海上封锁，我国从香港出口受阻，在贸易机构和政策上，才不得不又多次进行调整。据吴觉农先生当时对茶叶统购统销和自主贸易的肯定，其成就“最堪为茶业界所注意的”，就是“外销红绿茶的分级的厘订”②。

　　过去洋行或代理商收购茶货，完全据当年该国总部通知而定，而我国内地茶商，则又都是根据去年出口茶类的数量、价格收购，故历来出口供需不能协调。实行统购统销后，贸易委员会一面以国外需要规定内地生产数量，并在内地收购规定农商利润，去除了过去中间栈商从中抬高抑低的流弊。为了定价收购的公平，并在中央提高品质的主管政策之下，实行优质优价，因此对品质的改进，也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为了贯彻和实施贸易委员会的全国茶叶贸易管理大纲，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与浙江、安徽等有关各省，还订立了茶叶运输合约，领导各省茶叶的管制生产。这时，各产茶省也相应成立了茶叶管理处或局，负责茶业的各项改革和行政管理工作。这些改革和机构的建立，不但稳定了当时的茶叶生产和贸易，而且对于出口茶叶进一步支援抗战，也起到了十分明显的作用。

　　其次，在这一时期前期，茶叶合作事业，也取得了突出的发展。上面说过，制茶合作社由吴觉农等先生倡导，战前在祁门、平水等茶区便取得了较大成绩，抗战开始后，随爱国热情的高涨，我国闽、浙、皖、赣、湘、鄂等省的合作事业，也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以浙江为例，据陈观沧先生回忆，１９３８至１９３９二年，浙江全省合作事业的发展，宁治台区７县，共成立制茶合作社７３个，社员４２２６人，组办茶厂９家；温处区４县，建社３２个，社员４２４０人，设厂１５家；遂宁区三县，建社２９个，社员３５７２人，办厂１家；接近敌占区的于潜、孝丰、昌化、临安、分水、富阳等县，也建社２３个，有社员４６４５人 ①。

　　至１９４１年，浙江制茶合作社达３０７家，社员人数总计达２７８０５人。是年贸易委员会茶业处处长吴觉农到衢州万川筹办东南茶业改良总场，率中茶公司大批技术人员直接参与遂安、淳安、开化的合作运动，使这一茶区合作事业，更取得了满意的成绩。据统计，是年东南茶业改良总场等共集中精制各社毛茶１７０２８担，当年各茶厂的箱茶，均由中茶公司收购后转运香港出口。在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下，合作社无疑对茶户和小商是一种有效的保障。吴觉农对其时遂淳茶区的合作有这样评价：“这一工作的展开，使遂淳区的绿茶品质大为改进，茶农利益增加，全区的组织完成，创合作社新记录。”①

　　其他对茶叶质量的提高，可以说是合作社成立后的普遍现象。但至１９４２年，浙江由于日寇在沿海和沿浙赣线发动进攻，人民流散，茶园荒芜，茶厂被毁遭劫，一度兴起的合作热衰落下来了。其他各省，非遭日寇战祸，也因中央补助经费停发等由相继烟散了。由于上述战时实行的一系列改革举措，社会上对茶叶科技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过去各地讲习班形式培养的学生，办办停停，人数、质量也不能满足实际需要，所以，这一时期在茶叶专业教育上，也出现了不少新的发展。如抗战时期，我国茶叶改由香港出口后，负责办理这一业务的富华公司，应统购统销的急需，就首先在香港和上海招收２０余人，经几个月的培训，即把他们派到了内地工作。１９４０年中茶公司改组以后，亦招考过高级及中级茶训班一次。至于各省特别是安徽、浙江二省的茶管处、改良场、茶厂，也分别招收过类似的训练班。这是应急性的一种就业教育。对这批人如吴觉农所说，他们在后来的“行政及技术方面多有贡献”。关于农校和茶校茶学专业开设的情况，除１９３５年福安开办的茶校和前面提过的湖南修业职业学校茶业班（后迁安化茶区）继续存在外，在福建崇安也办了一所初级茶业学校；１９４０年，方翰周在江西婺源改良茶场内，创办了一所茶业职工学校（１９４７年迁修水改名为修水茶业学校）；１９４０—１９４４年，安徽省在徽州农业职业学校内，也增设茶叶科，“学制三年，共办了两期”①。

　　茶业中等教育是战前即有，但高等教育则是这一时期的新出。抗战期间出现的茶业大专班，有１９４０年英士大学特产专修科所附设的茶业专修班；东南“第三战区”在崇安筹办的苏皖技艺专科学校的茶业科（后因经费等由，招收的２０多名学生后并入福建省农学院继续学习）和复旦大学茶叶组。复旦大学茶叶组，是我国解放前最有影响也是唯一的一所本科专科并招、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茶叶高等教育机构。１９４０年春，复旦大学内迁重庆，校方和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处、中国茶叶总公司三方协商，决定在复旦大学内同时设立茶叶系、茶叶专修科和茶叶研究室（后因当时主管教育的部门认为茶叶乃一种作物，面窄不宜设系，才改称为组附在农艺系），其经费主要由中国茶叶公司负担，学生毕业，也尽先由中国茶叶公司选用 ②。

　　复旦茶叶组第一年在西南和东南分区招收本科和专科各二三十人，１９４２年毕业的２０多名专科生，均由中茶公司任用，抗战期间为茶叶战线培养了不少茶叶技术骨干。在茶叶科研上，这一时期和教育一样，也有不少发展和成绩。前面提过，在３０年代初期和中期，在我国沿海和中南的长沙高桥，江西修水，福建崇安、福安，湖北羊楼洞，浙江嵊县三界等地，就建立了一批茶叶改良场厂。抗战军兴以后，除在西南如１９３９年在贵州湄潭，１９４０年在昆明宜良、凤庆顺宁等地继续兴建了一批这样的茶叶改良示范单位外，１９４１年，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在浙江衢县成立了东南茶叶改良总场，１９４２年迁址福建崇安，改名为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 ①。

　　这也是我国最早建立的茶叶科学的专业研究所。上述各地的这些改良研究机构，在当时物质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艰苦奋斗，不同程度地都积累了一批发明和创造。以制茶和茶叶加工机器为例，这时在湖北、云南各地有较大推广的“木质揉茶机”，人力、畜力可以两用，就比引进的印度、日本同类机器，克服了动力限制。再如安化茶场设计的筛分机，使用灵活，非舶来者可比；祁门茶场制有萎凋柜、足踏茶筛及特置加温萎凋室； 婺源茶场的木质筛分机、 发酵加温箱及烘筒代替锅用②。

　　但这些还只是改良场厂的一些技术改良。崇安茶叶研究所的科学研究情况，陈观沧先生对该所１９４２—１９４４年茶树栽培、茶叶制造、化验和推广方面，有一个很完全的记录，因这具体反映也代表了当时我国茶叶科学研究的水平，这里我们不妨选录如下：

　　１．栽培方面。①育种试验。分鉴定、选育、创新三个科研途径，对茶叶品种、单本选择、武夷名丛性状、开花习性、茶树遗传因子等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②繁殖方面。对播种、压条、扦插等法及茶籽储藏、播种期等进行了试验。③生理试验。如茶树日照、茶树抗寒与制茶品质关系的研究。④栽培试验。对水仙树型剪定、茶树剪枝日期以及摘花、摘果等项目的研究。⑤病虫害试验。对武夷山茶树煤病以及茶蚕和茶毛虫等当时茶区盛发的病虫害进行研究和调查。

　　２．制造方面。①品种试验。分别在崇安、安溪两地进行。各茶树品种制造红茶、绿茶（眉茶、珠茶、龙井、莲芯）、青茶（乌龙茶）的适制性试验。②红茶、绿茶、青茶的制造方法试验。③红茶分级及碎切茶试验。分别在祁门、崇安、福安进行，同时向全国红茶产区征集样品进行红茶分级拼和试验。④包装储藏试验。⑤制茶机械的设计与有关试验。３．化验方面。①生化研究。如茶叶分级化学标准的探讨、岩茶制造过程中水分变迁研究。②工业试验。如咖啡硷的提炼，茶叶杂料制造等研究。③肥料试验。如厩肥、树叶肥田、天然肥料的各种比较试验。④土壤研究。如土壤盐基饱和度、武夷茶岩壤调查研究。４．推广方面。主要有办理茶树更新、调查统计和编辑出版书刊这样三方面工作 ①。

　　关于调查统计和书刊出版我们不加多谈，这里仅就茶树更新稍展开一说。因为这一点和其前的统购统销，是战时茶叶改革的两大茶政。１９４１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封锁海上，我国海运茶叶出口中断。为避免茶园荒芜、救济茶农生活，也为战后茶业复兴积蓄元气，吴觉农先生高瞻远瞩，提出“幼树留蓄，壮树继续采制，老树则彻底更新”②的“茶树更新运动”。茶农更新的经济损失，由中茶公司出资补贴，具体组织、办理，由崇安茶研所和茶树更新运动指导处负责。从１９４２年春天开始，至１９４４年底结束，３年中共维护了１０余万亩茶园，更新了１０００多万的茶丛。这一数字，与原先计划是无法比拟的。但原计划第一年中茶公司就应出资１０００万，３年完成；但实际３年中只收到中茶公司３００万元。所以，上述数字，有人形容“不是用钱，而是用工作者的心”完成的。因为经费等诸多原因，运动计划受挫，一波三折，没有完成原定的目标，说以失败告终也可以。但是，正如吴觉农指出，除维护了１０万亩茶园外，“尚育成茶苗２００万株，并完成浙、闽、皖、赣四省外销茶区土壤调查”；另外，在推行更新之区，使茶农普遍地获得更新的知识，这更是无法以钱来衡量的。所以，这一运动在更新本身可能成绩不怎样大，但其在技术和技术推广上的意义，是深远和应当肯定的。[/face]

弱水过客

[center][face=黑体]（四）战后茶叶科技的凝滞和结语[/face][/center]

　　[face=楷体_GB2312]上面所说为战后茶业复兴作积蓄的茶树更新实际成绩不大，但从另一角度来看，至少反映在抗战期间广大茶叶工作者对战后充满一种美好的憧憬。可惜事与愿违，抗战的烽火才息，内战的枪声又响，当局先是忙还址接收，接着考虑运兵打仗，不久搞搬迁逃亡，在短短的三、四年间，实在没有也无心考虑什么茶业复兴的计划。至于各具体单位，等于处于无领导状态，只有收缩，没有什么发展。如复旦大学１９４６年迁回上海前，茶叶组就停止招收本科学生；崇安茶叶研究所，也在１９４５年８月抗战胜利的前夕停办，至于各地茶场、茶厂，至１９４８年下半年，到处都呈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动荡状态。所以，这一时期在科学技术上虽也不是一无可说，但可说的实在不多。我们不妨把我国近代茶叶科学技术的发展，划到与抗战一起结束。我国近代茶叶科技发展的历史，我们从清末讲到４０年代差不多正好半个世纪。大致在抗战时期，在某些学校和改良机构，其科学技术就达到了世界近代科学技术的水平。如果一定要找一个什么作为确切的标志的话，笔者唐突地暂把复旦大学茶叶组的建立，作为我国茶叶科技进入近代的标志。因为从复旦茶叶组当时开设的这些课程：“茶叶概论、经济学、作物通论、化学、土壤学、肥料学、植物生理学、茶树栽培、茶叶制造、茶叶化学、茶叶贸易、茶叶检验、茶树病虫害防治、遗传育种和茶厂实习”，就足以说明了我国其时的茶叶科学技术。

[mp=0,0]http://www.ddhw.cn:8888/play.aspx?id=1330.wma[/mp]
　　　　　　　　            [全文完][/face]

弱水过客

    实在晕，这样的帖子竟然多处敏感，，，，，，[em06]

梅茗

[em27][em27]辛苦啦。这个是系统自动审核，没办法啦。已经放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