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滥用“国学”无益于大学生道德改善

李旧苗

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在大一新生中试行“内省教育”。据报道，他们要求大一学生每天用半小时时间反省一天的行为得失，并且写成“内省日志”，由“素质导师”定期查核。学校还将此类方式当成素质教育课程，设置了两个学分。
    “内省教育”源自儒家，属于今人所谓“国学”一脉。《论语》中便有曾参的“吾日三省吾身”一说，只是这个源头并不可靠，因为曾参并非孔门十哲。但由于宋儒推崇孟子心性论，而提倡道德上的内省，便自然联系到曾参，曾子才焕然而有别于人。心性论秉承孟子“万物皆备于我”，修养功夫均与本心相关。修身无错，与治国、平天下相联系，更体现了一种超越小我的精神境界。但是，即便是宋儒这样的道德至上论者，亦强调道德缘于内心的自觉，未必非要强人所难，取外力而硬生生地催促道德水准的提升。
    道德知识的取得有赖于告诫或教育，比如在国内大学里有许多人认为引用别人的成果，是看得起被引用人，无须注释，这时候就需要有关学术规范的提醒。但道德修养不同，它需要的是自身的觉悟。这应该属于常识。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恰恰是违背了这个常识。
    “内省”本属于自己的事情，外求于人或强加于人，都不可能实现“内省”。将“内省”这样个人的修养功夫转变成一门与“成功”相关的课程，明显是将道德修养功利化，而学校的自我预设则是道德上的救世主。这就不再具有现代社会的道德精神，而是古代或中世纪道德的集体无意识般的再现了。
    其实，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的“内省教育”并不真正具备现实可行性。他们规定，每天晚上大一学生与寝室的几位同学一起开“恳谈会”，反省一天的“得失”，然后将反省的结果写成“反省日志”。这种方式并不新鲜，上了一点岁数的人都还记忆犹新。“文革”期间盛行的以“斗私批修”为道德原则的学习班，就属此类。
    当一个面对几位既非知心朋友，又非亲戚的同学，要做到交心，或自我揭短，不但不可能，而且违背人性。我们都知道，连宗教忏悔都是面对牧师一人，并且是在一个黑布蒙着的忏悔室中进行的。因为没有谁会在大家面前坦然地自觉自愿地自我检讨，除非他是“圣人”。当人们做不到面对群体自我揭短，而又必须去自我揭短时，其结果只能是要么造假，要么用客观原因来淡化主观责任。
    如果“内省”的内容不是自我揭短，而是自我表扬，其结果同样不可测。一方面，中国人一向讲求谦虚，儒家更是如此，故自我表扬很难说得出口。另一方面，就是说出来，其意义又何在呢？要别人表彰，还是自我炫耀？要知道，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里，“雷锋叔叔做好事不留名”早已内化成了一种公共美德和道德精神。
    “内省”如果没有目标，没有对照，“内省”的结果则必将打折扣。那么什么人可以成为大一学生道德上的榜样又成了问题。按照这所学校负责人的话说，他们的“内省教育”是消除自身存在的“失败因子”的“成功内省”，那就是说，应该以成功人士为榜样。但目下到底是政治家、军事家，公司老总、商界精英、运动明星算是“成功人士”，还是一般老百姓中的道德楷模算“成功人士”，恐怕也没有真正一致的标准。
    按照学校“内省教育”的相关规定，学生每天记录的“内省日志”由“素质导师”披览。这等于说，学校不仅赋予“素质导师”课程教育和打分的权力，而且授予了他们道德裁判权。从理论上说，他们不仅要道德高尚，还要有侦测别人心理的洞察力。因为学生的道德自白或忏悔需要先鉴别真伪，然后才能评判和教育。可是，在现代社会，谁有这个至高无上的道德裁判权？谁又有赋予他人道德评判的权力和侦测道德的资质？将“内省日志”给他人观看，如果这个日志是真实可信的，与展示私人日记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难怪这所大学的学生会感觉到隐私权受到了侵犯。
    在现代社会，隐私权之所以受到保护，是因为它直接牵涉个人权利、个人选择和个人自由，而这些也是社会得以“现代”的基石。现在，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用非常功利化的“内省成功教育”来撞击这个基石，不仅不可能“成功”，反而会让学生和老师的道德观发生意想不到的畸变。这才是真正需要反思的。
    当下中国社会在许多方面具有了现代性的特征，在我们面对转型时代的道德问题时，也必须以现代的方式加以考量，才能真正找寻到根本解决的方案。对待“国学”也一样，失去了现代眼光的观照，“国学”只能成为学术意义上的“国故”或现实意义上的“国赘”，是不可能对当下中国的发展起到它应有的积极作用的。
    2009-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