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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10 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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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闻香教王氏家族
一
中国历史上的不同阶段，有道教的兴起，佛教的隆盛，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传入，它们曾或先或后、或深或浅地渗透并影响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但只有在君权的许可之下，它们方有生存的空间。以影响最大的佛道二教而言，面对君道至尊、皇权至上的格局，它们总是处处依附于皇权，口口声明本教“有助王化”，表示愿意接受政府的管理。这种官方认可的宗教，在统治者眼里是教化的手段，是统治的工具，而不是社会中大多数民众的精神支撑。作为中国古代人口多数部分的下层民众，在帝王将相、神仙佛祖所俯视的茫茫人寰中，他们奔走于途、为生计而操劳，他们亦有所思、也有所欲，他们有自己的精神需求，这就是民间宗教的市场。如此，民间宗教在地下似暗潮般汹涌。
民间宗教是对大一统思想的离异，是思想上的无声反抗，它是苦难与专制的共生物，这导致了它不被统治者、主流社会所承认，或者是它一度被承认而终于被排斥乃至被剿杀，这就使得民间宗教具备了非法性的特点。从非法性所引出的，则是民间宗教行为方式上的秘密性，只有秘密了，民间宗教才能生存和发展。非法性和秘密性，决定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当它与农民起义相契合时，便会由宗教力量转化成政治、军事力量，形成反抗现行统治秩序的潮流。从汉末五斗米道，至清末的各类白莲教起义，民间宗教如一波波涌起的巨浪，不断冲击着王朝统治的根基。尽管宗教在民间大有市场，但是作为一个家族信奉一种宗教前后历经十代200余年，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这个家族就是河北滦州王氏家族。王氏家族，明清两代，两百余年间，十代人前赴后继传教，这是中国历史上所仅有的。王氏家族传教，始于明代王森、王好贤父子。王森本是河北滦州石佛口人，生于明嘉靖末年。王森本姓石，名自然，后改名王森。传说王森年轻时候曾经救过一狐仙，为答谢王森，狐仙将自己的尾巴割断送给他，并告诉他：“以此可以招人”，故此教得名“闻香教。”
[1] 明《说略》中记道：“森因焚香倡教，凡染香气者，神魂俱醉，无不听其指挥。”
[2] （243） 实际上，王森所焚的香中可能渗有类似现代起迷幻作用的药物，狐尾散发异香的传说，则为王森传教披上了神秘色彩。借助于奇特的传教方式，王森这个凡夫俗子迅速走向神坛，成为那个时代最有实力的民间宗教领袖。
万历四十年，王森将巨资托付给弟子李国用，但为李国用所贪没，由此与王森闹翻。后李国用分裂而出，自立教派，利用道教符咒法术招揽教众，吸引大批王森教内弟子前往投奔。两个教派间势同水火、时常械斗，最终惊动官府，造成王森的第一次入狱，后经重贿方才获释。经此次事件，王森痛定思痛，开始交结权贵以为庇护。出狱后，王森即到京师投靠当时皇后的父亲王伟，并结交宦官王德祥。“森既出，思得力者以自庇。遂入京师，投永年伯为族，又结奄宦王德祥。” [2] （243） 闻香教的教徒，则大肆宣传王森与王伟的关系，将王氏家族说成是皇亲国戚。在石佛口王氏家族的族谱中，王伟也成为王森的长兄。王森第三子王好贤不但结交官府，更让人惊讶的谋取到了官位，“好贤曾为遵化王抚院下旗鼓官。” [3] （921）除了交结权贵，王森还意识到只有通过家族世袭，才能保证对教权的控制；而为了保证家族世袭教权，则需要造说提供合理依据。
造说的关键推动者为王森第三子王好贤，主要吸收了佛教中的劫难与弥勒转世说，中心是弥勒转世降生于王氏第三郎。佛教认为整个宇宙和人的一生，由无数大大小小的劫难组成；生活在此中的人们，都要经历各种劫难。至五十六亿年后弥勒降临人间，经他的化度，人们将进入极乐世界，从此再无劫难之苦。佛教中的极乐世界，不是物质的世界，而是精神的世界；不在于一个人的生前，而在一个人的身后。佛教中的极乐世界是飘渺而不可及的，到了王好贤的造说中，“弥勒转世于王氏第三郎”，则将这个极乐世界的可能性拉伸到信徒眼前，自然是颇具吸引力了。依据此说，弥勒化身 “王氏第三郎”降临人世后，他将带领人们达到极乐世界；这个极乐世界，不是一个非物质的精神世界，也不是一个身后方可到达的乐土，而是通过暴力可以争取到的现实世界。由此造说，“王氏第三郎”王好贤既确立了自己在教中的地位，也为闻香教的进一步传播开拓了空间。
二
王森死后，王好贤和王森徒弟徐鸿儒等继续传教。历二十年地下发展，闻香教在山东、陕西、河南、河北、四川各地，信徒竟至二百万之众。随着实力的日益壮大，由“弥勒转世”进而生出“真龙天子”之心了。天启二年，王好贤、徐鸿儒二人约定同时起兵，夺取天下。徐鸿儒举兵后，自称为中兴福烈帝；王好贤虽未起兵响应，也被山东信徒奉为三太子。徐鸿儒举事时，声势浩大，四方云集，聚众数万，攻重镇，断漕运，所向披靡，一时震动天下。但作为闻香教教主和起义的主谋者，王好贤却未曾用他“弥勒”转世的身份号召信徒，反而躲在家中无所事事，“天下豪杰遂寂无响应。”
徐鸿儒事败后，王好贤携大批家私准备出逃。王好贤二兄王好义，见王好贤捅出天大的篓子，却要携带财宝出逃，便率家人加以拦截，被王好贤下令用弓箭射伤，由此造成了王氏家族的分裂。王好贤出逃后在扬州被擒，旋即被诛杀，闻香教的大权落入王森二子王好义一支手中；而王好贤一支的后人在家族中则备受排挤，不得不离开石佛口，迁至卢龙县安家楼。王好义因未参与徐鸿儒事件，未受太多牵连，在收敛一段时日后，又开始暗中传教。在崇祯年间，闻香教不但恢复实力，更将传教地域扩展至后金所在地辽东。
王好义死后，其子王可就成为闻香教掌门人，依赖所掌握的闻香教资源，投靠于辽东后金政权，并在后金入主中原的过程中出力颇丰。在清初镇压山东、陕西、浙江一带的抗清活动中，王可就也立下汗马功劳，备受清廷恩宠，权倾一时。三藩之乱时，王可就被刺身亡，“上悯其忠，恩赐祭葬，萌二子。” [4]（253）王森也被追封为“荣禄大夫”、“昭勇将军”，并在他家乡滦州石佛口树立康熙钦赐的“诰命碑”以示褒仪。[5] 王可就及其后人把握机遇，投身清廷，挤入上层社会，成功实现转型。在以后的岁月中，这一支中再无人操传教这一行当。
满清入主中原后，虽然闻香教教主王可就已与清廷合作，但分散在各地的闻香教底层教众，却以各种形式进行反清斗争。清顺治年间，与民间宗教结合的反清活动风起云涌，势力庞大、教徒分布各地的闻香教自然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顺治帝曾谕旨道：“有左道惑众，如无为、白莲、闻香等教名色，起会结党，夜聚晓散。招纳亡命，希谋不轨。” [6] 对与民间宗教相结合的各类起义，清廷采取了比明代更为严酷的政策。在镇压闻香教起义时，清廷也碰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在历史中记载王可就这个人物。虽然王可就与闻香教脱离了关系，并为清廷死命效忠，但他与闻香教的历史渊源，却总是难以摆脱的。与“邪教”头目合作的这段历史，是清廷忌讳而不愿意提起的。故而在对王可就后人施以恩宠的同时，对王可就这样的清初风云人物在史书中淡化处理，清史稿和清史列传中均不见有关王可就的记载，只有方志中方可略见影踪。
在王好义后代飞黄腾达之时，迁至卢龙县安家楼的王好贤一支，则坚持着“弥勒转世王氏第三郎”的信念，并继续传教。明清鼎革之际，时代的变化也带来了闻香教的变化。为了避开清廷的关注，闻香教的教名被改为清茶门，以拜清水之名为掩护传教。“因自明朝山东谋反，朝廷大禁，又改名清茶会······设清茶为供献。” [7]在教名变更的同时，闻香教的教义也发生了变化，增加了反清复明的内容。清廷查获的王氏世代所传典籍《三教应劫统观通书》中，除了明代就有的三劫说、弥勒降世说外，还多了这样的内容：“清朝已尽，四正文佛落在王门；何人登基，日月复来属大明，牛八元来是土星。” [8]（36）其中“清朝尽、属大明”等语，带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权力欲望；而“牛八”则暗指“朱”，即明王朝朱姓后裔。当年囚禁王森、诛杀王好贤的明王室，竟然与王家结合了。这不由得让人感叹历史的吊诡。
三 王氏家族历两百年执着传教，其背后的动力乃是信徒，没有信徒的支持，“弥勒转世”，只可能是一人一时的臆想；有了信徒，才会一代代延续下去。明代闻香教的传播，因有王森、王好贤这样的核心人物，故而盘踞在石佛口一地，族人无需分散外出。到了清代，因为家族分裂，缺乏有力的领导核心，王氏族人不得不外出传教。清初王好贤后人主要在北方传教，乾隆年间开始南下至江苏、安徽、湖北各地传教吸纳信徒。由于清代王氏族人各自传教，所以宗教仪式与教规，不尽相同，但在供奉清茶上却是一致的。信徒在密室内神佛前供奉清茶，并传说以此清茶可治病救人，清茶门的名称即来于此。
对王氏传教人，教徒尊称其为“爷”，即“主上”之意；信徒拜见王氏族中传教人，称之为“朝上”，为上朝之意。[8]（29）拜见时需行大礼，王氏传教人，则坦然受之，双方间形同君臣。教徒对王氏除了在礼节上的表示外，还得奉送钱财，按照王氏的说法，这些钱财在现在是赞助王氏的根基钱；待王氏得取天下后，便是功勋钱。明代王森、王好贤传教时，各地教徒，每年分四季缴纳钱财。钱财由各地教内头目收集，在烙上王字标记后，以一日百里的速度解送至石佛口。钱财的大头缴给石佛口王氏后，余下的由各地大小级头目瓜分，教职越高，获利自然越丰。为了提升教职，各地教众，纷纷纳贿于王好贤，名为“做好事”。收受教徒贿赂后，王好贤不但给教徒予以教内职务，更以帝王姿态，封授官职。教徒所纳的钱财，使得王森父子暴富。王森从一个一无所有的皮匠，一跃而成为拥有大量土地、房产的富豪，庄园庞大，“屹然如城”，并在“省直各府县，置立庄田。”
[3]
到了清代，在高压之下，王氏家族再无明代那般“各处敛积香钱、络绎解送”之势，但仍能收敛一定钱财。此时的钱财，以各个分散的王氏族中传教人为中心收取，不再如明代那般统一纳入石佛口。每逢初一、十五，各地教徒要在家敬神，用钱十文供佛，名为水钱。各地的水钱由专人收敛一处，等师父来收取。收来的水钱，七成缴纳给王氏传教人，地方上的教众领袖提取三成。水钱数额，从几百文至几万文不等，看传教者所收弟子的数量和与弟子的经济状况而定。水钱之外，王氏族人还有其他进项。每逢王氏族人来到信徒家中，待其离开时需另送盘缠钱，这个钱叫做线路钱，意即一线引到王氏家中，作为来世得富贵的根基。 [8]（47）
分析清代王氏家族的追随者，可以发现其组成者主要来自社会底层。如嘉庆年间，王苞、王秉衡在湖北所收的徒弟中，李良为铁匠、刘光宗伟盐船水手、张添榜乞讨为生、魏延宏是和尚、樊万兴开锡铺。王兴建在湖北的弟子中，方仲才开香料铺、张寿太开剃头铺、李塌鼻子是剃头匠、邹姑为带发修行尼姑。这些对现实生活无望的底层民众，通过对王氏家族的崇信，希望能获取现世的回报。嘉庆年间的教徒朗文玉在被捕后供称：“闻得滦州石佛口王家，将来有弥勒佛转世，遵其教者，必有好处。”“王家祖上是弥勒佛转生，世传清净门斋。此时吃的是现在佛的饭，修的是未来佛的道，将来弥勒佛仍要转生到他家，凡皈依他吃斋的，可避刀枪水火之劫，免坠轮回，不入四生六道。” [8]（41）
“宗教是感到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们面对自然、社会与人生时的自我意识或自我感觉，因而企求某种超越的力量作为命运的依托和精神归宿，它是下层民众寻求适合自身口味和心理要求、信仰依托的结果。”
[9]（1） 在农耕社会中，广大底层民众的生活状态十分恶劣，尤其是在动乱的年代，情况更为严重，大批农民破产，流离失所，四出寻求生路。他们迫切需要生活上的援助和精神上的慰藉，这就是宗教的广阔市场。但得以留在台面上的宗教，只是帝王默许之下的附庸，而不能为民众解痛，故各类宗教常潜于地下，以民间宗教的形式加以传播；统治者对此虽虎视眈眈，以强力打压，却不能根治标本；因强力能控制的只是肉体，而精神却自有其渴求的天地，这些就是王氏家族能历两个多世纪传教的根基。清代，尽管在传教的方式、组织制度、教义内容上都发生了变化，但作为一个一脉相承的、以顽固信念为支撑的家族，王氏子孙的优越感与改天换地的责任感，却未曾有丝毫削弱，王氏后人仍以满腔的信心从事于传教事业。
四
对“弥勒转世于王氏第三子”说的执迷，及现实中传教所带来的物质诱惑，王好贤后人，在满清王朝建立后，虽屡遭打压，却前赴后继地传教，最终在嘉庆年间遭灭顶之灾。对王氏家族打击的导火索是嘉庆十八年的李文成、林清事变。早在嘉庆八年，嘉庆皇帝在返宫途中，被内务府一厨师刺杀，幸得护卫以身相护方得幸免于难。厨师在诸般酷刑下，却不漏丝毫口风，最后被诛杀，此事也不了了之。到了嘉庆十八年，林清派遣天理教徒杀入宫中，震惊朝野。事后查出，嘉庆八年的刺杀案，林清乃是主谋；而在林清家中搜出的《三教应劫总观通书》，则与王氏家族世代所传之经书相同。
到了嘉庆二十年，两江总督百龄在安徽和州一带破获了一起编造反清经卷，并向五省投放六百余匿名帖的案件。案件主谋方荣升以下一百七十六人被一网打尽。主谋者三十五人，被判处凌迟，是年在江宁北校场执刑，场景残酷，以至于“万众环视，齿噤色舞。”方荣升所拜的师祖，曾师从王好贤第八代传人王秉衡。新帐老账加在一起，王氏家族自然是清廷的眼中钉了：“该族世传此教，借未来佛掌盘之邪说，煽惑人心，酿启异谋，毒流数省，害延累代，竟为各项邪教之宗。”
[8]（29） 对不断兴风作浪，屡屡掀起波澜的王氏家族，嘉庆深恶痛绝，令各省大员配合严查，务必将王氏家族铲除。
王氏传教一案主要由直隶总督那彦成负责，并有山西、河南、安徽、江苏、湖北等各省大员配合，涉案王氏族人十余人，主要涉案者有王度、王逢太父子，王殿魁，王兴建，王亨仲，王世玉，王永汏等人。除王度、王逢太父子系王森长房之外，其余皆为王好贤一支后裔。 [8]（44）这次被擒拿的王氏后裔，祖上大都曾因为传教而遭各类劫难，如王度之祖父，王敏迪在顺治年间因传教被杀；王秉衡之父王亨恭传教在乾隆年间被杀；王兴建之父乾隆年间因传教被徙。虽然屡遭镇压，但王氏家族，对弥勒转世之说，却未曾有丝毫动摇。王秀、王亨恭父子，在乾隆年间，因传教分别被诛杀后，祖母李氏亲自出马，指导孙子王殿魁继续修习教义和传教方法，并在其成年后让家人带其前往江苏、安徽传教，直到王殿魁在嘉庆年间被诛杀。 [8]（47）
此案破获后，那彦成在给嘉庆的奏折上奏道：“石佛口王姓实为邪教恶根，此次既经查得，务必伐毛洗髓。”对杀气腾腾的“伐毛洗髓”四字，嘉庆朱批：“不通”，并修改为“除尽根诛。”
[8]（26）对如同百足之虫的王氏家族，清廷以极端严酷的方式加以铲除。此案中，凡王姓传教者，一律以叛逆罪凌迟处死，并枭首示众，其后裔年少者，一概发配至新疆为奴。已经病故的王氏族中曾参与传教者，则刨坟戮尸示众。非王姓的教徒，也发配至新疆“给大小伯克为奴”。凡经过审讯未曾传教的王氏族人，均发配至云贵两广等地，并分别安置。王氏家族两百多年的传教事业，至此土崩瓦解。
王氏家族虽灭亡了，但对无上权力的渴望，却藏在一个个民间宗教的领袖心中。从汉末算起，中国近两千年历史上的民间宗教，一直是一个充满活力，但却又充满矛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各色各样的预言家打起宗教的旗帜，不断汲取民间文化及各类宗教所提供的思想材料，在迎合不同信仰者需要的前提下，构造出一套套光怪陆离的教义体系。在这个教义体系中，一个个凡夫俗子或者家族，被推向神的宝座，并滋生出权力的野心，形成一种以底层宗教冲击挑战王朝的态势。宋元明清之衰落，正是由与民间宗教相结合的农民起义而肇始。但这些民间宗教，总是缺乏一种能为整个社会所认可的教义，也无一套整合社会各个阶层的规划，加上充斥教义中愚昧混乱的内容，决定了它难以避免的失败命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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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10 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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