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李敖谈五四

zoufeng_1234

五四运动至今七十年了，台湾岛外的朋友，希望我谈谈五四。做为以思想家、历史家自居的我，也自信能够把这题目彻底的谈一谈，藉以纠正几十年来大家对五四的错误认识。 
　　 


我父亲李鼎彝是五四运动后一年进北京大学的，他正赶上五四带来的排山倒海，在巨浪之中，他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已经无法冷静观察这一运动，再予以评价。奇妙的是，晚他三十六年的我，却在大江东去，浪淘尽五四人物的边缘，得以冷静的观察了它。胡适、罗家伦，都是我认识的，五四时代，他们固一世之雄也，但在世乱飘荡之际，他们都局促海隅，无复当年了。这些凋谢了的身影，更是我观察五四的具体人证，使我在下笔时候，别有领悟。 
　　 


胡适生前，我写过一篇《播种者胡适》，其中指出一九一九年“有件事情对胡适来说可能是不幸的，那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纯的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的梦想，对这个梦想的达成而言，五四显然是一条岔路。新文化运动本来该是针对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而做的非政治的革命，当时那些健将们都相信唯有思想革命成功，政治革命才有了真正的保障，才不会一垮再垮。半路杀出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当然有“广为流传”的贡献，但它也未尝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罪人”，因为它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纷纷忍不住了，纷纷忘了他们真正的深远的使命了，他们不怕“任重”，但却有点嫌“道远”了。最后，他们终于暴露了狂热的本质，选择了感情的求近功的反应方式，大家都不肯再静下心来研究问题了，大家都跑到十字街头，投身到党派的阵营里，高倡他们的主义去了。 
　
　
我这篇文章发表后，胡适写信给我，可是还没写完，他就死了。死后他的文件都被监管，不过据看过这封残信的台大校长钱思亮见告内容，并没否认我上面的论断。事实上，胡适是肯定我的看法的。早在他死前四年和我的一次谈话中，他就批评五四以后各路人马抢青年去搞政治的举动，他怪国民党、怪***、甚至还提到“梁任公（启超）他们也抢青年”，言下不胜惋惜。另一方面，我在《播种者胡适》中提到“只有胡适仍然守住不谈政治的诺言”，引起陈独秀在台湾故旧的不满，写文章质问我根据什么证据，“确知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的‘相约’？ 难道是胡适亲口告诉你的吗？”事实上，胡适所写他回国时“打定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以外，有一封失传了的信，便是证据。在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就收有这封信。信是写给陈独秀的，中有“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他建议由北京同人发表一新宣言，“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可见大家讲好专心为中国做文化和思想的奠基工作，的确是经过相约。不幸的是，这批优秀的知识分子，最后终于在五四的排山倒海下，被政治席卷以去。 
　　 
　　

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只有在广义的说法里，它才包括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年的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才是五四运动的基础。新文化运动是孙中山所命名的词儿，他在南方，深思远虑的把眼光投射到北京，他肯定了“一二觉悟者”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他写信给海外同志，告诉他们“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他极力赞美从北方起来的那个变化。可惜的是，所有的革命者都在思想变化过程中，就先政治挂帅了一切。于是，五四变成了一条岔路，“吾党”应五四而兴，五四却完了。 
　　 
　　
为什么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条岔路呢？因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虽然是“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但是达成这些主流的基础，不是别的，乃是个人的解放。而个人的解放的前提，乃是思想的解放。五四运动以后十六年，胡适写《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回忆说：“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元年就提出‘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的原则了。他后来办北京大学，主张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百家平等。在北京大学里，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和陈独秀、钱玄同等同时教书讲学。别人颇以为奇怪，蔡先生只说：‘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这样的百家平等，最可以引起青年人的思想解放。 ”
　　 
　　

但是，思想解放的达成，却又有赖于显示个人主义（Individuality）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回忆：“我们当日介绍易卜生（Ibsen）的著作，也正是因为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种健全的个人主义。这种思想有两个中心见解：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说的：‘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像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戏剧里的斯铎曼医生那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因为信仰“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们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绝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而这种“健全的个人主义”，在十多年后，已由胡适印证为不是别的，“其实就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

　　
不幸的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吾党”，却丢开了“健全的个人主义”，而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国民党也好、***也罢，他们都“以俄为师”，输入了苏联式的党组织与党纪律，而这种老毛子的玩艺儿，却含有窒息思想解放的可怕祸害。胡适回忆：“苏俄输入的铁纪律含有绝大的‘不容忍’（Intoleration）的态度、不容许异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由此可见，不论是右派的国民党、还是左派的***，他们左右逢源的、“吾党所宗”的，其实非布尔什维克即法西斯，他们都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而这种路子，对个人解放与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说来，却是令人痛苦的歧途。 
　

　　
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启蒙”，是思想的、文化的、洗自己心革自己面的；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救亡”，是政治的、进而拥党自肥的、洗别人心革别人面的。在救亡图存的紧迫感觉下，举国若狂，认为时不我与，而要中风疾走、结党营公，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如果没有这些各路英雄来救国，中国是不是会更糟呢？是不是一定等不及了呢？戊戌政变时，与康有为同为“救亡”人物的王照，在三十多年后回忆说：“戊戌年，余与老康讲论，即言‘……..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路如何来得及？’迄今三十二年矣。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照王照的意见，中国拖了三十多年还没亡，可是当年若不“救亡”而去救小孩子，第一代不去救国而去救第二代、第三代，则三十年后，民智大开，思想解放，个人解放，这些非奴才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国人，才是建设新中国的本钱。当然，王照这种迂腐之论，谁也不要听他的，大家都吵着说中国快亡了、缓不济急了。这种忧虑，最后使从事新文化运动的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也都投入五四运动所带来的政治挂帅里。结果，经过三十年的折腾，收回了台湾，可是丢掉了大台湾四十四倍的外蒙古，对俄引狼入室、对日以德报怨，满目疮痍之中，右派法西斯的国民党逃到台湾、左派布尔什维克的***得到大陆。中国人付了几十年“救亡”的代价，最后，中国站起来了，可是中国人却垮了。 
　　 
　

中国站起来了，可是中国人却垮了。为什么？因为在几十年的浩劫下，中国人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已经面目全非、奇惨无比。从外在的压力看，中国人陷入集体主义的制度下，殊少个人的自由和显示个性主义的条件；从内在的突破看，中国人中的匹夫匹妇固然氓之蚩蚩多是混蛋；至于其它出类拔萃之士，在“冲决网罗”（谭嗣同语）方面，表现得也一塌糊涂。五四于今，七十年了，但是比起七十年前新文化运动的真正精神，又在那里？海峡东岸的出类拔萃之士，还在国民党老神在在下，曲学阿世又阿当道，不敢攻击三民主义，有的还妄想“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海峡西岸的出类拔萃之士，虽然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有勇敢的觉悟，但是因为几十年的教条污染，这种觉悟，还处处留下污染的痕迹而不自觉。一般说来，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他们跳来跳去，以为自己跳出来了，其实还在如来佛的掌心里。他们著书立说，处处不脱马克思的心传与唯物的独断，虽然他们口口声声在争自由民主。海峡两岸的出类拔萃之士按说不该像匹夫匹妇那样混蛋，但是，他们又高明多少呢？ 
　　 


为什么中国人变成这样？根本的原因，是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基础太差。七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还没生根发叶，就“根株浮沧海”了。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本欲度人，结果尚不足以自救。天下不危，岂可得乎？ 
　

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从事新文化运动，在标榜的项目上，虽不周全，大致不差。但是由于他们本身也在摸索中前进，所以矛盾时出。以急先锋陈独秀为例，他气壮总胜于理直。他大刀阔斧论古典主义之当废，但却同时盛誉古典主义而不自知；他明白宣布“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但却误以为唯物辩证法是科学；他说实验哲学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并希望两者能成为联合战线，其实是完全错误的。辩证法是达尔文演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实在不是什么科学，但是陈独秀却不知道，他的徒子徒孙也不知道。陈独秀后来带头替中国选择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是美丽的、伟大的、无懈可击的，并且是古往今来志士仁人的一贯好梦。《礼记》中“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岂不正是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吗？“贷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岂不正是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吗？但是，把这么伟大的圣人才能做到的境界，施之于匹夫匹妇，又如何可行？此难怪中国人读了两千年《礼记》，结果却只能读不能行。陈独秀不知国货的共产主义不可行，反引进洋货共产主义，他的徒子徒孙且以可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而就于先，再阶级专政于后，期得长治久安，殊不知此非深知马克思者也。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依然逍遥健在，而共产主义亦不得不明暗之间，走资以求繁荣，可见教匹夫匹妇去做圣人，志士仁人实有力不从心之苦。七十年前陈独秀的带头误以唯物辩证法是科学，证明了他错认“赛先生”。新文化运动人物以“冲决网罗”的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为天下倡，但他们自己，却身陷新罗网而不自知，五四之为岔路，此为最大明证。 
　　 
　　

新文化运动时代的优秀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又岂止陈独秀？他们之中，不论上层或下层，在为中国导向上面，都不难挑出毛病和笑话。例如鲁迅，在当时，他的思想竟是反对“自由平等之念，社会民主之思”的，他不但反自由民主，并且连代议制度都反，这是什么头脑？又如***，他在zhonggong建党筹组湖南小组的前夜，还在长沙大公报上鼓吹“湖南独立”、主张中国应“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个国。”而湖南本身，要建立“湖南共和国”，以免“湖南受中国之累”！这又是什么头脑？ 
　　 
　　

这种由当时优秀知识分子给中国乱投医、乱带路的现象，都显示了他们的“目的热”，往往造成了“方法盲”，原因无他，他们自己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火候不无可议，热情有余，沉潜不足。当时最理智的莫过于胡适。胡适看出主义不是万灵丹，因而劝人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其眼光锐利，确在他人之上。但胡适也有他的盲点，例如他在一九二六年宣称：“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当时讲了许多话申述这个主张。可是二十七年后，他公开忏悔了，公开忏悔他“在那时与许多知识分子所同犯的错误；在当时，一班知识分子总以为社会主义这个潮流当然是将来的一个趋势”。他说三十多年来，“极左的与极右的社会主义，拿国家极大的权力来为社会主义作实验；而两种实验的结果都走到非奴役、集中营，非用政治犯、强迫劳工，非用极端的独裁，没有方法维持他的政权。因为这个三十多年的政治、经济的大实验，极左的极右的大实验的失败，给我们一个教训。”所以大家才有以觉悟。“在外国，如在美国，现在有好几个杂志，最著名的如《自由人》（Freeman）杂志，里面的作家中有许多都是当初做过***的，做过社会主义信徒的，现在回过头来提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这种在思想上根本的改变，我们不能不归功于三十多年来世界上这几个大的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使我们引起觉悟──包括我个人，在今天这样的大会里当众忏悔。”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时代的大宗师胡适，在为中国导向方面，也未尝不一时错认“德先生”，而有以误入歧途。连胡适都如此，其它优秀知识分子更可知矣 ! 
　　 
　　

一个多世纪来，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为祖国带路，试验过君主立宪、试验过开明专制、试验过保皇、试验过革命、试验过勤王复辟、试验过再造共和、试验过新华春梦、试验过金陵春梦、试验过北京红楼梦。什么都试验过，只忘了试验一件事，就是帝国主义统治香港那种调调儿。结果呢，一个多世纪的比赛下来，试验出来最成功的，竟是帝国主义下的香港！香港百分之七十都是中国人，但在洋鬼子的统治下，居然创造出一个令全世界赞叹的地区，在全世界经济衰退的时候，它还能维持生产总值每年百分之十的成长、还能成为全世界第三个金融中心，更重要的，在繁荣以外，它给了中国人充份的言论自由。结果比赛下来，他们的“殖民”待遇，都胜过我们的“大国民”水平。连起码的自由与繁荣都远胜于中国人自己的统治，这种国耻，比香港割给英国更丢人吧？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除了“以做中国人为荣”外，其它能引以为荣的，竟不堪枚举，除了“爱国”、“民族”、“光荣”、“大义”这些引以自慰的抽象外，简直没有多少可以自豪的实绩了，做为中国人，这不太可怜了吗？设想当年道光皇帝甘心亡国，岂止香港，连整个中国都割给英国，一个多世纪下来，中国人是不是也不错呢？我看至少至少，不会比国民党统治更坏吧？当然爱国者会说：这是什么话！我们不要做亡国奴！但是，另一种声音我们也不妨想想：许多时候，做了亡国奴的自由与繁荣，竟比做一个政权的家奴还象样，这又怎么说呢？富兰克林说：“那里有自由，那里便是我的祖国。”这种声音，岂不也值得我们比比吗？ 
　　

施国英

那个时候的李敖还是很有见识的。

老木匠

高华：激进主义的再思考——从台湾谈起  

标签： 五四运动九十年 激进主义

( http://www.tecn.cn )
● 高华 （进入专栏）   

    前几年，我应邀在台北的一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待了一个学期，还去了台湾的中部、东部、南部的7所大学交流、讲课。我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在台湾社会，虽然“台独”思潮严重泛滥，还有其他社会问题，但依然保存着较为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特别是台湾的普通民众，保有很多传统的美德：纯朴、善良、厚道、礼貌，不以恶意看人，乐于助人，而且尊重传统、尊重祖先，那种奸诈、刁滑、坑蒙拐骗的人，很少看到。  
    一位台湾教授对我说，你要知道什么是明清时代的农民，就看一看台湾南部的农民，那儿还保存着“古中国”的氛围。这位教授的话可能有些夸张，但从我的接触看，情况大体如此。我看到的是，在这个高度商业化的消费社会里，“传统”和“现代”有机交融，这里说的“传统”不仅指习俗，也指人的态度和精神状态。比如在台湾教授家里和乡下普通农民家里，电视机、冷气机和祖宗牌位十分协调地相处在一起。再比如，城乡很多人隔三差五就去庙里上香拜菩萨，老人去，中青年也去。不能说他们都愚昧迷信，因为台湾的教育普及率非常高，老百姓大都识字，大学毕业生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在东亚地区据说是最高或次高的。  
    在与研究五四思想的名家林毓生先生的交谈中，我谈及上面那些观察。林先生说，这与台湾没有受到五四文化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应该说，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五四在台湾的影响确实很有限，只是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和他们的组织“台湾文化协会”，对一般社会层面，尤其对社会的基层，基本没产生影响。在日据时代，台湾没有发生从五四思想中来的大规模的政治和社会运动，国民党或共产党类型的社会改造的实践，在台湾都不存在。台湾上世纪20至40年代的都市里出现的所谓“社交自由”的“新文明”，是来自日本的“文明开化”的产物，和五四没有关系。  
    这些年学界关注一个问题——对五四激进主义的反思。我的看法是：一、从历史的脉络看，确实存在五四激进思潮这个重大现象。二、这种思潮的发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思想背景，不是几个人凭一时冲动就可以形成风潮的。三、这股思潮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是多重性的，既有正面价值，也有很多教训。四、阻碍中国发展的是几千年的专制主义，它是一个体系，包括制度层面、心理层面和思想价值观层面，把它笼统归之于传统文化，是很表面化的。  
    简言之，五四激进思潮的产生是中国近代全面危机的反映，危机迫使中国走上全面变革的道路，这就是从思想革命到政治革命，再到社会革命，以求建立能自立于世界的现代民族国家。问题是，在达成这个目标后，这几种革命渐次向更高阶段递进，进入到不断纯化思想的精神价值领域的革命，由此再带动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从此生生不息，不断革命。在激进和更激进的上升中，激进主义的革命政治进入一切领域，从而阻滞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就是说，从激进主义思潮很容易滑入一种叫做“无限革命”的轨道。而另一种革命的模式是所谓“有限革命”，它以政治革命的完成为目标，尤其不触及精神价值领域，因为精神价值领域是一个很特别的领域，它有其坚固性，它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随社会变革而来，是一种渐进的、自发产生的过程。人为地使用政治的手段去推动这个领域的“革命”，其效果可能相反，这已被20世纪的历史所证明。  
    在谈到这些问题时，我不是在苛求我们的五四前贤，对于陈独秀先生那一辈人，我们永怀敬意。那些激进主义的负面性问题，有的与他们那一辈人有关，也有一些是后来者的认识误区，如斯大林模式的影响。陈独秀先生的思想遗产有许多在现在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纪念陈独秀等先生，在肯定他们的巨大价值的同时，也指出他们的时代局限——这才是真正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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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linguanbao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同舟共进2009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夏加坤

这是二十年前的文章了， 十年之前，我初次读到这个文章，当时耳目一新，深以为然。
现在感觉不一样了，他说一个多世纪的比赛下来，试验出来最成功的，竟是帝国主义下的香港！

香港能有这么好的发展，主要不是帝国主义的统治造成的，它的独特地理和环境优势，才是主要的原因。当时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说要香港岛，就是看中了这一点，他们为什么不要台湾岛，也不要海南岛？ 除了地理环境好，人口也少，容易改造和同化，也是重要的原因。
印度也在英国人统治下生存了100多年，为什么没有香港那样的发展？ 新加波和英国人的交往时间很短，可是他们为什么能够超越香港？
还不是地理环境造成的。

那些把香港的成功归功于帝国主义的统治的人，往往还会把韩国作为另外一个成功的例子。他们会拿现在的朝鲜和韩国做比较，这两国家的巨大差别，不是更能说明问题么？

可是现在的经济恐慌把韩国的问题又暴露出来了，它的那种发展模式是无法持续的。

小只只

貌似李敖这篇很神，比后来的要真实得多。

zoufeng_1234

原帖由 夏加坤 于 2009-5-7 13:50 发表
这是二十年前的文章了， 十年之前，我初次读到这个文章，当时耳目一新，深以为然。
现在感觉不一样了，他说一个多世纪的比赛下来，试验出来最成功的，竟是帝国主义下的香港！

香港能有这么好的发展，主要不是帝国主义的统治造成的，它的独特地理和环境优势，才是主要的原因。当时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说要香港岛，就是看中了这一点，他们为什么不要台湾岛，也不要海南岛？ 除了地理环境好，人口也少，容易改造和同化，也是重要的原因。
印度也在英国人统治下生存了100多年，为什么没有香港那样的发展？ 新加波和英国人的交往时间很短，可是他们为什么能够超越香港？
还不是地理环境造成的。

那些把香港的成功归功于帝国主义的统治的人，往往还会把韩国作为另外一个成功的例子。他们会拿现在的朝鲜和韩国做比较，这两国家的巨大差别，不是更能说明问题么？

可是现在的经济恐慌把韩国的问题又暴露出来了，它的那种发展模式是无法持续的。

小夏归结为地理环境，并举出印度为例子。但是李敖强调的是华人世界的对比，印度人不属华人，不在比较范围。

施国英

那些把香港的成功归功于帝国主义的统治的人，往往还会把韩国作为另外一个成功的例子。他们会拿现在的朝鲜和韩国做比较，这两国家的巨大差别，不是更能说明问题么？

可是现在的经济恐慌把韩国的问题又暴露出来了，它的那种发展模式是无法持续的。
------------------
1949年前中国大陆经济最发达，法制相对完善的地方在哪里？外国租界。
韩国再有问题也比朝鲜强100倍。资本主义有经济危机并不能证明社会主义更有优越性。鹰有时会飞得比鸡低，但鸡永远飞不到鹰的高度。

李大兴

二十年前，这个时代的勇者之一刘君晓波曾有两个论点：一曰《混世魔王毛泽东》、二曰欠“当三百年殖民地”。所言虽激，所见不偏。

大表伯

李敖道出了“五四运动”的实情和真谛。历史的反思，将使我们更加看清未耒，让那些乌托邦式的高谈阔论见鬼去吧

夏加坤

原帖由 zoufeng_1234 于 2009-5-7 20:28 发表


小夏归结为地理环境，并举出印度为例子。但是李敖强调的是华人世界的对比，印度人不属华人，不在比较范围。

新加波不是英国殖民地，可是他发展得比香港还好。

夏加坤

原帖由 施国英 于 2009-5-7 21:30 发表
那些把香港的成功归功于帝国主义的统治的人，往往还会把韩国作为另外一个成功的例子。他们会拿现在的朝鲜和韩国做比较，这两国家的巨大差别，不是更能说明问题么？

可是现在的经济恐慌把韩国的问题又暴露出来了，它的那种发展模式是无法持续的。
------------------
1949年前中国大陆经济最发达，法制相对完善的地方在哪里？外国租界。
韩国再有问题也比朝鲜强100倍。资本主义有经济危机并不能证明社会主义更有优越性。鹰有时会飞得比鸡低，但鸡永远飞不到鹰的高度。

过50--100年再看看，韩国会比朝鲜还悲惨。

流星雨

原帖由 夏加坤 于 2009-5-8 17:18 发表


过50--100年再看看，韩国会比朝鲜还悲惨。

这个我有点好奇，夏兄的意思是说，朝鲜的模式其实优于韩国？能不能说详细点？

陆东洋西

回4楼——
“香港能有这么好的发展，主要不是帝国主义的统治造成的，它的独特地理和环境优势，才是主要的原因。”

我们正式的评价是香港的发展是香港人民的“勤奋、智慧”，当然不会承认“帝国主义的统治”，但是没想到其原因竟然是“地理环境”。

那里原本是南朝刘峻所谓的“流离大海之南，寄命瘴疠之地”，对于中原之人或北人而言是湿热瘴疠之地，古代流放有罪的官员大多去那个方向，如何有“独特地理环境优势”呢？

世界各地面向大陆的海岛比比皆是，斯里兰卡靠近印度，连靠近上海的崇明岛就气候而言，也要好过香港，也都没有成为香港。

制度与文化决定一切，其他地理环境之类只能是次要的吧？！

[ 本帖最后由 陆东洋西 于 2009-5-8 18:10 编辑 ]

zoufeng_1234

小夏好像有什么高论还没发表，快说来听听看。

施国英

原帖由 夏加坤 于 2009-5-8 17:15 发表


新加波不是英国殖民地，可是他发展得比香港还好。

看看新加坡的历史再下结论吧。与英国的关系渊源流长啊。
“新加坡早期的历史记载并不多，使用的名字也各不相同。古时新加坡的马来语名为 Negeri Selat。公元3世纪，中国将新加坡叫作“蒲罗中”，即“半岛末端的岛屿”。《新唐书》称“萨庐都”，《宋史》称“柴历亭”，如今新加坡仍有华人称新加坡为石叻，这些名字都是“Selat”的对音。史料记载，1320年，元朝派人到“龙牙门”寻找大象，1325年龙牙门派使臣到中国。“龙牙门”就是新加坡南岸的海峡，古称Selat Panikam,今天的岌巴港(Keppel Habour)。1330年，中国元代航海家汪大渊首次来到新加坡岛，在所著《岛夷志略》一书中将之称为单马锡，据他记载当时已经有华人居住。明代文献称新加坡为淡马锡,1365年的《爪哇史颂》也把新加坡叫做“淡马锡”（Tamusik，海城）的。类似的名字还出现在同一时期的一份越南文献上。单马锡、淡马锡都是马来文Tamasik的对音,来自梵文tamarasa（黄金）。一直到14世纪末，梵文名字Singapura（意为“狮城”）才首次出现。

这一名称与第3世纪的称谓同样贴切，长期以来，不断有中国帆船、印度船、 阿拉伯独桅帆船、葡萄牙战舰和武吉士人的纵帆船造访座落在马来半岛南端、作为航海必经之地的新加坡。

暹罗（即今天的泰国）以及位于爪哇岛的满者伯夷(Majapahit Empire)曾争夺着新加坡的控制权。根据马来文献《马来纪年》(Sejarah Melayu)的记载，新加坡在一次与满者伯夷的战争中失败。但是后来一名巨港(Palembang)的三佛齐王子，Iskandar Shah，杀了当地的领袖，并自己宣布成为Singapura(新加坡)的新统治者。此后不久，他就被赶走，目前并不清楚到底赶走他的是暹罗人还是爪哇人。之后他逃亡北方马来半岛的麻坡(Muar)，并在那里建立了马六甲苏丹国，而新加坡则是苏丹国中重要的一部分。

在14世纪，这个具有重要战略位置的小岛获得了一个新名字--新加坡拉 （“Singa Pura”）或狮子城（“Lion City”）；根据传说，一位来访的 Sri Vijayan王子在这里看见了一头野兽，把它误认为一头狮子，由此产生了今天的新加坡名称；此后，英国人为这个新加坡故事又增添了重要的一笔；18世纪，他们急需一个战略性的“中转站”以便为日益强大的帝国舰队提供维修、补给和保护，从而遏止荷兰人在这一地区的扩张；史丹福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 ）爵士就是以这政治背景塑造新加坡为一个贸易站；新加坡的自由贸易政策吸引了亚洲各地，甚至美国和中东的商人；到1824年，即现代新加坡成立 5年之后，当地人口已从150人猛增至10000人。

??1832年，新加坡成为槟城、马六甲以及新加坡海峡植民地的行政中心；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以及电报和蒸汽船的发明加强了新加坡作为东西方贸易中心的重要性。

??14世纪，新加坡卷入了暹逻（现泰国）和爪哇的Majapahit帝国争夺马来半岛的斗争中，因此其领土成为了战场的一部分。

??5个世纪后，新加坡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它曾被认为是固若金汤的堡垒，但还是于1942年被日本人占领。战后，新加坡成为英国直属殖民地。

??随着民族主义情绪的不断增长，自治政府在1959年成立。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获得独立。”
------雅虎知识堂

补充说明：二战后英国让其殖民地马来亚独立，却让新加坡成为直属殖民地。后来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共同对付共产党。但因为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的民族矛盾，新加坡被踢出马来西亚联邦而独立。
李光耀在《风雨独立路》写道：

前途是渺茫的。新加坡和马来亚只隔着柔佛海峡，由新柔长堤连接起来。两地向来是由英国当作一个地区统治的。新加坡是英帝国的行政和商业中心。现在我们分了出来，一切都得靠自己。马来西亚政府正准备教训我们。他们可能不再让我们扮演传统的角色，继续成为他们出入口货物以及为他们提供种种服务的中心。所有新兴国家都在推行民族主义经济政策，一切都要自己干，直接同欧洲、美国和日本的主要买客和卖客打交道。在这样的世界里，新加坡没有腹地，就连我们的饮用水也来自柔佛州，该怎么生存下去？

showcraft

刘君的确是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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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没记错，这是我在金钟主办的《开放》上发的第一篇文章（《混世魔王毛泽东》）；后来金钟采访我，我说了那句备受争议的“三百年殖民地”。从此与《开放》结下近二十年的文字缘。

他的《巴金是一面下垂的白旗》也是雄文。

大表伯

搂上；小夏同志，北朝鲜已经饿死的200万人，永远也享受不到，你所说的：50年-100年后，朝鲜比韩国还要好，繁荣幸福的生活了！做一个假设，如果你是这200万人中的一员，不知有何忎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