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大院的故事（一）：“老虎”
此处所言的老虎吓不着人，不是真老虎，而是“三反、五反”运动中的纸“老虎”，一捅就破。 运动开始于1953年左右，半个多世纪以前，我还未上学。如今，留在脑海中的只剩一句歌谣和三字组成的中国特色自造词语。歌谣如下：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也反对。词语则为“打老虎”。 根据父亲回忆，“三反”运动主要是反当官的贪污腐化。当时，天津地委书记（相当市委）张青山和专员刘子善因贪污公款被处决，对全国人民震动很大。之后，运动逐渐波及百姓，扩大为“五反”运动，各机关都开始动起来，民主党派自不能例外。 我认识史英的时候，打虎运动已属过去时，他且成为了鳏夫，独自带一男孩儿住在机关大院。机关大院，是父亲所在民主党派中央机关的宿舍。此时的史英与人合住一个单元。由于家中无人料理家务，衣服总穿得邋里邋遢，手中牵的儿子很是黑瘦，没有精神。 他们常到机关食堂解决一日三餐，而我也是食堂午间常客，遂与他们磕头碰脑。那男孩不理人也就罢了，这位史叔叔则脾气怪异，不好相与。每每遇到我等非但不笑，亦不扭头装看不见，而是无故出口伤人，态度极不友好。 记得我曾与他打招呼，史叔叔，你今天买了什么好吃的？他脑袋一扬说，我买什么菜还用向你这小孩子汇报？噎得我呆立当场。 见到父亲，他则更是横眉立目，说话连损带挖苦，像发连珠炮弹。父亲虽不撕破脸皮，却也弹来枪挡频频出招。没闹到抱在地上打滚的地步，也该算剑拔弩张了。我一直不得其解，为何两人像有深仇大恨似的，这仇恨又从何处而来？ 直到近年，我问父亲的历史，他才告以实情。原来，三反五反中，他曾做过光荣的打虎队员，而史英则不幸沦为他棍下的老虎。 解放后，父亲没机会接近财物，又是平头百姓一个，运动一来，当然轻装上阵。饶是如此，还是被粒小石子敲痛过脑袋。 解放前，江西城工部曾向小民革借过钱。解放后，城工部还了小民革一部分钱。事后，小民革组织发给每人十元。因那时许多人失业，钱虽不多，也可应急。 三反中，江西地方组织给机关来了一信，说父亲和倪叔叔在这件事上经济不清楚，要求他们写检查。 此时的倪叔叔已是宣传部代理副部长，既然身为领导，当然要识得进退，他立刻写出检查交给组织。父亲却为此愤愤不平，回想当年，为小民革工作时花过很多自己的钱，困难时组织上不过还了区区十元，这能算贪污吗？他决定不写检查，不过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在见到负责运动的副秘书长时，他主动说明了一下情况。所幸机关并未鸡毛当令箭，没有整他，还让他光荣忝列宣传部打虎队员之列，莫非沾了倪叔叔的光？大约为了表现自己（这是我的分析），以免为前事惹火烧身，他主观与客观都必得表现出积极。 那时，宣传部一共揪出两只“老虎”，一个图书资料员将看过的报纸统统卖掉，钱则据为己有，说他“监守自盗”还算贴谱。处罚难以承受也不得不承受：开除工职，发回老家。 史英当时是部里的文书，被揪出来则是外面有人写的一封揭发信。一张几分的邮票，所谓罪行子虚乌有，却整整将他拘禁了几个月，吃住全在机关的一间小屋，昼夜不得回家。打虎队员们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知识阶层，或许还有学过法律的，视这等变相私设公堂为正常，法不法的早丢弃了，只剩革命在胸。因揭发实属捕风捉影，当然搞不出任何名堂，最终只能草草收场。 在史英遭关押的几个月中，他的老婆忽然查出得了子宫癌。病中无人照料，又终日提心吊胆，更顾不得及时治疗，病情当然只有加重一途。待获自由的史英回转家门，老婆已是病入膏肓，回天无力。几个月后，她终于撒手人寰，丢下的儿子仅三岁。 史英气愤难平，从此变成一只“乌眼鸡”。有好一阵，他在宣传部大发离骚，说就因他遭无辜拘禁，才致使他家破人亡，这些整他的人要负责任！但整了也就整了，整得家破人亡也不过只能发发牢骚罢了。所幸那时还有发牢骚的自由。 我不清楚父亲是如何积极操棍打虎的。但看史英每每见到他的模样，他一定将人家伤得不轻。设身处地的想，如果我不幸成为一只老虎或老虎的儿子，搞到家破人亡，那会是怎样的心境？譬如史英，若告诉他的儿子，自己被关起来时，你母亲得了重病，最后忧伤过度，不治去世，他能不耿耿吗？亲娘只有一个，任谁都无法替代。 不久，史英搬出了大院。再后，便听说另组了家庭，对方是位小学老师。中午吃饭，仍常在机关食堂见他，还是比较邋遢，说话也照旧阴阳怪气，看来难变了。 冤冤相报。到了文革，史英首先跳出来贴父亲的大字报。很快，又有人整他，说他在日伪政府工作过，是汉奸……所幸风只吹过一阵，斗争矛头便转向走资派了，双方都没遭遇大难。 自插队回京，我便再也没见过史英，不知他过得可好，现在是否健在。知道他的遭遇后，真想替父亲对他说一声对不起，但估计他已作古，似父亲这样活到九十八岁毕竟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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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8-5 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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