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诺斯《西方世界的兴起》

show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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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诺斯】

文本框: 西方世界的
文本框: 兴
起


目 录
序 言.........................................................................................................3
第一章 问 题........................................................................................4
第二章 概 论........................................................................................8
第三章 土地和人的所有权..................................................................14
第四章 中世纪初期结束时的经济形势..............................................17
第五章 中世纪盛世：边疆运动..........................................................22
第六章 十三世纪的欧洲......................................................................29
第七章 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43
第八章 财政政策和所有权..................................................................54
第九章 近代初期..................................................................................60
第十章 法国和西班牙——竞争失败的国家......................................74
第十一章 荷兰和成功的经济增长......................................................81
第十二章 英 国..................................................................................89
结束语.......................................................................................................95
序 言
在某些方面，本书试图成为一本革命性的著作，而在另一些方面，本书又确实是非常合乎传
统的。本书的革命性在于我们发展了一种复杂的分析框架用来考察和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这个
框架与标准的新古典派经济理论保持一致并互为补充。由于本书的撰写是为了使那些没有受过经
济学训练的人能够看懂（并希望他们感兴趣），因而我们避免运用专业术语，试图尽可能做到明
白晓畅，直截了当。
本书又是合乎传统的，因为我们是以许多前辈的开拓性研究作为依据，这个领域的学者们会
欣然看到我们从马克．布洛切、卡洛．西波拉、莫里斯，多布、约翰．Ⅱ．内夫、M．M．波斯
坦、约瑟夫．熊彼特以及波洛克、梅特兰和斯塔布斯等古典派法律制度研究中受益匪浅。
我们应当强调这是一项解释性研究，一份扩展了的解释性梗概，而不是传统意义的经济史。
它提供的既不是标准经济史的详尽无遗的研究，也不是新经济史的准确的经验性的验证。本书的
目标在于为欧洲经济史研究提出新的途径，而不是迎合以上哪一种标准形式。它不过是新研究的
一项议程。
我们特别要感谢以下诸位：特别是我们的长期患病的同事史蒂文．彻温，他在发展理论框架
方面给予了帮助；马丁．沃尔夫把他关于法国财政史的即将成书的手稿借给了我们；戴维．赫利
海和M．M．波斯坦通读了全书并对本书第二编最初手稿提供了详细的建议和批评意见；特里．安
德森和克莱德．里德不仅对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帮助，而且撰写了有益的批评性评论。最后
要感谢各大学的许多读者，他们听取了理论问题部分的初稿。虽然本书无论有什么价值都应由各
方面共同分享，不过本书的缺点最终则由我们负责。
国家科学基金会为这项研究提供了财政资助，才使本书得以完成。基金会对我们的研究—直
颇为关怀并给予支持，对此，我们谨致以谢忱。
特别要感谢马里恩．伊姆波拉，她设法将我们费解晦涩的文体改为具有可读性的形式；此外
还要感谢乔安内．奥尔森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
我们感到如果在书后为每一章的资料来源备有一份总目录①，并将引文和解释性插话专门放
在脚注里，也许可以改进本书的连贯性和可读性，不过这可能要冒犯某些学者了。


① 中译本未予保留。——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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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问 题

西方人的富裕是一种新的和独有的现象。在过去几个世纪，西方人已经冲破了赤贫和饥饿困
扰的社会束缚，实现了只有相对丰裕才可能达到的生活质量。本书旨在为西方世界的兴起这一独
有的历史成就的原因作出解释。

本书的中心论点是一目了然的，那就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
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

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
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私人收益率是经济单位从事一种活动所得的净收入款。社会收益
率是社会从这一活动所得的总净收益（正的或负的）。它等于私人收益率加这一活动使社会其它
每个人的净收益。）的活动。在后几章我们将提出并运用一种有关的模型，而后描述引起制度变
革的参数转换。但是首先我们必须以简化的形式指出达到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和考察私人和社会
的成本收益的差别。

说到经济增长，我们提出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真正的经济增长意味着社会总收入必然比人
口增长得更快。另一方面，停滞状态则导致人均收入的非持续的增长，虽然平均收入在时间相当
长的周期中可能有升有降。

如果社会上个人没有刺激去从事能引起经济增长的那些活动，便会导致停滞状态。就算社会
上个人可能忽略这类实际刺激而进行选择，就算全社会有一些人满意他们现有的地位；然而，偶
然经验主义提出大多数人仍宁愿选择较多的物品而不选择较少的物品，并依这一原则行事。经济
增长只需要一部分人对它怀有渴求。

我们回过来解释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经济增长，那是因为没有为经济创新提供刺激。让我们考
察一下它的含义。首先我们必须把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投入增加引起的收入增长类型
分开。这种直接的增长导致全面的（外延性的）增长，但不一定是每人收入的增长。有两种情况
可以加速后一种人均收入的增加，我们把这称作经济增长。一方面，人均生产要素的实际数量可
能增长。另一方面，一种或几种生产要素的效率的增长也可能引起经济增长。这种生产率的增长
可以通过规模经济的实现出现，因为生产要素质量改进了（劳动力受到良好的教育，资本体现新
技术），不确定性和信息成本造成的市场缺陷减少了，或者由于组织的变革使市场的不完善得以
消除。

以往，大多数经济史学家宣称技术变革是西方经济成长的主要原因；诚然欧洲经济的历史是
围绕着工业革命而展开的。稍后有—些人强调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近来，
有些学者已经开始探讨市场信息成本下降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毫无疑问，以上每一种因素都对产
量增长有明显作用。所以规模经济建立在市场越大，生产就越大的基础之上。由于上述原因，还
由于我们整个关心的是按人口计算的经济增长，所以人口扩张本身也是我们确定经济的“实际”
增长需要把握的一个尺度。

前一段反映的这些情况几乎普遍被经济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在他们对过去经济成就的判断中
当作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来看待。然而解释显然存在漏洞。使我们疑惑不解的是：如果经济增长
所需要就是投资和创新，为什么有些社会具备了这种条件却没有如意的结局呢?

我们认为，答案使我们回到最初的论点上去。我们列出的原因（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
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乃是增长。而本书着眼于引起经济增长的那些原因。除


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地发生。个人必然受刺激的驱使去从事合
乎社会需要的活动。应当设计某种机制使社会收益率和私人收益率近乎相等。私人的收益或成本
就是参与任何经济交易的个人的利得或亏损。社会成本收益为影响整个社会的成本收益。私人和
社会的收益或成本之间的不一致是指某个第三方不经他们同意会获得某些收益或付出某些成本。
每当所有权未予确定限制或没有付诸实施时便会出现这种不一致。如果私人成本超过了私人收
益，个人通常不会愿意去从事活动，虽然对社会来说可能有利。本书提到的一些历史上的争论说
明每一种情况都与所有权有关。

试举海洋运输和国际贸易为例。航运者不能确定他们的实际位置是海洋运输和国际贸易发展
的主要障碍。这需要有两个座标即纬度和经度的知识。确定纬度的能力较早便具备了，只要测量
北极星的顶垂线即可；但在南纬度上北极星隐没在地平线以下。为了寻求替代的方法葡萄牙的亨
利亲王召集了一批数学家，他们发现测定太阳在中天的垂线（当它与太阳斜面重合时）可以产生
所需要的关于纬度的知识。不过，测定经度就比较困难了，因为需要一台在远洋期间保持精确度
的计时钟。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为发明这种计时钟悬赏一千金克朗。荷兰把赏金提到十万弗罗林，
而英国最后悬出的赏金依天文钟的精确度定为一万至二万镑不等。这笔奖金一直悬赏到十八世
纪，最后由约翰．哈里森获得，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耗尽了半生精力。精确测定轮船位置给社会
带来的收益，按减少了轮船的损失和降低了贸易成本来衡量是巨大的。突破究竟发生得多早，在
于有没有所有权来保证发明者收入因节省了轮船和时间而增加。（当然他也要承担研究的高成本
和发现一项成果的不确定性。）付给数学家报酬和提供奖金是刺激努力出成果的人为办法，而一
项专为包括新思想、发明和创新在内的知识所有权而制定的法律则可以提供更为经常的刺激。没
有这种所有权，便没有人会为社会利益而拿私人财产冒险。

说到实施所有权的方法，也可以举海洋运输的例子加以说明。在几个世纪里，海盗和私人武
装是令人憎厌的，而且只有它们普遍从贸易中得到好处。海盗的威胁提高了贸易成本，并缩小了
贸易的范围。一个解决的办法是行贿，英国采取那种露骨的办法防止了北非海盗多年在地中海的
劫掠。行贿是“有效的”，因为在地中海自由贸易的收入增益总的说来足以超过为使国家境况改善
而付出的贿赂，而且这种办法有时比海上保护所费便宜。

另一些国家这时采用护航的办法来保护运输，有的还部署了海上巡逻队。海盗的最终消失则
是舰队在国际上实施所有权的结果。

至于制定得不完善的所有权，我们的第三个例子取自近代初期西班牙的土地政策。随着人口
的增长，土地日渐匮乏，增进农业效率的社会收益率提高了，但私人收益并没有提高，因为国王
早已授予羊主团以其惯用的方式在西班牙放牧他们羊群的专有权。小心准备和种植谷物的地主可
能已料到迁移的羊群随时会吃掉或践踏坏他的庄稼。在这种情况下形式上的所有者并不享有对其
土地的专有权。

这些实例可能会给好奇的读者带来许多疑问而不是作出解答。为什么社会不早些发明对知识
财产的所有权?为什么听任海盗发展?西班牙国王为什么不废除羊主团的特权?为什么不允许无条
件继承地（fee-simple）享有完全的土地所有权？（fee-simple即不限定继承人的继承身份，只有
当承租人绝嗣没有继承人时，土地才交回领主）

在头一个例子中出现了两个可能的答案。要么想不出办法让船主把他从海上安全度提高中所
得到的收益付给发明者（一种“技术上”的限制），要么便是其时收集信息的成本超过了一项潜在
发明预期带来的收益。因为每个人都不想为贿赂作出贡献，而只希望从别人的贡献中受益。

这时我们发现了两个普遍的原因，解释了历史上所有权为什么不曾演进到使个人收益与社会
收益相等的地步。（1）可能缺乏技术阻止“白搭车”或强迫第三方承担他对交易成本的份额。例


如，使单个陆路商人免遭隐蔽在俯瞰商路的城堡里的领主劫掠所花的费用，最初使行贿或交纳通
行税比试图防止它们发生要便宜，但是火药和火炮的出现最后使这种堡垒变得易受攻击，从而降
低了实施这些所有权的费用。这对今天也是合适的。技术问题使发展和实施在思想、发明和创新
方面的所有权以及在像水和空气等某些自然资源上的所有权出现类似的困难，因而要付出很高的
代价。为了使个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保密、报酬、奖金、版权和专利法在不同的时代被发明出
来；但使局外人不得受益的技术直到今天仍—直是代价很高和不完善的。（2）对任何团体和个
人来说，创造和实施所有权的费用可能超过收益。以上列举的都是很恰当的例子。海盗和武装私
掠者造成的亏损可能比护航的成本或海军进攻的成本要少。类似的是，在废除羊主团的特权、建
立土地的私有权和按其收入规定税款方面，西班牙国王面临的不仅仅是最终岁入的不确定性，而
且是重新组织和收集的已知成本超过了从事这些改革的收益。

如果随所有权而来的专有和实施可以免费得到保证，即无需交易费用，那么达到经济增长确
实是简单的。每个人都会得到收益或会承担其行为的费用。如果为增加产量进行的新技术、新方
法及组织改善方面的创新将费用强加给了其他人，那么创新者应该确实也必须补偿损失者。如果
他可以做到这一点而境况仍然不错，这便是真正的社会改善。不过一旦我们回到实际交易成本的
现实世界，实现经济增长的问题便更复杂了。而且当我们认识到在一组所有权创造之初与所有权
一旦确立后制度运行之间不可避免要出现调整时，经济增长问题就更为不确定。所有权始终置于
一个社会的制度结构之内，新所有权的创造需要新的制度安排，确定和说明经济单位可以协作和
竞争的方式。

我们应当特别对这些制度注意，这些制度安排能够使经济单位实现规模经济（股份公司、企
业），鼓励创新（奖金、专利法），提高要素市场的效率（圈地、汇票、废除农奴），或者减少
市场的不完善（保险公司）。这类制度安排起到了提高效率的作用。有的制度安排无需改变现行
所有权便可以创造出来，有的包括在新所有权的创造过程之中；有的制度安排由政府完成，有的
则是自发组织起来的。

建立组织，无论是政府的还是民间自愿的，都需要实际费用。费用的多寡往往直接与必须参
加协议的人数有关。在自发组织的情况下，退股也是自愿的；但如果是政府组织的，退股只能由
政治单位外的移民来完成。就是说，一个股份公司的入股者如果与公司的政策不合，他可以卖掉
他的股份另组新股份公司；但是，如果他与其他人一道通过分区条例，他的财产可以派作的用途
便受到限制，只要他拥有那份财产，他便不能随意提取其款项，否则就得变更法律——而这本身
是一桩要付出代价的事情。

考虑到这种实际费用，除非创建新的制度安排所带来的私人收益可能超过成本，否则新的制
度安排是不会提出的。我们应马上指出这一公式的两个重要方面。（1）设计新的制度安排需要
时间、思想和努力（即它是有代价的），但是由于人们可以模仿新的制度形式而不补偿设计新的
制度措施的那些个人，因而在私人和社会的收益和成本方面会有重大差距。（2）政府的方案需
要承担为坚持未来决定而增加的费用，就是说撤销费用高于自愿组织的费用。为了不致误解以上
这两点，我们将进一步讨论政府及其在经济组织中的作用。

作为一种基本上近似的办法，我们可以把政府简单看成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
为回报的组织。即我们雇政府建立和实施所有权。虽然我们可以设想自愿的组织可以在有限范围
内保护所有权，但是很难想象没有政府权威而可以推广这种所有权的实施。其理由不妨试想一下。
自从游牧生活让位于农业定居以来，人们已找到两种方法来获取产品和劳务。一种是生产它们，
另一种是从别人那里把它们偷来。在后一种情况下，强制是财富和收入再分配的一种手段。在抢
劫者的威胁下，产品和劳务的生产者作出的反应是对军事防御投资。但是构筑堡垒和征募士兵随
即便带来“白搭车”的幽灵。既然堡垒和军队几乎不可能保护某些村民而不保护所有的村民，因此


对每个人都有利的是让他的邻人出资，如果愿意捐助的话。于是，防卫作为公共产品（公共产品
是—种—旦生产出来人民便不可能不享受的产品。例如，如果保护一个村庄，就不能不把所有的
村民都保护起来。了解了这一点，每个村民都极力逃避为村寨防卫出钱，这种情况被认为是“白
搭车”问题）的典型例子，包括一个排除第三方受益的问题。最有效的解决办法过去是并继续是
确立政府权威和向一切受益者征税。

公正和实行所有权不过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又一范例。一个有秩序的社会的必要条件集
中体现为一组成文的或不成文的竞赛规则。庄园的习俗（我们将在中世纪社会那部分考察）仅以
惯例流行；成文的规章是晚近才发展起来的。而历史上的这类安排上自最初的形态（在这种形态
下专制统治者占优势）下至诸如一七八七年在费城创立的那种明确划分权力的详尽无遗的宪法。
这些基本的制度由于提供了以具体的或辅助性的制度安排（一个社会的特别法、规章习俗），从
而减少了不确定性。

总之，我们应当看到，政府能够确定和实行所有权，费用低于自愿团体的费用；还要看到随
着市场的扩大，这些收益会更为显著。因此便有一种刺激（除“白搭车”问题外）促使自愿团体用
岁入（税金）来交换政府对所有权的严格规定和实施。

不过不能保证说政府会认为保护增进效率的所有权（即经济活动的私人收益率相对于社会收
益率提高），与反对可能完全阻挠经济增长的业已受到保护的所有权，同样对其有利。我们已经
在西班牙的羊主团一例中看出了这种情况。作为一种比较，君主在出售可能阻挠创新和要素流动
（从而阻挠经济增长）的专有的垄断权时会得到短期利益，因为他直接从这种出售中所得的岁人
多于从其它来源所得岁入——即经济结构重组的交易费用将超过直接收益。我们将在第八章探讨
这一问题的历史方面，因为欧洲经济在封建制度让位后所取得的成功依民族国家的财政政策与所
有权的关系而有所不同。因此我们要首先考察税收结构初期（十三至十五世纪）的逐渐演变，因
为民族国家的起源及其紧迫的财政困境被认为都是在那几个世纪形成的。

让我们把以上内容总结一下。如果产品增长比人口增长快，则会出现经济增长。在人的行为
方式的描述性假设为既定的情况下，如果所有权使从事社会生产性活动成为合算的，便会出现经
济增长。这种所有权的创立、规定和实施是有代价的，在一定程度上受技术和组织状况的影响。
当私人收益的潜在增长超过交易费用时，便会为建立这种所有权进行种种尝试。政府承担对所有
权的保护和实施，因为它为此付出的成本低于私人自愿团体所付的成本。不过，政府的财政要求
可能导致对某些不是促进增长而是阻碍增长的所有权的保护；因此我们不能担保一定会出现生产
性的制度安排。

我们还要回答所有权为什么不能恰好在确立的那个时点上盈利，而只能稍后证明在经济上是
合理的。显然，从发展新的制度和所有权中获得的收益必然相对于费用增加，所以创新是有盈利
的。因此，对影响收益成本关系的那些参数进行分析对于我们的研究就变得至为重要了。导致制
度创新这一西方社会兴起原因的主要参数变动乃是人口增长。让我们考察一下它在历史上是怎样
起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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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概 论

我们只能考察历史的某些重要时刻，因而在这一过程中不免要破坏它的基本连续性。我们选
择的是十世纪。随着加罗林帝国的覆灭，其时西欧许多社会已形成了封建主义和庄园制度。既然
我们所说的关键是制度安排的演进，因此值得在这里引用《剑桥中世纪简史》中的一段说明，以
便尽可能完整准确地描述封建制度。

“虽然充分发展的封建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破坏旧时政府和法律的结果，但它既继承了过
去的法律，又通过迅速发展以现实为依据的习俗创造了法律。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以被解释成是一
种以公开的或隐蔽的契约为基础的社会协定。一个人的地位无论从那方面都依赖于他与土地的关
系，而另一方面，土地的使用权决定了政治的权利和责任。构成封建契约的行为被称作效忠和封
赏。佃户或属臣在法庭（curia）上跪在领主面前，双手交叠放在领主的手间，这样便成了领主的
“臣仆”（效忠homme一词由此而来）。他还要进行履行社会义务的效忠宣誓（fidelitas）。这一
程序是古代颂扬仪式的发展和专门化。领主以封赏作为回报，授给属臣一面旗，一柄权杖，一块
地，一份特许状，或其它可表明是已授财产和官职的标记，实际就是采邑（feodum和lehn），
不过老的封地（benefice）一词逐渐废而不用了。这是自由的和体面的占有权，具有军事服役的
特点。农民无论是自由的还是农奴，都同样要对其领主宣誓效忠，并由领主将其拥有的地产授予
他们。这样造成的封建关系实质上含有互惠性。”

不过经济活动都围绕着庄园进行。《剑桥中世纪简史》还为这一制度的复杂性提供了简要的
描述。

“最有特色的庄园村落形式是英国的庄园，虽然其分布最窄，但组织得最严密，持续时间也
最长。它包括经济的和行政的两个不同的部分，并力求达到两个密切相关的目标，即村民的生存
及领主的收益和权威。乡村共同体是整个基础。在简要的叙述中只能根据无数的变例得出一个平
均数。标准的村民（农奴villanus，villein）[农奴（villanus），中世纪西欧封建社会的一种依附
农民，意为“贱农”，地位略高于农奴。在英国，则为农奴的同义词。]应当拥有一块三十英亩的
场地或条状地（或其一半，一牛地bovate为十五英亩），呈条状零星散布在庄园的敞地上，庄
园或许与村庄合而为一，或许只是村庄的一部分。村民按庄园的惯例（“习俗”）对他们的条状地
进行犁耕、播撒、收割；在敞地上耕作想不受干扰几乎是不可能的。每年从两三块地上（如果情
况可能）轮流留出一块地来休闲，或是敞开放牧性畜；而已耕地则用栅栏围起来。他自己的牲畜
达到了一定的数目便可以自由地在“荒地”上放牧，他拥有自己的饲草地。在敞地上佃户的条状地
与庄园领主保有的条状地即领地错落相间。但是有一种强有力的趋势把一个家庭农场上的领地分
隔开。因此村民为了保有租地得承担相当多劳役。每个农奴家庭（一个劳力）通常每周要在领地
上干三天农活，称作周工，还要使用他自己的犁、牛并完成各种杂差和运输。佃农的财产相当少，
当然应付出的劳动也少。在收割的高峰期，还需要各种非定期劳役，这类活动自由农、佃户和其
他人（占有地产交付租金并承担含有自由契约的其它条件的人）也参加。不过，自由农可以按农
奴租佃制拥有土地，反之亦然。对庄农垦辟的荒地通常不再征课重税。在庄园里农奴和自由农承
担的各种税都用家禽、鸡蛋和额外的支付交纳。农奴除束缚在土地上外，还要为他的女儿出嫁付
出一笔奴役性罚金即结婚税。他死亡时其最好的牲畜还要被征作遗产税（heriot），或称死手权
（mainmorte），他得按领主的意旨交钱纳税；他的谷物得堆放在领主的磨坊里；在法国，庄园
的烘炉和榨汁机都是封建领主的专利品。农奴可以被推举为采邑的管事或担任管理庄园乡村经济
的庄头。不过，农奴的状况随着庄园习惯法的发展有了改善，使农奴苦恼的那些苛捐杂税毕竟作
了规定，并且保证他可以继承自己的财产。他可以像自由农一样出席庄园的法庭，庄园的习惯法


及其执行情况是在法庭上宣布的。许多庄园的领主都派管家或代理人收利取息，征收农产品，作
为他定期住所的给养。简言之，村民除自己的口粮外，他们的劳动还要供给军事统治阶级和有关
神职人员的衣食之需，而这后两种人则通常给他们以短暂的安宁、公正、教导和诫谕。”

这样庄园的习惯法已经成为不成文的“宪法”，或者说已成为实质上为无政府社会的一种重要
的制度协定。最合适地说，这个世界是一个个孤立的小村落，常有一处堡垒作保护，四周荒野环
绕。木制的或土垒的城堡、骑士以及相对自给自足的庄园乃是对秩序瓦解及北欧人、穆斯林和马
扎尔人频繁入侵的最有效的反应。外来掳掠者引起的恐惧虽则在十世纪中期已经低落，但是随着
当地领主权力的兴衰，地方上的战争和盗匪行为仍然连绵不断。封建主义为这一四分五裂的社会
提供了一种稳定和秩序的措施。凡是安全有保障的地方，人口便开始再度增长。一旦人口增长使
庄园有人满之患，总有新的土地开垦出来，并在新领主的保护下耕作。从西北部开始遍及欧洲的
移民浪潮渐渐席卷了荒野，盗匪藏匿的空间已剩下不多，越来越多的地区已置于领主及其属臣的
保护之下。诚然，在他们之间争夺仍时有发生，不过渐渐地冲突毕竟减少了，终于结束了混乱无
序的状态。

欧洲不同部分之间的商业一直具有潜在的共同利益，因为在各不相同的资源和气候条件下，
庄稼和牲畜也有区别。但贸易是偶而发生的，因为荒野上危险太多，时时袭扰着行旅商贾。如今
随着和平和安全的恢复，交换不同产品便确实成了有盈利的活动。相应地，在人烟稠密的定居区
建起了市镇，有的市镇受领主的保护，有的市镇则作为独立的实体，有自己的墙垣、政府和军事
防卫。工艺技术在这里繁荣起来，提供“制造品”同农村交换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这种自给自足
经济向更加专门化和贸易增长的转移，使旧日的封建庄园关系的效率受到了损害，大领主以往乐
意要属臣每年服军役四十天，现在他们更愿意选择收取货币报酬，以便雇佣他所需要的军队。一
旦军事劳役取消了严格的资格条件，属臣也可以更有效率地从事自己的活动，就庄园而言，如果
货币支付取代了劳役，无论是领主还是农奴在消费和交易上便都获得了灵活性。

十一和十二世纪贸易和商业的恢复不仅促使市镇激增，而且带来了一系列旨在减少市场不完
善的制度安排。新市镇发展了自己的具有行政和保护职能的政府，因而它们必须逐渐形成一套法
律来裁决因这些新情况而引起的争端。随着人口和贸易的不断发展，北意大利、中德意志和佛兰
德的市镇已经成了繁荣的商业中心。

但是到了十三世纪，变化越来越明显。最好的土地全占用了，新来的移民现在只得依靠贫瘠
的土地或者只得更集约地利用现有的耕地。一个年轻的劳动者已再不能生产像他的前辈所生产的
那么多的东西，因为他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土地。需要大量土地来生产的那些农产品的价格，相对
于其它产品上升。相反，由于劳动力相对而言已增长得比充裕，劳动密集产品在价格上相对于土
地密集产品下降。传统的封建庄园的契约协定，由于贸易和货币经济的发展早已改变，现在则遇
到了进一步变革的刺激。既然土地变得更加值钱，无论是领主还是农民都有理由去寻找对土地更
加专有的利用并更加限制别人对土地的利用。同样，因为农业劳动者现在生产较少，他的收入便
下降了。庄园的习俗限制了可能发生的变革，但这些新情况确实引起变更现存契约协定以使土地
利用更专有而带来的种种后果。新经济条件使领主在与农奴商议新的契约协议时有较大的“谈判”
实力。可以预计劳动力数量的相对增加，将导致工人生活水平下降，食物更加昂贵，实际收入减
少。

虽然在十三世纪农民生活水平经历了无情的下降，但贸易和商业扩张的景象却蔚为壮观。以
威尼斯为首，意大利城市把它们的贸易路线延伸到整个地中海，甚至远达大西洋海岸，直抵不列
颠。法国的香槟集市，佛兰芒的羊毛贸易，德国的采矿业和商业中心，对于商业发展都起过积极
作用，从而促进了银行业和商业制度协定的改善。


在这一整个世纪里，由于农业劳动收益递减，人口增长一直超过产量的增长。第一个显著后
果是酿成了一三一五年至一三一七年期间遍及各地的饥荒。但后果更严重，持续时间更久的还是
瘟疫，一三四七年至一三五一年间鼠疫和肺炎在欧洲蔓延。此后瘟疫变成了地方流行病，不断传
播，对城市和乡村造成了持久的危害。

人口减少的程度虽然没有精确数字可以引证，但人口下降显然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结果有
关产品和要素的价值完全倒了过来。土地再次变得相对丰裕，而劳动力则短缺不足，因而价值较
高。各地的边远土地不再用于生产，一部分土地不再种植谷物而改成饲养牲畜，这样便需要更加
广阔的土地。实际工资普遍上升，尽管为了控制这一上升在政治上作了许多努力。头一次开始出
现初步的统计数字表明这种经济状况已相当普遍。[我们应当提请读者注意，定量数据不仅太少，
质量不稳定，而且通常只跟范围很窄的一个地区有关。我们主要用资料来说明较大地理单位的主
要趋势，此时我们确信这种数量资料实际上反映相当普遍的趋势。]图2．1以此为依据描绘出农
业价格的周期性下降，工资的上升及实际工资的必然上升。

图2．1 一二OO年至一五OO年英国的劳动工资和小麦价格



资料来源：小麦，J．E．索洛德．罗杰斯：《英国的农业和价格史：一二六一年至一四OO
年》第一卷（一四OO年至一五OO年），第245页；第四卷，第292页；关于工资，见洛德．贝
弗里奇：《庄园制时代威斯敏斯特的工资》，载<经济史评论）第八期，I（一九五五年八月）。
注：漏掉的观察资料由插话补充。

地租下降使地主处境恶化，同时劳动力短缺则改善了工人的谈判实力。在这一影响下，庄园
制的主仆关系逐渐消失了。租约延长，农奴开始获得对其土地的专有权。只有在领主能有效地合


谋串通而不是因劳动力而彼此对抗的地区，比如在东欧，他们才能阻挠其以前的仆佣改变地位（和
收入）。

虽然庄园制度的凝聚力正在乡村消失，但使人口下降的这同—力量也对贸易和商业有着不利
的影响。缔结契约的市场削弱了减少市场不完善的刺激。除意大利银行业例外，该地佛罗伦萨的
美第奇大银行正值兴盛期，当时发明的一些制度协定就性质而言更带有“防御性”，主要为了维持
现有的市场，垄断贸易，防止侵入（和竞争）。汉萨同盟（一组贸易城市）似乎便是这种国际范
围内的防御性协议，城市手工业行会的兴起则反映了各地的这同一趋势。

到十四世纪后半期人口重新开始增长时，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已经瓦解。而这一侵蚀过程是
在下一轮人口扩张和对资源的马尔萨斯压力中完成的。图2．2和2．3显示十六世纪农产品价格
上涨和实际工资下降的概况，它是这方面的第十三次重复。但现在出现了重要的差异。船舶和导
航的改进导致探险，而探险活动在新世界的发现和殖民中达到顶点，演变中的所有权结构（特别
在荷兰和英国）已成为在其间形成生产性制度安排的基本框架。结果十七世纪马尔萨斯循环[马
尔萨斯循环：指人口变动与实际收入变动成反方向的变动，在土地供给相对固定的条件下，土地
收益是递减的，人口的增长引起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从而引起实际收入降低。]反作用远远少于
在十四世纪的危害，因为向新世界的移民和生产率的提高这两个方面都对农业报酬递减有所缓
和。

图2．2 一五OO年至一六OO年英国地租、农业价格、一般价格水平、工业价格和货币
工资的指数。




资料来源：琼．希尔斯克：《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土地史》第四卷，一五OO年至一**O
年（剑桥大学出版社，一九六七年），第862、865页；埃里克．克里奇：《——五四O年至一
**O年地租的变动》，载《经济史评论》，第二辑，第六期（一九五三年八月），第25页。

图2．3 一五OO年至一六OO年英国的实际工资、贸易比率和相对要素价格的指数



资料来源：E．H．非尔普斯一布朗和希拉V．霍普金斯：《工资率和价格：十六世纪人口
压力的根据》，载《经济学》，二十四，第九十六期，第306页；《七个世纪的消费品价格与建
筑工人的工资率比较》，载《经济学》，二十三，第九十二期，第311—314页。

不过我们已经提前谈到了结局。农业价格提高以及由此而来的地租的更快的提高已经导致重
新努力去消除土地共有权的残余。英国开辟了一个圈地时代，支持这个时代的基本法令对财产的
易于转移及保护农民都作了规定。

十六世纪同样是商业扩张的时代。天赋要素差异的扩大使贸易受到鼓舞，因为东欧的土地相
对于人口仍是充足的，而西欧兴起的城镇已经成为有技艺的贸易和手工业的中心。此外，来自美
州（新世界）的财富（白银）源源涌入里斯本、加的斯、波尔多、鲁昂、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
布里斯托尔和伦敦等城市，养育了这一正在成长的国际市场。结果，股份公司和那些旨在应付资
金筹集和风险以减少市场缺陷的制度安排便创立并推广开来。而后采取了另一个合乎逻辑的步
骤：发展一套法规以便为无形资产的所有和交换提供更有效的所有权。

在一个现代读者听起来，这一进步可能未免简单。其实远非如此。从前一章看，人们对这一
时期在不同地区实际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试验和不明智的开端可能已有准备。


对其它一切变革说来，首要的是市场经济扩大引起的发展中的民族国家的形式。在四分五裂
的封建社会，固定的城堡和装备盔甲的骑士都是防御赛中的棋子。由于它们已让位于新的军事技
术（弩、长弩、长矛和火药），最有效的军事单位的最优规模逐渐增大。庄园为了效率必须扩大
成为一个共同体，一个国家；并且为了存在下去，国家必须得到远远多于它从传统的封建收入来
源所能得到的财政岁入。这样国家首脑为了得到税收只得鼓励、增加和扩大贸易，封建城堡不可
能为远程贸易提供足够的保护，而现在出现的较大的政治单位或联盟则可以比较有效地将商业发
展所需要的路线置于保护之下。

这种贸易的增长已经成为欧洲每个君主至为关切的大事。在封建社会转变成民族国家的过程
中充斥着种种欺诈现象：玩弄诡计、缔约结盟、背叛告密、抄没财产、巧立名目的征税，不—而
足。而出现的国家种类则取决于君主在宣布政府的垄断权时可以运用的实力，这反过来又在发展
经济的结构上留下了痕迹。

在法国和西班牙，君主制逐渐夺取了代议制机构的权利，发展了一套税收制度（和标准），
这套税收制度提高了地方性和地区性的垄断，抑制了创新和要素的流动性，导致生产性经济活动
在法国相对下降和在西班牙绝对下降。[因为十七世纪各国价格系列不同，我们将这个问题的讨
论放到后面第九章进行。]在荷兰形势的变化导致商人寡头制的出现；在英国，国会在内乱年代
之后享有了对王权的支配地位。而在这两个国家，持久的经济增长都起因于—种适宜所有权演进
的环境，这种环境促进了从继承权完全无限制的土地所有制、自由劳动力、保护私有财产、专利
法和其它对知识财产所有制的鼓励措施，直到一套旨在减少产品和资本市场的市场缺陷的制度安
排。

我们的叙述到十八世纪开始暂告结束。当时已经造就使私人收益率相当接近社会收益率的基
本形势。生产率的增长致使荷兰和英国（以及在北美新大陆）的制度得以创建。在下一个世纪上
述地区的这些条件导致了一场逐渐蔓延到欧洲其它许多地区以及海外殖民地的技术革命。

showcraft

第三章 土地和人的所有权

我们在详细考察这六个世纪之前，应对前几章暗含的解释性理论加以更确切的说明。 只
有当资源相对于社会需要变得日益短缺时，才会出现改变所有权的压力。我们着手考察的这个十
世纪社会，土地充足，因而不值得花费代价去发明土地利用的专有权。当一块地被占用时，总可
以得到更多的地。因为乡村受到北欧海盗、穆斯林、马札尔人乃至土匪等抢劫帮伙骚扰的威胁，
任何有较大价值的地区都要由城堡和受过训练的兵士保护。这种土地从庄园制度—一开始就不是
经济学家利用那个术语意义上的完全的“共同财产”资源。习俗和惯例限制了它的使用，以防止共
同利用含有的过度放牧和其它危险。（如果是—种共同财产资源，每个使用者便都想利用它而不
顾及其他使用者，结果造成对资源持久性的破坏。在土地上过度放牧和在海洋上滥捕滥捞便是典
型的例子。既然无人拥有资源，便没有刺激来保养资源或改进资源的利用效率。）我们在稍后可
以看到随着土地日益匮乏，庄园的管制已变得更有限制性。

另外两种基本要素进入了庄园经济：保护的职能和劳动的角色。在保护方面，设防的城堡和
具有专门作战技术的骑士提供了地方安全，这是任何装备简陋（武器原始，缺乏军事技术）的农
民团体不能相比的。此外，对付从海上或陆地入侵的流寇一类敌人，当地的领主和城堡比相距甚
远的国王和军队更直接便当，保护措施也比较令人安心。当时的动乱加上军事技术的特点使封建
单位成为有效的保护模式。领主和他的骑士专门生产保护和公正，而依靠农奴来消费它们。北欧
海盗、穆斯林和马札尔人在早期经常选择的谋生之道是抢劫不同的共同体劳动的产品。而另一种
办法（北欧海盗自己最后采用的那种）则是以协议的形式包下他们自己附近地区的劳动，这种协
议形式我们在前一章已经叙述过，还应当就更多的细节作一番简略的考察。

庄园经济的第三种要素即劳动，包括对人的所有权的目前性质的考察。有些人可能会问，为
什么在封建时代领主并非简单地以完全使农民顺从的形式使他们成为奴隶?原因之一是，一个受
压迫的农民逃到他可以指望改善其交易处境的邻近城堡并不困难，由于劳动力不足，领主们为利
用劳动力一直在竞争着。其次，使自给自足的庄园成为有活力的经济制度有多种任务，而指挥和
监督奴隶去从事这些任务是要花代价的。[如果领主一直生产一种规模既大又重复操作的作物（如
在为市场生产的那种大农场），那么监督费用可能低得使拥有奴隶而不是农奴在经济上可行。]
简言之，在（1）实施费用高昂时和（2）监督费用高于对农奴制的选择时，奴隶制并不是最有效
的制度。在选择农奴制的情况下，农奴要忍受他不能改变的地位；但农奴制度却得到了效率，不
需要多少实施和监督，因为农奴为领主服一定数量的劳役来完成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的各种活
动，而作为交换他可以利用其余的时间为自己生产。确实农奴在领主土地上劳作时不想尽责，但
如同我们稍后会看到的，这种情况至少部分受着庄园习俗的制约，习俗或明或暗地在契约协议中
规定了每小时有一定的产出额，违者课以罚金。

为什么领主需要劳役而不是简单占用农奴产量的一部分?回答是没有组织好的产品（和劳务）
市场。建立该付的产品与在一定时期对领主有隐含价值的一定产品的适当组合需要进行冗长而昂
贵的讨价还价，因为气候变化和其它因素改变了它们的有关效用。在不具备由组织好的市场提供
价格信息的情况下，农民和领主双方通过交换彼此劳务则能较好地达到生产各自需要的产品组合
的协议。至于供给一时变化不大（如成捆出售的木材）或者项目很小不能再分的情况（如节日的
鹅肉），则用某些实物产品付给领主作为这类协议的补充。订立契约的关键是用劳役来报答领主
的保护；自然，附带而来的，还包括庄园法庭提供的公正。[作者的《庄园制的兴衰：一个理论
模式》论文被认为是为经济学家撰写的关于庄园制度的更有理论性的分析。该文载《经济史杂志》，


三十一，第四期（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第777—803页。]只要秩序混乱、土地丰裕、军事能力
有差异和劳动力不足这些初始的条件起主要作用，典型的庄园便会一直存在下去。

人口增长扰乱了这一制度，因此要考察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必须首先指出决定人口规模的
一些因素，即影响生育率和死亡率的若干原因。

在人类历史上，生育率总往往超过死亡率，结果尽管有战争、瘟疫、饥荒和动乱一类暂时性
的倒退，人口却仍增长了。从纯经济方面看，只要可以得到良好的土地，新增人口便可以像他们
前辈一样生产那样多东西，这一趋势便一直继续下去。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死亡率可能在中世
纪数百年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除非人口拥挤状况和生活水平下降使居民易受饥荒的影响、更易
于传染上像黑死病一类瘟疫。因为土地是奉裕的，而这些经济上的制约因素则往往是短期性的。
从第一章介绍的情况看；生育孩子的私人收益是很高的，它不仅很早以来就是劳动力的来源，而
且是盛行的大家庭制的社会保障的来源，以此使体格强壮的人照顾老幼弱小。这些得益超过了抚
养孩子的私人成本（在时间和资源消耗方面）。简言之，当孩子是一种资产时，生育率往往是很
高的，而在土地丰裕的社会里，私人和社会的成本收益几乎是相等的。但是一旦全部好地被尽行
占用，而收益开始递减时，私人与社会的成本收益便截然有别了。

当报酬递减迫使食物的实际成本上升时，以及当劳动力的价值下降时，抚养一个孩子的私人
成本显然也上升了，因而（他未来劳动的）私人收益随即下降。但是社会成本上升得更多，因为
新增的孩子通过总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已作用于报酬递减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普遍下降，并加剧了
拥挤状况，助长了瘟疫的蔓延。私人成本的上升和私人收益的下降诚然使家庭采取推迟结婚和实
行原始避孕方式一类权宜之计来降低生育率。但是同时，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之间的差异又导致
生育率对社会仍然过高。我们应当对这一点作出回答，但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在土地丰裕的地区
人口增长的后果。

我们已经指出，当地方庄园人口稠密到报酬递减的地步，人口便会涌向那些尚未开发的地区。
迁往欧洲西北部的移民遇到的土地和气候各不相同，他们建立的农业活动模式也必然各不相同。
虽然邻近的庄园可以提供几乎相同的产品和劳务的组合，但地区之间愈益扩大的差异提高了贸易
的盈利能力。在这种环境中，城市复兴了（如在意大利），或是（在佛兰德）发展成将其专业技
术变为“制成”品生产。于是不同的天赋要素（包括人力资本）模式提高了贸易的得益，并鼓励将
对商业的保护扩大到比当地乡村更大的地区。作为最后的结果，当时人口增长和移民导致天赋要
素的差异日益扩大，而这又通过贸易收益的增长使将保护所有权扩大到单个庄园界限以外成为有
利之举。贸易的传播（和随后应用货币作为计算单位）改变了基本的经济状况，使典型的庄园成
为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

在有活力的市场制度发展以前，为分担投入资金而达成的协议不仅为领主而且为属臣们提供
了成本最低的理想的消费结构。但既然可以用市场来交换产品，可以用货币来计量产品，因而按
契约建立工资、租金或份额分成制度显然意味交易费用较低。庄园关系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
革；虽然“庄园习俗”减缓了转变的速度，但由于市场的存在，领主和农奴越来越愿意将每年劳动
所得换成货币支付，而领主则愿意将他们的领地出租。

此外，由于最好的土地逐渐被拓殖，人口的进一步增长驱使居民以更集约的方式来耕作现有
的土地，或是移往比较贫瘠的土地。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土地和劳动力的相对价值都发生了变化，
而这一变化也对契约结构并最终对那些基本的制度协定具有深远的影响。

先从劳动力开始。如我们以上指出，增加的劳动时数的价值已随生产率递减而下降，因为工
人每个工时生产的农产品少于他的前辈。实际上，领主与农奴之间的契约协定已经改变了。现在
劳役的人均产出较少，而换取的公共产品——保护和公正——的数量却没有变。领主即使拥有较


大的谈判实力（因为劳动力现在相对丰裕），庄园习俗仍限制他变更短期契约。不过，每年作为
替代劳役的代偿支付，其数额由惯例规定，在一个时期（还要没有通货膨胀） [不过，我们应当
看到货币经济的兴起确使—般价格水平发生波动。结果十三世纪的通货膨胀迫使领主采取另——
种解决办法。]是对领主有利的。当然，作为必然的结果，农民的谈判实力在下降，致使领主过
一段时期也可以将契约协定改成对他有利（以要求有更多的劳动时间、实物产品或其它额外偿付
的形式）。

劳动投入报酬递减的另一个可预见的后果是土地日益匮乏和价值上升；随着农业价格高涨，
对一块土地的专有权便更加吸引人，而专一的土地私有财产带来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大的增益。

我们在本章的开始已看到，甚至在土地充裕时，如果有庄园就近保护，土地仍是比较有价值
的，所以甚至从早期起便对这类地区的公共地产规定了某些限制。由于土地短缺现在变得很普遍，
限制公共地产使用的压力增强了，但庄园习俗再次延缓了在现存所有权中可能发生的变革。在这
种情况下，像我们讨论过的因人口增长而引起的所有其它参数变动的情形一样，土地利用的继承
结构会激发按习惯法通常已经获得了土地（但这一获得会遭到专一所有权否认）的那些人去反抗
这种所有权的发展。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并不指望公共地产会一下子变成继承权无限制的私有财产：按政治和军
事冲突衡量，废除冲突的庄园习惯法的成本可能并不太高。相反我们倒是可以指望采取连续的步
骤减少侵占土地的自由和提高土地利用的专有程度。失败者的反抗不会太激烈，有时胜利者可能
会觉得为获得较大程度的专一利用给失败者一些“补偿”倒是更可行的。但是回想一下我们在第一
章就政治行为所作的说明，最后的结局仍是不确定的。

人口增长的历史后果（土地日益不足，在这期间增加的人口报酬递减）证明了当生活水平下
降到使饥馑和瘟疫危害社会的地步，于是又开始了下一轮劳动力短缺和土地丰裕。所有信号又翻
过来。在先前劳动力丰裕时代留下来的基本制度协定之下，地租和土地价值现在下降了，而进一
步发展土地所有权的刺激会被获得对人及其劳动力的所有权的急切需要抵消，像我们开始时一
样。在领主可以不用为劳动力竞争的范围内，领主们是可以阻止实际工资上升的，但在一个地区
这种合谋行为要大得足以有效的话，便需要有集权的政治统治了。凡是政治分裂或政权分离阻止
了这种合谋行为的地方，农民都可以逐渐要求改善条件和增加实际工资，因为他的谈判实力已经
改善了。

再者，现存的基本制度安排即庄园习惯法使人相信新的次要的制度安排不是一下子而是一步
步地过渡到“自由的”劳动力的。通过一系列渐进阶段，庄园主和农民一佣仆将变成雇主和雇员或
地主和佃农。

人口下降还使市场和交易缩小，促使自给自足经济恢复和对外部竞争设置障碍以保护幸存的
市场；行会的权力越来越大，并竭力控制着经商活动和阻止外部竞争。

我们已经将舞台布置就绪，现在就来详细地探讨一下这六个世纪发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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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世纪初期结束时的经济形势

中世纪是没有变化的经济停滞时期，这曾经是历史学家中流行一时的看法。这一看法与其理
论基础即历史的阶段理论一道，如今已经成为陈旧的知识而被弃置不用。当代学者一般都同意，
考虑中的这个时期是—个动态扩张的时代。如果不是更早的话，想必从十一世纪起，商业就萌生
了，城市也兴建和发展起来，而经济专业化进入了兴盛时期。

在中世纪盛世这—重要的历史时代（公元一OOO年至—三OO年），西方社会发展中心一
劳永逸地从古典的地中海地区转移到北欧平原。令人满意地解释这些现象已经成为重大的历史探
索之—。问题引起了大历史学家亨利．皮雷内的注意。虽然皮雷内的命题几乎证明是不成立的，
但他所关心的问题—直是重大的历史争论之一：为什么北欧在中世纪盛世能发展成具有持久的优
势?

皮雷内由于将这—发展称作是重开地中海贸易的十字军东征在商业上附带派生的后果，于是
便将北欧的扩张看作是对外部刺激的直接反应——其居民对与地中海以外地区的贸易所提供的
利益机会的反应。与皮雷内的观点对立的许多学者在详细反驳了他的命题之后，几乎全部把注意
力都放在北欧社会内部的那些原因上。目前最广泛接受的一种解释仍沿袭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
点，认为技术变革是打破平衡、派生出其它的力量。当代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都坚持这一
观点，加入他们行列的还有许多在其它方面自认为是彻底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流行的观点把
周期性的经济增长归因于新发明和新制度的累积性作用，这些新发明和新制度使更多的畜力、水
力和风力得到利用，使投入组合更加有效。地区迅速发展的原因被认为是农业生产率的改进而不
是地中海商业增长带来的外部刺激。

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有某些致命的缺陷。[我们有必要在下面讨论这些缺陷。也
可参见我们的论文《西方社会经济增长的经济理论》最后的脚注，载《经济史评论》第二辑，第
二十二期，I（一九七O年）第1—17页]我们在这里提出一个可供选择的命题，我们认为这不仅
是好的经济学的命题，而且与历史证据比较一致。简述如下：我们提出人口增长是基本上可以解
释中世纪盛世西欧增长和发展的外生变量。在—个地区人口扩张最后会遇到劳动力规模继续增大
带来的报酬递减。劳动力增加的部分便迁移到荒野上尚未开发的土地去定居，于是拓殖区便延伸
开来。不过，老区的居民密度仍大于边区的居民密度，这—差异导致地区之间土地与劳动力比率
的不同，如果再加上地区在天赋自然资源上的差异，势必造成不同的生产类型。这些差异使地区
之间的产品交换具有盈利。因而我们认为中世纪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扩张，是对因人口增长而变成
可行的专业化和贸易所带来的机会的直接反应。城市的发展便利了本地交易和整个地区的交易，
这些市场的扩张又使职能专业化、引进新技术和调整生产工艺适应条件改变可以增加盈利。总之，
人口增长为贸易创造了基础；随之而来的市场经济的扩张使中世纪经济发生了变化，虽然变化很
慢，但终究像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变化了。且让我们随着对中世纪的这一简介回到九世纪。



第一节

九世纪初的西欧最好想象成人口稀疏的广袤荒野，天然的植被把它分隔开来，在一簇簇封建
小村落里村民一家挨着一家。除意大利外，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些城市几乎都不存在。村庄包括
几间农民的茅舍，一座教堂，一座庄园主的宅邸以及座落在附近的磨坊、榨坊、烤炉和谷仓等必


需的资本品。一般来说，个人的园地都与茅舍毗连。大片的已耕敞地从村庄向外辐射；附近有广
阔的牧地，荒地上仍覆盖着天然植被。

实际耕过的可利用的土地比例很小，村民们便在其上种植着小麦、黑麦、大麦、燕麦等各类
谷物，用它们制作面包这一基本食物。森林和旷野在乡村经济中起了重大作用：除供给燃料、建
筑材料和可以食用的猎物和野菜外，还为牛羊猪提供牧场；猪群可以提供肉和油脂，在森林中随
处散放，是每个村庄的主要依靠。

可耕地被分成一块块相邻的地块即条状地，其权利在领主和农民之间分配。领主的土地被称
作领地，或座落在农民的敞地中间，或分布在农民的敞地以外。单个农民则对零星散布在整个旷
地上的一块块条状地拥有权利。土地要按照共同体就何时犁地、栽种和收获作出的决定来协作耕
耘，这种农业计划如今称作公耕制。

庄园由一个或不止一个村庄构成，首领为庄园主即领土，他被看作是庄园里所有人的法官、
保护者和领袖，负有保卫村庄和执行习惯法之责。他享有习惯的和继承的权利，实际上往往也就
是将庄园土地派作某些用途的权利和垄断诸如磨坊、榨坊、烤炉和作坊这些需要资本投资的活动
的权利。

村社的普通人民也享有（和承担）某些习惯权利和义务。他们有权为他们自己耕田，利用牧
场和荒地，把自己的财产过继给继承人；作为报答是要受庄园的约束，未经领主同意不得迁出或
嫁出庄园。他们还要向领主交纳例行的婚丧税，此外——作为农民或农奴与领主之间最基本的联
系——他们负有完成规定的劳役的义务。

领主的主要职能是提供每个社会必须生产的公共产品一保护和公正，而佃农或农奴则部分靠
他们自己的财产部分靠领主的财产提供劳动作为交换。每一方所用时间的比例，如我们稍后可以
看到，由现实的经济因素预先决定并受庄园习惯的严格制约。

典型的庄园按其本身性质不可能完全是—种稳定的经济组织，它必然经常处于不断变动之
中。一旦领主或农民死亡，领地所有权或对租佃地的权利则常常要在继承人中瓜分。对教会和贵
族的赠予也造成了对捐税和庄园土地产品的所有权的分散。由于这些权利经常因继承的缘故而落
到局外人手里，他们越来越满足于以部分谷物来支付。

甚至在这个时期，庄园也不是完全封闭的即整体上自给自足的经济共同体。农民除劳动捐外
还常向领主交纳小额款项，这—事实意味着对市场经济的参与是经常的，即使还有限。在九至十
世纪，小规模的每周一次的集市似乎已经增多。农业经济产品不划一为互利性贸易提供了基础，
行旅客商的食宿则可以用货币来换取。领主本人就是经常的主顾：购买木柴、购买谷种是常事。
除了这种限制得很严的市场交易外，庄园还发展和生产了差不多大部分供自己消费的产品和劳
务。

典型庄园的领主不完全单独存在，他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结构中具有自己的地位，这个结构规
定了他与其他领主与作为其占有权最终来源的国王的关系。王权有责任保卫王国并需要资源来履
行该项义务，于是给予领主一片指定的地区，而得到的回报是同样明确规定的劳务。这样封建主
义便成为政府用以获得资源以履行其对王国职责的财政制度。

直接从国王得到土地的领主被称作主要承租人。这些主要承租人（tenants in capite）按同样
的方式来组织他们的地区，把土地授给被称作中间承租人（mesne tenants）的另一些人，中间承
租人再依次在被称作次承租人（tenants paravail）中间细分他们的土地，他们的责任在于使土地
能有收益。因而只有国王和次承租人的地位是单一的：国王单个不能是一个承租人，而次承租人


则不能是一个领主。每个中间人既是授予者的承租人又是他自己的被授予者的领主。这样几种人
都对次承租人事实上耕作的土地拥有特定的权利。

土地转授有四种不同的地产持有类型：以服军役为条件的租佃（knights’service），只交租
但不服军役的租佃（socage），军事警卫人员（serjeanty）的租佃和神职人员（frankalmoign）的
租佃。第五种租佃（大多数居民以这种方式占有他们的土地）是不自由的，称农奴的租佃。鉴于
一个人以自由租佃方式拥有的地产可以随时将占有权归还给他的领主而离去，因此农奴受法律的
约束必须留在土地上。

以服军役为条件的租佃有土地用益权，回报是提供一定数量的军士由领主指挥。以只交租而
不服军役为条件的租佃也是一种土地授予形式，而以提供—定的劳役如货币、产品、劳动和出席
领主法庭作为回报。军事警卫人员的租佃需要以某些军事服役为回报，如提供一定数目的备有武
器和运输工具（一个现代军官应当提供的那些装备）的人员。神职人员的租佃是转授给教士那种
人的，其职责为提供宗教服役。

让我们考察一个封建组织运行的假设的例子。假定国王授予甲以服军役为条件的租佃权。甲
允诺以五名军士帮助国王作为回报。作为主要承租人，甲于是把土地转授给为他充当军士的这五
个人。这些人转过来又可以利用他们的授给物。领主甲接着可能会从他初次转授后留下的部分地
产当中拿出—块来授给乙，乙不服军役只交租，乙的回报是交纳定额年度金，—定数量的谷物或
类似产品。领主甲可能会将土地转授给几个像乙这样的人，因为他的经济福利主要依赖于他的地
产收入。领主甲还会将另一部分土地授给教士丙，教士则以为甲及其亲属和先祖祈祷祝福作为回
报。领主甲也可能会因需要卫士把某些土地授给于丁，丁则有义务在甲进行战争时提供一定数目
的随从。领主甲就是以这种方式既满足了他自己的需要又履行了对王权的义务。

我们以上叙述的庄园领主可以采用上述任何一种形式拥有他的土地。既然他直接拥有土地，
因而他终身占有的被认为是领地；他的领主（和他领主的领主）显然也对这一土地拥有权利，但
被认为占有的是劳役，因为他们并不直接拥有土地。土地最终必须满足实际拥有土地的领主的租
佃义务，也必须满足占有劳役的领主的租佃义务。



第二节

我们已经看到西欧在十世纪初基本上是一片广袤的荒野。中世纪初期，庄园之间没有或很少
有社会经济联系。罗马帝国时期建立的主要政治制度早已消失，而代之以封建制度。在庄园以外
旅行要冒很大的风险，致使在需要时根据流动的人口调整适应经济需求较之根据定期流动的货物
要有效得多；因此—个个村落都是完全自给自足的和封闭的。

这些情况使公共产品和供给成为当地的一桩大事。海上抢劫和盗匪活动时有发生，相当普遍；
北欧海盗、马札尔人和穆斯林的入侵虽不经常却随时都有可能。这一切都使地方防御成为首先关
心的事情。迫切需要有军事技术娴熟和装备良好的人来保护那些不擅长作战也得不到别的帮助的
农民。这就是公共产品的典型范例，因为不可能保护一户农民而不保护他的邻居。在这种情况下，
强制性统治必须克服每个农民极欲让其邻居支付费用的刺激，而领主的军事权力便提供了所需要
的力量。凭借同样的权力，领主或显贵还势必充当争端调解者，而采取的最后办法为实施地方法
或习惯法；这样他作为保护人的另一个作用便是提供公正。 不过，领主剥削其农奴的权力并
不是无限的，（在极端情况下）而要受到农奴逃亡以寻求其它庄园法外庇护的制约。在当时那个
无秩序的社会，领主相邻的竞争者是不会归还这样的逃亡者的。中世纪盛世土地丰裕易使劳动力
成为最短缺的从而也是最宝贵的生产要素。由于公共产品（保护和公正）的供给受到规模经济的


制约，在某些地区，有些中世纪领主为扩大其庄园一直同其对手积极竞争着，每个领主都对住在
其庄园的村庄里的农民人数关心备至，因为农奴是中世纪早期社会大部分私人产品的生产者。村
庄规模越大，领主的收入越高。村庄按照共同体来组织，居民集中耕作敞地。这种组织形式在经
济上是合理的：当时没有防卫的土地几乎多得像空气和其它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的东西一样。劳动
和资本这些短缺的生产要素单独规定了全部产出的边界。因此可以利用多少短缺要素，村庄的土
地便能耕作多少。由于一年内留出一部分土地休耕，以便保持土地的肥力，因而村庄利用的可耕
地比任何一年实际栽种的土地多一倍，谷物轮种被称作二圃制。

当土地本身经济价值不高时，土地的有效利用要求用“重”犁来耕作。包括四至六头牛的一组
犁在当时对任何一户家庭都是大得供不起的一项实物资本投资。因此村庄参加了合作协定后便要
集中它们的资源凑成一组犁。农民个人的份额最初取决于他对组犁所作的贡献，在条状地上标出，
即在一天里用犁在敞地上能耕出的土地数。这些条状地逐渐被当作传统的或习惯的农民权利而得
到承认，其家庭有权享有那块地一年的产品。典型的农民家庭或通过继承或一开始为了分担风险，
逐渐都有了敞地上的条状地，并要求就何时栽种、收获及栽种收获什么作出共同的决策。这样共
同体的农业便作为生产大宗谷物的典型方式而发展起来，这些谷物大多数是私人产品。

仍需解释的是为什么典型的庄园保持了一种领主和佃户的劳动契约关系。组织庄园的典型办
法按现今的标准似乎是一种特有的分成制。当然很难在现代社会找到与它相对应的规定，但线索
还是有的：劳动契约的选择取决于一种现今通常已不具备的条件，即有限的制成品市场。

让我们考察一下这一条件是怎样影响对一种契约协定的选择。在十世纪时和在十世纪以前，
可能的协定种类包括：用实物支付的固定工资、固定实物租金或投入产出分摊协定。选用实物支
付的固定工资将迫使领主承担全部风险和管理费用。领主和农奴之间的谈判费用容易升高，因为
领主将只得把产品供给希望消费的农民或希望详细谈判替代支付的兑换率的农民。实施费用至少
对农民来说也是很高的，农民将只得在领主把持的庄园法庭上提出诉讼以期纠正任何违约行径。

固定实物租金带来的问题则相反，那就是农民必须承担全部风险和管理费用。谈判费用仍很
高，因为农民必须以租金支付领主需要的产品。在不具备产品市场的条件下，任何协定都面临商
定按什么比率用其它产品替代已定的产品和谈判应交付的产品的质量的难题。检查为租金或工资
而支付的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也需要很高的实施费用，并且在只受传统支配的法律制度范围对不可
避免的争端进行裁决也是困难的和靠不住的。

分成制协定包括投入和产出的分摊，确将风险按每方的相对份额在他们中间分散开来。产出
分摊的谈判成本在没有产品市场的条件下，无论在定量上还是在定性上可能都与固定的或租金的
协定没有区别。另一方面，投入（即劳动捐）分摊的谈判成本在十世纪时和十世纪以前低于任何
其它协定，特别是自从领主之间为劳动力的竞争带来了一个不完全市场（它至少为劳动力价格确
定了一个范围）以后，更是如此。至于实施费用，在产出分摊的情况下它明显高于固定租金或工
资契约时的情况，因为作物的规模及质量必然已作了规定。投入分摊的实施成本可能是已提到的
那些契约形式中最高的，因为就庄园来说投入分摊包括劳动力的分摊，而劳动始终存在一种消极
怠工的倾向。历史文献中有大量关于这个问题的记载。

对这一背景而言，典型庄园的契约协定现在可以看作是当时的—种有效的协定。其所以选定
投入分摊这一农奴为其领主和保护人提供劳役的契约形式，是因为在贸易品所含交易费用的升高
受到约束的情况下它是最有效的。产品市场几乎完全阙如，再加上存在着一个不完全的劳动力市
场，这些都保证了投入可以按低于其它契约协定的交易费用加以分摊。领主之间争夺劳动力的竞
争限制了他们正常的议价权力，使劳动力惯常的价值得由议价双方以外的因素来决定。因此，典
型庄园的“巧妙”组织，可以理解成在普遍不具备市场经济时的—种适当的反应。


适合庄园制的那些条件也可以解释封建制。虽然有必要维持一个准国家或地区政府，以便防
御有组织的入侵和对动乱之世的领主间的争端作出裁决。此外，市场经济阙如决定了达到这一目
标的最有效的手段，因为没有市场，任何替代的组织都将意味交易费用超过了收益。例如可以将
维持一支常备的雇佣军看作是一种明显的替代。如果没有市场经济，便只有经过详细的和费用高
昂的谈判才能将每个士兵需要当作其劳役报酬的产品讲清楚。

相比之下，封建制度则节省了谈判费用，足以抵消这种分散的政治制度所需要的高昂的实施
费用。广大地区一经国王恩准组成小王国，显然便为大领主即主要承租人提供了许多政治经济权
力。为了防范领主联盟带来的任何潜在的威胁，国王在劝告之下继续保持着自己的大地主身份，
以便能投入他自己的军队镇压任何反叛。不过，如中世纪欧洲历史已表明的，封建制度本来就是
一种不稳定的制度，制度的实施费用本来就高便是证明。只要封建社会实质上仍然是非市场经济，
这种政治经济的典型形式便一直会有效地运行。当既适合封建制度又适合庄园制度的外部环境发
生变化时，如我们在下—章将能看到的那样，这两种制度的性质便会发生重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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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世纪盛世：边疆运动

从十世纪起，中世纪的西方世界在经济和政治环境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口增长了，地
区的和区际的商业恢复了，新技术得到了开发，庄园制和封建制的一些典型制度已经变得认不出
来了。

第一节

人口自然增长的高速度只有在未开发土地大量存在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虽然战争、掠夺、饥
荒和瘟疫时常使之中断。偶而发生的迁移浪潮补充了自然增长，居民稠密的庄园人口不是外溢到
现存庄园的新可耕地上，便是流往未经开发的荒地上建立新庄园。边远地区稀疏的拓殖人口与老
区的稠密人口适成对比。在公元后第二个一千年的头三个世纪里，这种拓殖边界的延伸注定要使
西欧从广袤的荒野变成良好的移民区。

商业与人口增长同步发展，随着新拓居地延伸和兴起开始了向外扩张。北欧出现了活跃的内
部贸易，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延伸到传统的地中海地带。南欧首先是威尼斯早在十世纪以前便已
开始将贸易的范围和规模扩大到整个该地区。其它意大利城市，著名的有热那亚和比萨，也很快
对可利用的商业机会的扩大作出了反应，用货币、木料、铁、羊毛和金属制品换取穆斯林的香料、
香水、象牙、上好的织品和油脂。南欧商人交易的主要项目是历史家称为奢侈品的大宗高档商品。
从十世纪起，北欧人口的增长为这类商品提供了虽然有限但在不断扩大的市场，意大利商人作为
中间商很快便利用了这一机会。

北欧的商业本质上不同于南北之间的贸易。在北方进行交易的是一些基本项目，大宗贸易项
目为粮食特别是谷物，主要商品还有黄油、乳酪和鱼。在那几个世纪，酒的贸易也像木材及树脂、
柏油和毛皮等其它林产品贸易一样，越来越重要。参加交易的主要制成品项目则有织物，特别是
毛织品和亚麻织品。

尽管有人为的和自然造成的种种危险，尽管当时在运送货物上有各种实际困难，北欧贸易路
线却变得越来越重要复杂，地理范围也在不断扩大。财政勒索甚多毕竟妨碍了边远地区的商人和
贸易沿线的商人，商人们被迫只得结成商队以抵御沿途抢劫的威胁。经由水路也许旅行会安全一
些，此外水路效率较高，也使它更受欢迎。不过水路并不总是可以利用的。由于从陆路或从水路
旅行都不仅有危险，而且困难重重，在时间、人力和设备上都要付出代价，因此这一时期的商业
大发展是负担了巨大的运输费用的。

在北欧，贸易的兴起伴随着城市的兴建或复兴。当斯堪的纳维亚人威胁北欧时，地方贵族（因
没有有效的王室保护而沮丧）必须承担保护他们各自居民的责任，常常在战略要地筑垒设防。与
幸存的罗马人的城市（部分因为行商自然找到它们为安全的栖息地）一道，这些地区便成为中世
纪城市由以发展的核心。随后，地方商人办起了店铺，这既符合本地区的需要，也符合发展中的
区际贸易的需要，接着工匠和手艺人也被吸引到这些中心区来，一直到拓居地开始呈现出我们如
今认为是城市地区所特有的那些早期风貌。在历史的进程中，城市发展似乎落后于一定地区的人
口增长，而与区际商业的兴办同步。

中世纪盛世这三百年也是某些新工艺、新技术涌现的时代，许多新领域有突破，远程贸易应
运而生，城区在匆忙划定和扩展，自然力被用来取代人力和畜力，如用水和风转动轮子碾磨谷物
和驱动漂洗机。新的轮作法三圃制出现了，逐渐代替了两年轮一次的传统耕作法。不过应当指出，
这些变革虽则显得很引人注意，但对支配当时经济组织的庄园经济来说仍不过是次要的和附带


的。这些变革之所以引人注目，就因为它们是新的，而且通盘来看就因为它们的重要性还不是一
开始对经济组织的影响，而是作为未来的种种预兆。

同时，中世纪欧洲的经济政治结构还证明同样对肃清中世纪的那些变革力量有影响。无论是
领主还是农民，都日益试图得到对方的让步，以合法地限定庄园土地和劳动力可以得到的利用，
以及决定谁有资格享有这些特权。由于农奴交纳的劳动捐渐渐改为年度货币给付，甚至领主和农
奴间的基本契约协定也在发生变化。同时，领主的地产也越来越多地租出以收取货币租金。这样
到一二OO年，十世纪时的典型的庄园已经变成一种不合乎时代潮流的现象。

在同一时期，国王及其领主之间那种传统的封建契约关系也在经历类似的变化。货币给付（被
称作免役税）开始取代了规定的传统义务。以服军役为条件的承租必然变成实际与只交租不服役
相同。

许多历史学家的研究揭示，中世纪盛世乃是变革的时代。到十三世纪初，西欧的政治经济结
构已基本上改变了十世纪时的状况。概而言之，人口和商业已一道扩张；技术革新即使还是有限
地出现但已经在整个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农业方法已调整适应了新的环境。其最后结果使庄
园制度和封建制度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革。



第二节

人口的持续增长是推动中世纪盛世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动因。即使以当时的简单技术，相对丰
裕的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也能保证劳动生产率水平高于维持生物生存的起码水平。只要随着需求
上升，投入耕作的新开发地供养得起增加的人口，人口增长的趋势便会持续下去。直到十三世纪
为止，这似乎就是西欧的情况。

不过，在历史学家看来，北欧的土地这时似乎是用之不竭的，虽则任何一个庄园周围的土地
都必然在范围上是有限的。人口的持续增长，最后使庄园的居民在可用的上等土地都已开垦后被
迫去用劣等的土地。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当地的劳动力便只得以更加集约的方式利用现存的可
耕地。这种调整反映了局部报酬递减的开始，而后实际用的劳动的增加单位减少了劳动的边际产
量。劳动的经济价值因而下降，同时土地变得愈益短缺从而更有价值。这些发展对共同体意味着
按人口计算的生产率的总水平下降。对单个家庭来说，它意味家庭中的年轻人即使还留在原地，
也不得不推迟结婚和建立家庭。不过，在讨论的这个时期，在边远地区还存在着适宜的尚未开发
的土地，，这些年轻的成年人于是形成了潜在的开拓者群伙，中世纪的殖民者便是从这种群伙中
产生的。在迁往边疆的过程中，这些人获得了可以谋生的丰裕土地。通过移民，他们得以避免了
他们出生的庄园遭受瘟疫而造成的报酬递减和收入下降，人口增长就是这样产生边疆运动的。

这些局部报酬递减地区似乎最初出现在法国，大约从公元九五O年开始，移民便被发送到
索恩河沿岸的粘土地带和博乔拉伊斯的丘陵。大约在公元一一OO年进行了治理佛兰德沼泽的工
程，这项工程需要大量资本投资用于拓垦土地。《末日裁判书》中的证据表明英国也出现了类似
的人口增长。在诺曼底人入侵前的那些世纪里，殖民化已经把移民带到了岛上主要农业区。

人口的外流改变着乡村的整个性质。在庄园之间的旷地曾经是一片尚未开发的荒野，这些荒
地的所有权通常都授予高级贵族成员，他们把这些荒地视为狩猎禁区。荒野上即便有人栖居，也
是童话中的那类著名人物——樵夫、烧炭人、炼铁匠、修道的隐士和出没无常的小股匪徒。在这
个时代，那些荒地得到了开垦，村庄的林地和牧场缩小了，田地围绕着最早的拓居地一圈圈向外
伸延；至于萧条时与村落毗连的那些土地，虽已开拓出来，但一度被当成了牧场，如今有了排水
沟，也开犁种上了庄稼。由于新田地的耕作越来越远离村庄，有些家庭为节省往返时间往往迁出


去圈占小农场，一直到这些家庭的移民把相邻庄园间的空地占光使他们进一步扩张受到限制为
止。

实际上荒野地区的殖民化需要领主和农民的合作，后者提供劳动，前者则批准和保护对荒地
的治理，也许还提供资本资助这些冒险活动。需要大量人力和财力有时造成了一种伙伴关系，世
俗的领主提供了圈地的权力而其伙伴则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资金和劳动人手。至于宗教界人士，因
为他们继承了财富并能够以教堂礼拜的方式与农民交往，所以也经常是这类冒险活动的同伙人。

即使劳动在本地价值下跌，但在边远地区仍不失为一种宝贵的商品。那些想创建新庄园的人
只得四处寻找农民，甚至到他们本身权力达不到的地区去用提供特许和优惠来诱使可能迁移的
人。他们在开始阶段经常并不要求劳动捐，而只规定出实物征收额，有时领主靠传统特权和垄断
所得的岁入竟是颇有雄心的新庄园企业家唯一的岁入来源。受到边疆引诱的农民可以从领主那里
买到自由，领主要组织新庄园便只好让他们购买自由，不然他们会在夜里溜掉。显然许多农民不
是沿着这条便是沿着那条途径来到边疆的。

西欧的荒野便是以这一方式被拓殖的。新村庄兴盛起来，由于它们成功地为锐意进取的贵族
增加了岁入，从而又促进了殖民化的进一步推行。边疆为农奴提供了可供选择的生计，所有的领
主都必须考虑这一事实，或者说，领主得为殖民化而冒失去其农奴的风险。这样，领主间为争夺
劳动者的竞争实际限制了对庄园农民的剥削。流往边疆这种选择可能比新兴城市的出现对限制农
民身受的剥削更为重要。

如经济学所指出，边疆运动在整个西欧造成了不同的人口密度（人与土地之比），还带来了
专业化和贸易的增益。如上所述，迁往的边疆拓居区在自然资源上各有不同，这对贸易收益也有
刺激作用。例如法国的葡萄酒产区为贸易提供了完全新的基础。每个地区都集中于自己的比较利
益，人口密度高的地区可以更有效地生产劳动密集产品，用来交换人口密度小的地区的土地密集
产品。中古时期织布业扩张便是一个好例子。在专门制造劳动密集产品的佛兰德、皮卡迪、布鲁
日、朗格多克、伦巴第和其它人口相对稠密的地区，出现了许多重要、的生产中心。例如，佛兰
德在中古盛世已经成为依靠贸易为其居民提供大多数基本食物的城市，它用布织品去换取谷类食
品和酒。织布业也提供了价值高的商品交换东方的奢侈品。

地方贸易也随着庄园之间旷地的拓垦而日渐繁荣。当地人口密度的增长使市场扩大，从而降
低交易费用，开始促进手工业和各种服务业的建立。庄园此时已具有一种对基本上为自给自足的
经济的替代，这就是专业化和贸易有可能带来的收益。



第三节

商品市场的发展和延伸改变了庄园制度向来反应有效的基本经济状况。如果缔约的几方现在
选择达成一种固定租金、固定工资或产量分成的协定，那么就不必再详细规定消费款项，因为这
些款项无论以现金还是以实物形式获得，都可以按合理的成本去交换想要得到的商品。—一个市
场即使像考虑中的市场那样有限，仍可以使任何这类契约的纯交易成本相对：于传统的劳动分成
协定下降。

“变革的时代”与“变革的习俗”之间的对抗同市场经济出现后庄园契约形式改变一样，决不是
照字面上那样规定的。“庄园的习俗”已经为履行契约义务和庄园生活的所有其它方面——从播撒
庄稼种类到执行各项职责的时间——树立了历史悠久的先例。由于这些习俗此时受到变革经济环
境的压力，领主和农民之间基本的契约协定开始缓慢地从劳动捐转变成其它契约形式中的一种。


不过变革是在旧有的基本制度环境中进行的，这一环境已经发生了演变，可以满意地应付缓
慢变革的自给自足的庄园。不足奇怪，庄园的习惯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是非常缓慢地被放弃的。
要改变被传统视为神圣的唯一的非个人土地法是很难的。此外，甚至当变革对农民直接有利时，
他们仍倾向于依靠习惯法的支撑力，这种支撑力在他们过去同过分贪婪的领主打交道时曾真正保
护过他们。当联合农民的消极抵抗得到“习俗”支持时，他们的确处于有力的地位。在中古盛世的
最初几个世纪，习惯法靠人们记忆来流传，而支配庄园的法律则由口说来规定。因为在中世纪经
济只能缓慢地改变，庄园习惯法只有通过逐渐改变那些特定条件加以变更。虽然在几个世纪里这
些庄园变化的总和可能等于总变化，但对一个农民的一生来说，法律似乎是固定不变的。此刻，
在反动的陈规旧俗的沉重压力下，就合同性质作有效更改而进行的谈判费用，随着新的经济条件
而出现大幅度的增长。相反，采取稳健的步骤，即不看作是一些明显的创新而看作是对过去做法
的—些枝节性修改，倒反而比较容易进展，淡判费用也便宜得多。

经济史学家长期坚持的几乎标准的理论认为，庄园的衰落完全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兴起而促成
的，就像我们在这里所主张的那样。那种解释已经声名不佳。但是根据我们的论据，产品市场的
存在显然足以解释庄园制度的要素（以劳动捐分担投入）最后是如何消失的。这里概述如下：劳
动契约其时是一种有效的合同形式，因为任何可供选择的协定（在没有产品市场的条件下）都必
需规定消费款项和使数量和质量相符。但是传统的庄园契约要承担高额的实施费用，因为得对劳
动力实行监督和控制以防他们敷衍塞责。 假使其它情况相同，自由劳动（自愿提供的劳动）比
不是自愿的农奴更有生产力。当市场的发展不再需要规定消费款项，而容许用货币或实物支付时，
效率的天平便倾向实施费用更低的其它契约形式。

显然，当时随着产品市场扩大并变得更有效率，最后会出现某种契约协定而不是劳动捐，虽
然交易的准确时间和方式将取决于庄园早先的状况。十二世纪（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出现的一种
契约形式为下面这种一般类型。领主们越来越按照自己的意愿每年把付给他们的劳动捐换成固定
的货币给付，这种固定的货币给付像习惯的价格—样已经被接受了。他们也往往租出他们的—部
分领地以期得到一份固定的租金。在有些地区如法国的葡萄园，分成制协定发展了。有的领主庄
园不在边远地区则受到另一种刺激，在没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乐于选择惯常水平的货币给付来代
替劳动，因为庄园人口增长引起的报酬递减正在使劳动的实际价值下降。由于十二世纪在居民稠
密区报酬递减持续存在，按习俗确定的货币给付很快就不再反映劳动的实际价值。这样由于农民
劳务价值下降，领主每年为改变给付方式而作的选择则使他受益。不过这一增益可能同时会被抵
消，因习惯的固定地租也不反映土地实际价值的上升，就像今天租金控制所起的那种作用一样。
定期重议租金在现存习俗下费用高得使人不敢一试，所以土地的领主常常得施巧计“控制”，主要
的惯用办法称作继承税或手续费。手续费的最初形式与现代的“小费”相似，只是每当新承租人占
用土地时才要加以商定，但由于它反映土地价值增长高于其惯常的年度租金，故而逐渐行使了一
种新的职能。这样作为适应失衡（在这种情况下，土地价值相对于劳动而上升）的一种手段，它
便说明了在现存习俗范围内变革的缓慢过程。

如我们所知，十世纪开始并持续到十世纪末的边疆运动在封建经济构成的地区内创造了干差
万别的条件。商品市场在人口稠密的地区比在边远地区要大，但习俗的影响也大。我们完全可以
料想事实上发生的情况——在庄园组织上的重大差异，但趋势是明显的：货币给付渐渐取代劳动
捐。

由于市场经济的兴起，也改变了领主间的经济关系（封建主义）。凡是先前因谈判困难、费
用昂贵或交付和调整赔偿的费用过高而只能协商解决对一支常备军的支付的地方，现在靠单一的
货币支付就足够了。交易费用大大下降造成的市场经济（不仅使私人产品，而且）使公共产品比
以前更有效率地生产出来。


凡是以前贵族的承租人亲自服劳役或提供产品的地方，现在他们都可以改用货币定金交付。
以服军役为条件的承租人往往用一笔钱（常常是二马克，在英国为一镑）来代替每人应服的兵役，
这笔钱相当于一个骑士一年服役四十天，每天六便士的报酬。一个骑士代偿的价格逐渐按这一比
率固定下来。承租人每年的义务主要是抨击价格提高、直接与国王议价，再就是交纳定金。

封建捐税变成类似于今天纳税的现金给付对承租人和领主都有好处。领主得到了无需依赖其
承租人的个人劳役而独立生产公共产品的手段；承租人则可以自由地专心于管理和生产。这一事
实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意义。国王和大贵族现在能够组织一支可以随意使用的常备雇佣军。那些
贵族也无需再受四十天兵役的限制，而可以在他们希望的时间和地点集结军队，他们有多大负担
能力，便可以维持多大规模的军队。这一发展——从十三世纪起已成为一个重要因素——引起了
政治上对岁入的争夺，最终既影响了民族国家的兴起，也影响了欧洲经济增长的道路。



第四节

中古时期的农业几乎完全支配着经济生活，可能有90％以上的人口是靠土地为生的，因而
土地利用的变化对这项研究具有至为重要的意义。九世纪开始前不久一种农业组织的新制度——
三圃制——便在西欧一部分地区推行了。采用这一制度并慢慢推广到代替二圃耕作制被认为是重
大的技术进步，大大提高了生产率。

在二圃制下，全部可耕地都加以犁耕，但只有一半土地栽种谷物，另一半土地则用来休闲以
恢复地力。第二年，休闲的土地用于栽种而刚收获了的土地则任其荒芜。三圃制现在将庄园的可
耕地分成三部分。开始时一部分土地犁耕后在秋天栽种小麦，第二部分土地犁耕后在春天栽种燕
麦、大麦或豆类（像豌豆或蚕豆），第三部分土地犁耕后则任其抛荒。第二年作物轮换，第一部
分土地抛荒，第二部分土地栽种冬季作物，第三部分土地栽种春季作物。第三年，第一部分土地
种春季作物，第二部分土地抛荒，第三部分土地种冬小麦。第四年开始下一轮循环。

历史学家们已经引证了三圃制的多种优点。栽种作物的可耕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农业劳动
在一年里分布得比较平均，因为犁耕、播种和收获的时间是在季节间和地块间错开的。两次收获
期减少了因一季作物歉收而招致饥荒的机会。燕麦产量增加使农民得以用更有效率的马来代替
牛。豆科作物提供了有益的植物蛋白作为对常用谷物的一种饮食补充。而今人所熟知的豆类的固
氮性则维持了土壤的肥力，它抵消了实行三圃制抛荒地减少的后果。

既然有这样一些优点，因此历史学家们一直对这一据说是优越技术的缓慢传播速度感到困惑
不解。我们虽然没有对这一制度的接受速度作过充分研究，但知道这一制度最初出现在八世纪后
期塞纳河和莱茵河之间的地区、出现在法兰克的土地上，还知道从那里传播到整个西欧用了几个
世纪。直到十二世纪三年一轮的耕作制才传到英格兰。

我们究意如何解释这样缓慢的采用呢?历史学家们在考虑这个问题时，他们强调的是气候的
限制，农民对变革的普遍抵制，以及就重新安排条块地达成一致意见所需要的费用。因而对三圃
制传播缓慢所作的解释隐含着一种成本收益决定：建立三圃制的心理费用和交易费用抵消了它有
可能带来的可观收益。保守的农民观望等待着，要看到结果才会按新方法来处置他们的土地。

为了更直接地继续运用这—成本收益方法，让我们首先按经济学原理考察一下三圃制的收
益。耕地的增加和劳动在一年里分布得更平均，这些都带来了实际的改进，因为土地相对于劳动
的短缺加剧已经造成了—种刺激来更加集约地（即单位土地使用较多的劳动）利用农业土地。甚
至在九世纪，当西欧的村落总的说来还十分稀少时，有些地方的乡村人口已经相当稠密了，如垦
荒出现所证实的，结果最后导致了殖民。但是某些地区人口继续增长，劳动的报酬递减使劳动的


价值相对于土地的价值仍进一步下降，必然使单位土地使用较多的劳动变得较有盈利。饶有趣味
的是休闲地三圃制（单位土地上明显投入了较多劳动）直到十二世纪时才被普遍采用，此时劳动
供给更充裕了。

三圃制的另一些优点也因人口增长和报酬递减的局部影响而突出了。新田地的垦辟意味具有
任何开垦价值的旷野最后完全消失。连挨饿的农民用来狩猎、采集野果或猪饲料的山毛榉林地现
在也很有限了，只得用植物蛋白来代替失去了的猪肉和野味。在经济上，动物蛋白比植物蛋白更
昂贵，因为饲养牲畜土地集约程度高，而土地则已变成日益匮乏的生产要素。天然荒地的减少使
得过去用牛拖曳的场合用上了马。马匹被认为是一种效率达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九十的生物能
源；不过，如果牛（一种天然的“草燃烧炉”）可以靠荒地饲养，实际上不需要什么费用，而马则
必须用比较昂贵的燕麦饲养，那么牛在经济上相当于两匹马的效率。但是，如果这两种牲畜都要
用同样数量的谷物和干草（当时比较贵）饲养，那么合理的选择则应当是利用马。

因而显然只有当人口增长导致劳动报酬递减时三圃制才成为一种更好的组织形式，因为此时
土地短缺，必须加以保养和更集约地利用。在较早时代当土地在各方面都十分充裕时，典型的二
圃制虽则滥用荒地，但还完全应付得了经济效率的要求。（如果三圃制在效率上有明显的好处，
那么随着新庄园的拓殖会很快在边远地区被采用。这样，从8世纪起它便应随着移民传播开来，
到一二OO年时似应成为主导的农业组织形式。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原因就在于三圃制只有
当劳动的价格相对于土地价格已经下降时才是有效率的。三圃制是对相对要素价格变动的一种适
应，而不是一种技术上的变革。）

三圃制是经济上对土地与劳动比率变动的一种合理的反应，这一发现有助于解释三圃制在整
个西欧传播相对缓慢的原因。只有当土地变得匮乏时，三圃制的净收益才可能超过二圃制的收益。
因而三圃制可以被认为是整个西欧人口密度提高的结果，它是滞后的。新方法直到十二世纪时才
传入英格兰可能并不是偶然的，仅仅在前不久报酬递减才成为各地的一种普遍的情况，因此想必
后来在最先接受三圃制的那些地区报酬递减已经成了无情的生活事实。 这样看来，三圃制不
能被看作是效率的一种重大改进，而只能看作是对已变化的环境的一种反应。显而易见，经历了
报酬递减而并未采用三圃制的共同体，当时可能处境更糟。但同样明显的是，土地仍像空气一样
充裕和二圃制仍适用的那些地区的人均产量，高于土地匮乏、劳动报酬递减存在和三圃制已证明
是更有效率的那些地区的人均产量。



第五节

我们已经考察了市场扩大是怎样导致城市拓居地、专业化和贸易的出现的。这一现象也影响
了中世纪的技术水平。地方谷物市场以及地区和区际羊毛市场的扩大促进了以水为动力的谷物碾
磨机和漂洗机的采用和推广。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重大的技术进步都是对西欧以外的发明的采
用和适应。由于那些已经暗示过和稍后要展开的理由，中世纪欧洲的制度环境不鼓励发明进程。

但是公元一OOO年以后地方市场的扩大促进了水磨和风磨等著名的技术成就的传布。这一
类利用自然力的资本改进表明可能带来很大的效率增益，但效率增益需要资本——在那个时代常
常是大量的资本。因而它们只是在用来生产在前几代北欧人看来是大量产品的那些东西时才是经
济合算的。地方上的人口密度只有显著提高和区际贸易只有明显增长才能证明这种规模的生产是
合理的。既然人口密度的这一增长最后导致当地的劳动报酬递减和当地土地价值的相应上升，以
致造成家畜饲养比以前费用更高，从而进一步激发了利用自然力来替代役畜。


到十—世纪时，用水力驱动的磨坊已经司空见惯。一O八O年英王威廉一世颁布的全国土
地、财产牲畜和农民的调查清册记载了三千个共同体的五千六百二十四座磨坊，因此没有理由认
为英格兰在技术上就优于欧洲大陆。除碾磨谷物外，水力还被用于更多的和更广泛的活动，带动
锯（可能是十世纪发明的），转动漂洗机和锻工杵锤。

中古盛世的制度环境当然不鼓励以适当的社会规模进行研究。此外，技术上的改进并不完全
缺乏，因为市场扩大以及随之而来的专业化为改进生产手段的个人带来了较大的报偿。地方市场
的扩大使固定费用高的某些资本货物第一次有效地得以应用。同时，专业化的趋势将人们天生的
发明欲集中在有限的一些难题上，从而降低了发现的费用。

这一时期的水力试验还包括某些建造潮汐磨坊的尝试。更为重要的是，风力得到了成功的利
用，这似乎是西部的成就，是由于人口移动使他们离开了水力来源而引起的。他们发现，风虽然
不如流动的河川可靠，但利用得更广泛，而且不受封冻的影响。水转轮的合理延伸是不久便遍布
北欧平原的大型风力磨坊，这是十三世纪初期田园景观的一种共同特征。

在着手开辟新动力源的同时，为改进增加商品量的技艺进行了尝试。动力传送的新装置包括
用曲轴的拉力来带动风箱和转动车床，也采用踏板来转动车床和推动纺织机。

纯经济领域的这些渐进发展（它们在回顾中似乎有重大价值）都可以用市场的延伸来解释。
制度环境还是令人沮丧的，因为没有发明家或 企业家能确信从自己的成果中取得全部收益或大
部分收益。保密是防范各方面仿制的唯一对策。在这种种约束下研究和发明是不可能以接近社会
最优规模发生的。

这种通例的一个例外是武器的发展。在早期战争年代，发展新武器系统或改进现有武器系统
的政治收益可能是很大的，因而当时上层贵族对这方面的研究往往慷慨解囊。几项派生的和平时
期的用益权便产生了。

总之，中古盛世时技术确有进展，虽则由于社会风尚冷淡，其进程受到阻碍和冷遇。由于没
有制度上的保证，以致发明家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相等。然而就是在没有这种保证的情况下，
扩大地方和地区市场的规模本身也足以使个人收益率超过加罗林王朝时期已存在了的个人收益
率。这便特别鼓励了那些久已存在的技术的传布。不稳定的政治制度支持着某些适合战争的领域
的研究，这不可避免地产生出一些适合经济部门的副产品。不过一般而言，如果任何新发明可以
被随意仿制而没有补偿，那么便将阻止资源对任何研究和发展的投资，除本来属于专业化的那些
以外。由于保密是发明者唯一的自救之道，新发明的收益扩散到社会受到阻止，这样一来，构成
经济发展的生产率的提高也就减弱或延迟了。

那么总结一下在中古盛世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欧的经济成就可以说些什么呢?当然应当提到经
济的持续广泛发展，此外还应提到创造了一个无处不在的市场体系。这一发展使交易费用得以下
降，使职能专业化，并促进了新动力源的广泛利用，而每种现象又反过来往往使人均收入增长，
生产率提高。与上述改进相反，人口过多和局部报酬递减则降低了农业生产率，只不过这一影响
至少部分被边疆运动和三圃制的有限采用抵消罢了。

showcraft

第六章 十三世纪的欧洲

十三世纪不像别的世纪。首先它不是一百年的持续时间。我们不知道它何时开始，肯定也不
知道它何时结束，所以我们不能知道它究竟有多长。一无所知的原因在于对经济史学家们说来，
十三世纪指一组独有的力量持续的短暂时期，描述它比确定它的年代要容易得多。 十三世纪
终止了西欧的边疆运动，但它没有终止人口增长，人口继续以令人难忘的速度增长。城区扩大了。
无论地方的、地区的或国际性的商业贸易都很兴盛。总之，这是一个活跃的时代；增长的鼎盛时
期开始于十世纪。在这一无法确定的若干年间，这一时代将边疆社会的发展（那里人人似乎都得
到了好处）与“令人厌恶的”十四世纪（在边疆社会人人都蒙受了损失）的种种恐怖联系起来。介
于中古历史的这两个不同时期的一段时间充斥着各种对比、反论和饶有趣味的历史问题。十三世
纪代表中世纪的成熟期。首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前几个世纪那种明显的粗放性和集约性的增长不能
继续下去?为什么西欧经济这时不能摆脱以往一直纠缠着人类的马尔萨斯危机的幽灵?这些问题
都十分重要，我们将在本章试图予以回答。



第一节

公元一三OO年以前任何时期的定量资料都是稀少的，致使我们就经济演进所能引出的详细
推论的精确性受到限制。虽然总的轮廓是清楚的，但关于变革的任何时间确定都必然仍属推测。
另一方面，定性资料则很丰富。十三世纪显然是一个大幅度增长的时代，是欧洲在经济上真正觉
醒的时期，是相对价格和绝对价格都发生变动的时期，也是商业贸易扩张的时期。凡此种种都可
以在当时人们的记述和报道中得到证实。

研究这一时期的所有经济史学家也认为西欧的人口在增长，在边缘地区可能比拓殖中心增长
得更快，在拓殖中心区早已遇到了劳动力增加收益递减这一情况。因此我们假定英国和德国可能
经历了高于其它地区的人口增长。据估计英国人口在一O八六年（英王威廉一世于该年在全境
实行土地财产普查）至一三OO年之间几乎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虽然这一类估算误差显然很大，
但地方研究似乎也指明大体上是这一幅度的增长。

各地人口密度的差别呈现出某些显著的对比。南欧特别是北意大利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在
佛罗伦萨境内，每平方英里有二百人之多。那不勒斯王国在黑死病流行前可能已有三百三十万人
口，每平方英里约为一百人，大体上与法国的密度相当，法国据估算总人口为一百六十万到一百
七十万。加泰罗尼亚属于欧洲人口迁移的边区，每平方英里也有四十三人。米兰和威尼斯这两个
大城市都自夸有二十万人口，至于其它意大利城市如佛罗伦萨、热那亚、那不勒斯和巴勒莫的人
口，可能也各有十万之多。这些城市作为那个时代的庞然大物在规模上远远超过了它们周围的竞
争对手。

除意大利外，巴塞罗那约有四万人，巴黎不算其近郊人口大概有十万。不过十三世纪在西欧
达到城市商业发展顶峰的地区是尼德兰。尼德兰位置重要，地处西欧商业扩张的要道，已成为制
造业和商业的中心。在默兹河流域，许多小镇都从事金属制造业，在斯凯尔特河流域，许多小镇
则专门经营羊毛纺织业和商业。布鲁日已成为当时北欧的先进港口，邻近的城镇受其影响也繁荣
起来。根特和布鲁日在极盛时人口可能都分别达到了五万人。不过，突出的特点并不是个别城市
的绝对规模，而是这一地区一般具有的大城市性，即城市人口在较早时便超过了乡村，这一现象
仅有意大利半岛除外。英国在这一时期相对而言还处于非城市阶段，虽然其城市伦敦规模几乎已


翻了一番，人口已从大约两万增加到四万。既然是整个欧洲的人口都增长了，因此很难说欧洲在
那期间是否更加城市化了。

对十三世纪价格的一项考察不能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成为最后结论，因为缺乏有关整个这一
世纪的数据。我们确有几组贯穿了整个时期的农业价格，但只是在最近半个世纪才有了大体连续
的非农业价格和工资，因为在一二五O年以前的那些年代只有一些零星的项目。从残存的片断
观察中只能得到租金趋势的一般印象。

不过，相对价格变动的总轮廓已可以勾画出来。英国的小麦价格显然大幅度上升了，按白银
衡量已从一一八O年至一一九九年（英国在一一六O年至一一九九年基点为一百）的一百四十
增长到一三OO年至—．三一九年的三百二十五。[D．L．法尔默：《十三世纪英国的谷价变动》，
载《经济史评论》，第二辑，十（——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二O七续编。]其它几组以往
来帐户的单位表示，也证实小麦和其它农产品价格的普遍增长。公认的看法是农业价格比非农业
产品价格增长得多，也比工资增长得更快。波斯坦在最近对中世纪英国经济的评论中提供了某些
有关十三世纪后期租金急剧上升的资料。他描述了从牧场到耕地的剧变、产量的下降和移民的终
止，因为最后的土地储备正在耗尽。[《中世纪的农民生活》，《剑桥经济史》，第二版，第一
卷（剑桥大学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第552—559页。]他认为货币工资不变而农业价格随之上
升使实际工资在一二O八年至一二二五年之间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五，在一二二五-年至一三四八
年之间下降了又一个百分之二十五。

出现了以下模式：农业价格相对于大多数非农业价格上升，也相对于货币工资上升，但也许
不像租金上升得那么多。虽然欧洲其它地区的资料甚至比贫乏的英国资料更不完备，但它似乎也
证实趋势是相同的。

还有一个问题。十三世纪的一般价格水平果真以近乎其主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农业价格的比率
上升吗?皮雷内和布洛切等历史学家都认为是这样的。近来关于英国经济的研究似乎也同意这个
结论。上述看法之正确可由一道简单的逻辑习题来说明。不妨提出以下问题：假定我们关于非农
业价格的资料不足，非农业价格必须下降多少才能使一般价格水平不变并仍将农业价格的已知增
长算进去呢?以上提到的小麦价格的资料表明当时增长了大约百分之二百三十。要记住农产品可
能占英国全都产品的百分之八十左右，非农产品价格必须下降百分之九十左右才能使总价格水平
不变。当然应当指出这种现象是当时主要的经济事件之一。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十三世纪不仅经历
了相对价格的急剧变动和实际工资的大幅度下降，而且经历了一般通货膨胀。这不仅对英国而且
对整个西欧可能也是真实的。

如果说有关人口和价格的定量资料很少，那么有关国际贸易数量的资料就更有限、更零散了。
这里我们必须依靠大量的定性描述来提供关于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大幅度增长的观念，这些增长
发生在中古时期，十三世纪达到极盛。意大利的重要港口城市充当了这一发达商业的领袖，加入
这一行列的还有像佛罗伦萨那样一些内陆城市以及成为扩展中的国际网络一部分的其它许多规
模稍小的国内贸易中心。此外，地中海盆地的四周也散布着一些小城市。威尼斯在整个世纪一直
处于领先地位。紧随威尼斯增长之后的有热那亚、比萨、阿马尔菲和巴勒莫。这些城市通过交易
和贸易将遥远的地区如亚洲边缘的君士坦丁堡、北非海岸区域以及马赛和巴塞罗那等南欧城市连
接起来。地中海已成为意大利商船的主要通道。

中世纪欧洲的贸易网不限于地中海。先是热那亚人的船只而后是威尼斯人的船只前往西班牙
北部、继而到英国最后到尼德兰从事冒险事业。意大利人的扩张也不限于大海；他们的商人也由
陆路前往德国和法国香槟地区集市经商。这样，在十三世纪，著名的年代久远的地中海商业便通
过陆地和海洋与北欧发达的贸易连接起来。到十三世纪末，意大利的商人已定居于北欧各地。


北欧贸易具有不同的特点。除毛皮外，它主要经营大宗价廉商品的贸易。在这里，谷物也是
国际贸易的主要项目。像波罗的海地区、早期的英国和法国的某些地区这些有剩余产品的地区，
都把谷物出口到人口稠密、粮食匮乏的佛兰德和一般低地国家。

酒是北欧的主要贸易品。当时由于环境差异越来越大，从而造成了许多各具特色的重要酿酒
中心。普瓦图、加斯科涅（驰名的波尔多葡萄酒酿造中心）、勃艮第和摩泽尔甚至在当时就是生
产质量特殊的酒类的著名中心。这个世纪的酒贸易已成为整个欧洲（特别从加斯科涅到英格兰）
船舶的一大雇主。

木材应用于造船、钉制板条箱、包装及各种建筑上，是另一宗重要贸易。木材不足的地区如
佛兰德接纳了来自北欧的大批船货，那里仍生长着繁茂的森林。

毛织品贸易可能是北欧最值钱的。生羊毛最初由英国供应，毛织业的地理中心在佛兰德发展
起来，相邻的市镇布鲁日、伊普鲁、根特和杜埃已成为北欧织品的重要中心。

布鲁日之发展成阿尔卑斯山以西的最重要的市场可以用织品贸易来解释。来自北欧各地的商
人把他们的货物运到那里，用以交换织品或其它地区的产品。由水路最容易进入低地国家，进而
与腹地相连接，这样便保证了这一地区在北欧商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香槟集市的衰落加上到地
中海的海上航线的开通使布鲁日迄止十三世纪末叶已卓然成为一个商业中心。 随着长距离商
业的发展，地方市场也跟着在北欧各地发展和兴旺起来。例如，英国在这个世纪的前七十五年里，
国王授予各种市场和集市的特许书超过了二千二百份，因此断定其它地区也经历了类似的商业发
展应当是有把握的。

由于没有定量数据，所以没有办法对这期间商业发展或人均贸易价值提供准确的估算。然而
当时人对十三世纪欧洲的描述又使人不容怀疑各种层次的（地方的、区域的和国际的）商业活动
在兴起，自给自足的经济在衰落，专业化正以西欧前所未有的规模在进行。诚然，一个真正的市
场经济在形成，但它是在农业依然在整个经济中占主要地位、农产品和初级产品可能在北欧交易
品中仍占最大份额的意义上形成的。



第二节

上面提到的零星片断的历史材料，依靠经济理论的帮助可以用来复制一幅在理论上连贯的画
面。如上概述，这个世纪相对价格的模式是受经济中的各种经济部门之间和（或）生产要素之间
的相对生产率的变动影响的。影响生产率的要素是技术变革、组织变革和生产要素之间不同的增
长率一类情况。显然是后者特别是人口相对于土地固定供给的迅速增长解释了十三世纪西欧经济
增长的模式。

自十世纪以后整个西欧的人口一直在增长。不过在十三世纪开始以前，大部分地区劳动力的
增加都遇到了一般收益递减。如我们所知，边疆的消失决定了此后再增加的劳动力更密集地应用
于已耕种的土地上。由于整个世纪人口持续增长，边际劳动生产率进一步下降了，从而工资相对
于土地价值也下降了。

在收益递减条件下生产的农产品的价格现在相对于不受这种条件制约的非农产品的价格上
升了。可耕地相对于劳动力的增长已成为固定的；但由于用于非农业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土地在
生产过程中起的作用无关紧要）的劳动不受这种影响，非农业产量仍然可能增长以应付在成本不
变情况下的需求增长。十三世纪西欧总产量的增长因而必然含有农产品相对于其它产品的价格上
升。


农业部门一般存在的收益递减对人口增长是不利的，大多数人仍要被用在土地上。假如对每
个从事农业活动的人， 其它情况保持不变，这一经济主导部门人均生产率的下降仅意味产量减
少。此外，供养增加的人口所需的更充足的粮食要求收入在两个主要生产要素即土地和劳动之间
进行再分配。在整个十三世纪劳动的报酬下降了而土地使其所有者得到的收益则比任何时候都
大。作为直接的后果，人口的大部分在经济福利方面承受了急剧的下降。作为间接的后果，在现
存的农业制度中一些重要的关系开始趋于紧张。

不过人口增长在直接导致生活标准下降的同时，也在增加贸易的可能性。虽然这一副效应往
往加剧相对价格的变动，但因为它导致了总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对福利水平也有相反的作用。

如我们所知，西欧的人口增长由于扩大了地区间天赋要素能力的差异，已经为贸易的巨大发
展奠定了基础，即促进生产的专业化、扩展商业的基础、降低交易成本以及鼓励市场机制更广泛
地用来开发专门的天赋资源。生产率显然受益于专业化、分工以及当时几乎在一切经济部门中出
现的技术、组织和制度的效率提高。农业如果不是容易受如此严重的收益递减制约，总体上也会
从为市场增加的生产中得到生产率增益的。

在生产率提高方面意大利诸城市可能大于北欧。意大利城市能够供养那么密集的人口，表明
经济组织可能已具有北欧在中世纪才显示的那种惊人的效率。国际专业化和分工的扩大，再加上
意大利人在生产制度创新方面的领先（下面讨论）使这些地区获得了贸易增益。它们能够从广泛
的商业中受益，这正是意大利城市过早发展的基本原因。

人口增长本身因而往往使市场扩大，使之适于采用新的生产工艺、组织和制度。制造业部门
生产率提高和利用市场交换产品的成本降低这类变革则会加剧这个世纪出现的相对价格的变化。

交易费用将农业部门与制造业部门彼此分开，最后将它们与最终消费者分开。这些费用可以
同样看作是一种税收。由于费用下降，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价格及每个部门的产量受供求弹性的影
响。制造业的供给可以假定是有完全弹性的，而农业则显示出某种相反的弹性。因而交易费用的
普遍下降不会影响制造业主接受的价格，但会按全部金额降低消费者付的价格。在农业上，消费
者和生产者将按相关弹性分担。因此消费者付的价格不会按全部金额降低。消费者为工业品所付
价格因而会相对于为农产品所付价格下降。这样两个部门间的贸易费用将朝着与农业中收益递减
引起的移动相同的方向变动。贸易比率变化这两种原因的福利后果是完全不同的。

不过，生产率提高也增加了收入和提高了福利水平，往往抵消了农业部门收益递减带来的某
些直接后果。当然农业部门出现的任何改进都会阻止相对价格实际看到的变动并有利于福利水平
的提高。我们将在下面证明由于现存的农业制度规定，该部门的任何改进都只会对人均收入有微
弱的影响。

十三世纪人口增长对总生产率在收益上的次要效应确实证明不足以抵消其相反的主要效应。
生产率的提高简直应付不了供养为数越来越多的人口的要求。虽然市场经济的兴起可以缓解局部
地区的饥荒，但结果表明它无力防范比较普遍的疫疠。

在公元一二OO年以前盛行的局部性饥荒在十三世纪时已显得不大有威胁了。一部分地区的
剩余产品初次可以用来供养另一些歉收地区。无疑这是一种明显的增益，然而随着人口在更大地
区范围的增长，对收益递减的忧惧也更大了。饥荒蔓延降低了人均收入特别是贫穷阶层的人均收
入。在历史上，一三四七年至一三五一年的瘟疫被称作该世纪增长的转折点；事实上更有可能的
转折点在十三世纪末叶，此时发生了普遍的饥荒。

在一三O七年至一三一七年这十年间，饥荒在整个欧洲蔓延。预示着一场更大的危机——
虽然表示时代终结的最后一个惊人标志仍是鼠疫。




第三节

十三世纪发展了的基本经济关系现在变得很清楚了，但充其量它们只能部分地解释经济在这
一时期没有实现自给增长的原因。答案在于为适应上述经济力量的竞争而发展起来的经济组织和
制度的性质。

扩大农业和非农业部门制度结构的贸易具有显著的后果。在十二世纪后期和整个十三世纪，
为发展辅助性的制度协定以获得商业部门的潜在利润着手进行了试验。这些利润来自于降低信息
费用、分散风险和使外部因素内在化。像预料的那样，在这些制度变革中最初居于领先地位的是
南欧，特别是意大利诸城市，它们长期支配着地中海的贸易，从而享有最大的市场。（市场的扩
大鼓励了发明和创新，理由已在前一章里提到。还必须指出因为发明者 不能获得其研究成果
的全部增益，还不如同意社会最优金额。）

为了进行海上贸易，这些城市的商人发明了已知的作为委托制和合伙制的契约协定。两者都
包含经商人与留在当地的投资者之间的合作。这些适合单程航行的契约形式旨在以自愿结合形式
提供资本和经营合伙人，分散和减少风险以及增加信息流量。[为了进一步讨论，可参见《剑桥
经济史》，第三卷，第49--52页。投资者也只承担有限的义务，以此进一步减少这种业务的风
险。海上货款是另一种海上业务的契约协定。同上引，第53—58页]因而委托制和合伙制增加了
可以盈利的对外冒险经营的机会。

这一时期发展的另一个辅助性制度协定是银行存款业务。存款银行不是一项新制度，可能在
罗马时代就已存在，但它们的复兴则要从十二世纪末和十三世纪初算起。存款往来依据的法律原
则仍然存在，它沿袭的是早期的罗马法。这一制度的复兴及其在整个欧洲受到的欢迎证明，越来
越需要有一个安全有保障并能降低为商业提供资金的费用的资本市场。

保险业在这一时期也初露端倪，如所预料，它与海上贸易有关；其最早的创始者为意大利人。
这时承保项目不全，只为一定比值的货物担保。已知最早的一例保险贷款可以追溯到一二八七年，
以巴勒莫的一名公证人起草的契据为凭。后来承保业务广泛应用于其它城市，市场机制的作用被
推广用来分散风险。保险业务至少使冒险性贸易得到部分保证，这方面的成功（甚至在这么早的
年代里）便导致了保险业务最后扩展到其它许多活动，正是保险业终止的各种风险使这种制度创
新得以成功。

继银行存款业务开始后创立了便利信用延伸的另一些制度。头脑精明的人不仅发明了募集和
偿付这些贷款的机制，而且发明了各种汇票和为长距离交易负担费用的直接贷款形式。地区集市
的数目和规模都增长了，因为这些地方性的集市显然可以将相隔很远的卖主和买主连接起来并简
化他们的资金交易。实际上，集市是最早组织的市场，在那里卖主在规定的时候聚集在一个地点，
可以吸引买主。

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在法国中央设立的香槟集市对欧洲南北的商业起了突出的作用。最后那
里形成了六个集市轮流开市，从而使这—地区几乎一年到头都是西欧商业的中心和南北聚会的场
所。随着交易的商品数量越来越可观，集市既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市场，也是萌芽的国际资本的
中心，为国际信用交易提供了一个组织有序的所在地，也提供了进行支付的途径。在那里逐渐形
成了兑换货币的市场，行市为普洛文的一苏或十二德尼等于同样数额的外币。这实际上是一种反
映各种欧洲货币供求的自由浮动的汇率，反映着贸易区之间的国际收支平衡。为交易而发明的制
度工具（已知的有instrumentum excausa cambil）使得到垫付的地方货币的借主可以在外地用另


一种货币支付。这种典型的汇票为普遍降低当时出现的国际贸易的交易费用作出了重要贡献。它
使一种易于携带和隐蔽的纸代替运送和收藏花费都较大的金属货币而充当了交易支付手段。

重要的是再强调一下这些制度创新的生产率后果。经济单位相对隔绝的庄园社会，乃至像佛
兰德和尼德兰那种连成一片的较大地区，在该世纪初都不曾有关于相对价格的连续信息，也没有
为本地造成供求条件，至于对外贸易就不用说了。交易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很少见，以致不能维持
一个有组织的市场。十三世纪时集市开始填补这一空白，集市作为一个重要的制度安排起到了提
供这种信息的作用。在越来越大的范围里，它们取代了那种偶而一用、费用高昂、靠每次交易与
唯一的交易伙伴讨价还价以弄清行情的中世纪的做法。由于交易量增长，集市因而提供的是适用
于国际市场的一般化的价格知识，降低了个人搜寻市场信息的成本，并通过发展有效的信息手段
在资本市场的发展中起了同样先驱的作用。以上每一项创新都降低了交易费用；集市像前述其它
制度创新一样，是生产率增长的源泉。

定期集市于十三世纪开始衰落，渐渐由位于城区中心地的永久性市场所取代，这一过程较早
发生于意大利。香槟集市的命运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证。香槟区并入法兰西王国后该区和集市都
承受了沉重的王室税收。同时在该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里从意大利到低地国家的海上直通航线的开
辟降低了南北之间另一条线路的交易费用。

市场信息的提供受规模经济的制约。一旦交易达成，价格和交易条件便提供有关市场条件的
信息。随着信息在日益众多的人中间传播， 平均每个商人的交易成本也下降了。信息的平均成
本和边际成本也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而下降。因此在十三世纪简单而兴旺的市场经济中，由于贸
易在各方面的迅速发展，我们可以指望看到一个永久性的国际市场在中央地区兴起。这或许就是
香槟地区的命运，在这一关键时期香槟集市即使不被课以王室税金，也会开辟一条从意大利到低
地国家的新的直通海路。凡此种种使布鲁日作为阿尔卑斯山以西的最重要的市场出现了。[J．A．范
豪特：《布鲁日市场的兴衰》，载《经济史评论》（一九六六年四月），第29—48页。]

像布鲁日那样的城市市场对于集市早已用来便利国际商业的那些组织和制度现在颇为欢迎。
意大利人在确立上述辅助性制度协定（和许多其它制度）方面已经率先树立了榜样。而北欧人起
初在地区集市继而在永久性区际城市市场方面很快加以仿效。新制度协定包括确立代替早先非正
规协议的那些正规契约协定，它们规定了勾画出容许的合作和竞争手段的所有权形式。其次，它
们的实施必然还需要有法律的认可。

现今完成的大多数商法发端于商人习俗，并随着当时文化水平的提高才逐渐编纂成文。为实
施贸易协议而制定的清晰的成文法，如所预料，首次在商业贸易繁荣的城镇和集市上出现了。由
于意大利诸城市处于这一商业发展的前列，它们在使法律形式正式化方面也是领先的。不过，国
际商业的兴隆注定使指导某一重要地区贸易的一些原则不可避免地将被吸收和纳入到指导区际
贸易的法律大全之中。

商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了一些关于债务和实施契约的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或者由互
惠协定认可，或者在市场地区由封建教会法庭以外的商事法庭确认。随着商业的推广，基本的商
业习俗也传播开来。于是，比萨的海商法成了巴塞罗那海商法的范式，后者在十三世纪初又以编
集成典的奥列诺宪章（charted’oleron）再现，最后成为在尼德兰和英国发展的商法的范式。

一个地区要从扩大的市场中受益，便必须对商业依以存在的稳定而根本的法规有认识，并要
与其它地区共同加以遵奉。一个地区从其市场活动的扩展所得到的明显好处，使现存政权热切支
持和推广这种法律条例，不管政府是由国王、贵族还是（在兴起的城镇）由商人寡头集团所控制。
总之，不管谁掌管金钱，都要靠安全、受到秩序和法律保护的贸易路线、市场位置和契约协议来
增殖利润。


不过，既然这些有利可图的新协议只能靠法律制裁来实施，因而需要有政府的强制权力做后
盾，那么严酷的现实是已创造的利润有一部分必然要归于治安当局作为对它们主持仲裁的回报。
贸易扩张明显具有改变收入在封建社会各阶级中分配的涵义。贸易的增益如何分配是争论的一个
原因。增益在社会成员中应当如何分配引起争吵的一例如下：莱茵河上的通过税由一二OO年的
十九种增加到一三OO年的三十五种以上。但是无论怎样分配，增益还是很大。

国际集市和城市中心的兴盛便利了区际商业，与此同时出现了地方自治城市和集市。这些较
低级的市场所在地收集地方的出口产品，分配进口产品，因而方便了当地产品在地区内的交易。
尽管在这期间城市人口的增长稍稍落后于整个乡村的人口增长，但城镇无论在规模还是人数上都
确实绝对地扩大了。在英格兰，也像其它地区一样，新城镇和集市的兴建是受到国王和大贵族鼓
励的，他们出售了控制市场和建立行会的法定权利。

十三世纪城镇的兴起最初与其说是为了商业的需要不如说是由于制造业的原因。不过，手工
艺行业在城市中心地更牢固地站住了脚，以致中世纪的繁忙的商人开始发现他可以在城里买到比
庄园生产的质量更好的物品，因为市场扩大可能造成的专业化使工艺品精益求精。 专业化虽
然通过生产更好的产品已证明了自身的价值，但现在逐渐硬化成为职业行会。开始阶段，中世纪
行会向现存的强权（国王、大贵族或城市市民团）购买在一定区域进行一定贸易的专有权。这些
行会的会员作为早期的垄断者利用他们为全体会员谋利益的地位，常常一起为流动资金贷款的安
全担保，规定质量标准，（常常）限制产品的数量。

行会会员所能做的工作越是有限和专门，它出售其商品的市场区便越大。低地国家纺织业的
发展经历了高度专业化的行会发展阶段，例如佛莱芒的纺织条例将生羊毛到成衣的各道工序加以
细分，使之成为各自独立的行业。妇女在货栈里对未经加工的羊毛进行分类定级。男人将大块污
物清除后便把羊毛发给妇女，由她们在家里加工，进行洗濯、梳理、纺绩和上浆。加工完毕交给
男人纺织，送入漂洗槽里。而后再交给染色工。织物在经过最后几道精加工后才能出售。每道工
序都受不同行会的支配。

这一广泛的分工如此有效，以致在日益有效的市场制度的帮助下，它竟能使佛莱芒的织物将
整个欧洲任何专业化程度较低的地方织品制作行会的价格压下。由于定价低廉的佛莱芒织品充斥
着越来越多的地方集市的货摊，英国初期的纺织业特别受到威胁。有技术的佛莱芒的移民实际上
对十二世纪英国纺织业的诞生是有帮助的，英国的织布者行会在一一五O年以前便在较大的纺
织城市中存在；但它们专为市场生产，而现今输入的佛莱芒织物却把这些行会所享有的地方垄断
打破了。结果使英国织品生产离开了垄断的城市而来到不受管制的乡间——部分为了不受地方行
会代价昂贵的限制，部分为了利用水来带动漂洗机。在欧洲的其它地区，有些工业在乡村选址则
出于—个更直接的原因：金、银、铜、铁、锡和铅一类原料的采掘是当时很重要的收益，虽则由
于技术原始，采掘一深到冒水，提取费用便大大上升。在该世纪后期，采掘通常都遇到了收益递
减。

作为十三世纪大多数地区的地区总产值的一部分，制造业不如农业重要，可能也不如商业重
要。不过，市场对各种生产处于支配地位。商业利润扩大了信贷，即使实际上不支配也对制造业
过程本身有决定性的影响。在数量上，这样提供的流动资金比制造业用的固定实物资金更重要。
制造业通常仍为大量劳动密集的，并受规模收益不变的制约。唯一的例外是采掘业（采矿和冶炼），
在那些部门，费用增长，产量也增长。

中世纪欧洲在十三世纪得自商业增长的社会增益是很大的，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成本大幅度
下降。结果，随着市场的扩大，得自专业化的增益增加了。西欧和南欧之间的贸易已成为固定的


和持续的。制造业和贸易的专业区如佛兰德和布鲁日已相当发达。另一些地区则专门生产小麦、
酒、羊毛和木材。

西欧大部分劳动力仍直接束缚在土地上，也许因此才容易获得这么大的发展。我们已经知道，
正是十三世纪这一主导部门生产率的下降说明了以后几个世纪的黯淡。必须考虑的问题是，为什
么利用市场的成本的下降并没有像它曾促进了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那样，带来这一部门生产率的
增长。

答案是利用市场成本的下降虽然在某些方面也给农业带来了增益，但这些增益不足以抵消人
口的持续增长所造成的生产率的下降。农业通常受劳动力递增而收益递减法则的制约。而这一条
件则不会使工业或商业陷入困境。当收益递减出现而劳动力增长时，工业生产率及其劳动力都将
下降。除非贸易组织改进和技术变革带来的增益之大足以抵消收益递减的损失，否则肯定将会下
降。无庸置疑，农业部门通过提高专业化的途径可以得到某些效率的增益。不同区域在小麦、酒
和羊毛方面的专业化，如上所述，肯定为生产者带来了某些贸易增益。为市场生产比自给自足能
够得到品种广泛得多、质量也更优良的消费品。

市场的扩大使专业化产生了某些增益，同时在另一方面似乎又带来了组织效率问题。似乎出
现了这样一种趋势，领主将领地恢复为直接耕种，其固定的承租人要为领主服劳役。以往向固定
货币租金演变的趋势和每年将劳动捐换成固定货币给付在某些庄园里为相反的情形所代替。在那
里我们看到传统的庄园组织的恢复。

传统庄园组织之恢复的原因是不难弄清的。在边远地区的土地和庄园之间的土地完全占用
后，如我们已看到的，不断增长的人口大大改变了劳动相对于土地的价值。土地权所有者现在拥
有价值较高的财产；劳动所有者拥有的财产价值则较低。要素价格的这一急剧变化要求修改庄园
契约以适应新的相对短缺，但为了避免情况复杂化会增加费用，给付的变更必须在现存习俗的范
围内加以规定。由于通货膨胀，大幅度降低了领主以往获得的固定货币给付的实际价值，而庄园
习俗仍视这些给付为没有变化，因而领主改变契约条款的刺激越发强烈（确实“包税”本身即从意
为“固定的”一词而来）。在通货膨胀条件下，就租金给付和替代给付频繁议价已证明费用是很高
的，几乎跟与传统即庄园管理法完全决裂承担的费用一样。 因而十三世纪领主陷入双重困境：
他必须应付价格水平上升引起的其货币收入实际价值下降的问题。同时还要应付人口增长引起的
其土地价值上升（按通行的不变价格）为其承租人而不是为他带来的增益。从领主的观点看，设
立定额实物租或分成租足以解决通货膨胀自身的问题。但要与土地实际价值上升结合起来便需要
定期进行再议价使自己获利——在十三世纪庄园经济的制度结构内这是一个费用很高的过程。鉴
于这种困难，费用较少的办法倒经常是领主利用其被承认的权利将领地发还给他自己的直接耕作
者，而不是无休止地对现存契约的交易条款讨价还价。

这种推理于是说明了在市场经济的出现和面临劳动实际价值下降时，恢复用耕种领地当劳动
捐这一看来自相矛盾的现象。劳动价值显然比十二世纪时低得多，此时定额替代给付已经确定。
而领主常选择要劳动捐，虽则其实际价值很低，而不是继续接收相抵的货币给付和雇用自由劳动
者。这一转变在广大地区都明显发生了，虽则农民众多，地产不能满足他们的耕作，强制劳动还
会带来消极怠工那类老问题。

这表明由于通货膨胀，自由劳动的货币价格是可能上升的，尽管其实际价值下降到工资大于
定额替代给付这一点，在这种场合领主将选择再次要求劳动契约。也许我们不应过分强调劳动捐
恢复的程度。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可资估计这一情形发生得有多普遍，只能认为某些庄园确实退
回到了劳动捐。


凡是定额地租和替代给付存在的地方，领主很可能采取了别的步骤适应相对和绝对价格水平
的变动。在这种条件下，领主在可能的地方会将需要的给付逐步增加以使之与相对要素价格的变
动更加一致。此外，不足为奇地会发现领主增加和征集一切给付，这是他们的公认权利。农奴和
通常的承租人（共同构成大部分农业人口）渐渐被看作是不自由的，不能未失去土地便离开他们
的土地。他们也不能未经领主许可便买卖他们对其土地的权利。此外，他们必须经领主许可才能
婚娶。他们在获准拥有土地前要交纳死亡捐（遗产税和丧葬费）并由其继承人交纳越来越高的注
册费。除劳动捐外，经常交付的有年度地租，在有些地区还要加上一种家庭税（领主向佃户征收
的税）。在有些地区农民在出售其牲畜前必须获得特许证。

这些限制（在十三世纪时已越来越成为佃农的负担）都是领主用以获取上涨的土地价值的手
段。一种限制既要随着土地价值上升而提高，又要保证领主实际征到他的捐税。例如对迁徙和出
售的限制就是为了保证能征到继承税和丧葬费。当然在领主选择转让许可时这也是一种岁入来
源。注册费之可能被提高引起了土地价值的某种程度的上升。各种特许和许可可能会因佃农的财
富而有差异，这是另一种手段。

这样，佃农的负担便成为用以使地权所有者所得给付相对于劳动所得给付增长的手段。每一
种负担都是由庄园习俗担保的领主的公认权利。总之，这些负担不会超过土地的经济价值，否则
承租人便要放弃土地，比较有效的做法是增加和提高给付而不是创造新机制适应形势变化，因为
后者在开始阶段会与庄园的基本制度发生冲突。

不幸的是，农奴制在有效组织农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些基本约束是不明晰的。不能自由
转让土地和牢牢限制劳动的移动明显地妨碍着资源的有效配置。有效率的农民不能随意获得更多
的土地，无效率的农民不能随意处置他的某些土地，这种情况通常都降低了农业的总效率。尽管
采用了各种法律手段，其结果不过增加了成本而已。限制劳动从劳动丰裕地区移向劳动短缺地区
具有同样的效应。出售牲畜的许可税妨碍了牲畜饲养的专业化。年度税和为获得各种许可而必须
的给付（在那里给付很容易随农民的流入而改变）则阻止了财富和资金的积累。

这样农奴的义务便阻止了资源在主导的农业部门中的有效配置。一个农民所拥有的和农民所
得到的都要与他的直接领主分享，这一事实使闲暇的价值高于其真正的社会价值。农民不乐于在
生产性的活动中投入太多劳动。

如我们以上已看到的，劳动捐的恢复起因于当时价格的变动，对农业部门的总效率具有同样
的灾难性后果。承包领地日益采用了劳动捐，这一趋势使增加的农业劳动力变成在鼓励怠工的制
度下工作，需要有严格的监督，因而使因劳动相对土地丰裕业已大大下降的劳动生产率进一步降
低了。

就这些变化的不利而言——如它们难以使农业部门有效地适应已变化的条件——它们并不
是影响农业部门生产率提高的唯一障碍。我们已经看到农民既没有提高其生产率从而提高其财富
的强烈愿望，因为无论有多少增益，领主都将把其中的大部分拿走；农民也不能靠逃跑来改善他
的命远，因为到处都是这种情况。对土地拥有特权的所有者——领主——则可以从农业生产率的
提高中受益。

不过，由于领主人数很多，他们就其单个人来说，无论对改变其勒索方式还是从事研究或提
高创新都没有什么强烈要求。改变庄园基本制度安排的费用是相当大的。所有农民都不会从任何
变革中受益，结果连在现存制度范围内增加一些规章都难免会引起不满和小动乱。既然领主在改
进农业过程和技术的社会产品中连小部分都得不到，因此每个领主不会有多大刺激试图去改进农
业过程和技术。合理的反应会是等待其他地主来承担研究发展费用，而后对能够证明是成功的措
施简单加以模仿。当然，每个领主都选择等待的话，就没有进步可言了。


不过，在农业部门并不是所有的制度变革都与提高效率相背离。例如土地经济价值的提高导
致英国土地法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只影响完全保有地产的人，而不影响农奴。虽然并不知道十
三世纪英国土地有多大比例由自由民保有，但可以肯定这部分土地只占总数的很小一个比例。自
由民拥有的土地（他们为领主的服役是固定的和有规定的）在那个世纪逐渐变成可以自由转让的。

这在格兰维尔时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不可能，以致得以出租为名转移土地。不过到了
十三世纪末，通过置换买主代替卖主履行义务，自由民获得了出售土地的权力。这样，私有权定
义中重要的一条——享有权和转让权——在英国法律中便被确定下来。虽然它只适用于一小部分
英国的土地，但极其重要的是有了先例。

所有权在历史上的这一发展是经过重大的争论才出现的。土地实际价值的上升通过社会各集
团的竞争为建立、重建和确定对土地的所有权提供了刺激。在这方面有两个关键性的法令，一个
是一二三五年的默顿法令，另一个是一二八五年的威斯敏斯特法令。这两个法令允许只要为承租
人留有足够的土地，庄园领主便可以把荒地圈围起来。这样领主们便获得了对大片以前属于所有
居民的庄园土地的专有权。

在这场持续的争执中，关键因素之一是土地转让权。封建法律不承认土地所有权的概念。其
基本特点是几个人都对同一块地有裁判权即各自拥有和分享对同一块地的权利。国王、主要承租
人、中间承租人和次承租人（或简言之，国王、领主和农民）分别有权从土地得到收入。 土
地转让有两种方式：通过置换或者封土分赐（Sub-infeudation）。前一种方式要求将土地交给领
主，领主再把土地授予其他人；后一种方式要求承租人把土地转让给别人，承租人本身即为受其
转让土地的人的领主。土地的权利或义务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保留。不过封土分赐为封建链条增加
了另一种承租人。如果发生争执，领主只能对其承租人采取行动而不能对其承租人的承租人采取
行动。其承租人一旦消失不见，地位在上的领主也就失去他们的权利，因为他们没有在法律上对
实际拥有土地的人的追索权。

如果承租人是自由民便特别容易发生这种情况。考虑到领主有这一问题，一二一七年的大宪
章重申：“自由人从今以后不得交出或出售其土地的大部分以致剩余部分不够交纳给采邑的劳役
税。”十三世纪国王法庭颁布的一系列法令逐渐允许转让采取自由人置换的形式而无需中间领主
同意。一二九O年的置地法（Quia Emptores statutes）只批准业已成为惯例的东西。该法令特别
禁止封土分赐制。有意义的是，直到一三二七年这一权利才延伸到主要承租人。

这里要揭示英国的世袭地保有农一般是怎样得到转让其土地的权利的，得到一种处理无条件
继承的不动产（fee—simple）的所有权。诺曼人的征服给英国带来了一个较之其它封建社会更强
大集中的政府。英国王室法庭的中央集权与欧洲大陆是大相径庭的。十三世纪王室法庭相对于领
主法庭逐渐扩大了它的裁判权。这一斗争中出现的重要的先例之一是确认王室法庭拥有对自由民
的裁判权。自由民开始被定义为其义务受到严格规定的人。由于庄园领主丧失了对自由民的裁判
权，他们也就失去了对其土地财产的控制。英国的这种有利的发展在封建社会是独一无二的。除
尼德兰外，其它地区的法律制度仍不承认土地的专属所有权。罗马法在大陆，特别在德国的恢复
和应用并没有为承租人提供法律保护，承租人的租地往往被任意收回，世袭的租约也不再被承认。
大陆的土地私有权的发展因而渐渐落后于十三世纪的英国。



第四节

人口增长及随后有组织的市场和货币经济的扩张使产生了封建社会的那些基本条件发生了
变化。在本章上一节里，我们已经看到了对农业和非农业这两个私营部门的某些后果。它对公共


部门也有同样革命的后果。我们把封建主义看作是—种契约性的财产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劳役用
来交换保护和公正。地方领主为大领主最终为国王提供兵役以保卫王国。在社会阶梯的底层是为
社会生产商品和劳务的农奴和自由劳动者。庄园是这种契约关系的焦点，虽然等级制度的顶层是
最大的领主——国王。我们已经看到在典型的封建时代，保护和公正主要是地方领主的职权。到
一三OO年，这一关系发生变化，但我们应认真指出，甚至在那时地方庄园领主仍是公正的主要
施与者。在某些地区也是保护的主要施与者。在英国自由民受到王室法庭的保护，但农奴仍受制
于庄园法庭。此外，在庄园以外，发展中的城市和乡镇常常是自治的，它们本身便提供了地方上
的公正的军事保护。确实，城市一般都有一个封建君主，他是防范严重的军事和政治威胁的最后
的保护。

但是，虽然公共产品仍主要是地方性的，十三世纪已为通向普遍变革指出了道路。变革的原
因有两个：（1）贸易发展和远程贸易中保护私有财产的需求增长；（2）货币经济对军事单位最
低有效规模的后果。

在地方庄园境外进行贸易，如果要提供保护，那就不是任何一个地方领主力所能及的了。贸
易的潜在增益越来越大地鼓励了在较大范围内健全秩序。例如前往香槟集市的商人如有香槟伯爵
和法国国王的保护，其活动便安全了。外国的商人享有贸易优惠，许多城镇的贸易自由得到了保
障。以上这些有代表性的保护都超出了地方庄园的界限。确实，上述十三世纪兴起的贸易，如果
不是保护延伸到了较大的范围内是不可能发展的。通往香槟集市的商队最迟在十三世纪初期已采
用了保护和重甲武装，但保护的所在地日渐从单个人和庄园转移到地区法院和男爵，乃至较大地
区的国王。这样，对远程贸易商品的私有权的保护便对较大政治组织的发展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随着地区政府和全国政府的职能在十三世纪的扩大，其财政要求也增长了。

变革的第二个原因是军事。在典型的封建时代，封臣要为其君主提供若干军役，通常每年为
四十天。军役服完后各自返回。在这种条件下进行大规模的战争是有困难的。货币经济的发展带
来了兵役免除税——用货币给付来代替劳动投入（服军役）。国王如今有能力雇用一支常备的或
临时的军队。虽然庞大雇佣军的全盛期尚未到来，但在十三世纪确已越来越多地采用雇佣军了。
最后导致大规模的旷日持久的战争成为可能。它也削弱了与君主有关的封臣的权力，从而提高了
国王事实上对潜在的不顺从的封臣的权威。

国家保护延伸到贸易所有权和雇用庞大的军队力量都需要很高的费用。君主和贵族们从哪里
得到大宗岁入呢?十三世纪初（一二O二年至一二O三年）法国和英国君主的税源如下：

该年法国国王岁入的第一部分由大法官（prevots）和宫廷大法官（baillis）的支付构成，总
计为六万里巴，后来用某些固定地方费偿付。这笔金额是根据王室森林和农业领地的收益、各种
领主权、公正赏罚的利得、行市、教会资助等推算出来的。此外，国王获得直接与战争紧急状况
有关的某些额外的款项——非贵族和陪臣（vavassas）的军役代偿费，一种对领地征收的人头税
（taille）；还有是从领地上的城镇、教会和犹太人征取的特别税——总数达六万三千里巴。英王
约翰的岁入两年后为两万镑左右，主要来自诸郡和自治城市的捐税、封建没收财产及附属权利的
收益、手中闲置的教会地产的收益及王室公正赏罚的利得。不过，当时总额 也包括部分兵役
免除税的收益，部分兵役代偿费，及向领地和犹太人征收的贡税（tallage） [借地人付与领主的
通行税，又指领主向借地人所征课的税。]，该年总数为五万七千镑。英王约翰在一二O二年完
成了对贸易的征税；又于一二O三年和一二O七年征收了一般动产税，后一种收益竟高达五万
七千镑。关税不久便被放弃了，不过它像动产税一样，毕竟代表着未来财政制度的最初预兆。（《剑
桥经济史》，第三卷，第302—303页。）


我们可以看到大宗岁入仍来自传统的封建王权的附加权利，来自其地产和小领主的各种封建
义务。但如引文中所指出的，有一些是未来的预兆。人头税为一种直接税，像英国的关税一样已
变成法国财政政策的主干。对犹太人和外国商人的特种年度课税，通行费和垄断特权的转让是这
一时期岁入的一般的（虽然是次要的）来源。有一个特点我们特别应当注意。有时王权被迫把有
产者团体中的一些人召集来，以便从他们那里得到一种特别税。这些就是代议机构的开端。这种
集会往往享有特权和得到当局的授权，作为交换则是他们同意纳税。在往后的几个世纪，我们可
以看到英国国会逐渐形成的对财政事务的控制便肇始于这些开端。 因此，在十三世纪初，王
权已有了不同的岁入来源，但这些来源开头仍主要是封建性的。诚然，国王岁入的大部分仍常常
是实物。佛兰德的伯爵仍不得不把他的宫廷从一个地点迁到另一个地点以便享有、实物缴纳的税
收。另外，国王总是催逼税收。这些政府的需求比封建岁入增长得更快。一切可能的收入来源都
被利用了：从勃艮第公爵和法国国王提出的那种领土要求直到对他们地产实行更有效的管理乃至
全部征用。

尽管需求的增长是前所未有的，但贵族和国王仍必须小心行事，不得对其臣民催逼太甚，因
为其财富和收入备受损害的那些人可能随时掀起叛乱。无论是英国的大宪章还是十四世纪初叶法
国同盟争得的各项特许权，其中的妥协都证明这类对抗是现实的。到十三世纪末，王权和地区政
府的要求有了巨大的增长，但出自封建附加权利的传统财政岁入来源不仅没有扩大，反而实际在
萎缩。

重要的土地转让权受到财政危机的影响。例如转让权由君主授予。为保卫君主的岁入，在法
国一二一O年由菲利普．奥古斯塔斯，在英国、香槟和其它地区由置地法（Quia Emptores Statutes）
来授予转让权。问题是各地的封建岁入相对于需求都在减少，需要有新的岁入来源。我们通过考
察英国和法国在该世纪末的财政岁入可以发现与十三世纪初期不同的情况。

爱德华一世和美男子菲利普时代开始时特别税已越来越成为他们经常的和一般的附属权利，
而且是不可缺少的附属权利。在爱德华一世治下的英国，对教会的课税为国王的需要提供了大约
二十万镑。一般国会的动产税带来的收益更多，为五十万镑，此外还确立了国家关税制。一二七
五年，对羊毛、羊毛皮和皮革开征了出口税；一二九四年至一二九七年，税率一度有过短期上升；
一三O三年，增加进出口税时与外国的对英贸易商人进行了协商。在一二七五年至一二九四年
和一二九九年至一三O四年间，一二七五年的关税可以作为平均收益，为每年一万镑，因而贸
易税的岁入在一二九四年至至一二九七年必然较高，而在其统治后期对外商开征了新费用后，岁
入则源源而来。总之，爱德华一世在其统治期间通过直接和间接的课税将岁入提高到一百万镑以
上。

法国美男子菲利普对税收也有不少需求。他像爱德华那样经常对教士征课特别税。另一方，
他在试图建立一般直接税中则遇到了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他凭借经验和临时应付进行了许多试
验，包括开征地产或动产的收入税、炉灶捐，特别对不同阶级和共同体征收军事代役费，还把采
邑补助金扩大到下级封臣。在这些税收中有一些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一二九五年补助金可能为三
十五万到三十六万里托，一三O四年为七十万里托以上，虽则是按贬值的通货计算的。同一时
期继续提高收入已愈益困难。国王被迫相应接受与个别城市和共同体的妥协：早在一二九五年，
便不得不通过将贵族领地的一部分税收让与他们以购买贵族的默许。因此直接税必须辅之以其它
增加岁入的手段。一二九一年开征了一种销售税，但它激起了鲁昂的骚乱，城市和乡间由此得以
免缴，这种税也于一二九五年被废止（虽然一二九六年、一三一四年和在查理四世治下征收了类
似的费用）。犹太人不时被课以税金，仅一二九八年至一三O一年间便从他们那里征取了四万
四千里托；后来他们还曾一度遭到驱逐，并于一三O六年被没收了财产。意大利的商人金融家
被迫从国王那里购买劫夺豁免权，这项收入在一二九一年至一二九二年达二十二万一千里托，在


一二九五年达六万五千里托。强制贷款增加了，而且不一定偿还。控制大量的货币也许是提供资
金的最重要的手段：一二九八年至 一二九九年用这一方式便获得一百二十万里托，相当于国
库总收入的三分之二。（《剑桥经济史》，第三卷，第304页。）

这段冗长的引文阐明了岁入来源是如何改变的。教士作为中古社会财富的主要持有者是基本
的来源。我们看到英国征收关税不同于法国对封建领地征地方税（不过仍具有付给地方领主酬金
的重要特点）。此外，对外国商人和犹太人征税和使通货贬值也是岁入的来源。 到十三世纪
中期，欧洲统治者在战时的财政要求已经超过了他们的正常岁入，以致他们只有求助于不断地大
量借债。在该世纪初，借贷还是不常见的。借贷时，贷款以土地抵押担保，贷方经常是教会。在
该世纪对政府贷款的次数和性质都发生了变化。君主以得自税收或关税的岁入充作抵押，而贷方
（par excellence）则为意大利人（虽然初期佛莱芒人起的作用跟当地的债权人一样）。卢卡的里
卡尔迪就是这样在一二七二年至一二九四年间借给了爱德华一世（用作征服威尔士和其它军事开
支）三十九万二干镑。国王们按惯例把他们的税收包出去。当时关税由贷款人控制作为偿还的一
个来源。继里卡尔迪之后，佛罗伦萨的弗雷斯科巴尔迪充当了同样的角色。法国也有这类事例，
十三世纪时曾向巴黎的圣殿骑士团借过债。一二八七年美男子菲利普欠寺院十万零一千里托（约
占每年王室岁入的六分之一）。还有一例，佛兰德的伯爵很乐意与能提供充足资金的富裕城市如
根特为邻，因为可以向这些城市借债或征税。

不过，在王室借贷的历史上借贷者、许多金融家和银行不仅当时面临危险，而且往后还会因
王室拖欠而陷入破产。利息率既反映风险之高，因而也相应提得很高。我们在下几章可以看到为
王侯筹措资金是怎样影响公共和私人资金市场的。



第五节

我们现在能够就我们在本章开头提出的问题所作的回答作一番概述。为什么十三世纪欧洲没
有挣脱马尔萨斯陷阱?答案就在于该世纪已经发展或未能发展的所有权的性质。

创立和实施所有权是政府作为强制统治来源的一项特权，政府统治和决策的所在地已从地方
转移到规模较大的政治单位。这一转移是缓慢的、曲折的，因为到处都受到彼此冲突的权力的制
约。所以即使在政府的短期财政利益与发展比较有效的所有权一致时（如在保护远程贸易中，远
程贸易为君主岁入提供了—种新的来源），因为竞争者的冲突，往往也只能产生一些不完善的实
施办法。发展新所有权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只有当所有权符合政府的财政利益时政府才会建立这
种所有权。如我们在上面已见到的，准予土地转让（发展无条件继承地fee—simple独立所有权
的关键一步）已在英格兰、法兰西、昂儒、普瓦蒂埃和其它地区完成，目的在于确保君主不致丧
失现有的封建岁入。对外国商人所有权的保护也出于这一原因，如勃艮第家簇在奥顿和查伦建立
集市一样。由于同样一些原因，也采取了诸如增加通行费、任意没收、强制贷款及其它类似的反
保护措施，从而给所有权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政府的倾向依其财政利益而定。

尽管辅助性制度协定随着商业贸易的扩张和农业土地专属权的发展而出现，进而导致了生产
率的提高，但它们还不足以使产量超过人口的增长。从以上所述可见，这些协定是零星的，协定
的签订与取消往往带有任意性。商业贸易只有在其增长符合领主和君主的利益时才能受到保护；
而商业贸易便常常由于这一原因而受到阻碍。

我们已经在上面讨论了农业部门为什么没有按足以克服因收益递减和人口增长引起下降的
那种速度来提高其生产率。我们没有讨论的是为什么人口在面临收入下降时仍一直增长。


随着人口增长和一般收益递减开始起作用，养育子女多的家庭的社会费用有了上升。但这些
社会费用与单个家庭承担的个人费用不同，单个家庭可能会认为孩子多仍对他们有利。确实十三
世纪的家庭防止新增孩子出生的办法是很不完善的。诚然，在实际收入下降时总能有一些办法来
阻止家庭扩大。我们知道常用的办法有推迟结婚、采用某些原始的避孕方式。这些办法显然是不
完善的，因而在不能有效避孕或发明有效的社会控制的情况下，人口增长趋势是无情的。

为了使生产率持久地超过人口增长，必须使所有活动的社会收益率与个人收益率趋于—致。
这种情况发生在十三世纪的工业和贸易中，而没有发生在占主导地位的农业部门。特别在重要的
发明和创新领域，制度没有发展到使社会收益率与个人收益率趋于一致。结果人口增长率大于经
济增长率。

不过，以这样沉闷的调子来结束本章可能会留下一种错误的印象。我们已经指出重大制度协
定改变得很慢，有许多延续下来，直到严酷的十四世纪依然存在。当人口又开始增长时，它们便
为进一步的制度创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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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

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经受了收缩、危机乃至萧条。饥荒、疫疠、战争和革命在欧洲各地连绵
不绝。这些灾难带来了人口下降，使经济和社会秩序陷于混乱；对于欧洲的大部分居民来说，这
是—个“可憎的时期”。但又不止于此，它又是文艺复兴—一文学艺术成就复兴的时期。总之，对
这两个世纪作出简单的评价是很困难的。



第—节

不过这—时代总的轮廓是清楚的。对这个时期最有影响的现象莫过于人口的绝对下降。所有
的历史学家都同意这一点，但那是就他们所得到的证据而言的。实际上，西欧人口何时开始下降，
下降到何种严重程度或人口何时开始恢复都所知不确。

不确定的主要原因在于统计资料不足，在未进行人口普查的年代，对总人口的任何估汁都不
可能优于猜测。存在几种估计，这里值得举出的有两种。M．K．贝内特对欧洲的人口曾作过估
计，见表7．1。西欧的人口：一二OO年至一五五O年

只有英国有较详细的人口估计，是由中世纪人口统计权威J．C．拉塞尔作的，他的估计见
表7．2。英国的人口：一O八六年至一六O三年




资料来源：J．C．拉塞尔：《英国中世纪人口》（一九四八年），第248、263页和第269—270
页。

表7．2中拉塞尔的估计表明英国人口在十四世纪下半叶大幅度下降，并且到一四三O年还
没有开始恢复。确实，英国人口直到十七世纪初才超过了一三四八年的水平。

显然即使以上估计是准确的，它们也不过是总的估计，回答不了上面提出的那些重要问题。
不过，提出一种解释还是有可能的。传统认为死亡的刽子手是饥荒、疫疠和战争。十四和十五世
纪时西欧多次经历了这些灾变的袭扰，有时是一种灾难，有时是几种灾难一道降临。这些无情的
灾难是何时降临，怎样降临的呢?

十四世纪只有一个十年发生了第一次马尔萨斯抑制。在一三一五年至一三一七年之间欧洲经
历了一场大饥荒，像许多饥荒那样它也带来了时疫。这场饥荒既不是十四世纪遭遇的第一场也不
是最后一场。在法国，有记载的饥荒年份为一三O四年、一三O五年、一三一O年、一三一五
年、一三二二年、一三二五年、一三三O年至一三三四年、一三四四年、一三四九年至一三五
一年、一三五八年至一三五八年至一三六一年、一三七一年、一三七四年至一三七五年和一三九
O年。此外，在法国南部，以下年份也为荒年：一三一二年、一三一三年、一三二三年、一三二
九年、一三三五年至一三三六年、一三三七年、一三四三年和一三六一年。英国的遭遇在某种意
义上稍好一些，有记载的饥荒年份为一三一五年至一三一六年、一三二一年、一三五一年和一三
六九年。食物短缺是十四世纪人口面临的十分现实的威胁；没有一个地区能够完全幸免。一旦发
生饥荒，结果是可怕的。在一次饥荒中，织物制造城市伊普雷有百分之十的人口、布鲁日有百分
之五点五的人口死于饥饿。

饥饿即使不是事实上与疾病一道降临，也常常是为疾病流行提供了环境。一三四八年至一三
五一年最惊人的灾变为黑死病——淋巴腺鼠疫和肺炎——肇发于克里米亚，蔓延到欧洲，以致到
一三五O年沿着商人和牧羊人的路线袭扰了整个北欧。鼠疫的打击不止一次，而是频繁降临。
在西班牙，一三六二年至一三六三年、一三七一年、一三五七年、一三八一年、一三九六年、一
三九七年一再发生了鼠疫，并持续到十五世纪的一四一O年、一四二九年、一四三九年、一四
四八年、一四六五年至一四六六年、一四七六年、一四八三年、一四八六年、一四九三年至—四
九四年和一四九七年。幸好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像西班牙那样长时间地饱受鼠疫之灾。但鼠疫的阴
影是时刻笼罩着的。在英国，—三六八年至一三六九年和—三七四年曾再度发生过鼠疫。仅伦敦
在十五世纪里鼠疫便发生了二十次之多。

与黑死病有关的人口下降幅度究竟有多大?不止与一四七年至一三五一年的大鼠疫还与后起
的一次次鼠疫有关吗?我们可能还所知不确。首先，鼠疫灾变在不同地区很不相同：有些地区死
亡数超过人口的百分之五，而有些地区则几乎完全不受影响，还有一些地区则完全避开瘟疫。古
典的看法认为鼠疫几乎吞噬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但后来研究者对此表示怀疑，认为这一数字
过高了。拉塞尔认为英国在一三四九年至一三五—年这两年半时间里死亡率为人口的百分之二十
三点六。（参见表7．2。）由于正常死亡率每年为百分之三，鼠疫造成死亡率应在百分之十六
点六以上。他还估计在一三六九年这一发生鼠疫的年份死亡率在百分之十以上，使该年的年度死
亡率高于以前年代。但M．M．波斯坦则认为百分之三十是最低限度，百分之四十以至百分之五
十都有可能。（这一数字是波斯坦教授在得克萨斯大学的一次谈话中口述的。）不过这两个世纪
一再发生的鼠疫和饥荒确实提供了马尔萨斯所说的那种对人口的有效抑制。

北欧的人口也没有能逃脱死亡的第三个使者——战争的降临。这一时期的战争频繁，但还没
有使太多的人卷入，因而没有直接杀戮大部分人口。战争所做的是毁坏周围的乡间，在劫掠抢夺
中使当地居民离乡背井。整个地区就是以这种方式周期性地使人口减少。有组织的暴行似乎是这


一时期所特有的：英国经历了红白玫瑰战争和农民大起义，德国的情况也有相似之处，法国则饱
受了百年战争和扎克雷起义之苦。特别是法国，战争、革命、劫掠、抢夺接踵而至，连绵不绝。
饥荒和疫疠是前一个世纪人口增长所遗留下来的；人口增长引起边远土地的开垦和占用，这些土
地的肥力供养不起占用者的整个—生。

这就将我们带到另一个问题上：欧洲人口究竟下降了多长时间?我们已经看到了，下降大概
始于十四世纪之初，而到一三五O年则肯定发生了急剧的下降。下降持续了多久呢?很可能只要
有饥荒和瘟疫，人口下降便一直会持续。少数历史学家认为到十五世纪下半叶人口已经开始恢复。
最近利用相对价格作为基本资料的研究认为，在英国直到一四七O年人口才停止下降，而到十
六世纪人口才再度迅速增长。[克莱德．里德：《价格数据和欧洲经济史》（未出版的博士论文，
华盛顿大学，一九七二年）]

尽管不可能直接观察这几个世纪的人口，但我们可以从保存的资料中观察到价格的运动，既
有绝对价格运动，也有相对价格运动。无论是产品还是生产要素的地区价格运动，看来在西欧各
地都是相似的。总价格水平在十三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的初期具有激烈波动的特点，其顶点似与
饥荒或鼠疫相吻合。此后价格水平的起伏便不明显了，而呈现出轻微的下降趋势。这样在—三七
五年以后的特点为价格下跌，价格下跌似乎一直持续到十六世纪，英国的数量资料最完备（参见
图7．1），但历史学家们指出其它地区也有这一趋势。

图7．1 一二六一年至一五OO年间英国平均每十年价格水平和实际工资的指数




资料来源：菲尔普斯一布朗和霍普金斯：《七个世纪的消费品价格，与建筑工的工资率比较》

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最重要的价格运动不是价格水平的运动，而是价格的相对运动。我们
在这里要观察十三世纪发生的相对运动。特别重要的是农业产品价格相对于制造业产品的下降。
一般说来，整个这一时期一蒲式耳的小麦买到的织物愈来愈少了。小麦的价格相对于牲畜的价格
也下跌了。在这方面我们所要的资料也以英国最为完备，不过这个趋势似乎也存在于整个欧洲。


也许最重要的是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的变动。劳动价格相对于土地价格上升了。虽然劳动价
格相对于价格水平业已上升（即实际工资上升）的资料很充足，但要用数量来详细说明劳动价格
相对于地租上升仍相当困难。这方面的定性资料通常很丰富，这表明在整个北欧，劳动价格相对
地租上升已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总之，无庸置疑，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制造业产品可以换得的农产品多于在十三世纪所换得
的农产品的数量；劳动无论按农产品还是按制造业产品衡量相对更贵了（即一天的劳动现在可以
得到更多的这两种产品）；还有劳动的价值已相对于土地价值上升了。这两个世纪相对价格的运
动似乎与十三世纪发生的运动恰好相反。

尽管人口大幅度下降，市场仍一直是中世纪后期组织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手段。相对丰富的
价格统计资料，即使还不完备，也证实了这一点。市场交易相对于政府或民间自发团体配置资源
的数量还有待于研究。十三世纪时已经广泛发展了的国际贸易依然存在，但数量可能下降了，其
特点在下降中也改变了。

工业区一直出口制造业产品。如佛兰德和低地国家一直出口高质量的织品以换回粮食。谷物
由德国和法国进口，羊毛由英国和西班牙进口，鱼则来自北方。在整个北欧，织品、羊毛、酒、
粮食、木材、铁和铜的贸易一直在地区间进行。

同样，北欧和南欧之间的贸易几乎跟十三世纪一样。贸易的性质大体上没有改变，北欧的主
要产品被用来交换南欧的奢侈品和制造品。

虽然国际贸易的基本性质从前一个世纪以来没有变化，但贸易量可能减少了。当然，由于没
有全面的贸易统计资料，这一结论是有条件的，而且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的贸易量下降也不清楚
能否由另一个城市或另一个地区贸易量的上升拉平。但保存下来的资料的总含义表明贸易量的大
幅度的下降。例如波尔多出口的酒在十四世纪的头十年里每年大约为十万吨，而到了十四世纪七
十年代下降到一万三千至一万四千吨。在一三九九年至一四七九年间，英国的羊毛出口量下降到
早先水平的三分之二。不过，这一时期英国已从原羊毛出口者变成织品出口者，因而贸易构成量
是否被反映在统计数字里并不清楚。英国绒面呢的出口在十五世纪中叶的确稍有上升，但在同一
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再度上升后便又下降了。英国的进口酒下降了。马赛、热那亚和迪埃普等
个别城市所特有的统计数字都显示出同一模式。它们显示贸易量在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上半叶
是下降的，而在十五世纪下半叶贸易开始了复苏。 意大利的大城市似乎也没有免除这一下降
趋势。威尼斯的权力和繁盛似于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直保持不衰。然而计算表明威尼斯人的贸
易确实在十四世纪下降了，虽则在十五世纪有所恢复，但在这—世纪中叶以后又开始下降。佛罗
伦萨的宏大的羊毛织品工业在十四世纪同样也衰落了。银行业中心已经从伦巴第转移到托斯卡
纳，在十四世纪遭到了普遍的破产。银行业的复兴导致美第奇家族在十五世纪的崛起，使佛罗伦
萨成为分行遍布欧洲的宏大的银行业中心。十五世纪下半叶南欧显然处于衰退之中。如维拉所记
录的，加泰罗尼亚的贸易只占其早先贸易量的五分之一。

在这骚动的几个世纪，低地国家的城市发展了。布鲁日和安特卫普已成为北欧主要的商业和
金融业中心。那些地方土生土长的商人成长起来竟使意大利的行商相形见绌。



第二节

致使十三世纪所特有的增长终止、并导致中古后期贸易萧条的主要原因乃是人口大幅度的和
长时间的下降。人口减少的巨大效应乃是总价格水平上升。这一上升是实际的还是表面的尚不清
楚，因为瘟疫和饥荒很可能已经出现，即使不是同时出现的，至少也是在同一年代里出现的。瘟


疫的影响在于幸存者继承不幸者的财富而使人均货币存量增长。效应为使所有商品的价格上升。
饥荒起的作用往往也是如此，并反映粮食价格相对大幅度上升。粮食的无弹性需求将正常年份用
于其它商品的储蓄和收入加以吸收。总之，在饥荒年份，收入中用于粮食的比例增加了。粮食价
格是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价格。我们在掌握其它商品价格的统计数字以前便知道小麦价格的一些
情况了。不清楚的是，粮食价格的急剧上升反映的是人均货币存量的增加还是食物的短缺。总之，
我们拥有的那个时期的价格指数对我们是太粗略了，以致无法确定十四世纪价格水平的变动。

假定整个一三七五年价格指数的激烈波动反映一种真实的价格上涨，此后开始缓慢的价格下
跌，并持续到其它时期，对这一价格下跌所作的一种解释认为，它与硬币从北欧外流到南欧最后
到假想中的东欧有关。如果属实，那么货币供给的持续下降便说明了物价下跌的原因。无论如何，
现存的资料还不足以推翻这一解释。

不过，人口下降足以解释贸易和相对要素价格的重要变化。工资相对于地租的上升是由于边
远劣等土地被抛弃而引起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所致。由于人口下降，劳动力变得短缺，从而在与
地主、商人和制造业主议价时赢得了较高价格。

尽管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因为大量的新土地中只有优良的土地得以耕作，但制造业的劳
动生产率仍基本上没有改变。这是由于制造业不用土地所致。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现在比之以往
相对较高，加之由于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没有改变，因而制造业的价格相对于粮食价格上升了。

因为劳动生产率总的说已经上升了，并且只要人口下降便—直上升，故而劳动的实际工资提
高了。于是严重依赖自己劳动为生的人们，其境遇便得到了改善。一般而言，那些严重依赖地租
为生的人的生活状况则明显恶化。农民的命运（仅就人口下降的影响考虑）在其领主的命运恶化
的同时可能有所改善。

根据以上所用的内涵性一般均衡模型，在中古后期人均收入显然增长了，这一增长伴随着收
入在封建阶级之间重大的再分配。这种解释也许过于简单划一，虽然其本身显然是简明的。为了
不使这一评价显得过于乐观，并使之与这一时期总衰退的观点协调一致，有必要考虑以上解释所
忽略的某些因素。

首先必须解释为什么人口下降时间拖得这么长。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人口下降，需要一种比
简单的马尔萨斯再调整更为复杂的解释。如果是这种情况，可以假定一旦人口开始下降到足以引
致人均产量增长时，人口便会停止下降或开始再次上升。

事实上，解释是稍微复杂了一些。从十世纪迄止十三世纪的早期扩张，到这个阶段结束时，
已经使人口增殖到极容易受饥荒和瘟疫影响的程度。瘟疫一旦在西欧人口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正
是它长时间的流行引起了连绵不断的鼠疫蔓延。这些瘟疫的接连发生，在相对人口过多的后果消
失后长期阻止了人口的恢复。显然中世纪的民众直到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免疫力才能克服鼠疫，重
新开始增长。

这个时期无休止的军事政治斗争助长了饥荒和瘟疫。在欧洲几乎所有国家都发生了农民叛
乱，这一时期在城市化的低地国家里也发生了工人暴动。继这些革命之后出现的镇压，在饥荒和
瘟疫可能造成的后果外，又增加了革命的损失和对肉体的戕害。

那个时代看来从高工资和生活标准可能较高中受益的居民也为未来高度的不确定而忧虑。新
税收要缴纳；财产随时可能因盗窃、破坏或没收而丧失；甚至连自身性命也常常有可能被断送。
未来的不确定肯定降低了提高生活标准的可能性。因此较高的农业生产率所固有的潜在增益在中
古后期是否由大众实现了，这一点是不清楚的。


人口下降再加上战争、无偿征用、劫夺和革命缩减了贸易量，结果刺激了一种导向地方自给
自足的趋势。专业化下降和分工缩小给社会造成的损失肯定阻止着生活标准的上升。这一变化与
利用市场使交易费用增长具有同一意义，这一变化增强了独立团体依靠政府强权组织经济活动的
刺激。试图借助于政府而不是寻求提高生产率的途径垄断贸易和制造业相对说来更有利可图。在
这期间民间团体日益与政府联合起来，创建各种有利于他们的收入再分配制度，所有制度都使中
世纪经济的效率降低了。这与前一世纪的发展大相径庭，前一个世纪的制度创新着意于获得生产
率增益。



第三节

人口大幅度和长时间的下降引起了三个参数的变化，可以用它们来解释当时制度协定和所有
权的令人瞩目变化。这些变化为：（1）由于地租相对于劳动价值的下降，要素的相对价格发生
变化，严重依赖地租的封建岁入也相应下降；（2）政府支出的最低必需水平相对提高；（3）利
用市场组织经济活动的费用（交易费用）上升。这些变化直接影响了中古后期制度和所有权的性
质。

这些经济条件的变化要求庄园契约协定加以调整。人口下降使—许多农民和地主的地产至少
部分闲置起来。领主起初力图强迫其现存的承租人按老的习惯条件来利用闲置土地，并抗拒诸如
劳动法令一类要求增加实际工资以与新经济条件保持一致的各种法律；这些企图很快便落空了。
农民的逃亡、领主间急于吸引佃户的竞争以及农奴拒不服从秩序挫败了这些企图。

在西欧，保留佃户的最有效的办法是降低地租和放宽依附义务。后一个目标导致租借期限延
长的创新，这一延长的租期很快成为终身性的，按这种租契，劳动义务与固定地租合同中的习惯
租金合而为一。前几个世纪的物价上涨使常规的习惯固定租的实际值大幅度下降，结果提供了—
个与地租的现行实际值非常近似的值，并使相互协议容易达成。终身租约只能在佃户亡故时才能
再协商——这是领主现今为获得佃户而甘愿付给的价格。佃户实际上获得了土地的终身用益权，
以同意向领主提供固定给付作为回报，而领主则仍提供庄园所需要的公共产品。

终身租约已证明领主签约将土地只让与一代承租人是他为保留其习惯权利而作的孤注一掷
的努力。但是由于天灾频仍不容许人口几代都增长，这些协议本身具有习惯的约束力，最后承租
人便按照惯例获得了继承权。在十五世纪下半叶和十六世纪，这种协议逐渐被视为与登录不动产
保有权法具有相同的效力，并只属于当时以定额货币给付或免役租作抵押的那种惯例性的不动产
债权。十六世纪价格水平持续上升，到一六OO年已使劳役变成一种单纯的正规给付。这样庄园
经济便面临了死亡：劳役现在已经不可逆转地由货币地租代替了；土地现在由自由承租人和（或）
由领取货币工资的工人来耕种，在寻找好职业上他们是自由的。

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第二项主要的制度变革是，出现了同城市国家竞争并最终使之黯然失色
的民族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众多的封建男爵、地方公国和小王国——这些都是中古盛世的标志
——被合并为英国、法国、西班牙和尼德兰。我们在前几章已看到，这一过程可能是货币经济发
展和贸易扩张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对民族国家的发展最有的影响的参数变化是因地租下降而引起的封建税收减少和政府存在
所必需的支出水平的相对上升。前者直接归因于人口的下降和随之而来的对边远土地的抛弃。后
者部分由于劳动工资的上升——即军队费用大幅度上升，部分由于军事技术的变化——要有效利
用便需要有—支训练有素、协调—致的军事力量而不是—伙武装骑士的临时凑集。


这样，当国王和男爵发现必须增加他们用于军事编制的支出时，他们也发现传统来源为他们
带来的岁入在大幅度下降。这些变化决定了，与以往相比军事单位总的说来减少了，而每个单位
的规模则扩大了，因而要求缩减政府单位的数目，这一过程是由联合、吞并和征服来完成的。不
管采取什么方式，这一过程很容易证明是对社会的分裂，尽管民族国家的合并和兴起也许是不可
避免的，但每个地区政府联合的过程则受当地条件的影响，因而有地区的差异。

增加国家岁入的潜在手段之—是扩大国家影响和控制的地理区域。征服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一
个明显手段，其结果酿成两个世纪的战争。这样的方式当然是一种一方受益而另—方受损的较量，
一国有所得，另一国必有所失。新兴国家间的和平永远是脆弱的，最好也不过是不确定和不稳固
的。另—种途径是在现有的名义的权限范围内实行国家权力联合。这一阶段的几次阶级战争——
英国、德国、西班牙的农民叛乱和法国的扎克雷叛乱—一令人信服地证明军队而非骑士是保持国
内安宁所必需的。常备军使男爵的地位相对于国王遭到了削弱。最后，通过联姻的吞并总是伴随
着阴谋诡计，乃至暗杀，这是一个国家扩大控制的一种可能手段。

增加新兴民族国家如此极需的收入的另一个途径是寻找新的岁入来源。新税收、借债和特权
所得都是可用以获得所需货币的办法。研究这些新办法对这—时期制度和所有权的发展有重要意
义。我们已在上面提出独立军事单位数目的减少是不可避免的，但完成这一缩减的办法则有多种。
我们将在下面简要地考察某些历史变化，但首先应概述一下战争艺术的发展。 —三O二年的
库尔特累战役揭开了这个时代的序幕，在这场战斗中，法国精锐的重甲骑士遭到佛莱芒长矛方阵
的残杀。它预示了重骑兵称雄的时代的结束。百年战争时期特别在克勒西（一三四五年）、普瓦
提埃（一三五六年）和阿金库尔（一四一五年）诸战中英国人的大弓箭的优势使法国人陷入绝望，
法国人发现在野战中竟没有可以有效对付的办法。法国人最后求助于伯特兰特的格瑟林制定的骚
扰战术和圣女贞德提供的计谋。一四五三年，在这场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中，法国人在大炮四周
围以壕沟，用以抵御英国的弓箭手和长矛手。法国终于赢得了胜利；这一成功标志着弓箭的优势
已经终结。像弓箭一样，长矛同样改变了这两个世纪的作战手段。如果英国的弓箭手曾使法国一
筹莫展，瑞士的长矛手以受过训练的队列则在整个西欧的近战中颇占优势，削弱了中世纪装甲骑
士的威力。

在火药的基础上对武器应用的改进是缓慢的，但土耳其人成功地突破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一
四五三年）表明老式的围以墙垣的城市已经过时无用。到十五世纪末，火炮和（还不大成功的）
手枪使军事技术发生了改变。

货币经济的兴起不仅鼓励了有专长的人的发展——热那亚的大弩手、英国的弓箭手、瑞士和
德国的长矛手——而且使专业化的雇佣武装力量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营生。在中古后期，尽管这
种武装力量在战斗中极有威力，但其费用昂贵本身也富有危险性。这种危险性对敌人和对雇主是
同样的。当雇佣者不再受雇或经常得不到薪饷时，他们便会四处抄掠。马基雅维里慨叹他们的职
业，但坚持说没有他们专制君主将一事无成。另一种方案是常备军。常备军虽有优点但费用仍很
昂贵，因为无论战时还是平时都要付给薪饷。不过渐渐地常备军在几个世纪里取代了雇佣军。法
国的查理七世于一四四五年发布了贡巴涅敕令（companies d’ ordonnance）终了建立了—支一万
二千人的军队，每人自备武器，月薪为十土尔内利弗尔，其“随从”每人月薪为四或五土尔内利弗
尔。

总之，两个世纪显示了战争的变化并带来了一场愈演愈烈的财政危机，即幸存者为迅速将一
支现代军队投入战场所必需的财政资源超过了传统的封建男爵领地所能得到的岁入。结果，这个
时代充斥着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骚乱、兼并、恐怖、凶杀、内外纷争和勾心斗角。简短的报道不
能解释更不用说描述百年战争、红白玫瑰战争中施展的种种计谋或法国查理七世包括其子路易十
一的内部纷争了。路易十一在他自己的封建男爵、有权势的勃艮第公爵之间施展了恩威并施、翻


云覆雨的伎俩直到最后获胜，这一切都不是几句话所能尽述的。这些扰攘骚乱在德意志各城邦、
西班牙、葡萄牙或意大利各城邦中也各不相同。不过结局是完全清楚的。无论是通过联姻、收买、
叛卖、玩弄阴谋还是军事征服，到这个时期结束时民族国家终于代替了封建男爵领地而成为专制
权力的中心。不过就每个君主对其臣民的控制而言，国与国却大不相同。

由于百年战争爆发，法国极需采取应急的办法来解决十四世纪的财政问题。由于英国侵入这
个现实，加之不易对出口贸易征税，查理五世于一三七O年成功地征课了一种人头税，由没有
贵族身分的那些人缴付（教士也可免缴），加上销售税（Aides）和食盐专卖（Gabelle）一道构
成法国岁入的新来源——起初都被认为是额外的。到查理七世统治中期，它们已成为固定税，并
超出传统的“封建”岁入的三十三倍。事实上，在十五世纪中期查理七世治下，人头税带来的岁入
已从一百二十万土尔内利弗尔增长到一四八一年的四百六十万土尔内利弗尔。法国与英国不同，
国家的和地区的代议机构放弃了对人头税的控制。（在下面第十章我们将详细讨论法国财政政策
的历史。）贵族和教士作为这些机构的成员，就个人而言已被免除了征税，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
在税收方面享有了既得利益。他们掌管所在地的征税，往往被允许自己保留一部分；否则他们便
会向王权索取津贴，以充作税金补偿。三级会议丧失征税权其后果是严重的。法国代议机构实际
已经衰弱了，到路易十—统治终结时，它们对国王的活动在政治上已经不具有约束力。“专制统
治者”一词常常用于法国的国王，不过，这种用法是错误的，因为—个统治者必须始终考虑外部
征服或其臣民反叛的可能性。法国君主已达到的自由程度显然也不同于他的英国竞争者。这些差
异对两个国家以后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在英国也像法国—样，传统的封建岁入所得乃是国家总岁入中的—个下降的部分。世俗的津
贴和教会的津贴（实际是—种财产税）要分别经国会和宗教会议的同意。不过，英国的对外贸易
为业已强大的王权提供了大宗岁入。对进口的酒、一般商品和羊毛织品的征税是收入的来源。而
在十三世纪，主要来源则为羊毛贸易，羊毛税成为王权增加岁入的主要途径。到十五世纪下半叶，
仅这—项关税—年便可收入三万镑。

参与羊毛贸易的三个集团（出口商、羊毛生产者在国会的代表，王权）达成协议的真相已由
艾琳．鲍威尔作了精湛的说明。[艾琳．鲍威尔：《英国中世纪史的羊毛贸易》（克拉伦登出版
公司，—九四—年）]按这一协议，大宗羊毛批发商获得了对出口贸易的垄断和在加来的一处仓
库，国会获得了规定课税的权力，王权则获得了岁入。与法国不同，税负由拥有某种政治权利的
两个集团即地主和商人来承担。在英国从大宪章时代起，我们便看到王权不得不用特权来换取岁
入。整个过程确如斯塔布斯所描述：

国会实际上是用货币购买爱德华一世和爱德华三世对其立法、调查弊端和分享国家政策指导
权力的承认；虽然爱德华一世已有一个正确的国家统一理论，而爱德华三世与其说运用了政治远
见，不如说在激励下寻求对他自己规划的国家的默认。有理由认为虽然英国人民为捍卫自由流血
从不退缩，但他们在不同时期成功地用来约束王权的大部分限制权却是用货币购买的；任何党派
都不把按约定报酬授予和接受权利看作是羞耻之事。亨利三世于一二二五年批准特许状含有对事
实的直截了当的承认，“为了这一让步，为了能享有这些自由权和森林特许权，大主教、主教、
大小修道院的院长、伯爵、男爵、骑士、自由民和王国的所有人 都从他们全部的动产中拿出十
五分之一转让给我们。”

制定全国自由活动特许权实际上跟制定一个特许城市的特许权恰恰相似。一二九七年爱德华
一世同样坦率地承认他已制定了价格来延续其父的特许。一三O一年在林肯郡，男爵代表整个
共同体向国王呈请，如果他们的要求获准，他们会增加赠与，从十分之一到十五分之一不等；一
三一O年他们向爱德华二世呈请他们按二十分之一的赠与来购买对拘押和其它苦楚的免除；一
三三九年国王为了使公众得到自由，告知他们说，“己授权大臣将某些权利转让给一般国民”（as


grantz et petitz de lo．commune）；对此他们在下一次会议上作了答复，如果他们的条件达不到，
便肯定不会给予帮助。根据一三四O年及稍后一些年的法令，在那些年通过货币让予使条件得
以实观，表明这种思想已为人们所熟知。事实上它提供了对理论上不易解释的那些难题的一种实
际的解决办法。国王拥有作为其人民的领主的权利，人民则有作为国王赋予的自由民和三个等级
的权利；每种权利的确定在理论上最为困难，而一旦它简化为一种买卖合同问题时，在实践中便
很容易了。[威廉．斯塔布斯：《英国宪法史》（克拉伦登出版公司，一八九六年），第二卷，
第599—601页。]

在尼德兰，国家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关系细节过于复杂，在这里无法细述。在那些四分五裂的
年代里，在低地国家，封建的和国家的利益间的冲突由于在基本上自治的各个城市里行会手工业
工人和城市贵族（有教养的人，贵族）之间的内讧而变得颇为复杂。此外低地国家羊毛织品和金
属制品的大宗出口贸易也使整个地区成为一个天赐的宝地。当勃艮第人得到这个地区时，他们通
过鼓励商业贸易来增加其财政岁入。在美男子菲利普统治下，安特卫普成了欧洲大的商业中心。
他于一四三三年统一了币制。因城市行会限制而萎缩的织布业，被鼓励向乡间的自由环境转移。
航运业和渔业的繁荣，像织布业一样是以忍受汉萨同业行会的压迫为代价的。不过在政治结构中
还是可以发现长期有效的所有权的含义的。下面简要地对勃艮第人的制度作一番叙述：

公爵创建了一套相当于联邦的中央制度。政务会由各省代表组成，渐渐对地主机构以外的一
切事务施行权威。其司法部分于一四七三年成为马利涅斯议会，最高上诉法院。一四七一年依照
康佩基尼法令建立了一支常备军。最重要的是美男子菲利普召集的三级会议，它由地方三个等级
的代表组成。税金要经地方会议同意才能征收，这样三级会议事实上是地方会议的代表大会。新
的联邦君主制仍为有限的，虽则其公爵具有专制主义的趋势是那个世纪的一个共同特征。简言之，
由于单个企业享有自由，内部的安宁和公正得到维持，资金可以在幅员广大的全国范围内得到供
给，尼德兰正在经历从中世纪后期到近代的缓慢曲折的演进。[《剑桥中世纪简史》（剑桥大学
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第二卷，第1044—1045页。]

西班牙民族国家的逐步形成具有现今人们熟悉的内部动乱和对外侵略的那种范式的特点。在
西班牙，摩尔人所建立的各个国家使上述情形更为加剧，摩尔人的国家直到一四九二年收复格拉
那达才最后被击败。在卡斯提尔统治西班牙以前，显然有多种形式的政治结构， 但值得注意的
是加泰罗尼亚议会与英国国会相似，对王室财力施加了影响并在整个时期保留了某种财政自主
权。尽管西班牙发展的主要历史与卡斯提尔有关，但应指出加泰尼亚在经济上的发展远远大于西
班牙的其它部分。加泰罗尼亚议会在十三世纪时已有某种影响，贵族 被免除了主要的土地税，
因而能分享岁入。早期的税收如销售税（a1cabala）和营业税（sisa）是对地方上层征收的。不过
羊主团的岁入仍是王室财政岁入的主要的和增长得最快的源泉。

土地仍丰裕时，羊毛业便发展了，而且夏季在高地冬季在低地的放牧已成为定式。地方牧羊
人同业行会称羊主团，在一七二三年由阿方索将各羊主团合并成一个行会，称作卡斯提尔荣誉羊
主团大会。

国王在财政上的困境是动机之一；国王认识到对牲畜征税比对人征税容易得多，因而便将羊
主团合并成可为君主制度提供可观款项的一个组织。牧羊主用这些税金作为交换，从阿方索十世
那里获得了一系列特权，其中最重要的是扩大了对在整个卡斯提尔王国迁移的所有羊群包括迷路
羊群的管理。这一管理职能逐渐扩大，最后甚至扩大到各地羊主团放牧的“固定的”羊群和不换牧
场的（“riberiegas"）羊群，这些牲畜是沿个别市区的河岸放牧的。[耶姆．维塞斯．维韦斯：《西
班牙经济史》（普林斯顿大学出版公司，一九六九年），第25页。]


在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统治下，民族国家从内乱中出现了，以损害地方领主为条件，权力渐
渐集中于君主制度。国家的岁入因此由一四七O年的八十万马罗维第斯增加到一五O四年的二
千二百万马罗维第斯。此外，联合与其说是经济上的不如说是政治上的，因为根据各种具体规章
加泰隆人被排除在经济参与之外。伊萨贝拉和费迪南德之所以能成功，像别的地方情形一样，是
由于民众对贵族们发动的恐怖的内乱深恶痛绝，情愿放弃代议制来结束这一局面。一四八O年
后，卡斯提尔议会只召开过一次，这样一个“有秩序的专制政府”便应运而生了。

这样，民族国家便在尼德兰、英国、法国和西班牙逐渐形成了。国家的性质在这些地区并不
相同。法国和西班牙发展了“专制的”君主制，而尼德兰和英国则成功地以议会形式对其统治者实
行制约。国家的性质和每种君主制所面临的各自的局限性，如我们将看到的，对其制度和所有权
的特点是有影响的。



第四节

十四世纪是在人口持续增长受到马尔萨斯制约下开始的。西欧的人口在这个世纪里下降了，
也许有一个半世纪一直保持在低水平上。人口的下降使前一世纪盛行的相对要素短缺颠倒了过
来。这使十三世纪的变革在某种程度上发生逆转，从而影响了社会的经济组织。当然还没有出现
完全倒退到十世纪那种相对自给自足的封建庄园经济。例如，货币经济像前几个世纪形成的许多
习俗那样保留下来了。

封建社会的制度结构已无可阻遏地由民族国家所取代。实际上自愿的制度协定、市场和政府
之间混合的结构基本上发生了改变。货币经济和技术变革扩大了战争的规模，从而扩大了政府单
位的规模。无政府状态、混乱无序和人口缩减提高了许多地区的交易费用，从而在损害市场的条
件下扩大了政府单位和自愿组织的规模。在农业中相互冲突的力量在起作用。庄园的瓦解导致市
场作用增大，同时上述交易费用的上升又导致某种向自给自足的倒退。 最引入注目的发展是
民族国家的兴起。那些头戴王冠的首领们靠扩大战争崛起，靠玩弄阴谋、背信弃义发迹，看来他
们所具有的帮派头目的特点多于—个世纪后约翰．洛克所想象的国王们的特点。路易十—在征税
方面的“专制主义”导致王室岁入的大幅度上升。那么对其岁入的限制由什么来决定的呢?与欧洲
其他所有戴王冠的首领一样，法国国王通常也极缺岁入。实际关系显然相当紧张，由叛乱可能发
生、国民迁徙不定可见。此外，与帮派相似这一点也是—个重要的实际因素。市民购买保护，甘
愿为此给付。持续不断的男爵战争、雇佣帮伙的四处抄掠，外国入侵的可能性都对公民构成威胁。
一个能可靠地提供保护的国王——即使是—个暴君——也远比盛行的无政府状态可取。尽管在暴
君统治下，现有的所有权的安全仍是脆弱的，但还远不及无政府状态下那样脆弱。最突出的特点
是君主对国家财政控制的结构不同在英国和低地国家，代议机构规定税金，国王用特权（所有权）
和政策来交换更多的岁入。在法国和西班牙，三级会议和议会渐渐丧失了权力。这一章提出的解
释无疑是尝试性的，但它是针对潜在岁入来源、这些岁入来源的范围和税负承受者的政治权力而
提出的。

国家将提供公正和保护的主要职能从庄园和地方男爵那里承接过来（虽然应当指出有上述变
化）。

在整个时期劳动实际价值的持续增长使农奴能够按与自由劳动相近的身分议价，有如领主在
逐渐变成现代地主一样。在农业领域我们看到市场外的制度协议逐渐向包括市场关系在内的制度
协议演变；地租、工资和个体农场取代了庄园结构。另外，农业中出现了某些向自给自足的倒退，
这个部门中持续的无政府状态或人口缩减（因而交易费用提高）使市场成为比它在十三世纪时费
用更昂贵的资源配置手段。


在非农业部门，中古后期出现了一个多世纪的市场萎缩的局面。诚然也确有一些例外，意大
利城市似乎就不受影响，热那亚的市场在竞争的情况下甚至还扩大了。不过，一般而言，集镇衰
落了，现有的区际和国际的贸易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作为一种保护其现有市场的合谋垄断协定而
发展的汉萨同盟，逐渐让位于低地国家的竞争。最突出的特点是行会权力不断增长，无论是农业
的（羊主团），多城市的（汉萨同盟），或者市镇中的手工业者行会，权力都在增长。在这个阶
段为不断萎缩的市场而激烈竞争的行会，其主要目标在于发展一定程度的垄断势力而后限制供
给。结果与没有行会时的情形相比，产品价格上涨，而产量下降。实际后果是出现了从市场向利
用市场不及利用更有竞争性的组织协定的制度安排的转变。

垄断势力的关键是有限制进入市场的强制力。这两个世纪最重要的特点是，强制力的所在地
从私人维持治安或地方男爵提供保护转向民族国家。正如公正和保护从男爵手中转移到国王手中
一样，对行会垄断的认可和保护也转而由国王控制。到中古末期，国王已能够对其王国范围内的
市场实施专有权。由行会组织的手工业者和商人的自愿社团甘愿为现今只能由国王提供的专属特
权负担费用。

难免会作出以下结论。由于饥荒、瘟疫、兵连祸结，无所事事的雇佣帮伙四处游荡，打家劫
舍，因而不免会以为这是沉闷的几个世纪。它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瓦解了；
一种新的秩序经过长期的痛苦过程诞生了。

生活标准究竟上升了还是下降了?无庸置疑，直到一四五O年较有利的土地人口比率导致农
业劳动者实际工资上升。另一方面，地租下降减少了有固定地租的人的收入。结果仅这两种变化
便导致了人均收入上升。但是如果我们再把市场规模缩小、无政府状态以及由此而增长的交易费
用考虑进来，总的后果便远不是很清楚的了。

我们应以肯定的基调来结束这一章。民族国家不仅是（按大多数人的意愿）对男爵的混乱无
序的改善，而且在十五世纪后半期，我们开始看到人口再次增长。市场的复兴促使人们加快了为
将商业扩展到欧洲大陆以外进行的探索。葡萄牙航海家亨利亲王鼓励的探险只有靠商业复兴及船
舶和航海术改进才有可能。到这个世纪末，他们不仅开辟了新的商业来源，而且开拓了一个新的
殖民社会。

showcraft

第八章 财政政策和所有权

我们在第一章已证实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基本要求。如果存在着这样一种组织，
那么只要它合乎经济增长的要求，一个社会便会发展。就理想而言，通过提供适当的刺激，一个
完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将保证每种活动的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相同，而且两者在一切经济活
动中都相同。这种情形将要求每个人都希望最大限度地增殖其财富并且他拥有利用他认为合适的
土地、劳动、资本和其它财产的专有权；此外他个人有权将他的资源转移给其他人，而且所有权
被规定为没有任何别人能从他对其财产的利用中受益或受损。

假如要为整个社会制定出这样一种经济乌托邦，那么便要进行适量的研究和发展，便要在适
当的时机将新知识应用于经济活动，还要有适量的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可用并加以利用。此外，
每种生产要素都应按边际产量获得各自贡献的价值。总之，社会将按现期产品优于未来产品所决
定的最适速度发展。

上述条件就是在现代也不存在，因为建立这样一种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高得无法支付。当所
有权还是不完善地规定或实施时，某些活动的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便一直有差异，因为利用或转
移其资源的个人应付和应得的成本收益中的—部分将归于第三者。这种差异—直存在，是因为在
现存政治经济组织给定的条件下，消除每—种外部因素的费用都将超过收益。在任何一种具体的
场合，要同受经济活动影响的所有人达成契约性协议都得付出非常高昂的费用，或者说，无论有
效地衡量已摊的外部费用或收益抑或影响政府改变形势．只怕都不可能。因此，纠正要依契约成
本和衡量成本而定，而且无沦发生哪—种情况，外部因素都将一直存在，直到经济社会的变化使
收益相对于将其内在化的费用增长为止。



第一节

我们已经看到在某种程度上相对价值的变化是由中古时期的人口增长所引起的。结果推动了
西欧经济组织的改进。例如领主一农奴关系慢慢让位于地主一占用者（即地主一承租人）和工资
所得者之间的关系。随着大量残存的习惯权利被吸收合并，不成文法同样审慎地在越来越大的范
围内让位于将个人权利和财产作了明确规定的成文法。特别在要素市场上，条件得到了改善。劳
动现在通常可以自由地寻找其最优报偿，并保留其大部分所得，而土地已开始被看作是可以转移
的财产。

不过，资本市场和商业组织仍处于高利贷法规和“公平”价格的伦理概念的桎桔之下，而这只
有通过更昂贵的另外的协定才能形成。特别对制造商来说，产品市场常常是被垄断的，局外人受
到阻止不得加入贸易。鼓励对研究或发展进行投资的动机还很有限。甚至当所有权已经产生时，
所有权的实施仍带有不确定性并受民族国家出现所产生的难以预测的政治形势的影响，经济和政
治变革的过程本身就与未来协定带有不确定性而需增加费用有关。

为了把我们就人口增长引起的中世纪条件改变所作的总述继续下去，我们要重申由于市场扩
大，效率要求在—种新的契约协议中用货币给付来替代劳动捐。在农奴制消亡的过程中，劳动渐
渐成为自由的，可以去寻找其最优的报偿，土地得到了租金，结果基本的封建庄园关系渐趋衰微
以至消失。此外，由于市场经济，政府现在可以获得货币形式而非劳役形式的税收，从而能雇佣
它所需要的专业化的官僚队伍和军队。


—般说，除资本市场例外，中古时期要素市场的组织改进是先于产品市场的组织改进的。在
国际集市之外的产品市场常常因不完善而受到享有特权的行会和垄断的干扰。但尽管有上述种种
障碍，市场经济在整个欧洲的扩展仍带来了增益。



第二节

近代初期可以获得的最大的增益是改进了产品交换的效率。为市场生产，除生产商品外还包
括进行各种转移商品的过程，直到商品达到消费者手中为止。生产农产品和制造品的方法上的改
进，由于没有所有权来保护新工艺而受到阻碍。因此这个阶段的技术变革，如果曾发生过，如同
在中古时期—样，通常也是市场扩大而引起的专业化的结果。一方面，农产品生产由于土地数量
固定而受到收益递减的影响；而另—方面，制造业不受这种制约，呈现出规模收益不变。

此外，用于直接生产商品的资源就是用于转移这些商品的资源。商品在经济单位间的转移要
求提供有关交换机会的信息即要有搜寻费用，要求就交易条件进行商议即要有商议费用，还要求
确定实施契约的步骤即要有实施费用。提供所有这些劳务的费用称交易费用。

对交易部门劳务的经济需求来源于对交换产品的需求，即有此必有彼。对商品的市场需求是
贸易的潜在增益的函数，如我们已在上面所了解的，它依赖于个人的偏好，也依赖于各地区的天
赋资源。现代初期在一些地区出现的人口增长，也像在中古时期一样，曾使整个西欧贸易的潜在
增益不断增长。

凡是贸易的潜在增益增长的地方，对交易的需求也增长。交易部门不同于工业品或农业品的
生产，它受制于规模经济。就是说，当部门的产量增加时，贸易的单位成本却下降。规模经济依
赖于一个固定成分的费用函数。当部门的产量增长时，固定成分的单位成本就下降。因而如果在
交易中规模经济的增益超过了农业生产率下降造成损失的话，在没有技术变革的情况下，市场经
济扩大可以增加其居民的人均收入。

在这三类交易费用中每一类都包括一些固定的费用。例如搜寻费用包括搜集市场信息的固定
支出。信息一旦被搜集到，任何数量的买者和卖者都可以利用。搜集信息的成本不受利用信息的
人数影响。所以，人数越多，单位成本越低。传播市场信息的成本可能与距离成比例，而买卖双
方都集中于一个市场也使单位成本减少。最后就任何条款谈判费用都可能不同，但随着交易规模
的扩大，规定标准的做法或首先着手谈判的基本贸易条件则显得比较有利。这样，一宗协议便不
必就所有条款都讨价还价，争执不休。实施费用也受制于规模经济，因此建立程序和法规，以及
影响政府都含有一定的成本。这样，随着交易规模的扩大，利用市场的单位成本降低了。

我们知道中世纪的要素市场曾出现过改进，在交易部门和密切相关的资本市场上曾获得过较
大的增益。但由于直到这一时期终结也没有一种有效刺激发明的手段，因而新的生产性工艺技术
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不过，提高市场效率所必需的知识最初经意大利人的发展已经为世人所了解。
剩下的就是在交易规模有保证时如何使这些改进适应的问题了。



第三节

有些国家改变了它们的基本制度安排以利用这些机会，结果发展起来；不过并不是非这样做
不可。因为随着贸易的发展，便向较大的政治单位提出了在更大的地区规定、保护和实施所有权
的要求（远程贸易的某些费用便是这样内在化的）。政府提供的服务也受制于某种产出的规模经
济。一组所有权一旦规定下来，几乎可以无限期地延伸到其它领域，而成本所增无几。例如调解


争端和实施法律的议会制度专门化程度越高便越有效。能够雇佣所需要的外国军队或维持一支常
备军，从而为更大的地区提供了更有效的保护。

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纪期间，在军事战争方面也有一系列重大的技术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大
弓、长矛和火药（结果出现了火炮和滑膛枪）。不清楚的是，究竟是交易经济的发展成为扩大最
适战争规模的充足条件，还是上面提到的制度创新扩大了战争。不过，总的后果是政治生存条件
发生了剧变，因而不仅需要使一支有效规模的军队人数增多，而且要求受过更多的训练、纪律更
加严明（对有效的长矛手尤其重要），并由费用更加昂贵的火炮和步枪加以装备。持矛披甲、尚
武任侠的骑士时代已经过去。代之而出现的是热那亚的大弩手，英格兰（或威尔士）的长弓手和
瑞士的长矛手的时代，他们都受雇于出价最高的雇主。

由于不断扩大的市场经济的需求对建立较大的政府单位施加了压力，许多地方庄园面临着这
样的抉择，究竟是将它们各自的司法权扩大到相邻的庄园，与其它庄园联合行使这一权力，还是
放弃它们传统的政治特权。随着市场的出现，在整个西欧，越来越多的政府的功能开始由区域性
和全国性的政治单位来承担，直至在日益加剧的震荡中导致民族国家的创建。

到此我们不妨将历史记述暂停一下，以便根据经济理论作一番类比。现以—个包含为数众多
的小企业的竞争行业为例。采用一项对大量产出带来规模经济的制度创新，结果一个企业的有效
规模变得相当大。从过去的竞争均衡到新的（和可能不稳定的）垄断独占，可能就是沿着这条途
径完成的。最初的那些小企业，要么扩大规模，进行合并，要么被迫破产。结果少数规模最适的
大企业应运而生，但即使那时结果也是不稳定的。还要为串谋定价和操纵行市进行无休止的努力，
而同样普遍的是好处将归于按商定行骗的个别企业。结果休战期往往被无情的竞争所中断。

如果把以上描述移用到这个时代的政治领域，我们发现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二OO年至一
五OO年期间，西欧的许多政治单位在一个阴谋充斥、战乱频仍的世界经历了无止境的扩张、联
盟和合并。甚至在主要的民族国家出现以后，和平时期仍不断地被打断。总之，这是一个扩大战
争、施展外交手腕和玩弄阴谋的时代。费用之剧增令人惊愕。—年战争意味着政府的费用至少增
加四倍，而大多数年份都有战争而没有和平。君主经常债台高筑，因而只得铤而走险。破产的威
胁是一种驱之不散的阴影，对许多国家都非常现实。事实的真相是王侯并不自由，他们受到没有
终止也无法控制的财政危机的制约。

这—过程当然不是轻松平和、毫无痛苦的。每个发展中的政治单位不仅遇到令人闲扰的财政
问题，而且遇到了与野心勃勃的对手不可避免的竞争，因而要卷入无休止的政治结盟、合并、阴
谋乃至战争之中。无论以何种途径进行合并和扩张，其费用都将大大超过传统的封建岁入。

十四世纪人口下降以及十五世纪人口未能恢复使形势更加恶化了。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处于
初创阶段，自强不息的那些地区性和全国性的国家已发现，利用受过训练、纪律严明的职业士兵，
扩大了军队的最优规模，并且由于人口减少引起的工资相对增长，每个士兵的单个费用提高了。
由于同样的原因，经常以土地租金为依据的封建义务的货币值下降了。初期竞争中的民族国家，
面对着持续的财政危机，很快发现，生存需要的岁入越来越大，这些岁入只能由新的来源提供。
那些相对更有效地解决了其财政问题的政治单位得以存在下去，而相对无效的政治单位则被对手
吞并。

在岁入减少而财政需要增加的形势下，欧洲的王侯们面临了一个日益棘手的难题。习俗惯例
规定了他们从较小的领主那里所能获得的捐税的限度，如大宪章所充分证实的，国王如果逾越了
公认的习惯限界，反叛便随时可能爆发。许多国王的封臣几乎跟他一样强大（事实上勃艮第公爵
比法兰西国王强大得多），如果他们携手合谋肯定更加强大。觊觎王位的竞争者往往不止一个，
而且即使没有热衷的竞争者，强大的封臣也始终是—种近在眼前的威胁，不是从内部，便是勾结


外来入侵者（如勃艮第人勾结英格兰共同反对法兰西王权）颠覆国王。诚如一系列始为意大利银
行家继为德国银行家所证实的，君主有可能借钱，而且这确实不失为一种应付短期战争危机的重
要办法。但因不能对欠债不还的君主提出控告，故而出借人要征收高利率（通常要作一些掩沛以
规避高利贷法则）以应付高风险，或者收下担保品（早期为王室土地，而后为王室珠宝，或是承
包关税、垄断特权）。但拖欠不还仍是常事。爱德华三世使佩努兹和巴迪遭到破产，而后期查理
五世和菲利普二世使吉罗维塞和福格家族遭到破产。君主的资金市场不仅是这—时期最兴旺的活
动之—，而且是佛罗伦萨、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这些金融中心发展的一支主要力量。

如果要偿还贷款便需要有财政岁入。经过一场战争，贷款可能会源源流入国王之手，但国王
随后便面临严峻的偿还任务。如果说在资金市场发展中为君主贷款有重大影响，那么发展一种固
定岁入来源以偿还贷款，在国家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关系上便有指导作用。

较大的政治单位无疑最终会形成，而问题是，在许多小国家中哪一个可以通过显示相对效率
证明其权力继续存在?每一个为生存而战的国家都极力寻找新的财政岁入来源。无偿征用财产提
供了一种短期解决办法，但可能会证明要在较长时间里付出很高的代价，即使不是致命的。或者，
国家会重新规定或改变所有权，或更有效地实施那些已经注册的所有权以使私人部门受益，当然
这是有代价的。国家允许通过扩张或收缩的市场利用新发现的或变得可行的有利机会，为此则会
征收费用。

既然恩惠一定要由最高出价人来施与，从社会的观点看这些制度变革会不会更有效便没有把
握了；在一五OO年所有权给定的情况下，大部分活动的私人收益率往往与社会收益率大不相同。
这里恰恰是我们争论的一个关键之点：一五OO年至一七OO年之间西欧经济成就的差别主要归
因于兴起的各国为应付持续的财政危机而创建的所有权的形式。让我们看看所有权是怎样创建
的。



第四节

为了了解背景，我们必须将国家的功能置于一种较之单独论述封建社会所必须的更为广阔的
背景下加以阐释。甚至在当今，政府也主要是一种将保护和公正出售给其选民的制度协定。它通
过确定和实施产品和资源的所有权及让予资产转移权来实现。作为对这种服务的回报，国家获得
税收。由于提供保护和公正的规模经济使这一交易可能对选民很合算，因此被统治者与政府之间
的互利贸易便有了基础。只要规模经济继续，国家对所有权扩大了的保护和实施就能提高所有选
民的收入，而这一储蓄以某种形式在选民和国家之间分配。

什么决定这些储蓄的分配呢?公民们感兴趣的是得到尽可能多的增量收入；而国家也是如此，
因为这一时期其本身的生存常常依赖于使现期岁入最大化。让我们再考察一下第七章已描述的十
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历史证据。

在那动乱的两个世纪，我们已看到热衷于为一个地区提供政府性服务而谋取税收的潜在的供
给者，往往不止一个。在任何一个政治单位内国王的许多有权势的封臣都颇为乐于专擅控制。同
样，局外人即其它政治单位的竞争的王侯们则随时准备取而代之。照理，哪个国家广泛施与，保
护和公正使选民受益最大，选民就接受哪个国家。事实上，适合选民的“理想的”解决办法是授予
他们“在宪法上”定价（税收）的权力；而从君主的观点看，他们那方面的情形也是确实的，君主
的安全感取决于君主自由处置税源和税率的程度。一个当权的君主可以要求的垄断权力越多——
就是说，其对手的势力越小，威胁也越小——国家可以占用的租金的比例便越大。


我们已经指出在英国和法国出现的不同模式的种种原因。就英国来说，议会能够从君主那里
分享对征税权的控制。在法国，十五世纪的无政府状态——一切所有权在这一乱世都得不到保障
——致使三级会议将征税权让给了查理七世，以求得君主对增强秩序和保护以免雇佣帮伙和英国
入侵者掳掠的允诺。法国国王在履行诺言的过程中肃清了他的势均力敌的对手，使王室能更好地
要求增加在政府所产生的社会储蓄中的份额。

经济结构必定始终决定着哪些经济部门由国家征税可以最有盈利。

国家从任—部门所有权的改变和保护中所得净收益不仅由社会收益决定，也由已含的交易成
本决定。国家从发明新所有权中所得增益取决于已创造的实际收益或储蓄减去创立新制度协定的
成本。必须从社会储蓄中减去谈判和发明新协定、衡量收益、征收适当税收和实施新所有权等所
用的费用，才能得到国家直接所得的岁入。在近代初期紧迫的压力和扩张的形势下每个年轻的民
族国家最感兴趣的是发明能使其现期收入最大化的新协定。因此预料之中的必然结局便是，在紧
迫的压力下新创制的制度协定常常不是使社会收益最大化的那些制度协定。

例如，正如政府可以很容易一直承认和（或）保护无效率的所有权（如垄断和行会）一样，
政府也可以创造出诸如保障公开市场的更有效率的权利。垄断的受益人容易被识别，私人收益不
难衡量，税收也很容易商定。国家实施垄断不困难，因为垄断者可以通知违约的当局，征税也容
易。转让特权对国家是一种可能有利、代价也相对低廉的岁入来源。另一方面，公开市场的创立
在识别受益人及与受益人谈判上有很大困难，同时在规定和征收税上也有种种不确定性和多方面
的困难。不过，如果因为国家面临种种限制，这种所有权的创立和实施证明是最有利的岁入来源，
那么它就将被创立。

君主在寻找岁入中得到自由的程度在整个欧洲是有很大差异的。他可以无偿征用财产，但那
样做是竭泽而渔。当可以使其臣民相信他们面临攻击或入侵的威胁时，他也可以征取强制性贷款。
他还可以用转让特权来交换岁入。这些特权基本上包括转让所有权或为岁入所有权的保护作担
保。显然国家从自愿团体接过对所有权的保护上具有规模经济。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超出了庄园
和城镇，农民、商人和发货人发现私人保护成本可能由于有一个强大的统治权威而下降。在政府
和被统治者之间已存在互利性交易的基础，但没有两个君主面临完全相同的经济。既然在私人部
门中个人总是受到“白搭车”刺激而逃税，君主只得寻求一种可以计量也易于征收的收入来源。与
现代税收结构适成对比，没有可以用来从事这类活动的制度结构，而且，由于在大多数场合信息
成本高得排除了近代某些可供选择的办法。两个极端都说明奋斗的国家所面临的困境和种种可能
发生的情况。（1）在对外贸易成为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的地区，衡量和征收税金的费用有低的
特点，在水运贸易方面就更低了，因为港口数目有限。（2）在贸易主要为地方性的（局限于一
个城镇，—小块地区）或主要是对经济内部的地区，计量和征收贸易税的费用便具有相当高的特
点。

在前—种情况下，进出口税从国家观点看可能是最有效的征税。在后一种情况下，转让对生
产要素的垄断或征税则也许最有效。但无论何种情况，税收的性质和征收的办法对经济效率都是
至关重要的。

限于篇幅，我们在本章只能在君主以所有权交换岁入所用的众多的（和巧妙的）办法中列出
了几种。转让土地权在英国是—二九O年（和—三二七年对贵族）由置地法（Quia ernptores
statutes）批准的，因为国王不如此便要因封土分赐制而失去岁入；稍后实施了威尔士法（一五四
O年），允许继承，因为延长遗赠“用益权”使他丧失岁入。在法兰西、香槟和昂儒也有类似的发
展，不仅防止了岁入的损失而且在十三世纪对土地转移也征课了税金。城镇以岁入作为回报，则
得到了垄断和贸易特权的授予。外国商人获准享有合法权利，可不受行会的约束，交换条件也是


交纳岁入。行会被授予专有的垄断特权，以向王室输款纳币作为报偿。在进出口税方面设立了关
税，而相应地则回授以垄断特权。在有些情况下，国王被迫将税收控制权转让给“代议”机构，也
是为了得到岁入。

这后一点需要特别强调和进一步阐释，因为它对一五OO年以后我们看到的发展的不同模式
至关重要。君主为获得生存攸关的赋税岁入不得不放弃的是什么，就是说决定君主对其“选民’’
的议价实力的是什么。上述论点提出三个基本考虑：（1）选民从国家接替民间自愿团体对所有
权的保护中所得到的增益；（2）竞争者的势均力敌则能提供同样的服务；（3）经济结构决定了
王室的不同征税方式的收益成本。



第五节

我们现在可以回到中心论题上来。上述变量组合并不保证任何出现的国家都会建立一套用以
鼓励长期经济增长的所有权。在这一时代最大的增益是在鼓励交易部门中获得的。不过政府的财
政需要永远是首要的，而且一个君主即使有的话，只怕也很少靠算计几年后的改革和岁入的结果
来过奢华的生活。生存是当务之急，在这一短暂的时期，国家收入现值最大化，毫不奇怪，往往
导致所有权结构实际抑制了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一种不同的要素组合则可能（也许是偶尔地）
导致更有利于长期增长的所有权的确立。

在这后一节我们将考察西欧经济的不同成就（在可利用的资料的限制下），而后利用以上发
展了的框架追溯一下两组不同的所有权的出现，一组导致尼德兰和英国持久的增长，另一组导致
法国的相对延缓及西班牙的停滞和衰退。

showcraft

第九章 近代初期

一五OO年被历史学家普遍看作是中世纪社会和近代社会之间的分水岭。这一新时代的最初
两个世纪的历史上非常重要，发生了一系列不同的事件，如：价格革命，商业革命，宗教改革，
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新大陆殖民，世界贸易发展以及作为欧洲政治组织最高形式的民族国家
的出现。

历史学派的性质可以部分说明对这两个重要世纪的许多重大现象不作连贯一致的解释多么
可叹。大多数职业历史学家都不免如时尚所趋：蔑视概括，宁可高度专注于一时一地。因而几乎
没有职业学者试图对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欧洲这么大的题目进行系统而广泛的考察。

对这后一点兴许也对前几点而言，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提供的可能要算是一个重要的例外
了，但他们在历史理论遇到了这两个世纪的难题。按照他们的原理，封建主义由资本主义替代。
问题是西欧封建主义到一五OO年已经灭亡了，资本主义如现今所知则尚未诞生，而产业革命完
全是未来两个半世纪的事情。这样为了填补这一时间空白，“新兴的资本主义”或“商业资本主义”
便被发明出来，作为一个完全与马克思主义动力学一致的经济组织阶段——十六世纪为扩张期、
十七世纪为危机（收缩）期——它导致了资本主义和产业革命。我们的解释便不存在这种断裂的
问题。十五世纪—个新的马尔萨斯周期便已开始了。人口的新增长弥补了十四世纪的损失，直到
最后再次遇到报酬递减。十三世纪许多经济因素明显重演于十六世纪而十四世纪的某些问题也在
十七世纪再现。不过，这一时期毕竟发生了—种新的现象：虽然十六世纪欧洲各地人口都在增长，
但随后出现的“危机”——可以预料是同样普遍的一一其实在地域上则是参差不—的。有些地区和
国家证明是能够调整适应的，甚至能够继续保持外延性和内涵性增长；而有些地区和国家则重蹈
十四世纪普遍萎缩的覆辙并衰落下去。

十七世纪末叶已显示荷兰和英国为优胜者，法国为失败者，而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则为明
显的失败者。历史上首次有些地区和国家能够逃脱马尔萨斯陷阱，而有些国家则失败了。是什么
造成了这一重要的差异呢?



第一节

让我们简要地考察一下西欧经济在这两个世纪总的经济运行状况。欧洲人口何时开始从十四
世纪马尔萨斯抑制中恢复不得而知；英国有间接的证据表明恢复期为一四六O年至一四八O年
间。不过十六世纪欧洲各地人口都在增长，这一点是明显的。

在那之前西欧人口已经超过了黑死病前已达到的水平，虽然其发生的准确时间被两个原始统
计时期留下的少量资料搞得模糊不堪。试图对欧洲整个人口作出估计的历史学家一般同意到一六
OO年人口已恢复到一三OO年的水平，虽然如表9．1所示，其中一个资料来源把这看作是一
五五O年前发生的，而另一个资料来源也把这看作在一五五O年前后。



表9．1欧洲一三OO年至一六OO年的人口（以百万为单位）






资料来源：斯利切．范．巴茨：《西欧农业史》，第80页。



—般舆论认为整个西欧在十六世纪经历了人口统计上的持续扩张，尽管没有可靠的统计依
据，但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的结论再次担保说：

虽然单个数字可以怀疑，但十六世纪文献来源扼要反映的总图景，就其轮廓而言是完全清楚
的：无论是统计的还是其它的资料，都指明欧洲人口出现了明显的长期增长。（卡尔．赫勒尼尔
《从黑死病到生命革命前夕欧洲的人口》，《剑桥经济史》，第四卷，第22—23页。）

十六世纪没有瘟疫也许是对这一现象的部分解释。饥荒不是最重要的，至少与下个世纪的饥
荒相比不是最重要的。另一方面，战争普遍，十六世纪只有二十五年欧洲的某些地区没有大规模
冲突。然而似乎到处都人丁兴旺。

随着总人口规模的扩大，住在城市里的欧洲人的数目也增多了。在这个世纪，西欧的大城市
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的发展。不过城市化即城市人口的比例实际是否扩大了大可怀疑。实际上在
整个这一世纪它倒更可能下降了。大城市地盘的扩大是以牺牲上个世纪小集镇为代价的。

总人口增长是整个十六世纪的特点，而十七世纪则相反。对西欧来说，十七世纪是战争、饥
荒和瘟疫充斥的一个可怖的时代，每一种灾变都造成了伤亡。不过，与十四世纪的抑制不同，十
七世纪死神是以不同的惩罚和不同的结局降临西欧各国的。有些国家在灾变前毫无抗御力，有些
国家则能够消灾祛难。

德国、西班牙辖属的低地国家、西班牙也许还有葡萄牙在十七世纪减少了人口。三十年战争
（一六一八年至一**八年）使德国田园荒芜，随后痢疾、斑疹伤寒、天花、鼠疫和饥荒流行。
对人口下降的估计（断定几乎下降了百分之四十也许有些夸大）似乎表明德国的损失超过了其它
任何国家。

西班牙也许还有葡萄牙，由于饥荒和鼠疫也使人口锐减，据估计，西班牙在一六OO年至一
七OO年间丧失了四分之一的人口。西班牙辖属的尼德兰为这个世纪战争不已的欧洲各国提供了
特别中意的战场，结果例如布拉邦特到这个世纪末人口仅比一五二六年稍多一点。其它西属尼德
兰地区遭遇可能也这样糟。有意义的是减少的大部分人口发生在乡村；市区受到的影响不大，事


实上根特的人数还增加了，列日也是如此。与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人口惊人的减少相反，
安特卫普继续稳定增长。

除了损失明显的那些国家外，其它许多国家在这期间最好也不过处于停滞状态，意大利和法
国是其中最显著者。马尔萨斯所说的饥荒和鼠疫的抑制再次作出了反应。意大利像西属尼德兰一
样是一个战乱频繁之地；那里的饥荒已经司空见惯；另外，一六三O年至一六三一年和一六五
六年至—六五七年的鼠疫使田园荒芜，以致一七OO年意大利的人口并不多于它在一六OO年时
的人口。

十七世纪法国人口也饱受了饥荒和鼠疫之苦。一六二八年至一六三八年、一**八年至一六
五五年、一六七四年至一六七五年和一六七九年饥荒和鼠疫并发，而一六九三年至一六九四年则
发生了被称作“大”饥荒的严重灾情。此外国家还失去了十七万五千个因宗教原因而逃亡的新教
徒。在十七世纪第一个二十五年——在这期间人口可能有所增长——之后，法国人口趋势似乎一
直在下降，直到这个世纪末叶可能也没有超过它在这个世纪头二十五年的水平。

当法国和意大利停滞时，荷兰共和国和英国实际上在经历一场人口扩张。与西班牙统治下的
低地国家不同，联合的尼德兰各省在抵抗人类入侵者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功，虽则他们的防卫在
鼠疫的侵袭面前失败了，一六二三年至一六二五年、一六三五年至一六三七年、一六五四年至一
六五五年和一六六三年至一六**年瘟疫侵袭了那些地区。另外，为抵抗法国而进行的艰苦斗争
（特别在一六七二年）也给一些地区造成了破坏。不过很快就恢复了，一般认为联合各省的人口
在这个世纪有大幅度的增长。这一增长部分归因于正自然增长率，部分也归因于对外来移民采取
的友好立场。如荷兰为外国人敞开了大门，不仅对同样信仰的新教徒，而且对伊比利亚的犹太人
都奉行来者不拒的方针。城市化发展得更快，以致荷兰（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几个省）早在一六二
二年其百分之六十的人口便已成为城镇居民。荷兰的城市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繁荣发
展的。

英国是十七世纪人口获得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国家。尽管它也遭到了诸如一六O三年、一六
二五年、一六三六年至一六三七年和一六六五年年袭扰伦敦的历次鼠疫的侵袭。但就其总的影响
而言，不如意大利那两场时疫为害严重，因此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到一七OO年无疑多于一六
OO年。为了说明起见，不妨援引为一般人所接受的对十七世纪英国人口的一种估计，该估计认
为这个世纪英国人口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一六OO年的人口据估计为四百八十万；一六三O
年为五百六十万；一六七O年为五百八十万；——七OO年为六百——十万，虽然这些数字可
能偏高。

总之，十六世纪欧洲各地人口看来都增长了，但十七世纪即近代的第二个世纪情况却发生了
急剧变化。除荷兰联合各省、英格兰和威尔士在十七世纪人口还继续增长外，意大利和法国的人
口在这个世纪处于停滞，而西班牙属尼德兰、西班牙也许还有葡萄牙、德国的人口实际上已经下
降了。



第二节

价格史与人口史相似。十六世纪西欧各地价格水平急剧提高，价格形式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价格的绝对水平的提高和工资落后于其它价格的差距的扩大是如此重要，以致这个时代被称作
“价格革命”。价格上涨席卷了整个西欧，总价格水平—六OO年比—五OO年高达百分之二百到
三百。例如西班牙，在十六世纪未比该世纪初价格高三点四倍；法国高二点二倍：英国高二点六
倍：荷兰的纺织城市莱顿高三点零倍：阿尔萨斯、意大利和瑞典的价格近乎翻了一番。这种价格


水平的总增长比实际发生的情况似乎更显著，因为使价格水平在世纪里翻—番的年增长率只有百
分之零点七十二。按近代标准这确实是—种非常温和的价格上涨。十七世纪时总价格上涨了，价
格水平一般没有呈现出趋势。

十六世纪的价格上涨并没有使所有价格同样上涨。图9．1显示英国的地租指数是所有价格
中增长最迅速的，提高了百分之五百以上。农产品价格（参见图9．2a、b）是次最高的，而工
资和工业品价格上升的幅度就小得多了。

图9．1 一五OO年至—六OO年英国的总价格指数和地租、工资的指数



资料来源：希尔斯克：《英格兰和威尔士农业史》，第四卷，第862，865页；菲利普斯一
布朗和霍普金斯：《工资—地租和价格：十六世纪人口压力的证据》，第306页；克里奇：《一
五四年至——**O年地租的变动》，第25页。



图9．2 —五OO年至—六OO年英国工农业品和实际工资的价格指数




a图资料来源：希尔斯克：《英格兰和威尔士：农业史》，第四卷，第862，865页。

b图资料来源：菲利普斯一布朗和霍普金斯：《工资—地租和价格：十六世纪人口压力的证
据》，第306页；《七个世纪的消费品价格，与建筑工的工资—租金比较》，第311—314页。



图9．3 a：一五OO年至一六OO年英国农业价格和工业价格之间的贸易比率；b：一五
OO年至一六OO年英国工资地租比率




资源来源：（a）希尔斯克：《英格兰和威尔士农业史》，第四卷，第863，865页；菲利普
斯—布朗和霍普金斯：《工资—地租和价格：十六世纪人口压力的证据》，第306页，（b）希
尔斯克：《英格兰和威尔士农业史》，第四卷，第862，865页，克里奇：《一五四O年至—六
四O年地租的变动》，第25页。



贸易比率如图9．3a所示，变得对农产品有利——十六世纪末期较之该世纪初期需要用更多
单位的工业品来购买一个单位的农产品。劳工所消费的产品的价格比工资上升得更多，这一点反
映了实际工资的急剧下降，实际工资指数表示大众的生活标准。由于地租在所有价格中是上升最
多的，而工资是增长得最少的，因此相对要素价格（图9．3b）显然急剧转为对地主有利。



图9．4 —五OO年至—一六OO年欧洲几个地区实际工资和贸易比率的指数




资料来源：菲利普斯—布朗和霍普金斯：《工资—租金和价格：十六世纪人口压力的证据》，
第305——306页；《建筑工的工资—租金、价格的人口；某些进—步的证据》，载《经济学》，
二十六，第—O—期，第35—38页。



相对要素和产品的这些变化并不是英国所独有的，英国不过是可以利用的最好数量资料而
已。图9，4和图9．5再现的资料表明英国发生的这些变化大体上也发生在整个西欧。在德国、
法国和西班牙，贸易条件也变得对农业有利，而实际工资大大下降了，相对要素价格的变化似乎
各处都相似。法国的地租在这个世纪中似乎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八，而劳工工资只增长了百分之十
三。



图9．5 十六世纪英国、西班牙、法国和阿尔萨斯的实际工资指数




资料来源：菲利普斯—布朗和霍普金斯；《建筑工的工资—租金、价格和人口某些进一步的
证据》，第18一28页

总之，十六世纪价格水平的一般上涨是普遍现象。相对产品和要素价格也以相似的形式变
化。农产品价格相对制造品价格上升结果地租比工资增长得更快。劳工的实际工资大幅度下降了。



第三节

我们刚才说过的相似的形式与十六世纪西欧各国都具有的其它一些现象很相称。一种情况是
在欧洲各地特别在国际商业繁荣的北欧贸易量都增长了。数目不断增多的欧洲人的船只沿着传统
的水道运行，驶往地中海，而富有戏剧性的是冒险横越大洋，到陌生的亚洲和新大陆去进行贸易。
十六世纪初，这一商业中心仍集中在意大利北部，米兰、佛罗伦萨、热那亚、威尼斯等城邦以及
与它们相邻的一些较小的城市都专门从事制造业和贸易。欧洲其它地区最初就是从这些城市获得
地中海商品和东方贵重商品供应的。在这些地区，谷物、食盐、腌制品（主要是鱼），还有油脂、
酒和乳酪的贸易一直是生气勃勃、不断发展的。还有的船只则满载着供制造品用的羊毛、生丝和


皮革。矿石原料方面的贸易不大重要，但随着对明矾、珊瑚、铁和铜的需求的出现，这方面的贸
易也日渐重要起来。地中海在十六世纪便承担着如此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货物的输送。

不过，在历史上最有生气的地中海贸易并不是当地的贸易，而是以印度、锡兰和印度尼西亚
为起点，横越大陆后再由地中海扩散到欧洲各地的商业贸易。在传说的香料贸易中，胡椒比肉豆
蔻和丁香更重要。中国和波斯的成包的丝、印度的棉花、中国的大黄和名贵宝石补充到外来品贸
易中，它们引起了所有欧洲人的叹羡，从而使威尼斯这一贸易中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
一。

中古时期地中海沿岸的商人一直在地理上把持着这一奢侈品贸易的垄断。而这种局面在十六
世纪初期遭到了葡萄牙人的挑战。葡萄牙的海员试图在武力保护下改变传统的航线，从大西洋水
域推进到印度。这一最早的尝试没有成功，直到十七世纪，荷兰不是用暴力而是依靠船舶和经济
组织这两方面的效率改进而引起的价格竞争才摧垮了威尼斯在奢侈品贸易中的优势。

十六世纪北欧与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属低地国家和波罗的海流域之间进行的贸易，
与地中海贸易相比开始是微不足道的。如同地中海地区支撑着富有生机的意大利城邦一样，荷兰
和佛兰德这两个低地国家的制造业贸易中心已成为北欧的支柱。

尽管北欧还没有与威尼斯或热那亚相比的都市区，但在十六世纪初期毕竟出现了两个专门从
事海上贸易的城市群。一个是北德意志诸城市组成的汉萨同盟，另一个是尼德兰的一些港口。布
鲁日港的淤塞使尼德兰的安特卫普市逐渐占据优势，成为十六世纪北欧首要的商业港口，直到在
改变战争的命运中被摧毁为止。到十六世纪末期，离海岸只有几英里的阿姆斯特丹在重要性上已
取代了安特卫普。

北欧的主要贸易品为寒带出产的耐寒的谷物、食盐和腌鱼、羊毛织品、毛皮、铁和木材。谷
物贸易是一种经常性的交易，进口谷物的为西班牙、葡萄牙和尼德兰的那些工业化地区，出口谷
物的为法国和波罗的海沿岸。这个世纪贸易发展之充分已足以使某些遭受暂时饥谨的地区也能得
到生活品供应。一般说来，北欧贸易特别是谷物贸易扩张的范围由通过波罗的海的船只数目增加
可见一斑。船只数从这个世纪初期一年平均一千三百三十艘到这个世纪末已增加到一年平均五千
艘以上。由于这一时期帆船的平均规模也扩大了，这一比较实际上已对波罗的海的商业扩张打了
折扣。这个世纪初叶北欧完全依赖波罗的海供给一种必不可少的食品——腌鱼，特别是腌鲱鱼。
当时由于荷兰在北海开发了新的渔场，波罗的海贸易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了。

北欧贸易的最重要的制造品是羊毛纺织品，因而最重要的制造业中心（除意大利北部外）在
法国北部、佛兰德、布拉邦特、荷兰和英格兰东部。佛兰德无疑是其中最突出的，在这个世纪的
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安特卫普已成为该地的贸易中心。在佛兰德纺织的生丝主要是从西班牙和英
格兰进口的，但英格兰也大规模地把织成品出口到安特卫普和波罗的海沿岸。不过它们主要是一
些没有染色、尚未制成而有待进口者进一步加工的织品。

与此同时，一种独立的贸易在大西洋沿岸日渐兴旺，西班牙、英格兰、法兰西和尼德兰从事
着活跃的羊毛、织品、酒和食盐的交易。这种贸易有将地中海的大商业圈与波罗的海地区连接之
势，直到这三个环节连成一条贸易链为止。

十六世纪的一项主要成就是在欧洲和其它居住区之间建立了一种经常性的贸易。早先曾被看
作是鱼资源的海洋，到十六世纪末已成为国王的交通干线，从里斯本到印度或塞维利亚到西印度
群岛的航行几乎司空见惯。显然最重要的海洋贸易是于该世纪中叶发现了世界上最富裕的银矿之
后，在西班牙和新大陆之间进行的，那里的财富不仅可以资助西班牙，而且可以使整个欧洲受益。




第四节

到此为止，我们在前面对十六世纪人口、价格和商业所作的概述已可以一并显示那个世纪主
导的经济发展型式。在西欧绝对和相对价格的趋势和人口增长的趋势各地都相同，这一事实不仅
使我们的任务变得相对简单了，而且强调人口增长无论在地理上还是暂时而言，都是关键性的。
人口增长了，结果在这个世纪初期便遇到了新增劳动的收益递减。由于人口继续增长，劳动工资
相对于土地价格下降了。农产品价格相对于工业品价格之所以上升，就因为农业利用的是大量费
用日益昂贵的要素土地。

在金融方面，所有价格（既有产品价格也有要素价格）的上涨部分应归因于货币量的增加——
用欧洲新开发的银矿铸制的货币—一和从新大陆进口的白银；部分应归因于商业速度的加快。西
班牙对这—进口的垄断也导致国际贸易量的增长，因为西班牙条银进口的上升提高了当地的价
格，使出售商品和劳务变得有吸引力而购买商品则相对没有吸引力。西班牙购买军队、武器和奢
侈品，而靠将得自新大陆的窖藏的白银出口到其它欧洲国家来结算。

这对国际贸易有多大刺激是很难估计的，因为随新大陆财富而来的还有一个（也许是更为重
要的）因素，即十六世纪人口的普遍增长降低了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费用。由于市场的这种可用
性，一些新的辅助性的制度安排出现了，从而使生产和交换实现了专业化，同时增强了不同地区
的比较利益。在这样的沃土上，所有部门的对外贸易都繁荣兴旺了，并特别受惠于安特卫普和伦
敦这样一些发展迅速的都市市场。与此同时，规模较小的地方和地区性市场则不能与它们的更有
效的对手相抗衡从而陷入衰落。

少数大市场的兴起可用市场本身的性质来解释。在进行交易的过程中，市场产生了可以成交
的价格信息。由于这些价格对在场的所有人都适用，任何人都可以决定是否购买或出售，因而这
一生产增益来源大概是一个简单市场所有明显好处之中最主要的。在贸易扩张期间，市场越大就
越有效率，因为交易中含有规模经济。于是在内部市场贸易者的竞争中，位于中央的市区靠牺牲
境况不幸的对手而获得利益。

当一个与农业和工业部门互相联系并与最终消费者相联系的交易部门进入我们的分析时，我
们就十六世纪消费者福利所论述的情况便复杂起来。显然，在收益递减条件下人口增长的直接影
响是降低经济的总效率，直到人均收入普遍下降。但从间接方面看，人口增长对生产率的提高和
人均收入的增长也不是没有积极影响的，因为人口增长扩大了市场从而刺激了商业贸易。

交易部门效率的提高跟人口增长的结果完全相同，影响了相对生产价格和贸易比率。农产品
的消费品价格相对于生产要素价格的下降幅度，较之工业品的消费品价格相对于生产要素价格的
下降幅度要小，工业品的消费品供给是完全弹性的。这样市场的贸易比率变得对农产品有利。农
业价格的相对增长既归因于农业生产率的下降，从而降低了收入；又归因于农业品交易效率的提
高，这往往又使收入提高。社会的福利将依何种效应在一定时间或场合下起主导作用而定。

总之，十六世纪的平衡表显示农业生产率下降，制造业生产率不变而市场交易部门的生产率
上升。西欧的物质福利依赖于市场效率增长能否抵销收益递减引起的农业生产率的下降。一般而
言，结果并不乐观，收益递减占了优势，最后西欧迈入了受累于马尔萨斯抑制的十七世纪。饥荒、
瘟疫再次席卷欧洲各国。



第五节


如同我们在前面对人口讨论中已看到的那样，十七世纪这些灾变的影响是有选择的，不像十
四世纪造成的那种破坏。某些地区，如英格兰便相对未受什么损失，而另一些地区如西班牙则遭
到了严重的危害。完全可以认为，经济组织的效率在决定马尔萨斯抑制的效力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就是十四世纪与十七世纪的重大差异之所在。十四世纪时西欧经济整个而言是组织得完全一样
的，而在十七世纪时，在新兴的民族国家里制度和所有权在一、二百年里经历了各自不同的道路。

图9．6a 一五OO年至一七OO年低地国家的实际工资指数



资料来源：H．范德威：《安特卫普市场和欧洲经济的发展》（马丁努斯．尼基霍夫，一九
六三年），第一卷，第543页；N．W．波斯苏姆斯：《莱克汉德尔》，第二卷，第217页，第
1014—1017页。

在十六世纪，西欧商业并不是在一个安宁自由、井然有序的贸易环境中发展的，而是在克
服由竞争的民族国家间的战争、敌意和猜忌所造成的各种障碍中发展起来的。国家的首脑们确信
只有牺牲其他君主才能扩大影响，他们同样相信—种经济只有牺牲其它民族的利益才能扩大其商
业。这—哲学的最好范例是葡萄牙人试图凭借武力改变香料贸易而未得逞。其它政治单位也曾试
图通过或明或暗的方式凋整内外经济关系。重商主义时代就是从急需提供从事近代初期这—伟大
民族斗争所需岁入中诞生的。

前一章所述的诸因素对重商主义都是至关紧要的。其结果为政策大不相同，进而导致了十七
世纪截然有别的后果。因而这个世纪的经济事件必须（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按国别进行考察，一
种简单的人口模型不再能解释欧洲发生的重大经济发展。


到十七世纪初，人口变动只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参数之一。任何已知的民族国家的出现和
性质以及其市场的范围和效率都作为相互决定因素而起了重要作用。西欧各国在相互关系中是有
矛盾的，希望从相互贸易中受益使它们一致，而力图使本国跻身于别国之上又使他们分裂。

让我们以这—紧张的关系为背景简要考察—下十七世纪时在尼德兰、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
这四个欧洲主要竞争国家价格是怎样进展的。我们特别对实际工资的进程感兴趣，也对决定哪些
因素制约了它们水平的变化感兴趣。虽然我们在这里介绍的资料比前几个世纪保存的资料要好得
多，但我们的结论仍应看作是尝试性的。

低地国家的北方七省在胜利结束了长达八十年（一五六八年至—**八年）历尽艰辛的反抗
西班牙的叛乱之后合并成为荷兰共和国。甚至在那期间荷兰仍然是繁荣的。十六世纪普遍下降的
实际工资（图9．6a）在十七世纪时已经恢复了而在这个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里几乎增长了百分
之五十。较好的工资数据（特别是一六OO年至一六二五年期间）可以显示实际工资增长得更加
惊人，此外，尽管人口增长是稳定的，但出现了改进。在英国从十六世纪的最低点上回升也开始
于十七世纪。英国的实际工资（图9．6b）在一六O一年至一六—O年和一七—一年至一七二O
年这两个时期之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六点五。实际人均收入在该世纪人口增长的同—时期无疑也
增长了。

图9．6b 一六OO年至一七OO的实际工资指数



资料来源：菲利普斯—布朗和霍普金斯：《七个世纪的消费品价格，与建筑工的工资一租金
比较》，第296—314页。




在西欧历史上荷兰和英国的经济也许初次成功地使增长人口的人均收入提高了，尽管农业一
直有收益递减的压力。显然，生产率在某些部门或所有部门都比人口增长得快。在第十和十—章
将对这—现象加以考察。

显然法国既没有像荷兰也没有像英国那样获得成功。法国实际工资指数从—五五一年至一五
七五年的平均百分之四十四下降到一五七六年至—六OO年的百分之三十四（图9．6c）；在十
七世纪的头二十五年里恢复到百分之四十二，而整个世纪则在平均百分之四十一上下波动。法国
在这个世纪不能大幅度改善其国民的福利，虽然其人口水平并没有变动甚或下降了。

更坏的是西班牙的命运，其国民的福利受到了明显的损失。人口变动一直支配着经济：当天
灾袭来时，人口减少，实际工资便上升（图9．6d）；当人口再次增加时，实际工资便下降。一
五八九年至一五九一年、一六二九年至一六三一年、一六五O年至一六五四年和一六九四年的
天灾使实际工资得以改善；然而使发展缓慢的西班牙经济得到稍许改善竟要付出如此惨重的代
价。它没有力量应付人口增长的效应。

十七世纪的资料表明西欧各国经济增长模型是有差异的。尼德兰联省和英国首次在面临人口
增长的情况下成功地提高了生活标准。其它国家则依循现今为人熟知的那种经济福利和人口增长
的形式向相反方面运行。在以后几章我们将考察在争取长期持续增长的竞争中胜负双方所显示的
各种独特之处。



图9．6c 十七世纪法国的实际工资指数



资料来源：（a）建筑工的工资除以小麦价格，M．鲍赖特《一四OO年至一七二六年巴黎
建筑工人的工资》，载《年鉴》，二十六，第二期，第463—481页和《一四八一年至一七八八
年巴黎的谷物价格》，载《年鉴》，二十五，第三期，第520—540页；（b）菲利普斯—布朗和
霍普金斯：《工资一租金和价格：十六世纪人口压力的证据》，第181—306页。




图9．6d 西班牙的实际工资指数



资料来源：厄尔．汉密尔顿《一五O—一年至一六五O年美洲的财富和西班牙的价格革命》
（八角丛书，一九六五年），第279页；《一六五一年至——八OO年至年西班牙的战争和物价》
（哈佛大学出版公司，一九四七年），第215页。这两个系列一五OO年至一六五O年和一六
五O年至一七OO年不能严格比较，因为是两个不同的基数。但我们认为可以像上面那样将它
们准确地拼接起来。

showcraft

第十章 法国和西班牙——竞争失败的国家

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法国还是西班牙，尽管它们宫廷宏伟、雄心勃勃，却不能与尼德兰和英
格兰—争高下。这两个专制君主国家在被卷入的争夺政治统治的斗争中不能创建—套提高经济效
率的所有权、它们的经济结果陷入了停顿。



第—节

我们要回到前几个世纪再回顾—下法国的历史。百年战争时期法国不仅遭到占据着法国部分
地区的英国军队的入侵和雇佣帮伙的四处抄掠，而且本身也陷入大贵族们无休止的争吵之中。只
是在查理六世于—四二二年死去，法国同意接受英国国王作为其继承人之后，它在名义上才算是
—个国家，作为竞争对手的查理王子，在英国和勃艮第人控制的领土（这部分领土便是我们今天
所说的法国）之外的阿尔芒贵族中拥有许多支持他要求王位的拥护者。他面临的严峻任务是从英
国人和勃艮第人手中收复一半以上他宣布属于王国的土地——这是—项需要付出很大代价、并不
惜铤而走险的任务。在查理就任国王的最初岁月，他发现有必要经常吁请三级会议合作以便拿出
必须的各种财政办法。尽管自—三八三年以后不经同意也可以征收盐务税，但诸如人头税，销售
税和强制性贷款这类新增税，由于国王意识到税负过重会把其臣民驱赶到敌对阵营一方，因此他
是间歇要求的。国王的烦恼并非到此为止，因为最终实际提供经费的是地区性和地方性议会，这
样查理七世在获得国民议会“承认”后便不得不直接去跟它们打交道。

法国有许多对抗的统治者为得到市民的支持而展开了直接的竞争。控制着英国据有的那部分
法国的贝德福德公爵和勃艮第公爵大胆约翰，像查理—样，在征税权力方面也受其对手活动的制
约：—四—八年当大胆约翰在法国他控制的那部分领土上不征取销售税时，瓦罗亚国王查理为民
得到其“臣民“的效忠也不得不在其控制的那部分法国领土上同样示以慷慨。

这场权力斗争的转折点似乎出现在—四二八年，该年英国对奥尔良发动了攻击。在这—威胁
下查理向在切诺召开的议会要求增加五十万土内尔利弗尔。这一财政支持加上—系列戏剧性的情
况和胜利使形势变得对法国有利，先是圣女贞德解除了奥尔良的围困，而后查理王子在兰斯加冕
践位，英国人和勃艮第人在法国任何时候都不曾强大过。查理的权力在征得固定货币税金中增强
了，但对其权威的挑战依然存在：甚至在一四三五年与勃艮第人缔和后，查理的命运虽然也在与
英国的斗争中得到了不断改善，但失业士兵和雇佣兵的掳掠帮伙带来的问题却日益严重；查理在
成功翦除对其王位的势均力敌的竞争者的同时，还能向其臣民征集大宗款项以使乡间免遭武装匪
帮的袭扰。没有哪个竞争的国家或幸存的贵族能够完成这一任务。这样，查理便赢得了对法国保
护的一种垄断。渐渐在一四三O年代，国王把销售税像盐务税一样看作是属于他特有的、不经
同意便可以征收的税。一四三九年议会在奥尔良（已证实是最后一次国民议会）批准了人头税。
虽然查理七世迟至一四五一年才向地方议会呼吁经费，但国王对征税权的控制事实上在一四三九
年后便完成了。三级会议在为查理七世提供资助维持一支可以保卫边境和消除内乱的军队的过程
中，拱手让出了对征税权的控制。

在复兴法国的过程中，查理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改革，通过设立由十个重骑连组成的常设组织，
创建了一支职业军队，其主要优点在于毋需完全依赖那些不堪信任的雇佣兵了。查理对这些军队
备加支持，为它们购置了大炮、延请了一些精通炮术的人，其规模堪称是前所未有的。结果使法


国改变了以往屡遭英国战败的局面，最终赢得了百年战争的胜利。一四五三年英国人几乎完全从
法国本土上被逐走。

尽管法国王权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但法国各地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互相隔绝的。地方的和外
省的三级会议确实不曾中止过开会，并一直拥有征税权。直到下个世纪宗教战争试图恢复三级会
议，往昔作用的努力才告失败。一五七O年至一五七七年在布洛依斯召开的三级会议也许是以
和平方式改变王室绝对控制的一次最后机会。

十六世纪末经历了宗教战争，结果各省重又陷入无政府状态。胡格诺派有时占据一省并占用
王室岁入对国王构成了很大威胁。不过王权最后取得了胜利，战争再次证明和平对法国之可贵。
当战争结束时，王权作为和平的保护者，也就对税收结构拥有了无可争议的支配权。

我们对查理七世时代用了不少篇幅，这是因为王室对财政权力的绝对控制正是在这一时期发
展的。国家不仅实际上消除了内部竞争者而且增强了同外部对手的竞争力，这一结果带来了路易
十一统治时期税收的惊人增长（在他统治期间几乎增长了四倍）。路易十二治下也许有某些下降，
但在十六世纪初期法兰西斯一世治下又上升了。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人头税按时价从一百二十
万土内尔利弗尔增长到一千一百万土内尔利弗尔（或实际增长了近二至三倍）。

伴随着王室征税权力的增长，王室财政政策的另一方面也对所有权结构具有重要影响。这就
是在官僚体制扩张中出售公职。出售官职的直接后果是增加了王室岁入，到法兰西斯一世时，它
已成了法国财政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不仅大小官职（包括法官）可以出售，而且许多没有实缺
的官职也用来出售，受予者至多不过得到了一个称号罢了。但值得注意的是拥有者就此可以免缴
人头税、销售税和盐务税了。因此，对拥有者来说，一个官职就其提供的收入也有可观的价值。

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财政制度一直沿用到十七世纪，并在旧秩序下进一步充实发挥，形成典
章（或许也就僵化了）。黎塞留和柯尔柏未改变这一基本的财政结构。他们以它为基础，在其上
构建了一个更复杂的大厦，极其细密地创制了法国的所有权。理解旧秩序下所有权结构的关键在
于要了解王室对税收的控制是绝对的，而庞大的官僚队伍则唯王室之命是从。



第二节

法国王室的财政政策有意无意地几乎采用了一切可以想象的手段来阻挠一个广泛的市场的
扩展，因而放弃了由此可能得到的增益。各地被国内关税制度人为地分隔孤立起来。市场区域通
常达不到少数大城市和某些港口的近郊以外。大概可以把旧秩序时的法国看作是由三十多个孤立
的市场区所组成。其中只有巴黎要依靠广大的内地，而法国其它市场区都是从毗邻地区获取供给
的。

但法国并非没有都市区。巴黎毕竟是欧洲举足轻重的城市之一。鲁昂可以被看作是巴黎的港
口，也许是王国的第二大城市。其它重要城市有里昂、马赛，地位再次要的有图尔、布卢瓦和奥
尔良。里昂特别值得一提，因为它是重要的国际金融和商业交易中心之一。特别是它被当作是法
国对外资金交易的中心。

虽然法国也出口酒、谷物和织品，从事对外贸易，但这对它的经济是不大重要的。很可能出
产的百分之九十的酒由法国本身消费。部分由于国内政策，部分由于其幅员广阔的资源有差异，
法国近乎过着完全自给自足的生活。


甚至在那些有限的地区市场内，市场的扩大也是备受限制的。垄断、行会以至连出售某些种
类农产品的权利都被看作特权。这类权利对拥有者是有用的，因而是政府岁入的一种丰饶的来源。
国家的方针显然是把法国市场保持在一个可以合理管理的规模内。



第三节

封建领地瓦解的趋势开始于十二世纪，到近代初期开始时贵族大部分已改变了对土地的直接
控制。法国贵族主要以固定租金和特权形式靠从他们的农民那里征收捐税为生。法国在整个这一
时期一直是一个农民的国家，乡村地产在众多农民和大批小贵族之间分配，这些小贵族耕种一部
分他们的土地，而从其余土地收取固定地租。这一时期的君主制支持农民对土地的世袭占用，实
际上为承租人提供了只需交纳固定地租便可享有的合法所有权。

农业中所应用的技术基本上仍是中世纪的，在分成零星小块的土地上实行二圃制或三圃制。
小麦和黑麦为主要作物，在气候允许的地方，也栽种葡萄。在法国几乎每个地区都出产酒。大多
数的酒质量很低。酒在当地发展而不从最好的产区输入，这一事实便充分证明法国国内市场之有
限。

十六世纪的人口增长导致收益严重递减，结果，如同它使劳动价值下降那样提高了土地的价
值。十六世纪的价格上涨，对佃户的收益而言大大降低了贵族所得的固定地租的价值。于是贵族
便力图成功地恢复其领主的传统权利和义务。而农民作为价格上涨的主要受益者在这个世纪即将
结束时也遭到宗教战争的蹂躏。实际工资的下降也减轻了通过价格制度使收益招致剥夺的程度。
以工资为生的劳动阶级的成员陷入极为贫困的境地。

农民也承担人头税、盐务税和销售税。这些都不是由习俗规定的，而是如我们已看到的，按
王权的意愿增加的。这种征税方式要求有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来征收。最后这支分布很广的文官
队伍要由农民来支付。君主制利用其官僚队伍代替领主主持了地方公正。

除诺曼底外，在法国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一个有限市场带来的刺激和变革使官僚充
塞的合法制度的费用超过了任何单个地主或自愿团体所得的收益。社会的收益当然大得多，但不
存在使这一收益来源实现的机制。不过，某些圈地情况毕竟发生了，遗留下来的公地和荒地被圈
占起来，但小面积的条块地成功地抵制了种种圈地企图。在近代初期，法国在更有效地重新组织
其耕地上没有什么进展。

十六世纪时分益耕作制越来越多地用作组织农业的手段。分益制很早就在葡萄园采用了，但
一五OO年年以后它方始在法国其它农业地区推广开来直到各地尽行采用。地主收取一部分作物
作为其租金，佃户留下其余的部分地。地主得到的那部分通常占产量的四分之一到一半不等。尽
管分益制到处都出现了，但在文献中分益制特别与法国比较贫瘠的那些地区有关。地区贫瘠常常
被归咎于分益制。近来理论上证明这是不正确的。分益制的有效程度与其它农业契约形式如固定
地租契约并无二致。

分益制之所以被认为无效是因为产出要分享。地主提供土地，佃户提供劳动；土地数量是固
定的，而佃户希望提供多少劳动便可以提供多少。他提供的劳动越多，产出便越高，但有一部分
产量属于领主。”这样，由于有税收，农民劳动所得便少于他所生产的价值，这与其闲暇的价值
相对提高是—回事；因而，农民就不会投入太多的劳动单位，而土地最大经济价值便不能达到。
由于地租给付的性质，佃户劳动或在土地上投资的刺激便减弱了。一般认为由于没有这种刺激，
影响了投入土地的资本量。


这一看法忽略了以下事实，在租约上地主可以对必须用于土地的劳动量和资本量作出规定。
如果佃户不履行租约，地主便要收回土地。为土地所有权作保是分益制广泛应用前许多重要发展
之一。这一制度的广泛应用要求有安全可靠的所有权。所有者必须是人所共知的，他对土地的所
有权也是公认的。在法国随着民族国家确立的同时这一条件也已臻完善。

由于土地上所用的资本和劳动的分摊和数量受谈判制约，因此契约是可以执行的，分益制跟
任何其它制度一样有效。例如无论是地主要求农民增加对土地投资而后减少收成的收取比例，抑
或他自己对土地投资而提高收成的收取比例，都无关紧要。投资是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的。地主
收取比例不可高得使佃户到任何别的地方都可以得到比在这儿多的收益，或者说，如果他收取比
例过高便要失去他的农民。无论是按分益制或是按固定地租契约，恰好农民得到了其劳动的市场
价值而地主得到了租金价值。分益制与法国的贫困毫无关系。我们应当到别的方面找解答。

已发展的税收政策也对整个近代初期的地产分配有重要影响。贵族和官员是不交纳土地税或
财产税的。因此土地对这些人比对不享有这种特权的人更有价值。这样便造成贸易、出售和交换
的基础，结果大地产聚集起来。常说的大地产的恢复（虽然法国历史学家对这一过程的范围有所
夸大）便可以用这一点来解释。认为近代初期的法国是一个大地产的国家是一种误解。相反它倒
是一个典型的自耕农的国家。

近代初期法国农业的日趋虚弱是由收益递减及阻挠有效调整和新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所造
成的。阻挠全国市场发展的限制主要归因于近代初期法国农业大量保留了中世纪的特征。

法国产业控制的历史是经常提到的。一个庞大的忠于王权的官僚队伍的发展是控制系统的一
部分，另一部分是行会的增强并且用来作为政府控制的主要代理机构。一五八一年（亨利三世），
一五九七年（享利四世）和一六七三年（路易十四——实际由柯尔柏提出）的敕令制定出基本的
指导方针。头两项敕令的实施没有最后一项敕令有效，最后一项敕令使柯尔柏得以将行会制度置
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简言之，这一纲领就在于使行会成为普遍适用于贸易结构的模式，不仅适
用于城市而且也适用于集镇，甚至乡间。” [埃利．赫克谢尔：《重商主义》，由E．P．索德路
德编辑修订（阿伦和安温出版公司，—九五五年），第一卷，第145页。]这样行会和产业官员
这一双重管理机器便成为对制造业和商业生活的几乎一切方面实行巨细无遗的控制的支柱。前者
受到法院支持，甚至当它们的中世纪的和有限的管制有时遭到政府稽查人员反对时法院也予以支
持。行会是法国产业组织的基础。

国家控制已演进到常常涉及一个行业的生产过程的一切细节的地步。以织物染色为例，管制
条例达三百一十七项。条例是在与行会官员协商后制定的，一般反映了中世纪的生产技术。由行
会官员控制和检查的制度可能相当繁琐，在柯尔柏时代连普通织品也至少需经六道检查。

国家的基本目标是财政。实际上，国家实施并使行会垄断存在下去是为了得到岁入。行会向
王权购买了它们的垄断权。这是王室的一项可用金钱购买的特权。一五九七年当国王资金特别拮
据以致对其瑞士军队的薪饷拖欠未付时，瑞士卫队首领受命经售行会雇主权，以此作为一种补偿。
垄断权或其它特权的价格可以改变，特别是在国家发生紧急情况下。例如一六七三年的柯尔柏敕
令便明显将巨额现期开支与新的收费规模连接起来。一六九一年，特别对行会雇主们征课了一种
王室费用。

法国在制定所有权方面确实老谋深算。王权在不同时期将专有权转让给投资者，其中有一些
无疑是生产性的，但国王的顾问们一般期待的是艺术品和奢侈品，而不是可能提高民用部门效率
的那些产品。但不管怎样新发明不得与目前的转让相冲突。如果新发明威胁到现存垄断，王权为
了不违反以前的转让可以不转让垄断。已经获得的转让常常只适用于有限的市场区，而非整个法
国。在当时的法国，发明过程由于以上行为实际上是得不到鼓励的。


法国产业制度的经济效率的后果如下：（1）劳动的流动性到处受到限制，结果进入一个行
业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困难重重；（2）资本的流动性也同样受到限制；（3）那些不得违背习俗
的繁琐的生产过程条例使创新到处受到抑制或禁止；（4）在许多场合如一五七一年敕令，各种
织物的价格都是固定的。

如果说行会控制加王室检查制度不足以抑制经济的增长，那么阻滞法国经济增长的还有王室
承办和资助的产业。尽管王室主办的艺术和奢侈品部门在法国已负有盛名，但如果没有王室津贴，
只怕也很少能维持下去。总之，王室的庇护常常助长了那些没有效率的行业。适合王室部门的情
况同样适用于那些对外贸易公司。



第四节

法国经济未显示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是由于法国没有发展有效的所有权的缘故。除资本市场
外，要素市场运行超前了。土地所有权已经确立并受到了保护。土地已经变成可转移的，而劳动
还有待免除其奴役义务。另一方面产品市场由于国家政策所致，一直跟中古后期那样不完善。行
会、垄断和对地方市场的保护一直延续不衰。因此法国经济丧失了可以从交易部门得到的增益。



第五节

法国与西班牙在政治发展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从这两个例子中我们看到代议机构为得到稳
定和秩序而放弃了对征税的有效控制；在这两个例子中王权逐渐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垄断权力，能
单方面改变税收结构和规定应交付款。此外还有一些地方相似。在这两个国家，政治上的统一用
了很长时间才完成，有些地区还顽强地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因而在这些地区王室没有垄
断权可言），这两个地区都经历了叛乱，贸易都遇到了来自内部的障碍。如第七章已述，加泰罗
尼亚没有与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经济联为一体，而且在经济上时常受到歧视；它于十七世纪才
进行了实际的革命。低地国家在近代初期也起而反抗哈布斯堡王朝。革命是改变政府的手段，也
是对专制主义的抑制。潜在的革命为专制权力规定了限界。

两个国家在天赋资源上的差异和税收来源的显著不同，为大相径庭的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重
要解释。在法国，缺乏显而易见的税基，从而要求初期交易费用高，以便造成一个直接征税的官
僚结构，但一旦官僚结构造就，税金便可以增加，而成本在王权享有的垄断限度内却所增无几。
这一模式与西班牙的销售税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在西班牙王权的三大岁入来源——羊主团交付的
税金、低地国家和其它领地的款项、新大陆的财富——之中有两种都是外部的。这决定了西班牙
的命运。外部来源提供了一种现成的和不断增长的岁入来源，不仅解释了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统
治下西班牙政治权力和哈布斯堡帝国的兴起，而且同样解释了在腓力二世统治下已露端倪的西班
牙权力的衰落——这一趋势在腓力三世和腓力四世时由于那些岁入来源丧失而急转直下。西班牙
帝国依赖于非西班牙的岁入并随之而盛衰。

关于西班牙的历史，我们且从第七章暂告一段的地方谈起。“一四七六年前后，在西班牙大
部分地区，没有一人能够说‘这是我的’、‘那是你的’，因为一场战斗的运气、君主的好恶，甚至
某些情况的变化都可能使一个人的财产遭到没收和出让给别人。西班牙是一个普遍混乱、毫无秩
序的国家。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重建了和平和稳定了财产。” （维塞斯．维韦斯：《西班牙经济
史》，第294页。）如同我在前面所指出的，国内和平和财产权安全的代价是议会特权的丧失，
王室享有规定税收的唯一权力。


以上讨论的羊主团的交付在哈布斯堡王朝以前便构成西班牙王权的财政基石。但是使我们疑
惑不解的是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为什么没有走上使农业繁荣的长久之道，如果他们剥夺了羊主团
的垄断特权并鼓励发展可耕地的所有权，本来是会出现农业繁荣的。维韦斯对这一点作了最简明
的回答：

因而，君主没有坐等到农业发展结出硕果，而是选择走上一条比他们前辈容易的道路，那就
是对羊这种易于确定征税的物品征收货币。这便将我们引导到次一层的动机上：一四八四年以后
王权经历的财政危机。由于宗教裁判所的迫害加剧，先是异端分子手中的资金抽逃，而后是犹太
人于一四九二年复遭驱逐，这样需要很快加以补救；另外，没有什么比出口的羊毛更容易严密照
管的了。因此才有对羊主团的保护。也因此在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时期以后才可以说“对牧羊人
的利用和维护是这些王国的主要收入来源”。（维塞斯．维韦斯：《西班牙经济史》，第304页。）

查理五世于一五一六年践位标志着西班牙极盛时代和对欧洲大部分地区称霸的开始。这个时
代至少最初是繁荣的，国家的财政资源也有了巨大增长。羊主团成了相对不重要的岁入来源；销
售税继续是卡斯蒂利亚岁入的一项重要来源，而来自阿拉贡、那不勒斯和米兰的岁入也不相上下；
但来自低地国家的岁入则使其它一切岁入相形见绌，在有些年份，这一岁入比任何其它单个来源
的岁入大十倍，包括来自西印度群岛的款项。（维塞斯．维韦斯：《西班牙经济史》，第382
页所列岁入如下：销售税二十六万七千杜卡特；阿拉贡二十万杜卡特；那不勒斯二十九万杜卡特；
米兰三十万杜卡特；低地国家四百万杜卡特；西印度群岛：三十五万到四十万杜卡特。总数为五
百四十万七千三百到五百四十五万七千杜卡特。这些都是十六世纪的数字，没有具体的时期。）

不过，维持和试图扩大帝国的支出超过了西班牙帝国的岁入，结果查理五世在危机时越来越
多地求助于贷款。这些专门合同（asien—tos）由国家的财政岁入作担保。到一五六二年，作为
以前贷款的利息就必须支付一百四十三万杜卡特，占该年预算的四分之一以上。国家愈来愈要乞
灵于那些饮鸩止渴的办法：拖延付款期限，降低利率，提高金价。一五五七年还宣布自己破产。
这一政策于一五七五年、一五七六年、一六O七年、一六二七年和一**七年曾一再施行。

至于开支增长是不难解释的。哈布斯堡王朝对大部分欧洲的霸权意味着经常性的战争和在欧
洲维持一支规模最大、最有训练的军队，意味着海军的发展和与周期性反叛有关的费用的增长。

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为了维持他们营建的这个脆弱的帝国，每年要花费许多款项，结果开支
不断超过岁入。随着来自低地国家的岁入因其反叛而下降以及随后北方七省成功地获得独立，王
权被迫对那些尚属稳定的传统岁入来源实行缩减。十六世纪最后三年，销售税和millones（一种
需要若干税金的征课）实际上急剧上升了。新大陆的财富归王权占有，但是当十六世纪末这个重
要的也是最后一个外部税源趋于平稳而从十七世纪三十年代起急剧衰落时，王权便被迫越来越多
地求助于一些应急的办法。铜币替代银币，其结果埃利奥特简述如下：

卡斯蒂提高征税水平和玩弄各种财政手腕，以特权和免税聚敛货币，致使卡斯蒂利亚人的货
币购买力下跌惨重，奥利瓦雷斯试图对此加以补救。他在许多方面最后取得胜利，卡斯蒂利亚的
贵族受罚之多，以致头衔不仅不是免税的标记，反而成了一种明显的不利条件。一六三八年到达
的威尼斯大使向奥利瓦雷斯报告说，如果战争继续下去，便无需考虑还要拥有他自己的货币，因
为一切都归国王所有了。尽管这一财政政策——当它被用于卡斯蒂利亚贵族时——引起的只是一
阵无力的反对扰攘，但当它用来对付尚存的卡斯蒂利亚的商人团体时，结果便成了自拆台脚的政
策。连续任意占用塞尔维亚各个商人——这些商人得到的“补偿”是被授予没有什么价值的永久所
有权（juros）——拥有的美洲白银款项证明对城镇商业生活是毁灭性的。奥利瓦雷斯对权力的使
用使西班牙本国商业团体最后脱离了其国王，在王室需要的名义下最后战胜了本国的商业企业。
塞尔维亚复杂的信用结构瓦解以及一六三九年至一**一年期间塞尔维亚与新大陆的贸易体系


的崩溃是奥利瓦雷斯为其傲慢对待西班牙商人必须付出的代价。（ J．H。埃利奥特：《西班牙
衰落》，《过去和现在》，二十，一九六一年十一月，71。）

西班牙王权的财政政策对有效所有权带来的种种后果很快便可以总结出来。在农业方面，对
羊主团有利的法令有效地阻挠了有效的土地所有权的发展。如一四八O年王室的文告命令撤除
农民在公有地上圈占的土地；一四八九年文告对格拉纳达牧羊场的界限作了重新规划（扩大了）；
一四九一年的敕令禁止在格拉纳达圈地；一五O一年的土地租借法实际上允许到任何地方放牧
羊群，而以往只在几个月内可以随时占用，并允许羊主永远按最初规定的租金支付；如果羊群放
牧不为主人所知，则可以不交付租金。当一五三九年对小麦实行最高限价时可耕农业的发展遭到
了进一步削弱。在价格上涨的这个世纪，土地租金固定和小麦实行最高限价可能造成什么后果是
可想而知的，那就是乡村人口税减，各地一再发生饥荒。因此从事可耕农业简直没有什么刺激，
而对农业进行改进就更缺乏动力了。确实，十七世纪初期驱逐摩尔人使西班牙农业组织仍停留在
与以往相适应的水平。

不过，西班牙衰落和停滞的悲剧并不是简单地可用剥夺其少数民族（一四九二年先是犹太人
而后是摩尔人）的财产来说明的。如上述引文所阐明的，它们不过是全部所有权没有保障的征兆。
随着王权财政困难加剧，侵占、没收或是单方面改变合同便成为屡见不鲜的事情，最终影响了从
事商业、工业以及农业的每个团体。结果人们被迫抛弃了生产性的职业。由于所有权得不到保障，
经济停滞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埃利奥特对此作了简要的概括：“经济制度的性质就是这样，一个
人不是当学者便是当僧侣，不是当乞丐便是当官僚。舍此而外别无其它。” （ J．H．埃利奥特：
《西班牙衰落》，《过去和现在》，二十，一九六一年十一月，第87页。关于羊主团的权威性
研究是朱利叶斯．克莱因的《羊主团》（哈佛大学出版公司，一九二O年），特别见第322页
关于“财产”法的叙述。）

西班牙的衰落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注意。就某种意义而言，这里所作的尝试或许是没有必要
的。确实，西班牙力图统治西方社会，并试图靠外部岁入来达到这一目标，但最后遭到了失败。
西班牙本身在其极盛时也只提供了帝国岁入的百分之十左右。其经济在它争夺政治统治的整个时
期一直是中世纪的。在保留了它的政治统治的地方如西班牙辖属的尼德兰，地区经济便萎缩和衰
落。不发展一种有效的经济组织究竟有什么后果和影响，在这方面西班牙倒是提供了一个出色的
范例。

showcraft

第十一章 荷兰和成功的经济增长

尼德兰，特别是北方七省是西欧逃脱马尔萨斯抑制的第一个地区。如我们已看到的，联省于
十七世纪产生了人均收入的持久增长，同时它们供养的人口也不断增长。

国家利益和社会先进部门利益就是在这一地区出现了幸运的结合。从中古时期以来低地国家
一直是西欧天然的货物集散地，在整个十七世纪都一直起着这种作用，实际上享有对欧洲运输和
国际商业的垄断。这一统治地位由于地理位置、商业技术优良以及邻国大大落后，直到十八世纪
头二十五年一直不曾受到触动。

荷兰的成功之所以倍有意义，是因为它是一个资源相对有限的小国。荷兰不是依靠自然的恩
赐，而是发展了比其对手有效的经济组织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获得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与其国
家之小规模不相称的重要性。

亨利．皮雷内指出勃艮第国家确实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它将这一地区各式各样彼此猜忌戒备
的城市和集镇融为一体。（参看亨利，皮雷内：《勃艮第国家的构成和政体》，载《美国历史评
论》，第十四期，第477—502页。）十四世纪末到十六世纪中叶，勃艮第的四个公爵（在哈布
斯堡家族继承之后还有查理五世）对于该地区作为北欧商业领袖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一般说这
些统治者的经济利益在于提倡国际贸易，减少行会的排外和垄断，并防止地方行会将其限制性惯
例强加于国家工业发展之上。这些确实是一些有利于有效的经济组织发展的政策。勃艮第公爵们
遭到勃艮第和根特这些享有旧日特权市镇的反对，却赢得一些新的工业和商业中心的可靠支持，
而这些中心就是因为它们的效率而在国际竞争中繁荣起来的。它们的相对效率一则归因于它们地
位有利，另则由于它们排除了那些限制性做法，欢迎来自南德和北意大利诸城市的外国商人和金
融家。十六世纪安特卫普在贸易和金融方面上升到空前重要的地位，不仅是其自由贸易政策的后
果——这吸引了织品贸易并使之成为葡萄牙香料的集散地和国际金融的重要中心，而且也得力于
勃艮第公爵在当地发展起来的那些制度。

“与安特卫普成长相一致的是织物制造业在乡村相对自由的发展：与城镇的织物贸易不同，
乡村的织物制造业获得了惊人的进展。整个中古时期安特卫普在防范市镇特权下已每况愈下，直
到勃艮第王朝时期才开始四处扩张，尽管困难重重、抱怨不断。而后忽然地到十六世纪头三十年
结束时它已变得非常繁荣了。结果根本不同于过时的社团组织的新工业制度发展了，虽然新旧两
种制度仍并存着；此外新制度之适应于新经济秩序如同行会制度与新经济秩序不相容一样，由于
不受手工业工人的市政条例的种种束缚，新发展适应了资本主义企业的一切要求。在新形势下，
对产量是没有限制的，也没有行会将工匠们联合起来对付雇主、干涉工资率、规定学徒条件和限
制工作时数，等等。最重要的莫过于没有特权限制诸如只许同自治市的市民贸易而排除‘外国人’，
因为所有新市民早就入境入俗了。在这里所有人都确信自己会被雇用，假如他身体健壮，懂得怎
样抛梭的话。” （亨利，皮雷内《低地国家的早期民主政治》W.W.诺顿，一九六三年，第206—207
页。同样的发展也在列日、那慕尔和埃诺诸省的煤铁工业中出现过。）乡村在提高农业效率方面
也取得了明显进展。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讨论。总之尼德兰的发展在所有领域都是令人瞩目的。
低地国家在增进农业效率上所进行的研究并不比它在商业、贸易和工业的发展稍逊。

为了解释所有这些方面过早的发展，我们必须考察基本制度结构，特别是私有财产的确立和
保护。我们已经指出到一五OO年土地和人都免除了庄园义务。从勃艮第时代沿袭而来的另一重
要特点是积极鼓励生产要素的流动。例如外国商人和有专业技艺的手工业者获准继续从事他们的
职业，尽管地方行会加以反对。大多数垄断企图都受到遏止。降低了交易费用的商业创新得到了


法律的承认。贸易和商业在业已发展的制度环境里兴盛起来。还缺少的唯一的鼓励经济增长的所
有权是一种有效保护知识的制度。

尽管勃艮第公爵们鼓励经济发展的进程，鼓励了新的和自由的工业和商业因而威胁和激怒了
那些享有特权的老市镇，但他们是在未取代省议会或市政长官的地方权力的情况下发展他们的政
治行政机构的。一四六三年，善人腓力创立了国会，由各省的议会代表组成国会通过法律，最重
要的是有权将税收转让给王权。

勃艮第和哈布斯堡王朝的总方针是促进统一和贸易。这有助于经济繁荣从而增强了王权。在
查理五世于十六世纪发动的整个战争中，十七个省一直属于王室，并为不断扩大的帝国的征服提
供愈来愈多的岁入。低地国家因其繁荣已经成为哈布斯堡帝国的聚宝盆，为王权提供了大宗岁入。
勃艮第和哈布斯堡王朝致力于统一所取得的成功，本身也为联合它的反对派提供了基础。卷入该
世纪频繁战争之中的哈布斯堡王朝面临着一个接一个的危机，因而要不断地从低地国家寻求越来
越多的赋税收入。然而，低地国家虽然以容忍的态度对待过查理五世，却不愿对其继承人腓力二
世的苛刻再奉行忍让。低地国家承认桔宫的领导发动的叛乱，从而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
这场斗争又因宗教之争而变得愈加复杂。安特卫普的陷落导致阿姆斯特丹的兴起和北方最后的独
立，联合七省便是这样形成的。在阿姆斯特丹领导下出现的共和国给它带来了在勃艮第人统治下
业已培育和发展了的法律和所有权结构。



第一节

商业贸易的发展是近代初期荷兰经济的原动力。欧洲人口的增长特别是十六世纪的人口增长
使地位适中的尼德兰颇受其益。市场或交易部门——将农业和工业彼此连接起来并最终将它们与
消费者连接起来——是这个时期可以产生巨大生产增益的部门。交易部门在历史上一直就是尼德
兰最重要的部门，现在又是可以直接从中获取大宗政府岁入的部门。除危机时期外，国家总是想
方设法降低交易费用来刺激商业。

于是在地位适中的低地国家，便开始了这样一个过程：欧洲人口增长可以刺激创新，而创新
通过降低交易费用又提高厂经济组织的效率。这一阶段采用的商业上的创新并不是新的，因为大
多数在较早时已由意大利人发展了。然而只是在可以大规模地被采用时它们才变得有效。市场扩
大再加上通常所说的适宜的政治气候为有利地利用这些创新创造了条件，创新直接降低了利用市
场的成本，新商业组织恰恰便利了小商人获得盈利的机会，而资本市场的建立则尤其是荷兰经济
史上这个时代的特征。

利用市场组织经济的费用是达成交易的费用。如我们已看到的，这些费用可以分解成搜寻费
用、谈判费用和实施费用。按这每一种费用衡量荷兰经济都是比较有效的。

搜寻费用指确定潜在的可与之洽谈生意的买方或卖方所需的费用。尼德兰市场是一种降低研
究费用的方法。在低地国家，区域性集中有兴有衰，最初是布鲁日继而是安特卫普最后居于支配
地位的是阿姆斯特丹；每个市场都比前一个市场规模大。一个市场固有的规模经济保证一个时期
只有一个中心点可以居于支配地位。这些中心点起到一个国际市场的作用，而且由于它们本身性
质大大减少了搜寻费用。在那里买卖双方集中的人数比北欧其它任何地方都多。在这些中心点上
市产品的种类和讨价还价的余地也都比别的地方多。一个大市场可以保证产品和销售条件的专门
化。设立了永久性的交易所。在交易所里专业商人可以将商品或样品一直陈列下去。早先的交易
所只有在开市期间才能租用。在这一时期对外贸易已经成为一种一年到头都在进行的职业。


达成一项交易所含的谈判费用可以用替代物来计算。当一宗交易的净价明显是中心变量时，
一宗交易便含有许多其它因素。用来交易的商品的质量必须商定，交易的时间地点也要商定。此
外还要确定怎样即何时以何种方式付酬。这些非价格因素在任何交易中都是重要的。买卖双方必
须就交易的所有这些要素达成一致，而后才能签订一项贸易合同。由于为数甚多的买卖双方都集
中于低地国家的市场上，谈成一宗有利交易的机会当然就比别处多。从日常进行的大量的交易中
逐渐形成了标准化的交易方式。因为这些标准的交易方式降低了谈判费用，合乎惯例的销售条件
经法律批准后便在许多这类交易中应用了，或至少提供了一个使个别交易可以谈判的起点。

个别商品上大量连续的交易使销售开始可能按样品进行。例如，伦敦的商人可以在这些市场
上购买波罗的海沿岸的谷物，而只需验看样品和留下样品。销售者担保交付的货物会比样品好或
较好。按等级销售和期货市场的发展是这种方式的直接延伸。谷物，酒、木材和羊毛甚至在它们
收成前便可以出售。

实施费用即保证交易合同的条款如约履行的费用也在这个时期下降了。合乎惯例的交易方式
是受政府保护的。如果一个合同的任何条款遭到违背，受到损害的商人可以到市场附近的法院去
起诉要求调解。这种法院所作的判决是不得驳回的，如果受到指控的商人还想在西欧最有效的市
场上继续开业的话。政府的公证人在市场附近设立了办公处，他们在那里为合同签署作证和担任
记录，并调解商事上的纠纷。这样公证人便代替了地方行政长官来行使这一职能，专业化提高了
实施合同的效率。

当市场发展到很大的规模时，为大量的交易考虑，按惯例为质量已知的商品签订销售条款这
一点是极重要的。它只让供求力量来决定一种自由获得的市场价格。十六世纪最后四分之一阶段
一开始，便出现定期将这些价格汇集公布的做法。阿姆斯特丹的“行市表”传布甚广，提供了有关
可以成交的条件的信息。这些行市表在所有重要的欧洲城市的档案馆中都发现了。它们为商人提
供了一个在低地国家本地和其它地方洽谈生意的起点。只要运送其商品到阿姆斯特丹的费用允
许，便没有商人会留在当地而不到他可能多赚钱的阿姆斯特丹去销售。

国际贸易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扩张也得力于运输商品费用的大幅度下降。无论是陆路还
是海上，运输成本都降低了，从而使低值笨重货物的贸易得以发展。在这一发展中海上贸易居领
先地位。海商将地中海、波罗的海同非、亚大陆和新大陆连结起来。内陆贸易的路线和集市，其
绝对数仍增长了，但与邻海地区比却相对下降了。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发展起来的大市场通过可
通航的水系彼此相连。

十六世纪初期适于远洋航行的小型船舶可能对近代初期有限的海上贸易是适合的。许多港口
如安特卫普、鲁昂、伦敦和塞维利亚都座落在还有一段陆路的江口处，吃水浅的船只才能进入。
当贸易还不广泛时，小船具有往返省时的明显优点。由于法国、英国和荷兰海盗的存在，商人把
货物分装到几艘船上也比较有利，因为这样可以减少全都损失的风险。

一五OO年以后，专门贸易如波罗的海沿岸的木材贸易的发展则使大船更经济合算。海盗的
肃清或减少，国际货物量的增长以及海上保险的发展，共同使较大的船舶在一条条航线上变得比
较经济合算。船舶的平均吨位增加很慢。由于上述各方面的发展，一六OO年至一七五O年间
海洋运输的生产率每年按百分之零点五和百分之一的比率增长，在这一过程中贸易的效率也随之
提高。

航运业生产率的增长主要归因于一种创新的推广。一种叫做flute的新型运货帆船的发展是
一大进步，它明显有别于早期那种武装运货船。荷兰约在一五九五年前后发展了这种帆船，而世
界各条商业航线上采用它则取决于在各个贸易地区大规模的、经常的和有效率的市场的发展，取
决于肃清航线上的海盗和私掠船。flute为腾出空间载货和易于操纵，牺牲了加固的结构（可以


支撑大炮的重量和后座力以及其它装备和复杂索具的重量），这样也使船员人数减少。结果明显
地大大降低了直接的营运费用。这种船立即被用于波罗的海，那里有大规模的经常性贸易，海盗
和私掠船也被肃清。但由于船是为大量载货设计的，防御较差，因而利用不足的可能性以及在海
盗出没的地中海航线上需要保护（或保险）的费用便使这些成本节约归于无效。这种普通船只应
用于这样的航线上便推迟了，直到经常性市场已发展起来，海盗减少乃至肃清时才得以推广。位
于内陆的市场区域是不可忽视的。某些商号专门从事大陆贸易，因而致力于减少旅途的风险。商
队成帮结伙或由地面护送来保护货物通过。这就使小商人能够参与长距离的大陆贸易。著名的德
国黑森货车队和意大利大商号用意都在于维持和保护大陆贸易线便是很好的范例。

商业组织在这几个世纪里的变革，一般来说其特点并不是新发明而是对意大利人早先发现的
那些已知技术的创新。低地国家的市场的迅速扩大，有可能发展一些将对低水平经济活动无效的
新制度协定。

在这两个世纪，商业组织中的新因素在于对公众利用有利的商业机会的方法所进行的创新，
这一方法比早先德国和意大利的大而集中的家族公司所拥有的更灵活变通。股份公司和代理商就
是重要的好例子。例如在暂时性的组合中入股的资金入伙使许多小商人可以提供资助远洋航行所
必需的大量资金，并使所含的严重风险得到分担。付出一定佣金利用其它市场上的同行商人进行
买卖也使小商人得以参与本地市场以外的贸易。这些组织技术为小商人提供了参与重大冒险事业
和横贯大陆贸易的手段。尽管大体上，商人仍组织成家庭经济或小伙伴关系，但他们的方法已比
较复杂了。他们不仅对交易的可能性消息灵通，而且善于利用它们。商人的人力资本在这一时期
增长惊人。正规商业学校已成为一种公认的做法。复式簿记技术已被广泛传授，并成为标准的会
计惯例。



第二节

这一时期资本市场的发展是与商业的兴起和主要民族国家之间不断的冲突分不开的。欧洲的
王权已成为危机时期的借款者，任何团体一旦富裕，便可能成为王权大量借贷的贷款者。商人寻
求妥协退让，这是贷款最初的来源，也是被迫提供贷款的团体致命的弱点。我们在前几章已经看
到，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的大家族公司已成为国王的借款人，他们得到的回报是接受委托，签订矿
山租约，承认垄断权和（或）征税权。最后，也许没有例外，这些商人的君主们都通过拖欠赖帐
或干脆没收征用使他们的债权人陷于破产，而向国王起诉是困难的。

政府的财政需要是造成对贷款需求的一个原因，国际和地区贸易专业化的扩大是造成贷款需
求的另一个原因。资本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的生产要素。资本使制造商能完成
一个比较专门化的运转不息的生产过程，使分工带来的增益得以实现，或使在不同时间里完成的
互相补充的生产过程能连接起来。资本的本质就是时间，无论是政府还是单个经济单位，都可以
按不同的方式得益，如果它们现在得到资源而稍后偿付的话。要稍后偿付得越少，现在便应借得
越多。也有一些人情愿放弃他们的某些现期资源而要求得到未来的偿付加利息。利息越高，他们
便越愿意多出借。这样便出现了两个集团可以从交易中都增益的情形。

资本市场将为了达成这种交易的潜在的借方和贷方召到一起，一笔贷款的创造如同任何对双
方都有利的自愿交易一样，需要资源。要有搜寻费用，即潜在的借贷双方试图互相联系要用的费
用。还要有谈判费用，即双方试图就所借款项、借款地点、应付价格以及——对贷款特别重要的
——为保证偿还必须提供的担保等项达成一致协议所需费用。贷款不同于对小麦的直接购买，而
是在两个不同的时期进行的：贷款出借在一个时期，贷款偿还在另一个时期。这样还需要有实施
费用来保证合同的所有条件都履行。一笔贷款的创造跟任何其它交易一样有许多变量。


市场越是有效率，创造贷款所需要的搜寻、谈判和实施费用便越低。资本市场是货币市场：
货币被借来可用于任何目的，最后还以利息。资本市场在西欧发展的天然地点便是商业中心。欧
洲资本市场最初出现于地区集市上，而后在列日、安特卫普相继出现，最后与商业一道转移到阿
姆斯特丹。十六世纪初期，安特卫普的交易已控制了欧洲的汇票交易以及其它信用票据如即期票
据、存单及国家和城市的债务交易。这种交易一次便有五千名成员。货物交易则在城市的其它地
方进行，交易所是专门用来进行信用票据的交易业务的。到了下一个世纪阿姆斯特丹的货币市场
就更大了。

由于有息放款于一三一二年已被教皇克莱芒特五世所禁止，因此有效率的资本市场的发展一
直受到阻碍。当然这一禁令没有什么效果，但也没有遭到直接的反抗。需要的是采用一直隐蔽的
办法来达到目的，例子有用临时的租借来代替抵押，用隐名合伙来代替直接贷款。这样一来便势
必提高了搜寻、谈判和实施的费用，尤其是实施的费用，从而减少下利用信贷的机会。甚至在宗
教改革时期，收取利息是否合乎道德，高利贷带来的一般问题仍旧被争论不休。但是年轻的民族
国家需要有一个资本市场。最后，于一五四三年查理五世批准了有息放款。在其它地方，渴求资
本的情绪也战胜了道德上的不安，有息放款终于得到了承认，于是有可能在西欧发展起一个有效
率的资本市场。

在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发展起来的资本市场是类似产品市场那样的复合体。也许，最好是
把资本市场分成两部分，这样我们可以先追溯短期信贷的发展，这种信贷与商业目的的贷款密切
相关；而后探讨长期资本市场，这与对政府的贷款有关。

由于两种延期偿付的办法得到认可，从而促进了短期资本市场的创建。契约书是使偿付延迟
到未来某个日期的办法，与“我欠你”的借据相似。数额、时期和地点都作了规定。渐渐地，在写
“你”的地方写成“应付持票人”的字样。这样个人便可以把票据交给别人用来还债，以便他或他的
受让人可以在票据到期时把欠钱收回。这被称作转让，是一种重要的发展，因为它承认了其它可
能的支付办法。为了使转让广泛应用，必须建立合法的背书权。这要求法律承认票据背书人仍要
对他用别的支付票据转让给别人的债务负责，一直到票据偿清。这就保证了假如契约义务未被履
行，背书人仍对债务负责。如果没有这一基本的保证，便几乎没有人会接受任何第三者的票据作
为某人的偿付。

到一五O七年安特卫普的turba（对某—地区的合法惯例提供誓词的公民团体）已经决定背
书是惯例。不久以后，这一做法也在低地国家的其它地区流行开来。一五三七年，它已成为整个
尼德兰的法律。此后转让的原则由国家来执行。它是商人着手贴现这种票据的自然步骤。如果持
有未来才到期票据的商人决定现在就要现金，他可以把票据出售给别人而不必强迫，因为金额不
低于面值。商人于是得到了现金，而买者则得到了他为票据所付和票据面值之间的差额。

转让原则也被用于汇票。如汇票允许在伦敦购货，最后在另一国比如说阿姆斯特丹用外汇进
行最后的支付。不用说，契约义务或汇票的承兑取决于票据市场的名声。如果出票人是像福格那
样的大商人，那么毫无疑问便享有令名。这样便有了一个小商人可以把存款存入大商号而据此开
立汇票的办法。

最后从这个办法发展了存款银行。就阿姆斯特丹的汇兑银行而言，存款最终是由政府本身担
保的，因而尽管存款不付息，然而存款是安全的，这在动乱时期颇有好处。

商人可以利用的支付手段于是从现金交易扩大到包括延期支付。商人现在拥有一个可用以扩
大其业务的新工具。一个历史学者对此作了说明，他认为十六世纪发展起来的荷兰商人的技术装
备“已如此精炼，如此合理，以致风险因素越来越多地往往是天气和气候一类自然现象的影响。”
（赫尔曼．范德威：《安特卫普的发展和欧洲经济》马丁努斯．尼奇霍夫，一九六九年，第二卷，


第295页。）尽管这也许有点夸张，但在尼德兰，既适合有效产品市场发展又适合短期资本市场
发展的所有权显然已经创立。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些发展的影响已渗入整个荷兰经济。

长期资本来源于对国家的贷款并受这一贷款的支配。例如查理五世已成为欧洲最大的债务
人。福格家族乃是西班牙王权最大的债权人。这一时期已不能在对西班牙王权的贷款与西属尼德
兰的信贷之间加以截然区分，因为王权强迫城市和政府借钱给它。大部分借款都是在安特卫普的
交易所里成交的。随后，西班牙王权在一五五七年、一五七五年、一五九六年、一六O七年、
一六二七年和一**七年六次宣布破产，使福格家族彻底毁灭，并严重威胁了长期信贷市场。不
过，长期贷款的做法对借贷双方的好处都太大了，难怪这样惨重的挫折都不能使它废止。

在这几个世纪，国家的所有首脑都用借钱来应付不断出现的紧急情况和财政危机。一种借钱
形式是终身年金，要终身为这宗货币贷款支付年息。在急需贷款时，专制统治常常求助于这种贷
款和被迫以这种方式获得贷款。不过这种做法最后是自拆台脚的。十七世纪时，因为国家的政策，
长期贷款市场已经具有全国性。此时阿姆斯特丹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通过运用稳妥的财政措施，
建立了一个利率低到百分之三的有效的长期资本市场，利率在其它地方较高则与财政地位、市场
效率和政府的名声相称。

荷兰资本市场的效率在于它作为西欧的货币市场从一开始便是集中的。对外贸易都集中在那
里，这一事实使欧洲资本市场得以创建和扩展。搜寻费用减少了，而基本的和辅助的制度的创立
则降低了交易费用。

一个有效率的资本市场在低地国家的发展对商业和工业的活动具有极大的影响。资本市场由
许多将借贷双方召集一道的媒介所构成。这些媒介都用新的金融手段武装起来，十分有效，因而
利率大大降低了，从一五OO年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降到一五五O年的百分之九到十二以至到
了十七世纪更下降到百分之三或更少。资本成本相对于其它生产要素的价格已大幅度下降。在尼
德兰的经济中，没有部门不受这一相对要素价格的急剧变化的影响。资本（无论是金融资本还是
实物资本）不仅在商业中而且也在农业和工业中逐渐代替其它生产要素。



第三节

农业已成为比较资本密集的；荒地被排干并得到了开垦，防护得到改进，肥料也被广泛应用。
信贷被愈来愈多地用来为各种经营活动提供资金，此外还应用了许多间接的、专门的生产手段。
工业生产不仅规模较大，也更加专门化。

我们在前一章指出所有权最早是在土地方面发展的，还指出低地国家出现了一种自由劳动
力。也许值得对这些发展作一番简要的概述。农奴制在那里曾经存在过，但在十二和十三世纪时
已在佛兰德和布拉邦特的大部分地区不复存在。市场的兴起，以布鲁日为代表，使附庸地位归于
无效。在这一过程中庄园被分成小农的财产。这些发展再加上劳动力增长收益递减对土地价值的
影响使扩大耕作变得有利可图。这一地区农业土地的扩大取决于围海垦田的可能性。除大量资本
投资外，围海拓垦的土地还需要保证投资者个人会获得大部分收益。于是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土
地私有制这一最有效的手段便被纳入该地区的基本的制度规定之中。

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人口的普遍下降抵消了围海垦田的刺激。十五世纪的荷兰乡村因战争和
饥荒丧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这时连被洪水淹没的土地往往都无力疏干。不过，拥有七到十亩的
小农业主兼经营者仍一直在农业组织中居于主导地位。


十六世纪欧洲各地恢复了人口增长，商业贸易也恢复了活力，从而引起荷兰农业的新发展。
这些发展一般来说并非由于技术而是由于调整作物和生产程序以适应新的市场条件所固有的利
润。小农场的业主兼经营者不受公田的限制，可以迅速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而且由于业主个人
得到了固有的报偿，所以他们有一切刺激来从事这项活动。

国际市场的兴起导致了地区的专业化。例如葡萄园从布拉邦特消失了，养蜂业衰落了，制酪
业已移到北方。这些行业被日益发展的油菜子、干草、茜草、烟草、亚麻、蛇麻子和供啤酒酿制
的优质谷物的栽种所取代。可耕地的利用越集约，需要的粪肥就越多，因而需要的家畜也就越多。
为了保持肥力采用了新的作物轮种。休闲地变成了耕地用来种植过冬家畜食用的粗饲料作物。农
业已经如此专业化，市场对农业组织的渗透已如此深入，以致被当作肥料利用的粪肥都有专门市
场生产。

粗饲料和工业作物之所以可能被广泛采用，只是因为低地国家的商业市场已相当有效，可以
引进足够的粮食供养大城市的居民。

乡村的自由劳动，在土地私有制存在的情况下，有一切刺激为其自己的收益而利用他的资源。
若是这样，也对社会有利。荷兰农业的基本制度即私有制、自由劳动力和市场等是与经济增长相
适应的。这一增长的种种机会，在这个阶段则由市场的发展提供。基本的制度组织使荷兰农民能
迅速调整适应产品和要素的价格变化。荷兰因此成为新式农业方法的先驱者；这些方法来自于专
业化和有效的资源配置，而非来自发明。

这并不表明没有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是有的。例如有一种专用镰便发展了。不过这一地区的
增益也可以由商业部门的扩大来说明。它们像中古时期的技术发展一样，无疑是改进，这些改进
来自人们对那些比较专门领域的专心致志和要求少数个人资源得到开发。不过，使发明者的新知
识的增益得到保障的方法在基本制度内仍付阙如。



第四节

我们已经看到，低地国家是西欧制造业的第一个重要中心，尤其是纺织业的第一个重要中心。
有效的市场的发展使原料容易进口，也便于最终出口产品的销售。织品是按高度专门化的行会条
例制造的。工业部门和一般地区的命运都依马尔萨斯周期而定。西欧人口增长时，贸易和制造业
也随之增长；人口下降时，商业和工业也随之下降。在十五世纪人口降到最低点时，英国织品成
了主要竞争者。尼德兰的城市中心对此的反应是开始专门经营奢侈品和半奢侈品纺织业。

低地国家的乡村工业直到一五OO年其重要性还很有限。此后，随着商业贸易在整个欧洲的
扩张，乡村制造业的地位也日益提高，廉价亚麻布和粗毛织品的生产都集中在乡间。商业活动的
复兴、一个有效率的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政府的政策使这成为可能。资本成本的下降使更多的资本
得以应用于制造过程；国家没有行会管制条例则使制造过程可以不受行会惯例的限制并可以雇用
更廉价的乡村劳动力。这些条件使人口相对稠密的荷兰乡村得以按其比较利益发展。

国际市场的发展使城市手工业行会日益专门从事奢侈品和半奢侈品的生产。与此同时，在乡
村，已发展的纺织工业在城市商人的指导下则按承包制致力于廉价织品的生产。商人向织工提供
原料或款项，对加工给予指导，而后在未来某个规定的时间里取走定货。尽管手工业行会反对由
商人来转手，但商业部门中的政治权力支配了政府的政策。商人们组织了并资助了乡村工业，而
鼓励乡村工业是对有势力的商人们有利的。因而行会的那些限制性做法本身只限制了城镇。在乡
村占优势的是市场力量的自由统治。


荷兰在近代初期已成为欧洲的经济领袖。它们居于中心的地理位置和它们的政府——建立了
一个有效的经济组织的政府，说明了这种发展。经济史学家有时不考虑荷兰是最后的大城邦，甚
或把它们的相对下降同绝对衰落混为一谈。就事实而论，尼德兰是第一个达到我们所限定的意义
上的持久经济增长的国家。而且它们不仅没有下降，相反一直繁荣并在以后若干年甚至几世纪里
达到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只不过经济舞台的中心移到了英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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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英 国

法国的规模和西班牙的财政资源使这两个国家成了欧洲的强国。尼德兰的效率达到了同样的
目标。这三个国家都向英国提出了不断的挑战，因为英国既缺乏法国的规模，又缺乏西班牙的外
部资源，也缺乏联省的有效率的制度。英国必须寻找一个中间的领域。早在十七世纪它便不顾西
班牙的反对着手建立一个新大陆市场。在这个世纪，英国一方面试图孤立荷兰，另一方面则仿效
尼德兰的所有权和制度规定。到一七OO年英国已大功告成，这样到下个世纪初它已取代荷兰而
成为世界上最有效率、发展最快的国家。



第一节

不过，十六世纪时还没有什么迹象表明英国将走上成功的经济增长的道路。英国在十四和十
五世纪时也经历了与贵族权力衰微有关的痛苦过程。国家卷入了百年战争并承受了红白玫瑰战争
带来的紊乱无序、谋反叛乱和赏罚不公。一四八五年亨利．都铎在博斯沃斯战场上的胜利，并没
有给都铎王朝带来与法国和西班牙王权在类似的环境里已得到的对征税权的绝对控制。

在都铎王朝时期，英国君主制已达到其权力的顶峰。虽然如此，在民族国家兴起时期，亨利
七世还是受到了限制，因为国王被要求“靠自己生活”。这位国王想方设法扩大其岁入以满足国家
机构的需要：出售转让权和特权，强征数目越来越大的罚金和税金以扩充其固定的岁入来源。他
的后继者亨利八世则用没收教会土地来增加岁入。而且事情的真相是“任何时候登上英国王位的
最强大的王朝只有当它不超出国家规定的限制时才是强大的。”（W．C．理查森：《都铎的议
会政府》路易斯安那大学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第5页。）没收寺院土地和财产显然并没有逾越
这些界限，但国王发现，“由于近乎一半的贵族和至少五分之四的教士反对他，亨利需要有下议
院，因而他小心翼翼培植了它。”（G．R．埃尔顿：《都铎的政府革命》剑桥大学出版社，—九
五三年，第4页。）下议院由新兴商人阶级和土地贵族占优势，它是都铎王朝政治方针的一个组
成部分。这个王朝认为必须试图控制议会而不是取代它。都铎王朝就所有权所进行的交易不能认
为不是机会主义的。它反对圈地，支持垄断，不承认扩大市场可以得到的增益。它四处追逐岁入，
而不顾对经济效率有什么影响。

斯图亚特王朝继承了都铎王朝制定的方针。斯图亚特统治初期，下议院是现成的，能够自行
其事。斯图亚特王朝和议会之间的争论是人所熟知的。在我们看来重要的是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财
政问题上的争执。（这里没有余地来探讨财政危机的背景，这必然要追溯到伊丽莎白时代战争开
支、十七世纪“十五之一税和什一税”的岁入下降、强制征税、包税危机和伦敦市的分裂。可靠的
资料来源为F．C．迪耶兹的《一五五八年至—**一年英国公共财政》世纪出版公司，一九三
二年。）王权既已卷入国家之间花费昂贵的竞争，便需要更多的岁入，而议会已证明是很难对付
的。王权把行政管理看作是它的特权，议会则认为王权是受习惯法制约的。

英国政府在十七世纪初期的历史与爱德华．科克爵士的生涯密不可分。正是科克力主习惯法
是最重要的土地法，并一再激怒了詹姆士一世。也是科克领导了一六二O年议会反对派；这个
团体促成了以习惯法来控制商法的发展；最后，他以议会反对派的领袖将议会同盟与习惯法衔接
起来。

科克的贡献不止限于为习惯法的至上权力辩护，他还主张这一法律可以打破那些与王室特权
有关的特别垄断权。从中古盛世以来王室便一直行使着对建立市场和集市所享有的特权。一三三


一年，佛兰芒织布工约翰．肯普被授予从事纺织的专利权，承认受市场保护、具有合法学徒身分
的人准予免税。专利权垄断的社会合理性在于技术可能对国家是新的，而技术和市场的充分的不
确定性要求，为了成功，创新者最初不得有竞争者。在十六世纪后半期，愈来愈清楚，王权利用
宫廷货币—类授给物既是为了增加货币又是为了酬报宫廷宠信。这些恩赏使王权所费无几，但是
其广泛的影响与现存的制造业冲突或阻碍了有利的增长时常常很有害。

科克在其著作中不仅抨击了王权对垄断的转让而且也抨击了专属贸易特权的存在。他把垄断
法看作是法律的一次重申而不是一次创新。科克描述了达尔西对阿伦因诉讼一案，在此案中王权
授予的对纸牌的专利垄断受到了挑战（结果专属特权的拥有者没有赢得对侵犯专利权的胜诉），
作为一个典型的垄断案例——应当被排除也已被排除——习惯法对王权赢得了暂时的胜利。

在描述英国市场自主权发展中过分突出个人或许会歪曲了他的形象。科克反映的是一个不断
成长日益强大的商人集团的情绪，他们不安于给他们的活动强加的种种限制。商业贸易中的盈利
机会似乎到处都受到特权的限制，参与和流动受到阻碍，这些障碍只有到企业的机会和盈利性都
增长了从而促进了经济发展时才会被消除。一**二年的垄断法不仅禁止王室垄断，而且在法律
中还包含了一个鼓励任何真正创新的专利制度。

十七世纪头四十一年的详细的政治史如同十六世纪的政治史一样，除垄断法外，还提供了某
些显示—组非人力的和有效的所有权正在出现的细节。更确切地说，是一些有关斯图亚特王朝财
政危机和它以孤注一掷的办法挽救其命运的片断史实。一六一四年有灾难性的科克因计划，该计
划发起人向詹姆士一世保证从重新组织布业中可以得到三十万镑。为了搞到这笔为数不大的财政
岁入，早在—六二O年代便批准了一系列专利，而查理一世在一六三O年代试图应付其赤字所
用的办法则为关税和专利特权。

这些政策对经济的后果，不仅使面对荷兰有效竞争的对外贸易陷入混乱，而且在国内任意转
让所有权也加剧了不确定性。科克及其后继者们对此作出的反应是，试图将所有权置于王室任意
而为之外，再将现存的所有权置于受到法院保护的非个人法之中。

清教徒革命是王权和国会之间斗争激化的结果，后果是人所共知的。王政复辟以后，在没有
国会的情况下，再也提不出认真的尝试来管理国家了。一**O年以后，转变完成——国会占
了上风。这段历史与法国的情形大相径庭，在我们看来，关键就在于王权不能通过对经济的有效
控制成功地扩大岁入。要做到这一点便需要有一支庞大的对国王效忠的官僚队伍，行会要能有效
地控制学徒和工业管理，还要有一个对王室控制尽责的法院系统。所有上述对成功必不可少的要
素在英国都不具备。

十六世纪人口的迅速增长，通过农业报酬递减，大大降低了大多数英国人的生活标准。除实
际工资下降外，我们已看到，价格形式也与前两个世纪的特点相反。在所有商品价格上涨的同时，
土地价格相对于工资也大幅度上涨了，如同农产品价格相对于工业品价格上涨一样。尤其是羊毛
价格和养羊业的利润由于国际贸易的迅速扩张而提高。这些新的相对价值一并造成强大动力促使
重新调整资源配置。都铎王朝的各种政策是冻结经济、阻滞再调整和维持现状的。国际贸易在欧
洲和边远地区的扩张创造了许多虽有风险却有盈利的商业机会。都铎王朝以转让股份公司专利的
方式支持这一发展。这些公司与荷兰的公司相似，将有限的义务与运用高压排除其他英国人的权
力结合为一。它们在取得结合成功的同时，也证明了对外贸易的扩张具有潜在的盈利性。

劳动价值的下降和一切欧洲自然资源价值的上升提高了新大陆殖民所得到的利润。在新大
陆，资源丰饶、劳动稀缺。正在发生的海洋运输成本的下降降低了新大陆商品必须承受的运输成
本。新大陆资源的诱惑力如此强烈，以致到一**O年英国已在美洲建立了十四个永久性拓居
地，到—七OO年在海外生活的英国人已逾五十万，这些人为母邦生产各种农作物。


荷兰由于在欧洲拥有最有效率的市场，海洋运输又最便宜，因而成为英国经营其殖民地的最
具威胁的对手。英国通过一系列航海法力图把荷兰人从英国殖民地逐走。到一七OO年，在这方
面进行了三场战争之后，英国人成功了，整个殖民地市场都处于英国人的控制之中。伦敦随着内
外贸易的扩张也迅速发展起来。布里斯托尔和利物浦等外港也在开始它们的商业兴起。

市场扩展带来的增益造成了十七世纪特有的政治纠纷。尼德兰的例子在新兴的商人阶级看来
是最重要的。这些团体的私利这时基本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相同。因为我们在尼德兰的例子中已
看到可以带来巨大增益的是交易部门。十七世纪后半期英国在利用这些增益上取得—了巨大进
展。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以后中央政府的建立有利于帮助这一发展了的商业的扩展。

利用市场的费用下降是生产率增益的主要来源，如尼德兰发生过的情形一样。交易费用的下
降使英国在十七世纪能够供养增长的人口并同时提高他们的生活标准。随着市场的发展，英国采
用了为荷兰所熟知的那些商业创新。工农业的技术变革在这个时期一般没有。已出现的生产率增
益是对当时产品和要素价格变动的反应，也是对经济能够调整适应和交易费用下降的反应，而不
是对新知识的反应。



第二节

在都铎王朝时期，主要的农业纠纷都集中于羊毛价格的上涨。英国从原羊毛出口者转变成织
物制造者和出口者。由于羊毛价格上涨，发明种种控制牧人土地过度放牧的办法所带来的增益也
增长了，这些做法有增加保护以防范对限额协定的违反（限额协定是一种自愿达成的有关限制放
牧家畜数目的协定），此外还有为圈占牧地和边远可耕地所做的各种努力。不过，实施这些协定
的费用很高。

圈占牧地在习惯法中已有先例，一二三六年的默托法令便允许圈占公地。在养羊的村庄里，
人口密度大大低于以农耕为主的地区，结果有关方面达成一致协议的费用比较低。在不改变现存
的基本制度的情况下，限额对获取某些潜在租金是有利的，虽然如上所指出，实施费用很高。最
后圈地成本的一个主要因素是都铎王朝反对。在圈地含有对财富进行重大再分配的地方，它导致
了普遍的骚乱乃至公开的叛乱。都铎王朝的政策主要针对圈地，圈地导致土地脱离耕作；因而许
多放牧地在十六世纪被圈围起来。

十六世纪羊毛价格相对上升没有持续到十七世纪，因而将耕地变成牧场的刺激下降了。可耕
地的组织仍具有敞田耕作的特点。十七世纪栽培作物价值的相对上升鼓励了新作物从美洲的引
进，特别从农业更集约的低地国家引进。例如栽种两种新豆科植物红豆草和三叶草可以减少或取
消休闲地，结果可以大大增加牧畜饲料的供给。荷兰移民在一五六五年以后不久便把芜菁引进到
诺里奇。新作物要求在长条地上栽种的敞田农民中间达成复杂的协定。共同放牧权必须予以限制，
这样为了获得这些作物的增益便发展了无数折衷妥协的办法。这些协定之所以必需，是因为土地
所有权的形式达不到专属所有权的缘故。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利用庄园土地的权利给谁。而后
必须作出的一个决定是应当怎样利用庄园土地。这样在栽培地区便发展了一系列近似于专属所有
权的形式。在斯图亚特王朝停止反对圈地后，这些协定，确实还有圈地本身，得到了逐渐相反的
政府政策的鼓励。英国的农业大革命其典型时期在十八世纪，但在十七世纪末圈地和各种自愿协
定便已出现，它消除了地权中的许多公有制成分并提高了耕作者利用更有效的技术的收益。



第三节


我们在回到非农业部门时应先暂时回顾和探讨一下国家和私有部门在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
王朝时期的关系。如赫克斯赫和列夫已指出的，英国和法国的差别并不在目的上，甚或也不在“载
入名册”的管制条例上；差异在于实施方面，在于王室自行其是的相对权力上。因此我们探讨的
主要思路如本章开始讨论的，要回到王权、国会和司法制度之间的关系上。一五六三年伊丽莎白
的著名的劳工法提供了一个关于中古法令的综合编纂，它起源于为阻止黑死病以后到来的时代工
资上升而制定的那些法令。这一法令规定了工资，规定了培训学徒的统一章程，要求手工艺人和
工匠在需要时要帮助收割。另有许多立法规定由行会来监督。

此外，都铎王朝为发展一种综合性的工业管理制度以“冻结”经济活动结构和阻止生产要素的
流动而作了种种努力，结果证明是无效的。它们之所以无效，是因为（1）法令只适用于现有的
行业，结果新行业逃脱了学徒章程；（2）尽管受到城市行会的反对，工业还是转移到乡村并逃
脱了行会控制；（3）在迅速发展的行业中，甚至在一五六三年已存在的那些行业中，急需增加
劳动导致雇主置那些条例于不顾；（4）在乡村，条例的实施一般委托于不支薪金的地方治安官，
他们对实施在当地不得人心的法规没有兴趣。既然地方上的利益于他们责任攸关，他们当然不会
有兴趣执行这一类法规。制造业部门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仿效了尼德兰先前的发展。织品在价
值上一直居工业部门之首。织品制造日益转向乡村以规避行会条例。迟至十六世纪三十年代和五
十年代，行会才有了阻止乡村织工的法规。但由于上述原因，这些法规未能执行。

这一时期重工业的经营规模大大增长了。尤其在采煤业、锡铅采掘业和制铁业，典型的经济
单位都比较大。由于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变化或新部门的引进，生产能力发生了重大增长。例
如采煤工业的兴起与因森林消失而木材价格迅速上涨密切相关。

随着市场范围扩大，英国的工业生产在十七世纪期间已经在地理布局上专业化了。这个部门
的大部分增益是专业化的结果。技术变革仍不是主要原因。工业的增益如同农业的增益一样，归
因于在要素和产品市场建立了比较有效的所有权。



第四节

垄断法终止了王权在创造专利上的特权，在历史上比单纯对国王权力的制止更加重要。专利
之授予王室宠信或使某些英国贵族濒于枯竭的资财得到补充，已经使专利在发展所有权这一有助
于鼓励创新、发明及其传布（特别是从大陆到英国的传布）的制度上的重大作用模糊了。且让我
们比较详细地考虑一下专利的含义。

英国在最初发展所有权以及将所有权应用于创新方面具有许多优势。它有一定集中程度的政
治权力和有可能开发潜在的大市场区的权威。不过重要的是强调这一时期的最初一百五十年不是
一个有竞争性产品市场的阶段，把专利权看作是取代了竞争的垄断特权的转让则是不得要领的。
许多地方小市场处处（除尼德兰外）受到保护以防特权干预。集市和市场是在王室同意下建立的。
商人行会在城市范围有专属权，而稍后的手工业行会不是与前者一并发展起来便是取而代之。总
之它们反映的是由垄断特权占优势或控制的地方市场的一种混合物。在地方市场和专有特权并存
的社会，个人或自愿团体能为创新或改进所受的影响，即使不是完全没有也是有限的。只有个人
与王权通力合谋才能达到在这种产品市场上进行变革的强制权力。在这一点上王权转让专属特权
——或者为了诸如商人的冒险活动和东印度公司一类到海外进行的商业投机，或是为着吸引那些
给英国带来新制造工艺的人——是外部因素国际化的一个重要部分，通过提高活动的潜在收益率
使之有价值。


如我们在上面已看到的，最初的鼓励和保护于一三三一年是给予佛兰芒织工约翰．肯普的，
他带着佣工和学徒来到英国，也是给予织工行会的其他会员的。为他们从事编织而给予的特权不
仅使他们在英国市场上受到了保护而且也使他们得以回避各种严格的法规，那些法规禁止不雇用
固定的学徒而工作。换言之，特权转让为他们提供了产品市场，也使他们可以不受要素市场缺陷
的影响。王室当局随后同意其他织工在英国其它地区建立他们的制造业。这一鼓励外国人从大陆
带入新创新的政策还推广到其它方面，如采矿业、金属加工业、丝制业、缎带编织业等。在伊丽
莎白转让的五十五项专利权中有二十一项是授与外国人或加入了英国国籍的国民的。这些专利权
包括针对制造像肥皂、疏浚和排干土地的机器、炉灶、油脂、皮革、磨床、食盐、玻璃、制饮杯
的玻璃、抽水用的压力泵和信纸一类产品的专利权，也包括对锻铁、磨面、从油菜子中榨油以及
织物修整、染色和轧光等工艺引进的专利权。

不过，显然在伊丽莎白统治结束时一种变化的经济活动的收益——成本形式正在从国内市场
的扩大中出现，自愿组织以股份公司形式（它扩散了风险并减少了资本市场的缺陷）发展，专利
权的强制方面的费用以其阻碍自愿团体进入那些市场而增长。十七世纪证明了这种转变。著名的
达尔西诉阿伦因一案反映了自愿团体为打破伊丽莎白公开垄断专利所作的努力。但是垄断法不仅
反映了王权垄断和自愿团体组织之间的重大变化，而且已使创新收益内在化成为制度，从而成为
合法的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实际上，创新的报偿已不再受王室偏爱左右，而是得到包含在习惯法
中的所有权的保障。随后而来的十七世纪的政治动荡产生了这样一个政治结构，它进一步巩固了
自愿团体的所有权，使经济活动的增益为一个社会所有，在这个社会要素和产品市场现已发展到
足以促进这种扩张。

重要的是理解在不具备获得外部因素能力下将会发生的创新活动率和这些外部因素可以内
在化时将会发生的创新活动率之间的不同，如我们已看到的，创新可能并确曾在历史上在没有所
有权保护创新者的社会里发生过。不过，发生的只是成本（或损失的风险）小得使个人收益率超
过了它的那种创新。任何创新都意味成本太大（或大损失的可能性）便不可能发生，直到私人收
益率增长到足以使冒险活动值得一试为止。这一点可以证明如下：制造工艺的改进可能是在意外
情况下也可能是经反复试验后进行的，但只要这种改进的收益立即为其他所有制造者得到而研究
的成本又高于制造者从中所得的个人增益，那么“研究”便不会进行。不过如果能够保守改进的秘
密或是能保持一种垄断即专利权的话，那么便会使潜在的个人利润增加，因而研究费用高得多也
不妨承担。早期的创新便是这样出现的。（这—模式的逻辑推论是，哪个部门的性质阻止个人创
新者以保密、垄断或专利权获取社会收益率的较大份额，那个部门的生产率增益便会以较之其它
可以将增益内在化的部门低得多的速度出现。在这方面农业是—个特殊情况，直到二十世纪政府
才对农业进行了有系统的研究。）如果没有某种保证使其增益的大部分内在化的话，含有大量研
究费用的创新即使有过也是不值得的危险之举。

制度环境的改善会鼓励创新，结果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奖励为具体的发明带来了刺
激，但并没有为知识财产的所有权提供一个合法的依据。专利法的发展则提供了这种保护。中世
纪以来已出现的组织形式逐渐演变成鼓励这种内在化，从而使潜在的社会收益可以由团体或个人
来实现。这些组织形式是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不完善的意义上发展的，结果导致了所有权制度的演
进既要限定创新的增益又要考虑使从事创新的个人增加收益。



第五节

在十七世纪我们看到第一个鼓励创新的专利法的制定；土地使用法令消除了许多封建奴役的
残余；股份公司兴起取代旧日的受控公司；咖啡馆发展了，这是组织保险的开端；证券和商品市


场创造出来；金首饰商发展成发行钞票、贴现票据和存款付息的存款银行。一六九四年英格兰银
行得到特许状，创办了中央银行。在一六八八年到一六九五年间，股份公司的数目已从二十二个
增加到一百五十个。贸易部门发展之大足以有效利用早已由荷兰所采用的那些商业技术。

到一七OO年英国的制度框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环境。工业管制的衰败和行会权
力的下降使劳动得以流动和经济活动得以创新，稍后又进一步得到了专利法的鼓励。资本的流动
受到合股公司、金首饰商、咖啡馆和英格兰银行的鼓励，它们都降低了资本市场的交易费用；也
许最重要的是，国会至上和习惯法中所包含的所有权将政治权力置于急于利用新经济机会的那些
人的手里，并且为司法制度保护和鼓励生产性的经济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框架。英国在不利的开端
之后到一七OO年经历了持久的经济增长。它发展了一套包含在习惯法中的有效的所有权。除排
除了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资源配置的障碍外，英国已开始用专利法来保护知识的私有权了。现在
舞台已为产业革命布置就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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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本书就写到十八世纪，这是大部分关于欧洲经济发展的研究开始的时期。到那时为止所有权
结构在尼德兰和英格兰业已发展，从而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必需的刺激。它们包括鼓励创新
和随后工业化所需要的种种诱因。产业革命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因。它是提高发展新技术和将
它应用于生产过程的私人收益率的结果。

此外，国际竞争还带来了强大动力，促使其它国家改变它们各自的制度结构，以便为经济增
长和“产业革命”的推广提供同样的动力。那些国家的成功是所有权重建的结果。而失败——西方
世界历史±的伊比利亚半岛和当代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则是经济组织无效率
的结果。

这一结论没有什么新意。卡尔．马克思和亚当．斯密都同意这一观点。他们都把成功的经济
增长看作是由有效的所有权的发展决定的。他们的追随者显然基本上忘记了这一点。

但如果就此认为，我们完全与这两位现代经济思想的智力上的先驱者一致，那就错了。卡
尔．马克思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认为世界将通过一系列阶段进入共产主义；资本主义需要发展
有效的所有权，使之成为达到这一目的不可缺少的推进器。

亚当．斯密激烈抨击重商主义和政府的无效率。他也认识到在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之间时常
有差异，也认为某些重要职能需要由政府承担。

但是马克思未能认识到经济增长并不是必不可免的，而亚当．斯密则没有告诉我们怎样保证
有效率的政府会发明和维持一组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所有权。真正开始着手研究经济组织的正是
我们。如果说本书鼓励或倡导学者们和研究者们接受这一挑战，那么本书的目的便已达到了，就
让我们把结束语作为一篇开场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