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峥嵘岁月话文革(连载中)

老木匠

『煮酒论史』 [近代风云]峥嵘岁月话文革(1)
 

 作者：caidanzhou 提交日期：2006-12-22 09:33:00 

??一、到了上海跃进电机厂

　　1966年4月上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601工厂的四清运动结束，清查出家父蔡鸿璋有历史问题，主要是在抗战胜利之初，做了三个月国民政府余姚县长的私人秘书。而笔者本人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与班级里的右派分子打得火热，还发表过右派言论，因此不适宜继续留在该厂工作，决定清洗出去，调到一般的民用企业工作。5月5日，我到财务科领工资，科长说工资关系已经转到跃进电机厂。如此情况之下，我只好到上海跃进电机厂报到。

　　走到周家嘴路959号，就是上跃进电机厂，因为没有介绍信，我在厂门口徘徊，心想不知找哪一个部门？门房间的一个工友见我在门口犹豫，问我要干什么？听说我是前来报到，他马上要我出示介绍信，可是我没有介绍信。他说有哪一个人报到时不拿介绍信的？他以为我是神经病，或者是故意胡闹，一定不肯放我进厂。我说你如果不相信，可以找王世杰问一问。可是那个时候他还不认识王工，反问我王世杰是谁？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有一个年青人走过来，说王世杰是他们动力科新来的工程师，问题总算得到解决。

　　王工从里面出来，还没有到门口，老远的看见我就问：

　　“老蔡，你为什么到今天才来啊？我们还以为你出什么事哩！”说着就招呼我进去。我回头对门房间的工友说：

　　“没有错吧！我是来报到的。现在可以进去吗？”

　　看门的工友没有说话，只是挥挥手叫我进去。

　　在动力科刚刚坐下，一个戴眼镜的小姑娘风风火火的跑进来劈头劈脑就问：“蔡丹宙！你怎么到今天才来？”我一见到她就有点反感，因为自从参加工作以来，不管是崇明，还是静安或虹口区，除了那个身高马大的601厂中校厂长，都是叫我老蔡或蔡老师的，几乎是没有人直呼我的大名。今天碰到这个黄毛丫头，她的年龄跟我在向新中学教书时的女中学生差不多，竟然直呼我为蔡丹宙，听起来非常不舒服。我正想站起来问她：“你是谁？”王工马上向前一步，摆摆手说道：

　　“这一位就是人保科里的小唐同志，你还是先跟着她去办理进厂的手续，办完了手续再来谈吧。”

　　在人保科，小丫头再一次盘问，为什么到今天才来报到？我回答她说：

　　“我是请了探亲假回乡去的，你不相信，可以打电话到601厂问王厂长好了。”

　　这个丫头真的是抓起电话筒就问，几分钟以后，只见她放下话筒，好像找到了什么真凭实据似的，非常神气但有点鄙视地对我说：
　　
　　 “你们的王厂长只批准你十天假期，你为什么要停怎么长的时间？”
　　
　　 “我在家里住了十四天，这是国家统一规定的探亲假期！回上海以后，我仍旧天天到601厂上班，移交手续总是要办的吧？如果你不相信，可以再打电话到技术科找成祥生，就是他接替了我的工作。或者问王坤或何承曾都行，他们都是见证人，见到我天天上班。”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相信这三位老同事，一定会帮我的忙。而且在事实上，我的移交工作确实是在我探亲回上海以后才办理的，只是时间很短，因此我非常有把握地对她说：
　　
　　 “我不管！你们厂长只批准你十天，就算给足你十四天，还有十多天你不来报到上班，你自己看怎么办？是不是旷工？要不要扣工资！？”她怒气冲冲地对我说：
　　
　　 “我一天也没有旷工，是天天上班的，要你去问你不问，却要扣我的工资！┅┅，好吧，你想扣就扣！但是我一定会到上面公司里去告你的！”
　　
　　 她没有再说话，只是把手中的文件往写字台上一摔，气急败坏地跑出办公室。我不知道她去干什么，但也不便走开，只好呆坐着等待。
　　
　　 回想自从大学毕业，已经调了几次工作。但每次调动，不管是像市或区教育局那样的中转机构，或者是最后的接收单位，接待我的人都是客客气气的。特别是接收单位，首次接待的，如向新中学里慈祥的老太太校长，静安区业余工学院的老好人校长，还有601厂的那个人高马大、威武雄壮的中校厂长，都是单位里的主要领导人。可今天不知是为什么？却碰到一个像雌老虎一样凶的小妞。难怪俗话说，“大王好见，小鬼难挡”啊！不过到了这样的时候，我似乎隐约地感到，事情有点不妙，我只是满腹的疑惑和纳闷，但是不知道究竟在哪一个环节上出了纰漏？我想不通为什么这个与我素不相识的小妞，会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我？
　　
　　 后来终于慢慢的弄明白，原来这个思想觉悟很高的小妞，已经是把我看成了阶级异己分子。因为从她的眼里看来，从炮兵工厂调到跃进电机厂来的五十多个人中间，几乎没有一个好人。不是资产阶级，就是各种各样的业主，有的还小偷小摸，或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都是一批从军工厂里清洗出来的丢人显眼的垃圾货。尤其是这个蔡丹宙，明明是一个应该坐办公室的技术员，总支书记却要他到车间劳动，如果不是犯大错误，那才是怪事一桩哩。对付这种垃圾，就应该像对待阶级敌人一样，有什么好客气的？小妞的这种想法，完全是符合当时的时代逻辑，也代表着大多数普通老百姓的看法，只是他们的思想觉悟没有她那么高，不肯当面去得罪一个人，而是把想法藏在肚皮里，没有直接表露出来，才保持着表面上的一团和气。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一个技术员，为什么却突然要下放到车间去当工人呢？这是601厂和跃进厂的两位都是姓黄的总支书记电话协商的结果。原来跃进电机厂不久前有许多职工支援三线建设，厂里突然少了许多员工，听到601厂要调来大批人马，真使黄书记喜出望外。可是后来当他在名单中发现还有四位干部，心里就有点嘀咕。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自己的如意算盘：一线生产工人当然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因为经过内迁，厂里许多岗位没有人。但自己来厂之后，也常以伯乐自居，相中了不少千里马，正好趁此机会要把他们一个个的拉上来，如果外面调入的干部多了，岂不是要减少提拔自己人的数目？于是抓过电话与601的书记商量。601的书记，当然也不是吃素的，在电话里大有你不要烂菜皮那也别买小黄鱼之势。两个人的谈判，真有点像当时小菜场里的交易，顾客排了长队要买新鲜的小黄鱼，营业员就一定要把那些卖不掉的烂菜皮也搭出去，否则你就别买紧缺的小黄鱼！想不到我们这四个所谓的干部，在两位书记的眼里，已经变成了被人厌弃的烂菜皮。
　　
　　 不知跃进电机厂如何处理这批烂菜皮？且听下回分解：
　　

陈菲

等着听下回分解。

土豆炖牛肉

老木匠兄，刚才在网上看到你90年前后发表的几篇文章，呵呵。

千年悠悠话“御史”——谈谈古代监察机构的得失 郭建 党政论坛 1991/12
一场没有成功的“廉政风暴”——说说明初治贪失败的旧事 郭建 党政论坛 1991/05
明律的轻重及其原因探析 郭建 史林 1991/02
当代社会民间法律意识试析 郭建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8/03

[em07][em07][em07]

老木匠

后面都是为了职称的东东，前面两个则是为了朋友之约[em01]

现在期刊网上可以检索吗？我自己都没有这些文章了。

[em09]

土豆炖牛肉

期刊网有个数据库——“世纪期刊”，专门收录从1979年到1993年（部分刊物收录自创刊至1993年）的论文。

老木匠

作者：caidanzhou　回复日期：2006-12-23　09:05:36　  
　　 峥嵘岁月话文革(2)
　　 二、机壳组里的劳动
　　
　　 前回说到601厂和跃进电机厂的两位总支书记大人进行电话协商，如何处置四个烂菜皮的问题？最后他们达成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第一位是副厂长藏云生，说起这个人，来头可是不小。在战争年代，他是解放军某一个独立营的营长，解放初期转业到上海地质局属下的一个机械厂，成为党政大权一手抓的显赫人物。到六十年代初期，工厂被炮兵接管，因为他不是一个现役军人，只能屈居为副职。眼见小字辈的人爬到自己头上，心里总有点不是滋味。由于以往的工作使他独立惯了，成为副职以后，经常要与总支书记闹别扭，所以四清运动结束时，因为工作之需要，把他请出601厂就成了上上之策。
　　
　　 对于这样的一个重量级人物，跃进电机厂是一定要接收的。因为他既有身份又有能量，脾气又火爆，如果推来推去，惹得他发起火来，恐怕要弄得两位书记都不得安生。何况电机厂刚刚内迁了一个姓顾的副厂长，调进来一个也正好合适。
　　
　　 第二位是人保科长钱金龙，也是共产党员，从独立营的时候起，就是跟藏云生的。开始的时候，他只是个通信员，后来成了一个什么干事。藏云生转业到地方，他也跟着到了地质局，在所属的机械厂里就做了人保科长。这个人也不能不收，因为他是藏云生的人，601厂的群众都知道他是藏副厂长的亲信。如果不要他，藏云生的面上就过不去。
　　
　　 第三位是机械工程师王世杰，说起这个人，也有一点来历。他原是国军里管理军车的一个中尉军需干部，部队起义后，他被编入藏云生的独立营。当解放军接收起义部队时，起义人员要填一张履历表，填表的时候他耍了一个花招：把自己的军衔写成少校！他原以为级别提高了，可以多得一点工资待遇。可是后来的事实却与愿望相反，不但待遇没有提高，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几乎成了一个专业运动员。因为白纸黑字是自己写的，少校就是一个中、高级军官，每次运动都必须审查一遍！
　　
　　 跃进厂里的黄书记原想不要这个人，因为他是一个国民党“少校”，推掉他的理由也名正言顺。可是后来有人汇报厂里需要改造浴室，没有人画图纸搞设计；厂里原来搞电机技术的人员不愿意干，自己相中的千里马好像还没有这个能耐，于是就把这个少校工程师收下来搞浴室，也不失为一个权宜之计。
　　
　　 最后一位是搞电子技术的蔡丹宙，据说他自大学毕业后先到崇明围海造地，而后在静安区教书，在1964年，当炮兵在上海筹建601厂的时候，硬是把他从学校里挖了出来。因为他学是电子学的，在601厂就搞炮兵用的通信仪器。黄书记说上海跃进电机厂是生产电动机的，以机械加工业为主，根本不需要电子技术，所以实在无法安排他的工作。
　　
　　 到了这个时候，只好由601的书记做出让步，他说如果实在没法安排，就把他作为一个普通工人吧。跃进书记得到了这个许诺，只好勉强答应。但接着想，如果真的把姓蔡的当工人使用，心里也有点顾虑。因为四个烂菜皮的介绍信是写在同一张公文纸上的，蔡丹宙的名字下面好端端写的是一个技术员，明明是国家的一个技术干部，你凭什么叫他做工人呢？如果他不肯工作，甚至闹将起来怎么办呢？凡事总得要有一个说法啊！
　　
　　 这时正好我赖在老厂里不肯来报到，这不是无故旷工吗？这一下正好被跃进书记抓着了把柄，心想你姓蔡的竟敢如此大胆和目无法纪，一定要严加惩处，以禁效尤。于是书记大人下定决心，指示有关部门：如果蔡丹宙前来报到，就先把他下放到车间劳动再说。黄毛丫头奉了书记大人的命令，立刻把鸡毛当令箭，就在我的面前大摆威风了。
　　
　　 这里要交代一下，两个黄书记在电话里的秘密交谈，怎么会让我这个不该听到的人听到呢？这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冥冥之中是有机缘巧合。到1967年初，张春桥和王洪文发动了所谓的一月革命，从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曹狄秋到各基层所有党政机关的大小官员，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被统统打翻在地，跃进电机厂当然也不例外。靠边以后的厂政治部主任叶冬明，有一次到我所在的生产小组参加劳动，一字不漏地泄露了这个秘密。
　　
　　 我在人保科等待了大约半个多小时，进来一个高个子的中年男士。看见我就说：
　　
　　 “你是老蔡吧？我叫张定华，是劳动工资科的。刚才听了小唐的汇报，知道你已经来报到。我请示了总支黄书记，请你到二车间工作，你看怎么样？”
　　
　　 “随你们的便吧！”在这时候，我当然还不知道两位书记先生达成的秘密协定。只是心里有一股气，从一开始就不愿到电机厂来，赖在601厂不走。一直到发工资时拿不到工资，才不得不来报到。当时我还在想：到了跃进电机厂，至少有一个像样一点的领导，会找我先谈谈话。到那个时候我再提出专业对口问题，可能还有一点希望。可没有想到遇到了一头雌老虎，然后又是一个不温不火的男人，听他的口气，知道不是一个能担责任的领导。算了吧，反正在这个厂里，做什么工作都是差不多，二车间和其他部门又有什么区别呢？
　　
　　 张定华把我从虹口区带到杨浦区，在眉州路300号门口停下来。我抬头一看，有一块厂牌，上面写着《上海跃进电机厂第二车间》字样。到里面找到车间主任秦毛棣，张把我交给了他就想回去，临走的时候还丢下一句话：
　　
　　 “老蔡，我们厂里是每月十五日发工资。”
　　
　　 “我现在就没有钱了，还有十天要吃饭怎么办？”我一听就急了，拉着张定华说：
　　
　　 “这个，请秦主任给他在工会互助金里借一点吧！”张想挣脱我的手，对秦说：
　　
　　 “他还没有参加互助金会哩！”秦对张说：
　　
　　 “那就只好请你帮他办一办啦！”张尽力挣脱了我的手，一改原来不温不火的样子，像狡兔一样快的逃跑，好像是怕再次被我缠住不放。
　　
　　 其实过日子的钱，还是有一点，只是刚才那头雌老虎扬言要扣我的工资，我想装得穷一点，使他们下不了这个狠心。在那个年代，穷总不吃亏的。不是常常听人家说吗：“共产党不怕你凶，就怕你穷！”
　　
　　 秦主任不问我到底有没有吃饭钱，就把我带到一个大车间，在许多车床和堆积如山的机壳的夹缝中找到瞿友根，用手指着我对他说：
　　
　　 “这一位是601厂调来的蔡丹宙同志，现在派到你们组里，你给他安排工作吧！”毛棣没有拖泥带水，交代完毕就走。瞿友根是机壳组的组长，听他的口音，就知道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浦东本地人。他见我瘦骨伶仃，就用手指了指身旁的一大堆机壳，然后拍拍我的肩膀问：
　　
　　 “你拿得动这些机壳吗？”
　　
　　 “我试一试吧！”我一边回答：一边就走到机壳堆旁边，用双手小心又非常吃力地捧起一只大机壳。
　　
　　 “好！把它放到这台钻床的平台上。”瞿友根指着安放在大车间墙边的一台钻床说：
　　
　　 我刚把机壳放下，他就过来说我安放的方向不对，边说边把机壳翻将过来，再上了夹具把它夹紧，然后开动钻床在机壳的一块出线平面的中间部位钻了铜钱大小的两个大圆洞，再在这块平面的对角方位，攻了两个M5的螺孔。然后回头问我看清楚了吗？见我点点头，他就继续说道：
　　
　　 “明天下午两点半，你来上中班，就这样打孔，完成一只机壳就是一个工分，八小时要打480只。你是新来的生手，可以适当照顾，三个月之内，打360分就可以。但是三个月以后，一定要打满定额。我们机壳组分早、中、夜三班，这个礼拜做中班，下礼拜就是夜班，再下一个礼拜就做早班。早班每天早上六点钟上班，到二点半交班；中班二点半上班，到晚上十一点下班；夜班十一点上班，早上六点下班。”瞿友根像阿宝背书一样，把所有的事情很快地向我交代一遍之后，就去开动他的车床，因为他也有自己的定额，同样要每天完成艰难的480分。
　　
　　 我好像是落入了一个无底的深渊，这么沉重的机壳，不要说是还要打洞和攻螺纹，就是一天把480只机壳上下搬动一次，我也受不了。这么高强度的劳动，即使是在崇明围海造地，也决没有如此沉重！不过后来我发现，这样重的机壳，只是其中的一种规格，有的规格比较小，甚至非常小。瞿友根要我搬的，是厂里生产功率最大的一种电机。我想这大概是他想先来给我一个下马威吧！
　　
　　 读者如欲知道笔者如何摆脱困境？且看下回分解：

老木匠

　　 峥嵘岁月话文革(3)
　　 三、生了一场怪病
　　
　　 前回说到瞿友根给了我一个下马威，我没有反抗，心想这事与瞿友根无关，他只是奉命行事。即使对工作有意见，也一定要找厂里的头，就算是姓秦的车间主任，恐怕也没有用。这就是所谓的冤有头、债有主，凡事都必须找到头和主，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想去找总支黄书记，但又恐怕他给我算旷工账，所以一直犹豫着没有去。后来又想到，觉得这也不管接收单位的事情，是601厂的四清工作队调动工作太草率，实在是有点“草菅人事”。如果把我调到专业对口单位，不是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吗？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决不会赖在601厂不去报到，根本不会发生所谓旷工的事情。我想去找驻601厂的四清工作队，可是他们完成任务后，已经解散回各自的原单位。最后我决定给市长曹狄秋写信，因为他是上海市四清工作团的总团长，所有与四清运动有关的事情，他都应该负责。
　　
　　 市长先生当然没有看到我的信，只有市委办公室给了我一封回信。
　　
　　 我仔细阅读这封来信，信上只有少数几个字是用蓝墨水钢笔写的，主要是我的名字和发信日期，其余多数文字是预先印刷好的。给阿狗阿猫的回信，都是这个样，真正的是千篇一律。来信叫我找机电一局解决，我就打算到机电一局去。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红卫兵运动突然兴起，顿时天下大乱，他们到处造反，要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弄得社会没有了秩序。还有许多机关里的办公人员，有的也摩拳擦掌，准备造反起事；那些不准备发难的，都是一张报纸一杯茶，每日聊天吹牛打哈哈，你有事去找也是白找。在此形势之下，我打算的到机电一局之行，也只好就此作罢。
　　
　　 逼于天下大乱的政治形势，使我无法为自己的工作而抗争，只好在这样一个与所学专业毫无关系的厂里勉强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好强迫自己定下心来，在跃进电机厂暂时工作。尽管我是多么的不愿意，但是为了每月赚58元钱的工资，维持自己的生活，和照顾乡下家里的老爸，只好按照瞿友根的要求，每天在机壳上面打孔和攻螺纹。
　　
　　 当我刚刚办完报到手续，无声无息在机壳上钻孔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发出了五、一六通知。由于当时心情不好，我根本没有去理会这一件政治上的大事。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我每次上街，都能看到许多革命大字报，还有红卫兵的宣传。对于这些材料，只要去看它一个标题，就能使人大吃一惊，他们要炮打的竟然是共产党的上海市委！这一下真把我打晕了。难道是上海市委也能炮打的吗？我回想起1957年的反右斗争，有的人只对普通党员提了一条无足轻重的意见，就受到革命群众无情的批斗，最后被打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许多人弄得家破人亡。红卫兵居然要炮打上海市委！难道他们都不要命了吗？真是小孩子不懂事！
　　
　　 跃进厂里的大字报也多了起来，几乎所有的墙壁都贴满了白纸黑字，墙壁不够，许多人还贴到横梁上。偌大的一个车间，从梁上挂下来的大字报，远远看去，真有点像是死人时灵堂里悬挂的白幡。
　　
　　 我发现其中有几张大字报，是揭发一个名叫董儒生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我想：“真看不出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跃进电机厂，竟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里面还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再看这位权威是姓董的，是两千多年前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的董，说不准还是这位大儒的后代子孙；他名字叫儒生，大有立志继承他先祖的衣钵之意。
　　
　　 我真的佩服毛泽东，他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可不是吗？跃进厂的革命群众火眼金睛，运动一开始就揪出了这个反动学术权威。我想这个董儒生，即使不是资产阶级的权威，也一定是孔圣人门下的一个儒学大师，反正总不是无产阶级队伍里的人。后来我问别人，哪一个是董儒生？有人指给我看，竟是一个瘦骨伶仃的槽老头，背稍微有点驼。再仔细了解下来，原来他只是零件组里的一个检验工！拿着测量棒，一天到晚去检查车工们车出来的端盖，是不是符合图纸规定的尺寸。看他那个熊样儿，压根儿无法与读书人沾边，更不要说他是什么权威学者！
　　
　　 把一个普通检验工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暂时先不去说他的阶级，只说是学术权威吧！我想只有像华罗庚、郭沫若、周扬或者胡适这样的人，才配称得上是权威。一个小小的检验工，他有什么学术思想？他的权在哪里？而威又在哪里？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是无知的小孩玩儿戏，分明是一场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鬼把戏！前台指挥的就是第一夫人和副统帅等一小撮鬼。
　　
　　 这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恶鬼，在其后台的支持下，倒行逆施，乱我中华，把我民族推向最最深重的灾难！即使是像日本的裕仁天皇和东条英机之流，其乱我中华之规模和程度，也不过如此！我们中国人要敦促日本的大和民族不要忘记它的侵略历史，我更要呼吁自己的民族，千万不要忘记这刚刚过去的血淋淋的民族惨史！巴金老爷子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其本意大概也是如此吧！
　　
　　 不管运动如何进展，起初阶段我只是一个旁观者，我有充分的理由不写大字报，因为我是新来的，根本不了解情况。当瞿友根和其他人动员我写大字报的时候，我马上用毛泽东的原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挡了回去。批判会我可以不发言，我的任务多半是帮瞿友根在班前会议上读读语录。不过每天的定额工分还是要完成的。我的腰在做学生的年代，下乡夏收夏种的时候出过毛病，以后断断续续的时发时好。眼下为了完成每天还只是四分之三的定额，没有几天工夫，我的腰和坐骨神经几乎同时向我发难了。
　　
　　 因为是新来的，我可以不关心政治运动，但繁重的体力劳动，很快就使我的身体不支，新、老毛病一齐向我袭来，这毛病的主要症状表演为：
　　
　　 1、 走路经常跌跤，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仔细检查，发现我右脚的脚底板，在走路时没有力量向上翻。一般人之走路，当左脚着地之后，接下来的动作是提起右腿和脚趾自然微微上翘，然后再向前推进并踏到地面。这些都是习惯成自然的动作，走路时根本不需要思考。而我脚底板无力上翻，脚趾头始终是下垂的，因此向前推进时碰到地面稍有不平就要被扳倒跌跤。
　　
　　 2、 我不会低头，有时在室外走路，如果前面遇到人家的晒衣竹竿，我想低头钻过，我的腰和两条腿就会感到非常疼痛。
　　
　　 3、 我也不能久坐，有时单位里发票子看一场电影，散场的时候我根本甭想站起来。因为整个身体好像是弯曲定了型，要化很长的时间，费很大的劲，才能勉强站起来走路。
　　
　　 机壳组内有不少好心的人，看到我的病状，劝我去找领导，要求调换轻松一点的工作。我没有这么做，因为我不想轻易求他们。如果去求，也一定要有比较大的事情，如要求调一个单位，调我到专业对口的地方。仅仅是为了在厂内调换一个工种，我是决不会低声下气的去求他们的，因为跃进厂里的任何工种，都是远离我的专业。同时我这个病的症状也很奇怪，不是专业的医生不一定会相信，很可能认为我是因为厌恶笨重的劳动，是没病装病。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不但得不到同情和理解，反而会受到一顿奚落。
　　
　　 我找到医生，住进了静安区中心医院。因为我早在该区担任教师时，也犯过此毛病。复旦同学张崇博的姐夫张涤生教授，是国内数一数二的骨科泰斗，他把我介绍给他的门生宣蛰人，是静安区中心医院里的首席骨科医师。见面之后，一听口音就知道都是余姚同乡，再详细介绍之后，又知道是宁波中学的校友。所以当我再次发病时，没有任何考虑就去找他。他给我动了一个大手术，这是他正在研究的课题，学名叫做“肌腱松懈术”。我甘心情愿地做了他的试验品，因为这个同乡校友告诉我，他的刀只开在我的臀部，这里没有重要的神经系统，手术的风险几乎是零。他还说手术一定会使病情好转，只是好转的程度因人而异，有的人可能立刻痊愈，有的可能还留下一点。最后的究竟效果如何，要看每个人的造化，但决不会是一点点没有也效果。
　　
　　 几天之后，宣医生在我的臀部左右开弓，每边都留下大概有尺把长的刀痕。出院的时候，他给我两个月的休息病假，还有一张医院给工作单位的医疗建议书，说我以后只适宜做活动性较强的走动性工作。
　　
　　 不知出医院后如何回到厂里？且听下回分解：

老木匠

　　 峥嵘岁月话文革(4)
　　 四、奔丧期间的一场斗争
　　
　　 我从静安区中心医院出来，因为还有两个月的休息病假，就去了武汉，因为有一个堂兄在华中工学院教书，叫我到他家里养病休息。可是只停留了五天，就接到父亲的电报，说老祖母逝世。因为学校里搞文化大革命，哥哥不能请假脱身；只有病假期间的我，一个人回老家奔丧。那时候的交通不便，回家要经过长江的水路，再坐火车加汽车。等我回到家乡的时候，祖母的灵柩早已出殡，只有父亲一个人，孤零零的留守在家里。
　　
　　 虽然错过了出殡期，但在长江轮船上，为侄女起了一个芳名。原来侄女刚出生的时候，其父为她取名曰曼歌，这首先遭到其祖父的反对，说的是“轻歌曼舞”，完全不符合当时的时代精神。后来文化大革命兴起，更觉得这个名字欠妥当。在当时的形势下，只要有人与你为难，随便什么事情都可以上纲上线，如果有人因此而说你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情调”，你有一百张嘴巴也辩论不清的。因此在武汉时，哥要我考虑考虑，为他的宝贝女儿更换一个符合时代精神的名字。
　　
　　 在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我在长江轮船的甲板上漫步，尽管那时候的祖国大地，所看到的都是兵荒马乱。但在甲板上远望，看到的仍旧是落日的余晖，映照得天水一色，还完全是一派和平宁静的自然景象。啊，这真是“极目楚天舒”！不想我触景生情，毛泽东游长江时写的一句词，自动跳进了我的脑海，并且情不自禁，轻轻地吟了起来。这不是现成的名字吗？于是立刻奋笔捷书，在上海登陆后把信寄出，兄长接受建议，从此我的侄女就不叫曼歌，而叫天舒了。
　　
　　 真是没有想到，家乡小镇周巷的红卫兵运动也会如此火红。不过乡下的红卫兵，除了中、小学生，还有长满胡须的老爷兵。我回家第二天，就有西河居委的一帮人到我家来造反。那时我还未起床，只听得家门口乱纷纷，忽然有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大叫：
　　
　　 “老反革命蔡鸿章听着，我们今天是来破你家的四旧，快把你家所有的四旧东西统统交出来，否则我们红卫兵‘革命小将’，马上就要采取革命行动！”我走到窗前一看，大约有十多个所谓的红卫兵，个个穿着黄色军装，手臂套着红袖章。除了红卫兵，还有一大群看热闹围观的人，主要是左右邻居。而带头喊话的那个人，竟然是赵谓强！
　　
　　 这个赵谓强，其父早亡，多年来其母以贩卖鸦片为生，解放后被人民政府抓进去关进牢房。他从小就生活在地下的鸦片馆里，养成了好吃赖做的习惯，长大以后没有正当职业，是周巷镇西河居委有名的一个混混。在五十年代最初的几年，我因失学在家，参加了由村长周惠新领导的第四村业余剧团，并担任不少角色。他也在剧团里打杂，有时也扮演一些与他的身份相般配的角色。我和他虽然不是知交，但毕竟还是同过事。当下趁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机会，他竟也打着革命造反的旗号，出来浑水摸鱼，还想在真实的社会舞台上表演一番。已经到了四十岁的人，还冒充红卫兵小将，真是恬不知耻！这次被我撞见，还要欺负到我的头上，我岂能吞下这口恶气！
　　
　　 “赵谓强！你这个鸦片贩子的崽子不要嚣张！我，上海工人在此，你敢进来！”正当姓赵的指挥红卫兵要向我家冲的时候，我突然站立在自家门口大喝一声：这犹如晴天霹雳。在赵谓强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重炮轰击，一下子就镇住了这个无赖。这正是兵法上所说的“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也。我喜欢读各种各样的书，不久前在书店买了一本郭化若编写的孙子兵法，这次正好派上大用场。而那个姓赵的，他知道自己的背景不硬，底气不足，因此当他所谓革命造反时，从来不敢去碰硬的，总是选择软弱可欺的人。他看准家父做过国民党县长的秘书，既胆小又怕事，又是老弱多病得手无缚鸡之力，无论从哪方面看，只会是任凭宰割而不可能反抗的人。因此他的胜券在握，心想一定可以马到成功，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我正好奔丧在家，半路里杀出程咬金，因此措手不及，好像是被猛击了一闷棍。
　　
　　 其他的红卫兵一见是我，都有点面熟，他们有几个是土改时的四村民兵，晚上还经常要听我讲三国故事。有几个是当年我搞周巷镇学联时的中学生，那时我是学联的秘书，他们是低年级学生，我还是他们的领导。在这种场合碰到，真有点不好意思。还有一些人的年龄很小，大概是小学生，虽然互不认识，但听到赵谓强是一个贩毒分子的儿子，又听到我自称是上海的工人阶级，多少也有些面面相虚，不知所措。
　　
　　 我看现场的形势难以收场，也恐怕赵谓强想出什么花招进行反扑，心里思索着快速的退兵之计。突然看到有几个学生拿着小红书，就想找出几段语录来阻止这些人。可是想来想去，只想到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开头的那一段，还勉强可以应用，于是我放开喉咙，大声地喊道：
　　
　　 “最高指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我背诵这段语录的意思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告诉他们，要掌握党的政策，不要随便闯入民宅。没想到赵谓强也不甘示弱，马上也用语录回应。只见他装模作样的整了整嗓子，然后放开喉咙高叫：
　　
　　 “革命的同志们！毛主席教导我们：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不怕牺牲，去争取胜利！”
　　
　　 他的意思也是非常清楚，是鼓励他带来的红卫兵，做事情不要半途而废，一定要坚持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可是草包总归是草包，这段只有十七个字的语录，他却把顺序颠倒了。背错语录，这在当时可是一条大罪。因为毛主席说的话是金科玉律，不能有一字差错，你居然把它说错了，就是罪不容恕！我趁机抓住不放，立刻大喝一声：
　　
　　 “赵谓强你好大的胆！竟敢当着众人的面，篡改最高指示，你到底长了几颗脑袋？还不赶快向毛主席请罪！”
　　
　　 “你不要瞎三话四！我错在哪里？”虽然乱了阵脚，但还是有点不服气，他继续强辩：
　　
　　 “毛主席的教导明明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而你赵谓强刚才是怎么念的？所有在场的同志都是听到的，他把第二句和第三句颠倒了。赵谓强你自己说，不是存心篡改最高指示是什么？”
　　
　　 “┅┅”这顶帽子实在是太大了，弄得赵谓强狼狈不堪，一时语塞，竟无以回答：
　　
　　 “现在大家都清楚了，赵谓强是什么人？他的母亲是贩卖鸦片的，被人民政府送去劳动改造。他自己今天的表现就是一个反革命！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当众篡改最高指示。所以请大家提高警惕，不要上他的当，以免把水搞混，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我不能让他有喘息的机会，稍许停了一回继续说：“至于我家的四旧么，请红卫兵小将相信我这个上海工人，破四旧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的战斗号召，我们工人阶级第一个响应，我这次回家来就是要破自己家的四旧。现在请大家先回去，我家的四旧，让我自己来破。明天请大家来检查，看看我家里还有没有四旧？如果还有，就可以马上拿我来开刀斗争！请红卫兵小将相信我这个上海工人。”
　　
　　 “┅┅”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没有一个人说话：
　　
　　 “好，我就相信他，是工人阶级，我们就要相信，再说我们明天还可以来检查么。”众人一时都沉默不响，忽然一个学联时期的中学生打破了僵局，站出来说话：他说罢就先拉着几个要好的朋友先走了。
　　
　　 真是乌合之众，集合起来快，散起来更快。我还想单独找寻赵谓强，要问问这个贩毒分子的崽子，为什么要纠集那么多的人到我家来胡闹？但此时却再也找不见他的踪影。红卫兵已经完全散去，在我家的门前，留下的只有几个左右邻居。
　　
　　 “这个赵谓强，真是太不像样了！你造反的时候，先要摸摸自己的屁股啊！”见红卫兵已经散去，家对面的老徐感叹地说道：
　　
　　 “我知道他迟早总要碰钉子，今天碰到丹宙就吃瘪了。这种人是要有人来收拾收拾他！”又有一位邻居说：
　　
　　 “丹宙啊，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将来一定要闯祸的。┅┅，要是他们明天再来怎么办？” 松了一口气的父亲，见人群已经散去，有点不放心地问我：停了一会，他又继续说道：“就在一个月前，也是这个赵谓强，带着一帮人，把我家堂前阁楼上的神主牌位、一副瓷器的福禄寿三星、你二爸的油画、老式留声机、还有高亭和百代公司制作的如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马连良和金少山等一大批戏剧大师的老唱片，都被他当场敲得粉碎，敲不碎的也被他们统统带走。你祖母原来就有病，经过前次家里的火灾，病情已经加重，再被赵谓强一气和一吓，变得更加不可收拾。”
　　
　　 老爸说我的胆子太大，其实我心里也直打鼓。我完全是扑克牌赌博沙蟹打白老虎，底牌完全是虚的。我自称上海工人，我只是在表面上做了一个工人。但实际上能算一个工人吗？我是从军工厂里清洗出来的烂菜皮。只是人家不知道，以为我还在军工厂里上班，赵谓强才不敢造次。要是知道了底细，他岂肯善罢甘休！那时的人们，都是用语录来吓唬人的，完全像赌沙蟹一样，只要能把人家吓倒，你就赢。不过玩语录这种游戏，尤其是对付那些无赖草包，我一般是不会输的。
　　
　　 接下来，我还要整理家里的各种物品，检查一下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四旧？如果有的话，还是自己知趣清出来，免得人家动手。刚走掉的人，说不准明天再来。即使他们不来，可能还有其他什么派的兵也会来。而我这只纸老虎，骗得了一时，却骗不了一世，总有一天是要被揭穿的。在那个时候过日子啊，只能是混一天算一天，有谁知道自己的明天会怎样？
　　
　　 我把家里在当时看起来可能有问题的旧书，全都送进了废品回收站，只有极少数实在觉得可惜，就随身带回上海。不想这次我又犯了错误，经过我这只纸老虎耍了一回威风，以后还有在乡的造反派老朋友杨天明的大力帮忙，从此再也没有红卫兵或造反派来抄我的老家。而被我带到上海的那些书，却在我被打成反革命的时候，被跃进电机厂革命委员会派来的造反队抄走，成为我这个反革命的罪证。这些书最后还被如李启夫和曹泉钟等这样别有用心的流氓分子所吞没，事后因没有确实的证据而无法追回。但这是后事，在以后的走笔中将会慢慢说明。
　　
　　 回上海的路上，国家的政治形势又有很大的变化，在公开的媒体上，林彪已经越过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等人，飞升到了老二的位置，而国家主席刘少奇已降到第十一位。火车上开始有红卫兵串联，他们穿着草禄色的军装，戴着红袖章，在车厢里举着小红书耀武扬威。那时的旅客，只好听任这些小孩子的摆布，如有个别不听他们指挥的，马上就围上来一群红卫兵，给你来一个现场批斗会。还有谁敢反抗吗？
　　
　　 据说这些红卫兵都是毛泽东和林彪亲自派下来的钦差大臣，手里的小红书就是他们的尚方宝剑，谁还敢说半个“不”字？他们不断扬言：“要砸烂刘少奇的狗头！”还说：“要革命的跟着老子干，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这些多么新鲜和优美动听的语句，真的与“不许放屁！”有异曲同工之妙，实在是生平难得听到的极妙好词。我中学里的语文教师虽然很优秀，在复旦大学里也听过许多语言大师，甚至是我国文字学泰斗陈望道老校长的讲话，但他们绝对讲不出这么精美绝伦的字句。
　　
　　 这个世道好像真的是变了，这一大群黄毛未脱、乳臭未干的小崽子，居然自称为“老子”，而长满了胡子又年已四十的赵谓强可以自称为“小将”。唉，在这样的世界里，真使我这个自称为一介书生的人有点手足无措了。
　　
　　 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老木匠

峥嵘岁月话文革
　　 五、走动性的工作
　　
　　 当我病假期满，回厂上班的第一天，那从静安区中心医院开出了的那张病情证明，好像是难到了车间主任秦毛棣，在机械加工车间里要找一个活动性较强的走动性工作，看来实在是一件难事。主任想了老半天，终于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去处，忽见他的一只手用力地拍着大腿，好像是松了一口气似的对我说：
　　
　　 “好，到外接头去！”
　　
　　 所谓外接头，是指电动机生产过程中有几道连续工序的综合。它首先是用压床把定子压入机壳，再由辅助工把带定子的机壳搬到长方形的台子上，并顺着台子的边，排成一个四方形。接着就由许多工人操作，第一个穿线，把定子的六根引出线分成两组，穿出由机壳组钻出来的两个圆孔；然后再有人焊线接头，安装接线板。生产组长陆富泉叫我完成最后一道工序，拧两只M5的螺丝钉，把接线盒牢固地安装在机壳的那一块出线的小平面上。要把台子上所有的产品都装完，就必须绕台子走一圈。这样一天下来，少则是十圈八圈，多则几十圈，如果是月底加班加点，甚至可能走上一百多圈。这就是秦毛棣认为的走动性工作，我就在这个外接头班组里，一走就走了十多年。
　　
　　 除了每天的工作，我看了许多人民日报的社论和刊登的其他消息，又看了许多张贴在马路上的大字报，特别是看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总觉得这次文化革命非同寻常。以前搞运动，搞来搞去总归是搞群众，而这次却要搞到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头上，实在是不可思议！再仔细回顾一下历史，1951年三五反运动，反出了张青山和刘子善；1954年说要增强党的团结，搞出一个高岗和饶漱石的反党集团；1955年搞肃反运动，查出了潘汉年和杨帆的反革命集团；1957年反右，也反出了许多党内右派；1959年的庐山会议，又反出了彭德怀、周小舟、谭政和黄克诚。而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革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命，又搞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和杨尚昆，还查出了波六十一个叛徒集团。我真的不知道在伟大、光荣和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内还阴藏着多少坏人？揪出来的一批又是一批，而且愈是搞到后来，暴露出来的坏人的地位愈高、人数愈多，做老百姓的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再说身边二车间的文革运动，也是轰轰烈烈，车间里的那些所谓革命群众，大致上可以分为两大派：一曰造反派，他们主要是要造支部书记金耿祥的反，说金执行的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的口号是打倒金耿祥，保卫毛主席。二曰保守派或保皇派，他们认为金耿祥虽然犯了错误，但还是以成绩为主，这正像毛泽东他老人家一样，错误和成绩是三七开，因此他们不但要保金耿祥，而且还要保卫党支部。
　　
　　 经过我再三的分析比较，发现车间里的造反派比较符合当时的潮流，而保守派的确是背离了当时的主流。我还发现生产组长陆富泉的肚皮里有一股怨气，因为在许多年前，有一次上面通知要收听重要广播，而他却抢着要听体育比赛。结果被金耿样抓住，说他故意破坏的革命广播。支部书记只写了一张条子，把就他送进公安局，虽然没有几天就从庙里放出来，但从此却减了两级工资，金耿样的手段使这位老工人终生难忘。
　　
　　 检验工徐聊根老人也有意见，在解放前不久，他参加了工会。但他不知道那时候的工会有两类，第一类是由共产党员领导的，那是革命的工会；第二类是由国民党控制的，以后被叫做黄色工会。不幸的是他参加的是黄色工会，长期来一直被金耿样看作另类。这两个人，可以是算作是老工人中间的反金代表，他们虽然不敢公开出面，但暗中支持着造反派。
　　
　　 组里还有杨家华和俞世熊等几个小青年，是造反派中的活跃分子，每天在我身边窜来窜去，不是写大字报，就是散发传单。他们组织了一个战斗小组，人数很少可是口气不小，用毛的词句“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中的最后三个字作为小组的名称。听他们的这个口气，颇有点像另一句毛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那种小观天下、唯我独尊的气魄！
　　
　　 我经不住小青年的纠缠，他们三番四次地搬出毛泽东的教导，即“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那条语录，要我对车间里的形势发表意见和看法。在那些年头，凡是用小红书里的语录来要求你，就感觉到有很大的压力，如果你连毛的话都不听，那就是非常危险了，这是当时最大的一顶政治帽子。
　　
　　 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好像是中了邪似的，都认为与天斗争其乐无穷、与地斗争其乐无穷、与人斗争其乐无穷。毛泽东的个性，感染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成了许多中国人的性格。上至国务院总理和军队元帅，下至普通老百姓，都是盲目的跟着毛走。他的指示称为最高指示，人们一定要去完成，他的话，每一句都是真理，一句还可以顶一万句，人们对毛的英明伟大没有一丝怀疑。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我也只能是跟着大伙的潮流走。
　　
　　 经过几天的考虑，我写出了“对本车间目前运动状况的一些看法”的文章。刚刚完成草稿，还正在推敲要不要修改的时候，俞世熊一把抢过底稿，很快抄写了出来。他的书法写得非常漂亮，我的文字功夫也还过得去，内容中有一些独立的见解，因此吸引了不少人，也引起了当权人物的注意。有人看到，总支书记黄祝香和政治部主任叶冬明，专程来看我的大字报。第二天，张定华也特地从厂部跑到二车间找我，问我的工作和身体的情况，有什么想法和意见，如果身体吃不消，劳动工资科可以考虑再次调整我的工作。
　　
　　 这个张定华，不在我病假刚满来上班时问我，而到现在才来？我看这个情况，分明是有人派他来的，好像是有点做交易的味道：他们给我轻松一点的工作，我就闭上自己的嘴巴，不要给他们再添麻烦。我想上面既然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不直接来找我？如果领导人亲自来，我一定马上提出要求调动工作，希望到专业对口的单位去。派一个张定华来应付，我实在是无话可说。于是我只好谢谢他的好意，说一切都很好。我年轻气盛，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没有抓住领导伸出来的橄榄枝，就注定了不久之后要被他们打成为反革命的命运。
　　
　　 未完待续。

老木匠

　　 峥嵘岁月话文革
　　 六、上海工总司成立
　　
　　 1966年11月8日星期二是厂休，我到市中心区看热闹。只见在上海市的大小街道上，贴出了许多“工总司”的海报，上面写着：
　　
　　 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队定于1966年11月9日(星期三)中午12点在文化广场召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会上将批判和控诉上海市委压制革命运动，迫害革命群众的罪行，粉碎上海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除了海报，还有许多红卫兵的宣传车在大街小巷到处高唱：“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唱罢语录，就转发一个重要通知：“明天中午12点正，在文化广场召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热烈欢迎响应毛主席号召、要革命造反的工人和广大群众前去参加。”
　　
　　 竖起招军旗，就有吃粮人。11月9日，上海文化广场被挤得水泄不通，这些从四面八方聚集弄来的人，三教九流的都有。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凑热闹，看看形势，摸摸行情，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有的人在单位里长期受到压制，想出一口气；有的正在无端的被批判斗争，要想讨一个公道；也有人别有用心，想趁此机会捞一把；也有极少数野心家，他们眼睛盯着的是各级领导手里的权，想趁这个机会把它夺过来窃为己有；当然也有死保市委的，他们到这里来，有一点卧底的性质，想来收集会议发起人的反革命罪证，为保卫中共上海市委，立下盖世的功勋。反正各人的心态千差万别，目的也各有不同。
　　
　　 我心里有一股气，对象是601厂的四清工作队，因为他们“草菅人事”，丝毫也不顾及我的专业特长，胡乱调动我的工作。可是他们已经解散了，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可是我已经找不到冤头和债主，但是我还是走进了会场。
　　
　　 已经没有座位，只好站在后面，我所看到和听到的都是一片混乱。大会自始至终都是乱糟糟的，从我刚进会场的时候，就看到主席台上有人打斗，激起前面的好大一阵混乱。不知有多少人发言，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反正台下的吵闹声要比台上的响得多。最后，只看有人把工总司的大旗一扬，就带领人群冲出会场。人们没有问要到哪里去？只知道跟着大旗走。在路上同样是乱哄哄的，沿途不断的有人开小差，也有更多的人加入到队伍中来。
　　
　　 队伍停下来，已经是在延安路华山路口，原来，带队人要进攻的目标是上海市委的办公大楼。我到达的时候，许多人早已进去。大楼里许多办公室的门都是锁着的，里面完全是空荡荡的，大概是办公人员得到消息，早已避风头跑掉了。门锁显然挡不住造反的英雄，有的门很快就被脚踢开，有的是被重物砸开的；但也有无法进入的门，人们就破窗而入。好端端的一座大楼，霎时间一片狼藉，到处都是碎玻璃和断木头。人们在发泄之后，还不知领头的人是谁，他们实在是有点像无头苍蝇，在市委大楼里面到处乱闯。
　　
　　 已经到了晚上八时，肚子早已饥饿，我到华山路上的一家小餐馆吃面。却意外地看见潘秀梅、杨红芳等许多二车间的工人。听她们说，跃进厂里有许多人参加了大会，厂部的由李荣根为首的《千钧棒》带头，二车间则由顾国基的《全无敌》率领。厂方还发出通告，号召革命的工人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实际上就是要阻止工人群众参加大会，这当然是无法阻止的。我对她们说，我正巧昨天晚上发寒热，到沪东医院开了病假，今天虽然是病假，但是热度已经退去，就过来看看热闹。
　　
　　 第二天，我发现有许多人都没有到厂上班。原来是他们跟着王洪文、潘国平等人，在北火车站强行登上火车，要到北京中央文革，去告上海市委的状。他们这一去，许多天不见这些造反英雄回厂，特别是冷空气南下，天气突然变冷，许多人非常焦急，担心他们受冷得病；但也有人幸灾乐祸，最好冻死的外面不要回来。
　　
　　 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大凡从基层起义性质的队伍，当其走过一定的历程以后，一定会发生分裂。无论是陈胜、吴广和绿林、赤眉，还是瓦岗和黄巢，直至太平天国，都没有逃过这个历史的怪圈。所谓的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命运也是如此，它从一开始就被人为地分成三支：
　　
　　 第一支队伍以潘国平和王洪文为首，他们带领的所谓的总部人员，抢占了一辆火车到北京告状，可是在安亭就被上海市委设计拦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安亭事件。后来中央文革小组派张春桥到达现场，口头答应他们提出的要求，两天之后就按张春桥的要求，回到上海。
　　
　　 第二支以耿金章为首，他们不相信张春桥的空头支票，继续步行北上，可当他们步行到苏州的时候，张春桥已经在上海签字，派潘国平到苏州欢迎劝说，他们才高高兴兴地回到上海，称为第二兵团。
　　
　　 第三支的领头人是戴祖祥，火车到南京被有关方面拦截下来，张春桥派二兵团的周宝林到南京劝说，再加冷空气和寒潮突然南下，许多造反队员穿的还是单衣，身体不支，才回到上海，这些人称为北上返沪第一兵团。上海跃进电机厂的造反队，也就是我在华山路小饭店碰到的那些人，他们在复员军人李荣根的带领之下，跟着戴祖祥到达南京，所以是属于第一兵团的。
　　
　　 未完待续。

caidanzhou

这篇文章本是本人的作品，为什么会到这里来？

ys1937

以下是引用caidanzhou在2006-12-30 13:16:00的发言：
这篇文章本是本人的作品，为什么会到这里来？

网上的作品，如果没有特别声明，一般都可以转载，只是转载时必须说明是转载，指出原作者名字。

木匠兄在一开始就写明了“作者：caidanzhou 提交日期：2006-12-22 09:33:00  ”，因此，他的转载并未犯规。

反过来，写了文章，总希望有更多的人读到，木匠把楼上的文章引到这个比较严肃的坛子里，对原作者是大好事啊。

希望caidanzhou能谅解这一点。

caidanzhou

以下是引用ys1937在2007-1-2 17:08:00的发言：

以下是引用caidanzhou在2006-12-30 13:16:00的发言：
这篇文章本是本人的作品，为什么会到这里来？

网上的作品，如果没有特别声明，一般都可以转载，只是转载时必须说明是转载，指出原作者名字。

木匠兄在一开始就写明了“作者：caidanzhou 提交日期：2006-12-22 09:33:00  ”，因此，他的转载并未犯规。

反过来，写了文章，总希望有更多的人读到，木匠把楼上的文章引到这个比较严肃的坛子里，对原作者是大好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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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虽然＄犯你们的规，可是犯了人家的规，人家规定要得到有关社区或作者同意才能转载，你们增求人家同意过吗？

老木匠

蔡先生:

你的文章是我转的，我在天涯并没有发现你有关于禁止转载的特别说明。

如果你不愿意在本论坛发表这个帖子，我可以马上删除。

如果你认为这是对你的冒犯，那我在此谨致道歉!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4 14:49:57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