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鲁谈陈毅与粟裕

亚平

时间：2003年12月11日
　　地点：北京长城饭店
　　人物：陈晓鲁 张云坤 周明亮


　　
    张云坤（以下简称张）：能给我们顺便介绍你的妻子和家庭吗？我们都知道你的妻子是粟裕的女儿，而粟裕又都是我们非常仰慕的开国元勋。假如你不介意的话。
    陈晓鲁（以下简称陈）：这没有什么，我和我的妻子认识之前，两家对这个事情就有过说法，我记得是我父亲和我的岳父在1963年6月吧，我记得是6月，这是我母亲和我说起来的，当时好像是朝鲜的领导人崔庸健来访，我父亲负责接待，在这个接待的前后，两家在一起吃过一次饭，以前陈粟两家相聚的时候很多，1962年以后就没有那么多了，主要是粟裕同志那时候接二连三的出差，到福建视察什么的，而父亲则外事任务很忙，1963年一年外事任务最多的时候一天就休息几个小时。
    张：那次吃饭你在吗?
    陈：我不在，惠宁在，不过她去的时候已经开始吃水果了，正餐结束了。母亲回忆说，父亲同我的岳父讲，你的女儿不错，以后到我们家里来吧，我岳父就笑了，我岳母楚青还说那好，把你们家晓鲁给我们吧，给我做女婿好了。大家都笑了。
    张：那时候是不是这种比较不错的战友之间经常有结成亲家的事情啊？
    陈：不少，我知道就有很多，就是文革期间干部子女结合其实父母也是知道的。
    张：在你的母亲去世之前，你和你的妻子已经确定关系了吗？
    陈：早就确定了，母亲是完全知道的，她还对我说，那次吃饭的事，说这次你真的要去给你楚青阿姨做女婿了。
    张：陈粟在六十年代的接触多吗？
    陈：不是很多，这主要是和当时他们的工作关系和分管的部门不同有关，可是，他们彼此还是相通的。
    张：能给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吗？
    陈：1962年1月，我父亲的那个针对知识分子的讲话，说是要给脱帽加冕礼的那个讲话，印发了简报，上海柯庆施没有让传达，我岳父看到了，他当时就说，也就只有军长才敢说这样的话啊。后来，他在总院养病期间，我去看他（粟裕）他还和我说起这件事来，他说陈军长那个人一辈子就赢得了两个字，那就是磊落。
    张：文革起来以后，陈粟见面的机会还多吗？
    陈：有一次是1967年吧，父亲因为二月逆流的事已经请假检讨了，在京西宾馆遇见我岳父，两个人握手握了好几分钟，就站在那里握手，秘书回忆说他当时有点急了，怕别人看到说闲话，陈老总那时候已经被点名了的。
    张：那有没有说了些什么呢？
    陈：说了十几分钟的话，秘书就暗示要快点，一方面他们还有会议要参加，主要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担心让一些喜欢搬弄是非的人看到，父亲也不想因此连累粟裕，因为他那时候还刚刚被委以重任。我岳父八十年代时告诉我说那次他们互相简单问了两句，最后临别时，我岳父对父亲说，军长，请保重。父亲就说没什么，大不了又是一个三年游击战争。
    张：听说后来宋时轮不同意批陈毅，还被整了。
    陈：这也正是我要给你说的一件事，宋时轮在会上不同意给父亲的罪名，被点名批判，后来还成立了宋时轮的专案组，报请我岳父批准，因为他那时候是军委常委，也是军事科学院的军代表，这是主席批准让粟裕担任的，我岳父就不同意，还说谁要是主张搞宋时轮的专案谁就去和主席、总理去说，专案要按照程序办。有人提醒粟裕要注意这里面的关系，那个言外之意可能就是考虑陈粟历史上的亲密关系，会不会有闲话什么的，他最后还是坚持他自己的看法。
    张：以后陈毅被疏散，还有住院、治疗等等，他们的来往就少多了吧。
    陈：是，父亲住院期间不能什么人都可以去看的，要批准的。第一次要去看没有被批准，总理和叶帅是第一批去看的，就他们两个，父亲身上插着很多管子，父亲还对总理说它们（管子）在我的身上会餐呢。
    张：陈老总到了生命的最后关头还是抱着乐观主义的精神。
    陈：后来，我岳父被批准去看了，就允许看十分钟，真是十分钟，有人在一边看着的，当然，父亲的身体也不允许看望时间很长，说话也吃力。
    张：这是他们合作多年以来的最后一次见面吗？
    陈：不是，后来还有一次。我岳父对我说过，说军长在最后的时候还想着陶勇同志的那件事，说这件事没有办好，对不起道庸同志啊，陶勇原名张道庸。以后，岳父在陶勇的平反上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他一直说这么做也是对九泉之下的陈军长的一个最好的交待。
    张：粟裕一直称呼陈毅为陈军长吗？
    陈：就是军长，这个称呼一直到他的最后也没有改口过，当然有时候也叫陈总，但是，叫军长的时候多。
    张：你的岳父粟裕对你讲的关于你父亲这方面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
    陈：他总说继承你父亲的遗志，做一个像他那样的对革命忠诚、对同志热忱的人，这句话是我们结婚时说的，以后也经常说起。

爬坡王

这两位老人家的事情扑朔迷离，一直搞不清，看了几年头疼的要死，亚平兄能给掰扯明白吗，有劳您了

向永

皆为内战英豪。

金丝铁线

粟裕的申诉报告
华主席，叶、邓、李、陈副主席：（为中共中央华国锋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副主席。）
  在党的三中全会方针鼓舞下，我对1958年彭德怀同志利用军委扩大会议对我进行批判提出申诉。   
  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下召开的。会议的任务是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全国解放和抗美援朝胜利后，我军面临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由战争时期到和平时期这两个历史性的转变，军事工作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大家缺乏经验，工作中存在不少问题，各方面意见较多。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研究总结八年来的军事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会议上，毛主席对军队建设形势作了正确的估价，指出：“同志们大多数都说，八年来基本上搞的好，有些缺点、错误。”“基本方针是没有错的，但工作有很大缺点。”毛主席还为我们承担了领导责任。但是，彭德怀同志背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把工作上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以及正确的东西，上纲为“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把肖克同志打成这条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实际上是批了刘伯承同志；同时又把我做为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拿来批判，混淆是非界限，破坏七大以来党内民主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把会议引向了歧路，在军内开了很坏的先例。
  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同志对我搞突然袭击，实际上把我一棍子打死。在总参工作期间，彭德怀同志对我专横跋扈、训斥谩骂，使我实在难以忍受；我在工作上同他也有一些争论。他抓住我在工作上和处理问题上的某些缺点和我性格上的弱点，牵强联系，混淆是非，给我扣上“反党反领导”、“向党争权”、“阴险卑鄙”、“告洋状”等等莫须有的罪名，企图把我打成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份子而置于死地。为了把我的问题搞到外部去，还组织地方干部参观大字报。在当时的形势下，我无法为自己做实事求是的申明。而且，为了不致被打成敌我矛盾，只得违心地做检讨。尤其是我的第二次检讨，（粟裕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突然遭到猛烈批判深感意外，对被强加的种种罪名困惑莫名，在家中连续七天闭门反省，百思不得其解。高度紧张的思虑，引发血压升高头昏脑胀，无奈中由楚青代写了这份检讨。）完全是违心的，不符实际的，把强加给我的罪名差不多都兜了下来，把自己说得简直不成样子。就是这样，彭德怀同志还不放我过关，以后他竟在中央说我“里通外国”。
  我向中央申诉：我在总参工作期间，由于我的思想政治水平不高，又没有在首脑机关工作的经验，工作没有搞好，对我进行批评是应该的。但是，彭德怀同志发动对我批判用心是不好的，方法是错误的；强加给我的罪名是莫须有的，目的是要把我打下去。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包括我在总参工作期间，尽管在工作上、思想上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错误，但是我对党对人民一直是忠诚的，任何时候没有反党反领导，，没有向党争权，没有在背后搞过任何同志的鬼，没有任何两面行为。我深信，我参加革命五十多年的实践是足以证明自己的，（注：1959年7月和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粟裕出席了8月2日至16日的八届八中全会。会后他回到北京家里已是深夜，我正熟睡。往常他见我睡熟总是轻轻进来以免影响我，这次却推醒我，“快醒醒!快醒醒!”庐山出了大事了，彭德怀挨批了。”“有个下午，少奇同志对我说，1958年的事你也可以说说嘛。还有位老战友也建议我乘 此机会把1958年的事提一提。”“我没有发言。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自己的问题。我决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楚青）也是经得起组织上审查的。
  在这里，我还要向中央报告，听说现在还有人说，1943年饶漱石赶走陈毅同志，我是支持饶漱石的。这完全是莫须有的。我想这是1958年对我的批判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1943年华中抗日根据地还处于被敌人分割和多层封锁的状态，军部在淮南地区盱胎县黄花塘，一师师部活动于苏中海安、东台地区。当时我们对军部的情况很不了解。对饶漱石制造的“黄花塘事件”我们根本不知道，事后也没有听到传达。我是后来才从长期在黄花塘军部养病的一师政委刘炎同志 ( 已故 ) 处听到一些传闻。解放战争期间，我经常在前方，几乎全部精力集中于打仗。我对于饶漱石的阴谋活动完全不知道，这一点即使在1958年的高压下，我也是坚持了的。我对陈毅同志一贯是尊敬的，而且认为华东部队必须由陈毅同志来统率。1947年，军委要我带六纵 ( 王必成纵 ) 到鲁西南，同已在鲁西南的陈 ( 士榘 )、唐 ( 亮 ) 部队会合，统一指挥这六个纵队。我当即请求，这六个纵队是华东的主力，必须由陈毅同志亲临指挥。中央同意了我的请求，我是随陈毅同志一起去的鲁西南。1948年5月初我随朱德同志（注：这是笔误。粟裕同陈毅于1948年4月25日从濮阳出发前往西柏坡，5月中旬朱德总司令在陈毅、粟裕陪同下亲临华野指挥机关和部队驻地濮阳。）、陈毅同志一起到西柏坡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作战方案。汇报结束后，毛主席对我说，以后华野就由你来搞，陈毅同志要到中原去。我立即请求说，陈毅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华野，毛主席说，那边必须陈毅同志去。我又请求说，如：果陈毅同志必须去中原，华野也仍然要由陈毅同志兼。当时毛主席同意了我的请求。如果我有排斥陈毅同志的思想，那不正是机会吗? 这些历史事实是有案可查的。
  我记得1958年批判我，硬说我一贯反领导，我曾说了这件事。我还举了另一件事来说明：1946年，中央任命我为华中军区司令，张鼎丞同志为副司令。我认为张鼎丞同志是党内很有资望的老同志，新四军二支队时他是司令，我是副司令，华中军区司令应该由他任才好，我压下了这个任命，向中央做了报告。后来，中央同意了我的报告，下达了新的任命。但是，当我讲了这些情况以后，彭德怀同志竟然说，“这正说明你阴险”，压我对此做出检查。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当时对我的批判是如何不实事求是。   
  1958年对我的批判，虽未形成正式决定，但曾经传达到团一级，我还看到一个中央文件上把我做为军内的坏人点了名，影响及于全党全军。而且那些不符事实的发言、简报，我的违心的检讨等等，均已做为历史文件存档。二十多年来，它已成为压在我身上的沉重负担，使我内心深为痛苦。但是，由于近二十多年来，党内民主生活很不正常，我一直克制自己，没有提过申诉。现在，我们党已经取得了粉碎林彪、“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在党的三中全会方针指引下，历史上许多冤假错案已经陆续纠正。中央对彭德怀同志的功过是非也已做出评价。我迫切恳求中央能将彭德怀同志对我制造的冤案予以甄别，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批判。请求中央受理我的申诉，使我在今后有限的余年终于能放下这个沉重的包袱，更好地为革命贡献全部力量。
             此致

敬礼
                                                粟 裕
                                                    1979年10月9日

向永

各变成不同程度的内斗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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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丝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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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内我转过篇陈晓鲁的回忆文章。

亚平

陈、粟战争年代有过分歧，58年陈也批过粟，批得很重，但两人并未就此断绝关系，仍有往还，粟对陈也一直很尊重，陈去世后不久，张茜被安排到军科工作，叶剑英自然是帮了大忙，与时任军科第一政委的粟、和军科院长的宋，也是有关的，后来还给张茜提了个副部长的职位。陈晓鲁也一度在军科呆过。楚青、张茜之间，一直有来往，苏州的惠海鸣就有过回忆，文革期间他和母亲惠廉（曾任苏州副市长）到北京看望张茜，就是楚青陪着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