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在底层——北大荒岁月

平平

『闲闲书话』 [书余文字]在底层——北大荒岁月


作者：yiping1914  

?1968年6月18日，我被分配到北大荒去了。
　　
　　 北京，1967年的武斗延续到了1968年春天，我的上海姨妈托到北京开会的同事给我捎来一只皮箱，我到北京大学招待所去取箱子时，看到学生教室几乎都变成了阵地，一个巨大的弹弓靠立在二楼一间教室的窗口，这是一棵小树，两根树丫有成人胳膊那么粗，用自行车内带结成的弓弦，弹弓旁边的地上摆着饭碗大的黄泥弹球，我猜想这样的弹弓必须有四个人操作，两个人把住小树，两个人拉弓，这样的弹球打将出去要是真砸在谁的头上身上，非得伤筋断骨头破血流了。
　　毛老大貌似有点急了，此时的最高指示不再是如何继续革命，多为“小将们要注意了……”，“现在是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但是，这些和我已经没有关系了，现在，我们这些知青“小将”要去广袤的北国沼泽地“与地斗争”了。
　　
　　 北大荒农场改制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归省军区领导，属于全民所有制的农场企业，但是又和城市里的其他企业不太一样。我能够去北大荒，还多亏了我的班主任为我说情，否则我是应该去农村插队的，而我是个懦弱胆小的俗人，我怕去农村，怕养不活自己。班上有一个同学，其父亲正受审查尚未定性（和我的情况差不多），她申请去北大荒就不被批准。
　　 虽然经历了两年的“触及人们灵魂”的，“斗私批修”的，“狠斗私字一闪念”的，“荡涤一切旧思想旧......”的大革命，分配报名时却出现了与两年前大不相同的情况。很多人为了留在北京留在城市，不断地夸张自己的困难。一位同学说自己身体如何之不好，经常头晕，耳朵听力不佳，总而言之不能下乡，要求分配在城市或郊区。当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她带头揭批自己的私心杂念称自己受到资产阶级思想腐蚀贪图享受之类的话语尚未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呢。实事求是地说，这位同学的确是身体不很好，所以我没有丝毫批评的意思，况且我自己不也是存有私念才希望能被分配到农场，我知道以我头顶上那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帽子，我根本不可能留在城市。我只是感到“文化革命”“兴无灭资”“斗私批修”这一通折腾下来实在搞不清我们究竟灭掉了什么而后又立起了什么？虽然报纸上，广播里总是喋喋不休地说“农村是广阔天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有作为……”，现实却是，被发配至真正的农村去的基本上是另类子女，包括原来的“地富反坏右”子女和后来的“走资派”子女，也有少数革命劲头正旺盛的“革命……”子女。尽管如此，我在当时也没有怀疑这场大革命－－像有些先知先觉者那样。毕竟还有同学放弃了留京的可能奔赴边疆，她们抱定了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注意，此“结合”不是那个“结合”，这鸦头不是那丫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信念，意气风发地离开了父母离开了北京。
　　 我自知没有那么高尚，但我还是很高兴，因为现在我已经是一个革命的知识青年了。我们之中有“四三派”、“四四派”，还有像我这样的逍遥派，现在一律抹平了，大家都是知青，都有革命的权力了，我当然高兴。在送别的车站上，母亲和妹妹哭得一塌糊涂而我只是红了眼圈而已，要革命哪能流泪？火车一开，我就心情愉快了，我从小在集体环境中长大，我不是个恋家的人。
　　
　　 火车离开了北京，丰台，向东北方向驶去，车厢里的学生们大部分都不知道未来的生活将是什么样，更没有人想到几年后，绝大多数的知识青年们会纷纷想方设法回到城市回到自己的父母身边；现在，知青们基本上都是车一启动就高兴起来了，一堆一堆地打扑克，说笑话。有几个低班的同学居然发明了一个捉弄人的游戏，名为滚动试验。她们请一个高三的大姐姐背着人在纸条上写一个字，遄成一团 丢在小桌上，大家围着看一个人把纸球滚来滚去的，然后主持人就猜出那个字了。高三的这位大姐姐本是全校有名的品学兼优者，如果不是文革，她现在已经被保送入航空学院（现在的航天大学）念完大二了。此时，她苦苦思索着这个所谓的“滚动原理”，低班的同学们则吃吃地笑着，原来她们几人联手在哄闹中两次更换纸球偷取答案。
　　 这件趣事在当时被我们认为是旧的教育制度的笑话，这个看法不能说全对，也不能说全错。
　　
　　 一个车厢里基本上都是分配到一个营的女知青，紧挨着的车厢里基本上也是被分到同一个营的男生。农场方面来接收知青的人姓黄，是营部的一位干事，转业军人。他服役时曾经在北京的总政治部工作过，他的眼界，思路就和许多农村出身的复员军人不太一样。后来从他那里得知，建设兵团派出到北京接收知青的那些干部，差不多都不愿意接受我们学校的学生，因为听说我们学校是著名的资产阶级特权学校，但是黄干事听说后立刻表示愿意接受。几年后，凡有本校知青任教师的子弟学校，教学质量都过关且拔尖。有一个贫下中农代表在教育会上就大声嚷嚷着说：有的知青，教孩子念书，自己都搞不清怎么念，说起来，xxxx中出来的学生就是行。这话传到黄干事耳里，他非常得意，于是当初接收知青的事情就传出来了。

平平

　　坐了大约两天两夜的火车，在一个清凉的早上，我们到达了xx火车站。下车后先去行李车厢找自己的行李，然后找到了某营某连的大卡车，连行李带人地爬上卡车，我们向着自己将要“扎根”的地方去了。
　　 北国的夏天，蓝蓝的天上白云飘，风是清凉的，空气是新鲜的，夹带着公路旁黄熟的麦子气息；大块的农田平展展地向天边伸去，每块大田都有三、四千亩左右，农田的尽头是密密匝匝的树林，远处的小山包上高高的绿草摇曳着…… 汽车行驶的公路据说还是国道，坑坑洼洼地，卡车在上面颠簸跳跃着终于驶进了一个村落，我注意到路旁散落着一些黢黑的团块，我认为那是煤块，下车后仔细看看，不过是几块土疙瘩，这就是黑土地了！
　　
　　 我们所在的是一个老农场， 1956年开垦，据说还是苏联专家帮助建设的，队里的一些老同志还能回忆起苏联专家推广农业机械的事情，他们对苏联专家很有好感。有一度这里也是劳改农场，右派反革命分子们都来过这里，其中还有著名的大右派艾青，老同志们说，艾青和夫人高瑛基本不干什么重活，队里尽量给他们安排轻省的零星活计，他们拿着一份固定的生活费，虽然很微薄在这里也能生活，他们夫妻俩经常在夏秋的黄昏互相挽着胳膊到田边散步，队里的人对这种生活方式既好奇又记忆犹新。
　　 按照原来农场的建制，我们应该属于某农场某分场一队，改制为生产建设兵团后就变成某团某营一连了，但是以前的习惯难改，很多人还是称一队二队，所以我们也经常“连”“队”不分地乱叫。队里最老资格的是58年的复转军人，就是电影《北大荒人》里面老战那样的，这些复转军人基本上都是山东人，原因我不清楚，资格最老的两位甚至参加过淮海战役，按照后来的规定，他们应该是离休老战士，可惜他们都还没有来得及享受离休待遇就离开人世了，而且，据现在北大荒的年轻人说，即使有离休待遇也很低。其中一位老资格的转业兵给我们讲过他经历的淮海战役，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打仗原来是这样的，我爹都没有给我讲过。
　　 “那家（伙）！”—— 这是他的口语习惯，开场白。“头天就开会，忆苦思甜，叫村里最苦的人，受欺负最深的人来讲地主如何迫害他，那家！说得大伙儿都哭了，喊口号：打倒地主，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保卫土改，保卫新政权，那家！大家伙儿都是情绪噔噔地，刚刚地，仇恨老蒋啊！第二天上战场了，谁都不怕死，攻山头，前面一排人冲上去倒下了，后面一排紧跟着就冲上去，那家！不怕死，就这么攻下山头。”
　　 “那家”说起当年的英雄壮举吐沫星子四飞，噔噔的，刚刚的情绪也传染给了我们。不过我不明白这两个音是哪两个字，只好随便找两个意思一下。如果谁想念一念体会体会这种情绪，记住发第三声（带拐弯的）。 这个话题就到这儿，因为后面的话题都和此无关。
　　
　　队里第二拨“成建制”地来到北大荒的是1959年来的山东支边青年，他们都来自山东各地的农村，他们的称号很好听：“支边”，一开始我也不明白为什么都是到北大荒啃地球，他们就是支边，我们就是接受再教育？因为他们都是贫下中农？那个时候有这样的不明白是不能说出来探讨的，就这样呗。但是现在，我想不用我说，各位都能明白1959年大批的山东青年为什么要到关外“支边”？后来还有很多山东人散兵游勇式地到北大荒来投亲靠友，他们不算正式职工只能算临时工，但是如果做农活是好把式，为人又老实不耍奸耍滑，各个队里一般都愿意留下这些人，慢慢地等候指标获得转正。
　 我们队里有一个临时工外号“滚筒”，来自他名字的谐音，滚筒本是收割机里脱粒的重要部件。“滚筒” 是赶马车的好把式，为人也和气谦逊，马号的领导老姜很喜欢他，但是他出身不好，大约是地主的后代，所以很长时间都是临时工身份，干着同样的活计，比正式职工少拿六、七块钱。“滚筒”聪明能干，而且很有牛仔精神。每年冬天兴修水利（主要是挖排水渠）时都要先用炸药把将近一米厚的冻土炸开，然后才能人工挖渠，为了安全起见，每次分包了各段的连队都必须在统一的时间开炸。为了让炸翻的大冻快尽量飞到别人家的地段去（这样可以节省本队的劳动量），“滚筒”和另外三两个具有冒险精神的“地富后代”经常在放炸药时把导火索掐掉一节，然后点火，这样做是很冒险的，不过在我记忆里他们还从来没有出过事，靠的是身手敏捷。“滚筒”不但是赶车的好把式，而且还会训马。我们看见过他在一片开阔的草地上训练刚刚长大成马的，年轻的马驹子。“滚筒”右手扬着长长的鞭子，左手紧拽着长长的缰绳，这都是为了拉开人马之间的距离；只见他把鞭子扬得“嗖、嗖，啪、啪”地响着；口中发出嘹亮的呼啸声，夹带着“吁、呃......”之类的，人马相通的语言；“滚筒”身形矫健，动作剽悍，任那暴脾气的马驹又叫又跳又咬又踢，终是不能挣脱缰绳还无法接近腾挪躲闪进退灵活的“滚筒”，闹得最汹时还被“滚筒”的鞭子轻轻一抖，鞭梢抽中耳朵，据说这是马匹最怕疼的地方。
　　　　 “滚筒”在队里站稳脚跟后就从山东老家娶来一个媳妇，“滚筒”长得很俊媳妇也很漂亮，但是两人都是临时工，拿的工资很低，加上白手起家，生活未免清苦，好在这媳妇肯吃苦，下地干活休息时就到荒草地里采猪草。我问她老家好还是这里好，她一边手不停地撸草籽（喂鸡的）一边笑笑说：当然这里好，这里能吃饱饭。
　　 我的问题来自于我对山东的印象：山东是个好地方。那时我不理解她为什么愿意离家千里到冰天雪地的北国来，山东多好啊，谁不说俺家乡好！这里能吃饱饭，难道家乡那里吃不饱饭？
　　 这个话题也到这里。
　　
　　 成建制的大规模地来北大荒扎根的知识青年，从我们开始，很快就陆陆续续有上海、哈尔滨、天津和杭州的知青来到北大荒。北大荒还有不少63、64、65年来的北京知青，这些知青有些是因为出身问题不得上高中或考大学，就听毛主席的话到农村去了，也有一些是调皮捣蛋没考上高中变成了所谓的“社会青年”干脆离开北京吧，还有1967年冬天经历过文革的北京知青自愿来边疆的（我们书话里著名的ID烈士北国游子就是其中之一）。在我们队里，所有的北京青年以北京人特有的习性都很快打成一伙，由于人数多年龄相对也大，在队里成就了一股气候。
　　 山东支边青年岁数不算很大，算起来，当年来北大荒也就是十五、六，十七、八的孩子，十年后大多数人还不到三十，所以和知青容易亲近，我们和他们也混得比较好。
　　 另外，还有64、65年来的四川转业兵，少数从河北农村移民过来的，具体原因估计和山东支青一样，人往高处走。改革开放后，很多山东、河北的人又想方设法回老家去了，和我们知青一样。
　　 以后，这三拨人就简称为“转业兵”“山东支青”和“北京知青”“天津知青”“杭州知青”等，前二者又统称为“老职工”。

杜雅萍

我们到达队里已是中午了，每个人到行李堆去找自己的行李，有背包，木箱，旅行袋，网兜（内装脸盆等，现在年轻人大约没见过）。村里的老职工蹲在墙根品头论足，这个个大，干活有力，那个太瘦了，能拎动什么呀！好像我们是一群顾来的长工；大小孩子则追着知青，跟来跟去看“大姨”看“大叔”看个没完，好像来了一个马戏团。我们只顾收拾自己的新家，听这些就跟没听见一样，管它呢，能不能干到时候瞧。
　　 我们到队里时，还没有现成的房子，虽然有关方面也拨付了一定的知青安置费，但是队里只能临时安排，女知青分散安排在一些空出来的房子里，有砖房也有草房，男生则全都在礼堂兼食堂的一边搭起了大通铺，再用篾席搭个简易墙。刚到这里，新鲜感很强，大家都不在乎什么住房，说是“扎根边疆”，其实谁也没有认真想过如何扎根，仿佛是旅游来了。
　　 我和另七个女生住在一排房子的最东边一间，居室的外面还有一间窄窄的过道，这是北大荒当时的标准间，里屋住人，火炕就占了近一半面积，火炕旁边还有一个砖砌的火墙。外面过道是做饭的地方，一个灶台一口大锅，做饭烧水乃至煮猪食都是它。灶台的出火口和里屋火炕相通，生火时热烟从火炕曲折穿过再从火炕另一头的烟囱窜上天空，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在农村，盘炕是一项很高深的技艺，盘得不好，要么烟道不通薰人，要么烟溜得太顺不暖炕。从暮春到初秋，北国人家都是用豆秸杆或麦草做饭顺便稍稍地把炕热热，北大荒的夏天夜里也很凉，睡在温热的炕上既可以解乏也可以预防关节病。灶台的旁边一般都还立着一个砖砌的烧煤的炉灶，和屋里的火墙相通，火墙的烟道也是通过炕出去，这样，冬天里家家都把炉灶烧起来，屋子里暖暖和和地和外面冰天雪地形成两个世界。我们住的这间民房也是这样，不过我们平时不做饭，过道上为我们架起了高高的木架子供我们摆放箱子包裹等，因为不做饭，所以炕是凉的，只能靠我们自己带来的厚被褥垫着，我母亲给我准备得很齐全，狗皮褥子加一床厚厚的棉褥子，抵御凉炕足足有余了。
　　 从我们的房子出门向左转，面前是一片草地，面积不大，没有种任何东西，好像是留待以后人口多了再盖房子，隔着草地是大路，公路的那边就是大田，有泛黄的麦子还有青青的高粱玉米等，远远望去还是大田，再远看就是树林和小山包了，之所以称为小山包是因为这些山从远处看都不大， 孤零零地东一座西一座，名称也有点凄凉：大孤山，小孤山。不过据老职工说，山上还有狗熊和狼，树林里还有野猪。十多年来的开垦，这些动物已经很少见了，他们都是远远地避开人类，出没在尚未开发的处女地和密密匝匝的树林里。我在北大荒几年，只看见了熊瞎子的大脚印，野猪做客玉米地留下的一片狼藉，还听到过狼嚎，远远地看见树林子边上一只独狼在仓惶奔走，也就这些了，很不浪漫。
　 第二天清早起来我站在门外，向着东方伸了一个懒腰，看见一个大大圆圆的红太阳正从远处的小山包上露出一截笑脸，这个太阳可真圆真红！
　　 它是不是比北京的那个红太阳更红更亮？我可没这么想。我们屋的那位品学兼优的党员知青从第二天就开始带领我们每天早上对着山包后面冉冉升起的红太阳行“早请示”礼（这是很具时代特征的一种礼仪，和穆斯林们的早礼拜大约也差不多吧）。一开始我们都很认真，在我还因为每天清早空气新鲜面对青青草地，大田，遥望远处的那个非常可爱的太阳，还是颇有情趣的，在北京城里虽然还没有高楼林立，但一般时候也看不到这么红这么圆的太阳。不过三五天下来风景再美也看腻了。我不知道别的同学是什么心思，反正除了我们的“领导”其他七人都没兴趣了，于是就借口有事溜到别处去，比如一起床就到远处的茅厕去蹲着不起来，“领导” 很无奈也只好取消了仪式。
　　
　　 有一天我们整理那个行李架时，在最上面一层发现了几个鸡蛋，很好玩，我们商量了一阵决定不去动它们，再看看，某天休息时，还真看见一只母鸡慢慢镀进我们的外屋（北大荒这里不到北风呼啸时大部分人家的外屋门白天都是敞开着的），在行李架前略作徘徊，然后嗖地一下就飞身上了架子的最高层，安卧生产。那架子最高层有将近两米，这母鸡真好身手。有同伴眼尖，说好像就是邻居老王家养的母鸡，于是待鸡飞走时我们告诉老王，他媳妇来捡回鸡蛋，感谢之余说，正寻思这只下蛋鸡好几天没见有鸡蛋了……。
　　 这只母鸡常常令我想起，特别是看武侠影视里蒙面黑衣人轻身一跃就上房上墙的，我知道其实他们身上拴着细钢丝，但是那只北大荒的母鸡可是完全凭自己的身手上架。我想它以前在鸡窝里下完蛋后，照例是要出门到附近草地上去觅食进补，还会咯咯嗒嗒地唠叨几句，等到再回鸡窝就会发现蛋没了，那是它的血肉结晶啊，它该是怎样的悲伤和愤怒呢？所以它才另寻他处生蛋，是个聪明而勇敢的母鸡。可惜遇到几个不通鸡性的革命青年给揭发了，而且即使我们不揭发也好不了，估计就落入我们几个的肚里了。这只母鸡大约明白了作为人类养育的鸡是没有自由的，它不知道该怎样郁郁寡欢地度过后半生呢
　　
　　 安顿下来后的第一个星期，队里没有给我们分配工作，让我们先熟悉环境，组织学习，当然所谓学习也就是那个时代的老一套，大家坐在一堆儿，读报纸读毛泽东选集，然后每个人发言表示表示自己扎根边疆的决心，……，说的是不是真心话，那就不管了，那个年月说什么比心里想什么更重要。
　　　　 学习之余，我们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洗澡。
　　　　 在村里转一圈，看看自己的宿舍，就知道没有洗浴设备，从北京来到边疆火车汽车地折腾了两三天，身上早就发痒了，我们打听了营部（也就是分场）也没有洗澡堂，于是结伙搭乘运粮的卡车到团部去，听说那里有浴池。
　　　　 团部显然比一个队（连）要大多了，礼堂，办公室，医院都是二层楼，商店也稍微像模像样了，可是在团部转了一圈又一圈也没有看到哪怕“澡堂”两个字，而且计算下来，去一趟团部不容易，要一早到路边等候班车，这个班车一天只有一个来回，从我们一队路过继续向平原深处的二队，三连……开去，然后再开过来，路过其他的分场到团部，就这么一班，如果想乘班车回来那是第二天的事了，我们难道能够为洗一次澡花上两天时间？在浴池洗澡的愿望就此破裂。
　　　　 回来后，只好关上宿舍门简单擦洗，过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学会了如何用两脸盆水洗澡，也都还洗得挺干净，当然第一盆水倒出去是灰黑色的，第二盆稍好一些……。洗衣服就到水井旁边去，冬天麻烦一些，要不断地挑水回屋里洗。但是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这一点我有深刻体会，现在想起那个岁月里的生活，也想不起来个人卫生是如何保持的？总之还算可以，绝大部分知青的宿舍里都没有跳蚤之类的小动物。
　 一周以后，分配工作了，由于面临夏收，机务排（也就是专门操作农业机械的）顾不上带徒弟，所有的知青都编成几个班，安排打场，割麻，盖房，打坯制砖等活，我所在的班属于基建，也就是盖房子。我们首先要给自己盖宿舍。在划好线的空地上挖地基，埋石块，浇灌砂浆，完成了几排基础后，我们也去参与夏收，给我们知青的活都是零七八碎的，今天去割黄麻，明天去场院推晒小麦，或者装麻袋，或者入囤，后天可能就是去菜地干点什么，这个夏天风调雨顺，小麦都是用机械收割的，唯场院里的很多活儿还是人工为主，特别是入囤，不像现在用机械传送到水泥搭建的粮囤里，那时候的粮囤是一边装一边用篾席围，这个围囤也是技术活，有点像搭建高塔，围不好就歪了，一般都是几个有技术有经验的妇女站在圈里专门围席子，其他人就扛着粮袋往里面倒。席囤歪不歪只能在远处观察，所以妇女们在里面只有凭经验和感觉操作，偶尔也有围歪了的时候，就只好扒了重来。席圈越位越高，妇女们也渐渐升高，我们扛着麻袋踩着越来越高的踏板往上面送粮，渐渐地如登云梯。东北的夏天也经常有暴雨雷阵雨，所以只要场院上钟声一敲响，大家都跑过去忙着把摊晒的小麦推成堆，用苫布盖好，边上还须压石块以防被风吹开，此谓“抢场”，经常是半夜里还被钟声敲醒急急忙忙地就往场院跑。
　　
　　 我们这个班有三个老职工，班长是四川转业兵，夫妇都是四川万县人，这一对夫妇，包括儿子女儿，有一个共同点：方脸牛眼阔唇，皮肤白皙很耐看。班长夫人当年在娘家做姑娘时也是英姿勃发的女共产党员女民兵铁姑娘，跟着老公来北大荒落户后，生了一儿一女，便没有革命激情了，每天出工也还认真，收工后的天地就是儿女、小菜园、一群鸡和一头猪……，什么学习毛泽东思想革命大批判阶级斗争一概没兴趣。到了第二年冬天全国整党搞“吐故纳新”，班长夫人非常欣慰地被“吐故”出去了，她开完党员会回家路上看见我时，喜笑颜开高兴地就像其他人被“纳新”进去一样：总算不用开党员会了。
　　　　 我们的四川班长是个大嗓门，当了几年兵还会扯点理论，在地头休息时喜欢哇哩哇啦地和人辩论，对方经常是我们班的另一个老职工“铁匠”，铁匠也是有点文化的山东青年，但是说话细声细气自然就辩不过班长了。铁匠平时和我们一起出工，需要时就回到他屋子旁边的铁匠铺打铁，铁匠非常聪敏手巧，一些收割机，脱粒机上的部件坏了，他能三下两下敲敲打打地就修好，有一次康拜因上的一个弯轴断裂了，铁匠连夜比照着用废铁锻造了一根，安装到机器上竟是严丝合缝地一点不差。铁匠为人非常温和，他养了一只黑白相间的狗名曰“坦克”，“坦克”因为经常跟在铁匠后面，和我们也就混熟了，在外面劳作休息时它在我们每个人身边转一圈然后再趴到铁匠身边。
　　　　 当年底，上面下来打狗命令，文件当然写了一大堆革命道理，指导员在大会上宣讲一番，下面众人只好执行，那个时候，人们是很听从命令的。不过，这阵子打狗风过去后，人们又开始养狗，后来又打狗，又养狗，……
　　 附带提提，自从军人做了兵团的最高领导后，除了间歇性地打狗，也曾搞过“割资本主义尾巴”，具体的尾巴就是各家自己房前屋后养的猪，一般就是一头，上面下达命令要求统一到各队的畜牧排去养，于是队里热热闹闹地抓猪捆猪用马车驮到畜牧排的大猪圈去，过了几天就听说这些猪们死了几头，据老职工说家养的猪比较娇气，放进大猪圈被那里的猪们欺负，有的打不过居然被咬死了。听起来好像猪的世界里也有黑社会呢，那一阵子我们多吃了几回猪肉，不过后来又不管私人养猪了，老职工们又纷纷到畜牧排买小猪苗养起来。
　　　　
　　　　打狗命令打来后，一天，铁匠就把“坦克”叫出门外，趁它和我们玩的时候就躲进屋里关紧了门。班长带领男生们把“坦克”引到一个树旁，一根长长的绳子搭在树杈上，一头是绳圈，另一头被男生们远远地揣在手里，班长把绳圈套进“坦克”的脖子，拍拍它的脑袋仿佛告别一样，然后指挥男生们猛地拉起绳子，“坦克”被吊在空中，班长手持尖刀，哇哇哇地喊着冲上前一刀扎进“坦克”的心脏，鲜血横流……
　　 （不知为什么，我后来想起这场景想起班长那几声哇哇吼叫时，常常会想起传说中的日本鬼子。）
　　　　 那天晚上，大家（除了铁匠）一起开荤吃了一顿清炖狗肉，实不相瞒，大厨师就是本人，但是，以后我都不吃狗肉，因为再也没有吃到过像班长那样宰杀的，不带腥气的狗肉；而且，“坦克”临死时一霎那间的挣扎，令人难忘，越到后来，越忘不掉，最后在餐馆里听见或看见狗肉俩字都很不舒服。
　　　　
　　　　 我们班还有一个老职工叫喜亮，喜亮是山东哪里人我不记得了，他说话有一个口头禅：“没事儿”，这个“没事儿”的发音很有趣，听起来很接近现在的网络用语：“木四儿”。就像有些东北人喜欢用“嗯那”做语气词一样，“木四儿”就是喜亮的语气词。喜亮脾气执拗，不爱说话，但是心里有数。有一次开会时，他在我身边对我说：你帮我写一个借条。原来他不会写字。他说天冷了家里人要添冬衣，打算向队里借15元钱。我说15块钱还要费劲吧啦地写借条向队里借？我借给你吧，什么时候还都可以。他说木四儿，我不借你的钱。咦？我的钱就不是钱了，去营里买布人家会少给一寸？木四儿，我不向个人借钱，我有困难要依靠组织，不能靠个人。
　　　　 娃哈哈！

杜雅萍

麦收结束后，我们又回到房地基那儿抓紧盖房子，这里的冬天来得很快，有时候10月下旬就开始下雪，11月就开始上冻了，有些老职工的房子很破烂已经无法抵御寒风侵袭，男知青们也不能在礼堂（兼食堂）住下去，那里无法取暖。到了深秋，房子基本上盖好，上了大梁，铺好了屋顶（用大草地上特有的一种长草），外墙勾了缝，接着就是抹内墙，这时候已经进入初冬，为了让墙体尽快干燥，我们弄了几个大汽油桶在里面点燃柴火烘着。
　　　 外面排水沟已经开始结冰了，有一天清早上工前，几个男生看见冰面上有冻住的鸭子，那是老职工饲养的，白天放出去自己觅食，这只鸭子不知贪恋什么没有及时回窝，天一黑它便看不清方向结果冻死在冰面上。几个男生便去弄来，烧一壶水拔毛开膛居然就在汽油桶上做起烤鸭来了。他们是趁着班长还没有来就偷偷摸摸收拾利索的，烤熟后他们就拿到礼堂宿舍那边去了，我们按点上班的只看到一地鸭毛。后来班长听说了也没有追究，假装不知道，奇怪的是我们这个村落不大，丢失鸭子的人家也不声响，想是以为夜里被什么野兽叼去了，周围虽然很少见野兽，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有一年夏季天涝，我们都下大田去抢收麦子，有人还在麦子地里抓住一只褐色的狐狸。
　　　 我们这些知青虽然不是从未见过家禽六畜，但毕竟也是初次成天碰见这些鸡鸭鹅狗猪什么的，好奇和捣乱的心还是有的。说起来也算是欺软怕硬，在建的宿舍前面经常有一队队的鸭子路过，鸭子家长领着孩子们。鸭子论奔跑赛不过鸡，前面也提到散养的鸡还能飞个一两米高呢；论凶狠又抵不过鹅，家养的鹅长大了鹐人一口还挺疼，结果鸭们每每被知青们欺负。有一个岁数小点的男生看见一只母鸭子带着一队小鸭仔摇摇摆摆地回家，跟在后面抓起一只茸毛毛的小鸭放手心上观赏，谁知道那母鸭居然凶狠狠地掉过头来朝着他裤脚就是一口，伤不着人也吓人一跳。这男生一生气，找了根小棍子把母鸭子的嘴撬开卡在中间，倒霉的鸭妈妈叫不能叫哭不能哭地摇着脑袋往家奔，班长看见把那个小男生斥了几句，鸭子的主人也不太高兴了。
　　　　我们的四川大兵班长性情豪爽，没有一点虚头八脑藏着掖着的，如果他煮了青玉米请你吃你不吃，他就会说：这是你客气啊，我请过你了。然后就自己吃起来。夏天在地里他也和男知青一起趴在黄麻垛旁掏田鼠，还宣誓一般扬言道：今天一定要学广东人，尝一尝老鼠肉的滋味！那是一只硕大的田鼠，算上尾巴有七、八寸长，四五个男生加班长到了儿也没有抓住它。班长虽然看起来大大咧咧，但是待人处世非常有谱，大概是在部队里受到的训练，说起道理来是口若悬河滴水不漏，如果知青中间有斗殴的倾向，只要我们班长想管，他一般都能熄火。他也有一套自编的理论，比如遇到有个别流里流气耍青皮的人，他对男生们的教导是：要么把他打坏你去自首，要么谁都不理睬让他无趣。

杜雅萍

　　 我们队里有个马号（前面提到的“滚筒”就是马号的临时工），不但饲养干活拉车的马牛骡子，还养奶牛，队里的牛奶自产自卖，我们刚去时六分钱一斤，这种未经加工抽取奶油的牛奶很浓，营养丰富，冬天有时候我犯胃病就把馒头掰碎了泡在牛奶里加热，再放点白糖趁热吃下去，效果不错。我们团里有自己的面粉加工厂，生产的面粉介乎于城市里的标准粉和富强粉之间，营养和口感都很好，我们在北大荒生活的第一年，人人体重增加，女生除了个子矮小的差不多都达到了65公斤，到了第二年因为备战和虚报产量，兵团把小麦和质量好的玉米大部上交，害我们吃了整整一年的陈年烂棒子面，这才一个个减肥了。队里还有个畜牧排，养猪养蜂，北大荒的椴树蜜是上好的品种，不过那时候没有品牌这么一说，蜂蜜也是自产自销，自给自足。据说我们这个农场每个连队都有这样的配套设施，这是苏联人帮助建场时规划的。我们队的东边有一个以六十年代中期复转军人为主新建的连队，这个连队就没有养蜂，后来营里觉得既然大多数队都有蜂房新建连队也应该有，就安排旁边一个老队支援他们一箱蜜蜂。有一天就安排两个转业大兵去抬蜂箱，路上不小心趔趄了一下，蜜蜂纷纷出笼，他俩没带面罩，其中一人还听信旁人的戏弄，不躲不闪不驱赶，硬挺着让蜜蜂叮，回来后得外号“吴法宪”。
　　
　　 这一年的夏秋蚊子奇多，到处可见一团团黑雾似的追着人，每天收工后家家户户都在门前堆上新鲜的蒿草杆燃起青烟驱蚊，知青们纷纷写信要家里寄纱巾来，信件往来半个多月，寄来的纱巾居然都派上了用场，老职工们没有纱巾就八仙过海用薄旧的布料，老婆冬天用的头巾等等盖在头上，只见田间地头人人头上罩着各色盖头，随着人的劳作飘摆摇曳，很是一道风景。最难受的是在外面茅厕里解大手时，一蹲下来蚊子就扑向屁股，男知青学着老职工抽烟蹲坑，我们女知青不会抽烟只好拍拍打打狼狈不堪地解决问题。好在蚊灾只闹了这一年，以后再没有遇到。
　　
　　 队里专门有一小块地种着向日葵，另外在离村子近的田边地头也中这一排排向日葵，有时候令人恍惚间感觉到俄罗斯顿河边的风景，我猜测这个习惯大约也是老毛子留下的，因为那时也没有哪个榨油厂来收购，我们自己的榨油车间只榨豆油。这年秋天，向日葵大丰收，东北的葵花籽粒大饱满呈长圆形，还有一种黑黑的则是短圆形。葵花籽丰收了，知青们都去买，我们每人都买了半麻袋扛回宿舍放在外屋的架子上。半麻袋有多少我忘记了，不过我记得那种麻袋装满一袋粮食是180斤。冬天来了，地里的农活很少，革命的年代开会学习就多起来了，每到要开会前，家家都炒出一脸盆瓜子，知青们就纷纷跑到老职工家去请他们代炒，然后作为报酬和老职工共同分享，每个人都把大棉袄的两个下兜塞满瓜子去开会，会上指导员或者连长哇哇地说，下面革命群众就喳喳地磕，散会后只见地上铺了一层瓜子壳，队里有一个“地富反坏右”班，也被我们称为“环卫班”，专门打扫卫生，会后他们就把瓜子壳扫成一堆然后和到煤泥里烧炉子，瓜子壳有油性，烧起来火很旺。一个冬天下来，几乎每个知青都把牙齿磕出了一两个缺口。
　　 很快我们就发现，我们的外屋架子下面总是有一堆一堆的瓜子壳，仔细看还是生瓜子壳，肯定不是我们自己磕的。问了旁边的邻居老职工，原来是老鼠所为，敢情，老鼠嗑瓜子也很技术，磕得干干净净，吐出的瓜子壳还不是很碎。老职工叫我们用绳子把麻袋吊在房梁下，这才断绝了耗子们的幸福生活，后来我们注意到很多老职工家里都有几个篮子之类的挂在房梁下，里面蒸好的馒头，他们都习惯一次蒸很多馒头，挂在房梁下空气流通不容易坏，每天收工回来稍微熥一熥就可以了。
　　

杜雅萍

　 冬天来了，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北国的雪大，铺满了田野，国道和村庄小路，国道上的雪被过往的车辆来回几下就压瓷实了，村路上的雪也会被人踩实，只有大田里的雪经常被漫天满地的北风吹卷起来，在空中飞扬白茫茫一片，细小的雪粒儿打在脸上仿佛小钢针扎过来，生疼，这就是当地的特色风景“大烟泡”。
　　 大冻后的雪地上有各种脚印，鸡鸭鹅的，猫狗的，当然最多的是人脚印，雪地里走路别有情趣，新鲜的雪地松而软，走上去一脚一个深窝儿，待北风刮过一阵子面上的雪变得结实了，踩上去就是咯吱咯吱的脆声。冬天我们都学会了打绑腿，为了美观我们常常外裤里面的棉裤腿上打绑腿。打绑腿不但保暖，走在雪地里还能防止灌一裤脚的雪，要进屋时在外面拍拍裤腿跺跺脚，鞋和裤腿都不会湿。
　　 比较可怕的是在秋冬交替季节遇到冻雨，我记得第二年十月底下了一场小雨，下着下着就上冻了，结果潮湿的路面结了一层厚厚的冰，村里的路为了自然排水一般都是中间略高两旁低，这样可以防止雨水把路浸泡成烂泥路。当天夜里，从收音机里传来北京的最高指示，那个时候，听到中央任命广播电台播出的“最高指示”是一件大喜事，按照惯例全队老小特别是没有家务事的男爷们和知青们都要出来在村里游行欢呼。那时我们队里有几个山东支青还有敲锣打鼓的喜好，他们也会敲一些传统的鼓点，于是两个知青拎着大红纸书写的“最高指示”，后面是锣鼓开道，听到锣鼓声，我们都从各自的宿舍里出来参加游行喊口号。因为路上的这一层厚厚的冰铠甲，我刚出门就一个跟头直接滑到了旁边的小沟里，幸亏沟里也都是冰，以后游行队伍里不断地有人摔跤，还有串摔，一个人站不稳了不自由主地去拉同伴的手，或同伴习惯地去搀扶，结果最多一次五个人摔成一堆，最后统计还有一人把脚崴了。
　　 冬天农活很少，而且北国那个地方冬季日短夜长，也做不了多少活，除了到远处水利工地开沟挖渠，回到队里就是到畜牧排拉肥料，冬天牲畜的粪便（包括人的粪便）都冻得硬邦邦的，用铁镐敲开，用铁锹装上马车牛车或者小爬犁，大块的直接戴着手套搬上车，然后拍拍手套再看，没有一点脏污，除了牛马一人拉着一爬犁送到大田去，一个上午也就一趟，一天顶多拉两趟。在寒风凛冽中劳作时，裸露在外面的脸部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冻出或大或小的白斑，这时候最好用雪轻轻揉搓发白的地方，直到搓红。如果带着白斑就进到温暖的屋里或者用热毛巾去捂，那就糟了，必定溃烂。头两年脸部被冻伤溃烂的知青很多，我自己脸右边就冻伤过，伤好以后留了一块大约3厘米见方黄褐色的色斑，一直到第二年底才恢复原貌。还有一个女生，正好在鼻子尖处冻伤，结果溃烂后形成一个小小的洼陷，被喜欢开玩笑的男生称为“三个鼻孔”。
　　
　　 广袤的黑土地上有很多可以闲聊的东东，大田、树林、熊瞎子和白眼狼的传说，光临玉米地的野猪，夏日的凉爽，冬天的大雪封门，东北三宝三怪。说起来太多了，闲散的聊天就此打住。
今年，2008年6月，是我们下放北大荒四十周年，如果以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为标志，这也可以说就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始。
　　 上山下乡运动对于社会，对于个人有没有重要的正面的或者反面的意义？这应该是两个问题。对于社会的意义，应该不但是政治问题，人文问题还是一个社会成本问题，但是这个命题太宏大，我不感兴趣；对于个人，则要看当时遇到了什么，后来又遇到了什么？
　　 十几年前，有很多去过北大荒的知青，回到了城市的知青回顾当年的岁月，称之为“青春无悔”，在我周围也有年轻的后辈问过我是不是“无悔”，我不置可否。在我看来，一段岁月能够被经历者认定无悔应该具备两个条件，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应该是自觉自愿的选择，其二是不管经历多少艰难困苦，必须是能够有所发展，有通过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机会，而且是基本公正公平的机会。特别是第一点，只有自觉自愿的选择才能在几十年后说“悔”或者“不悔” ，否则，根本谈不上，无非是命运的驱使，是被动地适应，在这样的状况下说“不悔”，恐怕更多的是为自己寻找心理上的依托，寻找平衡。
　　
　　 后面我有几个类似“专题”的东东，也许可以从中找到这场运动对个人的意义。

杜雅萍

我是革命者吗？
　　
　　 革命，这是一个光辉灿烂的词语，是我这一代人从小就接受的不容质疑的人生坐标。我们为革命而学习，将来要做革命的接班人，为革命奋斗终身奉献一切。革命既是一个名词一个动词也是一个形容词，而且我现在还觉得它很像一个令人费解的虚词，它总是带着绚丽的光环，可望而不可及，因为很多时候，不是你要不要革命的问题而是革命要不要你的问题。
　　 我很小的时候，躺在幼儿园的小床上等待熄灯时，总喜欢眯缝着眼睛看那黄色的灯光。灯光渐渐变成了一片片金色的薄薄的蝉翼，我常常伸出手指去捏那蝉翼却从来也捏不着。有一天我甚至确信自己已经捏住了一片，不料保育员“啪”的一声把灯关了，那金色的蝉翼顿时消失了。
　　 来到北大荒不久，我就明白了这个“革命的知识青年”桂冠实在有点虚，它只戴在广大的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头上，具体到某个人，就不好说了。如果我这话不好懂，那我可以说个别的称呼，比如“人民”，某个地方挂着大大的条幅“为人民服务”，但是如果服务者不想为某个具体的人服务时，他就可以说“我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你服务。” 1966年8月我的一个同学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敬爱的毛主席了，下来后激动的热泪盈眶，但是回到学校就看见一大字报赫然写着：她的父亲xxx是xx反革命小集团成员，她是反革命子女……（革命不要她了）！
　　 麦收时节，各个连队依然照农村的习俗大办开镰宴，邀请其他连队的代表共同吃喝预祝丰产丰收，我们连的当了各种干部的知青比如副班长副连长都轮流被派出赴宴。那时我也莫名其妙地被选为班副班长，我以为我也会去赴宴一回，好吃好喝在那个年月是一个诱惑，更重要的还是身份，或者用现在的话说是一种符号。可是等到最后，连指导员却派我们班一位非干部知青去了。这个知青还不想去，他觉得应该我去就动员我替他去。我隐约感到其中有什么缘故，于是非常诚实地向指导员报告，谁知指导员竟当着我的面就问那个知青，你是说了不想去吗？
　　 我明白了，原来我不属于革命的符号我属于另外一种符号。而且我的不被信任已到了极致，这当然因为我有一个“叛徒嫌疑”父亲。我父亲从1967年秋天开始被宣布接受审查，第一审查他当年在苏联接受培训时的情况，也就是查一查是否潜藏下来的“苏修”特务；二要审查抗战期间年被日本人逮捕后有没有叛变自首行为。北大荒比邻苏联（其实我所在的连队里苏联远着呢），漫漫的树林里大约深藏着什么神秘，像我这样的人，是不可以独自一人离开连队到外面去的，我有潜逃的可能，只是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本事。
　　 我满腔的革命热情被一盆凉水从头泼到脚，既然如此，我还当什么“副班长”？很快我就把这个革命工作给辞了。
　　
　　 不要以为经过了1967年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血统论”就烟硝云散了。它不是出生于66年也不可能死亡于一场简单的批判。何况那年的所谓批判不过是钢铃打鼓另有音（因）罢了。现在，“血统论”一词是灭了，还有别的词语呢，汉语词汇博大精深，换个名称不过是举手之劳。现在它恢复了66年以前的名称，叫“党的阶级路线”。
　　 1968年底，黑龙江省军区正式接收原北大荒农场，按师、团、营、连建制，军人下到连队进行整顿组建。我们接到一个通知，说知青中有些人填报的家庭出身是“革命干部”，这不对，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没有这一称谓，必须改过来，可以按照父亲的父亲的身份填。
　　 我听后很高兴，我虽不敢自夸祖上是八代贫农，但三代贫农还是可以肯定的，家住井岗红土地，三代耕耘是贫农，今后我就是贫下中农子弟了（按照“三代培养不出一个贵族”的说法，我也就是个农民子弟而已）。可这也就是自己安慰自己空欢喜，“革命” 对于我或者说我面对“革命”还是个一脚里一脚外的问题，别阶级意识强的贫下中农根本看不起我。有一次我坐在路旁的一个石阶上和人说着闲话，一位根正苗红的老转业兵带着亲切的微笑一脚把我踢翻在地，我差点儿被踢到路旁的排水沟里去。当然，他也不是真心要把我踢翻在地，不过是看我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还这样快乐地夸夸其谈，他觉得不可思议，想用脚轻轻踢一下，说：那家，你还真能扯！后来在其他知青的意见下他向我表示道歉，我对这个所谓的道歉既不接受也不拒绝什么也不想说。
　　 在我被踢翻的一霎那间，我想起了66年夏天的流行话语：把他们打翻在地......。庆幸的是我还没被踏上一只脚。我的这种尴尬境地到70年秋天终于得以解除。我父亲的专案组组长是一个革命干部的遗孀，这一身份使她的地位牢不可破也使她很同情被审查的老干部们。她为我父亲做了不算结论的结论：没有特务及变节自首的证据建议解除审查。这一年我还评上了“五好（兵团）战士”，而且我的在嫩江的兄弟也从“农场职工”改成了“兵团战士”，并且也评上了“五好”—— 对不起，这个五好都是什么？我忘记了，真的。我们的母亲正在干校喂猪，接到了两份“喜报”后喜极而泣，写信给我们说对父亲的“解放”很有信心。
　　
　　 实事求是地说，我在北大荒并没有苦不堪言的感觉，因为我去的是一个老农场，大部分领导干部政策观念都比较强，绝大多数的贫下中农心地善良，对知青很友好，并不在意你的家庭出身。68年底组建兵团时来蹲点的现役军人看去牛皮哄哄地，但是转年初他们走后，新上任的指导员还不如老指导员阶级路线的意识强呢，即便在加强阶级斗争的时候他也不拿任何一个知青开刀。所以个别人看我是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大部分人看我不过知青群体中的一员，革命不革命的，说实话那些农民们根本不往心里去。
　　 不过这不能代表整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境遇，前面我说了，“要看当时遇到了什么” ，我很幸运遇到了这样一群贫下中农和复转军人。在北边，我兄弟的所在地，那里是由黑龙江省军区新组建的兵团，干部都是年轻一代的转业官兵（相对于五八年的那一批），没有苏联专家建场留下的管理模式，一开始既没有牛奶和蜂蜜，也没有山东支青的淳厚朴实的友情，他们的状况就比我们这边差多了，不仅生活更苦，而且干群关系不好。当兵的挟着文革中军队地位不断上升的气势拿这些知青当劳改犯看待，用军队指挥打仗的方式管理农业，用训练士兵的方式对待知青，由于那里的知青多是初中毕业十六七岁的孩子，相对于我们比较好欺负一些，所以他们对那一段岁月的整体感觉比较差。后来风闻全兵团的副团长强奸女知青事件就发生在北边，那个军人也蠢，不知道北京青年离天庭近，在我们这边，转业官兵中有不少曾经在北京等大城市服役过，见识和政策水平真不是北边那些大兵能比的。
　　
　 阶级斗争年年抓月月抓
　　
　　 但是阶级路线还是要时刻注意的，我们那里的重点放在老职工中，特别是在发生事件时，大家都很自觉地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分析问题，哪怕是老娘们鸡争鹅斗。这个传统好像我们今天在网络上也经常能看到，不论什么大事小情，在有些人看来都可以上升为左派右派之间的阶级斗争。
　　 有一次两个妇女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吵起来了，争吵的标的我一开始就没搞清楚，当然后来也没有继续搞清楚，因为这样的争吵并不少见。我们那里的老职工虽然都是农民出身，本身也可以说就是农民，他们在轻松的非政治的或者比较私密的场合里热衷于形而下，不过他们是否也用形而下的语言吵架？这个，我的记忆里还还真没有。形而下是用来调侃玩闹的，不是用来公开争论或人身攻击的，一旦两厢不合争吵起来，大家都往形而上奔，就算是老娘们吵架，也是很注意形而上的。比如这两位女士收工后不知怎么就吵起来了，双方越吵越汹，蹦着高地对骂，但是她们的语言绝对比如今网络上某些人要高一层，下三路的话语是不会在阶级斗争中嚷嚷出来的，她们口中甩出的是一串串革命大批判的词语，犹如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口水战。什么“资产阶级腐败作风”啦，“搞资本主义复辟”啦，“背叛革命”啦，“歪曲毛主席思想”啦，……老天爷，都是五十年代末从山东农村移民过来的，都是穷兮兮苦哈哈的，怎么看也和资产阶级扯不上边呐。如果不是男人们连拉扯带喝斥，下一个程序就是武斗——撕打抓挠。事后其中一人就到指导员那儿诉苦说对方欺负她贫下中农，另一方正在要好的邻居家里坐一小板凳上奶孩子，听到有人传来“欺负”一说就冷笑起来：谁欺负贫下中农？她是贫下中农，俺就不是贫下中农了！如果不是孩子在吃奶，只怕又要冲出去继续战斗。的确，两人的父辈都是贫下中农，无法上纲上线，指导员也只好抹抹稀泥而已。
　　
　　 记得是第二年，在邻近的一个营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弑夫案。
　　被杀的是一个四川籍的复员兵，妻子是他的同乡。当男方还是一个兵的时候，就看上了女方，但那时女方另有意中人。男方的哥哥是武装部长，这个身份在当时可是非常地威严，所以姑娘的父母就强迫她接受了这桩婚事。男方复员后带着新婚妻子到北大荒落户（大约是1964年前后）。既然两人属包办婚姻就谈不上爱情二字，因为婚前女方看不上男方，婚后丈夫就经常打骂妻子，远离家乡父母的妻子无处诉苦，只好以泪洗面。冲突的爆发缘于丈夫搜出了妻子私下积攒的准备回娘家探亲的路费，二话不说便没收了。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妻子会是个极刚烈的女子，冷了心的妻子经过精心策划后在一个黑夜里用菜刀将酒后的丈夫活活砍死，而且肢解尸体胡乱埋在菜园、猪圈里，头颅塞在炉灶中，七零八落；这个女人冷静到了极点，连夜洗净被血溅污的衣物并把房间里的四面墙壁用事先准备好的报纸重新糊裱一遍。个中的深仇大恨，所思所虑决不是外人能够理解也决不是套用任何革命的理论就能分析清楚的。
　　
　　 这本是一桩恶性刑事案件，不过按照当时的行事传统，召开了一个全团的公判大会来对那女子宣判死刑。各营、连都派出许多人参加大会，少数人为一睹女犯人的风采而去，大多数人则是为着顺便去团部玩一趟，到团部供销社看看有什么可买的好东西，我们知青则乘机去见见分到不同营、连的老同学。宣判大会的之前之后，团部就像节假日一般热闹。
　　 在大会上，各营的代表轮流上台发言批判那女子的恶行，均上纲上线为阶级斗争，原来经核查，被害人系贫农出身而杀人者是地主的女儿！
　　 这可真是冒出了一个阶级斗争的典型事例，不容易！
　　 现在可以想象，那些热衷于搞阶级斗争的领导班子，那些革命者们该有多么兴奋，这样生动的教材到哪里去寻找？于是所有的发言都说这是地主阶级对贫下中农的阶级报复，猖狂的反攻倒算，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反动阶级人还在心不死，没有一天不妄图变天的表现，所以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挨得着吗？）……。
　　 于是我们在台下的人也都心不在焉地高喊口号 “打倒地、富、反、坏、右！......”等等，当然还有一系列的“万岁”和“到底”。一边喊一边互相嘀咕着，天下的事怎么这么巧，如果这夫妻俩的家庭出身正好相反该如何是好呢？难不成就用旗手阿姨一句话解释完事——好人打坏人，活该！？
　　 杀人者和被害者都变成了阶级斗争教育的工具，变成了略有些沉闷的革命形势中的兴奋剂。我后来又经历了一些事情，终于明白了，在一些热衷于阶级斗争的人眼里，如果天下太平，没有“反革命”事件，没有“反动言论”或什么“反动标语”之类的，生活将是多么乏味啊！
　　
　　 死者留下了两个无辜的儿子，大的不到6岁小的还在妈妈肚子里。一年多以后，遗腹子出生并且度过了规定的哺乳期，便和哥哥一起被交给伯父收养，地主妈妈伏法。队里经常有人见了6岁的孩子就问，你爸呢？你妈呢？那男孩则目无表情地回答道，妈妈被枪毙了，爸爸被妈妈杀死了。这种残酷的问题仿佛是一场解闷的小品，没有人去想这一对夫妻生前的痛苦和死后的冤孽，也没有人想到这一对孤儿遭受的伤害以及今后的生活道路该怎么走。
　　 就是我们知青，在当时也没有人去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间悲剧，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会超越“绝对正确的革命”去想问题。那边的同学来我们连玩，生动詡实地给我们讲这个故事，讲前因后果，讲这个女子在候产哺乳期间如何被押往各地批斗，如何历练得面不改色心不跳，如何在婴儿被抱走的一霎那间死抱着孩子不愿意死了……我们至多为两个可怜的孩子感叹了一番而已，故事讲完了，事情也就过去了。
　　
　　 1968年底，在省军区的领导下，整个兵团都把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新的各级领导班子中一、二把手（比如连长指导员）全是复转军人。话说回来，原先的领导也多是复转军人，不过那是五十年代的，现在掌权的是六十年代的复转军人，年轻一代。
　　 我们连新的领导把出身地主富农的人（知青除外）集中为一个班，专门干打扫街道礼堂、掏厕所等所谓脏活，结果有知青私下里就称这个班为“环卫班”，好在那时接见过环卫工人的刘少奇已被打翻在地，这样的称呼也不会有美化地富分子之嫌。原先看场院的老马（其实他本人也是五八年的复员军人）因为其父是地主于是被撤换去打砖坯。据说看场院是一项很重要的革命工作，如此重任交给一个地主的儿子，我们贫下中农能放心能答应吗？ 不能！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愚蠢的革命之举
　　
　　 革命领导班子还从所谓“保皇派” 中选出一人定性为坏分子进行批斗以长贫下中农的志气灭地富反坏右的威风。
　　 在我们来到之前，队里的老职工已经和其他地方一样分化为两派，一派以出身贫下中农的山东支边青年为主，自称是革命造反派；另一派被造反派指责为保皇派。其人员的出身就稍微复杂了一点，也有贫下中农但还有许多中农，富农出身的，本人成分也多为学生，有大学毕业分配来的， 有归国华侨参军后复员的，总之，很多人属于有文化的。这样以来，无论是按照党的阶级路线，还是按照“读书越多越反动”的标准，后一派人是不会被军队支持的，那个被揪出的坏分子就是其中成员。他是个医生，家庭出身不是地主就是富农，58年从部队复员来到北大荒。我之所以要提这件事是因为我在这事上犯了一个很愚蠢的错误。
　　 在决定批斗医生之前，他已经有所耳闻。在端午节的那天，他做了一大盆鸡汤馄饨请很多知青去他家过节。那时候老职工做了好吃的请知青去吃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但是奇怪的是那天晚上只有我一人去了。吃饭时他就对我说了他的担心（意为有人想迫害他），希望我们北京知青能帮他一把。遗憾的是我听了半天也没搞懂他们这两派究竟为什么势不两立，这中间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呢？不都是要革命的群众吗？我也不太相信会有什么人要迫害他。这事过去几天后，还真的开起了批斗会。
　　 批斗会照例在连队的礼堂兼食堂举行，所谓礼堂，不过是一较大的房子，呈丁字形，另一端就是大伙房，所以礼堂也就是食堂。要开批斗会，让坏分子站在哪儿呢？站在前台（其实并没有台子）肯定是不行的。前台的墙上，去年秋天由一位北京知青画上了一幅硕大的毛老人家的画像，老人家身着绿军装红光满面正举手向大家致意呢。怎么能让坏分子站在敬爱的毛老人家身前呢？非但不可，开会时还要派两个贫下中农出身的女青年身穿绿色的仿军装，头戴绿色的仿军帽，腰扎人造革皮带英姿飒爽地站在画像左右 ，谓之“保卫毛主席”（的画像）。
　　 你想啊，保卫毛主席的工作岂是人人皆可求到的？那么就退而求之保卫画像吧。至于为什么要女青年来保卫？不清楚。也许是本连队一时挑不出年龄合适的贫下中农男青年，那些娶了老婆的男贫下中农一个个都是邋里邋蹋歪了斜叽的没正形儿，毛老人家肯定不喜欢。让坏分子站在礼堂后面吧，也不合适。贫下中农们总得面对面地指出坏分子的罪行吧，那么全都面向坏分子屁股倒对着敬爱的领袖成何体统？ 最后决定让坏分子贴着侧墙站立，大家喊“打倒”时可面向坏分子，喊“万岁”时就面向心中的红太阳，很方便。
　　 批斗会上贫下中农们列举了一大堆罪行，从言论到行动（无非是搞反革命串联，和贫下中农对立等等）到生活作风问题不一而足。医生的态度很恶劣，什么反革命言论行动一概不承认，贫下中农们气得连连高呼“打倒”。这时候不知道我哪根神经出了毛病，我突然站起来揭发医生在端午节那天的请客事件。这样一来，医生又添一新罪行“拉拢腐蚀知识青年”。
　　 批斗会后，医生也被发配去打砖坯，这是一项重体力劳动，很适合于劳动改造。医生的妻子每次见到我都恨得牙跟发痒，经常利用什么学习评比的机会当众给我提一些莫名其妙的意见让我难堪，而我知道自己做了蠢事，伤害了医生，只好忍着，每次都一言不发让她把气出够。后来有几天我很想主动地向医生夫妇道歉，但是我不敢。因为在批斗会之前就有贫下中农批评我们知青和医生关系好是瞧不起贫下中农，现在我又受到了贫下中农们的赞扬，那些和医生不一个派别的贫下中农们后来对我友好的不得了，如果我再去表示悔过，努力和医生修复关系，我岂不是又该得罪贫下中农了吗？那我可就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
　　 敬爱的毛老人家说“与人斗争其乐无穷”，我与医生斗争了那么一下，一点乐趣也没有，何谈“无穷”？
　　 很长时间，我一直在想我为什么要揭发医生？派别争斗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在我心里缠绕了二十多年才略有所解：我想成为革命者，在那个时代，一个人要证明自己是革命者的最好举动就是揭发检举别人，越是表现出对“对敌人像冬天一眼冷酷无情”才越是显得革命。 医生平时对我们知青不错，他有文化，和我们也挺谈得来。为了成为革命者，我就把这一切全抛在脑后，置友情，人情于不顾，甚至置自己的人格于不顾。那么我成为革命者了吗？说句难听的话，两个字：狗屁！
　　 这是我去北大荒后最为重大也是最糟糕的革命之举。还有一些其他的革命行动或者一些别人革命而涉及到我的事件（总之我现在想来都是一些愚蠢之举），渐渐地把我的革命热情消磨殆尽。
　　

杜雅萍

向贫下中农致敬！向贫下中农学习！
　　
　　 我们刚到北大荒不久，就混熟了一个机务排的贫下中农，山东支青。他已经生有四个儿子，老婆正挺着大肚子很快就要生第五个儿子了，当然，生之前并不知道又是个儿子。此人坚信自己将得到一个女儿，关于“女儿是爸妈的小棉袄”这一说我好像就是从他这里听到的，不过他说的是“贴心小袄”。很快，他的愿望破灭了，跟他在一个机组的知青给他起了个雅号曰“五虎上将”。 后来他又非常执着地在老婆身上种下了第六颗种子，而且发誓如果老婆再不给生个“贴心小袄”就让她喝棒子面粥坐月子，“一个鸡蛋也不给吃”。不幸的是，上天就是不肯赐他一件小棉袄，他终于晋升为“六虎上将”。这是几年以后的事。
　　 有一天，“五虎上将”家里遇到了困难，最小的“老虎 ” 生病老婆带着住了院，时值麦收时节，农活紧得很，“五虎上将”在大田里干一个连班就是12个小时，家里的四只“虎崽”就无人照顾了。不知道是谁发起了援助工程，动员知青们轮流去他家帮忙。我也积极报名被安排了一个夜班，不用做什么事只要陪伴那几只“虎崽”过夜即可。天黑后，我按时去了“虎”们的家，“五虎上将”已去了大田，“虎崽”们一个挨着一个已在炕上睡着，我和衣躺在一边，但是无法入睡。
　　 平时见到的这群“虎崽”，个个破衣烂衫，鼻下唇上总是拖着或清或浊随时准备“跨过鸭绿江”的鼻涕虫。我曾和“五虎上将”聊过，生这么多孩子怎么养？他说，好养。于是掰着手指算给我听，面粉几分钱一袋，牛奶几分钱一斤，棒子面......，衣服呢？老大新老二旧……。还要什么？不要什么了，这就够了，养个孩子还用费什么劲儿？
　　 那一夜我几乎就没有睡着。屋里到处散发着一种怪味冲击着我的鼻子，几乎令我窒息，这是尿臊葱臭以及长期不洗澡的人味相混合的化合物，炕上还时不时地有跳蚤袭击我，无法入睡。但是我坚持躺到天亮。我在想，现在我是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呢，我不能嫌弃，这是阶级感情问题，我要学习贫下中农的优秀品质，不怕脏不怕苦......。
　　 可是......
　　
　　 十几年后，我在电影《陈焕生进城》中看到陈焕生和市委书记共坐在书记家床上亲切地交谈，这位贫下中农一边说着什么一边在雪白的床单上搓自己一双黢黑的脚，而书记大人一点也不嫌弃，笑眯眯地抽着烟斗听着贫下中农的诉说。我看了电影就产生了一个很古怪的问题，究竟应该设法让陈焕生也铺上雪白的床单并懂得不应该在人家的床上搓脚丫？还是应该让书记大人向贫下中农学习也在贫下中农家的床上搓脚丫？其实这都是电影编导的杜撰，意在表现我们的市委书记是不忘劳动人民的本色，是有深厚的阶级感情的。
　　 这是一个什么话题呢？为什么我保留有极深的印象？我读了胡平的《禅机1957》，里面提到当年广大的工农兵劳动人民听说右派分子猖狂地向党进攻诬蔑社会主义等等都愤怒地起来批判。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当年很多知识分子所持的理想和主张实在是有益于劳动人民的，比如梁漱溟老先生当年就直面最高领袖提出“农民生活在九重地”，结果还遭到广大贫下中农的批判。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判？那肯定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之间的差距和隔膜使然。于是问题出来了，胡平说“……不是将农民更多地知识化，而是将知识分子更多地农民化。”
　　 我说电影编导杜撰，编导一定不高兴，那我只能说我自己眼界狭窄。反正我见到的贫下中农别说是在市委书记家，就是到我们指导员家去也不会进屋就脱鞋上炕搓脚丫。
　　
　　 我们这位“五虎上将”平时一大喜好就是凑到妇女堆里打情骂俏，动手动脚，嬉皮笑脸地摸这个一把掐那个一下过过手瘾。有一次在场院看扬长机时不知怎么惹火了一群娘儿们，被摁在地上 拽下了裤子，妇女们就像足球场上进球后的球员，兴奋异常地扑上来压成一堆，边打闹边嚷嚷，“给他亮出来！放水！哈哈哈哈哈......”
　　 这不是我胡编乱造诬蔑贫下中农，也不是我们亲眼所见，如果有知青在场这类打闹一般不会出格到拽裤子的地步。这是“五虎上将”事后自己说给同车组的知青听的，说完还笑嘻嘻地心满意足地感叹道：这帮老娘们！
　　
　　 我们刚到农场那会儿，老娘们和老爷们嘻笑打闹甚至闹成一团在地上搂抱着翻来滚去是一道常见的风景线，在那个几乎所有的艺术作品统遭禁锢，没有娱乐，没有书籍的岁月里，这就是男人们和女人们的文化生活了。这仿佛也是劳动时的工间操，是枯燥的政治学习革命大批判忆苦思甜大小会之前的，自编自演的小品，甚至还像饭前的一道开胃酒。尤其在场院上，场地宽阔而平坦，妇人多男人少，力量对比相对平衡，地主出身的复转军人老马同志膀大腰圆，有一次竟把五虎上将那干瘦的老婆托举在双臂上转圈子，活像芭蕾舞剧中的王子与天鹅，其他老娘们乐得七仰八叉比真的看了一场芭蕾还兴奋。
　　 不知道为什么，五虎上将的老婆总是这类小品中的主演，也许是对他本人热爱这项业余活动的回报吧，或许是因体轻力小容易掌控。其实上将夫人眉眼还真有几分俊俏，人也还年轻，可惜生孩子太多显得枯瘦如柴，胸前本该波起之处像两只干瘪的口袋，令人想起“囊中羞涩”四个字。有一次政治报告之后分组讨论（当然具体内容因天天雷同早就被我甩到太平洋去了），大家围坐一圈，只见圆心中一老光棍将此妇人夹在自己的两腿中间揣住她的双臂悠闲自得地哼着小曲，我在旁边看着颇有恶心之感，很想冲进圆心拯救那妇人，可是那妇人并不恼怒，而且众目睽睽之下那老光棍毫不在乎，表情坦然，最后撒手于指导员一声吆喝“讨论了！”严肃的政治论题总算战胜了老光棍的淫欲。
　　
　　 从大城市来的我们初见此情此景可谓十分地愕然、惊异，自小接受的革命传统教育使我们搞不清楚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出于对贫下中农的尊敬和接受再教育的理念，我们也不敢胡乱发表看法，只能站在一边傻傻地看着。先前的指导员（就是那个对我极具革命警惕性的）从来制止不了这种闹剧，他能做到的不过是自己的老婆不可参与打闹，直到新的领导上任（新指导员厌恶这种小品），又适逢狠抓阶级斗争“一打三反”，此风才逐渐收敛。


别看贫下中农们喜好这种男女打闹，对所谓男女关系问题却很认真。打闹是公开的，哪怕是趁机搂抱摸捏几下也不构成问题；男女关系则是私下的，那就是道德问题了，看起来区别就在于公开性。
　　
　　 有一次要增选一个什么青年委员，提名了两个候选人，其中之一就住在我和另两个知青的宿舍对门。这人什么条件都通过，出身呀，平时表现呀，人缘也不错。可是不知什么人偏和他过不去，提出了一个生活作风问题，说曾经有人看见他和某个女青年（不是他现在的妻子且事发于他结婚之前）并排坐在炕上谈恋爱，两人的腿上共同盖了一床棉被。话没说到意思却到了，无非是怀疑这两人在婚前“乱搞男女关系”（我想这个词组对新世纪的年轻人来说一定很古怪，很原始）。提意见的人言之凿凿，选举主持人副指导员兼团支部书记义愤填膺，就是善于抹稀泥的指导员也只好让群众再次讨论，讨论的重点是此情此景应如何定性，正常恋爱乎？乱搞男女关系乎？幸亏那个不知名的，恋爱不成功的女青年不在本连队。
　　 讨论进行得热火朝天，贫下中农们严格把关决不能把有污点的人选进领导班子里，为此大家争得个面红耳赤不亦乐乎。
　　 “既然下半身盖着被子，被子下面一定有问题。”（中国特色的想象力）
　　 “可是你并没有看见什么呀，再说人家是坐在炕上，衣服也穿着呢。”（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
　　 “上身穿着衣服不等于下身也穿着裤子，如果没有脱裤子那为什么要盖着被子？” （合乎逻辑的推理）
　　 “那你看见人家裤子脱在旁边了吗？”（党的政策是重证据）
　　 “...……...”
　　
　　 总而言之，敬爱的毛老人家说了，贫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我们作为知识青年原不敢说自己高贵，但是为了表示我们最愚蠢需要接受再教育，只好把自己暂时放在高贵者一档。聪明的贫下中农们讨论了一下午而没有结论，愚蠢的知青们几乎都没有发言，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讨论。如果领导点名让我发言，只怕我会转移话题到那个窥探者身上：吃饱了撑的？去偷看别人恋爱。领导不点名让知青发言，领导的初衷就不是让知青来参与判案，领导很聪明，只让贫下中农们尽情地过过嘴瘾。
　　
　　 可怜我们的邻居候选人，独自闷在屋里不知做何感想呢！他那年轻的妻子抱着刚满一岁的女儿坐在灶间小板凳上生闷气，我们不清楚她是生丈夫的气还是对这场讨论不满，也不敢上前乱答话。这位青年农民是个挺好的人，长得浓眉大眼脸膛黑红一典型的山东汉子，他性格温和为人老实话语不多，他一家平时和我们三人相处很好，经常互相帮助互通有无，他家养的一只小花狗是我们共同的宠物。
　　 我们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找到一位知青党支部委员，请他向领导呼吁停止这种无聊的讨论。我们不敢说贫下中农低级趣味，只说取消他的候选人资格不就得了，还不知选上选不上呢，先把人糟改一通。
　　 那只小花狗后来长成了一只硕大的长毛大花狗（不知是什么种，毛特别的长），经常在傍晚我们收工回到村口时它就不知从何处窜出来，两只前爪往我肩上一搭个头几乎与我持平，湿乎乎的大舌头就扑面而来让人躲避不及，我每次都拍着它的大脑袋用一句当时的流行语批评说：哎呀，行了行了，什么作风！长毛花狗没有接受过革命教育，率性不改恣意妄为，有一次甚至跟着运粮车追踪到几十里外的水利工地，当时我正在工棚外卸粮食，它猛地扑上来涂了我一脸的口涎就掉头钻进工棚寻找那两位知己去了……


还是政治挂帅
　　
　　 到了1970年，知青中渐渐兴起读书风。有人趁回家探亲时带回一两本不那么显眼的文学书籍，大家传着看，比如《居里夫人传》、《牛虻》、《马克思的青年时代》，还有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
　　 我这个人可以说一贯落后，文化大革命的前两年我就没有什么正经革命举动，到处游山玩水，挤火车扒汽车什么的，禁止串联后还偷改火车票跑到南方去玩了两个多月，后来实在没地方去玩了就猫在家里看禁书，跟邻居阿姨借她私藏的几言几拍，从大兄弟的哥们那里借内部书看（我爹的内部书从来不给我们看最后都被抄家抄没了）。到北大荒后回家探亲时只要有书就加班加点看完，那时我家已没什么书了，都是借来的。我年轻时记性很好，当然必须是我感兴趣的东西，我在家看完了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回到连队干活休息时就讲给别人听，结果有一次被党员知青找到很批了一顿，她说我给年纪较轻的知青讲“罗密欧 与朱丽叶中壮丽精彩之阳台情话”和“皇帝的麒麟怪物大王”是黄色故事，这让我想起在杭州读书时有一次春游，我和要好的女友在队伍后面说稀饭里加一个鸡蛋如何好吃，被团支部书记批评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唉，我经历的这类的批评多了，最后批的我根本不在乎。
　　 我去北大荒时带了一只很小的木箱，里面除了一些杂物还有几本书，既有故事小说也有《联共（布）党史》这样的书，实话说，这本书我至今也没认真看完，但它却始终跟随着我；当然更有一本高级新闻纸印制的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那是我的革命老爸在我决定要去北大荒后送我的，在无书可读的时候，这本伟大的革命著作陪伴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冬夜。还有一本厚厚的《古文观止》，也是老爸给我的，这是三十年代上海春明书店出的旧书，纸质已经发黄了，封皮也掉没了，我总觉得它和我有一点遥远的渊源。《古文观止》在当时属于禁书，所以我从不轻易示人，一般只有三两个知心朋友在场时才拿出来读一篇。这样一来，经常是打开就读第一篇《郑伯克段于鄢》，读来读去，庄公和他风流老娘姜氏的恩怨都快被我们记熟了。老实说，我不是个爱学习的人，现在读书也是随心所欲，但却很爱惜这几本书，以后也很爱存书，不知为什么。
　　 书箱里有一本不厚的类似小册子的书名曰《史记故事选》，是用白话文讲《史记》中的一些经典性的故事，每篇都附有插图。这本书很受69届知青的欢迎，他们的中学时代是在混乱中渡过的，他们愿意看这类通俗易懂的历史书。因此这本书一经借出就回不来了，北京知青传给天津知青又传给哈尔滨知青，三传两传，最后就传到了我们的女副指导员兼团支部书记手里。
　　
　　 我们的副指导员兼团支部书记可不是个简单人物。她出身贫农根正苗红，十三、四岁就跟着姐姐从山东支边（其实就是移民）来到北大荒，因为年轻肯干能吃苦，很有大寨铁姑娘的劲头，她快生第二个孩子时，脚背肿得象两个馒头还坚持在场院上干活，于是就入党就提干就成为我们的副指导员兼团支部书记。副指导员兼团支书虽然出身农家，政治斗争水平可不低，抓工作一向雷厉风行（前面提到的关于“恋爱？还是乱搞男女关系？”的大讨论就是她组织的），尤其阶级斗争观念极强，特别注意观察和掌握知识青年的思想动态，兴无灭资反修防修破四旧立四新忙得很。
　　
　　 有一个北京的男知青和一个哈尔滨的女知青居然不经组织同意就公开谈起恋爱来了，这可不行。前面提到，在某些人那里，如果没有阶级斗争新动向，生活便很乏味，副指导员兼团支书虽然没有想把谁打成反革命的欲望，也是很重视新动向的，也是需要有不乏味的阶级斗争的。这一对没有组织观念不求上进受到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青年立刻成为她这一阶段的工作重点。 她亲自和他们谈话，我不知道谈了几次，在开始的时候，我甚至还不知道有这事，因为那时我和另外三个女孩子住在村子南头一排家属房之中的一间，而知青大宿舍在北头。副指导员兼团支书和他们谈话未果，他们照样在宿舍走廊窗边公开地窃窃私语，于是便召开团支部大会进行批评，滑稽的是，那时候刚刚恢复团组织，而这两位恋人都不是团员，团支部会开的很乏味，被批判者没有光临会场，大家也不踊跃发言。然后，就不停地组织各种学习会让所有的青年学习讨论。那时候我们虽然不懂得隐私权之类的东东，但是也不太喜欢讨论别人的私事，我们岁数大一点的知青就不说话，岁数小点的就乱说乱道。天津知青说起话来象唱歌，哎呀有嘛呀！不就是谈恋爱了吗？嘛谁不谈恋爱？嘛我们爹妈不谈恋爱我们打哪儿来？
　　 副指导员很生气，说不是不允许谈恋爱，是不允许早婚早恋，现在还年轻，谈什么恋爱？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学好了吗？小资产阶级思想彻底改造好了吗？把精力都放在谈恋爱上了，还怎么学习怎么改造思想怎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天哪！敬爱的徐特立老师教导我们，活到老学到老。莫非我们这一辈子为了思想改造就不恋爱了？学习这主义那思想什么时候才算学好了？有什么标准吗？不过我们也就是在私下嘀咕几句，因为那时大部分知青还不开窍，还没有恋爱的需求和动力。
　　 我们那个敢为天下先的男知青就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那个哈尔滨姑娘就直面领导发问：副指导员您是多大岁数恋爱结婚生孩子的？这个问题把副指导员噎得够呛。我们的副指导员时年大约二十有六（虚岁），第一个女儿好像快五岁了，第二个女儿也已出世。
　　
　　 现在把话转回来，说说我那本书的事。副指导员见到那本《史记故事选》后立即予以没收并追查来源，一查就查到了我头上，并且她还了解到我居然有一箱子书（不是几本了，是一箱子）！在副指导员看来，现在除了“马列斯毛鲁”，其他书都是封资修的毒草，那一箱子书里不定有多少毒草呢，这可不行，这事如果不抓，不但害了本人同时害了其他知青。于是她决定采取革命行动到我的宿舍去搜查一下。
　　 有人把副指导员的话偷偷传给了我，我一下子就想起了《红楼梦》里的搜检大观园，哈哈，有趣。我就去找她。我先告诉她我还没有藏书一箱子的幸福，然后告诉她我那几本书里没有毒草，包括被她没收的《史记故事选》，毛主席他老人家还经常讲《史记》里的故事呢，您怎敢说他老人家讲的故事都是毒草？
　　 副指导员听说敬爱的毛主席爱讲《史记》？似信非信地翻着白眼一时想不出如何回答我，我接着对她说，如果你打算搜查我的私人物品，必须先把我抓起来，否则休想！
　　 我没有对她宣讲法制，因为那时我自己都不知道何为法制？甚至于“法制”这一词汇好像还没有在中华大地上落户生根呢。虽然我不懂法制，但是我有一个潜意识，那就是我的私人领地不容侵犯，尽管这私人领地小得可怜，不过一单人床及一个木箱而已。当然我还有一个忧虑，就是我那本解放前出版的《古文观止》，我总不能接着吓唬副指导员说敬爱的毛主席也爱看《古文观止》吧？说多了人家会怀疑滴，所以我无论如何不能让她“搜检大观园”。
　　 副指导员兼团支书还在发愣，估计是还在琢磨敬爱的毛主席怎么会爱看《史记》？我又补充了一句说：不信你可以试试。
　　
　　 图书事件和恋爱事件一样不了了之，原因除了知青们的不满外，我们的（正）指导员可能也起了降温作用。我们的指导员外表显得很温和，总是细眯着两眼布满了笑意，很少见他生气发火。当时我们觉得他有点圆滑，那可能是一种偏见。随着岁月的流逝，现在我想起他，意识到他是个非常稳重谨慎，政策性很强的人，尤其对知识青年中出现的一些不符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现象，他从不轻易定性扣帽子，总是尽可能地抹稀泥。几年前我听说他已经去世了，愿他的在天之灵能够安息。（2005/04）
　　
　 江山易改，禀性难移
　　
　　 1970年底，连队按照部队的传统在兵团战士（军队接管农场后把大多数正式职工定为兵团战士极少数定为兵团职工，这中间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区别还有什么？我看不出来）中评五好战士，并且评四好班排。前面我提到我也很荣幸地被评为五好战士，虽然出了图书事件，虽然我父亲还在“五七干校”劳动锻练。我大兄弟69年去了嫩江（亦属黑龙江兵团），居然也评上了五好战士。这不但令我母亲欣喜也使她对父亲问题的解决更有信心。
　　 在评四好班排时，群众和连领导班子之间出了一点矛盾，矛盾集中在评选四好排上。一个连只有一个指标，领导的意思是评机务排，其他排（农工排基建排畜牧排妇女排）的很多群众不服气有意见。特别是一些知青认为机务排的人仗着有技术出身好又掌握着大田的耕种收获命脉，平时总有点桀傲不逊的劲头，领导也怵他们三分，评他们四好无非是拉拢他们。有意见不怕，连领导就下去征求意见做工作，征求意见是表象做工作统一认识是实质，这是我们的光荣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只要看人大政协每每高票通过这个那个就知道了。
　　 那时我在基建排干活，一天晚上排长正带领我们学习（那时候晚上进行政治学习是常事），连长来了。连长等排长读完了一篇毛主席著作就把话题引导到评四好班排上。他先问大家对机务排有什么意见，有人当面说了自己的意见，连长点头首肯，摆出一脸子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的表情强调领导班子的看法。后来他突然点到我的名要听听我的看法，而我的回答就让连长不高兴了。因为我首先就没有认真听他说些什么，一看就是思想开小差了，实际上在读毛主席著作时我就睁着眼睛打瞌睡，连长问到我时我又心不在焉不冷不热答非所问地吐出了三个字“没意见”。我这个回答实在太简单了，连长就不太相信。照他的意思应该在回答“同意” 或“不同意”之后还要说说理由一、二、三……。
　　 连长就追问道，真的没意见？我就有点不耐烦了，就是没意见嘛，评谁我都没意见。
　　 坏了，这后半句话不但没能说服连长反而让他更坚信我的话里有情绪。
　　 连长不了解我，他是用时兴的主流的思维方式来分析别人的思路。别说那时评个什么四好五好不过一纸面上的荣誉而已（一分钱奖金没有也不能长工资），即使现如今评这个评那个，凡是带点水分别有用心虚头巴脑的评比我都不感兴趣，即使别人因评比而升官发财我也不眼红（当然眼红也来不及了）。这不是我的清高而是我的性格。不是现在有句洋人的名言已被许多吃不着葡萄的狐狸们挂为口头禅了吗？“性格即命运”，我就算是狐狸中一员吧。连长过去在部队里，整天处在浓烈的政治氛围中，没见过我这种对四好五好不感兴趣的人，他觉得不可思议，所以他不相信我。
　　 其实连长完全可以不理我，连队里的大事小情，我一个普通知青的意见有那么重要吗，难道我不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可是当时我们的连长也不知道哪根神经出了问题，非要和我理论一番。连长就说，我们工农兵（在当时这是最光荣的三种人，连长一人先后占了两种）都是大老粗直肠子，不像你们知识分子说话曲里拐弯。
　　 这下可是我不高兴了。连长的意思，我在曲里拐弯地说假话不说真话？我不是个没有自知之明的人，我知道自己浑身上下找不到一丝闪光点，仅有的优点就是不说假话，因为这一可怜的优点我一辈子也办不成大事。现在连长居然拿我这一宝贵的优点开涮，批评我说假话，岂不令我心痛？我的怪脾气顿时发作起来，劈里啪啦甩出一串长话给连长听，他不喜欢听短话：
　　 谁是知识分子？我想当知识分子你批准吗（我的意思是连长你推荐我去上大学吗？上了大学才算知识分子）？ 再说了，你连长怎么成了大老粗？你入党多少年？当干部多少年？我能跟你比吗？你参加政治学习听报告多还是我多？ 你受党教育培养那么多年，到现在还是个大老粗，你以为光荣？还好意思说！
　　 这件事的表面上的后果是我被基建排长一脚踢出了基建排。了不得！忒厉害了，连长都敢顶撞， 那我还管的了她吗？咱们大老粗，可说不过她那张嘴。
　　 后来是农工排长收留了我，他是北京知青，我们的朋友。再后来营部副业连缺个统计员，不知谁的主意把我调去了。
　　 这件事的实质上的后果是我的“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革命理想开始淡化。从那以后，不管我走到哪儿，心底里几乎没有“接受再教育”的位置了，有时候反而觉得一个人若要不堕落，还是自己教育自己，还是多看看书，向古人学习向书本学习吧 。

李三苗

在底层
　　
　　 我不是说贫下中农没有给我一点儿教育，事实上，一个人只要进入社会，只要有一点头脑，有一点儿虚心，随时可以从周围受到再教育。还是孔老夫子的话简明扼要：三人行必有我师。何止限于贫下中农？甚至何止限于人呢？
　　 69年深秋，北国大雪连天，正是收获大豆的时节，黑土地被厚厚的大雪覆盖着不上冻，收割机无法下地。兵团领导命令用人工收割，宣传部门还提出了一个很煽情的口号：“革命的小镰刀精神万岁”。所有的劳动力都挥舞着革命的小镰刀奔向大田。黑土地因为大雪覆盖而极松软，人脚践踏后又极泥泞。69届的杭州、哈尔滨青年才十六、七岁，刚到连队不久即赶上这样一场苦战。有一杭州姑娘还不到十六岁，也挥舞着革命的小镰刀上大田。她总也搞不清该如何调节姿势，为了完成自己的一垄任务，她只好一边割一边不由得跪在在泥地里几乎就是爬行着向前进，小姑娘的倔强劲头很让贫下中农们赞扬了一番。
　　 这时的大豆杆已经开始枯黄而发脆，成熟或虽不够成熟但已被冻硬了的大豆在镰刀的碰击下“噼噼啪啪”地蹦出豆荚散落在大地上。人们只管把大豆杆割倒堆放在地里，日后等土地上冻再用收割机去脱粒，至于大豆粒——真正的收获目标一溜溜地逃出豆荚，那就不管了。
　　 就在领导们按照军人的命令组织人们下地时，有一个外号叫“瞎老庄”的人私下说，不到三天准放晴，天晴地就冻，拖拉机下地收豆子比人工快多了还浪费少。他说此话时，遥远的天地结合处正咧开了一道细细的亮色。
　　 “瞎老庄”是泰国华侨，上过农业专科学校，解放后归国参军，58年转业到了北大荒。他的话虽然有道理，我们私下也很折服，然而服从命令是军人的本色，就算我们不是军人，在军人的领导下也必须服从命令，再说“瞎老庄”的出身还很可疑呢，谁听他的？我们指导员心底里可能有数，那也不敢违背“革命的小镰刀精神”。
　　 终于等到大地上冻的时候了，天气极冷，我们和机务排共同连班作业，白天黑夜地在大田里给大豆脱粒，我们的任务是用三叉或两叉杆把堆在地里的豆秸叉到脱粒机的滚筒里，然后把机器后面吐出的光杆豆秸重新码成垛。我们发现，几乎每一堆豆秸下面都生活着一个庞大的田鼠家族，这一年倒是田鼠们的丰收年。
　　 真是因福得祸，田鼠们吃得太饱了，饱暖思淫逸，它们的行动就不那么敏捷了，翻开大豆秸只见一群大小田鼠四散奔逃，在冻得硬梆梆的土地上一时难找穴洞，纷纷落入人类的魔掌，除了被踩死敲死的还有被活捉的。说起来，在战场上是宁做烈士不做俘虏，想当年红军大转移时，许多伤员宁愿跟着部队死在路上也不愿回原籍作了还乡团的报复对象，人畜同理。成为俘虏的田鼠也变成了人们报复的对象，有老职工示范在田鼠肚子部位吐几口吐沫然后一个个放在脱粒机大轮子的挡泥杆上，轻轻一摁，可怜的田鼠就被冻在挡泥杆上了，休息时老职工用豆秸点火烧烤俘虏，尽兴折腾，我们知青也跟着学习如何折磨田鼠。
　　
　　 1970年下半年，上面忽然传达指示要“落实政策”了，“瞎老庄”立刻被启用为技术副连长。
　　 “瞎老庄”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秋收时，他安排所有的劳动力天不亮就下地收割，干了约一两个钟头的活才让伙房送早饭到田间，然后午饭也在地头上吃。很多知青受不了这个苦，就到连长指导员那儿骂“瞎老庄”是周扒皮。这回指导员一点也不护短，绷着脸把骂“瞎老庄”的知青批评一顿。
　　 这年夏天，有一段时间我跟着“瞎老庄”在田间地头查看苗情。“瞎老桩”的话题总是离不开植物然后就引伸到动物再到人，或者反过来说到人的习性时就爱用植物作参照，总之他喜欢把所有的生命放在一个论题里做分析。他说到他的女儿和自己比较亲，说一般来讲都是女儿和爸爸亲，儿子和妈妈亲，异性相吸不光是年龄相当的男女，你不要笑，这是自然规律；又说到连队里女孩比男孩多，他说，女多男少也是自然规律，你看植物开花时雄蕊一般只有一个周围一圈雌蕊，这是生物传宗接代的需要，人也是自然界的一种生物嘛。
　　 我听他的这些闲聊总有一种忍俊不禁的感觉，他却一脸子的严肃认真，笑什么？自然规律是不能破坏的。
　　 我一边听“瞎老庄”的生物课一边想，不知道他在那些贫下中农面前讲不讲这些自然规律？我恐怕他不会讲，因为那些贫下中农们如果听了他的什么异性相吸之类的讲道，还不知会引伸到哪里去呢，引申到某种暧昧的话题去倒不怕，怕的是引伸到阶级斗争这条纲领之上。
　　 “瞎老庄”这个外号起源于“文革”前，他是技术干部，后来就有大字报说他是“瞎指挥”。这些闲聊倒使我对他有了新的看法，也使我对“自然”这一词汇有了新的概念。不好意思，多年来“自然”在我的笨脑瓜里主要是一门小学课程。
　 我还曾经跟随一老统计员去麦田作产量预测，预测的程序如下：
　　　　 在百亩大田里选取最茁壮的麦子若干棵，取其麦粒并记下这几棵麦子的结籽数；从一大把选出的麦粒中数出一千粒，测出千粒重；再估算一个小面积里的麦子棵数；现在可以计算产量了。不用说，这产量是高高的，但是，离收获还有一段时间，这就不管了，另外，丰产和丰收又是两回事，这也不管了，倒不是老统计不在意，上面的精神就是要把产量估得高高的才好向上面的上面报喜。在分场的小麦产量估算会上，凡是谨慎估算报得不高的统计员——他们选取麦子时按照优良差劣各取若干，都被批评为保守；我们这位老统计员倒是不保守，预产报得高高的，所以受到了表扬。至于到了麦收时节真正能收进仓库的有多少？和预测的差距在哪里，没有人管，反正你报上了预产数就必须以这个数字为基础上交公粮。
　　　　 有一年，因为全国备战，也因为要表现我们那里的大丰收，几乎把所有的小麦和新玉米都上交了，我们吃了一年的陈年棒子面窝头，害我到现在见到无论多香的玉米面食品都倒胃口，但是想想五十年代末的大饥馑，我总该庆幸没有饿死。
　　
　　 春天将临，大地复苏时，我站在播种机上随着拖拉机行驶在广袤的黑油油的大田上，播种筒里生命的种子欢畅地流入翻耕过的土地，蓝天上飘着一丝丝白云，和煦的春风带着薄薄的寒意掠过面颊，给远处的树林染上一层淡淡的朦胧的绿色，远看似有细看无。我第一次对大自然对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产生了敬畏之情。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生活在低层。底层的人们给我的教育是耳濡目染的潜移默化的，不是任何宣讲报告能代替能比及的。底层的人们没有什么“事业”更谈不上“有成”，不过是终日为生计而奔波罢了，但是却于奔波中保持着自己的人格。他们可以打情骂俏，谈论男女，但不做第三者去破坏别人的家庭也不抛弃自己的糟糠之妻，这是他们的道德基准，在这里且不提女权或男权，那些太高雅了，底层的老百姓不懂；他们还会斤斤计较于每一个出勤记录加班记录，但不屑于偷鸡摸狗之举更不用说窃国为侯了。我敬重底层的人们，他们是民族和国家的基础。
　　
　　
　　
　　 最后一个话题：“知青之死”——暂停贴出，谢谢所有看帖的朋友。也感谢斑竹，希望吵架不要那对方的亲属说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