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谈国民党的政治失败

李旧苗

“最是仓皇辞庙日”，1949年12月10日，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声中，蒋介石匆匆离开成都官邸，乘飞机直抵台湾。至此，国民党及其政府在大陆土崩瓦解，彻底失败，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国民党政府号称拥有八百万军队和五百万党团员，在经济、军事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在内战中却迅速地、全方面地崩溃，在战场上节节败退的同时，政治经济文化上也陷入了空前的危机。蒋介石后来曾回忆说：“（内战时期）国家纪纲扫地，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国民不成其为国民。”然而这只能说是国民党崩溃时的表象。在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失败，是毁于其自身的专制、腐败，还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抑或是因为GCD“得道多助”？华东师大历史系杨奎松教授的解读，让我们能很好地跳出“成王败寇”的逻辑来思考这个问题。


黄晓峰




    在过去的一百年间，中国经历了三次重大的政权更迭，先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统治，然后是国民党革命推翻了北洋军阀，最后是zhonggong取代国民党成就了一个新中国。请问您怎么看在这一百年历史巨变中国民党的过渡地位和作用？
    杨奎松：孙中山革命许多年，从1894年成立兴中会，到1924年以前，将近三十年屡起屡仆，几乎总是失败。1924年以后，全面推行联苏容共政策后，其革命迅速变得声势浩大，蓬蓬勃勃。即使孙中山1925年去世，中国国民党依旧成功地领导了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以当年中国之大，列强势力范围之多，军阀割据之普遍，没有国民党这样在政治上和观念上比较容易凝聚民族主义力量的政治军事组织起作用，要想在较短的时间里把一个已经四分五裂的国家重新统一起来，肯定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为什么，纵使在内部出现分裂，以及与主张阶级斗争的苏联及zhonggong分道扬镳的情况下，国民党也还是能够成功地集聚起相当的力量，推翻了北洋军阀政权，创立了自辛亥革命以来唯一一个至少在形式上得到了各省承认的中央政府。同样，无论那些名义上归顺了南京中央政府的各地军阀怎样反抗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央政权统一军政财权的努力，他们的反抗也都难以赢得国人及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此种较量虽持续十年之久，南京中央政府还一直受到日本入侵的严重挑战，残余的各地军阀势力的割据现象终究还是得到了相当的抑制。正是由于国民党政权强化了中国的统一，才能有抗日战争的发动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这些实际上都与zhonggong后来的革命胜利有关系。
    我之所以要特别指出这一点，是因为我们不能简单地拿“成王败寇”的逻辑来认识历史。满清王朝倒台以后，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国家的分裂和日本的入侵与蚕食。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再多几个“二十一条”，再多几个“满洲国”也都产生出来了。那时，纵使zhonggong还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但它要面对的问题就远不是像推翻一个国民党政权并取而代之那么简单了。
    南京国民党政府从1927年创立政权，仅二十二年时间就在中国大陆全面败给了共产党。您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原因是什么，能否认为其治国政策方略或政治体制上有致命的弱点，比如独裁统治、腐败、未进行土改等等？
    杨奎松：国民党败给共产党的原因是综合的，其实非常复杂。
    比如，这里有时代背景、国际环境的作用的影响。毛泽东在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就曾用一句很形象的话总结过zhonggong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那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换言之，中国之所以先有国民党，后有共产党，是有特定的国际时代背景和特定的历史条件起作用的。没有俄国的十月革命，没有俄国人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俄国暴力革命的经验做指导，也就没有GCD，更不会有zhonggong领导的中国革命成功的可能性。这与国民党自身的问题没有多少关系。
    再比如，这里有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的作用的影响。毛泽东在1960年代初也曾多次谈到过日本的入侵。日本的入侵对中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但它同时也极大地削弱了初成统一局面、正在逐渐巩固和发展中的南京国民党中央的统治地位；而八年的艰苦抗战，更极大地暴露出国民党自身的问题和弊病，使之日渐走向反面。试想，如果没有日本入侵和八年艰苦抗战所造成的全面破坏，以南京国民党在“七七事变”前日渐巩固和强大，以zhonggong当时之力，不要说无法在几年时间里创造出大量的根据地和军队，就是想要维持苏区和红军的生存，也是极其困难的。
    当然，国民党的失败，有其自身的问题，但这里面的原因同样也非常复杂。至少，许多所谓的失败原因，如果孤立起来看未必能产生多大作用，有的甚至可能并不构成原因。
    您能否举例说明？
    杨奎松：比如你提到的独裁专制的问题，只要稍微了解一点国民党的历史就会发现，蒋介石国民党表面上很独裁、很专制，它也一直想要建立领袖独裁和一党专制体制，但实际上国民党却始终派系林立，内争不已。国民党最终大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与蒋完全不能有效整合国民党自身和克服派系分歧的情况密切相关。与此相反，蒋介石到台湾后清除了派系，也没有了共产党，真的实现了独裁专制时，其统治反倒强固了。
    同样，所谓国民党腐败的问题，对其失败也未必有多少直接的影响。无论中国还是世界历史上，官员腐败的情况比比皆是，但存在这种情况未必会导致政府迅速倒台。国民党到台湾后也一直存在腐败现象，甚至发展到“黑金”的程度，国民党还是照样统治了四十多年。这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代表新兴力量的对手，其他方面不出严重问题，即使存在着严重腐败的情况，也并不一定会导致一个政权迅速失败。
    土地政策的失误是不是导致了国民党的全面溃败呢？恐怕也不是。国民党在大陆不搞土改固然是失策，但它搞了土改就不会失败吗？未必。说国民党因为没有搞土改而失败，是比照zhonggong搞了土改而成功所言的。可是实际上，zhonggong打败国民党主要并不是因为搞了土改。试想，在抗战期间，zhonggong在敌后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通常也占据着绝对优势，而它当时并没有搞过土改。抗战胜利后zhonggong搞了土改，但也只是在其北方一些根据地里搞过一段时间，1948年就停了下来。在新解放区并明确规定不搞土改，只搞减租减息。换言之，zhonggong在中国绝大多数地区战胜国民党，靠的是军事胜利，与它在那里搞没搞土改并无直接关系。
    那么，依您看，就国民党自身而言，它败给共产党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杨奎松：是恩格斯所说的历史合力的作用。但我在这里特别想要指出的一点是，这两个党当时在一般人看来实在太相似了，很有点儿“既生瑜，何生亮”的味道。国民党虽依靠其历史声望，一度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取得了政权，但国民党自身的问题太多，许多事情都是说得比做得好，有的事情甚至言行不一，以至失去民心。只要zhonggong能够生存下来，在当年那种条件下，国民党不败给共产党才怪。
    为什么说国民党当年与共产党有相似之处，能否请您具体解释一下您的这一看法？
    杨奎松：今天人们很少注意到国共两党除本质之外的相似之处。有研究者注意到这方面的一些现象，也很少从这方面来考虑问题。其实，认识到这种相似性，对了解国民党为何没有败给其他政治势力，而是败给了共产党，是很重要的。
    我在研究国共关系过程中一直很关注一个现象，就是历史上的国共两党不仅分分合合，而且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许多共产党人曾长期是国民党员或加入过国民党的早期组织；不少国民党人或早年加入过zhonggong或其外围，或后来成为zhonggong党员。为什么会存在这种情况？我的看法是，出现这一情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国共两党在一般人看来太相似了，这样的现象曾经很普遍：当年许多追求理想、热心救国，或立志想要追随革命、实现正义的青年人，并不能很明确地分清两者本质的区别。有不少战争年代加入共产党的干部后来都回忆过当时投身共产党时的情况，说明那时实际上并不懂zhonggong革命的那个最高目标，只知道要救国；而国民党人中同样有很多人是因为想要救国而入党的，甚至还有不少赞同孙中山“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观点的人。
    直到zhonggong进城后登记反动党团时，一些报告中就反映，无论是负责登记的zhonggong干部，还是前来登记的国民党人，都有人深感遗憾：为何早先没有遇到共产党……？这足以说明，在不少地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很多人未必很了解两党存在着何种本质上的区别。
    那么，国共两党当年的相似点在哪里，国民党又在哪些地方不如共产党呢？
    杨奎松：大概许多读者都能看出来，国共两党当年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比如，它们都是或曾经是典型的革命党，都是以暴力推翻旧统治，建立一党执政的新的革命性政权为达成理想目标的手段的。
    比如，国共两党都是高度意识形态性的政党，即都高度重视思想观念的正统性、权威性和排他性，并力求在此基础上统一党员的思想行动并统制社会的。
    比如，国共两党在组织方式上都是学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即一方面注意使党的组织广泛发展成群众性的党，一方面又强调领袖作用，严格等级、纪律与服从，以党政军权力高度集中统一为原则。因而，两党都自然形成了一个对党政军最高机构的决议具有最后决定权的政治军事最高领袖，其决策的成败对党的命运具有不可逆转的决定性影响。
    再比如，国共两党都是那种有政权，有军队，有很强的执行力的党。
    但是，对于外界，特别是对于一般的追随者来说，国共两党最能够让他们感兴趣、也是最不容易分清楚的，则是两党几乎相同的革命目标。毛泽东讲得很明白，国共两党的根本区别在于两点，一是代表的阶级不同，国民党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共产党则代表了工农大众；二是国民党只有一个革命目标，共产党则有两个革命目标，除了与国民党大致相同的民主革命目标外，共产党还要追求社会革命的目标。不过，就前者而言，国民党在很长时期里也都是主张“限制资本”、“扶助工农”的，意识形态上虽不赞成苏式共产主义，却也是反对资本主义的。
    因此，一般人对国共两党在这方面的差别在哪里，恐怕并不能够弄得很清楚。就后者而言，自zhonggong二大开始，它就了解到社会革命只能放到民主革命成功以后再说，后来虽一度把社会革命与民主革命混同了起来，但抗战后它就牢牢地抓住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不放，这一抓就抓到了1949年以后，前后不下十五年。两个党都讲民族民主革命，它们看起来会很相似，这是不可避免的了。
    为什么在近代中国必须要讲民族民主革命？胡绳对此有过很深入的解读。正统的观点把中国社会看成金字塔形，认为越下层越大，因为绝对人数最多。代表了下层，就离成功不远了。但胡绳指出，中国社会其实是两头小、中间大，谁取得了中间部分民众的好感和拥护，谁就可能会取得革命的成功。所谓中间部分民众，按照他的解读，就是既不赞同激进的社会革命，又反对退回到皇权专制社会去，主张走中间道路，即赞同民族民主革命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在他看来，在1949年以前，凡以救亡强国、民主均富为号召，并脚踏实地的实行者，就一定会有较强的社会感召力和动员力，较易得到社会民众多数的同情和拥护。

老木匠

“国民党政府号称拥有八百万军队和五百万党团员，在经济、军事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在内战中却迅速地、全方面地崩溃，在战场上节节败退的同时，政治经济文化上也陷入了空前的危机。”

——————这是老杨有点兴口胡说了。

国民党的军队总数从来没有超过450万。抗战前只有200万，抗战时实行征兵制，军队总数也只有3、400万，战后开始内战时，只有420万，这是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从毛选4卷里看到的数字。所谓800万，是G军在3年半内战中歼灭国军的总数。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问题。

相对于G军的150万，国军好像有优势，实则没有优势，更何谈“绝对优势”。因为看一下双方的态势图就可以知道，华北整个地区是G军的，那里的国军处在被包围状态，战区破碎，第一线的有战略主动、可担任攻击的部队不超过200万，而攻下一个地区就要留下守备兵力，导致可机动的军队越来越少。而内线作战的G军具有集中兵力的可能性，强迫征兵手段强硬而高效。所以毛当时就估计到1年以后国军就会失去战略主动，能够进攻的部队所剩无几。

士兵要有枪、有弹才有战斗力。国军抗战时重械倚仗美国，而老美讨厌蒋，以停战压迫之。开战后立即停止军援及军购。G军重械来自于日军（战后接收），弹药来自苏联控制下的大连、朝鲜，源源不断。在火力上很快超过国军，即毛4卷中所谓“土飞机”“土坦克”。

所以任何一个清醒的军事分析者在46年开战后都不看好国军，毛及以下均信心满满。事实上毛在46年开战后的战略部署是进攻，企图全面隔绝进而歼灭华北各路国军。后来各地打不赢，尤其是晋察冀野战军失利，才转而内线作战、攻势防御战略

国民党的失败首先是在于军事失败，引发其他的失败。

李旧苗

“战后开始内战时，只有420万”


其中大概有100万军队机关人员。作战部队320万多一点，但能直接用于与zhonggong军队作战的，一半还不到。

老木匠

1946年的内战，就好比两个人的拳击。

一个人穿上了一件“宪政”的长袍马褂，一面出拳，一面还要做出绅士派头，试图严格按照绅士的规则来比赛。身体的其他部分还都要休息放松，而实际上的体力是大病初愈。

一个人是穿着一件短衫，全身动员，拼力一博——事实上它的身体从一开始就是根据进行战争的法则拼凑起来的——出招无所不用其极，同时还大声吆喝：“你犯规！”“你太臭！”，干扰裁判与观众的视听。

老木匠

“战后开始内战时，只有420万”


其中大概有100万军队机关人员。作战部队320万多一点，但能直接用于与zhonggong军队作战的，一半还不到。
李旧苗 发表于 2009-9-9 14:24

这是毛们的计算，大概是为了鼓舞士气。机关人员比例不至于有那么大。420万中相当部分是警察性质的保安队。

老木匠

顺便说一下，中国军队数量从来没有达到过800万。最高纪录是50年代初的612万，文革中期的580万（还很可能不止）。也就是说，最多只占到人口总数的0.1%左右。

苏联、美国在二战时军队都达到1000万以上，人口比例的5%左右。

李大兴

读下来感觉“国民党政府号称拥有八百万军队和五百万党团员”是这位黄先生自己冒的泡，杨奎松教授不至于这么没常识。
四百多万应该比较接近史实。问题在于里面包括保安队还有大量的杂牌军，相当多的数字是空饷。

李大兴

读下来感觉“国民党政府号称拥有八百万军队和五百万党团员”是这位黄先生自己冒的泡，杨奎松教授不至于这么没常识。
四百多万应该比较接近史实。问题在于里面包括保安队还有大量的杂牌军，相当多的数字是空饷。

网事情缘

呵呵，这个事，其实很好解答，如果不是日本入侵，绝对不会有今天的建政60年，就凭此，对日本的入侵及其后果，我的态度始终是极其负面的。

剑影秋歌

好帖。杨奎松教授能讲到这个程度，已是不易；该媒体如此刊登，也属难得。

网事情缘

好帖。杨奎松教授能讲到这个程度，已是不易；该媒体如此刊登，也属难得。
剑影秋歌 发表于 2009-9-10 23:37

同意。

李大兴

回网事兄，是的，日本入侵，趁乱发展实力。

网事情缘

回网事兄，是的，日本入侵，趁乱发展实力。
李大兴 发表于 2009-9-10 23:59

大兴兄，这段历史的一个比较详细过程，我是从高华的“红太阳”那本书看来的，可能有七八年了。里面转录了两份毛给前线作战部队的文件，当时就明确了这个“趁机发展”的主张。看了以后建政的合法性顿时从心里消失，同时，也更加愤怒于当年的日本入侵。后种观念俺在一小文里强烈地表达了出来，可是，同志们不理解啊！

李大苗

所谓三大战役，完全是在国民党从未真正施治的地方进行，尤其是东北和华北两地，军需和物资供应根本无法保障，而苏北山东之地，更是zhonggong施治多年的地方，地方调动资源的能力极其有力。

网事情缘

而且国民党和日本打了八年，那么多的大战役打下来，已经是兵乏人困，早已无心恋战。这样的战争，放着谁，失败都是正常的。

彼亦一是非

谢幼田那本《ZG壮大之谜》中也有详细的说明。

特别是日军孤注一掷的“一号作战”，对战后局势起了很大作用，罗斯福犯糊涂，放老毛子进东北，就与此战有关。不过我一直没整明白，罗斯福难道不知道这已是日军的强弩之末？而且他一看军事地图就该明白，ZG趁日军主力对付国军之机，不袭击日军交通线，反而大肆扩张。在这种情况下放老毛子进来，岂非引狼入室？不知道美国的远东战略是怎么搞的。

杨奎松说的很对，kmt始终没法解决的是派系问题，从抗战前到抗战后都如此，甚至九一八、七七都和组织不统一有关，结果都演变成大祸，而七七原本或许可以避免全面开打的。这一打，给了ZG大把机会。

李大苗

而七七原本或许可以避免全面开打的。 ...
彼亦一是非 发表于 2009-9-11 02:35

似乎没有那样的可能。停战条件是在保定一线以北建立“中立区”或叫“非军事区”，若据此停战，那么，在那时看，东三省就真地没有可能弄回来了，而且还会建立个华北国啥的。

李大兴

蒋是想避免全面开打的，然内外交困，不得不起而战。一旦开战，蒋是全力以赴的，所以损失惨重。至于老毛，早已打定主意：内清理门户、外伺机发展。

邱晓云

而且国民党和日本打了八年，那么多的大战役打下来，已经是兵乏人困，早已无心恋战。这样的战争，放着谁，失败都是正常的。
网事情缘 发表于 2009-9-11 01:58

这个怕不对吧？廖跃湘进东北的时候，打得林彪都站不住脚，当时人心还是思正统的，确实是国民党自己出了很大的问题，才那么快被人逆转。

邱晓云

似乎没有那样的可能。停战条件是在保定一线以北建立“中立区”或叫“非军事区”，若据此停战，那么，在那时看，东三省就真地没有可能弄回来了，而且还会建立个华北国啥的。
李大苗 发表于 2009-9-11 02:59

这对日本是上策，打下一块，消化一块，在这一块外建立中立区，要不了多少年，日本制度的优势，工业建设的优势都会显现出来。看看东北十几年建设速度就清楚了。很难说中国，或者一部分中国一定不会接受日本族统治就象接受满族一样，那就真糟了。

老木匠

所谓三大战役，完全是在国民党从未真正施治的地方进行，尤其是东北和华北两地，军需和物资供应根本无法保障，而苏北山东之地，更是zhonggong施治多年的地方，地方调动资源的能力极其有力。
李大苗 发表于 2009-9-11 00:52

国府打着宪政的旗号，就没有办法进行战争动员，军队没有就地征兵、征粮、征役、宣布戒严、实行军管等等的权力，等于是一只手在打拳。等到在法律上突破这一限制，早已丧失了时机

老木匠

这个怕不对吧？廖跃湘进东北的时候，打得林彪都站不住脚，当时人心还是思正统的，确实是国民党自己出了很大的问题，才那么快被人逆转。
邱晓云 发表于 2009-9-11 08:16

这个也不一定。东北放手大打是不行的，投鼠忌器，蒋知道不能打得过狠，全占东北会引发苏联的反弹，他想适可而止。

但是军事上东北地形决定了占据盆地中央的国军处在被包围态势，G军可以在三面得到补充或者有回旋避让余地。

在国军拥有战略主动权的时候，问题不大。可是主动停战，等到林彪征好了兵、装备训练好了部队，再来打，再想要夺回主动权就没门了。

以后关内吃紧，一收缩兵力，东北即成死棋。

老木匠

高华谈国民党的军事失败

2009-09-14 09:52:53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　

国民党马上失天下，中国历史在1949年由枪杆子翻开了新的一页。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认为，尽管国民党的失败是“历史的合力作用”，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军事上的失败。作为“党国”重心，以一人领党、国、军，蒋介石对军事失败负有最大的责任。


封面高华像：李媛绘


1962年，蒋介石出席胡宗南葬礼。蒋重用胡几十年，而此人只是一个师长、旅长的才能和气局，在西北为彭德怀一败再败


蒋介石认为马歇尔（左）需为国民党的失败负全责张明扬
国民党马上失天下，中国历史在1949年由枪杆子翻开了新的一页。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认为，尽管国民党的失败是“历史的合力作用”，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军事上的失败。作为“党国”重心，以一人领党、国、军，蒋介石对军事失败负有最大的责任。

国民党的失败是个大题目。政权能出自枪杆子，也能失自枪杆子吧。

高华：那是啊，在东方许多国家政权更迭是由枪杆子决定的，当然在枪杆子的后面有政治等因素。关于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原因，最全面和流行的答案是：国民党的失败乃是“历史的合力作用”，既是政治的，又是军事的，也有文化、思想的，以及教育等等因素，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导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覆亡。如此说法，确实每个方面都能找到许多证据，但在我看，最重要的原因还在军事，如果朴素地还原到基本史实，军事失败乃是最重要的失败，其他原因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说到底还是军事第一。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举行的zhonggong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所谓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解放军，蒋介石的亡国，就是亡了军队。他说的完全对。

抗战后，国民党的军事实力至少在账面上占很大优势。

高华：抗战胜利后，很少人想过国民党政权有可能被zhonggong打败的问题，因为从实力对比上讲，双方悬殊太大，国民党占绝对优势。1945年底，国军数量有四百五十万（内有正规军两百万），共军只有一百二十七万（内有野战军六十一万）。在武器装备方面，国军多为美式，又接收日本和伪军武器，明显优于zhonggong。据航委会主任周至柔报告，国军有可起飞的飞机三百四十四架，完全掌握制空权，并有海军船舰两百四十多艘。在获得外援方面，苏联在东北虽然也给共产党不少援助，但总量上大大少于美国对蒋的援助。故而蒋介石轻视共产党的思想非常严重。1945年9月23日，他说：“长江以南各重要都市接受投降大体完毕，陇海路亦已接收过半，**祸患已除其半矣。”而实际上zhonggong力量集中在长江以北，实力俱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说，共军只是“毫无训练的老百姓”。1946年5月，四平战役国民党得手后，蒋更不把共军放在眼里，他对其内部人员说，“zhonggong除一部分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6月17日，蒋还说，“共产党的战术和江西时代一样，并无多少进步……他们在东北虽然得了不少日本的武器，但并不知道运用。”“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如果配合的好，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

连毛泽东也没想到zhonggong会快速战胜国民党，毛虽在1944年12月20日说过，“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可在当时，那只是在党内高层表达的一种心理愿望，还看不出有实现的可能性。几年以后，毛泽东提出要敢于胜利，敢于打败蒋介石的问题，换言之，就是到那个时候，许多zhonggong党员也没想到果真能打败国民党。

国民党恐怕是过于轻敌了。

高华：现在看，国民党在1945-1946年的骄傲是没有道理的，是虚火上升。经八年抗战，共产党生聚教训，实力早已今非昔比。国民党虽然知道这一点，但抗战以后双方毕竟没有大规模交手，而国民党在1934年江西剿共成功的经验又严重误导了国军的中高级将领，使之严重轻敌。其实，国民党历史上的几次成功是有特殊背景的：1934年逼迫红军向西突围，那是因为国军占了绝对优势，国民党又处于上升时期。抗战期间国军打日军取得许多胜利，那是因为民族主义激发了国军的抗日斗志。1946年春，国民党在东北挟抗战胜利之势，加之由善战之白崇禧督兵，致使林彪败退四平街，一直退到哈尔滨。但是1947年后国民党打zhonggong就不行了，蒋所面临的内外矛盾进一步加剧，这一年确如金冲及所说，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国民党从强者变成弱者，只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

李大兴

历史没有那么简单，“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军事上的失败”未免易于走向只重视一个侧面的解释。

自觉的梦游人

高华说军事胜利是重要原因，看得出是为了回避大巫打败小巫的“历史进步性”，更专制的大巫打败了专制的小巫，从前就是照着历史进步的调门唱的，因为大巫是进步的，革命的，所以是正义的，正义的一定要胜利的。历史会不会退步，小巫见大巫，一帖药一样地败了，是不是属于历史的倒退？怎么解释这种倒退？问题很多，在讲不清、又不准讲的时候，采取春秋笔法的军事胜利和失败来解释主帖提出的问题，我认为是比较可行的。军事征服的成功，打仗会打，导致有生气的时代走入倒退，历史上已经有不少例子了，增加这一例，也是说得通的。

迅弟儿

呵呵，这个事，其实很好解答，如果不是日本入侵，绝对不会有今天的建政60年，就凭此，对日本的入侵及其后果，我的态度始终是极其负面的。
网事情缘 发表于 2009-9-10 00:04

等换天了，就要抓住这一点一直对日本进行谴责。估计这是日本怎么样也没话说的地方。
现在老共一直在内心感谢日本的侵略，什么大屠杀之类的，自然底气不足，日本右翼当然不高兴：这么一直损我，不是恩将仇报吗？

李旧苗

国民党的经济失败



梁小民






    人心向背是决定内战胜负的丛林法则，众叛亲离的国民党政权最终在1949年丢掉了中国大陆。可悲的是，即使是在一麻袋金圆券只能买几棵白菜的1948年，沉溺于军事作战与宪政改革的蒋介石却仍未重视民生问题导致的人心向背。当市民阶层被币制改革骗光了金银外汇，当民族资产阶级被官僚资本倾轧得无处话凄凉，当农民畅想与zhonggong一起把握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梦想，还有谁会和自命正朔的国民党“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在经济学家梁小民看来，蒋介石开府南京伊始奉行的权力经济模式已然为今后的失败埋下了毁灭的种子。国民党在经济上的崩溃造成了全社会的左倾，引发了政治上的崩溃。
　　与军事、政治等方面的失败相比，经济失败对国民党政权的垮台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梁小民：分析国民党政权的垮台，关键还是要在经济上入手。一个政权无论多独裁，多腐败，只要老百姓能过上日子，大体上是可以维持下去的。萨达姆政权不是也很独裁嘛，但如果不是美国发动战争的话，萨达姆恐怕现在还是垮不了台，因为老百姓靠着石油经济还是可以过得不错的。
　　应该说，每一个国家在经历过大战以后，首要任务就是恢复战争中严重受创的经济。英国、日本、苏联在战后都是这样做的。但抗战后的中国，马上就面临内战，抗战中已濒临崩溃的中国经济根本没有喘息的机会，不仅没办法恢复，而且是雪上加霜。这一状况对国民党的打击要比共产党大得多，因为国民党是当权者，如果国家经济不好，老百姓的怨言要落在它的身上。
　　蒋介石政权最后在经济上的崩溃仅与战争有关么？存不存在一个先天性的不足？
　　梁小民：1927年蒋介石当权之后，有两大经济问题没有解决好，为四十年代末的经济崩溃留下了隐患。
　　首先，南京政府当时的经济导向并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而是试图以中央集权对经济采取控制的态度，而这导致的权力经济也是中国经济历史上长期比较致命的一个问题。尽管现在说1927年到1936年是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但当时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在蒋介石的统治之下还是生存得很困难的。当年一些叱咤风云的工商业巨子，实际上都受到过国民党政府的刁难和敲诈。蒋介石政权并没有市场经济意识，资本主义经济在独裁体制下畸形地异变为权力经济，私人企业的成功依赖于官商勾结。很多大资本家当时走的其实都是官商结合的道路，或者说是不得不走这条路，资本主义工商业并未得到充分的独立发展。
　　第二，中国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而蒋介石并没有解决好，扩大了甚至可以说放任了中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即使是在二三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那些年，农村也并未得到什么好处。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城市，其实最主要是上海和天津。不夸张地说，当时上海和天津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已经接近了西方，但全国其他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的确还是非常落后。
　　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中是包含着平均地权思想的，蒋介石为什么没有践行呢？
　　梁小民：三民主义里面有几条是蒋介石能做到的？更别说三民主义本身就是一些很抽象的原则，做起来没有那么简单。
　　蒋介石当年本身在思想上就没有很重视农民问题，这也是他与毛泽东在政治上的一大分野。毛泽东是农民出身，一直很重视农民问题，想了很多办法想搞好农村，虽然建国后在合作化问题上犯了错误，但也只是在解决问题的路子上不太对，并不是说他不重视农村。而蒋介石小时候一直住在奉化溪口镇上，他们家也是世代经商，没有真正在农村生活过。所以他也不了解农村问题在中国的重要性，也就没有想方设法的去改变当时中国农民的悲惨现状，更别提去推行平均地权了。
　　就统治基础来说，蒋介石当时的一大统治基础就是地主阶级，他又怎么可能去主动进行土改，挑战属于自己这一方的利益呢？而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当时发展并不充分，还远没有到提出土改促进工商业发展的地步。
　　蒋介石后来在台湾为什么进行土改呢？他从大陆来到台湾之后痛定思痛，对自己的失败进行反思，为了与zhonggong争夺农民的民心，才决定进行土改。而说到底，对台湾的土地进行土改也没有触动逃往台湾的国民党权贵的利益，反正土地原来也不是他们的。
　　到台湾后，蒋介石的经济思想还发生了一点很大的变化。三民主义中原来有“限制资本”这一条，蒋原来也是反对学西方搞市场经济的，对美国那一套打心底就有深深的反感，但他到台湾后至少开始容忍蒋经国搞市场经济了。有了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一大帮从大陆来的经济专才开始发挥出当年在大陆无法发挥的作用。台湾后来的经济奇迹其实一大法宝就是中小企业的兴盛，而中小企业在国民党大陆统治时期却一直没有发展起来，原因就是上面提到过的权力经济的倾轧。
　　在经济上，国民党在内战时期似乎已是众叛亲离。
　　梁小民：没错，蒋介石在经济上得罪了社会的大部分阶层。在城市，民族资产阶级饱受官僚资本和官商盘剥之苦，对蒋介石不满意，走向了左倾；市民阶层在金圆券改革中几乎上缴了全部的金银外汇，而后爆发的恶性通胀等于让他们多年积累的财富被洗劫一空，他们对国民党政权已失去了信心；知识阶层比如教授抗战前可以自己买院子、包车，生活得很悠闲，抗战后生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恶化了，直接造成了知识阶层的左倾，甚至一些原来和蒋介石关系不错的学者也是如此。
　　农村的情况更加糟糕，农村经济在内战时期已趋于破产，农民不仅吃不饱，还要面临国民党拉壮丁的威胁；再加上解放区土改的示范效应，使得解放区的农民积极参军保卫土改成果，国统区的农民期盼解放军早点来也可以享受土改，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由此完全在经济上与国民党政权站在了对立面。
　　列宁说过，一个国家是否会发生政权的变更，仅仅是下层的群众不满，那还是不够的，而必须同时要出现上层阶级的不满。当代表下层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对国民党政权深恶痛绝的同时，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中产阶级所代表的社会中上层也与国民党离心离德，这时候国民党事实上已失去了执政基础，垮台只是早晚的事。而这其中的人心向背很大程度上正是国民党的经济失败造成的。可以说，国民党在经济上的崩溃引起了政治上的崩溃，与军事崩溃一起导致了国民党在大陆的败亡。
　　正是恶性通胀让民众对国民党政权失去了信心。
　　梁小民：恶性通胀对国民党政权的危害性甚至要大于军事上的失败。打仗胜败乃兵家常事，输了可以再招募训练军队，但恶性通胀让国民党政权信誉全无，人心散了，谁还愿意为你这个政权卖命啊。
　　客观上说，通胀并不是始于抗战之后，而是抗战时便已相当严重了。举个例子，陈岱孙先生烟瘾挺大，但他抗战时曾经戒烟，那时通胀很厉害，饭都吃不饱，更别提买烟了。要知道，陈先生战前可是三百五十大洋一个月，什么买不起啊。但在抗战期间，全国人民尚能上下一心，共赴国难，通胀引发的矛盾并没有凸显出来，抗战激情掩盖了这一矛盾。但内战爆发后，渴望过上安定日子的民众发现通胀状况不仅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恶化，这时候民众也没有必要相忍为国了，对现政权的怨气全发出来了。
　　国民党也没有办法啊。内战加剧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困难，而应对财政困难的唯一办法就是发行货币填窟窿。国民党曾经想通过金圆券改革控制通货膨胀，后来因为战争的需要，无法控制货币发行量，反而加剧了通胀。民众一开始对金圆券改革也曾寄予了一些希望，通过上缴手中的黄金外汇表示支持，但后来发现受骗了，对国民党政权的怨恨可想而知。
　　事实上，只要是发生了恶性通胀，这个政权都逃脱不了倒台的命运。苏联的崩溃也和这个有很大关系。
　　似乎只有寄生于国民党政权的官僚资本是经济上的得益者。
　　梁小民：国民党的权力经济导向必然产生官僚资本这一怪胎。官僚资本在短时间内迅速膨胀和国民党的外汇管制是有很大关系的。你用一比二的官价换到外汇，拿到市场上一甩就是一比二百，你说能不赚钱么。
　　官僚资本甚至不屑于做什么具体产业，他们掌握了翻手为云的政治资源之后，不太可能再去从事制造业赚辛苦钱了。所有的官商结合几乎都是去搞金融业了，倒黄金啊，做贸易啊，这才是大头啊。当年孔令侃的“扬子贸易公司”不就是干这个的嘛。
　　我们一直说官僚资本的四大家族，其实蒋介石代表的蒋家，陈立夫和陈果夫两兄弟的陈家相对而言并没有赚什么大钱。而宋家和孔家则不然。山西太谷现在有个孔家大院，其实原来根本不是孔家的，是太谷曾经的首富孟家的。孔祥熙上世纪二十年代发财后才买到手的。据我考证，孔祥熙的家世根本就不是他后来自己贴金的什么晋商后裔，他之所以这样说，就是为了掩盖他通过当官，通过权力经济积累的巨额财富。孔在执掌财政部时，上上下下安排的都是老乡，形成了太谷帮。太谷帮后来都发了大财，而孔祥熙当然是拿了大头。
　　权力经济和官僚资本的盛行也让国民党的腐败状况愈演愈烈。
　　梁小民：政治权力与经济一结合没有不腐败的。在国民党的独裁体制上没有政治监督，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不夸张地说，当时的国民党从最上层到最底层没有不腐败的，基本上无官不贪。于右任等少数倒是不贪，却又不是实权人物，其实想贪也没有什么机会。2000年《华尔街日报》评了一个总数五十人的千年富豪排行榜，中国上榜的六人之中就有宋子文。宋子文和孔祥熙一样，都算是白手起家，完全靠贪污和权力经济置办了那份富可敌国的家业。
　　蒋经国后来在上海打老虎也铩羽而归了。
　　梁小民：太子爷都管不了，可见国民党政权当时经济状况的混乱已积重难返。事实上，蒋经国打老虎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他在苏联呆的时间太长，对中国的现实情况还是缺乏深入了解，过分天真幼稚，接这个任务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官僚资本膨胀的根源是独裁制度下的权力经济，这就决定了蒋经国只能打苍蝇，不能打老虎。当时四大家族的恶行通过媒体的宣传已激起了民愤，蒋介石也就是想让蒋经国收拾两个小苍蝇，缓和一下老百姓的情绪。但谁知道蒋太子一打就打到了皇亲国戚身上，大水冲了龙王庙，不草草收场还能怎么样。
　　除了打击囤积居奇之外，蒋经国当时在上海的另外一个任务是稳定物价。这一任务在经济上就更不可能了。在当时货币发行失控、供求失衡的条件下，物价是控制不住的。你一定要强行控制，反而会助长黑市，形成价格双轨制，恰恰又给了蒋经国想打击的那些人又一个发财的可乘之机。无论是外汇还是物价双轨制，这本来就是官僚资本赖以发家的天堂。
　　与国统区相比，解放区的经济状况似乎要好很多。
　　梁小民：客观上来说，解放区面积相对比较小，经济问题也较容易解决。更重要的是，解放区以乡村地区为主，现代工商业本来就不发达，主要还是自然经济的模式，而自然经济本就不太容易受到通胀的影响。再加上当时共产党在制度上也与国统区的经济做了隔离，单独发行了货币，什么法币金圆券都不使用，这样就更不容易被国统区的恶性通胀传染。
　　同时，与国统区的农村破产相比，共产党注意解决农民问题，出台了一系列包括二五减租，在部分解放区实行土改的政策。这样一来，不仅农民积极参军保卫土改成果，而且也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经济上也有余力支持解放军在前线的军需。而另一方面，与需要支付军饷的国民党军队相比，解放军不需要发工资，只要吃饭穿衣就可，给农民造成的负担不会大到无法承受的地步。
　　解放区当时对工商业也是采取鼓励扶植的态度，按照毛泽东当时主张的新民主阶段论，要先发展资本主义，再发展社会主义嘛。
　　您对国民党统治下中国经济的描述让我想起了“拉美化”，如果不爆发内战的话，当时的经济状况也难有大的改观吧。
　　梁小民：东南亚、拉美走市场化也是不彻底的，裙带资本主义和权力经济的盛行直接导致了巨大的贫富差距。而当时国民党的情况只会比拉美、东南亚更糟，不会比他们强。即使是所谓的黄金十年，也是权贵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黄金十年，以中小企业为代表的民族工商业其实发展并不快，另一方面还受到官僚资本主义的倾轧。这一模式与东南亚和拉美模式几乎一样，和市场经济是两回事。
　　权力经济是难以为继的。可以这么说，即使抗战后不爆发内战，国民党政府主导的权力经济迟早也会出大问题，国民党如果不改变经济方针的话，经济崩溃乃至倒台只是早晚的事情。如果不是后来蒋介石到台湾之后痛定思痛，在经济政策上改弦更张的话，国民党在台湾早就倒台了。

李旧苗

国民党如何失去知识分子的支持




许纪霖








    据说“文革”期间有一句耳熟能详的名言：笔杆子、枪杆子，革命就靠这二杆子。当蒋介石的威望随着抗战结束达到顶峰的时候，很难想到短短几年之后竟然沦为知识精英眼中的独夫民贼。最终，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一同将国民党赶出了中国大陆。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看来，国民党政府与知识精英以及知识精英所代表的民心之间的关系变化，是很值得深究的。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在1945年到1949年间，迅速地失去知识分子的支持，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许纪霖：首先是认同的危机。我一直有一个看法，在民主社会里，精英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重大的决策是一票一票投出来的。怎么来动员选民、影响选民，是最重要的。但在一个非民主的社会里，精英和政府的关系是最核心的东西。中国传统上是民本政治，从儒家一直到国民党，都讲民本、民生，但是民是沉默的大多数，他本身不可能发出声音。哪怕到了近代，有了公共领域，有了现代的传媒、报纸、杂志，其中能够主持言论的还是知识分子，不是一般的小民。民是要被代表的，而代表民意民心的，恰恰是掌握了话语领导权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是否得民心，实际上是是否得士心。统治者应倾听士大夫的清议和民间舆论。
　　从1945年到1949年，短短四年，知识精英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逆转。逆转的原因，有两个背景性因素，一个是外敌的消失。从1895年甲午海战失败一直到抗战胜利，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从来没有断过亡国灭种的危险。一个接一个，始终有外敌。这个外敌不是潜伏性的，是实实在在的威胁。外敌的存在，使得知识精英哪怕对政府有诸般不满，还是对合法的中央政府有一定的认同感，除了个别烂透了的北洋政权，比如张作霖的统治。对于国民党政府，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以前是一直怀有期待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独立与评论》内部，有过一场民主与独裁的争论。像蒋廷黻、丁文江、钱端升这些老牌自由主义者，认为独裁虽然不好，但与其存在着无数个小独裁——军阀割据，不如有一个开明的大独裁，在中央形成一个开明的威权，以应付大敌当前的国难。有了外敌，就容易形成精英与政府某种适当的合作关系。抗战胜利以后，外敌基本不存在了，亡国灭种的威胁消除了。政府不可能再制造什么外敌，让知识分子和国民为了国家的自由牺牲个人的自由，认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战后知识分子所一致认同的口号是“和平统一，民主建国”。通过和平、民主的方式，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后来，国民党想通过打内战“戡乱建国”，自然很不得人心，首先让知识精英绝对无法认同。
　　当外敌消失之后，其他方面的变化就很容易导致离心离德。
　　许纪霖：另外一个背景性因素是到1940年代，知识精英在利益上日益与政府体制疏离，无法通过其工作获得与其身份相符合的、有尊严的报酬和收入。北洋政府忙于内斗，对知识分子是不太重视的，常常有欠薪。国民党在1927年建立国民政府以后，非常注重拉拢知识分子，尤其是留学回来的大知识分子。1927年到1937年，既是近代中国经济的黄金年代，也是知识分子的黄金年代。只要你不与政府作对，凡是在体制里谋到一份工作，特别在国立大学，收入是非常不错的。国立大学的教授每月有三四百大洋，过的是非常奢华的生活。你想，骆驼祥子一个月七块大洋，也可以在北平温饱了。在四十年代之前，知识精英分享了政权的好处，体制内部的知识精英大都对国民政府有认同感。虽然有些知识分子有批评和反抗，但大部分知识分子并不关心政治，有利益上的考量。但建立在利益上的统治正当性是非常脆弱的，一旦利益链发生问题，政府的正当性就发生危机。果然，1940年以后的战时中国，开始出现急剧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伤害最大的对象，就是这些拿国家薪水的公务人员。国民党的党政人员还可以搜刮，知识精英没有什么好搜刮的，实际生活水准直线下降。一旦精英沦为贫民，对政府的态度就急转直下。假如政府与民同甘苦、共患难，知识分子还可以接受，问题是国民党政府太腐败了，贫富差距严重拉大，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令人寒心。费正清后来在回忆录里谈到，1943年是一个转折点，蒋委员长失去了精英的认同。这一说法，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的确反映了自由知识分子的心理。因为当时费正清在昆明，每天与西南联大的教授们混在一起，对人心的转向有敏锐的观察。
　　以闻一多为例，三十年代在北平的时候，一个人的收入可以养家里大大小小的人口，还可以雇几个保姆；1940年以后，物价飞涨，入不敷出，只能去中学兼课、刻图章补贴家用了。后来，他会拍案而起，除了政治上的义愤，切身的生活感受是更大的催化剂。知识分子的贫困化在四十年代是相当普遍的现象。1946年胡适从驻美大使任上回来做北大校长，他有一个雄心勃勃的十年学术计划。结果在教授会上他的方案无人理睬。教授们纷纷向校长诉苦：我们现在生活都有问题，十年以后是否还活着都是个问题，还谈什么学术！胡适听了目瞪口呆，大失所望。1940年代后期，校园已不再成为校园，到处是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标语。学生们三天两头上街抗议游行，教授们也民不聊生，要靠美国的救援面粉来维持生命，那是多大的心灵伤害！朱自清情愿饿死，也不领美国的面粉。说实话，他不是对美国有多大的不满，而是对政府不满。朱先生如此持重之人，竟然也在清华园里与学生们扭秧歌。国民政府从1927年开始的笼络知识分子的高薪政策，到那个时候完全失败。
　　当知识分子失去了对国民党政府的认同感，在清议、舆论上会有很多批评吧？
　　许纪霖：国民党舆论主导权的丧失，是其失去民心的另一个表现。国民党在1924年以后改组，学习苏俄的经验，面目焕然一新，那个时候它是一个革命党，主要依靠意识形态。国民大革命兴起以后，很多北方知识分子孔雀东南飞，开始认同国民党。为什么认同？因为国民党代表了“五四”以后的新气象。1927年以后，国民党面临着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问题。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国民党是非常暧昧的，它延续了革命党的方式，不是靠法治，不是靠建立一套在宪法和法律基础上的公共文化来获得认同。国民党还是靠三民主义教育，强行在学校设立训导处，推行三民主义党义教育。自由派知识分子、学生非常不满，完全是应付性的。虽然它在主流教育体制有不可动摇的位置，但没人相信它。公共舆论的主导权，一直不在国民党那里。“五四”启蒙的核心观念，如民主、自由、科学，与作为国民党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有冲突。闻一多之所以后来拍案而起，最早是他一度很崇拜的领袖写了一本《中国之命运》，他看了以后，吓了一跳，这不是反“五四”吗？于是闻一多这些从“五四”走来的自由知识分子无法忍受，走上了对抗国民党的路。
　　这是否说明当时是知识分子掌握了话语权？
　　许纪霖：对，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话语领导权。从这点来说，国民党一直不占上风，处于被动挨批的位置。而共产党则非常会抓舆论。《八一宣言》以后，主张抗日。四十年代以后争取民主、自由，延安《解放日报》接连发社论，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汇合了二战期间国际上主流的民主声音。四十年代的话语领导权相当部分还在自由派手中，像《大公报》、《文汇报》、《新民报》、《观察》杂志，力量很大。蒋介石起床之后第一件事，不看《中央日报》，不看《解放日报》，而要看《大公报》。《中央日报》都是他的声音，不要看；《解放日报》都是骂他的，也不要看；而《大公报》代表了社会一般的舆论，他不得不顾及人心的趋向。《大公报》后来获得了美国密苏里学院新闻奖，这是亚洲第一家获得这个权威奖项的报纸。
　　战后的一段时间，是近代中国舆论最开放的年代。人人可以办报、办杂志，什么声音都可以放出来，很响亮。国民党压力很大，不仅有内部的舆论，而且美国派马歇尔将军来中国，要蒋介石联合共产党成立联合政府。等到全面内战爆发之后，蒋介石对舆论的处理就非常简单，谁的声音对我不满，就一家一家关。先是关激进的，然后关温和的。储安平主办的《观察》杂志影响很大，有十万订户，百万读者，一开始不敢关，后来国民党觉得实在无法容忍，关掉。连北平的《新路》杂志都容忍不了。《新路》本来是自由派当中的温和派办的，又有宋子文的背景，正面建言远远超过批评，最后也被查禁了。关是最简单的处理方式，一时似乎讨厌的声音消失，天下太平了；但民情却在地下奔涌，怨恨在暴力中积累，一点点将温和的知识分子逼到激进。储安平在《观察》上很尖锐地指出，谁在制造共产党？是国民党制造了共产党，将温和的自由主义一个个逼到了左倾。
　　国民党政府失去话语的主导权，会把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赶到左边去。
　　许纪霖：是的，国民党不仅容不得老冤家共产党，而且容不得中间的自由派。中间的自由派虽然没有一兵一卒，但是他们代表了普遍的民心。在争取中间派这点上，国民党是连出错招。李敖嘲笑蒋介石是“搞独裁无胆，搞民主无量”。老蒋作为一个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军人，对民主无论是理念还是制度，缺乏最基本的了解，他相信实力就是一切。在战后他缺乏作为国家领袖应有的大视野、大胸怀和大手笔，做不出他儿子蒋经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台湾那样的扭转乾坤的历史大动作。
　　战后国共之间的力量一度处于某种平衡，于是中间力量有了施展的空间。1946年初，旧政治协商会议开完以后，民盟的罗隆基得意地对马歇尔讲：“共产党让步大，国民党苦恼多，民盟前途好。”一时似乎也有和平的希望，但一个东北问题，燃起了全面内战。国民党最初处于绝对优势，相信军事决定一切。陈诚对老蒋拍胸脯说，只要你放手让我干，保证三个月消灭共产党！但是就像我们从电视剧《潜伏》里面看到的，国民党的整个党、政府和军队都烂掉了，百分之八十的精力不是去对付共产党，而是对付自己人。人心抓不住，只能转向靠特务统治，用暗杀、镇压、抓人的办法维持政权。战后国民党看上去像庞然大物，但内部都被掏空了，对社会的控制力严重弱化，无法深入到基层，都浮在表面。到了靠特务统治维持天下，那已经是黔驴技穷，合法性建立在暴力上。那个时候，国民党基本上气数已尽，哪怕是最温和的人，也开始向左转。到1948年，蒋介石连民盟都容忍不了，压迫他们解散，统统把他们推到与共产党合作的一条路。知识精英与国民党最后的破裂，正是蒋介石一手导演的结果。
　　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知识分子都会遇到一个跟谁走的问题吧？
　　许纪霖：在1948年底到1949年，从北到南，知识分子当中议论最多的话题就是：走还是留？不少知识分子内心有挣扎。跟着一个在小岛偏安的政权，能维持多久？中国晚清以后政治变动太频繁了，知识分子看得也多了，不就是一次新的朝代更迭吗？许多人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认为朝代更迭可以接受，毕竟是汉人自己的政权，社会与文化总不会变吧。冯友兰与国民党关系比较深，当时作了最坏的打算，留下来，即便政治自由没有了，学术自由总是有的，可以作一个单纯的教书匠。但他没有想到的是，1949年以后，新中国发生的不是传统的改朝换代，而是翻天覆地的社会大革命。
　　去留问题的选择，大多不尽然是政治的选择，还有文化的认同。北大清华的教授们即使接他们的专机飞到了北平，还是不走。不是对新政权有多少认识，实在是国民党让他们看伤心了，不愿为它而陪葬。国民党太烂了，新政权纵然有百般缺点，也总比国民党好吧？另一方面，许多人对家国有依恋感，依恋母校，依恋城市，依恋早已与生命融为一体的土地、风情和文化。去留的选择，对大部分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文化的认同。
　　就这样，中国知识分子，与国民党的那段从蜜月到疏离最后到决裂的历史，就这样翻过去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与新中国一起走进了1949年。

WIND

1946年的内战，就好比两个人的拳击。

一个人穿上了一件“宪政”的长袍马褂，一面出拳，一面还要做出绅士派头，试图严格按照绅士的规则来比赛。身体的其他部分还都要休息放松，而实际上的体力是大病初愈。

一个 ...
老木匠 发表于 2009-9-9 14:53

甚赞同木匠兄的比喻.当一方对美国说:你不能干涉中国的事,另一方面却肆无忌惮的把苏联这条狼和熊引入到对中国的干涉和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