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挖个坑，我偷懒大家就踩我]关于《新月》，想写多一点，先开个头吧

杜雅萍

今年七月京丰宾馆的书市上，走了两圈也没有什么特别惹眼的书，正在沮丧中，在七楼杭州一家专卖旧书的展位看到一套《现代》一套《新月》，都是上海书店1984年的影印本，眼前一亮，瞌睡虫统统消失，开始跟老板套近乎。经过一番软磨硬泡，花600块买下这两套书。我拿走《新月》杂志，另一个同伴抱走《现代》杂志。
?? 《新月》杂志存在时间并不长，不过《新月》作者群的影响和活动并没有因杂志停刊而停止，胡适、梁实秋、罗隆基等人依然活跃在公共领域。因为种种原因，一直以来对《新月》及其作者群的关注远远不够，作为一个以独立、自由为核心理念的松散群体，他们都散发着独特的光芒，当他们汇集在一处时，便成为那个时代的理性。在民族主义高涨、左派激进主义狂飙的年代，《新月》持之以恒坚持独立、自由的主张，使其不仅仅只有思想史的意义，其中很多文章，今天读来依然不觉过时。
?? 《新月》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它的开本仿照英国黄色小报；它的作者群里有很多夫妻档；《新月》中介绍了很多西方作家作品和出版讯息；《新月》作者群中有一些前后方向转变很大，胳膊拧不过大腿，《新月》作者群中一些人的不幸命运再一次验证了这句话。
?? 去买《新月》的时候，艳阳高照，带着《新月》回家的时候，外面风雨交加。坐在公交车上，我胡思乱想，莫非这就是知识人的宿命？
?? 雨很快就停了，同伴发来短信：看，外面出彩虹了。

[ 本帖最后由 杜雅萍 于 2007-10-25 14:18 编辑 ]

闲人一名

给人彩虹般的诱惑。
后面要写不好，准备挨踩吧。

亢亢

快写吧,不要等我换上高跟鞋哦,赫赫

林泉

倒真想看看他们到底写了些什么。可否烦劳雅苹贴上些题目、内容概要？

花间对影

平平好想法，狂顶，等着拜读。

杜雅萍

偶换电脑，好像把整理过的《新月》目录弄丢了，55555555555，偶下一篇写创刊号的东东。

jshao

我来回林泉，这是曾经答应过的。
《新月》有大量的政论篇幅，我先做一个简介，再贴篇名。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国民党统一全国后，遵照孙中山生前制定的“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道路，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军政，实行训政。但国民党训政的实质在于搞一党专制。因此，自1929年上半年起，以胡适、罗隆基为代表的新月派从人权角度对国民党训政进行了尖锐批判，这是一场带有强烈宪政诉求的“人权运动”，它揭开了二十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执政党冲突的历史第一幕。当时文章全部发在上海的《新月》杂志上，遂使这份著名的文学杂志染上了强烈的政论色彩。
1929-1931年的“人权论战”以1930年为界，前此为第一阶段，其中文章由胡适辑为一册，名为《人权论集》，由新月书店出版。此后，“人权论战”第二阶段的文章由罗隆基编为一册，名为《政治论文》，亦由新月书店出版。由于“人权运动”在当时的强烈反响，它不但遭到作为政治右翼的国民党的围剿，也遭遇鲁迅、瞿秋白等文化左翼的批判。

jshao

序　　　　　　　　　　　　　　　　　　　　　　　　　胡适
人权与约法　　　　　　　　　　　　　　　　　　　　　胡适
《人权与约法》的讨论　　　　　　　　　　　　　　　　胡适等
我们什么时侯才可有宪法？　　　　　　　　　　　　　　胡适
论人权　　　　　　　　　　　　　　　　　　　　　　　罗隆基
论思想统一　　　　　　　　　　　　　　　　　　　　　梁实秋
告压迫言论自由者　　　　　　　　　　　　　　　　　　罗隆基
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　　　　　　　　　　　　　　　　　胡适　
知难，行亦不易　　　　　　　　　　　　　　　　　　　胡适
专家政治　　　　　　　　　　　　　　　　　　　　　　罗隆基
名教　　　　　　　　　　　　　　　　　　　　　　　　胡适

jshao

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　　　　　　　　　　　　　　罗隆基
孙中山先生论“自由”　　　　　　　　　　　　　　　　梁实秋
我们走那条路？　　　　　　　　　　　　　　　　　　　胡适
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　　　　　　　　　　　　　　　罗隆基
汪精卫论思想统一　　　　　　　　　　　　　　　　　　罗隆基
论共产主义　　　　　　　　　　　　　　　　　　　　　罗隆基
我们要财政管理权　　　　　　　　　　　　　　　　　　罗隆基
汪精卫先生最近言论集                                罗隆基
政治思想之变迁                　　　　　　　　　　　罗隆基
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　　　　　　　　　　　　　　　　罗隆基
服从的危险　　　　　　　　　　　　　　　拉斯基著、罗隆基译
约法与宪法　　　　　　　　　　　　　　　　　　　　　　鲁参
政治家的态度　　　　　　　　　　　　　　　　　　　　　鲁参
平等的呼吁　　　　　　　　　　　　　　　拉斯基著、罗隆基译
人权不能留在约法里　　　　　　　　　　　　　　　　　　努生
总统问题　　　　　　　　　　　　　　　　　　　　　　　努生
民会选举原来如此　　　　　　　　　　　　　　　　　　　努生
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评　　　　　　　　　　　　　　　　罗隆基
国民会议的开幕词　　　　　　　　　　　　　　　　　　　努生
我们不主张天赋人权　　　　　　　　　　　　　　　　　　努生
论中国的共产　　　　　　　　　　　　　　　　　　　　罗隆基
“人权”释疑　　　　　　　　　　　　　　　　　　　　 努生
答复叶秋原教授　　　　　　　　　　　　　　　　　　　罗隆基
什么是法治　　　　　　　　　　　　　　　　　　　　　罗隆基
告日本国民和中国的当局　　　　　　　　　　　　　　　罗隆基

林泉

非常感谢jshao先生的答复。说实在的，一直在去年之前，我对《新月》的概念就是新月诗人、新月文学，无知的很。不过我怀疑即使对许多文史政法专业的人来说，也未必了解那个时代那一批人的思想、作为。

比如罗隆基（努生），被打成右派，原来思想根源远在49年之前。
比如梁实秋，印象来自中学课本里——被鲁迅痛快淋漓地骂做“乏走狗”。90年代看过他一些散文，不大喜欢，但知道了他是优秀的学问家。去年看到曹聚仁的评价，才知道所谓“四凶”远非坏人、更近君子。今年看到梁实秋的一篇《所谓“文艺政策”者》，很惊讶。鲁梁论战，固然各持立场，但梁的观点绝非全无道理，有些预见不幸被他言中。可是，一个“乏走狗”的骂名遮蔽了多少实情。

jshao先生对新月了解深入，可否请您就梁实秋（或其他人物）在新月的文章多谈一些呢？当然，还期待萍萍的大文。

[ 本帖最后由 林泉 于 2007-10-27 08:01 编辑 ]

jshao

回10楼，写过这方面的文字就不在这里饶舌，再补充些材料不妨更好。下面分别贴出左右两方对“人权运动”的批判，从它们的题目到行文，看不出什么分别，以攻讦为主，辅以讥刺与谩骂，好象就是不会讲道理。

jshao

胡适之揩揩眼镜　　　　　　　　　　　　　　　　　　　佚名
匕首　　　　　　　　　　　　　　　　　　　　　　　　德徵
附：《陈局长的匕首》）　　　　　　　　　　　　　　　　佚名
本市三区第三次全区代表大会议决案　　　　　　　　　　佚名
呈请撤惩中国公学校长胡适　　　　　　　　　　　　　　佚名
胡适之最近几篇文章　　　　　　　　　　　　　　　　　沧波
赞美的圣经　　　　　　　　　　　　　　　　　　　　　何来
胡适之的反动与迷梦　　　　　　　　　　　　　　　　　和尚
中公校长胡适反动有据……　　　　　　　　　　　　　　佚名
市执委议惩胡适　　　　　　　　　　　　　　　　　　　老神
平市百余党员请查办前善后会议委员胡适　　　　　　　　佚名
津市党委请惩办胡适　　　　　　　　　　　　　　　　　佚名
关于胡适之最近之胡说　　　　　　　　　　　　　　　　玉菱
苏省党部呈请中央缉办无聊文人胡适　　　　　　　　　　佚名
有宪法才能训政吗　　　　　　　　　　　　　　　　　　无任
严惩竖儒胡适　　　　　　　　　　　　　　　　　　　　佚名
国府令饬教部警告胡适　　　　　　　　　　　　　　　　佚名
事由：“该校长言论不合，奉令警告”　　　　　　　　 教育部
附：胡适致蒋梦麟                                    胡适
论《人权论集》后　胡说博士可以休矣　　　　　　　　陈九皋
谈所谓“言论自由”　　　　　　　　　　　　　　　　胡汉民　
好大胆的月刊                                     《益世报》

jshao

争自由与胡适的胡说　　　　　　　　　　　　　　　　　依然
无题　　　　　　　　　　　　　　　　　　　　　　　　佚名
评胡适之的《我们走那条路》　　　　　　　　　　　　某生者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鲁迅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鲁迅　
“好政府主义”　　　　　　　　　　　　　　　　　　　鲁迅
知难行难　　　　　　　　　　　　　　　　　　　　　　鲁迅
王道诗话　　　　　　　　　　　　　　　　　　鲁迅（瞿秋白）
出卖灵魂的秘诀　　　　　　　　　　　　　　　鲁迅（瞿秋白）
言论自由的界限　　　　　　　　　　　　　　　　　　　鲁迅
中国人权派的真面目                                瞿秋白

猪头猪智慧

欢迎邵建兄来燕谈！

杜雅萍

从时代的破烂里规复人生的健康与尊严——《新月》发刊词
1928年3月，《新月》杂志在上海创刊，编辑者属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新月书店发行，特价四角。梁实秋先生回忆，之所以取名“新月”，主要是徐志摩的意思，他实在喜欢这个词，与新月社没有直接关系，“我们舍不得新月这名字，因为它虽则不是一个怎样强有力的象征，但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新月”的态度》）在筹办杂志的过程中，曾提出胡适做主编，胡适推辞，最后这些志同道合者决定不要主编，而是由大家共同编辑，这也是《新月》不同于其他刊物的地方。
按照惯例，报刊创刊都有发刊词，以申明本刊的旨趣、方向、品位等等，《新月》的发刊词由徐志摩根据众人意见执笔写就，题为“新月”的态度，提出健康与尊严的办刊宗旨。
之所以提倡健康，因为“新月”同仁看到那个时代的种种不健康，“但不幸我们正逢着一个荒歉的年头，收成的希望是枉然的。这又是个混乱的年头，一切价值的标准，是颠倒了的。”（《“新月”的态度》）1928年，旧的北洋军阀下台，新兴军事力量展开新一轮争夺，北洋政府的贪鄙、独裁作为传统遗留下来，政治、社会上种种弊端成为各种偏激思想和革命思潮的温床。该怎么收拾这破旧的山河？“新月”诸人有清醒的认识，他们知道这项巨大的工程不可能靠几个人的力量所能担当，但作为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自认有可做的一部分的事。“永志勿忘自我能力之局限，又不甘做旁观者”。
当时报刊刚刚起步，各类杂志小报雨后春笋一般，良莠不齐，成为贩售各种生活方式和思想思潮的集散地，新月同仁看来不健康的有十三类：伤感派、颓废派、唯美派、功利派、调世派、攻击派、偏激派、纤巧派、淫秽派、热狂派、稗贩派、标语派和主义派。这些派别有文艺类，有思想类，在旧有社会规范被彻底打破之际，很多负面思想借着社会失范的机会开始抢占人们的精神领地。思想言论上应有充分的自由，但自由也有边界，即“不妨害健康的原则，不折辱尊严的原则”。自由不是不讲是非，自由不是包容罪恶。“思想的花式加多本来不是件坏事，在一个活力磅礴的文化社会里往往看得到，偎傍着刚直的本干，普盖的青苔，不少盘错的旁枝，以及恣蔓的藤萝。”但是在当时中国社会，除了“攻击”、“纤巧”、“淫秽”诸宗人类不怎么上得了台面的根性得到了放纵。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年代，伤感和狂热极易获得人们的认同，然而不经理性清滤的情感是一注恶浊的乱泉，快意恩仇可能会造成不可救济的惨象。
“我们不崇拜任何的偏激因为我们相信社会的纪纲是靠着积极的情感来维系的，在一个常态社会的天平上，情爱的分量一定超过仇恨的分量，互助的精神一定超过互害与互杀的动机。我们不意愿套上着色眼睛来武断宇宙的光景。我们希望看一个真，看一个正。”（《“新月”的态度》）
之所以强调尊严，是因为在经历了奴性的沉默之后，没有建立一个健全的主流思潮前提下，人们茫然对待生命，虚无的、伤感的、功利的、焦躁的情绪无法让人获得生命的尊严。生命获得尊严则要认真扮演自己的名分，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
与当时其他主张的知识分子一样，新月诸人抱有改造社会的热望，不过他们的态度是郑重而矜持的，对社会的批判强调从理性出发。这本来是批评的正途和主流，可是直到今天，郑重、矜持、理性在绝大部分的批评中依然缺位，他们的事业还需要有人来继承并为之不懈努力。

周泽雄

占个座，在平平的带领下，温一段有意思的“故”。

姚宏越

徐志摩的发刊词写得极出色，楼主的文章感觉只是复述了大概,倒不如做下背景介绍,另对个别词语做个注解。

AND GOD SAID，LET THERE BE LIGHT：AND THERE WAS LIGHT-THE GENESIS
   IF WINTER COMES，CAN SPRING BE FAR BEHIND？-SHELLEY
   我们这月刊题名新月，不是因为曾经有过什么“新月社”，那早已散消，也不是因为有“新月书店”，那是单独一种营业，它和本刊的关系只是担任印刷与发行。新月月刊是独立的。
   我们舍不得新月这名字，因为它虽则不是一个怎样强有力的象征，但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
   我们这几个朋友，没有什么组织，除了这月刊本身，没有什么结合，除了在文艺和学术上的努力，没有什么一致，除了几个共同的理想。
   凭这点集合的力量，我们希望为这时代的思想增加一些体魄，为这时代的生命添厚一些光辉。
   但不幸我们正逢着一个荒歉的年头，收成的希望是枉然的。这又是个混乱的年头，一切价值的标准，是颠倒了的。
   要寻出荒歉的原因并且给它一个适当的补救，要收拾一个曾经大恐慌蹂躏过的市场，再进一步要扫除一切恶魔势力，为要重见天日的清明，要浚治活力的来源，为要解放不可制止的创造的活动--这项巨大的事业当然不是少数人，尤其不是我们这少数人所敢妄想完全担当的。
   但我们自分还是有我们可做的一部分事情。连着别的事情我们想贡献一个谦卑的态度。这态度，就正面说，有它特别侧重的地方，就反面说，也有他郑重矜持的地方。
   先说我们这态度所不容的。我们不妨把思想（广义的，现代刊物的内容的一个简称）比做一个市场，我们来看看现代我们这市场上看得见的是什么？如同在别的市场上，这思想的市场也是摆满了摊子，开满了店铺，挂满了招牌，扯满了旗号，贴满了广告，这一眼看去辨认得清的至少有十来种行业，各有各的色彩，各有各的引诱，我们把它们列举起来看看：---
一、感伤派
二、颓废派
三、唯美派
四、功利派
五、训世派
六、攻击派
七、偏激派
八、纤巧派
九、淫秽派
十、贩卖派
十一、标语派
十二、主义派
   商业上有自由，不错。思想上言论上更应得到充分的自由，不错。但得在相当的条件下。最主要的两个条件是（一）不妨害健康的原则（二）不折辱尊严的原则。买卖毒药，买卖身体，是应该受干涉的，因为这类买卖直接违反康健与尊严两个原则。同时这些非法的或不正当的营业还是一样在现代大都会里公然的进行--鸦片，毒药，淫业，那一宗不是利市三倍的好买卖？但我们却不能因它们的存在就说它们不是不正当而默许它们存在的特权。在这类的买卖上我们不能应用商业自由的原则。我们正应得觉到切肤的羞恶，眼见这些危害性的下流的买卖公然在我们所存在的社会里占有它们现有的地位。
   同时在思想的市场上我们也看到种种非常的行业，例如上面列举的许多门类。我们不说这些全是些“不正当”的行业，但我们不能不说这里面有很多是与我们所标举的两大原则----健康与尊严-----不相容的。我们敢说这现象是新来的。这也是个反动的现象，因此，我们敢说，或许是暂时的。先前我们在思想上是绝对没有自由，结果是奴性的沉默；现在，我们在思想上是有了绝对的自由，结果是无政府的凌乱。思想的花式加多本来不是件坏事，在一个活力磅礴的文化社会里往往看得到，偎傍着刚直的本干，普盖的青荫，不少盘错的旁枝，以及恣蔓的藤萝，那本不关事，但现代的可尤正是为了一个颠倒的情形。盘错的，恣蔓的尽有，这里那里都是的，却不见了那刚直的与普盖的。这就比是一个商业社会上不见了正宗的企业，却只有种种不正当的营业盘踞着整个的市场，那不成了笑话？
   即如我们上面随笔写下的所谓现代思想或言论市场的十多种行业，除了“攻击”，“纤巧”，“淫秽”诸宗是人类不怎样上流的根性得到了自由（放纵）当然的发展，从此多少是从外国转运来的投机事业。我们不能说这时代就没有认真做买卖的人，我们指搞的是这些买卖本身的可疑，碍着一个迷误的自由的观念，顾着一个容忍的美名，我们往往忘却思想是一个园地，它的美观是靠我们随时的种植和铲除，又是一股流水，它的无限的效用有时可以转变成不可收拾的奇灾。
   我们不敢附和唯美与颓废，因为我们不甘牺牲人生的阔大，为要雕镂一只金镶玉嵌的酒杯。美我们是尊重而且爱好的，但与其咀嚼罪恶的美艳还不如省念德性的永恒，与其到海陀罗凹腔里去收集珊瑚色的妙药还不如置身在扰攘的人间倾听人行道那幽静的悲凉的清商。
   我们不敢赞许伤感与热狂因为我们相信感情不经过理性的清滤是一注恶浊的乱泉，它那无方向的激射至少是一种精力的耗废。我们未尝不知道放火是一桩新鲜玩意，但我们却不忍为一时的快意造成不可救济的惨象。“狂风暴雨”有时是要来的，但狂风暴雨是不可终朝的。我们愿意在更平静的时刻中提防天时的诡变，不愿意籍口风雨的猖狂放弃清风白日的希翼。我们当然不反对解放情感，但在这头骏悍的野马的背上我们不能不谨慎的安上理性的鞍索。
   我们不崇拜任何的偏激因为我们相信社会的纪纲是靠着积极的情感来维系的，在一个常态社会的天平上，情爱的分量一定超过仇恨的分量，互助的精神一定超过互害的与互杀的动机。我们不愿意套上着色眼镜来武断宇宙的光景。我们希望看一个真，看一个正。
   我们不能归附功利因为我们不信任价格可以混淆价值，物质可以替代精神，在这一切商业化恶浊化的急坂上我们要留住我们倾颠的脚步。我们不能依傍训世。因为我们不信现成的道德观念可以用做评价的准则，我们不能听任思想的矫健僵化成冬烘的臃肿。标准，纪律，规范，不能没有，但每一个时代都得独立去发表它的需要，维护它的健康与尊严，思想的懒惰是一切准则颠覆的主要根由。
   末了还有标语与主义。这是一条天上安琪尔们怕践足的蹊径。可怜这些时间与空间，那一间不叫标语与主义的芒刺给扎一个鲜艳！我们的眼是迷眩了的。我们的耳是震聋了的，我们的头脑是闹翻了的，辨认已是难事，评判更是不易。我们不否认这些殷勤的叫卖与斑斓的招贴中尽有耐人寻味的去处，尽有诱惑的迷宫。因此我们更不能不谨慎，我们更不能不磨砺这嘈杂市场上去做一番审查和整理的工作。我们当然不是不敢预约我们的成绩，同时我们不踌躇预告我们的愿望。
   这混杂的现象是不能容许它继续存在的，如其我们文化的前途还留有一线的希望。这现象是不能继续存在的，如其我们这民族的活力还不曾消竭到完全无望的地步。因为我们认定了这时代是变态，是病态，不是常态。是病就有治。绝望不是治法。我们不能绝望。我们在绝望的边缘搜索着希望的根芽。
   严重是这时代的变态。除了盘错的，恣蔓的寄生，那是遍地都看得见，几于这思想的田园内更不见生命的消息。梦人们妄想着花草的鲜明与林木的葱茏。但他们有什么根据除了飘渺的记忆与想象？
   但记忆与想象！这就是一个灿烂的将来的根芽！悲惨是那个民族，它回头望不见一个庄严的已往。那个民族不是我们。该得灭亡是那个民族，它的眼前没有一个异象的展开。那个民族也不应得是我们。
   我们对我们光明的过去负有创造一个伟大的将来的使命；对光明的未来又负有结束这黑暗的现在的责任。我们第一要提醒这个使命与责任。我们前面说起过人生的尊严与健康。在我们不会发现更简骇的信仰的象征，我们要充分的发挥这一双伟大的原则--尊严与健康。尊严，它的声音可以唤回在歧路上彷徨的人生。健康，它的力量可以消灭一切侵蚀思想与生活的病菌。
   我们要把人生看作一个整的。支离的，偏激的看法，不论怎样的巧妙，怎样的生动，不是我们的看法，我们要走大路。我们要走正路。我们要从根本上做工夫。我们只求平庸，不出奇。
   我们相信一部纯正的思想是人生改造的第一需要。纯正的思想是活泼的新鲜的血球，它的力量可以抵抗，可以制胜，可以消灭一切致病的微菌。纯正的思想，是我们自身活力得到解放以后自然的产物，不是租借来的零星工具，也不是贩卖来的琐碎的技术。我们先求解放我们的活力。
   我们说解放因为我们不怀疑活力的来源。淤塞是有的，但还不是枯竭。这些浮荇，这是绿腻，这些潦泥，这些腐生的蝇虫---可怜的清泉，它即使有奔放的雄心，也不易透出这些寄生的重围。但它是在着，没有死。你只须拨开一些潦污就可以发见它还是在那里汩汩溢出，在可爱的泉眼里，一颗颗珍珠似的急溜着。这正是我们工作的机会。爬梳这壅塞，粪除这秽浊，浚理这淤积，消灭这腐化；开深这潴水的池潭，解放这江湖的来源。信心，忍耐。谁说这“一举手一投足”的勤劳不是一件伟大事业的开端，谁说这涓涓细流不是一个壮丽的大河流域的先声？
   要从恶浊的底里解放圣洁的泉源，要从时代的破烂里规复人生的尊严---这是我们的志愿。成见不是我们的，我们先不问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功利也不是我们的，我们不计较稻穗的饱满是在哪一天。无常是造物的喜怒，茫昧是生物的前途，临到“闭幕”的那俄倾，更不分凡夫与英雄，痴愚与圣贤，谁都得撒手，谁都得走；但在那最后的黑暗还不会覆盖一切以前，我们还不一样的认真来扮演我们的名分？生命从它的核心里供给我们信仰，供给我们忍耐与勇敢。为此我们方能在黑暗中不害怕，在失败中不颓丧，在痛苦中不绝望。生命是一切理想的根源，它那无限而有规律的创造性使我们在心灵的活动上一个强大的灵感。它不仅暗示我们，逼迫我们，永远创造的，生命的方向走，它并且启示给我们的想象，物体的死只是生的一个节目，不是结束，它的威吓只是一个谎骗，我们最高的努力目标是与生命本体同绵延的，是超越死线的，是与天外的群星相感召的。为此，虽则生命的努力有时不免比较的消歇，到了相当的时候，人们不能不醒起。我们不能不醒起，不能不奋争。尤其在人与生的尊严与健康横受凌辱与侵袭的时日！来罢，那天边白隐隐的一线，还不是这时代的“创造的理想主义”的高潮的先驱？来罢，我们想象中曙光似的闪动，还不是生命的又一个阳光充满的清的预告？

caidanzhou

俺也看过了。请萍姐继续．

林泉

感谢平平和姚先生。平平的提炼象政论文，原文则带有徐式纯良的文艺腔。
“我们不崇拜任何的偏激因为我们相信社会的纪纲是靠着积极的情感来维系的，在一个常态社会的天平上，情爱的分量一定超过仇恨的分量，互助的精神一定超过互害的与互杀的动机。”可以想见，这样的呼吁在那个时代会多么微弱。

林泉

一直还希望看到关于《新月》的新帖子。谢泳先生这篇说的是罗隆基，他的文章一般不长，叙事论理平朴。贴在这里了。

谢泳：政治与学术之间——罗隆基的命运

1957年的政治运动，造成了中国55万人的右派命运。20年后，中国为"右派" 平反。在当时的知名"右派"中只有以下几位未获平反，他们是：罗隆基、章伯钧、 储安平、 彭文应、陈仁炳、林希翎。除林希翎是年轻学生外，其余5位均是1949年 以前就很著名的知识分子。1986年10月24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北京举行纪念大会，隆重纪念罗隆基先生诞生90周年，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阎明复到会讲话，对罗隆基一生作了评价，算是用特殊的方式为罗隆基恢复了名誉。 他称罗隆基是 "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并进一步指出"纵观罗隆基先生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总的来说，他是爱国的、进步的，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是值得我们纪念的。"[1]
     
    出身清华
     
    罗隆基（1898－1965）字努生，江西安福人。1913年考入清华学堂，1921年夏 天毕业，秋季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1925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离美赴英，入伦敦 大学研究。回国后历任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系教授、光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暨南大学 政治经济系讲师、天津《益世报》主编、北平《晨报》社社长、《新月》杂志主编。 ( http://www.tecn.cn )
    罗隆基一生对现实政治抱有浓厚兴趣，这使他较早地离开了大学讲坛而投身现 实政治，也使他终身在著述上不够丰厚。1923年，罗隆基、闻一多、吴泽霖等人在 美国芝加哥成立了大江学会，这是一个以留美清华学生为核心的政治性团体，鼓吹 国家主义（nationalism），以"对内实行改造运动，对外反对列强侵略"为宗旨。 当年的29名成员中[2] ，如吴文藻、吴景超、吴泽霖、顾毓琇、梁实秋、闻一多、 潘光旦等，后来都远离了现实政治，而走上学术道路。虽然后来他们各自的命运都 很坎坷，除了离开大陆的几位，几乎全成了"右派"，但以罗隆基的命运最令人深 思。 ( http://www.tecn.cn )
    世纪初成长起来的这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清华出身的这批人，可以说对政治都抱有热情。当年罗隆基引以自豪的是"九载清华，三赶校长"，可以想见青年 学子的行动。当时清华的入学规定是"考生年龄不超过14岁为限"[3]。可以设想， 当一个不足14岁的少年在清华这样的留美预备学堂中呆够八年之后，他们身上究竟 是传统的影响重，还是西化的影响强？可以说他们是从小即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 其中最明显的特徵就是早熟的自由和民主观念，这直接表现在对政治的热情上。罗 隆基是将年轻时对政治的热情一直保留下来的一位。他的老同学浦薛凤曾说过，在 清华辛酉级（即1921年毕业班）同学中，有兴趣与能力搞实际政治的当推罗努生、 何孟吾与吴峙之三位。浦薛凤说："努生有其学识，具其口才，弄其手腕，但他至 多是一位自觉得意的政客，而非一位真正的政治家。"[4] 1922年春天，浦薛凤曾 和罗隆基直言相互较量性格，并预卜前途。罗隆基说："逖生，你有你的才识，但 只是一个书生，不够现实。除非你改变作风，恐你成为一位政治理论家而非政治实 行家。"当罗隆基要浦薛凤对他直言批评时，浦含蓄地说："努生，我只觉得你读 '子'书多于'经'书，你喜欢'法'家甚于'儒家'。盼你将来官运亨通，但慎 防宦海风波。"[5]罗隆基的最后结局，终于被他的同学言中了。
     
    《新月》时期的政治言论
     
    1928年， 回国不久的罗隆基才30岁。是年3月，《新月》月刊创刊，而"新月 书店"亦先后在北平和上海开张。这时罗隆基显得非常活跃，很快便进入自由主义 知识分子的活动中心。他积极参与了《新月》的活动，先后担任了《新月》3卷2期 至4卷1期的主编。《新月》本来是一个纯文学刊物，但罗隆基接编后，陆续登载了 不少讨论政治问题的文章。这时南京方面延揽过他，胡适曾将戴季陶的一封信转给 罗隆基，从他给胡适的回信中可以看出他对仕途的热衷，他说："惟原函中所谓在 院服务，并未言明何项职务，所谓党校教书，亦未言明何项科目，令人实难答覆"。 最后他告诉胡适"何去何从，当以考试院之职位而定耳"[6] 。虽然后来罗隆基并 未赴考试院，但他热衷现实现政治的性格已非常明显。

    《新月》时期的罗隆基著述颇丰，是为《新月》写稿最多的作者之一，而所做 文章都在政治学范围内产生很大影响。他的言论大体分为两类，一是以自己深厚的 专业知识，介绍英美的政治学理论：二是以自己对政治学原理的理解，来批评政府 行为的不合法性。

    1929年，罗隆基在《新月》发表《专家政治》一文。这篇文章是罗隆基一生思 想的重要代表。罗隆基热衷现实政治，不仅是性格使然，也有很强的理性支配。他 信奉"最好的政府是最好的行政"的原则，并明确宣称，要说政治，我的座右铭是： 只问行政，不管主义。"[7] 罗隆基对中国政治结构的评价是行政比政体要紧，有 了好的行政，无论在哪重政体下，人民总可以得到幸福，反之，如果没有很好的行 政，无论在何种政体下，人民都会遭殃[8]。罗隆基关于专家政治的想法来自美国， 他当时已经注意到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必然导致行政上的专家政治 愤体说， 就是行政人员的选拔制度很落后，罗隆基回国不久，即介绍美国的吏治法与吏治院， 其着眼点即在如何能将真正有才干的人选出来。罗隆基认为，中国当时的行政处在 武人政治和分赃政治这两种恶势力的夹攻下。他又认为，不经过选举、考试而靠推 荐、援引、璘缘，苟且产生出来的全国官吏，是一种分赃制度，所以他力主"要解 决中国的政治问题，最要紧的是专家政治"。要实现专家政治，消极方面是要先除 武人政治和分赃政治；积极方面，则是先实行选举制度和考试制度[9]。

    《新月》时期，罗隆基发表的另一篇重要文章是《论人权》。他指出，人权简 单说就是做人的权利。不过罗隆基的人权观却不止于此，他认为衣食住行、温饱小 康固然是人权，但他特别强调言论自由是人权的应有之义[10]：

    言论自由是人权。言论自由所以成为人权，不因为他可以满足人的欲 望，不因为他是天赋于人，不因为他是法律所许，根本原因是他的功用。 他是做人所必须的条件。

    是一个人，就有想法。有思想就要表现他的思想。要表现他的思想， 他非要说话不可。他要说自己要说的话，不要说旁人要他说的话，这就是 发展个性，培养人格的道路。

    除此以外，罗隆基还分析了人权与国家的关系。他引述一位外国政治学家的话 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认为从政治哲学上立论，国家不是一个强迫人民服从其意志的 团体。国民之所以为国民，就是他有检查政府一切行动的宗旨及性质的责任。政府 的行动，不能以其出诸政府，即成为天经地义 厄单地说，国家不能产生人权，只 能承认人权。国家的优劣，在任何时期，即以人权得到承认的标准为准[11]。说到 人权与法律的关系，罗隆基认为法律保障人权，人权产生法律。他亦认为人权有时 间性与空间性，因时因地而不同，有时偏重经济，有时偏重政治。在文章的最后， 罗隆基以"我们要的人权是什么"为题，开列了35条，可以说为中国起草了一个较 为全面的人权宣言，这个宣言今天读来仍然振奋人心[12]。


    罗隆基还发表了《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我们要甚么样的政治制度》等 文章，直接批评国民党一党独裁和"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等。他认为，思想 不能统一也不必统一。而且以人类的经验论，自有政党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过"党 外无党"这回事，更没有过"党内无派"这回事。政党本来是与民主政治交相为用， 相辅进行的。以民主主义治党，就不怕"党外有党"，民主的功用就在于调剂党内 的派系、党外的党，使一切意见主张的纷争，走上光明正大轨道，而不趋于革命流 血一条狭路[13]。

    此外，《论共产主义》是罗隆基在《新月》时期集中阐述对共产主义看法的一 篇论文，文中对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从经济到政治都给予了批评。他在援引一位 英国教授的观点时指出，马克思社会主义是历史学家永远的疑团，这种无逻辑的、 愚呆的主义，何以能在民众的心理上发生如此有力且深远的影响，并且藉由民众所 受的影响而反过来影响历史自身[14]？之后，他又写了《论中国的共产》一文再次 阐述自己的观点，这篇文章的副题是"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并建议他们"解 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统一；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党治"[15]。罗隆基在文章中集 中分析共产主义何以会在中国壮大，他认为国民党应负主要责任。第一，国民党宣 传共产党的主义。共产党有今日的地位，共产主义在一般青年的头脑里成了时髦， 谁也不能否认这是孙中山、汪精卫以及许多国民党领袖的功劳。第二，国民党采用 共产党的制度。如今国民党有党的组织，其党治的策略，由党而产生出来的政府， 哪一项不是师法共产党、热衷共产党、整个的模仿共产党？第三，国民党协助共产 党实际的工作。先知先觉的遗教，为共产党主义作宣传，后知后觉的组织，为共产 制度造实例。同时国民党下级党员的一切工作，又直接间接的为共产势力实现制造 机会。他进一步认为，政治失败、党员失德，是一党政治的必然结果。在一党专制 下，人民没有组织和言论的自由，亦没有监督、指责党局及党员的机会，独裁政治 的结果，自然是专政者的腐化，政治日趋腐化，人民日趋叛离，这就是如今共产党 发展的机会。

    整个《新月》时期，罗隆基发表过许多文章，他还用"鲁参"、"卤"等笔名 写过许多书评。综合来看，这些文章都是围绕人权、宪政、约法等政治学理论的观 念有关。他接近共产党，是由于它当时的政治地位还没能将"党在国上"的观念体 现出来。



    罗隆基与"党天下"
     
    1949年，罗隆基留在新政权内，这时的罗隆基已不同于年轻时期。40年代末期， 在国共两党军事、政治激烈交战的年代，他作为第三方面的代表，一直帮共产党的 忙，而当时共产党为了尽快获得政权，在民主政治方面曾许下很多诺言，对于民主 人士也表现出尊敬和宽容，这些因素对罗隆基的政治选择可能都有影响。

    1950年，他和朋友吕孝信交谈时，曾对吕的抱怨解释说："我怎知道国民党这 样不堪一击？连大江以南也守不住？如果能守住江南，平分天下，共产党也不致有 这样高的气焰。"[24]当吕劝他申请出国时，他说："你不知道，如申请不准，以 后将被歧视，认为思想不良，那份罪可大了，又怎能不怕呢？"[25]可见，罗隆基 对自己在1949年的选择是有所不得已的。

    1949年后，罗隆基一直对自己在政治上的才能抱有足够自信，并曾幻想以自己 当年所做的贡献，可能会成为外交部长或驻英大使的人选[26]。虽然同时代的人公 认他具备实际的行政能力，但在对共产党的认识上，他的书生气就流露出来了。他 渴望成为新政权中的一名阁员、一名部长，但他最终获得的职位不是外交部长，也 不是驻外使节，而是森林工业部部长。以他留美的政治学教育背景，公认的中英文 水平，加上出众的辩才和口才，结果也只能管管木头。千家驹对罗隆基的评价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被任命为政务委员，没有当上部长，一直牢骚满腹。" [27]看他在《新月》时期对政治、国家、政党、民主、自由等的看法，想他在1949 年以后的不适应也是情理中事。


    1949年，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留在大陆，情况比较复杂。出于种种原因， 当时中共对知识分子还表现出一种欢迎态度，再加上国民党的腐败已使他们绝望， 1948年底，大批知识分子由香港进入解放区。1950年左右，全国的安定局面使他们 一度兴奋。可是正当他们对新政权产生好感之际，中共却制造了一个知识分子原罪 论的神话--改造资产阶级的思想为无产阶级的思想，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时居然 相信了这个神话。罗隆基甚至说过："周总理是南开出身的，毛主席是北大出身的， 我是清华出身的，为什么他们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要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28]一方面说明他有想不通之处，另一方面则说明当时的社会意识已渐趋以 "无"为荣，以"资"为差了。在新的环境中，罗隆基的心情并未感到舒畅，而是越来越感到压抑，他所预想的一切都没有出现，而他万万想不到的事情却很快发生了。1957年的到来，将这位复杂的、充满个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仅剩的一点梦想也打破了。

    1957年6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储安平以民主党派成员和新闻界著名人士的身份与会。6月2日，《人民日报》 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表了储安平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这篇发言即是著名的"党天下"论。

    储安平在发言中首先指出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已经成为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何在？在储安平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 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 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他还说："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 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党天下的清一色局面。"

    储安平在1957年夏天的言论是妇孺皆知的，但最早使用"党天下"这个说法的应是罗隆基。 1930年2月10日出版的《新月》杂志，第一篇文章是罗隆基写的《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文中批评国民党"党在国上"，他说"：     "党在国上"的影响，尚不止这一端。国民党可以抄写共产党的策略， 把党放在国上，别的党又何当不可抄国民党的文章，把党放在国上，秦始 皇打到了天下，自己做皇帝。刘邦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曹操、司 马懿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这就是"家天下"的故事。国民党革命 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其他的党革命成功，当然亦可以说"党在国 上"。这当然成了继续不断的"党天下"。

    说到"党天下"的说法出自罗隆基，自然不可避免地想到他和储安平的关系。 罗隆基长储安平11岁。储安平的经历与罗隆基大体相似，他从上海光华大学政治系 毕业以后， 留学英国，思想都受著名的费边主义者拉斯基（Harold J．Laski）的 影响。罗隆基在《新月》前期比较活跃，而储安平在《新月》晚期比较活跃。

    罗隆基曾任光华大学政治系系主任，教授比较政府及政治思想史。1932年，储安平于该校毕业，是罗隆基的学生。从各种联系上讲，储安平与罗隆基的关系应该 是很近的， 储的许多思想都直接受罗的影响，但储对罗是有看法的。1946年9月， 储安平在上海创办《观察》周刊，列为该刊"撰稿人"的前后共有78人，多数是国 内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在这个名单中，没有罗隆基，而且在《观察》存在 的近三年时间内，罗隆基没有为《观察》写过片言只字。原因何在？是因为储安平 对罗隆基的品德有看法。

    1957年春天，储安平拜访过一次罗隆基。共产党批判储罗二人时，在（光明日报）发表一篇《章、罗和储安平密室策划一证》[30]，说储安平和罗隆基如何如何， 显然是将一般性的拜访和交谈上升到政治活动中去了。储安平后来在《向人民投降》 一文中承认了与罗见面。另外，在当年的民主人士中，罗隆基和毛泽东、周恩来的 个人交往是很少的[31]。罗隆基在1957年的遭遇除了政治上的直接原因外，与毛周个人的疏远或许也是一个因素。因为即使在"反右"、"文革"当中，毛周出于个 人情谊或其他考虑，也保护过一些知识分子，如章士钊、梁漱溟等人。在"反右" 之前，罗就曾说过："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对这类自高自大的'士'，亦确有 一套领导的艺术，即所谓'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等等。"[32]然而这种声音 在已经获得政权的人听来，已经很不顺耳了。


    据说，在罗隆基成为右派之后，香港曾有人邀他办报。周恩来为此约见了他， 转告了这个消息，并对他说："如果你想去的话，随时都可以去，不论去香港，去美国，都可以。我想，你是不会去台湾的。"罗隆基回答："总理，谢谢你的关心。 我哪儿都不想去。我死，也死在这里。"[33]这与他当年对吕孝信说的"如果申请不准，以后将被歧视，那份罪可大了，又怎样不怕呢？"是一致的，作为"右派" 的罗隆基还能怎么回答呢？申请离开，那不是更可怕的事吗？罗隆基没有走，1965年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纯粹的学人，但他自觉地走上了仕途， 一切悲剧都由此而来。书生参政，好像都是这个结局。

杜雅萍

下篇寫徐志摩與哈代的譯介

梅茗

踩平平。你也得克服懒惰。

杜雅萍

胡适《四十自述》
近代学人文字功夫大都不错，哪怕是学理工出身，多能写一手好文章。传统私塾教育虽然有种种弊端，不过在国文基础方面似乎比现在的语文教育好很多，他们写的回忆文章都很有味道，旧文人的风貌、气度，都让人追慕。自传类文字更是沉郁厚重，胡适先生《四十自述》、牟宗三先生的《五十自述》等，不但是认识传主的主要资料，也是了解那个时代的重要文献，同时还是传记文学的名篇。在传统将断未断、中西思想交汇、社会有一定自由度的时代，他们那一批人就像流星雨一样，瞬间照亮暗夜，今天，我们只能通过他们的文字，回想那炫目的光华了。
??《四十自述》是胡适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写的，前六篇发表在《新月》，1933年由亚东图书馆出版，附录的《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是后来写就的。安徽教育出版社有单行本发行，定价１３元。欧阳哲生主编的《胡适文集》第一篇就是《四十自述》，这篇和《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新月》第三卷第四号，《胡适文存》第四集）是了解胡适先生思想形成的重要资料。
??《四十自述》前六篇，叙述了胡适母亲的订婚、自己的家乡求学、上海求学，直到考取了官费出洋留学的经历。作者本来计划从四十年中挑出比较有趣味的题目，写成小说式的文字，这一计划得到了徐志摩的热情赞许，但是胡适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字训练的人，写完了第一篇，写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觉地抛弃了小说的体裁，回到了严谨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
?? 因为是作者自己的亲历历史，过往的种种，生命中的重要人物仿佛过电影一样一幕幕掠过：父亲所做的四言韵文，母亲隐忍的泪水、清晨的床边教诲，胡适上海求学的学业有成就和桀骜不羁，退学之后的放浪形骸……自传往往是拉近传主与读者距离的最好媒介。
?? 我第一次接触《四十自述》，是在国学网，那里转载了胡先生《我的母亲》和《九年的家乡教育》（http://www.guoxue.com/master/hushi/w-jndjxjy.htm），很感动，尤其是胡适的母亲，一个平凡的女子在一个复杂的大家族中的挣扎和无奈，就是铁石心肠也要为之动容。
?? 胡适先生不是忽然之间成为胡适先生的，他的家庭，他的教育背景，他的早年经历，加上他的天资和努力，成就了“再造文明”学人的不平凡。我喜欢看名人的八卦故事，以此鼓励自己：他们也是平常人，也许有一天，我也会做出不平凡的事情。《四十自述》讲的都是平凡事，亲切、平实、情感真挚、笔调淡定，从从容容的叙述中表现了一个时代的紧张和激变。如果想了解胡适之所以为胡适，一定要读《四十自述》！
?? 哪怕是为了享受汉语的阅读美感，《四十自述》也不会让你失望，胡适先生散文写作的特质在这篇自传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感情充沛却不过分，文字平实却耐琢磨，可以说是白话文的典范之作。
??父母对胡适的影响
??父亲胡传虽然在胡适很小的时候（三岁半）就过世了，但父亲对胡适的影响很大。胡适的父亲是典型的受朱学影响的清正官员，在当地颇有影响。在《我的母亲的订婚》中，有这样一段话：“三先生还没到家，八都的烟馆都关门了，赌场也不敢开了。七月会场上没有赌场，又没有烟灯，这是多少年没有的事。”胡适的父亲亲自编写的教材叫做“学为人诗”，四言韵文，：
??为人之道，在率其性。
??子臣弟友，循理之正；
??谨乎庸言，勉乎庸行；
??以学为人，以期作圣。
??……
??“名分攸关，不容稍紊”，胡适一生爱惜羽毛，与父亲的期许关系甚密，因为爱惜名誉，做起事情总会思前想后，才能免于堕落和同流合污。如果，仅仅是如果现在的知识分子也能爱惜自己的名誉，发表言论时能够谨慎再谨慎，会不会少些浮躁之风？
??胡适的父亲留下遗言，要胡适走读书的路，他的遗言不但为胡适的求学之路创造了相对宽松的客观条件，也成为胡适先生的内在动力。对于小孩子来说，来自外界的鼓励往往会成为其日后自我塑造的动力。在父亲的眼中，小小的胡适是读书的料，周围的人也认为胡适就应该读书，胡适也从读书中获得更多的认同和快乐。
??看来小孩最需要正面的鼓励和暗示，严厉的批评和否认很容易毁了一个人的自信。（我高中以前数学还可以，高一的时候，一次数学课睡着了，老师批评我说“你总是处于半睡眠状态，哪能学好？”从此，我数学课更容易睡着了。）来自父母的负面评价最伤人，《红楼梦》里贾政整天说贾宝玉不成材，结果儿子离他的希望越来越远。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父亲决定了胡适未来的道路。
??除了读书，父亲在做人方面也为胡适提供了榜样。1895年，《马关条约》台湾被割给日本，台湾人民反对割台，要求巡抚唐景菘坚守，公请唐景菘为台湾民主国大总统，在抗击日本的过程中，胡传为国捐躯，“成为东亚地个民主国的第一个牺牲者”。
??读书、致用，传统宋学通过父亲深深影响了胡适，他一生的行止始终没离开学问和救国。
??胡适的母亲真是一个苦命人。家道困顿，嫁给比自己打许多的大官做继室，虽然夫妻情深，但好日子没过几年，丈夫抛下寡母幼儿，撒手人寰。胡夫人听到噩耗，“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要不是有小儿子，胡夫人都不知道该怎么过日子。“我母亲23岁便作了寡妇，从此以后，又过了23年。这23年的生活真实十分苦痛的生活，只因为还有我这一点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副希望寄托在我的渺茫不可知的将来，这一点希望居然使她挣扎着活了23年。”
??因为儿子是唯一的希望，胡夫人对儿子管教很严，罚跪、拧肉，单亲家庭，又是大家庭的当家后母，望子成龙的心情可以想见，还好胡适能够体谅母亲的苦楚，要是换个特别叛逆的或者冥顽不灵的，胡适的母亲可怎么活啊。
??在上庄的私塾，胡适打下中文底子。母亲多付先生酬金，用心良苦，胡适也聪明，古文、白话小说都有涉猎，他更喜欢小说传奇，小小年纪就能给家里的女眷讲故事，这颇让他得意，也许后来的演讲口才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吧。
??钱穆先生在《师友杂记》中也回忆了自己小时候念书的情况，苏州小乡村也有利害的读书人。罗志田先生指出近代开风气之先的地方国文水平往往落后于相对闭塞的地方，上庄的私塾教育，为胡适后来从事文史研究打下基础。
??母亲对胡适的影响主要是为人处世方面，胡适反求诸己，总想方设法不让别人不舒服，殊为难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实在困难。
《从拜神到无神》和《在上海》
?? 关于文化，有雅文化（大传统）和俗文化（小传统）的区分，子不语乱力怪神，在正统儒家经典中，佛道都是外道，在胡家，胡传在世时不准家人拜佛（胡传受宋学影响），而在目不识丁的老百姓那里，拜神却是生活的重要部分，胡传过世后，加重女眷渐渐都成了佛教徒。不过中国小传统中的神灵都有很强的实用味道，临时抱佛脚，是之谓也。胡适小时候受母亲影响，对因果报应轮回往生等迷信思想深信不疑，随着年龄增长，读书渐多，《通鉴》和范缜的《神灭论》让小胡适从神灵的迷信中解放出来，独立思想的心苗也许就是在那时候种下的吧。
?? 胡适转学频繁，在美国留学时候如此，在上海求学，短短6年，他就转了四个学校，梅溪学堂，澄东学堂，中国公学，中国新公学。一个徽州来的小孩子，初到上海滩，陌生的环境，陌生的语言，小胡适开始对上海印象并不好（上海是个眼界很小的商埠）。
?? 在上海求学阶段，梁启超无疑是胡适及胡适同龄人的精神导师。当时梁启超还是清廷的要犯，流亡日本。胡适跳班头一天就要做作文，胡适二哥给他拿来梁启超的文章，对胡适影响颇大。多说一句，胡适二哥对胡适的成长帮助也很大，二哥不仅为他提供生活保障，还给他很多书籍和学问上的指导，就连胡适之这个名字也是二哥帮忙取的。20世纪初，社会进化论风靡一时，梁启超《新民说》和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在社会凋敝、国家图强的时代，想不流行都难。
?? 胡适后来很多思想都在十七八岁便有了萌芽。上海的学校为胡适开阔了眼界，他的数学程度并不是很高，理科学习似乎也不全面，那时还没有完备的学校制度，梅溪学堂只有语文英语算学三门课，上海公学甚至没有本国理科教师，还要外聘日本人做教习。另一方面，那时的学校也有很高的自由度，不像现在，学生只有参加国家考试这一条途径，那会儿学生不想考试也可以。
?? 胡适在上海公学学业上进步不大，社会活动和文学实践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尝试做白话文，也开始读古诗。胡适不喜欢律诗，认为律诗会束缚思想，格律整齐的七律或五律只是文字游戏，没有内容可言。这种观点自有其可商榷的地方。
?? 20世纪早期，学校教育刚刚兴起，新式学堂似乎也有很多问题，教育也不成系统，可是一旦教学成为一条流水线作业时，体制化带来的问题也很让人头痛。
?  《我怎样到外国去》
?? 最早在《胡适印象》中知道胡适也有一段胡闹、叛逆的经历，再看《我怎样到外国去》，很平静地梳理少年时代的迷茫和冲动。饶是性情平和如胡适，到青春期也胡闹过。胡适后来也喜欢打牌吃花酒，梁实秋也曾参加过一次，但感觉非常别扭，他认为吃花酒是不尊重女性的行为，在这个问题上，胡适不如梁实秋。
?? 对中国公学的学潮，胡适也有反思，他同意王敬芳的观点：“我想年轻人往往因感情的冲动，理智便被压抑了。中国学校的风潮，大多数是由于这种原因。学校中少一分风潮，便多一分成就。”胡适补充说：“学校的风潮不完全由于青年人的荔枝被感情压抑了，其中往往是因为中年人和青年人同样的失去了运用理智的能力。专责备年轻人是不公允的。”
??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上海四所学校都没有取得学位，到美国转了好几次学，对学位似乎也不是很热衷。上世纪早期的先生似乎都有点真名士派头，陈寅恪游学欧洲，学到东西马上走人，决不恋栈，现在的学生恐怕没有这份潇洒了，学位与工作直接挂钩，没有博士学位，休想拿到职称。（有一位研究世界史的先生，行内响当当的人物，专著都有好几本，但学校要求必须有博士学位才能带研究生。这位先生为了糊口，朋友故旧找了一圈，才勉强读上博士，导师上课，从来毕恭毕敬，想想真是浪费时间。）
?? 很羡慕有过年少轻狂经历的人，我好像没怎么叛逆就老了。胡适性各种安分的因子毕竟多于放浪，所以，经过巡捕房事件后，很快在好心人的帮助下考取留美公费留学生，不但解决了生计问题，还让一个乡下青年有机会到新世界开阔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