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张之洞之死的舆论反应

盖棺论定，已经成为人物评价的一种固定模式或习惯，韩愈《同冠峡》诗所谓“行矣且无然，盖棺事乃了”。由于人的生命不再延续，似乎就可以断定其是非功过，对其生平作出客观、公正、恰当的结论。据此，史学研究中，人物评价成为不少人追求的目标或准则。可是，这样的信念是否可靠，大有考究的余地。尤其在千古大变局的社会转型期，面对中西新旧的乱相，当局者固然难以取舍，后来人也不易权衡。秉承着盖棺论定的信念，以生命的终结为起点，无数的生者试图判断一个人一生的是非功过，结果仍然只是提供了四面看山的视角。努力客观的结果，还是制造新的主观。清季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晚号抱冰老人，直隶南皮人)之死，恰好是盖棺而“论”难定的典型。由于当时报馆林立，利害迥异，许多人可以及时发表各自不同的意见。而后来的人物传记往往以传主的生死为起点和终点，这些当时盖棺论定的看法，一般并未进入研究者的眼界，却不失为品评人物的异类上佳素材。在这样的观照下，人物本身言行的功过是非显得相对次要，生者对于死者的反应以及死者身后的影响成为探究的主题。
　　一
　　1909年10月4日，自称“平生决不与人争闲气”、且已经过了古稀之年的张之洞，在和日益专权的摄政王载沣怄了大半年的气之后，终于宣告不治，追随他的旧主去了另一个世界。作为晚清的重要疆吏权臣乃至士林领袖，朝局又处于山雨欲来、危机四伏的境地，张之洞之死自然引起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不过，张之洞在世时其所作所为就极具争议，对其病及死，看法同样相当两极。有报道称：“当张相国之抱病也，有惟恐其死者，有惟恐其不死者。”
　　这样的分歧势必影响对其身后的评价。谢放《张之洞传》引《张文襄公事略·绪言》云：
　　夫张公之洞之得名，以其先人而新，后人而旧。十年前之谈新政者，孰不曰张公之洞、张公之洞哉?近年来之守旧见，又孰不曰张公之洞、张公之洞哉?以一人而得新旧之名，不可谓非中国之人望矣。然至今日而誉张公，誉之者以为改革之元勋；今日而毁张公，毁之者以为宪政之假饰。不知誉者固非，而毁之者亦未剧得其真相也。彼其胸中，岂真有革新守旧之定见，特鉴于时势之所趋，民智之渐开，知非言变法不足以自保其名位，而又虑改革过甚，而己益不能恣其野蛮之自由，亦出于万不得已而为此一新一旧之状态，以中立于两间。虽然，一新一旧之张公，今为过去之人物矣，而环顾满朝，衮衮诸公，其能与一新一旧之张公并驾而齐驱者，竟何人耶?
　　该书所引《张文襄公事略》见巴蜀书社1998年出版的《清代野史》第3卷，未著编撰者，坊间流行的其他版本则多署“佚名”，似乎已无从考察。任放《近百年张之洞研究述评》介绍张之洞的传记资料，谓《张文襄公事略》由“四明听雨楼主人编著”。同文收入陈锋、张笃勤主编的《张之洞与武汉早期现代化》，题为《世纪回眸：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内容较详，相关者为：“(清)四明听雨楼主人编纂：《张文襄公事略》，一作《五十年大事记》。19节，卷首录宣统元年(1909)赐恤诏书。本文分事业、政绩、学问、新政、吏治、育才、举贤等门记述张之洞生平，所举事例，如《马关条约》签订后密助唐景崧保台自立等，持论鲜明。其中对张氏之革新力加褒扬，而于其守旧则辩解为‘稍形固执’，反映了时论之一侧面。”其依据为吴泽、杨翼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张文襄公事略”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以及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查询各种传记、辞典乃至笔记，迄今未能坐实“四明听雨楼主人”为何许人也。任放将《张文襄公事略》列为“史料类传记”中“也不应忽视”的一种，可是检查张之洞研究的各种论著，《张文襄公事略》似乎并未受到重视，有的作者甚至完全不理会这本书。这显然不是疏失或遗漏，而是反映了研究者的态度。本来，关于如何使用笔记掌故之类的文献就见仁见智，如果连作者也不清楚，无法进行史料的外证，严谨的学人当然会慎之又慎了。
　　坐实编撰者的身份，目的还在于更好地理解史料的内容及其用途价值。如果对原书的来源与类型有更多的了解，反过来也会有助于追寻判断编撰者。其实，《张文襄公事略》并非署名者的作品，该书实为张之洞死后各报所刊发的报道、悼念及评论文章的汇编。目前可以查实的各节依次为：
　　第二节《张文襄之事业》，原载《神外旧报》1909年10月6日第一页论说，题为《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事略》，署名“记者”。该文系连载，后来汇集以同题刊于《东方杂志》第七年第十期(1909年11月7日)。
　　第三节《张文襄与政治之关系》，原载《民吁日报》1909年10月6日第六页社说，题为《论南皮出缺与政局之关系》，署名“光”。
　　第六节《张文襄之兴贤育才》，原载《申报》1909年10月8日第二至三版论说，题为《对于张文襄公薨逝之观感(续)》。
　　第七节《张文襄在鄂行政》，出处与第六节相同。但最后一段则为第八节原出处的开头。
　　第八节《张文襄兴办路政》，原载《申报》1909年10月8日第三版译论，题为《外人对于张文襄之评论(二)》，系节译自《文汇报》。
　　第九节《张文襄之勋业》，原载《神州日报》1909年10月8日第一页论说，题为《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事略(续)》。
　　第十节《张文襄历任封疆》，原载《申报》1909年10月7日第二至三版，题为《对于张文襄公薨逝之观感》。
　　第十一节《张文襄征调入京》，原载《申报》1909年10月7日第三至四版，题为《外人对于张文襄之评论(一)》，系转自《字林报》。
　　第十二节《张文襄之政绩》，原载《神州日报》1909年10月9日第一页论说，题为《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事略(续)》。
　　第十三节《张文襄之学问》，原载《新闻报》1909年10月8日第一页论说，题为《论张文襄之学术》。
　　第十四节《张文襄之奇才》，原载《神州日报》1909年10月7日第一页论说，题为《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事略(续)》。
　　第十五节《张文襄之敢言极谏》，原载《新闻报》1909年10月6日第一页论说，题为《哀张相》。
　　第十七节《张文襄之举贤》，原载《神州日报》1909年10月7日第二页要闻一，题为《南皮遗折举贤》。
　　第十八节《张文襄之病状》，原载《神州日报》1909年10月7日第二页要闻一，题为《外人对于南皮之评论》。
　　最后一节《张文襄之盖棺论定》，原见《时报》1909年10月6日第二版《时评一》，题为《张之洞之盖棺论定》。
　　两相比照，可见《张文襄公事略》的编纂，主要取材于上海的几家大报在张之洞死后不久刊发的文章。《时报》、《申报》、《新闻报》、《神州日报》的政治倾向虽然有所差别，但大体一致或接近；《民吁日报》较为激进，所选文章则较少。核对内容可知：其一，与原文仅有个别字的差异，未作任何调整或删改。其二，编排的顺序与原来发表的顺序并不一致，而是根据内容安排，将各报的文章混编。其三，虽然个别文章分为两节，或分属上下两节，但基本按照原来发表时的篇幅，即以每天发表的篇幅为限来分节。其四，尽管编纂者基本没有删改原文，但是有所取舍，这大体可以反映其态度。由此可见，该书的编纂，虽有一定的准绳，其实是急就章，编者只是将就其取材，连结构也没有认真布局。至于具体内容，更没有仔细考究，缺乏前后一致的看法。当作传记资料，显然不太适当。
　　可是，从另一角度看，正因为编纂者没有改变所取各文的内容甚至字句，该书反而较为集中且原汁原味地保存了上海舆论界对于张之洞之死的即时反应，这为研究者提供了上佳的资料。以此为本，参照该书所引各报未收入的其他相关报道评论，以及该书未引各报的报道评论，不仅可以探究编纂者的态度倾向，而且可以将张之洞之死作为研究的起点，观察舆论的反应，深究各方的态度，进而考察重要人物的离去所引起的社会波动。
　　由上述资料，还可以有两点推测：其一，“四明听雨楼主人”如果实有其人，很可能与《张文襄公事略》取材的上海这几家报馆有关，其中《神州日报》馆可能性相对较大。其二，编纂的时间当在1909年10月之内，中旬以前的可能性较大。因所收文章刊载的时间均未超出10月上旬。所以，还存在另一种可能，即该书是求利的应时之作，编辑者不过是假托。
　　二
　　张之洞死后两天，内阁奉上谕，对他的基本评价是：“公忠体国，廉正无私”，任疆吏“提倡新政，利国便民。庚子之变，顾全大局，保障东南，厥功甚伟。……人参机要，管理学部事务，宗旨纯正，懋著勋劳。……服官四十余年，擘画精详，时艰匡济经猷之远大，久为中外所共见”。
　　上谕固然是清廷作出的官方正式结论，也可以说是具有正统权威性的盖棺论定。可是，在清政府统治的合法性日益丧失的当时，这样的盖棺论定似乎也没有多少权威性，社会各方还是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分别作出各自的盖棺论定。《申报》的文章《对于张文襄公薨逝之观感》，大概还能接受上谕的定调：
　　呜呼!南皮相国逝矣，蒙优旨，谥文襄，追赠太保，入祀贤良祠，四十年来之事业功名，今而后得盖棺以论定矣。综其毕生之扬历，回翔馆阁，珥笔精华。迨其后而出任封疆，人赞枢垣，政绩之脍炙人口者，往往排众疑，决大议，能以一身开天下之风气，而不为风气所转移。誉之者则日讲尔新旧，立宪元勋；毁之者则日骑墙中立，无性执拗。然窃尝平心论之，毁者庸或过情，即誉之者亦未尽得其真。天生文襄，为德宗也，先德宗而兴，后德宗而死。凡德宗三十四年之事实，磊落轩天地，危疑亘古今，而文襄张公，实惟有以辅之翼之，疏之附之，患难与共，而左右朝局也。继湘淮诸勋臣之后，声施烂然，超出于李高阳、孙济宁、阎朝邑、王仁和之上，固卓乎近数十年汉大臣中不可多得之人才，抑亦光绪朝三十四年有数之人物也。
　　凡其所设施、所规画，无非于端倪未著之秋，洞烛机先，造端宏大之，力辟当世之震撼危疑，而坚定不摇，卒底于成。当其事机盘错，万口噤声，人方虑文襄无下手处，而文襄独纡徐料量，如置器平地，靡不贴妥，又如东风吹枯，顷刻变色。由是海内之谈时务者，翕然归之。有识者至比之于鄂文端公开辟苗蛮，傅文忠之经略金川，谓其公忠体国，能为人之所不敢为，为国家树久远之计，不规规于近功，有过之靡不及矣。所微不慊于人意者，规模过大，更事过多，而用度或不免习于奢侈，举动或未免涉于固执，在粤时至开赌禁以充军饷，在鄂二十年，所贷洋款以千万计，悉以供行政上所糜之费，而抵抗舆论，力主压抑，时于晚年之行政上，微露其机。论者往往以是为文襄惜。然要而言之，三代以下，卒少完人，有大醇者不能无小疵，理或然耳。
　　《新闻报》的论说《哀张相》，同样旨在为张之洞盖棺论定。其中说道：
　　张相平生，足以表见于国中者，或毁或誉，至此当有定论。其总体看法是：“综观张相之一生，实可为三大时期之区划。而其所以随时通变者，一则其秉质之不滞于物，一则其好名之心，有以战之耳。京官偷息，则以言论为清高；疆吏闒茸，则励行事为干练。即至弥留疾革之时，犹自以为借款不容于舆论，而欲商各使以罢之。三代下惟恐不好名，若张相者，固犹晚近所不可多靓者也，以视彼好爵厚禄，自植其私者远矣。”若与历代贤臣相比，张之洞不愧为诤臣、能臣、良臣。
　　这些自认为的持平之论，与取自《时报》，作为《张文襄公事略》的最后一节，标题也叫《盖棺论定》的文章比较，即不尽相同。后者除了重复绪言的“先人而新，后人而旧”等部分内容外，还有以下一段话：
　　然以骑墙之见，遗误毕世，所谓新者不敢新，所谓旧者不敢旧，一生知遇虽隆，而卒至碌碌以殁，惜哉!
　　这段话和绪言的内容，大概可以视为编纂者的标准，《张文襄公事略》基本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进行取舍和编排。
　　该书第三节即《民吁日报》1909年10月6日的社说《张文襄与政治之关系》，就张之洞出缺与政局的关系提出：
　　至若南皮一生之事功学业，与其是非毁誉之得失，当今盖棺论定之日，识者苟潜察而深讨之，将有以见彼之真相，而无待乎不佞之喋喋。吾今所为不得不一言者，则在立宪专制人才与奴才之间也。
　　立宪之所造成、所养育者，实为科学上之人才，故科学进一步，而人才亦进一步。专制国之所希冀、所侧席者，乃为善伺上意之奴才，故虽有人才杂出于其间，而其数实居至寡。纵或得人才之力，以济一时艰难，然以人才之数，终不敌奴才之数之万一。此所谓一人既死，而一时之政局事功往往而隳，一世之人心亦往往以变。所谓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熄，正为专制之国历史上一成不易之公例也。
　　原作者虽然没有直接评判张之洞究竟是立宪人才还是专制奴才，但既然“立宪与专制，其人才之资待不同，则其国运之消长，乃不能不绝然殊异。诚以立宪者有道揆，有法守，循序而臻，有进无退，势若祈的者之迎的而行，愈迎而愈至焉。专制之国，其势反是，以其有私意而无证见，有当权者之喜怒，而无举国之公是公非也。故其安危之辙，为途绝隘，往往系于一人焉，或系于一事焉，甚或系于一言焉”，又反对“假立宪之美名，以行专制之实例”，则张之洞本人也不能不放在这样的框架中加以检验。
　　《申报》的《对于张文襄公薨逝之观感(续)》一方面肯定张之洞“于近世诸臣中，开风气之先者矣。要之，公实中国近代之伟人，亦德宗朝所不可少之人物也”，并且不赞成将张之洞与“东西洋渺不相涉之名贤”相比，以免苛求，还是指出：“若斤斤取以与二十世纪世界诸伟人比，则公既未尝沉潜新学，所猎取者，不过东西之鳞爪耳；所稗贩者，不过得自东西留学生耳。”《新闻报》对此亦有同感，所谓“南皮之以新学名世也，在既持节开府以后。平心论之，非真有见于变法之不可缓，特以举世之所不为，欲独辟非常之境界耳。故其于西学也，即以汉学家章句训诂之法治之，博而不精，知其所当然而不究其所以然。其由新而复返于旧也，则在戊戌变政之时。其宗旨具见所为《劝学篇》。”
　　《神州日报》的《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事略》，为《张文襄公事略》取材最多，共有四节，但是具有总结性的最后一续却完全没有收录，其中说道：
　　论曰：始公以经生发闻，其风义有如毕(沅)、阮(元)，而知虑通达，廉洁不染，殆超过之，遂为数十年人望所归，后进之士受其陶铸者，普遍海内，方诸古人，何以加之。然以早享大名，蹈昔贤不祥之训，又当九州衰歇，万马齐喑之日，环顾天下，成若不如已，遂以成其惟我独尊之心习，此则时势为之。固其经纶遂不能充满无缺，乃至强不知以为知，于是左支右绌，遗害于功业非细矣。虽然，公不生于乾嘉极盛之年，以与先辈颉颃，而顾以之当今世递嬗之局，复无勇敢刚强以济之，此则公之不幸，而用违其时也。
　　专制皇权时代，政治多为人治，重要人物的生死沉浮，往往导致权力平衡的破坏，引起权力结构的重组，因而引发政坛的震动，甚至造成基本国策的改弦易辙。清季数年间，除慈禧、光绪之死外，重臣张之洞的离去引起的政坛震动最大，自然也引起各国政界和媒体的关注。而评论的重点，无论消极还是积极，在貌似公允的背后，往往与各自的利益相关。《文汇报》评论道：
　　公虽为旧学界之英杰，而能晓然于西学之利益，虽天性笃信中国之旧学，而能提倡国民之教育，是其见识诚非他人所及也。朝廷蓄志改革，调公入京，公乃于此时入军机，兼任大学士。当时朝中僚佐，似与不和，加以与声势赫赫之某宫保互相对峙，张相大有为其压服之势。迨孝钦显皇后驾崩，今上御极，摄政王正资倚畀，将以公为中国之长城。不意遽为二竖所困，竟不能于近今国事之上，展其未尽之才。而铁路借款之争端，复苦其心志，垂暮逢此，乌能自支哉?要之张相国实为一大政治家，惟不免稍形固执耳。
　　《泰晤士报》则称：
　　中国大臣若南皮者，不得谓非海内之柱石也。南皮起家科目，早登上第，文雄一时。……平日政策，虽不能人尽满意，然卒能持以镇定，务达目的，殆非易易。重以学问渊懿，于教育之振兴多所擘画，学部专章，大半为手所定。废科举，兴学校，舍旧谋新，类非他人所能逮。而于学务路政，殚精竭虑，宏此远谋，尤足令人永矢勿谖者也。
　　与《文汇报》和《泰晤士报》基本肯定张之洞对于中西新旧的态度有所不同，《字林报》关注张之洞对外立场的飘忽不定：
　　张大臣之行事，忽若深谋远虑，无不洞烛，忽若浅识短见，靡有定向；忽若聪敏，忽若愚蠢；忽若维新，忽若守旧；忽若友好邻国，忽若抗拒外人，论者且疑其持极大之排外主义。
　　三
　　清季报刊多有党派立场，而《张文襄公事略》再经选择，未必完全反映各报的态度。《时报》虽然由康、梁一派开办，但在狄平等人的具体掌控下，并不代表康、梁等人的立场。1909年10月13日，徐勤致函康有为，告以“洞逆已死，开禁事想在即矣”。庚子(1900年)以后，康有为一派对于张之洞始终恨之入骨，不共戴天。慈禧、光绪死后，摄政王载沣主政，陆续有开放党禁的消息传出，可是拖了很久，只有已故的翁同和被开复原官。1909年7月12日，梁启超致函梁启勋，告以“开禁之议，近复大炽，闻将由常熟、义宁以及六君子，最后乃逮生者云。大约此事终办到，然痛快之举恐不可见。周公固贤，然英断似非先帝，比其视我，当亦寻常一时髦耳。兄年来于政治问题研究愈多，益信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振救，然使更迟五年，则虽举国听我，亦无能为矣。何也，中国将亡于半桶水之立宪党也”。梁启超所谓“半桶水之立宪党”，未必包括张之洞，但徐勤等人显然认为党禁迟迟不开，尤其是康门师徒不得解禁，张之洞从中作梗是重要原因。
　　汪彭年接掌《神州日报》后，该报渐渐转向立宪。署名“梵”的论说《论张文襄故后之政局如何》，也显示了这一倾向：
　　中国近数十年来，言维新变法者不一其人，然内而枢臣，外而督抚，位高望重而又唱之最早持之最力者，则莫张文襄若。……综观公之生平，其于一切新政，不得谓无直接间接之关系，而今日一切新政上之所由徒有形式而未得其精神者，要亦受公之影响。盖公之学识，一半新半旧之学识耳，诋公者谓公为模棱两可，工两面藏刀之术，以自保禄位，要亦太过。总之，公之识力政见，兴革举措，无一不根其新旧夹杂之学识而来，故公之生与政局上有莫大之关系，而其身后于政局之前途，亦不能不因之有所更动。
　　《民吁日报》被《张文襄公事略》收录的文章，持论相对温和，一些未被收录的则较为激烈。署名“帝召”(景耀月)的社说《张相国之定论》认为，张之洞乃治国之良相，而非乱世之能臣，其出词林登吏途之日，即其政治才能上暴露其缺点之时。又指出，“张之洞乃当代之文臣循吏，而绝非卓识之政治家、雄断之外交才也。彼欲以陈腐之脑筋，模拟新时代之思想，欲以其锢蔽之眼光，解决政策上之机能，彼不自悟其非政治的才具，而欲以文学的知识抉择外交内政之进行，此其所为周章而狼狈者也。……盖彼为文治国之良相，而非法治国之能才”。并且告诫当权者：“中国今日之国家，贵有济时的政治之才，决不贵有优柔的文学之相，此秉国钧者所不可不引为忠告者也。”署名“无”的社说《张文襄公哀词》称：“以中国近世人物言之，自不能不以文襄为巨擘，今世之论文襄者，大率可分为二，或则以为当代之柱石，或则以为宪法之罪人。欲以为此二者皆有所偏，而不能见其全焉者也。何也，盖文襄者，用而违其才焉者也。文襄者，政论家也，文学家也，能为承平时代之良相，而不能为拨乱反正之元勋。……文襄之为人也，好大喜功，知图始而不知观成，于宪法之理由，国家之元素，以及东西诸硕儒之政治学说，皆茫焉不知。然而其眼光最灵，心思最巧，又深知徒讲旧学，泥成法之不足以弋时望保高位也，于是缘饰一二西法，以为进行政治之方针。至一有摧抑，不惜自贬其身价，以求为保利禄之计。”
　　该报刊载的时论《张故相遗闻》没有署名，也是出自记者之手。作者对于张之洞这位“近今历史重要之人物”死后“海内毁誉相半，而毁似多于誉”的种种评价，认为不足概括其生平，尽管他声称：“记者诚不欲于恩怨纷纭之时，遽托于盖棺论定之义”，并且感叹“论人之难，而一时一家之言，未可悉据为典要也，则庸知夫后之记南皮事者，不由异于今日所闻也”，还是忍不住对“关系数十年来大局”的张之洞一生的重要事实言论有所评议。他引与张之洞至交的李文田的评语：“香涛之资质，固下愚不移者也，其犹能有今日之设施者，则以多读书故。”张之洞以学者名于世，而学者有开风气与因风气之别，“南皮之学，因风气而非开风气者也”。学者又有纯一与调停两派，张之洞为调停派。
　　与上海的《申报》地位相当的天津《大公报》，对于张之洞的批评显然更为激烈。该报1909年10月7日“言论”一栏的《对于张相国死后之论定》，也是试图盖棺论定：
　　世之善于论人者皆曰，盖棺而后论定。余谓张相国之为人不必论定于既死之后，已可论定于未死之前。何则?张相国一毫无宗旨，毫无政见，随波逐流，媚主以求荣之人也。惟其无宗旨，故无晚节之可见；惟其无政见，故无效果之可言。吾人欲为相国列传者久矣，而卒惮于笔墨，迟迟不果者，以我国近代之历史即可代表相国之政绩耳。我国近数十年，大臣中如李文忠、刘忠诚、岑西林、袁项城诸辈，其政权由消长，圣眷有隆杀，或起或仆，迁调无常，惟我知已善变之张相国，内任外放，历仕三朝，知遇之隆，先后如一日。是岂相国之公忠体国，足以上格君心哉?毋亦假忠君爱国之名，为希荣固宠之也。故君主有更易，而相国之禄位安然；时势有变迁，而相国之声望不减。使相国果明忠君之意，何对于戊戌之政变，忠于后而不忠于帝?何对于各国之借款，忠于外而不忠于内?相国之生平，恃以训勉全国者，惟在“忠君”二字，乃深考相国之一身，其臣节果何如也。向使相国有臣节，吾恐失败者屡矣，安得有今日哉。
　　并认为张之洞“于政界固无何等之功烈足以折服人心”，在学界方面执掌文衡多年，门生故吏遍天下，为学界泰斗，“然自中外交通，文明输入，世界之大势已变，而相国之脑筋不变”，《劝学篇》流毒海内，学部章程几于驱天下人才尽为奴隶，科举既停，优拔之试及博学鸿词、孝廉方正、存古学堂等犹念念不忘，教育前途堪忧：
　　相国一日不死，虽不致举已有之萌芽尽行芟除，而其足为文明进步之阻力，则固可断言者也。……当此民智大开，宪政进行之日，相国以顽固之头脑，专制之精神，立足于此二十世纪之世界，亦可谓危险之甚焉。今相国以老病之躯，能得善终，既不失为专制时代之功臣，亦不至为立宪时代之罪人。为相国计，其亦可以瞑目矣。
　　革命党人对于张之洞的否定最为彻底，《民报》第25号精卫的文章《张之洞死》，从反清的立场，没有给张之洞留下任何积极评价的余地：
　　张之洞死，于清廷失一无足重轻之家奴，于汉族失一冥顽不灵之朽物，至不足齿数。吾人无余晷，为此老贼作传，惟观老贼之生平，略可见清廷所养成之人物，其状态何似……
　　接着，以君主专制国，君大权独揽，以臣为奴隶，为臣者以苟贱为本分，分析张之洞得君之术有-：
　　一则发扬蹈厉以博人主之欢，二则唯阿取容以免入主之忌，前者易进而易退，若袁世凯之属是也；后者易进而难退，若张之洞之属是也。此等人之目的，不在得权，而在得宠。其为苟贱则均，而固宠之术，自以后者为胜。且同是唯阿取容之中，其用术亦有深浅之别，深于术者，在他人以圆滑为圆滑，而彼则以倔强为圆滑，在他人以躁进为躁进，而彼则以恬淡为躁进，其实圆滑躁进，莫彼若也。中国之人心，强半中于老子之毒，所谓不为天下先，不为天下后者，几于奉为金科玉律，以之谋国，何患不亡。然以之做官，则洵为秘诀。张之洞之一生，
　　所以能浮沉于宦海而保其富贵者，即用此术而已。尤其对于张之洞庚子镇压汉口唐才常自立军深恶痛绝：
　　自是以后，益与民党为仇，罪大恶极，人所同愤。……然老贼之得罪汉族，夫人而知之，若其对于满洲，则颇有推为元老，称为荩臣者。余故著其生平，以告天下，俾知其君臣相与之际乃如此，宜其与豺狼狐貉吻合无间，以流毒于中夏，为国民者，安可听其自生自灭，而不为之所哉。
　　由上述可见，对于张之洞一生的言行，几乎每一具体方面都存在不同的评价意见，盖棺论定的初衷，变成罗生门的演义。
　　四
　　除了对于张之洞一生言行的功过是非盖棺论定，舆论关注的另一重点就是张之洞之死对于政局未来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大公报》的闲评《呜呼张相国》表示：“相国之在位也，于政界无赫赫之功，然一经长逝，影响于政界者颇大。”此事影响后世者不止一端，关系清王朝结局的主要有三：其一，如何抑制亲贵专权。其二，铁路借款的善后。其三，袁世凯是否重新起用。
　　这类担忧，其他报刊或隐或显地相继表露，决非泛泛而论。《张文襄公事略》第十六节《张文襄维持大局》表达了对于老臣故去前途堪忧的担心：
　　当国步艰难，外患逼迫之秋，所赖以维持大局，镇慑朝野者，其惟我一二重臣乎?其惟我一二重臣乎?乃吴天不吊，倾我柱石。大星陨州治，而韩魏公薨；红光烛山谷，而诸葛武侯逝。天崩地裂，风号雨泣，朝廷多故，老成凋谢，南皮相国之噩耗，忽惊传至吾耳，呜呼，痛哉!国家之重臣，上下所倚畀，一旦溘逝，其关系讵不大哉?盱衡现势，默揣往古，吾对于相国之出缺，盖有无穷之感焉。……夫新主当阳，庶政之待举者，如千缕万丝。相国一身，关系于外交内政者，不知其几许事。今不幸而相国往矣，则萧规曹随，力能竟相国之志者，当不乏人。而远大之忽忽数十年驰驱于政界中，遗大投艰，政事鞅掌，而犹未能竟其全功，赍志以没，则其他之伈伈倪倪者，又何足道耶?呜呼!际
　　万国竞争之时，人才消乏之秋，又谁能摘斗摩天，
　　目空识量，灵敏之手腕，坚心毅力如相国者，则吾恐如凤之毛、麟之角也。痛哉!天生一伟人，今古，指挥中外，继相国而起者乎?吾故日有无穷之感也。
　　摄政王载沣掌权以来，用人唯亲，恣意妄为，坊间议论纷纷，枢臣亦有所不满。载沣听说后，居然对枢臣表示：“本监国用人行政，一秉大公，即如信任亲贵，亦系量能授职，因才器使。倘各亲贵实系无能，自当随时撤换，免致贻误，如其才有可用，则予以决不遽为浮言所惑，妄行更动。”张之洞在世时，虽然已无力制衡，载沣多少还有所顾忌，毕竟有些牵制作用。张之洞等老臣故去，载沣和一班亲贵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弄得天怒人怨，光绪朝三十余年的局面，一朝瓦解。高压之下，当时舆论对于政局前景的种种担忧，大都只能通过悼念张之洞而隐约表露。正如《民吁日报》景耀月(署名帝召)的《张文襄哀文》所说：“萎时危迫，遗大投艰，正当国家之多难，殷忧继起之无人，苟继其志者，非以坚贞忧国，用济时艰，复不若经术苏民，顾无遗患，国事日棘，杞忧方深，此所为愈滋予痛，益悲予怀者已。”后来皇族内阁的倒行逆施，果然是清王室众叛亲离的重要原因。
　　张之洞的铁路政策取信于外人而失信于国人，因而对此评价相当两歧。《泰晤士报》着重赞誉张之洞的铁路政策，称其“量移湖广，浚发国家铁道事业之思想，拟以汉口为中国路线之中心点，经营支干，分达北燕、南粤、西蜀诸要区。任湖广时，因事微有扦格，厥后久任，至易十八寒暑，获观京汉之成。复续议建筑粤汉川汉之要道。一九〇七年入直枢廷，又值两宫宾天，竭忠尽智，上赞皇室垂统之大计。囊以粤汉借款之故，既殚心力，复历艰难，尚不致有所破坏”。而《民吁日报》以《(泰晤士报)对于张相国之评论》为题发表同样内容的报道时，文末专门有“时案：张相之善政佳猷，非可枚举，而外人斤斤于铁路一事，称道不置者，盖有由也”。该报署名“无”的《张文襄公哀词》进一步批评张之洞的铁路政策：“文襄督两湖时，以赎回粤汉铁路为国人所称道，乃未几又力主借款，此次川汉粤汉外债之主动力，实惟文襄。是昔日之排斥借款者文襄，而今日之主张借款者亦文襄也。昔日之功仅在粤汉，而今日之毒，且流及川汉也。”所以，有人认为张之洞“粤汉铁路力主借款，未免为高年之失德”。据说，张之洞死前两日，有某大臣视问病状，张对自己一生事业的功过是非相当自信，其中特别谈及铁路事宜：“惟川汉粤汉两路政，为数省命脉机关，鄙人初心，原欲归鄂自办，嗣因经济不足，不得已而提归部办，议借洋款，大费经营。甫有萌芽，而外间谣言已起，文电交驰，鄙人亦只以镇静处之……但此心勘以质诸白日，想湘鄂绅民，必不致终于不悟。”两年后，湘、鄂、川各省绅民终于觉悟，然其结果却是揭竿而起，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张之洞与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亦作慰廷或慰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本来同时入值军机，摄政王载沣掌权后，将袁世凯的权力剥夺，赶回了老家。说来也巧，张之洞死前一日，刚好是袁世凯的寿辰，于是《申报》有“南皮之死，项城之寿”的议论。张之洞死后，坊间传闻有清廷打算重新起用袁世凯，引起种种揣测议论。各报于是将袁、张两人的比较作为要点。《字林报》报道：
　　张公之洞负中外重望久矣，今日之死，国民之觖望，政府之失援，庸讵初料所及耶?监国为大势所迫，将起用袁世凯，使张之洞而在，亦必力主此议。当一九〇七年七月，孝钦显皇后实行新政，首调张大臣入京，同时袁世凯亦由直督之任，征调入京。外间虽有袁张交恶之谣传，然两大臣行事，虽偶有微异，而其宗旨则如出一辙也。
　　《申报》专门发表论说《论张文襄之与项城》，认为：
　　庚子以后，中国政治界上最有关系之人物，应推项城、南皮。……项城未罢之先，则权在项城；项城既罢之后，则权在南皮。今南皮既死，又拟起用项城，则二人之出处行事，必有其相同之点，而足以资我辈之研究者也。
　　不过，《申报》的着眼点不仅在张、袁二人之同，更强调其异，并且希望袁世凯行事不同于张之洞，更不同于其本人往日的所作所为：
　　今者南皮死矣，饰终令典，备极优异，摄政王有国是如何之叹，有老臣凋谢之忧，全国之人，则皆戚戚焉虑重臣之难得，继任之无人，即东西各报纸，亦莫不揭其相片，论其行事，而以中国丧一柱石之臣，代为惋惜，此亦可谓生荣死哀者矣。至项城从前之去位，则舆论多以为快心，朝右不闻其嗟悼，大抵毁者多而誉者少。由是论之，二人之行事，虽有以上种种相同之点，而其宗旨之出入，为人之得失，或自有其不同之处，要未可以一概论也。虽然，今日南皮方死，即有起用项城之议，则峨峨朝士之中，足以继南皮而起者，舍项城外，岂果无其人耶?然而，项城之与南皮，固明明时为今日政治界上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之人物也，我因此论两人从前行事之所同，而愿更观一人他日行事之所异。
　　袁世凯的再次出山，并非一帆风顺，直到武昌起义，才被重新起用，而其行事的确异乎寻常，成为大清王朝的送终之人。
　　《大公报》连载文章《张袁政府之结果》，指张、袁二人均非真心主张立宪，其所作所为，不过争权希宠固位：
　　吾人对于张、袁二公非好为此苛论，以贻识者之讥，不过处今日之时势，非有遗大投艰之才，不足以应世变，非有破釜沉舟之力，不足以济时艰。彼张之愚而自专，袁之不学无术，岂能胜任艰巨而奏旋转乾坤之效哉。张、袁之才，虽非毫不可用，然以之独当朝局，手握重权，以与世界大政治家争雄角力，其有不着着失败，自蹈覆亡者亦几希矣。
　　有鉴于此，文章的作者并不寄望于袁世凯的再度出山，但是要求执政者承担社会责任，“今张已亡矣，而袁尚有起用消息，袁之果能起用与否，虽不可知，而吾愿世之仰赖夫袁重望于袁者，勿再诿责于吾民可耳”。
　　上述三事，均与几年后清王朝的覆亡关系密切，究竟是正面还是负面，立场角度不同，看法各异。《神州日报》的论说《论张文襄故后之政局如何》，一方面指出中国历史的惯例是人存政举，人亡政熄，张之洞之死，断断然有影响于宪政之前途；另一方面又强调，中国今日政体，正由专制进于立宪，政府由无责任进于有责任：
　　膺此责者，其人非具有世界大政治家之资格，非饶有推翻旧政治建设新帝国之精神，必不能济。若公者(案即张之洞)正嫌非其伦矣。倘使继任者犹复乃公之志，萧规曹随，侈为盛事，其阻碍宪政而有妨害于国家也必矣。是故继公之任者，其人之识力政见眼光手段，必高出于公数倍，始克以应世界之潮流，其次必兼公之长，去公之短，又其次则宁取其魄力手段胜于公，而弗苛求其学问，夫而后始足以补公之短，而竟公未尽之志也。否则，以庸庸者继续其位，其不危殆也几希。……要而言之，立宪之与专制，如正负之互相消，官力之与民气，譬冰炭之不相入，物莫能两大，此惟知时达变之大人为能知耳。若文襄者，欧化与国粹既交战于中，君权与民权欲相提并进，以骑墙之政见而酿成阳立宪阴专制之现象者，政界诸公，大抵然矣，而文襄其代表也。故夫文襄者，乃过渡时代言论上之预备立宪不可少之人物也。吾甚愿自今以后，内而枢臣，外而督抚，尚其推诚心布公道以与天下更始。慎勿再效文襄之依违两可，不敢大有所更张，而致涞诗张为幻之讥也。
　　也是由上述立场出发，《新闻报》对于张之洞保荐戴鸿慈入军机继任表示意外，因为后者为政，无所表现，张之洞以君子和文学为荐人标准，不适宜预备立宪和强邻逼处的时代，希望戴鸿慈“严定宗旨，刻励事业，一以补助立宪为心，勿复如旧日之旋进旋退，则他日之功业，安知不在文襄之上哉?”
　　《民吁日报》曾有评论：“张文襄逝矣，说者谓于政治上之影响甚大……其为进化与退化，正未可知。记者闻之，乃直断之日进化也。盖无论何国，其大臣元老一经更动，政治上必大受影响，实以继其后者之观念不同。然无论后者之观念如何决绝之反对，其谋攻治之进行，则固可断也。况过去之人，非于政治有绝大关系者，则后来者之欲谋进行，正非难事，所以敢直断之日进化也。或日：每下愈况，将若何?乃应之曰：人才未可以轻量，安知丰功伟烈于我政治上放一异彩者，非即今日之继之者耶。”继张之洞之后秉政者，未见大放异彩之人；而张之洞死后两年，中国就结束了王朝统治，进入共和。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验证了进化的论断。

收藏分享评分

回复引用

订阅 TOP

流星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