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牛 棚”内外忆老罗（郝斌）

老木匠

发信人: xdx (张飞), 信区: RGForum
标  题: “牛 棚”内外忆老罗（郝斌）
发信站: 一见如故 (Thu Oct  5 11:29:13 2006), 本站(yjrg.net)

我和罗荣渠先生相识在“牛棚”，我称呼他“老罗”。

那个时候，不分长幼，没大没小，已经很有几年了，进了“牛棚”，达于极致。有监管学生在场的时候，不管是谁，彼此直呼其名。对系里的老先生：“邓广铭！”“邵循正”！“周一良！”“杨人楩!”学生这样喊，我们也这样喊。监管学生不在了，干活劳动，在一个屋里住，总有接触，这时候，对辈份高的，尽量避开称呼，用肢体示意，可以减少彼此的尴尬。年龄相差不太大的，就称呼“老某”——既没有“资产阶级法权”的痕迹、没有“四旧”，抓不着辫子；在我们之间，也算是保留了最后一点尊严和尊重。这种称谓的个中滋味，时过境迁，局外人未必全能体会。

老罗，长我七岁，高我九级。我当学生的时候，他已经是讲师了。路上遇到了，我向他鞠躬，他不理会的时候居多，间或点一下头。我想，他不认识我。我毕业以后，与他同系共事，直到“文革”发生，前后足有八年。中间的1960—1962年，大家肚子填不饱，活动少，不大见面，而在此前和此后，历史系处于动荡之中，教师们你出我进，身在田间的时间比学校要多。一个学年到头，难得一见。偶尔在文史楼前相见，他还是略点点头。我们好像没有交谈过一句。这时候，他给我的印象是有点矜持。听世界史的老师说，他的英语、俄语都不错，人有点骄傲。

到“牛棚”里，就亲近多了。白天一起劳动，晚间一个桌子上写“罪行”交代，夜晚睡在一个大屋子里，24小时全在一起。有一段时间，就寝熄灯以后，监管的学生在门外上锁。我们多数人适应性很强，练出了一夜不尿的功夫。这样的时光度过大概一年多。这一年多，彼此间还是没有多余的交谈，跟以前差不多，但默默的有了观察。“牛棚”里观察人，说来比较容易。吃、穿、住、用，大家没有区别；每人“罪行”的轻重，略有差异，这也还在其次；重要的是每人头上都有压力，面对压力采取什么态度。

我们被关的地方叫太平庄，在明十三陵的定陵北边五、六公里。这里原是昌平县绿化大队的一个林场，砖房二、三十间，坡地八、九块，分布在几个山头上。此前一年——1965年，历史系搞半工半读试验，昌平县把这个林场连房带地，划给了北大。文革一开始，大家赶忙返回学校闹革命了，林场闲置下来，留下一个炊事员和一个林场的果树技术员。1966年9月下旬，历史系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20余人，正在校园里劳动，忽然来了系文革的通知：劳动暂停，两个小时以后，带上行李和“毛选”，原地集合，不得有误。集合以后，有人前后押着，领我们走出东校门，来到京包铁路清华园站，上了北去的列车。此时人人忐忑不安，面面相觑。车到南口站，被勒令下车，各背自己的行李，押向东行，一个多小时到达目的地。从北大出发，一路行来，真是前途莫卜。幸亏我们中间有人到过太平庄，南口站下车往东一走，就有人悄悄说：“是去太平庄！”我们才算一块石头落地。去太平庄这个主意不知是谁出的。历史系有个“牛棚”，北大民主楼西侧也有个“牛棚”；历史系的在先，民主楼西侧的在后。是不是校文革从历史系受到启发，才修建全校的“大牛棚”，没有材料说明，不得而知。可北大的“牛棚”一建，足为各地的榜样。“牛棚”由此遍于国中，受冤受害者何止千万！始作俑者，如今清夜扪心，不知作如何想。近日见《聂元梓回忆录》（2005年1月，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聂元梓说，她负不了这个责任，因为她一个人控制不了北大的局面。我不知道有谁该跟她分担这个责任。

话说远了，还说太平庄。劳动有定量，每人每天挖一个树坑。生土刨出来，见晒见风，经过一冬，来春栽树回填。一个树坑的规格是长、宽、深各一米，也就是说一天要挖一个土方。可太平庄这个鬼地方，石头多土少，碰上大块石头，就白干了，换个地方从头来。“燕山雪花大如蓆”是夸张的话，可燕山的寒风真是刺得骨头缝生疼。才进入十二月份，地表已经见冻，一镐下去，只见一个白点儿，刨不动了。一天下来，只能完成二十公分。进度日减，骂声日高。春天到了，要在山坡地上翻地栽白薯，重活儿是挑水上山。几块山坡地少说也有几顷，我们老少近二十个人，不知道怎么能够完成。一天，忽然被喊下山来，要我们打开所有空置的房间，半工半读期间学生用的床都在，检查一遍，坏了的钉一钉。第二天，校内的“牛鬼蛇神”，大队人马被赶到这里，一个个灰头土脸，从肩上放下行李就如同得了大赦一般。一位胖胖的中年人放下行李，连自己也倒下去了，任凭监管学生喝斥，好一阵才算起来。有人告诉我，他是西语系的副教授，姓吴。来的这批人里,许多我认识，名教授不在少数。毫不夸张地说，就凭这个队伍，办一所大学，可以计日程功，而且就学科齐全的程度和学术水平来说，现今的不少大学也难望其项背。

大队“牛鬼蛇神”到来之前，已经形成监管规矩。一日三餐，餐前在毛主席像前列队，弯腰低头，背诵“语录”，而后齐声一喊：“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接着，一个一个分别喊出自己的名字，但在姓名之前，要加上自己的“帽子”。我的帽子只有一顶：“现行反革命分子”；老罗被赶入“牛棚”之后，帽子比我多一顶：“历史反革命分子”和“老保翻天急先锋”①。有的人帽子甚至多达五顶，丢了哪一顶，都惹来一顿吆喝。这种规矩足使我们受辱和难堪不说，一个上午的活儿干下来，正等两个窝头到口，可还没有吃，先一通“请罪”，已经让人恶心得快呕了，看着窝头也吃不下去。不过，时间一长，疲了，“请罪”如仪之后，窝头照吃。谁知大队“牛鬼蛇神”集中后，境况大变，监管突然严酷起来，而且花样翻新，整人整出专业水平。

这时候，例行的列队集合一天之内要有七次之多（早点名、开工前、午饭前、下午开工前、收工、晚饭前、晚点名）。每次至少集体背诵两段“语录”，从《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和《敦促杜聿明投降书》里选出来的。读了这两段“语录”就能促使我们“认罪”，红卫兵们好像对此深信无疑。然后派活儿，宣布什么事儿，也可以喊出某人给一顿拳脚。 晚点名，这是最让我们提心吊胆的一场，长达四十分钟甚至一个小时，每次都要喊几个人站出队列，轻则训斥辱骂，什么叫人格，什么叫师道，那就全是马尾提豆腐——提不起来了；重则拳脚之外另加棍棒。我们已经是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人群。有一阵，武斗用的长矛也出现在我们面前。还有一种一米左右的自来水管，一头磨尖，既可作为利器，也可作为钝器。我们一个个低头弯腰，只见它在眼前晃动，但不见拿这种“家伙”的是谁。一位老先生，“语录”背得不利索，越背越乱，又分辩了两句，就被这个“家伙”当头一下。我和老先生各站队伍的一端，相距七、八米远，“当”的一声，我能听出那是脑壳发出来的声音。每次听到集合哨响，要跑步列队，迟到的不能入列，那就是一顿老拳了。集合的操场在山坡中间，路面高低不平。我是腿脚利索的，跑到位置，迅速摘下眼镜，放在手里；听到一声“解散”，才敢戴上——挨两个嘴巴，还受得了，眼镜如果打坏，行动由此迟钝，走路、干活儿处处有错，那就天天有打了。周一良先生的眼镜被打坏，幸亏他有一副备用的。高望之的眼镜被打坏，看着都让人担心，不知道碎碴儿会不会掉进眼里，可是不戴又怎么办呢。我们戴眼镜的“牛鬼蛇神”，个个知道眼镜对自己的意义，老罗也是。可他的近视度太深，眼镜摘早了，脚下看不准；晚了，又来不及再摘。他应付这样一种环境，比我要困难得多。

这个时候正值酷暑，劳动量大增，新“规矩”不断。我们被告知，熄灯之后，起床之前，监管人员要巡逻查夜。凡上厕所的，见到监管巡逻者，要先行立定，再喊“报告——我是反革命分子×××，要去厕所”，得到准许，才能移动前行。“否则”——监管者举起手里的长矛——“老子的这个家伙是不吃素的！”这个规矩，给老先生们的压力极大。上了岁数，起夜多，眼神又不济，弄得晚饭以后就不敢喝水了。一次，一位老先生起夜出门，战战兢兢，眼见二、三十米以外有人，连忙口喊：“报告——我是反动权威……”，谁知对方听见人声，也忙不迭地喊：“报告——我是……”报告过后，双方都不敢前行，等了又等，等了又等。读者朋友，现在离那个年月远了，您千万别把它完全当成一个笑话。我同年轻些的朋友们说起这段情景的时候，大家都会笑得弯下腰来，可有人发现我眼边挂了泪水，赶忙敛容道歉，改换话题。读者朋友试想，身处此境的人，有谁能不害怕那个“不吃素的家伙”，敢向前多走半步呢？！我衷心期盼有更多的青年朋友知道，40年前，在中国的广袤大地上，在大学的校园里，这类让人挂着泪水讲的“笑话”，曾经很多很多。它应当构成我们民族历史的一个章节，引为耻辱，永远不被忽略和忘记。

监管者除去使用自己的眼睛，还在我们中间寻找“耳朵”。我们被鼓励相互揭发，即所谓“立功者受奖”。这招儿真是不同寻常，它弄得我们互存戒心，彼此提防，一天二十四个小时神经紧绷，不能有半刻松弛。比如说，监管者从“毛选”中每天指定一个长段文章，要我们背诵。上午、下午劳动的两个间歇各有15分钟，我们不能喘气，赶紧拿出“毛选”，紧记硬背。就寝之前，两个人一组，相互检查。对方背不下来的，检查者要报告。我和老罗每天都可以背诵无误。受我检查的，是我不认识的一位老先生，他背得常常有误。我如据实报告，他免不了受苦；我不报告，又怕他去自首。万般无奈，每当监管学生进来，我要全神贯注，只要老先生稍有嗫嚅欲言之状，我就起立，先喊报告，免得他以自首来揭发我。这不是多虑，实在不可不加防范，那时候的人心就是如此。“牛棚”之中，以打“小报告”换取稍好处境的人，颇有几位。“监管”的花样越多，压力越大，“小报告”就越多。有一次晚点名，五、六个手执长矛的学生站在队列之前，气氛异于往常。一个学生劈头一声震吼：“昨天夜里谁说梦话了？站出来！”这一声喝问，问得我们人人心颤，谁能保证说梦话的不是自己？硬按到你的头上，你又如何辩白得清楚？“小报告”打到这个水平，固然可恶；相信这样的“小报告”也未免可悲，可打开这个“潘多拉匣子”，让人心、道德和智力沦丧到如此地步，非但不予收拾，还一味放任而从中巧为运用者，又曷能辞其咎欤？

这个时候的老罗，在我眼里，“矜持”全都没有了，倒觉得他太认真，过分地认真。白天干活儿，没有学生在场，他水不少担，土不少装；晚间写交代，小字儿写的密密麻麻。他对自己近乎苛刻，可对同“牛棚”的难友，从没有半点伤害。日子一长，谁打“小报告”，彼此都有了数。老罗不是这样的人。打“小报告”他不会，甚至连起码的随机应变之术，他也不会。监管学生一时兴起，拿我们开涮，让我们也开个“大批判会”，批判我们当中的某个人。这样的会一开，那就热闹了。调门之高，嗓门之大，另成一番景象。有人要趁此有所表现，希图改变他可怜的处境。我敢断定，要是允许动手，准会有人出手。但多数人难于一下转换身份，只能作蹩脚的演出——可演出也得演一下呀！老罗偏偏不会。差不多别人都说完了，再拖就等点名了，他才嚅嚅嗫嗫，声音从鼻子里哼出来，但已经不是他的声音。我跟他相处已有一阵子，他的声音与容貌该当如何，我看得出来，也听得出来。他作自我批判，给自己上纲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么不自然。

1969年秋，北大两千教工被下放到鲤鱼洲，老罗和我都在其中。我们编在一个排里，接触自由多了，也能放开说话了。鲤鱼洲，在江西省南昌县。这个地名听起来很有几分浪漫，然而置身其中，却全然两样。这是一片未经垦殖的红壤生荒，地势又极低。低到什么程度呢？毗邻的鄱阳湖，涨水时节，水面会高过我们的头顶和屋顶。湖水全靠一道湖堤拦在外面。巡堤的人，左看一眼，湖面离堤坝二、三米，清风一阵，浪花会拍上堤面；右看一眼，往来劳动的人头和草棚，尽在十几米的脚下。真是有堤分水旱，堤决共鱼鳖。挑土加堤的江西老俵说，这个地方长不出庄稼，你们来干什么？整个农场一眼望出去，没有几棵树。阴云密布、雷电轰鸣之际，谁站在地里，谁都会感到雷电就在头顶，不能不联想起“尖端放电”。一位先我们而去的清华教师“斗私批修”讲用，讲出了这种感觉，被当成不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例子，我听了当时也有一笑；后来身临其境，一点都笑不起来了，雷电一来忙不迭地赶紧蹲下。

种了一年水稻，忽然有决定，说鲤鱼洲这块宝地，既是知识分子劳动化的基地，也要办成大学——要招收学生了。现在回头看，那是个笑话。两千教工在这里，有几本图书呀，人手一部，都是《毛泽东选集》！除此之外就是信封、信纸了。难怪工农兵学员扛着行李走入草棚，喝了绿豆汤，受到教职工的热情接待之后，还以为这是他们入学途中的一站，“北大分校还在前面！”

进校的学生第一门共同课是中共党史，没有教材，要现编一本。编写的方针是“就地取材”，编出江西红色根据地的特色；办法是编写者先到安源煤矿、井冈山根据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遵义会议纪念馆和革命圣地延安接受教育，同时收集资料，以此为纲，编成教材。有五、六个人接受这个任务，其中也有老罗和我。我们出去参观学习了两周，捧回一叠展览馆的说明词，以此作为依据，就在南昌动起笔来。幸亏才编到一半，北京先编好，印出来，送到了鲤鱼洲。我们奉命停笔，长出了一口气。这个“教育革命”任务，前后合算起来，最为愉快：既能堂而皇之走出去转一大圈，又没编写什么糊弄人的东西，心里高兴，只不过我们都矜持不露罢了。比较起来老罗是个性格外向的人。当初我们几个人出行，起个大早，离开草棚走向码头。那时朝暾初起，晨风煦煦，每个人心里的那份高兴就没法说了。但以当时所在的环境、气氛来说，总要有几分克制才好。草棚尚在身后，人影渐稀，走着走着，老罗的鼻子里竟哼出了歌，调子好像也不是当时该唱的革命歌曲。这真是一个大胆的举动！时间过去三十多年了，我眼前还时时浮现这个情景。

从鲤鱼洲回到北京，我和老罗有了个人之间的来往。那时候，未名湖的鱼不少，打捞上来，全校教职工分享。有一次，每人分了足有十斤以上。我带着上小学的女儿住在集体宿舍，想打牙祭，既没有炉灶，也没有那么多的油，只能望鱼兴叹。老罗约我到他家煮鱼汤，连汤带鱼，味道都极好。那时候，他的夫人周颖如在干校劳动，大女儿罗曙插队，小女儿罗晓好像偶尔才回家。此后，我常到他家。他是四川人，烧得一手好川菜，为照顾我的口味，还少放辣椒；饭后聊个天南地北，这是我们的精神得以舒展的一刻。有一次他翻箱倒柜，拿出来张大千、徐悲鸿、谢稚柳的扇面、花鸟。另有几幅，老罗说，是他父亲的手笔。后来我才知道，他的父亲罗文谟，上海艺专出身，书画虽属余兴，却有很高的造诣。他保存下来这批字画，冒了不小风险。就是拿给我看的时候，这些东西虽不像文革初起时必烧之而后快，但仍属犯忌之物。他肯于以此示我，我感受到一份无言的真诚和信任。

老罗的笔头是大家公认的，他也总想以此得有机会写文章出力，但他审时度势的能力实在有限。那个时候，大小单位都要有个三、四个人的“大批判组”，写了文章，或贴在墙上，或抄成黑板报，一个任务：“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老罗不是历史系大批判组的成员，但常被拉去写文章。1973年，政治风云诡谲莫测，京中时有传言。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编辑部出了一个题目，约历史系大批判组写稿。老罗参与讨论，独持一见，而且坚持不让。他当时跟我说过此事。平心而论，他表现出来的，是专业的水准和学术的风范，但有一点：太不合时宜，也太不是地方。大批判组写了一稿，他一个人另写了一稿；两稿同时送到《红旗》，结果老罗的落选。老罗非但没有因此换得什么觉悟，甚至喃喃不平有好一阵。在纷繁变幻的政治形势面前，老罗实在显得太稚嫩，简直像个天真的孩子。如果不戴有色眼镜的话，你也许能够看出，他时时要掏出来的，是一颗晶莹的心，掏得那么真诚，那么执拗。话说回来，凭着这份真诚的执拗，他同一个机缘擦肩而过，免除了后来的许多麻烦。1973年末，“两校”大批判组成立，以老罗的笔力而论，他未必不是上乘人选，但“两校”根本没让他沾边儿，这就绝非偶然了。

可是另有厄运等待着老罗。1972-1973年间，林彪摔死之后，轻轻吹来一阵风：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应该批判。这阵风吹动了不少人的心——从文革开始，天天反右，越反越“左”，一连六、七年，“左”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现在，这个信息虽是从报纸的字缝里透出来的，也足使敏感的知识分子兴奋不已，免不了要抒发胸中的积郁，说几句“早该如此”的话。谁知风云突变。各大报刊的社论用同一个声音告诉大家：林彪这个家伙的实质是极右，批判林彪，不是批“左”，而要批右——我们怎么硬是一点儿都没看出来呢？不过这时候什么都来不及多想，按照以往学得的路线斗争因应之道，赶紧检讨自己才是：觉悟太低，擦亮眼睛，提高路线觉悟等等。可这回老经验没用上。这回，一上来先批反“左”那股风，那股风叫作“右倾回潮”。保卫文革成果，必须先反击“右倾回潮”。乖乖！这阵风一来，足有七、八级。北大、清华身居“六厂二校”的荣誉行列，属毛主席亲自抓的点，自然就是风暴的中心。历史系，尤其是老罗所在的世界史专业，“反回潮”格外起劲儿。一来二去，从“反回潮”开始，战果扩大，挖出一个“小集团”，老罗是这个集团的首要分子。“罗荣渠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口号声在教室里回荡。文革初起，喊的是“打倒×××!”不失简洁和干脆，具有口号的特质。1973年喊的，有点文绉绉，好像柔软了好多。其实不然。文革初期，“牛鬼蛇神”一大片，而且越揪越多，“底面积越大，压强越小”这个力学原理，放在社会学中，也蛮适用。历史系的“牛鬼蛇神”站在台上，一字儿排开，二十几个。我们固然要向革命群众逐一交代自己的罪行；革命群众喊起“打倒×××”的口号，也要二十多次，其中只有一次喊给自己，剩下的都是作陪。1973年，历史系的重点批判对象，有一个喝了敌敌畏，在医院里抢救。此时，批判老罗的大会，从历史系移到第二体育馆——地点的转移标志着批判的升级。“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连喊几天，我见老罗的脸色有变，那可是“牛棚”里没见到过的脸色。

读者朋友，谈起文革，大家关注的是初起之时那场狂风暴雨，造成多少冤屈；而1973年的“反右倾回潮”，在北大，也是一场几乎等同1966年的政治风暴。对此知之者不多。身处其中的我们，一时间又回到了“道路以目”的年代。我同老罗在历史系见了面，彼此把头一低，擦肩而过，谁和谁都不招呼，何况说话？这时候，我写了一封信，投到校外的邮筒，寄送他家。写的什么，现在记不清了，但很费了斟酌。只有几行，让一个正在挨批的人看了，会有一点慰藉；若让别人抓住，上纲上线也不好说它是“黑信”。我在牛棚有一封家信被打成“黑信”，惹来一场专题批斗。这个经验对我起草给老罗的信稿，很有警示和帮助。大概个把月后，在动物园汽车站，我和老罗相遇。他告诉我，信看到了，也毁掉了。除此之外，就这件事，我们谁都没再多说什么。

几年之后我知道，那个时候老罗被逼几几乎走上不归路。文革初期他挺过一关，已属不易；元气还没有恢复，又是一拳重击，再挺过来，那就不是常人的一般毅力所能承受得了的。第一次，那是乱哄哄的“群众专政”，这一次可是有领导（中央派来的军工宣队）、有组织（事先安排好的批判发言）、定了性就算数的政治批判！外貌白皙纤弱的老罗，不仅又一次挺过来了，而且到1975年，精神完全恢复，甚至以回首往事的笔调，把这番磨难写入诗文，生死城头的一场徘徊，算是置诸脑后了。九十年代的某一天，他一个电话打过来，说要到我家。他带来一幅他的行书，装裱得很精致。他在墙上指个位置，要我打个钉子，当场挂起来。那是《答友人书·七律·旧作》：

“洪都共砚未能忘，犹忆鱼洲茅草房。

一路风尘君仍健，几回笑说蠢周郎。

冬夜冰雪惊凉梦，春宵寒雨暖华章。

何处南苑好种树，古今上下任翱翔。”

前四句，写了我们在鲤鱼洲那种环境下难得的一点快乐；接下来“冬夜冰雪惊凉梦”，则道出他二次落难时的感觉和心境；“春宵寒雨暖华章”，算是对我十几年前那封书信的正面答复。让人感动的是最后两句：他又成了一个心情愉悦、向往未来的人。

1978年，全国的形势才见根本扭转。这时候，历史系准备招生。文革后的教学该怎么搞，新任的系主任邓广铭先生以极大热情在筹划；平反冤假错案，工作量极大，副书记郑必俊、张万仓全力担当起来，而且做得干净利落；学生工作，由副书记王春梅一手完成，不劳别人操心。我担任历史系总支书记，没分工管什么，每天也忙忙乱乱。原系主任翦伯赞先生，历史学界一位受人尊敬的前辈，文革初起被拿来祭旗，批斗了一个够，后来生给逼死了。现在给翦老平反和昭雪，是一件大事。开会的日子要到了，老罗对翦老平反的事很关切。他问我，在会上说什么，我答还没准备。他说，我给你拟个稿子吧。这类讲话稿，必有的内容是把加于受害人的污蔑不实之词一一推翻。老罗的稿子在这方面一无遗漏。除此之外，他还从史学史的角度提出评价。翦老是学术界的一位权威人士，与从事其他职业的受害者有所不同。学术上有了正面的评价，才算得平反彻底。老罗想得很周到。我拿老罗的稿子照念无误 ，后来全文发在北大校刊，落在我的名下。罗荣渠文集的编辑者如果有知，把它收入罗文之中，才是正理。

进入八十年代，老罗的日子有如拨云见日，政治上的压力一件一件消失，最后消除净尽。他本人的“历史反革命”冤案，得到昭雪；他的一个弟弟蒙冤多年，也平了反。最后得知，不仅他父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不实，原来还是一位秘密协助解放军进入成都的有功之士。父亲的冤屈，一直罩在老罗头上，这片阴影，三十年挥之不去。无论什么场合，只要提到出身和家庭这个话题，老罗只能埋首无语。这在老罗心头简直铸成了一道槛儿——不管他如何用力都迈不过去的一道槛儿。如今这槛儿不存在了，不用再为它费神费力了；作为一介书生，这时的他，还有什么希冀和追求呢？我们看到，他的专著一本一本出版，论文一篇一篇刊登。有一阵，老罗一个月完成一篇三万言的论文，一连三个月写出三篇。在历史系，老罗的才学有过人之处，我们都是知道的。只因有恨事，常抱未舒心。现在，他心情好了，用不着再压抑自己，才显现出庐山真面目——他何止才学过人，简直是才气磅礴，才情纵横！他不但文章写得快，而且书法继承了家学，居然三、五年功夫，也自成一格。

综观老罗的一生，穷达俯仰，都同文章紧密相联。文章不仅是他生活的一部分，简直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在他眼里，难道就没有比文章更重要的东西了吗？他另有一幅集句，写成立轴送我，写的是：

“岂有文章惊海内

但留清白在人间”

三十年来，我对他的称呼——“老罗”——一直没有改变。最初，那是一种特殊环境里的变通，后来，是朋友间的无拘无束，最后，是我们之间的彼此相知。


  ① 1967年叶剑英 、徐向前、 谭震林、 陈毅、 李先念、余秋里等，先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等场合，严正指责中央文革小组乱党、乱军。随后，毛泽东批评这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责令他们检讨。这场政府和军中元老合力反击“文革”的正当行为因之受挫，并被称为“二月逆流”和“老保翻天”。当时，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聂元梓任主任），趁此大局变化，如法炮制，将反对聂元梓“造反”的师生多人打为“老保翻天”。罗荣渠曾有笔锋犀利的大字报揭露聂元梓，因此被打成“老保翻天急先锋”，赶入“牛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