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这场中国革命都是一场农民的革命，这种性质在1935年后显得越发纯粹，因为内部的学院派和外部的学院派都渐渐地被扫地出门了。革命的基点是土地改革，而革命的最大也是必然成果在于土地被重新分配了。农民得到了土地，这是革命能够成功的原因，因此，革命成功的欢乐是一种大多数人的欢乐，而不是文化的欢乐。中国依然是一个农业国家，而十九世纪以来的种种努力都付之东流了。
1949年之后的中国显出的农民特征，在一场被称为“文化革命”的对文化的超级践踏中得到了夸张的体现，然而这却不是一种文化的倒退，而只是一种历史的重复。中国的农业国性质，在1949年后集中地体现在中枢权力的争夺中，这一点我们可以优雅地把它称为是中国的文化。
战争的作用，不仅仅是血流成河，也不仅仅是带来财富和权力的重新分配，战争同时还是树立个人权威的最佳途径。所以有人说，战争是形成国家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对于那些专制传统的国家而言，个人权威是国家形成的一个先决条件。东方与西方的不同也在这一点上体现出来，西方的战争可以培养将军，而东方的战争可以造神。二十世纪的中国战争之后，又一个人登上了权力之巅，历史的确是重复的。也许刘少奇至死也没有能够明白，在毛泽东之后，他决不可能通过选举得到实质的权力，在中国，权力属于个人而不属于职位。所以，假如毛岸英不死，历史本可以更加相似。张之洞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真是再精彩不过。1949年后，毛泽东成了神，除非围绕着他，否则谁也别想在台上唱戏。刘少奇之后，各色人物就粉墨登场了。
作为一个不喜欢看戏的人，我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权力如何在中国成了人见人爱的东西，中国如何形成了专制权力的传统？中国的权力是一种超级的个人权力，是一种亦神亦兽的东西。整个中国的历史都在演绎着变幻莫测的权力交接仪式，而如何有效地控制和协调个人权力，成为中国政治制度演变的中心课题。但是实际上，中国的个人权力是不可控制和协调的，这尤其体现在最高权力的传承和争夺上。而当一个人取得了这种最高权力之后，他是否会乱搞又是无法保证的。1949年的成功之后，随着最高权威的确立，混乱便是不可避免的了。权力失去了限制，就必然成为出笼的野兽，权力达到了巅峰，就必然走向了效力的反面，而中国恰恰盛产无限的个人的巅峰的权力。
是的，崇尚个人权威，这是中国的传统，而同其他文化传统一样，这缘于中国文明是一种封闭的定居的农耕文明。在中国，个人的权威可以是无上的，而天的权威只要形式上尊重一下就可以了，正因为这一点，中国是一个人治传统的国家而不是法治传统的国家，而人甚至可以成神，他自然也能无所不能了。有人说，中国人与西方人的人治与法治的差别，是源自文化深层的假设，因为对人的存在的想法不一样，所以会导致对行为规范的不同立场。这个说法的合理之处在于指出宗教观念的作用，而不合理之处则正如人们对万物有灵论的批判一样。中国尚人治的文化传统不应归为一个假设，而应归于文化精神，而这种重人不重神的文化精神，与长期封闭的农业定居文明有关。
经济的基础是可以改变的，虽然形成文化精神的文化是一种极保守的东西，但这并不应成为保守的依据。因此，把一切黑暗简单地归为文化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保守做法，而我之所以探讨文化局限性是由于认为我们必须积极地改变一些深层次的什么，而不是只作一些表面的变革。个人的权力必须得到限制，所谓物极必反，毛泽东是一个最近的例子，所以道家才提倡无为。我并不相信历史是前进的，虽然我也不憧憬三代的文明。在这个时代，进化论给了人们许多危险的幻想，而实际上人们只是把增熵的过程看成进步，而增熵正是死神的脚步。因此我倒宁愿历史是停顿下来了，只要是真的停了，而不是换汤不换药的重复。增熵是令人绝望的，而重复则令人沮丧，就像一个人老了，但致命的烟瘾还没有戒掉。这个绝望的时代，许多事情让人想起就那么沮丧。所以相形而言，我宁可相信无为。当然，前提是深层次的变革是不可能的。
1998 年6 月23日 | 
发表于 2006-10-7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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