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學思歷程 時 間：民國九十年四月二十四日（星期二）晚上七時至九時
地 點：國立臺灣大學思亮館國際會議廳
主講人：金耀基 副校長
主持人：彭旭明 副校長 1937年，中日抗戰爆發時，我二歲，在杭州。我的小學大都是在戰亂中渡過的，抗日勝利後去了上海，剛讀初中不久，中共軍隊已臨上海，1949年就隨父母避難來臺灣了。我正常的讀書生涯真正開始是到了臺灣之後。到臺灣的時候，內戰並未結束，還聞到戰火味，兩岸是非常緊張的，但是隔著一個海峽，我還能有一個安定的求學環境。1949年以後，中國人的命運\可以說被分成兩部份，假如我1949年仍留在大陸的話，我今天就不可能有機會跟大家談這個題目了，要講，也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故事。
我初中唸的是成功中學，我覺得成功中學給了我很多東西，自己一些基本的興趣與價值觀或多或少是在那個時期形成的。當時成功的師資素質非常高，有一些老師過去在中國大陸還在大學教過書，有的早著文名，其中很突出的是一位國文老師，他一直覺得我的國文程度很好，甚至最近他從舊金山給我的信中他還惋惜為什麼當年我不跟他學詩。他就是中國現代詩中佔重要地位的紀弦先生。在成功中學，他的名字是路逾。路老師樂觀、浪漫，講究文字的音樂性與意象，在他與其他如祝豐等師長的薰陶之下，我不寫詩，但倒也有文學的想像力，我以後從事社會科學，始終都有很強的人文的傾向。
成功中學畢業後，我進了臺大。以今天就中國的大學在世界的位序來看，我認為臺大是一所很優秀的大學。我在臺大唸書的時候，傅斯年校長剛去世不久，他是北大出身的，他領導臺大時間很短，但對臺大產生相當大的影響，使臺大有一種自由、開放的獨特風格。在臺大我唸的是法律系，當時有不少大陸來台的資深而具有學術風格的教授，如薩孟武 、梅仲協，范壽康等。臺大四年，讓我養成了獨立思考的習慣，大多數時間我是在圖書館中渡過的，臺大畢業後到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轉唸政治。我是為當時政大政治所的教授陣容所吸引的。王雲五、浦薛鳳、鄒文海等先生都是名重一時的學者，政研所二年，加深了我從事學術研究的趣旨。我在臺大一年級時已考取高等考試（高中畢業考取了普考），主要是為了讓父親高興，父親是很重視國家典試的，在臺大、政大的二個階段，法律、政治學是我所讀的專業。但是在這段求學時期，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或者說為一個問題所困苦，那就是中國的前途問題。臺灣在那個時期，雖說安定，卻十分艱辛，面對大陸，有一種無奈的憂患心理，作為當時國民黨統治時代下的知識份子，很少不會去思考國家社會的前途，特別是中國文化的前景的問題。其實，這些問題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知識份子的中心課題。大家知道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中國的思想界有一番大的論爭，在我讀研究所的時候，臺灣也有一個所謂的文化論爭。論爭很熱鬧，在當時沉悶的文化圈，透顯出生氣和新鮮感，但坦白講，當時臺灣的論爭，並沒有能超出五四時期論述的水平，我曾寫了一篇四萬多字的文章，發表在一個叫《獅子吼》的月刊上，提出我的一些看法，今天再回頭來看，很可以看出我當時的心情，在那篇文章中我對中國文化的出路問題提出了一些思考。當然，今天看來，文中的論証是很不嚴謹的。此後，中國社會文化的問題一直成為我學術研究的主要領域。
1964年我以公費生資格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唸書，匹茲堡大學廣闊的現代學術風貌給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它的建築，尤其是那幢巍峨崇宏，有四十二層高，被稱為「學術之塔」的大建築，仰之彌高，一見傾心。在匹茲堡大學，唸的是組織管理，國際政治方面，不過我一開始著眼用心的是社會學，尤其是當時由美國社會學家柏深思 （T Parsons）發展出來的現代化理論。這個現代化理論對我在思考中國社會與文化問題上提供了一個學術上的激發點。我第一次到美國確感到很大的文化震撼，這也使我體認到臺灣真的需要現代化，才有前景。那一次“出洋”，我在美國的獎學金只有一年，所以那一年我是分秒必爭，不知道多少個夜晚，我都在「學術之塔」的偌大圖書館裏看書，一直看到夜闌人靜。
從美國回來後，我在政大教書，又在商務印書館兼任編輯工作，並開始有系統地在我主編的「出版月刊」上發表關於中國現代化的文字。臺大、政大的同學陸續請我去演講，我不止樂意，還很興奮，因為我極希望把自己的看法介紹給大學生，在那個時候我認識了殷海光先生，當時他應該快寫完《中國文化的展望》，殷先生看到我的文章之後，特別託陳鼓應、陳平景二位先生到商務印書館三樓邀請我去他家喝咖啡。殷先生的咖啡是他在美國的學生寄送的，他很珍惜，不隨便請人喝。當時殷先生是被孤立的，很多人都“不敢”去看他。殷先生沒有教過我，但我在臺大讀書時他是哲學學系的教授，他是師輩人物，我對他的言行，素有敬意。初次跟殷先生見面的時候，他拿了我《出版月刊》的文章密密麻麻在旁邊寫了很多字，他說：「你怎麼會有這些想法呢？我想了多年才得到這樣看法。」在與殷先生多次喝咖啡的短談、長談中，我發覺他在孤傲、冷峻之外的謙沖和熱情，他對學問幾乎有一種燃燒的慾望。我對他有很深的懷念。
一連串演講、著文之後，我結集出了一本叫《從傳統到現代》的書。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發現自己是一個社會科學者，又是一個知識份子，我是在這兩個身份之間進出的。我之論析中國的現代化，一方面固然自覺地厘別「實然」與「應然」的層次，但我又毫不妥協地宣揚和主張中國的現代化。我認為現代化是臺灣應有也是唯一的出路。多年後，我讀到曾經得過諾貝爾文學獎，也是墨西哥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詩人帕斯（Octavio Paz）論墨西哥前途的文字，他認為墨西哥是「命定的現代化」。墨西哥偉大的文明在現代化過程中雖會遭到損壞，但他堅信現代化是墨西哥非走不可的一條路。這正是我當時對中國（臺灣）的想法。我在論述中國現代化問題的時候，是有意識的運\用社會科學的觀念，有意識的避棄長期以來中國幾次文化論戰中那種文人式的空泛論述。這本書發表之後，產生了很大的迴響，我可以悄悄告訴各位，這本書確為我帶來一筆可觀的版稅。當然，真正令我感到快慰的是當時有思想性的大學生幾乎很少不看這本書的。
在這本書出版24年之後，也就是1990年，臺灣清華大學的傅大為教授寫了一篇文章－〈由臺灣思想史中的一個歷史轉折看發言權的取代與轉型－從殷海光《中國文化展望》過渡到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我的《從傳統到現代》一書是否如傅教授所說，在臺灣思想界的轉變中取得那樣「發言權」的位置，我自己不敢評說，但是我的中國現代化論點確為許多人所接受。1994年劉小楓先生，他是一位研究「現代性」很有成績的學者，在《二十一世紀》寫了一篇《金耀基的“現代化論”及其問題意識》的評論文章。他對《從傳統到現代》有很深刻的批評，但他確很能看出我寫書的心志趣向，他說：「從漢語思想學術百年經歷來看，現代化論的學術效力是，將社會學的知識學原則引入了傳統人文學的論域（哲學、史學、倫理學、文化學乃至思想史），對有效地抑制文人式的社會問題言述有至今難估量的學術意義，金先生致力於社會科學在漢語知識界的確立和擴散，抑制文人式的浮泛之論，實際促成了漢語思想學術言路的轉向。」
我的《從傳統到現代》是在1966年出版的，也就是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剛剛爆發的時候，當時臺灣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不深，六十年代，臺灣雖然是一個威權式的統治，但是不像大陸是一個極權式的統治。大陸發生的文革可以說是人類史上最不幸的事件之一，文革絕對是「反現代化」的，而文革對整個中國學術文化的摧毀可說無以復加，別的不說，單就對中國的大學的衝擊來說，就是一災難，使得大陸的大學產生了斷層現象。在過去20年中，大陸的大學制度才慢慢開始規復。中國大陸是在1978年四人幫垮台之後才開始有「開放」、「改革」。過去二十年間，中國人的三個社會：大陸、臺灣與香港，共同的話語是發展，而這個「發展的話語」是什麼呢？就是現代化。
就我的學術生涯來說，1970是重要的一年，那一年我從美國到香港的香港中文大學執教。我之到香港教書是一個很偶然的機緣。我到中文大學完全是因為著名的中國社會學家楊慶?先生的慫恿與邀約。楊慶?教授是一位傑出的社會學家。當時是在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書，他寫過幾本有名的書，如Chinese Family, Chinese Village 及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中國社會的宗教），特別是《中國社會的宗教》這本書，我認為是Max Weber的Religion of China之後社學會中講中國宗教最好的一本經典性著作。楊教授當年受香港中文大學李卓敏校長之特別邀請，到香港幫助中文大學發展社會學。楊慶?教授在匹茲堡大學沒教過我，他看過我的書，他希望我能到香港中大教書，特別是接替他在社會學系開的課。就這樣，我到了香港。本來我打算在香港 ?一兩年，結果沒想到一?就?了三十年，在這三十年之間，我親自體驗並參與了香港中文大學的成長與發展，也看到香港由一個殖民地的城市變成一個國際性的大都會。
1977年我在英國劍橋大學訪問研究了一年，回到香港中文大學的時候，正好中文大學在進行改革，新亞書院需要遴選一位新院長。新亞書院是由錢穆先生與唐君毅、張丕介諸先生創辦，這個書院創辦初期在香港政府眼裡是個野外之地，可是這幾位學人真正開創出一番不同的學術景觀，受到海內外的重視。1963年香港政府決定成立第二間大學，就把新亞書院與崇基學院、聯合書院結合成為「香港中文大學」。在新大學成立初期，出現了很多問題，大學與新亞書院之間更發生理念與權利上的磨擦與衝突。很客觀地說，當時新亞院長一職決不是一項令人特別喜歡的工作。由於李卓敏校長的誠\意勸說，和新亞同事的慫恿，我終於同意擔起新亞書院院長責任。新亞院長一做做了八年，我花了很多心血，也做了點事。可講的東西不少，但這裏不說了。說實話，新亞八年的院長工作，我是愉快的，覺得是有意義的，但我還是不願再延任，並於1985年秋到德國海德堡大學擔任訪問教授半年。更想不到的是，德國回香港後，過了一段時日，又拗不過新校長高錕教授的好意，擔任起副校長的工作。要特別說明一點，中文大學的書院院長與大學副校長，都是兼職，我的主要身份是教授，所以，一直沒有脫離教書、研究。相信彭副校長能瞭解，兼任是很辛苦的。因為我是教授，因此大學要審查教學與研究時，我一樣也要被審查，不能說沒有壓力。在還沒有兼任行政工作之前，我是樂於做經驗性研究的，就是去實地調查，七十年代中我曾經主持一個哈佛燕京學社支持的「觀塘研究」，觀塘當時是香港新開闢的一個工業區，我個人研究的是觀塘的小工廠制度以及政治結構。在研究過程中，我很勤快的掌握了當地的語言（廣東話），因為要從事調查的話，如果不懂當地的語言，根本無法做得深入。對於這個小工廠的研究，我認為非常有意思，學到很多東西，也使我了解到小工廠在香港，乃至在一般社會工業化過程中扮演的特殊角色。
七十年代我對政治制度的研究，並不侷限在觀塘區，而是整個香港。我對於香港的政治與社會的特性提出了「行政吸納政治」 (The 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 of Politics)的觀點，我這篇文章首先在香港大學召開的一個學術研討會中發表，一開始就引起很大的反應，許多人認為我把香港政治的根本特質找了出來，當時香港教育的首長，一位英國殖民官托柏雷先生，他亦是與會聽眾之一，跟我爭辯，但又同意我的分析，後來還成為朋友，他的夫人是一位很優秀的人類學家。這篇文章之後在Berkeley的Asian Survey出版，引起更多的迴響，也許這是研究香港被引用最多的單篇論文。隔不久，英國權威的《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就請我擔任該刊國際編輯會委員會的編委，一做就做了十年。我這篇文章主要想解答一個問題，即香港一百多年來，為什麼沒有民主甚至談不上政治發展而社會卻能享有長期的安定呢？我的答案是由於這個「行政吸納政治」的機制。哈佛大學的傳高義 (E. Vogel) 教授告訴我他用這篇文章作為研究香港的教材。
到了香港之後，我不止更關心大陸，並且對中國大陸的變化開始作學術上的研究，同時也以知識份子的身份發表政論性的文章，我的第一篇政論文章是在美國跟臺灣斷交的時候發表的，當時，香港的《明報月刊》認為香港、臺灣、大陸是處於一種微妙的三角關係，美國與臺灣斷交，香港也會受到波及，因此《明報月刊》主編胡菊人先生提出九個問題要我答覆。我一夜之間寫了八千字回覆，臺灣的《中國時報》也同時與《明報月刊》把這篇文章登了出來。在我的筆答中，我的分析指出臺灣不會因美國之斷交而影響自我生存發展之道。自這篇文章之後，我陸續不定期的寫了不少有關兩岸三地的政論，特別是關於臺灣政治發展、民主建構的文字，後來輯成《中國人的三個政治》、《兩岸中國民主的反思》二書。
做為一個社會科學的學者，無法不面對政治問題，這也是中國知識份子的傳統。我認為知識份子與學者的角色的確存有緊張關係。知識份子與學者在寫文章時，不管是論証立場與表達方式都有不同。知識份子寫文章難免不“熱”，學者寫文章就必須要“冷”。我對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就以知識份子與學者二種身份，寫過一些文字。文革發生後，西方有許多學者，有的是很有份量的學者，認為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已經尋找到一條中國社會的理想發展的道路。他們在對蘇聯共產社會的失望中，產生了對毛澤東思想的認同，更賦予了文化大革命理想的色彩。但在我看來，文革在「實際層次」上是非常殘酷瘋狂的政治災難，而在「理念層次」上確是有非常浪漫的東西。它強調大民主、強調平等主義，強調人性、思想的解放，當時文革的「大話語」則是反官僚主義。我們知道，現代社會是一個組織性社會，而其主要的組織型態就是韋伯 (Weber) 提出的科層組織 (Bureaucracy) 。韋伯認為科會組織是最有效率，也最有效能的組織。可是韋伯的科層政治是否就是人類最合理的組織形態呢？事實上，西方社會學、管理學多年來對科層組織作過大量研究，對它有很多的反思與批評，特別是批評科學組織壓制人性的一面。我看到毛派的思想工作者，發表了成百累千的文章，雖然這些文章充滿意識形態，缺少理論性，但都在追求一種理想的組織形態。我對韋伯的科層組織作過不少研究，這不只是一個組織的問題，它是關乎“現代性”很根本的一環。我對毛派思想工作者出版的大量的書與文章作了最「同情的了解」的努力，發掘了它的潛在理想性；也看到了它的虛無的浪漫性。當我在劍橋大學訪問研究的時侯，我應劍橋社會學者論壇之邀，作學術報告，寫了一篇”The Voluntarist Model of Organization”的論文。劍橋社會學者的論壇是一個十分紳士，卻又是十分野蠻的地方，它像一個鬥獸場，一進入論壇後每一個人都想要拆你的骨，在我之前報告的是剛卸任的美國社會科學學會會長柯塞教授，他報告一完，他的論文就被批評得體無完膚，柯塞是大家風範，一點未動氣，他的夫人，也是一位著名的社會學家，就氣得不可開交。由於那次經驗，我就不敢掉以輕心，做足工夫，有點意想不到，我的論文卻得到大家的認同與歡迎，是一場愉快的討論會。之後，我將論文寄到英國老牌權威的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也被接受刊登了。此後，一本英國出版的社會學教科書，還把它當教材來介紹。
當我被邀談我的學思歷程時，我覺得我的學思歷程很平常，沒什麼特別好談的，可是開始回顧之後，發現有些經驗，頗有意思，也願意跟各位分享。上面所講當年劍橋的經驗，對我以後參加不同的學術會議都有影響。各位做學者，也必然會面臨到類似的情景。我們要學習如何批評、以及如何被批評。劍橋那個論壇的「批評文化」未必好，但是中國學術界一定要形成一種批評的制度和文化。講到批評或評核，我要指出，今天中國人的大學的文化已改變很多了。就如何評鑑教師教學的制度來講，曾經有一個國際評審團來訪問中文大學，我告訴他們，中文大學幾年前就已經有學生對教師的評鑑機制，雖然今天我們多數會覺得這個評鑑機制是應該有的，但我說假如在半個世紀前錢穆先生任新亞校長的時代，你說要評鑑老師，我看那些老師會一腳把你踢出窗外去。在中國傳統的觀念中，講究的是「天地君親師」，師的地位是何等崇高與神聖！應該接受老師授業傳道的學生可以給老師說三道四，打分數嗎？現代的大學中，教師的身份與角色已有根本性的變化。我們知道，今天連學問的定義也已與過去不同，至於“研究”更是新觀念。其實我們今日所了解的大學是從西方傳入的，中國以往有太學、國子監這樣的人才養成所；但與今日的大學不同，北京大學被稱為第一所中國真正的大學。實則，北京大學到蔡元培先生手中才突顯出現代大學的性格。蔡先生以大學為“研究學問”的機構的觀念，是他從德國帶回來的。中國現代的大學是橫向移植來的，不是縱向繼承來的。
現代大學裡教師不僅要傳授知識，同時也要創造知識，大學是一個教育機構，也是一個學術研究的單位。在學術國際化、全球化的今天，講到做學問，創造知識，做為一個中國社會學者，就會遇到這樣的問題，應該用英文還是用中文來發表論文呢？英文是國際語文，我到德國做訪問教授，用的就是英文，但是作為一個中國學者，怎能不用中文呢？我執教的是香港中文大學，中大教師對個問題就更在意。其實，香港中文大學一開始就以雙語言、雙文化為教育方針，教師可以用中文或英文授課，學生寫論文或在試卷上也可以用英文或中文。中文大學二文三語（二文指中英文，三語指普通話、廣東話、英語）政策在1997年香港主權移轉前如此，在1997后亦如此。對一個社會學者言，用英文發表文章較易得到認可，因為英文的學報或出版社通常有嚴格的審查機制，而中文的出版物常是素質參差不齊，就是因為在審查方面沒有完善的機制。我與中大的一般教師一樣，發表學術性論文時，英文、中文都用。對我來說，用中文寫作給予我更多的親切感與滿足感。久享盛名的牛津大學出版社，顯然看到中國將來廣大的市場，決定也開始出版中文書，他們在1992年第一次出版中文書，而第一本就是我的《中國社會與文化》。其後，陸續共出版了我五本書。我認為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中文書的決定是有遠見的。
從1977年我開始擔任新亞書院院長之後，我的學術生涯中，有一半是學術，一半是行政。我原本以為只要花三分之一的時間來處理學術行政事務，事實上，有時連二分之一的時間都不夠用。當然，我不能不特別注意“時間的處理”(time management)了。應該說一說的是，在我兼任行政工作之後，基本上我已有意識地脫離了實地調查的研究，轉向理論性的研究。我研究的課題主要是中國社會的現代化。當然，在研究著述過程中，特別著意「社會學中國化」問題，我一系列寫的中國人的人情、關係與面子的論文，就是這方面的較早的建構性的工作。
我的研究興趣從探索中國的現代化到探索中國的現代性問題。我記得六十年代我在臺灣演講的時候，我曾談到「現代性」這個概念，當時有人以為我在談現代“性”的問題，結果發現我是講“現代性”(modernity)。我不敢說我是最早把“現代性”來譯 modernity 這個詞的。但我可能是中文世界第一個較有系統地講「現代性」問題的。不過我當時對現代性的探索很浮淺\。其實，世界學術界盛談“現代性”也是八十年代的事。我認為中國二十世紀主要的問題是現代化問題，而不是現代性的問題。當然現代化與現代性是不能完全分開的。我的看法是，過去的一個世紀（２０世紀），中國發展的問題基本上是「制度現代化」層次上的問題，例如我們要民主發展，這是政治制度的問題；我們要經濟發展，這便涉及經濟制度的問題；我們要追求法治，這又是法律制度的問題，過去中國一百年的現代化的中心課題是制度現代化的問題。說到底，中國要現代化，要達到中國的現代性，實不外是我們要建立一個中國現代的文明秩序。中國要建立新的現代的文明秩序，中心的工作就在建立和完善新的制度。大學就是我們建立的新的教育制度、新的學術研究的制度。
在今天全球化的過程中，大家可以發現不論到那裡，各國的飛機場都差不多，酒店都差不多。現在，許多地方都有Starbucks、麥當勞、肯德基，所以有位美國社會學者把「麥當勞化」看作是全球化的象徵。這不是沒有點道理。但這又是不是表示現在世界趨於「一同性」呢？前幾年中文大學的教授跟哈佛大學的人類學家 Watson 合作研究亞洲（北京、香港、台北、漢城）的麥當勞，發現雖然麥當勞的快餐飲食文化已普及全世界，可是再仔細觀察一下，你會發現各地的麥當勞現象又未必都一樣，例如台北的麥當勞，有很多中學生會去那裡溫習功課、談天、聚會，而美國的麥當勞就沒有這個現象。所以各地去麥當勞的人，對「空間 – 時間」的觀點就不一樣。總之，「麥當勞化」不能就等同於全球化。
今天一般所講的「現代性」基本上是一種「西方的現代性」的經驗。說來很有意思，「現代性」的論述成為學術上的熱點，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後現代」主義所挑激起來的。當然，如果說到「西方的現代性」是否已經是變成全世界的現代性？這個問題就很值得探討。這問題太複雜，不易說清，如果要有一個簡單的答案，我的回答是：全世界不會出現一個單一的現代性，也即不會有一個單一的文明體。前幾年，Samuel P. Huntington 寫了一本書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他認為全世界有七八個文明，不僅很難變成一個單一的文明，如果任何一個文明（包括歐美的文明）要把自己的價值強加到其他的文明上，就會有文明的衝突的可能。我發現學術界對亨丁頓的書有頗不同的解讀。五月初我將到柏林出席一個「多元現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的研討會。據知，亨丁頓也會與會。現代性是我近年來一直很關心的課題。
講我的學術生涯，我不能不講大學，我的學術生涯幾乎就是我的大學的生涯。我的研究，我的教學，我的行政（新亞院長與大學副校長）都與大學有關。因此，我對“什麼是大學”？什麼是大學的角色與功能？這些問題頗有一些自覺的思考。說起來很有趣，我從唸大學到唸研究所，到在大學教書，都與大學有關，同時，也訪問過很多大學，但對於大學是什麼這問題卻沒有很深入的去思考過，一直到七十年代中，到劍橋的時候，也許因為劍橋太美麗，我對劍橋大學發生濃厚興趣，開始去瞭解劍橋大學的歷史。同時，也去追索今日大學的源頭與發展，這份興趣且成為我研究工作的一個部份。在我做書院院長的時候，我特別思考書院應該如何定位以及如何發揮書院的功能；後來我擔任副校長的時候，更須考慮到大學的使命與發展的策略等問題。講到對「大學」的理解，我得益於前加州大學校長克爾 (C. Kerr) 的著作甚作。克爾是社會學家，我認為他是當代對「大學」了解的第一人。他從香港中文大學創辦起，即是中大校董會的成員，現是終身校董，非常有幸過去一段時日常能受教於這位前輩學人。
劍橋一年（在英國劍橋大學十個月，在美國劍橋的 M.I.T. 二個月）對我有兩大影響，一個是對「大學」這個課題的研究，另一個是我因劍橋而寫了不少篇散文，這些散文後來結集出版，名為《劍橋語絲》，這本書受到讀者歡迎的程度是我始料不及的。一九八五年我到海德堡大學擔任訪問教授，又寫了《海德堡語絲》。這二本《語絲》把我的一點文學情愫自然地抒發出來了。至於對大學這個課題的研究，在1985年我也出了一本叫做《大學之理念》的書，這本書對后來臺灣的大學的改革也產生了一些影響。今年（2001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希望將這本書再版，我就作了一些刪削，並增加了1985年後所寫的一些文章，以新的面目問世。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學問的道路是看不見盡頭的，我們只有一步一步的向前走，路的前頭與兩旁有時確是風光明媚，走起來精神歡愉，但也有些時候景色晦迷，往往步履艱沉。我的志業，我的工作與大學可說結一生緣，我總覺得這是我可能有的最好的選擇，假如我再年輕一次，我想我還是會選擇做學術研究與教學這條路。上面所講的是我對學思過程的一些回顧、回憶，講得很簡略，也不夠條理，希望將來有機會補正。
問：（黃俊傑教授）今天很歡迎金耀基院士回到母校來演講。剛才聽到金院士講到全球化的過程，中文學術著作發表的問題，我個人也有所感慨。張光直先生在擔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的時候，他曾經說過應該要用英文發表，但是對於人文社會科學的著作來說，其困難度比物理、化學方面至少困難好幾倍，而且對於非英語國家的學者和知識份子來講，我覺得很不公平，如何才能克服這個問題，真正走向國際，是不是請金教授再給我們一些指教。
答：張光直先生是有一番苦心的。因為他希望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成果能得到國際學術界的重視。無可否認，英文是目前的國際學術語文。不用英文發表很難為國際學術界重視，甚至很難有溝通交流，一些有“普世性”的學科，如物理學、生物學，大概都會用英文，社會科學中的一些學科，像經濟學、社會學，如希望達到跨文化，跨國界的真正對話，也不能不多用英文，至於有些學科，如中國歷史、中國文學等，因為有強烈的“文化性”，用中文寫作就很合理，也有必要，當然用英文也可以。整體講，我們應鼓勵用雙語文，但要中文的學術出版物得到應有的重視。首先就必須建立中文學術出版的評鑑制度，這會有些困難，剛開始不容易做，但必須要克服它。我知道中央研究院的社會研究所及許多學術機構及出版社已經在做，臺大也在做，當我們自己建立起評鑑制度的信譽後，中文發表的東西，自然也一樣會得到承認與重視。
問：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出現很多大師級的人物，而同一時期西方也有很多大師，不曉得金教授對這個現象有沒有特殊的解讀？此外，因為我是中文系學生，我知道金教授除了學術性研究之外，小品文寫得非常好，以社會學的觀點來講，文學除了本身自己情懷的抒展之外，您覺得在現實世界當中客體的價值觀何在？
答：你前半個有關大師的問題，很有趣。我並無特殊的解讀。事實上，這跟你對「大師」的定義有關，與一個時代的人對“大師”的理解有關。說實話，我一時也無法說清楚什麼樣的人才可以稱大師。這其實是一個很可以研究的問題。關於你后半個問題，我想說，高行健很著意於文學定位的問題，他出過一本書叫做《沒有主義》，裡面一再談到這方面的問題。傳統上講「文以載道」，對文學賦予很大的責任。高行健顯然不同意，他認為文學存在的理由，在它本身。他只認為文學家重在自我表述，只對他的語言學負責，對高行健來說，文字是一種自救。他對文學的看法，不一定會被大家接受，但卻是深刻而有反思智慧的，這與他很特殊的文學生涯是有關的。很簡單地說，我認為文學在抒情以外，至少還必須有“美”的表現，不止是語言表述上的，也是思想境地上的。
問：我前陣子翻了金先生的著作，其中有提到C P.Snow的兩種文化，簡單的說就是人文的與科技的文化，人文的有一個通人的傳統，科技的就比較強調專業。臺灣現在非常強調打造綠色矽島或科技發展，尤其最近政府的措施也比較偏向科學園區的發展，在現階段這種以科技掛帥的氛圍之下，我們應該如何去肯定人文研究的價值，尤其是在大學的角色。
答：當年C P Snow提到兩種文化的問題，是從劍橋大學開始，然後引起了歐美乃至世界性的討論，當然也包括臺灣。我覺得科學要與技術分開來講，羅素講過一句話：「科學使我們瞭解這個世界，技術使我們改變這個世界。」研究科學的人要有一定的執著，一定的超越性，並且要抽離人間的因素，但是技術就必須要跟人文有關係。臺灣要成為一個綠色矽島是不是要有人文關懷呢？當然要，我想科學家、技術專家也會同意。我們對於科技不應該採取一個敵視的態度，從人類文明發展看，我認為科技對人類的文明是有提升的作用的，這只要想一想電燈的發明，對我們生活的改變是怎樣？我告訴各位，我一直拒絕用行動電話，我兒子硬送了個 Nokia叫我用，我一用之後，就一直用到今天，它的確給了我很多的方便。當然，科技也帶來許多問題，原子彈、核子彈這些足以摧毀人類的科技且不去說了，科技對我們傳統的價值也產生了巨大改變。舉個例吧！唐詩三百首裡面大概有三分之一所詠的是離情別緒，詩人寫的離別的距離往往不過是從台北到高雄，這個在我們今天不過是四、五小時車程，但過去隔個山脈就像杜甫講的，「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在今天如果杜甫想念他的親友的話，一個電話就可以了。科技改變了空間與時間，它使我們的心理與感情結構都產生了改變。唐代如已有今日的科技，恐怕唐詩三百首中有三分之一不會出現了。當然這並不是說今天的人就沒有感情，只是表達的不同了。過去物質條件的限制，現今被科技所解放了，科技創造出了新的可能性。科技與人文是應該配合的，一種以「人文為根基」的「技術主義」或技術與人文關懷的結合才是文明健康的發展。我完全同意在大學裏，人文學應有獨立的位置，人文研究應得到強力的支持。
問：您剛才提到知識份子與學者之間常常處於緊張關係，這種緊張關係是否會造成知識份子與學者之間有所矛盾，這中間有沒有交集或是平行發展。第二個問題是臺灣跟美國斷交的時候，金教授在中國時報發表文章，提出臺灣可以不用緊張，這麼多年以來您長期在中文大學服務，可否以立足香港，放眼兩岸的觀點來發表您的看法。
答：學者跟知識份子在中國傳統上是很難分的，二個角色是交集的。但在今天，二個角色分開了，是平行的，因為從事研究，發展知識的才是學者，而知識份子主要是指關懷社會一般問題的知識運\用者，這二種角色是分開的，但並非不能交集，有的學者可能是「兼職的」知識份子，也就是說你可以是一個科學家，但你有時也會去關心一般社會民生，發表意見，愛因斯坦就是一例，所以做學者是無礙於做一個知識份子的。
「立足香港，放眼兩岸」，我確是如此，並曾發表過不少文章。兩岸三地是一個非常微妙的關係，美國跟臺灣斷交，誠\然影響到這個三角關係。1997年后中國收回香港主權，實施「一國兩制」後，三角的關係變得更不平衡。不過我可以告訴各位，97后，香港的自主性並無問題，臺灣與香港二地應該加多關係，而在不久將來加入WTO之後，相互的交叉點更多。香港其實不夠瞭解臺灣，臺灣也對香港不夠瞭解，有的時候，我看雙方面都有誤解或「故意的誤解」，從百年來中國現代化的觀點看，香港跟臺灣都有出色的表現，臺灣跟香港在現代化上都已經有很好的成績，我剛才講過「制度的現代化」是整個中國二十一世紀很重要的大業，從現在到二十世紀，都會繼續，大陸自978年推動「四個現代化」後，已產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兩岸三地在未來將有更多更大的互動。只要在一個和平的條件下，兩岸三地的互動必能促進中國現代化的更上層樓。 | 
发表于 2006-7-24 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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