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北京100091
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
「内容提要」台湾问题是影响战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主要障碍，中国政府提出了对日政治三原则，为后来中日复交三原则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并采取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方针。与此同时，日本朝野有识之士也为消除这一障碍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关键词」台湾问题/中日关系/美国 台湾问题是一个带国际性的内政问题。战后几十年来，为了台湾问题的妥善解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以及国际上许多有远见的政治家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从而为打开中国对外关系的新局面，为亚太乃至世界和平创造了条件。20世纪70年代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过程中台湾问题的妥善处理，正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研究中日邦交正常化与台湾问题这一课题，对于吸收前人的经验，正确地观察和指导今天的国际斗争，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台湾问题是影响战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主要障碍
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日关系曾长期处于不正常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正是当时日本政府一手造成的。日本吉田政府违背两国人民的意愿，于1952年4月28日同败退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签订了“日台和约”（日称“日华和平条约”，台称“中日和平条约”），此后这一条约便成了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
首先，“日台和约”的签订是战后美国政府孤立中国政策的产物。众所周知，美国通过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外的片面对日媾和的旧金山会议，把对日本的军事控制改为通过条约控制。台湾当局虽然在苏英等国的反对下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却在美国的庇护下得到了单独对日媾和权。其中的奥秘是，为取得英国在中国问题上的中立，美国与英国达成“旧金山和约”生效后由日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当局之间自由选择媾和对象的妥协条件，同时却背着英国活动于日台之间，一方面安抚台湾当局“独立后的日本只能选台媾和”；另一方面压日本选择台湾当局为媾和对象。日本吉田政府在“选择中国任何一方的政府缔结和约”的问题上，最初是比较犹豫的，其主要原因：一是由于英美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美国坚持日本同台湾当局媾和，英国则希望日本与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对日本施加影响；二是日本国会内部特别是在野党反对与台湾当局缔结和约的呼声十分强烈；三是吉田内阁从日本本国利益的角度出发，认为不能割断日本与中国大陆的联系。吉田茂在他所著的《回想十年》一书中对此作了明确的解释。他说：“在我来说，同台湾友好，促进彼此经济关系，本来是我的宿愿。但是，我也想避免更进一步加深这种关系而否认北京政府”。[1]1951年10月25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会见台湾蒋介石集团的驻日代表董显光时曾解释不与台湾迅速签约的理由。他说：“我国所顾虑者，深恐与贵国订立双边和约后，势将引起大陆中国国民对我之仇视，故不得不设法避免此种情形”。[2]1951年10月30日，吉田茂在回答国会议员羽仁五郎的质询时说：“日本现被定为有选择媾和对手之权，但即使有此权限，关于如何行使此权，亦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情形，及其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拟轻予决定”。[2]（P ，173）吉田茂的这一发言，立即引起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的强烈不满。美国一方面向台湾当局保证坚决反对日本和中共之间改善关系的任何企图，同时派杜勒斯特使于同年12月10日飞往东京做吉田茂的工作，敦促日本政府与台湾当局签订“和约”。杜勒斯对吉田茂说：美国上议院正准备审议《旧金山和约》，如果不能确认日本政府已经选择了台湾国民政府的话，上议院将难以批准对日和约。[1]（P ，72-73）在会谈中杜勒斯不仅不理睬吉田茂关于通过扩大与中国大陆的接触对其施加影响的申诉，而且还将一封内容为日本政府愿意同中华民国签约的信件交给吉田茂，让他签字。由此产生了《吉田书简》，其主要内容是：“我国政府现准备，如中国国民政府也有此愿望，即尽速在法律上可能时，依照多边和平条约所表示之原则，与该政府缔结一项重建两国政府间正常关系的条约。该项双边条约之条款，关于中国国民政府一方，应适用于现在在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基于此等考虑，本人可向阁下保证，日本政府无意与中国共产政权缔结双边和约”。[3]对吉田茂来说，最敏感的问题就是条约适用范围中“将来在其控制之下”这一字眼，因为这涉及公开表态要支持蒋反攻大陆政策，与北京为敌。吉田茂对此耿耿于怀，再三要求删去，甚至派人追到羽田机场要求杜勒斯删去该字眼，但仍遭到拒绝。然而，尽管吉田茂不十分情愿接受美台共同炮制的《吉田书简》的基本内容，但迫于美国的强大压力，特别是澄清吉田在国会的发言和使美国国会承认对日媾和条约的需要，最终还是全面接受了由杜勒斯定稿的《吉田书简》，并于1951年12月24日正式致函杜勒斯。1952年1月16日，《吉田书简》在东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由此，这一信件就成为后来签订“日台条约”的基本框架。
其次，日本之所以选择与台湾当局媾和，也出于仪仗美国以恢复国内经济、获取主权独立的自身利益的需要。战后日本一片废墟，满目疮痍，美军的占领使日本几乎失去了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在被占领的情况下，日本吉田政府为“最好地保障日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不得不选择对美“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并“把它作为顺应世界形势和日本需要的惟一方针”。[4]因此，尽管吉田政府最初在选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或台湾当局作为对象时比较慎重，但反复权衡利弊，最终还是选择了台湾当局。
此外，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政策，也是“日台和约”得以签订的重要原因。日本宣布投降以后，蒋介石集团从其反共目的出发，对日采取“以德报怨”政策。一方面命令日军“不得向中央军以外的部队投降”，并与冈村宁次秘密勾结，利用侵华日军为其打内战；另一方面，对日军战俘和侨民优待有加，顺利将其遣返。对待战犯，或从轻发落，或宣布无罪，使大批战犯未受到应有的惩罚。以冈村宁次为首的一批军国主义分子，对撤退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有一种报恩的思想。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便认为，“国民政府在战争结束后曾使日本军民安然撤离中国，我们想起这些情谊，作为媾和的对象无论如何也不能忘怀这个政府”。[5]就这样，在美国的压力和一手导演下，“日台和约”终于在1952年4月28日得以签订。由此，堵塞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道路，台湾问题也就成为战后中日关系的主要障碍。
1954年12月7日，吉田内阁辞职以后，先后由鸠山、石桥两位首相组阁执政。在此期间，中日关系一度好转。在我“民间外交”工作的努力推动下，在鸠山内阁时期，中日双方原则达成了互设通商代表处的协议；石桥内阁为后来于1958年3月正式签订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打下了基础。然而其后上台的岸信介和佐藤政府，又积极推行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公开支持蒋介石统治集团反攻大陆，进一步强化与台湾当局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中日关系出现逆转。1957年6月，刚刚上台不久的岸信介继访问东南亚各国进行反共反华宣传之后，首次访问台湾。在台期间，岸信介始终称“中华民国”和“蒋总统”是“反共”和“自由”的守护神，并强调要加强“日台提携”，共同抵制“大陆的共产主义威胁”。访台期间，岸信介与蒋介石进行了三次会谈。在会谈中，岸信介说：“中国大陆现在处于共产主义的统治下，日本对中华民国的困难处境甚为同情。然而，正因为如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更有必要进一步加深两国的合作。”“日本的保守党绝不采取容共或中立的立场……在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收复大陆，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6]岸信介不仅在政治上公开表明反华反共的立场，而且还屈从美国的压力和迎合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意图，为中日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的签订设置重重障碍。岸信介本来是想打着在政治上不承认中国、在贸易上捞取实惠的“政经分离”的如意算盘，与中国进行非官方贸易往来。然而，即使如此，仍然遭到台湾当局的激烈反对，同时也引起美国的不满。1958年3月5日，中日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在北京签订。协定规定，中方贸易办事处“有权在其建筑物悬挂本国国旗”，并给予其他外交特权的准外交机构待遇。[7]3月13日，台湾“外交部”以“日当局未澄清对该协定态度”为由，宣布中止正在台北举行的日台贸易会谈。3月15日，国民党台湾当局驻日“大使”直接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并把蒋介石指责悬挂国旗的亲笔信送交给首相岸信介和外相藤山爱一郎。3月19日，宣布中止对日贸易。同一天，美国则以调停日台纷争为名，表明了反对的态度并派商务部副部长维利阿姆兹赴日公开表示反对这一协定。在美蒋的压力下，岸信介于4月1日亲自给蒋介石写信表示，订立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并不意味着承认中共政府，按照日本的国际法，不能阻止悬挂国旗，但并不等于承认悬挂国旗代表国家权利。[8]4月9日，岸信介通过日方贸易三团体电告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说，日本政府只能在国内各项法令的范围内，同时根据没有承认北京政府这一事实，给予支持与合作。对此，爱知官房长官也作了进一步说明，他在同一天发表谈话说：“日本政府认为，因为目前没有承认共产党中国，所以不承认民间商务代表机构所谓有权悬挂共产党中国国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3]（P ，134-135）岸信介内阁的答复与官房长官的谈话，否认给中国通商代表处以外交特权，也不准该代表处悬挂国旗，彻底破坏了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基本精神。其屈从美国的压力、无意与新中国建立关系的态度，是中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由此，中日关系出现严重逆转。此后不久，发生了“长崎国旗事件”，（注：1958年4月3日，在长崎百货公司浜屋举行“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会场上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5月2日，台湾的国民党驻日“大使馆”要求日本外务省通知展览会主办团体日中友好协会长崎支部，摘下国旗。当日下午，两名暴徒冲进会场，撕毁了国旗，造成了侮辱中国尊严的政治事件。事后，岸信介不但没处理，反而说，对无外交关系国家的国旗进行侮辱，不能构成刑事案件。）中日关系更加恶化。不仅互设通商代表处之事告吹，而且连贸易、文化、体育交流也全面中断。
20世纪60年代初，岸信介内阁在继续大力发展与台湾经济、政治关系的同时，还通过与美国签订新日美安保条约，进一步将台湾纳入其防卫范围。1960年2月26日，岸信介在众院安全条约特别委员会上提出了日本政府的“统一见解”，即“远东条款”的适用范围“大体是菲律宾以北和日本及其周围地区，韩国及中华民国统治下的地区也包括在内”。岸信介甚至扬言，中国人民如果解放台湾，根据“远东条款”，日本“不能无动于衷”。[9]
1964年11月9日组阁上台的佐藤内阁继续推行“两个中国”政策。他在第一次施政演说中表示：“政府将一面维持迄今同中华民国政府之间的正规外交关系，一面以政经分离的原则同中国大陆之间继续民间贸易以及其他事实上的接触。”[10]在经济上，佐藤内阁继续推行限制和阻挠日中贸易发展的政策。1962年2月佐藤内阁一反上届池田内阁以私人信件对待《吉田书简》（注：池田内阁时期，为安抚台湾当局对“廖高贸易协定”签订的不满，默认了前首相吉田茂于1964年2月以私人身份到台湾游说。吉田回国后致张群一封信，这就是第二个《吉田书简》。信中表示，日本政府不打算同意日纺织会社通过输出入银行向中共出口维尼纶成套设备。）的态度，公开确认了《吉田书简》的有效性。由于佐藤内阁按照《吉田书简》行事，致使约定向中国出口第二套维尼纶成套设备合同、两艘万吨货轮合同以及化肥成套设备合同均遭到破坏。这是佐藤内阁迎合台湾蒋介石政权的要求所做出的破坏中日关系的决定。与此相反，1965年和1971年，佐藤内阁先后分两次向台湾当局提供1.5亿和2.5亿美元的政府贷款。在政治上，佐藤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以现职首相身份，步前首相岸信介的后尘，再次于1967年9月访台，与蒋介石会谈，表明了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和反共的立场。佐藤上台不久即声称：“台湾归属未定”。并于1969年11月访美时同尼克松总统发表声明说：“维持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是日本安全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3]（P ，322）1972年2月1日，佐藤在国会答辩时说：“一旦北京政府和国府之间发生武装争端……我国也不能隔岸观火。”[11]与此同时，佐藤内阁还追随美国，百搬阻挠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
佐藤上台所推行的“两个中国”政策是同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的变化与美国对华对台政策以及日本自民党内亲台势力的影响密切相关的。60年代以后，中美矛盾因印度支那问题而进一步激化，美国希望日本协调与美方的立场共同遏制中国。早在1962年12月，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华盛顿举行的日美贸易经济联合会上，就以“强硬的语气谈到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威胁，希望日本同美国合作阻止共产主义入侵。”[12]佐藤上台前夕，越南战争爆发，中国核试验取得成功，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在这种形势下，佐藤不可能以牺牲日美关系、日台关系为前提去谋求改善和发展日中关系。因为无论是从本国安全利益，还是从经济利益考虑，日美关系对日本更为重要。这就决定了佐藤内阁必须依照美国的“安排”开展对台“外交”。而佐藤上台以后所推行的“两个中国”和亲台反华政策，恰恰反映了美国当时的对台对华政策。
自民党内部亲台势力的活动对佐藤推行“两个中国”政策也有很大影响。亲台势力以岸信介、贺屋兴宣、石井光次郎、船田中、滩尾弘吉为代表，并得到自民党主流派的支持。特别是原首相岸信介是佐藤荣作的哥哥，与台湾蒋介石集团有着很深的政治渊源。他不仅在担任首相期间开创国家元首访台之先例，而且退任以后还跑到台湾，继续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1969年11月，岸信介、石井光次郎及财界人士访台后，日台发表联合声明，宣称“为实现中国本土的共产政权土崩瓦解，需要亚洲各国共同努力而完成。”[13]在中止对华输银融资问题和反对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及反对与台断交等问题上，以岸信介为首的亲台势力都对佐藤内阁施加了较大的影响。不难看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日本政府在总体上推行的是一种敌视中国的政策。这里，台湾问题是关键，是一切反华分子分裂中国、反共反华的“王牌”。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也大大阻碍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损害了日本人民的利益。中日关系要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就必须要处理好台湾问题。
二、中国政府为消除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做出不懈努力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理所当然地反对任何分裂我国的图谋，同时，在斗争中坚持实行正确的方针和策略。目的很清楚，就是从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努力实现中日关系的正常化。而这场斗争的核心就是台湾问题的正确解决。
（一）坚决反对旧金山片面媾和与“日台和约”，反对日本内阁岸信介等的“两个中国”政策
在旧金山和约与“日台和约”签约前后，中国政府和人民曾进行了多次谴责和批判。从1950年12月4日到1952年5月5日，周恩来以外交部长名义先后发表了五次声明，表达了中国政府坚决反对旧金山对日单独和约的立场。1952年4月28日，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同时宣布旧金山和约生效。同一天，日本吉田政府和台湾蒋介石政权也签订了“和约”。在该“和约”签订后至同年8月的4个月中，周恩来总理、章汉夫外交部副部长、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等中国领导人陆续以政府声明、谈话等形式先后表示反对“日台和约”的签订，表达了中国政府对旧金山和约与“日台和约”的基本方针和严正立场。主要观点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二是旧金山和约与“日台和约”是在美国政府违背国际协议一手策划和操纵下签订的，因此是非法的、无效的；三是对旧金山和约与“日台和约”的签订，中国政府和人民是坚决反对的。总之，这一时期中国政府批判的重点在于美国，特别强调，吉田内阁确实是反共反华的，但“是美国政府强行让吉田政府和国民党残余反动派缔结了反谓的‘日华和平条约’”。[14]
针对岸信介内阁上台后所采取的以“政治与经济分离”的手法搞“两个中国”的阴谋和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言行，中国政府首先在舆论上进行了充分的揭露。1957年7月25日，周恩来会见日本民间广播联盟代表团和日本共同社、《朝日新闻》记者，就中日关系发表了谈话，谈话中对岸信介内阁一系列敌视中国的言行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并驳斥了他在台湾发表的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谈话。对岸信介政府破坏中日贸易协定、纵容暴徒侮辱中国国旗的做法，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于1958年5月9日接见新华社记者时指出，岸信介为了讨好美国和蒋介石集团，公然破坏中日贸易协定，并且对中国进行恶意的和侮辱性的攻击，纵容暴徒在长崎侮辱中国国旗，说明岸信介政府敌视中国已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7]（P ，370）
中国政府除了通过外交手段和在舆论上进行抗议和批判以外，还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为了维护中国的尊严，1958年5月11日，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向驻北京的外国记者宣布中国决定和日本断绝一切经济、文化交往。于是，中国停止与日本的一切新的贸易谈判，并废除中日钢铁贸易协定；正在东京谈判钢铁协议合同的中国五金矿产公司代表团停止谈判回国，中国政府停止签发对日进出口的许可证；不再延长为期一年的中日渔业协定；原定由鲁迅夫人许广平率领的中国妇女代表团延期访日；正在日本进行公演的中国歌舞团立即停止演出回国。由于岸信介内阁的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中日各个领域的友好交往完全中断。
中国政府和人民强烈反对岸信介内阁敌视中国、推行“两个中国”政策的行动，收效是明显的。反对岸信介的抗议活动迅速在日本各地展开，并同20世纪60年代反对新日美安保条约结合起来，形成声势浩大的争取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统一行动，最终使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被迫取消了支持岸信介内阁的访问计划。1959年6月23日，岸信介被迫辞去首相职务。
20世纪60年代中期，针对佐藤上台后进一步推行“两个中国”政策，中国政府也是首先进行了政治上的揭露和斗争。1964年11月25日，针对佐藤上台后一系列破坏中日关系，特别是鼓吹所谓“台湾归属未定论”、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反对把蒋介石集团驱逐出联合国的所作所为，《人民日报》发表观察家评论明确指出：“佐藤政府之所以如此卖力地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除了为美帝国主义效劳以外，还抱有不可告人的打算。这就是：追随美国，搞‘两个中国’实现‘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阴谋，然后以所谓‘台湾归属未定’为借口，攫取台湾，恢复日本军国主义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并警告说：“佐藤荣作追随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7]（P ，767-768）针对1967年9月7日佐藤效法岸信介访台的言行，9月8日，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事务所代表吴曙东发表声明，指出这一行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是对中国的政治挑衅行为。[7]（P ，874）9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佐藤政府正在走东条的老路》，指出：佐藤荣作访台暴露出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企图再次非法占领中国领土台湾，这种罪恶阴谋必将完全破产。11月28日、12月25日，《人民日报》又连续发表社论，批判佐藤的“台湾的安全是日本安全的重要因素”的谬论。
在中国政府的批判攻势面前，20世纪70年代初，佐藤不得不考虑采取行动同中国改善关系，但仍然坚持“两个中国”政策。《保利书简》（注：《保利书简》是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保利茂于1971年11月托人给周总理带来的一封信，信是经佐藤与外相福田同意后发出的，信中说：日本已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政府”，“台湾是中国国民的领土”。这是佐藤内阁面对日本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不得不做出的政治姿态。）就反映了这一两面政策。周总理拒绝接受《保利书简》，并且在接见递交这封信的美浓部一行时严厉地揭露了这封信的欺骗性。此时，中方明确采取了“不以佐藤为对手”的方针。佐藤从此陷入尴尬的困境，不仅激起日本人民和社会各阶层的强烈不满，而且在国会也遭到在野党的猛烈攻击。在各方强大压力下，1972年6月，佐藤正式发表声明宣布引退，为中日关系正常化清除了一大障碍。
（二）从政治三原则到中日复交三原则
政治三原则是针对岸信介内阁追随美国、参与制造“两个中国”阴谋和阻碍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而提出来的。从岸信介内阁破坏中日关系的事实，中国政府看到：只强调民间的友好往来和单纯的经济关系，而不明确地树立政治性原则是十分脆弱的。要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必须首先打破日本政府“两个中国”的错误做法。于是，中国政府提出了对日政治三原则，即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不制造“两个中国”；不妨碍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政治三原则最初是中国政府通过中国的民间经济团体——中国渔业协会提出来的。1958年6月11日，中国渔业协会致函日中渔业协会会长平冢常次郎说，“如果岸信介政府不改变它对我国的敌视态度，而继续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继续阻挠中日两国正常关系的恢复，中日两国民间渔业协定的签订问题也是无法加以考虑的。”[7]（P ，383）
1958年7月7日，为纪念卢沟桥事变20周年，《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中国人民坚决反对日本潜在的帝国主义》的社论，指出：“如果岸信介政府继续制造‘两个中国’，继续阻挠中日两国正常关系的恢复，那么，中日往来全面中断的责任，应该全部由岸信介政府担负。”[15]同年8月，周恩来、廖承志在与日本社会党议员佐多忠隆会谈时，提出了改善中日关系的三项措施和三项条件。佐多忠隆回国后发表了他的访华报告，史称《佐多报告》。根据佐多的报告，中国提出的三项措施是：日本政府必须派遣正式代表到出事地点，把中国国旗重新悬挂起来；扯下中国国旗的罪犯应以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论罪，给予应有的惩罚；正式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道歉，派代表到北京陈述歉意。三项条件是：岸信介内阁必须停止敌视中国的言论和行动，停止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保证不再阻挠中日关系正常化。[3]（P ，148）这三项条件就是中国政府提出的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
1959年3月，由浅沼稻次郎率领的日本社会党代表团访问中国，并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发表共同声明，重申打破中日关系僵局的三原则（日本停止敌视中国的政策，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妨碍中日邦交正常化）和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并明确主张为了达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正式恢复，必须首先废除“日台和约”，必须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和约。
1959年4月18日，周恩来总理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了改善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很显然，政治三原则的核心是台湾问题。中国政府的立场十分明确，承认并支持台湾当局就是敌视中国。要打破中日关系的僵局，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其首要前提就是要彻底改变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现有政策，停止制造“两个中国”。政治三原则的提出，为后来中日复交三原则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和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日本国民要求与中国复交的呼声日渐高涨。尤其是长期为中日关系而奔波的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等在野党，受形势鼓舞，更加积极推动中日恢复邦交的活动。公明党还把废除“日台和约”作为对外政策提了出来。1971年6月8日，公明党竹入义胜委员长在神户会见记者时说，“为了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日华条约应该废弃”，这将作为该党的基本政策。[16]同年6月16日至7月4日，竹入义胜访华，提出了该党恢复日中邦交的五项原则，即：（1）中国只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坚决反对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阴谋；（2）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坚决反对“台湾归属未定”论；（3）“日蒋和约”是非法的，必须予以废除；（4）美国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是侵略行为，美国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5）必须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组织和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的合法权利，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坚决反对一切阻挠恢复中国上述合法权利的阴谋。[17]同年9月，藤山爱一郎率“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代表团访华。该联盟是由执政党和在野党的320名国会议员组成的，成立于1970年12月。藤山爱一郎率众多国会议员访华，并与中日友好协会发表联合声明，共同确认恢复日中邦交的基本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条约”是非法、无效的，必须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表明要求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的不只是在野党，已发展到执政党内部。1972年，中国政府将以上各种原则的内容归纳为三项基本内容，称为“中日复交三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和约”必须废除。复交三原则在10年前“政治三原则”的基础上概括总结了多年来中日各方面会谈的成果，进一步阐明了解决中日关系前进障碍的关键，富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由此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基础。
（三）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采取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方针
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国际政治形势和日本国内政局的变化，中国政府及时把握时机，推动中日复交谈判。由于在正式谈判前的准备工作中双方事先明确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大原则，在后来的建交谈判中虽因对一些问题的不同看法做出某些妥协，但达成的联合声明中明确记载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复交三原则”的立场。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来华访问。在此期间，田中与周恩来总理、大平与姬鹏飞外长就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在谈判过程中也出现一些波折和插曲。9月26日上午，中日两国外长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会谈中，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发言，表示日本不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的主张。日中之间的战争状态，“日台条约”第一条已宣告结束，赔偿问题也已经处理完毕，如果现在在声明中再写上放弃赔偿的问题，就意味着“日本和台湾缔结和约从一开始就无效”，所以联合声明就不需写上此条款了。高岛的发言，严重刺激了中国代表，遭到了中方的强烈反对。这样，会谈一开始就出现了对立。问题的焦点在于怎样表述对台湾拥有领土主权的中国立场，怎样才算结束中日间的战争状态和怎样处理战争赔偿问题。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周恩来总理听了汇报以后，下午会谈一开始，就针对高岛的发言进行了驳斥。他严厉地指出：高岛上午的发言，我认为不是田中、大平先生的本意。“日台条约”是日本与被中国人民抛弃的台湾当局签署的条约，是非法的，因此中日之间的战争状态并没有结束。关于战争赔款问题，中国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完全有权要求日本赔偿。由于中国深受赔偿之苦，所以也不愿日本人民尝此苦头。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中国放弃赔偿的要求。中国政府的态度与蒋介石政权有着原则的不同。蒋介石政权早已被中国人民推翻，他在和日本人签订所谓“和约”时宣布不要赔偿是慷他人之慨，而我们才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为的是不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才宣布放弃赔偿要求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是政治问题，不能简单用法律论来处理。这样，在中方的坚持下，最终在联合声明中写下了日本方面充分理解“复交三原则”的内容。在谈判中，中国在坚持原则的同时还体现了策略的灵活性。在废除“日台和约”问题上，考虑到日本方面的困难，决定“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这一条不再写入声明内，而用日本外务大臣口头声明的方式宣布该条约的结束。同时，为照顾日本在台湾的经济利益，同意日本与台湾保持有关领域的合作关系。关于台湾问题的表述，根据日方的意见，采取与荷兰建交时相雷同的提法，即“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这一见解。中国方面对此表示欢迎”，[18]但同时也写上了日本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这第八条要求是必须实施开罗宣言，而开罗宣言又规定台湾归还中国，因此，这样的写法也就在实际上排除了“台湾问题未定论”。总之，由于采取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方针，使谈判顺利进行，中日邦交正常化得以实现。
三、日本朝野围绕中日复交三原则的分歧和斗争
台湾问题之所以能最后妥善地得到解决，使中日邦交正常化，离不开日本朝野有识之士的努力。这里，斗争同样是尖锐的、复杂的。
（一）在野党与自民党内有识之士支持中日复交三原则、为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懈努力
如前所述，中日复交三原则的主要内容是日本在野党提出来的。继1971年7月公明党提出五原则之后，1972年3月，民社党委员长春日一幸率团访华，同中日友好协会进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提出了“中日复交三原则”。1971年4月，执政的自民党五大派系之一的三木派首脑三木武夫访华。三木在北京同周总理举行两次会谈，他主张承认“中日复交三原则”。身在自民党、曾任岸信介内阁外务大臣的藤山爱一郎，晚年致力于日中友好和促进日中复交，并担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他不怕亲台势力的围攻，甚至冒着受“党纪”处分的危险，于1971年10月2日率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访华，在与中日友协代表团签署的联合声明中，确认了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基本原则。这表明不仅是在野党，即使是执政党内部的有识之士也积极支持“中日复交三原则”。
“中日复交三原则”在1972年由中国方面归纳整理正式提出后，一些长期为中日友好奔波的日本老朋友更是穿梭于东京与北京之间，在中日两国政府之间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在这些重要人物中，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是其中之一。1972年7月12日，佐佐木更三访问北京。在出访前，他专门会见田中角荣，探询对复交三原则尤其是处理台湾问题的意见。佐佐木问：在复交三原则中，废除“日台条约”是最重要的，你的想法如何？田中说：“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我有绝对把握处理台湾问题，我同意复交三原则。”佐佐木为慎重起见又问：如果周恩来问及此事可以这样回答吗？田中明确地说：“一定实行”。7月16日，佐佐木更三将田中角荣的意见转达给了周总理，周总理立即表示：“欢迎田中首相来北京，商谈两国复交问题。”[19]佐佐木回到日本，立即将这一信息转告田中首相，坚定了田中首相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信心。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也是促进复交三原则实现的关键性人物之一。在1972年7月25日访华前，竹入与田中、大平举行了四次会谈，听取了他们对“中日复交三原则”的态度，特别是对台湾问题等重大事项的想法和意见，并把这些重要信息转告给周总理。竹入访华期间，先同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进行会谈，又连续三个晚上直接同周总理先后共谈了10个小时。竹入以他同大平和田中会谈的基本内容为基础整理出十几个问题交给周总理，并就日方的想法和主张做了具体和详细的说明。周总理也非常认真地阐述了中方对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基本态度和想法。竹入几乎一字不漏地记下了周总理的讲话，并整理成十分完整的记录，这就是世人所说的“竹入笔记”。竹入义胜回国后，于8月4日向田中首相转达了中方对中日复交的态度，并将“竹入笔记”交给了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这样，田中和大平了解了中方谈判复交的底牌，决定访华。总之，正是这些日本老朋友的全力相助，中日邦交正常化才得以顺利实现。为此，周总理在两国复交前夕提出“喝水不忘掘井人”，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这些努力促进中日友好的日本朋友的由衷敬意。
（二）田中内阁力排众议以“政治决断”扫除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障碍
田中内阁上台以后，清醒地认识到日中关系问题就是台湾问题。而要解决这一问题确实有很大阻力。首先要说服自民党内的亲台派势力，以在自民党内形成一致意见。在当时的自民党内部，亲台派占60%-70%，并影响着外务省。据田中角荣的秘书早坂茂三回忆，在田中内阁决定访华前夕，自民党内的亲台势力坚决反对抛弃台湾，曾多次寻机发难。就在田中内阁发表关于日中邦交正常化“政府见解”的1972年8月3日，大平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其前身为自民党“中国问题调查会”，7月13日改组扩大为“协议会”）常任干事会上，就日本政府处理邦交正常化问题的基本态度做了说明。他指出，若同台湾原封不动地保持“外交关系”，日中双方就不可能达成协议。结果，贺屋兴宣、北泽直吉、藤尾正行、渡边美智雄等“台湾帮”抓住大平的这番讲话，群起而攻之，干事会一片混乱。直到小坂善太郎说，“大平外相的发言不是政府的见解”，才使会议收场。为对“台湾帮”寻机发难进行牵制，田中首相于8月7日特意安排了同内阁记者俱乐部的各媒体记者进行恳谈。他说：我认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正在迅速成熟，舆论也已形成。在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中，没有一个继续与台湾保持关系的，日本也不能例外。“协议会”决定召开全体会议，小坂会长根据干事会讨论结果提出两点请求批准。第一点是“使日中邦交正常化”，第二点是“为此，田中首相访华”。“台湾帮”虽对这两点不持异议，但又指出，“这并不意味着首相访华日期和邦交正常化的内容全权委托政府”。1972年8月17日，“协议会”再次召开干事会，“台湾帮”借大平在众议院外务委员会上答辩时将所谓“日华条约”说成“日台条约”而纠缠不休。然而，尽管“台湾帮”一再掀起逆流，但在8月22日召开的总务会上，仍将促进日中邦交正常化和实现田中首相访华作为自民党的决议予以通过。在此情况下，“台湾帮”虽未停止挑衅，但也只能进行消极抵抗了。
1972年8月15日，田中首相在帝国饭店会见了孙平化和肖向前，正式决定访华。这样，“协议会”干事会必须在9月5日之前确定基本方针。然而，由于自民党内仍然存在分歧，小坂会长感到非常为难。9月4日，小坂为此拜访了田中首相，田中明确地告诉小坂，“台湾帮”主张的“两个中国”论，只能导致“一中一台”，绝对不能接受。他要求小坂以此为前提将“协议会”的意见统一起来。在9月5日召开的“协议会”干事会上，果然意见纷呈，提出了各种方案，除了“小坂会长方案”和“贺屋兴宣方案”外，还有其他鹰派方案和鸽派方案。小坂会长不知所措。正当小坂准备宣布会议延期的时候，中川一郎和渡边美智雄提议“以对会长方案在字句上加以修改的方式解决”。这时滨田幸一也提出撤回“对小坂会长的不信任案”。面对年轻鹰派议员态度的突然软化，一直攻击外务省的贺屋兴宣集团也束手无策了。“田中邦交正常化基本方针”顺利通过。事后得知，形势之所以发生戏剧性变化，是因为田中早已对这些年轻的鹰派议员做了说服工作。[20]
为了进一步说服自民党内“台湾帮”，田中还让一些持反对意见的人在他访华之前随小坂率领的自民党国会议员代表团来北京，亲自听一听中国的声音，以促进党内对日中邦交正常化意见的统一。小坂一行到达北京后，周总理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谈到了“九·一八”以来的历史性转变及其应吸取的历史教训。同时，对田中内阁在处理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上所面临的困难表示予以适当照顾和体谅，但强调只能是在日方接受恢复邦交三原则的基础上，而不能颠倒过来。周总理对于第一次来华访问的自民党议员给予很高的评价。经过周总理的这次接见以及中国方面同日本代表团成员的争论、交流，自民党内不同意见已趋统一，一些人从唱反调转到支持田中首相的对华政策。同时，在田中访华之前，又派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作为政府特使到台湾去做解释工作，安抚蒋介石亦并安抚自民党内的“台湾帮”。
田中、大平等人所做的上述一系列工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扫除了障碍。在这场斗争以及尔后的一系列工作中，人们不能不佩服田中首相的政治决断。之所以说是“政治决断”，一是因为田中内阁决定恢复日中邦交是冒着谈判破裂和被反动势力杀害的风险的（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于1966年10月12日在东京日比公会堂讲演时被右翼分子刺杀身亡）。据日本报刊披露，当时田中曾对大平外相说：“大平君，我们做这件事，不知会怎样，反正人是要死的，要死就一块死吧，我是有这个准备的。”大平也同样做好了精神准备，他曾与很熟的记者说：“不知什么时候，我会被反动势力所杀掉，但愿老天助我一臂之力，令我谈判成功。”大平在访华前吩咐其秘书道：“万一谈判破裂，我可能不再回日本了，而且这场谈判还不知有多大风险，因此我不在的时候就有劳你了。”[20]二是因为在谈判出现分歧和僵局的情况下，田中能够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大局出发，果断地做出决定，使谈判峰回路转，取得圆满的结果。如前所述，在谈判过程中曾出现一些波折甚至僵局。当外务省高岛的发言遭到周总理的严厉批评后，谈判暂时休会。田中把外务省官员叫到自己房间严肃地教训了一顿。田中说：“你们都受过高等教育，很有学问。但不要钻牛角尖。请你们提出一些能解决问题的见解来，责任由我负。”早坂说，当时的外务省总想以暧昧的方式处理“结束战争状态”和“台湾问题”。然而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这一现实，日中是不可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田中在大平的支持下，排斥了外务省的抵抗，第三次首脑会谈时，田中明确表示要在联合声明中写上“结束战争状态”和“台湾问题”。田中终于以“政治决断”重新改写了中日关系的历史。早坂对此评价说，战后经过27年日本历届政府都未结束两国之间的不正常状态，这对为不幸的日中关系深感痛心并强烈希望早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的两国国民来说，过程实在太长了，而田中就任首相后仅仅用了84天就实现了这一历史性的壮举。当然，这不是田中一人所能做到的，然而，如果不是田中也是不可能实现的。[20]的确，田中的“政治决断”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最后实现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还应看到，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因素还有很多，其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后期，中苏对立激化，美国则设法谋求从越南战争中“体面地撤退”。在这一背景下，1971年7月发生了戏剧性的中美和解。在未出现中美和解时，中日恢复邦交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同时，中国政府为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所做出的多年努力和日本朝野有识之士的执著奋斗及日本人民要求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呼声高涨的冲击，才使田中角荣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战胜福田纠夫当上首相后，立即着手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并努力实现了这一壮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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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罗伯特·A ·斯卡拉皮诺：《亚洲的未来》（中译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75页。
[5]［日］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75页。
[6]1957年6月4日《朝日新闻》。
[7]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7页。
[8]［日］《资料——战后的日中关系》，创纪房事业出版部1971年版，第37页。
[9]1960年5月10日《人民日报》。
[10]［日］石川忠雄：《战后资料：日中关系》，日本评论社1970年，第330页。
[11]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页。
[12]［日］吉泽清次郎主编：《战后日美关系史》（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0页。
[13]［日］白根滋郎：《战后日中贸易关系史》（中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7页。
[14]日中国交回复促进议员联盟编：《日中国交回复关系资料集》，东京，1972年，第41页。
[15]1958年7月7日《人民日报》。
[16]《公明党也主张废除日华条约》，［日］中国之会编集：《中国》，1971年8月号。
[17]1971年7月3日《人民日报》。
[18]《中日条约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19]孙平化：《中日友好随想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99页。
[20]《田中角荣秘书早坂茂三访谈》，1999年9月29日《光明日报》。 | 
发表于 2006-7-12 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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