酱香老范

原帖由 童志刚 于 2009-5-15 09:03 发表
读了主帖和跟帖，都很精彩——展开一下，能是一本大书。

当下比较有名的“刻薄鬼”是韩石山，有点以刻薄为事业的意思。

山西韩某人是“恶腔调”，徒有“刻薄”之皮毛，且根歪须粗，固不足论也。

周泽雄

哎呦，我看错了。老童说的是韩石山，我眼前一晃，误会成鄢烈山了。
我在小文《稻草人批评》里拿韩石山说过事，感觉，虽然特爱晃悠，却是个不耐掐的主儿。

栏杆拍碎

如果自身事事站不住脚，怕是不等刻薄别人，早被那些永远光荣正确者打倒了。

tian295

围绕周兄的大文，我会提出两个疑问，一是为什么中国的文人更热衷于做人，而不是作文？二是刻薄人的刻薄文章其社会代价是怎样的？
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也就是我们的文人为什么不敢刻薄为文？
在相信文如其人，文品就是人品的文化环境里，刻薄为文的后果、代价是怎样的，我们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是心知肚明的。在注重修养，注重道德评价的传统里，刻薄为文将会招致怎样的社会后果，也是清楚的。
   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些，而又能坚持刻薄为文的作家，将承受怎样的社会道德压力，心理压力，忠实于自己的艺术良知，坚持对人性、社会的深层次开掘，这又是怎样大智大勇。以这样的认识来理解我们的刻薄文人，我们能不肃然起敬吗？
   周兄开头一段，“不见刻薄文人，久矣。”实是痛切之语，以中国的文化生态，刻薄文人的生长实在是太难了，他需要忍受的、面临的不被理解的孤独痛苦，生存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相反，太会做人的文人，却一个个春风得意，享受并非有他作品而来的社会尊崇。
   为什么热衷，就是因为这样，为什么不热衷呢？谁会给自己过不去呢？会是那些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们吗？

[ 本帖最后由 tian295 于 2009-5-15 20:05 编辑 ]

tian295

《稻草人批评》吗？还没看到，会是很好看的吧。稻草人，唬人的吧，稻草人批评，是那种气大声洪，外强中干、装模作样，只能唬人的批评吗？
   搜搜去也。
   交代说明， 《稻草人批评》，原来在周兄客栈里。

[ 本帖最后由 tian295 于 2009-5-15 20:11 编辑 ]

驾一叶之扁舟

原帖由 周泽雄 于 2009-5-14 23:13 发表
谢谢小舟。
我脸红了。
悲悯之意，我或有二三，柔软之心，恐也略有几成，然“拯救”云云，我仰之弥高，逼视尚且不敢，揽之入怀，更属奢望。

周兄，俺以为“拯救”不一定都是救人于水火，每一颗悲悯的心能够对混沌冷硬的对方温之润之、软之化之、擦之亮之，不是一种拯救？

德方

——要被刻薄者承认对方的才华，非得需要些超人的忍或超人的奸，才有可能。

周泽雄

回栏杆兄：在我眼里，刻薄是一种珍惜的能力。本钱与能力，差不多是同义词。
伟光正的事，只能另议了。说来话长，且不知且说到哪儿去，暂且打住。
TIAN兄34楼所言，很有意义，唯话题较大，一时半会，我恐无力接续。且留待他日再说吧。
稻草人批评，是我曾在《北京日报》开的专栏“左道批评”中的一篇，该专栏现已结束，共计十余篇，在燕谈我都贴过。
回小舟：这么看来，拯救还得分出“主观拯救”与“客观拯救”的区别。我得承认，主观上我绝对没有拯救他人之念，想都没想过，无论能力还是性情，拯救都在我的度外。至于“客观拯救”，那就难说了，且不由我说了算。不过，我总是怀疑这类功效的。
当然，小舟只是在鼓励俺，俺领情就是了。
再向德方大姐请安。

许刚

刘再复先生的“田舍翁理想”，不过是掩饰对体制的回归而已。
――――――
刘再复曾是“青年导师”兼“思想界领袖”李泽厚的“高级宣传员”，其“对体制的回归”，直接原因是“武器的批判”，现在是补还“批判的武器”的债。对此最需要的，不是当年的追随者们，而是刘本人。灵魂之自我拷问，尊严之艰难维持，其惨烈未必就亚于waterboarding。喋喋不休，正见其说服力之贫乏，必要性与可能性之间万难和谐，是以折腾不止。曾文正于“天津教案”后哀叹“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庶几近之？
学理论的人还是太认真，不善逢场作戏。学戏剧的进入角色就快多了，兰花指一翘，立马含泪成佛。电视更是先进媒体，“小女子”上去强奸孔圣人几十次，既当大师又发财　――　要什么soul searching?

[ 本帖最后由 许刚 于 2009-5-16 06:09 编辑 ]

自棋

刻薄文字至少得分两类，  一类多少带有点实事求是的科学色彩，譬如文艺批评，以及带有批评色彩的杂文、时论等。 另一类则无关高低对错 ，仅仅来自作家的私人语境， 比如张爱玲的小说。

第一类刻薄得与文章功力与求是的态度相匹配，否则那刻薄就是对作者自身的嘲讽。
我对待第二类刻薄的态度比较矛盾。
从我的阅读本能来说，一方面极度嗜好锐利风华，另外一方面，却总还是希望文章的刻薄能力能与为文者的人格力量相匹配。两种愿望中，后者倘若得不到满足，总还是要后退一步，将那刻薄归为一类武侠豪情，或者魔鬼般的嗜血快意，一切不过虚拟尔尔，当不得真，它已经被作家自己消解了力量，被证明不适合于真实的灵魂，在现实中根本靠不住。  
用功想了想，恐怕象我这类读者，还是把做人看得比做文更重要。当然，我所谓的“做人”和周先生主贴中所讽刺的“做人”，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

周泽雄

回许刚兄：
刘再复反思“批判的武器”，状态如何，我了解不深。但我习惯于从成果反推，即，最终成果谈不上斐然，则我难以肯定其中“惨烈”。这当然是不公平的，一个陷入迷局的文盲，内心煎熬也可能是“惨烈”的。
刘再复对自身境界的吹嘘，与那些做带功报告的伪气功师相仿。如果只是自我吹嘘，不涉及对他人的评价（如针对李慎之），我姑且视为老年人的精神拳操，可不加闻问。但他不是这样，且影响也不限于自身的禅房。

周泽雄

原帖由 自棋 于 2009-5-16 09:24 发表
刻薄文字至少得分两类，  一类多少带有点实事求是的科学色彩，譬如文艺批评，以及带有批评色彩的杂文、时论等。 另一类则无关高低对错 ，仅仅来自作家的私人语境， 比如张爱玲的小说。

第一类刻薄得与文章功力与求是的态度相匹配，否则那刻薄就是对作者自身的嘲讽。
我对待第二类刻薄的态度比较矛盾。
从我的阅读本能来说，一方面极度嗜好锐利风华，另外一方面，却总还是希望文章的刻薄能力能与为文者的人格力量相匹配。两种愿望中，后者倘若得不到满足，总还是要后退一步，将那刻薄归为一类武侠豪情，或者魔鬼般的嗜血快意，一切不过虚拟尔尔，当不得真，它已经被作家自己消解了力量，被证明不适合于真实的灵魂，在现实中根本靠不住。  
用功想了想，恐怕象我这类读者，还是把做人看得比做文更重要。当然，我所谓的“做人”和周先生主贴中所讽刺的“做人”，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

自棋的说法很有趣，到底“心中有龙”，不一般。
其实，“刻薄”是个不准确的词，或者说，这类贬义成分过浓的概念，本身就不易准确。换个褒义词，就成“犀利”了，而指谓并无两样。
对于批评家、杂文家来说，直接显示“刻薄”，不仅难免，还符合文字美学的需要。这类小文字，格局有限，难以隐藏雄韬大略，你不把意思露骨地呈现出来，也就没有人耐烦去挖掘它。而对于小说家，刻薄过于外露，肯定不是上策。有些伟大的小说家，其实无比刻薄，但他甚至有能力让人觉得他宅心仁厚（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形之下，如张爱玲、钱钟书之类把刻薄直接印成商标并贴在作品外包装上的作家，就稍逊两筹了。
真正的刻薄鬼，往往人品不坏，甚至，大好人与大刻薄鬼联为一体，也不少见，著例如兰姆。理由嘛，从心理学上大概也讲得通。每个人都多少有些邪念歹意，这类玩意需要一个甬道加以宣泄，刻薄就是一个较为理想的甬道。宣泄完毕，他两手拍拍，心无俗虑，反而可以堂皇做人。而那些类似于“闷骚”的善人型作家，总是把自己的那份歹意打压在文字之外，在文字里哭哭啼啼，袒肩愁眉，长此以往，身心受压过度，遂热衷于上下起手的各种闷坏动作了。
呵，瞎聊。

黎戈

敏感的人，多半刻薄，但是那些掩饰的很微妙的人，为人或者叫练达，为文却有失率真。

好的作家必须有一颗赤子之心，想想《皇帝的新衣》里，谁最刻毒？当然是那个快人快语的小孩。赤子也包括坏小孩，比如张爱玲，麦卡勒斯。

写文的，尤其是写评论的，要有杀气才好，不怕开罪人。

刻薄好比烟熏妆，有人用的非常可爱，有人则丑态毕露。没有几分内力的尤其要慎用。免得自曝短处。

周泽雄

“刻薄好比烟熏妆，有人用的非常可爱，有人则丑态毕露。”
——有趣的比喻。确实，刻薄是险招，非高手莫办。见某人欲刻薄而不得，现实的坏处固然没有，审美上却着实丢脸。踉踉跄跄的刻薄，让人笑又不是，同情又不是。对方未受到丝毫伤害，自己却先用一把狠跤，娱悦了看客一把。

tian295

效颦一下，楼上黎戈兄，真和我意。
想想，在中国语境下的'刻薄",若在西方语境下，只是实话实说的常态，是毫无顾忌的犀利。而在国内，刻薄则有不够宽容，道德修养不高，心胸狭窄，不够含蓄温厚的意味。
刻薄文字更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博名出位的，当然在文本之外会有万全之策，但实话实说，真诚为文的，就有可能招致众怒。
以鲁迅之深刻，钱钟书之睿智，仍不能逃此舆论之厄。由此可以想见，刻薄为文的难处。反之，轻薄为文，用心功利圆滑，反会左右逢源，彩声阵阵。

[ 本帖最后由 tian295 于 2009-5-18 12:51 编辑 ]

许刚

回泽雄兄：
我觉得，刘似乎自认对二十年前的事拥有相当的“知识产权”，因而对自己目前所取的不同处世方式有责任“给一个说法”。这对他本人也许比对别人更重要。至今不甚成功，是很明显的。恐怕也不是心悦诚服地“觉今是而昨非”，所以回归体制则可，《归去来辞》那么“斐然”的东西，怕是写不出来的了。毕竟这一体制，并无陶渊明回归的自然所具有的那种合理性。

[ 本帖最后由 许刚 于 2009-5-17 22:12 编辑 ]

种雪

周兄，文章与兄言论卒读。听兄网聊，幸甚！再复迷网站上贴了一篇《知识分子的第三空间》（http://www.zaifu.org/z_views.asp?n_id=815&b_id=30），也是一篇采访录。刘先生所言的“第三空间”，似乎也不是专对敢批判者而言，提倡一种“宽容”、“开放”的精神，而更有为他们向主事者申请第三空间的意思。所谓“呼吁要充分尊重知识分子“令狐冲式的独立精神”，充分尊重知识分子“批评的权利，即不迎合、不依附的自由；沉默的权利，即不表态的自由；以及逍遥的权利，即不参与的自由”。刘先生的文章我读得不多，不知道其学术思想的全面目，但就这里的说法，似乎可以拿来和周兄商榷一下。还望继续赐教!

[ 本帖最后由 种雪 于 2009-5-18 13:04 编辑 ]

周泽雄

原帖由 许刚 于 2009-5-17 22:07 发表
回泽雄兄：
我觉得，刘似乎自认对二十年前的事拥有相当的“知识产权”，因而对自己目前所取的不同处世方式有责任“给一个说法”。这对他本人也许比对别人更重要。至今不甚成功，是很明显的。恐怕也不是心悦诚服地“觉今是而昨非”，所以回归体制则可，《归去来辞》那么“斐然”的东西，怕是写不出来的了。毕竟这一体制，并无陶渊明回归的自然所具有的那种合理性。

许刚兄所说，我了解不多。大致上，我不会介意刘再复的“禅房心得”，这类事，看得惯就看，看不惯就掉过头去，依我的习惯，不在我的批评范围之内。说实话，刘再复即使真心要归附体制，我也不会批评。那是人家的事。不批评任何一种与饭碗有关的工作，也算是我的一个小小原则。我反感的，只是他借机对他人的选择说长道短。老来颓唐，我不仅视为一种权利，更视为人之常情。
先说这些。

周泽雄

原帖由 种雪 于 2009-5-18 12:36 发表
周兄，文章与兄言论卒读。听兄网聊，幸甚！再复迷网站上贴了一篇《知识分子的第三空间》（http://www.zaifu.org/z_views.asp?n_id=815&b_id=30），也是一篇采访录。刘先生所言的“第三空间”，似乎也不是专对敢批判者而言，提倡一种“宽容”、“开放”的精神，而更有为他们向主事者申请第三空间的意思。所谓“呼吁要充分尊重知识分子“令狐冲式的独立精神”，充分尊重知识分子“批评的权利，即不迎合、不依附的自由；沉默的权利，即不表态的自由；以及逍遥的权利，即不参与的自由”。刘先生的文章我读得不多，不知道其学术思想的全面目，但就这里的说法，似乎可以拿来和周兄商榷一下。还望继续赐教!

种雪兄：如此摘句，未必有说服力。极端地说，摘句的话，我们也不难把毛泽东摘成一颗自由之魂。
你所摘的字眼，刘再复都说过，但他的主旨，不是这个。或者不如说，这些句子，只是充当了陪衬和点缀的作用。
刘再复先生自我感觉特好，他惯用美妙的字眼形容自己，自夸起来往往朝死里夸，一点不讲分寸的。这都不是问题，我说过，我视为老年拳操。但他自夸过后，再拿这些被他臆想为无比深刻的玩意来臧否他人、轻议同行，在“再复迷”那里，就可能起到不好的作用。
实际上，不表态的自由、逍遥的权利，在今天已丧失意义了。我们总还得承认时代在进步吧，即使进步得缓慢，但也不至于缓慢到知识分子连“不表态的自由”都不具备的程度。沉默的权利，文革时曾遭到大面积剥夺，但现在毕竟不是那个时代了。所以，刘再复设立这个目标，并无思辨价值。面对一个基本上已经争取到的权利，不是试图前推，争取更大的权利，而是把它继续视为争取的目标，这算是哪一类的糊涂？糊涂至此，还要洋洋自夸，并对他人的努力轻易否定，我是不以为然的。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刘再复有什么“学术思想”，面对一个整天强调自己“穿透”文化，“用心灵证悟文化”、“打破了一切‘执’”的人，我是没有兴趣去研究其学术思想的。

tian295

“实际上，不表态的自由、逍遥的权利，在今天已丧失意义了。我们总还得承认时代在进步吧，即使进步得缓慢，但也不至于缓慢到知识分子连“不表态的自由”都不具备的程度。沉默的权利，文革时曾遭到大面积剥夺，但现在毕竟不是那个时代了。所以，刘再复设立这个目标，并无思辨价值。面对一个基本上已经争取到的权利，不是试图前推，争取更大的权利，而是把它继续视为争取的目标，这算是哪一类的糊涂？糊涂至此，还要洋洋自夸，并对他人的努力轻易否定，我是不以为然的。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刘再复有什么“学术思想”，面对一个整天强调自己“穿透”文化，“用心灵证悟文化”、“打破了一切‘执’”的人，我是没有兴趣去研究其学术思想的。”（周泽雄语）
同意楼上周兄的看法，而且是非常同意。对这类整天神秘化自己的超人天赋、悟性的人，我的态度始终都是：远远绕开。

[ 本帖最后由 tian295 于 2009-5-19 10:29 编辑 ]

小只只

昨天看周老师02年7月发表在《读书》杂志的一则随笔《不再正确》，很有启示。这篇文章虽是个书评，却抓住了“一贯正确”这个眼，这是很有见识的。《GD宣言》指出，ＧＤ人从不讳言夺权，也是义正词严。当一种思潮以强制的手段一统天下的时候，就必然会义正词严，一贯正确，此时却正是悲哀的开始。因为世界上自然的客观存在的事不可能一贯正确，如果“一贯正确”了，那么是规定，规定其正确其也便成为真理了。
强烈推荐周老师的这篇书评。

[ 本帖最后由 小只只 于 2009-5-19 10:14 编辑 ]

tian295

支持只只兄的看法，强烈支持只只兄的提议。贴上来共赏。

周泽雄

先谢过TIAN兄的鼓励。
小只只兄：
《不再正确》我原来贴过的，因论坛变故，已经找不到了。一会我去找出来，不做主帖发了，就跟在这里吧。
发表在《读书》上的，印象中被删去不少“不够正确”的内容，约有千把字吧。我贴出来的是足本。
最后，再次恳请小只只兄毋再以“老师”相称，拜托了。

周泽雄

——读陈家琪《沉默的视野》

读陈家琪先生大著《沉默的视野》，是不乏探险意味的。作者是哲学教授，但这并非诱我阅读的原因。我对哲学毫无野心，对中国哲学教授嘴里周期轮换的那些域外大哲，也不见得充满好奇。事实上我对以介绍、阐发洋大人最新流行哲学见解为主的国内哲学界，一直抱着闭目塞听的态度。在我看来，我们的哲学界越来越像一个只有持贵宾卡才能进入的精英俱乐部了，一位虽然热爱苏格拉底却遗憾地没有听说过伯林或哈贝马斯的家伙，在那里几乎必然要碰一鼻子灰。门槛如此之高，我这个没有假发套的乡巴佬，对之回避，也算是尽一点识趣的礼数。这没啥奇怪的，由于阮囊羞涩，多年来我不也一直对标榜为“高尚”的高尔夫球场视而不见吗？与此同时，我对辽阔的大草原，不也始终充满向往吗？向往程度甚至不亚于饿狼对绵羊的渴望吗？——之所以有此一比，自然另有用意，我想暗示，本人愿意恭聆教诲的哲学，也和狼愿意视为美餐的羊一样，必须是个活物，带有生鲜之气，甚至，沾点鲜血也不妨。

《沉默的视野》让我有幸目睹了这一过程，一位中国哲学教授如何成为哲学家的过程。

看来，中国的哲学教授要想成为哲学家，除了得有一颗不死之心外，还须借助事件的成全，尤其——说来有点残忍——还得是些不幸的事。话说我们这位哲学教授在一九八九年四十二岁之时（即相书上所谓“大厄之年”）患了一场重病：胆总管结石。该病虽早有预兆，但仍来势不小，作者“出现了全身黄疸，皮肤瘙痒，小便深红”，一度甚至“处于半昏迷状态”。骤遇此等大难，任谁也会产生“人之将死”的不祥预感；既有此不祥，自然会寻思着有所振作。由于插着引流管的病体暂时动弹不得，所谓振作，恐怕只能在思想方面寻求突围。我们只要稍稍将心比心，就会发现，当此之际，一位中年知识分子唯一能做的，好像也就是让自己尽量陷入“往事与回想”之中，以所谓“过电影”的方式，回顾并检讨自己的一生。作者果然这么做了，芸芸往事立刻像一群殷勤的侍者，纷至沓来。起初的回忆难免带有消极、被动的性质，但当往事一浪高过一浪，也就渐渐生出了更多头绪。

是的，往事涨潮了。作者平素受到的哲学训练，作者原本资质颇丰的文学素养，也在大脑里集结待命，以便随时接受召唤。万幸的是，疾病最终只是一场虚惊，身体虽然难免受到损耗，但生命无恙，智力尤其秋毫无伤。他又可以干点什么了。由于此前在作者脑海里呈澎湃之势的众多往事显然不甘心功成身退，它们不仅以题材的方式继续存在着，还会自动生成一种体裁，要求作者把它们记录在案。于是，随着身体康复，作者走向了他的命定之作。使一本书成为一种奇遇的诸项条件，至此已完全成熟。

这本著作颇难归类，作者既想以叙述的方式回忆以往，又想以思考的方式检讨人生，他身上的文学趣味要求他更深入地走进自我，身上的哲学使命又要求他离自己远点，尽可能选择一种冷静、超然的笔墨姿态，而非一味沉湎。他同时面临着讲述自己和分析自己的双重使命，在本书中我们发现，也许与作者有着太多的困惑有关，这双重使命并没有达到配合默契的程度，更多的时候它们呈现为彼此纠结，相互对抗。不过，也正因为这份困惑，赋予本书一些独特品质，只要善于忍耐，我们也会经常得到些意外启示，其中甚至不乏惊心动魄的见解。作者生于一九四七年，我们知道共和国这个年龄段的人，每一个都随身携带着一本斑斑血泪史，他们是一些命定要背负超重十字架的倒霉者。这样，当陈家琪深沉而不乏困惑的眼光依次掠过那些尘封已久的年头时，关于文革，关于知青，关于那一代人以及我们整个文明曾经有过的诸般苦难，便也歪打正着地得到了一双哲思之眼的照拂。

“照拂”是从语言开始的。作者起初因疼痛难忍，“曾经想从感觉上把肌肉注射、静脉注射、输液、皮试、抽血、碘过敏试验时的各种‘疼法’区分开来”，不过他立刻发现“这些‘疼法’都是不能在记忆中保留下来的，因为没有保留各种‘疼法’的词语”。——换言之，思考是从切肤之痛开始的。

作者由语言出发得到的第一个结论，表达得非常干脆：“所谓思想，就是先有几个主题词，然后才使所听、所见的一切有了‘意义’。比如你的主题词是上帝、是压迫、是阶级斗争，那么同样的耳闻目见就会在‘意义’上完全不同”。（见《沉默的视野》第24-25页，下引该书仅标页码）这办法确实简洁，我想，若拿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与二十、三十年前比较，其间的差别，确也可以通过对照各自的主题词，得到一定程度的解释。再进一步，不同文明、体制间的差别优劣，也不难通过归纳各自的主题词，获知答案。比如，一个主题词为“专政”、“斗私批修”、“保卫无产阶级红色江山”等内容的社会，与另一个主题词为“民主”、“自由”、“绿色环保”等内容的社会，显然不可能是一种文明。“主题词”就是文明的核心密码。找准一个社会的“主题词”，虽然不见得就能改造社会，却会极大地方便认知和分析。

“主题词”的功能，并不限于方便概括，它还能帮助我们识破“话语骗局”。比如，浸沉在“文革”往事中的作者就告诉我们，“当主题词太过确定了时，就连撒谎也会成为一种无缘无故的行为”（第48页）。具体地说，当“主题词”与那种强调“专政”的体制结合在一起时，我们发现，不仅所有貌似真诚的肺腑之言都可存疑，即便自以为真实的，往往也会意味着谎言。因为那种更愿意服务于政治斗争需要的主题词，除了会不惜撕裂人性外，还天然具有屏蔽真实的功效，以致最终导致整个社会无真实可言。而所有按此“主题词”要求行事的人，也会“先已不自觉地蒙骗着自己”（第124页）。就作者提供的例子来说，他一面曾以“红卫兵”的标准要求自己、鞭策自己，不允许身上有一丝一毫的“小资情调”，一面却也会“深夜在厕所里”听一位姓胡的好朋友拉二胡，而且“泪流满面”，身上“洋溢起‘小资情调’”。（第20-21页）——一个老在捍卫某种注定与自己身心作对的理想的青年，他又如何具备表达真诚、披露实情的能力呢？

说到“文革”时期，我似乎也可以简单地把它概括为一个不承认中间状态的时期，一个要么好人要么坏蛋的时期，要么狠斗别人要么站在台上被别人狠斗的时期，一个甚至不允许看客存在的时期，一个大家全体置身于洪流之中的时期。“文革”时的主题词，除了是一些词语外，还是某种特定的气氛，它会让一些人来劲，让一些人憋闷；让卑鄙的人高尚，以致不自知卑鄙；让高尚的人下贱，以致自认下贱；让头脑简单的人理直气壮，以致自认为头脑很不简单，让理智健全的人逐渐不再健全，以致最终只会整天低头认错，像土匪栾平那样抽打自己的耳光，连说“我有罪，我该死”。“文革”时的主题词，原本与真理、人性无关，换用作者另一个表述，它们只是像“革命样板戏”中的英雄人物那样，“一举一动都是在表现（演）状态”。（第72页）与今天的“主题词”比较，即使不谈内容，我们也会注意到，“文革”时的主题词，几乎全都出现在一个可怕的高音区里，全都具有一种使人要么莫名亢奋、要么莫名恐惧的功能，它们是语言，更是气势。当人们频繁地使用“只有……才能……”、“只要……就能……”等句式来进行阶级斗争或思想改造，他们会一面从这类句式中廉价获得大量“逻辑的力量”，（第58页），一面彻底丧失逻辑思维能力。

作为当事者之一，作者对“文革”心理的反思，我以为极富成果。为了最终获得这个成果，我要先请读者记住下面这句话：“我们这代人从小就受的是共产党的教育，而且觉得自己的行为天然合理；这种心理很奇怪，但极真实”。（第59页）再请读者记住下面这段话——作者曾经在劳改农场呆过六年多，担任过一种可以代表“政府”的角色，他告诉我们：“在我与要求上诉的犯人的个别交谈中，有两大法宝是战无不胜的。一是质问：难道党和政府能错怪、能冤枉你吗？……二是质问：难道你自己就没有问题？”（第111页）。最后，我还要请读者重点注意作者的另一个发现。在第121页，作者写道：

“前不久我又重看了一遍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六三年七月出版的姚文元的《想起了国歌》。老实说，我原本是想挑刺的，挑他‘左’的‘刺’，但在仔仔细细地读完之后，我不得不承认这本书几乎无一字有错。注意，是无一字有错！书中每句话都符合无产阶级的标准——至少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无产阶级的标准，而且是那种开明、豁达、讲理但又不失敏锐和警惕的无产阶级的风格与态度。如果今天有谁能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这样的文章，也一定合乎宣传舆论的口径，而且事事处处都是一副永远正确，不断地开导人、引导人、教育人的面孔”。

咦，怎么会这样？说到姚文元，我们几乎都会不假思索地认为：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文痞，文妖，文霸，他的文风怎么可能是“开明、豁达、讲理”的呢？我手头找不到《想起了国歌》，但为了核实陈家琪的阅读印象，以便确认自己对姚文元的印象，是不是已经简化为某种漫画式概念了，我通过互联网找到了那篇最具姚氏看家本色的奇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我的读后感竟然是：写得真不赖。姚文元对吴晗破口大骂了没有？从头到尾没有。他始终称对方为“吴晗同志”，他连挖苦、讽刺都很少采用，开头部分他甚至还敢于承认“我们不是历史学家”。而且，先不问居心何在，水平如何，他写反驳文章时至少还想向读者表明，他是非常注重论据的，因为他查找了尽可能多的历史文献和参考资料。参照今天国内大幅下滑的学术论文水准，我认为，说姚文元的文章有理有据，也未必是一种恭维。即使我对姚秃子早已成见在胸，我也不能认为他笔下的每个字都在呈张牙舞爪之势，他甚至还特别讲究“摆事实、讲道理”的思想工作方法呢。老实说我也看不出姚文元对批评对象流露过任何私人仇怨，没有，他一切都像是出于公心大义，他文末突然平地拔高三千丈的慷慨激昂，也明显不像是冲着吴晗而来，而更像是因为他姚文元此时已经再也无法遏止自己的“阶级仇、民族恨”了。我想，视姚文元为恐怖文人的代表，未必公平，他只是做了他那个时代最希望一个文人做的事，他的每一句话，都严严实实地踩在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鼓点上。考虑到今天我们仍能经常读到一些架势骇人的批评文章，我敢说，一旦我们的头顶再出现一双充满阳谋的眼睛，一旦我们周围再响起类似当年的革命鼓点，中国文坛依旧具备随时批量供应姚文元的能力。要知道，没有上面别有用心的利用，姚文元本来也不过是一个“百无一用”的家伙。

姚文元的所有恐怖，归结起来只有一点，就是他的“无一字有错”，就是他的文章里天然具有神圣的“正确性”。他的每一个判语，都与当年的“最高指示”保持高度一致，他知道这一点，他坚信自己“天然合理”。为此，他的写作看上去有一种有恃无恐的优势，他都懒得去吓唬对手一下。他只是按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方式稳步推进，顺手一抖就甩开了一张代表“无产阶级专政”的巨网。他虽然只是在写一篇文学评论，却丝毫没有与对手商榷、探讨的诚意，他的所有文字都堂堂正正地团结在一起，他使用文字就像一位将军调动自己的装甲兵团，不屑于躲躲藏藏，而是公然叫阵，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匍匐前进。我相信读者在阅读姚氏宏文时，耳边八成会听到坦克履带的声音。那是一种一往无前的文字，无须论证地代表了绝对真理的文章。至于吴晗，我想他当年大概感到一条蛇正在慢慢绞向自己，起初还觉得有一丝阴凉，误以为对方只是一个艺术观上的对手，但不多久他就产生了窒息感，露出了那种拉奥孔般的表情。姚文元的可怕，不是他的文风有什么妖气、痞气或霸气，那只是后人想当然的发泄性归纳。姚文元的全部力量，依我看正在于他的堂堂正正，他的天然正确，绝对正确，无限正确。你不可能和他讨论任何问题，他笔下每一个字都佩戴着“闪闪的红星”。

行文至此，我也许找到了那个陈家琪曾经意识到又好像故意没有把握住的概念，那个也许一下子就能简单地挑明我们一切苦难的核心“主题词”，对，就是“正确”。

我们以往的时代之所以充满苦难、灾难和悲剧，所有的原因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那是一个“正确”的时代。那是一种被勒令的“正确”，一种始终处于敌我关系之中的“正确”，一种其对立面必然意味着“反动”的“正确”，简而言之，一种绝对正确。我们被勒令坚定不移地相信，我们的制度是绝对正确的，我们的政党是绝对正确的，我们的领袖是绝对正确的，即使该种制度、该种政党、某位领袖出现了某种失误，我们也被无条件地勒令确认，那只是前进道路上的失误，甚至根本不是失误，而是为了明天的更加正确所采取的一种超级谋略，或者，是为了体现马克思主义所谓“螺旋式上升”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我们被勒令认同，自己的国家正走在一条“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道路上，除了对这条道路进行一往情深的赞美、讴歌和肯定，任何除此之外的想法，都只能是对抗，接受“专政”便是唯一出路。“正确”就是一切，而“绝对正确”既已被先验认定为“颠扑不破”和“放之四海而皆准”，自然也就意味着“专政”的无限合理和充分必要。由于“绝对正确”必然会要求一种“绝对捍卫”，所以，“绝对正确”的主题词，也就会自然而然地催生出“斗争哲学”，催生出“文革”式的全民圣战气氛。

关于“文革”的成因，人们曾试图作出多种解释，有人曾以为“文革”的发生与我们国民性中的若干劣根性有关。但为什么苏联人（他们虽也有自己的民族劣根性，但与我们的很不相同）也会遭受与我们类似——也许不如，也许更甚——的处境呢？这表明，劣根性之说站不住脚，答案只有一个：当年的我们与当年的他们，都曾没有任何还价地被勒令生活在一个“绝对正确”的制度里。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曾屡次用黑体字告诉我们，他们那里存在着一个“唯一正确的学说”。学说本身不会杀人，除非它坚持走向圣坛，除非它是“唯一正确”的。关于民主制，我们都知道有这样一个低调的权威表述：民主制未必是最好的制度，但它也许是最少缺点的制度。我想，我们倒霉就倒霉在从来没有类似的低调。我们把脖子抻得那么长，以致这种脖子只剩下两项功能，要么方便自己声`嘶力竭地唱高调，要么方便被别人一把扭住，再一把拗断。

我不想说关于“正确”的主题词，就是《沉默的视野》的主要内容或核心思想，显然不是，但我是从该书中进一步坚定这个认识的（获得这个认识，是在我读完《古拉格群岛》以后），为此我感谢陈家琪先生的回忆和思考，感谢他一度有过的走向哲学家的冲动。陈家琪自称更为看重该书的下半部分，我却更看重上半部分。在上半部分，作者像一位哲学家那样勇敢地处理现实，独立思考，在下半部分，他好像又怡然自得地当他的哲学教授去了。这本书，我就当他“半部《论语》”来读吧，好在仅读半部，也够让人受益了。

2001年11月2日，载《文人三才》

tian295

有问题意识，有切身的问题意识，有苦难的际遇（命定的，无法摆脱的），也许才会促使一位以绍介为学术职责的哲学教授，蜕变为哲学家，由对世俗的欲望，一变而为对思想的想望。
  主题词是混沌世界的提炼，结晶，是认知的提醒，是对幽暗未明的烛照。但这种提醒，烛照，有时反倒成为遮蔽。使人们在此烛光下失明，被此鲜明突出的主题词为纲为目的牵引着，而失了思维思想的自在自为。
    警惕主题词无所不在的笼罩，威压，至少应是一个自由思想者该做的。

种雪

"实际上，不表态的自由、逍遥的权利，在今天已丧失意义了。我们总还得承认时代在进步吧，即使进步得缓慢，但也不至于缓慢到知识分子连“不表态的自由”都不具备的程度。沉默的权利，文革时曾遭到大面积剥夺，但现在毕竟不是那个时代了。所以，刘再复设立这个目标，并无思辨价值。面对一个基本上已经争取到的权利，不是试图前推，争取更大的权利，而是把它继续视为争取的目标，这算是哪一类的糊涂？"。老周这话一针见血，领会了！

周泽雄

谢谢种雪兄认同。
依我看，沉默的权利，今天的当局恨不得大把大把地奉送给知识分子，要多少给多少。中国每天有那么多怪现状，假如知识分子都能行使沉默权和逍遥权，政府的大牙都要笑掉了。

tian295

主题词作为一个时代的提示、路标，鲜明表示了时代的精神特征，提供了较为清晰地思维路径和方向。它也使混乱复杂的社会，被廓清和梳理。但它在提供了某种方便的同时，也造成了某种简化和省略。
主题词的存在，有可能异变为概念的大棒，横扫着一切不为主题概念所笼罩的思想趋向，形成新的核心概念暴力。

tian295

主题词内涵一旦被官方垄断，个人化的表述，很难被社会普遍接受和认可，对其重新界定将变得非常困难。
当然每个思想者都有自己命定主题词，思想者会个人化的不断丰富，不断深化这些主题词，不断修补主题词的社会性定义。这是思想发展的必然路径。

[ 本帖最后由 tian295 于 2009-5-19 16:38 编辑 ]

tian295

"姚文元的所有恐怖，归结起来只有一点，就是他的“无一字有错”，就是他的文章里天然具有神圣的“正确性”。他的每一个判语，都与当年的“最高指示”保持高度一致，他知道这一点，他坚信自己“天然合理”。为此，他的写作看上去有一种有恃无恐的优势，他都懒得去吓唬对手一下。”

本着这样一种天然的绝对正确的自信，鼓捣其那绝对可以圆满自足的理论，当然是所向披靡，被批判者在绝对不敢怀疑对方理论基石（那是绝对真理）的前提，当然唯有缴械投降，一败涂地了。

[ 本帖最后由 tian295 于 2009-5-19 19:5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