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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不亡，有我！

1、南开中学张伯苓校长



我从幼年离开小西山故乡后，经常活在病痛、转学和灾难之中。在南京虽曾有炉边幸福时日，但妹妹降生、父母欢颜，转眼都如暑花凋谢。我家随着流亡学生颠沛流离半个中国，从西南山路来到重庆，刚入市区，中山中学就有师生五人被日机炸死，战争与死亡的威胁如影随形。之后七年，轰炸宛如随着日升月落而至，不曾稍歇。但重庆是我们流亡的终点，中山中学走了五百里，在自流井大庙静宁寺安顿、复学，弦歌岂止未辍，流亡途中更收留一些新加入的湖南、广西、贵州学生和四川的本地生。

我父亲在重庆四德里祖屋恢复东北协会（负责训练东北地下抗日工作，由政府资助，一九四六年东北光复后解散），但落脚不久，房子即被炸毁。父亲托人在沙坪坝镇外找到两所平房，一所住家，一所作协会办公用，后来《时与潮》编辑部亦设于此。

在离开南京整整一年间，我们奔跑了半个中国的土地之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的一个早晨，爸爸带着我坐车由重庆上清寺出发，送我去上学。

我们沿着嘉陵江往上走，车行大约二十公里，过了小龙坎不久，在一片黄土坝子上，远远地出现一群红褐色大楼，在稀疏的树木中相当壮观——那就是沙坪坝的南开中学。在这里六年，我成长为一个健康的人，心智开展，奠立了一生积极向上的性格。

日本人占领东北后，以天津日租界为基地，积极地向华北伸展侵略的魔掌，数年间，天津的南开中学和大学透过游行呼喊自强，号召爱国抗日。校长张伯苓先生（一八七六~一九五一年）深知局势危急，战争只是早晚的问题，因此早在一九三六年即到四川觅地建立分校，由沙坪坝乡绅捐地。各界捐款盖校舍，第一年即招收了一百六十名学生。芦沟桥开战后，南开是第一所被日本人炸毁的学校，也是第一所在

后方以长期抗战为信念重建的学校。一九三七年上海失守后，国民政府在十二月一日正式迁至战时首都重庆。南开中学在抗战最艰困的八年中。教育了数万青年，每个人几乎都是张伯苓精神的延长。

张校长创业立世全靠坚强的爱国精神，他就是校歌里“巍巍我南开精神”的化身。在我成长的六年中，留给我非常温暖的印象。他长得很高，约有一百八十几公分，体型又大又壮，不胖，肩膀很宽，长年穿着长袍，戴一副有颜色的眼镜，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高大壮硕的他挺胸阔步地在校园行走。不论前线战报如何令人沮丧，日机轰炸多么猛烈，在张校长的带领下，我们都坚信中国不会亡。

想想在一百二十年前，幼年的他随着浪迹各地私垫教学的父亲到义学辗转读书，生活是何等辛酸！因此。他从小知道教育的重要意义。

十三岁时，考取官费的北洋水师学堂，他听得懂启蒙思想家创校的理想：当年清廷维新派的严复、伍光建等人和一些自英国留学归国的年轻军官，引进西方思想与新知，希望建立强大的现代海军，为国雪耻。这种奋发图强的志气，影响了他一生。

张校长在北洋水师学堂的年纪正是我在南开中学的年纪，我在校六年，听他在周会讲过多次的故事也成为我终生的记忆。

一八九四年，他由水师学堂毕业时，正逢中日甲午之战，北洋海军几乎全军覆没，连一艘可供学生实习的船都没有了。一年后，勉强派到“通济轮”上见习，竟是目睹甲午战场威海卫由战胜国日人手中移交给英国人占领的场面。他在自己国家的领海上眼睁睁地看着国帜三易，先下清旗再升日旗，隔一日改悬英国旗。

他在晚年回忆当时，“悲愤填胸，深受刺激…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一九四四年《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他怒忆当年，“士兵上身穿一坎肩，前面写一“兵”字，背后写“勇”字，衣服非大必小，不称体，面黄肌瘦，精神委靡，手持大刀，腰怀一枪（烟枪，抽鸦片用）慢吞吞地走出来，将黄龙旗（清朝）降下。旋英军整队出，步伐整齐。精神奕奕，相形之下，胜败可知。”

这样的羞耻使他深受刺激，更因为看到怠惰无知的一般民众，既无纪律和敬业精神也不知国难当头，故思索唯一能振作民心的只有教育，教现代知识、教爱国。他毅然决然离开海军，一心办教育，一九0八年，由氏家馆扩大到天津南开（捐得校地在天津西南城角，名南开）中学。建校之前，他曾两度前往日本参观各类学校，特别是私立学校，当时不满三十岁的他，满腔热血，誓为教育新中国的子弟献身。

更令人意外的是，一九一七年他已四十一岁，竟决心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研究西方教育理念。很多人劝他，“你已功成名就，干嘛去和那些洋孩子同堂读书!”甚至说，“这个脸你丢得起，我们感到丢不起。”他还是去了，认真研究、见习，做了许多交流活动，实验主义思想大师杜威也是他的老师。回国后，他创设南开大学。

抗日战争之初，日本人恨他发起爱国活动，炸毁南开。当时蒋委员长公开宣称，南开为国牺牲，有中国就有南开。”将南开与北平的北大、清华合为西南联大，在

昆明设校，成为抗战期间最好的大学。

抗日胜利后，一九四六年哥伦比亚大学授与张校长荣誉博士，一九四八年胡适和十一位美国学者合撰there is another china一书贺他七十岁之成就。此书由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汇编，哥大CroWn Press出版，中译为《另有表现的中国》，意指藉由南开精神看到在政治军事动乱不宁的年代，尚有另一个中国在日益进步，充满了高瞻远瞩的理想。

自一九0四年只有七十五个学生到他一九五一年逝世为止，张校长一直用强烈的激情到处演讲，鼓励“国不亡，有我!”的志气，宣扬教育救国的理想，他足足说了半个世纪!那五十年间，中国的灾难有种种的新面貌。外侮与内煎并存。抗日胜利，

从重庆回到故乡天津，老病缠身的他仍在国共之战中呼号和平合作建设中国。七十五岁那年去世，临终最大的安慰是看到南开中学和大学在天津原址复校。

张校长的身影永远留在学生心里。在沙坪坝那八年，他住在校内宿舍，每天早上挂杖出来散步巡视，看到路旁读书的学生就过来拍一拍肩、摸一摸头，问衣服够不够，吃得饱不饱？南开的学生都必须住校，在他想，这些孩子都是父母托给他的，必须好好照顾。他那时不知道，他奋斗的心血都没有白费，他说的话，我们数万学生散居世界各地都深深记得，在各自的领域传他的薪火，永恒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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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忆恩师



南开教育最令我感谢的当然是学业，那六年奠定我一生进修的基础。除了原有的学业水平，南开中学吸引了许多由平津来到重庆的优秀师资，他们受张校长号召，住进沙坪坝校园的津南村，直到抗战胜利，八年间很少有人离开。

津南村是我所见过最早的眷村。那一排排水泥单栋小房，住着许多令南开人津津乐道的传奇人物。如：数十年来令我追忆难忘的国文科孟志荪老师，最让学生害怕的冷艳数学老师张亚丽。还有校务主任喻传鉴的两位女儿，从美国留学回来也在南开任教;“大喻”教英文，“小喻”教理科。

南开向来注重国际性，所以英文教材难度很高，这是传统。理化方面程度也很强，学生上了大学以后，念物理、化学如入无人之境。数学也教得扎实，我们大概是当时最早教微积分的中学。我那时的功课很不错，只有数学不好，尤其是几何。我搞不清楚为什么有些是虚线、有些是实线？我的观念里只有实线没有虚线。

化学科的郑老憨则是个奇人。全校似乎很少人用他的本名郑新亭称他，他未教女中部，但我们每次听男生学他用山东腔背化学公式，又说他在宿舍里喝点酒给男生讲《三国》，都羡慕得要死。此外，他还说了许多鼓励“男子汉”的壮语。

地理科的吴振芝老师教初中的中国史，提到台湾时叫我们记得“鸡蛋糕” （基隆、淡水、高雄），我们就在背后叫她“鸡蛋糕”。高中时，她教世界地理，常带一本本又大又厚的洋书，给我们看世界各地图片，开启我们的眼界。那一年夏初，她的未婚夫乘小汽轮在嘉陵江翻覆，噩耗传来，我们几个女生从她的单身宿舍门下塞进慰问信，上面写着，“老师，我们和您一同哭……”从此以后无人称她外号。

一九四八年初，我在台大文学院楼梯上遇见她去看沈刚伯院长，直到她从成功大学文学院长退休，我们都保持联系，在她生命末程，我也去医院见她最后一面。

我记得有一位数学老师姓伉，是创校元老伉乃如的儿子。他教得很好，在我们女生部十分有名。他的名字我忘了，只记得大家叫他“伉老二”，长得很高，未婚，同学们都觉得他很英俊，我不觉得怎么样。抗战时期大家都穿棉袄、草鞋，他却独树一格，穿着白西装。

那时，他对我们班上一位女生颇有好感，她是南开的校花，就坐在我隔一个位置上。我们经常有小考，伉老师就在我们座位之间走动，往来巡查，有时低头看学生会不会写、有没有问题。每次，当他伏身到那位女同学位置去看的时候，全班同学都怪相百出，挤眉弄眼、推来推丢。我们那时用毛笔写字，都有砚台。有一位同学非常生气，觉得他太讨厌了，怎么光是看她，就磨了一盘墨在砚台里，放在桌角上，让它突出桌沿一点，伉老师走过时就撞上了，墨汁淋到白西装，大约有半个身子。他用天津话生气地说:“这叫么？这叫么?”意思是:“这叫什么?这叫什么？”女孩子这样整男老师，有时候好可恶。

影响我最深的是国文老师孟志荪先生。南开中学的国文教科书，初一到高三，

六年十二册是著名的，主编者就是孟老师。初中时选文由浅入深，白话文言并重，“五四”以来的作家佳作启发了我们的新文学创作。高中课本简直就是中国文学史的选文读本，从《诗经》到民国，讲述各时期文学发展，选文都是文学精华。

孟老师教我高二国文那一年，更开创了中学课程少见的选修课，有高二全校的诗选（男女合班）、高三的词选。那两年我已长大成人，除了必须应付别的课程，准备全国大专联合考试之外，日日夜夜背诵诗词。今日静静回首，中国文学史中重要佳作我多已在那两年背了下来。

除了课堂讲授，孟老师对我也像个父亲一样，把认为我能看的书都借给我看，有时候他还会说:“今天我们家做炸酱面，你来吃吧。”那也是我记忆中好吃的东西。

南开的老师，以任何时代标准来看，都是注重性灵启发的有识之士：和中山中学许多被学生终身怀念的老师一样，他们都是在战火中由北方逃到四川，追随张校长的办学号召，同甘共苦的。

二00四年，我们四十三班的五十周年纪念集里，受最多人追忆的是孟老师和郑老师（男生说当年有百份之四十的毕业生因为郑老憨而去投考化学和相关科系）。另有一篇传国涌同学《呼唤人的教育》，写物理名师魏荣爵的故事:有一位孟老师国文课的得意弟子——四十一班的学长谢邦敏，毕业考物理科缴了白卷，但在上面写了一首词述志，自思是毕不了业啦。魏老师评阅考卷也写了四句:“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谢学长考上西南联大法律系，后来在北京大学教书。校园里流传着不少这样的故事，不难理解为何南开的老师们这么令人怀念了。

南开的体育教育也是全国著名的，每天下午三点半，教室全部锁上。每个人必须到操场参加一种球队，除了下大雨，天天练球、比赛，无处逃避。

最初，我以为垒球（当年甚少棒球）比较温和，适合我瘦弱的身体，谁知跑垒却需最大速度，我在饱受嘲笑之后，发现自己事实上是可以跑很快的。经过锻炼，半年后由“靠边站”的后备球员升为班队一垒手，初三那年竟然还成为女中田径校队的短跑、跳高、跳远选手。有位老师称赞我跳高、跳远像没事似的，“飘”一下就过去了。

我父母对我的体育表现实在不能相信。那一天，母亲终于鼓起勇气去看我比赛，大约是一百公尺赛跑吧，她忧心忡忡，随时准备在我倒地时把我拎回家。至今六十多年，我仍记得跳远跃入沙坑前短发间呼啸的风，一个骨瘦如柴的十五岁女孩，首次觉得人生活着真好，有了生存的自信。

其实，体育课还有一个噩梦，就是踢踏舞。

有位高老师教了我好几年体育，她长得很挺，身材优美。踢踏舞是必修，学生们很规矩她跳，我老是跟不上舞步，她手里拿着小指挥棒，常常敲我脚踝。还说:“你的功课这么好，脚怎么这么笨？”后来她到台湾，我们同学还去看她，我没去，因为被她打太多次了。我真的不会跳，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么笨?我就是不会跳踢踏舞，她拿着小棍子是真的敲打，又很诚恳地说我笨，我也觉得很羞愧。一点也不怪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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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十八张床的闺房



整个中学时期，每星期六下午三点半，是我们切切盼望回家的时间。——数十年来每到此日此时，我仍会期待有快乐的事发生。

南开中学因为建在郊区，所以规定全体学生住校，我家住在二里路外，也必须住校。那时，车辆交通几乎是不可能的，战时口号:“一滴汽油一滴血”，我未听闻任何人家里有私家汽车。

女生宿舍每一间有十八张木板床，三排各六张，中间只容一人行走。床下有个小木箱放衣服。早晚自修比照上课一样管理，星期六下午三点半可以回家，星期日六点回校。

我住在宿舍六年，好似在庞大的家庭中长大，充满了团体纪律和个人兴趣冲突的记忆，最有趣的时间是清晨和夜晚熄灯以后。

战时，规模较大的机关、学校都以吹号定起居与上下课的时间。因为迁徙时买不起大钟，更梦不到电子钟。每天破晓六点，天还没有大亮，起床号吹得凄厉而且坚持。我们挣扎着从爬着臭虫的木板床上起来，尤其在冬天真是件辛苦的事。在操场上排成队的时候，山城的雾常常浓得看不清邻班的脸。早操之前，经常是女中部主任王文田训话。几乎每个人一辈子都忘不了她说我们:“心里长草，头上冒烟!”不知为什么，多年后重提此训，大家都会哈哈一阵，开心得不得了。

那些年，不但女生怕她，男生也极怕她，胆子小的直到毕业都未敢走进女中部大门。我至今仍有一段未解之谜，像她那样冷峻的女子（我们背后称她为狮身人面像），女中第一班毕业、留学德国的可怕人物，怎么会在四十多岁去嫁人（名学者李书华续弦）？多年后。我四十多岁去纽约看她，她开门，我刚说:“您还记得我吗？”她就流下泪来，说:“哎呀，我怎么不记得你们这班淘气包呢?”那些年，她在雾中一开口，大家立刻忘记昨夜的梦，她的声音像小钢炮，用天津话说我们“野得没有救了”，怎么会用这么温暖的“淘气包”形象记忆我们呢?

更丰富有趣的宿舍生活是在有气无力的熄灯号之后。睡眠不一定随黑暗而至，没有大月亮的晚上，确知不会跑警报，就是那十八张木板床上的人谈心的唯一时间。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当然憧憬爱情，课内课外的书，字里行间都找得到爱情的暗示（那时很少“明示”），诗词歌赋全是伤春悲秋的情境。但是在那时的中学环境，不允许“谈”爱情，更没有人敢承认有钟情的人，若是敢承认恋爱，大约只有开除了罢。

宿舍生活最大的困扰是臭虫。南开中学校舍里臭虫闹得很厉害。我们回家时，行李都不准进屋子，得先放在院子里晒，再把被子拆去洗，若有臭虫就丢掉，有时连书里面也都是臭虫。张忠谋先生的自传也写到南开中学的臭虫，提到他们向校方抗议的情况。

为了对付臭虫，每隔几个礼拜，我们三、四个女生就抬着自己的木床床板去男生宿舍旁的蒸汽室，熏床板上的臭虫，多少会把虫子熏挥一些。后来发现没用，因为臭虫已经多到进了地板、天花板，总不能把屋子拆去烫。晚上，宿舍在考试前会晚一两个钟头熄灯，我们挑灯夜战，就会看到那盏没灯罩、直接由电线接上的灯泡上，一串一串臭虫沿着电线爬下来的恐怖情景，就连地板上也有数不清的臭虫从脚旁爬过来。

我们只能一面被虫子爬得痒抓个不停，一面睡，没有一个人不终生难忘的。臭虫是无可奈何的，学校也解决不了，因为那时没有办法消毒。抗战时没有“DDF”，若有，就是神奇得不得了的东西。直到我们毕业离开，才脱离臭虫的威胁。至于蚊子、苍蝇，更不用提了。即使如此，南开已经算是很讲究的学校了，餐厅里还有纱罩。只是再怎么讲究，也挡不住困难环境里的卫生难题。回想我们的少年时期，没有一个人不是被臭虫咬大的。真是不容易。唉，那和日本飞机一样可恶的臭虫，也几乎是铺天盖地似的缠住了我们。是另一场噩梦，我若开始写牠们，只怕停不了笔。那些年全靠年轻的血肉之躯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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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弥将军的战马



初一、初二两年，我的身体仍然瘦弱，还偶在冗长的晨间升旗训话时晕倒，成为同学的笑柄。天气太热或太冷时，站久了有人就说，“看!齐邦媛快要倒了。”我也常常不争气真的倒了。

初二上学期快结束时，天气突然极冷，我们大多数人的脚跟和手指长了冻疮。那天周会在操场大雾中站久了，我又摇摇欲坠，站在我左边的同学李心娥小声说。“把手伸过来，我给你捏捏就好了。”她在我手腕上捏了几下，又在我左额捏了几下，很痛。但是我即能站稳，且呼吸顺畅了。回到教室。她从书桌内拿出一个小瓶子，倒了一些小粒子叫我吃下。我居然违反父亲教我不可随便吃药的告诫，吃了她的药，而且整日感觉很好。

李心娥在初二上学期开学两个月后插班进来。那时全国各省逃难的人都涌向重庆，南开中学因应战时需要，随时收合格学生插班，我初一上也是在十一月参加小考即收的。

但是，为了维持教学水平，学校规定学期结束时若有三份之一课不及格即留级，二份之一不及格即退学，不管家长是谁都没有用。暑假后，全校成绩公开贴在行政中心“范孙楼”，红笔多的即是留级，这就是著名、令人战栗的“红榜”。我还记得有一年看榜时，他们挤得把楼板都踩塌了。

李心娥插班来的那天。导师带她到门口。大声说，“这是新生李心娥。”她实在很矮，排在我左手座位，我那时也是又矮又瘦。坐第一排。她站在教室门口那表情，羞涩畏惧，不就是我到南开以前已经做了六次插班生，每次进陌生教室的表情吗?她既排在我邻座，升旗、早操也靠在旁边，我就事事带着她熟悉新环境，尤其是课程进度，明天要缴什么作业……等。她几乎什么话都不说，只是感谢地笑着、听着。直到新年前，某个星期六下午，在几乎走空了的宿舍，我看到她一个人坐在床边哭泣。

那天下课，轮到我做值日生，扫完教室回宿舍去取回家小包，经过邻室，看到她孤单的身影，我恳切地拉着她和我一起回家。

父母亲自从在南京宁海路开始招待东北的黄埔学生之后，直到他们去世，将近半世纪都以素朴丰盛的北方饮食招待客人。到沙坪坝定居后，哥哥考上中大医学院，却一心想作外交官，重考入政大外交系。母亲鼓励他带周末无家可归的同学回家吃晚饭，她最受不了别的孩子没有家，吃不饱饭。

李心娥是我带回家的第一个客人，她和我一样瘦弱，更引起我母亲的关心。我们只知道她是云南人，爸爸是军人，调到重庆驻防，带她来上南开，妈妈没有来。从此，我几乎每周末都请她一起回家。母亲知道她被疟疾折磨所以长不高，对她更加关怀，为她增加营养，和我一样待遇。

一九三九年春天以后，日本飞机加强轰炸重庆，除了下大雨，天天来，连有月亮的晚上也一定来。民间赶修的防空洞只能挡爆炸碎片，若被直接击中则只有毁灭。重庆四周高山之上设立许多防空监视哨，空袭时便在哨前长杆上挂起一只红色灯笼，并且响起一长一短的空袭警报。敌机侵入一定范围之内，再挂一只红色灯笼，接着响起紧急警报，急促的一长一短的警报响彻山城内外。那种尖锐凄厉的声音，惊心动魄，有大祸临头的死亡之音，尤其月夜由睡梦中惊醒立刻下床，扎上腰带穿鞋逃命，那样的惶惑和愤怒，延续数年的警报声，在我心上刻画了深深的伤口，终生未能痊愈。南开没办法在平地上修防空洞，只能在空袭警报时立即疏散，每次周会就领学生念口诀:“一声警报，二件衣棠，三人同行，四面张望……”。

我们女中教室后面是一些小小的沙丘。像千百个狐穴，跑出去时就三人找一丘靠着。天晴时，可以看到两翼漆着红太阳的日本轰炸机，看它机翼一斜，肚子里落下一串串银色的尖锥形炸弹。有时，看到我们的驱逐机从反方向迎战，机关枪的声音在空中响起：有时则看到冒烟的飞机，火球似地向地面坠落。我们心中燃烧着对日本的痛恨，这样的心情，是我生长岁月中切实的体验，很难由心中抹灭。长长的八年，在自己的国土上流离，没有安全感，连蓝天上也是暴力，怎能忘怀?

这一年六月。政府下令七月以后各校学生及老弱妇孺都尽量往树木多的郊区疏散，减少伤亡。有一天，李心娥对我父母说，她父亲邀我们到他驻防地一处名叫黄桅标的地方躲避一下，暑假后能上课再回来。我父亲问了她父亲大名及军区，知是云南军的一位师长，李弥将军。

暑假开始，母亲、我及两个妹妹过了长江，过江的时候，船夫嚷着，“挂球了，快点划，赶快拢岸!”由江岸搭上军车，车行约三十里到一个群山环绕的小镇外临时军营。李心娥的父亲戎装出来迎接我们，我真想不到瘦弱的她有这么漂亮威武的爸爸。他第三天就到另一区防地去了，直到八月底我们回沙坪坝才回来。

在黄桅桦军区，我又有另一个颇可自傲的经验。住下后第三天早上。李心娥带我去骑马。幼年时在东北家里，爷爷有马，村镇之间多数男人也骑马，但那是我不可企及的梦啊…这天清晨，勤务兵牵来两匹大马，我们两人都比马背还矮。马兵说每天早上都须榴马，把我们这么小个的“女娃儿”放在马背上，马都“不晓得”!

李心娥很明显的是会骑的，她一跃而上。而我，站在马旁——是师长的马，他们优待我，简直手足无措，想逃走。但见马兵微微一笑，一手托住我左脚放入踏瞪，扶我抬身到马背，再把右脚跨过去找到另一边踏瞪，坐稳在巨大的马鞍上，抓紧了缰绳。由慢步走（trot）到小跑，马兵一直用手牵着蛮绳，数日后我居然也敢跑马了（gallop）。三十里外的重庆仍在日机恶毒的“疲劳轰炸”下，成日成夜不能解除警报。而我。住在军营里得了短暂的安全。每天早上在树丛土路上跑马，凉爽的风吹透[了我少年的短发。

那种感觉是连梦中也无法想象的，马背上的李心娥，自信、稳定，和在学校判若两人。她说在云南家乡，随爸爸移防，必须会骑马。而我，在那样的缘份下竟然骑过李弥将军的战马……她所说的滇缅边境的崇山峻岭，激流狭壁引起我无限想象。我那些年常常希望自己是个男孩，长大了也去从军，参加骑兵队，像二十九军的大刀队那种兵，从长城喜峰口到南天门，像我外祖母的蒙古祖先一样，跃马千里，绝不要蹲在沙丘旁，让那么小的日本倭寇到我头上来轰炸我。我们两个来自中国极北端和西南端的女孩，在敌人的轰炸下结成好友，那种真正患难柑共的感觉，是太平岁月中长大的人无法想象的。尤其是夜间空袭时，跑了一半，在急促的紧急警报声中，靠月光找栖身的小沙丘，牵着拉着，互相喊着名字，坐下后听远远近近的炸弹，看三十里外城里的火光，两个十五岁女孩分担着不可解的恐惧。解除警报时多半己是凌晨两、三点钟。解除警报是长长徐缓的长鸣，好似在长长地吁气，庆幸我们还活着。数百人因为彻夜未眠，跌跌撞撞地往宿舍走，很少人有兴致抬头看刚刚带来死亡威胁的天空。月亮已经落下，星光灿烂，而我那时并不觉得星空美丽。

初三毕业，李心娥随她父亲回云南。战争已逼近西南各省，沿着云南边境新修的滇缅公路需要大量的防卫军力。最后一次她到我家，带了一个锦缎包的玉镯交给我母亲，请我母亲为她收着。说是她母亲的纪念。她已经“不在”了。我至今也不确定是怎样的“不在”，平日她很少提到云南的家庭生活。抗战结束，除了她初回云南写过一封信。我家离开重庆，就断了音讯。十年之后，我家又“逃难”到台湾已数年，在反攻大陆声中，报纸上大幅报导国军留在滇越边境的最后守将李弥将军奉命撤退来台，转战万里终能归队，他受到英雄式的欢迎。他到立法院报告时，父亲约他相见，请他将玉镯还给李心娥，此时才知道心娥亦已嫁人，居住国外。李将军见到玉镯时十分意外，两人谈到当年在抗战中枢的重庆，信心与斗志何等旺盛，而今退守海隅竟是这般局面，感慨万千，只余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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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童子军日行一善的梦



我在初中三年最快乐的记忆是童子军训练。战时的少年比较勇敢，因为是真正的天真，爱国更绝不落后。

那年重庆被炸得最凶的一次大火后，我们选了一队童子军代表走路进城去共赴国难。走了大半程，只见士兵从未熄的火中抬出无数焦黑尸体由军队运出城，指挥者间带队老师:“这些娃儿（四川话）来做什么?赶快带他们回去！”

我们站在路边拚命哭，一面唱:“我们，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少年兵，年纪虽小，

志气高……”据说回校后，老师被记了大过。但是那一具具焦黑的尸体，绵延十里，是我半生的噩梦。

我至今仍记得有次到歌乐山麓去练旗语的情形。我认真地传递敌情，觉得自己有用得不得了。又因为童子军必须日行一善，每次经沙坪坝镇上回家的路上，总希望能帮助路旁需要救助的人。但那时的沙坪坝已有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南开中学等师生数万人，已是有名的文化镇，轮不到童子军去日行一善，颇令我们感到无用武之地。初三开学不久，有外国贵宾来访，南开是首站，我和另一个同学被派去大门口站岗。那时我刚升为小队长。童军服（即制服）肩上钉了一卷绳子之类的标示，扎上鲜

明的紫白二色南开领巾，手持童军棍，自以为是在做很重要的事。那天，恰好张大飞由重庆丢我家——他已开始飞驱逐机与日机作战，经过南开门口，到家后对我母亲说，“我刚才看到邦媛在校门口站岗，她的胳臂和童子军棍一样粗。”

我听了不以为意，所有的人都说我太瘦，我反而说胖的人俗气。那时的我，对外表美丑毫无自觉。剪个男发，从不照镜子，甚至对男女有别的种种也很不注意。我的堂姐保冈恰好相反，人长得漂亮，在中山中学读高二，据说是校花。暑假回家。整天照镜子，很看不上我的不修边幅，对我说:“你的童年怎么这么长？”

整个初中时期确实似童年的延长，但从小到处转学的我，从此进入稳定的成长期，在南开优良的读书风气中，得师长之春风化雨，打下了一生读书为人的基础。

那年开学前，妈妈在镇上给我订做了几件浅蓝的和阴丹士林布（洗一辈子也不褪色，到台湾后几乎没看到过）的制服长衫，因为我要上高中了，不能再穿童军服了。

有一天早上我穿了一件浅蓝短祖的制服，从家门口小坡走上田梗，走那种长满了草的窄田梗需要灵活的平衡，两旁的稻用在大雨后积满了水，在一低头之际，我看到了稻田水里一个女孩的倒影，那是穿了长衫的我啊!我正伸着双手保持平衡，满脸的快乐与专注。头上的天那么高，那么蓝，变化不已的白云飞驰过去。十六岁的我，第一次在天地之间，照了那么大的镜子。

烽火烧得炽热，炸弹声伴着我们的读书声。不跑警报的时候，埋首用功;跑警报时，课本仍然带着，准备明天的考试。在这种环境长大的孩子，跟今天在幸福环境成长的孩子比起来。较具忧患意识，懂事得早，心灵却也衰老得快一些。在那么艰难的环境，我们每天吃得不好，穿得不好，晚上被臭虫咬，白天要跑警报，连有月亮的夜里也不放过。正因如此，剩下的一点时间就变得无比珍贵，老师说:“不好好做人，就会被淘汰。”就像不好好躲起来就会被炸死那样地戒慎恐惧。每天早上升旗典礼，老师们总会说些鼓励的话，南开给我们的这种“敲打的教育”，深深影响我们。在战火延烧的岁月，师长们连手守护这一方学习的净土，坚毅、勤勉，把我们从稚气孩童拉拔成懂事少年，在恶劣的环境里端正地成长，就像张伯苓校长说过:“你不戴校徽出去，也要让人看出你是南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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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家，永远未能还乡。”

沉吟之下，心酸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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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炸弹下的文艺青年



一九四0年暑假，我看榜知道已由初中直升高中，功课压力暂时解除了。漫长的夏日。我常常穿过中大校园往嘉陵江边找小岩石角落坐下看书，那地方似是孤悬江上，没有小径，下面就是相当清澄的江水。

我大量地看古典小说，《水浒传》看了两遍，《红楼梦》看到第六遍仍未厌倦，因为书中男男女女都很漂亮可爱，和战争、逃难是两个世界。《西游记》里的人都不好看，《三国演义》，我想大约只有爸爸才看得懂……。

升上高中后，脱下童子军制服，换上了长旗袍;春夏浅蓝，秋冬则是阴丹士林布。心理上似乎也颇受影响。连走路都不一样，自知是个女子，十六岁了。从此，功课不只是功课（数学仍是），而是学问，自觉人间一切课题开始由浅入深处处启发着我。

最感到幸福的是高二那年，吴振芝老师又轮到教我那一班的世界人文地理，那门课融合了世界历史的重要源流和变迁。吴老师似乎更侧重历史与现势发展，有时她在黑板上画世界地图，希腊、罗马、迦太基;讲述英国的伊莉萨白一世和西班牙无敌舰队、哥伦布航海路线、南北极的探测、印度和中东、非洲的落后与神秘……，每一堂课都似瀛海传奇深深吸住我们的目光。课本内容原已相当丰富，老师还常常带些当时稀有的大本洋书和图片给我们传阅，她声调低沉但充满了feelings（只是“感情”是不够的），常似在检视偌大地球的沧桑。也许我们那班女生懂得，那二十三、四岁的年轻老师刚刚经历了人间至痛，才有那样深沉的声音吧。在成长岁月中读了这样一门课，使我日后对阅读、旅行都有适当的期待，借着少年时代的知识基础和渴望，可以探索别人文化的深度，而不甘于浮光掠影式地盲目赶路。

也是在这幸福的一年，孟志荪老师教我班国文，我他选了他首次开创的“诗选”，算一算，一星期有七堂他的课!

他那时大约已五十岁，在我们眼中，已经很老了。他长年穿深深浅浅的长衫，既不漂亮。也不潇洒（偶尔换黑或白色中山装）;他的声音带着相当干涩的天津腔，但当他开始讲课。立刻引人全神贯注。他的语言不是溪水，是江河，内容滔滔深广，又处处随所授文章诗词而激流奔放。五十年后，重庆南开同学纪念母校的书，写得最多的是国文课，几乎全写孟老师（三十多年前鹿桥在《纤情书》中也有怀念长文），有一位男同学朱永福的题目即是《激情孟夫子》，详记我们国文教材之成功全由于孟老师主编的态度，讲课“生动精采。充满激情，任何人听他的课都会被他吸引，感情随他的指引而回荡起伏。进入唐宋诗文的境界，下课铃响后，才如梦初醒，回到现实。”他又说，可惜孟老师抒发感情、嬉笑怒骂的瞬间激情，女生班都看不到。

虽如此，但那时我已长大成人，又逢国难，很能了解孟老师为什么说若没时间读全本《史记》，又想读最好的，就先读司马迁写倒霉不幸人物的传记，《项羽本纪》就比（刘邦本纪》高明得多。从南京到四川这一趟千百里的流亡经验，也让我深深明白为什么孟老师教杜甫诗时，竟声泪俱下。教室里弥漫一股幽愤悲伤，久久难消。

我浸润于孟老师的诗词课整整两年，如醉如痴地背诵、欣赏所有作品，至今仍清晰地留在心中。加上日后在武汉大学朱光潜老师英诗课上也背诵了百首以上的英诗，中英两种诗选中棺异又相似的深意与境界，四年之间在我心中激荡，回响。在生命的清晨融合出我这样一个人，如罩子豪《金色面具》诗句:“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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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时与潮》杂志与辩论赛



高中时，我敢于主编学校的女中墙报并且动手用毛笔挥写一部份版面（我那清晰生硬的印刷体和后来教书写黑板的英文板书使我终身写不出潇洒的字），后来在辩论会上有凭有据地驳倒对方赢得胜利，主要是我有来自《时与潮》杂志社的最新资料，甚至有许多是英文原文、世界权威的著作。

《时与潮》是一九三八年由京沪撤退到汉口后，困坐愁城，几位东北知识青年请我父亲担任社长并筹钱办一本专门介绍国际现况的杂志，使人民知道外面世界的情势，出刊之后相当成功。一九三九年撤退到重庆不久，印刷厂所在的那条街被炸毁，父亲找到一部旧机器。搬到沙坪坝外成立印刷厂、编辑部，从此安定出刊。

战时重庆真可说是人文荟萃的中心，除了政府人员，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学生，用各种方式来到重庆，不仅为了不愿作侵略者的顺民，还要前来贡献自己的力量，参加长期抗战。

《时与潮》在汉口出刊不久即建立声誉，到重庆后增加编辑人手就顺利多了。最早的工作人员多是国内名校外文系的高材生，当时已有写作经验的刘圣斌、邓莲溪等先生由东北协会推荐而来（东北与华北沦陷以后，我父亲的工作由组织地下武装抗日转为文化与教育工作），加入阵容。到了沙坪坝，因地利之便，聘请中央大学教授贾午（立南）先生为总编辑，编译人员大多数由中大、重庆大学的教授兼任。四、五年后又公开招聘了许多译写好手，其中最年轻的编辑如吴奚真、何欣、汪燊定等。他们来台后在文学教育、经济方面都很有贡献，《时与潮》是他们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后来，汪先生被中美合作善后救济总署派来台湾，我一九四七年来台大，他常在周末借吉普车带何欣先生与我去台北近郊游访名胜。他们回忆在《时与潮》工作时的挑战、抗日生活的苦乐，以及战后国内外种种变迁，话题源源不绝，数十年后仍常聚谈，趣味无穷。

当年为争取二次大战最新资料。《时与潮》派出刘圣斌先生驻在伦敦，邓莲溪先生驻华盛顿。负责搜集、阅读每日报纸（与《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都有中译版权）和最新杂志、书刊，将重要适用的剪报、论述篇章加上大事分析寄往印度，由驻印度特派员沈旭宇交航空班机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 ——战时，英美援华军用与生活物资皆由印度转往重庆，张大飞飞行初期常被派往印度将美援飞机开回中国云南和四川，大约七天可到重庆。编辑部收到后，立刻日夜赶工中译，让《时与潮》的文章一直能保持半月刊的新知要求与时效性。

在那个时代，那样遥远的内陆山城，《时与潮》是很受欢迎的刊物，政府与民间都很重视，几乎每次出刊立即销售一空。许多人说那是水深火热的战线后面的一扇窗户，让我们看到外面的世界。美国参战前后，半月刊经常加印四、五次，机器都热得烫手。《时与潮》选材之精准，译笔流畅，立论之高，在那时很少有刊物能与之竞争的。

《时与潮》办公室离我家不远，大约五十公尺，中间隔着大片水田，从家里可以看到办公室的灯光。每期出刊前，父亲为了熬夜看稿干脆睡在办公室，只要是父亲在那儿，我母亲就会看那灯光，灯光没熄，母亲也不睡觉。对他们这一辈的人来讲，这表示感情吧!我记得那灯光总是到凌晨一、两点才熄。

每星期六下午三点半我奔出校门，走过镇上唯一的大街，右首一条小径引向那幢小小的白色房子，我总是先到编辑部看看爸爸有没有在里面。他周末两天由重庆城里回家，会先到社里看新到的资料和译稿，开会，定下一期篇目。我由沙坪坝经过时，一定会买一大包花生，到爸爸小小的社长室里，坐在他连夜看稿时睡的单人床上剥花生吃（他桌上有稿子，不许我们碰）。如果他不在，我就剥出一大把最好的花生，放在一个土烧小瓦钵留给他。剥花生大约是他那时代四十岁的人，尤其是政界，绝不会主动做的。有一天，他告诉我以后再不可以坐在他床上吃东西了，因为前一晚有一只老鼠到床上咬了他的鼻子一口。

我上高中以后，编辑部叔叔们大约觉得我该有超过吃花生的知识，对于我由浅入深的问题也比较看得起了，常将他们不用或用过的有趣英文稿子借给我看。有风土异闻、文化趋势等。后来，我随杂志社到防空洞去躲警报时，总编辑贾午伯伯最喜欢说，“来来，我来考考你。”他考我的那些章句，指引我读英文文章的重点，早已超出高中英文范围（南开的英文水平已比别校高）。如此日积月累，到大学联考时，英文科英翻中的题目是英军三十八师在缅甸深入丛林与我军会合的故事，对我而言是小场面，如果敢放肆的话，会当场大笑三声。

驻英特派员刘圣斌先生也教了我很多英国的事情和礼貌，他来台后做了立法委员，但不久就去世了。一位驻美特派员邓莲溪先生，从大陆来台湾时坐太平轮，失事丧生。他太太先来，行李也都运来了。他死后，太太打开行李箱，箱里有很多书，她就叫我去选，因为他是外文系的，我拿了一些他的书。赌物思人，回想他们在那间编辑室里日夜赶稿的情景，不胜烯嘘。

高二上学期，我被指定参加全校性的辩论社。开学不久，九月下旬即得代表高二出赛。

辩论的题目原是男女生的读书趋向之类，海报贴出后，有一天张校长散步看到了，说:“都什么时候了，天天跑警报，还教孩子们辩论这“没有出息”的问题。”指导老师连忙把主题改为“美国会不会参战？”

这题目贴出去，在文化中心之一的沙坪坝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那么严肃、重大的问题，高中学生怎么敢去公开辩论？原选出的六个人（正、反二方各三个人）也非常惶恐，都想退出。老师说。南开精神就是允公允能、勇敢接受挑战，不可以退出，叫大家加紧准备。

这实在是远超过我们能力的大问题，双方都动员了家长。反方：辩论美国不会参战。有一位同学的父亲是战时一家大报的主笔：我站在正方：美国会参战，有专门分析国际局势的《时与潮》作数据库。其实双方都有资料的后援。这已是同学间公开的秘密。我父亲觉得这题目对一群“毛孩子”来说太大了，只笑着对我说，“输了不要哭就好。”编辑部的叔叔们意见甚多，教我由原文资料中归纳为清楚的九项。分给同组三人掌握。整整一个月，我们三人储备了丰富的内容，而且必须保密，老师说，这才能出奇制胜。辩论会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至今仍记得上礼堂讲台时的紧张和后半场答辩时的冷静自信。我一生读书记忆力甚好，能将纸上资料适时用上。当时侃侃而辩，苦战之后我们是赢方。我有生以来首次知道自己可以不做哭娃娃，也第一次明白，胜利的代价不全是快乐。

赢了辩论后的周末，我由女中的“受彤楼”经行政中心“范孙楼”出大门回家。对面的高中男生教室窗口照例站满了“看”女生的人，他们看到我走来，大声地用刘半农《本事》的歌词改唱:“记得当时年纪小，你要参战，我不要……”然后喊：“快步走…一、二，一、二……”我几乎半跑步奔出校门。以后每次经过都疾行而过，因为他们又在喊:“飞毛腿…加油！”

三个月后，十二月八日，日本海军在凌晨一点突袭夏威夷的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西方同盟国家全体对日宣战，全球局势立刻明朗化，中国不再孤独。已独力抗战五年，困顿不堪的重庆立刻成为亚洲最大盟国中心。一切有了希望，我那中学生的“论点”全都正确，年轻的心确曾沾沾自喜了许久。

有一天在饭桌上，爸爸静静地对我说，“你赢了辩论会可真不容易，可见读书已知道重点。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能说什么，而是能想什么。”父亲一生常在我颇为自满的时刻说，“可真不容易啊，但是……”引领我进入深一层思索，虽然当时有悻悻然之感，但我一生处逆境时，多能在不服气之后，静静检讨，实得之于父亲的这种开导。

《时与潮》的业绩蒸蒸日上，除了政论半月刊，后来又增加《时与潮副刊》 （月刊，介绍生活、医药、社会等各方面新知）以及《文艺双月刊》，创刊后销路也很好。同时，又获美国驻华大使出面将《读者文摘》 （Reader'SDigeSt）中文版授权给《时与潮》出版，当然也广受欢迎。

另外，编辑部以特约和兼任方式聘请文学界、学术界著名作者中译许多英、美、法文著作，如:以分析现势及历史为主的《法国的悲剧》、《巴黎地下二妇女》、《罗斯福传》、《拉丁美洲内幕》、《世界战中的印度》等数十种专书，风行一时。纯文学作品中，最畅销的是《高于一切》 （this AbOVe All），描写英国一位护士和军人的战争生死恋。故事动人。畅销到几乎人手一册。这本书还在翻译时，我已先睹为快。我经常去编辑部凑热闹，当他们休息时，会把原文书借我看，由于只有一本，还是从印度经“驼峰”运来的，万分珍贵，我像秃鹰一样趁他们工作的空隙抢读，有几个晚上我把书带回家，第二天清早赶快去还，因为人家要工作。

除了出版，父亲于一九四一年初春在沙坪坝大街上最好地点祖屋设立“时与潮书店”，宽敞明亮。除了陈列自己出版的书刊，也齐备古典作品及战时能搜集到的各种书刊。因为不以营利为目的，所以欢迎学生翻阅，有的书甚至翻破再补。战时，许多学生无钱买书，坦然地去“时与潮书店”一本本翻阅，吸收知识。有些人说，那真是一座最“跟得上时势”的图书馆;也有人（如赵淑敏）回忆，说那是她的启蒙学校。

每周我由南开回家的路上必去“时与潮书店”还书，回校时再去借取新书。只要是能读的书，我很少遗漏。国共合作那几年，有不少俄文中译作品。除了屠格涅失和托尔斯泰令我敬读膜拜之外，记忆深刻的还有高尔基的《母亲》，另一本《露西亚之恋》，只记得书名很吸引我，内容、作者则忘了。当时左倾文坛捧得最厉害的一本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奥斯特洛夫斯基（NikOlaiA.OStrOVSky）着，是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一个工人的自述，那种强烈鲜明的政治意识是当时的我读不懂的。二00二年左右，我突然在台北书市看到这本书，如遇旧友，捧回再读。六十年前我所不懂的共产党政治狂热将我们赶出大陆，而他们自己也在各种大同小异的狂热中自相残杀多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回首前尘，真感百年世事不胜悲。我基本反共之心大约早已有理性根源，那一类的书确实成为我判断的基础。

有“时与潮书店”这样又大又新的书库，我读遍西方名著的中译本。当年敢译书出版的，多数是中文根柢深厚又研究西方文学的文学、教育界人士。在电视出现前的岁月，出版界没有生存的威胁，彼此竞争亦不大，出书是唯一能出头露面的方式，可以建立真正的社会地位。出版界的编辑者都有相当高的眼界与权威，不屑仅以销路为考虑。但是那时的白话文比较拘谨，不似今日的轻松流畅。

战时因为纸张质量不好、印刷困难，有一些真正令我感动的书，多翻几次就出现磨痕。高中毕业后等联考发榜那段时间，我买了当年最好的嘉乐纸笔记，恭谨地抄了一本纪德（Andre gide。1869-1951）《田园交响曲》和何其芳、卡之琳、李广田的诗合集《汉园集》，至今珍存。字迹因墨水不好已渐模糊。简帧办的大雁出版社在一九八九年春季出版了仿古典线装本的何其芳《画梦录》，我也是以重逢老友之心珍藏的。

在我成长的关键岁月里，《时与潮》带给我的影响极为深远:既奠定我一生追求知识的基础，也打开眼界，学习从宏观角度看事情。这是我最感谢我父亲的地方，虽然我是女儿身，但他对我的教育非常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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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日积月累，到大学联考时，英文科英翻中的题目是英军三十八师在缅甸深入丛林与我军会合的故事，对我而言是小场面，如果敢放肆的话，会当场大笑三声。

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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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大轰炸



生命充满反讽，今日思之，确实有许多令人啼笑皆非之时。我开始谈文论艺是在晴天和月夜逃警报的时候。初中时期思想单纯，常在疏散四郊时讲一讲课本上的难题相同学间的小喜小悲。虽然害怕，有时觉得不上课（尤其早上的数学课）出去跑跑也很有趣。但是。跑掉的课都会在昏昏欲睡的晚自习时补上。高一那年轰炸得最厉害，伤亡惨重。《时与潮》社在政府号召下，也在山坡下修了一个较坚固的防空洞，里面置一张小书桌和许多木凳，可以容纳二十人左右。装了电灯，备有水与干粮，让编辑部可以一面躲警报一面赶稿子。父母亲也叫我空袭时立刻由小径穿过稻田回去躲警报，学校亦鼓励高中的带初中三、五人到安全地方躲避。我常带爸爸好友洪兰友伯伯的女儿洪蝉和洪娟回去，解除警报后顺便回家吃一顿饱饭再回学校。防空洞外，死亡的威胁不曾停歇，但在活着的分分秒秒里，听大人们谈论时局、分析时事，对我都是宝贵的启发。那时，轰炸的声音在耳内回响，但防空洞内所读书籍的内容也在心里激荡。回校路上，常是我讲述书中故事的时候，这大概是那个年代舒抚恐惧的唯一方式吧。

我有幸（或不幸）生在革命者家庭，童年起耳闻、目见、身历种种历史上悲壮场景，许多画面烙印心中，后半世所有的平静及幸福岁月的经验，都无法将它们自心中抹去：这当中，最深刻、持久的是自十三岁到二十岁，在我全部成长的岁月里，日本人的穷追猛炸。每一天太阳照样升起，但阳光下，存活是多么奢侈的事。

回忆六十年前种种暗夜恐惧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重读抗战历史，即使是最简单、一日数行的《民国大事日志》 （一九八九年，台北，《传记文学》），翻到

一九四0年八月，除国际要闻、前线战报外，记载着：


九日：日机六十三架空袭重庆。

十一日：日机九十架空袭重庆，被我击落五架。

十九日：日机一百九十余架狂炸重庆市区。

二十日：日机一百七十架又狂炸重庆，市区大火，民众损失惨重。

二十，一日：日机八十余架空袭重庆。

九月十，一日：日机四十四架袭重庆，被我击落六架。

九月十八日：东北沦陷九周年，李杜报告。东北义勇军上半年作战共三千二百余次，平均每日对日寇出击二十次。

十月七日：昆明激烈空战。

十二周二十九日：美总统罗斯福发表“炉边谈话”。宣示中、美、英三国的命运有密切关系，美国决心负起民主国家兵工厂之职务，美国将以大批军需援助中国。


在他著名的“炉边谈话”中，罗斯福说，今日世上已无处可寻世外桃源的香格里拉  这是一九三三年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JameshiltOn"l900-1954）所著《失去的地平线》 （LOst horizon）地名，举世闻名至今。

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日寇飞机夜袭重庆市，校场口大隧道发生窒息惨案，市民死伤约三万余人。报导指出，日机投弹炸大隧道各面出口，阻断逃生之路，救难人员在大火中打通两、三个出口，隧道内市民多已在窒息之前自己撕裂衣服，前胸皮肉均裂，脸上刻满挣扎痛苦，生还者甚少。这一页页血迹斑斑的记载。可见日人之狠毒，这样的残忍，促使战时抗日的更大团结。这段历史上不容漏载的国仇，我至今仍感愤怒悲伤。

一九四一年八月七日，日机开始对重庆进行日夜不停的“疲劳轰炸”。几乎每日一百多架公炸四川各地，有些小城半毁，其目的在摧毁中国人的抗战心防。至十二一日，一周之间，日以继夜，无六小时之间隔。重庆市内饮水与灯光皆断，人民断炊。无家可眠，但在这种凌虐下，抗战意志却更为坚强。此日，八十六架又来狂袭，在蒋委员长驻扎的曾家岩三度投弹皆末命中。同月三十日，袭黄山军事会议会场，死伤卫士数人，国民政府大礼堂被炸毁。

整个八月，在与南京、汉口并称为三大火炉的重庆，仲夏烈日如焚，围绕着重庆市民的又是炸弹与救不完的燃烧弹大火，重庆城内没有一条完整的街，市民如活在炼狱，饱尝煎熬。

有一日，日机炸沙坪坝，要摧毁文化中心精神堡垒;我家屋顶被震落一半，邻家农夫被炸死，他的母亲坐在田坎上哭了三天三夜。我与洪蝉、洪娟勇敢地回到末塌的饭厅，看到木制的饭盆中白饭尚温，竟然吃了一碗她们才回学校。当天晚上，下起傍陀大雨，我们全家半坐半躺，挤在尚有一半屋顶的屋内。那阵子妈妈又在生病，必须躺在自己床上，全床铺了一块大油布遮雨，爸爸坐在床头，一手撑着一把大油伞遮着他和妈妈的头，就这样等着天亮……。

那就是我最早的青春岁月的场景。死亡可以日夜由天而降，但幸存者的生命力却愈磨愈强，即使只有十七、八岁，也磨出强烈的不服输精神，也要发出怒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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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千人大合唱



一九四一年的寒假在大轰炸中度过。开学后，南开合唱团每天抽一小时勤练由李抱忱老师指挥的“千人大合唱”歌曲。三月十二日先在大礼堂唱，后又加一场在重庆市中心被炸毁的废墟上搭棚架（后为精神堡垒广场），全城二十多个合唱团齐聚，同声唱爱国歌曲，希望让全城困顿的同胞听到，让全世界的人听到，让地下的亡魂也听到。我们唱着：

“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

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那一夜，歌声震撼云霄，所有人热血沸腾，眼泪没有干过，高声唱出积压在内心深处国仇家恨的悲愤。李老师多年后回忆当时情况:“我上台指挥时，看见团员后面是日机轰炸后燃烧倒塌的楼房，听见一千人雄壮的大汉天声。”那股歌声的力量，是太平时代的人无法想象的。

当晚曲“千人大合唱”会场出来，有几辆军用大卡车送我们回沙坪坝。在一个转弯，卡车后面门板被挤松脱落了，我们全都掉落地上，因为跌成一堆，似乎没人受伤，只听到一阵喊叫，大家赶快爬起来去追车子。掉下时被压在最下面的一位男生姓胡，是南开著名的钢琴天才，曾开过校内演奏会。我居然赶紧去拉他起来，急切地问:“你的手伤了没有？”这些年中，我偶尔会想起他，连他的名字都记不得了，不

知他后来有没有成为钢琴家?

那晚，我们在残破的公路上一面追卡车一面笑，沿路流过的嘉陵江在月亮初升之时美如仙境，战火死亡阴影下的青春有了片刻喘息。那短暂的欢乐令人永生难忘。

南开校风除了读书风气盛。才艺、社团活动也很多，校内常有各种音乐会、合唱团。个人音乐会中，最著名的是女中音曾宪恩，她唱的（花非花》、《我住长江头）等直扣内心，有人称她为“天使之音”，令我们如醉如痴。五十多年后我参加一九四三级同学会，知道她一直在杭州音专教声乐。另一位难忘的是男高音朱世楷，他因为唱《茶花女》中的《饮酒歌》而风靡全校，许多人迷他迷得快发疯了，每次他

唱《都纳故乡》就成为更多女生的梦中情人。四十年后我在南开旅台校友会遇到他，仍有些歌迷情结，白头宫女话当年，说我们女生曾多么为他着迷。他回到美国寄了一张手抄的（都纳故乡》歌词给我，大叹前尘如梦。他深受高血压之苦，不到七十岁就去世了。

南开的另一特色是话剧社，张校长创校后不久即成立，原意是演爱国剧激发爱国心，艺术文化是救国的方式之一。最早，张校长曾自编自导，一九二0年代周恩来在校读书时曾参加布景工作并饰演女角（男女不同台）。我在校时话剧社倒也不只演出爱国剧，有一年毕业公演演王尔德《少奶奶的扇子》，主角鲁巧珍高我一班，平日穿着制服，清丽飘逸，在戏里却举手投足尽是成熟风韵，令大家惊叹。

南开的话剧社公演、音乐会和各种球赛常是沙坪坝盛事，很得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等校支持。坝上有一些共同的“明星”。走在那条唯一的街上很吸引注意。有一年，南开篮球队相同样常出国手的东北中山中学篮球队有一场轰动的比赛。中山险胜。我幸好已毕业，否则不知该为哪一队加油效忠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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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永别母校



高中三年除了学业另一项耕耘与收获是友情。人长大了，志愿渐渐成为友情的要项，从初一升到高三都在同甘共苦的人只剩三十多位，其他人大半在高二时上了理组，我和十来个人分到文组。

一般说来，文组的人是理科不行但文科也未必更好。我的国英文分数高，一直被选作墙报主编，又得过几次征文比赛名次，在不分组的宿舍里，熄灯后讲书里的故事或电影颇受欢迎，保住了几位理组的旧友。

我大约一、两个月进城看一次电影，如《茶花女》、《月宫宝盒》、《出水芙蓉》、《晨之翼》、《天长地久》……等。有一次谈论《茶花女》中演嘉宝（Greta Garbo）情人的劳勃泰勒，我说他只是个小白脸而已。引起他的众多影迷愤怒，问我:“那你认为谁最漂亮?”我说亨利方达，日后她们称他为“你的小黑脸”。想不到来台湾后看到他在《金池塘》中演老人，颇为伤心。因为他的缘故，我也一直很欣赏他那有头脑的女儿珍芳达。

有一次讲《天长地久》的故事，竟惹得她们一片啼嘘。五十多年后，我去北京与她们重聚，尚有人提起当时情景。半世纪中多少世间悲欢涯过了，她们竟然还记得中学时的那种爱情向往。当年黑暗宿舍中的少女，怎样走进政治风暴又如何从文革脱身，我都不敢详问。

在那段真正是联床夜话的岁月里。我和余瑜之常常上下旬接续地背诵孟老师诗、词课上的句子，有时我会加上何其芳《花环》诗中名句:“开落在幽谷里的花最香，无人记忆的朝露最有光。我说你是幸福的，小铃铃，没有照过影子的小溪最清亮。”有时也吟诵卡之琳《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等等。自从知道何其芳是北大哲学系毕业，卞之琳是北大外文系毕业，他们的诗句就更令我着迷了。

今日想来，令我们这几个十七、八岁中学生惊喜得如天外伦音的诗句，如写少女眼泪的“流着没有名字的悲伤”，很可能是受了丁尼荪（AlfredTennyson,1809-1892）的名诗（眼泪，无曲的眼泪）（"Tears,Idle Tears，）中首句为“眼泪，无由的眼泪，我不知道它们意谓着什么。” （“Tears，Idle Tears l know not What they mean"）的启发。中国诗词里当然也有如此意境，但新诗文字的表现清新脱俗，在那艰困闭塞的时代，对我们来说如同天籁。

上了高三，除了加紧准备联考，同学间也渐渐弥漫着毕业的离情。对于南开，我有说不尽又数不清的怀念，尤其是对同学和老师，因为住校，大家都有感情，想到要离开学校，我不知哭了多少天。

快毕业时，老师指定我写一首级歌。我写着:“默林朝曦，西池暮灵……而今一九四三春风远，别母校何日重归来……”都是那时一个高中女生倾心读了两年古典诗词后，所能作出的幼稚多情的歌。我们的音乐老师为它配上曲谱。优雅动听，在女中部立刻传唱，颇受喜爱，她们把我当成一个小英雄似的。谁知男中部的老师人多，他们选了一位男生写的“数载弦歌辍诵声，纷飞劳燕漫飘零……破浪乘风勉自今。”

后来在毕业典礼上唱级歌时，很多女生不愿意唱，我的几位死党竟然也哭起来。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当时的心情半是惜别半是气恼。我自己半世执教，当然明白那时代的级歌必须沉稳。因为由南开毕业是件很庄重的事啊:想不到在毕业五十年的《四三通讯》刊物里，仍有一位王世泽学长记得这事，写了一篇《关于级歌）的追忆。

夏初毕业后，大多数人都留在学校作联考前最后准备，学校并没有任何补习，毛师都已放暑假了。我们住在宿舍里，各种规矩照旧，起床号、熄灯已不再令人痛苦。战争打到第六年，只剩下贵州、四川、西康、青海、新疆和云南仍未落入敌手，每天的战报都是在失陷、克敌的拉锯状态胶着。我们除了考上大学外，别无盼望，渺小的中学女生梦中都没有“乘风破浪”的场景，晚上熄灯后躺在木板床上说不完离情依依。只是没有鼓舞前途的话。

有一夜，我由梦中惊醒，突然睡不着，就到宿舍靠走廊的窗口站着，忽然听见不远处音乐教室传来练唱的歌声:“月儿高挂在天上，光明照耀四方……在这个静静的深夜里，记起了我的故乡……那气氛非常悲伤，我听了一直哭。半世纪过去了，那歌声带来的悲凉。家国之痛，个人前途之茫然，在我年轻的心上烙下永不磨灭的刻痕。我日后读书、进修、教书、写评论文章时都不免隐现那月夜歌声的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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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大学联考



高三时，我决心考大学只填三个志愿：第一志愿是西南联大哲学系，第二志愿武汉大学哲学系，第三志愿西南联大外文系。中央大学因在沙坪坝我家门口所以不填，我希望上大学可以远行独立。据说男中部有人只填一个志愿，当年的南开精神颇为过度自信，但似乎也很少失败。我之所以选择哲学系，乃是幼稚地想向父亲挑战:你到德国读哲学，我至少也可以远赴云南昆明去读哲学，探索人生深奥的意义。下定决心后，从此全心准备读哲学系，连我最敬佩的孟志荪老师劝我读中文系，我都不听，还力陈浅见哩。

我记得我们准备联考，也和现在的考生一样辛苦。南开中学里有很多学生更辛苦，因为战时他们的家不在四川、重庆，只能以校为家，所以学校的自修室每天开放到晚上九点，愿意的学生可以留校读书，直到联考结束。不过不许点灯。因为怕火灾，虽如此大家还是喜欢去学校读书。我家就在沙坪坝，但我也到学校念书。当年联考也是七月，重庆是三大“火炉”之一，夏天极酷热，我记得铁椅椅背都晒得烫人，可是我们还是坐在那椅子上拚命读，有时坐着还想打瞌睡。靠着英文和国文递补了奇惨的数学份数（只有四十八分），我考上第二志愿国立武汉大学哲学系。但第三志愿西南联大外文系竟在发榜后不久，来信通知南开说我的英文分数高，欢迎我前往就读，但是我当时一知半解，执意“追求真理，思考人

生”，决心读哲学系。谁知一年后在武大受朱光潜老师劝告，仍转入外文系，一生命运似已天定。终我一生，人生、真理似乎都非我思考能解。

关于南开，使她扬名于世的是校友。南开著名的校友，自第一届的梅贻琦（一九0八年）和喻传鉴（负责校务数十年）以及后期的周恩来、吴大猷、曹禹（万家宝）、吴纳孙（鹿桥）……等，名单可以达“一里路长”。一九四九年国府迁台时，南开出身的有大使十多人，部长四、五人。近年在自传中叙述南开中学影响的有张忠谋和大陆总理温家宝。南开大学与西南联大的校友更多，但这已在我成长教育回忆的“感情范围”之外。

我认为在南开中学已满百年的历史中，家长名单似乎更为精采，几乎可以自成一本近代史。最早的梁启超、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胡适、张学良、张自忠、翁文澈、汪精卫等，抗战时，在重庆南开我与马寅初的小女儿马仰?同班三年，抗战时期的名将（大约都在四、五十岁年纪）泰半都有儿女送来，因为住校，免去他们的后顾之忧。同学间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别人的家世，因为大家都差不多。我至今记得当时与华北名将傅作义的女儿傅?菊（比我高一班）在宿舍谈文论艺的情形。抗战胜利后，国共战争的转折点是，原在北平抗共的傅作义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响应共产党喊出的“停止内战。和平统一”，后来我骇然地读到他的女儿是劝降者之一。在我迷恋诗词、神驰于文学，对政治除了抗日爱国之外几乎是“无知”的那些年，原来另一场风暴已经在酝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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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来自云端的信



在那个写信是唯一通讯的时代，沙坪坝六年，张大飞成了我最稳定的笔友。

我上初中时他已开始飞驱逐机，前两年参加重庆上空驱逐任务，大约曾去我家五、六次。我大妹宁媛已经上南开小学，小妹星媛每天也跟着去“玩”（她把小姐姐的书全背得出来）。那时的我是家中唯一爱写信的人，大飞四哥（在他家中排行）不驻重庆时，每周用浅蓝航空信纸写信来，他的家人一直联络不上，他说，我们就是他唯一可报平安的家人了。他写信如写家书，我因此万分感动，必回他的信，那些信如果带出来了，当是多么可贵的战时青年成长史！

我们那样诚挚、纯洁地分享的成长经验，如同两条永不能交会的并行线。他的成长是在云端，在机关枪和高射炮火网中作生死搏斗;而我却只能在地面上逃警报，为灾祸哭泣，或者唱“中国不会亡……”的合唱。我们两人也许只有一点相同，就是要用一切力量赶走日本人。

他的生活何等辉煌，而我只有中学女生那一片小小天地。初中时，我常抄些国文课本里感时忧国的文章如《李陵答苏武书）、司马迁《报任少卿书》、韩愈《祭十二郎文》、袁枚《祭妹文》、史可法《答多尔衮书）等。渐渐地也写些课外读的，女孩子最迷的《冰岛渔夫》、《简爱》，甚至《葛莱齐拉》这种“多情得要命”的散文诗，他似乎都很有兴趣地与我讨论，但每封信结尾都说要注意身体，不要让妈妈操心之类的训勉。

我上了高中，他已身经百战，信中内容也比以前初中生活大为拓宽。凡是校内一切有意义的活动，周会的名人演讲，我办的墙报，寄前线战士慰劳信，为轰炸后重建新居的捐款活动……等，他都很有兴趣。有时我也寄一、两本“时与潮书店”的好书给他。这些信，他说，是他唯一的家书，最大的安慰。

渐渐地，他写了更多关于《圣经》的话，并且很欣赏我抄寄给他孟老师诗选、词选的课本，他说这是他灵魂又一重安慰（多年来，他是唯一常常和我谈灵魂的人）。

他几乎和我平步修完孟志荪老师的诗、词选。他当然喜欢苏东坡和辛弃疾，说那种豪迈是男儿所当有。也同意秦少游的《踏莎行）结语:“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潇湘去。”有大气魄，但是对于我很欣赏皇甫松《梦江南》:“兰烬落，屏上暗红蕉，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萧萧，人语驿边桥。”却不以为然，年纪轻轻，怎么喜欢这么苍凉的境界!

他的信，从寄到湖南的第一封写他入伍训练的磨佣，到他由美回国选入飞虎队（the flying tigers），常常附有照片，从穿着棉军服疾行军到站在鲨鱼嘴飞虎战斗机前穿飞行装的各种照片，七、八年来也累积了不少。

在战火中他已成长，开始他丰实的一生（如果那能称为“一生”），这一切因为他被挑选参加了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1893-1958）的飞虎队，与美国志愿军并肩作战。一九四一年，在云南的基地，他遇到了美国的随军牧师。多年来他陷于宗教与作战之间的心理冲突，在与这位长老会牧师的谈话中得到了一些纾解，到美国受训时与基地随军牧师朝夕相见，他们认为保卫家乡是正义之战，减少民间无辜的伤亡，是军人天职，给了他一条精神上的出路，使他能在杀伐与救赎间求取一些心灵的平安。

渐渐地。他不多写战争的事，开始说打完仗后要去当随军牧师，但是仗要先好好打"绝不能让日本鬼子打赢。他的语气中全是英雄气概，充满了张校长演讲勉励我们“中国不亡，有我!”的气概。

陈纳德和中国空军的关系，似乎只能说是一个缘分，他是在美国空军一次竞技小组的飞行特技表演时，受到中国空军代表观礼的毛邦初注意。一九三七年，陈纳德已经四十五岁了，没有功成名就，因病退役，五月底接受了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顾问之聘，乘轮船在中日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抵达上海。

他在中国最艰困的时候帮助训练初创的空军。他所招募的美国志愿队，由昆明泥泞的机场迎战，出击日军，成为举世闻名的“飞虎队”，但是飞机前舱漆的是张开大嘴的鲨鱼头，他们以少击多打下了数倍的日机，减少了许多申国军民的伤亡，在抗战中成为家喻户晓的神奇故事。有人称他是冒险家，但是他讲究战略，训练严格，与战斗员同甘共苦，大家才能以高超的技术升空驱敌。

两年后。他回美国度假。坐在家中温暖的壁炉前。竟不禁想着中国战场上那些燃烧的城市，以及中国飞行员所驾驶的老式战斗机从空中掉下来的情景。看到满桌精美的食物时，想到中国农民和他们可怜的饿口之粮，他开始和家乡过着幸福日子的人话不投机了。两个月后，他回到中国，得到蒋夫人和中国空军全力的信托，加紧训练年轻的中国飞行员，增强战备。

珍珠港受突袭后，志愿队正式编人美国陆军航空队，陈纳德于一九四二年三月被任命为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指挥官，受蒋委员长领导，总部设在昆明，支持缅甸的英美盟军，主要战场在保卫西南各省。

张大飞于一九三七年底投军，入伍训练结束，以优良成绩选入空军官校十二期，毕业后即投入重庆领空保卫战，表现甚好，被选为第一批赴美受训的中国空军飞行员。一九四二年夏天，他由美国科罗拉多州受训回国，与十四航空队组成中美混合大队，机头上仍然漆着鲨鱼嘴，报纸仍旧称他们为飞虎队。

他到沙坪坝我家。妈妈说美国伙食好，他更壮了，也似乎还长高了一些。新晋阶中尉的制服领上飞鹰、袖上两条线，走路真是有精神!此次告别，他即往昆明报到。

由报纸上知道，中美混合大队几乎每战必赢，那时地面上的国军陷入苦战，湖南、广西几全沦陷，空军是唯一令我们鼓舞的英雄。

他的信，那些仔仔细细用俊秀的字写在浅蓝色航空信纸上的信，装在浅蓝的信封里，信封上写着奇奇怪怪的地名：云南驿，个旧，蒙自……，沿着滇缅铁路往缅甸伸展。他信上说，从街的这一头可以看见那一端，小铺子里有玻璃罐子，装着我大妹四岁时在逃难路上最爱吃的糖球。飞行员休假时多去喝酒，他不喝就被嘲笑，有一次喝了一些就醉了，跳到桌子上大唱“哈利路亚……．”从此没人强迫他喝，更劝不动他去跳舞，在朝不保夕的人眼中，他不肯一起去及时行乐，实在古怪。在他心中，能在地上平安地读《圣经》，看书报，给慧解人意的小友写家书比“行乐”快乐多了。

有一封信中，他告诉我:前天升空作战搜索敌迹，正前方云缝中，突然出现一架漆了红太阳的飞机!他清清楚楚地看到驾驶舱里那人的脸，一脸的惊恐。他来不及多想，只知若不先开枪，自己就死定了!回防至今，他忘不了那坠下飞机中飞行员的脸了。……我没有看见，但是我也忘不了那在火焰中的脸。

是的，不论在信上他是如何倾诉他的矛盾、苦恼和思家之情，在战火撩烧、命如蜉蝣的大时代里，他是所有少女憧憬的那种英雄，是一个远超过普通男子、保卫家国的英雄形象，是我那样的小女生不敢用私情去“亵渎”的巨大形象。

高二那一年暑假，吃过中饭，我带他穿过中大校园去看嘉陵江岸我那块悬空小岩洞。太阳耀眼，江水清澄，我们坐在那里说我读的课外书，说他飞行所见。在那世外人生般的江岸，时光静静流过，我们未曾一语触及内心，更未及情爱——他又回到云南，一去近一年。  

一九四三年四月，我们正沉浸在毕业、联考的日子里。有一天近黄昏时，我们全都回到楼里准备晚餐了，一个初中女孩跑上来找到我，说有人在操场上等我。

我出去，看到他由默林走过来，穿着一件很大的军雨衣。他走了一半突然站住，说，“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赞美我，那种心情是忘不了的。

他说，部队调防在重庆换机，七点半以前要赶回白市驿机场，只想赶来看我一眼，队友开的吉普车在校门口不熄火地等他，我跟着他往校门走，走了一半。骤雨落下，他拉着我跑到门口范孙楼，在一块屋檐下站住，把我拢进他掩盖全身戎装的大雨衣里，撑着我靠近他的胸膛。隔着军装和皮带，我听见他心跳如鼓声。只有片刻，他松手叫我快回宿舍，说:“我必须走了。”雨中，我看到他牛跑步到了门口，上了车。疾驰而去。

这一年夏天，我告别了一生最美好的生活，溯长江远赴川西。一九四三春风远矣。

今生，我未再见他一面。



注：


1、这首歌原是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全民抗日的歌，中共于一九四九年定都北平改名北京，以此作为国歌，来台湾后无人敢再唱。
2、 《葛莱齐拉》法．拉玛尔丁着，卓儒译。法国诗人拉玛尔丁、被认为是法国浪漫诗人之始。他最早也是最重要的诗集《和声集》有注曰，在教堂廊柱的阴影中，见柱上悬蕾一幅童女出殡的图画，棺旁盛开着百合花。——此书为一散文诗体小说，吟咏一个旅行至意大利摹坡里海湾的十八岁法国青年与渔夫十六岁孙女之爱情，女孩因他离去，忧伤而死，中译全书二百页。中译大约是译者选译，应是抗战前一九三0年左右出版，初读版本全无记忆。到台湾后，画家陈贝茂将所藏台湾版本赠我。全书无序、无后记，版权页载明台北新兴书局出版，一九五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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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三江汇流处

1、溯江



长江全长六三八0公里，是世界第三长河。我生命中两大转折都是由有家变无家，一路哭泣，溯江而上。从芜湖搭上运兵船逃往汉口时，我刚小学毕业;现在，一九四三年的八月底，我由重庆溯江往川西嘉定（旧称嘉定府）去，是刚刚中学毕业。

上船的那天中午，被妈妈形容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的爸爸竟然亲自送我。从家到朝天门码头大约三十里，车刚过小龙坎，天空就闪电打雷开始下雨。我带着当年出远门的标准行李，一个小箱子和一个行李卷;那行李卷用毯子包着被褥和衣服卷成一个椭圆形，上面反扣一个搪瓷脸盆，外面加一块油布。用粗麻绳绑紧（一九七六年我在欧洲一飞机场行李盘上看到一个同样的行李卷，从巴基斯坦来，看来这是个全球性的智慧吧，把它摊开来就是一个家）。

由朝天门码头走到船边。似乎有走不尽的滑溜石阶。那场雨可真是倾盆而下，我们走上甲板之前。雨篷的水沿舨泼下，什么伞也挡不住。爸爸穿的白色夏布长衫全湿透了。从头发往鞋上流成一条水柱。我自己是什么光景已全然不知，只记得拼命憋住震撼全身的哭泣，看着他向我的学姐们道谢，下了跳板上岸去，在雨幕中迅即隐没。

多年来我总记不全那趟长江之旅，只记得那场劈头盖脸的雨和全身湿透的爸爸，感怀“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我随着大家将行李放在半干的统舱地上，打开，互相遮掩着把湿衣服换下。敲钟的时候去前舱领来饭菜，坐在各自的铺位上吃。不久就天黑了，灯光仅供照明，舱内的昏暗和江上的黑夜融合，渐渐人声停歇，只剩上水江轮引擎费力的声音。茫茫江河，我在何处？

第二天破晓之前，我由梦中惊醒：梦中有强壮的男子声音喊着，“往右边树丛靠过去，愈快愈好，鬼子飞机来了!”我正帮着给妈妈换她身下的血垫子，出了舱门，到处找不到十八个月大、刚会走路的二妹妹——我松手之前，她还在哥哥、张大非他们学生队伍和靠里坐着的伤兵之间摇摇晃晃地走着……。醒来时，看到四周全是熟睡的陌生脸孔。六年之后，在同一条江上，我又流着一种割舍之泪。

黄昏时分，船靠宜宾码头，岷江由北来与长江合流。

鲁巧珍同班的冯家碌是宜宾世家，那一晚，招待我们一行六人饱餐一顿，住在她家。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四川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富庶与稳定。饭后去市街漫步，且到基督教内地会等地。我所见到的地方士绅宅院和商家行号都有一种世代相传的文化气息，比逃难初期在湖南所见的中国内地文化更多一层自信。

自宜宾再溯江航行的江面又窄了一些，上水船也小了许多。此时正是八月秋沉的时候，江水暴涨激流汹涌，好几次船不进反而稍退，旅客们有人惊呼。我倚在船舨，自以为无人看见，又流下思家之泪，久久不止。我自幼是个弱者，处处需人保护。南开中学离家三里，从没有一天“自由”，填大学联考志愿时，重庆附近的全不填，自以为海阔天空，面对人生可以变得强壮。而如今，仅只沙坪坝三个字即如此可爱，后悔离家，却已太迟。这时鲁巧珍静静来到我身旁说，“刚才一个男生说，你们这个新同学怎么一直哭。像她这个哭法，难怪长江水要涨。”接着又说，“我去年来的时候也哭了一阵子，现在第二年来心里已平静多了。”在她一九四六年毕业前的三年中，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心情、观念契合，无话不谈，也无事不能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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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白塔街女生宿舍



我所记得的大学生活不是从美丽的乐山城开始，而是由女生宿舍开始。

我一生住了将近十年的女生宿舍，八年在战时，两年在胜利后“复员”初期。当时宿舍的设备很简陋，都是晚上九点熄灯，但气氛大不相同。大学宿舍当然比校自由，在熄灯以前可以自由出入。乐山自塔街的女生宿舍被称为“白宫”，是一幢木造四层楼建筑，原是教会为训练内地传教士而建的，所以勉强可以容纳百人住宿，自成院落也相当安全。因在战时无力修缮，已颇老旧，既不白也非“宫”，但比借住在寺庙或祠堂的六处男生宿舍好很多，大约因为座落在白塔街而得名吧（我也始终未见白塔）。

唯一的舍监是朱君允女士，她的作风与南开那位无时不在的严师王文田完全不同，很少管我们，连露面都不多。我那时以为她是名剧作家熊佛西的太太，而且离了婚，大约应该是孤高神秘的女子，不必“涉入凡尘”，管些衣食住行的琐事。在我记忆中，管我们生活的只有坐在宿舍进门的工友老姚（据说男生称他姚老爹或姚大帅）。今日想来，他岂止是那每天晚上准时拿把大铁钥匙锁大门。放下木门栓的铁面

无私的小老头;他里里外外什么都管，一切都了如指掌。那一百多个女生的资料全在

他的脑袋里，简直是莎士比亚喜剧里的厉害人物。他长得甚矮，头顶差不多全秃了，

我不记得看过他的头发，成年穿一件黑灰色棉袍。——暑假时我们都回家了不知他的穿着，笑和不笑的时候全排上牙都露在唇外。

我跟学姐们带着那些可笑的铺盖卷进了宿舍大门，似乎是向老姚报到的。他告诉鲁巧珍她们到二楼，领着我过一个小小的天井，左边角落一间屋子，指着最里面的一个上下铺床位的上铺说，“你住这里。”那床靠着屋子唯一的窗子，我原有些庆幸，但很快发现。这窗开向白塔街，为了安全起见，由外面用木条封住了。这一夜，天一直没有亮，亮了我们也不知道。

住在我下铺的赵晓兰是数学系的，比我早来三天。她带我到厕所和咫尺之外的餐厅;小天井的右边是一排木板搭盖的浴室，隔成八小间，水泥地上有一个木架放脸盆。往门口走有一个架高的巨大铁锅，每天早上开了门就有水夫由水西门挑水来装七分满，在锅下烧煤，我们拿脸盆走小石阶上去舀水。

我们那间房是全宿舍最后的选择（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上下铺木床相当单薄，学校仓卒迁来，全市的木匠都忙不及做课桌椅和床，但相教于男生，女生已得了很多优待。我们两人都瘦，但是翻身或上下，床都会有些摇动。上铺没有栏杆，我总怕半夜会摔下去。有一天半夜，我突然发现床微微颤动已许久了。便向下问，“你也睡不着吗？”赵晓兰说，“我每晚听你躲在被里哭，我也好想家……”从此，我和她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感情。每天吃完了宿舍的一钵菜和汤的晚饭后，一起到白塔街转陕西街到县街“探险”，找一点可以吃饱的零食。下雨天撑一把伞互相扶着走，石子铺的路长年滑溜溜的，街的转角处就是水西门，从清晨到日落，无数的人从大渡河挑水上来，扁担两端的木桶摇到各家水池大约泼了三份之一在石子路上。

第一天上课是鲁巧珍带路的，她读经济系二年级。文法学院在文庙上课，总图书馆也在文庙。武大是迁校后方时带出最多图书的大学，也颇以此自傲。此后四年，我们的教材多由班代表借出书，分配给同学先抄若干再去上课。所以由文庙出来，大家都先去买笔记本。

由文庙门前月弭塘石阶左首上叮咚街，到府街、紫云街，走许久才到嘉乐门大街找到嘉乐纸厂的门市部。进门第一眼所见，令我终生难忘，简直就是乐园中的乐园景象……宽敞的平面柜上、环绕四壁的木格架上，摆满了各种雅洁封面的簿子，尺寸大小皆有，浅蓝、湖绿、粉蝶、鹅黄……，厚册并列，呈现出人生梦中所见的色彩!

那著名于大后方的嘉乐纸有千百种面貌，从书法珍藏的宣纸。到学生用的笔记簿都是艺术品，是由精巧的手，将峨嵋山系的竹木浸泡在流经嘉定乐山大佛脚下的岷江水制成。一位博物馆专家说，数百年后芳香仍在纸上。我何等幸运，由这样一个起点记忆那住了三年的山城。

由嘉乐纸厂出来，她们带我经安澜门下石阶到萧公嘴去看岷江和大渡河交汇的汹涌激流。那

样宏伟开阔，留给我的印象远胜于那座世界闻名，建于公元七一三至八0三唐朝年间的大佛。由于它的历史和观光价值，乐山城在文革后，被“现代化”到难以辨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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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哲学系新生



一年级那一年。大学功课几乎全无挑战，哲学概论和经济学需要听讲，但讲义简单又没有指定参考书，即使指定了也没有书，图书馆里专门的书由各系分配。武大老师似乎都有默契实行低分主义，考得再好也得不到九十分。大一国文和英文不比南开的程度高，进度又很慢。记得英文老师讲一课书时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念"black bird，同学们就在背后如此称他。必修的体育简直就是笑话。我不记得有真正的操场。

这一年我有足够的时间想清楚自己的处境与心境。一整年似乎都在飘浮状态，除了那上铺的床和床前两尺长的一片木桌，此外别无属于我的空间。宿舍二楼有一间自修室。窗大明亮，晚上灯光较足，大约有三十座位，但永远被高年级同学占满。宿舍屋内电灯极为昏暗，白天又无日光，反而是在九点熄灯之后，有功课要做的人点起各人自己的小油灯（最原始的那种有座半凹的瓷碗，倒一些桐油，放二、三茎灯志草用火柴点燃）。考试之前，奢侈一下，点小小的蜡烛。

冬天冷时，唯一的房门也不能开，空气污浊。八个人也都得那么过一周七天，只有盼望暑假回家吃饱一点，睡好一点。后来夸张地回忆说。那一年能活着回家是因为宿舍旁边有一个小屋子里詹师傅的家庭式糕饼，至今仍觉得是最好吃的面包;在宿舍里有老姚的花生米，五元一包。小小的纸筒封着一小把，解饥养身，香脆千古。当年女同学在半世纪后的回忆中，无人不提上一笔！

刚到乐山"我几乎是亦步亦趋地跟着鲁巧珍和余宪逸她们的脚步，认识了那个小城。南开校友会是我第一个参加的社团。他们的迎新活动，不只是吃喝，还有一些远足;走二、三十里到名胜去坐茶馆，如楠木林，是格调极高的私人庭园，比著名的乌尤寺和凌云寺更令我流连。

我至今仍羡慕至极的茶馆文化，大约是男生的专利吧。男生口中的女生宿舍“白宫”，据云比男生宿舍舒服多了，散布在小城的六座男生宿舍，一半是香火不盛的庙宇，一半是简陋搭盖的通铺。它们的名字倒很启人想象。如龙神祠、叮咚街、露济寺、斑竹湾……。自修室都不够用，但是旁边都有茶馆，泡一盏茶可以坐上半天，许多人的功课、论文、交友、下棋、打桥牌、论政都在茶馆。他们那样的生活是女生无法企盼的，在那个时代没有任何女生敢一个人上街闲逛，也没有人敢上茶馆。在一千多学生中，男女生的比例是十比一，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多年后我读到维吉尼亚。伍尔芙《自己的房间》 知道世上女子寻求知识时，现实的困境相同。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期待、不同的困境，但男女很难有完全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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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浅蓝的航空信



由于南开学长带领，我在一年级下学期参加了珞珈团契。

由重庆去乐山的江轮停在宜宾的那一夜，我们在冯家碌家遇见了基督教传教会内地会陈牧师的儿子陈仁宽。他在武大读法律系四年级，第二天与我们同船去乐山。他不漂亮，也不太高大，但是有一种青年人身上看不到的俊逸、自信，在众人之中十分挺拔出众。大约有人告诉他，我从上船哭到宜宾。他就以传教者的态度坐到我旁边对我说了一些安慰的话。说他去重庆念南开的时候多么想念宜宾的家。我将随身提包中的《圣经》给他看，不知他那时说了什么话，使我又眩然欲泪地告诉他，我不仅十份想家，也十分掂念送我《圣经》的人，他正日夜在空中逐敌作战……。世界上大约确有一些缘份，使你在第一次相遇即敢于倾诉心中最深的感觉。

学校开学之后，他介绍我给珞珈团契的顾问，武大理学院长桂质廷先生。带我参加了团契，使我经常获得温暖的照顾。在校四年之间，我在每年例行的庆祝圣诞演出“耶稣诞生”哑剧中。被指定演玛利亚。契友说我瘦瘦高高，有一种忧郁的神情，所以适合此角。

陈仁宽在毕业之前一年，除了在团契聚会之外，从末到女生宿舍找我，始终维持一种保护者的兄长态度，毕业后立即去欧洲留学，常写长信给我。信中鼓励我成熟地融入真正的大学生活，常说些读书、思考之事，欧洲和中国一样在翻天覆地的激战分裂之中，他也有深于年龄的观照。多年后他回到共党中国。全断了音讯，大约十年前校友通讯《珞珈》有杨静远的文章。说一九八0年间与已改名为公绰的陈仁宽小聚，他在对外翻译公司和外交学院工作，想来应是顺遂吧。

那一年间，我内心生活的重心集中在与南开同学的通信上，从不同的学校写来不同的活法。共同之点当然是怀念沙坪坝。

在我踏进女生宿舍，向门房老姚报到的时候，他看了我的名字，从左边一个柜格取出一封信给我，说，“人还没来，信就先到。”然后看了我两眼，好似作了特殊登记。信封上的字迹是张大飞的，寄信地址是云南蒙自一个军邮的号码。同样浅蓝的航空信篓，多了一种新的，浓密又压抑的牵挂，不言相思，却尽是精思。他掂念我的长江航程，掂念我离家后的生活，“你作了大学生是什么样子呢？寄上我移防后的新通讯处，等你到了乐山来信，每天升空、落地，等你的信。”据我多年的了解，他所说的“落地”，就是作战平安归来的意思。

他的信几乎全是在备战室里写的，在褥热潮湿的云南边睡之处，面对着抢工修复的飞虎队跑道，一个身经百战的二十五岁青年，用一贯写家书的心情，安慰着一个十九岁的想家女孩，不要哭哭啼啼的，在今日烽火连天的中国，能读大学，是光明前途的开始。

每个星期一下午由文庙回来，老姚都笑吟吟地给我一封寄自云南的信，浅蓝的纸上除了想念，更多是鼓励。也寄来一些照片，全副武装和漆着鲨鱼嘴的战斗机的合照:三个精神奕奕充满自信的漂亮人物，起飞前在机舱里的照片。很难令人联想“生命是死亡唇边的笑”。飞虎队在那些年是传奇性的英雄，陈纳德说，“昆明的中国人，怎么会从P-40飞机头上的鲨鱼徽得出飞虎这个名字的，我永远也闹不清。”美国参战后，飞虎正式改编为中美空军混合大队。

他收到我那些苍白贫乏的信，大约也无话可说，和我一样共同怀念起南开中学的诗词课了。每次升空作战，风从耳边吹过，云在四围翻腾，全神凝聚，处处是敌机的声息，心中别无他想。但是，一切拚过，落地回来，一切的牵挂也立刻回来。营地有三天前的旧报，战争陷入苦战阶段，川西离战场远，什么消息都没有。他说，“我无法飞到大佛脚下三江交汇的山城看你，但是，我多么爱你，多么想你！”

连续两周末接航信。白天拥挤的小小方庭，月亮照进来的夜晚，可供忧思徘徊，困在山水边城，与世界隔绝，只剩下遐思噩梦。终于收到他由昆明来信，说受了点伤，快好了，下周就回队上去。从此我写信再也不写自己太平岁月的烦恼。也不敢写自己担忧，尽量找些有趣的事说，如逻辑课的白马非马之辩。如经济学各派理论的冲突，乐山土话把一切单位皆用“块”   一块星期，一块房子，一块笔记本……，男生第八宿舍是两年前大轰炸后罹患昏睡症死亡的学生公墓等等。最大的浪漫是告诉他。我去找了叮咚街水滴落地发出叮咚声音的树洞……。无知如我，终于开始陈然警觉，正因为我已成年，不论他钟情多深，他那血淋淋的现实，是我所触摸不到的。

他回到队上，信上邮戳又是蒙自、个旧、云南驿、腾冲……。我在地图上追踪，从战报上看到，飞虎队正全力协助滇缅公路的保卫战，保持盟军对日战争补给的生命线。

伤愈之后，他对死亡似乎有了更近距离的认识。他的信中亦不再说感情的话。只说你已经二十岁了，所有学习到的新事物都是有用的，可以教你作成熟的判断。

刚进大学的我，自己的角色都扮演不好，除了想家念旧，私对偏远隔绝的抱怨，一切都没有想清楚的时候，一年就要过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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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成殿上——初见朱光潜老师



我这样的飘浮状态，到了一年级将结束时有了急遽的变化。

全校的大一国文和英文最初是考试后不分院系以成绩编班。最后以共同考试算成绩作升级或转系的标准。武大没有医学院，一直以外文、经济、法律和电机系为最热门科系，淘汰率也最高。考试后不久，有一天一位同学回宿舍说在文庙看到刚贴出来的布告，大一英文全校统考我考了第一名，分数很高。我听说后，并没有太大的意外或激动，因为心中只想着如何对父母说，允许我去昆明，转西南联大外文系。此心已不在乐山。明知是十分难于开口，也不易得到同意，当晚一夜难眠。全宿舍的人都在收拾行李。过十几天就放暑假，大家都要回家了。我面临这一生第一次自己要解决的难题。

第二天下午，老姚郑重地给了我一份毛笔写的教务处通知，命我去见教务长朱光潜先生。

朱先生当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学者。十五岁以前。他在安徽桐城家中已背诵了十年的经书与古文才进入桐城中学，二十一岁公费就读香港大学。毕业后到上海教书，和匡互生、朱自清、丰子恺、叶圣陶、刘大白、夏衍等人办杂志，创立“达学园”，创办开明书店。二十八岁，公费进爱丁堡大学进修英国文学，也修哲学、心理学、欧洲古代史和艺术史，又到法国巴黎大学修文艺心理学，在德国莱茵河畔的斯特拉斯堡大学加强德文，并写出《悲剧心理学》论文。留欧八年中，他经常流连大英博物馆图书馆，一面读书一面写作，官费常断，为了稿费在开明书店《一般》和《中学生》刊物写稿，后来辑成《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这本书和《谈美》是中学生以上都必读的“开窍”之书。

这么一位大学者怎会召见我这个一年级学生呢？说真的，我是惊骇多于荣幸地走进他那在文庙正殿。大成殿，森然深长的办公室。而那位坐在巨大木椅里并不壮硕的穿灰长袍的“老头”（那一年朱老师四十七岁，我那时的年纪眼中，所有超过四十岁的人都是“老人”）也没有什么慈祥的笑容。

他看了我。说，“你联考分发到哲学系，但是你英文很好，考全校第一名，你为什么不转外文系呢?”

我说我的第一志愿是哲学系，没有填本校的外文系，不是没有考上。高中毕业的时候，父亲和孟老师都希望我上中文系。

他又问了我为什么要“读”哲学系，已经念了些什么哲学的书?我的回答在他听来大约相当“幼稚无知”（我父亲已委婉地对我说过），他想了一下说，“现在武大搬迁到这么僻远的地方，老师很难请来，哲学系有一些课都开不出来。我已由国文老师处看到你的作文，你太多愁善感，似乎没有钻研哲学的慧根。中文系的课你可以旁听，也可以一生自修。但是外文系的课程必须有老师带领，加上好的英文基础才可以认路入门。暑假回去你可以多想想再决定。你如果转入外文系，我可以作你的导师，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

这最后一句话，至今萦绕我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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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果转入外文系，我可以作你的导师，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

好运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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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外文系的天空



暑假我与同伴欢天喜她由五通桥搭岷江江轮到宣宾，由长江顺流而下回了重庆。家，对于我有了更美好的意义。被联考冲散的中学好友也都在各家相聚，有说不完的别后经验要倾诉。一年前我独自一人被分发到遥远的川西，回到沙坪坝，好似失群的孤雁回到大队栖息之地，欢唱不已。战事方面，日本飞机因为美国参战而损耗太大，已无力再频繁轰炸重庆，主力移到滇缅路，每次出袭都被中美十四航空队大量击落。

这一年夏天，重庆虽然仍是炙热如火炉，因为不再天天跑警报，重建与修复的气氛，很适合我们这群矶矶喳喳到各家重聚的大一女生。有月亮的晚上，我们常去嘉陵江边唱歌和谈心。那大约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夏天，也是真正无忧的假期。

回到家当然要和父母商量转系的事。爸爸虽末明说“我早就知道你念不了哲学系”，但他说，你感情重于理智，念文学比校合适。我又故作轻松地说西南联大去年发榜后曾欢迎我去外文系，南开同学在那里很多。我也很想去，如果战争胜利，我也可以回到北大、清华或南开大学……。爸爸面色凝重地说，美国参战后，世界战局虽大有转机，我们国内战线却挫败连连;湖南沦陷，广西危急，贵州亦已不保，“你到云南，离家更远。乐山虽然也远，到底仍在四川，我照顾你比校近些。其实以你的身体，最好申请转学中央大学，留在沙坪坝，也少让我们悬念，局势如变更坏，我们一家人至少可以在一起。”

我回家不久收到大飞哥的信，他坚决不赞成我转学到昆明去，他随时迁移驻防基地，实在没有能力照顾我;战争现况下，连三天假期都没有，也没有办法回四川看我，望我安心地回乐山读书，大家唯一的生路是战争胜利。这时他的口气又是兄长对小女孩说话了。

在这期间，我他曾请教《时与潮文艺》的主编孙晋三教授，有关朱光潜先生的建议。孙先生当时是中央大学外文系的名教授，极受我父亲的尊重。在他主持之下，《时与潮文艺》登载沈从文、巴金、洪深、吴纽缃、茅盾、朱光潜、闻一多、朱自清、王西彦、碧野、臧克家、徐订等的新作品，他们不仅当时广受读者欢迎，亦是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而柳无忌、李春野、方重、李长之、徐仲年、于匮虞、范存忠、陈瘦竹、戴榴龄、俞大纲、叶君健等人翻译的各国经典作品，也都可以看出那个时代文人的高水平。每期都有文坛动态和国内外艺文情报，是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间的珍贵记录。可惜抗战胜利不久国共战争即起，我父亲已无力支撑三份期刊，《时与潮文艺》于一九四五年停刊。

孙先生说，“一九四四年五月版，朱光潜先生有篇《文学上的低级趣味》，是从文学教育者立场写的，很清楚也很中肯，在武大外文系上朱先生的课，该是很幸运的事，何况他亲自劝你转系，还自愿担任你的导师，更是求之不得的事了。文学教育贵在灵性（或慧根）的启发。武大外文系有方重先生、陈源（西滢）先生、袁昌英先生、陈寅烙先生等，根基是很充实的。西南联大外文系并不更强，而且也没有朱先生注意到你的这种缘份。”

孙先生的外析使我下定决心回武大，说不出什么原因，那溯江数百里外的江城，对我也有一些世外桃源般的魅力吧。

暑假结束，我早一周回乐山，准备办转系手续，而且与赵晓兰约好，早些去登记宿舍房间  二年级已升至餐厅上木造的一排新屋，希望能有一靠窗书桌。

父亲安排我与一同学搭邮政送信快车去乐山;战时为了公务和大学生便利，每车正式收费搭载二人，需验证件，以保障信件安全。我们两人和邮务员轮流坐在驾驶台和数十袋邮件之间，觉得自己都重要起来。靠在郑重捆扎、绑牢的邮包上打瞌睡，想像袋中每封信的情怀与收信人的喜悦。每到一站，邮务员呼叫邮袋上的地名，然后他姿态优美地掷下一包，下面投上一包。我后来读到一本清朝史，说中国邮政是最早现代化的政府制度，服务人员水平高最可信赖。到台湾后，邮政仍是安定的力量之一。千百年来书信传递由驿马到绿色邮车，在在都引起我的丰富想象，我曾有幸被当作邮包由川东快递到川西，这段特殊经验不可不记。

  第一晚到成都，我们去住南开好友的宿舍。战时迁去成都华西坝的有北平的燕京大学、南京的金陵男大和金陵女大，山东的齐鲁大学，加上当地的华西大学，十分热闹。第二天清晨再上车，邮政车绝不抛锚，沿路有保护，安全稳妥，经过眉山也装卸邮袋，但只能在飞驰而过之际看看路树而已。当日全天不停，直接驶往乐山邮局门口。这一次旅程我已知道前面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自己将如何面对，到成都又见识到四川真正的古都风貌，心情校去年舒缓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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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朱光潜先生的英诗课



进入外文系二年级即有朱老师的“英诗”全年课，虽是紧张面对挑战，却也有些定心作用，立刻开始用功。朱老师用当时全世界的标准选本，美国诗人帕尔格雷夫主编的《英诗金库》，但武大迁来的图书馆只有六本课本，分配三本给女生、三本给男生，轮流按课程进度先抄诗再上课。我去嘉乐纸厂买了三大本最好的嘉乐纸笔记本，从里到外都是梦幻般的浅蓝，在昏暗灯光下抄得满满的诗句和老师的指引，一年欣喜学习的笔迹仍在一触即碎的纸上，随我至今。

朱老师虽以《英诗金库》作课本，但并不按照编者的编年更次序——分莎士比亚，弥尔顿、葛雷和浪漫时期。他在上学期所选之诗都以教育文学品味为主，教我们什么是好诗，第一组竟是华兹华斯那一串晶莹璀璨的《露西组诗》。

那幽雅静美的少女露西是谁，至今两百年无人确定，但他为追忆这早夭的十八岁情人所写的五首小诗，却是英国文学史的瑰宝，平实简朴的深情至今少有人能超越。最后一首《彼时，幽黯遮蔽我心》是我六十年来疗伤止痛最好的良药之一。我在演讲、文章中背诵它，希望证明诗对人生的力量，当年朱老师必是希望以此开启对我们的西方文学的教育吧。这组诗第三首《我在陌生人中旅行》，诗人说我再也不离开英国了。

因为露西最后看到的是英国的绿野 ——这对当时爱国高于一切的我，是最美最有力的爱国情诗了。

朱老师选了十多首华兹华斯的短诗，指出文字简捷，情景贴切之处，讲到他《孤独的收割者》，说她歌声渐远时，令人联想唐人钱起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余韵。

直到有一天，教到华兹华斯校长的一首《玛格丽特的悲苦），写一妇女，其独子出外谋生，七年无音讯。诗人隔着沼泽，每夜听见她呼唤儿子名字，where are thou，my beloved son，” （你在哪儿，我亲爱的儿啊？）逢人便问有无遇见，揣想种种失踪情境。

朱老师读到"the fowls of heaven have wings，……chains tie us down by land and sea"（天上的鸟儿有翅膀  ，链紧我们的是大地和海洋），说中国古诗有相似的风云有鸟路，江汉限无梁”之句，此时竟然语带便咽，稍微停顿又继续念下去，念“if any chance to heave a sign”（若有人为我叹息，）“they pity me，and not my grief.”（他们怜悯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

老师取下了眼镜，眼泪流下双颊，突然把书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却无人开口说话。也许，在那样一个艰困的时代，坦率表现感情是一件奢侈的事，对于仍然崇拜偶的大学三年级学生来说，这是一件难于评论的意外，甚至是感到荣幸的事，能看到文学名师至情的眼泪。

二十多年后，我教英国文学史课程时，《英诗金库》已完全被新时代的选本取代，这首诗很少被选。不同的时代流不同的眼泪。但是朱老师所选诗篇大多数仍在今日各重要选集上。

英诗课第二部份则以知性为主，莎士比亚的几首十四行诗，谈到短暂与永恒的意义，雪莱的《奥兹曼迪斯）也在这一组中出现;威武的埃及君王毁裂的头像半掩埋在风沙里，boundless and bare，the lone and level sand，stretch far away（寂寞与荒凉，无边地伸向远方的黄沙）。

朱老师引证说，这就是人间千年只是天上隔宿之意，中国文学中甚多此等名句，但是你听听这，bOUndless"和"bare"声音之重，，lone and leVel，声音之轻，可见另一种语言，不同的感觉之美。

至于《西风颂），老师说，中国自有白话文学以，人人引诵它的名句，“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If Winter comes,can Spring be far behind?"）已到了令人厌倦的浮泛地步。雪莱的颂歌所要歌颂的是一种狂野的精神，是青春生命的灵感，是摧枯拉朽的震慑力量。全诗以五段十四行诗合成，七十行必须一气读完，天象的四季循环，人心内在的悸动，节节相扣才见浪漫诗思的宏伟感人力量。在文庙配殿那间小小的斗室之中，朱老师讲书表情严肃，也很少有手势，但此时，他用手大力地挥拂、横扫……口中念着诗句，教我们用，themind`s eye"想象西风怒吼的意象（imagery）。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看到了西方诗中的意象，一生受用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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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眉山的明月夜



这一年的寒假开始，我和同班同学参加一个在五通桥活动中心办的冬令营。第一天晚饭时，突然有人找我，是一位工学院的南开学长，他们二十多人被征召去重庆作专业工程支持，车子直开重庆，我可以搭便车回家，他们开学时返校再带我回乐山。

世界上会有这么好的事情!由于乐山和重庆没有直达车，我提着小小的行囊跟他们上车时，兴奋得头昏眼花，差点掉到路边的土坑里。车上有四位南开学长，所以很“安全”。原是打算在午夜前开到成都。第二天直驶重庆。谁知开出九十里左右到眉山郊外车子就抛锚了，全车的工程“专家”也修不好，只好分批找店过夜。

我和八位男生待在一间最好的旅舍，其实是一家大茶馆，里间有一些床铺，给公路上经常抛锚的行旅过夜。冬天的夜晚，没有路灯，屋子大而深，有一股阴森森的寒冷。老板安排我住在他们夫妻的外间，刚要收拾床铺时。突然外面传来呼喊说，“来了，来了，快收拾起！”

他惊慌地告诉我们，最近年关难过，山里有些股匪夜里出来到处抢劫，已经来过几次了，给点钱大约可以应付应付，但是这个女学生可不大方便，怎么办呢？

老板娘急中生智，从柜台下面拖出一个很大的、古色古香的长方形木柜对我说，“你就藏在我们的钱柜吧…”叫我立刻进去躺平，盖上巨大的木盖，再请一位矮胖的学长打开铺盖睡在上面。——我们那时的青年人皆营养不够，大多数都瘦，所以我记得他，他性情开朗，也很英俊。

幸好钱柜把手下面各有一孔，我躺在里面不致窒息。外面呼喊槽杂的声音，桌椅推翻的声音令我恐惧得心脏几乎停止跳动，来不及想睡在棺材里的恐怖。终于渐渐静了下来，听得出关上木大门沉重的声音，那位余学长掀开钱柜的盖子说，“过去了，可以出来了。”

我出来的时候，发现所有躺着的同学头下都有几本书。因为他们知道四川强盗都不抢书，“书”、“输”同音，而且据说四川文风鼎盛，即使盗匪也尊敬读书人。

他们之中有人一年多前曾和我同船由重庆到乐山，看我从长江哭到眠江，这一晚遇到这么可怕的事，居然没哭，还问他们有没有受伤，颇感惊讶。实际上，我成年后，在遇到危险或受到威胁时是不哭的。

第二天天亮即开车，不经成都，采近路，直开重庆，有人去沙坪坝，可带我到家门。车子驶出眉山县界的时候我头脑才清楚，眉山，眉山…这不是苏东坡的故乡吗!不就是他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眉山!昨天晚上，在那样戏剧性的情境，我曾落脚在苏东坡诗词中乡愁所系之乡，但全然不知是否是明月夜，更梦不到短松冈，连三苏祠堂都无缘一瞥。那时也想，既在岷峨区域上学，再去不难。在当年，这其实是很难的事，年经女子想望旅行都是奢侈的。

意外地回家度了一个寒假，真是福分啊!父母关切，幼妹逗趣，每天丰衣足食，睡在温暖的厚褥子上，常是充满着感恩之心。这是我在父母家中过的最后一个年，再能团聚已是到台湾之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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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战火逼近时——初读济慈



回到学校最企盼的是重回英诗课。

寒假中我曾向孙晋三先生请教英国文学浪漫时期的诗，主要是雪莱（那时我尚不知济慈），由他借给我的书上也抄了一些深层次的数据。这样的事使我全神贯注，忘了战争的威胁。

太平洋的英美盟军已渐占上风，转守为攻，美军收复菲律宾（麦克阿瑟当年撤退时，曾有豪语：“我会回来…”）登陆硫磺岛后，逐岛血战开始。但是国内战线令人忧虑，已无路可回的日本人打通了我们的粤汉铁路，全国知识青年呼应蒋委员长“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征召，有二十万学生从军，我在武大工学院的南开校友王世瑞已在放寒假前投考空军官校去了。在那陆军战事失利，渐渐由贵州向四川进逼的危急时刻，只有空军每次出击都有辉煌战绩，可叹人数太少，伤亡亦重，中美混合十四航空队成为人人仰望的英雄。

我已许久没有收到张大飞的信了，我无法告诉任何人，那寄自奇怪地名的浅蓝信纸的信，像神迹一样消失了。三江之外的世界只有旧报上的战讯了。

回到英诗课，朱老师先讲英国浪漫诗的特色，教我们抄八首雪莱的诗。所有初读雪莱诗的年轻人都会被他奔放的热情所“冲激”吧，爱情和死亡的预感常在一行诗中以三个惊叹号的形式出现，那种坦白单纯的喊叫是我在中国诗词中没有读过的，如《印度小夜曲》中的，I die！I faint！I failed"， （我死了…我昏了!我败了!）而我那青春苦闷心情的最高共鸣是他那首诗《哀歌）首句:，O World！O Life！O time！"，（“啊，世界…啊，人生!啊，光阴!”后来的版本删去惊叹号）简直就是我喊不出

来的郁闷。我所掂念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生死，而是感觉他的生死与世界、人生、日夜

运转的时间都息息相关。我们这么年轻，却被深深卷人这么广大且似乎没有止境的战

争里!朱老师说这诗不算太好的诗，但有雪莱本色。青年人为情所困，想突破牢笼而如喊叫。纯宣泄性的诗总有点浅，经不起岁月的冲刷。自从一九四五年二月我读了这首诗后，国家和我个人生命都不断地在剧变之中，数十年间，"O World！O Life！O time！"，仍不断地在我心中激荡，没有更贴切、更简单的语言能如此直述迷茫。

英国哲人罗素七十五岁时写完他的《事实与虚构》 ，讲述十五到二十一岁，心智成长过程中，影响他最大的书。其中有一篇是（雪莱的重要），说他少年时读到雪莱诗中如真似幻的情境，深感着迷。成年后见识日增，遇到一些深沉宁静的境界。会有似曾相识的感动。雪莱短的情诗。他都熟读在心，也渴望会产生那样痴迷虽然有些苦涩的爱情，“我爱他诗中的绝望、孤立和幻想景致之美……”成为他想象力和感情的光源。据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谈天时最爱谈雪莱，对这位出身贵族、才情飘逸的诗人的反传统精神十分倾慕。

朱老师坚信好文章要背诵，我们跟他念的每首诗都得背。英诗班上不到二十人，背书和私垫一样，无人能逃。“教”和“背”之际，每首诗由生变熟，有老师几句指引，确能得其真意。几首小诗之后，教到雪莱那首自怨自艾，充满悔憾的《沮丧》（"Stanzas Written in Dejection-December"near naples，），此诗亦因他相当正确地预言了自己溺海死亡，而令后世珍惜。

一九四五年，极寒冷的二月早上，我们四个同班同学由宿舍出来，走下白塔街，经过湿混混的水西门，地上已有薄冰，每人手里捧着手抄的英诗课本，仍在背那首《爱字常被亵渎）（"One WOrdIs TOO Often PrOfaned，）和这首《沮丧），它的第三节有一行贴切地说出我那时无从诉说的心情:“没有内在的平静。没有外在的宁谧（nor peace within nor calm around）

四个人喃喃背诵，有时互相接续，从县城转入文庙广场。由宽阔的石阶进了庙门，迎面看到坝星门旁石柱上贴了一大张毛笔布告，墨汁淋漓似乎未干：

二月二十五日早晨，美国巨型飞机一千八百架轰炸柬京，市区成为火海，日本相惶恐，入宫谢罪。

站在这布告前的数百个中国大学生，经历战争八年之后，大多数的人全靠政府公费生存;衣衫槛褛，面黄肌瘦，在大石板铺的文庙正庭，无声无言地站着，读到这样的复仇消息，内心涌出复杂的欣喜。

终于，这些狂炸我们八年的日本人，他尝到自己家园被别人毁灭的痛苦，也知道空中灾祸降临的恐怖了。自侵占东北以来，他们以征服别人为荣，洋洋自得地自信着，他们家乡的樱花秋叶永远灿烂，却驱赶别的民族辗转沟垦，长年流离…

我也无言无语，沉痛而欢欣地站在那石柱之前，想象一千八百架轰炸机临空时遮蔽日的景象，似乎听到千百颗炸弹落地前尖锐的呼啸，爆炸前灼热的强风，房屋的倒塌和焚烧，地面土石崩溅的伤害……啊，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死亡在日光月明的晴空盘旋，降下，无处可以躲藏，……

那些因菊花与剑而狂妄自信的男人，怎样保护那些梳着整齐高髻，脸上涂了厚厚白粉，大朵大朵花和服上栓着更花的腰带，穿着那种套住大脚趾的高跷木履的女人。踢踢踏踏地跑呢?有些女人把在中国战场战死的情人或丈夭的骨灰绑在背袋里，火海中。这些骨灰将被二度焚烧……

上课钟把我们带回现实人生，从石柱走向右排配殿第二间教室，又接续着背雪莱那首和我们完全不同的太平世界里优美的《沮丧》。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若能像他那样在往复的海浪声里死亡，是多么美丽。

朱老师上课相当准时，他站在小小的讲台前面，距我们第一排不过两尺。他进来之后，这一间石砌的配殿小室即不再是一间教室，而是我和蓝天之间的一座密室。无漆的木桌椅之外，只有一块小黑板，四壁空荡到了庄严的境界，像一些现代或后现代的stUdiO。心灵回荡，似有乐音从四壁汇流而出，随着朱老师略带安徽腔的英国英文，引我们进入神奇世界。也许是我想象力初启的双耳，带着双眼望向窗外浮云的幻象，自此我终生爱恋英文诗的声韵，像山峦起伏或海浪潮涌的绵延不息。英文诗和中国诗词。于我都是一种感情的乌托邦，即使是最绝望的诗也似有一股强韧的生命力。

这也是一种缘份，曾在生命某个飘浮的年月，听到一些声音，看到它的意象，把心栓系其上，自此之后终生不能拔除。

当然，最强烈的原因是我先读了雪莱《云雀之歌），再读到济慈《夜莺颂》，忘记了朱老师英文中的安徽腔，只看到人生万万千千的不同。多年之内一再重读，自己上讲台授课，读遍了能读到的反响，深深感到人生所有“不同”都可由（云雀之歌）的欢愉，《夜莺颂》的沉郁找到起点。命运、性格、才华。人生现实亦环环相扣，雪莱那不羁的灵魂，一面高飞一面歌唱，似星光银亮与明月的万顷光华，像甘霖、像流萤，像春日急雨洒上大地，而我们在人间，总是瞻前顾后。在真心的笑时也隐含着某种痛苦。诗人说，“我若能得你歌中一半的欢愉。必能使世人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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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雷、马、屏、峨



在读和背《云雀之歌）的时候，校长王星拱突然在文庙前广场召集师生，宣布一个重要的讯息:战事失利，日军有可能进犯四川，教育部下令各校在紧急时往安全地区撤退。指定武大由嘉定师管区司令部保护，在必要时撤退进入川康边境大凉山区的“雷马屏峨”彝族自治区。同学们都已成年，不可惊慌，但必须有心理准备。

在大学很少见到校长，更少听他训话。我记得那天在初春的寒风中，中国早期的化学学者、武大创校人之一的王校长穿着他的旧长袍，面容清瘦，语调悲戚，简短地结语说，“我们已经艰辛地撑了八年，绝没有放弃的一天，大家都要尽各人的力。教育部命令各校，不到最后一日，弦歌不辍。”

这之后六十年，走过千山万水，“雷马屏峨”这四个字带着悲壮的声音在我心中不时响起。代表着一种最后的安全。人生没有绝路，任何情况之下，“弦歌不辍”是我活着的最大依靠。

我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如果重庆失守。我到雷马屏峨如何找到回家之路?十天之后，爸爸写来一封快信，简短有力地写着，“国内战线太广，目前确实费力，但盟军在太平洋及欧洲局势日渐好转。吾儿随学校行动可保安全，无论战局如何变化，我在有生之年必能找到你。”

那是一段真正惶恐的日子，夜晚睡在木板床上，想着必须步行三百里旱路的艰困情景。女生宿舍中有高班同学传说，嘉定师管区的军人说：这些女学生平时那么骄傲。随军进山的时候就骄傲不起来了。也有人说，这是左派“前进份子”故意制造分化的谣言。有些高班的男同学向学校建议，指派二百男生和女生队伍一起随军进山。

在这样惶然不安的日子里，一九四五年四月初，在弦歌不绝的文庙，我第一次读济慈的诗，《初读查普曼译荷马》大约是所有人读他的第一首，用人们称为“戴着脚镣跳舞”的十四行诗的格律写他初读史诗新译时，如同探险家发现了新山峰的狂喜。

我读不懂他的狂喜。炸弹正在我的世界四面落下，落弹的呼啸和迸发的火海，由近而远，又由远而近，将我困在川西这座三江汇合的山城里。如今连这里也没有安全了。我不懂他怎么能与朋友“发现”了新的诗体，由天黑读到天亮，黎明时，在星光下步行三英里回到寄居的小楼，一口气写了这十四行不朽的喜悦，托快邮送到朋友眼前……。自从这首诗后，他五年间用尽了一生的才华，二十六岁呕血而死。

五年，对我是很长的时间，二十六岁也尚遥远，而我过了今天不知明天是什么样子?爸爸信中说在他“有生之年”必能找到我，他今年四十六岁，“有生之年”是什么意思?我心中有不祥之感。

朱老师再上课时，对我们的处境一字不提，开始进入第二首济慈诗，《夜莺颂）的讲解。他说，世人读过雪莱的（云雀之歌）再读这《夜莺颂），可以看到浪漫时期的两种面貌，以后你读得愈多愈不敢给Romanticism一个简单的“浪漫”之名。济慈八岁时父亲坠马死，十四岁时母亲肺病死，二十四岁时，在病重的弟弟病榻旁，面对渐逝的生命，悲伤无助，尝试在艺术中寻求逃离人生之苦，遂构思此诗。在温柔之夜听夜莺之歌，如饮鸩毒而沉迷，如尝美酒而陶醉，然而夜莺必不知道人间疾苦："Here,Where men sit and hear eachother groan"（这里，我们对坐悲叹的世界）。诗人坐在花果树丛，“在黯黑的浓郁芳香中倾听，在夜莺倾泻心灵欢欣的歌声中，迎向富足的死亡，化为草泥。”

阅读和背诵这首《夜莺颂》都不是容易的事，济慈的心思出入于生死之间，诗句长，意象幽深丰富。棺校之下，读雪莱金舌雀之歌）则似儿歌般的轻快了。此诗之后，又读三首济慈小诗，《惧诗未尽而死亡已至》另1首，《为何欢笑）和《星辰啊，愿我如你恒在）在这短短的两个月中，我经历了人生另一种境界，对济慈的诗，有心灵呼应的知己之感。

爬坡王

请教一下楼主，这书的大陆版与台版相比，有否删减？很想去买一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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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不用多说吧，大陆版当然删减很多，齐邦媛的反共笔调还是很显然的，呵呵。不过具体我也不清楚，得问作过比较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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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前进的读书会



在乐山的两年，我的生活似乎分成了两个世界。由水西门作界线，左转出去往文庙走。上课，看布告，读墙报，看各种展览（名家如徐悲鸿、关山月、丰子慎、凌叔华等，当然以地方人士和师生作品为主）;从水西门右转白塔街回到宿舍，则是一个

吃喝起居与人共处的现实世界。

我与赵晓兰搬到新房间不久，同房一位法学院同学邀我俩晚饭后丢“读书会”。我想去读些新书多么好，便兴冲冲地去了。

会场有三十多人，男生多于女生，那天正在讨论俄国作家高尔基的《母亲》，这本书我在南开时读过，很感动。下一次指定的是萧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书由大家传着轮流看，女生宿舍由我同室的侯姐姐（她休学回来复学，比我们大二、三岁）负责。我跟她去了三次，会场的讨论非常激昂热烈，充满了政治控诉，唱很多俄国民谣和《东方红》等歌。

在南开中学时没有晚上的活动，我周末回家，也从未听说有读书会，所以对我而言是新鲜事，在家书中很兴奋地提到。不久，父亲来信说，“现在各大学都有“读书会”，是共产党吸收知识分子的外围组织，如今为了全民抗日，国共合作，所有社团都公开活动，吾儿生性单纯，既对现在功课有很大兴趣，应尽量利用武大有名的图书馆多读相关书籍，不必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国内局势仍在低潮，前线国军真可说是在浴血守土。吾儿只身在外，务望保持健康，面临任何事时都必须沉得住气。”（这样的信，这些年中我仍字字默记在心。）

自此以后。我便不肯跟侯姐姐去读书会，推说功课忙要背书，还把抄的笔记给她看，济慈的《夜莺颂》又长又难，我刚去图书馆借了本冷门的原文书，时时在查字典。她便只带赵晓兰去了。回来后更大声地唱那些《喀秋莎》、《东方红》等歌。从此不跟我说话，在走廊上碰到我，故意把头猛然扭过去不看我。而真正令我伤心的是，赵晓兰也渐渐不理我了，住在咫尺之内却形同陌路。

于今回顾，共产党藉由读书会吸收年轻学生是有迹可寻的。

抗战时期，有一半的年月是国共合作的，毛泽东与周恩来都曾在重庆。毛泽东本人曾被选为一九三八年成立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张伯苓任副议长，当年任议长之汪精卫竟于一九四0年一月与日本签订卖国密约，不久去南京组成伪国民政府!）之后，毛前往重庆开会表示支持一致抗日的立场，同为参政员的我父亲曾与他相遇有过简短谈话。

共产党的《新华报》，自一九三八年初在汉口正式出刊后亦移至重庆，直到抗战快结束才停刊。在报纸是唯一新闻来源的时期，他们的言论影响了许多知识分子与学生。

周恩来是南开校友，常到学校看张伯苓校长，也多次以校友身份在周会演讲。大家最喜欢学张校长介绍他时的天津腔，“现在，我让恩（Neng）来跟你们讲话。”充满了对这位杰出学生的温情。

他顾念老校长的立场，只谈建国强身，赶走日本倭奴，成为世界上文化大国等等，似乎从未为共产主义宣传。事实上，他本身独特的吸引力就是最好的宣传，很多人藉由他温文儒雅、充实渊博的风格认识了共产党。青年人怎会想到当政府正规军在全力抗日的时候，他们用种种方式渗透了后方，胜利后，再由伤亡疲惫的政府手中夺取政权，然后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极权控制稳固了政权。

一九四三年我念高三，正是轰炸最厉害的时候。高三时分到理组的傅绮珍，多年在校与我友好。她高高壮壮的个子，俊秀乐观，终日笑口常开，功课人缘都好。后来她考上中央大学，留在沙坪坝，我远走川西乐山。暑假我回家，初时也见面谈谈，后来听说她与陈春明等六人与中大的一些男同学去延安了  这件事当时令我非常惊诧与难过。我一直认为她是我的好朋友，看课外书，写墙报，办活动等等都常在一起，她跨了这么一大步，竟然从不曾给我一点暗示，临行也没有一句告别。直到武大这读书会我才渐渐了解，傅绮珍是不可能告诉我的。她们也许早就参加读书会之类的活动，被左倾团体吸收，成为“前进份子”，而“幼稚”地痴迷文学的我，早已不是她的“同路人”，更何况赵晓兰这新交。

就在这时，校长宣布了教育部命令准备紧急时撤退到“雷马屏峨”的指示。女生宿舍人人惊慌，幸好上课时老师态度稳定：他们都是有家眷的，说大家共患难，不要怕。有几位四川本省的同学请假回家去了（学校允许补课、补考）。我们宿舍三楼有两间阁楼，因为顺着屋顶斜了一边，里面可以摆两张平床。两个小桌，只有一面有窗，另一面开着一片天窗，爱热闹的同学不喜欢住，而且低班的也轮不上。她们和我这间共享一座楼梯。有一天在楼梯上遇见历史系的李秀英，她说她的室友被未婚天接回叙永去了，说兵荒马乱的。先结婚再说。所以她那间阁楼空了一个床位，她知道我一直羡慕人少的屋子，欢迎我去与她同室。我几乎是跑步去舍监室，申请到了那个床位。那小小的木板床、小木桌，头顶上一尺半见方的天窗，对我简直是华美的宫殿……

在我收拾行李和书籍搬房的时候，侯姐姐用她惯有的大嗓门，不指名地说，“有些人家长在重庆作高官，还每个月领公费，享受民脂民膏，真是脸皮厚!每天口中念着云雀夜莺的，不知民间疾苦，简直是没有灵魂!”其他的人都低下头假装看书，没有说话，我想了想，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有和赵晓兰说声再见，赶快把东西搬到三楼去。

把新的铺位安好，坐在床上想想刚才的那一幕。心中十份难过。记得刚住进时，她要我们叫她姐姐，对我殷勤照顾，有时连洗澡小室都帮我先占一间，吃饭时在板凳上留个空位给我。还不到两个月，怎么就如此凶恶攻击呢？当天晚上，躺在小床上，看到天窗外，繁星满天，第一天想到也许是上帝给我讯息，叫我看看广大的窝苍，原谅别人的伤害?但是我年轻的心却无法吞噬那翻脸无情的攻击。

第二天到文庙上课，我到生活指导组去问，“伙食公费是给哪些学生？”那位半工半读的职员很不耐烦地说，“开战以来所有公立大中学的战区学生都有公费。”我问，“如果战区学生的家长在政府工作，有固定收入，也给公费吗?”他注意地看了我一阵子说，“从来没有人来问过这个问题，你叫什么名字？什么系的?”他写下我的名字后，板着脸说，“你回去写个呈文来说要放弃公费，学校给你转呈教育部。”然后就把咨询窗口关上了。

不到三天，文法学院同学间便传说我去申请放弃公费。鲁巧珍问我怎么回事，我告诉她只是去问了一下公费的资格而已，并没有多说一句话。她听说前进（左倾）的同学要拿这做个题目攻击教育部。当天晚饭后，我上楼经过原来房间，那位姓侯的“姐姐”在她靠门的座位上看到我，大声说，“有的人怕别人不知道他是权贵余孽，自己在到处炫耀呢!贪官污吏的女儿!滚出去!不要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  这是我独立为人第一次见识到政治的可怕与谎言。在我生长的家庭，革命与爱国是出生入死的，有情有义的，最忌讳翻脸无情，出卖朋友。

从此以后六十年来，我从不涉入政治，教书时连校园政治也不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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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三江汇流之处




住在小阁楼的斗室一年三个月。真是一生难得的欢畅，心情比屋子更感窗明几净。李秀英有个固定的男朋友，在城里找了个工作等她毕业，每天晚饭后到宿舍来找她出去，每晚舍监必来各室点名，她常常在九点锁门之前飞跑回来。所以晚上我有三小时独处，可以听不到纷杂的干扰。第一次可以自在地读书或清理满腹心事，是以前从来没有的幸福时光。小小的天窗开向大渡河岸，夜深人静时听见河水从窗外流过，不是潺潺的水声，是深水大河恒久的汹涌奔流声。渐渐地。在水声之上听到对岸有鸟鸣，就在我小窗之下也有呼应，那单纯的双音鸟鸣，清亮悦耳，却绝没有诗中云雀之欢愉，也没有夜莺的沉郁，唱了不久就似飞走了，又在远处以牠那单调的双音唱几声。初听的夜晚我几乎半夜不眠地等牠回来。这怎么可能？在我虽然年轻却饱经忧患的现实生活里，竟然在这样的夜晚，听到真正的鸟声伴着河水在我一个人的窗外歌唱……

白天我问同学。现在河岸唱歌的是不是杜鹃鸟?她们说是布谷鸟，你听到它唱的是“布谷!布谷!”是催农人插秧了。用“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样的美文也写不出这江岸之美。白天我把小天窗斜斜地开着，无数不同的鸟声随同阳光流泻而入，令人竟至坐立难安，必须走出这斗室去寻找歌声的来源!半日没课的日子，我常抓起待背的诗本，出水西门，由水夫们挑水上下的石阶下去，往右边河岸走去。在那看似荒草湮没的河岸，有一条依稀可辨的小径，引向一堵废砖墙下，如果有勇气跨过去，便可以发现一片小小草坪面对河水。草坪后面是一丛树，树后面是我宿舍的楼，在三、四楼之间斜建而上的，是我那间斗室。那扇小小的天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似在反映我的惊喜:再往前走二十尺，河岸转折，就无路了。这是一块不可能被人发现的，我私有的乐园，和嘉陵江畔岩壁上的石窟一样，是我的避世净土。

我发现到这地方却纯由一个“缘”字。

一年级下学期某个早晨，我由那间陋室出来稍晚，走向大门时，看见一个挑水的老者在上锅炉的石级上摔倒，头撞在阶上血流满脸，旁边的水夫扶起了他，却不知如何止血。我当时立刻奔回房间，拿出家中带来的药盒，棉花、红药水、纱布、胶带，帮他止血包上，用的全是童子军的重庆救灾训练。在南开六年全无我用武之地，如今能在自己落难离家时“日行一善”，自己也感动了一番。

我把那瓶红药水和纱布等送给伤者，两位水夫在旁边对我说这是他们的领班，因为老婆生病，儿子不争气，他都五十岁了还得出来挑水。这之后每天早上我都注意看他有没有换药，直到伤口结疤。在那个时代，药护观念是柑当原始的，我那童子军知识，在此已不算太落后了。那天早晨，当我站在水西门外的草丛申张望时，那位老水夫正在河里用水桶挑水。他看我拿著书，便走过来，小声的指给我绕右一条小径再转前行，可以找到一块读书的她方，“这边人杂，我会告诉他们不打扰你。”

这真是我最富足的产业啊!在乐山之后的两年，我从没有告诉人这个地方，和那江上的岩洞一样，对我是圣灵之地。那一年我二十岁，面对重重威胁的人生，觉得随时可能失去一切，孤苦无依。唯一必须留下的是自己的心灵，这一颗切切思慕知识、追寻善和美的心灵，而这河岸小片净土，曾是我安心置放心灵之地。

初搬上阁楼时，夜闻布谷鸟啼，竟似济慈在祖屋院内听到院里筑巢的夜莺歌唱心情。很想去找找鸟儿筑巢的树，在河岸窗下方向搜寻多次，当然是找不到的。暮春二一月，岂止江南杂花生树，莺飞草长!坐在河岸那里。晴天时远远看得见青衣江上帆船顺流而下，后面是无根的江夭。青衣江至今仍引人遐想，千年前李自初过乐山，有诗《峨嵋山月歌》:“峨嵋山月半轮秋，影入平?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平羌就是青衣江。?羌族与彝族是川西原住民，不知在哪个朝代被汉人“平”了，把江名改了，纪念征服，但是世世代代的人仍以清溪般的心情称它原名青衣江。这来自神秘西康耶峡山脉初溶的雪河，注入在我脚下浊流汹涌、咆哮的大渡河后，左转流进眠江，在山岬角冲激之后，到了全城取水的水西门外，江水变得清澈，流过唐朝依山所建高七十一米的大佛脚下，温柔回荡，从没有浑浊的时候，天晴正午可以隐约看见江水中横过一条清浊的分界。

面对这样壮丽的江山，不由得我不千百遍地念着刘若虚《春江花月夜）中“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诗句，我自知如此渺小，如此无知，又如此傍徨无依;但是我也许是最早临此江流，背诵英国诗人济慈的中国女子吧。我沿着自己那一段河岸前前后后地镀着，背诵了济慈的《夜莺颂），《希腊古瓮颂》，《秋颂》，背到《无情女》的最后几句：

在幽暗里，死亡勇士的祷嘴

大张着，预告着灾祸：

我一觉醒来，看见自己

躺在这冰冷的山坡。

背诵间竟因它的阴森感觉而匆匆跑回宿舍，第二天又去背。既长又难且迷人的《圣亚格尼节的前夕）第一段。诗句的背诵和我青春迸发的诗思，与那样的季节那样的天地融合成一种永远不能淡然处置的人生情怀。在当时曾被同学嘲为“不食人间烟火”的恍忽者。于日后漫长的一生，却转为一种无法解释的不安现状的孤僻。

济慈的诗只有《秋颂》是我乐于与人外享的，它是温暖、认命。成熟完美的诗篇。麦子收割后的田拢，呈现季节的自然悸动。傻蜜蜂在夏末迟凋的花间，以为夏日永无止境，而蟋蟀低唱，燕子绕空飞鸣，秋已深了， 达到了完成之境。

读了大约十首济慈的诗后。朱老师返回《英诗金库》的第一部，讲了一些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十四行诗，让我看到抒情诗的又一种写法。

这时，五月已经过完，进人六月了。有英诗课的日子，我仍与同班同学三、四人出自塔街过湿媲洒的水西门。一路喃喃背诵往文庙走去。但我们也已知道，外面的世界全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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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张大飞殉国



盟军在五月二日完全占领了柏林，日本境内也在美空军密集轰炸之下开始疏散，自杀飞机成了他最后最残忍的武器。我国渐渐在广西收复失土，六月十二日战报，日军势孤，湘西会战，我军大胜，歼灭日寇一万余人，正朝桂林进军……。

宿舍弥漫着欢欣的气氛，所有人解开了准备步行去“雷马屏峨”的背包，准备大考及暑假回家。合唱团、音乐会、送别会，郊游的活动又开始热烘烘地举办，休学和请假的人很多都带些羞愧的表情回来上课了。四月十二日，美国罗斯福总统突然逝世，对中国的冲击很大，有一天朱老师在英诗课突然念了一首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啊，船长!我的船长…），追悼他不及见战争胜利。此时读此诗，觉得响亮有力，如鼓声送别。

然而不到百日之内，我竟第二次清晰地想起这首诗，刻骨铭心，沉重的，不甘心的哀伤。

我最后一次到水西门外我的河岸是六月初。春天已经过完，岸边的草长得太高，已渐湮没小径。我去那里读哥哥写给我的信，这封信我已经收到两天了，那两页信纸内容也已经背熟，但是我必须找一个地方，好好地想一想……。

哥哥信上说，张大飞在五月十八日豫南会战时掩护友机，殉国于河南信阳上空。他在重庆战报上看到前线的消息，周末回到家收到云南十四航空队寄给他的通知，我们家是张大飞的战时通信地址之一。他留下一封信给我哥哥，一个很大的包裹给我，用美军的帆布军邮袋装着。大约是信件。他说我快放暑假回家之前，最好有个心理准备——他的信里附上了张大飞写给他的信。

这是一封诀别的信，是一个二十六岁年轻人与他有限的往事告别的信。我虽未能保留至今，但他写的字字句句却烙印我心。他说：

振一：

  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个人都走了。二一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回航，我知道下一个就伦到我了。我祷告，我沉思。内心觉得平静。感谢你这些年来给我的友谊。感谢妈妈这些年对我的慈爱关怀。使我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全然的漂泊中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也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

我请地勤的周先生在我死后，把邦媛这些年写的信妥当地寄回给她。请你们原谅我用这种方式使她悲伤。自从我找到你们在湖南的地址，她代妈妈回我的信，这八年来我写的信是唯一可以寄的家书，她的信是我最大的安慰。我似乎看得见她瘦小女孩长成少女，那天看到她南开的操场走来，我竟然在惊讶中脱口而出说出心意，我怎么会终于说我爱她呢?这些年中，我一直告诉自己，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则，我死了会害她，我活着也是害她。这些年来我们走着多么不同的道路，我这些年只会升空作战，全神贯注天上地下的生死存亡：而她每日在诗书之间。正朝向我祝福的光明之路走去。以我这必死之身，怎能对她说“我爱你”呢?去年暑假前，她说要转学到昆明来靠我近些，我才知道事情严重。爸爸妈妈怎会答应？像我这样朝不保夕，移防不定的人怎能照顾她?我写信力劝她留在四川，好好读书。我现在休假也去喝酒。去跳舞了，我活了二十六岁，这些人生滋味以前全未尝过。从军以来保持身心洁净，一心想在战后去当随军牧师。秋天驻防桂林时，在礼拜堂认识一位和我同年的中学老师。她到云南来找我，圣诞节和我在驻地结婚，我死之后抚恤金一半给我弟弟，请他在胜利后回家乡奉养母亲。请你委婉劝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这一年的大考延后一些，给请假的人补课的时间吧。我于七月六日与许多同学搭船回炎热如火炉的重庆，看到书桌上那个深绿色的军邮袋时，即使妈妈也难于分辨我脸上流的是泪还是汗。种种交纠复杂的情绪在我心中激荡，好似投身入那三江汇合的激流。两天后我才打开那邮包。上面有一封陌生笔迹的信，里面写着：

张大飞队长已于五月十八日在河南上空殉职。这一包信，他移防时都随身带着。两个月前他交给我，说有一天他若上去了回不来，请找按这个地址寄给你。我在队上担任修护工作，随着他已经两年，他是很体恤人的好长官。我们都很伤心。从他留在待命室的上装口袋里找到一封你的信。也一并寄上。望你节哀。

                                                                                  周□□敬上

他的信封里装了一张折了多次，汗渍斑斑、浅蓝己褪至黄自色的。我在南开高二一时写的信，那是一封纯粹的文艺青年的信，说：

很羡慕你在天空，觉得离上帝比校近。因为在蓝天白云间，没有“死亡的幽谷”……你说那天夜里回航，从云堆申出来，膏地看到月亮又大又亮就在眼前，飞机似乎要撞上去了。如果你真的撞上了月亮，李白都要妒忌你了……而我现在每天要在教室至少坐八小时，几何那么难，几乎令人生趣全无。幸亏有孟老师的词选，不必只为了考大学活着。今天看高一的同学忙着把被单缝威裙子，要去参加全市运动会的团体舞，那就是我们以前做的事，幼稚得要命。我现在都不敢看课外书了，星期六回家经过时与潮书店门口，我都快步走过，以兔受到诱惑?

这样的信我写了好多年，直到我去乐山读哲学系。对于他，这些信大约像烟酒跳舞对他队友一样，有帮助忘却狰狞现实的用处吧。我从乐山想转学到昆明西南联大去找他时，他急着来信阻止，其中有句说:“你对我的实际生活，知道的愈少愈好，对我“光荣”的实质情况愈模糊愈好。”初读时，我看不懂，以为他“变”了。多年后才全然了解，善良如他，嚣然觉醒，要退回去扮演当年保护者兄长角色虽迟了一些，却阻挡了我陷入困境，实际上仍是保护了我。

我那一大包信，他曾仔细地按年份排好，第一封从湖南湘乡永丰镇扶稼堂寄的，小学毕业生的平安家书;最后一封是大学二年级外文系学生写的，已承认自己没有研究哲学的慧根，全心投入雪莱和济慈的浪漫诗情。从阁楼的小窗看满天星辰，听窗外树上鸟鸣布谷，你在哪里?你怎么像裤迹般显现挚爱。又突然消失了呢？

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四年，一个少女在残酷战争申成长的心路历程，详详细细地记录在那一百多封信中，我留在家中柜里那一包他七年间写的更大数量的信，是一个十九岁的青年由流离的困境投身最强烈的战斗的完整自述。他驾驱逐机击落敌机的时候。有时会想：我这样虔诚的基督徒，却这样长年做着杀戮的工作，上帝会怎么裁判呢?牠不是说“生命在我，复仇也在我”吗?耶稣说人若打你左脸。你把右脸也给他打吗？但是日本人不但打我的脸，他们杀了我的父亲，摧灭了我的家。将我全国的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追杀至今。我每在郊区打下他们一架飞机，即可以减少牺牲于炸弹下的多少冤魂……。

这两大包信，放在一起。这一年夏天，我没有力量重看。他的死讯虽在意料中，但来时仍感意外，因而难于印证现实。

所有的迹象显示，战争快要结束了。麦克阿瑟将军收复了菲律宾，实践“我会回来…”的豪语。我国在芦沟桥事变后八年的七月七日军事委员会宣布:“八年抗战，截至现今，共计毙伤日寇及俘虏日寇达二百五十余万人。我阵亡官兵一百三十余万人，负伤一百七十余万人。战局现已转守为攻。”全国开始生活在期待中。

几乎在此同时，陈纳德将军辞职的消息震惊了中国朝野。罗斯福总统逝世后，美国的三军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由马歇尔将军继任（“马歇尔计划”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世界局势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国共战争时他前来调停，但是一般认为他偏向中共的“进步改革”，间接造成了国军的失败而失去大陆）。中国战场的盟军司令史迪威将

军与蒋委员长合作得不愉快，曲魏德迈将军接任，他收到总部指示说，陈纳德以最少的资源已打了很长时间的游击战式的战争。“采用现代化进攻战术和技术的最迅速和有效的办法是撤换指挥官。”

陈纳德在重庆的告别仪式几乎是空前绝后的热情感人，两百万人挤满了街道和临街的门窗，他的座车无法穿过人群，人们手推着他的车子到欢送广场，全城伤痕累累的房屋上挂满了各种旗帜，许多绣着飞虎的队徽。蒋委员长亲自授赠中国最高的青天白日大勋章，表示中国人民对他多年血汗相助的感谢，美国政府也在此授与特勋金十字勋章，并挂上第二枚橡树叶奖章。这一年陈纳德五十二岁。正因为他来到了神秘遥远的中国，脱离了美国正规军的律令，以近乎江湖闯荡的个人魅力，聚集了千百个同样的好汉，用驱逐机的战术解救了地面上无数苦难的生灵。

四个月之内，罗斯福逝世，陈纳德解职，张大飞战死。这一场战争带着无数人的憾恨落幕，惠特曼《啊，船长!我的船长!），那强而有力的诗句，隔着太平洋呼应所有人对战争的悲悼：

啊船长!我的船长!可怕的航程已抵达终点；

我们的船渡过每一场风暴，

追求的胜利已经赢得;

港口近了，听啊那钟声，人们欢欣鼓舞，

所有的眼睛跟着我们的船平稳前进，它如此庄严和勇敢；

可是，啊，痛心!痛心!痛心!

啊，鲜红的血滴落，

我的船长在甲板上躺下，

冰冷并且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