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一个曾经的“小开”回忆录

老木匠

这是“弄堂”论坛上一位网名“香港爷叔”的回忆录，很有意思，作者同意转贴在不太招摇的网站，我就搬运一回了。

http://www.longdang.com/bbs/thread-22966-1-1.html

我這樣來到人间

一

聖誕節之後整一個月﹐上帝把我創造在上海最著名的婦科私人醫院孫克基醫院。感恩上帝創造﹐應感恩父母生育。

四十年代初﹐父親在上海聖約翰大學讀書﹐母親就讀東吳大學商科。外公是浙江興業銀行董事經理﹐43年春祖父親自到浙興銀行﹐托浙興董事長徐寄廎作媒﹐向我外公提親。

1944年春父母的婚禮在上海麗都花園【註1】舉行﹐男方證婚人徐采丞﹐瑞士洋行經理﹐杜月笙的代表。女方證婚人徐寄廎﹐浙興銀行董事長﹑上海商會會長﹑上海銀行公會會長﹐兩位都是祖父榮豐紗廠的常務董事。【註2】

以我家當時的經濟及地位﹐婚禮完全可以極盡奢華﹐但儘管華麗隆重﹐卻只有茶點﹐不設酒席。

此一是蔣介石提倡節儉新生活運動﹐二是杜月笙帶頭的風氣。

杜家總帳房黄國棟的回憶錄《杜門話舊》有如下記載﹕

        杜月笙的子女都已長大，五個兒子及一個女兒的婚事都在麗都花園舉行，只設茶點招待，每次來賓千餘人，花費還是很大。

杜月笙六十壽辰，也在麗都花園舉行。杜要求節約，每席僅六個素冷盤和一大鍋光麵，飲料由可口可樂公司和中國啤酒廠奉送。那天除來賓六千餘人之外，來要飯的乞丐也有三千多。

又在牛莊路中國大戲院義演三天，開支由杜負責，南北京劇名角全部盡義務，全部收入捐赠慈善機關。                                                                                   

(《杜門話舊》1969年刊於《中華文史資料文庫》)

二

當年祖父向外公提請時﹐按當時習俗交換了父母生辰八字﹐雙方回家請相士測算﹐看看是否配合。結果一測母親的八字﹐竟然只有四十五歲陽壽﹐算命先生的話﹐聽過也就算了。祖父很開通﹐只要父親願意﹐他沒再說什麼。

1968年﹐偉大領袖毛主席發動的史無前例無產階級革文化大命﹐如火如荼﹐10月一個下午﹐父親突然接到造反派命令﹐即時出發﹐不知去向﹐生死未卜。

第三天一早母親在窗前整理物品﹐心情悲涼﹐突感絕望﹐不如一死了之﹐正當她把一張凳子放在窗前 (我家居老公寓6樓) 準備跨出一步時﹐有人敲門﹐是鄰居周女士﹐說我父親來電。這時家裡電話已被拆除﹐我父親被押送到郊區一工廠關押審查﹑勞動改造﹐第三日他趁上廁所間隙﹐偷偷在公用電話致電鄰居家﹐父親說﹐任何時候我都不會尋短見﹐你等我回來。

這一天﹐離母親46歲生日還有十天﹐相士預言的生死一關就這樣跨了過去。

三

父母婚禮上﹐母親的伴娘是她的表妹。抗戰勝利後﹐她與駐上海的國軍空軍飛行員王光復相識成婚。
49年他們夫婦去了台灣﹐因為王光復是王光美的五哥﹐中共“皇亲国戚”，在台備受猜疑﹐只得在五十年代移居美國。

度尽劫波，柳暗花明，我父母和他們在美国重逢﹐已是六十三年之後的2007年。

祖父辛勞一生﹐在上海和家鄉創立了二十多家企業﹐成為浙江省首富﹐最終在文革中貧病交加過世﹐一分遺產也沒留下。他生前對我說過很多次﹕「與其積財予子孫﹐不如積德予子孫」﹐祖父的遺言一直深深銘刻在我心中﹐成為我一生價值觀的基石。

                                                                                               2010年5月10日

【註1】麗都花園老闆高寶鑫是杜月笙初出道時的小八股黨成員﹐抗戰時﹐他的汽車司機吳四寶和中統特務丁默村一起投敵成為汪偽特務機構傑司菲爾路「76號」偵緝大隊長﹐敲詐高寶鑫並將其槍殺。解放後﹐麗都花園成為政協文化俱樂部﹐文革後是上海市政協所在地。

【註2】抗戰時期﹐祖父的上海印染廠被日寇佔據﹐1938年他另開設榮豐紗廠﹐原為獨資﹐杜月笙的代表徐采丞來參觀後提出要參股﹐杜出資一萬﹐徐采丞和徐寄廎各出資三萬﹐祖父乃請杜為董事長﹐他自己和兩徐為常務董事。

老木匠

前言

http://www.longdang.com/bbs/thread-22991-1-1.html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我年已“耳顺”，心却连“不惑”都做不到，幼稚幼稚，太不成熟了。没办法，我们这代人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折腾——

我21岁被戴反革命帽子，35岁才撤消——80年代改革开放，我的感觉是回到了中学毕业，刚开始真正的生活、真正的人生，我的心理年龄今年才39。

但是，毕竟花甲年华，虽然尚不龙钟，不服也不行。这些年半退休状态——香港可享受不到退休工资这样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整天坐在办公室等客户电邮，经济不景，生意清淡，写作成了我唯一娱乐 (我不打麻将，不打沙蟹，不抽烟喝酒，不轧拼头)。

断断续续写了有二十万字，不在乎给谁看，只为给自己一个交代。所以百无禁忌，如实写来，自然牵涉大风浪中各种面孔，旧时代里人生百态，偶有不符合安定团结之议论在所难免。

网络者，公众网友发发牢骚之所在；弄堂者，阿拉上海宁谈谈三海经的地方，如果我的回忆录原封不动贴上来，一定大煞风景。所以我贴了三篇之后，想到此为止罢。

想不到这类乏味的个人文章竟得到多位弄堂朋友来听一听，来轧几句三湖，老父由衷感动，非常鼓舞，为报答大家知音这恩，决定继续贴下去，只是我要动大手术，缩短篇幅，删改人名，贡献于各位有识之士。

这里先贴出我回忆录的前言。

寫 在 前 面

平常生活平常心﹐各人自有各人命﹐人生並不一定要有重大建樹﹐更不一定要對國家民族做出豐功偉業。我願意相信上帝給我選擇了最適當的道路﹐只須以真善美之心﹐信義誠之德﹐走下去﹐在最後審判時﹐偉人未必排在我前面。

常常在似睡未睡間﹑心無旁騖時﹐忽然想起多少年前一件尋常事﹐記得那么真切﹐那么清楚﹐仿如昨日﹐記下來並無意義﹐忘掉了卻有點可惜。

記憶﹐像進入一條時空隧道﹐和自己過去的生命相遇﹐和逝去的歲月重逢﹐很真實﹐很神奇。

人總有那么一天﹐世界上任何東西都變得毫無價值﹐只有經過時間篩選的親情和記憶﹐伴隨你走向天國。

                                                           2008年6月25日記

老木匠

風雨五十年
                                                           (回忆录之一)

    文革中燒了不知多少老照片﹐在沒見過世面的紅衛兵造反派眼裡每一幅都是鐵一般的反革命罪證。直到小將們自己也當了父母﹐或整天沉溺於麻將﹐或一心望子成龍﹐一些親友才敢把收藏了幾十年的發黃舊照拿出來﹐奉歸原主。當我們重獲這些隔世紀錄時﹐真是驚喜萬狀﹐百感交集。
在這張攝於1947年6月的照片中﹐父親抱我坐在Buick新車前﹐兩歲半的我還不知父母即將離開我赴美留學。（转贴者注：因为作者言明勿转贴照片，故删除之）

拍攝地點是我當年的家中﹐上海紹興路54號。從1953年起﹐這裡成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社址﹐直到現在。隔壁是青幫大佬陳世昌的宅邸﹐對面是曾任國民政府財長的出版業鉅子王雲五的大宅﹐解放後為上海出版局。

    我的祖父章榮初﹐1918年十八歲從浙江農村到上海白手創業﹐1956年﹐著名導演桑弧見到他發表在上海政協文史資料上的回憶錄後﹐以其事跡為藍本﹐拍攝了文革中被批為「大毒草」的《不夜城》。

祖父在上海的主要企業榮豐紗廠﹐是當年上海十大棉紡企業之一﹐現在是上海國棉三十一廠﹐在文革中出了個「名人」—王洪文「五虎將」之一的黃金海。

    在拍攝這張照片後不幾天﹐我父母就登上了駛往舊金山的「戈登將軍號」輪船。1952年﹐父親在獲 MBA學位後歸國﹐直到文革結束﹐才從公開出來的檔案中得知﹐幾十年裡﹐他倍受黨的關懷器重﹐卻原來一直是背著「美國特務嫌疑」﹐檔案中寫道﹐他是乘坐一個美帝將軍的私人游船去的美國。其實﹐戈登將軍是第一次大戰時的盟軍總司令﹐早死了多少年了﹐解放前上海有條馬路就叫戈登路﹐這也是那個啼笑皆非年代的笑話之一。

這張照片拍攝五十周年時﹐我在美國洛山磯家中﹐和我正上大學的兒子又在他的汽車前拍了一張﹐現在這兩張相距半世紀的照片﹐并列在我的書桌上。

请留意这张照片上的车牌是 53835。

杜月笙的雪佛莱车牌是 7777，1935年我祖父送他一辆卡迪拉克，杜把旧车给了二太太，亲自为新车指定了一个新车牌 11711。

现在富豪热衷的 8888，那是广东人的习惯，当年上海人选择的都是两边对称的，这叫作 “翻个身还是一样”。

如我祖父的企业叫 “荣丰”，祖父说过，翻个身还是荣丰，这才是上海人的思维。广东人只简单地要发发发，缺乏思维能力。

不过遗憾的是，历史已经证明，翻个身就什么都完了。

                                        1998年4月30日於洛山磯

(本文刊于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第7辑  1998年8月 )

老木匠

我的母校(回忆录之二)

若說上海大學第一名校是聖約翰 (St. John’s )﹐那麼中學第一名校當數「中西」(女校) 和「南洋模範」(男校)。中國的現代教育起自基督教會﹐上海江蘇路上的中西女中不但因出過宋氏三姐妹而著名﹐更是中國西化的搖籃。

「中西女中」﹐亦稱「大中西」﹐因為還有個「小中西」﹐即「中西女中附小」﹐這就是我的母校。

我進小中西時仍是私立﹐「中西」名副其實﹐班上還有很多外國孩子﹐我班一個金髮英國女孩高文麗﹐漂亮得像仙女﹐其父是宋慶齡的秘書﹐文革後知道她曾考入上海芭蕾舞學校﹐著名的四小天鵝之一﹐後來跳白毛女配角﹐文革中去了香港﹐還以「白毛女劇組著名演員」紅了好一陣。

   「噹噹﹐噹噹」﹐老校工敲響校門口的銅鐘﹐由家長或佣人送來的學生奔跑著涌進狹小的校門。水泥路盡頭是一個四周全是窗戶的圓形教室﹐只有門和走廊相連﹐那是中西幼稚園。走廊向右是低年級教室﹐向左是教師辦公室。教師辦公室外隔開一片草坪﹐是一座在當時非常新式的、大鋼窗的高年級課堂。草坪後面一條小道通向操場﹐側邊竹籬笆上有扇平時上鎖的木門﹐那邊就是「大中西」了。記憶最深的是大中西有個很大的荷花池塘和一條木頭九曲橋。

每天一早升國旗﹐旗杆在幼稚園房頂上﹐國歌由一個六年級女孩鋼琴獨奏﹐國旗被拖過幼稚園屋頂﹐無精打采地徐徐升上旗杆﹐由于旗杆太短而國歌太長﹐國旗升到一半要停下來等國歌的「前進前進前進進」。

53年下半年﹐一天班主任老師說﹐「我們學校不再叫小中西了﹐因為西就是美國﹐改名叫為群﹐群就是人民群眾。」次日下午﹐全校師生排列在校門內外﹐白底黑字的「為群小學」招牌在鑼鼓中放上了校門﹐原來的小中西是沒有招牌的。同時大中西改為市三女中﹐一年後「為群」又改為江蘇路第五小學直至今日。

從那時起每週都有大會﹐要一些外國學生的家長來講﹐蘇聯怎麼怎麼好﹐美國怎樣怎樣壞﹐還有朝鮮家長說中蘇一定打敗美帝野心狼等等﹐印象極其深刻。我們幼嫩的觸角開始接觸到冰冷的政治怪物。

52年父母從美國回來時﹐帶回很多他們在美國遊歷時拍的 8mm電影﹐從這些電影裡我知道了真實的美國﹐和學校教育的完全相反。

「少年先鋒隊」組織進入學校時﹐我已經六年級。班主任老師說﹐大家都應該做一個少先隊員﹐我們矇矓的政治敏感似乎感覺到這種政治表態關係到我們的升學﹐於是所有人都舉手﹐幾天後我地加入了光榮的少先隊。

近年我去過江蘇路﹐馬路拓寬了﹐大小中西的校園都被削去幾十米﹐大中西非常美麗的花崗岩校門被拆毀﹐草地減少一大半﹐校園又劃出一塊地造了高樓﹐叫什麼「中西商業大廈」﹐不倫不類到極。近年﹐宋氏三姊妹的故事家喻戶曉﹐「中西」的光環又亮了起來。
                                                                                                                       2004年11月

【註1】中西女中原名中西女塾，是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创办于1892年3月。1930年改名为中西女子中学校，直到1952年7月由上海市教育局接管，共经历了60年。中西女中发起人林乐知（Allen）﹐美国卫理公会传教士。1860年携家眷来到上海，学习國語滬語﹑中国文学哲学。在他建议下美国教会女布道会在上海建立一所高级女子中学，1917年由中外人士捐款，购买了占地89亩的经家花园，即今天上海第三女中所在地——江苏路155号。

当时经家花园是一所私人住宅，花园内一条横贯东西的龙墙，将校园隔成南北两园。楼西有一水池，池边紫藤花架环绕，楼前是大草坪和茂密小树林。从龙墙上的瓶式洞门穿过即达墙南池塘，塘中有草木茂盛的小岛称 “情人岛”。小桥与池边一座茅亭连接，曲径通幽。

1921年校方为外籍教师建造了一座三层小楼——教师之家（现为幼儿园），翌年在校东侧建立了现在的五一大楼，其中包括学生宿舍、医务室、二个大饭厅及一个小礼堂。学校南园的健身房建于1928年，全部由历届毕业生捐款建造。1938 年增建一座四层大楼 （即今五四大楼）﹐包括各年级教室、教师办公室及一座内部装修讲究的大礼堂。此校園格局保存至今。

( 摘自1937-1952年中西女中校長薛正著《我所知道的中西女中》)

老木匠

我與上戲( 回忆录之三)

1963年暑假終于來臨﹐這年上海電影專科學校不招生﹐浙江美術學院不招生﹐中央美術學院只招版畫系﹐中央工藝美術學院不對我胃口﹐我根本不想去北京﹐余下的唯一選擇﹐只有上海戲劇學院舞台美術系。

初試很簡單﹐上午考素描﹐下午創作。

我16岁跟張充仁老師學素描﹐功夫不是白費﹐現在面前的素描靜物只是一個啤酒瓶﹑一隻白瓷碗加一條老黃瓜的三角構圖﹐我看看週圍考生的畫版﹐信心十足地第一個交了卷。

下午創作試題是「節日之前」﹐我画的是車間裡幾個工人爬在梯子上掛五一燈籠﹐後面排列整齊的車床上插著先進紅旗﹐工人階級們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那年代﹐不可能﹑也不需要任何創意。

去年已进入上戏舞美系的朋友打電話來說﹐我的專業初試成績得第三名﹐呵﹗文化試很平常﹐作文﹑外語﹑數學三門﹐有了專業試的高分﹐此刻我走在上戲校園裡﹐步履輕穎﹐已經把它當作自己的學校了。

發榜那日﹐校門口擠滿了學生﹐父親讓我站在人群外圍﹐他自己擠進去看﹐怕我一旦落榜會很失落﹐但是我總算爭氣。舞美系兩千考生取四十﹐「不容易﹐不容易」父親逢人就說。

其實﹐真正的關卡在復試,﹐無情地把三十名滿懷豪情的學子擋在門外﹐將是多麼殘酷的打擊。

在校門東首一幢樓裡﹐四十個春風得意的應考生聚集在樓梯台階上，等候叫名。一進課室﹐三位教師第一個看我帶去的素描水彩習作﹐第二個打開画册﹐要我分析幾幅作品﹐第三個問﹕「最近看過什麼話劇﹖」

「在電視上看過霓虹燈下的哨兵。」

「說說你的分析。」

我事先准备的﹐反反復復就這三兩句﹐自己都覺得生硬教條﹐笨嘴笨舌。正尷尬時﹐門一開進來一老者﹐教師們全起立迎候﹑讓座﹐原來是大名鼎鼎的上戲院長熊佛西。

熊院長順手拿過我放在桌上的素描﹐打開一看﹐「哎﹐你這是在哪兒畫的﹖」張充仁1935年回國前在盧浮宮買了很多從原作上翻模下來的雕塑﹐不少是中國的唯一﹐熊院長果然慧眼。

我告訴他是充仁畫室的功課﹐他長長地啊了一聲﹐異常親切地問我「張先生好嗎﹖你替我問候他。」週圍的教師一看院長和我攀家常﹐個個笑容可掬起來﹐滿室朗朗。我愉快地走出教室﹐外面的考生都怔怔地望著我﹐仿彿我已經被錄取。

美麗的校園﹐綠草如茵﹐樹木搖曳﹐陽光明媚﹐恰如我心。

下午﹐最後一關﹐政治口試。

有些緊張﹐什麼叫政治口試﹖葫蘆裡賣什麼藥﹖出來一個﹐大家都圍上去問﹐考些什麼﹖

「噢﹐問我對自由市場的看法。」稀奇古怪。

「問我怎樣向雷鋒同志學習。」老套教條。

叫到我了﹗

推門進去﹐呵﹐好大一個排練室﹐四壁空空蕩蕩﹐唯一的教師坐在中央一張課桌前﹐我顫顫地在三米外的一隻板凳坐下。

教師對我不理不睬﹐埋頭看我的案卷。過了三分鐘﹐或者只是一分鐘﹐但我覺得很長很長時間﹐他猛然抬頭﹐用極其嚴厲的﹐在我聽來甚至是惡毒的﹐問﹕「你什麼出身﹖」

「資產階級。」

「你對你那資本家父親有什麼看法﹖」

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感覺到強烈的直接的敵意﹐一道涼氣從我脊樑直灌腳跟﹐同時一股仇恨從我心底涌上來﹐毫無疑問﹐這是階級仇恨。

一個四十來歲的政工幹部﹐一個十八歲的無知中學生﹐我至今想不出他挑起這種階級仇恨的理由﹐他目光如炬﹐直視著我﹐令我感覺自己是受審的罪犯。

「我父親是資本家﹐接受黨的改造﹐當然還有很多資產階級殘餘思想。他愛國愛黨﹐受到黨和國家的重視 ……」

教師一言不發看著我。

「他參加民主黨派﹐積極工作﹐也要我聽黨的話 ……」

還是一言不發。

我不知該說什麼﹐難道我在說謊﹖難道我說錯了﹖

父母52年在朝鮮戰爭中﹐放棄美國的博士生和高薪前程﹐和四百多留學生返回祖國。這不算愛國嗎﹖

在經過反右運動的教訓之後﹐父親積極靠攏組織﹐身为政协委员﹐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見﹐這不算聽黨的話嗎﹖

當年上海中層以上幹部幾乎清一色黨員﹐只有三個副局級幹部是陳毅市長親自任命的工商業者﹐父親亦其一﹐這不算受到黨和國家的重視嗎﹖

還是一言不發。

許久﹐「好了﹐你出去吧。」

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那叫政審。」父親聽了我的敘述﹐「你應該大罵我是寄生蟲吸血鬼﹐你要說我在這家裡是沒辦法﹐只要能進上戲就住學校宿舍﹐和家裡劃清界限。你要罵得越兇越好。現在完了。」

是的﹐現在完了。我沒能表現出對剝削階級的刻骨痛恨﹐那個陰陽怪氣的階級鬥爭專家﹐一眼看穿我資產階級烙印之深厚。黨的宣傳工作﹐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文化權柄﹐絕對不可以交到我這樣的資產階級接班人手上。

既然我已經被確定是資產階級接班人﹐那麼只有改造才是我應該走的道路。榮毅珍上門來﹐向母親身教言傳她如何動員獨生女參加了新疆建設兵團的光榮隊伍。這位中國首富的外甥小姐﹐在9月15日登上了比我早兩小時的支青專列﹐到最艱苦的南疆農二師。進疆一個半月﹐她從小吃慣牛奶牛肉粥﹑患有潰瘍的胃﹐就被粗糙的玉米饃磨穿了﹐在把她送往團部醫院的途中﹐在顛簸的拖拉機拖斗上﹐這位十七歲的紅色資本家的女兒﹐就為黨的事業﹑也為她的母親﹐流盡了最後一滴血。

八月﹐被錄取的大學生紛紛走進高等學府﹐上海市委統戰部召集我們這些所謂「市級統戰對象」的子女座談﹐趙忍安副部長大手一揮﹕「招工要按家庭條件﹐所以你們是不可能分配工作的。做哪個階級的接班人﹐對你們及你們的父母﹐都是黨對你們的考驗﹐聽毛主席話﹑跟共產黨走﹐是真心還是假心﹖這次市委希望你們帶頭﹐市委會寫信給新疆﹐分配工作時要照顧你們。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啊﹗」

走哪條道路是一個嚴肅的政治選擇﹐聽毛主席話﹑跟共產黨走﹐我明白父母已經沒有選擇﹐那麼﹐我能選擇嗎﹖

「到農村去﹐到邊疆去﹐革命青年志在四方﹗」

「告別黃浦江﹐高歌進新疆。萬里跨風塵﹐青年志氣昂﹗」

我和上戲的緣份盡了。

我和上海的緣份也盡了。

                                                        2009年7月30日初稿

【熊佛西】(1900-1965) 原名福禧，江西省丰城人。1914年就读于圣保罗中学。1919年入燕京大学，课余积极从事戏剧活动。1921年与沈雁冰、欧阳予倩等组织民众戏剧社，1924年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戏剧、文学、获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先后任燕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1946年任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校长，致力戏剧教育事业。解放后，历任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院长、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上海剧协主席、上海影协主席。1965年10月26日病逝。1985年12月2日，熊佛西铜像在上海戏剧学院校园揭幕。

【榮毅珍】(1918—1995）榮氏興盛為宗敬﹑德生兩兄弟﹐榮宗敬三子三女﹐榮德生七子九女﹐其中四子榮毅仁﹑六女榮漱仁﹑八女榮毅珍及七子榮鴻仁﹐均參加社會事務。榮毅珍時任民建上海市委委員﹑靜安區政協副主席。

老木匠

流書賬(回忆录之四)

   有言道﹕人生讀書聰明始﹐魯迅卻說﹐人生讀書糊塗始﹐可見書對人生意義非凡。

1956年暑假﹐姑媽見我還在看「小人書」(連鐶畫)﹐說﹕「你就要小學畢業了﹐怎麼還看小書﹐應該看字書了。」陪我到徐家匯新華書店買了我的第一本書《三國演義》。

開學前我已經看完了「說到曹操﹐曹操就到」﹐自己買了第二本﹐《水滸傳》。初中開始﹐我的成績一直名列後茅﹐尤其數理科﹐當時有句名言「學了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我完全沉浸於《西遊》﹑《封神》﹐以每晚兩三小時的進程﹐按步就班進入中國古典小說的天地﹕《東周列國志》﹑《隋唐演義》﹑《說唐》﹑《說岳全傳》﹑《楊家將》﹑《120回水滸全傳》﹐《後水滸傳》﹑《四遊記》﹑《三俠五義》﹐之後是《鏡花緣》﹑《儒林外史》﹑《聊齋》﹑《唐宋傳奇》﹑《今古奇觀》﹐順流而下到《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官場現形記》﹑《文明小史》﹑《老殘遊記》﹑《孽海花》﹐再後是《西廂記》﹑《桃花扇》﹑《拍案驚奇》(當年《三言二拍》是禁書﹐只出了《二拍》刪節本)。我閱讀的最後一本中國古典小說是《紅樓》﹐年少不解風情﹐看得很沒勁﹐直到四十年後才有機會重讀﹐仍舊不懂鑽牛角尖的紅學算什麼學問﹖

    五十年代末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一個特別年代﹐大量革命長篇小說噴薄而出﹐熱情澎湃的《青春之歌》﹑神秘奇情的《林海雪原》﹑風風火火的《鐵道游擊隊》﹐以及《苦菜花》﹑《紅旗譜》﹑《野火春風斗古城》﹑《踏平東海萬傾浪》﹑《暴風驟雨》﹑《創業史》﹑《敵後武工隊》﹑《平原游擊隊》……﹐一直讀到胃口倒盡的《烈火金剛》﹐一蟹不如一蟹﹐幾年中﹐這批革命史詩由盛到衰﹐快速沒落。其中一株奇葩是歐陽山的《三家巷》第一部﹐少男少女的相慕相愛﹐實在迷倒了正值青春年華的一代﹐幸虧第二部「走上革命」直到文革後才出版﹐已經無人問津﹐第一部美麗的南國風情得以存留在我們這代人心中。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周立波的《山鄉巨變》和趙樹理的短篇。

高中開始讀唐詩宋詞與古文﹐胡午峰﹑薛春蔭兩位語文老師都已是年過花甲的老夫子﹐胡師說﹐你們這個暑假裡背出一百首唐詩﹐古詩自然上手。薛師教我們古詩音韻﹐平平仄仄平平仄﹐我學不下去﹐如明兄一頭扎下去﹐三十年後我們再見時﹐他已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總編。胡師文革中以古稀之年毅然臥軌﹐向時代作出頑強的抗爭。

我對古文最深的感觸是﹐背出十來篇文章﹐終身受用﹐岳陽樓記﹑醉翁亭記﹑石鐘山記﹑喜雨亭記﹑前赤壁賦﹑秋聲賦﹑陋室銘﹑出師表 ……
高一開始接觸歐洲文學﹐像所有那年代的青年一樣﹐我看的第一本異域小說﹐也是《牛虻》﹐不過那時我的同情已全部給予蒙太里尼主教大人﹐而不是那個莫明其妙的格瓦拉式革命者牛虻。第二本當然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此書第一部寫得很好﹐有人物﹑有情節﹑有情感﹐保爾和冬妮婭是那年代青年的偶像﹐絕對勝於今日郭富城容祖兒﹐第二部結構支離破碎﹐語言疙疙瘩瘩﹐和第一部風格炯異﹐誰都看得出絕非同一作者﹐顯然第一部並非奧斯特洛夫斯基原作。

俄國文學是中國現代思想的乳母﹐普希金﹑契可夫﹑萊蒙托夫﹑屠格涅夫﹑果戈理﹐像一座高高挺立的山峰﹐引導你一步步登上人類精神文明之顛﹐在那白雲飄繞﹑驕陽耀眼的頂峰﹐是托爾斯泰和杜斯妥也夫斯基。

《貴族之家》﹑《上尉的女兒》﹑《當代英雄》﹑《帶閣樓的房子》﹐這長串名單的最後是偉大的《安娜》和《復活》。托翁﹑杜翁的偉大信仰與人格﹐是令某些人驚恐萬狀的明媚陽光﹐周揚對俄國的崇拜﹐到車爾尼雪夫為止。《罪與罰》被禁﹐我在福州路舊書店買到一本1932年開明書店版的殘本﹐1963年蘇聯電影《白痴》放映後﹐《白痴》才出了上冊。《復活》最後部份近乎福音傳播的說教﹐枯燥冗長﹐硬著頭皮看下去﹐一句也沒進入我腦子﹐卻沉入了我的心﹐我懂得了什麼叫人道﹐什麼叫高尚。

我已經前進﹐沒再回頭浸入六十年代紅極一時的《靜靜的頓河》和《被開墾的處女地》。

62年起﹐傅雷精譯的巴爾扎克一本又一本面世﹐《邦斯舅舅》﹑《貝姨》﹑《高老頭》﹑《葛朗台》﹐和俄國的沉重負疚不同﹐把我們帶進一個雍貴華美的廣袤天地。從這裡起步﹐莫泊桑﹑斯湯達﹑奧斯丁﹑迭更斯﹑傑克倫敦﹑塞萬蒂斯﹑馬克吐溫﹑奧亨里﹑海涅﹑茨威格﹐令我再次登上顛峰的是雨果。

《悲慘世界》和《九三年》是我今生最後的小說﹐雨果每每在勢如破竹的情節激流之後﹐來上一大段社會評論﹐有時簡直是一篇洋洋灑灑的政治論文﹐顯然這不是小說的正流﹐雨果在法國文學史的地位之低﹐令我們吃驚。但是我喜歡﹐喜歡他高屋建瓴的深刻﹐喜歡他指點江山的胸懷﹐喜歡他慈悲善感的崇高﹐在雨果之後我已不適宜再讀小說。

    高中時代一直保持到現在的﹐是對魯迅的追隨﹐這個不討人喜歡的糟老頭﹐他的小說散文﹐和霸氣十足的雜文﹐他幽默犀利的文筆﹐尤其他桀傲不馴的的精神﹐永遠是中國文化的主心骨。郁達夫憂鬱的小資色彩是我的偏愛﹐沁心的遲桂花﹐沉醉的春風夜。郭沫若女神的似水柔情是我的夢境﹐向未來的呼號﹐問神秘的星空。曹禺的蘩漪陳白露﹐許地山的淡泊聖潔﹐蔣光慈的蘇俄赤地﹐葉聖陶疾走在惡魔亂箭似的急雨中﹐但我們那時沒有沈從文﹑周作人﹐也沒有徐志摩﹑張愛玲。

在充仁畫室的師兄指點下﹐開始看美術理論著作﹐當年中國根本沒有像樣的美術論著﹐幸好福州路舊書店偶爾還能找到一些三四十年代的珍寶。我像淘寶一樣蹲在地上﹐在書架最底層找到了賴那克《阿波羅藝術史》﹐米海里司《美術考古一世紀》﹐施蜇存譯《西洋美術史》﹐魯迅譯《近代美術史潮論》和傅雷譯丹納的《藝術哲學》。

《阿波羅藝術史》是賴那克1903年的講演記錄﹐1936年林楓眠請李樸園翻譯出版。《美術考古一世紀》寫於1908年﹐1921年郭沫若在日本讀了日譯本﹐得益匪淺﹐邊讀邊譯在上海出版﹐後又據德文校對再版於1946年。這些西人百年前的著作﹐到了偉大的毛時代﹐連被踩上兩隻腳的資格都沒有﹐因為在紅衛兵爸爸們的時代已經被掃進了焚書坑。21世紀初﹐這些老古董又被翻出來舊版重印。重版這些書的主事者﹐也許當年曾和我一樣蹲在舊書店。

離開上海去西北農場時﹐由于行李限制﹐我左挑右選帶上西去列車的少數幾本書是朱光潛《西方美學史》﹑翦伯贊《中國史綱要》﹑賴那克《阿波羅藝術史》﹑丹納《藝術哲學》﹑王力《古代漢語》﹑《唐宋詩句要》﹑《貝姨》和《九三年》。還有一本完全看不懂的黑格爾《美學》第一卷﹐以為總有讀它的一天。

66年夏﹐这些书作為我的反黨罪證擺上了階級鬥爭展覽會﹐然後焚诸革命烈火。但是讀過的書已經爛在肚子裡﹐挖也挖不出來了﹐所以我的改造格外艱辛﹐最終還是沒能成功。


                                                                                                               2009年10月2日

老木匠

西去列車的窗口(回忆录之五)

    火車緩緩啟動，月台上和車箱裡頓時一片混亂，直到此時，我才猛然意識到「真的走了」。擠在車窗口向送行親友揮手告別的青年中，只有我和另一人在流淚，同車大多數青年狂熱地放聲嘶唱起「告別黃浦江，高歌進新疆」。在沸騰的哭喊聲、歡歌聲和越來越急促的車輪聲中，滿載上海支青的列車向西馳去。

    上海向新疆建設兵團輸送「支邊青年」始於六三年，到六六年中，共達十三萬人，其中**年是最轟轟烈烈的高峰。

    在封閉式教育制度下的青年多麼地幼稚，他們真誠地向往革命遠征，向往海闊天空，在他們的憧景中，革命充滿著豪邁氣慨、浪漫詩意，大批應屆畢業生放棄升學的機會，興高彩烈地穿上了不合身的黃軍裝。

    這批支青共約兩千人，忘情地一路高唱：「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革命青年志在四方，革命的重擔，我們挑在肩。」「告別黃浦江，高歌進新疆，萬里跨風塵，青年志氣昂。」我們的列車是加班專列，速度很慢，一路開開停停。我也是第一次乘火車到長江以北，更有不少人還是第一次乘火車呢，只覺得新鮮，誰也不感疲勞。

    中午十二點，車到徐州。從徐州開出，轉向西行，不一會便進入了中國最貧窮地區之一的河南省黃河南岸，火車兩邊再見不到綠色，只見一片黃土，幾座禿丘。鐵路沿線的山坡上，不時出現一些窯洞，洞口站著神情木訥的老人和衣不蔽體的小孩，深深烙印在我腦海中。

    這時車上發生了一件事，前面車廂有人突然急病，大叫肚痛，車上的醫生也查不出任何毛病，束手無策，拖了大半天，終於在車到鄭州時送他下車，請車站讓他登上回上海的客車。大家懷疑他裝病，雖然他說等病癒後再赴疆，但此後誰也沒聽說他歸隊。我心中暗暗佩服他有主見有膽量。

    第三天一早車停一大站：陝西潼關。大家紛紛下車，在月台上一排水池裡洗刷。我洗罷一抬頭，赫見遠方蒼蒼莽莽、高聳兀立的華山，跨下月台，走到縱橫交錯的鐵道中間，久久凝視鐵路盡頭如屏障般橫桓天際的西獄華岳，回車取出紙筆，作下了我赴疆途中第一幅速寫。

华山


西安


秦岭


整個上午，馳騁在「八百里秦川」，我畫了多幅素描，黃土高原的斷岩裂崖，乾涸的河床，山溝裡的廢墟。中午車停西安後，沿著古長安寬厚的城牆繼續西行，過了兩岸柳色的霸橋和古城咸陽，便進入秦嶺腳下的渭河谷地。抬頭巍峨青山白雲，俯首滔滔奔流渭水，火車沿著迂迴的河岸婉延蛇行，一連穿過九十多個遂道，在暮色蒼茫中到達寶雞。把奔走了一天一夜的「解放型」車頭撤下，換上大型的「建設型」，混身冒著蒸氣白煙，宛如一匹昂首揚蹄準備遠征的烈馬。明天就要進入神祕莫名、令人向往的大西北了，大家開始有點急躁，或者更加激奮，紛紛問：是否已走了一半路程？

    新疆建設兵團給我們每個中隊派來一位接待人員，同車赴疆，在我們一中隊是農七師政幹學校的「李老師」，「黨和組織」的化身。三天來，她既聽不懂這些「上海鴨子」（兵團老職工對上海支青的稱謂）在嚷些什麼，也不知怎樣才能和她的「學生們」打成一片。我們按上海中學的習慣尊稱她「李先生」，雖然她其實不過一個初中畢業的甘肅鄉下女。也許因明天就要進入她的家鄉，給了她突然的勇氣，終於站起來向全隊訓示：「你們為什麼叫我李先生』？『先生』是舊社會對地主老財的稱呼，叫我『先生』是對我的侮辱，你們太壞了！從現在起，只準叫我李老師。」

  十八日，火車在蘭州站只停了五分鐘，我從月台背後一堵倒塌的土牆缺口望出去，匆匆畫了一幅速寫，記下「十八日上午八點」，車就開動了，經過「河口南」標牌下持槍的衛士，徐徐駛上黃河大橋。我回頭眺望了一眼隱沒在黃土崗和白楊樹後面的蘭州，一座拱形公路橋橫跨兩岸，河邊山頂上一座小白塔，當火車再度加速時，我們已身在絲綢古道的河西走廊了。

    從途經的這些地名足以見出那裡的風貌：打柴溝，烏鞘嶺，黃羊鎮，嘹墩，峽口……

當火車行駛在真正的戈壁灘上，已是十九日，離開上海的第四天。天亮時，已過了武威，遙遙望見河西堡熱電廠四座巨大的煙囪了。一日之中，經過芨嶺，馬蓮井，山丹，張掖，清水，酒泉，嘉裕關。舉目四望，一覽無垠的荒漠，寸草不生，南邊地平線上與鐵路平行東西的，是黛青色終年積雪的祁連山脈。有時，鐵路一側出現一些斷斷續續的土牆，連綿幾百里，原來那就是我們中華民族像征的萬里長城。巍巍如長城，到了這裡也變成這麼一段一段孤寂的殘壁敗垣，怎不令人在發思古幽情之餘，倍感蒼涼。

甘肃古长城


    支青們又唱又跳四天也累了，或者，被窗外那片遼闊蒼茫大地的氣勢所懾，此刻都靜了下來，只聽得車廂前後「卡嗒卡嗒」的車聲。

  小隊長「船長」走過來，說有事和我談，我跟他走進列車員的小房間，他把門鎖上，有些尷尬地對我說：「昨天中隊開會，從上車以來，全隊九十多人個個都打了入黨入團申請，只剩你一個人還沒有打，你就寫個入團報告吧。」我說我不知該怎樣寫，「船長」說：「隨便寫兩句，要求進步，要求入團就行了，不寫就不好了，我也不好交差。」好吧，入就入吧，就在小桌上寫了不到半頁，「船長」和我都算完成了任務。其實，我們真幼稚，我在這邊橫下心來，其實只是幫中隊長們完成了向「組織」獻忠心的圓滿功德。

斜陽西下，被落日餘暉染成一縷紅線的古長城，伸向遠方漆黑的山巒，我在筆記本上寫下了以下這一段：（文革後僅剩的幾頁）

「我獨憑車窗，凝視著車外的戈壁荒漠和塞外神祕的夕照。夜幕正在降臨，天空已轉成濃重的藍紫色，像這無邊無際的不毛之地一樣，毫無生的氣息，連一絲纖雲都沒有。在西南方的地平線上，一輪我從沒見過的濁紅而巨大的殘陽，宛如滴血的癰包，浮在昏沉沉的半空，將不透明的赤硃色冷光灑遍了毫無生機的大地，直到在人眼不及的遠方，溶入墨黑的冥空。我說不出此時的感受是壯麗、沉雄，還是惶惑、悲涼。我想起了『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的邊塞名句，千百年前的張騫、岑參一定也見過這令人驚心動魄的日落。時間的長河莫非在此凍結了？也許，在那沙丘旁、亂石下，就堙埋著幾多不知名的骸殖。」

    當火車開出嘉裕關時，一輪皎月從這座古樸的城樓背後冉冉升起，「秦時明月漢時關」，這夜是中秋。

夜半，過柳河，去敦煌就在此站下車，外望一片漆黑，心向往之。二十日，凌晨過紅柳河、星星峽，進入新疆地界。天明，前面是哈密，已經連續兩天窗外景色依然，整片灰黃色的戈壁，只疏疏落落生長著一叢叢同樣灰黃色的駱駝刺和芨芨草，沉悶、單調，又一日。

二十一日，一睜眼就看見雪峰，火車正向著天山進發。過了後溝不久就進入天山隧道，火車一路鳴號，巨響夾著回音在黑暗的隧道中由遠及近，轟然而過。再見天日時，車已停在隧道出口處的小站「達板城」。這裡是天山北麓的半山，鐵路側邊的深谷中，潺潺水聲伴著融雪的涼氣一起襲來。「老師」說：「快到了！快到了！」

    火車向著山下狂奔，全車歡呼雀躍。

    中午時分，火車在最後一站柴窩鋪一晃而過，當我們看見俄式綠色鐵皮屋頂的建築時，火車已駕進了烏魯木齊車站的月台。

                                                                                                                  1995年8月5日於洛杉磯

注：插图选自我当时沿途所画的速写，文革时成了我的反党罪证，说是我把祖国山河画得荒凉破烂，发泄我对党和国家的仇恨。文革后期我奉命打扫仓库，在一堆废纸中发现了这两本速写簿，偷偷藏起来才得以保存至今。

老木匠

(回忆录之六)日落西山紅霞飛（農場紀事之一)

    1964年9月15日離開上海﹐支青專列開開停停走了七天﹐終於到達中國鐵路網的最西端烏魯木齊，再乘一天汽車，到達兵團農七師師部。修整兩天，聽師政委和老戰士們做報告，然後奔赴農場。

    這裡是新疆最主要的棉產區之一，九、十月間正是農場最忙碌的季節。我們來到128農場，全中隊六十多男生同住一個舊穀倉，泥地上鋪一層乾麥草，每人約半米寬的床位沿牆腳密密排列。晚上只有中央吊著的一盞馬燈，以致倉庫內五分之四都陷於昏暗之中。

第二天清晨，天色一片漆黑，就被一陣嘹亮的號角驚醒，一聽竟是小號聲，吹奏的更是恰可夫斯基的「意大利隨想曲」開首四句。這個在我們下農場三個月中，每天第一個起床，站在寒風下嫻熟地吹出Capriccio的，是普陀區一個前工廠主的兒子。全隊只有我聽出他吹的是什麼，三言兩語之後，我們便「物以類聚」。

我們每天在這浪漫號聲中一躍而起，提著褲子急奔出門，在倉庫前的場地上列隊點名，頂著滿天星斗在井邊洗臉。當東方天際在白楊林帶背後露出霞光時，我們的隊伍已一路唱著「農場就是我的家，我的那個家裡呀土地大，東邊迎太陽，西邊送月亮。」來到了一望無際的棉田地頭。

兵團是機耕農場，每片土地都在千畝以上，站在地頭望去，只見一行行棉株筆直伸向遠方。棉花的收穫是一年中最艱苦的工作。新疆的秋令，早晚相當寒冷，晨起冽風刺骨，步行半小時來到棉田，天色微明，棉枝上掛著夜露結成的冰凌。我們按小隊沿棉田散開，每人摘兩行，雙手左右開弓，用三個手指從錠開的花苞中抽出棉絮，放入腰間的布袋，一路緩緩前進。

早餐午飯都在田頭，照例是沒了熱氣的窩窩頭和葫蘆瓜。烈日當空，大陸性氣候的下午炎熱異常，腰間吊著十多公斤的棉袋，雙手機械地重復動作。

下午四點了﹐火一般的太陽還游移在半空。忽然，背後有人大叫：「快來人啊，有人昏倒啦！」大家拔腿跑去，已經圍了好多人，正抬起那個因勞累過度而暈倒的青年小丁。只見他雙目緊閉，還在揮動手臂，口中喃喃呼叫：「加油呀！加油幹呀！」多麼好的青年啊，已經暈倒在地，還不忘勞動、不忘加油。這情節、這動作，我們在電影裡、在報告文學中，不是見得太多了嗎？

    他的演技又那麼生硬，竟也沒人戳穿他的把戲。我四顧周圍，不由從心底裡佩服這些才十八、九歲的青年，他們那麼認真、那麼熟練地發揚了感人的集體主義和階級友愛，積極投入這臨時的即興表演。

小丁同志為革命暈倒了，同學們把他抬到樹陰下，打扇，掐人中，七手八腳弄了好一陣，顯然暈倒者並無生命危險，只是一時不願醒來。我望著這群拙劣的演員，心裡說，小丁同志，休息吧，我們還得在半昏厥狀態中再支撐幾個小時呢。這狡猾的小丁，一不做二不休，一直「昏迷」到吹響了收工哨才慢慢醒來。

好不容易捱到夕陽西沉，遠遠聽到後面吹響了收工哨子，拖著疲憊的腳步回頭走，一天下來竟也採摘前進了兩公里。失去了熱力的太陽正沿著白楊林稍、天山峰脊徐徐下沉，映紅了西南地平線上的一角，天空呈現一抹青紫色，遼闊的大地此刻那麼寧靜安詳、那麼肅穆莊嚴，又勾起自幼習畫的我對繪畫的衝動、對色彩的遐想。但我現在是革命隊伍中的一員了，這隊伍已在隊長的號令下，踏齊了腳步，開始唱起：「日落西山紅霞飛，戰士打靶把營歸，歌聲飛到北京去，毛主席聽了心歡喜，誇我們歌兒唱得好，誇我們槍法數第一。」

當晚的全隊大會上，發揚了集體友愛精神的十幾個青年及時受到了團支部的表揚，小丁卻未得到表彰，大抵誰都看得出，這是一場虛假的丑劇，只是不好說，而整個中隊，不也正需要這樣一場應景的演出？

學雷鋒、學王杰等一連串「學英雄運動」，造就了幼稚青年的政治早熟，造就了人人要有一張假面具、一副偽心腸，豈止可笑，更加可怕。

然而﹐三十年過去了﹐我們能說在小丁同志的演出﹐在今天已經完全沒有價值了嗎﹖

                                                        1995年8月15日 於洛杉磯

【刊於美國《中國日報》上山下鄉三十周年回顧專輯】

老木匠

(回忆录之七)老  范(農場紀事之二)

   十一月中，128農場的幾千畝棉田終於收摘完了，全隊轉到127農場再戰鬥半個月，然後回師部學習總結過冬。

早就聽說127農場的條件比128農場差，但我們在一場場部下車，還是吃了一驚。四周光禿禿的大地，再沒二場那樣鬱鬱蔥蔥的林帶，地表積有厚厚一層白花花的鹽鹼，乾燥鬆散，寸草不生，寒風捲起一柱塵土，吹得新蓋的場部辦公室門前幾株弱小的樹苗嗦嗦打顫。

我們中隊被分為兩批，男生去九隊，女生去二隊。當時建設兵團的編制，各農場有八至九個生產隊，以場部為中心順序排列，二隊接近場部，條件較好，七、八隊已地處偏遠，九隊則是勞改隊，兵團各農場都有一個隊專門囚禁全國各地解送來的勞改犯人。

我們所去的正是這樣一個勞改隊，一百名勞改犯拼了命也收不完三千畝棉花，這才讓我們這些革命青年開了眼界。這裡已是車排子墾區的邊緣，向西三百公里直至中蘇邊境，是一片荒無人煙的戈壁，任何越獄的犯人不是半途飢渴而死，就是充當狼群的獵物。

當我們爬下拖拉機拖斗，展現在眼前的是無盡的不毛大地，只有一排灰黃班駁的土屋，另一邊是座石砌的碉堡，頂上一個身穿破爛棉軍服的士兵，蜷縮著雙手，坐在一挺機槍旁抽煙，身後的木架上，是三隻面對不同方向的高音喇叭。

我們被領去住處，前方的地面向上隆起，一支支煙囪豎在坡地上，正冒出縷縷青煙，再向前走，地面上出現一個洞口，一側挖成梯階，由此步入下面的大地室，原來這就是「地窩子」。

當年由於缺乏建築材料，軍墾戰士們在地下挖個大坑，架上木樑，鋪上葦桿草泥，便成了簡陋的營房。現在地窩子大多已為土坯屋所取代，只有在勞改隊，這種地窩子不但構建簡便，而且等於一座密封的囚室，只要一個士兵守住洞口，任你在下面造反也不怕。

我們被領進地窩子，裡面兩排地鋪足夠容納百多人，中央幾隻汽油桶改成的火爐，正熊熊燃著乾燥的玉米芯。這原是囚室，現在，犯人們被遷出在露天帳棚過夜，把這溫暖的地窩子讓給我們這班來革命的青年。

我們的來到，無疑使深受孤寂之苦的隊長和警衛戰士們喜出望外，平時這一個排的戰士，除了面對一隊凶神惡煞般的囚徒，連鳥都見不著一隻。我們有幸處身神祕的勞改營，自然又緊張又好奇，隊長和戰士們也樂以他們的見聞換取我們的驚歎和不斷的追問。

    在勞改營接受「改造」的有兩種人，一種是正服刑的，穿黑色無領衣褲，稱「勞改員」，另一種是已滿刑的，穿黑色有領衣褲，稱「新生員」，但他們仍須和勞改員一起勞動，一起生活，所不同者是每月有十五元工資，偶然也可請假外出，去二十公里外的場部看看大好形勢。

「新生」，多麼動聽，多麼詩意，雖然他們早已刑滿，「恢復自由」，但還不是和勞改員一樣穿黑衣、一樣剃光頭、一樣在警衛看押下走向大田？只要你一旦被認定有罪，就永世不得翻身，哪怕「痛改前非、從新做人」也徒勞，哪怕「新生、再生」也枉然。

「記住了，不能叫他們『同志』，叫『勞改員』或『新生員』，要嚴密監視他們的一舉一動。」隊長告誡我們，並賦於我們崇高的使命。

    不幾天，下了當年第一場大雪，氣溫降到零下三十度，我們再沒工作，躲在爐火熊熊的地窩子裡寫勞動總結，只有開飯時才鑽出去打飯。

當我們捧著飯碗和戰士們聊天時，勞改員們從大田回來了，一個個蓬頭垢面、目光呆滯，排著隊從操場中央一個大鐵桶里盛一碗水煮白菜、拿兩個玉米窩窩頭，蹲在地上狼吞虎嚥地吃起來。

犯人中有幾個腳上戴著鐵鐐，三節拇指般粗的鐵練，每節半尺長，一定十分沉重，中間一節須用一根麻繩吊著提起，方能開步，每跨一步便發出鐵練撞擊的鏗鏘聲。只見他蠻悍地昂起頭，雖步履艱難蹣跚，仍兩眼射出可怖的凶光。警衛告訴我們，這是多次越獄的重犯。

在營裡，新生員相對有一些自由，若「表現好」，還會穫派輕鬆些的工作，如在廚房幫工。我不忍心像有些「革命青年」般擺出一副惡狠狠的姿態，還和一個在廚房挑水的新生員交上了朋友，一個姓范的上海人。

他其實不過三十出頭，十多年勞改生涯，荒野的毒日，戈壁的風沙，在他臉上刻蝕下深深的印記，粗黑蒼老，習慣了佝僂的腰，像個五六十的老農。我們在水井邊席地而坐，談上兩句。他告訴我，當年在上海一家車行做事，因偷賣自行車零件，給女友買禮物，三五反運動中作為新生資產階級判了十年，去年剛剛「新生」。他不知道上海五三年後的天翻地覆，只記得當年南京路的仙樂斯、霞飛路的有軌電車。他平靜地訴說著過去，對未來心死如灰，他此生注定不能再離開這裡了，只有當我問起他為之付出了畢生代價的女友時，眼中霎時閃出異樣的光。十多年冷酷的囚犯生涯並沒能泯滅他心中的愛火，奪走他夢中的伊甸。

    快過年了，我們終於從農場回到了師部，但我再不能忘懷老范那深沉的眼睛。

萬萬沒想到的是，僅僅過了兩年，文革開始了，我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就在我的十五年徒刑判決書剛批准還沒宣布的當口，公安局的造反派和我單位的造反派為了到底應該先砸爛哪個走資派的狗頭打了起來，讓我逃過了勞改隊的鬼門關，否則，我也許又和老范見面了。
                                                                   1995年8月22日於洛杉磯

【刊於美國《中國日報》上山下鄉三十周年回顧專輯】

老木匠

（回忆录之八）牧 民 的 背 影（农场纪事之三）

新疆——維吾爾、哈薩克等民族的世代原居地，漢族不過是外來新移民，我在新疆十七年中﹐卻見過太多的以強凌弱、以霸欺善。這些「高人一等」的漢人，大多來自內地窮鄉僻壤，十億芸芸眾生中多餘的廢物，在「二等民族」面前，他們直起了腰，昂起了頭，把手指伸到弱小民族的鼻子前。我對大漢族沙文主義深惡痛絕。

    六五年初秋，牧民已在準備進山過冬的物品，一家哈族大小六口，騎著馬，兩匹駱駝馱著氈房(帳篷)，帶著幾條牧羊犬，來到奎屯，把牲畜拴在林帶，喜洋洋地進了百貨大樓，他們一年難得幾回進城的。

百貨大樓的四五個警衛，見那幾條肥壯的狗起了歹心，顯然饞不是起因，當年新疆還沒被文革弄到山窮水盡。那幾個河南鄉巴佬退伍丘巴，意在異族面前顯示自己的高貴地位，一擁而上，抓走了一條大狗。一個小時後，它的主人從百貨大樓出來時，這可憐的動物已被剝了皮，吊在大樓後的院子裡，準備下鍋了。

狗是牧民最忠實的伙伴，主人驚慌失措﹐哭叫著狗名四處尋找。三個小時過去，那幾個滿嘴酒氣狗肉香的警衛，走過去拍拍坐在林帶邊哭泣的牧民肩頭說：「這裡，不准拴馬，你，快快的上路！」

哈族人吱吱唔唔用生硬的漢語說：「我嗎，找我的狗呢，我的狗嗎﹐找不見了呢。」和牧民相依為命的狗﹐是牧民的家族成員﹑名根子。

警衛橫眉豎眼，一揮手：「走，馬上走！」用力一拍腰間的手槍皮套。他高高昂起頭，正一正歪了的舊軍帽，美美地感覺自己正是千軍的統帥、生殺的閻王。「你﹐走，馬上走！」

没見過世面的山裡人嚇得嗦嗦抖，「我嗎，找狗呢，我嗎，好人呢。你嗎﹐不要拿槍呢。」

「嘿嘿﹐槍斃你﹖告訴你﹐你還不夠資格﹗快快上馬走！」警衛高傲地冷笑著﹐手指著通往獨克公路的大道。

四周看熱鬧的人們都高興地笑了，他們在弱小者面前充分地享受著控制他人的快感，享受著高人一等的滿足。

這家哈薩克牧民終于只能上馬走了，帶著恐懼、悔痛、委屈，當然還有仇恨，走了。

    2005年我在烏魯木齊，漢人朋友對我說：少數民族又懶又蠢﹐新疆沒了漢人不行，少數民族離了漢人不行。

我想﹐新疆是一個真正的民族大家庭﹐我們漢族﹐和維吾爾、哈薩克、塔吉克、烏玆別克等原居民族都是主人﹐我們每個漢人都負有團結兄弟民族的責任。這些年，新疆民族騷亂的消息不絕於耳，我很憂慮，我想起三十年前那家哈族人屈辱含恨的背影。

                                                             1996年10月 於洛杉磯

【刊登於美國《世界日報》(1998年8月)】

自觉的梦游人

老哥，偶同时看到重复，就和侬同时删贴，结果嘛，捺第四部分，侬删一贴，偶删一贴，统统删光，跳楼找不到地下室，上吊寻勿到面条，撞墙不舍得豆腐，侬讲讲看，急勿急人呀！

老木匠

(回忆录之九)革命是無產者盛大的節日

「革命是無產者盛大的節日」﹐偉大導師列寧的名言。

「政治工作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62年林彪主持軍委後提出所謂「四個第一」﹐得到毛主席高度讚揚﹕「林彪不僅是個將才﹐更是個人才。」

大批部隊政工幹部轉業到地方﹐我單位也來了四個﹐全面推行「思想革命化」。我和幾個老同學的通信﹐封封被拆開斷章取義記錄在案﹐輕易地湊足了幾十條反黨言論﹐這就叫「抓活思想」。

66年5月10日姚文元《評三家村》出籠﹐全國凡有人的地方必有反革命﹐凡有反革命的地方必有三家村。三家村主要成員都是三個﹐但山有高低﹐村有大小﹐如武漢大學三家村村長﹐就是中共創始人之一的李達﹔中央音樂學院三家村之首﹐更是蜚聲國際的馬思聰院長。

說來慚愧﹐我的三家村只是三個十八九歲的青年﹐實在上不了台面﹐但我畢竟曾和鄧拓﹑馬思聰同列﹐很值得驕傲的了。

單位的批鬥開了一次又一次﹐階級鬥爭展覽會開過了﹐大字報鋪天蓋地﹐貼滿了辦公室走廊﹐貼滿了辦公室外牆。

1966年11月7日﹐清晨起雪就越下越猛﹐革命戰士們都在爐火熊熊的室內﹐我在戶外一遍又一遍來回掃雪﹐一路掃一路數﹐九十七張大字報﹐張張都是「老實交代﹗砸爛狗頭﹗」。

世界一片潔白﹐一塵不染﹐那麼寧謐﹐可以聽到雪花輕柔地飄落在雪地上﹔那麼安祥﹐天地宇宙只有我一個人﹐真有「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的意境。

轟轟烈烈的1966年﹐毛澤東巧手點燃的文革野火燒遍了神州大地﹐中華民族失去了一大批優秀兒女﹕傅雷﹑老舍﹑吳唅﹑翦伯贊﹑鄧拓﹑葉以群﹑田家英﹑周信芳﹑馬連良﹑儲安平﹑金仲華﹑李達 ……

12月26日是毛澤東74歲生日﹐在一個小範圍的吃麵會上﹐老人家舉杯說出一段驚人的話﹕「祝明年全國展開全面內戰。」心有靈犀的王力﹑關峰把這個號令寫進了1967年元旦社論。1966年的最後四小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反復播放了這篇戰鬥檄文《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讓我們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奮勇前進﹗

1995年追記於洛杉磯

老木匠

(回忆录之十)砸 爛 狗 頭

   68年7月﹐我在農場已改造了大半年﹐這天來了兩個造反派﹐押我回原單位去批鬥。習慣了農場的小油燈﹐城裡的電燈真明亮﹐習慣了連隊的葦桿床﹐城裡的木板床真舒服。

第二天一早﹐上班鈴聲響﹐聽見會議室裡正在唱語錄歌﹑喊口號﹐批鬥會開始了。兩條革命好漢推門進來﹐一臉凶神惡煞﹐二話不說﹐把我手臂猛一反扭﹐痛得我差點叫出來﹐再被強按下頭﹐一路急步疾奔﹐在震天動地的口號聲中被連拖帶拉推進會議室去。

當你被扭曲雙臂﹐壓彎腰肢﹐兩眼直望著自己急奔的雙腿﹐哪怕幾十步之遙﹐十來米之距﹐已叫你兩眼金花﹐雙膝發軟﹐臉色死灰﹐氣血不繼。一進會場﹐只聽得滿場震耳的口號聲﹐昏昏然如墮火山油鍋﹐即刻又被揪住頭髮﹐把你的頭拉起來的同時﹐膝彎被狠狠地一腳﹐加上兩肩用力的重壓﹐不由你不向偉大領袖慈祥的寶像雙膝跪下。不用看鏡子﹐我也知道自己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衣冠不整﹐驚恐萬狀﹐面無人色﹐狼狽不堪﹐活脫電影裡的階級敵人﹐自然更激起廣大革命群眾的同仇敵愾﹐於是革命口號更加響亮﹐革命鬥志越發昂揚。

    這種批鬥方式雖非文革首創﹐據說在井岡山清查「AB團」﹑延安整風﹐以及各解放區查「托派」時早已證明屢試不爽﹐非常見效﹐但如此大規模地在全國推廣﹐發揚光大﹐提高到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高度﹐並在人類虐待史上寫下光輝一頁﹐則實在是文革一大貢獻。

等我緩過氣來﹐這才發現今天不是我獨當一面﹐甚至還不是主角呢﹐陝西佬王才富跪在我一側﹐噘起了嘴﹐好像到了這關頭還在和誰賭氣。

副科長王才富﹐雖說出身富農﹐又是全村唯一初中生﹐畢竟陝西窮山溝裡一個農民子弟﹐使個小心眼﹐貪個小便宜﹐這是中國十億農民幾千年的優良習性。在我被送去農場後﹐單位裡沒了反革命靶子﹐王才富理所當然補了我的肥缺。這陝西佬嘴硬頸硬﹐不像我逆來順受﹐倒吃了不少皮肉苦。

在一次批鬥會上﹐軍人出身的造反司令狠狠批判了王才富的罪行﹐義憤填膺﹐喝令這個噘嘴不服氣的富農崽子跪在一只小板凳上﹐輪起一根棍子﹐向他大腿屁股狠狠掃下去﹐然後命令所有革命戰士輪流表現他們的階級仇恨﹐全單位四十多人﹐心狠手辣者有之﹐心靈顫抖者有之﹐沒人敢不打﹐直打到他小便出血﹐半月不能站立﹐直打到他服服貼貼﹐低頭認罪。

捫心自問﹐如果我也是革命群眾一員﹐我有膽量拒絕責打一個和自己無冤無仇的無辜者嗎﹖在那年代﹐多少人或為了權慾而傷人﹐或為了自保而傷人。我感恩上帝﹐讓我受罰而避免了罰人之罪。

此刻﹐王才富規規矩矩跪在一邊﹐腰膝彎成九十度﹐兩眼望地﹐像煞土改鬥爭會上黃世仁。

    我們單位的青年全部是上海支青﹐姚根生第一個發言﹕「以前說王才富是富農出身﹐不對﹗我們去陝西外調得知﹐王才富在縣城上學﹐一切經濟來源都由他富農父親供給﹐因此他和富農老子一樣﹐是殘酷剝削貧下中農的富農份子﹗是國民黨反動派在當地的代表﹗」

陳偉繼續揭發﹕「五十年代初王才富參加土改工作隊﹐他老子只劃富農沒劃地主﹐肯定是他陰謀活動的結果﹐所以他不但是地主份子﹐更是土改運動的破壞者﹗」

  輪到彭冠平﹐這個本身是地主出身的革命青年﹐用階級分析證明了凡土豪必劣﹑凡地主必惡。

  總之﹐富農兒子等于富農﹐富農等于地主﹐而地主統統是惡霸。偉大領袖毛主席說「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果然是革命法寶。兩個小時前﹐我和王才富一起跪下去的時候﹐他還是個沒有改造好的富農子弟﹐現在已經是貨真價實的地主份子了。

我們一左一右跪在水泥地上﹐腰膝必需彎成直角﹐以致上半身和地面平行而大腿則與地面垂直﹐全身重心前傾。南窗的夏日直曬脊樑﹐汗淋如注﹐頭暈目眩﹐我的臀部不覺慢慢下移﹐最後像孔老二時代「曲膝而坐」那樣坐在了自己小腿上。冷不防一旁的戴洪元飛起一腳﹐狠狠踢在我腰間。

王地主這半年久經鍛煉﹐足足三小時﹐九十度彎腰決不含糊。我到底在農場偷懶了大半年﹐批鬥會後半場在批什麼﹐我一個字也沒聽進﹐只一心用盡全力維持身軀的平衡。

等全場叫完一連串萬壽無疆﹐「把地主份子王才富押下去﹗」之後﹐再例行公事地對我批判一通﹐我知道已是尾聲﹐肚子裡的咕嚕咕嚕聲是革命派和反革命派唯一的共同點。

照例的一輪萬歲萬歲之後﹐革命戰士們一陣風地走了﹐趕快去食堂﹐去晚了﹐羊肉賣完了就只剩葫蘆瓜。

我艱難地站起身﹐扶著牆搖搖晃晃走到門口﹐一屁股坐在台階上﹐兩眼昏黑﹐四肢顫抖。好在狗頭還在﹐狗腿也還在。

城市的電燈雖然亮堂﹐城裡的板床雖然舒坦﹐但半年來農工們的質朴直率讓我感覺到人間溫情依然存在﹐人性天理並未泯滅﹐即便農場的造反派頭頭﹐也不懂那麼多階級鬥爭的尖端技巧。要不是後來革命的發展令偏僻的農場都不安寧﹐我真願意留在那裡﹐和小油燈﹑葦桿床共此一生。

                                                            1995年記於洛杉磯

老木匠

(回忆录之十一)和死神相伴的日子

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一年多，刚满22岁的我，被定為「現行反革命份子」，接受「革命群众監督劳动改造」。

林副統帅說得好：政权就是鎮压之权。

六七年十月三日，鎮压反革命大会在我所在的兵团师部广场舉行，一个仅兩万人口的小地方，六千人大会規模空前。

剛列队进场，席地而坐，台上的喇叭就叫道：「各單位把三反分子、地富反坏右，押到台前來！」我被押到会场前方，各單位的批鬥对象都集中在台下，五六十人排成一行，低头面向广场，誰也不敢互相看一眼。

阳秋的毒日直晒头顶，全场革命群眾意氣风发、鬥志昂扬，一遍又一遍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一遍又一遍高誦毛主席语录。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敬愛的毛主席，您是我們心中不落的紅太阳，我們有多少貼心的話儿要对您讲，我們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

直到三个五花大绑的反革命由手持步枪的战士押上台，全场才静了下来。

几个身着旧軍服的公检法革命领导小組头目走到台前声嘶力竭：「首先，让我們共同敬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广场四周六個高音大喇叭传來互相干扰的尖音：「无疆无疆无疆……，健康健康健康……」

宣读的罪名千遍一律，「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文革，猖狂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判词更是千遍一律，「为捍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判处反革命分子某某有期徒刑 XX 年！」

第一个，八年。

第二个，十五年。

轮到第三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他是当地中学的数学老师，一个稚音未脱的女学生上台发言：我们由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小兵，心向红太阳，心明眼亮，一眼就看出他走路的样子象电影里的国民党兵。」造反派一查，果然他小学时就参加过「国民党童子军」。他不但不服，竟狡辩说童子军就是今日的少先队，在一次批斗会后，他喝得烂醉，把一樽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石膏像绑在身上，「装疯买傻」，革命群众破门而入，把他按倒在地踩上两只脚。主席的石膏像被这反革命分子压碎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瘋了﹐見到語錄和標語就撕就咬。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全场高呼：「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打倒刘少奇，砸烂刘邓陶的狗头！」「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地动山摇，响彻云霄。

死囚听判双膝一軟，跪倒在地，喉咙被麻繩紧紧勒住出不得声，只发出困兽般的哀嚎。

四个战士一拥而上，揪住胳膊在颈后插上一支长条木板，就像我們在《窦娥怨》法场一幕见过的那样，连拖带推到台下一角，战士在他腿弯狠狠一脚，死囚双膝跪下，战士举枪抵住他的颈项。

全場六千观众鸦雀无声，伸長了脖子，我想起魯迅在小說《药》中的描寫：「彷彿许多鴨，被无形的手捏住了，向上提著。」六千双眼睛射出饥渴的期待，期待那鮮紅滴血的馒头，期待那振奋人心的枪声。全場屏息靜氣，死一般的靜，只听見台前十几面紅旗在风中唰唰的飘动，过了一秒，兩秒，传來沉闷的「砰」一声，卻並不像在电影中听过的那么清脆响亮。

散会了，各單位須排队从死者面前走过，以收「壮革命者志气，灭反革命威风」的最大效果。扑倒在地的死者被战士拉起翻转，仰面躺在地上，睁着无神的双眼，半开的嘴里咬着一棵草，粗布囚衣被掀起到肩，露出胸口的弹洞，一股暗红的血流从创口湧出，斜過凹陷的腹部，在腰下的地面汇成一滩。

女同志们双手掩面疾步跑过，而我們這些特意被安排來看杀鸡的猴子，不敢不看，也不敢快行，低着头挨个在死屍前緩步走过。

毛泽东說，对反革命「杀掉一批，关押一批，改造一批」。我将在哪一批呢，明天是否会轮到我？

這是一個死神天天在你身边的时代，转眼三十九年过去了，我仍时时想起那法场的一幕。那个枉死的中学教师也许早已家破人亡，也许已经获得了平反，也许他的儿女已记不清父亲的模样。

那些昔日的学生，现在都已成家立业，为人父母，是否有人还会想起死在他们手中的老师，内心唤起一丝内疚和忏悔？

                          1996年4月18日于洛杉矶

【刊登於美國《世界日報》文革三十周年祭 (1996年5月)】

老木匠

(回忆录之十二)憶雨文

江雨文和我是中学六年的同班同桌同学。

我们都暗恋着前面一排左边的短发女生，在那年代，理短发是很勇敢的，62年放了一部东德电影「柏林情话」，女主角一头齐耳短发，一下子风靡了上海的中学，爱时髦的女生都剪了辫子改成这种「柏林式」短发。团支书提出「学柏林还是学雷锋」的讨论，短发简直成了对雷锋的挑战，而女共青团员们的基本标志是两条长辫和一双布鞋。

那时的少男少女，纯真得象水晶，我们都在心里觉得她对我比对他更好，所谓好，无非是她回过头来向我借了一快橡皮而已，这甜蜜的一瞥伴随着我们走过了中学六年，直到各奔东西。

我和雨文再次见面，已是两年后，在「西去列车的窗口」，这是诗人贺敬之的著名诗篇，那几年中上海十三万青年走上了远征的路。

我们不在一个中队，经过半年极其繁重的农场劳动锻炼之后，我们都分配在兵团农场的师部——一个两万人口的小镇，我因受過美术训练，分配在宣教科搞展览壁报之类，雨文在工程队当建筑技术员。

说起来，我和雨文还真不是一般的缘份，我们的父母都在美國留学，我是上海大企业家的长孙，父母赴美，我留在祖父母身边，而雨文则出生在波士顿。

1967年，「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把十三亿中国人拖进了文革的深渊，我被师党委宣布「戴反革命帽子，交革命群众监督改造」，送到偏僻的劳改农场。68年我从农场逃出来，爬在运煤的火车上，餐风饮露到了西安，用仅剩的二十元买了一张去上海的车票。

西安车站广场有座全国最高大的毛主席塑像，周围全是大字报，人山人海，我不敢走近这种地方，坐在暮色苍茫的街沿等待明天一早的火车。

突然听见一堆人群中有人高声和人辩论，那高亢的男中音正是江雨文。我起身想走，和挤出人群的他恰好照面，两人都怔了一怔。毕竟他乡遇故人，他请我去吃四毛钱一碗的饺子。

他很真挚地对我分析，刘邓陶，彭罗陆杨，五一六分子，血统论，我感觉到他那份为国为民的热血，那些年，中国人都是政治家，但我只想避开。

他是在上海探亲后回兵团去，大概看出我是「畏罪潜逃」，劝我「早点回来吧，好好听毛主席的话，改造自己，参加革命，我相信你，我们还是朋友。」我们往相反方向分手了。

雨文和我分手后，回到了兵团就被极左的「红色战士造反团」抓了起来，当时正值全国武斗最烈的年代，68年江青发出了「文攻武卫」的指示后，林彪再火上加油：「武斗无非四种，好人打坏人，革命行动；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好人，好人受锻炼；坏人打坏人，以毒攻毒。」武斗一发不可收拾。

雨文出生在美国，他的父母是上海第二医学院教授，在文革中这些都是他深重的罪孽。一次批斗会后，几个造反派头领把他拖到仓库里毒打，逼他说出美国特务组织的名单和暗藏的收发报机。这些事在今天听来是笑话，但在当时，紧跟毛主席阶级斗争路线的造反派是认真的。革命战士牢记毛主席老人家的教导：「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么温良恭谦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爆烈的行动。」

雨文在他们眼里，绝对是一个万恶的美帝特务。对这样顽固的敌人，心怀朝阳的革命战士们决不心慈手软，他们把他紧紧绑在板凳上，用四寸长的铁钉，钉进他的双膝，然后把痛昏过去的雨文丢入了地窖。

西北地区冬季漫长，一冬的菜都放在地窖里，十月的夜，已经在零下。三天后，造反派想起了他，但他已经僵硬了，没人知道他死在哪天，更没人知道他是否苏醒过。

雨文的父母知道了他们独生子的死讯后，在五七干校双双自尽。

领头毒打雨文致死的头目，70年成为他单位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发出「文化革命已经七年，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感叹，各地处理了一批所谓「打砸抢分子」，那个杀人凶手因雨文案被判刑三年。

雨文的死，三十七年了，尸骨无存。我不知是否还有人记得这样一个普通的青年，记得这样一个平凡的生命。这许多年来，我心底始终无法排遣一个念头，在那寒冷的夜，如果雨文曾在剧痛中醒来，他会想些什么？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望着地窖口的夜空，是否想起了父母、想起了师友、想起了心仪的短发姑娘？但这一切，已经永远、永远、永远没人知道了。

现在我们自己都做了父母，我的儿子也到了当年雨文的年纪，这念头愈加象铁钳一样钳着我的心。我的良心无法面对一个无辜的青年，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在这满天星斗的寒夜，孤独地死去。

                                                       1996年4月21日于洛杉矶

老木匠

(回忆录之十三)老 陳

下了一夜大雪﹐我這個反革命份子必需在八點上班前把辦公室前面的積雪掃乾淨。待掃到大門口﹐見一個身裹破棉襖的高個子﹐緊抱雙臂不耐煩地在門前來回踱步﹐他一回頭﹐我見到了羊皮帽下面一副深度近視鏡﹐左眼玻璃已經碎了﹐貼着膠布﹐口鼻呼出的熱汽在帽沿結了冰﹐顯然他已經在此等候了相當時間。

「同志﹐什麼時候開門啊﹖」

「八點﹐快了。」

深度近視鏡加一身破棉襖﹐在那個年代是一種身份標誌﹐此人必右派無疑。

「進屋暖一會吧。」我看他凍得夠嗆﹐邀他進了我在豬圈旁邊的土屋。

「呵﹐您好多書﹗」一口北京腔﹐他沒有注意堆在一邊的飼料﹐沒有注意放在一旁的鐵鍬十字鎬﹐也沒有注意隔壁熱氣騰騰的豬食﹐只看見我牆角簡陋的書架。

這是1971年初我和老陳的第一次見面。

此後他經常來我處﹐他從來不問我為什麼在喂豬﹐心照不宣。

老陳1939年出生在北京﹐反右那年他剛進北大物理系。

「我沒成右派﹐不過我沒畢業就離開了。我家以前做大官兒的﹐我出身不好﹐文革紅衛兵516一來﹐嚇﹐我們這些出身不好的﹐全被趕出來了﹐北京麼﹐北京麼﹐就是不一樣。」他對故鄉的自豪﹑懷念和淒涼﹐全溶在北京二字裡。

當年從內地來新疆的不外三種類型﹐一是支邊﹐二是甘肅青海四川等地的逃荒農民﹐三是勞改勞教犯人。我沒細問﹐至今不清楚老陳的具體身世。

他在水利處預製廠工作。新疆地處戈壁﹐南山下來的雪水由巨大的水渠網絡引到各農場﹐管理水渠的就是水利處﹐所謂預製廠可不像名字那末正規﹐就在前面的大戈壁灘上﹐就地取材把沙石進行篩選﹐拌和水泥﹐做成鋪設水渠的水泥板。他們常年無休地勞作在烈日當頭﹑沙土飛揚的野外﹐夜晚就睡在旁邊的帳篷裡﹐只有冬天﹐冰天雪地﹐才休息三個月。

夏天了﹐我僅有的一次去看過他﹐五六座破舊帳篷﹐每座十幾人排列席地而臥﹐個個赤身垢面﹐比勞改營條件還差﹐簡直是乞丐窩難民營。時值午飯後休息﹐老陳躺在地鋪上看書﹐見我來馬上翻身而起。

「看什麼書哪﹖」我問。

「呵﹐看着玩呢。」

我接過一看﹐華羅庚的《數學導論》﹐已經翻得破爛不堪。

我的天﹗

戈壁荒灘﹐烈日壓頂﹐沙塵滾滾﹐破爛帳篷﹐《數學導論》﹗

一頭亂髮﹐深度近視﹐又髒又黑的光膀子﹐超級書獃子﹐這就是老陳。

轉眼又冬天了﹐75年的冬天和71年大不同﹐雖然還是一樣冷。

「俺們城裡人」36斤定糧﹐只有一斤細糧﹐其餘都是苞谷麵 (喂豬的玉米粉)﹐一年就春節﹑五一﹑國慶三個節日分幾兩豬肉﹐那年頭肚子裡乾涸啊﹐就想着有點葷腥油水滋潤一下枯焦的五臟六腑。

老陳聽說三十公里外的城鎮每天一早的集市有賣羊雜碎﹐五塊錢一副。老陳為了飽自己久渴的口福﹐竟然起了個早﹐天不亮就出門﹐步行去烏蘇﹐計算着十點前能趕回來上課﹐他上路了。

但是他沒能走回來﹐當他三天後甦醒過來﹐已經躺在醫院裡。

別人告訴他﹐在快到烏蘇的公路上﹐他被一輛運載石油的重型卡車撞倒了。

我去醫院看他時﹐他面有愧色地說﹐「怪我嘴饞﹐都怪我嘴饞﹐為一副五塊錢的羊雜碎斷了腿﹐丟臉啊﹐丟臉啊。」

從此他成了瘸子。

我到香港後兩三年﹐他來信說終于結婚了﹐妻子是學校食堂的勤雜工﹐剛死了丈夫﹐有三個十來歲的孩子﹐在一個喪偶的河南農村婦女眼中﹐中學教師﹑老實巴交的北京人﹐畢竟是個依靠。又過了兩年﹐來信說孩子不聽他的﹐和妻子也沒共同語言﹐什麼都不如意。

我收到他最後一封信﹐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他知道在國外人人可以擁有電腦﹐他寫了整整十頁﹐全是從雜誌報紙上抄來的資料﹐興奮地向我解釋未來必將是電腦的世界﹐囑咐我一定要學好電腦。他正在為擁有一部電腦而奮鬥﹐像一個孩子夢想着心愛的玩具。看了他的信﹐我覺得好笑﹐更覺得辛酸。

此後多年﹐我去信都沒了音訊﹐我不知他是否實現了電腦夢﹐在我想象中﹐他依然一頭亂髮﹐天真的雙眼被深度近視鏡放大﹐在他寶貝的《數學導論》旁﹐是一台嗡嗡作響的老式電腦。

                                                 2009年8月8日

老木匠

(回忆录之十四)豬是我朋友 牛是我兄弟

1969年至1979年十年間﹐我住在土塊壘成的低矮簡陋房子裡﹐左邊一間是雜物倉庫﹐中間一間是我白天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晚上把什麼都忘記﹑做一場好夢的地方﹐右邊一間是煮豬食的「廚房」﹐大鍋裡日夜煮著二十多隻豬的美食﹐整天整夜冒出酸酸的悶香﹐那是他們最喜歡的美味。

食譜是這樣的﹐先把兩桶榨過糖的甜菜乾放入鍋裡﹐加入半桶榨過油的棉籽渣﹐再從革命者們的食堂挑一桶剩菜泔水﹐一把鹽不要多﹐最後倒入兩擔清水﹐燜上一夜。

每天一早﹐到屋後的爐門把火捅旺﹐煮上半小時﹐火燙滾熱的大餐完成了。開飯囉﹗兩個豬欄裡的動物聞到撲鼻的香味﹐發出狂躁焦急的叫聲﹐「餓啦﹗餓啦﹗我們要吃啊﹗」

把豬食挑過去﹐倒進槽﹐燙著了擠在前面幾只豬的耳朵﹐它們使勁地一甩﹐滾燙酸臭的豬食濺了我一臉。它們噗滋噗滋地狼吞虎嚥﹐吃得津津有味﹐有時抬頭看我一眼﹐從它們眼神看得出﹐它們吃得多麼香多麼滋味。

然後我走進豬圈隔壁的牛棚﹐那裡有兩隻真正的牛﹐不是我們這種兩條腿會說話的牛鬼。四條腿不會說話的牛見了我﹐興奮地踏步甩尾。這兩隻牛﹐一隻上了年紀﹐見了我有點怕﹐雙眼露出恐懼的目光﹐好像我是牛魔王﹐一隻年輕的見了我很親熱﹐呣呣叫著挨過來舔我的衣服﹐連牛都會拍馬屁﹐何況人呢﹖

我牽著它們﹐走到幾百米外的荒地﹐把一根鐵籤釘進土裡﹐拴上繩子﹐讓他們可以在直徑二十米的範圍內吃草活動。

做完這些革命工作﹐我就回到那個有著酸臭味道的土屋去﹐潛心研讀馬克思著作﹐1842年的法蘭西革命啊﹐德國工人階級的鬥爭啊等等。這時木門外有聲﹐那是我的寵物在門口躺下了。

69年第一批小豬中﹐有一隻母豬沒有閹割﹐特意留下作種的。這是一隻非常漂亮的小母豬﹐雪白的身上有一些灰色和黑色的圖案﹐最特別兩個眼窩是黑色的﹐活脫一隻國寶熊貓。

熊貓母豬每年生一窩小豬﹐春天到附近一個單位去配種﹐那雄壯公豬足有三米長。到秋天「熊貓」就臨產了﹐這是我們全銀行的大事﹐領導同志都來關心﹐指示我要好好護理﹐因為這關係到同志們明年是否有肉吃。十年中她生育了82隻﹐加上買的小豬﹐我一共喂養了126隻﹐但只有「熊貓」陪我渡過了整個十年。

別的豬都關在圈裡﹐熊貓是放養的﹐她吃好飯就優哉游哉四處散步﹐然後在我房門前﹐挨著門躺下﹐她知道這是我的家。

像狗一樣﹐她見到其他人是要咬的﹐有她為我守門﹐我便不但可以放心地攻讀馬列主義﹐也可以放心地收聽美國之音。

76年四人幫一舉成擒﹐文革結束﹐市場供應開始恢復﹐各單位養豬種菜種玉米﹐「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革命生活也到頭了。十年來每周兩次的幹部勞動中止了﹐牛賣了﹐菜地荒蕪了﹐豬的主要食糧玉米沒有了﹐到79年夏天﹐最後剩下的六頭豬開始斷糧﹐我只能每天給它們一筐白菜﹐最後連白菜都沒有了﹐已經是初秋﹐草開始老得像玉米桿。它們已經好幾天完全沒有任何東西下肚﹐連叫的力氣都沒有了﹐整天無力地攤在地上﹐在我一次又一次告急下﹐領導終于下了開殺令。

可憐的動物餓著肚子上刑場﹐下世都做餓死鬼。

我不動手﹐誰也無法接近「熊貓」﹐但我不忍心。最後﹐銀行警衛員用五四式手槍抵住「熊貓」眉心時﹐她還抬起頭微笑。

直到現在﹐我每年總有幾次做夢﹐見到那些可憐的動物﹐餓得皮包骨頭﹐爛成一堆白骨﹐倒在廢墟一般的豬圈裡﹐我急得團團轉﹐怎麼辦﹖怎麼辦﹖驚醒﹐呵﹗四十年了﹐這些和中華民族一起熬過苦難歲月的動物﹐應該已經超度成了人了吧﹖可能已經是北京某大款﹐或國企某老總﹐但我脆弱的良心總覺得對不起它們。

我的豬朋友﹐我的牛兄弟。





                                                                 2009年7月15日

老木匠

(回忆录之十五)向青蛙請罪 向老鼠懺悔

我的住房由粗大的土塊壘砌成﹐土牆有很多縫隙﹐可以想象這些縫隙內是一個錯綜複雜的道路和洞穴網絡系統﹐那是老鼠的世界。房內一角堆著玉米﹐晚上聽見唆唆聲﹐就是老鼠出來忙碌了。

在老鼠們看來﹐這是一座巨大無比的金山﹐而我是一個慈眉善目的土地老公公﹐我有時蹲在一邊看它們把玉米塞進自己的小嘴﹐腮幫鼓得滿滿的﹐一面用骨溜溜的小眼睛斜睨著留意我﹐很有趣。

    一次﹐我突然想試試自己的靈敏﹐果然出手不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把抓住了忙於搬運的米老鼠。

罪過﹐真是罪過﹐撒旦入了我心﹐附了我身﹐我順手拿起一根寸半長的縫衣針﹐從老鼠背部插下去﹐直到從腹下穿出。

蒼蠅蚊子老鼠麻雀﹐那是毛主席欽定的四害﹐全黨共討之﹐全國共誅之﹐我這是革命行為。好玩﹐這一刻﹐我是為所欲為的宇宙主宰﹐我是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威。一得意﹐手一松﹐身負重傷的老鼠竟逃去無蹤﹐啊呀﹐要是他回去死在洞裡就糟了﹐但已經沒辦法﹐我望洞興嘆。

我住房隔壁日夜煮著熱香噴噴的豬食﹐一只青蛙竟然跳到鍋蓋上﹐我兜起一勺滾水澆下去﹐它背部和大腿的皮暴開了﹐露出鮮紅的肉和白色的筋腱﹐它沒有能力再跳﹐一動不動﹐瞪大眼直直地望住我﹐張大了嘴﹐大口大口地喘氣﹐我突然感到自己在這小動物面前﹐卑鄙得無地自容﹐趕快用鐵鏟把它塞進爐門﹐讓烈火消除它臨死的痛苦。小青蛙最後的面容深深烙刻在我腦門上﹐成為一個永遠不會蛻化的罪惡印記﹐告訴我生命的價值。

又過了些日子﹐我坐在燈下看書﹐聽見背後唆唆地又開工了﹐我輕輕走過去蹲下﹐呵﹗這不是被我在背上插了針的米老鼠嗎﹖它居然還活著﹐露在背上的一截針桿已經生鏽﹐那應該是血﹐它若無其事用骨溜溜的小眼睛斜睨著觀察我﹐一面用粉紅色的前爪把玉米快速塞進自己的小嘴﹐腮幫鼓得滿滿的。

「對不起﹐米老鼠﹐放心吃吧。」我對它說。

我無法看書了﹐那晚我看清了自己罪孽深重﹐當被其他人欺壓打擊時﹐我滿腔憤慲﹐咬牙切齒﹐但當我殘害動物時﹐又滿足自己的權威﹐得意自己的神力。

如果說我這十四年的思想改造有什麼成果的話﹐那就是懂得了我確實有罪﹐我連做牛鬼蛇神的資格都沒有。

我要向青蛙請罪﹐向老鼠懺悔。





2009年7月18日

老木匠

(回忆录之十六)豬 圈 密 謀

一九七一年﹐中國歷史急轉彎的一年。

四月﹐九大勝利閉幕﹐毛澤東欽定林彪為接班人被寫進黨章﹐兩報一刊指出﹐蘇聯變修的慘痛教訓是斯大林生前沒能選好接班人﹐被野心家赫魯曉夫篡奪了領導權﹐今天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為全黨全國選定了林副主席為接班人﹐確保紅色江山不變色﹐這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創造性的發展﹐是馬列主義一座光輝的里程碑。

誰也沒想到﹐這話音還在繞梁三天﹐卻成了二十世紀最Q的超級政治搞笑﹐親密戰友一下子變成了謀害毛主席的野心家﹐這事可急壞了中南海的頭兒們﹐過幾天就是國慶﹐照例毛﹑林兩位正副統帥要一前一後「紅光滿面﹐在東方紅樂曲聲中健步登上天安門城樓」﹐接受全國革命人民發自內心的歡呼﹐現在﹐又只剩孤家寡人了。

這可怎麼向人民交代啊﹖

九月底﹐北京突然宣佈﹐今年國慶不遊行﹐改在各公園舉行游園活動﹐原因據說是蘇修亡我之心不死﹐可能發動襲擊﹐所以全國一級戰備。從這以後﹐北京逢五一﹑十一閱兵遊行的傳統中止了。。

話分兩頭﹐那邊急如熱鍋上的螞蟻﹐這邊我和「反革命同夥」小劉正在豬圈挖糞積肥呢。

當了反革命﹐這政治靈敏度﹐確實非同一般﹐因為一點風吹草動﹐可能就關係我們生死存亡。小劉四看無人﹐悄悄對我說﹕「這次國慶不遊行﹐你看怎麼回事﹖」

「不尋常﹐估計又要搞什麼運動﹐小心點。」



我倆鑽進低矮的豬棚﹐蹲在地上﹐假裝清理棚內的稻草﹐確確實實像革命群眾批判的那樣﹐躲在陰暗角落裡﹐密謀策劃。

「說是備戰﹐預防蘇修偷襲﹐但人在廣場上﹐和人在公園裡﹐導彈一來不都死路一條﹖我也不信蘇修真會發動全面戰爭。」

「是啊﹐」兩人異口同聲﹐「就是說﹐有人不能上天安門﹗」

有人出事了﹐誰﹖

我們開始排隊﹐把政治局以上人員一個個揪出來審查一番。

周恩來﹖不可能﹐他天天衣不離毛像章﹐手不離毛語錄﹐公眾場合總是在毛林後面保持三公尺﹐決不雷池半步﹐如此謹慎﹐如此克制﹐明眼人(我們當然是明眼人)一看便知﹐一是毛對周有猜疑有戒心﹐二是周步步為營﹐步步戒備﹐這樣一個人物﹐老毛想和他鬥﹐還欠一把火候。

那麼是誰﹖是誰不能在天安門露面﹐竟然要終止閱兵﹖

我們面面相覷﹐不敢說出不約而同到了口邊的名字。

趁休息﹐我到會議室查看報紙﹐翻遍了《人民日報》《解放軍報》《新疆日報》八月份以來的每一頁。沒有﹐竟然完全沒有林副主席的行狀﹐只在九月十二日《解放軍報》上有一段黃永勝的報道。

兩個反革命以自己的警覺﹑敏感和智慧﹐在豬圈裡﹐獲得了黨的最高機密。

自鳴得意﹐興高采烈﹐但是小心﹐千萬小心﹗

約莫過了半個月﹐農七師黨委向各單位幹部集中傳達中央文件﹐我們單位的會議室也是會場之一﹐門口站了一個持槍的警衛戰士﹐如臨大敵。

傳達了三天之後﹐林副統帥——不﹐林禿子——妄圖搶班奪權﹑謀害主席﹑另立中央﹑投敵叛國﹑最後自已毀滅的罪行已經人皆盡知。大家還被告知﹐毛主席早就看穿了林彪的野心﹐還拿出據說很早就寫給江青的一封信作佐證﹐主席多麼希望人民繼續相信他啊。

警衛員老施﹐人很和善老實﹐雖然是支部委員﹐但畢竟不是業務幹部﹐勞動人民本性﹐常到菜地豬圈來和我們一起幹活聊天。今天他走出會議室﹐又踱到豬圈來。

「這會開得怎麼樣﹖深受教育了吧﹖」小劉問。

「唉﹐俺不知道﹐上面咋說俺咋聽。管它娘的。」河南人老施說。

「老施﹐我記得九大時﹐不是說人選名單經全黨上上下下多次反復討論﹐充份發揚民主集中﹐高度反映了全黨意見的嗎﹖那林彪上台你也有責任呵。」

「勼﹗雞巴民主﹗全黨上下也輪不上俺﹐俺幹活吃飯﹐不管那些勼事。」

豬叫了﹐到時間喂豬了。

我多加了半桶玉米粉﹐噴香滾燙的豬食倒進槽裡﹐十幾隻豬狼吞虎嚥地吃得歡快﹐它們想不透為什麼今天的伙食特別好。

那個年代﹐只有豬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快樂。

2009年8月13日

老木匠

（回忆录之十七）月是今夜明

和往常一樣﹐十四隻豬八戒美美吃飽了﹐舒適地躺在豬圈的水泥板地上﹐九月的旁晚寧靜安祥﹐日落後西邊天空一片通紅﹐沒有晚霞﹐預示明日又是陽光普照的好天氣。

晚飯後在房內看書﹐入夜我都要到豬圈牛棚巡視一遍﹐十點多踏出房門﹐怎麼外面這般光亮﹖抬頭一看﹐好大好圓的滿月﹗呵﹐今夜是中秋。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農曆八月十五。

明月孤傲寂寥地高懸在深藍色的淨空﹐月光淹沒了爭艷的繁星﹐原本隱匿在昏暗中的豬圈﹑樹木﹐在如水的月色中明暗分辨﹐好像一幅水墨素描﹐多靜多美啊。

中秋﹐中國傳統合家團圓的日子﹐但這裡是我的寧古塔﹐我沒有親人﹐沒有希望﹐沒有明天。中秋﹐對我毫無意義﹐然今夜美麗月光下﹐美麗的夜色﹐給了我異樣的感覺和記憶﹐我從沒見過如此清麗透亮的月色。

我走到豬圈前﹐柔和的月光灑在雪白的豬身上﹐它們睡得很熟﹐發出輕輕的鼻酣。

信步踏月回﹐月是今夜明。

和往常一樣﹐第二天早起我打掃男女廁所﹐升火煮豬食﹐去菜地割草﹐午飯後小睡。新疆地處中亞﹐一日內溫差極大﹐規定中午休息兩小時﹐機關田頭街上空無一人。午睡成了雷打不動的習慣﹐即便在文革武鬥最激烈的年代﹐一到中午﹐撕殺的兩派都停戰午睡﹐下午再你死我活。

剛睡下﹐師部樓頂的高音大喇叭突然廣播﹕「廣大革命同志請注意﹐今天下午四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有重要廣播﹐請各單位組織收聽。」

重要廣播﹗什麼事這麼緊張﹖

我敏銳地警覺﹐毛……死了﹗

1971年林彪沉戢折戈﹑機毀人亡﹐連最愚蠢的「革命群眾」也看得出﹐偉大領袖黔驢技窮﹐顏面掃地﹐他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連同他光焰無際的革命理論﹐一夜之間﹐被親密戰友的叛逆戳得體無完膚。

74年以來﹐關於毛主席寵愛的革命旗手江青的各種醜聞傳言﹐在全國不脛而走﹐家喻戶曉。於無聲處聽驚雷﹐毛澤東神化的時代結束了。

人們在前不久老人家接見布托的新聞片上﹐看到主席明顯地蒼老衰頹了﹐人人心裡清楚﹐在溫都爾汗被烈火無情焚燬的遠不止副統帥和他的婆娘。

毛澤東的即將退出歷史舞台﹐已經在很多人的意料乃至等待中。但是﹐期待毛澤東死的﹐不僅是盼望平安生活的老百姓﹐更有各種虎視眈眈的勢力在暗中磨刀霍霍﹐這將會在血跡未乾的中國引發怎樣的動亂﹐可以想象﹐任何一方上臺都會宣稱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忠誠接班人﹐極左的轉向可以預期﹐那麼我將面對的是怎樣的明天。

我逼自己不去想﹐可能這是我最後的午睡﹐誰也無法預料下午四點後的中國向何處去。

三點四十五分﹐鈴聲響起﹐總務股長來通知我一起去聽廣播﹐我自被判反革命後﹐再無資格參加革命群眾的政治學習會。

會議室坐滿了人﹐一台紅燈牌收音機放在最前面桌上﹐我在最後的角落坐下。沒有慣例的讀語錄﹐沒有領導指示﹐其實人人心裡都鏡一般的明。

我強力提醒自己﹐一定有人在留意我﹐千萬記住﹐低頭﹐低頭﹐不要笑﹐不要做任何舉動。如果有人哭﹐就想我73年貧病交加亡故的祖父﹐逼自己落淚。

四點準﹐《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國務院﹑中央軍委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向全國廣播。鴉雀無聲﹐沒人哭﹐竟然沒人哭﹗

廣播完了﹐散會。我確實沒想到竟然這樣﹐竟然沒人哭﹗

什麼也沒發生﹐月是今夜明。

當夜﹐一輛解放牌油罐車停在操場上﹐不遠處是工商處的家屬宿舍﹐司機是來走親戚的﹐他把車門鎖上時﹐對警衛員說﹐這是一車汽油﹐請幫忙留意。其實那是一車食油﹐他怕人偷﹐故意說是汽油。

汽車停在明亮的月光下﹐一旁是徹夜不息的路燈﹐絕對安全。

但是﹐第二天一早﹐汽車不見了﹐司機大驚失色﹐立即報案﹐公安如臨大敵﹐即刻展開破案調查。想想﹐在毛主席剛剛逝世的當晚﹐一輛滿載汽油的油罐車﹐哪裡去了﹖誰開走了﹖去幹什麼﹖

月亮開始彎缺﹐但月光依然雪亮。

再過了一天﹐警衛朱小貴被捕﹐公安三十小時就破了案﹐不過說來其實很簡單。﹐

警衛小朱是個調皮鬼﹐出身貧下中農﹑共產黨員﹑退伍軍人﹐這是政治可靠的保證。他在當兵時有個未圓之夢﹐就是想當汽車兵。這下可好﹐一輛汽車停在門口﹐恰逢他值夜班﹐神不知鬼不覺﹐他開車上路過把癮。

兩萬人口的小地方豆腐乾大﹐五公里就開到最東面的發電廠﹐小朱想掉頭回來﹐畢竟技術不過關﹐車倒進了路邊的溝裡束手無策﹐他一路小跑回來﹐居然什麼事也沒有﹐後門的燈依然照耀﹐頭上的月亮依然明亮。

想想﹐當晚北京紅牆裡的人們在忙亂什麼﹐全國一級戰備﹐億萬人民沉浸在悲痛中(至少表面上)﹐而五千公里外一個退伍小兵竟玩得那麼開心﹐連月亮都要笑出聲來了。

接下的故事眾所週知﹐四人幫倒台﹐朱小貴釋放﹐我想﹐這多虧中秋﹐月亮代表我們心。蔣介石歿於1975年清明﹐毛大爺死在1976年中秋﹐這或許是巧合﹐但誰又敢說這一定不是天意呢﹖

今夜月明。

                            2009年8月8日

老木匠

(回忆录之十八)    雁南飛

80年9月20日﹐我口袋中帶着17年工作的全部積蓄兌換的一千五百港幣，從上海乘飛機到廣州，立即到火車站憑出境通行證買到深圳的車票。當年廣州到深圳一天只有两班車，上午一班普客，下午一班快客。

次日一早，5點半開車，駛出廣州，太陽升起，藍天白雲，頭戴黑布邊大草帽的婦女行走在水稻仟陌，群群水牛在樹叢下反刍納凉，一派嶺南風光。

    火車速度很慢，站站都停，到樟木頭 (就是现在的東莞) 上来幾個邊防戰士查看證件，除了少數持出境證的港客，大多是深圳一帶持「邊境居民證」的邊民。走走停停，到達深圳已是中午11點半過後。

    火車無聲無息停下，没有任何廣播通告，也找不到列車員，我随人群下車，一腳就踏在路軌的碎石上，原來深圳車站連月台都没有。我環顧四周，人煙稀少，只有幾處低矮破殘的灰色瓦房，東倒西歪在大片金黄的稻田中。

    驕陽當空，空氣清新，微風從南方吹來，那是資本主義之風，那是西方自由之風。當年要是一個非本地人，身無證件來到這裡，等待他的將是叛國投敵的重罪，多少年來，我夢想着來到這裡，夢想着邊界外的自由，今天我終於在這裡了。

    一個農婦上來，揮動一雙手，說着我聽不懂的語言，但我知道那是十塊錢把我行李挑到邊關，她用扁擔挑起我的行李，一轉彎就到了邊關。

    這所謂邊關，只是一座大竹棚，裡面没有灯，進去好一會才適應裡面的昏暗。我還四週看新鲜，一個工作人員催我趕快，「快進去吧，十二點半就吃飯休息啦，要等幾個鐘頭才上班呢。」

   人群排着两行隊伍，總共就五六十人，海關檢查很慢，邊防戰士用懷疑的甚至是仇視的眼光打量每一個出境客，尤其是第一次出境的内地人。

     「你去香港幹什麼？在那邊有什麼人？」邊防軍人把我的證件往抽屉裡一丢，嚴厲地提問，如炬的目光仿佛看穿我的心裡，要查明我是不是特务。

我想，已經到了这裡，一個小小邊防軍人是没權把我怎麼的，「我叔叔要我去接受財產﹐回來支援祖國四化建設。」自己想想也好笑﹐說出這種誰也不會相信的話來﹐什麼「四個現代化」之類，現在聽來非常滑稽，但那是當年最時髦的語言。

軍人盯着我看了足有三分鐘，懶洋洋地拿出圖章在證件上蓋了印還給我。

再前面的門口又一個軍人﹐最後核對一下證件上的照片﹐我跨出了邊境檢查站。面前就是深圳河上的中英界橋﹐呵﹐真的離開中國國境了。

這座大名鼎鼎的羅湖橋﹐短短不過三十米﹐卻是兩個世界的分野﹐天堂地獄的鴻溝﹐橋面上兩條鐵軌﹐是當年中國大陸和香港之間唯一的交通，中國百分之七十的外貿就是經這裡進出中國大陸。

橋邊有個小小的空地﹐幾只石凳﹐當火車通行時讓過橋者停留﹐我前後幾十人全走了。我在石凳上坐下﹐週圍一個人也沒有﹐苦難的祖國在我身後﹐未知的新世界在我面前﹐我要獨自靜靜地享受脫離苦海﹑步上新途前的最後時刻﹐讓自己的心停下來細細品味這來之不易的一刻﹐讓這一刻的意義永久地埋入我思想與情感的深淵。

十二点四十分，我走上空無一人的羅湖界橋，向對岸高高飄揚英國米字旗的檢查站走去。

                                                   2009年7月3日

老木匠

这位香港爷叔暂时就发到这里。

鞍山仁者

耐咂摸的好文章

JACK

那一百年的历史看不得。

老木匠

弄堂论坛的这位“香港老爷叔”从今年年初“严管”后就无法登陆论坛了

好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办的《民间历史》网站收录了他的部分回忆录，再搬过来

老木匠

这次他的回忆录直接命名为“我的回忆”，http://www.mjlsh.net/Book.aspx?cid=2&tid=640

老木匠

作者及家族的簡介

章濟塘，香港居民，1945年出生上海，1963年中學畢業後支邊新疆建設兵團，1966年社教運動中被打成反革命，戴反革命帽子監督勞動，1980年宣佈“屬于嚴重政治錯誤，定反革命不妥”，當年移居香港。

祖父章榮初1918年由浙江湖州到上海當學徒，1928年開設中國第一家華資印染廠，到1949年是浙江省民族資本首富，擁有14家企業，其中榮豐紗廠是上海十大紗廠之一。1933年祖父投入杜月笙門下為“恆社”常務理事。1948年出走台灣香港，經李濟琛勸說返回上海，文革中倍受折磨貧病交加去世。

父親章志鴻1947年留學美國，獲MBA後於1950年回國，反右運動中“帽子捏在手裡”，文革後任上海市機電局副局長、香港上海實業集團副董事長總經理，92年退休移居美國，2008年去世。

我祖父在1963年應政協要求寫過20萬字的回憶錄《我在舊社會的三十五年》，父親在退休後也有20萬字的回憶錄《我在新中國的四十年》。均未出版，我整理中。

我們祖孫三代的經歷，在某個側面反映出中國民族資本的歷程。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歷史－－尤其是三五反，公私合營，文革－－直到今天，也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盲點。

章濟塘
2011年4月15日

老木匠

一、从所谓“杜公馆”说起  

绍兴路之为文化街，已是上海人共识，这条百米小街，至今依然梧桐婆娑，绿树荫翳，不像其它马路高楼林立，拆得你不认识。绍兴路的媚力，恰在这蔽空浓荫下的书香，闹中取静的幽雅。

在绍兴路度过了童年的我，自然倍感亲切。

从香港回上海，航机刊物有介绍上海旅游点，“绍兴路54号”的标题吸引了我，看下去不禁笑出来。现在那里叫作“笙馆”，说是“海上闻人”杜月笙的故居。更多传言称是杜先生四姨太或五姨太或九姨太的住处，更有说前身是张群宅邸等等。前些年同济大学出版的《老上海花园洋房》中“绍兴路54号住宅”一文，则说是“有人送给杜母吃素念佛”之处。以讹传讹，无奇不有。

其实，这所房子和杜月笙根本不搭界，而是我家旧居。

绍兴路54号，原為美國领事馆兴建的侨民俱乐部，1940年落成后未曾使用就因故出售，由我祖父以4000两黄金购得，直至1952年成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社址。

创实业民族资本 斗外资三起三落

我祖父章荣初 （1901-1972），原名增骅，字荣初，祖籍浙江省湖州荻港。荻港章氏名人辈出，如民初外交家章宗祥，中国地质学先驱章鸿钊，教育家章开沅等。章吴两姓为当地望族，民谣称：“章百万，吴无数。”直到现在，以石板铺设的荻港老巷，横铺的是吴家所铺，直铺的是章家所铺。（《吴兴荻港章氏五修家乘》2010）

但到我祖父在菱湖镇出生时，家道中落，景况清寒，他只读过五年私塾。1918年冬刚满十八岁，身揣两块大洋，跟姑夫来到上海打工。

中国工业现代化与农村与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直到今天还是如此，我祖父就是一个二十世纪初的农民工。
不知是个人幸运还是社会风气所然，他在学徒生涯遇到一个好老板，每天店铺打烊后，老板督促他写大小楷十张，学珠算心算，教育他「客人乃衣食父母，做生意童叟无欺」。祖父一生重情义、知报恩，写得一手好字，心算和记忆力极强，为日后创业打下扎实基础。

右图：章榮初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

十年辛劳，十年拼博，从学徒工、布店伙计、合伙人，到自己创业。1928年买下上海华德路 （现长阳路）17亩地，开设中国第一家华资印染厂－－上海印染厂－－也是中国第二家印染厂， 此前英资纶昌印染厂独家垄断中国印染业。

当时的中国，国弱民穷，民族资本犹如巨石下的幼草，在我祖父拒绝英资兼并后，纶昌发起削价攻势，两个月内将出厂印花布从每匹4.5两白银，降到每匹2.8两白银，导致上海印染厂每日亏损1000两白银。1930年5月16日祖父在《申报》发表《告本埠匹头业勿定外货宣言》 ：“在此千钧一发的中国里，大家须要觉悟了，我以十二分的诚意忠告诸公几句话，……将提倡国货的心，常印在脑海里。”30年9月上海印染厂终于被英资纶昌压垮倒闭，布价随即被纶昌提高到每匹7两白银。

半年后，祖父在上海商业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和宁波银行家郁震东支持下，重新站起来，1931年7月上海印染厂复工。1932年，他买进隔壁的50亩土地，工厂扩大到纺纱、织布、印染，成为全能纺织厂。

面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崛起，外资是不甘心的，纶昌凭着财大气粗，故技重施，再次将出厂布价由每匹7元跌到3.7元，上海印染厂苦撑半年，1934年6月再度倒闭。

经过风雨飘摇的两年挣扎，1936年又顽强挺立，易名为上海纺织印染厂，更上一层楼，增加纱锭和机器，员工达3000多，成为上海滩最大纺织企业之一。可叹1937年八一三日寇进犯上海，处在炮火下的企业终告结束，被日商裕丰纱厂接管。

十年间，三次倒闭，三次爬起，祖父在1938年另设荣丰纱厂，终于在上海纺织业界站稳脚跟。

谈起祖父的往事，有人问我，你祖父在解放前夕回归上海，你父亲解放初由美国返回祖国，结果却经历了意想不到的磨难，一定后悔莫及。我要说的是，没有人比和国家患难与共的一代更深爱自己的祖国，没有谁比与民族共度艰辛的一辈更爱自己的民族。中国民族资本，在一开始就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连结，拳拳爱国心，铮铮报国情，“实业救国”绝不是一句空话，用简单肤浅的阶级斗争理论是根本无法解释的。

找靠山拜师杜镛  入恒社堪称中坚

三十年代初的十里洋场，鱼龙混杂，黑道白道横行，即便有一定身价地位，依然如履薄冰。祖父为了找个靠山，1933年初经黄炎培推荐，拜杜月笙为师，加入了1932年成立的“恒社”。

杜月笙出身十六浦地痞流氓，拜青帮通字辈“套签子福生”陈世昌为老头子。四一二事变投靠老蒋，获封陆海空军顾问、少将参议，俨然社会名流了。

“杜月笙现象”是特殊时代环境所造成，当年租界分治，各自为政，上海这个东方第一商业都市，竟没有统一的法律、统一的管治，这种无政府状态，造就了杜月笙这样黑白两道通吃、正邪左右逢源的势力，凭杜氏“闲话一句”摆平各种社会纠纷、调停八方利益争斗，可谓乱世出“英雄”。

1927年后，杜月笙为进入上层社会，需要改变黑帮形像，大弟子陆京士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提出成立一个合法社团「恒社」，设立高门坎，入社者需具中学以上学历，文职人员科长以上，文化教育界中学教师以上，军人少校以上，或者拥有自己企业，如此一来，把杜的帮会弟兄全挡在门外。

恒社成员中商界占54 %，香港回归后首任行政长官、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香港立法会前主席、现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徐丽泰的父亲徐大统，都是恒社成员。恒社核心是十九人理事会，其中九人为常务理事，杜月笙自任名誉理事长。1934年我祖父成为九名常务理事之一。（《恒社月刊》第10期，转引自《上海青帮》 上海三联书店 2002年）

右图：章榮初和榮豐紗廠總經理韓志明 (1938年)

陆京士主持编写的《杜月笙传》有这样的记叙：

恒社八百弟子中，各式各样人物都有。……杜月笙常说他的学生子中有三匹野马，他自己拉不住他们的缰。事实上则其言若憾焉，而心实喜之，因为这三匹野马大有乃师之风，他从这三个学生子身上看到若干年前的自己。…… 三匹野马跟杜月笙都很亲近，洪雁宾这个招商局船务科长，根据杜月笙的说法，洪雁宾的法道比我还要大！……张子廉不在洪帮，却替杜月笙担任洪帮的联络者，仅此一点，可见张子廉噱头不是一眼眼。
本事最大，手面最阔，尤能超过乃师杜月笙，上海人讲究的三头：噱头、苗头、派头一概占全的，首推杜月笙的爱徒，恒社中坚分子章荣初。
（《杜月笙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杜月笙为避日军逼降，经香港转赴重庆，在上海留下他的亲信万墨林、徐采丞作他的代表，当时杜门有“内务万墨林、外事徐采丞”的说法。

1938年祖父在徐采丞、万墨林协调下，以开工后生产的棉纱作抵押取得汇业银团贷款，在大西路84号 （现延安西路）开设荣丰纱厂。原为祖父独资，徐采丞来参观后，表示杜要入股，于是改为有限公司，杜出资一万，徐采丞和徐寄廎各出资三万。祖父乃奉杜月笙为董事长，两徐、他自己和总经理韩志明为常务董事【注】，杜月笙也因此成为中国纺织业联合会理事长。（徐寄廎是杜月笙亲近者，四十年代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上海银行公会理事长和上海商会会长。）

【注】 荣丰董事还有黄伯樵，宋子文的办公厅主任，45年后任行政院驻沪办事处主任。李乙尊，国军一级上将李济深的幕僚，解放后任上海市政府参事。严谔声，上海《新闻报》社长，解放后任政协委员，文革受迫害致死。

老木匠

我父亲章志鸿出生在家乡，中学毕业来到上海就读圣约翰大学，当时我母亲就读东吳大学商科，外公是浙江兴业银行董事经理，43年春祖父亲自到浙兴银行，托浙兴董事长徐寄廎作媒，向我外公提亲。1944年4月8日父母的婚礼在上海丽都花园举行，男方证婚人徐采丞，女方证婚人徐寄廎。


图：章榮初長子章志鴻結婚 (1944年4月)

以我家当时的经济及地位，婚礼完全可以极尽奢华，但尽管华丽隆重，卻只有茶點招待，不设酒席。此一是蔣介石提倡节俭新生活运动，二是杜月笙带头的风气。

杜家总帐房黄国栋有如下记载：

杜月笙的子女都已長大，五個儿子及一個女儿的婚事都在丽都花园举行，只设茶點招待，每次來宾千余人，花费还是很大。……
杜月笙六十寿辰，也在丽都花园举行。杜要求节约，每席仅六个素冷盘和一大锅光面，饮料由可口可乐公司和中国啤酒厂奉送。那天除來宾六千余人之外，來要饭的乞丐也有三千多。又在牛庄路中国大戏院义演三天，开支由杜负责，南北京剧名角全部尽义务，全部收入捐赠慈善机关。
（《杜门旧话》刊《中华文史资料文库》1969年）

父母婚礼上，母亲的伴娘是她表妹张雪勤，她丈夫王光复－－王光美的五哥－－当年是驻沪国军空军军官，49年去了台湾，因他们是中共“皇亲国戚”，在台倍受猜疑，终于五十年代移居美国。度尽劫波，柳暗花明，父母和他们在达拉斯重逢，已是相別六十三年之后的2007年。

图：章志鴻夫婦與王光復夫婦在美國達拉斯 (2007年)

1944年初，钱塘江海宁大堤年久失修，终于垮塌，汪伪政府哪管百姓死活，海水淹沒了县城和农田。海宁是杜月笙祖籍，杜家祖坟此刻也在水中浸泡，当地士绅代表來到上海，但杜已去重庆，我祖父闻讯担起了修复大堤的使命。1944年底钱江大堤竣工，次年初我出生，祖父為我取名「济塘」，以纪念此善举。

抗日寇身陷囹圄 棉纺业黄金时代

八一三后抗战全面爆发，烽火四起，但日本尚未对西方宣战，不能进入租界，租界成为沦陷区内的孤岛，到1941年12月6日珍珠港事件之前这几年称为「孤岛时期」，文化经济畸形繁荣。

1938年10月荣丰纱厂开工，初期比较顺利，但处在日寇魔爪之下，朝不保夕。39年10月，一个日本军官来到愚园路联安坊我家找祖父谈话，自称是极司菲尔路76号的，不知他葫芦里卖什么药，几次之后，他说出真意，原来他们要抓一个住在法租界的医生，要祖父请他出诊引出租界。祖父想，这医生显然是抗日志士，怎能帮日寇为虎作伥？他对日本军官说明天要去杭州，后天致电医生，日军走后，全家动员，在环龙路（今南昌路）租了一所房子，半天内就把家搬到法租界。

后得知爱麦虞限路74号已落成要出售，于是以我父亲之名，以4000两黄金买下来，这就是今天的绍兴路54号。该宅正楼原只两层，后来在我父母结婚时又加了一层，并在正楼后面的游泳池旁扩建一座曲尺形两层楼房，供佣人住宿，楼下是厨房和洗衣房等。

现在绍兴路54号内有两幢房子，两幢之间原先有隔墙开一小门，解放后墙被拆去打通为一个院子。隔壁那幢名义上是杜月笙买下孝敬师傅、青帮大佬陈世昌， 却抵押给我祖父，因此实际上也由祖父出资。

图：上海紹興路54號現貌 (章濟塘攝於2004年)

1944年4月，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吳开先，第七战区司令吳绍澍等曾在此以万墨林请客为掩护，召开国民党敌后工作会议。到6月，吳开先被叛徒告发，国民党在上海的电台被日军破获，万墨林等人被捕，祖父受牵连也被抓进日军宪兵队。
祖父的回忆录这样写道：

一個日本宪兵坐在中间的写字台椅子上，对面也有一只椅子，日本人把电鈴一按，对面的椅子就动起來，我知道这是电椅子，一会来了几个日本人，拿来十几块夹板和许多绳子，把我拖到椅子上去，我硬拼住不肯坐上去。写字台前的日本人对我说：“你不肯坐吗？那換一个花样吧！”他们几个把我兩只手绑起來，腳沒有绑，房间四角立四个日本人，把我当皮球拋，先把我拖到一个角落的日本人旁边，这个日本人用力把我一拋，当然不出几步就跌倒了，他们哈哈大笑，又把我拉到另一角里，另一個日本人再拋。这样拋了一个多小时，叫我坐下来对我说：“已经決定明天枪毙你。你写一张遗嘱吧！”我说：“横竖要死了，写什么遗嘱。”他举起手打了我一记耳光，就把我关到牢房里去。
祖父毕竟不是国民党人，徐采丞化了30根金条把他保出来，在回家路上，祖父问徐：“吳开先也被抓了吗？”徐采丞笑说吳开先是不会抓的。徐采丞奉杜月笙命留在上海，开设“民华公司”，将上海的棉纱纸张等物资运往重庆，再将后方的桐油牛皮运来上海，大发国难财，利益归杜月笙和戴笠两人。祖父不解日本人怎么睁眼闭眼让他进行这样的战略物资交易，徐透露日寇知道杜在中国政界举足轻重，要拉拢杜，劝蒋介石放弃抵抗，对日投降，因此允许徐以生意为名保留一部电台和重庆联络。

当时日本陆军部在上海有三大特务机构：(1) 田机关 （田公馆），日军驻沪最高特务机构，主持人阪田诚盛，(2) 大场机关 （大公馆），主持人大场茂，(3) 森机关 （森公馆），主持人森政一。徐采丞与日本特务头子阪田诚盛大将关系密切，持一张“田公馆”证件在上海通行无阻，成为日军和重庆之间的联络人。 （徐采丞1952年在香港国泰酒店自杀）

吳开先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组织部副部长、上海敌后工作委员会书记长，是日本人积极拉拢的对象。

万墨林被送到极司菲尔路76号汪伪特务机关，受了重刑，更被76号汉奸吴四宝敲诈了几十万，经唐生明、潘三省等疏通释放后，无法在外面活动，在绍兴路54号隐居到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首先进入上海的是美国空军，祖父包下“伟达”、“祥生”两家酒店，办起“章氏招待所”，免费接待美军官兵。美第七舰队进驻上海，司令金凯德四星上将（Admiral Kinkaid. C.I.C.） 代表美国政府到我家致谢，祖父在花园草坪设宴招待盟军，陈纳德将军到上海也来我家拜访祖父。蒋介石知道后，也送了一张亲笔签名照片给他。

图：章志鴻赴美留學前 (1947年6月)

47年初，解放军节节胜利，蔣介石要搜捕国民党左派领袖李济深，我祖父从李的幕僚李乙尊（程派京剧艺术传人李世济的父亲）处得知后，让李济深在我家躲避数月，期间李患盲肠炎，祖父请上海最著名的外科医生任庭桂在家里为他动了手术，将他秘密送往香港。

上海纺织印染厂收回，改为荣丰二厂，1947年与大西路荣丰一厂合并为荣丰纺织厂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注册资本国币100亿元。

图：榮豐紗廠股票 (1947年)
                                         
抗战胜利后的几年，经济迅速恢复，纺织业连番增长，据“苏浙皖京沪机器纺织工业同业公会”1945-1949年初的统计，荣丰在上海纺织企业排名第6-7位。（转引自《近代上海棉纺织业的最后辉煌 (1945-1949)》王菊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48年上海有大中企业101家，其中纺织企业34家，这101家中，上市公司21家。（见《上海工商经济史料》）中国民族资本的力量，积聚了近百年，终于在四十年代后期造就了坛花一现的黄金时代。解放时，我祖父是浙江籍民族资本首富。

老木匠

办青树致力教育  报桑梓建设家乡

我前面说过，中国民族企业家的根在农村，祖父1918年到上海，28年开始办企业，事业刚起步，已“迫不及待”报恩乡里，回馈桑梓。

右图：章榮初為浙江菱湖小學題辭 (1933年)

1933年在家乡菱湖购地20亩独资创办了青树小学，他在《改进菱湖乡村的设施和愿望》一文谈到自己的心愿：

我国是农业国家，社会和民族经济的基础，是完全建立在农村之上，因此农村经济的衰落，是我们目前最严重的社会问题，近来全国上下，都憬悟到复兴农村的重要。…… 我们为大多数劳苦群众去谋生活的安定，子女的抚育，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因此，我是抱着改进农村的愿望，从故乡菱湖做起，以我的全力和全部私产，作为改进乡村的一切设施和经济后盾。…… 对于金钱，是抱定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主张。

青树小学七百多学生完全免费，贫困学生更给予奖学金，为不忘国耻，校内道路命名为“九一八路”、“一二八路”、“五卅路”等。林森题校训为“诚毅”，陈立夫题辞“宏开广厦”，王世杰题辞“桃李成荫”，潘公展题“青天白日，树之风声”，陈布雷题“树人百年”。

但这样蓬勃的教育事业，竟在1937年11月日寇占领湖州后，被日军放火烧毁。１０

抗战一胜利，祖父第一件事就是恢复办学，购置43亩土地重建青树学校，规模更比1933年的青树小学大得多，同为菱湖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上海市参议长潘公展任董事长。校舍由留德学建筑的吴绍麟设计， 校园内一座我曾祖父章清儒的青铜塑像，是中国雕塑大师张充仁的作品。 （毁于1957年“大炼钢铁”）

左图：章榮初父親章清儒為浙江菱湖小學題辭 (1933年)

教育事业外，祖父更大力投资故乡经济建设，成立“青树基金团”，以荣丰10亿元股票加筹集10亿，共20亿元为基金。1945年11月，他和潘公展联名发起筹建“菱湖建设协会”。他说：“我务必为桑梓有所建树，方无愧于先祖和后人。”

1946年起，先后兴建发电厂、化工厂、缫丝厂、医院，创办现代化 农 场，改良蚕种，无偿向农民发放抽水机、桑秧等。
   
祖父对家乡的关爱可以从一些默默无闻的贡献中看出，三十年代以来，他重修了菱湖90% 的街道，30多座桥梁，建立了菱湖第一个消防机构，设置50个垃圾桶，每月提供城镇清洁费10万元。

黄炎培得悉祖父的事迹后，为他写下“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愿为”。
   
中国最早的传染病防治医院“时疫医院”，1908年由万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前身）设立在上海天津路316号，四十年代初，祖父在附近的258號兴建了他企业的总部丰业大楼，自此，时疫医院的经费就由我祖父独立承担。
   
由青树学校衍生出来的青树助学金，1945年起在上海由《新闻报》社长严谔声、教育家舒新城负责，为贫寒大学生发放助学金，到49年前共有400名大学生由青树助学金资助完成大学学业，他们组织了由我父亲为主席的青树同学会，出版进步刊物《雄风》。解放前夕，其中七十多人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汤恩伯下令逮捕我祖父，经杜月笙、潘公展出面周旋才得幸免。

右图：穆史烈士碑(網絡照片)

交大共产党员穆汉祥、三青团员史霄雯，在解放军炮火映红上海西郊天空的时候，终被国民党杀害，现在两烈士纪念碑耸立在交大校园。52年我父亲由美国回来，特去祭祀，他们都是青树同学会的菁英。
  
现在，菱湖中学（原青树学校）是浙江省一级重点中学，青树的故事在21世纪有了新的发展。当年一位扬州来上海的学子辛德俊，凭青树助学金的资助完成了大学学业，49年后在香港船运业功成名就，他时刻记得祖父当年“希望每位青树同学在走上社会后能帮助另一位青年完成学业”的嘱咐，改革开放后帮助了几位家乡中学生赴美留学，2001年出资委托美国加州金门大学教授赵耀渝女士办了一个教育基金，致力帮助中国偏远地区的教育事业，但这个基金没有用辛先生自己的名字，他沿用了青树的名称，更延续了青树的精神，这就是美国旧金山的“青树教育基金” （Evergreen Education Foundation ）。
2007年美国青树教育基金来到菱湖中学寻根的佳话，在教育界广为流传，青树精神永存，我想，没有什么比这更令祖父在天之灵宽慰的了。

心彷徨走避台港 归上海迎接解放

1948年我祖父携资金前往台湾，同行有杜月笙的关门弟子、蒋纬国留德同学吴绍麟。抗战胜利后吴回国曾在我家寄住两年，蒋纬国给他一艘登陆艇装满吴的私人财物，我祖父和吴乘飞机到台北，蒋告知吴，一船财物被共军击沉，吴明知被蒋私吞，哑口无言，说台湾不可留，和我祖父到了香港。

是年李济琛在香港召集国民党内反蒋人士组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李为主席，宋庆龄为名誉主席，准备北上参加新政协。

49年4月30日李与我祖父一夕长谈，诉以中共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次日一早，李济琛与郭沫若等三十多位民主人士，以庆祝五一为名，登上停泊在维多利亚港的一艘苏联货船，驶出公海直上大连。49年5月20日，我祖父携带资产回到上海，五天之后迎来上海的解放。

吴绍麟留港未返，出生在绍兴路54号的他的独子吴光正，后成为船王包玉刚二婿，1997年曾为香港第一届特首候选人，回归后任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现为香港九龙仓集团、汇德丰集团等企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