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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邱晓云 于 2011-7-1 15:19 编辑
还记得初次见她在食堂里打乒乓时那种惊艳的感觉，那年她应该是22岁，我，15岁。
那已是我随父母内迁贵州后的第二年了。内迁，一个单位迁到内地，买下了十几亩地，圈上高高的围墙，就像早期殖民者的土围子，生活工作就都在这个围子里了。
一个单位几百号人，日日夜夜在一起，办公楼接着住宿楼，还都是厨卫合用的筒子楼，很快所有的人家都没有了秘密。好的时候一家蒸了包子，各家邻居都有得尝鲜，糟的时候一家找不着捅煤炉的火条，各家都疑神疑鬼，浪声浪气，最后弄得大打出手也是有的。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一年，谁见谁都是烂熟烂熟的。突然见一个清新的面孔，随和又好脾气的表情，加上曼妙的身材在乒乓桌旁灵活地运动，活力四射。人也透着精神，球也打得漂亮------人要喜欢一个运动，就会觉得那个运动水平高的显得漂亮--------那时我正迷着打乒乓呢，就没见过女孩打得那么好的。惊艳中回过神来，我猛地猜出她是谁了！“怪不得妈妈都说那人漂亮呢，一定是她了！”
回到家，转弯抹角向妈妈求证：“姆妈，刚才在食堂看见有个女的，乒乓打得真好……”
妈妈看看我：“是不是很漂亮？”
“嗯”
“猜出她是谁了？”
“嗯”，果然就是那个人。我希望她打住，不必往下说了，可妈妈还是说了出来：
“她就是那个小偷！”
“我都说知道了，你还那么大声，再说好两年前的事了，犯得着现在还那么激动吗？人家钱都赔给你了，依旧这么念念不忘的。左派就是左派，都跟鲁迅似的，一个也不肯饶恕。”当然这只是我的腹诽，没好意思说出来。
这事我记的很清楚，内迁前两年的事了。
那天妈妈回家闷闷的记账算账。
妈妈学财会毕业，毕业后没干会计，干的一行叫预算。那时中国学着苏联搞计划经济，设计一个工厂，每间厂房，每台机床，每道工序都要先经过预算，所有的预算汇拢，要做总预算。设计院有个很大的部门叫预算科，预算科里有个总预算组，妈妈是总预算组的组长。天天干的就是算账。苏联援建的一百五十六项有那么几项是她做的总预算。后来苏联专家撤走了，咱就不跟修正主义搞那些繁琐哲学，自己发明的办法叫边设计边施工。也就是搞成什么样算什么样的意思吧。再后来就大跃进了，产量想翻番就翻番。预算不需要，预算科也就解散了。不是一家设计院解散，全国整个预算这行就没了。妈妈改了行，不再替国家算那些大帐，但在自己家仍保留着记小账的习惯。家里油盐酱醋之类进账出账还是每天都认真记的，每月还有汇总，每年不但有盈亏统计，还有消费分类分析。我猜她大概记账有瘾，可照她自己说法是则是记账能帮助节约。那时我不能理解：钱花都花了，为什么记记账就可以节约。这些账本经过文化大革命冲击，抄家，内迁再迁出，居然还有几本保留到现在！我手边有一本是六零年的，从账本里能看见当时三四岁的我怎么隔几个月就生病住院，住院费每天一元，还有过生日给我买的什么积木等等等等。
那天妈妈的帐记得不开心，算完了帐，合上账本很郁闷地说：钱被偷了。
我在边上不关痛痒地来了句套话：阶级斗争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松吧？警惕性一放松钱就丢了吧？
妈妈很郁闷地说，这钱丢的奇怪，钱包没丢，钱包里的钱也没都拿走，好像是一沓票中抽走了四张-----五元的票。被偷了二十元，大约是当时一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这就很麻烦了，那是同事中出贼了。
更让妈妈纠结的是:不知第二天去了单位该不该说.说吧，怕人人自危，以为你在怀疑我们偷的.再说到底没证据，万一猜错了呢？岂不白白闹得科里不团结？不说吧，小偷可能继续作案，自己是可以锁紧抽屉，但其它同事不加警惕，不免会遭殃；那么还是该说？可说了没准还有人幸灾乐祸：妈妈那科小青年多，女同事多，普遍工资低。妈妈拿八十六元，就算工资最高的了，虽然妈妈总说笑话，说自己是过路财神，拿了八十六元工资，回家就交给外婆八十五元--------外公外婆没工作，家抄了，留着养老的银行存款也冻结了，每月要靠这点钱安排六个人的伙食，够外婆为难的了--------自己开销是在花爸爸的钱，而爸爸也要负担老人，但女同事们还是愿意把这八十六元高工资当件事来讲，弄得妈妈总是心中惕惕。前些天其他科的一个大姐串门到组里来聊天，说起自己的人生理想，也不求升官发财，只求有朝一日每月能拿妈妈那么多的工资，组里的姐妹们就起哄，问她凭什么那么敢想，知不知道我妈妈拿多少？八十六！那位大姐果然面红耳赤，连忙说自己说话不知天高地厚，真没想到妈妈的工资居然这么高！当时工资标准全国统一，整个国家已经很多年没给加工资了：56年大规模加薪后，只有63年有小部分人加了一级，以此K线图展望未来，自然对八十六元不敢心存冀望了。假如她能看透未来，会看见下一次全国加工资要等到十年后的1978年，而且还是只加给百分之四十的人，加到的平均也只有七元多，八十六元确实对她极为遥远。在这种氛围下，妈妈难免会担心说出被盗，有人反会幸灾乐祸，可不说呢？会不会失去万一抓到小偷，挽回损失的机会？或者到时候大家传说你真有钱，被窃了二十元，根本就没知道？那还是要说出来？可说呢，会不会被人说成干扰运动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
爸爸出差不在家，妈妈翻来覆去纠结了一晚上，第二天上班采取了个折中的办法：说，但不公开说，只跟最要好的同事说，并让她千万保密，等她憋不住了悄悄告诉她最要好的朋友，大概也会加上千万保密的嘱咐，这样传播的速度就会减慢，不会变成一个事件，不会对文化大革命运动有什么干扰影响。
老实说，贼去关门，亡羊补牢。抓住小偷，索回失物这种事，电影里多，生活中少。提高警惕，不让小偷再次得手就不错了。可事就有那么巧，不过隔了一个星期，妈妈回家兴高采烈地宣布：抓住小偷了！
“谁想得到！那么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居然做贼！今天一被抓，大家都闹起来了：原来组里被偷过的远不止一个两个，都是这么抽走五元十元的，大家也是怕说了影响组里团结，闷着不好意思说。这个小偷！亏我待她那么好，她偷我偷得最多！
我是看她分来不久，一副学生样，也挺勤快，还又漂亮又聪明，嘴又甜，还打得很好的乒乓球，样样出色，有心培养她，什么事都带她在身边，没想到她居然是个贼！去年大串联，我带着她去北京，没地方住，还带她住到你阿姨家----不行，我得赶紧写个信给你阿姨，问问去年她家丢没丢过东西，别是人家丢了东西碍着面子不好意思说……”
说起她的被抓，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怪不得人家说行得山多终遇虎，她偷拿别人钱，次数虽多，却并未曾穿帮。这次是在单位洗手间捡了同事的一块进口表，想要卖掉，出了岔子。
那时旧货行管理很严，见她那块表非常新，就扣住了表，一定要她拿原发票来才给钱。她不知怎么想的，居然回来找丢表的同事编了套瞎话，说自己家有块表要卖，日子久了，找不到发票，你反正表也丢了，发票也没用，不如给了我吧。你说这话能蒙谁？那位倒是把发票给她了，可暗地叫了保卫科派人陪同追踪，跟到旧货店将她拿住。一问之下，连偷拿科里同志钱也都竹筒倒豆子水落石出。作案次数虽多，总案值毕竟太小，派出所也不管，单位教育吧。处理结果是开除了团籍，发配食堂劳动。所以我一说食堂里打乒乓打得好还很漂亮，妈妈就知道是她。
那么年轻漂亮的姑娘会偷点小钱，是那个时代的怪事，现在很难理解。现在商业社会，美貌就是钱，不提什么不正当的行业，演艺广告那么多正途都高价征求美貌，凭一张漂亮面孔，就是一无技能，也能在合资公司找个前台工作，比营业员多拿一两倍，这多出来的一两倍完全是美貌溢价，再说她还颇有聪明伶俐讨人喜欢的本事。可那时人才没有流动，分到哪儿就在那干到老，美貌带来的好处很少。也许一毕业能分到设计院当保密员，已经沾了美貌的便宜了。
我也许是受了《悲惨世界》之类毒草的影响，也说不定是听说那小偷长得好看的影响，问过妈妈，是不是她家有什么弟妹要抚养，或者有什么老人卧病在床，迫得她不得已而为之。妈妈愤愤地说，“没有！全没有！她偷了梅梅的五元钱是买了化妆品，偷了我的二十元是买了皮鞋。科里开批斗会-----奥，叫帮助会，她自己一五一十交代的。牛皮鞋！我都好长时间不舍得买新鞋了！”看来妈妈是不准备原谅她了。
后来我学素描，与她也比较熟了，就分析怎么样的线条配合会显出美。可不管线条怎么搭配，落在纸上都无法表现出来。怪不得古人说：意态由来画不成。美未见得是线条组合的缘故，更可能是她身上某种与众不同的意态，----------那时周围的女同学，女同事，不管长得是端庄还是小巧，眼神都是警惕的，好斗的，不肯饶人的，一副剑拔弩张的神情；只有她闲闲不与人争，就是后来一起到市里打比赛，也总是淡淡不在乎胜负的样子。她打球的姿势也与人不同，不是标准的挥大臂带小臂攻球，而是基本只挥小臂，虽不够有力，但球速快，落点不易判断，战绩很不错，人也总是显得很轻松，运动时居然能给人淑女的感觉。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当时其他女性都不化妆，女同学们学农劳动时还提倡不怕苦不怕晒，谁要怕嗮黑那是革命意志不坚定，化妆那就更是资产阶级思想作怪，倒单单便宜了她-----反正也落后了，不必再想什么进步，穿的花一点，抹得白一点，发梢还悄悄烫一点卷，自然悄悄显出了妩媚漂亮。
那时有部朝鲜电影，里面老妈妈劝儿子找女朋友实惠点，有句著名台词：漂亮有什么用？漂亮脸蛋能长大米吗？不如谁谁谁那个胖姑娘，过门就能赚六百工分……不过后来小伙子还是找了漂亮的姑娘。那时中国也一样，漂亮虽然不值太多钱，总还是有人愿找漂亮的。漂亮姑娘落难之时，就会有人伸出援手，这回伸出援手的是个归侨小伙子，华侨有钱啊，他提出愿意替这位柳姑娘承担赔款，自然，接下来，两人就谈起了朋友。
这些是内迁前夕的事，当然也是我认识柳姑娘以前的往事。那些天，已经没有太多人注意这些小八卦了，院里大家关注的是人人有切身关系的大事-----内迁。
设计院内迁大三线，是文革前就定了的。大三线是指云贵川甘陕等中国腹地，也就是西部不发达地区，据传达那是毛主席想起来就要睡不着觉的地方。那么是因为落后，需要沿海地区支援，所以内迁又叫支内--------支援内地，让毛主席好睡得着。后来又转了说法，说是要打仗了，得把机器设备人才资源藏到内地去保护起来。这就好像不是支援，成避难了。可是恋土难移，不管你叫什么名堂，这内迁工作总是拖拖拉拉推不起来。虽说选点也慢慢选好了，先遣人员也派驻了，还直接分配了一些大中专毕业生到贵州报到，算起来那面架子也搭的有模有样了，可就是主力大部队真正内迁造不起声势来。当然，主要是领导的缘故，一部分人要走，一部分人可以留，走与留如何定标准，决定内地与上海两边如何定位。一旦到了领导决心一下，声势自然不是问题，问题解决不了，背口诀就是。那时领导们常念的口诀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有人要倒霉了。
这天，召集全体员工在食堂开大会。原来的造反派头头，三结合进领导班子，这时的革委会副主任，用高音喇叭声色俱厉地点着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份子的名，每点到一个，就有两个民兵下来反拗那人双臂押到到台上。被押上台的，雁阵般两边排开，都脸朝下作低头认罪状。名单很长，这个过程也就很长，让坐在下面的人觳觫恐惧怕轮到自己。这套虽然以前搞过，但每次都能制造出足够的恐怖气氛来，这天更是台上站上了民警，门外停下了警车，比往常又多了一层悬疑，不知是不是要即刻拿人绑赴法场，不由人不越来越紧张，怕叫到自己--------叫上了台的那些明摆了都是陪绑，最后叫上台的才是主角呢，会是谁呢？
拿高音喇叭的却不急，等陪绑的上齐了，先领着大家念毛主席语录：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暴力的行动；现在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一派大好……说得大家渐渐放松了下来，突然又高了八度：台上那些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必须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否则等待你们的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然后暴喝一声：“将破坏三线建设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张国强，田建民押上来！”警察就压着两个戴了反铐的小青年上了台，推向舞台正中间。这主席台本来就是平时排演样板戏的舞台，灯光现成，聚光灯往中间一打，一高一矮两个光秃秃囚犯头，一样苍白的脸，戏剧效果强烈。
押上台的这两个，都是毕业后直接分配到贵州的学生，大家并不太熟悉。
矮个的田建民是个中专生，与柳姑娘是不同班的同学。他们那届分配得很绝，一样两个班都分在这个设计院，柳姑娘这个班在上海报到，田建民那个班在贵州报到。领导有领导的打算：一部分人留在上海对业务先熟悉起来，还可以帮着打包搬迁；另一部分人直接分配到贵州，减少内迁时再动员的麻烦，又可以对贵州情况先熟悉起来，还能在贵州当劳动力帮着接应，实在是很妥帖的方案；可对被分配的学生差别就太大了：分在贵州的拿四类地区工资，转正后，助理技术员每月只有35元工资；而像柳姑娘分在上海，拿八类地区工资，转正后每月48元，就是再迁进贵州，因为享受内迁政策照顾，可以保留高地区48元工资工资不变。这样两班同学，由于报到地不同，待遇相差悬殊，那班分在贵州的学生一弄明白，自然就愤愤不平起来。
不是这个世界正好在提倡造反有理吗？于是，他们扯旗造起了反，成立了反到底兵团，打着反抗资反路线迫害的旗号，杀回上海。要是能否掉内迁就太好了，即便不能，也希望能争取到取消原分配。只要算是分在上海，哪怕再马上内迁贵州呢，也多了很大一块工资不是?
这批人，人回到上海容易，可问题没部门替他们解决。为自己闹待遇那叫搞经济主义，为正统的造反派所不屑。他们的诉求引不起其他人响应。他们也有高人啊，就是那个高个，清华毕业的大学生张国强，新分在贵州的。清华分在贵州院里的就他一个，孤单一个闹不起风浪，就借着这批中专生生事，希望把自己也重新分到上海。
张国强看在上海院里搞不出名堂，怂恿田建民带着一帮人去了北京，直接到部里去造反。部里自己正造反造得天翻地覆，上下大乱呢。没人管他们的闲事。张国强看着灵机一动，和田建民商量着，从部机关弄出空白文书，自己填上同意张国强田建民等等等等若干同志迁回上海重新分配字样，找人仿刻了一方部革命领导小组的章，一盖，齐活。然后大模大样地到贵州所在地派出所，把这批人户口全迁了出来。
可迁出贵州容易，迁进上海就难了。上海从来就是进户口非常严的地方。文革中砸烂了公安局，成立了公革会，看上去一片混乱，可谁见过哪怕是一个农村户口，钻了空子，报进上海的？更不要说这么一大批外地户口了。不管真假，先拒之门外，推说没见着政策。这下张国强和田建民势成骑虎了，上不去下不来，户口进不了上海，回不了贵州，成袋袋户口，不说别的，粮票先没有了，不使劲造反赶紧搅黄了内迁的事都不行了。
可是内迁最终没黄，造反的浪潮反而渐渐退去，他俩发觉自己晾在了沙滩上。造反的时候，谁都敢刻个图章，成立个司令部，秩序一恢复，私刻公章就成了大罪。这回内迁动员大会，领导正好拿他俩祭旗。
动员大会的会场就是食堂大厅，张国强和田建民被推上台之前就押在食堂小库房里面。柳姑娘与张国强不熟，与田建民可是同学，眼瞅得没人注意，隔着窗悄悄与田建民打了个招呼。田建民就央求她找点吃的，关了这些天，饿得实在受不了了。柳姑娘听外面会场里，把这个押上台，把那个押上台，且没完没了呢，没人留心这边，就偷着去拿来几个馒头，隔栏杆塞给他俩。自己匆匆溜回了会场。等他俩被当主角押上台，柳姑娘就在台下远远地使劲盯着他俩衣服看，猜不出那馒头是吃了，还是没敢吃，藏在了衣服里，不知会不会什么时候露馅。
台上，革委会副主任声色俱厉地批判了一大通张田这两个反革命坏分子破坏毛主席伟大部署，破坏三线建设的严重罪行，又背一通毛主席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既然阶级敌人反革命坏分子都在处心积虑破坏三线建设，那我们一方面要严厉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另一方面就偏要进一步大力搞好三线建设……话题一拐，抓革命转向促生产，并当场宣布，经过部领导与上海市领导研究决定，成立支内与留守两套领导班子，设计院主力将由老院长带队，奔赴三线，这叫好人好马进内地，下面请老院长给大家发言……
老院长文革初斗倒靠边，三结合进革命委员会有段日子了，一直不大有声响-----威风威信都受伤了嘛。这次重新掌印，第一句话就是宣布内迁的大方向已定，这是毛主席定的，没什么可讨价还价的，支援三线是伟大光荣的任务，任何试图干扰内迁大方向的人都将遭到严厉打击：
“现在可以透露一下：公安局已经判决，田建民有期徒刑两年，幕后长胡子出谋划策的张国强更重----有期徒刑三年，刑满仍将到贵州去，他们逃避内迁的目的也不会得逞……被他们违法迁出的那批户口也全部迁回贵州当地，现在请公安局同志将张国强田建民押下去，台上的其他人也都下去，要记得，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领导艺术啊！这就算是高高举起，轻轻打下了。开头雷霆大作，还以为要直接判处死刑押赴刑场呢，谁料峰回路转也就判了两三年。判两三年比人家不审不判关两三年的还好点呢，没心事了呀。而且看那意思刑满了还能回设计院，这又比留在劳改农场的好了多少倍。柳姑娘心里猜，莫不是这田建民已经知道判决，要不怎么不担心枪毙，只惦记弄点吃的？
动员大会开好，内迁条例标准公布：要精兵强将才能进内地，有重大历史问题的不许去，去了毛主席更睡不着觉了。具体来说呢，双职工同在院里的光荣支内最优先，因为不会造成两地分居；未婚单身职工次优，已婚而配偶在其他单位的则视情况而定。
标准出来，我父母商量了一夜。思来想去，觉得既然大局已定，秉着一贯要求进步的态度，应该积极响应号召，第二天就赶着去单位报了名------带着我和弟弟一起内迁-------这也是算来算去最好的方案：外公外婆年纪已大，管不了我们，转眼我就要毕业了，跟着资产阶级的外公，分配时不会有好，一样要插队，倒不如跟着内迁，也许还有别的机会。
这样我们家就光荣的第一批支了内，这第一批人最多，超过总内迁人数的一半。当时上海到贵州的火车单程两天，隔天一列。连续三列，那趟火车各节卧铺车厢满满都是我们单位的人，小孩子没有心事，嘻嘻哈哈各节车厢跑来跑去，列车在山间山洞里穿进穿出，忽明忽暗，渐渐沉进黑暗。
柳姑娘呢，熬着没有报名。第二批动员过后，仍然不肯报名。这有点太岂有此理：领导都不把你当外人，不计较你的过去了，你怎么就不肯自觉一点，进步一下呢？再说你又是按条例硬档该光荣的：你若是与那侨胞结了婚，你就是双职工都在院里，该光荣；你不结婚，作为单身职工也该光荣啊？当然结婚不结婚对那侨胞有点影响：单身的侨胞可以不进内地，可能那意思是照顾，但官方的说法是要进一步考察，似乎是觉得侨胞还不够支内的资格。这就有点讨厌，因为说照顾，就不好轻易取消，考察则有可能随时通过，假如侨胞结婚了，不知为什么，考察就通过了，就可以一起进内地了。那个侨胞自然拖着不跟柳姑娘不结婚，柳姑娘呢，也不知是怕单身进了内地，与桥胞分开，早晚会掰了呢，还是想靠着侨胞，拖黄进内地的事，反正她不报名。随着第二批内迁的也进了贵州，单位对剩下难啃的骨头，态度越来越严厉，除了家里确有严重困难的那几个，其他的都逐渐停发了工资，柳姑娘只能靠着侨胞接济给养继续顽抗，可那侨胞也终于顶不住领导的思想政治工作，某日告诉柳姑娘说，不知是谁到他妈妈那儿告了状，妈妈从海外来信，坚决反对他娶个小偷，他觉得两人的关系只能作罢了。
柳姑娘自然伤心：明明是我出事后你才追的我，现在你推说你妈妈反对，追我之前怎么不先问问你妈？可也无可奈何，人家占着大道理呢，母亲不同意自己儿子娶个小偷，说到哪旁人都会点头称是，何必白白再把自己的糗事晒一遍？
可与侨胞散了，那就没有什么本钱撑着不内迁了。柳姑娘只好回单位谈条件，希望人先去内地工作，户口暂时保留不动。可单位坚持原则：不交户口本，不给火车票。柳姑娘是第三批里坚持到最后的一个，在火车站，一手交户口本，一手领了火车票直接上火车。做上海人做到了最后一刻，柳姑娘满心不情愿地成了贵州人。
六百人的内迁到此按计划完成。被宣布进了光荣内迁名单，最后撑住没有去的，只有两人。
柳姑娘心不甘情不愿地到了贵州，却很快成了香馍馍。
内迁后，员工生活在一个基本封闭的小圈子里，择偶范围变得非常窄小，直接分在贵州的几批大学生中专生都已正当婚龄，他们无法回上海去找对象，因为一旦结婚必然两地分居，每年只有十二天的探亲假实在可怜。分在贵州，工资又低一大截，很难有上海姑娘青睐这样的条件。而他们又不愿意在当地人中找对象，因为习俗不同，自己还觉得文明程度也不同---------他们在上海姑娘前抬不起头，又不愿意向贵州姑娘点头，那么院里硕果仅存的几个未婚上海姑娘就成了众人注目的理想对象。当然直接分配贵州的中专生中也有女生，可多半已经被同班男同学“敲定”，而且相对来说柳姑娘“档次”更要高很多：漂亮不说，四十八元工资比分配贵州那班同学高了十几元。当时差十几元工资可是大数，一级工资才七八元，十年都轮不到加一次，加的时候还只有一半人能加，为了加那七元工资，自杀的事也闹出过。全因为那时工资体系超稳定，造成的预期是很多人认为这辈子可能就那么两次加工资机会，错过就等于错过一生。在这种情况下，高的那十几元工资，比孔雀尾巴毛还美丽。
谈朋友变得那么世俗，部分因为文革狂热期已经过去，部分因为内迁后，大家经济普遍紧张：内迁是要花钱的，添各种生活必需品不说，由于贵州供应紧张，很多东西都从上海带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借了单位的钱，每月从工资里扣；有不少还借了亲戚的钱，玩笑话叫既有内债又有外债，相比之下，国家正号称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而骄其百姓。
造成经济窘困的另一个原因是远离上海，路费很贵。有一句流行的话叫钱都送了铁路局了。都是从上海来的，一旦上海家里老人有事需要赶回去，请假扣钱不说，路费就很厉害，单次坐铺要三十六元，那批分配贵州的中专生，每月工资只有三十五元，回家一次来回路费就是两个月工资。这种事碰到一次就两年缓不过气来。经济困境逼得谈朋友越来越世俗，越来越计较彼此的“档次”，这样的情况下，柳姑娘吃香也就不难理解了。
柳姑娘呢，好像对那些追求不敏感，兴趣只在打乒乓。
那时热爱乒乓的人很多，乒乓桌却不多，更成问题的是没有专用乒乓房，食堂的乒乓桌只能午饭后打一个小时，想打的人很多，就打六个球的比赛，输了的下去排队。如果等着的人多，就改打四个球的比赛。柳姑娘乒乓水平在女子中少有对手，但也就差不多一般男选手的水平，所以也不时要输下去排队，在这种情况下，与她交手的机会实在不多。她是输了赢了都显得淡淡的不在乎，只是从她愿意再去排队看得出，她真是比较喜欢乒乓。
情况很快有了好转，单位举行乒乓赛，柳姑娘在女子赛中轻松拿了亚军。然后是组队训练，准备参加全市的比赛。柳姑娘是女子队当然人选，我呢，成绩够参加男子队，不过只是候补队员，如果团体赛之外有对抗赛，就轮得到我上场。反正我与柳姑娘有了经常一起练球的机会。
这年单位的女子冠军，是我家对门的邻居。她丈夫是广西分配上海的大学生，姓陈，娶了家乡的表姐，一直无法团聚。陈自然不舍得放弃好地方好单位回广西，妻子又没有机会调进上海。内迁倒是帮他们解决了两地分居。政策照顾内迁，这样的两地分居都有机会解决。这位表姐妻子普通话不行，我就一直没问得明白她在广西是干什么的，怎么就打得一手好乒乓。其实我看她球比柳姑娘好得也非常有限，那天比分咬得非常紧，但她打得非常认真，柳姑娘那天打得有点随随便便-------就像她一贯那样子。
那年院的男子冠军呢，姓席，是我同学的哥哥，比我大三四岁。参加过市里全封闭集训，打过市里少年组冠军。很漂亮的一个小伙子，也很聪明滑头----听说那少年冠军就是低报了年龄拿到的。反正球是打得好的，也熟悉比赛规则，了解市里参赛各队实力，又认识市里那些负责比赛的头头脑脑，虽然不挂领队的名，基本负责领队的事。主要与柳姑娘练球的还是他，他的直拍攻球正规，喂球到位，是很合适的练球对象；相比之下，我自己练出来的横拍削球，基本功不太过硬，以还球刁钻古怪变化多得分，实在不是好的陪练对手。席给柳姑娘排了出战名单，顺便把自己与柳姑娘安排成混双搭档。
我一个板凳队员，自然没资格说什么。较真起来我的队员资格都是有点问题的：外人看来，我还不是院里职工，仍然只是职工子弟，不能代表院队参加市里比赛。
我到贵州不多久就失学了，当然也可以冠冕堂皇地说是毕业了。那时提倡大赶快上建设社会主义，贵州中学的学制缩短成了两两制：两年初中两年高中。我到了贵州，插班上初中，只读了一个学期，就这一个学期，还到工厂劳动了三星期，又到农田劳动了四星期，然后总算上了五个星期的课，再回家复习一星期-------其实是放假一星期，开卷考了个试---------正宗开卷考，题目带回家做了篇作文----学期就结束了，初中也就毕业了。高中呢？没轮着上。
本来那年有三分之一的人可以升高中，而我全校排名第一。不是说我功课有多好啊，不是的，那时升学也不管功课好坏。那年的升学规则是按年纪大小排：从年纪最小的起，数三分之一升高中。年纪大点的适合做工务农，年纪小的留下再圈两年，读点书，这制度设计也还算公平讲理。我，全年级年纪最小------因为我在上海读的五年制小学，贵州没有那个新生事物，小学都是六年--------所以照说我升学该排第一。可录取名单一公布，偏是我落选了。老师也大惑不解，再去一打听，原来因为我有海外关系-------什么海外关系呢？我母亲有个四岁之后就失去联系的堂姑妈，据说留学去了美国。我母亲要求进步，向党交底，交得还特别仔细，连这样的旁系血亲也没落下一点。贵州又比较封闭，海外关系相对较少，自然从严掌握。再说那老姑婆失去联络了，那就是失踪啊，谁知她会不会潜伏回来呢？让我这个社会关系如此复杂的人多读了书，担心毛主席又要睡不着觉了。
这样的书念不念，我是不在乎。可妈妈急了，怕我闲散在家学坏。爸爸就出了个招，送进院的附属工厂算义务劳动。当时干部每星期必须劳动一天。到了贵州嘛，封闭起来办成小社会，自然劳动的场所也自己准备。这就开了这家附属工厂，车钳刨铣样样都有。把我放在里面有人管束还能学点技术，我父母可以放心出差。这时我义务劳动已一年多了，单位有招工指标就悄悄把我招了工。可我十六岁还不到，这工招得不太合法，所以没有公开。这样我编制上已是员工，可以参赛，但名义上稍有问题。幸好这种比赛没人看重，我也不是别的队需要提防的得分好手，自然没人与我个板凳队员计较这些。 |
诗酒风流近散场，心情无限对斜阳，如今只剩燕双双。
病酒願爲千日醉，看花誤惹一身香，夜來有夢怕還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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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23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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