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北大偷学记》自序

夏加坤

《北大偷学记》自序


于仲达

　　
　　
　　多年以前，我在认真读完《鲁迅全集》以后，就完全绝望了。鲁迅先生所做出的选择，无非就是与绝望同在并且反抗绝望。鲁迅先生以一身来担当人间苦的大佛精神，在我看来只是一道惨烈壮美的风景，只能远远看着。那时，我已经在S城苦苦挣扎多年，险恶的人生真相岂是我灼痛的肩膀所能承受得了的？如果不进行精神自救，长期沉浸在这种恶劣的环境里，紧崩的神经迟早会出问题。
　　
　　鲁迅先生的心灵过分灰暗幽深、情绪过于激烈，那种近乎肉搏的反抗和精进足以让庄子唏嘘。他索性把一切“破”给人看，让人满目疮痍、灰心丧气。遗憾的是，之前我对鲁迅先生思想的黑暗面缺乏足够的精神把握，误中其“毒”。我深感先生深陷在与虚无和黑暗的搏斗之中的时间太久了，他的文字盛满了黑暗和寂寞，那些文字下面长眠着孤独的魂灵。在先生的文字里，我多次读到纠结于其中的苦痛与自噬，一次次地将我逼向终极的拷问。难道饱尝人间世的苦难以后，我还要继续重复鲁迅式的绝望吗？如何接着鲁迅往下思考呢？这样漫长的追问让我苦闷而又焦灼。而在S城那些不眠的夜晚，没有接触庄子、佛陀和基督的我，可想而知，是如何被人类自身的缺陷、苦难、蒙昧和罪所深深击打！是不是每次生命的成长，都要经过如此持久的熬炼与试探？！是无明带来的轮回或是神的恩典与试炼？这依然是一个没有破解的人生迷团。
　　
　　当今时代都是对每个人身心考验的艰难时刻，各种因素纠结在一起提示着理解时代的巨大难度，也给我的思考设置了更高的门槛。按照钱理群先生的话来说，当下社会处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交织的阶段。这样的问题空前复杂。面对如此问题，任何简单的处理方式，都是隔靴搔痒。钱先生提出，要几面作战，像鲁迅那样“横站”。对于类似我这样的小人物而言，我承认自己做不了什么“精神界战士”。而且，我也不认同那种虚空的知识精英的精神姿态，多少让人感觉凌空蹈虚！经过几年的思考，我认识到，一个好的思想者，必须要具有容纳几种文化价值观的能力。如果再继续按照启蒙主义知识分子那套观察方式，对于当下问题指手画脚，显然幼稚了。也就是说，我们在批判之外，也要对话、思考和建设。从鲁迅这个思想平台出发，又不是简单局限于鲁迅本身。在克里希那穆提看来，“你或许能漫步于整个世界，但最终必须回到你本身。”是的，作为一个成熟有健全理性的人，最好不要把什么都完全归于外部因素，从长远来看，“内外兼修”方为重要，批判、颠覆、破坏、剑走偏锋等等，都是不够的。
　　
　　要解决深层次的精神问题，一要靠自身历练和探究，二要有高人指点。在S城那样的恶劣环境里，我只有一颗负罪的灵魂，一边挣扎求存，一边注定要用失血的内心去寻求解脱和救赎。可我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注定只能被动接受知识精英的影响，这种影响至今仍然像吐不尽的狼奶让我受害。最近几年以来，我最大的变化，就是改变了俯视众生的所谓“知识分子”的精神姿态。环顾四周，一些“半吊子自由主义”让我对所谓“知识分子”产生了更大的怀疑，几乎所有的人都想改变世界，唯独不想改变自己。我很反感这种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姿态。人是十分有限的存在，过分对人期待是不理性的。在这种持续怀疑之下，我来到北京大学求学，主要目的就是着重内在生命的安顿和重建。
　　
　　作为一个从小爱好文学，学生时代开始发表文字，大学又在中文系浸泡过的人来说，无疑首选北大中文系听课，从2006年到2010年，我开始在北大中文系陆续听课，钱理群、高远东、陈平原、吴晓东、李零、曹文轩、黄子平、王风等学者进入我的视野，作家（诗人）莫言、阎连科、西川、刘震云、苏童、李锐、张炜、王蒙、梁文道等在北大的演讲，丰富了我的心灵。文学为我带来了丰富的情感、审美的体验、敏锐的感觉，可是也给我带来了痛苦。文学思维的人非常感性，观察细腻，这对于某些事情也是极有好处的，但是，在思考人生终极的问题上，我明显感觉到文学的局限。后来我重点转在北大哲学系和宗教学系听课，楼宇烈、王博、杨立华、吴玉萍、朱良志、李四龙、周学农、吴飞、张学智、张祥龙、吴飞等学者的言传身教，圣玄法师、叶曼居士、净慧长老、明贤法师、恒实法师、孙效智、潘宗光等的精彩讲座，都让我十分受益！让我对中国哲学、佛教哲学和基督教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得到了一定的学术训练。北大诸师深入浅出的讲课艺术、严密的逻辑论述、开阔的知识视野，让我受益匪浅。也是在此期间，我养成了良好的习惯，就是泡图书馆，冯友兰、汤用彤、张岱年、汤一介、熊十力等学术大家的书，为我钟爱。
　　
　　具体读书而言，这里顺便提一下。关于老庄哲学，陈鼓应、刘笑敢、王博、李霞、颜世安、崔大华、杨国荣、刘克谦、许抗生、陈少明等学者为我关注；佛学方面，楼宇烈、李四龙、姚卫群、周学农、方立天、洪修平、赖永海、陈兵、麻天祥、吴言生以及国内的净慧法师、济群法师、学诚法师和明海法师，台湾的印顺法师、圣严法师、慧律法师、海涛法师等；神学方面，唐崇荣牧师，王明道牧师，学者陈廷忠、钟志邦、赖品超、杨克勤、卓新平、刘小枫、何光沪、王晓朝、吴飞、赵林、张志刚、赵敦华、何怀宏、邓晓芒、彭富春等对我影响较大。阅读过的神学方面的著作还有奥古斯丁、阿奎那、马丁?路德、加尔文、克尔凯郭尔、马丁?德?金、朋霍费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值得一提的是，基督教和佛教作为东西方两大信仰，已经有学者开始对比研究，对于21世纪人类伦理精神的建构具有深远意义。香港中文大学学者赖品超、林鸿信，清华大学学者王晓朝、陕西师范大学学者吴言生、北京大学学者姚卫群等都引起了我的关注，这种全球语境下的佛教和基督教比较十分必要。
　　
　　大约26岁那年，我开始认真读鲁迅，稍后读周作人、庄子和慧能，近年读佛经和《圣经》。这样的阅读，的确是在老老实实地进行文化补课，于我十分有裨益，让我减少了一些浮躁凌厉之气。
　　
　　现在回头再看，鲁迅先生着力关注的是个体在社会层面的权利、人的尊严、人的独立，抨击人的奴性，而在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人层面的关注是不够的，或者说这并不是先生所要重点关注的。由于时代的原因，鲁迅先生没有深入反观解决自身生命内部遭遇到的精神问题，他那里有一个“烦扰的内心”，无休止的病痛、笔战和精神困饶加速他的自我消磨乃至最终早逝。我甚至推测，先生可能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超越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儒家强调“治世”，释家强调“治心”，道家强调“治身”，基督信仰强调“治魂”，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家都是平和的，整体上关注“向内超越”，而不是向外追逐。基督信仰认为，人是有限和有罪的存在，不可能自己通过努力达成，人的狂傲、自大、悖逆都阻碍人主动与上帝重建和好的关系，人所要做的只是放下自己的骄傲，谦卑降服在造物主面前，承认他，接受他，与他重新建立联系。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传统，还是西方的基督教传统，都强调对人的限定和约束。从个体精神资源的构成来看，仅仅有一个鲁迅是不够的，单一的精神资源容易让人形成“独眼龙”式的单向思维，也会让自由主义者走火入魔。在一个人的身上，儒、释、道文化传统和基督信仰传统可以同时存在；在一个人的身上，神性、人性、动物性也会有集中表现。基督教信仰、儒释道、鲁迅可以并存，也能够并存，不允许并存的不是正见。只有抛弃了“独眼龙”式的单向思维，我们才有可能走得更远。
　　
　　之前，作为鲁迅的研读者，我居然对佛教对于鲁迅思维方式和精神气质的深刻影响缺乏深刻体悟，实在大谬。先生冷峻深沉的文字背后深藏着饱含悲悯的情怀，那种“大欢喜、大悲悯、大痛楚、大光辉”凡夫自然难以体会。鲁迅先生说：“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青年）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这是普度众生的菩萨精神，乃菩萨道也。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渡尽，方证菩提。与基督教不同，佛教否认神创，注重缘起；否认神本，以人为本；否认神道，张扬人道；否认神救，提倡自力。释氏是一位不以神自居的心灵导师，尤其让人亲切。他主张众生平等，提倡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摆脱痛苦，获得幸福，即“我命由我不由天”。中国哲学也启发我，精神向外追求，就永远得不到满足，它必须返观自身，找到一切价值的源头。如果向外追求，你就注定无法满足，因为那个不是你的东西不能满足你，只能使你迷失在异化的他乡，而只有回到心灵的故乡，你才能安身立命，找到精神的永恒的家园！
　　
　　弄文字的人，须有敏锐的洞察力、惊人的想象力、高度的表达能力，尤其要有文学、艺术、哲学和宗教的素养，天地人间就是大道场，要用整个自体去倾听大地，才真能穿透语言的外相，直达本心。遍览当今作家文字，苍白贫血，让人感叹。读了一些佛学方面的书后，不胜慨叹，像惠能、马祖道一、百丈怀海这样对中国文化产生重要作用的禅师，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知名度，竟不如一些士大夫文人，可叹！
　　
　　在北大学习期间，有幸结缘台湾来大陆读哲学博士的圣玄法师并皈依成为她的弟子，她慈悲告诫我：“你要安心，如果你在不稳定（无常）中看见稳定（常），你就必定受苦。不要损害众生，一定要调伏自己的心，不要扰乱别人的心。”在经历了十多年的内心的挣扎之后，还能接受庄子、佛陀与基督，也算是有福报的人吧？如今，我的心也该清净了些吧！？一个熟识的朋友对我说，你先前那般倔强与“我执”，最近为何这般通脱呢？！对于这个问题，最近忽然之间顿悟了。圣严法师说得好，先从肯定自我开始，然后提升自我，到达消融自我。一般接触佛教不深的，都是跳过“自我”来谈“无我”，那是不切实际的，也把佛法误解了，便误以为佛教是否定现实的。殊不知，一个尚不了解现实为何的人，又如何否定现实呢？必须先落实到现实、肯定了现实，更进一步超越现实，才是佛教的本意。正因为我经历了痛苦的“有我”以后，这才明心见性恍然大悟空性的道理。我不是一直在寻找自由吗？其实自由就在我清净的本心里。
　　
　　天才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年迈将逝的佐西马长老在临终前叮嘱阿辽沙：“你将走出这里的院墙，在红尘中你会像一个修士那样做人。你会有许多敌人，但是连你的敌人也会爱你。生活将带给你许多不幸，但你将从这些不幸中得到幸福，也促使别人如此，这比什么都重要。”这是我多年以来的渴望，同时也把这句话送给读者朋友。
　　
　　
　　
　　
　　书 名 《北大偷学记—— 一个民间读书人的北大三年》
　　出 版 社：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1-6-11
　　字　　数： 180000
　　版　　次： 1
　　页　　数： 285
　　定 价： 22元
　　
　　
　　目 录
　　
　　
　　周学农：“农哥”淡泊有禅机
　　朱良志：一潭明月钓无痕
　　楼宇烈：燕园一老
　　叶 曼：“我愿死在讲台上……”
　　陈平原：压在纸背后的“人”
　　陈晓明：半张脸的批评家
　　吴晓东：坚守文学的宁静
　　李 零：大学不是养鸡场
　　圣玄法师：从“空”中看到“妙有”
　　何怀宏：直面人类最悲惨的思想
　　陈鼓应：方外与方内之间的挣扎
　　钱理群：我们的“老钱”
　　王 博：生命的安顿
　　杨立华：醒觉的儒者
　　吴玉萍：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人”
　　曹文轩：在唯美与矫情之间
　　孙 郁：一个有性情的学者
　　高远东：“奇怪而高的天空”

kemingqian

俺是完全不知情，作者于仲达先生“有幸结缘台湾来大陆读哲学博士的圣玄法师并皈依成为她的弟子”，这看得我有点莫名其妙。台湾的法师干嘛来大陆读什么哲学博士？

夏加坤

俺是完全不知情，作者于仲达先生“有幸结缘台湾来大陆读哲学博士的圣玄法师并皈依成为她的弟子”，这看得我有点莫名其妙。台湾的法师干嘛来大陆读什么哲学博士？
kemingqian 发表于 2011-6-19 21:29

要不要把作者叫上来给老兄解释一下？

夏加坤

一个精神苦行僧的北大“取经”之路
　　                    ——关于《北大偷学记》
　　《北大偷学记》（天津人民出版社6月11日版）一书出版后，有友历史学硕士祥伟、文学硕士默立寒江、文学硕士荒漠甘泉，谈起此书，进行文字整理，是为我们的“铿锵四人行”。其中述说了此书的因果来源，也自道出了这些年我北大求学的艰辛和所得。愿本文能对仍然处在精神困境里的朋友有所启发。
　　祥伟：2011年4月，我去北大复试与您相遇并能在未名湖畔聆听仲达兄一席卓有见识的讲谈，十分的幸运，万分感谢！您对知识的纯粹强烈的渴求、对生命的悲悯、对真理的追求，言谈中透出的对学术的热情、执着深深地感染了我，心底油然生出无限的敬佩，对于一个站在学术之门外探望的学生来说这是一种极大的鼓励，谢谢您！
　　作为一名民间学人，您身上有一种许多所谓专家学者不具备的真正的人间情怀，相信您一定可以找到打通文、哲、史，建立您所期望的具有主体生命意识的思想之路。祝贺您的新书《北大偷学记—— 一个民间学人的北大三年》（以下简称《北大偷学记》）正式出版，这里想问一下，您觉得哪些北大教授对你最有影响？自己在北大学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您眼中的北大学生是什么样的？
　　于仲达：谢谢您的厚爱与鼓励，回忆和您畅谈的情形十分愉快！其实，在您的身上有我喜欢的诸多精神品质：坚韧、勤奋、正直、博学、善良。
　　《北大偷学记》一书是在天涯关天茶舍连载的《北大的学而思：一个民间思考者的北大笔记》一文修改而成，每篇文章写一个北大教授，独立成篇，原来的网络文章比较松散。
　　北大学习的几年时间里，我深深陶醉在北大深厚的文化氛围里。在我看来，北大是一个很好的思想平台，你可以在里面自由熏陶，自由听课，深入的思考，渐渐地，你的精神状态里就被激发了出来。以前和不少人的看法一样，我也在不自觉地拿“五四”时期的北大批评“北大失精神”，应该说，是有一些道理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要直面的问题，“五四”时期的北大承担了民族兴亡的责任，让知识分子大放光彩，然而，凡事要务实理性的思考，考虑到北大如今的处境，我觉得就有些苛求北大教授了。如果盯着别人的缺点，你很难进步；如果抱着“窃火煮肉”的心态学习，你就会获益匪浅。
　　应该说，凡是我能坚持听课的教授对我多少都有些影响。至于对我个人影响比较大的，如果一定举出例子，我这里提四位。
　　一位是北大中文系高远东先生，他的问题意识、辨析能力、思想能力都让我深受启发，他的鲁迅研究直接启发了我，特别他关于鲁迅与先秦儒、道、墨三家文化内在关联的研究，在我最初思考转型的时候开启了我。他让我意识到，如果要想更深入认识鲁迅，必须要在知识结构上完善自己。此后，我重点去哲学系、宗教学系、历史系听课。
　　一位是北大哲学系王博先生，他以哲学的天赋、深刻的洞察力、清冷的生命关怀，深深安顿了我，我觉得王先生的庄子研究是专门讲给我听的，每次听他的课，我都提前一个小时，生怕错过，这样说有点自恋，实际上呢，对于真正经历了人间世苦难的我来说，这种滋味只有我个人才能体会。内心若没有足够的丰富与深刻，很难玩味其中的意涵。每次遇见王先生的博士生，我总爱聊聊。王博先生的道家哲学研究不仅仅给我一个结果，而是还原了思考的整个过程，而这种还原，让我心痛不已。是什么打动了我的心灵？是对于生命的慈悲和苦难人间的悲悯。王先生让我重新反观生命、反省自身、反思鲁迅、反思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让我重新调整思路安顿自己，获得了继续在人间世存在的勇气。某种意义上来说，王博先生是我“第二次生命”的引路人，扮演着极其关键的角色，从他的庄子研究里，我顺利打通佛禅，开启“心”的觉悟。还有楼宇烈先生和我的师父圣玄法师，他们在佛学上都有很深的造诣，都是有修行的人，具有悲悯情怀。楼宇烈先生破除了我思维上的迷雾，为我学习中国哲学与佛学提出了思路和方法。
　　特别是我的师父圣玄法师，她是一位杰出女性，对于佛教、基督教和道教都有深入研究。她总是在细微处点拨我，让我开悟。尤其是，她在我最初从基督信仰转向佛学的时候，推荐我看台湾圣严法师文集，我开始系统审视生命、自我消融、自我拯救，基督信仰的“有”和佛教的“空”在我生命深处整合起来，再加上庄禅的灵悟，我的生命有了觉性的观照，这是我自己的救赎之路。在他们面前，我才意识到自己本来就是凡夫一个。上述四位先生对我的影响，必将伴随我整个的生命。感谢诸师。
　　在北大教授群体里，有一些独异的学者，给我印象很深。先从北大哲学系的先生开始，叶曼先生浑然天成，尽显人生智慧；陈鼓应先生颇具道家风骨，激情飘逸；楼宇烈先生一身古风，参透禅境；王博先生，哲学天才，幽默诙谐；余敦康先生潇洒飘逸，玄味十足；周学农先生语透禅机，颇似高僧；李四龙先生机智诙谐，浑身透脱；朱良志先生，才华与悟性齐飞；杨立华先生俨然现代儒者，醒觉担当；张学智先生厚德载物，体用一源；张祥龙先生中西合璧，传承远古；何怀宏先生的厚重深思；再说北大中文系系的先生，李零先生特立独行，钱理群先生激越回荡，高远东先生精谨缜密，吴晓东先生温文尔雅，钱志熙先生淡定悠远，王风先生隐逸沉潜，常森先生诗情充沛；再说北大历史系系的先生，阎步克的渊博，罗志田的学识；北大东语系王邦维先生的佛学研究旁征博引、贯通中西、妙语连珠、风趣幽……
　　就听课内容而言，陈鼓应先生的道家哲学原著研究，楼宇烈先生的佛教哲学专题和中国哲学专题，王博先生的庄子研究和中国哲学名著概论，余敦康先生的魏晋玄学，王中江先生的先秦哲学研究、近代中国哲学，杨立华先生的《四书》精读，周学农先生的中国佛教史、《坛经》专题和《肇论》，姚卫群先生的印度佛教史和《中论》研究，李四龙先生的《华严经》专题，张学智先生的宋明理学和阳明心学，张祥龙的中西哲学比较，李超杰先生的哲学与人生、西方现代哲学，朱良志先生的中国美学专题，李猛先生的中西伦理学比较，何怀宏先生的文学与伦理，吴飞先生的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研究，吴玉萍女士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圣经导读》、路加福音专题研究，钟志邦先生的信仰与理性，陈廷忠先生的《圣经》研究，高远东先生的鲁迅研究、周作人问题研究，李零先生的《论语》专题，黄子平先生的鲁迅研究、张旭东先生的鲁迅研究、王风先生的周氏兄弟研究，吴晓东先生的沈从文研究、中国现代小说研究，曹文轩先生的文学的艺术问题、小说的艺术，常森先生的先秦诸子十讲，陈晓明先生的当代小说经典文本分析，陈平原先生的百年中国文学研究，朱青生先生的艺术史，阎步克先生的中国古代史等，赵白尘先生的传记文学研究，赵桂莲女士的俄罗斯文学研究，都让我有收获。
　　除了北大教授讲课以外，一些在北大开设讲座的学者和名家也给我不少启示，莫尔特曼（Jurgen Moltmann）先生讲“时代危机中的生命文化”，叶曼先生的《道德经》系列讲座，台湾圣玄法师主讲“佛教的生命关怀”，净慧法师讲 “生活禅”，杨曾文教授讲“苏东坡与禅僧的交游讲座”，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孙效智先生的生命教育，台湾李志夫先生讲印度部派佛教，方立天先生的中国佛教哲学，王邦维先生主讲的“天下之中”与“日中无影”，汤一介先生主讲“儒学中的普遍价值问题”，明贤法师讲“生存与信仰”，恒实法师讲佛教与科学，徐小跃先生讲“儒释道与中国传统文化”，郭耀华先生讲《金刚经》，潘宗光先生讲解《心经》，单中谦先生讲“庄子与金融”，鲍鹏山先生讲孔子，汪晖先生讲“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梁文道先生讲“知识分子的关怀”，孙郁先生讲“鲁迅的美学”，还有一些著名作家的讲座，以及北大国学社、北大禅学社、北大宗教哲学研究会、北大五四文学社的系列活动都丰富了我的视野。
　　从实际听课，课堂讨论问题，到实际接触交流，北大教授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一是学识渊博，专业的治学精神，高度自觉的学术追求，有情怀有襟怀，不会游谈无根，这是少数优秀学者；一是为了学术而学术，学术是职业，没有独特的建树，既无激情也无热情，这类有一些；还有一些学者，也做学术，可是为的是学术背后的利益与虚幻的光环，扮酷唬人，思想浅陋，没有觉悟，却自认“导师”，误导众生。从对待人的态度而言，北大教授里既有慈悲、宽容、善良的，也有冷漠、冷淡、势利的。众生百态，让人大开眼界。
　　北大学生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一是思想比较独立，有才华有激情，大都有自己的一套见解，不人云亦云；二是有理想，比较单纯，内心很执着很有毅力，较少功利主义的色彩；三是某些北大学生存在思想不圆融，缺乏历练，任性、傲慢、却又缺乏竞争。从小在学校里面被灌输的教育是要成为国家的栋梁，要做大事，成为社会瞩目的精英，具有完美主义情结，只知天下之大而不知天下之小，害怕承受失败的结局，他们不知道什么的生活是幸福的，一旦遭遇挫折心理失去平衡，不知道如何安抚内心的冲动与创伤，个别极端的甚至走向理智消沉激情湮灭。这样极端张扬的性格在“五四”时期是时代的领军人物，但是在一个注重实际的和平年代，弄不好很有可能沦为庸人。也就是说，虽然思想和智力上有明显优势，往往不屑做小事情，批判意识过浓，太重自我，藐视普通人，很难适应恶劣的生存环境，拒绝调整自己看待社会的视角。
　　北大学生不好一概而论，因人而论，比较合适。北大毕业的学生优秀的出类拔萃，平庸的沦为庸人，反差太大。北大人是多元的，谁也不敢说自己就是代表北大，深入基层体察社会的北大人同样也不少见。
　　北大学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我感觉在精神上真正立了自己，回归到清静的本心，恢复了心灵的柔软，走出了S城，中和了鲁迅先生对我的影响。具体一点来说，以前我太爱文学，从而局限了自己的思考。通过学习国学和历史，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也更能了解我们的社会，看问题更全面了，自身自然得到提升。与一流学者——尤其是有思想家气质的学者“结缘”，是一种提高自己趣味与境界的“捷径”。与北大教授零距离靠近，无疑提升了我的精神视野。不仅仅是增加了知识，而且对自我、世界、生命有了新的理解。我在S城学的是“技”，而这个是“道”，我在北大学国学以后，之后心态变得平和多了，做事情不再浮躁，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了操控自己的定力。雨果临终前有句遗言是：人生便是白天与黑夜的抗争！我深深明白，生活并不全是抗争。只有在一种张力之中，生命的价值才会有很大的展现！
　　北大诸师深入浅出的讲课艺术，特别是先生们开阔的精神视野、切入问题的方式、严密的逻辑论述，都让我受益匪浅。也是在此期间，我养成了良好的习惯，就是泡图书馆，冯友兰、汤用彤、张岱年、汤一介、熊十力等学术大家的书，为我钟爱。

　　默立寒江：仲达兄，陆续读了您以前的文章，感觉似乎与《北大偷学记》里的文字有些不同。您不是一直研究鲁迅吗？《北大偷学记》里的文章关注范围十分广泛，比如：孔子、老子、庄子、禅宗、佛教、基督教等，是什么导致了您的这一思路的转变？
　　于仲达：确实如此，在经过了四年的学习、感悟与思考以后，我对先前的一切进行了深入反思，自然文风就会发生改变。
　　从先前追捧鲁迅、陀思妥耶夫斯基、存在主义，到如今醉心于老庄、佛禅、阳明心学和《圣经》，我的精神世界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变化。
　　早在2007年首次来北大听课，幸运聆听王博先生的《庄子》哲学，我的心开始有细微的变化。可以这么说，那次王博先生讲《人间世》，我恍惚感觉，他好象专门讲给我听的，感觉自己就是里面曾经的颜回，而庄子不过是一个蜕变了的颜回。从鲁迅到庄子，在经过疼痛的生命省察以后，我悄然之间完成了思想视角的根本转变。
　　是什么导致了我思想的转变？是这个无常多变充满苦难的世界。当下这个社会，充斥着太多的霸权、欺诈、谎言、贪婪，以至于让独善其身也变得无比艰难，甚至到了你不学着做，就难以生存的地步。人欺人、人骗人、人害人，这就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价值观的沦丧，道德的滑坡，仍在继续。当今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空前复杂，解决问题的办法很难以有一个标准答案。早在S城的那几年里，我经常读的是鲁迅，鲁迅这一思想资源曾经给我很大的精神支持，可这也只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思路而已。那时，我把希望寄托在社会制度的改良和知识分子身上，后来希望破灭。走出S城，拉开空间距离进行审视，不由得感觉到某种局限性。最近三年以来，我深刻认识到，个人的救赎要比社会改造重要。这也是我从文学转到哲学、信仰、历史的原因。社会的改变，也只能是在个体都具有高度自觉的基础上，这是一种清醒而又无奈的选择。
　　在回答您的问题之前，我首先对自己的一个认识误区作出省察。S城生活的那几年里，由于生存处境的恶劣，我对底层人性的全然败坏有了深刻了解，以至于到了憎恶的程度。那时，我在想，S城以外，特别是读书人多的地方，人性的败坏程度总不比S城人更坏吧？由于这种发自内心的期盼，我对于人性抱有乐观。于是，为了人格尊严和自由独立，一个“乡下人”决定走异路逃异地。
　　2007年去京以后，随着交际圈子的变化，我有更多的几乎与各色读书人认识——“自由知识分子”、“诗人”、“教授”、“学者”、“作家”、“青年批评家”、“青年国学家”、“自由撰稿人”、“基督徒知识分子”……看来看去，很快就失望了。《圣经》上说得好，日光之下并无新鲜事。站在人性的基本层面，如果你剥出了那些外在的名称，你会沮丧地发现，一个拥有知识、学历、职位的文化人，很难就比一个乡下人更善。人性的卑微与高尚，同样存在于他们身上。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我觉得乡下人更倾向善。写到这里，您可以笑我对人性抱有天真的想法。可是，我要说，难道就不能对那些拥有更多光环更多话语权的文化人抱点期望吗？事到如今，我已经对于人性不再敢抱期待，哪怕一个信徒在我面前也不敢，我怕自己再次遭受现实的嘲弄。从信仰的角度来看，我的生命还没有长大，这种痛苦还将伴随我。可是，越来越多的例子提醒我自己，不要轻信一个读书人表面上的言辞，因为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最近几年以来，我越来越喜欢用“读书人”来代替“知识分子”、“作家”、“青年国学家”、“学者”了，这个称谓让我稍微具有塌实感，不至于无意之间拔高人。试想：一个本来胆小卑微的人突然以“自由知识分子”自居，一个本来学养不足能量不够的人突然以“精神界战士”自命，一个本来打着国学的招牌写了几本吃饭的心灵鸡汤的人突然以“青年国学家”自炫，一个本来小农意识很强的人突然以“学者”、“作家”自恋时，您不觉得十分滑稽吗？看来看去，除了少数修行人、信仰者、个别学者、有善根的青年以外，我觉得多数人基本都不过是凡夫俗子而已。
　　2007年9月，我在写完网文《生存生态恶化背景下中国思想知识界的内讧与分裂》以后，就陷入深深地绝望之中。之后，仔细品读旷新年先生的《疯人三书》系列文章，让我对具有教授头衔的高知读书人的精神分裂再次有了深刻体会，同时联想起S城人的人性败坏，让我战栗不已。诸多发生在高知人群里的事件，让我懂得一个道理，读书人非但没有拯救社会的能力，而且陷入如何自我拯救的危机之中。某些读书人具有自我认知障碍，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他们把自己当作精英；读书人认知障碍还有一类表现，就是常识感的丧失。常识感丧失后，取而代之的就是精英优越性或荣誉感。除了认知障碍，精英衰败后的表现还在于他有交流障碍，这种交流障碍在于他不跟你形成对话的关系。他是独白的、自说自话的、他是命令的。他说话了，你听不听无所谓，你接不接受也无所谓，因为他们比你牛。精英不把平民世界当回事，他们眼里没有人。精英如此歧视平民，在于他们把平民看得太笨，认为平民可以任意忽悠玩弄于唇舌，而且以为平民都是傻子。精英们很少想到对民众创造力的扼杀，很少想到资源的浪费。
　　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不一样，我们处在一个大变动的社会和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当中。所谓歧说遍地，精神乱象。可以这么说，当下这个年代不仅是个没有大师的年代，而且还是一个十分无聊恶心的年代。在这种背景下，读书人还可以大言不惭地谈论什么拯救社会吗？答案是肯定的，读书人需要拯救的倒是自己，不是平民，也不是这个社会。只有把自己搞定了自己，才可能搞定社会。一个开口就是就是国家、民族、阶级、社会、道德的人，不是疯子，就是骗子和政客。面对一群疯子和这样一个年代，我开始反观生命。于是，思路就开始转变，从救世到自己，从安顿他人和社会到安顿自己的生命，这是一种思路的根本转变。
　　早年从事记者职业，亲眼目睹了很多社会的阴暗面，又由于多年研究鲁迅，鲁迅对强权的愤怒批判撕裂了我，现实让我痛苦。正是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种强烈的“救世情结”让我过了近十年的苦思生活。最近几年来，我通过基督教和老子、庄子、禅宗、王阳明、奥修、托尔斯泰、克里希那穆提等等寻找自己的救赎道路，如今，我要通过国学深入学习自在之路。
　　不过想补充的是：作为曾经的弱者，鲁迅这个强者在我最初的困境里激发了我的斗志，唤起了我内在的生存意志，当然，鲁迅的作用不能过于被放大。这只是一个开始。强者倾向于通过提高自身能力和知识来强大自己，弱者倾向于依靠身边的亲人和朋友强大自己，智者两方面都擅长。鲁迅只众多选择可能性中的一种。
　　由于我曾经是记者，置身处境，所以有“救世情结”——从改造世界到改造自己这是必须的，只是有不少人自己是解脱了，却少了对他人的爱与慈悲，这同样值得注意。将道家的超然、佛家的解脱和儒家的热忱、基督信仰的爱结合起来，就好一些。能有敏锐的洞察、良好的心性和一颗善于体察别人苦难的心灵，很可贵了。我正在经历这个过程，精神的成长需要付出升华的代价，其中滋味，外人很难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所要面对的问题。
　　总结一句：在多元文化的激荡之下不断反思自我，儒家强调“治世”，释家强调“治心”，道家强调“治身”，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家都是平和的，整体上关注“向内超越”，而不是向外追逐。在一个人的身上，儒、释、道传统和基督信仰传统可以同时存在；在一个人的身上，神性、人性、动物性也会有集中表现。基督教、儒释道、自由主义可以并存，也能够并存--不允许并存的不是正见。只有抛弃了“独眼龙”思维，我们才有可能走得更远。
　　荒漠甘泉问：您的经历和思考十分丰富，能大致回顾您10多年来的思考过程吗？我对这种思考的过程很有兴趣。
　　于仲达：我10多年来的思考过程，大致分为七个阶段：
　　第一，沉浸于个体纯粹唯美的体验
　　中学和大学，爱好文学，17岁开始发表诗歌。大学期间喜欢阅读文学作品和文学期刊，对于作家曹雪芹、郁达夫、川端康成、沈从文十分喜欢，并和同学创办江南诗社，创作并研究“后朦胧诗歌”。
　　第二，人间世的苦难和鲁迅的持续影响
　　1998年学校毕业，在皖北S城开始从事工作9年，目睹社会黑暗和人性堕落，唯美体验破碎，情感幻灭，深感人生苦痛和悲辛，对于人性怀有大悲悯，开始关注社会和人性，心灵处于愤激、紧张、对峙和反抗之中，对于人性的看法首次陷入悲观，对人间世的感受十分痛切（苦难、痛苦、绝望、罪感、轮回，接触鲁迅、庄子、佛陀和基督。）
　　由于深受鲁迅的持续影响，在生命哲学上反抗荒诞承担虚无，拷问自己，逼迫自己精神成年，斩杀先前柔弱的自己，直面人生的残酷和人性的丑恶，在“失败”之中自觉，丢弃幻想，反抗“绝望”，重在“立己”，关注个体的尊严、价值和独立。这一时期喜欢的作家还有，加缪等存在主义作家。
　　第三，佛教禅宗的影响
　　长期处于一种充满张力的精神承担里，深感人的形与心的分裂，寻求解脱和缓解方式，久而久之，缺乏新的精神资源，身陷入困境，于是走向虚无。美好的世界在哪儿呢？不断扣问和追问，苦痛之极。
　　2007年的这个时候深受慧能《坛经》的影响，消解苦难，回到本心，深入反思，但是，稍后终于不能忍受“空”，决定从禅宗走出，内心淡定了一些，决定离开S城，前去北京。三年以后——2010年归依台湾圣玄法师，我修正了自己对于佛学“空性”理论的错误理解，深入阅读佛学经典，猛然大悟，似乎找到了迷失的心灵家园。
　　第四，寻找救赎，认识十字架上的基督
　　2008年在北京参加信仰聚会，内心的痛苦在神那里得到释放，但是，仍然在佛学和基督信仰之间仍然徘徊，这个时候已经从对鲁迅的研读重点转入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迷狂，现在我面对鲁迅思想中的疼痛、焦灼、对抗、紧张、黑暗、不宽恕，已经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还包括对于具有基督信仰背景作家的研究，开始对于狂热的“右派”、“左派”、伪精英知识分子以及精英知识分子本身产生反思，对于人性的看法再度陷入悲观，同时渴望通过信仰拯救自己，然而不是有效的。
　　原因在哪儿呢？信仰聚会时，发觉自己心难安，不能体会基督的爱，灵里干枯依旧。2010年顿悟佛学“空性”理论，焦灼的心灵终于逐渐清静下来。借助佛学的启示，再阅读《圣经》，猛然对神的爱体会深了。奇哉怪哉！
　　第五，重建自己的精神价值体系
　　2007年——2011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哲学系和宗教学系旁听学习，底层的生活苦难同时让我靠近了鲁迅、庄子、佛陀和基督。有一个发现，鲁迅先生对于中国文化内在的超越性和永恒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当然，也可以说这不是先生着重关注的。
　　深入认识儒、佛（禅宗）、道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开始在精神废墟重建自己的精神自信，在鲁迅、儒、释、道传统、基督信仰等多种精神资源里不断反思自己和圆融自己。
　　我个人认为，在造就心灵和灵魂形式上无疑基督文化不可或缺，但是文化的多样性绝对不能排斥。我虽然是基督徒，但是，为某些偏激的仇视中国文化的基督徒十分担忧。多种文化精神资源间的制衡作用相当重要，否则，只能重蹈覆辙。2009年开始，开始形成自己独立的人生和价值观，我的追求设计是这样的：从肯定建立自我开始，然后提升自我，到达消融自我。
　　第六，大乘佛学和基督信仰是最终的归宿
　　有一种有意思的文化现象：某些基督徒不通佛教批判佛教，某些佛教徒不通基督信仰批判基督教。然而，在我看来，两者都是有局限性的。
　　佛法让人清心，基督给我刚正。大乘佛学（包括庄老）和基督信仰是我最终的归宿。
　　第七，对于经世思想的重视
　　随着时间的流失和阅历的增长，特别是北大几年多的学习经历，自己思想渐渐开始圆融。体验过生活的琐碎和自己的卑微，我对于自己先前的凌厉、浮躁和虚空开始反思和省察，也对所谓学者、“知识分子”和底层人开始反思，更对鲁迅开始反思，在多种精神资源的关照下，我对于人性有了一个客观的态度，不再拔高或贬低，人性的卑微和高尚可能同时存在于一个底层人和一个“知识分子”身上。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再一厢情愿对人提出任何精神期待，而是平静地回归自我，与自我消融，做一个真实的哪怕是不那么高大的自我。
　　《左传》曾提出了为人处世的最高标准，即“立德、立功、立言”，并称“此之谓不朽”。对照这个标准，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做得很差，甚至颠倒了过来。但是，我不把自己的文章看作“立言”，而是对于对自我的审视和鞭策（不包括批判社会性言论）。
　　钱理群、余杰、摩罗等人的书最初曾给了我自足的勇气和激情，对于困境里建立自我起到很大作用，他们普遍受到鲁迅的积极影响，致力于批判专制，承担知识分子的使命，这些都是有正面意义的。可是，我也从他们身上也洞察到了某种虚妄的精英主义，突出表现在文风上就是抽象的激情、标新立异、自相矛盾、主体固化，用佛教的话来说就是陷入“我执”和“法执
http://cache.baidu.com/c?m=9f65c ... 0606964365&p1=1

kemingqian

能这样最好啦。

我是这样看的：大陆，既没有思想自由，又没有宗教自由，一个台湾的法师，跑来学什么哲学。（不明真相地问一句，是不是想赚钱。。。）

于仲达

能这样最好啦。

我是这样看的：大陆，既没有思想自由，又没有宗教自由，一个台湾的法师，跑来学什么哲学。（不明真相地问一句，是不是想赚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关于您提的问题，我请教过师父。是这样的，师父毕业于台湾辅仁大学宗教学系硕士，在台湾，辅仁大学的宗教学比较是最好的，她毕业后申请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宗教学博士，可是如果读完这个博士需要100多万人民币，在这样情况下师父来大陆求学，台湾来中国大学读博士也有了。

并非师父为赚钱，她20年以前就有很好的工作，因顿悟佛学空性道理而出家，发愿为众生。

谢谢您的关注。

于仲达

问好加坤兄，我特地注册了一个名在这里登陆。

夏加坤

7# 于仲达
问好仲达兄，新作还没读完，还在阅读中。

kemingqian

先欢迎一下仲达兄。

夏加坤

先欢迎一下仲达兄。
kemingqian 发表于 2011-6-21 22:33

仲达兄是以前的老网友，很多年没露面。

李大兴

也欢迎一下仲达兄。

捎带一块小砖：仲达兄的文风，在我看来也是激情有余，爱用大或绝对的词。另外，仲达兄似对北大太仰视，对于教授、学生都太过誉了。

于仲达

也欢迎一下仲达兄。
捎带一块小砖：仲达兄的文风，在我看来也是激情有余，爱用大或绝对的词。另外，仲达兄似对北大太仰视，对于教授、学生都太过誉了。

——————————————————————————

谢谢批评！

第一、之前我的文字的确有“激情有余，爱用大或绝对的词”的现象，最近三年多来深入反思了并在解决。不过有些东西我要保留，与学院里的知识人不同，我一直是在用人生体认知识，也用知识证成人生，这种传统读书法为我推崇。现在的我激情大不如从前，我不希望自己获得学养的同时不要丧失生命的激情。我希望自己站立在大地上的我，对世界、对生命的热情不但不消减，反而始终寄托着良好的愿望，这，就是我最本原的驱动力——这是我为文的追求。

第二、推崇激情并不一味着放弃理性的剖析与思考，这个我一直在解决。我思考的都是大问题和老问题，不赶学术的时髦，比如生命、信仰和苦难，融进我个人的体验。对于一些重大问题是非的思考和判断,在表达自己的好恶时，我并不是放纵感情，让其任意奔流，而是对任何问题都作冷静的思考。

第三、对于教授、学生，我都是本着学习、借鉴和批评，称赞他们并非因此丧失自己的思考，文章中已经说明了。北大教授、学生的缺点也批评过，同理国内其他大学的优秀学者也同样为我关注，各有特色。

夏加坤

偷学期间，工作怎么安排呢？
现在的全职学生忙着去兼职工作，老兄还能去偷学，实在难得。

老李北海鱼

欢迎仲达兄。勤奋修身的人啊。

于仲达

偷学期间，工作怎么安排呢？
现在的全职学生忙着去兼职工作，老兄还能去偷学，实在难得。

——————————————————————————————————
回加坤兄：我肯定要有计划地做事，不过都是灵活的，而不是固定工作，不然与学习时间冲突。还有，集中精力筛选自己最想听的，其他时间主要依靠自学。


另回老李北海鱼兄， 立身处世读些经济政治书籍之类，很有必要。只是衣食以外，要读点佛书，对于身心有益处。

听月小筑

啊~~~于才子这几年去那个论坛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