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腾迅网：转型中国 （1864-1949）——辛亥年从何处来，向何处去

ys1937

**

    偶见此连载，觉得许多历史都是我所不知道的，很有意思。
======================================================
不是策划语



一


  1864年不是开始，正如1949年不是结束一般。
  1864年，太平天国陨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864年，一种反传统的运动势力归于失败；1949年，另一种同样反传统的力量登上了执政舞台。
成败之间，沧海桑田。


二

  1864年不是转折点，正如1949年也不是转折点一般。
  历史没有“转折点”。
  那些当年在1949年追问过“中国从何处来，往何处去”的人，同样也在1864年、1865年、1866年……追问过。每一年他们都在追问；每一年他们都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1864年不是追问的开始，正如1949年不是追问的结束一般。
  永不停歇的追问，正是永不停歇的转型。
  正如所有对过去的反思和对未来的期许，都只是想为当下的此刻找到一个真实的坐标一样，那些对“中国从何处来，往何处去”的迷失，统统来自对“中国此刻何在，是何模样”的困惑。


三


  寻找追问的线索，梳理转型的轨迹。不碰触历史的必然性和必然规律，让历史远离宗教。
  历史必不能取代宗教许诺人以光明美满的未来——许多悲剧源自越俎代庖。
  宗教的天国寄望于来世，历史必然性规律下的乌托邦却企冀于在此世付诸实施。
  宗教背负多年“精神鸦片”恶名，倘这恶名实至名归，则“宗教天国”与“尘世乌托邦”并无太大差异，若要说有，也不过是前者致人消沉，后者使人亢奋。如此而已。
  历史提供反思，“进步”无从证明。


四


  所有的转型都是对“从何处来”的解释。
  所有的转型都是对“向何处去”的期望。
  理所当然，所有的转型都从推倒开始，以重建结束。
  如果所有的转型都未能完成呢？
  该推倒的早已推倒，该重建的从未重建。


五


  中国从何处来，
  中国向何处去？
  中国何在？

ys1937

01、1864年：太平天国亡于内部意识形态路线斗争
02、1865年：满族本位前提下改革没希望
03、1866年：观念转型须等爸爸死掉
04、1867年：举国知识分子担忧学算术会亡国
05、1868年：社会保障缺失之地必有江湖
06、1869年：晚清面子至上的外交奇景
07、1870年：民意的可用、可欺与可杀
1864=============================
太平天国亡于内部意识形态路线斗争

事件：太平天国运动落幕
  
    1864年 6月，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落下帷幕，一种“反传统”的意识形态归于失败。
   个中原因，后世总结颇多。但最关键之处却极少被人提及——导致天国由顶点急速坠落的“天京事变”背后，是一场赤裸裸的披着权力斗争外衣的意识形态路线斗争。宗教领袖洪秀全与世俗领袖杨秀清之间的血腥内斗，有着极复杂的内涵和极深刻的教训。

洪秀全本只是个纯粹的“精神领袖”

    洪秀全在1864年 6月死于困城南京。一个月后，曾国藩把他从地下挖掘出来，所看到的是：“头秃无发，须尚全存，已间白矣，左股胯肉犹未脱”。
    此后一个多世纪，这位“天国之子”在史书中的形象一直诡异地摇摆于妖魔、伟人、神棍之间。他的“天国”，也不断摇摆于“伟大农民起义”和“极端邪教集团”之间。
    这种“天上人间”式的标签暴力，其实不过是中国近代以来对历史长期做暴戾化处理的结果——孙中山自号“洪秀全第二”时，对“天国”的史料丝毫没有接触；苏曼殊刊布《太平天国翼王夜啸图》时，同样对石达开一无所知。习惯于借历史之峥嵘，浇时事之块垒的结果，是历史的本相越来越模糊，越来越脸谱化、标签化。
    天国亡于洪秀全。但追溯起来，洪并不是天国的创造者。《李秀成自述》里说：“南王冯云山在家读书，其人才干明白，前六人之中，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换言之，“开国者”，冯云山也。
    1844年，冯云山囊空如洗进入紫荆山，三年后，当地信徒已达2000余人。期间，被冯云山终日念叨的“教主”洪秀全，始终神龙见首不见尾。直到金田起事前夕，洪一直都未曾在教众面前露面。李秀成说“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实为天国高层共识。长期以来，洪只是一尊宗教偶像。
    起事后，战争成为太平军日常事务。军事领袖地位上升，宗教领袖地位下降，是必然之事。来自广东的洪秀全和冯云山不得不在领导班子排序上向广西本土实力派杨秀清和萧朝贵们妥协。结果是：教主洪秀全仍居一把手，冯云山则由二把手退居四把手，杨秀清、萧朝贵分别上升为二、三把手。但一把手洪秀全实际上从未掌握实权，杨秀清总揽了军政大权。日后出师北伐，檄文《奉天讨胡檄》上，居然也只用了杨秀清和萧朝贵的名义，见不到洪秀全的名字。换言之，洪只是“虚君”。
    进入南京城，洪一头扎进深宫寻欢作乐，不坐朝，也不处理政务。后世对此颇有指责，但洪作为“虚君”，作为“精神领袖”，并无政务可以处理，也是事实。天国这种诡异的权力格局，给清廷情报人员造成了极大的迷惑，他们报告说：“其实不存在洪秀全这么个人，喜庆节日大殿上坐着的，只是个木偶。”（《贼情汇纂》）——这是思维惯势使然：中国历史上不乏宗教起事，但其精神领袖多非活人，像元末明教，精神领袖是弥勒佛。天国的精神领袖洪秀全，是一尊供在香烛间的木偶，也合情合理。
    但是，洪秀全并不甘心只做“精神领袖”；杨秀清们也不可能让洪真的拥有“精神领袖”的实质号召力。冲突，于是不可避免。

杨秀清与洪秀全之间的意识形态路线斗争

    和洪秀全不同，冯对阐释钻研教义不感兴趣，利用宗教起事只是一种手段，远在广东、能力平庸的洪秀全被其借用作为教主，有明确的现实目的：一则，可以增加神秘性吸引教众；二则，可以借广东教会的势力威吓当地官府。
    金田起事之后，冯云山承认了杨秀清搞的天父下凡的把戏——杨在1848年春以“上帝附体”方式发言，从此取得了天父代言人的地位，平时位次洪秀全，但当“天父附体”时则超越洪秀全，所说的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杨的把戏同样是实用性的，与宗教无关。
    实用派、实力派宗教领袖冯云山的过早战死，改变了太平军中教权与军权之间的比重——
    偶像派宗教领袖洪秀全在失去冯云山的支持之后，面对军事领袖杨秀清和萧朝贵一而再再而三的“天父下凡”把戏，毫无还手之力，发展至极端，杨秀清甚至敢借“天父下凡”当众打洪秀全的屁股。
    杨、萧等人实无真的宗教信仰，当年冯云山运动他们入伙，即丝毫不曾提及宗教。因此，太平军内部，在宗教领袖洪秀全和军事领袖杨秀清等人之间出现路线之争，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一路线之争的明朗化，最早可以追溯到1853年太平军攻克武昌。进入武昌后，杨秀清曾去拜谒了当地的孔庙。这显然会让高呼“打倒孔妖”的宗教领袖洪秀全相当尴尬。由此，也就开启了杨秀清所主导的儒家路线与洪秀全所主导的上帝教路线之争。
    这场意识形态路线之争，其实是世俗权力之争的延伸。缺失了军政事务决策权的洪秀全，自起事之后，便只能将精力转注于宗教领域。作为精神领袖，操纵意识形态是洪秀全对付杨秀清最后的杀手锏。故而，他领导下的删书衙，对当时主流文化儒家学说大加挞伐，对其他宗教甚至民间宗教也严厉打击。“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
    建都南京后，洪秀全领导下的意识形态控制变本加厉。经其批准，天国于1853年内出版了一本论文集《诏书盖玺颁行论》，其中一篇由高级官员黄再兴写的论文说：“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明确宣布禁绝、焚除儒学经籍和诸子百家书籍。这一举措随即被曾国藩充分利用，在1854年正月发表的《讨粤匪檄》里，曾指责太平天国“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以致“士不能读孔子之经”，“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所痛哭于九原”。
    洪的这些过激行为，在天国底层民众中造成了思想混乱，其严厉的排他性，更给总理政务的杨秀清，带来了巨大的工作阻力。杨的反弹方式是借“天父附体”斥责洪秀全。1853年5月，洪秀全禁绝儒学焚烧古书刚刚拉开大幕，杨秀清就借“天父附体”传达指示说：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以及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此事尚非妖话，未便一概全废。”（《贼情汇纂》卷十二）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出自《中庸》，“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出自《论语》。杨秀清认为这些话不是妖言，不宜全部废除，实际上是敲打洪秀全，对其意识形态工作表示不满。
    但洪秀全无视了“天父”的旨意，一意孤行，禁绝儒学和焚烧古书的运动愈演愈烈。1854年正月二十七日傍晚，杨秀清“天父附体”传达旨意的语气变得强硬起来，明确指示：“千古英雄不得除，流传全仗笥中书”；“千古流传之书不可毁弃”；“真心忠正的臣僚传述总要留下”。杨秀清显然已经相当愤怒，几个小时后，“天父”再度下凡，指示说：
    “前曾贬一切古书为妖书。但四书十三经，其中阐发天情性理者甚多，宣明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复不少。故尔东王奏旨，请留其余他书。凡有合于正道忠孝者留之，近乎绮靡怪诞者去之。至若历代史鉴，褒善贬恶，发潜阐幽，启孝子忠臣之志，诛乱臣贼子之心，劝惩分明，大有关于人心世道。再者，自朕造成天地以后，所遣降忠良俊杰，皆能顶起纲常，不纯是妖。所以名载简编，不与草木同腐，岂可将书毁弃，使之湮没不彰？今又差尔主天王下凡治世，大整纲常，诛邪留正，正是英雄效命之秋。彼真忠顶天者，亦是欲图名垂千古，留为后人效法。尔众小当细详尔天父意也。”（《天父天兄圣旨》，第102—103页）
    语气里已经没有了任何商量的余地，杨秀清借天父之口，勒令洪秀全必须停止他疯狂的意识形态运动。杨的威吓起到了预想中的震慑效果，此后，再未见洪秀全有大规模焚书的记载，而是代之以删改四书五经的妥协政策。
    斗争并未终结。具体的过程不再重要，结局是：1856年，洪秀全策划“天京事变”，血洗了杨秀清和他的东王府势力。这位天国“精神领袖”，终于心满意足地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政教合一”。但正如杨秀清所评价的那样，洪教主的平庸和短视是致命的——

结语：意识形态之争的实质是权力之争

    1864年，南京城破前夕，洪秀全于弥留中下达了最后一道天王诏旨：“大众安心，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洪秀全未必不知道“上帝教”已然破产，但他的权力基础完全建筑于此，自然决定了他无法像早期的冯云山、中期的杨秀清、以及晚期的李秀成那般，从现实出发，重新与儒家意识形态达成和解甚至合作。洪很明白，对传统秩序的批判愈极端，他所能够获得的政治权力也就越大，也就越能在与杨秀清等世俗领袖的斗争中占据优势。临终之际的洪教主仍念念不忘他的“天父天兄”，不是因为死不悔改，而是因为：一旦否认了这些，洪本人的生命和权力，也都将失去依托。
    或许，天国的悲剧从他们起事的那一刻就已注定——他们错误地在尘世给自己找了一个“宗教偶像”，一个“精神领袖”，此后10余年，这位“精神领袖”一直都在不遗余力地阻碍天国回归常识，回归传统秩序，相反，日趋一日地将天国拖入了邪教的泥潭。

言论：戈登称其围剿太平天国是悲悯中国百姓之涂炭
                  
戈登拒绝清廷赏赐黄马褂
                  
    “鄙人效力中国，实因悯中国百姓之涂炭。鄙人非卖剑客也。”
    常胜军统帅戈登在攻克常州后拒绝了清廷赏赐的一万两白银。
    李鸿章在苏州背信杀死太平军降将，身为中间人的戈登深感耻辱，本想拒绝清廷的所有封赏。后经各方极力游说，保留了勋章和黄马褂。

总理衙门官员子弟不知台湾何在
                  
    “斌椿的第六个儿子上午和我一起读书一小时：他不知道台湾在哪里！” ——《赫德日记》1864年10月18日。
    据官史记载，这位不知台湾在何方的公子的父亲斌椿大人，很快就将"挺身而出"接受了总理衙门的派遣赴欧游历，临行之际慷慨赋诗：“天公欲试书生胆，万里长波作坑坎。”

李鸿章建议学习外国利器
                  
    “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机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
    李鸿章给恭亲王写信建议学习外国利器。洪秀全自杀次日，总理衙门就此专门开会讨论。

洪秀全《天父诗》

      第十七      
      服事不虔诚，一该打。
      起眼看丈夫，三该打。
      问王不虔诚，四该打。
      躁气不纯静，五该打。
      
      第十八        
      讲话有大声，六该打。
      有喙不应声，七该打。
      面情不欢喜，八打该。
      眼左望右望，九该打。
      
      第二十四        
      一眼看见心花开，大福娘娘天上来。
      一眼看见心亮起，薄福娘娘该打死。
      
      第三十七        
      狗子一条肠，就是真娘娘。
      若是多鬼计，何能配太阳。
      
      第三百七十八      
      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婶错无哥错。
      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

ys1937

1865========================================
满族本位前提下改革没希望

事件：自强运动领袖奕訢被免去议政王之职
  
    恭亲王亦訢被免去议政王之职，是1865年帝国最大的政治事件——4 月 1日，（旧历三月初六日），慈禧太后责备恭亲王重用汉人：“这天下，咱们不要了，送给汉人吧！”“汝事事与我为难，我革汝职。”恭亲王不服：“臣是先皇第六子，你能革我职，不能革皇子。”恭亲王久跪，忽起立，慈禧太后大呼，言恭王欲打她。宦者趋恭王出。（《同治实录·卷 132》）
    恭亲王奕訢和他所领导的总理衙门，在上述描述中似乎代表着清廷满洲既得利益集团内的开明派，作为晚清绵延数十年的改革——自强运动（亦称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和领导机构，已经打破了满汉分歧。
    但历史的真相则是：恰恰因为恭亲王等清廷高层无法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权，才导致了晚清自强运动这场耗时最长的改革最终彻底流产。
                  
满族本位体制的历史渊源

    满洲本位制度，有清一代由来已久。努尔哈赤当年驱逐关外汉人进攻明朝时即有言：“以汉人征明，对满洲有利”。皇太极峻拒达海汉化的建议，理由是：“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则满人在中原的统治地位难保。
    顺治十年三月，汉臣李呈祥上奏建议各部院衙门裁去满官，专任汉人，理由是满官当时大多文化水准很低，不能胜任各部院的工作。顺治览奏大怒，恨骂李呈祥：“朕不分满汉，对尔等同等眷顾；尔等汉官奈何反生异心！本来按照常理，满洲优先才对！尔等大多数都是明末之臣，所以有此妄言！”李呈祥最后被刑部判决“弃市”。
    顺治十二年，朝廷讨论如何处置满人所蓄汉奴逃亡，汉官赵开心主张宽仁，又遭顺治猜疑，斥责其动机是“汉人欲令满人困苦，谋国不忠，莫此为甚！”
    后世剧作里的“大帝”康熙，同样坚守满洲本位——时有规定，“子母炮”这种先进武器为八旗专用，他人一概不得铸造。太原总兵金国正私铸二十二门，康熙去旨严责：“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吓得金国正三魂丢了七魄。
    这种强烈的满汉区别对待发展到极端，则是对满洲祖制的顽固荒唐的坚持，譬如嘉庆二十五年，皇帝特别下诏告诫满洲官兵，要求他们多用弓箭，少用鸟铳等火器，理由是：“满洲行猎旧制专用弓箭……若不实力整饬，相沿日久，必至不习弓箭，废弃满洲本业矣。”

满洲本位标志一：总税务司宁赠外人不与家奴

    总理衙门要处理的事务包括通商、关税、交涉、学习外国四大项目。其中通商、交涉有地方督抚将军协助，并设有通商大臣负责处理。剩下的关税与学习外国二事，遂由总理衙门设置“总税务司署”和“同文馆”来推行。
    总税务司署成立于咸丰九年（1859年），同治二年（1863年）十月，清廷因不满于李泰国在采购外国兵轮事件中上下其手虚高报价而撤免其总税务司之职，以年仅二十八岁的赫德代之。到同治三年，总理衙门批准赫德所订立的《募用外人帮办税务章程》，自此总税务司拥有用人、行政、征税等一切大权，各关税务司以下全部华、养官员，皆归其统率。
    回顾总税务司署成立的背景，恭亲王一再坦承自己对关税事务不熟悉，感叹难以入手。咸丰十一年赫德到北京咨询总理衙门商议《海关章程》时，恭亲王即不得不承认“头绪纷烦，难洞悉流弊”，基本上是两眼一抹黑的状态。
    但这并不意味着清廷内部无人可以承担关税事务——真正的问题在于：在清廷看来，关税如此重要的财政来源，满洲内部既然无人可以胜任管理职能，那么，也就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切不可使其落入汉人官员手中。苏淞太道吴健彰的遭遇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吴健彰在太平军攻陷上海期间一度兼管上海海关。赖其奔走斡旋，终得以在咸丰四年与英美法三国订立上海海关规约条文，又组织成立了“关税管理委员会”。因在办理关税事务中颇为干练，吴也由此颇得“夷人”信任。但是，清廷对吴健彰却满怀猜忌，认为清军在上海不能剿灭小刀会，是“牵制于英夷”，而“英夷”之所以敢于如此肆虐，全是上海道吴健彰在背后唆使鼓动。结果，吴被清廷以涉嫌“通外养敌”的罪名撤职。
    吴健彰没有“通外养敌”，对此清廷是很清楚的。因为直到咸丰八年（1858年），清廷还在再三利用被撤职的吴健彰来与英美法办理各类交涉事务。吴若真的“通外养敌”，早已难逃抄家灭族之祸。这背后的关键，只不过是清廷一贯的满洲本位观念在作怪。也是在咸丰八年，属上海道薛焕几乎遭遇了与吴健彰同样的命运，清廷命满洲官员桂良调查薛焕是否可靠，幸而桂良给了一个“素为夷人信服，办事亦甚为得体”的评语。
    如果清廷抛弃满洲本位观念和对汉人的猜忌，纵使在海关事务中聘请赫德等外人总控大局，但对各海关的直接管理，未尝不可委派像吴健彰这样的本国干练官员。如此，海关大权也不至于落入外人之手数十年——当然，清廷是幸运的，他们选择的赫德品行端正，在总税务司一职上对清廷贡献甚大，但这只能归结为运气使然，靠外人的个人品行来保障本国海关的利益，是不切实际的——但清廷显然“两害相较取其轻”：与其将海关财权交与汉人之手，还不如由“夷人”控制为好。

满洲本位标志二：同文馆学员选拔压制汉人

    晚清与外国交涉过程中，对彼此间交流的隔膜感触极深。故而早在咸丰十年（1860年），亦訢就医表示，与外国交涉，“须先识其性情”，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创立“同文馆”。
    但是，亦訢同时还强调：“分派通解外国语文之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选八旗中资质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俾资学习。”这一“满洲优先”的指示，给同文馆在培养人才方面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同治元年（1862年）亦訢在北京创立京师同文馆；次年李鸿章在上海创立“上海广方言馆”；再次年，广州成立“广州同文馆”。除了“上海广方言馆”，北京、广州的同文馆都是很明显的旗人学堂。
    广州的《同文馆章程》里规定，馆内学习的名额共设二十名，其中旗人十六名，汉人四名，年龄在二十岁以下，十四岁以上；教职员等则全为旗人。京师同文馆章程仿照了清廷早年设立的俄罗斯文馆，录取人数同样限制于八旗子弟——当年，俄罗斯馆曾发生过一件极荒诞的事情：教授俄文的满洲教师，一年之后被人发现根本不通俄语，天知道每天教授的都是哪国的鸟语。
    比较之下，曾国藩李鸿章的汉人大臣在自强运动中倒没有什么满汉之分。同治十年（1871年），曾、李合奏，请求公费派遣幼童赴各国留学，内附章程，建议“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未曾半字提及满汉比率问题。恭亲王奕訢审阅奏折之后表态支持，但却在幼童的挑选上特别含蓄地加入了强调八旗子弟优先的原则。
    这种满洲本位观念，在清廷满洲官员内根深蒂固。同治十年（1871年），已升任大学士两广总督的瑞麟上奏汇报广州同文馆的情况，说到同文馆内的学习状况：“旗籍诸生，咸皆踊跃。唯民籍正学附学各生，来去无常难期一律奋勉。……奴才等公同酌议，似应量为变通，拟请嗣后同文馆学生，专用旗人，毋庸再招汉民。”这一奏请，顺利得到了总理衙门亦訢的同意，交由同治皇帝御批下发。

满洲本位标志三：阻碍汉军绿营近代化转轨

    太平天国运动给晚清政局带来的最大冲击，莫过于兵权渐从中央落入将帅私人之手，并由此引发地方督抚权力的全面上升。作为晚清耗时最长、辐射面最广的改革，自强运动中，学习外国军事不单单只是学习外国先进军事科技和练军理念，同时还有另一层意义所在：通过在学习外国军事中的满汉区别对待，逐步打压和消弭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汉人地方军事势力的崛起。
    军事上的满汉之分，从清廷早年创设满洲八旗和汉人绿营就已经开始。八旗驻屯务求集中，绿营驻屯则务求分散；八旗使用最优良兵器，绿营只允许使用普通兵器；京师禁卫独由八旗负责，绿营不得参与；八旗无差役，绿营则有如劳工等等，都是满汉之分的具体表现。
    总理衙门成立前后，僧格林沁就曾上奏谈及八旗兵的薪饷高于绿营兵太多，这是旧例，自强运动中无意革新而已。真正体现出自强运动中军事革新的满洲本位观念的，是选派军事人员赴外国接受训练的出身人数比例。按照罗尔纲《湘军新志》统计，清廷在19世纪中后期约有25万八旗兵，64万绿营兵。但在自强运动中选派去外国接受军事训练的八旗、绿营人数比例，却是 450：10——同治元年十二月壬寅上谕，选派八旗兵 450名，绿营10人，去接受外国军事新式训练，这是恭亲王奕訢等人商议的结果。
    在军事科技上面，清廷同样坚持满汉区别对待。同治三年（1860年），恭亲王上奏，谈及学习洋枪洋炮事宜，称：“唯此项精秘之器，京营学成后，只可推之各省驻防旗兵学制。”八旗之外的绿营，则严禁染指这些新技术。
    最让人心冷的，是这种满汉分野政策一直赤裸裸地体现在民生层面时。咸丰八年（1858年） 9月，广东省城遭到英法军队蹂躏，广东巡抚柏贵的一道奏折使人极为寒心，柏贵在奏折里说：
    “粤东省城骤造夷乱，当时在城百姓，除搬迁外，尚有穷民数万。而满城之旗人四五万，无处迁徙。若不委屈保全，恐该夷迁怒旗民，必至大遭蹂躏。省城大可不问，是以不计生死，设法羁縻，实为省城旗民起见……”

结语：李鸿章的问题——“也许是个汉人？”

    1900年，奉命北上处理义和团善后事宜的李鸿章，在香港秘密会见了港督卜力，在表演了一番避重就轻的外交辞令之后，李鸿章突然不做任何铺垫，直截了当地问卜力：“英国希望谁做皇帝？”
    卜力说：“如果光绪皇帝对这件事情没有责任的话，英国对他在一定条件下继续统治不会特别反对。”
    李鸿章继续逼问：“我听说洋人们有这样一个说法：如果义和团把北京的所有公使都杀了，列强就有权力进行干预，并宣布‘我们要立一个皇帝’。如果事情变成这样，你们将会选择谁？”
    停顿了一下，李鸿章又补充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也许是个汉人？”
    李鸿章的这一问，道尽了这位洋务、维新老臣内心的万般苦楚；也道尽了晚清改革永不能成功的终极密码。

言论：赫德《局外旁观论》
              
    赫德的使命感：将古老中国推入近代文明
    1865年 5月30日的日记里，赫德谈到他想要将古老的中国推入近代文明国家的强烈“使命感”，他说道：“我看到我所提议的全都有了开端，我要努力提出自己的意见；始终留心，一遇有机会便加利用，时间和耐心将使我克服困难，坚持下去，与此同时，我必须努力，为这更加重要的工作做好准备。这些工作可能给我打开任何成功的大门。”（《赫德日记》1865年 5月30日）

赫德谈中国政局：皇帝随大流就是上帝
              
    “（中国的政治政策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专制主义与激进主义、皇权主义与共和主义、集中化与其对立面想象得到的最奇异的混合。保守主义就像印度橡皮圈，拉时张开，接着就很快恢复原状；专制主义砍掉脑袋……但是激进主义阻止它走得太远；皇帝只要跟着大众潮流走，他便是上帝。”（《赫德日记》1865年 7月 5 日）

《局外旁观论》：清廷官僚体系无可救药
              
    赫德于1865年 9月18日向总理衙门呈递了自己对中国政治现状和前途的观察和建议，名曰《局外旁观论》。其中谈及清廷官僚系统，赫德评价：“外省臣工，不能久于其任，以致尽职者少，营私者多。寄耳目于非人，而举劾未当，供贪婪于戚友，而民怨弗闻。在京大小臣工，名望公正者，苦于管辖甚多，分内职分，反无讲求之暇；部员任吏胥操权，以费之有无定准驳，使外官清廉者必被驳饬，如是而欲民生安业，岂可得耶。”在赫德看来，自中央到地方，清廷的官僚系统已经彻底糜烂。（《局外旁观论》）

《局外旁观论》：清廷传统军队已崩溃
      
    “各省筹划款项，动逾万万，而兵丁欠饷，竟致累月经年。兵勇之数，动称千百万，按名排点，实属老弱愚蠢，充数一成而已。
    ……驻防人等，平时拉弓举石，只讲架式，股肱怠惰，止得养鸟消遣。贼至未决一死战，而全家自尽请恤矣。
    对敌之时，贼退始肯前进；贼如不退，兵必先退，带兵官且以胜仗俱报矣。及杀一二平民，或由贼去而未遇未剃发之村农，且以斩馘发逆无算，入告邀功矣。”（《局外旁观论》）
      
《局外旁观论》：传统教育已经破产
      
    “通经原为致用，而今之士人，书籍非不熟读，诗文非不清通，使之出仕，而于人所应晓之事，问之辄不能答，一旦身居民上，安能剔弊厘奸。”（《局外旁观论》）
      
帝国政治密码：面子本位制度
      
    赫德的一番苦心很显然将付之东流——因为帝国政治的终极密码是“面子”而非其他：
    2 时去总理衙门，留在那里一直到 6时以后；大多数时间单独和文祥（晚清洋务派大臣）在一起。他看来垂头丧气；他的要求是，“给我们面子；要是你们不给我们面子，我们便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文祥大声地说：“给我们面子，你们要我们实行你们的铁路计划，以及电报等；我们曾一度试图实行一个轮船计划，却为此使自己丢了面子。”（《赫德日记》1865年 7月23日）

ys1937

1866============================
观念转型须等爸爸死掉

事件：清廷派出第一个出洋考察团
  
    1866年春，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计划回国结婚，向总理衙门请了 6个月假，并建议清政府派人随自己顺道前往西方考察。
    在赫德的安排下，这年正月，63岁的旗人斌椿，率同文馆学生凤仪、张德彝、彦慧及他的儿子广英，一行五人，经一个多月的航程，到达法国马赛，先后游历了法国、英国、荷兰、丹麦、瑞典、芬兰、俄国等十五个国家，
    于十月初七日回到北京。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政府首次派遣使团出访西方国家。
    历史有幸，在这一年，63岁的斌椿和19岁的张德彝，为我们同时留下了一老一少两种观察西方的视角。
                  
一个纯满族的出洋考察团

    左图正襟危坐的老人，正是63岁的斌椿，为其在伦敦照相馆内的留影。大多数的史料对这位考察团团长的描述都很程式化，说他无惧苏武之困，敢冒荆轲之险，有胆有识，是中国近代以来难得的开眼看世界的领先人物。
    这是对斌椿的夸张。这次出洋考察，其实是在极端低调的情形下开启的。这可以从团长斌椿低下的官阶中获得证实——前任山西襄陵县知县。
    总理衙门选择斌椿出任考察团团长，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如上期（《1865》）所述，晚清由总理衙门主导的改革，始终牢牢坚持既得利益集团本位，也就是满族本位，此次考察自然也不例外。考察团中，斌椿和儿子广英是汉军旗人，凤仪是正黄旗蒙古籍、张德彝和彦慧都是镶黄旗汉军籍。清廷始终不放心臣民和外国人打交道，更不不放心汉族臣民和外国人打交道。
    再者，斌椿是受四书五经“千锤百炼”出来的“老成可靠之人”，有强悍的抵抗“蛮夷们”的意识形态侵蚀的能力。
    其三，斌椿只是个小官僚，倘或考察出了纰漏，也不损天朝颜面。
    至于许多著述赞扬斌椿“遍游中国，眼界开阔、交游甚广”，故而成为考察团团长的最佳人选，则是胡说八道。“斌椿的第六个儿子上午和我一起读书一小时：他不知道台湾在哪里！”《赫德日记》1864年10月18日如此记述。家庭教育如斯，过分称赞斌椿睁眼看世界的视野，未免可笑。

斌椿最得意的考察秘诀：把西方“清廷化”

    作为考察团团长，斌椿担负着总理衙门所赋予的窥视西方各国真实情形的职责。但代表着其考察结果的著作《乘槎笔记》以及考察期间的大量诗作却清晰地昭示着这次考察的失败。
    除了一遍又一遍地在诗作里把自己打扮成上报天子，下济百姓的伟大英雄，斌椿老大人没有给没落中的清廷带回来任何有益的可借鉴的事物。他记述了沿途大量的山川形势和风土人情，但其出发点却不是国计民生，而是为了“审美”——见到显微镜，老大人不关心作何用途，却大大地感叹《庄子》里的寓言不虚；见到自行车，不问如何制造，却大谈特谈其有“木牛流马之遗意”。
    英国王室宴请斌椿一行，事后老大人做诗两首：
    玉阶仙仗列千官，满砌名花七宝栏；夜半金炉添兽炭，琼楼高处不胜寒。
    长裾窄袖羽衣轻，宝串围胸照眼明；曲奏霓裳同按拍，鸾歌凤舞到蓬瀛。
    如果不看标题《四月二十三日英国君主请赴宴舞宫饮宴》，谁能看得出这是遥远的伦敦宫廷宴会？
    这是一种极为奇怪的逻辑。考察团去西方，本该是去“求异”，寻找中国没有的技术、制度、文化以为我用；结果斌椿老大人却极为强势地将对西方的描述“中国化”甚至“清廷化”。
    与这种将西方“清廷化”的描述相伴随的，是斌椿老大人爆棚的个人英雄主义满足感。几乎此行所有诗作里都弥漫这种浓烈的个人英雄主义满足感，屡以“萧萧易水一去不返”来赞颂自己的“壮举”，说自己“虽乏眉山麟凤表，敢云蛮貉动文章”、“簪花亲劳杜兰香，下笔倾倒诸侯王”。这种个人英雄主义，最后发展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回国时道经埃及，瘟疫爆发，海关怀疑致病源来自欧洲，不许他们下火车停留，老大人激情爆发，遂作诗一首：
    “爱人行政抱病癍，补救心诚疾自安；我是人间医国手，囊中救世有灵丹。”
    斌椿老大人展示给我们的，不是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科学主义和功利精神，而是中国士大夫的诗性品格、闲情逸趣和自我塑造的英雄形象。他努力观察西方的结果，是只看到了自己。在近代中国的转型历程中，斌椿老大人不是个案，他实际上是众多传统士大夫们的一个典型代表，唯有传统士大夫真正实现了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变，晚清中国的近代化转型才可能成功。

少年张德彝首次记述避孕套，并对其大加批判

    所幸的是，同行的少年张德彝，为我们留下了他眼中的另一个西方世界。
    张德彝是京师同文馆培养出的第一批译员，随斌椿考察团出访归来后一度担任过光绪皇帝的英文教师。和老年人的视角不同，19岁的张德彝对一切新鲜事物都充满了好奇。
    1、 城市印象极佳
    张称赞英国伦敦，“道路平坦，园林茂盛，街巷整齐，市镇繁盛”，德国柏林“一路楼房之闳丽，道路之平坦，俨若法京巴黎”，法国巴黎则“楼阁华美，人物繁盛，轮车铁道，玉石琼莹，……较他国都邑，又胜一筹”。张还注意到了西方完善的城市公共设施，如公园、排水系统、公共厕所等等。
    2、 对西方科技充满好奇
    张的游记里记述最多的，是各国科技进步的产物，如电梯、火车、地铁、轮船、自行车、“铁裁缝”(脚踏式缝纫机)、“制火宝机”( 灭火器 )、收割机、升降机等。其发明的“自行车”一名，一直沿用至今。
    3、 参观英国议会议事
    张德彝是第一个对西方的政治体制作记载的中国人。
    在英国议事厅时，张德彝见识了议会民主议事的情形；他还在英国法庭旁听，为其判决体制所折服，与晚清中国盛行的刑讯体制大相径庭。对法国议会制度及其组成，张称赞：“法国国政，其权不归统领而归国会：分为两堂，曰上公堂、下公堂。”其实就是上议院下议院，并详细记述了议员们的民主推举的流程。对于德国的君主立宪政体，张描述说：“虽非民主，仍有上下议院，与英国同”，决策则仍须遵循民主体制。
    对西方政体的浓厚兴趣，贯穿了张德彝的整个一生。
    4、 首次见到避孕套并予以严厉批判
    张德彝在《航海述奇》中首次记载了西方的避孕工具避孕套，张称之为“肾衣”：“闻英、法国有售肾衣者，不知何物所造。据云，宿妓时将是物冠于龙阳之首，以免染疾。牝牡相合，不容一间，虽云却病，总不如赤身之为快也。”在《欧美环游记·法郎西游记》中又记载：“闻外国人有恐生子女为累者，乃买一种皮套或绸套，贯于阳具之上，虽极颠凤倒鸯而一雏不卵。”
    西方学者一般认为现在致洲人所使用的避孕套是16世纪意大利解剖学家 Fallopius所发明，在1870年前后得以普及，批量生产，售价低廉。张德彝出访期间，正值避孕套开始广为流播之时。
    到了1888年，随团出使德国期间，张德彝又见到了女用避孕套：“不意更有女用以防男者，其物亦造以古米，周约四寸，深不盈寸，形如银碗。凡娼妇恐男子有疾而染已身者，先置此物于阴门，则无沾染之患。”“古米”，是橡胶的意思。
    作为一个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出来的士大夫，张德彝对避孕套这种新事物秉持的是严厉的批判态度，他写道：“其法固妙矣，而孟子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惜此等人未之闻也。要之倡兴此法，使人斩嗣，其人也罪不容诛矣。所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自卑的少年：拒绝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

    多年之后，张德彝成了光绪皇帝的外文教师，拥有着王公大臣们跪见皇帝时仍然端坐不动的荣耀，但自卑仍然贯穿了他的整个一生。
    这种自卑源自其同文馆的学历出身。
    在1860年代初的中国，学习外文不是士大夫的正规进身渠道。为了尽可能地提高同文馆学子的身价和地位，总理衙门对这一改革要害多有照顾，不但入学后生活费和奖金优厚，而且学成后即可按成绩高低被授予七至九品的官职。
    但这仍然难以扭转这个社会对同文馆学生的歧视，其流行侮辱语是“孔门弟子，鬼谷先生”；另有对联讽刺总理衙门：“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
    张德彝晚年教导他的子孙：“国家以读书能文为正途。……余不学无术，未入正途，愧与正途为伍。”
    在1866年，“正途”出身的斌椿和“非正途”出身的张德彝，他们之间的得意与自卑，所折射出来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传统士大夫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斌椿在他的出洋考察报告里把自己塑造成了传统士大夫式的英雄，而最有可能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的张德彝，却对自己被抛离传统士大夫圈子终生自卑悔恨。时代的面貌，在这一老一少之间，一览无余。

结语：等偏见和爸爸一起死掉

    戊戌之前，中国观察西方，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林则徐们的时代，第二个阶段是斌春们的时代，第三个阶段则是郭嵩焘们的时代。
    在林则徐的时代，西方是中国人一厢情愿想象的西方；所以这位虎门销烟的英雄，才会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荒诞地写道：因为英国兵的双腿构造与中国不同，屈伸艰难，所以，他们只要一倒下去，就根本爬不起来，故而英军毫无陆战能力，完全不必防御他们登陆。
    在斌椿们的时代，西方摇身一变，成了中国人一厢情愿所想象的“东方”；所以，每一个读过斌椿的考察报告的人，在其中看到的，却只是另一个“清帝国”。老大人用他的生花妙笔，为西方的一切无一遗漏地抹上了一层浓厚的东方色彩。
    郭嵩焘们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但对郭嵩焘们的批判，却已然预备妥当——19岁的张德彝们，固执地盘踞在传统里，正为被时代推离传统之壳而自卑、悔恨不已。
    时代新旧转型之艰难，于此可窥一斑。不由让人想起这般的感慨：
    “等爸爸死掉，等偏见和爸爸一起死掉，这就是出路。”
    “来，来一场浴血的战役，来一次总动员，来痛快地切割；来，我振臂一呼，万众云集，新世界、新秩序、新人类从此诞生——这是多少哲人王的梦想，它从来不可能实现，只是梦幻加空想。
    “因为没有非此即彼的两个阵营，没有必须被淘汰的一群人，我们痛恨的偏见，它是我们亲爱的父亲身上的一部分。”（连岳语）

言论：赫德促成斌椿西行的良苦用心
              
    赫德：我希望斌椿回国后出任外务部长
    我的目标一直是：
    1、 由中国政府派遣官员到欧洲去，这一点我已获得成功；
    2、 让欧洲各国政府接受这些官员，并且友善地对待他们，这一点我获得成功超过了我的预期；
    3、 促使欧洲人对中国人感到满意，并且对他们有更大的兴趣，这一点我也已成功；
    4、 使中国官员带着对外国的愉快回忆离开（他们的时间过于短促，难以确认他们已受到指导），这一点迄今为止我也已获得成功。……
    5、 使斌椿一回到中国，就出任堂官，即外务部长；
    6、 使政府在他的帮助下善待西方若干技艺和科学；
    7、 劝导中国派遣大使出国；
    8、 在中国同其他各国之间建立切合实际的基于理性的友谊。

国人第一次直观描述金字塔
              
    张德彝于1866年在北非见到了胡夫金字塔。并在当地土人的引导下，从破损的缝裂中进入了金字塔内。进口又陡又窄，上下左右都是纵横累叠的大石头，一片漆黑，只能秉烛前行。他开始如蛇爬，后再似猿攀，“一步一跌，时虞颠扑”，又“石震有声” ，令人“神魂失倚”。通道弯弯曲曲，“趋前失后，退后迷前”，“虽有土人指引，亦若眩晕”。他们在墓中盘桓往返达三个小时之久，“出则一身冷汗矣! ”张德彝的这篇游记成了中国人第一次对金字塔的直观记载。

中国老农：发明那电线的人就能推翻清国
              
    洋人丁韪良在北京西山同一位满手老茧的农夫聊天，农夫问道：“你们洋人为何不灭掉清国呢? ”丁反问道：“你觉得我们能灭得了吗? ”农夫说道：“当然了”，他边说边指着山下面的一根电线，“发明那电线的人就能推翻清国”。值得一提的是，丁韪良否定了斌椿考察报告的大部分内容。

斌椿的真实政治观
      
    抵达伦敦后，斌春一行获维多利亚女王热情接待，女王问其感受，斌椿答道："来已兼旬，得见伦敦屋宇器具，制造精巧，甚于中国。至一切政事，好处颇多……"。
    但当旅程接近尾声，有洋人询问中外优劣时，斌椿却大谈特谈书礼与孝悌之优势，而且说："今上圣且仁，不尚奇巧技。"很显然，后者才是斌春的真实观点。
    就在此时，英商在淞沪之间修筑的一条小铁路，因破坏风水无法获得国人谅解，被清政府买回拆毁，同机车一道抛入了黄浦江。
      
英国参赞：斌椿是个胡说八道的家伙
      
    英国参赞密福特认为斌椿是“一个令人憎恶的胡说八道的家伙”，称其能够率领考察团，主要得力于他跟恭亲王之间的私人往来密切，“根据我所见所闻，他们父子完全不能够对他们将看到的（欧洲）一切做出公平的评价。”斌椿学中古士大夫之镇定
    1866年 3月 6日凌晨，他们的船在渤海航行时突然触礁，险些沉没。赫德问斌椿感觉如何，斌椿答言：“愚以为舟人最善操舟，若舟人不惊，我等亦不必惊。”

ys1937

1867===========================================
举国知识分子担忧学算术会亡国

事件：同文馆开设算术课，引发清廷高层激烈内斗
  
    成立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是唯一由晚清最高决策层直接领导的改革机构。其设立的初衷，是有感于中外交涉言语不通，经常因为词不达意而导致小事酿成大衅。基于这一紧迫的现实需要，设立之初并未遭遇太大的阻力。
    但当1867年，恭亲王亦訢与曾国藩、李鸿章等改革派大臣认可了“一切西学皆自算学出”的“新思想”，而决定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时，却挑战了传统中国的意识形态底线，进而引发了一场清帝国权力最高层的激烈内斗。结果两败俱伤，晚清自强改革也因此迟滞多年。
                  
朝廷决定设立天文算术馆

    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明文规定：“嗣后英国文件俱用英文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正义。”
    这直接刺激了清廷高层在1862年设立同文馆，以专门培养外交急需的翻译人才。
    同文馆设立之初，只是单纯学习英、法、俄三国外语的学校。但随着自强运动的推进，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开始觉察到，若要切实做到“师夷长技”，造出洋枪洋炮，就必须去学习制造原理，而要学习制造原理，则中国以经史教育为主体的传统教育已无法满足人才的输送。
    当时著名的洋务思想家冯桂芬即认为：“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这种观点今天看来不尽准确，但却道出了要害——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则必须先培养具备算学、物理、化学等自然学科基本常识的知识分子，仅仅学习外语是远远不够的。
    在这么样一种背景下，恭亲王奕訢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在1866年年末正式奏请朝廷在京师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理由很明确——“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

正面冲突：恭亲王与士林领袖倭仁两次论战

    应该说，奕訢等人对此举可能遭致的阻力，事先已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在奏章里，奕訢提前给朝廷打了一剂预防针：“论者不察，必有以臣等此举为不急之务者，必有以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者，甚且有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者，此皆不识时务也。夫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已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
    奏请得到了慈禧所控制的清廷最高领导层的认可。在天文算术馆顺利进入筹备阶段的同时，一股抵制、反对的暗流也正在悄然汇聚。1867年 3月 5日（公历，下同），监察御史张盛藻的一纸奏折，终于引爆了这场大论争。
    张在奏折里指责说：朝廷令科甲出身的“正途人”去学习这些机巧之事，而且还用升官、银两赏赐来诱惑，是重名利、轻气节！这样搞，会把“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的“正途人”引向歧途。
    在恭亲王等人的操作下，张盛藻的奏折被皇帝谕旨严厉驳回。谕旨里说，天文算学是儒者应当学习的知识，不可视为“机巧”！
    张盛藻被打压之后，晚清士林领袖、大学士倭仁亲自登场，与恭亲王奕訢展开了两个回合激烈论战。
    倭仁是晚清著名的理学家，在当时的士大夫当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同治初年，倭仁与李棠阶、吴廷栋合称“海内三大贤”，此次同文馆之争发生时，李棠阶已经去世，吴廷栋已经告老还乡，倭仁身为帝师，独立京城，身份地位也就更显尊重。另两位日后大名鼎鼎的帝师——徐桐和翁同龢，此时的声望还远不能与倭仁相比。
    3 月20日，倭仁上奏，直言反对科举出身的士子师从“夷人”，认为这样会动摇国本，终至“变夏于夷”，天朝辉煌的文化道统会被粗陋的蛮夷之学所取代，有亡国之患。
    朝廷不能像对待张盛藻那边，对倭仁斥退了事。倭仁的影响力不可忽视，上奏当天，两宫皇太后就立即召见了倭仁，但谈话并不愉快，没能达成共识。随后，问题被抛给恭亲王和他领导的总理衙门。
    4 月 6日，总理衙门拿出了一个极长的奏折，重申了开设天文算学馆的重要性以及招收科甲士子进天文算学馆入学的必要性。奏折里最关键的技术处理，是对倭仁一再强调的“变夏于夷”避而不谈，而是大谈特谈危机之深和“自强”的紧迫。为了给倭仁造成压力，同时还附上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大批洋务大臣的奏稿信件。最后，奕訢还将了倭仁一军：该大学士既然认为我们此举不可行，会亡国，想来肯定别有强国良策。如果该大学士确实另有良策，可以压制外国而使本国不受欺侮，则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竭力效劳，悉心商办。如果没有其他良策，仅仅大谈特谈忠义、礼仪，认为这些可以制服洋人，臣等实在不敢相信。
    第一回合结束。
    4 月12日，倭仁再次上奏，不但坚持己见，而且反将了奕訢等人一军。倭仁说：“具体到让夷人来教授算术这件事情，如果该王大臣确实有把握，认为必能将算术学精通，必能将精巧的机器造出来，中国的正经读书人必不至于被夷人所利用；夷人丑类必能被中国所歼灭，则上报君王，下伸民愤，岂不善哉！若做不到这些，却先丧失了人心道德，那就不如不开设天文算术馆。”
    倭仁这一挤兑确实触到了奕訢的软肋。4 月23日，奕訢上奏承认自己不能做上述保证。奕訢说：“像倭仁所说的那种把握，臣等不敢保证。臣等只能尽力尽心去做应当办的事、能够办的事，至于成败利钝，即便是汉臣诸葛亮，也无法预料，何况臣等！”
    但作为反击，奕訢又抓住了倭仁上次奏折里的一个弱点集中攻击。奕訢说：“上次该大学士说，天下之大，不患无才，要学算术，也不必师从夷人。那么该大学士肯定能够保荐数名人才，臣请择地另设一算术馆，由倭仁负责揽师招生教授，以观其成效。”
    倭仁这下确实被难住了。4 月25日，他不得不据实上奏，称“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但朝廷却显然有些不依不饶，下旨要求他随时随地留心访查，一旦找到本国精于算术之人，立刻保奏，开设算术馆，以收实效。同一天，朝廷还给了倭仁一项新工作：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行走”是个闲官，但倭仁素来高倡“夷夏之防”，朝廷令他去专门办理夷务的总理衙门“行走”，显然是有意折辱这位士林领袖。
    最后，倭仁以病为由，拒绝前去总理衙门上班。这场历时半年之久的高层斗争的正面冲突就此结束。

隐性冲突：士子集体抵制，算学馆名存实亡

    倭仁病隐之后，争论远未结束。倭仁一系的支持者甚多，朝廷接二连三地接到攻击开设算术馆的奏折。
    有些奏折言辞非常激烈，譬如候补内阁侍读学士钟佩贤，就拿当年的天旱为由头，批判这是朝廷故意为难倭仁所致；候选直隶州知州杨廷熙，则把当年久旱不雨的原因归结为朝廷开设了算术馆，甚至还扩大到对同文馆的批判，说同文馆这个名字是宋代奸臣蔡京陷害忠良的监狱的狱名，建议算术馆并同文馆一并裁撤，如此才能够杜绝祸乱之萌生、端正风俗教化、弥合天变、顺应人心。
    杨廷熙的奏折受到了朝廷谕旨的痛斥。谕旨并将病隐的倭仁指责为杨廷熙的幕后主使，要求倭仁病好之后立即到总理衙门上班。当倭仁再度上奏请病时，朝廷顺势剥夺了其翰林院掌院学士和管理户部事务的职权。
    表面上看，这次同文馆风波，朝廷和奕訢站在一起，用行政手段打压了倭仁一系的意见，获得了胜利，天文算术馆也得以设立。但这种“胜利”其实是很惨淡的，甚至根本称不上“胜利”，反可用“惨败”来形容之。
    个中缘由在于：由于倭仁的半路杀出，造就出严重的社会舆论压力，导致天文算术馆几乎招收不到什么科举出身的“正途人”。第一次招生，“正途投考者寥寥”，奕訢等人无奈，只好把非科举出身的杂人也编到一起，总共才得到98人。考试的时候，又有26人缺考。最后勉强录取了30名，半年后的例考，又淘汰了20名“毫无功效之学生”，最后仅剩10人，不得不与外文馆学生合并。开设仅半年，天文算术馆即名存实亡。李岳霖《春冰室野乘》里说：那些科甲出身的“词馆曹郎”，均以学算术为耻辱，“竟无一人肯入馆者”，当时知识分子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坚持，由此可见一斑。
    最使人感喟的是，倭仁反对科甲出身的“正途人”跟从“夷人”学习算术的最重要的理由，是担心这些科甲士人——帝国意识形态的中流砥柱——会被狡猾的“夷人”引诱同化，进而损害帝国的立国之本；然而，奕訢等人之所以一直坚持让科甲出身的“正途人”来跟从“夷人”学习算术，恰恰也是这个出发点，奕訢认为，只有受过严格的理学意识形态教育的“正途人”，才能够“存心正大”，不会“为洋人引诱，误入歧途”。同样的出发点，同样的担忧，却引发了一场剧烈的高层内斗。

结语：一个时代的士大夫群像

    同文馆风波，颠覆了以往所谓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这一类的说辞。这场风波清晰地展现出：在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主流知识分子仍然固执地滞留在传统之中；相反，以慈禧和恭亲王为首的政府，却走在了主流知识分子的前头。
    据曾国藩说，倭仁虽然遭到了皇权的粗暴打压，但却“盛负时望”，其在士林中的声望反较之前更高。京师的士大夫，编造了各种段子和谣言来支持倭仁，譬如在同文馆门前贴“大字报”：“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又讥讽同文馆的馆名：“未同而言，斯文将丧! ”
    远离京城的士大夫，同样是倭仁的强力后援。著名史学家李慈铭在老家丁忧，读到邸报上刊登的同文馆争论，大发感慨，说朝廷开设同文馆，是“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稍有人心之人，都不会肯去入学的。如今有人去学，说明这个世界已经是“礼义尽丧，士习卑污”，大叹人道沦丧，家国可忧。
    尤为值得深思的，是自诩为全天下只有自己才真懂洋务的郭嵩焘，同样反对开设算术馆。郭闲居乡里，时刻关注着京城这场“意识形态论战”，他对争论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说他们是两个瞎子在路上相撞争辩，都没说到点子上。郭对奕訢的批评最耐人寻味，郭说：
    “总理衙门的奏折，立论之荒谬，处处令人喷饭。所拟定的开设算术馆的章程，让我惊骇不已。用洋人所教授的学问作为士大夫升官的依据，这对士大夫来说是莫大的耻辱；上课每天点名，每月考试，用教授蒙童的制度来管理科甲士子，这简直是在蔑视士大夫、侮辱朝廷！”开明如郭嵩焘者尚且如此，其余士子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种抵制最终发展到了集体抗议的地步。据《郭嵩焘日记》记载，湖南的京官们当时就开了一次集体会议，决议：有进同文馆跟洋人学习的，以后不准进入会院，不是我们的同志，我们集体抵制他。湖南开了端，山西的京官马上就跟进了。
    结果，算术馆不但招不到学员，连聘请的教习，著名学者李善兰、邹伯奇等人，也都以疾病为由，迟迟不愿去同文馆开课。
    1867年的这场算术课风波，背后所涉及的是帝国古老的意识形态惰性，不能简单地归罪于“某些保守派势力”，因为这是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群像：一个“顽固”的时代，从来都不会只是几个当权的“顽固派”们的顽固，而必然是众人的选择——在此后的中国历史进程中，这一点将不断得到极明确的印证。

言论：曾国藩与幕僚讨论清廷灭亡倒计时
                  
倭仁：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
                  
    倭仁全面否定“正途”士子“师夷”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立国自强之道。
    他说：“立国之道，尚礼义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欲求制胜，必求之忠信之.人；欲谋自强，必谋之礼义之士”；“战胜在朝廷用人行政，有关圣贤体要者，既已切实讲求，自强之道，何以逾此。”
    抛开同文馆风波的历史背景，倭仁这番言论，在今天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同文馆英文教习：同文馆学生品质低劣
                  
    据同文馆英文教习额布廉的观察，自倭仁反对以后：
    “同文馆没有录取任何体面的人，年轻人只要在其他领域有点发展的机会，都不会把他们的命运与同文馆联系在一起。那少数的几个来报考的人都是些失意无能者，他们只是为着总理衙门提供的优厚待遇而不顾惜其名誉。”
    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也认为：恭亲王等招收“正途人”学习天文算学的主张，“因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皇上师傅倭仁的反对，没有成功”。

李慈铭讥讽朝廷，替倭仁鸣不平
                  
    朝廷有意折辱倭仁，将其安置到总理衙门行走，李慈铭在日记里满怀讥讽地替其鸣不平：
    “行走者，驱使之称，乃简贱之辞。……国朝之待大臣也，直军机处，直南书房，上书房，皆曰行走。……总理衙门是什么卑贱的地方，岂可让堂堂宰相去那里做‘行走’！”
    言下之意，在传统士大夫看来，以宰相帝师之尊的倭仁充任总埋衙门行走，简直是奇耻大辱。

赵烈文：清廷亡国不出50年
      
    1867年，曾国藩与心腹幕僚赵烈文晚间畅谈。
    曾说：“京城中来人说，都城里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经常发生，而市肆里乞丐成群．甚至于妇女也裸身无裤可穿，民穷财尽，恐怕会有异变。为之奈何? ！”
    赵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分剖离析。然而主德隶重，风气未开．若无抽心一烂，
      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我估计．异日之祸，必先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
    曾国藩蹙额良久，说：“会否南迁呢? ”
    赵说：“恐怕是直接完蛋，未必能像东晋、南宋一样偏安江南。”
    曾说：“本朝君德比较正，或者不至于到这种程度吧。”
    赵说：“君德正，然而国势隆盛之时，士大夫食君之禄报君之恩己经很多。本朝创业太易，诛戮又太重．夺取天下太过机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曾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庙之陨落。你不是戏论吧？”
    赵说：“当着老师您，我虽善谑，何至以此为戏。”
    赵烈文出此言后．清朝灭亡果未出50年。

ys1937

1868===========================================
社会保障缺失之地必有江湖

事件：捻军纵横淮河流域十八年终遭扑灭
  
    1868年，东西两路捻军先后被清廷大军剿灭。至此，兴起十八年，军力最多达十余万，纵横河南、山东、安徽、湖北、江苏等十余省的“捻军”成为历史。
    在传统历史叙述里，捻军被当作太平天国的补充或是余绪。但其实二者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天国背离传统，是中国历史的变态；而捻军恰是传统本身，是中国历史的常态。可惜的是，当义和团在北方风起云涌，当辛亥革命在武昌城头奏凯，已没有多少人记得在1868年沉寂下去的捻军，以及他们之间那紧密的血缘关系：江湖，是它们共同的生身父母。
               
史实：捻党与捻军：无保障农民的集合体

    纵横淮河流域，曾击毙过晚清骑兵领袖、“最后的骑士”僧格林沁的捻军，是由捻党转化而成的。后世史书习惯于给“捻党”贴上“反清秘密组织”一类的标签，不过是革命史学的“客观需要”罢了。
    所谓“捻”，原意是把绳子、纸条之类用手指搓转成一股，故而在皖北方言里，“捻”就是“聚合成群”的意思。所谓“捻党”、“捻军”，不过是“一群人”、“一伙兵”的意思，并不内涵什么特定的“革命气息”。
    关于捻党起源，史学界专注于其秘密社会的谱系传承——其前身是什么帮、什么会之类的，说法纷乱，把简单的问题搞得很复杂。其实，捻党之所以产生，并最终演化成捻军，不过是底层民众在政府无法为他们提供基本生存保障的背景下，不得已而自发结成的一个自我保障的“江湖”。所谓“其前身是什么帮什么会”，不过是为了结成这一“江湖”，参照了某个业已成熟的“江湖”的运作体系罢了。
    不妨以捻军领袖张乐行为例。
    张乐行据说出身于“地主豪绅”之家，家中有田地五百亩，还开过粮食行、杂货铺、糟坊、烧酒作坊、宝局。但到了张乐行这一辈，家境早已破败，无奈开始干起了“贩私盐”的买卖。张的主要职责，既参与贩卖私盐，又负责给同乡私盐队伍提供安全保障，当时就得了个“仁义光棍”的绰号。
    史书一直将1852年张乐行率领捻党集合万余人攻打永城县城作为“捻党反清起义”的标志性事件。但事实是，张乐行根本就没有打出过“反清”的旗帜；更不能算是“起义”，因为张打出的旗号一直都是“保守雉河集”，雉河集，是张乐行的老家。张在清廷与太平军连天烽火的乱世里，拉起一支捻军，努力维护着雉河集的平静，在清廷地方官和地方士绅们眼里，他其实是个不可或缺的“良民”。1854年春天，朝廷派出的“剿捻特使”袁甲三路过雉河集，就接到了当地绅民“联名公保”张乐行的请愿书。
    张乐行其实是在替地方官府履行保障地方安宁的职责。但官府显然对张这样拥有号召力的民间领袖满怀警惕，湖广总督周天爵临终前夕仍念念不忘写密信给蒙城知县，让他找机会暗杀掉“良民”张乐行。
    张乐行无意于反清，但聚集在其周围的捻党，却多是些生计毫无保障者，这是捻党最后变成捻军，并投靠太平天国的主要因素。无保障民众不免做出激烈的举动，捻党中流行“磨弯”和“打捎”，即是此类。所谓“磨弯”，就是向附近别的村庄富户人家去“借粮”；到了后期，因战乱和水灾，淮河流域小民们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捻党”遍地，各路捻众就改变了在本地“磨弯”的做法，转而到山东、河南等较远的地方“打捎”：劫取当铺、钱铺、酒坊、油坊等，夺走富户的粮食财物。每次“打捎”回来，所获除按“马双步单，按份均分”( 即带马的“骑兵”分两份，没有带马的“步兵”分一份 )，还要留出一部分，分给鳏寡孤独者。
    虽然有了军队的雏形，但说到底，所谓“捻军”，仍不过是缺乏基本社会生存保障的民众自发形成的一个“江湖”团体。
    与“庙堂”一样，“江湖”同样也会给自己的行为抹上一些合法性的意识形态色彩——虽然这种“合法性描述”在逻辑上很稚嫩。“捻党”编造了一个故事，为自己“吃大户”的行为辩护：孔子当年困在陈、蔡之间，曾经断粮，差点饿死，后派弟子去向范丹借粮。范丹是穷人，自己都吃不饱，哪有什么余粮呢？但他还是把家中仅有的一点粮食慷慨地借给孔子。但是，后来孔子做了大官，竟矢口否认向范丹借过粮。
    “捻党”们自称是范丹的后代，有权向孔子“道统”的后继者——士绅大户们讨要旧债。

反思：被遮蔽了的另一个近代中国

    清廷在1868年宣布彻底剿灭捻党，但捻党从来就不曾真正被消灭过。1869年，曾国藩下辖的直隶等地就还出现过捻军；1871年河南有捻；1872年、1876年、1898年安徽有捻；1900年河南有捻……
    因为制造捻党的社会背景始终没有得到改善。那些无生存保障的民众，仍然不得不求助于民间各式各样的“江湖”。
            
什么是“江湖”？
            
    “江湖”不是“庙堂”的对立面，它是“庙堂”的缺失之地；是“庙堂”之光照耀不到、或者不屑于照耀的阴暗潮湿的部分；是对“庙堂”自发的修正。
    “江湖”，是各式各样的民间自我保障机制。
    这种自我保障机制，往往表现为对“庙堂”的叛逆。正如捻党们为自己“抢大户”行为所作的辩护——孔夫子欠债不还——与“庙堂”对孔夫子的尊崇背道而驰。但这种叛逆同时也是有限度的，正如捻党们最重要的关系纽带仍然是传统的“宗族血缘”，因而被清廷骂之为“宗贼”——“江湖”里的成员素质不足以打造出新的社会秩序。
    ——建国后曾组织过多次有关捻党的调查，结论是：“捻军的成员包括张乐行在内，基本上都是没有文化知识的农民。在《涡阳县志》中，虽然记载着蒙城岁贡李士镊、郑景华和捻军有关系，但我们共调查了40多个捻军旗头，其中肯定有些文化知识的只是张宗禹一人。在他们周围的知识分子也只发现 4个人，也不过是乡村的知识分子。”（张珊《捻军史研究》）
    大量的不识字的农民，和有限的几个略懂签名算账的乡土小知识分子，确实不足以再造社会秩序。所以，绵延十八年之久的捻军，和绵延近一个世纪的捻党，一直以“填饱肚子”为最高奋斗目标。故而，其在中国历史教科书里的分量，也轻若鸿毛。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观的重大缺陷。
    我们关注那些“伟大的历史转折”，关注“开辟了新纪元”，关注“斗争从此进入了新的阶段”……如此种种。但我们极少关注过那些永恒的历史命题：民众的肚子需要填饱，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始终缺失。
    所以，教科书习惯于提供这样一种近代史线索：洋务自强运动→戊戌维新→清末宪政→辛亥革命→……
    还有那些程序化的表述：“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
    另一个更真实的近代中国，在这种宏大的描述中，有意无意地被遮蔽和消解了——
    程序化表述则是：“一代又一代的劳苦大众，被庙堂抛弃，不得不为了获取一点点生存保障而把自己投入到‘江湖’的滚滚洪流当中……”
    这个“江湖”，包括了捻党，也包括了捻党之前的天地会、白莲教；还包括了捻党之后的哥老会、义和团、洪门、袍哥、青帮、白枪会、红枪会……甚至于一贯道。
    这些林林总总的“江湖”帮会，历史早已留给它们各式各样的定评。天地会和白莲教被贴上了“反清复明”的标签；哥老会和袍哥们身上既有辛亥的荣光，也有走私鸦片贩卖人口的劣迹；义和团带着蒙昧推动了一场盲目排外运动而被西方惊为“黄祸”；洪门一直要求他们的“大哥”孙中山给予自己一个合法的政党身份；根据地里的白枪会和红枪会在国共两党与日军之间艰难地辗转腾挪，一贯道则被定性为“反动会道门组织”。
    但是，历史忽略了这些：
    天地会初期真正的宗旨其实是“互相扶持，彼此周济”，它的成员和首领人物为水陆通道上和城镇的下层劳动群众、三教九流、无业游民，以及农民，这些人对“反清复明”的政治诉求并不感兴趣。据统计，1796—1850年的54年间，涉及天地会的事件共有96宗，其中为了“遇事有人帮助，免人欺凌”者26起，因穷困而“敛财分用”者15起，为抢劫富户而“得财分用”者39起；攻掠城镇“竖旗起事”者仅仅11起。说到底，仍然是无保障流民们“填饱肚子”的问题。
   而在喊出“灭洋”口号之前，义和团和它那些千奇百怪的“前身”，譬如梅花拳、大刀会等等，已经在华北平原活跃了近半个世纪，当地乡绅和小土地主把它们组织起来的目的，是在政府失职的情形下，抵抗土匪，保护村庄和家族。
    一贯道的壮大，同样缘自“庙堂”的社会保障在华北的多年的缺失——自抗战以来，华北成为沦陷区之后，历届日伪政权均无意关注民生，而孜孜以为日军搜括军备物资为主业；其后国共内战，华北再遭兵灾，一贯道趁机于其中壮大。至1949年新政权成立，按当时北京市市长彭真的话说，一贯道已经成了北平的“第一大党”。1950年底，北京海淀地区一贯道徒 2万多名——1950年全区只有14.3万人。华北另一重镇天津，解放前夕有道徒20余万人。一些农村地区，一贯道徒占人口的比重更加惊人，河北隆化县解放前一贯道徒 5.3万人，约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山西省天镇县在1950年有道徒 3.3万名，占当时全县人口的近四分之一。河北省宣化县有道徒3．6万多人，约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且多为成年男性。1951年初绥远省的不完全统计，全省一贯道人员估计在30万以上，约占全省人口的11％。个别地区间题更加严重，如兴和县加入一贯道者占全县人口的14％强。一贯道不仅人数多，并且渗透严重进了新政权的基层政权和组织。山西省代县74％的农村支部均有党员参加一贯道，全县不到三干名党员中，有18％参加了一贯道。
    天地会最后走向“反清复明”；义和团最后走向“盲目排外”；一贯道最后堕落成“反动会道门组织”，都是“江湖”日后被改造——或被民间政治势力，或被庙堂力量——的结果。尤其是后两者，给社会带来了不小的灾难和教训。但在其初始，它们却本是社会缺陷的产物，是“庙堂”的逆子。
    庙堂之外，“江湖”之中，有另一个近代中国。

结语：社会保障缺失之处，必有江湖

    《白石老人自述》中，齐白石说起过一段往事：光绪二十一年（1895）大旱灾，饥民一群一群到有钱人家吃饭。“他们去的时候，排着队伍，鱼贯而进，倒也很守秩序，不是乱抢乱撞的。到了富户家里，自己动手开仓取谷，打米煮饭，但也不是把富户的存谷，完全吃光。吃了几顿饱饭，又往别的地方，换个人家去吃。乡里人称他们为‘吃排饭’。”
    这是儒家“礼法”治下中国乡村里社会保障和救济的场景。但可惜的是，这样的场景并不多见，虽然我们的民众已是最好的民众。史书里记载更多的，是轰轰烈烈的“抢大户”，白石老人笔下温情脉脉的传统秩序荡然无存。
    社会保障缺失之处，必有江湖。

言论：清廷颁布自1844年以来最严厉禁书令
                  
清廷：小说戏曲腐化道德人心，一律严禁
                  
    清廷于1868年 5月批准了江苏巡抚丁日昌禁书的奏请，勒令各省督抚严禁一切传奇小说和戏曲作品：“至邪说传奇，为风俗人心之害，自应严行禁止，着各省督抚饬属一体查禁焚毁．不准坊肆售卖．以端士习而正民心。”
    在这场禁书运动中，江苏巡抚丁日昌最为积极。他认为，小说戏曲和黄、赌、毒一样，是导致整个社会道德沦丧的重要根源。江苏在他的主持下，所禁书目多达 269种，其中包括民间流传极广的《龙图公案》、《水浒》、《红楼梦》等。这是近代继1844年以来，第二次最大规模的禁书。所禁之书，其实并不限于“淫词”，攻击贪官污吏，谈儿女私情等书籍均在查禁之列。

加州州长：最年轻政府的儿子和最古老帝国的代表
                  
    由美国人蒲安臣率领的中国外交代表团于1868年 4月 1日抵达美国旧金山，受到了当地政府和民众的热烈欢迎。加州州长在欢迎宴上赞美蒲安臣说：“我们的客人，最年轻的一个政府的儿子和最古老的一个帝国的代表。”
    蒲安臣在在宴会上发表演讲，说他的使团表示中国已经开始迈向和平与进步，并称中国的文化将照耀西方。发言博得了在场听众的一致好感；6月6日，使团得以谒见美国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并呈递国书，“逐一执手同好，并言深愿帮助中国，愿中国与美国日益和睦等语”。

志刚：日后当解决在美华工不公正待遇问题
                  
    1868年，总理衙门官员志刚随钦差大使美国人蒲安臣一同出使美国，在旧金山了解到当地华工的不公正待遇，志刚写道：“凡在埠头贸易之人，中外俱甚和美，惟金山挖矿之人现约六、七万，每受洋人欺侮。而该处所受丁税每名二元，各国俱免，惟华人不免。如有争端，华与洋讼，如无洋人作证，即不为华人伸理。”
    志刚说，等蒲大使与美国互递国书建交之后，一定要向美国政府提出这个问题，解决上述对华工的不公正待遇。

捻军歌谣：

      捻子起手涡河旁      
      亳州城子四方方，财主官府蹓下乡；
      穷人粮食被逼净，居家老幼哭皇苍。
        
      亳州城子四方方， 捻子起手涡河旁；
      杀财主，打官府， 大户小户都有粮。
      
      想老乐      
      想老乐，盼老乐，老乐来了有吃喝；        
      他打仗，咱跟着，一齐同把清妖捉。
      
      要想活命快入捻        
      要想活命快入捻，穷汉子跟着老乐干。      
      你拿刀， 我拿铲，非得搬掉皇家官。
      
      东北西南两条龙      
      张老乐，李老峰，东北西南两条龙；      
      黄红帅旗遮晴空，劫富济贫为百姓。
        
      ( 注：老乐，指捻军领袖张乐行 )

ys1937

1869===============================================
晚清面子至上的外交奇景

事件：中国近代第一个外交使团正遍访欧美
  
    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的奇景：中国近代向西方世界派遣的第一个外交使团，是由西方人率领的。
    事情可以追溯到1858年清廷与英法俄美四国签订《天津条约》。条约规定1868年为修约年。习惯于“华夷外交”而严重排斥“条约外交”的清廷，视“修约”为洪水猛兽，苦求应对之策。派遣一个使团出使欧美，以求知己知彼，就这样被总理衙门提上了日程。
    1867年11月27日，总理衙门事务大臣奕訢正式奏请清廷任命美国人蒲安臣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另请英国人柏卓安和法国人德善为左右“协理”，充当副手，中国官员志刚、孙家谷随行，另有秘书随员20余人。1868年 2月，使团从上海虹口港出发；6 月，首先抵达华盛顿；9 月抵达伦敦；1869年 1月抵达巴黎；9 月，前往瑞典、丹麦和荷兰；10月，抵达柏林；1870年 2月，抵达圣彼得堡，23日，蒲安臣因劳累过度骤然去世；10月，使团返回中国。

缘起：面子本位制度下的外交奇景

    1867年11月末的北京外交界，因为中国皇帝决定派遣蒲安臣作为钦差大使出访世界各国而倍感震惊。因为即便是蒲安臣本人，在任命发布之前，也没有得到清廷准备任命他的明确的暗示。
    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认为背后促成此事的主要推手是总税务司的赫德，12月14日，报纸报道：
    “这一决定……乍听之下……当时使我们不能相信。……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无论发表的如何突然，蒲安臣的任命是经过长期和缜密的考虑的。我们的记者说，‘此事是同赫德商议之后才提出的’。我们相信，这个计划是发自赫德的头脑。”
    赫德在自己的日记里证实了这一点：“向海外派遣代表的问题，竟成为我在每次前往总理衙门时一定要谈论到的事情。……几天以后，在总理衙门的宴会中，柏卓安告诉我，总理衙门已经在考虑派蒲安臣为前往各条约国家的代表，并问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当即说这种想法应当予以支持，第二天，我前往总理衙门极力表示赞同。”
    赫德极力敦促总理衙门将此事付诸实施的动机相当明确：中国应该从离群索居中脱离出来，在国际上主动抛头露面；中国必须在西方各国的首都有自己的使节，可以随时把中国政府的意见转达给西方政府，而不是扭扭捏捏由北京的西方国家的使节代为转达。
    尽管结论一致，清廷考虑此事的出发点却与赫德迥然不同。天朝的“华夷观念”根深蒂固，1858年的《天津条约》规定中国与西方各国应该互派使节，然而，多年来，派遣常驻使节一直都是西方国家单方面在行动，清廷始终没有动静。理由，一是清廷自觉这方面的人才比较缺乏；更重要的则是，清廷对“中外礼节不同”这一问题长期沿袭了鸵鸟政策，采取逃避的态度——不向西方各国派遣使节，就不会出现“礼仪冲突”。
    另一方面，西方各国驻华使节要求按照惯例觐见中国政府的最高领袖，也一直遭到清廷的软抵制——“华夷外交观”下的觐见仪式，需要驻华使节们跪拜皇帝；但在“条约外交观”下，各国平等，要让西方驻华使节跪拜中国皇帝，无异于痴人说梦。清廷既明白这一点，又不愿意放弃凸显天朝上国荣耀的“华夷外交观”，就只能采取逃避措施，一拖再拖，以皇帝年幼为由，始终对皇帝接见西方驻华使节一事不做安排。
    在“修约年”即将到来之际，清廷不得不向西方派出自己的外交使团。使团势在必行，面子同样也不能丢：如果使团在出使西方时“入乡随俗”采用了西方的礼仪，那么势必影响到国内皇帝接见西方驻华使节的礼仪问题的谈判——清廷为了避免皇帝平等接待西方驻华使节，已经在谈判桌上为之奋斗了10年，岂可功亏一篑！
    那么，让外国人率领中国使团出使，就成了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方案”，正如总理衙门的奏折里所说：“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
    尽管如此，清廷还是放心不下，又为使团拟定了八条训令。其中就“礼仪问题”专门指示：可以“概免”行礼的情况，尽可能免掉，待将来谈判好了再说；必须按照西方各国礼仪，无法推托者，一定要严正申明，这是西方之礼，与中国国情不符，“中国无论何时，国体总不应改”；一切有违中国国体礼仪之事，可以不举行的一概不举行。
    这些训令没有能够约束住蒲安臣。总理衙门建议使团不要将国书直接递给西方国家政府首脑，以免他们反过来要求直接递国书给清朝皇帝，但蒲安臣一到美国，就接受了约翰逊总统的接见，亲递国书；总理衙门训令回避西方礼仪，使团在递交国书的过程中，则完全依照西方的鞠躬、握手之礼而行。此后，在前往英、法、瑞、丹、荷、普、俄等国时，使团一律采用了西方礼节。
    因为蒲安臣是外国人的缘故，随行历练的中国官员志刚和孙家谷倒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丢脸的地方。志刚在日记里写道“礼从宜，使从俗，亦礼也。”也许是耳濡目染之效，蒲安臣1870年 2月病逝后，使团继续前往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继续使用西方外交礼仪鞠躬觐见各国君主、递交国书。

还原：蒲安臣使团所取得的外交成就

    在《中国外交史( 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 1840-1911 )》一书中，对蒲安臣及使团的性质作如此描述：
    “由于蒲安臣多年来凭其狡狯伎俩骗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竟认为这个美国侵略分子是‘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遇有中国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因而是十分恰当的人选。
    赫德在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到总理衙门，极力表示赞同。于是就在美英侵略分子合谋怂恿下，清政府竟委派蒲安臣为“钦派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
    出使各国。……这样组成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使团。”
    这种叙述是某种特殊、扭曲的历史观下的产物，沿袭了古老中国的“诛心”传统。

访美：签订中国近代第一个平等条约
                  
    使团的第一站是蒲安臣的祖国美国。在旧金山，蒲安臣发挥了他演说家的特长，向听众们宣称：他的出使，意味着中国已经走上了和平与进步的道路，希望这个伟大民族向西方文明光辉的旗帜伸出双手的日子不远了，这个时机已经降临，这样的日子已经来到。
    在纽约，蒲安臣继续鼓舞道：中国已经“睁开它的眼睛了。……他愿意和你们通商，向你们购买货物，卖东西给你们。”并且激励美国的传教士们：“在中国每座山头上和每个山谷中竖立起光辉的十字架！”
    上述言论，无疑代表着蒲安臣对此次出使成果的个人期望。但他同样没有忘记清廷所交付的使命：“我希望中国的自治能够得到保持，我期望他的独立能够得到保证，我期望他能够得到平等的待遇，从而使他能够得到与所有国家同等的权利。”
    《蒲安臣条约》是使团在美国所取得的最重要的外交成果。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国家所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美国在条约中保证不干涉清廷内政，还涉及保护华侨、自由移民、宗教信仰自由等条款。尤为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在条约签订之后，随即外交知悉欧美各国，表示美国将不承认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意图和态度，并要求美国驻欧洲的各国公使协助蒲安臣使团顺利完成此次出访。
                  
访英：迫使英政府公开承认武力威胁中国地方政府行为欠妥
                  
    使团于1868年 9月抵达伦敦。因为此前与美国签订条约中的“不干涉中国内政”条款有直接针对英国的意思，英国朝野对待使团十分冷淡，媒体也对使团大多抱有敌意。直到10月，使团才得以礼节性地拜会了外相斯坦利；11月，才在一种冷淡的气氛中获得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
    恰于此时，中国国内因天主教育婴堂连续死去40多名婴儿而导致了数万满怀疑忌的群众火烧教堂、殴打传教士的“扬州教案”。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趁机调遣军舰开赴南京，威胁两江总督曾国藩。清廷与之交涉数月未果，遂令蒲安臣使团借访问英国之机直接与英国政府交涉。
    依赖蒲安臣等人对西方外交游戏规则的熟悉，交涉得以成功，双方协定：此后发生同类事件的处理办法必须循约而行，“不得擅调兵船与地方官争执”，并迫使英国外交部发表官方声明，公开承认擅自调兵威胁中国地方官员行为欠妥，表示尊重中国的主权和司法权。但英国仍然表示对使用武力“以便保护生命财产受到迫切的危害”持保留态度。
    声明发表后不久，又发生英驻中国台湾淡水领事吉必勋擅调兵船，向台湾地方官勒索白银的事件。清廷依据协定，照会英国政府。英国政府遂令吉必勋缴回所索银两，并向淡水中方官员赔礼道歉，随后并将吉必勋革职。
                  
访德：俾斯麦认可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
                  
    1869年11月，使团抵达柏林。按照蒲安臣夫人的说法，使团在普鲁士受到了“最正式、最壮观的接待”。
    1870年 1月，蒲安臣与普鲁士铁腕首相俾斯麦举行了正式会晤。会晤的结果，是俾斯麦表态：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使团得到了英美等国的广泛支持，而德国需要与这些国家保持良好关系。俾斯麦说：“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 中华 )帝国需要一个得到尊重、具有权威和力量的中央政府。”
    这既是对清廷统治合法性的认可，也是对中国主权国家地位的承认。
                  
访俄：蒲安臣劳累成疾骤然去世
                  
    1870年 2月，使团抵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半个月后，得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接见。俄国此时与中国在西北和黑龙江流域关系十分紧张，沙皇在会见中故意与蒲安臣大谈无关痛痒的美俄关系，而对中俄关系刻意避而不谈，令蒲安臣感觉交流十分艰难。2 月18日，蒲安臣突然病倒，多方诊治均不见好转。
    随行的中国官员志刚记载了蒲病重后的工作状况：
    “病势日加，犹日阅新闻纸，以俄国之事为忧。盖蒲使长于海面商政，而至俄国，则与中国毗连陆地将万数千里，而又各处情形办法非一，恐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措语未当，贻笑于俄人。乃日夜焦急，致病势有加无已。”
    2 月23日，蒲安臣病逝于中国钦差大使任上。

结语：朝廷死要面子，神马都是浮云

    蒲安臣出使之前，特意为中国制作了一面黄色的国旗：“蓝镶边，中绘龙一尺三长，宽二尺，与使者命驾之时以为前驱。”由此，龙旗成为晚清中国的一个象征，中国第一次以主权国家的面目出现在国际社会中。
    蒲安臣以他高超的演说才能，给予了西方世界一个温和的、开放的新的中国印象。每到一处，他都在极力地欢呼中国正准备冲破传统的铁幕，投入到近代的世界文明中来。这一形象营销在欧美各国中取得了成功，但悲哀的是，他没有能够带着荣耀回到北京。而他演说里那个正走向开明的中国政府，其时正为他在使团内大力推广西式外交礼仪而头疼不已——1869年，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向总理衙门递交照会，以蒲安臣使团在欧洲使用西方觐见礼仪为由，要求清廷准许各国驻华使臣以西方礼仪觐见皇帝。
    朝廷又一次搬出了“皇帝年幼”和“中外国情不同，礼节也不同”的陈词滥调。
    神马都是浮云。在面子本位体制下，蒲安臣努力塑造出来的开明中国的形象，在西方昙花一现，归于虚构。
            
言论：志刚称西方男女“洗海澡”不符合中国国情
                  
文祥：不要强迫我们修铁路和电报
                  
    “我们给予我们的使节的唯一训令，是不让西洋强迫我们建设铁路和电报，我们只希望这些事情由我们自己来提倡。”
    总理衙门大臣文祥肯定蒲安臣使团的出使达成了一些预期效果。

赫德：如果蒲安臣做另外一套，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蒲做的正确了，他的出使可能对中国和人道有最良好的影响；但是，如果他做的是另外的一套，我们就必须托靠上天来保佑将来了。”
    虽然赫德是蒲安臣出使的极力推动者，但他同样也表示了深重的担忧：蒲安臣毕竟是个外国人，一旦他作为中国使节出卖中国利益，后果将不堪设想。幸运的是，蒲安臣不是那样的人。正如赫德不是那样的人一样——他领导的海关总税务司是晚清唯一没有贪腐的衙门。

ys1937

1870============================================
民意的可用、可欺与可杀

事件：天津教案
  
    1870年夏，天津地区疫病流行，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大量死亡，达三四十人之多。关于天主堂神甫和修女派人用药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制药的谣言，随即迅速大面积流传开来。
    两名拐卖儿童的人贩子不久之后落网，官府在贴出的告示里暗示其行为可能是“受人嘱托”，民间组织“水火会”受到鼓励，开始主动组织捉拿人贩子，不久即捕获一名叫武兰珍的迷拐犯。经民众严审，武兰珍供称其作案所用迷药是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所提供。未经核实的消息不胫而走，民众与士大夫群情激昂，乡绅集会于孔庙，书院为之停课声讨，聚集在教堂外的愤怒市民达万人之多。民众与教民口角相争，且向天主教堂抛砖袭击。
    仁慈堂修女本拟请民众派代表入内调查真相，但却被法国领事丰大业所阻。丰以一种相当傲慢的姿态猖狂介入，而使得事件陡然升级——丰“像一头受伤的野兽”，迅速带人闯入三口通商衙门和天津府衙门，要求地方大员崇厚、张光藻调兵镇压。遭拒后，丰大业在狮子林浮桥上遇到静海知县刘杰，辩论中，丰开枪向刘杰射击，射死挡前的刘杰家人刘七。丰的开枪杀人行为点燃了一触即发的民愤。汹涌的围观百姓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又冲入法国教堂，扯碎法国国旗，打死法国神父、修女、洋商、洋职员及其妻儿等计20人（包括几名俄国人），以及中国雇员数十人，并焚烧法国望海楼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英美教堂数所，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民意可用：乘此机会“尽戮在京夷酋”

    教案发生之后，“人心汹汹”的天津小城，一时间成了举国民众关注的焦点。清廷第一时间派了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教案如何了结，中外均拭目以待。
    内阁中书李如松说出了当时绝大部分民众的心声：教案的起因是“教匪迷拐幼孩，继因丰大业向官长开枪……斯时，民知卫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罪戾。”
    李如松进而建议朝廷：“天津人民是为保护官吏而击毙洋人的”，非但不可惩处，还应该善用民心，“乘此机会，尽毁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
    相对于李如松的激进，醇亲王奕譞的态度要缓和一些：“正可假民之愤，议撤传教之条，以固天下人民之心”；“纵不能乘此机会，尽焚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亦必将激变之法国，先与绝和，略示薄惩。”
    李如松、奕譞被历史教科书长期冠以“顽固派”的标签。那么，不妨听听非“顽固派”的晚清重臣左宗棠的意见——在给朝廷征询天津教案处理意见的回信里，左宗棠直言：不必害怕事态扩大，外国人一般是通过威胁政府官员去压制老百姓，如群众起来闹事，他们会慎重考虑，不至遽尔挑起战争。
    左说：“泰西各国与中国构衅，类皆挟持大吏以钤束华民，至拂舆情，犯众怒，则亦有所不敢。”
    左尤其重点提及：事件的起因是丰大业首先向中国官员开枪，咎在法国，老百姓闹事是事出有因。如果只是索取点赔偿，可以允许。但反对以无辜百姓的性命抵偿。
    他说：“法国教主，多半匪徒，其安分不妄为者实不多见。”“津郡事变之起，由迷拐激成，百姓群起与之为难。虽受迷无据，而幼孩百许童贞女尸从何而来? 王三虽不承招，武兰珍则生供俱在，不得谓无其人无其事也。百姓之哄起，事出仓卒，非官司授意使然。丰领事且以洋枪拟崇大臣、天津令，从人已受伤矣；其时欲为弹压，亦乌从弹压之? 愚见法使所称四层，如志在索赔了结，固无不可通融；若索民命抵偿，则不宜轻为允许。一则津郡民风强悍，操之过蹙，必起事端。万一如该公使所言，激成变乱，中国萧墙之忧，各国岂独无池鱼之虑? ”
    最后，左宗棠得出自己的结论：“津民哄然而起，事出有因，义忿所形，非乱民可比”，民心可用，“正宜养其锋锐，修我戈矛，隐示以凛然不可犯之形，徐去其逼。”千万不可仓仓猝猝就拿中国之人去给洋人抵命，以免失了人心。

民意可欺：朝廷屏蔽曾国藩为民众辩护之辞

    59岁的曾国藩，右眼失明、肝病日重，久受眩晕病症的折磨。 4 月19日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信中写及：“十六日余患眩晕之症……十七、十八日病状如常，登床及睡起则眩晕旋转，睡定及坐定之时则不甚眩晕，仍似好人。”“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也是日记中常见的内容。
    “天津教案”发生之时，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正真切地感受着自己大限的临近。他让自己的学生、两江总督李鸿章替自己运来做棺材用的建昌花板木材，以备后事。结果花板却和朝廷的谕旨同日抵达了保定府——朝廷知道曾国藩重病缠身，谕旨里殷切询问“最近身体怎么样？”却又意味深长地问及“这个事件你能处理吗?”曾当然明白朝廷的真意，况且教案发生在自己直隶境内，置身事外亦无可能。
    在给长子曾纪泽的遗书里，曾国藩表述了自己对此行的极度悲观：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人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复难和解，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覆筹思，殊无善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示一二，以备不虞。”
    7 月 8日，农历六月初十，曾国藩抵达天津。十几天后，7 月21日，他的一封《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使全国舆论瞬间为之哗然，曾本人也迅速从道德圣人沦为举国士大夫口诛笔伐的对象。“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会馆中所悬曾国藩“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并将名籍削去，不再承认他是湖南籍人。这位“中兴名将”、“旷代功臣”，转瞬之间变成了“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矣”。
    事情本来可以不至于如此严重的。
    关键之处在于：朝廷在公布曾国藩的调查奏折时，刻意删去了其为天津绅民辩护的五条理由。
    曾国藩认为：指责教堂“挖眼剖心”，纯属荒谬，但天津民众如此激愤，也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
    一、仁慈堂“终年紧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还有地窖等设施，民众难免对其生疑；
    二、许多中国人到仁慈堂里治病者，往往留在里面不愿出来，民众不免怀疑其被药物“迷丧本心”；
    三、仁慈堂习惯收留病重的孩童为其洗礼，民众不能理解这种宗教行为，“但见其入而不见其出”，自然会怀疑教堂残害儿童；      四、仁慈堂院落广阔，“有子在前院而母在后院，母在仁慈堂而子在河楼教堂，往往经年不一相见”者，这种习俗让民众无法理解；
    五、1870年4、5月间，城内多发生拐匪用药迷拐人之事，加上当时疫病流行，教堂收留的儿童又多是病重无人照料者，死者自然甚多，教堂与民众不睦，为免生事，多在夜间掩埋尸体，或有两尸三尸共一棺者。后尸体被野狗拖出，民众遂一时为之哗然。
    曾国藩所没有提及的极重要的另一背景则是：民众们之所以会如此“愚昧”，恰恰是知识分子们多年来的“伪知识”教化的结果——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著作之一，魏源的《海国图志》内，即载有关于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的内容。
    ——若指责民众“愚昧”，则必须追问：是谁让民众“愚昧”？
    朝廷刻意删掉曾国藩为民众辩解的这段文字，其用意自然是意味深长的。许多著作将此归因为朝廷希望借此打击声望如日中天的曾国藩，倒可谓是一叶障目之见。事实上，早在派遣曾国藩前往天津之前，朝廷就已经确定了处理事变的基调：不可与洋人开衅，不可重蹈咸丰皇帝逃往承德的悲剧。
    朝廷删减曾国藩的奏折，真正的目的在于操纵民意——事变之前，天津府贴出的告示就有强烈的操纵民意的痕迹。告示称：“张拴、郭拐用药迷拐幼童。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作为政府公告，如此不负责任地把“风闻”写在上面，并动用政府力量，将之贴满天津的大街小巷，本就有故意激发民意的用心——清廷高层删减曾国藩的奏折的用意，恰恰与此同出一辙：唯有把曾国藩彻底推到“卖国贼”的程度，朝廷的媾和政策才可能在汹涌的民意中存在操作空间——否则，被骂为“卖国贼”的就将是清廷中央高层，而不是曾国藩。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情节：7 月25日，曾国藩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送抵北京，朝廷又一次就教案进行了大辩论，慈禧太后明白表态：“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同一天，在传达给曾国藩的又一道谕旨里，35岁的年轻太后对处理的具体方案一无所及，只是一再强调自己的美好期望：“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
    也是在这一天，年轻太后删减了曾国藩“论说持平”的奏章，然后将其披露。直接将曾国藩送上“卖国贼”的十字架。
    ——她当然早就“得了主意”。有了曾国藩的“彻底卖国”垫底，朝廷接下来的措施，就会特别显出其“公正”，更容易获得朝野内外的“民心”、“士心”的认可。

结语：曾国藩眼里的“民意可杀”

    曾国藩到天津后的调查基本上反映了教案的事实：迷拐、挖眼、剖心等均系传言。如被指为教会装满婴儿目珠的两个瓶子，经清政府官员打开一看原来是腌制的洋葱。但事实的澄清无助于减轻曾国藩所承受的空前压力：一方面是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各地激愤民众根本不相信曾的结论，天津更是民怨沸腾；另一方面是来自列强的压力，事件发生后，法、英、美、俄等七国联合抗议，并以出动兵舰相威胁。
    高呼“民心可用”的李如松们自然只不过是嘴上快活罢了。1870年的中国，实在无力与西洋列强作一鱼死网破之斗。曾国藩对此是深知的；接替曾处理事件的李鸿章，表面上虽然嘴硬，称“彼既挟兵船而来，似不能禁我之不调兵”，并把郭松林军放在河北彰德，周盛传军扎在山西平阳以壮胆，以迎合民意；但私下里却又不得不对人诉苦：“目前只求不开兵端，免得中外骚动，牵掣大局”，并悲观地表示：如果议和不成，真的与法国开战，则淮军“未足当劲旅而操胜券”。
    然而，纵使给予再多的理解，曾国藩最后的表现仍是让人失望的：
    他先赞扬了“天津士民皆好义，各秉刚气”，然后又指责他们“徒凭纷纷谣言”，给国家添乱；他先是拒绝了法国要求处死当事的三名天津官员的无礼要求，将他们送出天津以避风头，但最终又没能顶住朝廷对他“包庇犯官”的指责，将他们找了回来再次流放；最后，曾交出来的，是20名百姓，曾希望用他们的人头，来给被打死的20名洋人抵命，就此了结此事。
    这位最后的“理学圣人”，在这一刻是如此地举止错乱。他可以不知道近代西方法理，可以不了解近代外交规则，这都是时代的限制。但是，他怎么可以忘了孔孟那古老的教导——“仁者爱人”？
    更沉重者亦有之——在这“可用”、“可欺”、“可杀”的民心背后，还潜伏着某种更可悲的古老意识：
    1870年，天津教案的直接导火索，是民众愤慨于他们的官员被洋人欺负，“听说法国人打官闹事，心生气忿”，因而随手抄起家什，“赶去护救”；
    1875年，四川的一份无名告示里说道：“洋鬼子前次窜吾国通商，士宦庶民等多受洋烟毒害，今又欺害清朝命官……如此无理太过，吾今劝汝早早各回本地通知汝主，要与清国年年进贡，每岁礼朝，倘教一年不到，吾报主恩点典，就乾坤仙师八位，神将六十四员，神兵五百一十二个，多者一日之功，斩尔鬼国人等寸草不留。”
    1879年的延平告白里，乡民们如此表述自己的拳拳之心：“( 洋鬼子 )设教堂于冲途，显招爪牙，无非欺我幼主，谋我中国。正臣子痛心疾首，仇不同戴天者也！”
    1891年，一份名为《玉差巡查中国事务前唐封齐天大圣平坚猴孙示谕》的揭帖如此说道：“今有六事要紧，公求保护勿伤。第一求保三教，第二求保纲常，第三求保社稷，第四求护农商，五保黎民妻子，六护贵府闺房，官员若不保护，百姓自等主张。各存良心一点，报答天地之光，报答圣贤仙佛，报答大清圣皇，报答祖宗父母，各图万古流芳。”把那些形而上的东西剔除之后，“社稷”和“大清圣皇”，仍然在乡民们心目中牢牢占据着首要的位置。
    不理解这一点，就不能理解“天津教案”真正的悲剧所在；就不能理解若干年后，那些北中国的乡民们在“齐天大圣”的指引下，怀抱符咒冲在“扶清灭洋”的第一线时的那种“真挚”的情感。

言论：赫德称曾国藩是个被“被评价过高的人物”
                  
赫德：曾国藩“与他的崇高声望名不副实”
                  
    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也参与了天津教案的斡旋。曾国藩的一系列动作让他感到难以理解。他给了这位“理学圣人”一连串的刺耳评价，包括“优柔寡断”、“被评价过高的人物”、“与他的崇高声望名不副实”、“才能不过平庸而已”等等。
    最让赫德崩溃的，是曾国藩提出来的“拟一命抵一命”的了结方式——洋人被殴毙命20人，那就杀掉20个中国人偿命好了，赫德无奈地感觉到自己“似乎是在一个祠堂里和另一个族长对话”。

曾国藩：此实鄙人之责，岂可事后归罪于人
                  
    曾国藩对津案的处理深感内疚。他在致数十位友人的信中，表示忏悔：“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将主要的责任归咎于自己，“办理洋务素未研求，情形过生，料敌未审，曲从所求，措词多乖，此实鄙人之责，岂可事后归罪于人”。
    曾的这一自我批评是中肯的。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他确实已经很少再触及洋务，“而日从事于经史”。

民众：“甘学天津义民”
                  
    天津教案发生，消息所及，各地民众过年似地大肆庆祝，譬如上海：“猛兽似的乌合之众在全城大街小巷里狂叫：‘先杀死法国人，然后再杀死别的外国人。’”
    天津教案过去十余年后，还有乡民为阻止传教士入境，高喊“甘学天津义民”打死洋人。

王闿运：民心不可失，先皇之仇不可忘
      
    湘军出身的王闿运对曾国藩不能理解。他写信给曾国藩说：
    “国体不可亏，民心不可失， 先皇帝之仇不可忘， 而吾中堂之威望不可挫！
    宗社之奠安，皇图之巩固，华夷之畏服，臣民之欢感，在此一举矣。……倘中堂不能保昔日之威，立今日之谋，何以报大恩于先皇，何以辅翼皇上，何以表率乎臣工，何以惩乎天下后进之人！”
      
法国总统：法国不需要中国人的头颅
      
    教案了结之后，大臣崇厚作为专使，去欧洲向法国道歉，以示与法国“实心和好”。10月28日，由上海起程，抵达马赛时，普法战争正酣，法国政府无暇接待。
    直到1871年11月23日，才得到法国第三共和国首任总统梯也尔接见。崇厚把同治帝的道歉书呈递，并希望法国对中方惩凶与赔款感到满意，梯也尔却回答：
    “法国所要的，并非( 中国人的 )头颅，而是秩序的维持与条约的信守。”

ys1937

08、1871年：晚清教案：勿轻言乡民非理性
09、1872年：国进民退：晚清求富之路误入歧途
10、1873年：意淫强国：大清朝“礼崩乐坏”元年
11、1874年：“天下观”之祸：清廷赞日本侵台为“义举”
12、1875年：国防大讨论：切莫妄谈“卖国贼”
13、1876年：国粹主义大潮浩浩荡荡吞噬晚清改革
14、1877年：真相无处安置：帝国司法的隐秘逻辑
15、1878年：丁戊奇荒：民族主义消解了农民起义
16、1879年：宗主梦：日本吞并琉球后中国朝野的反应
17、1880年：铁路之殇：以爱国之名窒息改革之路

1871================================================
晚清教案：勿轻言乡民非理性

事件：清廷出台《传教章程》
  
    本年正月，总理衙门出台《传教章程》。
    上年天津教案结案之后，曾国藩入京痛陈：近来各处滋事，均由教堂、教民欺压百姓，教士庇护教民，教堂纵容教士，官府无力管制而造成，朝廷应及时严格议定传教章程，用以规范西洋各国在中国的传教行为。清廷于是命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沈桂芬议定《传教章程》。
    十九日，总理衙门将《传教章程》节略本分送在京各国公使。各国均表示反对，对《章程》置之不理。
    《传教章程》的出炉，是清廷希望一劳永逸彻底解决“教案毒瘤”最主动的一次尝试。其无疾而终，实为近代以来中外文化、理念冲突调和无望的隐喻——自1860年代以后，“教案”纷起，反馈到庙堂高层，则是晚清脆弱、混沌的外交体制不断遭受冲击，清廷一次次被拖入不平等条约的泥潭。
                  
《传教章程》遭西方各国一致拒绝

    总理衙门拟定的《传教章程》主要内容有八条，如下：
    1、 外国育婴堂一概裁撤。如必欲设堂，则只许收奉教者之儿．且必报官立案。
    2、 中国妇女不准进入教堂。外国修女也不准在中国传教。
    3、 传教士当服从中国法律、风俗，不得自立门户。尤不可僭越权柄及凌辱民众。
    4、 法律施行中国人照中国例，外国人照西例。以服民心。
    5、 传教士往何省传教，须办护照。不得暗赴他省或将护照转给他人。所过关卡一切应纳税，货不得私自携带。
    6、 传教士收人入教，须先细访其人有无作恶犯律之事，当收方收之，进教后所为不法者即逐出教外。
    7、 传教士不可干名犯义，擅用关防印信送递照会。
    8、 传教士不得任凭私意，致侵平民，以免启衅。
    章程发布后，遭到各国政府一致拒绝。“欧洲各国不甚嘉纳，意谓中间所指教士劣迹无据非真，且谓总署所见得一失二，偏而不该”，因此，“皆置不理”。
    譬如，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声称：对清政府的几点章程几乎没有必要回答，因为它们似乎只与罗马天主教士有关，美国的新教传教士从未被指控干涉诉讼。镂斐迪还指责章程第二条是“最不明智的”，因为允许妇女入教表明“妇女地位的提高．是西方国家的光荣。如果清帝国希望扬名于西方的话，这样的政策是最不明智的”。
    德使李福斯的意见比较强硬，直言“贵王大臣所拟八条，本大臣想大约难以皆按所拟而行，内中不免有应更改之处”，而且认为，如果接受总理衙门的《传教章程》，则等同于是“不令天主教在中国传教”。
    传教士们对章程的反应也相当激烈。譬如英国传教士杨格非即认为：要求进入内地的传教士服从中国法律的用意，是相当阴险的，因为“中国人完全清楚，在这种条件下，没有传教士敢进入内地。进入内地不仅愚蠢而且是自杀行为。成为中国的臣民就意味着在几乎没有任何形式审判的情况下，遭受监禁、严刑拷打和处死。”
    但是，清廷出台的《章程》毕竟是有其特殊的针对性的。美国传教士斐来尔也承认：“官方通报中直接提出或暗指的某些重要指控并非完空没有事实依据”，但同时又担心如果按照清廷的规定来传教，则“传教士和中国信徒必然遭受很多磨难，甚至可能无法逃脱帝国各地的残酷迫害”。
    总税务司赫德的告诫应该是最中肯的。赫德认为，“福音”若想在中国迅速传播，就要避免干预中国司法，他说道：“信仰基督教的教徒并没有改变他是一个中国的属民，而应像其他一切中国的属民一样，必须继续遵守他的国家的法律并且服从他的国家法庭的裁判。传教士只是一个传教士而已，而且必须把他自己限定在传教工作上，尽力避免有干预诉讼和妨碍中国官吏的任何行动的意味。只有坚持这个原则而信守不渝，那么地方绅民、各省官吏和中央政府的仇视才能消除。”

乡民“非理性”是拒绝《传教章程》的理由？

    《传教章程》的无疾而终，是一件极为遗憾的事情。
    整个晚清史中，“教案”对政局走向所产生的影响，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远远超出其他类型事件——晚清教案始于1842年北京教案，结束于1911年陕西长武教案，连绵70年，与整个晚清相始终，其持续时间之久，是同期其他事件所望尘莫及的，其产生的外交纠纷数量，也是同期其他事件所无法比拟的。
    在拒绝《传教章程》的理由中，有一点尤为值得关注，即西方各国对中国民众“非理性”的担忧，各国公使均提及：章程中所谈到的“挖眼剖心”等不实谣言在中国民众当中有极大的市场，如果接受《传教章程》，则无法保障传教士们的人身安全。
    这一“理由”是否充分?
    后世学人与舆论论及教案，也必然谈及民众对谣言的盲从，譬如天津教案、义和团运动中均曾广泛流传的“挖眼剖心制药”之说。但是，谣言绝非晚清教案爆发的真正导火索，一个有力的反证就是：作为中西交冲最前线的开埠城市，上海市井中所流传关于洋教和传教士的流言远远多于乡村社会，但是，上海却并没有因为谣言而发生过教案。
    真正的关键不在于谣言，而在于：中国近代以来的教案，绝大部分都发生在乡村地区。
    ——和佛教、道教有所不同，近代基督教对中国乡村社会缺乏尊重。其实，这种缺乏尊重，早在明朝利玛窦时代就已存在，利玛窦曾赞叹南京城和北京城的宏伟壮丽，但却哀叹所有中国人的精神堕落于罪恶的邪教。近代的传教士同样怀有这样一种“精神傲慢”。只不过，在利玛窦的时代，明王朝的物质文明远非欧洲那些脏水横流的逼仄“帝都”所能媲美，所以，利马窦也就不得不先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归化了儒教的“儒士”，以此获取在明帝国的立足之地；而到了晚清时代，东西方国力形势的逆转，使得新时代的传教士们已完全不必再像前辈利玛窦一样以“谄媚儒教”的方式去寻求东方帝国的“归化”，那种源自文化傲慢的“拯救欲”，可以毫不掩饰地在清帝国的乡村社会中畅意表达。
    但是，尽管整个国家陷入了大变局，但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仍未解体，其由儒家伦理演化而来的底层社会制控、自治能力仍旧相当强大。教会势力怀抱着彻底改造之梦闯入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其遭遇强烈抵制，是必然的事情。
    教会对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冲击体现在诸多方面。譬如：这些既无功名，亦无地位的教民，只要拿着主教的名片，就可以去求见地方长官，而地方官惧予教会的影响，常常不得不予以接见。1862年，川督骆秉章曾致函总理衙门说，习教之人，“恃法国为其教主，常有赴衙门求见，干预公事。拒之则在外喧嚷，接见则日不暇给。”
    再譬如：教民可以抗拒缴纳迎神赛会份钱。迎神赛会是彼时城乡，尤其是乡村社会生活中一件大事，具有祈福、娱乐、商贸集会等多种功能。举办迎神赛会需要一定的费用，通常由村民凑集。是彼时村民们的一项常规开支。洋教传人后，教民们以缴纳迎神赛会与教义不合为由，拒绝交纳此费，并得到了教会的支持。从教会的角度看，自然有其道理，但放置到教民所生活的乡村中，却显然是对传统乡村社会自治规则的挑战，何况很多教民不缴纳份钱，却照看迎神赛会不误。
    更严重的是：教民们还可以拒绝加入团练和保甲。举办团练是当时地方上一项极为重要的公务，关系到一乡一地的安危存亡。团练最初主要是为了防卫地方免遭匪患，后来功能逐渐扩大，担负起了乡村社会的救济、教化等事务，如经理社仓，义仓，兴立乡校、义学等，成为晚清最重要的基层社会管理机构。教民们拒绝参与此项公务，不交纳团费，不参与操练，这就等同于逃离个人义务，彻底不认可既有的乡村基层秩序。自然不能获得其他乡民的认可。
    诉讼特权，是教民与普通乡民最大的冲突。1882年，巴州平民魏宗仁，因其族侄魏绍龙向其索要清明会钱，发生口角厮打，闹到去州城打官司，魏宗仁暂时住在教民郑含魁的店里。郑含魁即指点他“诈称教民”，并保证如此必然胜诉。再如1864年四川灌县的戴高氏案。教民戴高氏骗赖了平民张洪彦弟兄租谷两年之久，不但不交租，反而将张洪伦杀死，将张洪俊戳伤。而官府判决则是：所欠租谷，全部归属戴高氏，不必偿还。而从前所交的押租银，张氏兄弟则须全数退还给戴高氏。
    乡民们对这些疏离甚至反叛传统乡村秩序的教民，往往一致采取排斥态度。譬如：1878年，江北厅教民杨岐山宣布悔教，理由是杨原来以做轿子为生，入教之后，再没有人请他做轿子，杨难以糊口，只得悔教。
    更激烈的排斥手段则是教案。晚清以来教案频发的原因已经有很多总结，但最关键的因素则很少被提及，当年的传教士们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所面对的，并不是某一两个或者某一群具体的“愚氓”，而是一整个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乡村自治体系。换句话说，乡民们手持农具和火把冲向教堂的时候，其针对的，并不是基督教本身，更不是传教士本身，而针对的是那些传统乡村社会的“逆子”——那些拒不缴纳迎神赛会份钱，却又照看迎神赛会不误者；那些拒不参加团练与保甲，却又生活在团练与保甲的福利之下者；以及那些借教民身份在乡村“法治”中制造不公者……至于那些“割眼挖心”的谣言，不过是激发冲突升级的契机而已，仅仅是契机而已。每一场教案背后，乡民们都有自己明确的利益逻辑，将教案归因于乡民们的“愚昧”，是不符合史实的——所有的文化冲突背后，都是利益冲突。
    唯如此，如下历史现象才可能获得解释：
    自近代基督教进入中国，始终遭受着势同水火的排拒，民间教案一触即发，民、教仇恨越积越深，直至酿成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但诡异的是，义和团刚刚被镇压下去，二十世纪初就成了基督教大发展的黄金时期，教徒数量直线上升，大规模的教案迅速减少。
    有统计数据可以支撑这个诡异的现象：从1901年到1910年，仅仅十年，天主教徒从原来的七十万人激增至一百三十万人，几乎增加一倍；到1918年，天主教徒已增加到约一百九十万人。而基督新教到1904年，从1901年的八万人增加到十三万人，到1914年已发展至二十五万人，到1918年已增至三十五万人。”
    何以如此？
    原因并不复杂：清末新政，导致国家权力的迅速扩大，进而迅速侵蚀了乡村传统的社会结构。尤其是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乡绅集团迅速无可挽回地没落，乡村知识分子为了个人出路，迅速选择向城市转移。乡村社会精英迅速流失的结果，是传统的乡村自治体系迅速瓦解，尤其是传统乡村社会赈灾、救济功能严重丧失——正如云南省的统计数据所反映：云南基督新教的迅速壮大开始于辛亥革命之后，确切地说，是利用了乡村在灾荒中丧失了赈济能力的契机，由教会主办赈灾活动，进而吸收了大量教民。

结语：乡民们的选择始终符合利益逻辑

    今人习惯于谈论近代民众在东西方交流冲突中的“无理性行为”，尤喜强调其“盲目排外”。这是个相当恶劣的逻辑惯性，尤其是在晚清教案如此重大的历史命题中，更不宜如此轻率地归因于民众的“无理性”。实际上，无论是入教，还是反教，乡民们的行为背后，都有其特殊的理性在驱动。
    福建巡抚王凯泰曾经上奏谈论过晚清反教民众最终选择入教的理性动机：“莠民恃教为护符，作奸犯科，逋逃渊薮，教士多方殉庇，官吏敷衍含容，良民受屈，积不能伸”，因而相率入教——边缘乡民入教寻求政治特权，普通乡民受教民之害反教，寻求官府庇护未果，最终也选择了入教。王凯泰最终感慨：百姓不过是为了保身才入教，“非民为无良，乃官驱之。”
    最意味深长的一幕是：庚子年之后，不少同教会势力势同水火的义和团团民，也都陡然入教。譬如京郊下营村刘广来，“曾当团头，为逃避官府追究而奉教”。在义和拳的发源地山东冠县，这种现象更为普遍，比如著名的教案发生地红桃园，“大部分就入了耶稣教”，而理由则是：失败的拳民们为了“不受辱，不受气”，这些“辱”与“气”，均来自地方官府。
            
言论：曾国藩请求派遣幼童赴美留学
                  
曾国藩：宜亟选聪颖子弟赴国外留学
                  
    1871年 8月16日，曾国藩上奏朝廷，请求派遣幼童赴美国留学。理由是自强之路，不可全靠购买外国利器，必须自己学会制造之道。曾国藩希望，每年派出30名聪颖幼童，四年总计 120名，十五年后，幼童回国，“不过三十岁上下，年力方强，正可及时报效。”
    次年，曾国藩去世。第一批留美幼童亦正式启程赴美。

美国公使：本国不寻求传教士地位高于平民
                  
    美国公使镂斐迪致函总理衙门恭亲王奕訢，表示美国政府不认可《传教章程》八条。
    同时，镂斐迪也表示，美国在华传教士，其地位与其他在华美国民众并无不同，“本国不希望多得，亦不寻问多取”，如果别国要求中国认可传教士比普通平民地位更高，则“本国不为之助，亦不关心此事。”但是，如果别国向中国提出此项要求，而“蒙贵国皇上允准”，则美国也会“思量自商”，要求按照咸丰八年的条约，利益一体均占。

丁宝桢：教案全是天主教责任
                  
    晚清名臣丁宝桢于1871年上奏朝廷，分析近年来教案频频发生的原因。丁说：“中外交涉事件，其最易肇衅滋事而办理又难于得当者，莫如传教。而天主教之传布尤广，怨毒尤深，故自来祸端之起，皆由于彼。”
    督抚山东期间，丁宝桢秘密支持民间反教运动，“揭露外国传教士罪行”的《辟邪实录》在山东风行一时，据说就是出自丁宝桢的授意。此书采摘谣言，不实之词甚多。朝廷下令查销此书，丁宝桢巧妙抵制，称“查《辟邪实录》一书，本部院并未目睹，究竟作自何人，刊自何处，所言何事，均不得知”。

同文馆英文教习如何看待《传教章程》
      
    英国传教士包尔腾曾担任过同文馆英文教习，他如此看待1871年清廷推出的《传教章程》：
    “尽管文祥在《传教章程》中提出的那些指控的准确性尚值得怀疑，但有足够的事实证明罗马天主教传教士所代表的基督教已经颇像一个政治实体了。天主教的主教们根据自己的声明实行官方的礼仪，摆出官方的气派，这对中国政府官员是一种挑衅行为。对于他们干预涉及信徒的司法审判的细节，我们也非常清楚。”
    干预司法，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当时传教士吸引教民入会的重要手段。但包尔腾认为：
    “缺少保护固然会导致很多不公正和痛苦，但是，保护教徒会产生更恶劣的后果。它会导致许多伪善之徒加人我们的队伍，将使我们更易受到指控，而这种指控可能正蕴育着中国社会对基督教的敌视，还将会在我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中制造连续不断的政治纠纷。”

ys1937

1872===========================================
国进民退：晚清求富之路误入歧途

事件：轮船招商局成立
  
    19世纪70年代，晚清自强运动深化到了“求富”层面。其标志性事件，则是1872年轮船招商局的成立。
    轮船招商局是自强运动中开办的第一家民用企业，其官督商办，打破了晚清洋务企业纯粹官办的格局，首采股份制，也多为后世称道。
    但是，恰恰是“官督商办”这一产权模糊的体制，使得招商局民间资本最终无法逃脱被官僚体系吞没的命运，上演了一场晚清版的“国进民退”。
                  
逝：沙船业主王永盛的穷途末路

    1862年夏天，上海沙船业元老王永盛陷入了深重的烦恼之中，他的一名船工刚刚吞下毒药，跳水自杀。这位素以厚道饱受赞誉的船老板，因为此事而陷入到了汹涌的道德审判当中，“为富不仁”，成了他的代名词。
    但王永盛也有自己的无可奈何。
    沙船运输业在咸丰道光年间一度空前繁荣。自北往南输运大豆，自南往北输送漕粮，月余往返一趟，一艘沙船一年可以往返七、八次，获利颇丰。上海港最盛之时，有沙船5000艘，水手10万余人。
    但自1842年《南京条约》及1860年《北京条约》之后，中国诸多港口对外开放，西方轮船的涌入，迅速将中国传统的沙船客货运输业逼到了溃灭的地步。无论是速度、载重、安全还是价格，传统的沙船都不是西洋货轮的对手。不过四五年光景，上海港的沙船已锐减至四五百只，黄浦滩上，搁浅着成千的木船，任凭风吹日晒，自然朽腐。
    王永盛的船队也毫不例外地一路颓唐下去。没了生意，还接连沉没了几条大船。自杀的水手，几个月没有活干，家里揭不开锅，又有病在身，欠了自己几十两银子。王永盛早上心情恶劣，吼了水手一顿，孰料他转身就寻了短见。
    其他的船主们也都和王永盛一样绝望。硬件、软件，众人都无法与洋商抗衡，只好期待官府出面交涉。船主们聚在一起议论，结果是一致推举王永盛带头去向官府呈文，恳求官府与洋人交涉，将大豆、漕粮的生意划归中国沙船专营，外商不得插手。
    呈文里的一段话打动了时任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呈文里说，如果沙船业破产，不仅仅是十余万船工失业的问题，还可能激起民变，进而朝廷的漕粮运输线也可能被破坏。李鸿章将呈文转给总理衙门，极力推动此事，但却在英国公使威妥玛处碰了钉子，威妥玛当场表示拒绝，声称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须全部由清政府负责。
    事情不了了之，作为“安抚”，清廷减免了沙船三成的“助饷银”和三成的“捕盗银”，但终究是杯水车薪，仅靠朝廷的漕粮运费一项，维持整个沙船业早已力不从心。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两年后，欧亚海底电缆远东段铺设到了上海，更多的西洋商轮涌入中国，沙船业的境况雪上加霜。
    期间，总理衙门也曾饬令内阁大臣、南北洋通商大臣共同筹议解决漕运危机一事。结果得到了三种建议。一是修复运河，恢复河运；二是修复所有废弃的沙船，继续维持海运；三是朝廷增加沙船业的漕运运费，以挽救濒临破产的沙船业。
    三种建议都遭到了李鸿章的反驳。李说，运河八百余年，竭尽全力，运输能力不过每年十万石，于漕运大局无补；明明有便利的海运条件，非要耗费巨资去修运河，岂不是疯了；修复沙船，至少需要支银3000万两，还需修建容量万石以上仓库400余座，朝廷哪里有这么多钱？增加沙船漕运费，救得了一时，却非长久之计。
    曾国藩也陷入了深度的矛盾当中。早在1867年，容闳就曾建议他采用招商集股的方式，购买洋轮，组建中国人自己的轮船公司，以挽救漕运。但站在曾国藩的角度，维稳却成了首先需要考虑的因素。所以，他的回复是：“承运漕粮……在沙船为常业，非万不得已，亦未便遽作改图”，他担心的是，天国之乱刚刚平息，民心未固，一旦朝廷发展轮船，十余万沙船业主和船工水手失去生机，会酿成大规模民变和暴乱。
    但沙船业终究是到了穷途末路。1872年 3月，总理衙门再度致函曾国藩、李鸿章，询问采用轮船承担漕运一事，希望他们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一个月后，曾国藩溘然病逝，事情完全着落在李鸿章身上。多年以后，李鸿章仍将开办轮船招商局一事看作自己事业上最璀璨的一次成功，其自称：“招商轮船，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

伤：轮船招商局的“国进民退”悲剧

    出发点是很好的——“强兵”之后需“富国”；但结局是很遗憾的——自1872年创立，到1949年终结，77年间，轮船招商局产权变化纷繁芜杂，总跳不出官僚资本与民间商业资本之间的吞并与反吞并游戏( 本文叙述止于晚清 )。
            
    官商合办时期：无民间资本敢入股
    1872年 8月，招商局第一个正式章程《轮船招商节略并各项条程》出炉，明确规定了企业的性质是“官商合办”。
    按照章程规定，户部拨款20万串制钱，作为开办企业的本钱，“以示信于众商”。但是，规定没有明确商股的权利与义务，更没有涉及到公司具体的股权分配问题，且有招商局由官方管理，官方只收取官利，不负责盈亏责任的明确规定。
    这成了招商局初期招商不利的重要因素，胡雪岩等巨商均对投资招商局不感兴趣。
    到本年12月，招商局不得不进行首次改组，重拟《招商局条规》28条，明确强调了华商股份的权利，凡有股份者都能享有分红。同时，再次强调了官方的绝对领导权和政府收益的维护。
                  
    官督商办时期：招商局赢利颇丰
    为打破招商不利的局面，1873年，李鸿章派买办商人出身的唐廷枢和徐润主管招商局事务，试图引入完整的西方管理模式来运作企业。唐、徐二人提出“局务由商任不便由官任”，要求剔除官办因素，按照“买卖常规”招募股份——此前，唐曾批评过招商局的“官商合办”，可谓一针见血：“商人只有出钱的义务，却没有经营的权力。生意赚了还好说，做赔了可找谁去理论？”
    唐、徐的要求获得李鸿章认可而写入新的《招商局章程》后，商局股票转而深受私人投资者的欢迎，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招商局的运营方针，也由之前官方制定的“承运漕粮，兼揽客货”，改作了“揽载为第一义，运漕为第二义”。
    这一方针的变化，既是民间商业资本在招商局内部占据上风的表现，也体现着近代中国民间资本在与外商资本竞争上的信心——将公司的主营业务放在客货运载上，则必然要与外国轮船公司发生激烈的竞争。此后，英国太古、怡和轮船公司，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均多次针对招商局发起商战，在一干熟悉近代西方商业运作规律的“买办股东”的通力合作下，旗昌公司破产，太古、怡和则被迫三次与招商局签订“齐价合同”。
    1875年，招商局在外商联手压价相逼的恶劣形势下，赢利15万余两；1876年，赢利34万余两；1877年，赈捐 3万两后，赢利42万余两；1879年，运价回复正常状态，赢利翻倍，超过76万两。
                  
    国进民退：1884年招商局国有化
    朝廷“官督”层面的政策支持，与经验丰富的“商办”经理人之间的通力合作，是招商局迅速打开局面，跻身中外大轮船公司之列的主要原因。
    但1883年的上海金融风潮，以及次年春清军在中法战争中的失利，逆转了招商局稳健的上升趋势。
    导致逆转的最严重的冲击，来自人事调整。
    主持局务的徐润，之前挪用招商局资本16万余两在上海从事房地产生意，金融风潮下地价大跌，徐润无力偿还挪用款项。李鸿章适时将亲信盛宣怀插入招商局，委以督察重任。入局后，盛宣怀迅速查出徐润的挪用情状，逼迫其将自己的股票和房地产抵押给招商局，然后又将其扫地出门。唐廷枢不久也在排挤中完全脱离招商局，转而专注于开平煤矿的经营。
    到1885年，招商局的“商办”色彩已不复存在。盛宣怀的入主，迅速将招商局引向了“官办”——虽然并未更改“官督商办”四字方针，但盛同时又直接宣布：招商局此后，一切事务，包括用人、财务等等，全由督办总理，而督办的任免则须经北洋大臣批准，各地分公司的总办、各条船的买办，则由督办任免。换言之，保留“官督商办”的文字，是为了安抚公司内部的人心；而经营大权，实已偷梁换柱，全归官方。
    李鸿章在1883年这样的关键时刻启用盛宣怀，排挤掉徐润和唐廷枢，是有原因的。早在金融风潮之前，徐、唐二人就已多次提出，招商局运营已经走上正轨，须保证其运营的独立性。应尽量避免官方的干预，换言之，徐、唐二人希望国有资本从招商局中退出。
    这是李鸿章所不能容忍的。
    盛宣怀的新方案出台后，在招商局股东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朝廷任命的督办总理公司一切事务，等同于剥夺了民商股东在公司中的发言权，作为出资人，他们完全失去了过问公司事务的权利。各地方分公司“总办”，原本由股东们推荐，如今全归督办任免，其必然导致这些分公司负责人只对盛宣怀一人负责，而不再对公司股东们的利益负责。
    1884年由此成了招商局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民间商业资本自此开始大幅度退出。1883年，是招商局资本总额的最高峰，达533.4637万两白银，此后一路锐减，至1890年，资本总额仅余275.0559万两。在招商局一路颓行的同时，盛宣怀则在公司内部编制了一套完全以自己为核心的垂直控制网，最终形成了招商局股票“盛股独多”的局面，招商局在由“商办”转向“官办”的同时，也变成了盛宣怀个人的“独裁帝国”。
    轮船招商局也由此沦为向朝廷报效的工具，自自1884年到1911年，27年间，轮船招商局和另一“官督商办”企业电报局，共为政府报销白银350余万两，占了两企业股本总额的六成。而到1920年，轮船招商局已亏损2000万两白银之巨。

结语：王永盛们的出路何在？

    沙船船主王永盛们曾寄希望于朝廷在恶劣的商业环境下给予他们必要的保护，但他们毕竟属于“落后生产力的代表”，只能与他们那些沉重蠢慢的沙船一起，接受被时代淘汰的命运。
    但是，那些入股轮船招商局的民间资本，又何尝不是新一拨的王永盛们？他们同样寄希望于朝廷能够在波诡云谲的政坛和商海中为自己脆弱的事业保驾护航，但结果，却正如曾积极入股招商局的郑观应所言：“轮船招商开平矿，创自商人尽商股”，“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
    也许，如此理解不能算作偏激：正如曾国藩当年所关心的并非王永盛和他的沙船船工们如何维持生计，而只关心这些人是否会给帝国的稳定带来破坏一样，李鸿章们同样也不关心招商局背后的民间资本的命运，这位帝国的中流砥柱所关心的，是招商局的利润，如何尽可能多地收入国库和他的北洋私库，所以，最后他把自己变成了招商局的“太上皇”，而把盛宣怀扶植成了直接独裁招商局的“儿皇帝”。
    这是对李鸿章和他那个时代的苛求么？但这至少是李鸿章和他那个时代的悲剧。轮船招商局的命运不是特例，几乎所有晚清洋务民用企业，包括开平煤矿，包括上海机器织布局，包括津沪电报局……等等，无一能够幸免。
    就在盛宣怀大刀阔斧对招商局做国有化改造的同时，日本明治政府将其最大的国有轮船企业长崎造船所，以惊人低价转让给了岩崎弥太郎。它后来的名字，叫做“三菱”。

言论：朝廷高层对轮船业生死存废展开大争论
                  
曾国藩：对待轮船业态度前后矛盾，相当诡异
                  
    曾国藩对创办轮船运输业的态度很诡异。他很早就认为应该发展轮船海运，但同时又担忧先进的轮船取代陈旧的沙船，会导致大量沙船工作者失业，进而引发暴乱，
    因此坚拒轮船涉足漕运，而其理由则竟然是轮船“掉转不灵”，“甚费周章”。
    但当1872年内阁学士宋晋奏请裁撤闽沪船局时，曾国藩的态度却和之前大相径庭。曾坚持“船局不宜停止”，对于宋晋所指责的船局造出来的船质量不如西方，耗资又太大的问题，曾均表示承认，但不认可其为裁撤船局的理由，曾甚至认为，为了筹措船局经费，可以造一些商用轮船用于出租。本年3月，曾国藩开始着手准备亲自主持创办中国新式轮运业，但却在当月突然病故。

沈葆桢：造轮船是“永垂不朽”的事业
                  
    左宗棠于本年 5月上奏朝廷，坚决反对裁撤船局，认为“制造轮船，已见成效”，但左对造商用轮船只字未提。
    船政大臣沈葆桢也在本月上奏朝廷，认为造轮船是“永垂不朽”的事业，“不但不能即时裁撤，即五年后亦无可停，所当与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永垂不朽者也”。

李鸿章：什么钱都能省，造轮船的钱不能省
                  
    李鸿章与曾、左二人长期失和，故而，辩论之初，李一度支持过宋晋的论调，说什么自己“早就知道闽、沪两地船政局所造之船不足以御侮，只不过白白浪费经费而已”。
    但大局当前，辩论关系到新式轮船业也在近代中国的存废，李迅速改变了自己的立场。6 月份，李鸿章上奏，对宋晋的主张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坚决反对裁撤船政局，认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之费万不可省”，如果裁撤船政局，则不但前功尽弃，此前大量耗费化为流水，还会贻笑外人，增长寇志。

宋晋：已与夷人议和，轮船不必再造
      
    内阁学士宋晋于1872年 1月23日奏请朝廷，请求裁撤上海、福州两地的船政局。理由是：
    “福建省连年制造轮船，经费已经拨用了四、五百万两白银，耗费太重。据称，这些轮船将要用来制服夷人，我朝廷早已与夷人议和，轮船已不必再造，以免徒增夷人猜疑。而且若将这些轮船放到外洋去与夷人交战，断不能像他们的轮船那样便利。船政局名为远谋，实际上只是虚耗国库。”
    宋晋的奏折得到了朝中大批官员的响应。一时间，刚刚起步的中国近代轮船业，陷入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压力所迫，清廷与总理衙门不得不就此事召集重臣做一深入讨论。

ys1937

1873===============================================
意淫强国：大清朝“礼崩乐坏”元年

事件：各国公使以鞠躬礼觐见同治皇帝
  
    外国使节采用何种礼节觐见中国皇帝，自乾隆时代开始，始终是中外关系上的一个死结，西方外交要求平等，天朝体制讲究藩属，围绕着“跪与不跪”，引发了多次外交冲突。清廷的态度，则由乾隆式的强硬，到咸丰式的回避，最后演变成了慈禧式的能拖则拖——同治皇帝未成年，太后是妇道人家不便抛头露面，成了将各国公使挡在紫禁城外的最后防线。
    1872年10月，同治皇帝终于大婚，典礼极度隆重，各国在京使节以为必将受邀观礼。岂料，他们非但没有接到请柬，还被总理衙门派人“告知”：各国公使在“良辰之日”，最好不要出门，同时约束本国在京民众也不要出门。
    1873年 2月23日，同治皇帝宣布亲政。英、俄、德、美、法五国公使于次日联名照会总理衙门，要求觐见皇帝。清廷再无退路，不得不接受“殿陛之下，俨然有不跪之臣”的现实。
                  
乾隆时代：按朝贡格式，擅改他国外交文书

    中国传统王朝以儒家学说为立国之本，其政治学说的核心是“礼治”。清朝自关外入主中原，对“礼治”传统的继承，成了其统治合法性最重要的来源，自然，在礼仪方面的“刚性”也就较前代更强，可供回旋的余地更小。
    对清朝礼治传统的挑战，始于乾隆五十八年( 1793 )马戛尔尼来华。朝贡体系下，清廷自视为“天下共主”，马戛尔尼们所寻求的却是平等外交下贸易条件的改善。调和这一矛盾的重任，落在了主管藩属事务的礼部身上。
    礼部的办法是按照朝贡体系的需要，擅自篡改人家的外交文书。
    譬如，东印度公司董事长培林爵士致函乾隆皇帝，为马戛尔尼访华作准备。原文是这样的：
    “最仁慈的英王陛下听说，贵国皇帝庆祝八十万寿的时候，本来准备着英国住广州的臣民推派代表前往北京奉伸祝敬，但据说该代表等未能如期派出，陛下感到非常遗憾。为了对贵国皇帝树立友谊，为了改进北京和伦敦两个王朝的友好交往，为了增进贵我双方臣民之间的商业关系，英王陛下特派遣自己的代表和参议官、贤明干练的马戛尔尼勋爵作为全权特使，代表英王本人谒见中国皇帝，深望通过他来奠定两者之间的永久和好。”
    礼部的大人们修改后呈递给乾隆皇帝的版本则成了这样：
    “闻得天朝皇帝八旬大万寿，本国未曾着人进京叩祝万寿，我国王心中十分不安。我国王称，恳想求天朝大皇帝施恩通好，凡有本国的人来广州与天朝的人贸易，均各相好，但望生理愈大，饷货丰盈。今本国王命本国官员公举辅国大臣吗嘎尔尼差往天津，倘邀天朝大皇帝赏见此人，我国王即十分欢喜，包管英吉利国人与天朝国人永远相好。”
    马戛尔尼转递的英王给乾隆皇帝的信函，也被修改得面目全非。
    原文开头是：
    “英王陛下奉天承运，事事以仁慈为怀。践祚以后，除随时注意保障自己本土的和平和安全，促进自己臣民的幸福、智慧和道德而外，并在可能范围内设法促使全人类同受其惠。在这种崇高精神的指导下，英国的军事威力虽然远及世界各方，但在取得胜利之后，英王陛下对于战败的敌人也在最公平的条件下给以同享和平的幸福。除了在一切方面超越前代增进自己臣民的繁荣幸福外，陛下几次派遣本国最优秀学者组织远航旅行，作地理上的发现和探讨。”
    修改后给乾隆皇帝阅读的版本则是：
    “英吉利国王热沃尔日敬奏中国大皇帝万万岁。热沃尔日第三世蒙天主恩，英吉利国大红毛及佛部西依拜尔呢雅国海主，恭维大皇帝万万岁，应该坐殿万万年；本国知道中国地方甚大，管的百姓甚多，大皇帝心里长把天下的事情、各处的人民时时照管。不但中国地方，连外国地方都要保护他。他们又都心里悦服，内外安宁。各所有各样学问各样技艺，大皇帝恩典，都照管他们，叫他们尽心出力，又能长进生发，交通精妙。本国早有心要差人来，皆因本境周围地方俱不平安，耽搁多时。如今把四面的仇敌都平服了，本境平安，造了多少大船， 差了多少明白的人漂洋到各处。”
    文书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意思乱改，反正“夷人”也看不懂；但真到了需要“夷人们”三跪九叩中国皇帝的关头，却总不免露出马脚。但文字游戏还是要继续玩下去——英国档案记载，马戛尔尼使团以谒见英王行单腿下跪的礼节，谒见了中国皇帝；中方文献却堂皇记载：使团正使“行礼如仪”。嘉庆皇帝则不像他父亲那般满足于文字游戏，阿美士德使团不肯对他三跪九叩，他就在阿美士德申请谒见的文书上写满了“所言甚属欺诳”、“支吾可恶”一类的词句，然后把他们赶出了中国。

咸丰时代：决不见不行跪拜礼之夷人

    作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产物，中英《天津条约》第三款规定：英国乃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大英钦差大臣作为代国秉权大员，觐见大清皇帝时，遇到有碍国体之礼，决不可行。必须统一使用英国使节拜谒其他国家元首的统一礼节。
    基于条约的“最惠国待遇”性质，这本来意味着西方国家以近代西方平等礼仪觐见清朝皇帝，已经以条约的形式获得了解决。但各国使节们很快发现，付诸实施却成了大问题。
    直到1858年《天津条约》签字之际，咸丰皇帝还念念不忘：“一切跪拜礼节，悉遵中国制度，不得携带家眷”。他担心的是：一旦允许西方使节以西礼代替跪拜觐见，天子颜面尽失，将“何以为天下共主”？
    到了1860年，英法联军自天津攻入通州。咸丰皇帝对联军提出的八项议和条件无不应允，唯独对英方提出的国书须“亲呈大皇帝御览”这一条表示“万难允许”。他指示前方负责谈判的怡亲王载垣，称：
    “国体所存，万难允许。该王大臣可与约定，如欲亲递国书，必须按照中国礼节，跪拜如仪，方可允行；设或不能，只宜按照米 ( 美 )、俄两国之例，将国书赍至京师，交钦差大臣呈进，俟接受后，给予玺书，亦与亲递无异。现在抚局将有成说，不值因礼节而决裂，设该夷固执前说，不知悔悟，唯有与之决战。”
    谈判失败。英法联军迅速兵临北京城下，火烧了圆明园。咸丰皇帝匆忙逃往热河，将残局留给了恭亲王奕訢。然后是签订新的《北京条约》，联军收获了大量的物质利益，但仍然撼不动咸丰皇帝对跪拜礼仪的坚持，只好暂时放弃。
    远避热河的咸丰皇帝伤心欲碎——“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任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他不愿意返回北京，因为“夷人”仅仅是暂时退去，他们拒绝行三跪九叩之礼，并想谒见自己亲递国书的念头还没有打消。他在诏书里疾言厉色：“若不能将亲递国书一层消弭，祸将未艾。即或暂时允许，作为罢论，回銮后，复自津至京，要挟无已，朕唯尔等是问。”
    此年12月，恭亲王从英、法两国公使处取得了不再坚持入觐的保证。但咸丰仍心存疑虑，不愿回京。次年8月，咸丰病死于热河，终于实践完成了自己“决不见不行跪拜礼之夷人”的诺言。
    此种情形下，英国政府也只好做出退让，决定不再坚持入觐问题。英国外相于1861年 1月 9日训令英国驻华公使，命其不要再要求向中国皇帝亲呈国书，只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其为英国政府的代表即可。其余各国也采取了和英国相同的处理方式。

同治亲政：六国使节以平等礼仪觐见

    咸丰死后，同治皇帝年幼和太后妇道人家不便抛头露面，就成了清廷长期拒绝外使入觐最得力的理由。期间发生过美国人蒲安臣代表中国出使西方各国，以西方外交礼仪拜见各国元首之事，各国公使借此契机要求入觐中国皇帝，亦被清廷以皇帝年幼为由拒绝。
    同治皇帝的成年和亲政，遂成了各国公使寄望之所在。
    1873年 2月23日，年满十八岁的同治帝正式亲政。第二天，英、法、俄、美、德五国公使即联合向总理衙门递交照会，要求觐见同治帝，递交国书。
    拖无可拖，拒绝的理由已不复存在。总理衙门只能约定 3月11日与五国公使会谈。谈判中，围绕着亲递国书的觐礼问题，双方舌战不下，据《筹办夷务始末》记载，双方的具体辩论过程如下：
    “彼谓条约中有碍于国体之礼，为不可行；则告以碍于中国国体，亦不可行。彼谓条约允以优待；则告以中国相待，能优于礼之中，不能优于礼之外。彼谓唯跪拜之礼，有碍国体者不能行，此外均可商酌；则告以唯跪拜之礼，最关中国国体，首先议定，此外始可从容拟议。加以譬晓百端，反复辩诘，几于舌敝唇焦。”
    面对面的舌战未能达成一致，随后又展开了长时间的公文往来战。各国公使坚持：觐见一事，《天津条约》早有约定，清廷也已允诺皇帝亲政后履行；公使觐见在西方各国已是惯例，汉译的《万国公法》里也有详细记载，不存在理解难度；觐见礼仪应按照各国通行的方式，各国平等，并非藩属，不能强求行跪拜之礼。
    清廷方面则坚持：《天津条约》里还有“自行举办”的规定，你们不能催逼我们；中国优待各国大臣，只能用本国固有的礼仪来优待，不能用中国没有的礼仪来优待；中国使臣出使各国都入乡随俗采用你们的礼仪，你们来中国也该入乡随俗；觐而不跪，不符合中国政治体制，中国不能答应。
    辩论往返长达三个月之久。不限于中外双方，大批的官员和士大夫也卷入其中。至 5月15日，争论终于告一段落，双方达成协议：
    1、 五国公使觐见时不行跪拜之礼，作为让步，公使们特将觐见本国君主的三鞠躬之礼改为五鞠躬。
    2、 不举行觐见大典，只允许带有本国国书，初次驻使中国者参加觐见，呈递国书。以后也不能随时要求觐见。
    1873年 6月29日，英、法、俄、美、荷五国公使和日本大使，共六国使节在紫光阁以西礼觐见同治帝。西方各国使节终于如愿以偿首次以平等国家代表的身份站到了清朝皇帝的面前，此时，距离马戛尔尼使华，已过去了整整80年。

结语：紫光阁里“礼崩乐坏”，士大夫们“意淫强国”

    1873年六国使节以平等礼仪觐见同治皇帝，是晚清转型过程中极关键的历史事件，是传统中国近代化的重要节点。但时人的理解，却将此事与“礼崩乐坏”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
    对丧失立国之道的恐惧感与被迫做出改变的屈辱感交汇在一起，最终导致本该详细记载朝廷政务大事的《清实录》和详细记载皇帝每天重要活动的《起居注》，都不愿意详细记述此事。
    对这场前后绵延了近百年的外交角力的结果，《清穆宗实录》里只有一句话：
    “六月壬子，日本使臣副岛种臣、俄罗斯国使臣倭良嘎理、美利坚国使臣镂斐迪、英吉利国使臣威妥玛、法兰西使臣热福理、和兰使臣费果逊( 荪 )，于紫光阁前瞻觐。”
    《起居注》更为简略：
    “六月壬子，上御紫光阁升座，各国使臣暨翻译等九人入觐见，上温语慰问。”
    参加接待觐见使臣的总理衙门大臣董恂，在自订年谱中留下了许多关于这次觐见的信息，但对最为重要的觐见礼仪，却有意一笔带过。这种一笔带过的背后，显然蕴含着某种难以启齿的羞辱之情。
    避而不谈尚算客观。晚清著名学者李慈铭对此事的反应已可以用抓狂来形容。他在《越缦堂国事日记·同治十二年六月初五日》条下如此记载：
    “六月初五日。是日巳刻，上御紫光阁见西洋各国使臣。文武班列。仪卫甚盛。闻夷首皆震栗失次，不能致辞，跽叩而出。谓自此不敢复觐天颜。盖此辈犬羊，君臣脱略，虽跳梁日久，目未睹汉官威仪，……今一仰天威，便伏地恐后，盖神灵震叠，有以致之也。”
    意淫强国，此之谓也。

言论：李鸿章认为强要各国使节跪拜，最后吃亏的是自己
                  
吴大澄：外国使节不跪拜，会改变清朝政体
                  
    翰林院编修吴大澄激烈反对外国使节用平等礼仪觐见同治皇帝，理由是破坏了祖宗旧制，会改变清朝的政体：
    “朝廷之礼，乃列祖列宗所遗之制，非皇上一人所得而私也。若殿陛之下，俨然有不跪之臣，不独国家无此政体，即在廷议礼诸臣，问心何以自安? 不独廷臣以为骇异，即普天臣民之心，亦必愤懑而不平。即皇上招携怀远，示以大度，不难从一时之权，而列祖列宗二百余年之旧制，又安可轻易乎?”
    吴大澄的立场是逆流的，但他的担忧是准确的，清朝的传统国家政体迟早要向近代国家政体转型，这是不可阻止的大趋势。

边宝泉：用中国臣子跪拜之礼要求外国使节是一种优待
                  
    清廷将觐见礼仪问题下放给大臣们商议。浙江道监察御史边宝泉激烈要求外国使节行跪拜礼仪，理由最具代表性：
    “瞻觐不行跪拜，中国从无此礼，和约以来，该夷虽非属国，然其使臣亦与我中国之臣等耳，以中国臣子之礼待之，不为不优。”
    边宝泉的这番言论所暴露出来的，是晚清中国与世界接触30余年之后，仍然无法理解驻外使节所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国家这个简单的近代外交理念。

李鸿章：不要强求各国使节跪拜，否则还是自己吃亏
                  
    朝野内外对觐见礼仪议论纷纷，朝廷最终选择将山芋抛给李鸿章，让他拿个主意。
    5 月 1日，李鸿章回奏，称国家正面临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朝廷礼制应随情势变通，既然已将西方诸国“许为敌国，自未便以属国之礼相待”。否则，一旦列强以此为口实发难，吃亏的仍将是自己。
    李解释说：“彼求之十数年，迄今仍不准一见，或准见而强之跪拜，彼以为不得体面，积疑生衅，积愧生忿。将来稍有龃龉，必先引为口实，在我似觉理诎，亦非圣主包容六合、驾驭群雄之志量也。倘拒之于目前，仍不能拒之于目后，甚至议战议和，力争而后许之，则所失更多，悔之亦晚矣。”

日本使节回忆觐见同治皇帝细节
      
    日本得以与各国使节一同以西礼觐见同治皇帝，比之西方各国，政治意义还要多出一层——所以，其使臣回忆的情节也就尤为细致：
    “29日晨……7 时，由宝鋆、毛昶熙引导大使( 副岛种臣 )及郑( 永宁 )至紫光阁傍行幄中伺候。8 时帝出宫，9 时御紫光阁，宝、毛两大臣引导大使及郑自阁之左阶升，左门进( 郑捧国书，在大使左肩后一步随行 )。”
    “大使及郑开始进前，斜见宝座时，脱帽，作第一揖。再进至中央，正面对宝座时，作第二揖。又进，至御座所在之黄案前中央，立定，作第三揖( 此为进见三揖 )。”
    “郑在大使左肩侧后一步，宝、毛两大臣分立黄案两侧，俱面北而立。去黄案数步之正北面设坛。坛上设高座，帝坐其上之龙椅上。座之左右，恭亲王及皇族御前大臣侍立。军机大臣、六部尚书、文武显官，则在自坛下至黄案间之两侧分别对立。”
    “大使以国书放置黄案上后，作一揖，陈颂来意，由郑译述毕，又一揖。帝有复书，恭亲王跪接，自阶而下，至黄案前，宣称：贵国大皇帝国书，朕收到了。大使作揖，恭亲王复班。”
    “帝又下敕语，恭亲王又跪奉，下坛宣称：贵国大皇帝安康否 ? 两国交际事宜，亲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公平商议可也。大使作揖 ( 此间揖无定数 )，隶亲王又复班。事既毕，大使又一揖。郑随从背行后退，至中央尽头处一揖，仍背行，至将见不着御案处，又一揖( 此为退出三揖 )。于是戴帽，仍由宝、毛两氏前导，至时应宫憩息。”

ys1937

1874=========================================
“天下观”之祸：清廷赞日本侵台为“义举”

事件：日本入侵台湾
  
    1871年12月，琉球按例遣使向清廷进贡，途中遭遇暴风雨，使船迷失航向，飘荡至台湾南部，与当地高山族人发生冲突，54人被杀，12人在当地汉人的帮助下脱险转移到福州，后由清廷送归琉球。
    1872年，日本胁迫琉球成为其“内藩”，“册封”尚泰为琉球藩王。
    1873年，日本外务大臣福岛种臣一行来华，以交换中日《修好规条》为幌子，刺探清廷对台湾主权认识的虚实，副使柳原前光欺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不懂近代西方“主权”理念，言辞间赚得“生番化外，未便穷治”四字，遂曲解台湾东部“番社”非中国主权所有，于1874年 5月由海军中将西乡从道为首，以1871年“日本国民（实际上是琉球民众）”被“生番”杀害为由，率4艘军舰及陆海军官兵3600多人，进攻台湾。
                  
自鸣得意：清廷给自己挖坑而不自知

    日本侵台的借口是“番地无主论”，即将清廷官员所表述的“生番化外，未便穷治”四字，曲解成“番地无主”，非中国领土，故日本可据而有之。
    这诚然是诡辩。但日本政府这一诡辩，却有历史渊源可以追溯——1867年 2月，美国商船“Rover 号”在台湾东海岸洋面失事，登岸人员为当地“生番”所杀。美国驻厦门领事Charles Williain Le Gendre 找到闽浙总督衙门交涉，清廷地方官员为了推托责任，即提出了当地土番“非归王化”的说法。
    Le Gendre 无法认可清廷地方官的推托之辞，责备道：
    “两百年来，中国人在台湾的活动地区，配合着中国政府施及台湾的行政权力，由西岸以至东岸，逐步扩张，事实上从未承认生番领有其现住土地的主权，西岸的居民，经常贩购生番地区的物产，而生番地区出产的樟脑，且成为台湾官府的专卖品，不容外人自由采购输出，违者则严行惩治，所谓生番地区不属中国管辖的说法，实毫无依据。”
    与 Le Gendre直接交涉的福建台湾镇总兵刘明灯、福建台湾道兼学政吴大廷，则在针对此事给朝廷的奏折里开头即称：
    “（生番之地）鸟道羊肠，箐深林密，自来人迹所罕到，亦版图所未收。我朝设土牛之禁，严出入之防，所以戢凶残而重人命，用意固深远也。”
    这些深受中国传统“天下观”熏陶，而对近代世界“领土主权”概念一无所知的地方官们，自鸣得意地以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极好的推托事件责任的理由，于是在奏折里一厢情愿地认为：
    “特以人非华民，地非化内，克日图功，万难应手，准理度情，洋人亦当见谅。”
    事情最终捅到总理衙门。会商之后，总理衙门并未否定闽浙地方的交涉措辞，但同时密函指示闽浙各相关官员，特意强调了台湾“生番”地区的版图归属问题：
    “告以生番虽非法律能绳，其地究系中国地面，与该国领事等辩论，仍不可露出非中国版图之说，以致洋人生心”。
    在总理衙门的政治话语体系里：1、 台湾“生番”地区属于“中国地面”，是中国疆土无疑；2、 “生番”未归“王化”，中国法律无法管辖“生番”。这两者是可以并存不悖的，后者并不是对前者的否定。前者近似于近代西方的“领土主权声明”；后者则是基于传统中国的“天下观”。
    ——在传统的“天下观”体系中，总纲乃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历代中央王朝自视为文明的中心。自中心向外辐射，依照“开化”程度的不同，存在着不同的层级。依次包括：世居其地，为国守疆的番、苗、夷及地方土司；代守门户、纳贡称臣的四裔藩属；藩属之外，则是未知之地。其经典描述则是：中国居天下之中，四夷居天下之偏。中国与夷蛮戎狄五方之民共为“天下”、同居“四海”。这种“天下观”里没有具体的领土主权界限，一切视“文明开化”程度而定。
    1683年清廷将台湾纳入版图之后，其“理番”政策始终基于这种“天下观”理念——台湾全岛虽属版图之内，但其民众依受教化程度高低，被划分为民、番两级；“番”又分两种：1、 “其深居内山未服教化者为生番”；2、 “其杂居平地，遵法服役者为熟番。”前者属于“化外”，后者则须纳“番饷”，朝廷教化所及，“生番”也可以向“熟番”转化。
    这种编民—熟番—生番的分类治理的方式，及其所衍生出来的“化外”、“化内”的政治话语体系，所依据的都是教化礼仪所及的程度与界限，而与疆界无关。故而，在清廷看来，将台湾东部“番地”描述成“未归王化”、“生番化外”，并无不妥，而且可算是一次很值得借鉴的“成功交涉”。
    但美国领事 Le Gendre却无法“见谅”。他理解不了清廷官员的“天下观”，只能将“(番地)未归王化”理解成清廷地方官的狡辩：“番地非中国领土，故中国对番人杀害美国船员不负责任”。在 Le Gendre看来，这种推托责任的方式，简直不可理喻。

心怀叵测：日本玩弄清廷陈旧的“天下观”

    Rover 号事件最终以 Le Gendre与台湾当地土番自行缔结约定告终，清廷自以为得计，在其中充当了面目模糊的“保人”角色。
    殊不知，曾强烈要求清廷承认对台湾“番地”拥有主权的 Le Gendre，在此事件之后，即着手开始炮制“台湾番地无主论”，多次进入台湾，按需搜集各种资料。在其计划得不到美国政府的支持之后，转而受雇于日本政府。
    Le Gendre 在提交给日本政府的首个备忘录里如此描述自己的“台湾番地无主论”：
    “如果说中国政府自己发现了此岛，也可以说又由中国政府自己放弃了此岛。清国政府对一部分的岛民施以布政教化，那么按道理清国政府也应管辖另一部分，但清国政府却不能拿出事实上的有效证据。”
    长期受中国文化熏染的日本，显然是了解清廷的“天下观”理念的，曾几何时，它也是这“天下”的一部分——明嘉靖年间，传教士沙勿略试图以基督归化日本，但却遭到了拒绝，日本人的理由是：“如果基督教确实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会知道它并且接受它。”这使得稍后来到东方的利玛窦深刻认识到：要归化东方，必须先归化中国。
    深悉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全面西化。这种身份在清廷面前于是乎就成了巨大的优势：他们了解西方的近代外交理念的同时，又深悉清廷传统“外交观”的种种漏洞，及其与西方近代外交理念的种种冲突之处。如何利用这种优势在清廷身上获利，成了明治政府维新之后工作的重中之重。征韩论与夺取琉球，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的日本，甚嚣尘上。
                  
台湾，自然也不能幸免。
                  
    1873年 2月，日本政府任命副岛种臣为全权大使出使中国，名义是与中方交换《中日修好条规》。其时，清廷正因为外国使节觐见礼仪问题而焦头烂额，出于某种幼稚的政治好感，副岛种臣被获准与各国使节一起觐见了同治皇帝，而且受到清廷的破格礼遇，不仅没有行跪拜礼，甚至也没有像各国公使们一样行五鞠躬礼。
    清廷的用意，无非是觉得日本与中国同属东方，理应彼此亲近以对抗西洋诸国；再者，日本在“天下”之内，抬高日本使节的觐见地位，也就等同于贬低西洋诸国使节的地位。却殊不知，明治之后的日本，早已脱离“天下”，融入世界。副岛种臣此行，更怀着为日本吞并琉球和侵占台湾套取政治口实的隐秘用心。
    这种“政治口实”的获取，依赖于日本使节同时熟悉中国的传统“天下观”和西方的近代“世界观”。副岛本人出使期间，绝口不提琉球与台湾之事，以免引起清廷警惕；同时低调派遣副使柳原前光前往总理衙门，恍若不经意地质询1871年琉球民众被台湾吐蕃所杀事件。
    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董恂等回答：“‘蕃’民杀害琉民，我们早已知晓，杀害贵国之人则从未听说。琉球、台湾二岛俱我属土，属于土人互相杀害，裁决之权完全在我。我抚恤琉人，自有措置，与贵国何干，而劳烦过问?”
    这番回答本已相当得体。但柳原继续“争辩”琉球属于日本版图，又质疑清廷“既然知道抚恤琉球之人，却为何不惩罚台湾番人”，毛昶熙等人的回答就难免开始朝“天下观”方面倾斜——
    毛氏回答：“杀人者皆属‘生蕃’，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日本之‘虾夷’，美国之‘红蕃’，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所时有。”
    在清廷，“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是“天下观体系”下的政治词汇；日本人并非不知，但现实需要，他们故意将之放置到了近代“世界观体系”下理解，于是就成了：清廷承认台湾东部番地无主。
    此次交涉影响范围不大，但也引发了朝廷之外的一些言论。这些言论，又恰恰是日本所需要的。譬如1873年 4月 5日上海《申报》刊载了署名为“岭南莲塘生”的一篇稿件，基本上可以代表当时大多数中下层士大夫们的普遍看法。“岭南莲塘生”说：
    “盖台湾一带，虽系中华之地，而台湾府属界，居海岛边境。至于生番，则又深居内地；虽统称台湾，实非台湾府属可管也。且生番蛮类，未晓人性，不入王化，非我朝百姓；与中土何碍焉！”
    其中的“不入王化”、“非我朝百姓”等言辞，正合日人之心。但在“岭南莲塘生”的本意，却并不涉及国家疆域问题，所指均属文化层面。
    两套彼此交叉、互相矛盾的“世界认知体系”及其衍生出来的不同的外交游戏规则，被日本政府轻易地操纵于股掌之间，而清廷举国朝野竟毫无察觉。
    有此铺垫，1874年 2月 6日，日本政府通过了《台湾蕃地处分要略》，4 月11日组织了侵台军，名曰：“台湾生番探险队”。
    《要略》重点提及1873年副岛种臣使团所取得的“外交成果”：“台湾土番部落,为清国政府政权所不及之地。其证据具见清国自来所刊行的书籍之中,而当前任参议副岛种臣使清之际清廷官吏所作答语,尤其显然,故视之为无主之地,具备充分理由。是以报复杀害我藩属琉球人民之罪,为日本帝国之义务,而征番之公理,亦可于此中获得主要根据。”

外人点醒：清廷恍然领悟日本真正用意

    日本出兵台湾在即，台湾道在给闽浙总督的文件里却将此事的权重放置在“剿办彰化廖匪”一事之后，并称：“牡丹社系属番界，彼如自往剿办，在我势难禁止。”虽然担心日本人胜利后会盘踞番社不走，但给出的处置建议仍是消极的“一切惟以镇静处之”。
    自然，这正是日本人所希望的清廷的反应，台湾地方官丝毫没有意识到此事关乎中国在台湾东部番地的领土主权。
    直到 5月，清廷才洞悉日本的真正意图。日军讨“番”统领西乡从道将出兵台湾的照会送直闽浙总督李鹤年处，出乎意料地遭到了李的强硬反击。李于 5月11日后连续照会西乡从道，称：
    “本部堂查台湾全地，久隶我国版图。虽其土著有生熟番之别，然同为食毛践土已二百余年。……查万国公法云：凡疆内植物、动物、居民，无论生斯土者、自外来者，按理皆当归地方律法管辖。……据此各条，则台湾为中国疆土，生番定归中国隶属，当以中国律法管辖，不得任听别国越俎代谋。兹日本国中将照会，以台湾生番戕杀遭风难民，奉命率兵深入番地，殛其凶首，以示惩戒。在生番迭逞悍暴，杀害无辜，即按以中国之法律，亦所必诛，惟是台湾全地素属中国，日本国政府并未与总理衙门商允作何办理，迳行命将统兵前赴，既与万国公法违背，又与同治十年所换和约内第一、第二两条不合。”
    李鹤年态度的突然强硬，缘自西方国家对清廷的提点：
    最先是英国驻华大使威妥玛于 4月18致函总理衙门，告知清廷日本出兵台湾一事，并在信中询问“生番居住之地，是否隶入中国版图”；稍后，英、法两国使节以及总税务司赫德也先后前往总理衙门，询问台湾生番所居之地是否中国领土。尤其重要的是，英国通过驻华使节，将来自英国驻日大使巴夏礼获知的信息告知中国：“内称据东洋意见。台湾岛自某处迪南，皆不隶中国版图之内”。
    威妥玛强调，清廷对台湾番地主权等认定，与英国针对此事的外交态度密切相关。如果中国认为番地不属于中国版图，则英国政府对英国民众协助日本出兵台湾不做任何限制；如果清廷认定台湾属于中国版图，则英国政府将明令禁止英国民众参与日军出兵台湾一事。法、美各国所持意见，与英国大致相似。
    缘此，清廷于 5月14日发上谕，声明：“生番地方，本系中国辖境，岂容日本窥伺。”并派沈葆桢带率领轮船军队，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不动声色，相机筹办”。李鹤年 5月11日的强硬照会，与稍后的上谕精神完全一致。英、法、美诸国也均照会清廷，表示对日本的行为不予支持。
    但李鹤年显然仍对领土主权为何物不甚了然。其稍后的一道奏章又回到了“天下观”里“番地不属界内”的老调：
    “惟念边衅易开不易弭，番地腹地，究有区分，如果倭兵扰入台湾腹地，自当督饬镇道鼓励兵团，合力堵剿。若仅以戕杀琉球难民为名。与生番复仇，惟当按约理论，不遽声罪致讨，以免衅开自我。”
    这种“番地”、“腹地”的区分，难免又被日本曲解成“番地无主”。故而，总理衙门于 6月 5日再次发布上谕，严厉强调：
    “番地虽居荒服，究隶中国版图，其戕害日本难民，当听中国持平办理，日本何得遽尔兴兵，侵轶入境。若谓该国仅与生番寻仇，未扰腹地，遂听其蛮触相争，必为外国所轻视，更生觊觎。衅端固不可开，体制更不可失。该督惟当按约理论，阻令回兵，以敦和好，不得以番地异于腹地，听其肆意妄为也。
    “天下观”里的“番地”、“腹地”概念必须服从于“世界观”下的领土主权。这是清廷对台湾是中国领土的最清晰表述，对之后挫败日军侵台，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

结语：前车之鉴犹在，观念转型奇难

    日军1874年侵台，其实是对俄国 1858-1860年骗取中国东北 100 多万平方公里国土的手段的抄袭和复制，并不新鲜。
    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军用了 3年时间，仅得到80多平方公里的香港；第二次鸦片战争，历时四年，英国仅得到11平方公里的九龙尖沙咀，法国寸土未得。两次战败，清廷均引以为奇耻大辱。1858—1860年，中俄两国无战事，俄人不损一兵一卒，即自中国骗取了100 多万平方公里国土，而清廷竟无丝毫耻辱之感。
    个中情形，与1874年颇为相似，同样是陈旧的“天下观”在作怪——正如日本处心积虑制造“番地无主”的论调一样，俄国人穆拉维约夫当年也制造了一个“空旷土地”的概念，声称“空旷土地”即无主土地，不属于中国。黑龙江将军奕山对领土主权毫无概念，竟向咸丰皇帝奏报，称《瑷珲条约》割给俄国的土地“本系空旷地面，现无居人”，咸丰也毫无领土主权概念，脑子里幻现出的，全然是“天下观”理念下的抚夷手段：“该夷酋所请黑龙江左岸旧居屯所之外，所余空旷地方，给与该夷安静存居……”
    1874年的台湾，险些也重蹈了东北库页岛等地的覆辙。清廷最后意识到日本的隐秘用心，以软（谈判）硬（备战）两手迫使日军撤离台湾，保全了台湾领土主权，但仍是事件中的大输家——日本内务卿大久保利通曾欢呼此事的了结：“呜呼！此诚为古今所罕有，终生所无的大业！”
    因为清廷与日本签订了结此事的《北京专条》里有这样的记载：
    1、 “兹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 日本国本意为该番是问, 遂遣兵往彼, 向该生番等洁责。”——这等同于承认了之前被台湾番民杀害的琉球民众属于日本，为稍后日本吞并琉球留下了口实。
    2、 “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清廷只求日本撤兵，余概不问，是非之颠倒莫此为甚。
    丢失琉球、是非颠倒尚在其次，帝国最大的隐患，仍然来自传统“天下观”与近代“世界观”之间的彼此隔离。
    1874年 8月，日本派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臣，到北京与总理衙门谈判。大久保利通此行带了不少国际法专家，准备用国际法与中国辩论台湾“番地”的主权问题。谈判长达40多天，中日 5次会谈，均是讨论“番地”主权问题。大久保利通频繁援引《万国公法》，总理衙门诸大臣尽管在“番地”主权问题上寸步不让，但对《万国公法》，却自始至终采取回避态度。恭亲王给大久保利通的照会中说：“本王大臣未能详悉泰西公法全书精义，不敢据以问难。”文祥也在问答中说道：“至大久保所说《万国公法》，并无中国在内，不能以此责备中国。”
    “天下观”不亡，“世界观”不立，外交永远“鸡同鸭讲”，求富也好，求强也罢，都如梦幻空花。

言论：大久保利通自承“无充分宣战之名义”，且开战对日本极不利
              
大久保利通：开启战端，将是损害日本主权独立之大祸
                  
    日本1874年出兵台湾，本无实力硬夺——当地“番民”的抗击即已使日军于骑虎难下。所以，一开始，日本定下的主策即是欺瞒蒙骗，而非武力对抗。最怕谈判破裂的其实不是中国，而是日本。
    大久保利通当日所写日记，可以窥见此节：
    “经仔细考虑，此次奉命任务，实为极不易之重大事件，如不得终结……战端不得不开之期可以立待。若然，不但胜败之数固然可惧，且我无充分宣战之名义……届时，不但人民有议论，且将受各外国之诽谤，蒙意外之损害，终而招致损及我独立主权之大祸，亦不能谓其必无。然则和好了事，原为使命之本分，故断然独决。”
    但总理衙门对此竟毫无察觉。

威妥玛：日本不要染指台湾，应向朝鲜发展
                  
    英国向日本政府表示“英国不能以日本占领台湾为满意”。
    日本外务卿寺岛力图向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说明，日本要攻打的地方并不在中国管辖之内时，巴夏礼回答说，他“在华居住了多年，一向就知道该岛台湾的全部都是中国的领土”。
    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也对来华谈判的日本全权大臣大久保利通说日本不要染指台湾，而应向朝鲜扩张，若这样做，英国首先支持。

美国驻日公使：台湾全岛为清国所管辖
                  
    美国驻日公使于 4月18日在美国使馆接见日本外务少辅卜野景范，表示“台湾全岛为清国所管辖”，“将阻止美国船舶及人民受贵国政府雇用。”并要求日本解雇提出“番地无主论”的 Le Gendre。
    迫于压力，日本政府遂改派 Le Gendre秘密前往中国东南沿海各地，试图以其外国人的身份恫吓闽浙总督、两广总督等中国地方官员，同时侦查中国备战情况。
    8 月 6日，Le Gendre 抵达厦门后，即被美国驻华临时代办下令逮捕，转交上海美驻沪总领事馆审讯。

李鸿章在琉球归属问题上松口
      
    日本政府在谋取台湾领土遇挫之后，并无意使冲突升级为战争。7 月16日，日本外务省出仕田边太一前往北京，向谈判代表柳原前光传达谈判要领：向清廷表示可以赔款为补偿换取日本从台湾撤兵；同时借机否定清廷对琉球的宗主权。
    8 月20日，柳原前光正式致函总理衙门，表示：“夫我伐番义举，非恶其人，非贪其地，务为保恤己民起见”，并要求清廷拿出一个彼此都有台阶可下的方案：
    “贵国别有何等施设方法，指明后局，使本国此役不属徒劳，可令下得了场，以固睦谊， 是本大臣肺腑之望。”
    李鸿章在 9月 5日致总理衙门的信中，就琉球问题作出了明显的让步：
    “平心而论，琉球难民之案，巳阅三年，闽省并未认真查办，无论如何辨驳，中国亦小有不是，万不得己，或就彼因为人命起见，酌议如何抚恤琉球被难之人，并念该国士兵远道艰苦，乞恩稿赏馆牵若干，不拘多寡，不作兵费，俾得踊跃回国，且出自我意， 不由彼讨价还价，或稍得体，而非城下之盟可比，内不失圣朝包荒之度，外以示羁靡勿绝之心。”
    这段言辞，虽未明言琉球主权归属，但很显然，琉球难民之案“中国亦小有不是”之语，等同于是认可了日本在琉球难民问题上的发言权和追究权，与之前总理衙门所坚持的琉球难民问题是中国内部事务，与日本无涉，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ys1937

1875==========================================
国防大讨论：切莫妄谈“卖国贼”

事件：海防与塞防之争
  
    这一年，同治皇帝死于花柳。宫廷之内，忙于制造种种皇帝患天花而升天的迹象和证据；朝堂之上，帝国的重臣们则陷入了海防与塞防之争。
    争论的背景是近代中国边疆与海防同时出现的巨大危机。
    19世纪 60-70年代，除哈密、巴里坤一角仍在清军手中，新疆大部分地区先后被阿古柏势力侵占；1871年，俄国打着替清廷讨伐阿古柏的旗号夺取伊犁，其后又欲以同样的手段进军乌鲁木齐。署伊犁将军荣全窥见俄国的真实用意：“不止在要求重币，亦不仅窃据伊犁，将尽新疆之地皆为己有而后已”，呼吁清廷出兵新疆，收复乌鲁木齐等重地。1874年 8月，清廷命左宗棠率军出关，清军云集嘉峪关前，整装待发。
    与此同时，在东南海疆，日本1874年以弱旅入侵台湾，而清廷竟无力以武力驱逐，最后不得不褒赞日军侵台为“保民义举”，以白银50万两换取日军撤离台湾了结。“海防空虚”情状暴露无遗。11月，恭亲王等上奏请求拨款购买铁甲船以加强海防。朝廷命李鸿章、沈葆桢等沿江、沿海各省将军、督抚十五人详议此事，限期一个月拿出结论。
    但清廷财政有限，难以同时兼顾东南万里海疆与西北万里饷运。1875年，朝廷重臣们遂在国防孰轻孰重问题上产生了巨大分歧。后世学者论及此节，多以李鸿章为海防论之代表，目之为卖国贼；又多以左宗棠为塞防论之代表，赞其为民族英雄。
                  
塞防：李鸿章未曾宣扬过“放弃新疆”

    1985年出版的《左宗棠评传》里如此为1875年的海防、塞防之争定性：
    “海防与塞防之争，既不是一般的策略分歧，也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两个集团(湘系、淮系)争权夺利的派系之争，而是要不要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要不要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之争，实质上是爱国与卖国的斗争。”
    胡绳1981年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也做了相同的定性：
    “当时，李鸿章正在把国家财力大量用于经营他的北洋海军，所以他极力强调海防的重要，而视西北边防可有可无。左宗棠处于在西北地区拥有重兵的地位，使他不能不重视新疆问题。从本质上看，他们之间在新疆问题上的分歧，是在帝国主义势力压迫面前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左宗棠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行是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的爱国主义的表现。”而李鸿章“只能成为卖国的奴才”。
    这种定性背后，显然存有将清廷内部划分为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和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派”两大阵营的意思。作此阵营划分之后，进而否定李鸿章，肯定左宗棠。这种立场清晰、褒贬分明的两分法，实为近代以来中国历史教育的最大痼疾。
    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界限分明的“海防派”或者“塞防派”。参与此次争论的朝廷重臣，并无人提出放弃海防或者塞防的建议，其所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目前有限的财力条件下，应以何者为先。
    李鸿章的意见是：“新疆不复，于肢体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认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其具体方案则是：
    1、 停兵。建议朝廷停撤西北地区已经出塞及准备出塞的部队，令其“严守现有各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停撤多余出来的饷银，则移作海防之用。
    2、 经营。后世多诬蔑李鸿章曾宣扬放弃新疆，但其真实的经营新疆的方略则是：“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如云贵之苗瑶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李鸿章认为，如此则既可以挫败英、俄兼并之心，中国也不必劳师远征，实为“经久之道”。
    这一方案是否可行暂且不论，但给李鸿章戴上一顶“放弃新疆论者”的大帽子，却显然不见得是尊重史实。
    ——李鸿章建议将新疆经营成“如云贵之苗瑶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是其被后世指责为卖国贼的重要证据。但把李的观点放置在1875年的中国，彼时，传统的“天下观”还远未被近代的“世界观”所取代，李鸿章语境里的“越南”、“朝鲜”，都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而是中国传统“天下观”里面的藩属，其将“越南”、“朝鲜”与中国本土的“云贵之苗瑶土司”相提并论，即可见一斑。换言之，李鸿章从来都没有说过要放弃新疆，他所提出的建议，建立在1875年清廷的“天下观”基础之上。这种“天下观”在今日看来貌似荒诞，但在当时，却是清廷所竭力恪守的正统意识形态。
    晚清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艰难转型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晚清国人传统政治理念向近代政治理念转型的过程。李鸿章在海防与塞防之争中所持意见，正是这一转型过程中的产物。后世之国人体会不到当日观念转型期的混沌与茫然，而简单地痛斥李鸿章为“卖国贼”，痛快固然痛快，却也可悲亦复可叹。
    比较起来，左宗棠的意见则不存在理解上的分歧。左因为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而在后世饱受赞誉，但事实上，李鸿章等所谓的“海防论者”也并不认为塞防不重要，其分歧不过是现有财力条件下，塞防与海防，谁该优先办理而已。与李鸿章认为海防危机更甚，应集中财力优先办理不同，在左宗棠看来，海防费用可以省去购船与雇船之费，因为福州船政局已经可以自己制造船舰，不必再动用西征的饷银；再者，即便不西征，画地而守，也不可能省出饷银供海防使用。至于李鸿章所谓海防危机重于西部边疆危机的观点，左也作了截然相反的论述，左上奏说：“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
    清廷最后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即所谓“塞防与海防并重”。左也不负众望，成功收复了新疆，后世也因此多是左宗棠而非李鸿章。但在左宗棠的光荣背后，还有李鸿章的福建马尾水师和北洋水师先后全军覆没的耻辱，所谓“塞防与海防并重”，体现在数字层面，则是：1875—1884年十年间，西征和塞防军费为8000万两；1875—1894年的20年间，海防经费总共筹款为4200万两，其中一半以上用于海军建设，约1000万两被清廷挪作它用。

海防：缘起日军侵台，反又误读日本

    1874年，中日签署《北京专条》，换取日本自台湾撤军之后，李鸿章在给沈葆桢的一封书信里如此描述自己对海防现状的焦虑：
    “弟初尚拟议，番所害者琉球人，非日本人，又津案戮杀领事、教士，情节稍重，碍难比例。今乃以抚恤代兵费，未免稍损国体，渐长寇志。或谓若自启兵端，无论胜负，沿海沿江糜费，奚啻数千万，以此区区收回番地，再留其有余，陆续筹备海防，忍小愤而图远略，抑亦当事诸公之用心欤? 往不可谏，来犹可追，愿我君臣上下从此卧薪尝胆，力求自强之策，勿如总署前书所云，有事则急图补救，事过则仍事嬉娱耳! ”
    日本以兵微将寡之势敢于侵台，而清廷对此竟无力作出武力上的强硬反应，显然对李鸿章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此前，李鸿章即曾在与日本使者柳原前光的谈判中不经意地流露出对自身海防力量的心虚：“今日如此办法，中国文武百官不服，即妇孺亦不服。中国十八省人多，拼命打起来，你日本地小人寡，吃得住否。大丈夫做事总要光明正大，虽兵行诡道，而两国用兵，题目总要先说明白，所谓师直为壮也。”——泱泱大国，到了要拿人多吓唬别人的地步，实在也算不得光彩。
    日军侵台将中国千里海岸线无海防的现实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参与1875年海防讨论的清廷重臣基本上都意识到了日本对中国的潜在威胁。譬如总理衙门核心成员大学士文祥，即在给朝廷的奏折里把对日防卫看作目下的当务之急，文祥说：
    “日本与闽浙一苇可航，倭人习惯食言，此番退兵，即无中变，不能保其必无后患，尤可虑者，彼国近年改变旧制，大失人心。叛藩乱民，一旦崩溃，则我沿海各口，岌岌堪虞。明季之倭患，可鉴前车。”
    文祥的观点，正是1875年“海防论者”们认识上的吊诡之处——文祥担忧日本为中国外患，但同时又否定其明治维新的成功，而且认为正是维新的失败，会导致大量的日本乱民流亡中土，导致明末倭乱情状再现。
    文祥的这种看法不是特例。
    前江苏巡抚丁日昌也对日本明治维新持否定态度，在回复总理衙门关于海防与塞防争论的信函里，丁称“日本之更正朔，易衣冠”是失败之举，“为识者所窃笑也”。
    江西巡抚刘坤一则将日本国君比作赵武灵王，称其因为改革“闻其财尽民愁，亡可立待”，故而甚为担心日本因为亡国之患而牵连中国——“第瘥狗将毙，难免肆毒于人。”
    福建巡抚王凯泰在给朝廷的奏折里也否定了日本的改革：“该国政令，向操之将军，专恃中国铜商贸易，以擅利权。自通泰西各国，将军不能主其权，利为西人所夺。乃复改革旧章，一从西人。又重利盘剥之，贫困几不能支，于是铤而走险，兴兵扰台。论者谓其内乱将作，终必败亡。”
    诸重臣当中，惟有李鸿章的看法比较切合当时的实际。文祥上奏之后，李随即也上奏一封，修正了文祥奏折中的谬误。李说：
    “该国近年改变旧制，藩民不服，访闻初颇小斗，久亦相安。其变衣冠，易正朔，每为识者所讥，然如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煤铁矿，自铸洋钱，于国民生计不无利益。并多派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结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
    最后，李鸿章得出结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广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之大患。
    但遗憾的是，李鸿章的这一认识并不是当日清朝高层和主流知识分子的共识，清廷高层的看法已如上述，将日本的威胁建立在否定其改革的基础之上；至于知识分子层面，陈其元的看法颇有其代表性。在《日本近事记》中，陈对明治维新做了如此描述：
    “往者，日本国王改姓二千年，国中七十二岛，岛各主为列诸侯。天皇篡国废其前王，又削各岛主权。岛主怀疑失柄，遗民念旧蓄愤，常望一旦有事，乘隙蠡起。彼昏不悟，尚复高丽怨，国中改西服，效西言，焚书变法。于是举国不便，人人思乱。”
    陈其元早年长期在江浙沿海担任县令，辞官后游历甚广。纵如此，仍将天皇与幕府混同，将明治维新视作单纯的改朝换代，进而全盘否定了日本的近代化改革。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上的“海防论”，大方向自然正确，其内涵却未免有许多荒诞。

结语：切莫妄谈“卖国贼”

    李鸿章之前，魏源曾经提议：“浙海岛屿林立，而舟山居其一，以险则非门户，以富则非沃壤，以大则仅弹丸，明汤和经理沿海，并未收入内地”，实乃“化外之地”，以“重兵而守孤悬之岛”实为不智，故而建议朝廷“弃定海，移其兵民于南田，严守宁波。”（《魏源集》842 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李鸿章之后，谭嗣同亦在给友人的信中说道：“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久为二国垂涎，一旦来争，度我之力，终不能守。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犹可结其欢心，而坐获厚利。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谭嗣同全集·报贝元征》）
    殆至辛亥以后，则有孙中山屡言：“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孙中山集外集》）

言论：左宗棠称无论重塞防还是重海防，都是爱国之举
                  
左宗棠：重海防与重塞防，“皆人臣谋国之忠”
                  
    后世给“海防与塞防之争”中的李鸿章扣了一顶卖国贼的大帽子，而高度褒赞左宗棠为民族英雄。但左宗棠当年却如此评价李鸿章等“海防论者”：
    “今之论海防者，以目前不遑专顾西域，且宜严守边界，不必急图进取，请以停撤之饷习济海防；论塞防者，以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西北无虞，东南自固。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已之私见自封者也。”

文祥：西北边疆防务情势与明代有所不同
                  
    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对日本的威胁深感忧虑，但同时又是一个坚定的“塞防论者”，其称：
    “我朝疆域与明代不同，明代边外皆敌国，故可错关而守；今则内蒙古皆臣也，倘西寇数年不剿，养成强大，无论坏关而入，陕甘、内地皆震”，如果敌寇进一步进入蒙古诸部，京师必将腹背受敌，“彼时海防益急，两面受敌，何以御之？”

彭玉麟：与其加强海防，不如加强江防
                  
    湘军水师出身的彭玉麟在此次争论中观点独辟蹊径，提出“江防论”，认为与其加强海防建设，不如加强长江防务。理由是：
    “（长江）以南北论之，则有天堑之险也；以东西论之，又建瓴之势也。据其要害，可以左右顾盼，雄视四方”。
    两广总督英翰、安徽巡抚裕禄极力赞同彭玉麟的主张。由此也可见争论之复杂，以及将塞防与海防简单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之荒谬。

盘点朝廷重臣们的意见分歧
      
    正在广东原籍养病的原江苏巡抚丁日昌认为当前应着重加强海防建设。理由是:“以理舆揆之，凡外国陆地与我毗连者，不过得步进步，志在蚕食，不在鲸吞；其水路实逼处此者，动则制我要害，志在鲸吞，而不在蚕食”。
    此外，在地方大员中，直隶总督李鸿章、办理台湾事务的钦差大臣沈葆桢、两江总督李宗义、湖广总督李翰章、福建巡抚王凯泰、浙江巡抚杨昌浚、江西巡抚刘坤一，均主张优先筹办海防。
    湖南巡抚王文韶、漕运总督文彬、山东巡抚丁宝桢、江苏巡抚吴元炳则坚持海防虽然重要，但目前应全力完备塞防。如丁宝桢的观点：“各国之患，四股之病，患远而轻；俄人之患，心腹之疾，患近而重。”对形势的判断，与李鸿章截然相反。
    在塞防论内部，又存在着重西北与重东北的区分。王文韶认为西北如果安定，则东南自固，“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勾衅于东南”；丁宝桢却主张先加强东北塞防，因为东北是清廷起家的“根本重地”，故而奏请清廷在东三省和蒙古精练马队数万人以为防御之策。

ys1937

1876========================================
国粹主义大潮浩浩荡荡吞噬晚清改革

事件：中国正式设置驻外使馆
  
    1876年，“天朝上国”终于向西方派出了他的第一位驻外公使。
    促成此事的，是上一年发生在云南的“马嘉里事件”——英国驻华使馆官员马嘉里等人到云南“考察”，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而被杀，酿成严重外交事故。最后以清廷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屈辱了结。条约要求清廷须派员前往英国“致歉”，遂有郭嵩焘以中国首任驻英国公使的身份出使英国一事。同行的还有副使刘锡鸿，后改任清廷驻柏林公使。
    这本该是近代国人详细了解西方的大好机会——无论是将其当作敌人，还是学习的对象，最基本的了解都必不可少。但遗憾的是，郭嵩焘与刘锡鸿，这两位传统士大夫面对西方文明，却呈现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最后，刘锡鸿得胜还朝，郭嵩焘则收获了万夫所指。
    此一事件的象征意义在于：它清晰地昭示着自1840年打开国门至今垂40年来，清廷在“改革”层面，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努力以各种方式从理论上证明西洋各国的所有成就，仍然不出清廷所固守的传统意识形态的范囿，而且也“成功地”证明了清廷所固守的这一传统意识形态，仍然是具有普世性的“天下之至道”。而任何敢于挑战此节者，最后都不免沦落到郭嵩焘那般的凄凉结局。
                  
郭嵩焘：中国三代之政不如西方民主政治

    未出国门，已是“人神共愤”
    虽然驻外公使任命早在1875年的 8月份即已下达，但郭嵩焘在等待确定行期的日子里，却越来越无意出使英国。任命之初，就有舆论讽刺他此行无异于自取其辱；1876年 3月，他在总理衙门目睹了英国公使威妥玛气焰之嚣张，署中诸公俱都唯唯听训，又深有气短之感。
    此前，郭氏已屡次在公开与非公开的场合指责过朝野士大夫们的愚昧无知，一味地仇恨洋人，但又怀抱着天朝上国的矜持，死活不愿意去了解洋人，于是乎局面就成了：背后骂洋人，当面被洋人骂。这些言论，刺激了许多人脆弱的神经，自然也就招来了无尽的毁谤。
    目睹内外交困，士大夫们唯知愤愤然横议误国，郭本人也情绪恶劣，意兴阑珊，想要借病引退。但文祥等总理衙门大臣很清楚，除郭嵩焘以外，恐怕是再也找不到愿意出使之人，所以坚决不允辞职，只批病假。辞职与不许辞职的拉锯战，一直从三月持续到了七月。
    后世某段时期的近代史著作，一律将郭嵩焘出使英国的心态描述成“义无反顾”，心意自然是好的，为着塑造一个最完美的开眼看世界的先驱形象；但不惜违背史实，则未见得是著史者应有的做法。留存郭的这段犹豫，又有何妨——胞弟郭昆焘曾在一封信里如此理解兄长一意推辞出洋的心境：
    “家兄之决计乞退，实因洋务无可办法，又无可与言者，却非避出使之艰难。”
    到了 9月，慈禧决定召见郭嵩焘，以作安抚。慈禧对郭说：“此时万不可辞，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我原知汝平昔公忠体国，此事（出使）实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郭嵩焘的辞职之意，至此才彻底打消。
    出发前夕的10月31日，太后再次召见郭嵩焘，安慰他说：“汝心事朝廷自能体谅，不可轻听外人言语，他们原不知道什么。”郭嵩焘忍不住当着太后骂了一通主流士大夫，说他们“不知事小，却是一味横蛮，如臣家于此已是受惊不小！”
    ——这年8、9月间，在长沙参加乡试的湖南士子闻知“知名士大夫”郭嵩焘即将前往西洋，担任驻英国公使，俱都怒不可遏，天朝体制，从来都是四方蛮夷在我京师设置常驻使节，岂有天朝派遣使节常驻蛮夷之都的道理；何况郭嵩焘此行，还负有就“马嘉里事件”向英国道歉的使命，更加刺激这些“爱国士子”，他们组织聚会，痛诋郭嵩焘，并结队前往长沙玉泉山，扬言要彻底捣毁郭家的住宅，郭氏为此一门受惊不小。未出国门，郭氏就已落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
    在上海侯船期间，郭嵩焘给两江总督沈葆桢去信一封，可以窥见这位年近六旬的老人内心的波澜起伏：
    “幼丹（沈葆桢字幼丹）尚书同年大人阁下……嵩焘乃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痛诋之，更不复以人数……乃至此极，公将何以教之？”
    虽已因为这次出使而不被家乡父老当作人来看待（“更不复以人数”），郭却转而担忧：“默察天下人心，洋患恐未有已也”——自己遭遇如此，可窥天下人心，举国愤愤而无理智，洋患如何能息！
                  
    一部日记，“不知是何居心”
    1877年 1月，郭嵩焘乘坐的Travancore号邮轮抵达伦敦；4 月，正式就任驻英国公使。但到 7月即遭到国内官员的弹劾，随后又连续被副使刘锡鸿密奏“举报”。不到两年，郭嵩焘即被迫匆匆回国。
    个中原因，梁启超当年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当中已说得很明白：
    “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哎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板，才算完事。”
    所谓的“游记”，实名叫做《使西纪程》，是郭嵩焘自上海乘船到伦敦50天的日记，不过两万余字，由他本人整理出来之后抄录寄给总理衙门刻板刊行。结果，这本小书却引起了满朝士大夫们的极度愤慨。著名学者李慈铭如此记载这场风波：
    “《使西纪程》记道里所见，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造此书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于是湖北人何金寿以编修为日讲官，出疏严劾之，有诏毁板，而流布已广矣。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 ”
    郭嵩焘本来计划到西方后，每月编成一册日记，交给总理衙门出版，用作讨论研究洋人事务之用。孰料出师不利，《使西纪程》犯了众怒，逐月编写日记的计划只好就此搁置。
                  
    承认洋人是“人”，于是成了“汉奸”
    《使西纪程》里说了些什么？
    光绪三年四月初二（旧历），参观了伦敦邮政局之后，郭在日记里写道：
    “英国行政，务求便民，而因取民之有余以济国用。……远至数万里，近至同居一城，但粘信票其上，信局即为递送，每岁所入千数百万磅。……此专为便民也，而其实国家之利即具于是。此西洋之所以日致富强也。”
    西洋国家的富强，建立在他们“便民”的基础之上——郭嵩焘对自己这一发现极为重视，进而产生了学习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兴趣，多次向伦敦的英、日学者及官员请教。
    光绪三年二月二十七（旧历），郭嵩焘与一干中、英友人讨论英国税务，得知英国官吏月薪 300磅以上者，也都必须同等纳税之后，感叹道：
    “此法诚善，然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
    郭氏对这种“君民兼主国政”的民主政体很感兴趣，稍后，他兴致盎然地参观了英国下议院的运作，旁听了议员们对英国“兵部尚书哈尔谛”的种种辩驳诘难；进而还考察了英国的两党制度，殆至这一年的12月19日，在与日后出任驻德公使的李丹崖探讨英国政治风气时，郭已经俨然是一个“英国通”了——
    李氏问：英国在朝、在野两党平日和谐共处，遇到国事则各持己见，互不想让，最后投票以人多者为胜，败者平静接受结局，并无愤懑不满继续为难者，“不知何以能然？”
    郭氏如此回答：
    “西洋君德，视中国三代令主，无有能庶几者，即伊、周之相业，亦未有闻焉。而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其择官治事，亦有阶级、资格，而所用必皆贤能，一与其巨民共之。朝廷之爱憎无所施，臣民一有不惬，即不得安其位。自始设议政院，即分同异二党，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辨驳，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于其间迭起以争胜。……朝廷又一公其政于臣民，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其风俗之成，酝酿固已久矣! ”
    “三代之治”是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中的终极理想，郭嵩焘却说“蛮夷”政体之优良非“三代”所能及，这种赞誉显然刺痛了国内士大夫们脆弱的骄傲，不能不引起他们的愤怒。
    何况郭还在继续说：
    “三代有道之圣人，非西洋所能及也。即我朝圣祖之仁圣，求之西洋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中，无有能庶几者。圣人以一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生之圣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这段话的意思其实是说：我们有圣人，西方没有；但我们靠圣人治国，圣人不能代代常有；西方靠民众自治，却可以推衍无穷。
    “茫茫四海，含识之人民，此心此理，所以上契天心者，岂有异哉？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矣。”——这话的意思，显然是在挑战传统士大夫们的“夷狄观”。直到光绪六年，“国家级”学者王闿运还在其《湘绮楼日记》里如此批判郭嵩焘：
    “人者万物之灵，其巧弊百出，中国以之一治一乱。彼夷狄人皆物也，通人气则诈伪兴矣。使臣(指郭)以目见而面谀之，殊非事实。”
    王闿运坚决不肯承认西方人是“人”，而坚持认为他们仅仅是“物”，不过是通了些人气，于是变得奸诈虚伪罢了。
    郭嵩焘深知王闿运的观点市场之大，光绪四年的时候，他就哀叹过：
    “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者尚无其人，伤哉!”
    郭氏远在英国，但也应当想见得到，他的这些言论，已足以点燃大洋彼岸一整个民族的知识阶层的愤怒——同行的副使刘锡鸿，即已在使馆内部高调宣布与郭彻底划清界限：
    “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
                  
    批判改革，终成众矢之的
    “汉奸”郭嵩焘却意犹未尽，终于将他批判的锋刃挥向了“同光之治”的根本重地——晚清自强改革。
    在一封自伦敦寄给李鸿章的书信里，郭嵩焘对自强运动领袖彻底否定了以仿造“坚船利炮”为核心的晚清自强运动：
    “……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乡僻壤。……一闻修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办理洋务三十年，疆吏全无知晓。”
    与此同时，国内士大夫对郭的攻击也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个开明人士，也上疏弹劾郭嵩焘，说道：
    “《纪程》之作，谬轾滋多。朝廷禁其书而姑用其人，原属权宜之计。……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不测机权，将谓于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非特损国体而已。”——意思是说：朝廷禁掉郭嵩焘的书，还继续任用他，恐怕无法给汹涌的“民意”一个交待。
    朝廷的“交待”于是应运而生。曾慰言“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的慈禧太后，这一次的诏书却声色俱厉：
    “本应立予撤回，严行惩处，以示炯戒。姑念郭嵩焘驻英以来，办理交涉事件，尚能妥为完结……倘敢仍怀私怨，怙过不悛，则国法其在，不能屡邀宽宥也！”

刘锡鸿：洋人强盛是因为学习了我们的末节

    同使西方，结论南辕北辙
    随郭嵩焘一同出使的副使刘锡鸿，后来成了中国的第一位驻柏林公使。这位广东番禹人在咸丰同治年间只在刑部做过员外郎一类的小官，并无郭氏在朝在野那般显赫的名声。其能成为使团成员，缘自个人自荐和郭氏的举荐。
    但出洋之后，郭氏很快就开始后悔自己举荐了刘锡鸿，他在日记中写道：“公使涉历各国，正当考求其有益处，不似刘钦差身行数万里，见闻尽广，一意反手关自己大门。”郭嵩焘认为，刘锡鸿的种种举止，动机在于：“其心必不欲使中国窥见西洋好处”。
    与郭嵩焘类似，刘锡鸿出使期间也写下了一本《英轺私记》，详细记录了他眼中的西方世界，以及他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和解读。
    于是，历史留给了后人中国近代最意味深长的一幕喜剧：郭嵩焘与刘锡鸿，相同的知识背景，相同的旅程与游历，但最后，他们得出来的结论却完全南辕北辙——郭嵩焘赞誉西方民主政体远胜中国上古三代之政，刘锡鸿却说：“今英国知仁义之本，以臻富强，未始非由久入中国，得闻圣教所致。”
    需要一种什么样的逻辑，才能得出“英国富强是因为学习中国”如此荒唐的结论？
                  
    荒唐逻辑，西方文明是中国“圣教”所结出的果实
    刘锡鸿并不觉得这有什么荒诞之处。
    富丽堂皇的白金汉宫，整齐干净的城市街道，彬彬有礼的伦敦市民，以及风驰电掣的列车、光怪陆离的化学实验……如此种种，一种完全陌生的鲜活的先进文明，被放置在传统士大夫出身的刘锡鸿面前，他的认知系统所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摆在他面前的选择，无非有二，或者承认西方文明是先进文明，如此就必须放弃传统的“夷夏观念”，放弃天朝在“开化层面”坚持了数百上千年的自尊和骄傲；或者是找到某种逻辑，将这种西方文明纳入到中国传统的“夷夏”文明系统中来，重新肯定“圣人之教放之四海而皆准”。
    刘锡鸿很自然地选择了第二种方式。他用一种自己所特有的“逻辑”，把他所见到的西方文明，统统解释成中华传统孔孟圣贤之道的产物，进而由此“成功”捍卫了“华夏文明”的中心地位。
    刘的具体“逻辑”是这样的：
    首先，他承认自己所见到的英国政治风俗有值得称道之处。他在《英轺私记》里描述道：英国的政俗，除了父子之亲、男女之别不讲究以外，其余贵贱层级与中国无异；而且没有闲官，没有游民，没有残暴不仁之政，到伦敦两个月，出门很多次，未见人语喧嚣，也没有见到神情愁苦的落魄之人。
    但刘的笔锋忽而一转，说道：如今西洋的风俗，“以济贫救难为美举”，这其实是中国的圣人们所推崇的“仁”的一种表现；西洋人还重视“仗义守信”，这其实则是中国的圣人们所推崇的“义”的一种表现。进而，刘氏对洋人提出了自己的殷切期望：如果他们能够将这些他们所了解的圣人之道继续发扬光大，那么，他们就可以在文明层面上步入更高的境界，并创造出一个雍容齐整的和谐社会。
    如此，刘锡鸿就把西洋文明的全部成就，都纳入到了孔孟圣贤之教的名下。接着，他“解释”了西洋人为什么会懂得中国的圣贤之道：“我大清乾隆以前，遐荒效顺，重洋慕化……今英国知仁义之本，以臻富强，未始非由久入中国，得闻圣教所致。”
    于是乎，刘锡鸿不但消解掉了西方文明给自己的认识结构所带来的冲击，而且还重新获得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西洋文明愈强盛，就愈能“证明”中国“圣教”辐射四海的强大。最后，这种“逻辑”诡异到了这样一种程度：西方文明越是先进，就越能证明“圣教”的光荣正确，也就越能证明我泱泱中华“用夏变夷”的能力之强大，愈能证明我泱泱中华是当仁不让的“天下”文明的中心。
                  
    西方只学到“圣教”皮毛，中国无需向其学习，更无需改革
    刘氏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既然西方政俗是好的，而且同样是中国“圣教”的产物，那么，中国可不可以学习西方文明呢？
    刘氏的答案是否定的。尽管他一再提及“西洋之政……与我中国致治之道多有暗合者”，但在他看来，西洋人对“圣教”的理解仅仅是皮毛而已，与我泱泱中华对“圣教”的深刻认知不可同日而语——“中国自天开地辟以来，历年最多，百数十大圣继起其间……其言理之深，有过于外洋数倍者。外洋以富为富，中国以不贪为富；外洋以强为强，中国以不好强为强……彼之以为无用者，殆无用之大用也夫！”
    既然西方的强盛是“圣教”的功劳，而且洋人所学的只是“圣教”皮毛，不值得学习，那么，该如何挽救国势的糜烂与颓唐呢？刘锡鸿的意见是：现在朝中洋务官僚所讲求的“西学”，不过是低级的“百工技艺之学”，治国的根本，在于“端正士习人心”——如果抽去言论背景，刘氏这段话今日看来仍然不无道理：“岂政令不讲，民生不恤，而惟船炮机器是恃，遂足治天下邪？”
    郭嵩焘也在批评洋务官僚只讲究“船炮机器”，但郭批评的立足点是：西方民主政治有许多更值得学习的地方，这才是自强之道。而刘锡鸿批判洋务官僚只讲究“船炮机器”，却是为了肯定自己这一政治立场：“祖宗旧法皆有深意……悉去其旧日之所无，尽还其旧日之所有，即此可以复治。”——只要剔除现有政治中祖宗之法里没有的，恢复祖宗之法里被遗弃的，天下即可大治，如果还改弦更张搞什么深度改革，则“惊扰之甚，祸乱斯生”，必至天下大乱。
    刘氏还举例说：“我乾隆之世，非有火车，然而廪溢府充，民丰物阜，鞭挞直及五印度，西洋亦效贡而称臣。”所以，中国不需要改革，只需要回归“祖制”；不需要学习西方，只需要认真学习“圣教”。
    因为：“圣教”放之四海而皆准。

结语：国粹主义的市场有多大？

    《使西纪程》毁板后不到一年，赞扬西洋政俗开明，批判自强改革太过肤浅的郭嵩焘即从公使任上被撤回，此后，虽屡有封疆大吏如沈葆桢等极力推荐，亦未能再获起用。
    以一种近乎虔诚的心态，将西方文明解释成“圣教”之成果，要求固守祖制，反对改革的刘锡鸿，回国之后则做了光禄寺少卿。
    殆至1900年，当整个北中国被一种狂热的国粹情绪所笼罩之际，有刑部郎中左绍佐又记起了1876年曾引发举国公愤的郭嵩焘，他在给朝廷的奏折里疾呼：
    “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
    此时，距离郭嵩焘去世已有十年之久——那是在光绪十七年，李鸿章等人请求朝廷按例给郭嵩焘立传赐谥，朝廷的答复是：
    “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
    在朝廷给去世的郭嵩焘如此一个答覆之后十年，它们给了世界另一答覆——
    漫山遍野的“义和团”。

言论：郭嵩焘致信李鸿章，质疑“岂有百姓穷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
                  
威妥玛：不管百姓死活的洋务自强改革无前途
                  
    郭嵩焘在伦敦期间，记录下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对自己所说的一段“肺腑之言”。
    威妥玛说：中国地广物丰，人力充足，但“须从国政上实力考求，而后地利人才乃能为我用，以收其利益”,威氏对正在进行中的洋务运动不屑一顾，“购买西洋几尊大炮、几支小枪，修造几处炮台，请问有何益处？近年稍知讲求交接来，而于百姓身上仍是一切不管，西洋以此知其不能自立。”

傅兰雅：洋务改革“不过挨延岁月而已”
                  
    出国之后，郭嵩焘得以从傅兰雅处了解到洋人眼中的“洋务运动”为何物。
    傅告诉郭嵩焘，他1874年在上海见到两件事，令他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极为悲观。一是日本兴兵侵台期间，朝廷派了一艘兵轮前往吴淞江口驻扎，以备不测。待至吴淞口，全船 300余官兵大部分都逃跑了，仅剩20余人。一是前往江南制造局铸枪厂，见一童子“开通内膛”的方式不对，傅告诉他这样做不行：“此当开通内膛，舍长用短，是不求通也。”童子反而回答：“不过挨延岁月而已”，要傅别多管闲事。傅感叹，洋务改革也“不过挨延岁月而已”。

《泰晤士报》：郭嵩焘离职是中国的大损失
                  
    郭嵩焘刚被任命为驻英公使时，总税务司赫德即从北京向英国政府发函，称郭“为一诚实君子，识见明达，具有决心，但终为一中国人”。
    至郭嵩焘离开英国，伦敦《泰晤士报》写道：
    “郭去曾（纪泽）继，吾人深为惋惜。郭氏已获经验与良好之意见，此种更调实无必要，对于其国家将为一大损失。”

郭嵩焘：岂有百姓穷困而国家富强之理
      
    洋务自强改革的基本要点是创办“国企”，轮船招商局即是其中一例。郭嵩焘对此非常不以为然，在一封给李鸿章的书信里，他批评这一“国企”之路：“岂有百姓穷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
    郭赞扬西方民富则国富的立国之道：“泰西立国之势，与百姓共之。……民有利则归之国家，国家有利则任之人民，是以事举而力常有继，费烦而国常有余。”
    继而批评洋务运动误入歧途：“然西洋汲汲以求便民，中国适与相反。……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
    郭嵩焘思维的超前，在1876年的中国绝无仅有。但郭也有他坚持传统的一面，譬如，他对西方国家的工人罢工一事就颇不以为然，他说：
    “去年美国火轮车工匠毁坏铁路……盖皆以工匠把持工价，动辄称乱以劫持之，亦西洋之一敝俗也。”
    郭认为西方政俗的最大局限在于民意太泛滥：“泰西政教风俗可云美善，而民气太嚣”；“德、意、西、俄屡有暗杀君主、大臣之事，亦是泰西巨患。”
    所以，郭嵩焘的意见是：虽行民主，但也要“略存君主之意”，如此，才能够稳定人心，坚固国本。

ys1937

1877===================================
真相无处安置：帝国司法的隐秘逻辑

事件：杨乃武小白菜案进京翻案成功
   
   本年，浙江官场发生巨大人事地震，自巡抚杨昌浚而下，大批地方官员落马。
    事件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873年杭州余杭县一个豆腐坊伙计葛品连的突然病故。四年之后，这一正常死亡，演变成了“晚清四大冤案”之首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并将晚清司法体系运作的内在逻辑暴露无遗：
    (1) 即使地方官员无意主动制造冤案，但体制自身本就有制造冤案的能力；
    (2) 身处这种司法体系下的地方官，遂普遍不关心案件真相；
    (3) 这种司法体系下，为冤狱翻案的朝廷也不关心真相，而只关心符合朝廷需要的“真相”。
                  
冤案的逻辑：地方官考量的是乌纱，不是真相

    “同食教经”惹下流言，为冤案埋下祸端
    葛毕氏（市井间称“小白菜”）与葛品连于同治十一年结婚后，租住在杨乃武家的出租房内。这段时期，葛品连每日去豆腐作坊做工，时常夜宿店中。葛毕氏闲来无事，时常向举人出身的杨乃武求教读书识字，有时还在杨乃武家一同吃饭。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次年夏天葛氏夫妇搬走。
    葛毕氏容貌姣好，杨乃武举人出身，二人这种关系在当时委实有些过于亲密。一开始杨乃武之妻大杨詹氏健在，街坊间尚无流言；殆至同治十一年九月，大杨詹氏难产去世，而杨乃武与葛毕氏“同食教经”如故，流言于是渐渐泛滥四起。
    杨乃武与葛毕氏之间的“奸情”，日后成为刺激晚清至民国市井文化娱乐消费的“长效春药”。但二者关系之清白，应该是可以肯定的。首先，葛品连闻知流言后，曾多次夜潜回家在房檐下监视，并未窥见二人有进一步的逾越之举；其次，当年刑部否定了浙江巡抚衙门对二人存在“奸情”的指控，这说明，穷浙江巡抚衙门之力，也未能找到确凿的证据来证实二人的“奸情”。
    但市井间的流言，却成了杨乃武葛毕氏冤案的导火索。葛品连病故，其母沈喻氏被人“提醒”，怀疑其死于谋杀，盘问葛毕氏无果后，即向余杭县衙申请验尸。在一连串的不符合“标准”的验尸程序之后，得出葛品连疑似砒霜中毒而亡的结果。余杭知县刘锡彤又在街坊间闻知杨乃武与葛毕氏的流言，遂断定葛品连确系被人毒杀，冤案就此成型。
                  
    地方惰于核实案情细节，乐于凭主观判断确定“凶手”
    清朝“圣谕”高度强调“州县所司，不外刑名、钱谷。而刑名之重者，莫若人命”。清律规定：州县官必须在受害者或被害现场或尸体发现处亲自并及时验尸。若因其延误而使尸体发生变化，妨害验尸结论，该州县官将被处以杖刑六十。若本地州县官因公外出，则邻近地区州县官有责任代其验尸，无正当理由拒绝代为验尸者，将降官三级调用。
    余杭知县刘锡彤带领仵作沈祥、门丁沈彩泉赶去验尸时，尸体已经开始肿胀变异：口鼻内有血水流出，躯体软而不僵；指甲和趾甲呈暗灰色。仵作沈祥缺乏专业素养，将口鼻内有血水流出写成“七窍流血”，将指甲和趾甲的暗灰色写成“青黑色”；门丁沈彩泉居然也有资格参与验尸，并根据“个人经验”，做出了葛品连中砒霜之毒而死的结论。
    按照清律规定，知县刘锡彤有责任亲自按照标准验尸教材《洗冤集录》一一核对仵作的验尸报告。《洗冤集录》里说：“服砒身死者牙根青黑，七窍迸血，嘴唇翻裂，遍身发小泡。”且不论《洗冤集录》是否精准，但很显然，葛品连的尸体并不符合这些特征。而且，在此之前，葛品连的亲属和邻居等许多人都见过未变异的尸体，只要略加询问，即可澄清葛品连是否中毒而死。但刘锡彤显然认为这些进一步的求证都没有必要，他在内心深处，已然将杨乃武与葛毕氏的“奸情”和葛品连的死，很自然地联系到了一起。
                  
    发现案情存在疑点，反不求真相而忙于凑齐“证据链条”办成铁案
    葛品连的“死因”被确定之后，刘锡彤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寻找支持这一“死因”的证据，并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首先需要的就是葛毕氏的供词，在刘锡彤的案情规划里，葛毕氏已经被确定为因奸谋夫的凶手，所以，他的讯问直奔“毒从何来”。
    葛毕氏没有下毒，自然无从回答毒从何来。刘锡彤现场讯问无果，遂将其带回县衙严刑拷打，据当年《申报》披露，葛毕氏所受之刑乃是“烧红铁丝刺乳，锡龙灌水浇背”，这种流传至今的“国粹”，其残忍程度可见一斑。
    酷刑之下，什么样的供词都不难得到。站在葛毕氏的角度——刘锡彤既已“确认”葛品连死于毒杀，自己又被“确认”为凶手，而市井间沸沸扬扬的自己与杨乃武的流言，葛毕氏必然也是知道的，于是乎，诬攀杨乃武，就成了葛毕氏在酷刑之下，“理所当然”的选择。
    举人杨乃武随后被带至县衙。按照葛毕氏的口供，杨系十月初五给了她砒霜，但杨乃武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十月初五因事外出，并不在余杭城内。案情开始出现重大疑点，严重偏离刘锡彤“经验丰富”的“主观判断”。倘若刘锡彤能够抛弃先入为主的成见，及时重新审视案情，这一冤案或许可以就此打住。
    但事实是：杨乃武的举人身份让刘锡彤颇为恼火，因为按照清律，他无权对一个举人动用酷刑。刘采取的手段是将案子上报杭州知府衙门，要求革去杨乃武的举人身份。为掩饰己过，刘锡彤压下了杨乃武所提供的一连串证人的证词，未将其收入卷宗上呈知府衙门。
    于是乎，杨乃武丧失了举人身份。酷刑之下，要什么就能有什么。只不过这一次动用酷刑的，换作了杭州知府陈鲁。杨乃武承认下毒之后，证据链条完整性的下一环就是砒霜的来源。杨只得攀诬了一家名为爱仁堂的药铺，并指认卖给自己砒霜的药铺老板名为“钱宝生”。
    案情至此似乎已经水落石出。孰料传唤到堂的爱仁堂老板供称：自己并不叫“钱宝生”，而叫钱坦；更是从未卖过砒霜给杨乃武。案情至此再次出现重大疑点，倘若当时官员能够摒弃成见，重新审视案情，则冤案仍有可能澄清。但刘锡彤反而前去“诱供”证人钱坦，承诺只要他指证杨乃武，保证不追究他的任何责任，并威胁说：杨乃武已全部招供，如果钱坦拒绝指认，则有包庇之罪。如此，钱坦的“证词”也顺利到手了。一场证据链条完美的冤狱，就此完全成型。
                  
    “暗访”成“明察”，上级衙门把关功能形同虚设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初六，杭州府判决：葛毕氏因奸谋杀亲夫，处以凌迟之刑；杨乃武授意谋害他人亲夫，处以斩立决。这一判决被上报至浙江按察使衙门，请求批准。
    浙江按察使蒯贺荪也是举人出身，对杨乃武放着大好的举人前途不顾，而为一个女子赔上自己的身价性命多少有些怀疑。但蒯贺荪为了省事，并未仔细核对案卷材料，而仅仅是把负责此案审讯全过程的余杭知县刘锡彤找来询问了一番。自然，刘锡彤给予按察使大人的，必然是拍着胸脯的无冤情的保证。于是，卷宗里那些疑点，譬如钱坦从未叫做钱宝生，就这样轻易地从按察使衙门滑过去了。随之，案卷被送至浙江巡抚衙门。
    巡抚衙门是掌管一省事务的综合性衙门，事务繁多，在刑狱方面把关的能力和精力上，自然都不如专门负责刑名事务的按察使衙门。巡抚杨昌委派了一名候补知县去案发地做了暗访。而这名候补知县，则把暗访办成了“明察”——他在余杭县的一切行动，都依赖造就冤狱的知县刘锡彤安排。其结论，自然可想而知。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浙江巡抚杨昌浚以杭州府所判决的原罪名，将案件上报给了朝廷。

翻案的逻辑：朝廷考量的是政治，不是真相

    朝廷接到浙江巡抚的案情汇报的同时，也接到了杨乃武之姐杨菊贞进京上访的申冤材料。上访期间诸多曲折艰难，此处略过不提，结果则众所周知：在朝廷持续长达一年多的压力之下，光绪二年十二月九日，刑部在北京海会寺公开开棺验尸，结论是：葛品连周身大小骨殖均呈黄白色，确认并非毒而死。
            
    冤不冤是一个问题，平反不平反是另一个问题
    开棺验尸之后，冤案与否已经不存在争议。但朝廷如何决策，显然与真相无关——大批重量级的官员反对给冤案平反，譬如：虽然毒杀葛品连之罪已经洗清，刑部尚书桑春荣却继续嘱咐相关人员“研讯杨乃武、葛毕氏，强其自伏通奸罪”，仍然希望以此罪杀掉杨乃武与葛毕氏。
    另一位刑部尚书皂保则认为：一手制造冤案的余杭知县刘锡彤，是大学士宝鋆的“乡榜同年”，所以必须保住刘锡彤。
    反应最激烈的，或许是新任四川总督丁宝桢，他闻知验尸结果后大怒，在去四川上任之前，大闹刑部，“扬言于朝”，称：“葛品连死已逾三年，毒消骨白，此不足定虚实也”，认为刑部的验尸结论不足为凭，案件仍应维持原判。并威胁刑部尚书桑春荣：如果这样的铁案都可以翻过来，那将来就没有人敢做地方官了。
    ——值得一提的是：丁氏曾因擅作主张处死慈禧宠爱的太监安德海而以刚正之名享誉朝野。
    朝廷最终宣布杨乃武葛毕氏无罪。但这个判决并没有获得朝廷内部重臣的认可，左宗棠即是其一，他迅速找到机会，将在此案中被朝廷免职永不叙用的的前浙江巡抚杨昌浚再度保奏出山，以示抗议。杨昌浚此后历任要职，直至陕甘总督、兵部尚书、太子太保。
    一桩明明白白的冤案，为什么会出现诸多朝廷重臣反对平反的局面？
                  
    朝廷的用意：打压地方督抚，重塑中央权威
    杨乃武一案进京上访后得以翻案成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商人胡雪岩的资助，为上访提供了经济后盾；杨乃武的举人身份带给了他一张科举时代的官场关系网——由“同年”的帮助，到浙江籍京官的联名上书，最后到帝师翁同龢出面，案情直抵宫闱，这一申冤脉络得以形成，全赖杨乃武的举人身份；此外，《申报》对案情做长期持续的跟踪报道，在民众中造就舆论压力，也是重要因素。
    但是，促使朝廷连续下发十三道谕旨，一再将此案发回重审，直至开棺验尸的关键动力，并不是草民冤情的真相，而是政治上的考量：朝廷希望借此收回死刑裁判权，敲打地方督抚，重塑中央政府的权威。
    刑部重审结案前夕，御史王昕所提交的一份奏折最能体现朝廷的这一用心。
    王在奏折中严厉指责浙江官员“徇情枉法，罔上行私，颠倒是非”，斥责巡抚杨昌浚“藐法欺君，肆无忌惮”；进而推及所有地方大员，担忧“大臣倘有朋比之势，朝廷不无孤立之忧”；建议朝廷严惩杨昌浚等官员，以此扭转疆臣藐法欺君之局面，“以伸大法于天下，以垂炯戒于将来。庶大小臣工知所恐惧，而朝廷之纪纲为之一振”。
    朝廷很欣赏王昕的这道奏折，下发谕旨批示说：“各省似此案件甚多”，命刑部“彻底根究”。
    王的奏折是秉承帝师翁同龢之意而写。作为扭转杨乃武一案的关键人物，翁同龢此前曾对恭亲王如此说道：“冲龄之至，太后垂帘，是所谓‘孤儿寡母，的局面，弱干强枝，尾大不掉，往往由此而起。征诸往史，斑斑可考。王爷身当重任，岂可不为朝廷立威?”
    太平天国之后，地方督抚坐大，死刑裁判权也由中央下落到地方。朝廷既然希望“立威”，则案情的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得出符合朝廷需要的“案情真相”，换言之，即使此案地方官员并未错判，倘若朝廷一意坚持，最后的真相仍然只能是朝廷需要的那个“真相”。由此，地方督抚如左宗棠们的不满，也就不难理解了。
                  
    绅士的特权：杨乃武与葛毕氏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
    在举人杨乃武亲人们的进京上访之路上，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贵人”，他们中间有杨乃武的同学，有胡雪岩这样的大商人，有大批浙江籍的京官。没有这些人，杨乃武的家人上访次数再多，他们也不可能获得帝师的注意，更不可能得到多达13道重审的谕旨。
    这是一名绅士，在帝国司法体系里所能够拥有的特权。
    与杨乃武及其亲属坚持不懈的上访形成对照的，是葛毕氏自始至终的沉默。自酷刑诬服之后，直到冤情洗刷，葛毕氏安于命运的不公，始终不曾要求申冤。
    所以，案件在屡次发回重审之后，演变成了两个支案：一个是“民妇葛毕氏因奸毒毙本夫葛品连”案；另一个是“革举杨乃武因奸商同奸妇毒毙本夫”案。
    葛毕氏是真正的草民，她没有杨乃武那种举人身份带来的人脉资源，所以，她不上访，也不申冤。结果，也确实没有人顺道替她申冤，无论是在京浙籍官员，还是秉承圣意的御史，他们的奏折里只叙述杨乃武之冤，而始终未提葛毕氏之屈。相反，他们甚至认为葛毕氏确有毒死本夫葛品连之罪，说她“迹近狭邪，丑声早著”。连杨乃武也持这种态度，在为第二次进京上访而写的呈词里，杨乃武开篇即说：“上年十月初九日，有葛毕氏毒死本夫葛品连身死一案”，继而诬告葛毕氏，说她曾经有过赖婚的先科，并与他人存在奸情。
    舆论同样不利于葛毕氏。《申报》1876年的一篇报道里，即如此描述葛毕氏：“平生滥与人交，据其自或谓所私者，可坐四五席云。”如果没有最后的开棺验尸证明葛品连没有中毒，那么，此案的最终结局很可能就是：葛毕氏毒死本夫，攀诬举人杨乃武。
    帝师夏同善曾就此案对两宫皇太后说过：“此案如不究明实情，浙江将无一人读书上进。”这是针对“绅权”而言的，当然也是意味着：帝国之内，连进京上访，也成了绅士们的“特权”。

结语：民为邦本，安有日残其民而求其邦兴旺之理!

    晚清时期，如杨乃武葛毕氏这般的冤案不可胜数，但很少有案件能够像此案这般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力。这跟当时《申报》长期的跟踪报道密不可分。杨乃武案最终能够突破“才子佳人”与“奸杀毒毙”的低级趣味，而上升到对晚清司法体系的制度批判，《申报》功莫大焉。
    譬如：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日申报刊登《论余杭县案》一文，即批判朝廷将上访案件发回原地方衙门重审，其实是变相阻塞上访之路。文章说：
    “现在民人参冤，则上司每委原问官复审，该民既已被原官刑迫，而使之再经其刑迫，此事实如杜禁上控，……所谓回护者即为此也。中国刑讯之枉民，于此而尽包括其中。”
    再如光绪元年二月十四日刊登的《论复审余杭案》一文，则直指帝国司法制度以刑讯百姓为能，文章说：
    “……盖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岂有听人日残其民而犹望其邦之兴旺乎? ……喜用非刑。纵用非刑之人均得高位，岂百姓反该受此惨刑乎？”
    可悲的是，这样一场举国瞩目的大案，并未能够促成晚清司法体系的转型。殆至1906年清廷参照西方“三权分立”模式进行司法体制改革时，辛亥年已然触手可及。
            
言论：沈葆桢称晚清冤案迭出是制度问题
                  
马建忠：西方富强缘自其先进司法政治制度
                  
    马建忠于1876年被李鸿章派往法国学习国际法。他于1877年致信李鸿章，谈及所耳闻目睹的西方司法：
    “此次来欧一载有余，初到之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扩商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
    马氏将西方的强富归结于其先进的司法政治制度，“其定法、执法、审法之权，分而任之，不责一身，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灿然可观”。此时，国内正因为杨乃武葛毕氏案而朝野嚣然。

刘锡彤：我已拼老命了
                  
    葛品连尸体北上时，朝野流言纷纷，说有讼师设计，盗易尸首等均有之。余杭知县刘锡彤也随之抵京，自恃年老，咆哮万状，录供时大喝司官糊涂，谓“奉旨来京，督同检验，非来就鞫”。
    但门丁沈彩泉畏罪情虚，供出当日草率验尸及其后为掩饰误判而屡次作伪。刘锡彤对此怒不可遏，上前奋拳相殴。刑部官员叱斥阻止，刘锡彤摘下帽子往地上一掷，称：“我已拼老命了，你们参革我，随便处置我好了”。以后再有问话，皆瞠目不答。

《申报》：开棺验尸后围观群众高呼“青天有眼”
                  
    《申报》最初介入杨乃武葛毕氏一案，颇有迎合市井猎奇之意，但随着事态的进展，报纸的报道越来越具有新闻监督性——连续追踪三年，刊文60余篇。
    1877年 4月，《申报》专门派访员到北京验尸现场采访实况，发表了题为《刑部审余杭案后》的消息，详细描述开棺验尸的细节——
    “验尸后，案情大白，刑部承审官员已当场确认葛品连是病死。寺庙中，观者欢呼雷动，大叫‘青天有眼’。”

沈葆桢：冤案迭出背后有制度因素
      
    洋务重臣沈葆桢对朝廷大规模处置浙江官员表示不满。在给朝廷的一封奏折里，沈将晚清冤案迭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司法制度的缺陷。沈说：
    “考察各省司法，许多县一个仵作都没有，出现命案往往不得不求助邻县，许多时候县衙无法开验，只能束手无策。马快则往往人数不足，在任的也多是滥竽充数，遇到大案，也是束手无策。”
    仵作相当于今日之法医，马快相当于今日之警员。沈葆桢把仵作和马快在县一级衙门普遍配置不到位的原因归结为朝廷坚持对仵作、马快作身份歧视，视之为“贱民”，故而：“稍有一技之长者，即不愿意终身从事此业，更不想自己的子孙后代继续作贱民”，自然没有高水准的仵作，也不会有尽职尽责的马快。
    所以，沈葆桢建议朝廷提升仵作和马快的身份，“仰恳天恩，饬部核准，将仵作照刑科书吏一体出身，马快照经制营兵一体出身”。
    但沈的这一建议，遭到了著名学者李慈铭的激烈批驳，李说：给他们提升一点工资也就罢了，要提升他们的身份，使他们“俨然入官，与士大夫齿，尚成事体乎！”
    这诚然是个绝妙的讽刺，李慈铭似乎忘了，“士大夫”杨乃武正是因为仵作的不合格的缘故而蒙冤的。

ys1937

1878=======================================
丁戊奇荒：民族主义消解了农民起义

事件：丁戊奇荒

      这是一场被清廷官员称之为“此千古奇灾，是铁石心肠亦当泪下”的大饥荒：从1876年到1879午，整整持续四年；囊括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五省，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川北；上亿人受灾，至少 1千万人饿死。其中尤以1877、1878年为最烈，因其两年干支纪年分别为丁丑、戊寅，故而史称“丁戊奇荒”。
    这场饥荒，对囊空如也的晚清政权而言，是一场巨大的考验——传统农业帝国下的“荒政”早已在天国之乱后被肢解得支离破碎，近代社会救济和保障体系又远未建立。但吊诡的是，如此惨烈的饥荒，前后四年，虽有不计其数的小规模民众暴动，但最终竟然没有一起暴动发展成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起义”。在政府控制力无法深入社会最底层的晚清时代，这简直是个奇迹。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迹？
                  
洋人：山西饥荒如地狱，为何无人抢富户？

    李提摩太是英国浸礼会传教士，于1870年来到中国。1876年，丁戊奇荒由山东发端，李提摩太恰在山东传教，遂由此开始了他与整个丁戊奇荒相始终的漫长而艰辛的救灾行动。
            
    山东饥民请求李提摩太带领他们暴动
    灾荒到来的那个夏天，李提摩太身处山东青州。灾情在五月份已相当严重，平民已经开始群起“吃大户”，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写道：
    “一群妇女蜂拥进一位富人家里，占领了它，在那儿生火做饭，然后又拥到另一家吃下一顿。男人们看到这种办法很不错，便组成五百余人的群体。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劫掠取食。”
    李提摩太在日记里留下这些抢大户及卖儿鬻女的记载的同时，自身也未能置身饥荒之外，其洋人身份，成了饥民们努力争取的“宝贵资源”：
    “六月三十日这天，两位学者来拜访我，他们都是秀才，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一个来自寿光，另一个来自益都。我太忙了，没空接待，他们约定第二天再来。第二天，他们一进门就跪下了，请求做我的弟子。交谈后，我弄明白了，他们两人是一大群人派出的代表，大家希望我能做他们的首领，举行暴动，因为当局不能提供食物，他们活不下去了。他们已经安排好了房子，并且有数不清的人准备接受我的命令。我告诉那两位民众代表说，我从来没想到要干这种事情，因为那只会加重民众所遭受的苦难。暴动一旦开始了，没有人知道会如何收场，但毫无疑问会造成大规模流血。我建议他们采取建设性的方式，而不是通过破坏来改善人们的处境。”
    类似的情节不止一次发生。七月三日晚上，青州东面某个村镇也派了代表前来邀请李提摩太去做他们的起义军领袖。出现这种现象是有原因的，但李提摩太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官府正极力镇压饥民抢大户，饥民们则认为官府害怕洋人；在他们看来，由洋人带领他们去抢大户,可以抗衡来自官府的镇压。
    李提摩太没有答应成为饥民们的领袖，而是在山东做了一年多的赈灾工作。直到1877年秋天，更严重的山西饥荒的消息传来。
                  
    李提摩太困惑山西民众身处人间地狱，何以却没有人抢劫富户
                  
    李提摩太日记所呈现出来的1878年的山西，是一个真正的人间地狱：
    1 月29日，太原以南 140里：
    经过了四个躺在路上的死人。还有一个人四肢着地在爬行，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了；碰上一个葬礼:一位母亲肩上扛着已经死去的大约十岁的儿子，她是惟一的“抬棺人”、“神父”和送丧者，把孩子放在了城墙外的雪地里。
    l 月30日，距太原 270里：
    路过两个显然刚刚断气的人。一个衣服鲜亮，但却死于饥饿。往前走没几里路，发现一个大约四十岁的男人走在我们前面，摇摇晃晃像是喝醉了酒，被一阵风吹倒后，再也没有爬起来。
    1 月30日，距太原 290里：
    看到路边躺着四具尸体。其中一个只穿着袜子，看来已没什么分量，一只狗正拖着移动。有两个是女人，人们为她们举行过葬礼，只是把脸朝地安置而已。路人对其中的一个更仁慈一些，没有把她的衣服剥去。第三具尸体成了一群乌鸦和喜鹊的盛宴。随处可见肥胖的野雄、野兔、狐狸和豺狼，但.男.人和女人却找不到食物维持生命。当我缓慢地爬上一座山丘时，遇到一位老人，他异常伤心地告诉我说：“我们的骡子和驴都吃光了，壮劳力也都饿死了，我们造了什么孽，招致上天这样的惩罚?”
    2 月 l日，太原以南 450里：
    半天内就看见了六具尸体，其中四具是女尸。一具躺在一个敞开的棚子里，赤身裸体，腰上缠着一条带子；一具躺在小河沟里；一具浸在水里，由于野狗的拖曳，半身暴露出冰面上；一具半身穿着破破烂烂的衣裳，躺在路边的一个洞口旁；还有一具已被食肉的鸟兽撕碎，吃掉了一半、还碰上两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手持拐杖蹒跚而行，看起来就像九十多岁的老翁。另一个年轻人背着他的母亲——她已经没力气走路了，看见我盯着他们，年轻人便向我求助，这是我离开太原后首次有人向我乞讨。
    2 月 2日，太原以南 530里：
    在下一个城市是我所见过的最恐怖的一幕。清早，我到了城门。门的一边是一堆男裸尸，像屠宰场的猪一样被挥在一起。门的另一边同样是一堆尸体，全是女尸。她们的衣服被扒走换吃的去了。有马车把尸体运到两个大坑旁，人们把男尸扔到一个坑里，把女尸扔到另一个坑里。
    ……
    长期行走于饥饿和尸体之间的李提摩太，为一个问题所深深地困惑：为何社会仍然“秩序井然”？他自己最终提供给自己的解释是——
    “我一直纳闷为什么没有人抢劫富户。今天这个疑问有了答案：每一个村中都贴了告示，宣布巡抚有令，任何人胆敢行凶抢劫，各村镇首脑有权对抢劫者就地正法，因而犯罪现象出奇地少。大家都听天由命，我惟一看到人们流眼泪的场面是在母亲们埋葬她们的孩子的时候。”
    但是，李提摩太似乎忘了——山东巡抚衙门采取了同样的镇压措施，但仍有民众不断地在抢大户，而且还希望找一个洋人做他们的领袖，充当保护伞。
                  
    天灾背后有人祸：遍地鸦片导致山西无储粮富户可抢
    李提摩太未能窥见山西民众不抢大户的真实原因，是因为他并不了解此次灾荒真正的起因。持续的大旱固然是饥荒最重要的原因，但人祸的权重同样不容忽视——
    1859年清廷颁布《征收土药税厘条例》，国内鸦片种植由此合法化。短短十余年之后，山西农民“弃田之半以种罂粟”，而且因为种罂粟比种粮食挣钱，“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到光绪初年，山西已成为本土鸦片的重要产区。御史刘恩溥说山西的状况是“数十万顷膏腴之田，几无树艺五谷之土”；时人估计：“自罂粟盛行，每县之田种罂粟者不下十之三、四，合全省土田计之，应占十五万顷”。张之洞也说：山西遍地种植鸦片，“几于无县无之”。
    大量的耕地和劳力转移到鸦片种植上去的后果，是山西本省粮食产量迅速下降。《申报》当年就曾分析过：“山西自广种罂粟以来，五谷所产渐少，民间毫无盖藏，一遇旱荒立见奇拙，此尚谓害而不由于罂粟，其谁信之?”
    鸦片种植的泛滥，虽以山西最烈，但并不是山西特有的现象。同属灾区的河南、山东，也是本土鸦片的重要产区。最终，这种畸形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灾荒时期民间难寻储粮大户，自然，李提摩太也就很难在山西看到他所预期会看到的那种抢大户的景象；更何况，李提摩太抵达山西的时候，饥荒已经发生了很长一段时间，山西境内屈指可数的有粮大户早已被迅速抢光了。
    真正需要后世深刻反思的，是另一个吊诡的问题：这样一场波及上亿人、几乎覆盖整个北中国的大饥荒，它引发了无数的暴力事件、群体事件，但最终，竟没有从这众多的暴力群体事件中衍生发展出一两场所谓的“农民起义”（所谓“起义”，区别于一般性的无政治诉求暴动）。
    如果我们把“起义”简化定义为“有政治诉求的暴动”的话，那么，不妨将这个吊诡的问题换一种思考角度：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里，中国的乡绅士大夫们在哪里？他们和谁站在一起？
    ——作为传统农业中国底层社会的直接整合者，乡绅士大夫们的参与，是农民暴动升级为“起义”的最关键的因素——他们的学识为政治诉求的提出提供了可能；他们的社会关系则会成为势力整合的核心纽带。

士绅：拯救沦陷于洋教的儿童远重于赈济灾民

    1877年阴历 2月下旬，苏州绅士谢家福刚刚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押送一批饥民从南方返回他们的原籍。在归途中，谢家福听到了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在山东赈灾的消息。一种似乎“与生俱来”的敏感性立刻让谢家福紧张了起来，他后来在日记中补记道：
    “（得知洋人赈灾的消息）深惧敌国沽恩，异端借肆，不能无动于衷。顾以才微力薄，莫可挽回，耿耿之怀，言难自己。”
            
    担心洋人借赈灾收买人心
    在这样一种“耿耿于怀”的情绪支配下，谢家福当即给自己熟识的一批江南士绅们集体写信，强调必须对洋人在中国的赈灾行为采取措施。谢认为：
    “西人在山东赈灾，打的是救灾恤邻的幌子，暗地里干的是收拾人心的阴谋。若不采取措施，恐怕会导致民心流失，异教横行，终为中国之大患。”
    谢氏进而建议，应该在赈灾问题上与洋人展开竞争战斗，“跟踪济赈”，追踪洋人救灾的路线，以赈灾对抗赈灾，非如此不足以防止洋人骗走国人的民心。谢认为，这件事情是所有有良知的爱国士大夫所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并为此慷慨赋诗一首：
    大兵之后又凶年，国计民生孰见怜？安得赈钱三十万，管教压倒慕惟连！
    慕惟连和李提摩太一样，是西方传教士在山东赈灾的代表人物。
                  
    小孩饿死尚是小事，为天主教诱去，则大不可
    在谢家福看来，抵抗洋人借赈灾收买人心的首要之务，是与传教士在收养饥荒受灾儿童方面展开竞争。他在1877年 5月 4日给好友李金镛的一封信中提写道：“东省灾后，子女流离者不可计数，为他族收养者，闻有数百名之多。窃恐人心外属，异说横行，为邹鲁之大患……”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谢氏主张“急则治标”，这个“标”就是儿童，理由是儿童智识未开，情窦未通，更容易被异族蛊惑。谢氏激动地写道：眼看着这些儿童被洋人驱入“陷阱”之中，再也不能重新做人，但凡有血气者，“能无锥心肝、竖毛发，亟图补救哉! ”
    倡议在士大夫圈子里获得了普遍的认同。譬如苏州士绅袁遂给谢氏回信，说道：“西人想要领养饥荒孤儿，那是万万不可。……我们若能多收养一名，则少一人入教，功德尤其大。”
    再譬如另一名叫做尤春畦的绅士，在聚会上发言道：“小孩饿死尚是小事，为天主教诱去，则大不可，能否引之出堂，亦宜酌量，事却甚好”。
    有了这些士大夫们的支持，谢家福的赈灾行动随即启动。但谢家福本人并不认为自己发起的这一活动是赈灾活动。在给友人的信中，他郑重声明：“弟之此行为敌夷，不为赈济。赈济则以仁存心，当念亲亲仁民之意，敌夷则惟知大义，虽捐麋踵顶，有所不辞”——意思即：我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抵抗夷人，而不是为了赈灾；赈灾讲究的是仁心；抵抗夷人讲究的则是大义，为此我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这种表态赢得了许多士大夫的高度赞赏。譬如上海的绅士王赓保就来信赞扬谢氏将众多孤儿从黑暗的“禽兽之域”中拯救出来的行为是一种伟大的壮举，由此可见世事尚有可为。并表示愿意与其一起并肩战斗，继续推进这一事业。
    工作开展每遇到困难，谢氏也往往以此来鼓励自己：“生平灭夷之志，刻不能忘，……（如今得此机会）而交臂失之，则身存实死，天下不必有此人，谢家不必有此子也”。
    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敌夷”而非“赈灾”的理念，谢氏在山东地区的活动经费明显侧重于收容饥荒儿童。有人曾建议其将自江南募集到的资金用来开设粥厂，以解青州灾民的燃眉之急，结果被其拒绝。谢氏虽然也认为青州原有的粥厂已停，灾民情势甚危，但在他眼里，儿童与大人不同：儿童无知，不懂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春秋夷夏大义，所以无法要求他们像成年人一样为持节而慷慨赴死，故而，有限的资金应该优先用来救济儿童。谢在日记中说：因为如此考量，所以对自己的决定“理得心安”，并无愧疚。
                  
    乡绅们的成功：许多灾民情愿饿死，不受洋人之赈
    类似的理念，谢氏在许多不同的场合都曾反复阐释过。1877年 6 月22日夜间，谢氏前去访问几位上海绅士，力陈教堂收容中国儿童的危害，恰好座中有一位替教堂筹集赈灾经费的人士，替教堂说了一句话，认为不该把耶稣教和天主教混为一谈，一棍子打死。随即招来了谢氏激烈的驳斥：
    “某之所办者，与教门的良莠无关，所关注的是中外之界限。山东灾民受洋人赈恤，三月有余，几乎只知有洋人，不知有中国矣。诸君好善乐输，若能下固百姓已去之人心，上培国家富强之元气，则是大大的忠臣和义士。若还反过来替教堂筹集经费，岂非汉奸？那些接受了教堂赈济之人，必然皈依洋教，终不再是中国之民。最可怜的是，那些童子尚未开蒙，如何知道这些，眼看着他们沦陷于教堂之中，于心何忍？朱子说过，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所以我的看法是：拯救沦陷在教堂里的儿童，远比赈济灾民更重要。”
    谢家福对洋人的赈灾活动的抗拒，代表了当日中国士大夫们的主流意见。这一点从谢氏所获得的广泛支持中即可窥见。这种抗拒态度，同样流行于清廷高层。1878年 4月间，河南学政瞿鸿机听到洋人赈灾的消息，就立即上奏，指责洋人“其居心则险不可测”，目的是趁我“民多愁困”，借机“收拾人心”，以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阴谋。清廷接到奏折后，随即指示山西、河南两省巡抚（此两省因在内陆，洋人尚未来得及进入赈灾，但灾情已很严重），要他们但凡碰上外国人进入灾区，必须“婉为开导，设法劝阻”。
    灾民们抗拒洋人赈济的情绪同样强烈。史料记载，光绪三年（1877），山东昌乐县灾民“弗受洋赈”；山东乐安县灾民则“俱情愿饿死，不受洋人之赈”。河南的灾民态度最为决绝，不但不肯接受赈济，还极力宣传传教士的“心怀叵测”。西方人士曾经在《申报》上刊文如此描述：
    “河南地方饥民大不解事，于教士所分给之银，不肯领取，意谓西教士意在买服人心，诱人入教，故特给我等银钱，慎勿堕其术中。彼此相戒，竟无一人肯领。且仿铁泪图之式，造作诸般恶状，谓教士诱人入教，如此虐待。亦分贴多张，以冀煽惑人心，该省官宪无可如何。”
    能够仿照《铁泪图》制作宣传画，并广为宣传，这背后必然有知识分子也就是河南本地乡绅士大夫们的参与。
    尽管如此，传教士仍然多次尝试派人进入河南赈灾，但结果是，当地民众和政府都不允许他们逗留，更不许他们以任何方式涉足当地赈务，并且声称如果他们不离开河南就会有生命危险。河南境内的反教情绪之强烈远胜他省，开封居民闻知传教士花国香等人到达，遂遍贴告白，有“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之句，更有某书院罢课宣称“要与西人打仗”。最终，传教士们不得不放弃了赈济河南的打算。整个丁戊奇荒期间，河南省居然做到了不让西方人在其域内发放丝毫赈济物资的程度，本土乡绅们的鼎力配合，可谓居功至伟。

结语：古怪的“民族主义”掩盖了大饥荒的死气

    李提摩太等西方传教士投入丁戊奇荒的赈灾行动之中，自然也有其推动教会发展的意图。尤其是在山东的赈灾活动给教会的发展带来了非常良好的影响的情况下，传教士们决定将自己的赈灾活动扩展到河南、山西时，推动教会发展，已经成为了预先期望的目标。
    朝野内外对洋教的排斥不算意外，此前已有太多的教案让清帝国焦头烂额。但事情的悲剧性也恰恰在此：当一种异域文明希望以一种文明的方式（赈灾）被接受的时候，它反而遭到了比野蛮的手段（武力胁迫）下更决绝的抵制。
    但最大的最悲剧其实还是开篇所提到的那个问题——如此一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最后居然没有发生“农民起义”，传教士们可谓“功不可没”。他们和他们的赈济活动的出现，彻底转移了灾区和非灾区乡绅士大夫们的注意力。而失去乡绅参与的农民暴动，则始终只能停留在简单的物质索求层面上，而且彼此孤立，旋起旋灭。
    换言之：1878年前后的中国，被一种很古怪的“民族主义”所笼罩，甚至掩盖住了大饥荒的死气，最后，竟然起到了为千疮百孔的清帝国“保驾护航”的作用——而类似的这种政治手段，后世被一再模仿袭用，并不陌生。
            
言论：李鸿章面对大饥荒深感悲观，忧惧“同归于尽”
                  
曾国荃：山西父子相食，简直是人间地狱
                  
    1878年，山西巡抚曾国荃在给朝廷的奏议里说：“今日晋省灾荒，或父子而相食，或骨肉以析骸，所在皆有，莫之能禁，岂非人伦之大变哉? ”同年他还致书两广总督刘坤一，说：“古人形容饥民，轻则曰菜色，重则曰鹄面鸠形，均尚未能逼肖。以今日观之，直无异地狱之变相。”
    这实在是一种讽刺：乡绅谢家福们为了坚持儒家伦理道统而极力排斥西方传教士的赈济；而曾国荃所说的父子相食的“人伦之大变”，岂非正是儒家伦理道统的溃灭？

李提摩太：清廷禁止灾民迁往满洲
                  
    李提摩太对清廷在赈灾中的表现很不满，指责道：
    “如果中国政府不那么自负，声称只有自己是文明的，从野蛮的西方人那里学不到任何东西，数一百万人应当能够得到拯救。确确实实，一位清政府的高官发布过一个公告，禁止人们迁往满洲，虽然那里的谷物便宜很多，而这发生在土地的价格只能卖到实际价格的十分之一的时期；同样真实的是邻省的某些官员禁止向山西出售粮食。这使得饥荒的状况更恶化了。”（图为身穿中国服饰的李提摩太夫妇）

李鸿章：我辈同归于尽，亦命也夫
                  
    “丁戊奇荒”波及居民一亿六千万到二亿左右。直接死于饥荒和疫病的人数，至少在一千万人。从重灾区逃亡到外地的灾民达二千万人，依户部人口清册统计，1877年山西人口为一千六百四十三万三千人，到1883年时仅为一千零七十四万四千人，净减五百六十八万九千人。其中太原府灾前人口为一百万人，灾后仅剩五万人。
    饥荒的规模让整个朝廷都笼罩在悲观的情绪当中，1878年，李鸿章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即如此说道：“朝廷日事祷祈，靡神不举，而片云不起。若清明前后仍不获甘霖，数省生灵，靡有孑遗，我辈同归于尽，亦命也夫!”

《申报》：《山西饥民单》
      
    “灵石县三家村92家，( 饿死 ) 300人，全家饿死72家；圪老村70家，全家饿死者60多家；郑家庄50家全绝了；孔家庄 6家，全家饿死 5家。汾西县伏珠村 360家，饿死1000多人，全家饿死者 100 多家。霍州上乐平 420家，( 饿死 ) 900人，全家饿死80家；成庄 230家，( 饿死 ) 400人，全家饿死60家；李庄 130家，饿死300 人，全家饿死28家；南社村 120家，饿死 180人，全家饿死29家；刘家庄95家，饿死 180人，全家饿死20家；桃花渠10家，饿死30人，全家饿死 6家。赵城县王西村，饿死 600多人，全家饿死 120 家；师村 200家，饿死 400多人，全家饿死40家；南里村 130家，饿死 460人，全家饿死50家；西梁庄18家，饿死17家；洪洞县城内饿死4000人；师村 350家，饿死 400多人，全家饿死 100多家；北杜村 300家，全家饿死 290家，现在20多人；曹家庄 200家，饿死 400多人，全家饿死60家；冯张庄 230家，现在20来人，别的全家都饿死了；烟壁村除40来人都饿死了，全家饿死 110家；梁庄130 家，全家饿死 100多家；南社村 120家，全家饿死 100多家，现在40来人；董保村除了 6口人，全都饿死了；漫地村全家饿死60多家；下桥村除了30多人都饿死了，全家饿死82家。临汾县乔村 600 余家，饿死1400人，全家饿死 100多家；高村 130家，饿死 220 人，全家饿死80余家；夜村80家，除30人都死了，全家饿死70多家。襄陵县城内饿死三四万；木梳店 300家，饿死五六百入；义店 120多家，饿死了 6分。绛州城内大约1800家，饿死2500人，全家饿死60家，小米3300文 1斗；城南面 3个村子 510家，今有 280家，死1000多人，全家死 200家；城北面 6个村子1350家……（光绪四年正月念日抄）

ys1937

1879=======================================
宗主梦：日本吞并琉球后中国朝野的反应

事件：日本吞并琉球
  
    1874年，日本借入侵台湾而与清廷签订《北京专条》，自清廷骗得“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一语。大久保利通曾为此兴奋不已：“今者中国承认我征蕃为义举，并抚恤难民，似足以表明琉球属于我国版图之失效。”（见《转型中国·1874》）
    此后，日本明显加快了吞并琉球的步骤。先是强行接管了琉球的司法权和警察权；随之又禁止琉球再向清廷朝贡。1879年 3月，日本派军警部队直接接收了琉球国王的居所，琉球王室被送往东京，琉球国宣告灭亡，成为日本的“冲绳县”。
    任何转型都必须付出代价——在过滤掉那些没有丝毫实际意义的民族主义喧嚣之后，我们或许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作为中国近代外交转型最典型的案例，琉球的丧失，正是中国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
                  
朝廷：只要能保存琉球社稷，一切好商量

    日本吞并琉球的消息对清廷造成的冲击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朝贡体系遭遇近代外交理念的挑战；二是在俄国虎视新疆的恶劣形势下，中国的外交政策与琉球问题纠结到了一起。
            
    何如璋：先发制人，以武力求和平
    清廷与日本就琉球问题直接展开交涉始于驻日公使何如璋。1875年，日本禁止琉球入贡中国、禁止受中国册封和奉中国为正朔，要求其奉行明治年号，遵行日本法律制度，允许日本派兵驻屯。次年，琉球秘密遣人来中国求援无果。1877年，何如璋以驻日公使身份赴日就任，在日本的琉球官员遂向何求助。同年，何如璋开始与日本交涉琉球问题。
    何的主要意见是对日强硬。在给国内的公函里，何一再强调先发制人，认为“今日本国势未定，兵力未强”，与之争衡，尚有胜算；如果“隐忍容之，养虎坐大”，他日后悔莫及。
    与国内袖手空谈的爱国清流的“强硬”不同，何如璋的这种立场背后，有其对日本国情的深切分析。在他看来，日本必不敢与清廷开战，理由有四：1、 日本国力远逊中国，全国浮水收入不及中国三吴一隅；2、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债台高筑，若开战，则须以现金向西洋各国购买军械，日本无力作此无米之炊；3、 日本军队实力不够，常备陆军不过 3.2万人，海军不足4000，军舰多朽败不堪行驶……；4、 日本国内内乱频繁，无力对外开战。
    应该说，除了对日本军备的描述偏低不够准确之外，其余情形大致符合日本当时的国内现状。财政危机、士族、农民屡屡武装暴动，政局动荡的日本，确实无力应付一场实实在在的对外战争。
    对此日本的外交人士也持相同的看法。日本驻天津领事竹添进一建议日本政府“断然弃和开战，压之以兵，威服清帝国，缔结新条约，使我国占有充分之权利”，但其如此建议的理由却是：全面对清开战，财政上无力支撑，而且妨碍清日贸易；故而真正的良策是“虚张开战之声势”，以使清帝国屈服。换言之，日本也自知无力与清廷开战，但却寄望于虚张声势，对清廷收取恐吓之效。
                  
    李鸿章：争小国区区之贡，乃博取虚名的无谓之举
    与何如璋极力主张对日强硬不同，李鸿章的意见是：
    “中国受琉球朝贡，本无大利，若受其贡而不能保其国，固为诸国所轻；若专恃笔舌，与之理论，而近今日本举动，诚如来书，所谓无赖之横，契狗之狂，恐未必就我范围。若再以威力相角，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惟不暇，亦且无谓。”
    李的言下之意是没有必要为贪图琉球朝贡的虚名而使国家蒙受无谓的损失。在李鸿章看来，琉球自明末开始同时与中国和日本萨摩藩保持朝贡关系，但对清廷来说，这种松散的朝贡关系并无实际利益，故而，李鸿章认为：“即使从此不贡不封，亦无关于国家之轻重，原可以大度包之”，“琉球地处偏隅，尚属可有可无”。
    故而，李鸿章的处理意见较之何如璋要“温和”得多。何曾经向朝廷提供了处理琉球问题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先遣兵船责问琉球，，征其入贡，示日本以必争”；中策是“据理而言，明约琉球令其夹攻，示日本以必救”；下策是“反复辩论，徐为开导，若不听命，或援万国公法以相纠责，或约各国使臣与之评理，要于必从而止。”李鸿章最后选择了下策，寄望于《万国公法》而不愿采取“激进”措施：
    “若言之不听，再由子峨（何如璋）援公法商会各国公使，申明大义。各使虽未必助我以抑日本，而日人必虑各国生心，不至灭琉国而占其地。”
                  
    郭嵩焘：免除琉球的朝贡，保护其独立
    琉球灭亡之际，因赞誉西方民主政体而被被举朝士大夫目为汉奸、卖国贼的郭嵩焘，刚刚迫于压力辞去了驻伦敦公使之职返回中国。在一封给李鸿章的书信里，郭表达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和处理意见：
    “日本既改球为县，前议当小为变通，而要必以宽免入贡为之基，一面遣派使臣会同各国公使保护琉球，听其自主”；“不令入贡中国，亦不令入贡日本，琉球臣服中国已久，宜中国主其议，以保护琉球为义，不足与争朝贡。”
    概而言之，郭嵩焘的意见是：免除琉球对中国的朝贡，解除彼此间的藩属关系，令其独立自主。
    李鸿章对此深表赞同，致函总理衙门支持郭嵩焘，认为琉球的入贡，即使朝廷不主动宽免，倘若琉球最终能够获得独立，宽免入贡也会是必然之事。与其被动宽免，反不如主动宽免，如此，则既不伤国家的体面，又能免去许多纠纷，维持琉球的独立。
                  
    朝廷：若能保存琉球社稷，不妨让日本“一体均沾”列强在华利益
    1880年，日使竹添进一郎到中国商讨琉球事件，提出“分岛改约”方案。按此方案，将琉球贫瘠的宫古、八重山划归中国，作为交换， 中国应让日本“一体均沾”享有其他国家在中国的权益。
    1881年二月初二，清廷颁布处理琉球事务的上谕，相当于是给相关人员的一份指导性文件。上谕说：“……原议商务一体均沾一条为日本约章所无，今欲援西国约章办理，原非必不可行，惟此案因球案而起，中国以存球为重，若如所议划分两岛，于存球祀一层未臻妥善，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再向日本使臣悉心妥商，俟球案妥结，商务自可议行。”
    上谕的主旨是认为琉事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存球祀”，即：如果日本能够满足琉球复国这一条件，则其所要求的“一体均沾”享有其他国家在中国权益，也是可以商量的。
    总理衙门遂根据这份上谕的精神，与日本议定了一个专条，称：“载明分界以后，彼此永远不相干预，庶以后中国如何设法存球，日本无从置喙。”
    朝廷似乎觉得如此结束琉球事件是最佳选择，既避免了中日交恶，又可以使帝国政治制度中至关重要的“朝贡体系”一环免遭冲击。但在李鸿章看来，朝贡体系下宗主国的虚名毫无价值，但让日本“一体均沾”享有其他国家在中国一样的权益，则必然为祸甚远——更何况，如此分割琉球诸岛，对中国而言是徒增防御之累赘，琉球即便复国也无法在日本的威胁下生存。在李的坚持下，朝廷以同意日本“一体均沾”列强在华利益换取保存琉球社稷的计划中止。
    之后的交涉陷入僵局：李鸿章一意坚持保存琉球王国，再三对日使强调中国在琉球问题上没有领土利益诉求，要求恢复琉球王室对琉球的统治或者局部统治；但日本既旨在吞并琉球，对琉球国的存在必不能容忍，竹添进一致函李鸿章，强硬表示：“将中部归琉球复国立君，则我国决不能从”。
    及至中俄围绕伊犁问题发生外交摩擦，日本乘机讹诈，驻日公使黎庶昌与日方擅自商定了一个“善了”琉球问题的办法：日允中仍认琉球为国，听凭尚氏朝贡中国，册封一了，定日将琉球设县， 理其内治，释回尚氏任为县令，子孙世袭。但日意欲声明是专属。”
    李鸿章一眼就看出了这个“善后办法”的荒诞：琉球复国自然是最好不过，但将琉球国王改称琉球县令，即便“世袭”，与不独立又能有何区别？日方不过意欲借此骗取清廷对琉球乃日本专属的一纸声明。

民间：不可失了宗主国的体面

    近代报刊如《申报》、《北华捷报》的出现，给了民间舆论一个释放的空间，使得在琉球亡于日本这类的大事件当中，中、下层知识分子也可以表达他们的意见，而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
            
    议阻贡：不相信日本会做出有失宗主国体面之事
    1875年日本阻止琉球入贡中国，3 月31日，《申报》刊发社论文章《论日本向中国索还琉球贡物事》，认为这一消息乃以讹传讹。当时有西方报纸报道日本向总理衙门索还琉球入贡中国的礼物，社论对此嗤之以鼻，认为此举足以贻笑千古，“日本虽愚，断不出此下策”。
    转而《申报》称：如果这一消息属实，则日本实在是大失体统，全然违背大国包容礼遇小国之道。
    社论认为：中国与日本同属琉球的宗主国，既然是宗主国，就该有宗主国的样子，体恤小邦尚且不及，竟还追索贡品，让琉球为难，实属不堪。
    这篇社论其实代表了当时国内大多数士大夫们的看法，即：局限在中国传统的宗藩体系中看待琉球事件，而且以此去要求正对中国传统宗藩体系发起侵略和冲击的日本。很显然，建立在这一认知基础上的批评，对已抛弃宗藩体系，正向近代国家关系转型的日本而言，是毫无作用的。
                  
    保琉球：中国作为琉球宗主国不可示弱于人
    日本武力吞并琉球之后，《申报》刊登了大量议论文章，呼吁保琉球者居多。譬如1879年 5月28日刊发的《议厚屏藩以固根本》一文即认为保琉球其实是保朝鲜、保东北：
    “琉球并于日本而中国绝不闻问，日人气焰愈张，胆志愈壮 既已东封又将西顾，区区朝鲜无难囊括而席卷之矣，斯时辽沈各岛岂能高枕而无忧乎？”
    要求“保琉球”的呼声很高，但理由更多地集中在宗主国的体面问题上，1979年12月 6日刊发的《阅抚恤琉球难人批折书后》一文即称：
    “琉球之臣服中朝未尝不为恭顺，一旦为强邻肆其兼并而绝无举动未免示弱于人，且平时之所以施恩于琉球者，原欲以此为海外之藩服永相和好以示皇灵之远播。”。
                  
    弃琉球：在俄国与日本之间选择日本为盟友
    相对于保琉球情绪的高涨，弃琉球的声音虽小，但似乎有着更多的“理性”。1879年 4月22日刊发的社论文章《琉球沿革考》即主张对琉球问题置之不理。理由是：
    （1） 琉球素来贫弱，长期受日本控制，即使其继续朝贡中国，实质上也仍然是日本的属地和势力范围。
    （2） 中国向来以含忍为立国之道，何妨将琉球与日本之间的问题视作蛮夷彼此间的冲突。针对有人称“国体所关，琉球之于中国恭顺如是，不得不发兵往援”，文章反驳道：近年俄国强占我伊犁，我们尚且含忍至今，更何况琉球这种鞭长莫及的海外藩属？
    （3） 日本吞并琉球乃不义之举，其他国家自会抗议，琉球也不会坐以待毙。
    1880年，中俄因为伊犁问题出现严重外交危机，联日拒俄、放弃琉球的呼声随之高涨。譬如1880年 3月18日《申报》刊发社论文章《中东合从说》，即力主放弃琉球以换取中日同盟，社论说：
    “亚洲之地中东两国实有守望相助之势，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中东之谓也。两国势合则足以御外侮，而亚洲之大局可以保全，两国不相能则势分，而他人得以乘间而入，此固大势之彰明较著者也……( 琉球 )地虽小而关乎两国之体面者甚大，故不得不争。而不知为是言者皆不审度，夫今日之时势与亚洲之大局者也，棠棣之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今日中俄有决裂之形，中东尚无祗格之势，乘此时也，各剪除其小忿而和衷共济，其势尚足以拒俄……舍琉球而不争，在中东不过稍失体面，而于全局尚无大碍……嵩目时艰之士莫不欲中东之合力以拒俄，勿以区区琉球之事为嫌而置亚洲全局于不顾。”
                  
    挺朝廷：支持保存琉球政权，不惜与日本开战
    清廷颁布处理琉球问题的上谕之后，获得了民间舆论的热烈支持。《申报》1881年 4月25日刊登文章题为《恭读二月初二日上谕谨书》的社论文章，公开对朝廷上谕的外交方针表示支持。
    文章说，如果能够使琉球复国，则不妨答应日本在商务方面（“一体均沾”）的要求，以展示天朝宗主国的“宽容之度”；如果琉球不但不能复国，日本反而还多所要挟，则朝廷惟有厉兵秣马与日本决战，以武力帮助琉球收复国土。
    作者的态度显然比朝廷还要强硬，而且十分乐观地认为战之必胜：“挞伐之师理直气壮，当必有胜算独操者；东瀛近来债负山积，兵气不扬，船则敝而不堪，兵虽强而不盛，加以理曲气馁，何以御我？”这种强硬与乐观，其实也正是当时大多是民众——具体而言，是大多是中下层知识分子们的普遍心态。
    但朝廷并无意响应民间舆论的支持。朝廷最后拟定的处理方针是“延宕”——日本一意想要吞并琉球，清廷既无法放弃宗主国的颜面任凭琉球灭亡，又无力征伐阻止，外交上也是一片混沌，双方均无妥协的折中方案。尤其是沙俄在中国边疆屡屡生事，危害日深，清廷尚寄希望于和日本结盟共同对抗西方及沙俄，并不想在琉球事件中与日本彻底交恶。种种瞻前顾后的结果，是朝廷决定采取“延宕”之策，琉球事件由此一直拖延了下去。日本维持了对琉球的事实占领，但始终未能取得清廷对其占据琉球的合法性的认可。殆至甲午清廷战败，这一“合法性认可”对日本来说，终于失去了意义。

结语：一个时代的顽固，是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顽固

    数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东亚地区的文明中心，与周边的小国长期保持着一种特殊的朝贡关系。这种朝贡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华帝国合法性的一部分。
    琉球的灭亡，实是东亚传统朝贡理念与近代外交理念碰撞后的牺牲品。作为朝贡体系的边缘国家，日本可以很轻松地脱亚入欧融入近代民族国家，迅速接受领土主权等一系列近代国家关系概念；但作为东亚朝贡体系的核心，清廷融入近代世界的步伐缓慢到了顽固的程度——琉球事件中，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议论的核心都是传统宗主国的尊严，而对领土主权等近代外交概念不着一词——这或许可以证明这样一个被许多人无视的历史事实：一个时代的观念之所以落后，是因为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观念都很落后；一个时代之所以顽固，同样也是这个时代大多数人都很顽固。
    同样的情形，我们还可以在30年后的清末立宪中看到。习惯的描述是批判清廷立宪太晚，结果未能在赛跑中跑赢革命。宏观上如此论述当然没有问题，但具体到微观操作层面，问题就复杂了——1909年，清廷推动设立咨议局和资政院，为议会政治做准备，此前，知识分子们已经作了数十年的议会政治的宣传工作，但结果，“到了投票的时候，各省的反应大多显得极为冷淡。原因不仅是选民对选举没有认识，全国上下，除了极少数知识分子，均不知何谓选举。”许多素称开明的地方大员和知识分子，对选举如何进行简直手足无措。（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 》）
    这是不是另一种悲哀？在宏观层面上尽可以指责清廷拖延民主进程，但在微观层面，民间——具体而言是民间知识分子，似乎同样在拖民主进程的后腿。30年前的琉球事件，同样尽可以在宏观层面指责清廷顽固抱持朝贡体系不放，但刊登在《申报》上的那些中、下知识分子们的社论里，岂非同样顽固地抱持着朝贡体系不放？
    所以，一个时代的顽固，是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顽固。
            
言论：赫德称单靠正义没有实力制服不了日本的铁拳
                  
赫德：单靠正义阻止不了日本吞并琉球
                  
    总税务司赫德认为李鸿章寄希望于靠国际公法阻止日本吞并琉球，完全不切实际：
    “我不信单靠正义可以成事，正像我相信单拿一只筷子不能吃饭一样，我们必须要有第二只筷子实力。但是中国人却以为自己有充分的正义，并且希望能够以它来制服日本的铁拳，这想法未免太天真了。”

井上馨：指示日本领事制造日俄同盟的假象欺骗清廷
                  
    为使中国承认日本对琉球的占领，日本外务卿井上馨训令驻上海的日本总领事：“应注意宽待俄国人……暗中使清政府怀有他日若有缓急之事时，日俄将要合纵之嫌疑，诱导在伊犁问题了结之前，迅速使之答应我国的要求。”
    但事实上，日本此时并无能力助俄；更没有能力与清廷联合对抗俄国。

西方人士：清廷外交重虚名而轻实利
                  
    《申报》1879年11月23日刊登了一篇西方人士关于琉球事件的评论文章。文章指责清廷的外交理念重虚名而轻实利：
    “吾观中国风气大抵务近功而不勤远略，尚虚声而无实事，此刻虽倡此大言，及至势决裂，又必自先转阖，断不至炮火喧天兵连祸结，有伤两国和好也。日本近年来步趋西法壹意自强，今已剪灭琉球普天同喻，若仍使为自主之国，则狐理狐猾不几为他国所窃笑哉？中国不于其将取琉球时先为责问，至今日而始以口舌相争，徒见其辞费矣。”

黄遵宪：若让日本骗取最惠国待遇，势必引发中国经济危机
      
    1879年 5月，李鸿章邀请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出面调停琉球问题。格兰特到达东京后提出了“分岛方案”，即将琉球领土分成三部分, 富庶的北部归日本, 贫瘠的南部归中国, 中部由琉球国王复国。
    这一方案明显有利于日本。日使竹添进一来华谈判期间又故意不提中部由琉球国王复国，只谈中、日分割琉球，并要求以“遗体均沾”的在华最惠国待遇作为交换。
    黄遵宪当时随驻日公使何如璋在东京，是有限几个看出日本此意系外交讹诈阴谋的人。黄认为：同意日本这一要求损己利人，一旦日本获得最惠国待遇，也就等于获得了关税优惠和领事裁判权。与西方国家“豪富”、且“重道义而轻小利”不同，日本“人多贫窘，性复贪利”，此优惠待遇一开，势将引发日本商人涌入中国的大潮，对中国小民生计造成巨大冲击——“若并许之，势必纷至沓来，或负包裹，或开小店，彼有子口税优免厘金之条，则成本轻，小民生计将尽为所夺。”领事裁判权赋予日本人高于中国人的法律地位，更会助长此潮。
    从经济角度论述日本这一阴谋得逞的后果，黄遵宪是个特例。

ys1937

1880===================================
铁路之殇：以爱国之名窒息改革之路

事件：刘铭传奏请建造铁路引爆高层论战
  
    本年年末，清廷召赋闲在家的前台湾巡抚刘铭传进京商议应付日趋严重的边疆危机。刘进京之后，上奏《筹造铁路以求自强折》，呼吁朝廷大修铁路，以巩固国防。
    奏折所引发的政治后果是可以想见的。传统帝制中国本就是一种高度强调意识形态控制的政治体制，尤其是在国家危机日趋严重之际，对意识形态堡垒的坚守往往更显强硬——1863年，朝廷否决了英美商人请造铁路的要求，理由是：“外人在中国土地筑造铁路，乃奇技淫巧，殊不合我大清皇朝祖宗成法”。“祖宗成法”，正是清帝国难以舍弃的意识形态堡垒。
    自19世纪以来，西方制度文明和技术文明同时对晚清帝国施以了巨大的冲击，铁路不过是技术文明冲击的一个部分。作为反击，清帝国士大夫们的回应是：努力固守和证明本国制度文明的优越性，进而以此为理论基础，去否定西方的技术文明。这几乎成了自晚清以来中国应对外部文明冲击的标准范式。铁路在晚清的命运，自然也不会例外。
                  
案例：1876年清廷假托民意拆毁吴淞铁路

    1863年，英、美驻上海的20余家洋行借洋枪队助清廷击溃太平军收复苏州之际，联合请求允许他们筑造一条自上海至苏州的苏沪铁路。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虽然有意，但慑于举国士大夫对西方技术的集体抵制，不敢擅自作主，将事情推给了朝廷。朝廷让李鸿章转告西方商人们：只有中国人自己建造和管理铁路，才会对中国人有利；同时中国政府不能容忍在内地雇佣大批的外国人。
    所谓必须由中国自己来造铁路的回答只是一种托辞。20多年过去了，朝廷非但无意自造铁路，相反，1876年它还假托民意，拆毁了中国境内的第一条铁路。

    外商：瞒着清廷先把铁路造起来再说
    清廷将铁路的修筑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将其归为“道”所不齿的“奇技淫巧”。这直接导致外国洋行在计划修筑吴淞铁路时采取了欺骗的手段——1872年，他们成立了一家叫做吴淞道路公司的机构，然后买下沿线的土地，对外则宣布要修筑一条上海至吴淞的普通马路，以此获得了地方政府的支持。洋商们有些乐观：先突然把铁路修起来，最后或许够得到清廷的容忍甚至认可。
    1874年，公司正式着手铁路敷设，工人一度达到2000人之多。1876年 1月20日，路基全部筑好，开始铺设铁轨。至此，修筑铁路而不是寻常马路的意图完全暴露，为避免地方官府的干扰，铁轨的铺设非常迅速，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全程的四分之三，随即，机车升火鸣笛开始试运行，生米做成了熟饭。
    政府的反应果然是强烈的。朝廷通过上海道台冯焌光要求驻上海英国领事Medhurst中止火车的通行。冯表示：英商当日成立的吴淞道路公司获准修筑的只是一条寻常道路，如今造出来的却是铁路，显系越权。两江总督沈葆桢更要求立即中止正在进行的剩余路段的敷设。
    随后的交涉过程及其繁杂，此不赘言。最后的结局是：1876年12月13日，中英两国决定以28.5万两白银的价格由中方购买这一铁路。两江总督沈葆桢本来考虑过继续自办经营，但最后选择了拆除这一铁路。1877年10月20日，最后一期购路款项交付清楚，铁路被完全交给中方，随之被拆除，轨条被运往台湾，火车则被扔进了长江。
                  
    民意：并无以破坏风水为由排斥铁路的记载
    传统的说法是：铁路进入中国之初，老百姓担心其破坏风水，竭力阻碍。这种说辞大量地存在于清廷官员们的奏折文函之中，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乃至地方州县官员，都提到过这一点。
    但诡异的是，中国土地上的首条铁路的建造及运行过程中，并没有出现上述现象。1942年出版的《上海史话》记载了上海居民对吴淞铁路的反应：他们不但不反对铁路，相反，许多人满怀好奇地观看甚至追看铁路敷设。当年的《申报》则派记者去铁路现场报道了民众的反响：除了上海居民，几十里外的居民也乘坐马车、人力车、二轮车等交通工具前来观看铁路，其数每天达1000多人。商人们也乘机在铁路沿线开设商场。“游铁路成了当时老百姓津津乐道的一件大事。一些住在城内几乎终年不出门的人也携亲带友前来观看，停车处本来冷冷清清，竟一跃而为热闹之区了。”
    《泰晤士报》在1876年 5月间发表了—封驻沪记者的通讯，真实地描绘了民众与铁路之间的关系：
    “多少有些和预料相反，在这个区域里，没有出现中国人的反对。反而在工程进行中间，表现出了不断增长的和友谊的兴趣。……几哩路已经完叠铺好了石碴……整个乡间洋溢着乐趣．邻近村镇每日有成千居民蜂拥而来观看工程的进行，并议论各种事情，从小机车到铺路的石碴。大家都十分高兴，显然他们都热心的盼望着一个愉快的日子的来临。老头儿和小孩儿，老太婆和小姑娘，读书人，工匠，农民——代表了社会上的各阶层。”
    这和《申报》当年对火车第一天正式通车所做的报道完全一致：
    “予于初次升行之登车往游。唯见铁路两旁观者云集，欲搭乘者繁杂不可计数，觉客车实不敷所用。火车为华人素所未见，不知其危险安妥，而妇女及小孩竟居其大半。先闻摇铃之声，盖示众人已必就位，不可再登车上。坐车者尽面带喜色，旁观亦皆喝彩，注目凝视，顷刻间车便疾驶，身觉遥遥如悬旌矣。”
    显然，这既不符合一贯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修筑铁路”的光辉描述，也不符合流行的“愚昧的民众以破坏风水为由拒绝铁路这种近代文明”的批判表达。但这也恰恰才是历史的本相：民众集体理性逐利而行，在可以自由选择的条件下，无人自愿成为意识形态的俘虏。
                  
    朝廷：有以钓鱼的方式拆除吴淞铁路的嫌疑
    民众对铁路的这种态度显然让朝廷感觉相当尴尬。此前，在拒绝西方商人修筑铁路的请求中，朝廷屡次以民众利益为托辞，譬如，1866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即表示：“兴作铁路，必致扰民，有识者皆以为不可。”1867年10月到1868年 1月，三个月间，朝廷召集18位中央高官和地方大员集体讨论铁路事宜，最后得出结论，大都以民意的名义反对修筑铁路。具体意见总结如下：
    1、 强调造铁路于“民情不便”。李瀚章的说法最具代表性：“凿我山川，害我田庐，碍我风水，占我商民生计，百姓必群起抗争拆毁，官不能治其罪，亦不能责令赔偿，致激民变”。
    2、 强调造铁路破坏“小民生计”。曾国藩的观点最具代表性：“若……听其创办电线、铁路，则车驴任辇旅店脚夫之生路穷矣。……自洋人行之，则以外国而占内地之利；自华人之附和洋人者行之，亦以豪强而占夺贫民之利。皆不可行。”
    这次讨论也确定了一条阻止洋人在中国境内修筑铁路的有效方法：
    “（若列强说他们）自能劝导防守为辞，欲增约内；我则必以百姓抗争折毁，官不能治罪赔偿，等语，载入约内”——如果西方国家保证说他们自己负责铁路安全，要求将修筑铁路一事写入条约，则朝廷应该将中国百姓若群起抗争拆毁铁路，西方国家不得要求治罪赔偿一条同时也写入条约。庙堂之上的大佬们认为如此，“彼族……当必废然思返”，知难而退。
    这个方针此后一直被朝廷坚持实施。但1876年吴淞铁路的出现和民众对铁路的欢迎，给朝廷带来了不小的尴尬——铁路公司雇佣当地居民做工工资高达每人每天200文；收购土地时不惜出高价以避免纠纷；对沿线的居民祖坟细加勘查，尽力避免触及破坏……这些措施有效地赢得了沿线居民的好感。朝廷设想中的反对铁路的群体性事件并未出现。
    当然，零星的群体性事件也有，但与反对排斥铁路无关。《申报》光绪二年九月初七曾报道过一次群体性事件：
    “前日，吴淞至江湾之火车，正驶行时，中途陡遇男妇老稚八、九百人前来拦阻。诘其故，称因前日机车中之火星飞入该处附近之草屋上，致兆焚如也。管车洋人即温语慰之，并许以当令管事者前来查看，众人方始让路。乃开行甫数步，众人中有谓何为轻纵? 前行者因复蜂拥而来，冀图拉住。后觉机器力大不能敌，遂各释手。车遂启行。”
    其他零星的官司也存在。但与上述事件相似，民众的目的是要求维护个人利益，对铁路本身并无敌意。
    真正的敌意来自乡绅知识分子和朝廷。早在吴淞铁路敷设初期，上海的一些绅士即酝酿阻止，这些人甚至打算采取卧轨自杀的方式，而且一度付诸实施，但因为司机及时刹住火车，而未能酿成事故。最后直接导致吴淞铁路被拆除的事件，也正是一名中国士兵在铁路上的自杀。这场自杀，在当时被许多人怀疑是清廷方面故意安排的“钓鱼”。
    《泰晤士报》对此事的报道是：
    “在（火车通行后）一月期内，一个人被火车轧死了。……人们很怀疑他是受地方官吏唆使的。不管怎样，这个事件是被大大地利用了。这个道台……提出了“以命偿命”的要求——即以火车司机的命来抵偿死者的命。这个想法当然是可笑的。……但是，英国领事想，举行一个正式的审讯也许会使中国人满意。在他的指示下，一个由副领事承审的误杀案的审判举行了。不用说，案件在初审法院，就结束了。这个司机立即无罪放免，但是官吏们的敌意却没有得到缓和。
    被压死的人是一名中国士兵。调查结果是，死者既没有财产，也没有亲友。另据现场目击者称，当事人明显是主动赴死：“该兵当时向火车而行，司机鸣放汽笛后即离开轨道，迨火车行近其身只六码时，忽又跨入铁道内致惨死”——故而当时的媒体认为，这名中国士兵之死是有预谋的，而最大的嫌疑人，就是中国政府，具体来说，即上海道台衙门。
    事情的真相已然无法证实。但这次事故确然给清廷的交涉带来了直接的转机，吴淞铁路最终能够被拆除，这条人命，“功不可没”。清廷以此向外国展示“民意所向”，但讽刺的是：拆毁前夕，有145名上海、吴淞、江湾地区商民联名公禀两江总督沈葆桢，请求保留铁路继续运营。

辩论：“精神火车”战胜了实体火车

    1880年12月到1881年 2月间掀起的铁路大论战，直接起因有二：一是唐廷枢于本年10月间开始兴建唐胥铁路，以满足运输开平煤炭之需，唐深知铁路之事不能讨论，惟有低调去做，但议论仍然随之而起；二是本年中、俄关于伊犁问题的交涉急骤紧张，边疆危机的加深使得修筑铁路巩固国防成为当务之急。
            
    刘铭传：铁路运兵朝发夕至，可巩固国防
    刘铭传进京上奏是引发此次争论的导火索。刘氏军旅出身，言谈所及，也主要局限在军事国防范畴：
    “用兵之道，贵审敌情。俄自欧洲起造铁路，渐近浩罕，又将由海参崴开路以达珲春。此时之持满不发者，非畏兵力，以铁路未成故也。不出十年，祸且不测。”
    “若铁路造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裁兵节饷，并成劲旅，防边防海，转运枪炮，朝发夕至，驻防之兵即可为游击之旅，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矣。”
    “若一旦下造铁路之诏，显露自强之机，则气势立振，……不独俄约易成，日本窥伺之心亦可从此潜消矣。”
    刘铭传建议朝廷建造南北铁路干线：南路二条，一由清江经山东，一由汉口经河南，均达北京；北路由北京东至沈阳，西通甘肃。清廷于收到奏折的当天即下达上谕：“着李鸿章、刘坤一北洋、南洋大臣悉心筹商，妥议具奏”，论战由此引发。
                  
    李鸿章：从无以百姓穷困为代价谋求国家安全的治国之道
    刘铭传奏折的背后的操纵者是李鸿章。此前，李氏已为谋建铁路已明里暗里呼吁了20余年。朝廷的谕旨下来之后，李氏随即写了一封4000余字的长折，极力支持刘铭传。
    李的奏折很讲究策略。李很清楚，修建铁路最大的阻力来自意识形态层面的“道义”，所以奏折开篇即努力“证明”修建铁路与圣贤之道是相通的：“圣人既作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修铁路，与圣人们“济不通”、“利天下”本质相同。
    紧接其后，李鸿章陈述了建造铁路的九大好处，如沟通南北物流，于国计民生大为有利；有利于军队输送，可巩固国防；四方军队可迅速向京师集结，可免咸丰皇帝逃往热河之耻；于救灾物资运输大有裨益，若有铁路，丁戊奇荒断不致饿死那么多人等等。
    针对在朝廷高层极有市场的“造铁路等于开门迎盗”，方便外国军队在中国土地上来去自如的观点，李鸿章说：“各国之有铁路，皆所以征兵御敌，而未闻为敌用”，认为这种担忧纯属庸人自扰，铁路建造在本国土地之上，岂有本国政府无力控制而任由外敌借此铁路驰骋之理。再者，若我不能自强，即便不造铁路，外敌岂不同样还是会在我国内逞强？
    此前，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骧已上奏反对修筑铁路，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是：铁路一开，会导致“中国之车夫贩竖将无以谋衣食，恐小民失其生计，必滋事端”，担忧铁路会夺了像马车夫们这些人的生计，引发社会动荡。李鸿章觉得这是无稽之谈，举例说：英国初造铁路时，也有这种顾虑，结果铁路造成，沿线以马车为营生的人反而更多了，因为铁路只走大道，偏僻乡镇仍然需要马车，铁路带动沿线城镇发展，马车的需求也自然上涨。
    在李鸿章看来，造铁路非但不会夺民生计，反而是为百姓谋利的好事。对于朝野间极流行的不可造铁路使洋人觊觎内地的观点，李鸿章深感荒谬：“若虑远人之觊觎，而先遏斯民繁富之机，无论远人未必就范，即使竟绝觊觎，揆之谋国庇民之道，古今无此办法也。”——为了预防外敌，而让老百姓穷困潦倒，古往今来，从无这等治国之道。
    在另一段文字里，这位洋务老臣如此吐露自己的心声：“鸿章老矣，报国之日短矣，即使事事顺手，亦复何补涓埃！所愿当路大君子务引君父以洞悉天下中外真情，勿徒务虚名而忘实际，狃常见而忽远图，天下幸甚！大局幸甚！”
                  
    刘锡鸿：“精神火车”远胜实体火车
    李鸿章希望“当路大君子”洞悉天下中外实情，不要仅凭道听途说胡乱决策误国误民，愿望诚然是好的。但悲哀的是，帝国是一个意识形态本位的国家，许多的士大夫们并没有活在实实在在的现实之中，而是长期固执地将自己安置在圣贤之道里，生活不是他们的信仰，脱离了生活的圣贤之道才是。所以，即使他们告别道听途说，对西方文明作一番切身的实地考察，他们所得出来的结论也仍然极可能是荒谬的。
    通政使参议刘锡鸿即是这样典型的例子。刘氏之前曾经出使英、德两国，对西方国家有切身的了解（见《转型中国·1876》）。在此次论战中，刘氏总结铁路“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得到反对修筑铁路者如李鸿藻、翁同龢、额裕等人的激赏。其出使西方的经历，大大增强了其反对意见的权重。
    总结起来，刘氏的反对意见大致有六：
    其一，反驳铁路有利于巩固国防，刘氏认为守国之道在于人和，并兼重地形之险，若造铁路，则不惟不设险，而且自平其险；其二，反驳修铁路搞运输可以充裕国库，刘氏认为：“圣朝之生财自有大道，岂效商贾所为”；其三，针对有人提出修建铁路，便于朝廷访查各地民情，有益于政治清明，刘氏认为：“察吏之昏明，在精神不在足迹”。其四，反驳铁路利于民生的观点，刘氏认为铁路确实利于人民出游，可使商贾得利，但货物流通便捷的同时，还会导致“人心必增奢侈，财产日以虚糜”；其五，刘氏认为修筑铁路将使“山川之神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其六，刘氏认为修铁路将引发民乱，“盖百姓此时愤心未平，一旦创造铁路，复毁其田庐坟墓，则众怒益甚。而伏莽之贼，遂得借共杀英人为名，因众心以作乱。”
    刘氏的这种意见自有其理论渊源。其出使西方时写就的个人日记《英轺私记》中记载了一则轶事，可以作为刘氏在此次论争中的立场的注解——
    驻英期间，一位“波斯藩王”曾问过刘锡鸿中国何以不制造火轮车。刘锡鸿以一种充满了哲理智慧的幽默作为回答：
    “目前，我们大清政府正计划在朝廷上制造大火车，这种大火车不用煤，不用铁轨，却能一日行使数万里。”
    “波斯藩王”迷惑不解，刘锡鸿带着自信的微笑告诉他：
    “（根据我们中国圣人四书五经的教导）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此行之最速，一日而数万里，无待于煤火轮铁者也。”
    在刘锡鸿看来，四书五经所规范的意识形态，是胜过任何实体火车的“精神火车”，实实在在的火车会扰乱帝国的秩序，惟有这列“精神火车”能给清帝国带来和谐。
    刘氏似乎自己被自己的这番妙论给折服了。在日记中得意地写道：
    “（波斯藩王）闻之亦大笑。余自到伦敦，凡出拜客，必正使（郭嵩焘）与偕，未尝向人稍伸辩论。此次每一答驳，波斯藩王必点头不已。语毕辞去，王曰：今日领教殊快，无怪是中国有名人。”
    在其自鸣得意的同时，一位英国绅士却在《泰晤士报》撰文尖锐地讽刺他：
    “中国阻止进益之党，不作他事，只以禁止改变为务。毁弃铁路主议者何人？不得而知，闻共有七人，史册内载，历来开创有七个圣人，似此可编为‘七愚’姓名，传之后世。年来论及吴淞铁路，嬉笑怒骂，兼而有之……不料与郭（嵩焘）同来之柏林公使（刘锡鸿），同观、同想而不同心，谓电报、铁路虽于不慊于心之夷鬼有用，于汉人全不相宜……从前中国有个皇帝，恐民智之日滋，因而焚书坑儒，至今传以为笑。阻止铁路之人，亦必贻笑后代无疑也。”
    但最终，刘锡鸿的“精神火车”战胜了李鸿章们的实体火车。朝廷的旨意是：刘铭传的建议，“毋庸再议”，搁置起来，不必再提。

结语：“爱国”在晚清改革之路上误入歧途

    刘锡鸿的意见能够获得一众士大夫的共鸣，实则缘自其意见背后隐伏着帝国固有的意识形态对外来技术文明乃至制度文明的敌视。1949年后，主流历史语境里，这些铁路的反对者们一直扣着一顶“顽固派”的帽子，说他们为了自己利益顽固阻扰历史的前进，这实是极大的误解——刘锡鸿们在这场论争中并没有为自己谋取任何利益。但这也恰恰是改革的悲剧所在——“利益集团”与“信仰集团”相比，显然后者更难以攻破。不幸的是，刘锡鸿们就是这样一个“信仰集团”。
    改革之路上的“信仰集团”之所以难以攻破，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在于：和改革者一样，他们也占据着爱国的道德制高点。晚清铁路大论战绵延了半个多世纪，辩论双方均高举爱国之旗，“卖国贼”、“汉奸”的大帽子乱飞……这或许可以警示后人：“爱国”之“国”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是时刻需要警惕的，晚清士大夫们即一度将“爱国”搞成了“爱传统意识形态”，甚至于搞成了“爱国粹主义”。
    这也正是晚清改革迥异于后世所有已落幕和尚未落幕的改革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整个晚清改革史的演进过程，正是翁同龢、刘锡鸿这些“信仰集团”自我转型的过程。
            
言论：戈登给中国政府的10条建议
                  
沈葆桢：铁路虽好，但断不可在我任内建造
                  
    沈葆桢曾说过：秦筑长城，当时以为灾殃，后世赖之。铜线、铁路，如其有成，亦中国将来之利也。沈本人并不反对铁路，他所反对的，是在自己任内自己的辖区里修筑铁路，对此，《南亭笔记》有所记载：
    “（沈葆桢）督两江时，适外人创淞沪铁路成。文肃（沈葆桢谥号文肃）仰承朝命，以巨金购得。或劝仍置原处，以便途人。文肃怫然曰：‘铁路虽中国必兴之业，然断不可使后人借口曰：是沈某任两江时所创也。’遂决意拆之去。”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拆除吴淞铁路是当局为了避免尴尬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韦尔士致国务院函，谈及中国政府拆除吴淞铁路的真实用意：
    “我费尽周折才从中国官员方面探悉他们（撤除吴淞线路）的理由，我尽可能用他们的语言呈报如下，他们说：‘……吴淞线路的拆除，完全因为在政治上有这样做的必要。如果听任它保留在那里不动，那适足印证当局的行动是庸人自扰；而且，又会给类似的侵犯中国领土和她的独立的行为以一种强有力的鼓励。’”（图为吴淞铁路全线贯通当月英国《图片报》的报道图片）

刘坤一：担忧开铁路会使依赖车马运输为生的贫民失业
                  
    南洋大臣刘坤一盛赞铁路便捷、支持李鸿章的修路主张。同时又担心将使靠车马运输的贫民失业；还忧虑铁路增税，将使内地税厘化为乌有。
    其他反对声音中典型的有翰林院侍读周德润，将造铁路上升到“以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的高度，请求朝廷对建议造铁路者“量予议处，以为邪说蠹民者戒! ”；顺天府丞王家璧则担忧铁路运兵快捷，我可至贼也可至，将使国防陷于四面受敌的困境。

戈登临终前夕给中国政府的10条建议
      
    1880年，前洋枪队领袖戈登再度来华，上书李鸿章，对中国外交军事提出十条建议，随后归国，战死于埃及。是谓《戈登遗言》：
    1、 中国与外国议约, 当在中国开议。
    2、 与外国议约, 须多用文字, 少用语言。文书以简明为贵, 或先将其意暗询别国。因各国互相猜忌, 若某款吃亏, 必为指出。
    3、 中国一日不去北京, 则一日不可与人开衅。因都城距海口太近, 无能阻挡, 此为孤注险著。
    4、 陆军无劲旅, 则水师无退步。今宜先练陆师, 再练水师。
    5、 所购船炮, 甚为失计。当时若以购船炮之款, 尽购新式枪，较为有益。俟陆军练成劲旅, 再购船炮。
    6、 中国有不能战而好言战者, 皆当斩。
    7、 应多方帮助华商出洋, 径向制造厂购货。
    8、 总税司宜驻上海, 专管税务, 不令搀越他事。若与外国公使议事,不宜令局外之洋人干预。
    9、 当责成出使大臣, 承办外洋军火, 如与各国公使谈论, 有不谐之处, 当令出使大臣, 在外商办。
    10、亟宜设税务学堂, 令华人习学关税事宜, 以备代替外人。薪水宜照外人例优给。

施国英

哪位高人写的？视野超广阔~~

ys1937

哪位高人写的？视野超广阔~~
施国英 发表于 2011-8-19 21:31

**

    抱歉，我也不知道。
    不过，从文笔与内容之多看来，应是一组学者的作品。
=====================================
18、1881年：思想犯：留美幼童回撤事件始末
19、1882年：社会达尔文主义扭曲中国近代转型之路
20、1883年：鸦片财政：以戕害民生为代价岂能强国
21、1884年：两广总督临终请求朝廷开设议院
22、1885年：体制病：个人权斗绑架国家战争
23、1886年：改革歧路：倾举国之力博一人之欢心
24、1887年：广学会：改造社会精英，改造旧中国
25、1888年：康有为转向“保中国不保大清”
26、1889年：政治投机摧毁晚清和平改良
27、1890年：薛福成呼吁清廷政体改革君主立宪






1881====================================
思想犯：留美幼童回撤事件始末

事件：朝廷下旨中途召回留美幼童

    1872年 8月，第一批幼童30人从上海港乘船出发前往美国。其后三年，1873、1874、1875每年各有一批，共 120名幼童( 年龄在10—16岁间 )到美国留学。留学年限定为15年，另加 2年游历以验所学，加上行前在上海预备学校肄习一年中西文，共计将近20年时间。史称“晚清幼童留美计划”。计划最强力的推动者李鸿章曾如此表述其目的：“求洋人擅长之技，而为中国自强之图。”
    尽管在启动之初，李鸿章屡次言及须不畏艰险与流言，绝不使计划流产，但最终，他没有能够坚持到底。伴随着李鸿章对留美幼童计划进展的失望，1881年 6月28日，总理衙门照会在美国的幼童出洋肄业局，令全体师生尽速返华。留美幼童被分三批启程，于1881年秋返回中国。至此，始于1872年，历经10年的中国第一次官派留学以失败告终。
    一度拟将推动留学教育以开启民智作为自己毕生事业的容闳痛心疾首：“毕生志愿，既横被摧毁……顿觉心灰，无复生趣。”后来他在天津见到李鸿章，严厉指责这位洋务老臣没有尽力保全这一事业。然而，容闳所不知道的是，李鸿章本就是撤回留美幼童的强力主张者——1881年，李鸿章内心的痛苦丝毫不亚于容闳：这个老糊棚匠希望造就一批明了西方技术文明的青年糊棚匠；然而，幼童们在美国所接受的教育，却显然是要将他们培养成旧体制的掘墓人。对为留美幼童计划竭尽全力顶了近10年的朝野舆论压力的李鸿章而言，这是怎样的一种情何以堪？在他默然于总理衙门的回撤谕旨的那一刻，那一百多名留美幼童，已成为举国士大夫心目中不可饶恕的“思想犯”。


容闳的理想：造就开启新时代的新公民

    鲁迅式的痛苦
    1847年，不足19岁的容闳远涉重洋去了大洋彼岸的美国。若干年后，久历欧风美雨的他如此描述自己被新时代启蒙之后的痛苦：
    “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追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转愿不受此良教育之为愈。盖既受教育，则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若在毫无知识时代，转不之觉也。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此痛苦与压制，在彼未受教育之人，亦转毫无感觉，初不知其为痛苦与压制也。故予尝谓知识益高者，痛苦亦多，而快乐益少。反之，愈无知识，则痛苦愈少，而快乐乃愈多。快乐与知识，殆天然成一反比例乎。”
    这种痛苦，鲁迅也曾经描述过——“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痛苦是一致的，选择居然也相差无几。鲁迅继续写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
    容闳也相信“希望在于将来”：
    “在予个人而论，尤不应存此悲观。……既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则当日夕图维，以冀生平所学得以见诸实用。……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能够改变中国的不是宗教，而是教育
    容闳家贫，在美国的学业依赖各方的资助，这些资助大多与宗教有关。他所在的中学——孟松学校的校董就曾以回国后充当传教士作为资送他进入大学的前提条件。但在容闳看来，宗教“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中国素无宗教信仰的传统，西方文明的基本——基督教教义实际上从未与中国文化完全地融合过，整合中国世俗社会的，仍是传统儒学。
    拒绝回国做一名传教士的代价是高昂的。正如熟悉容闳的Joseph ·H·Twichell牧师所说：
    “（容闳）断定自己当传教士并非上策。他隐约猜想有些别的事情等着他去做。他充分意识到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决定。这个决定违反了他周围大多数人的见解和渴望。同时，由于这个决定，他同那些慈善基金来源一刀两断，没有了金钱收入。”
    漫长的海外生涯已经将容闳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他拥有美国国籍，而且几乎忘了怎样说国语。但他在自传里说：“我的爱国精神和对同胞的热爱都不曾衰减；正好相反，这些都由于同情心而更加强了。因此，……我苦心孤诣地完成派遣留学生的计划：这是我对中国的永恒热爱的表现，也是我认为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为切实可行的办法。”
    1870年，曾国藩、丁日昌等奉旨赴天津办理“天津教案”，容闳作为翻译也参与其事。丁日昌与容闳关系甚好，受其催促，向曾国藩重提“留学计划”，终获同意，曾答应与李鸿章联衔入奏。容闳半夜被丁日昌唤醒告知消息，“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僵卧床第间。”稍后，即有1872年第一批官派留学生启程赴美。


    改革旧世界的首要之务，在于改革旧文化
    曾国藩大约并不清楚容闳极力促成外派留学生的真实用意。这位将传统儒家文化的“内圣外王”发挥到最高境界的清帝国的中流砥柱，希望通过派遣留学生，学到西方国家第一手的强国技术。曾国藩希望借此复兴清帝国和儒家道统的辉煌；容闳却希望借此改造陈腐的东方文化，造出一个新的“少年中国”：
    “然使予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藉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
    清廷之有无，儒家意识形态之存废，本就从来不在容闳的考虑之内。1855年，他在广州目睹了儒学出身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屠杀广州民众时的极端残暴——那个夏天，这位道光十五年的进士，一口气杀了七万五千余人，其中绝大部分人与太平天国毫无关系。容闳亲往刑场考察，所见触目惊心：“刑场四围二千码以内，空气恶劣如毒雾。此累累之陈尸，最新者暴露亦己二三日。地上之土，吸血既饱，皆作精色。余血盈科而进，汇为污池。空气中毒菌之弥漫，殆不可以言语形容。”
    传统文化孕育不出近代文明。容闳后来评价说：“似此不分良莠之屠戮，不独今世纪中无事可与比拟，即古昔尼罗王之残暴，及法国革命时代之惨剧，杀人亦无如是之多。”
    访问太平军并对其前途表示悲观之后，容闳再度谈及自己对清廷的不抱希望：“（太平军的兴起）恶根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最大之真因为行政机关之腐败，政以贿成。上下官吏，即无人不中贿赂之毒。……官吏既人人欲饱其贪囊，遂日以愚弄人民为能事。于是所谓政府者，乃完全成一极大之欺诈机关矣。”
    在容闳看来，政府之所以“完全成一极大之欺诈机关”，文化上的落后是极重要的因素，“中国为纯粹之旧世界，仕进显达，赖八股为敲门砖”。改革旧世界的首要之务，即改革旧文化。致力于留学教育，在容闳看来正是改革旧文化的一条捷径：“予意他日中国教育普及，人人咸解公权、私权之意义，尔时无论何人，有敢侵害其权利者，必有胆力起而自卫矣！”

李鸿章之梦：培养新一代的糊棚匠

    陈兰彬建议撤回留美幼童
    光绪六年（1880）十一月，清廷颁布上谕，言及对留美幼童事业的不满，称：
    “有人奏，闽、洋两局废弛……出洋学生近来多入耶稣教，帮办翻译黄姓暗诱学生进教， 总办区姓十数日不到局， 学生等毫无管束，抛荒本业等语。朝廷不惜重帑， 设立船政局， 并派员管带幼童出洋，原期制造轮船精坚合式， 成就人材， 以裨实用。若如所奏种种弊端，尚复成何事体! ”
    次年二月，陈兰彬回奏，描述留美幼童的“现状”，并建议撤回留美幼童：
    “上年十一月，吴嘉善特来华盛顿面称，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亟应将局裁撤，惟裁撤人多，又虑有不愿回华者，中途脱逃，别生枝节等语……臣窃维吴嘉善身膺局务，既有此议，诚恐将来利少弊多。”
    朝廷将陈兰彬的回奏交由总理衙门讨论。后者则转而征求直接负责此项留学事业的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意见——当年力主促成此项事务者，曾国藩已经去世，丁日昌回籍养病，惟李鸿章多年来一直竭力支持。于是，
    李鸿章的意见就成了留美幼童是否应该撤回的决定性因素。


    李鸿章无意于积极保全留美幼童
    李鸿章随后回信总理衙门，意见是“半撤半留”，即同意裁撤负责留美幼童事务的专门机构“驻洋肄业局”，并将部分学生撤回国内，其余部分已进入大学毕业在即的学生，则由驻美使馆暂时代为管理，待其毕业后再令回国。为了说服朝廷同意半撤半留，李在信中还提到了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和几位美国大学校长对此事的态度：“皆谓学生颇有长进，半途中辍殊属可惜，且于美国颜面有损”。
    但总体上，李鸿章的态度是消极的。对陈兰彬及其他士大夫们的反对意见，李基本上都表示了认可——譬如，陈兰彬指责留美幼童偏重西学荒废中学，李鸿章表示自己也清楚内情：“迩年以来，余有议纯甫（容闳）偏重西学，致幼童中学荒疏者，鸿章尝寓书诫勉，不啻至再至三”。李更多的，是在纠缠回撤幼童的方案——“纯甫（容闳）久管此局，以谓体面攸关，其不愿裁撤，自在意中，然阅其致子登函内，有分数年裁撤之说，尚非不可以理喻者。”
    收到李鸿章的回信之后，总理衙门做出决策，上奏朝廷请求将所有留美幼童一体撤回。奏折称：
    “自同治十年由南北洋大臣奏定章程，挑选幼童中之资质较优者出洋，前往就学，以备异日材成之用……讵料日久弊生，有名无实……臣等以为，与其逐渐撤还，莫若概行停止，较为直截，相应请饬下南北洋大臣，趁各局用人之际，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
    李鸿章这种消极态度显然是总理衙门决定撤回留美幼童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是李鸿章的孤军奋战在成就着这项事业——留美幼童一事倡议之初，曾国藩仅仅在向朝廷奏请其他事务时顺带提了这个建议，是李鸿章随后致信曾国藩，极力敦促他为此事专门上奏，“断不可望事由中废”；1874年派出第三批留美幼童时，举朝士大夫不满于开销太大，主张不再派遣，是李鸿章最后顶住了压力；1877年，美国物价大涨，留美幼童请求添拨经费，是李鸿章上奏，坚定表态“此举为造就人才，渐图自强至计，关系甚大……断无惜费中止之理”……如今，连李鸿章也变得如此消极，总理衙门选择幼童全部撤回，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无可自拔、无可救药的帝国“文化中心观”
    李鸿章态度的转变开始于1879年。这一年，负责留美幼童事务的两位总办相继回国，从他们那里，李鸿章获悉了幼童们在发展方向上存在问题——由于容闳的纵容，“学徒抛荒中学”严重。1880年 5月，李鸿章写信给陈兰彬，专门谈如何纠正这个问题。
    在信中，李鸿章要求容闳专管洋学，不要掺和幼童中学方面的教育。李希望幼童们既能够学到西方的科学技术，以满足洋务之用，同时又不荒废传统的儒学教育；在李鸿章看来，幼童们必须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可偏废”，否则，即使洋学修得再好，于国家也没有益处。
    关于这一点，量身定制的《幼童出洋肄业事宜折》中有明确规定：
    “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
    这样做的目的，李鸿章曾说得相当明白：“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西学乃是“偏端”，中学乃是“全体”。向西学学习的宗旨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换言之，是：“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礼之道。”
    这不是李鸿章个人的看法，而是那个时代绝大部分士大夫们的看法——即便是很早就开始呼吁在中国实施议会政治的郑观应，在言及向西方学习时，也不得不如此描述：“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徙而入于泰西，其工艺之精，遂远非中国所及”，这和刘锡鸿所谓的西方强盛是因为向中国学习，可谓异曲同工——尽管刘锡鸿一心拥抱儒家道统，而郑观应醉心于议会政治。无法放弃帝国的“文化中心观”，是那个时代，所有知识分子（无论保守还是激进）的共同特征。
    幼童们中文方面的学习并无问题，因为容闳希望他们日后回国缔造一个少年新中国，学好中文是必须的。陈兰彬们所不满的，是幼童们改穿西服、剪除辫子，乃至加入基督教。但更多的不满其实源自细节：1879年，吴嘉善接任留学监督后，招幼童们到华盛顿使署中教训，各生谒见时，均不行拜跪礼，结果成了严重事件：“（僚属金某）大怒，谓各生适异忘本，目无师长，固无论其学难期成材，即成亦不能为中国用。具奏请将留学生裁撤。”——幼童们所受的近代教育，使其无法理解中世纪儒家教育的种种礼仪规范。
    李鸿章也无法原谅幼童们何以不行跪拜礼，这形同对帝国意识形态的背叛。多年之后，梁启超曾如此评价李鸿章和他的洋务改革：
    “李鸿章所办洋务，……缘其大纲，不出二端：一曰军事……二曰商务……其间有兴学堂派学生游学外国之事，大率皆为兵事起见，否则以供交涉翻译之用者也。李鸿章所见西人之长技，如是而已。”
    李鸿章需要的，只是单纯的技术人才；而幼童们在美国，像当年的容闳一样，正日趋蜕变成开启新时代的新公民；李鸿章们戴着传统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既看不到新时代的优越性，自然更无法认可新时代所造就出的新公民。

留美幼童之痛：等待我们的只有荒漠和枯萎

    幼童们对半途被迫回国深感遗憾和痛苦，但更痛苦的是，离开10年之后的归来，等待他们的不是荣耀和拥抱，而是耻辱和排斥。
    幼童黄开甲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中描述了自己想象中的被祖国拥抱的幸福：
    “当我们溯江而上遥望上海时，曾幻想着热烈的欢迎在等着我们，那熟悉的人潮，和祖国伸出温暖的手臂拥抱我们! ……想像中的欢迎，使我们越发激动。”
    然而，现实却是：
    “船头划开扬子江平静而黄色的水波，当靠码头时，那船弦碰岸的巨响，才惊醒我们‘乌托邦式’的幻梦。”
    “人潮围绕，但却不见一个亲友，没有微笑来迎接我们这失望的一群。……为防我们脱逃，一队中国水兵，押送我们去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求知书院’。
    “求知书院已关闭十年了，迷信的人们相信此处常有幽魂出现，惊恐的中国同胞言之凿凿，大门十年未开启，墙壁剥落，地板肮脏，石阶满布青苔，门窗均已潮湿腐烂。
    “当你跨进门槛，立刻霉气熏鼻，这些阴暗似乎象征我们的命运。入夜，我们可以清楚看见那潮气由地上砖缝中冉冉升起，使我们衣衫尽湿，一种昏沉袭罩着我们，这种侮辱刺痛着每个人的心。而令人最可怖的是那些在留学监督头脑中荒诞不经的思想，使我们学未成而强迫返华。
    “如同狗之吠月，我们无能为力。望着满布蛛网的墙壁，使人昏昏欲睡。而手臂接触到的潮湿，正是我们的被褥。我们的床就是两条板凳上摆一块木板，这种简陋的安排，美其名是对我们的招待。”
    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开始，幼童们就背负起了“叛徒”的罪名，他们背叛了帝国的文化，背叛了帝国的传统意识形态，他们是“思想犯”，是“洋鬼了”和“有害于社会”以及“无益于国家之人”。他们是危险的种子，必须受苦，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管。
    在经济上，大多数幼童月薪只有四两银子，当时上海道台的年薪则可达一万至一万五千两银子。薪水之微薄，令幼童们生活困难。幼童黄开甲说：“这种待遇使我们仅免于冻饿。我们的饥寒与否，政府是漠不关心的，至少我们感到如此。对于我们家人是否冻饿，政府更不予理会了。”
    政治上，幼童们也深受政府“虐待”，毫无社会地位可言。出洋前承诺的官职自然是不敢奢望，还必须接受政府的严厉监管，曾有幼童苦于薪资不足以糊口而逃至上海谋生，结果被朝廷下令通缉。《申报》曾如此描述幼童们的处境：“他们的薪水还不如西商的侍者，对他们的监管比囚犯还严厉。如此用人，安得有良材大器出而为国家办洋务哉！”
    一位叫做罗勃特的美国人当时所观察到的与《申报》的描述一般无二：“我曾在大街上匆匆见到(黄)开甲一面，因为他负有公差，才特准外出也。不知何故，他们被中国官方视同罪犯，对这种侮辱，使他们全体愤概不已。在留美期间，他们对文明社会已深切体会。也许，中国政府召他们返国正拟将开明的种苗拔除，则此实为自取败亡之举……”
    幼童们则发出了这样的哀叹：“我们是易于摧毁的，我们没有天赋的忍耐，我们似新生的树苗，由肥沃的土壤、温和的气候移植到无知迷信的荒漠，我们不会成长，只会渐渐枯萎……”

结语：让革命胜利，是时代最大的失败

    容闳是输家，他破灭了理想；李鸿章也是输家，新一代的糊棚匠没有成长起来；幼童们同样是输家，他们成了那个时代的一场畸形试验的牺牲品。
    那么，谁是赢家？
    曾任民国总理的颜惠庆于《马关条约》签订之后赴美留学，后来在其自传中回忆说：“政府一面很想利用我等所受的现代教育和所具有的新知识为国家服务，同时，又怕我们变成革命分子，推翻满清，心里至为矛盾。”
    这种矛盾终于在1911年成为现实。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起用袁世凯为总理大臣。留美幼童唐绍仪被聘任为袁内阁的全权代表，赴上海与南方民军总代表伍廷芳谈判议和。唐在谈判中极言：“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并以此为议和的指导方针，最终促成南北联合推翻了清廷。
    此种情形，容闳在幼童们被撤回那年就曾预见到了：“学生既被召回国，以中国官场之待遇，代在美时学校生活，脑中骤感变迁，不堪回首可知。以故声口气心中咸谓东西文化，判若天渊；而于中国根本上之改革，认为不能稍缓之事。此种观念，深入脑筋，无论身经若何变迁，皆不能或忘也。”
    让革命胜利，是时代最大的失败。


言论：曾纪泽称幼童未读圣贤书就出洋是无益之举


曾纪泽：幼童未读圣贤书即出洋，对中国没什么好处


    陈兰彬、吴嘉善等人热衷洋务，当时称为开明，然而即便是他们，也无法接受留美幼童对美国文化的认同。曾国藩是幼童出洋的重要推动者，其子曾纪泽办理外交多年，熟知中外情状，居然也明确反对幼童出洋：
    “昔年陈荔秋、容纯甫率幼童出洋，纪泽侍先太傅前，陈说利弊。……当时言：美国君臣上下，不分等差。幼童未读中国圣贤书，速令远赴异域，专事西学：上之不过为美邦增添士民，下之为各埠洋行增添通事、买办之属耳，于中国无大益也。”

美国大学校长联名致信总理衙门：幼童改变了中国形象


    1881年留美幼童返华前，他们的美国师长联名致函中国总理衙门，给予幼童这样的评价：
    “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极佳。……论其道德，尤无一人不优美高尚。其礼貌之周至，持躬之谦抑，尤为外人所乐道。……凡此诸生言行之尽善尽美，实不愧为大国国民之代表，足为贵国增荣誉也。盖诸生年虽幼稚，然已能知彼等在美国之一举一动，皆为祖国国家之名誉极有关系，故能谨言慎行，过于成人。……美国少数无识之人，其平日对贵国人之偏见，至此逐渐消灭。”

李鸿章责怪容闳：为何任由学生归国而不进行抵制


    1881年留美幼童撤回后，容闳在天津同李鸿章会面，谈及此事，李鸿章责问：“汝何亦任学生归国乎? ”容闳说：“此事乃由公使陈兰彬奉上谕而行，鄙意以为总督及陈兰彬与吴子登，皆赞成此举也。予纵欲挽回此事，亦何能为役。且违抗谕旨，则人且目为叛逆，捕而戮之。”
    李鸿章反驳道：“否，予当日亦甚愿学生勿归，仍留美以求学，故颇属望于汝，谓汝当能阻止学生勿归也。”对此，容闳极为惊诧，“当日此举，总督既未有反对之表示? 身居四方五千里外，安能遥度总督心事? ”这或许可以作为此一事件中李鸿章矛盾心理的一段注解。

幼童们回国后对美国的怀念


    幼童们返国后，现实环境的压抑让他们喘不过气来，集体呈现出对美国留学生涯的怀念。譬如：
    幼童罗国瑞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中说：
    “我忆起在西海注我们共同渡过的童年。那里有海滩与树林，我相信我一生最快乐的日子是在那里渡过。人人是那样和蔼可亲，而最使孩子们常念不忘的是那丰盛可口的食物，就在这种无忧无虑的环境下，我们共同步入成年。”
    幼童黄开甲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中也说：
    “对于正想合上眼皮的人，我想他们( 幼童 )一定再度回味到太平洋彼岸愉快的时光。曾在亲切的监护和指导下，引导他们走向正义之路，明白做人之道。有可爱的声音教他们念“主祷文”，有和蔼的微笑经常迎接着他们，他们一定再度幻想重游我们的母校……”
    幼童温秉忠则回忆说：
    “中国幼童们与食宿一同的美国家庭及中学、大学同学们均建立深厚之友谊。故启行之日( 1881年返华之日 )，幼童与童年朋友告别，均很伤感，最重要的是，美国老师及监护人，那种“家长式的爱护”，使幼童们久久铭刻不忘。”

ys1937

1882=======================================
社会达尔文主义扭曲中国近代转型之路

事件：美国通过《排华法案》
  
    本年，美国国会受理了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米勒提交的排华法案，为此，美国国会作了激烈辩论。
    主张排华者的主要依据是：华人有诸多的恶习和偏见，不可能在生活上美国化，更不可能接受美国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之上的伦理道德标准；而且华工的大量涌入，造成了同美国工人抢饭碗的紧张态势。反对排华者的理由则是：排华违背了中美《蒲安臣条约》中的自由移民政策，而且违背了美利坚共和国“自由、平等”的立国原则。最终，排华主义获得了国会多数票的支持。
    1882年 5月 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史上第一个限禁外来移民的法案———《关于执行有关华人条约诸规定的法律》，即通常所谓的1882年美国排华法案。此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法案通过的文化背景：达尔文的进化论正在西方思想界引发地震，从生物学领域侵入社会学领域，崇奉弱肉强食和种族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随之兴起。排华论此后演变成了黄祸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则彻底改变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轨迹。
                  
美国国会的调查：中国人无力建立自由政体

    美国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排华风潮，与其西海岸的开发密切相关。华工的大量涌入促成了美国西部开发发繁荣，其廉价竞争力同时又对美国本土工人的就业造成了威胁。与所有文明冲突的演变轨迹一样，经济上的排华最终演变成了文化上的排华。
    鉴于排华浪潮的愈演愈烈，1876年 7月，美国联邦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决议，成立了一个联合特别委员会前往西海岸对中国移民问题进行调查。委员会先后听取了一百多名证人关于中国移民问题的意见。这些证人陈述最后汇集成一部长达一千二百多页的《调查中国移民问题的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下面摘录的是一些证人陈述，从中不难窥见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傲慢与偏见。

    A·B·Stout ：为保持我们种族的纯洁和优越性，必须立法禁止中国移民
    A·B·Stout 是一位医生，他认为促进一个种族身心两面的健康是一名合格的医生的崇高职责，所以他“打算对促使美国民族退化的各种原因进行一次考察”。
    Stout 在参考了众多“权威人士”的著作之后，得出的结论是：
    “高加索人种( 包括它的各种类型 )被赋与了超越所有其他人种的最高尚的心灵和最美丽的身体。它高居其余一切种族之上，观测着生命的原野。它受造物主的指派去支配全人类的命运，造物主授与了它以超过所有其他各种族的权力去研究、赞赏和统治上帝在人世间所做的一切。现存的其他不同种族与它建立任何新的结合都不能增进这种天赐的完美品质。不论哪一个种族加入到它里面来，都会对它起破坏作用。它的退化和最后灭亡，到头来必定会同有害的成分被引入它里面的速度成正比例。”
    “一个政府要保护它的人民，就应该竭力保存种族的纯洁；而且，不问政治理论如何，都应该谨防自己的种族去同劣等类型的种族相混合。”
    “我的这些想法是由现在关于中国移民所进行的争论而引起的。据说最高法院已经作出裁决，认为防止中国移民的法令是违反宪法的。我不精通法律知识，因此不敢反对最高法院有关宪法的裁决的明智性。但是，从生理学的观点来看，问题还有待于争论。第一条自然法则就是保持种族的纯洁——如果这个种族比其他一切种族都优越的话。自卫要求制定第一个保护性法令。”
    “如果世人为美国东部和南部诸州存在黑人而悲叹，那末，当美国的大西方多少年来被中国移民所淹没的时候，那又该怎样地流泪呢？一旦容许，就必须永远忍受。退化的事一旦开始，它的发展一定会继续在不知不觉中发挥它的毒害性的影响，这不仅是在几年以内，而是在未来的若干世纪。现在制定的法律，与其说是为了我们自己，不如说是为了后代子孙！到将来，后代子孙要因他们的纯洁而颂扬他们的祖先，或者因他们处于退化之中而咒骂他们的祖先。”
    “一切宽大自由的法律都是专为采用这些法律的种族制定的。不让劣等种族享受这些法律，并不是压迫。我们同欧洲人通婚，那只不过是繁殖我们自己的高加索类型；我们同东亚人混合，那就是在创造退化的混血儿。”
    “有人争辩说，当我们正在要求自由进入中国、同中国人自由交往时，正义要求我们对中国人自由开放我们的大门，并且收养他们当作我们自己的人民，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中国人可能会高高兴兴地请求美国人移居到他们的国家里去，因为每一个结合都可以改进和提高他们那衰弱了的种族；而相反，每有一个中国佬在我们的土地上永久定居下来，都会使我们自己的血统降低。”
    “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是合适的。这种亚洲客人在我们这个州里面应该得到一种什么地位呢？对于他们愿意来我国，我们从全国的观点应该采取什么看法呢?在我们每一个宽宏大量的公民面前，他们应该以什么面目出现呢？恰当的回答是：应该把他们看做是身居外国的宾客。客人是一个圣洁的名称。慷慨的主人应该给予他们以愉快而丰富的款待。”
                  
    Frank·M·Pixley：同中国人接触，会把我们的文明降低到他们的程度
    Frank·M·Pixley是旧金山市的代表。下面摘录的是其与维护华人利益的旧金山中华会馆代言人 F·A·Bee及负责本次调查的联合特别委员会委员们之间的问答。
    F·A·Bee （中华会馆代言人）问：不是有人这样指责过你吗 ? —说你在这里发表过一次演说，在演说中你认为人们应当到码头上放火焚烧太平洋邮船公司的轮船。
    皮克斯利答：大约十五年以前，有一次在谈到这些野蛮人侵入我国西海岸的问题时，我曾经说过，如果不能以任何其他方法来限止中国人……还不如把从中国开来的轮船在码头上烧掉的好。我直到现在从来也没有改变过那种意见，我今天十分怀疑，如果在十五年以前那样做了，那是否不会使文明各界和我们的立法者如此震惊，以致他们早就会来考虑这件事情，早就会把我们从中国移民中拯救了出来。
    问：作为一个劳工阶级，他们的性格怎么样?
    答：他们是有耐性、勤劳、而辛苦工作的奴隶，由于畏俱而尊重我们的法律，为了维持他们自己的生活而被迫从事劳动。
    问：从社会方面说，他们是不是一个比非洲种族要优秀的种族 ?
    答：不，先生。他们并不比非洲种族优秀。在我看来，他们比上帝所创造的任何种族都要低劣。
    Cooper（联合特别委员会委员）问：据我了解，你刚才是说，中国人在上帝所创造的一切有智慧的动物中是最低劣的?
    答：我认为，再没有象中国人这样低劣的了。在非洲的若干地区，智力的标准比较低，但是道德的标准比较高，就是说，他们是比较诚实的。这些人却已经达到了四千年的罪恶的顶点，达到了一种文明—这种文明是由于人口过剩产生的—的罪恶的顶点。例如，为什么我们都珍爱自己的女孩子，而他们却杀害女孩子呢? 因为他们的女孩子太多了，养活不起。
    问：作为一个民族，他们不比非洲人有更多的而且是一种更好的文明吗？他们两者都有过同样的机会、同样的自由去建立一种文明。
    答：……他们建立的是这样，一种文明，我简直认为，如果他们象非洲一样没有文明，那还要好些。
    问：他们有艺术、科学以及他们所特有的文学吗?
    答：他们有他们的中国文学，这种文学，象你所看到的在这里出版的东西那样，是孔子和孟子的教言。
    B·S·Brooks（代表中国人利益出席联合特别委员会）问：你不认为同白种人接触会使他们两者（中国人和非洲人）或两者之中的某一个得到进步吗了
    答：我的确认为具有我们的文明的四千万人同具有中国的文明的四亿人接触，会使他们进步。我认为，这会把我们的文明降低到他们的水平，并不是提高我们的文明，而是提高他们的文明，这就是危险所在。
    问：那末，你就是对我们的文明的力量没有很大信心了？
    答：是的，我们的文明获得了伟大的成就。它可能还会获得更大的成就；但是有某些事情是它所不能完成的。它不能完成中国的基督教化或文明化。
    问：你认为他们是处于我们的文明的势力或力量之外的吗?
    答：是的，他们简直是把他们自己的见解固定化了。多少世纪的长时间使他们确信，他们的文明比我们的文明更好、更高，我们是外夷，是劣等人。你应该去玫击一种在他们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的偏见，我说过，那是四千年来发展而成的。
    问：你是否害怕错误来反对真理？你不认为，当真理同错误接触时，真理最后会赢得胜利吗？
    答：真理往前走得如此之慢，错误走得如此之快，因此我们不能等待。
                  
    James·P·Dameron ：中国人脑容量太小，无法建立一个文明的自由政体
    James·P·Dameron 是一名律师，并自称“多少算是一个博物学家和人种学家”。基于这一知识结构，其排华的理论依据带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
    “蒙古种族有一部时间久得发霉的历史，这部历史断言自己有五千年的文明，信而有征的历史则可追溯到摩西创造世界和以色列人退出埃及的时代—那表明即使是埃及的文明也是从他们那里传来的；他们在希腊人打破特洛伊的城墙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伟大的、开化了的民族；他们的伟大的哲学家孔子，在基督降生以前五百五十年、苏格拉底诞生以前八十年就写出了书经( 尚书 )，他们的文献据说富于各种各样用韵文和散文写成的著作：伦理学、历史、地理、游记、戏曲、传奇、故事以及各种小说；他们的政府以君主政体为基础，靠教育资格用人，形式是有些复杂，然而抗住了时间的破坏。一个伟大的政治作家说：‘维持得最长久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如果这条原理是真实的话，那末，他们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因为，它经历了印度一日耳曼种所有伟大民族的兴亡盛衰而仍然屹立不动，当安格鲁撒克逊族还奔驰在德国的丛林之中、英格兰的土著还是一群野人的时候，它就已经达到了它的伟大的顶点。”
    “然而，在那时间里，这些蒙古人种一直没有进行过一次努力把自己从暴政和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以及建立自由政体。另一方面，白种人已经使欧洲淹没在血泊中，点燃了自由的火焰，而在这同时，他们却仍在安静地服从于汉人或鞑靼人的统治。留着他们的辫子作为他们服从和退化的标记，遵循着传统和祖先的根深蒂固的惯例，以禁欲主义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来对待一切欲望和环境，为的是能够得到足够的东西来满足他们身休方面的迫切需要。他们毫不关心外面的世界，不关心外面世界的战争、进步、文学以及这个世界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他们使自已沉迷在自满和旧传统之中，把这个华夏之邦以外的一切人都看做是野蛮人。”
    ……
    “有学问的人种学家如 Nott、Gliddon和Morton都已指出：任何种族，如果他们的平均脑容量不超过八十五立方英寸，就没有能力建立自由政体；在他们的历史中并没有曾经试图建立这种政体的事例；中国人和美洲黑人的平均脑容量约为八十一至八十三立方英寸，而印度一日耳曼族的平均脑容量则高达九十二草九十六立方英寸，某些人更高达一百二十五立方英寸。”
    “由于中国人的脑容量在几千年以前就已经达到了最高点，所以他们将象属于蒙古种的印度人一样，宁可被消灭，也不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采用西方文明。由于他们在脑容量方面是一个比白种人低劣的种族，所以让他们保持本来的样子，而去鼓励同他们的贸易和友好关系也许好些；由于他们对自己的祖国具有一种深挚的爱，所以还是让他们留在原来的地方为好，这是因为他们与白种人相比是一种劣等种族，是一种不同类型、不同文明的种族，因为两个种族不可能在平等的条件下一起生活而不混合起来，因为大自然已经在肤色和气味方面打下了它的标记。”

东方的回应：日本之虚妄与中国之悲观

    1876年的这些傲慢与偏见，其实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从生物学进军社会学的结果。社会达尔文主义在1882年促成了美国的《排华法案》；十几年后，它又成了西方世界泛滥成灾的“黄祸论”的理论依据——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公开提出“黄祸”的概念，并令宫廷画家制作了有关“黄祸”的宣传画，而且广为传播。自此，“黄祸论”恣意蔓延，迄今未息。
    作为被指责方，东方世界更是在铺天盖地的“黄祸论”中长期迷失了方向，在新旧时代的转型过程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义和团乃至日本侵华战争当中，都能找到“黄祸论”发生作用的影子。
    1882年的中国没有对《排华法案》表现出特别的激愤，仿佛此事与己无关。异域正酝酿着一场重塑东方帝国形象的文化运动，被塑造对象自身却由于自闭和迟钝而毫无感知，无论如何这是一种悲剧。更悲剧的则是：当黄祸论终于汹涌进入东方，东方知识界的抵抗（主要是指中国和日本），竟然也不得不寻求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的支持——这甚至不是悲剧，而是荒诞。
                  
    日本知识界：日本人种西来，不属于黄种人
    “黄祸论”的主体是中国。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直到甲午之前，西方“黄祸论”所针对的大都是中国。甲午海战日本战胜中国，随后又在日俄战争中获胜，日本在西方“黄祸论”中的针对迅速增强。1913年，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即如此表述：“日俄战争以来黄祸论逐渐成了世界性的问题。有人主张日本是黄祸的中心，有人主张中国是黄祸的中心。”
    作为反击，日本知识界集中质问西方国家“谁威胁谁”，亦多搬出“人类平等”的道义武器。但最引人注目的，则是部分日本学者否认日本人种属于黄种人，冀望以此摆脱“黄祸论”。
    与福泽谕吉并称的学者田口卯吉是最典型的代表人物，著有《日本人种论》、《日本人种的研究》和《破黄祸论》等多种作品，极力否定日本属于亚洲黄种人。
    在《日本人种论》一文中，田口卯吉说道：“称我日本人种为蒙古人种即黄色人种的一部，和中国人相同”，“乃是沿用欧洲人轻率地定下来的人种分类法”，对此，田口表示“不能容忍”。田口认为，“区别我日本人种和中国人种”的要点有二：一是“语法完全不同”；二是“容貌”。他说：“我社会上有势力的种族不仅血统纯洁，并且和其文明一样日进于精美。其最明显处是皮肤白且光滑。中国人中虽非无极白者，但其中肌理细腻如通常所谓绸缎皮肤者定不可见。由此点不仅可见我人种胜于中国人种，并且胜于雅利安人种。雅利安人自夸白皙，但其皮肤多毛且粗糙，没一个有所谓绸缎皮肤者。且其所谓白乃赤白，日本人种之白则为青白。此点我邦上等人之容貌可以证明。”在此，田口强调日本人种不属于黄色人种，高于中国人种，而且甚至高于提倡“黄祸论”的雅利安人种。
    在《日本人种的研究》一文中，田口卯吉的观点更激进：“今日的欧洲人才是句兰已安人种。他们如今自称为雅利安人种，把我们称为句兰已安，只能说是抢夺我们的祖先，并且贬斥我们的人种。”
    在《破黄祸论》一文中，田口认为西方国家将日本当作“黄祸论”的中心是出发点错误：“大和民族和中国人不同种，而和印度、波斯、希腊、拉丁等同种。因此以余所见，黄祸论的根基即错。如将日本人看作跟中国人相同的黄色人种这一点，即已把事实弄错，故黄祸论为完全无根之流言。”“余不怀疑作为日本人种的本体的天孙人种是一种优等人种。此人种到底如何从天上降下来，实在是历史上的疑问。然而如从其语言语法推断的话，是和梵语与波斯等同一人种。是否属于语言学所称的雅利安语族，是毋须絮说之事。”
                  
    中国知识界：梁启超悲观地声称“人类的历史乃是人种竞争淘汰的历史”
    尽管“黄祸论”主要针对的是中国，但中国知识界对“黄祸论”的感知反而比日本更迟钝。1882年的《排华法案》背后，已潜藏着“黄祸论”的阴影，中国知识界对此不置一词；1895年甲午战争前夕，日本知识界已经懂得开始利用“黄祸论”抹黑中国，期冀以此换取西方国家的好感——譬如竹越与三郎在其著作《支那论》中独辟一节，名曰《中国人种侵略世界》，极力附和西方世界，宣扬“黄祸在中国”。对此，中国知识界仍然麻木。
    最早对“黄祸论”做出反应并产生巨大社会影响力的，应该是梁启超。这位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最重要的思想资源的提供者凭借着《时务报》的巨大影响力，竭力试图消弥“黄祸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带给国民们的消极情绪。
    在西方知识界的语境里，“黄祸”意味着野蛮和不开化，其实质是将中国放置在文明的对立面，其理论基础，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核心之一的种族主义。梁启超始终坚持中国人与西方人并无二致，但现实是西方人攻破了中国人的大门，所以，梁启超又不得不承认中国确实存在着野蛮——譬如缠足；同时又如此宽慰自己也宽慰国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束腰与缠足同样野蛮。
    梁启超试图从两个方面消解“黄祸论”：其一，野蛮不等于愚蠢，不代表着智力上的劣势，也就是说，梁启超不承认中国人种不如西方白色人种；其二，中国之所以野蛮，是因为中国社会尚在进化之中，而且中国社会有能力进化到和西方国家同等甚至更加文明的程度，个中关键则在于教育和体制；教育先进则可开启民智；体制之好坏则决定着人性之善恶。
    对普通民众而言，梁启超的这些论述显然过于抽象了，他们更愿意从生动的案例当中重新获取自信心。《时务报》的编辑们也很乐于满足民众这种需求，譬如他们翻译了一篇日本论文《论俄人性情狡诈》，即将俄国人描述成“不知文明为何物者”的野蛮种族；另一篇同样译自日本的论文《医生论脑》带来的消息更加令人振奋：
    “凡人筋骨肥大，其脑必小。……人身极高而脑极灵者甚罕见。俾斯麦其一也。”
    显然，这“有力地”回击了西方关于中国人脑容量过小无力造就自由政体的谣言。
    对梁启超来说，这种虚幻的自信是无效的。他不止一次悲痛地承认：只有欧洲人有资格被称作“历史的人种”，“条顿人实今世史上独一无二之主人翁也。”所以有了这样的自问自答：
    “历史者何？”
    “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
    在这一问一答之间，历史已悄然转入歧途。

结语：社会达尔文主义让中国近代转型误入歧途

    1882年的《排华法案》，只是“黄祸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社会所撕开的第一道微小的伤口，因为知识界的自闭，其疼痛感在当时并不强烈，后世论及，也多仅聚焦于华人所遭受的不平等歧视。殊不知，这一法案，正是古老的东方儒家农业文明与近代西方商业文明之间博弈的结果，儒家文明的傲慢与西方近代文明的傲慢碰撞了许多年，这一法案可以视作彼此间的一个胜负节点。此后，中国知识界越来越明显地分裂出西化与传统的派系之别，戊戌年的西化努力与庚子年的反西化努力均告失败之后，中国知识界集体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一如杨度所说：
    “自达尔文、黑胥黎等以生物学为根据，创为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之说，其影响延及于世间一切之社会，一切之事业，举人世间所有事，无能逃出其公例之外者。”
    这才是最严重的溃烂和最终极的伤口。
    直至1919—1920年孙中山撰写《建国方略》，始有所反省：
    “人类初出之时，亦与禽兽无异；再经几许万年之进化，而始长成人性。而人类之进化，于是乎起源。此期之进化原则，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
    A·B·Stout 担忧美国人同中国人混合会导致后代“因他们处于退化之中而咒骂他们的祖先”，“黄祸论”的针对者中国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果然迅速掀起了批判他们祖先的狂潮——将今日之落后归罪为祖宗之不肖，无疑是一种自我宽慰的捷径。而当梁启超在人生末年重新肯定孔子之时，那些经他之口说出的话，早已不可收回：
    “……人各相竞，专谋利己，而不顾他人之害，此即后来达尔文所谓生存竞争，优胜劣败，是动物之公共性，而人类亦所不免也……（这番议论）可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言论：近代学者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反思
                  
梁启超：呜呼，杨学遂亡中国！
                  
    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梁启超一度甚为膺服。故而在1900年关于“利己与爱他”的讨论中，梁旗帜鲜明地为杨朱翻案。说道：“昔中国杨朱以我立教，曰‘人人不拔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吾昔甚疑其言，甚恶其言，及观英、德诸国哲学大家之书，其所标名义与杨朱吻合者，不一而足”。在梁启超看来，杨朱之学可救中国。
   至民国初年，个人主义偕利己主义在中国四处蔓延，梁启超却惊呼：“今举中国皆杨也……呜呼，杨学遂亡中国！杨学遂亡中国！”

辜鸿铭：政治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为祸深远
                  
    张之洞晚年标榜“中体西用”，颇有以中国传统儒家的“义利”观修正物质主义至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用意。被辜鸿铭概括为“道德上的耶稣主义（中体）”和“政治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西用）”的古怪结合（马基雅维利主张为达成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辜鸿铭欣赏张之洞，但对“中体西用”的前途感到悲观：“当张之洞所教给中国文人学士和统治阶层的这种马基雅维利主义，被那些品德不如他高尚、心地不及他纯洁的人所采纳，诸如被袁世凯这种天生的卑鄙无耻之徒所采纳的时候，它对中国所产生的危害，甚至比李鸿章的庸俗和腐败所产生的危害还要大。”事实上，辛亥年之后民国溃败，正缘自这种政治上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中体”失落已久，“西用”泛滥成灾，迄今未止。

康有为：物质救国论
                  
    1905年，康有为周游西方列国后，发表了《物质救国论》，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刺激，深刻“反省”自己之前的政治立场：未出国门之前，以为西方致强之本，在于哲学精深，道德文明。如今到欧美12个国家转了一圈，才发现中国数十年的变法皆为“误行”。欧美的道德风气不如印度、中国，欧洲之所以强，乃是有物质之学：
    “欧洲百年来最著之效，则有国民学、物质学二者……中国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讲物质之学而已。”

杜亚泉：物欲泛滥的丛林世界不可能造就共和与宪政
      
    《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于1913年撰文反思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称自清末以来，中国社会已成丛林世界：
    “今日吾国之社会中，亟亟焉为生存欲所迫，皇皇焉为竞争心所趋，几有不可终日之势。物欲昌炽、理性梏亡，中华民国之国家，行将变成动物之薮泽矣。”
    杜亚泉总结说：物质主义的流行，给社会带来了三大祸害，一是刺激国民的竞争心，二是令人们的物质欲望亢奋，三是使人类陷于悲观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
    在杜亚泉看来，这样一个为物欲所绑架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共和和宪政的，它只会成为威权的温床：
    “物质竞争之社会中，而欲构成真正之共和国家，发生真正之立宪政治，吾知其决无是理也。”
    杜亚泉的判断是准确的。从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充满物质欲望的金钱主义社会，最容易建立的反是威权主义的专制政体，即：在私人领域放纵国民发财享乐，声色犬马，而在公共领域限制国民的政治自由，听凭国家权力由各种“有力”的利益集团角逐竞争，最高统治者则通过平衡各种对抗的物质势力，保持自己对主权的垄断。
    北洋年间的政局，恰是如此。

ys1937

1883==========================================
鸦片财政：以戕害民生为代价岂能强国

事件：清流领袖张之洞在山西全省禁烟
  
    本年，中外瞩目的中法战争呈现出了扩大化和持久化趋势，晚清官僚集团内部清流系领袖张之洞在山西所开展的禁烟运动，在某种程度上被这场战争所遮蔽掉了。这位新任山西巡抚，面对“几乎无县无之”泛滥全省的鸦片种植业，发出了山西乃是“鬼国”的悲叹。数年前惨烈的“丁戊奇荒”饿死上千万人，山西受灾最重，鸦片种植业的泛滥即是主因之一，深悉此中原委的张之洞，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忧心忡忡，感慨道：若不禁烟，再过几十年，山西就彻底完蛋了。故而，本年 4月，张之洞决心在山西全省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
    这场运动的重要性不在于它的成效——因为它根本就没有任何成效，随着次年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运动无疾而终——而在于：这位著名的清流领袖、坚定的禁烟者，此后不久却成了本土鸦片种植业的坚定的扶植者。《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清晰地窥见了张之洞这种诡异的转变：“所有总督除张之洞外都反对吸鸦片，张在理论上反对，但实际上并不反对”，因为张自己正在吸食鸦片。尤其是：他在《劝学篇》中痛陈鸦片之害；却又在给朝廷的奏折里极力描述鸦片税收对兴办洋务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张之洞仅仅是个典型的例子。为了洋务自强，而不惜放任甚至推广本土鸦片的种植和销售流通，进而获取丰厚的“鸦片税收”，其实已经成为晚清朝野的共识。几乎无人意识到：这种将国家利益绝对置于民生利益之上的思维定势，会对此后的中国产生怎样的恶劣影响，酿成怎样惨不忍睹的历史悲剧。
                  
伟大胜利：本土鸦片彻底战胜进口鸦片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鸦片之祸的标准化叙述的开端。这种标准化叙述过份强调了鸦片之祸的外来侵略性质，而刻意弱化甚至遮蔽了两个重要史实：其一，早在1840年之前，中国内地的罂粟种植和鸦片市场即已成型，雍正皇帝和嘉庆皇帝都曾屡次发布上谕严禁鸦片的生产与流通；其二，1840年之后，祸害中国百姓身心健康的鸦片，绝大部分是中国本土所产，进口鸦片所占比例极小。
    中国本土较为大量生产鸦片，始于1830年代。由于外国鸦片的涌入及吸食者日众，国人于是自印度引入鸦片自己种植。先传入云南，继而一路北上东进，最终遍及全国。
    1830-1857 年间，清廷采取了严禁鸦片的政策，种植鸦片者处斩，故而虽有种植，但区域并不广。1858年，为了筹集平乱军饷，清廷对进口鸦片上税，等于认可了进口鸦片合法化，随之，本土鸦片种植的禁令也名存实亡，本土鸦片产量随之大增。许多史料直观地记述下了这一变化——
    譬如，光绪年间，有人游览昆明，如此描述当地的罂粟种植：“出南门，绕过金马碧鸡坊，过迎恩堂，时暮春天气，罂粟盛开，满野缤纷，目遇成色。”当时，云南全省有约三分之一的耕地种植罂粟，鸦片已经成为该省最重要的农产品。
    再如贵州，罂粟的种植面积也相当之广，尤其集中在黔中部和东部地区。贵州鸦片品质极佳，价格又不高，几与洋货相抗衡，前来购买者络绎不绝。如开州、婺川等地，按当地官员的说法，是：“开垦之地半种洋烟……
    查种烟为近来民利大宗，积习己久，骤难禁革”。
    四川的罂粟种植则是后来居上。1883年，刘光第路经涪陵，对当地遍地罂粟的景象“不胜骇然”，他在日记《南旋记》中如此描述：“此地与忠州、丰都皆以种罂粟为要务，葫豌，菜、麦，至市他邑，故通市难觅菜油，日用则桐油，皆罂粟油也。”
    可以说，到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罂粟种植已遍及全国，再也找不到无大量罂粟种植业的省份了。北至蒙古、西至甘陕，南至闽粤，东至富庶的江浙山东，各省皆有大量土地用来种植罂粟，甚至成为许多农民的主业。著名传教士理雅各曾从北京由陆路旅行到镇江，沿途所见，“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土地上都布满了罂粟田”。
    国内罂粟种植面积的扩大和鸦片质量的提高，直接导致了外国进口和走私鸦片的逐年减少，至1880年代，国产鸦片数量早已超过了进口鸦片。据数据统计，到1879年，全国鸦片的自给率竟达到80.12 ％。到1881年，不仅波斯鸦片进口全部停止，而且据当年英国驻上海领事提交给本国的贸易报告所说，“在四川、云南、山西、陕西、甘肃和贵州等省，印度鸦片几乎都被赶出了市场，现在简直不再运往这些地方，那里的消费全部由中国产的鸦片供应了”。中国鸦片的发展速度惊人，仅过一年即1882年，本土鸦片已经不仅完全满足国内需要，而且可以出口了。“外国鸦片不仅在华西和西南地区，而且在沿海地区也正在逐渐让位于中国鸦片。就像华西的鸦片正在大批流入缅甸一样，东面的台湾和其它岛屿现在也从大陆获得其部分鸦片供货”。
    中国鸦片彻底将把外国鸦片赶出中国，看起来已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民族主义：晚清朝野扶植本土鸦片

    本土鸦片迅速取得对进口鸦片的决定性胜利，与晚清上至朝廷大员，下至普通知识分子对本土鸦片种植的扶持是密不可分的。正是他们的这种扶持态度，为本土鸦片种植业提供了生存空间——尽管，清廷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本土鸦片种植业合法。
    最先提出给本土鸦片种植业以生存空间的，是不赞成林则徐的严厉禁烟举措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在许看来，鸦片终究是禁不住的，反倒不如将鸦片贸易合法化，如此政府既可从中征税获利，又能制定一系列的政策规范鸦片贸易，譬如只能以货易货和严禁官员吸食等。许乃济后来被从四品官贬为六品官，成了“卖国贼”；他所反对的林则徐则因为坚决禁烟而获得了一枚民族英雄的历史标签。
    世事无常，历史更是充满了喜感。1847年，已调任陕西巡抚的林则徐完全改变了自己的“鸦片观”，反与许乃济成了“同道中人”。在给友人文海的回信中，林则徐如此说道：“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嗜洋烟而不嗜土烟。”在此时的林则徐看来，如果本土鸦片“胜于洋贩”，百姓自然都会乐意购买本国鸦片吸食，不再购买洋烟，如此，白银只在本国之内流通，“如人一身血脉贯注，何碍之有？”自然是毫无问题，怕只怕，那些吸惯了洋烟的人不爱国，不能回心转意支持国货——“第恐此种食烟之人未必回心向内耳！”
    当年许乃济被朝野内外同声唾骂遁无可遁终于声名狼藉，时移世易，如今却换作了禁烟派惶惶然战战兢兢不敢发言。晚清禁烟名士许珏在给湖南巡抚赵尔巽的一封信函中如此说道：“珏两年来疏陈请加洋土药税，未敢遽言禁者，因言禁则众皆以为迂图，势将置之不问；言加税则尚有裨财政，或冀采用其说。”——禁烟名士沦落到不敢轻易谈禁烟，否则即有被视作迂腐遭到耻笑的风险，可见流风之所向，颇有浩浩荡荡之势。
    用本土鸦片抵制进口鸦片的论调，在晚清朝野拥有广阔的市场。袁世凯的叔父刑部左侍郎袁保恒，在在光绪初年即曾明确扬言要扶植本土鸦片的方式抵制进口鸦片。他告知总税务司赫德：他将和其他人一起保护本国的鸦片种植，直到能够制止外人输人鸦片，那时本国才可停止种植鸦片。
    这种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鸦片商战”的概念，在1894年被郑观应明确概括提炼了出来，郑观应认为，“鸦片战”是对西方进行“商业之战”的首策。建议朝廷“弛令广种烟土”，以进行“鸦片战”——早在1862年，郑观应就已经开始提倡“以土抵洋”，建议民众多吃本国鸦片，少吃进口鸦片，并视之为固国卫民之道。
    1872年创办的《申报》，也极力提倡这种民族主义性质的“鸦片商战”。1873年 6月28日刊登的一篇题为《拟弛自种鸦片烟土禁论》的文章极力呼吁政府放松对土产鸦片的禁控，理由是：其一，国人既然喜食鸦片，放松对土产鸦片的禁控，政府一可征税，二可使数千万两白银留在国内，免致流失；其二，加强鸦片制作方法的改进，仿行印度办法，以适合国内消费者的口味，政府不但有巨额税收，农民也可以增加收入；其三，凭借征税而使鸦片售卖价格增高，贫者戒吸而富者渐减，最终自然不禁而禁。
    真正在政策上为土产鸦片松绑的，是直隶总督李鸿章和总理衙门。1874年，李鸿章与总理衙门首次向清廷提出“种烟驰禁”的主张，建议自行生产鸦片，以抵制进口鸦片。当时虽有许多大臣并不赞成，但李鸿章对自己的这一提议极为自信，在他看来，继续禁止本国生产鸦片，不过是“徒为外洋利薮之驱，授胥吏扰索之柄”，不过是便宜了洋人，方便了胥吏。

鸦片财政：为求“国富”而不惜牺牲“民强”

    在知识分子眼里，国产鸦片战胜进口鸦片，是民族主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但在朝廷内部大多数官员眼里，扶植国产鸦片的目的，则是为了获取可靠而且可观的财政收入。在知识分子们中间，禁烟是一种政治正确，民族主义也是一种政治正确，但后者高于前者，所以，可以为了后者而牺牲前者；在官僚系统内部，禁烟同样是一种政治正确，国家自强也同样是一种政治正确，后者高于前者，所以，同样可以为了后者而牺牲前者。
    这成了晚清上至朝廷，下至地方府县泛滥成灾的鸦片财政的“理论根源”。
    作为表面文章，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始终宣称对鸦片征税只是手段，禁烟才是终极目的，乃是“以征为禁”、“寓禁于征”。但事实是：禁烟只是幌子，征税才是目的。1877年，驻英公使郭嵩焘连上两道奏折，请求朝廷主持禁烟，两广总督刘坤一在一封私人信函中如此评价郭嵩焘的建议：
    “郭筠仙侍郎禁烟之议，万不能行。即以广东而论，海关司局每年所收洋药税厘约百万有奇，讵有既经禁烟仍收税厘之理！此项巨款为接济京、协各饷及地方一切需要，从何设法弥缝？……顾据实直陈，必触忌讳，不如暂缓置议，想朝廷不再垂询。”
    刘坤一说得很坦白：广东不能禁烟，因为鸦片财政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对郭嵩焘的奏折的处理方式，只能是搁置起来不做讨论，因为一讨论，就要涉及到禁烟这个政治正确的问题，而一旦禁烟，就要危及建立在鼓励本土鸦片种植基础上的鸦片财政。所以，“暂缓置议”是最好的处理方式——因为朝廷上下对鸦片财政早已达成默契，所谓暂缓，就是拒绝讨论，“想朝廷不再垂询”。
    晚清名士何启和胡礼垣也有过类似的论述：“今中国所急者财用，而厘税之入，以鸦片为大宗。洋药进口厘税六百万两，土药厘税名虽二百二十余万两，而实则二千余万两。是合洋药土药而计，每年值二千六百余万两。国家之利赖在此，官府之调剂在此，若舍此项，则补救无从，此所以禁烟之举，近年缄默无言也”。
    民国学者于恩德著有《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一书，对晚清的鸦片财政洞若观火：“盖当时朝廷深知鸦片弛禁每年可收巨款，又适值军用浩繁需款孔急，遂决定弛鸦片之禁公开收税。但禁与弛禁二者根本不相容，既弛禁则主禁之政策，决不能并立，而‘寓禁于征’之政策，亦实根本欺人之谈也。因吸烟者一经成瘾，苟非施以强迫之压力，不易戒除，虽倾家荡产售妻鬻女，而鸦片不能不吸。故‘寓禁于征’政策实行之结果，徒使吸烟者速至于‘家败人亡’之地步而已。况所谓‘寓禁于征’之主旨，乃在于‘征’，而非在于‘禁’。结果此种政策反成为禁烟成功之阻碍，因政府恃为利源，而不肯舍弃也。自鸦片弛禁之后，使大多数国民陷于万恶之毒害中，国力既因之而疲，国势亦因之而弱。”
    据史料记载及相关资料统计，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为 1亿两多一点，光绪三十一年的财政总收入至多不过 1.5亿两，光绪三十四年的中央财政收入增长至2.4191亿余两。而光绪三十一年的土洋药税厘收入总数为22610478两，光绪三十二年的土洋药税厘收入总数为23,507,550两，光绪三十三年的土洋药税厘收入总数为20,204,236两。也就是说，鸦片税收在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中至少维持在 10%以上的比例——如果考虑到中央政府所完整控制的仅仅是进口鸦片的税厘征收，在本土鸦片的税厘征收方面一直未能战胜地方政府，而后者又在整个鸦片市场上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那么，这个 10%的比例，显然是严重缩水了的。
    20世纪初，清廷迫于内外压力，开始禁烟。地方省份遂痛感财政收入与支出出现严重脱节。譬如1909年11月山西巡抚奏称：“本省进款，自开办统税，药厘一项骤短银二三十万，至本年禁种，更无税厘之可收。出款日增而入款转减，计三十三年已亏银七十万，三十四年将亏至百万，本年又加认海军开办经费，每年应允解银十五万，常年经费五万，本省审判庭及咨议局经费约共十万两，截至年终计须亏银一百四十万。”——山西向中央诉苦，然而中央同样没有钱，因为这么多年以来，中央同样也是一直在依赖着鸦片财政过日子。

结语：“国家”越来越重，“个人”越来越轻

    传教士哈德逊·泰罗于1890年代访问了中国的十余个省份，对鸦片在中国传播速度之快极为吃惊：“当我1854年第一次到中国时，鸦片上瘾的人相对较少，但近二十年鸦片迅速蔓延，近十年更快，现在吸食鸦片猖狂得惊人。”哈德逊·泰罗的观察是准确的，只是并不了解个中原因——1854年，距离鸦片战争已有14年之久，之所以国内鸦片上瘾人数还比较少，是因为1830年代至1858年，清廷一直对鸦片执行严禁政策；自1858年开始，转而实施驰禁政策，国内鸦片吸食人数随即迅速上升。
    这一政策转变的背景，是洋务运动的兴起。洋务运动的口号是“自强”，具体而言，是国家或者说是朝廷的自强——李鸿章们多年来始终致力于国有企业尤其是国防军工企业的发展，即是例证。在寻求“国家自强”的伟大目标下，本土鸦片的禁令悄然解封，民众的健康悄然让位于税源的开拓——林则徐未必不知道鸦片对人体的毒害，1838年，他曾大声疾呼过“（鸦片之祸不除）十年之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然而，到了1847，他所关心的，已只是如何保护朝廷的财政安全，倘若鼓励国民吸食本土鸦片能防止白银外流，则是善莫大焉。这种转变，同样体现在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身上。
    中国传统政治理念由此悄然发生转向——从“朝廷不可与民争利”进化到了“国家不惜害民以取利”。正是从洋务运动开始，“国家富强”日趋上升成为最顶端的政治正确，在这一政治正确的大帽子下面，民生一再被“合法蹂躏”，晚清鸦片财政不过是其中一例罢了。
            
言论：郭嵩焘观察到地方政府是鸦片种植扩大化的幕后推手
                  
李鸿章：先用本土鸦片赶走进口鸦片，再禁掉本土鸦片
                  
    1880年，李鸿章上奏请求对本土鸦片征收轻税，以提高其对进口鸦片的市场竞争力：“土烟之毒究比洋药为轻，而民财亦不外耗；傥将来洋商无利可图，洋药渐不来华，再增土药税厘益加厉禁，尚未为晚。”
    实际上，在此之前，地方大员借口“以土抵洋”而行征税之实的情况已非常普遍。自咸丰九年( 1859 )，产烟大省云南开征土药税，各省相继仿效，以此为地方一大税源。

郭嵩焘：地方政府是鸦片种植扩大化的幕后推手
                  
    鸦片贸易合法化导致鸦片吸食需求量的大幅增长，加之本土鸦片成本低廉，贩者与地方政府均可从中渔利，遂促使国内鸦片种植面积越来越广。
    郭嵩焘曾敏锐地观察到了地方政府在鸦片种植扩大化中起到的积极作用：“种罂粟一亩所出，视农田数倍，力又复减省，州县因之添设陋规，私收鸦片烟土税，亦数倍于常赋，官民皆有所利，以至四处蔓延。”

阿礼国：中国想无节制种植罂粟挤走进口鸦片
                  
    总理衙门曾措辞强硬地照会英国领事阿礼国：如果英国不愿停止鸦片贸易，中国最后一招将是取消栽种罂粟的禁令。阿礼国深觉事态严重，1871年，他提醒英国国会说：
    “大量的罂粟种植在中国蔓延，中国政府正打着如意算盘，如果中国不能与英国政府言归于好或共同协商的话，中国就会无节制地种植罂粟，使鸦片价格下跌，他们这样做是以为他们能用自己的鸦片挤走进口鸦片。”但英国政府并不太相信中国本土鸦片的质量足于取代进口鸦片。

古吴钓叟：以本土广种鸦片的方式禁烟才是明智之举
      
    《万国公报》1892刊发署名古吴钓叟的文章，作者对传统的禁烟观念持反对态度，称单纯的禁止罂粟的言论是极端愚蠢的。作者主张推行“不禁自禁”之法：
    “有种烟一法尤为至善之法。夫西人售烟专中国之利，中国种烟夺西人之利；西烟道远价贵，中烟产近价贱，吸者畏贵喜贱，则中烟将争购，西烟将不售，则银亦不入西国矣”。
    “且西人烟售中国已矣，既禁之不能，拒之不可，莫妙于中国种烟而使西烟不售，此策之至善者也。如更听民种烟，则外国之烟不能种，于中国则贩烟者将折耗而不来，殆至外国之贩烟不来，而后中国之种烟斯可议禁矣，斯时也而后禁种焉。”
    文章还援引了美国人林乐知开禁鸦片的主张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古吴钓叟称：林乐知所著《中西关系略论》主张开土药种贩吸之禁、以保利权，是对待鸦片问题的权宜之计，也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系不得已之选择。并感慨：
    “林君美国人也，乃能见及此而进忠言，而华人反见不及此而置之不论，岂旁观者清而当局者迷耶? 何不思之甚也！”

ys1937

1884=========================================
两广总督临终请求朝廷开设议院

事件：两广总督张树声遗折请求朝廷开设议院
  
    本年，中法马尾之战，福建水师损失殆尽。与此同时，洋务自强运动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自强运动领袖恭亲王遭遇贬斥，朝廷核心决策层大换血，慈禧太后正式登上晚清政治舞台。
    马尾的惨败，与恭亲王的下台，伴随着对自强改革既定路线方针的质疑——本年年末，淮军二号人物，两广总督张树声临终之际，留下了一道《遗折》，请求朝廷在自强改革路线上摒弃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条，引进西方的议会制度。张树声说：议会制度是西方强盛的根源，唯引入议会制，才能完成自强改革谋求国家富强的目的。这是帝国封疆大吏首次明确提议开设议会。
    回溯议会政治在晚清中国的流传和认识过程，可以清晰地窥见一条近代化转型的歧路。
                  
徐继畲：西土之桃花源有一种议会制

    1844年 1月的厦门气温微冷潮湿，美国传教士 David Abeel再次偶遇福建巡抚徐继畲。这位“最爱寻根究底的中国高级官员”，如往常一样拉住 David Abeel，要他将西方世界已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细细讲来，最后，他们渡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我们提出，拿一本地图集，向他说明最感兴趣的各个地方和区域。对此，他欣然表示赞同。我们尽量（使语言）简洁，在一个下午时间内，给他介绍了尽可能多的基本情况。”
    当然，David Abeel 也有一点小小的遗憾，他送了巡抚大人一本《新约全书》，然而，“他对了解尘世间各国的状况，比聆听天国的真理急切得多”。
    五年后，徐继畲写了一本名为《瀛寰志略》的著作。
    这本书给徐继畲的仕途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但却赢得了美国人的好感，使他在那个年代的美国成为一个传奇。因为他在书中如此描述了美国第一任总统：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之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徐并不将西方视为蛮夷。《瀛寰志略》里详细描述了英国的议会体制，认为在这种体制下，“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并强调这种体制在欧美世界早已普及——“此制欧罗巴诸国皆从同，不独英吉利也。”徐还告诉国人，在西方存在着一个真实的理想国——瑞士国依靠民众推举的“乡官”治理国家，“不立王侯”，“国无苛政，风俗俭朴淳良，数百年不见兵革”，乃是“西土之桃花源”。
    然而，与其说徐是在赞美西方，倒不如说是在缅怀儒家三代时期的政治理想。正如伏尔泰时代的欧洲把清朝的皇帝们幻想成品德最为高尚的哲人王一样，徐继畲同样在按照自己的需要美化西方——譬如赞美西方“关有税而田无赋”。轻徭薄赋恰恰正是儒家政治理想中盛世的重要标准，华盛顿的禅让更是“三代之遗意”——尽管欧洲的田地其实是有赋，华盛顿不做总统与禅让也完全是两码事。徐不过是在借西方开化之酒，浇自己胸中东方帝国迷失的块垒。至于学习借鉴，则是远远是谈不上的。在1850年因洋人租住福州神光寺而引发的那场严重的驱逐洋人出城的“神光寺事件”中，罢官回乡闲居的林则徐因为主张强硬驱逐而被朝廷重新启用，徐继畲则成为林的反面，丢了乌纱——然而，与林则徐一样，徐继畲同样力图驱逐洋人，只不过希望缓办，不想硬来罢了。徐继畲并无意拥抱西方。
     《瀛寰志略》说到底是只一部世界地理常识普及读本，并无深究西方近代政治制度本末的意图。同时代的林则徐、魏源们也都曾提及议会，和徐继畲一样，其目的也仅仅只是为了了解敌人，并无丝毫移植或者借鉴的意向。所以，在徐继畲之后，随着自强改革的启动，西方的议会制被国人遗忘了整整三十年。

张树声：议会制度是自强改革成功的工具

    自徐继畲之后近30年，中国士大夫几乎无人提倡议会民主。
    英国传教士1840年代在上海创办的墨海书馆，是那个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接触的最前端的文化中心。1859年，王韬、蒋剑人与伟烈亚力在墨海书馆内闲谈，伟烈亚力与他们谈及西方男女平等的思想以及君民同治的理念，蒋剑人很不以为然，反驳说：“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庶人不议。英之议会，如使行于中国，大乱之道也。”伟烈亚力回应说：西政的长处正在于尊重民意，“下悦而上行，不敢以一人揽其权”，这一点恰恰是中国所应该效仿的。然而在王韬看来，这种议会民主并不适合中国国情，“泰西列国，地小民聚一日可以遍告。中国则不能也。中外异治，庶人之清议难以佐大廷之嘉猷也。”
    对议会制的接受与对自强改革的失望是同步的。晚清知识分子曾热烈期盼在坚守既有的制度文明的基础上，引入西方的技术文明，迅速实现帝国的中兴。现实带来的，则是一次次的失望。1882年，王韬将自己十年来在《循环日报》所发表的文字辑为《弢园文录外编》发表问世，已完全抛弃了当年“议会民主不符合中国国情”的看法。全书以西方议会为中心，大谈英国的政治特色为“君民共主”。
    王韬说：英国之强盛，所倚仗的，不过是“上下情通”：“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议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可行；民可而君否，亦不可行。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此君民共主也。”王韬认为：君民共主则国家强盛，君主专制则国家腐败。并举普、法两国为例，称1870年普鲁士之所以能战胜法国，即因为前者为“议会君主制”，后者为“专制君主制”。所以，“中国欲谋富强，固不必求他术也”，只需实行议会制度。
    1884年引发朝野唏嘘的两江总督张树声的《遗折》，与王韬的观点相差无几。《遗折》如此说道：
    “微臣病势垂危，谨伏枕口授遗折，望阙叩头恭谢天恩……臣以寒素，起自兵间，荷列圣拔于庸众之中，……如臣遭遇之隆，夫复何撼。然而眷眷愚诚尚有不能恝然者，则以外患日亟，寰海骚然。皇太后、皇上宵旰忧劳，而臣犬马余生，竟先填沟壑，报效无期也。
    溯自五洲万国通市款关，泰西之人负英鸷之性，扩富强之图。由制器而通商，由通商而练兵，挟其轮船枪炮之坚利，以与我中国从事。数十年来，俄罗斯侵略轶于北方，日本窥伺于东海，英吉利由印度缅甸以规滇藏，法兰西据西贡海防而谋滇粤。雎盱忸状，日益难制。而中国蹈常习故，衣冠而救焚，揖让而拯溺，其何以济耶？
    近岁以来，士大夫渐明外交，言洋务筹海防，中外同声矣。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教育文化远逊中华，然驯至富强，俱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重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是恃欤？福州马江之役，聚兵船与敌相持，彼此皆木壳船也。一旦炮发，我船尽毁，此亦已事之鉴矣。今台湾告急，援济无方，窃虑琼州将踵其后。若敌得志，台琼祸患之殷何可推测。此微臣所以终夜感愤，虽与世长辞，终难瞑目者也。
    ……圣人万物为师，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中外臣工同心图治，勿以游移而误事，勿以浮议而隳功，尽穷变通久之宜，以尊国家灵长之业，则微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
    1884年人生最后时刻的这番哀言，并不意味着张树声真的了解议会体制。许多年前，张曾在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撰文称“为政之道在于养民”；1878年论及自强之策时，张又曾如此说道：“论中国声明文物，高出万国之上，
    自强之道，除练兵、造船、简器数端外，原不必一一效法西人”。所以，说张树声主张采纳“西体”，引入西方政治制度，只是一种误解。在张看来，自强运动要想取得成功，需要坚持三点：一是坚守中国的固有政治文化；二是引入议会制度，三是采纳西方技术。
    在张树声这里，议会制只是一种服务于自强改革的工具。

何启、胡礼垣：议会政治的核心是倡导民权

    何启与胡礼垣早年同为香港皇仁书院的学生，日后，何远赴英国取得医学及法律学位，胡则在香港《循环日报》担任翻译。1887-1901 年间，何、胡二人撰写了大量时政改革的论文，后汇辑成《新政真诠》一书出版。二人的政论广泛流播于晚清知识分子们中间，尤其是二人对议会政治的论述。
    何、胡二人受过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的影响。所以，在谈及议会政治时，并不如张树声等体制内人士那般，仅仅将其视作达成“君民一体”的手段。在何、胡看来，近代西方之所以强盛，是因为他们重视“民权”——西方因重视民权而强，中国因忽视民权而弱，中国若要自强，必须重振民权，而重振民权的不二法门，则是开设议会或者国会。“设议院，立议员，复民权”，才是中国未来的光明大道。
    将“民权”与议会政治结合起来论述，是何、胡二人对晚清政治思想演进的巨大贡献。由此，议会政治不再仅仅作为“晚清自强改革的工具”而被提倡，而成为一种完全独立的新政治思潮。
    可想而知，何、胡二人关于议会政治的核心在于“发扬民权”的观点，必然遭遇体制内儒家知识分子们的抵制。恰也正是因为民权论流播甚广，所以，如张之洞这般的重臣也不得不站出来明确作一番抵制。张在19世纪90年代与康、梁一起以改革派的面目活跃于政坛，但张认为，议会最重要的作用是实现“君民一体”，而不是“复民权”。在《劝学篇》中，张如此说道：
    “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庆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子不从父，妇不从夫，贱不服贵，弱肉强食，不尽灭人类不止。”
    也许正因为议会政治已与民权结合在了一起，所以，原本对议会政治并无成见的张之洞，此时却明确表示：“方今朝政清明，果有忠爱之心，治安之策，何患其不能上达，国会绝无必要”——不但拒绝“民权论”，连“君民一体论”也彻底否定了。。
    作为回应，何、胡二人也撰写了一篇文章，其中如此说道：
    “夫议院之设，所以宣上德，通下情也。民权者，合一国之君民，上下一心者也。人人有权，其国必兴；人人无权，其国必废。苟复民权而设议院，则兴利除弊，雷厉风行，远至迩安，君民惬洽，诚中国之福也。”
    话虽然说得委婉，没有张之洞那么杀气腾腾，但对民权的坚持，却毫不动摇。
    张朋元教授曾如此评价何启与胡礼垣在中国近代议会政治理念演进中的地位：“何、胡以权利与议院相结合，有其划时代的意义，是议院论的又一次突破。此后之谈议院者，不能不强调权利；谈权利者，必要求开议院，中国之走向议会政治，就显得更有声势。”换言之，自此之后，近代中国之谈议会政治者，已无法无视议会政治背后的自由、民权理念。议会政治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工具，而成为一种不可回避的近代政治文明。

结语：政治投机者康有为使晚清错失议会政治之路

    1840年代，徐继畲只是单纯地介绍了议会政治；30年后，张树声们希望用议会政治来修正和挽救久无成效的自强改革；直到1890年代，国人才逐渐真正理解议会制度的真义——它不是一种可以简单移植的政治工具，而是一种需要认真学习的政治文明。
    1890年代，由此也成为中国近代最有可能实现议会政治的时代。用张朋元教授的话说，是“思想界开国会的观念在19世纪90年代大致已经成熟”。戊戌维新旗手康有为在 1884-1898年间，先后七次上书清廷，呼吁政治改革，其中四次上书均重点提到开设国会或者议院，认为中国自强之道，必须“上师尧舜三代，外采东西强国，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但从第五次上书开始，康有为即闭口不谈议会或者国会，转而极力劝说皇帝开设制度局。在《自编年谱》中，康甚至说：当时有大臣给皇帝递折子请求开设议会，是自己鼓动皇帝拒绝了这些建议。
    维新失败之后，康有为曾解释过自己为何反对议会政治，理由是：朝中“旧党盈塞”，强行开设议院，乃“取乱之道”，即便最终开设了起来，“议院亦徒存虚名而已”，更何况，中国“民智未开”，开设议院的条件尚不成熟。
    康的辩解是无力的。因为他用来取代国会的机构，是一个叫做“制度局”的东西。这个机构的性质，是维新变法的总司令部；下设十二专门分局，负责各项维新事宜，地方则一律开设民政局与新政局，推行新政。按史家黄彰健理解：开设制度局，是康有为在企图架空国家自中央到地方的所有行政机构——既然朝中“旧党盈塞”，那么，开设国会和开设制度局，哪个招来的阻力会更大？
    真正的理由是：康有为受到了皇帝的召见——康在野时极力宣传上下两院的议会政治，提倡民权，希望以民权约束君权，进而推动改革；被召见之后，受到君权的青睐，遂弃民权与国会于不顾，一意要做帝师和开设制度局。这一点，在别的地方同样可以窥见：被皇帝召见之后，康有为迅速组织人手将自己著作中那些提倡民权的句子改窜为“尊圣扶教”的言论。
    一个维新领袖，没有坚定的政治理念，可以随时势动荡和个人浮沉随意改变自己的政见，这样的人，总不过只是一个政治投机者。以此反观康有为在戊戌年之前那些提倡议会和民权的言论，或者其不过是在赶一场政治时髦罢了，民权政治从来就没有真正变成康有为的政治信仰。中国没有能够在1890年代完成议会政治，此后，更好的时机再也没有到来。
            
言论：梁启超称民智未开不可骤兴议会政治
                  
李佳白：中国无“民权”可言
                  
    美国传教士李佳白1883年来华，极力呼吁中国实行议会政治。其在《万国公报》第 169期上刊文，称美国民权极发达，而中国则几乎无民权：
    “美国民权之大，甲于天下，……官无一非人民所公举。且人民可以议国政之优劣，可以论官长之贤否，所以政即民政，权即民权，国主即民主。孟子曰：民为贵，君为轻，此之谓也。至于中国，自宰相而下，至各处地方官，无一非皇帝简派，升降黜陟，亦一听皇帝之意旨。而人民议国政之优劣，论官长之贤否者，以叛乱论。”

俄国驻华公使：告诫恭亲王警惕民主会让满清失去政权
                  
    传教士李提摩太长期在中国传教，著有《泰西新史揽要》一书，书中极力倡导议会政治。此书曾被呈送光绪皇帝。俄国驻华公使Count Cassini 曾询问恭亲王亦訢对此书的看法。亦訢表示“对中国可谓大有裨益”，Count Cassini 警告他说：
    “那么，我恐怕你未明了此书之精神了。它教导人何谓民主，反对专制。如果这种观念一旦成为潮流，你们六百万满洲人在自由选举的情形下，必为四亿多的汉人赶逐下台，而你亦须卷席归田。”

胡汉民：康有为不再提议会政治是私心作祟
                  
    胡汉民1905年在东京演讲，曾如此解读康有为戊戌年突然不提议会政治的缘由：
    “（戊戌年）康有为的议论却比从前退缩几分。从前讲立宪，就是君主立宪，也须开个议院。（康）前时因为草茅新进，官职不高，或者立宪条陈，被一封谕旨弄个贵族议员，岂不是非常荣耀？及特旨召见，（自以为）指日可以大用……何患不得大位？……万一朝家错会了意，以为康有为意在立法，正要使他做议员，那时岂不抱屈？岂不辜负了非常的知遇？因此康有为的议论变了，以为实在连议院都可以不必开，宪法可以不定，有这般一个好皇帝，但求变法就够了。”

梁启超：民智未开不可骤然开设开议院
      
    梁启超在1896年发表的《古议院考》，开篇即说：“问泰西各国何以强？曰：议院哉，议院哉。”
    “问议院之立，其意何在？曰：君权与民权合，则情易通；议法与行法分，则事易就”
    但梁启超似乎并不主张马上开设议院，因为中国民智尚未开化：“凡国必风气已开，文学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设议院。今日而开议院，取乱之道也。故强国以议院为本，议院以学校为本”。
    然而，梁后来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有一段自述，专门谈及1898年他在湖南时务学堂的所作所为：
    “（我在时务学堂讲学）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盛倡革命……时学生皆住舍，不与外通，堂内空气日日激变，外间莫或知之。及年假，诸生归省，出札记示亲友，全湘大哗。”
    当时，梁曾极力建议湖南巡抚陈宝箴开设新政局和课吏堂，而此前，谭嗣同等人已在湖南组织起了南学会。梁后来在《戊戌政变记》中如此说道：“南学会实隐寓众议院之规模，课吏堂实隐寓贵族院之规模；新政局实隐寓中央政府之规模。”
    由此看来，梁启超实处于一种极纠结的境地，一方面担忧民智未开，议会民主会造成乱局；一方面却又亲自在大力推动议会政治。这种纠结，困扰了近代知识分子近百年。

ys1937

1885===========================================
体制病：个人权斗绑架国家战争

事件：清廷与法国签订和约，终结中法战争
  
    “猛拍阑干思往事，一场春梦不分明。”——1884年，恭亲王被慈禧逐出朝廷核心决策层后有感。
    本年 6月，清廷与法国在天津签订和约，终结中法战争。清廷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西南边疆亦不得不对外国开放。后世论及此事，痛心疾首处，有“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之语。
    这种说法流播至今，其实并不符合历史实情。彼时，清廷已是强弩之末，水师全军覆没，陆军中世纪色彩浓厚，可胜一时而不能持久；战事连绵两年有余，朝廷财政已然濒临崩溃；加之日、俄构衅……在不赔款、不割地的前提下，做出一定让步签订和约，乃是明智的选择。
    但是，在这种“明智”背后，另有一种体制病在隐隐作疼。当慈禧太后1884年以中法战争为筹码驱逐掉恭亲王，视国家安全如儿戏时，许多人就已经觉察到了这种体制病：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竟可以为了个人权斗而绑架国家重大事务决策，甚至于绑架一场国家战争，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1885年不存在什么“不胜而胜，不败而败”，然而，如果朝廷决策机制不是如此地糟糕，整个中法战争，本是可以避免的，至少，也不至于搞到战事连绵数年，马尾水师全军覆没，国库几乎被彻底掏空的局面。
                  
盛昱：善意奏折被恶意利用

    1884年 4月 3日，左庶子盛昱（左图）上书朝廷，责备张佩纶、李鸿藻等举荐将领不当，导致前线部队败绩，并同时涉及军机大臣奕訢等人。盛昱说：
    “越南战事错失良机，议者都说责任在于云南巡抚唐炯和广西巡抚徐延旭……奴才以为，唐炯、徐延旭坐误事机，其罪当然无可宽恕，但是，枢要之臣蒙蔽推诿之罪，比唐炯、徐延旭之流还要严重……外间众口一词，说唐、徐二人是侍讲学士张佩纶所推荐，协办大学士李鸿藻所力保……恭亲王等人久在中枢，并非没有知人之明……居然也俯仰徘徊，坐观成败……有臣如此，皇太后、皇上不加责备，何以对祖宗，何以答天下?”
    盛昱希望朝廷明降谕旨训斥军机大臣及张佩纶等人，责成他们戴罪立功。并希望朝廷藉此将主战的立场明确宣示天下，造就一种举国合力抗击法国的形势：“中外大小臣工，敢有言及弃地赔款者，即属乱臣，立置重典，不以小胜而喜，不以迭挫而忧”。
    然而，盛昱所不知道的是，他所指出的朝廷在和与战之间徘徊的局面，恰恰正是慈禧玩弄两面手法的结果。一方面，慈禧在将奕訢推上处理中法冲突的前台之后，即不再透露自己关于和、战的任何意见；另一方面，既屡屡以谕旨安抚李鸿章，要求他“维持和局”，同时又鼓励纵容朝中清流弹劾李鸿章和他的“和局”。慈禧的这种态度，直接导致恭亲王和军机处在中法冲突问题上无所作为，因循敷衍，是和是战，始终没有定见。
    盛昱终将为自己这道冒失的奏折而后悔不已。数天之后，慈禧发布上谕，以“谬执成见”、“因循日甚”的罪名，对整个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作了一次彻底的大换血。礼亲王世铎取代恭亲王奕訢执掌军机处，原军机处成员无一留用，全部按照慈禧的意志替换。这一被后世称作“甲申易枢事件”的重磅政治炸弹，导火索正是盛昱的奏折。
    礼亲王世铎素以贪财好货以及无能著称，军机处实际上落到了慈禧的亲信醇亲王奕譞手中。奕譞的能力同样无法与奕訢相提并论。盛昱试图补救，与一班官员再次上书，以军机处职责重大，必须依靠有能力的专业人才办理为由，要求朝廷收回谕旨——“枢机重任，责成宜专，请收回成命”。但可想而知，结果只能是碰壁。
    大多数历史著作在谈到“甲申易枢事件”时，都习惯性地将慈禧视作主战派，与恭亲王为代表的主和派划清界限，并将主战与主和的矛盾看作“甲申易枢事件”的主要矛盾。这是一种极其严重的误解。首先，在慈禧训斥恭亲王的谕旨里，找不到任何关于中法之间是战是和的字眼；其次，“甲申易枢”之后，慈禧同样并不是什么“主战派的代表”。慈禧根本不关心战还是和，她关心的，只是如何借朝廷内部的战、和分歧扳倒恭亲王，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
    仅举一例即可说明这一点：罢免恭亲王，任命一贯主战的醇亲王主持总理衙门，是在当年旧历三月十七日；当月二十五日，慈禧又秘密谕旨李鸿章，要他通盘筹划，“保全中法和局”，并赋予其酌情办理的特权。军机处走马换将，两面手法依旧，前方将士仍然不知所措，盛昱所希望的“朝廷明确战、和之策”，仍然只是水月镜花。

慈禧：究竟打洋人可是与粤匪一样?

    搞掉了主和的恭亲王，换上了主战的醇亲王。但慈禧对这场战争实则完全没有概念。其召见将领史念祖时的一段对话，完全暴露了慈禧对正在进行中的中法战争的一无所知：
    慈禧：“你带队打仗都在些什么地方? ”
    史念祖：“安徽、山东、湖北、河南。”
    “现在法人欺侮中国太甚，说话的人也多，也有说非战不可的；也有说和的好的。中国受欺不是一年，您想这回五条都是步步退人，其势万不能忍。论中国与洋人呢，自然是和好的好。但是，中国总要能战，而和才是真和，要是样样依他，越求和越不得了。即以这回五条而论，如果自此以后，永远不起波斓，中国让洋人也不是一年了。”
    “太后无非俯念两国苍生，不忍开衅，圣心苦衷，天下共见，就是再添五条，臣愚以为太后也未必不勉如所请，怕的是五条才答应，不上半年，又出题目，将来想战不能战了。”
    “可不是，可不是。( 上意甚喜 )。如果能保永远无夺，皇天上鉴，谁愿意开这个大衅? 然而，颇有说中国现在力弱，断断不可战的。”
    “论现在器械，诚然有不如他的地方。臣以为二十年讲求机器，不为不久，买炮买船，花钱不为不多，到如今还不能一战，到底等到何年? ”
    “就是这个没有日期，永远没有有把握的时候，真不成事。( 少停 )你在营里带队多年，打的是粤匪，是捻匪，还是回匪? ”
    “粤匪、捻匪都打过，后来各省肃清，蒙太后天恩，( 忘却磕头 )简放甘肃安肃道，也打过回匪。”
    “究竟打洋人可是与粤匪一样? 他们颇说全然不同。这一回北宁竟弄成不战而逃，可恨已极。”
    “自道光二十一年以后，并没有见谁与洋人真大打过。说不同的，大约也是悬揣。臣总以为，无论打什么仗，将要有谋，兵要有勇，都是同的。”
    “是呀。”
    “至于不战而逃，实在是统帅不知兵，并不是洋人狠。”
    “你说的是。他们都说洋人上岸，不如我们；海里，我们不如他。”
    “海里也不是人不如他，是船不如他。他在海里，能全仗住船好，炮好，上岸全要凭人，他先失其所长了。”( 少停 )
    “现在都换了知兵督抚，也不知事情如何?”
    “太后请放心，知兵的督抚虽没有十分把握，此后总可有胜负，无溃逃。中国久不与洋人开仗，漫漫的把风气开了，连兵勇渐渐也就不怕他了。”
    “可不是，所以万不能再往下获弄了。”( 按：获弄，即糊弄，北京方言，意谓蒙混。 )
    “这一回太后天威震怒（指甲申易枢），固然出于不得己，也是看着一年难办一年。臣尝同朋友论到人才难得。粤匪平定二十多年了，当日带兵四、五十岁的，现在都没有了。”
    “当日二三十岁当兵的，现在都四五十岁了。”
    “太后圣明，想人到四五十岁，除非做统领大将，自然是老成的好，其余连营哨官，也要壮年耐劳! 一此刻再犹疑，将来何堪设想? ”
    “你见得很是。你知道历年总理衙门，如文祥他们，专讲获弄，凡遇洋人麻缠，怕我生气，都瞒住我，颇有多少下不去的事，我几乎不与闻。( 少停 )现在弄到如此。( 又少停 )大沽海口你见过么? 这是最要紧的。”
    “太后圣心万安，大沽天险，自同治末年线沙一天长一天。李鸿章受国厚恩，以重兵防一处，似乎不至再叫太后受惊。”
    慈禧对清军与洋人作战的胜负优劣毫无了解，希望从史念祖处得到些有用的信息，史念祖却唯唯诺诺，一味只顾着揣摩迎合慈禧的话锋。这段对话发生于甲申易枢之后——随后中法战争何以会继续处于一种战、和不定的困局之中，此段对话已能够提供充分的解释。即便是在清廷正式对法宣战之后，慈禧仍然没有放弃她自以为高明的两面手法，所以最后才有了福建水师在猝不及防下的全军覆没。

奕譞：妄想提前发动一场“义和团运动”

    慈禧如此，她选择用来取代主和的恭亲王的醇亲王奕譞，对这场战争所持的观点则更加离奇。
    奕譞始终主战，而且一贯主张大力发动群众来搞排外运动。早在同治九年，天津教案爆发之后，奕譞即曾表达过对奕訢、曾国藩等人处理方式的极度不满，以辞职相要挟，愤然向慈禧递送密折：
    “欲复深仇，全赖各省民心，大吏筹措，而其权实操之于内。即如上年天津之案，民心皆有义愤，天下皆引领以望，乃诸臣不趁势推之于民以喝夷，但杀民以谢夷。且以恐震惊宫阙一语，以阻众志……不但一时全局荡然，自后亦难望转机矣。”
    曾国藩事后也承认，以杀害中国百姓为洋人抵命的方式了解天津教案，确实是自己所犯下的严重错误。奕譞对这一点的批判是中肯的，但值得警惕的是，奕譞希望政府引导民愤，以此向洋人复仇。这跟若干年后，慈禧太后所搞出来的那场义和团运动的出发点，实在极其相似。
    奕譞对利用民众来抗击洋人，有自己的一套理论：
    “夷怕民，民怕官，官怕总，总怕夷。此外间自来俗论。此关打破，百事可成。我之不振，在乎悠忽于平日，仓卒于临时，而以俯就为妙策，以发愤为盲谈，廿载驹光，因循浪掷，实为可惜。”
    具体该怎么做呢？奕譞也有谈到：
    “（假如）舍炮台而讲清野，舍船费( 此指铁甲 )而练民团，彼以整，我以散，头头设伏，处处邀截，彼之火药有尽，我之刀矛无穷，加以炸器惊其马，水军抢其船，进无所获，退无所归，似乎一两仗后，彼气自馁矣。”
    坚壁清野、全民发动、节节设伏、以刀茅对抗火器，这种作战方式，与若干年后的义和团，是何等相似。
    而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奕譞的这一备战方案，得到了慈禧的认可。不思讲求军事技术的近代化，反而迷信于驱民众为炮灰，希望将洋人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无论如何，都是一件让人寒心的事情。倘若中法战争没有在1885年结束，奕譞所希望的这种“人民战争”会不会被当局煽动起来，实在犹未可知。

结语：朝野上下要求朝廷实行“民主决策”

    中法战争的仓皇落幕，给一众期望中兴的朝野知识分子们带来了无限的遗憾。尤其是战争末期那几场偶然、无法复制的胜利（譬如镇南关大捷），让中兴的荣光转瞬即逝，自然更是加重了这种失落感。故而，这场战争最后得了个“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的评价。
    但最高决策层认为和议是及时和明智的，中法双方的现状也确实能够支持这一论断。然而，朝、野两个层次对战争的批判和反思，还是给帝国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巨大改变。
    对那些无法接触到这场战争的核心决策内幕的在野知识分子而言，“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实乃咄咄怪事，这种屈辱只能归咎为清廷的腐败。若干年后，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如此追述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乙酉”，即1885年，那一年，孙中山20岁。
    体制内知识分子们显然比孙中山们看得更加清楚——如果不是朝廷自始至终“战、和不定”，这场战争本不至于打成如此惨局。而朝廷之所以长期“战、和不定”，不过是处于最高决策层的两三人之间忙于个人权斗，而且不惜为赢得个人权斗而以国家战争为筹码。
    两广总督张树声和他的淮军，正是在这场战争中成了朝廷战、和不定的牺牲品。临终之际，张竭力呼吁朝廷开设议院，实有深意——张试图以议院制度来取代现有的最高层决策制度，须众人“民主”论政于议院，而不是一、二人“独裁”论政于深宫，方可避免福建水师全军覆没的惨剧重演。
    与张树声持同样意见的体制内知识分子非常之多。譬如：汤寿潜建议搞“上院”和“下院”，前者由在京高级官僚组成，后者由在京中下层官僚组成，凡有政事，上、下两院各抒己见，做出决策，最后由宰相“上之天子，请如议行”；陈虬则主张在京师设置都察院，其中设议员36人，由中央各部推举，以此机构议论国事……诸如此类。
    一如前文（《1884：两广总督临终请求朝廷开设议院》）所言，张树声们所掀起的请求朝廷开设议会的舆论潮，与西方以弘扬民权为核心的议会制度并不是一码事。体制内知识分子试图照搬西方议会的形式来弥补帝国独裁决策体制的弊病，虽只是缘木求鱼，但只要将“求鱼”坚持下去，“鱼”终究会来；对体制内决策“民主”的呼吁，终究会扩散到体制之外。

言论： 李鸿章认为不可被越南利用而与法国开战
                  
赫德：总理衙门对前方军队的胜利深感担忧
                  
    中国军队收复谅山之后，总税务司赫德电告代表清廷正在与法国方面谈判的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
    “（奕譞所领导的）总理衙门惟恐谅山的胜利会使宫廷听从那些不负责任的主战言论，急于迅速解决。一个星期的耽延，也许会使我们三个月以来不断努力和耐心取得的成就完全搁浅。”

李鸿章：中国本不必为藩属国而与法国开战
                  
    李鸿章自始至终认为中国不必为了越南而与法国开战，理由是各属国不是中国领土：
    “窃查中国之于属邦，向止循封贡虚文，并不干预其政事，侵占其土地，原系圣朝宽大之典。自欧洲各国东来，窥见此意，遂生觊觎。其在南洋与英、法占地相近者，如缅甸、暹罗，旧皆我属，今已为英人分治，其国君拥虚位而已。”
    在李鸿章看来，越南已“阴降于法”，同时又蛇鼠两端，中国出兵代其征伐，有百害而无一利：“越王当日见中国内地多事，颇欲依附法人，故两次定约，内多违碍中朝之语，不肯申报。迫中法国狡谋，处处受制，惧其鲸吞蚕食，力不能支，又不得不求上国援助。”

郭嵩焘：法国意在通商，不必与之开战
                  
    与李鸿章一样，曾出使海外的郭嵩焘同样反对与法国开战，不过理由有所不同。在郭看来，法国所谋求的不过是通商，与之开战是不必要的：
    “窃以为处置西洋，始终无战法。彼其意在通商，即以通商应之。暂缓越南之议，先与驻京公使明言通商章程，使电报本国：仍由朝廷遣专使巴黎，定云南通商之局，而由中堂发使西贡，调停解说，平越法之争。”

《申报》：朝廷自称和议不失中国威望体面，有谁相信！
      
    1885年 6月13日，《申报》刊登题为《论详约与草约之异同》的文章，指责清廷在中法战争期间“和战不定”——自上年 8月对法宣战，朝廷一方面谕旨明令将主张议和者交刑部治罪，另一面却又竟委托英人秘密与法议和。
    文章尤其不能理解朝廷在“谅山捷战之后”，仍依法国所拟而中国必不肯应允条件与之议和：
    “今以法国图取越南之故、而令中国废其朝贡之礼，以改为馈赠之文，尚得谓之不损威望体面乎！法人之图越南，自始至终不过藉口于越非中国之属。……乃至和议之中，明著中国舍弃越南之语，而谓犹不失中国威望体面，而谁信之。……噫!持和议于今日，天下人心不愿闻者大半，若再有损中国之威望体面，而重贻隐患于将来，则唾骂随之矣。”
    文章一语道破这场战争的荒诞之处：
    法国谋取越南之初，即希望中国承认越南并非中国藩属，战事连绵两年有余，朝廷自谓和议不失体面，但和议之中，却有承认越南脱离中国藩属之语。既然如此，中国参与这场战争的目的究竟何在？

ys1937

1886===========================================
改革歧路：倾举国之力博一人之欢心

事件：水兵日本被砍，太后家中造园
  
    本年 7月，中国海军在日本长崎港短暂停留期间，与日本警民发生两次严重流血冲突。结果，日方警民20余人伤亡，中方海军士兵伤亡则多达50余人。事件的导火索，日方归咎于清廷水兵因海军强大而产生的傲慢；中方则归咎于日本自夺琉球、侵台湾以及屡次尝试染指朝鲜以来的激烈排华情绪。
    同年 9月，醇亲王奕譞上《奏请复昆明湖水操旧制折》，慈禧太后历时10余年的浩大造园工程正式破土动工。
    东亚历史的进程遂于此年悄然转向——“长崎事件”后，由天皇牵头，日本倾举国之力发展海军；同样怀有大力发展海军愿望的清廷高层，包括醇亲王奕譞和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内，则不得不倾举国之力博取太后的欢心，以求换取其平稳退居二线和对自强改革的继续支持。
                  
长崎事件：中日民族情绪的恶性激化

    长崎事件，清廷当日称之为“长崎兵捕互斗案”，日本当时则名曰“长崎暴动”或“长崎清国水兵暴行”。从命名当中，不难窥见彼此立场。
    北洋舰队前往长崎，缘自一次针对俄国窥视朝鲜半岛的示威操巡。中国军舰操巡完毕自符拉迪沃斯托克返航，因需要入坞上油修理，而中国当时未及建造相应船坞，水师提督丁汝昌及副提督英国人琅威理遂率定远、镇远、威远、济远四舰，选择驶入日本长崎港内停泊。
    熟料稍后竟接连发生两次流血冲突。按照日本学者安岗昭男的统计，日方死亡 2人，中方死亡 5人；日方负伤人数为29名，中方负伤人数为45名。

    第一次冲突：纯粹出于偶然
    第一次冲突发生于1886年 8月13日。当日为星期五，中国水兵上岸购物，与岸上日警发生摩擦，继而引发斗殴，结果造成日警一人重伤，中国水兵一人轻伤。至于斗殴的原因，当时的报道已是繁杂莫辨——《申报》记者发自长崎的消息，说的是：“十三日若干水兵上岸购物，在岸上遇上一名日本警察，毫无理由地命令他们停止。中国水兵以为被污辱，因之斗殴遂起”；当地英文报刊《长崎快报》则说：“有一群带有醉意的水兵前往长崎一家妓馆寻乐，因而发生纠纷。馆主前往警察局报告，一日警至，已顺利将纠纷平静。但因中国水兵不服，不久乃有六人前往派出所论理，非常激动，大吵大闹，引起冲突。日警一人旋被刺伤，而肇事的水兵也被拘捕。其他水兵则皆逃逸。”此外，还有中国水兵购买西瓜因言语不通引发纠纷等说法。综而言之，具体的冲突原因已难以考据确切，但不过缘自偶然细故，则是可以肯定的。
                  
    第二次冲突：中日双方均以阴谋论指责对方
    第二次冲突发生于两天之后的 8月15日。第一次冲突后，日方曾要求中国海军当局限制水兵请假登陆，中方亦表示赞同。故周六全天所有水兵都留在舰中未曾外出。至周日，天气炎热，水兵纷纷请假要求外出，提督丁汝昌坚持不准，副提督琅威理替水兵说情，方争取到下午半天假期。为防生事，又严格规定水兵上岸不许携带任何武器。熟料当晚8、9时，在长崎广马场外阻截及华侨居住区再次发生斗殴流血事件。混战长达 3个小时，双方死伤达80余人，中方伤亡数字为日方两倍。
    关于第二次冲突的起因，中日双方当日各执一词。中方认为日本警方预先设计，故意向中国水兵挑衅，上千人将各街巷两头堵塞，逢中国水兵便砍，日本民众又于沿街楼上泼滚水，掷石块，中国水兵猝不及防，伤亡惨重。日方则认为是中国水兵存心报复13日的仇恨，先挑衅夺了日本巡查的警棒。继之又对之围殴直至毙命，大规模流血冲突由此而起。迄于今日，中日学术界也未能达成共识——
    日本法政大学教授安岗昭男坚持冲突缘自清军水兵再度闹事：“下午 1点左右开始，各舰的上岸水兵已经达到四百数十人之多。他们在市中到处游荡，并聚集在广马场町的华人街一带……（下午 6 时）阪本半四郎巡查在广马场町巡逻中，一名迎面而来的水兵打掉了他的帽子，那名水兵还用西洋小刀对着他比划。这些水兵浑身酒气，举止异常；在长崎居住的清国人，对警察也是百般嘲弄和侮辱。……（下午 8时左右）3 名清国人（不是水兵）堵在（3 名日本巡警）前面，三番五次，反复纠缠，要么伸手触摸警察的面部，要么拿小刀对着警察比划。有些清国人再次出来，企图夺取福本巡查的警棒。福本巡查正要采取防范措施，后边又来了一个人，双方扭打在一起。这时，忽然有人大喊一声，20名水兵一下子从餐馆里冲了出来，向福本巡查扑去。福本巡查头部遭到一顿毒打，倒在地上，当场死亡。喜多村巡查也被打倒在地，但被一家清国人拉进屋子里，幸免于难……”。
    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学者戚其章先生则认为：“若以过错的轻重而论，日本应负更多的责任，则大致是没有问题的。因就当时的情形来说，如云华兵报复，向警察寻衅，似乎不太合理。”戚先生的理由大致如下：
  1、 13日的冲突导致日警重伤，中国水兵乃是轻伤，并无报复的必要；
  2、 水兵上岸已严禁携带兵器，且丁汝昌又命亲信武官携带令箭随行弹压，有组织的复仇活动不可能出现；
  3、 水兵登岸 200余人，凶刀则仅有 4把，且水兵受伤皆在背部，显系遭遇突袭逃命之际所负。相反，戚先生认为日警设计的嫌疑比较重：
  1、 13日事件发生之后，警方即派有鱼船在华舰附近监视华兵活动；
  2、 13日事发之后，长崎警方大规模调集人手；
  3、 长崎日本市民亦被动员参与对中国水兵的攻击，而且一向闭市甚晚的长崎，15日晚各商家竟纷纷提前打烊。
                  
    血案背后的民族情绪及处理结果
    诸多细节已难以考据，真相自然也无法具体化。但大背景仍然是清晰的，在1886年，中日两国的民众感情显然极不和谐——日本自维新之后，一意谋求扩张。吞并中国藩属琉球，本已激发了中国民众的愤慨；随后尝试侵台，又引发了中国东征日本的舆论；中法战争期间故技重施，又欲将势力扩展到中国藩属朝鲜，再度撩拨中国民众情绪……而按照当时日本民众的逻辑，中国始终不承认其对琉球的占有，又阻碍其势力东扩台湾朝鲜，则实为日本自强之路上的绊脚石。
    这种不和谐是有据可查的。明治十一年（1878年），清国驻长崎首任领事到任，安岗昭男教授描述：“当地清国人不断向其诉苦告状。日本警察在盘查登记证（牌）时，态度恶劣，中国人对此非常反感。据说余领事到任不久，就在路上受到了警察的侮辱性对待，他立即提出了抗议。”中国军舰进入长崎港维修，但在日本民众眼里：“清国军舰开进长崎港，名义上是为了对军舰进行维修，以便继续开往仁川；但实际上，这还是一次示威活动，借此机会炫耀优势的海军力量。对于北洋水师来长崎，日本国民就是这么看的。”因为有了这样的先入为主，所以，长崎市民对上岸的中国水兵有如此印象也不足为奇：“清国人在举止上也是旁若无人，特别是上岸水兵之类的人，依仗本国的海军优势，简直是横着身子走路，遇到日本警察也决不让路，结果警察只好给他们让路。”
    1886年的中日长崎事件，背后也许有阴谋，也许没有。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场流血事件，正是当时中日两国日趋紧张以及民众感情恶化的结果。事件的处理一直拖延到次年 2月，最终以中日互相抚恤（因中方伤亡惨重，日方加重抚恤）的方式了结——日本支付清廷金额为 52500元，清廷支付日本金额为 15500元。

太后造园：昆明湖里的政治游戏

    长崎事件在中国和日本所引发的反响几近于相反。因日方所付赔款金额更高，中国当局自认为保全了面子——“遵伤多恤重之议，归结尚不失体，事属可行”；日方则深有屈辱之感——福冈玄洋社本是倡导民权运动的团体，长崎事件之后，玄洋社发表声明：“欲保持日本帝国之元气，不可不依靠军国主义，不可不伸张国权。曩日之民权论，弃之如敝屣也。”
    这种截然相反的感受，直接催生出两种截然相反的政府反应。“崎案”了结一月之后，明治天皇颁发敕令：“立国之务在海防，一日不可缓”，带头特拨内帑30万日元用于购买军舰之用；大约同时，北京“昆明湖水操内外学堂”也正式建成开学，只不过，这个学堂背后所系的，并不是中国海军的发展，而是帝国最高元首慈禧太后的“暮年之娱”。

    醇亲王处心积虑，昆明湖暗度陈仓
    这是一次极其高明的“暗度陈仓”。1886年 9月，醇亲王奕譞上《奏请复昆明湖水操旧制折》的时候，绝大多数的帝国官僚都没有意识到这道奏折背后的猫腻。奕譞在奏折里谈到稍前巡阅北洋海军时的自豪与失落，自豪的是海军强大，“足为济时要务”，失落的是八旗子弟虽“聪颖矫健者实不乏人”，但对海军事务竟全都一窍不通。故而，奕譞建议恢复乾隆时代的“昆明湖水操”旧例，开设昆明湖水操内外学堂，锻炼八旗子弟。
    理由冠冕堂皇，虽然昆明湖里练海军未免太不靠谱，但想想锻炼的是八旗子弟，许多质疑也就释然了。没有人会想到，水操学堂破土动工之日，即是浩大的颐和园工程破土之时。
    骗局的逻辑是这样的：
    太后修园的欲望已经被朝廷压制了近20年。早在同治年间，慈禧就有修复圆明园作为自己结束垂帘听政后的养老之所的念头，但彼时的帝国类似于双头政治，恭亲王奕訢联合李鸿章等“中兴名臣”，也包括醇亲王奕譞，一并联手反对，使得修复圆明园一事不了了之。此后，修园之议多次被提起，又多次被摁下。1886年，慈禧再度面临光绪达到亲政年龄的政治关头，故技重施又提出要修个花园颐养天年，此时，恭亲王已被打倒，“中兴”诸臣绝大部分都已去世，中枢惟李鸿章硕果仅存，醇亲王奕譞执掌总理衙门，又有光绪生父这一瓜田李下的身份，遂不得不站出来明确表态请求慈禧继续“训政”——造成这一效果，恰恰也正是慈禧赶在光绪到达亲政年龄之前扳倒恭亲王抬出醇亲王的目的之一。
    奕譞自然很清楚慈禧并不愿意结束“训政”，但同时又寄希望于用一座美轮美奂的园子换取慈禧政治上的放权。为了避免遭遇朝中清流的阻击，在昆明湖搞水军操习就成了最好的幌子。慈禧在折子呈递上去的第一时间批示同意，之后的一切顺理成章：太后和皇上必然要来观看水操，如此各项配套设施自然不能潦草，于是，奕譞又上奏说：“因见沿湖一带殿宇亭台半就颓圯，若不稍加修葺，诚恐恭备阅操时难昭敬谨，拟将万寿山及广润灵雨祠旧有殿宇台榭并沿湖各桥座、牌楼酌加保护修补，以供临幸”。所谓“保护修补”，其实是完全重修——昆明湖所在的清漪园早已化为一片瓦砾，根本无从修补。至于费用，既然是“水操”，自然是从海军衙门支取。清漪园，多年之后，修成了颐和园。
    两个月后，朝野上下才反应过来。当年旧历十月二十四日，清流领袖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庆邸( 奕劻 )晤朴庵( 奕譞 )，深谈时局。嘱其转告吾辈，当谅其苦衷。盖以昆明易勃海，万寿山换滦阳也。”勃海，即渤海，代指北洋水师；滦阳，则代指承德避暑山庄。日记的意思是：庆亲王奕劻前去见醇亲王奕譞，深入商谈时局。醇亲王嘱咐庆亲王转告以翁同龢为领袖的朝中清流，请他们谅解自己的苦衷——修筑颐和园（清漪园）的目的，是为了换取慈禧对发展北洋海军的支持；是为了避免咸丰皇帝逃亡承德避暑山庄的悲剧重演必须付出的代价。奕譞的苦衷或许是打动了翁同龢的心，清流们果然没有给太后的“颐养天年”工程添麻烦。
                  
    一笔永远也算不清的巨额烂帐
    在博取太后欢心之外，奕譞或者还有自己的另一份私心——希望太后能够按程序正常归政给自己的儿子光绪皇帝，至少，希望太后多呆在新修的园子里，尽可能地远离政治中心，颐和园与皇宫之间的距离也许正体现着这样一种用心。
    结局显然是失败的。浩大华丽的颐和园没有能够圈住老太后对权力的热望，最终，那成了一座永远也修不完的园林，从1886到1894，整整八年，永不停止的修筑背后，是永不归政的的太后——或许，这种永不停止的修筑，本也正是一种政治手段：太后尚无“颐养天年”之所，所以只好继续垂帘听政。
    这场无休止的造园政治游戏产生了多少 GDP已无法估算，正如它消耗了多少民脂民膏已无法核算一样。人大清史研究所教授王道成说：“根据档案记载，乾隆帝修建清漪园，历时15年，共用银四百四十万二千八百五十一两九钱五分三厘。颐和园的修建经费，虽然没有像清漪园那样的完整的记录，但是，根据样式雷家藏资料，颐和园56项工程，共用银三百一十六万六千六百九十九两八钱三分三厘。这56项工程，占颐和园工程总数的一半以上。由此推算，颐和园修建经费当在五、六百万两之间。”与上述估算不同，台湾学者王家俭细致考察了清末海防经费的收支，得出慈禧造园（包括颐和园和三海工程）所耗：“（综合以上各项经费来源），共计约有11531048两，督抚集款 2600000两，以存银行生息，本金未动。其中由海署所直拨者计922700两，虽不及百万，但若连同三海工程时所拨之 1400000两，已达 2322700两。至其假海军之名，以行修园之实，所用之款则远超此数。”王家俭教授总结这一时期由慈禧主导的花费包括：“惠陵工程（同治之墓）前后数年，已经花费五六百万两，及至光绪大婚，又用去六七百万两。接着便是三海及颐和园工程，用费将近二千余万；再接下去便是慈禧的六旬大寿庆典。”
    这是一笔知其数额巨大，但却永远也算不清的烂帐，因为所有的收支行为都发生在帝国财政体系的阴影里，直至这一阴影反噬掉整个帝国。

结语：举国滔滔，皆为康党

    1891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兼颐和园装修工头李鸿章，在给慈禧的奏折里，详细汇报了自己为颐和园采购安装电灯的工作进展——“颐和园电灯、机器全分业经分批解京，并派知州承霖随往伺候陈设”，李鸿章告诉太后，灯具是他趁广东水师学堂的德国鱼雷教官回国休假的机会，特意让其在德国代为挑选订购的，“格外精工，是西洋最新之式，前此中国所未有”，而且，抵达之后，李鸿章本人又对灯具作了一次详细检查，“鸿章逐加披视，实属美备异常”……奏折啰啰嗦嗦，又谈了一大堆如何安装这些灯具的具体事宜，最后，李鸿章道出真实目的：他想申请一些经费，为北洋水师修筑关东铁路。
    1894年，昆明湖还在，渤海没了。
    1899年，慈禧在颐和园召见李鸿章，告诉他，有人弹劾他是康党，李鸿章回答：“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这番回答，百味杂陈。
    一个让堂堂宰辅沦为装修工头的体制，一个让堂堂宰辅兼装修工头也不惮于承认自己属于“康党”的体制，维系着一个怎样畸形、变态和绝望的时代？
    1900年，万寿山依旧，太后“出狩”的车轮背对承德，一路向西。

言论： 曾纪泽海外撰文称中国已经苏醒，强盛指日可待
                  
赫德：海军衙门的钱全被太后拿去满足私欲了
                  
    1886年是北洋水师由成长走向停滞的转折，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转折，此后近1O年内，水师呈现出原地踏步的姿态，丧失了东亚第一舰队的优势地位。
    总税务司赫德曾如此评价这一转折：“十年以来，每年都有巨款拨交海军衙门，现在应当还剩下三千六百万两，但他们却说连一个制钱也没有，都已给太后任意支用去满足她的那些无谓糜费了。”

徐承祖：除了与日本绝交，别无他法解决长崎事件
                  
    驻日公使徐承祖一度负责就长崎事件与日方谈判，日方处处设阻，毫无解决问题的诚意，导致谈判迁延日久，最后，徐承祖无奈致电李鸿章，痛陈日人狡黠，认为除非绝交，否则别无他法。
    徐说：“事已如此，非绝交无别法。如蒙奉准，务须密先饬沿海严备。并择友邦保华商。然后由承祖电饬担等，将倭造证图延，及倭有意围杀各证据指出，宣告停审，刊布新闻。我已认倭输，再由承祖责问抚恤，如仍不允，当再行文，责其自通商后，屡次背约欺藐。今决意绝交，兴戎与否，悉听尊便，并请护照回国。”

李鸿章：如吾谋之不用何?
                  
    自1886年之后，北洋海军添置新军舰日益艰难，终至不可能。李鸿章因此牢骚满腹，曾致函云贵总督王文韶：“已见部中裁勇及停购船械之议，适与诏书整顿海军之意相违。宋人有言：‘枢密方议增兵，三司已云节晌。’军国大事，岂真如此各行其事而不相谋 ? ”但当李了解到户部停购船械的决定与颐和园工程需款有关之后，便不再做声。
    此后，海军将领刘步蟾等人也曾多次提醒李鸿章：“知日本增修武备，必为我患”，北洋须“按年添购如定、镇两舰，以防不虞”。李鸿章无奈回答：“子策良善，如吾谋之不用何? ”唯叹息而已。

曾纪泽在海外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称中国正在和平崛起，西方不必害怕
      
      1866年，曾纪泽在英国写就《中国先睡后醒论》一文，随之在西方世界被广泛转载，影响甚远。
      
    曾在文章中否认中国正面临亡国的危机，而只是处于沉睡之中：
      
    “愚以为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也。缘中国之意，以为功业成就，无待图维，故垂拱无为，默想炽昌之盛轨，因而沉酣入梦耳。 ”
    在曾看来，中国目前正慢慢从沉睡中苏醒：
    “中国现将兴办海防，创立水军陆军，渐渐推广，决勿疏懈。按目前之时势，起造铁路，以及别项富国之法，中国亦知为必需者，然既可稍迟时日，今且姑置不为。”
    进而，曾纪泽安慰西方，不必担心中国苏醒，因为中国一向奉行“和平崛起”的外交方针：
    “或谓中国虽自知有复原之气力，终不欲侵伐他国，兼无须别觅寄居游民之地，故而未必与西国有失和之由，然岂可不畏中国或以前此屡败为耻，欲雪耻而生报复之心乎? ……愚以中国虽记其前之屡败，决不愿弃其和好之心。盖中国不似他国，一受灾害，始终切齿。”

ys1937

1887==========================================
广学会：改造社会精英改造旧中国

事件：传教士在上海创立广学会
  
    本年，一批英﹑美传教士、领事和商人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出版机构，这个机构后来定名为“广学会”。发起人为英国传教士韦廉臣，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任第一任董事长。韦廉臣、李提摩太先后担任总干事。机构的宗旨为“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编译出版了大量宗教、政治、科学书籍，发行《万国公报》，在推广基督教的同时，极力传播西方近代的自由、民主观念，呼吁清廷实施政治体制改革。
    广学会对中国近代历史转型所产生的影响，无论怎样高估都不为过。戊戌维新和清末新政都可以说是广学会启蒙的直接结果——据不完全统计，自1890年到1911年，广学会共出版 400余种 100多万册西学书籍，戊戌年间，光绪皇帝为了推行新政而广泛搜求西学，在找到的 129种西学书籍中，有89种为广学会所出版。毫不夸张地说，广学会，是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学习和了解西方最可靠的首选途径。
                  
致力于通过影响社会精英来改造中国

    广学会发起人韦廉臣是英国人，1855年即来到中国传教，1877年，韦廉臣联络赫德、林乐知、慕维廉等知名在华外国人士成立广学会。韦氏为学会确立的宗旨是：“在中国以及她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广泛传播基于基督教原则的西方学术，在熟悉当地人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以中国人的立场著书立说，使之适宜于引导和提升民众，尤其是通过影响其更有知识和领导能力的阶级，引导和提升民众……开放中国人的思想。”
    在1887年起草的《同文书会发起书》中，韦氏明言成立广学会的两个目的：一是供应高档书籍给中国的才智阶层阅读；二是供应附有彩图的书籍给中国家庭阅读。韦氏认为，若要实质性地影响整个中国，必须从士大夫下手——“只有当我们愈是博得士大夫的尊敬，我们在中国的事业才愈能顺利进行”。

    所出版的图书当中，非宗教类书籍所占比例更高
    韦氏所谓的“事业”，乃是传教。在韦氏看来，宣传西方近代文明，与基督教在中国的推广是一体两面的事情。但这种观念，在当时的来华传教士当中并不被广泛接受。早在1877年召开的中国传教士大会上，韦氏即提出：当今世界乃“印刷出版统治世间”，故而必须坚持和推广西方近代文化的传播，唯此才是传教的正确途径。但这一观点遭到了以戴德生为代表的大多数传教士的反对，戴氏不反对近代西方文明，但坚持认为“别忘了世界仍是上帝统治的世界”，作为传教士，应忠于职守，仅以传教为责，不该涉足非宗教事务。戴氏提议举手表决，结果，绝大多数与会者选择反对韦廉臣。
    由此不难想象，韦氏发起广学会，在传教士内部，定然会招致非议和压力。更何况，在广学会出版的图书当中，宗教类书籍并不占多数。统计数据显示：自1897到1911年，广学会共出版书籍 461种，其中，纯宗教性书籍约 138种，占总数 29.93％；非宗教性书籍约 238种，占总数 51.63％；含宗教意味同时含其他内容的书籍约85种，占总数 18.44％。总体上来看，广学会以出版非宗教性书籍为主，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的，也恰是这部分非宗教性书籍。
                  
    推广西学的方式：向举子、官员赠书；搞征文活动
    为了达成“引导和提升（中国）民众”的目的，广学会尝试了各种手段，力求让中国最精英的一批人物直接接触到西学。
    最常用的手段是赠书。赠书有两种方式：一是在每次乡试、省试及恩科考试时，派人在试场门外，将书籍免费赠送给赴试的举子。每年，广学会都会在 200多个考场外免费散发书籍，1893年恩科乡试，广学会把《开矿富国说》、《国贵通商说》、《辨明技艺工作说》等文章制成小册子，在10省考场外分发，共发出 6万册；另一种方式是将出版的书籍免费赠送给中央乃至地方的高官大吏，以求影响他们的认知。1888年，广学会即将刚刚印刷出版的《格物探源》2000册分送给南京、北京、奉天、杭州、济南五地的官场，另一西学小册子《自西徂东》，光是南京一地，就送出了 1万册。
    征文活动也是广学会吸引士子注意力的重要手段。1889年，韦廉臣曾以西学为主题进行一次征文活动，具体题目为：1、 格致之学西方与中国有无异同？2、 西方算学当中哪些方面比中国的方法更精确？活动规定：头等得奖金 8元，二等得奖金 5元，三等得奖金 2元。李提摩太接替韦廉臣主持广学会期间，也多次举行过征文活动。譬如1893年，李提摩太和同事拟定题目公开征稿，邀请中国的“博学之士”就拟订的选题撰稿。所拟题目无不切中当时中国的现实——1、 铁路之益；2、 邮政之益；3、 游历各国之益；4、 公司轮船行于各国之益；5、 钢厂铁厂之益；6、 农学；7、 机器学；8、 化学；9、 电学；10、格物学；11、报馆之益；12、公家书院之益；13、博物院之益；……活动确实也吸引了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在1894年举行的一次征文活动中，康有为即以“康长素”的名字参赛，获得了末等六等奖。
    这些宣传手段显然是相当有效的。1894年前后，广学会出版的书籍销量已经相当可观，翻版盗印之风也随之盛起。李提摩太所著《泰西新史揽要》，仅四川一省就有19种盗版。以至于传教士林乐知不得不通过领事馆提出向中国政府追究责任。
                  
    李提摩太：尽可能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
    尽可能地影响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那些知识分子，是广学会传播西学的一贯宗旨。1891年，主持广学会的李提摩太在其年度报告中如此描述：
    “在对（刚刚过去的）赈灾呼吁的回应上，中国内外的外国社团不止一次地表现出他们的慷慨，却忽略了导致这场饥荒的一些可避免的原因仍然没有清除，人们越来越感到帮助中国最有效的方式是开展这类启蒙工作，恰如广学会所试图做的一样。”
    李提摩太认为，若不能改变帝国陈旧的政治体制，外国社团在饥荒中投入再多的慷慨也无济于事。而要改变帝国的政治体制，首要之务就是影响帝国的知识分子：
    “我们不能梦想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建立起现代化的学校，这将由中国各省政府稍微明白他们自己的需要和如何满足这种需要后自己来做。我们也不必试图结识帝国的所有满大人，更不可能接触到每一个在中国政府中起重要作用的读书人。然而，最重要的官员和那些各省学政、县教谕、书院先生以及一小部分的读书人和他们家中的妇女和孩子，这些人应该都是可以接触到的。( 这个数字据估计是 44036人。 )”
    这种“上层策略”在1894年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广学会获得了中国高层官员的尊重和认可。两江总督张之洞向广学会捐资1000两白银，曾国藩的女婿、在山东担任道台的聂缉槻也寄来了捐款，上海轮船招商局的一位理事则买了 100本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分送给京城的高官。聂缉槻1902年又捐赠了1000两白银，1904年他就任浙江巡抚，又劝导官员和士绅在一年中购买了价值1600两白银的广学会书籍……

批评中国改革误入歧途

    1893年，举国开始筹备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为了赢得太后的好感，广学会特别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委员会倡议在中国居、留的基督教妇女每人捐出一小部分钱来，为太后献上一本特制的《新约》，最后募集到1200美元，顺利打造了一本银质封面的精美《圣经》。
    李提摩太亲自撰写了祝词。在祝词中，李赞美《圣经》“所包含的真理给无数人带来了公正的法律和稳固的政府”，但太后并没有特别表现出对基督教的热情，年轻而好奇心重的光绪皇帝倒是派了一个太监到北京圣经会的书店索取了整部《圣经》回去观摩，但关于信仰，同样没有下文。帝国深陷救亡的迷途，无意关心天国；真正有吸引力的，反是世俗文明。可惜的是，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热情有余，理解却并不到位。

    批评洋务运动单纯引进近代科学技术，漠视近代科学精神
    首当其冲遭到批判的，是以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自强运动。在传教士们看来，科学技术和科学理论完全是两个概念，前者属于技术范畴，后者则属于精神范畴。洋务派只重视前者，一味引进工艺制造技术，对后者则漠然不闻，故而被传教士斥责为“徒袭皮毛”。
    作为弥补，广学会的传教士们曾大力介绍过西方自然科学的思想基础——培根学说。1878年 9月14日到11月 9日，《万国公报》连续八期登载了慕维廉翻译介绍培根《新工具》的文章。慕维廉极力推崇培根的反权威的怀疑论和重理性的归纳法，认为这些正是一贯缺乏科学传统的中国文化所急需的。1880到1890年代，培根的学说一度成为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利器。但到了20世纪初，传教士马林又不得不再次声明：严复、康有为和谭嗣同等一干知识分子认为西方近代科学精神就是培根的归纳法的观念是错误的，西方近代科学精神是一种哲学理念，不是某一种具体方法。
                  
    批评中国知识界狂热追捧社会达尔文主义
    传教士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一直持否定态度，因为《物种起源》否定了上帝的“创造性劳动”；对斯宾塞推衍而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同样难以认同——在传教士们看来，社会达尔文主义具有弱肉强食，为殖民主义张目的非人道主义性质。所以，早在19世纪80年代，传教士们比严复更早接触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但并未如严复那般如同发现了新大陆一般，以一种狂热的情态去大肆宣传。
    到了19世纪90年代，伴随着中国在甲午年被日本击败，崇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高度迎合了救亡心切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胃口，而迎来了一次拥趸的大爆炸。
    广学会的传教士们在这场中国知识界的狂欢中始终持批判立场。传教士们信仰神学人道主义，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终将把世界变成利薮，乃一大害。传教士林乐知在《万国公报》上刊文尖锐抨击斯宾塞的“优胜劣败之理”，称其是：“以荒野间草木禽兽之所行，窜入人类社会之中。”传教士马林也在《万国公报》上刊文谈社会达尔文主义，但和严复一味强调“弱肉强食”、“自强保种”不同，马林认为，人类社会进化的标准不是武力的盛衰与物质的抢夺，而是自由和民主——“必其占据之事渐除，束缚之风尽去，而后人仍得因其自然之性。……此自由一道，所以为进化之大枢纽、大关键也。”（可参看相关专题：《社会达尔文主义扭曲中国近代转型之路》）
                  
    批评中国企业搞官督商办，引入西方经济学思想
    1892年 8月，传教士艾约瑟开始在《万国公报》上翻译连载亚当·斯密的《原富》，比严复翻译《原富》要早出近十年，而且在对著作的理解程度上，远远超过了严复。
    艾约瑟对《原富》的翻译与中国当时盛行的洋务企业排挤民间资本，迅速向官办或官督商办蜕化的浪潮有关。艾氏在译文中着重阐发了了反对国家垄断，鼓励自由竞争的内容。认为国家垄断企业弊端无穷，并举美国为例：“旁观者平心论之，美国之铁路电报民间自行经营，较国家之由官兴办，自必为益多多矣。”
    针对中国传统理学将“经世致用之学”贬斥为“商贾负贩之学”，艾氏强调，经济学与天文、化学一般都是一门科学，经济学领域的事情，不应该让理学来搀和——“（经济之事）不宜间以理学，须皆准于经济学家。”
    此外，传教士们对清帝国财政体系缺乏预算也提出了批评。1882年，花之安在《万国公报》上刊登《慎理国财》一文，批评清帝国和它的官吏们的横征暴敛，并将之归因为帝国财政缺乏可靠明晰的预算，呼吁清廷仿效英国的年代负预算和国民税收制度改造自己的财政制度，让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透明化——“敢用之法，凡上至天子，下至兵丁，每年俱有定章，不能多取……必会计一岁之出入及所存之数，颁于国中，使人周知，以昭公允。倘有不败于用公项，或增或减，亦须岁终上下两议院再议以定。”
                  
    批评中国专制政治体制，介绍西方三权分立理念
    早在1875年，林乐知就发表了《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一文，向中国知识分子完整介绍了西方的民主政体和议会制度。林氏认为，人权自由、权利平等，是西方近代政治的基础。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在于“其治国之权属之于民，仍必出之于民，而究为民间所设也”，人人生而平等，并无优劣之分，虽然有些人为君，有些人为民，但这并不代表君就比民等级更高。君民平等，所以，“治国之法亦当出之于民，非一人所得自主矣”。
    此外，林氏还以“议法”、“掌律”、“行政”来描述和解释了西方近代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并介绍了上、下两院的组织形式和运作规则。在林氏看来，一个国家是否属于近代国家，是否政治清明，有两个基本标准，一是实施“普选制”——“士农工商结得有公举人员之位分也”；二是“政教分离”——“国家不必轻视教会，而教会实不得干预国事。”
    彼时，清廷刚刚迎来“同治中兴”的璀璨光环。帝国士大夫对建构在儒家学说基础上的传统政治体制还充满了信心，林乐知的批评也自然而然地显出了一种自保的谨慎——“本馆所以译论此事者非有辩论之心，亦无以此争长之意也。无非欲阅公报者知民主国之所由来及各国章程及公议堂之详细耳。”
    1899年，维新领袖康有为对记者说：他之所以转向维新，主要受到两位传教士教育家，即李提摩太和林乐知著作的影响。可悲的是，康在获得光绪皇帝欣赏之后，孜孜于做的已是帝师之梦，早把三权分立和开设国会抛到了九霄云外。岂真乃橘生淮北乎？！

结语：广学会这般“干预中国事”者多多益善

    广学会骨干、《万国公报》创办者林乐知在华40年，屡屡对中国正在进行的误入歧途的改革提出中肯意见——譬如告诫洋务运动以军工企业为主干必然走不通；劝说朝廷实行议会民主；给予民营企业以生存空间等等。但结果，林氏获得了一顶“干预中国内政”的大帽子。为此，林氏一再表白心迹：
    “本馆主美国人也。局外旁观，岂未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非好预人家国事也；只祈尽一己之心与中国交好，而欲有益于中国。”
    “本馆历次公报所印《中西关系略论》，知我者谓我推诚布公，以亲中国；议我者必谓我干预中国事矣。而不知大公无我者，本馆主人之实心也．。既有一知半解而不为友邦进忠直之言，尚得谓之和好耶? 是以无分畛域，知无不言，有识者阅之，谅不我咎也。”
    ……
    也许，这种“干预内政”的指责其实并没有错——戊戌政变后，上海英国领事馆总领事曾有言：“后世人之称光绪二十四年者，必将曰中国梦醒之年也(指戊戌变法)……以余观之，中国求新之士，大都奉广学会为导师。”——类似广学会这般的“干预内政”，岂非多多益善？

言论：广学会反对中国知识分子全盘西化
                  
刚毅：阻碍分子是汉人官吏，不是满洲人
                  
    李提摩太在戊戌维新前夕遍访京城大员，推销自己的改革意见。在与刚毅的一次会见中，刚毅告诉李提摩太：
    “阻碍分子是汉人官吏，而不是满洲人，汉人是怙恶不悛地排斥外国。”李事后回忆：“虽然他有反对外人的感情，刚毅的友好态度和其他满洲人行为，是显然相反的。”李并不知道，彼时朝廷内外所谓的变法之争，早已不是顽固与开明之争，而只是纯粹的权力之争。

古吴居士：广学会书籍对中国国计民生之益不可估量
                  
    广学会出版的书籍，当时很受知识分子欢迎。一位自称为古吴居士的人曾如此赞扬道：
    “中国之为政者读之，可晓然于治国临民之本，以宏其帝德王道之新模；中国之为师者读之，可恍然于辅世育德之源，以扩其守先待后之新学；中国之为士者读之，可穆然于尽人合天之诣，以求其黜伪崇真之新道；中国之为民者读之，可洞然于经营制造之端，以得其农工商贾之新法，其裨益于吾华之国计民生者，岂浅鲜哉？”

王韬：林乐知批评中国，是因为对中国的期望太深切
                  
    甲午之后，林乐知编译出版《中东战纪本末》，汇集中日甲午战争的资料和评论，痛揭中国疮疤。王韬为此书作序，在序言中说道：
    “林君之作此书，盖欲中国之自强而发也。原始要终，因端竟尾，絮领提纲，具存微指。……惟其命意所在，实欲中国以行新法，学西学，克自振拔，为自强而借日本以自镜，其所以期望者深矣。”
    吏部尚书孙家鼐在读过此书之后，亦在一封家信中写道：“（林乐知之书）于中国之病源，可谓洞见症结，此中国士大夫所不能知、知之而不敢言者。”

广学会批评中国知识分子尽弃中学，全盘西化
      
    林乐知们曾经竭力批判过中国传统文化的“义利之辨”，认为“重耕读而轻农商”，最终培养出了一批养尊处优，只会玩弄文字游戏的寄生虫。林氏希望中国出现一批新型知识分子——既懂得治人之学，又懂得求富之法。
    同、光年间，儒学一直是基督教在中国最大的劲敌，故而为传教士所激烈批判。戊戌年之后，社会思潮转向，一向被传统士大夫所不齿的西学，突然成为举国知识分子言必谈及的显学，全盘西化的冲动益趋强烈。
    反常的是：广学会的许多传教士却转而开始宣传中西并重、华洋一体。李佳白、李提摩太等人均或撰文、或演讲，对中国知识分子轻易抛弃中学而以西学代之的激进手段表示担忧，而主张用渐进的改良方式来保持社会的稳定。
    其中以德国传教士安保罗的观点最为典型——安氏认为：东西宗教能够互补，对儒学不必废除，可“保守其善道，改革其差谬，弥补其缺憾”。
    在安氏看来，儒家在待上帝、待己、待人三方面均有可扬之处。他特别推崇儒家慎独克己，躬行实践，正心诚意，仁义礼智信、安贫乐道等。认为这些观念都是不朽的。

ys1937

1888========================================
康有为转向“保中国不保大清”

事件：康有为进京兜售“变法提案”遇挫
   
    1888年，康有为首次在“历史舞台”上亮相——这一年，他北上参加科举，遍寻门路，试图将一份自撰的“变法提案”呈递给即将亲政的光绪皇帝。
    梁启超后来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转述过康有为的一段自我评价：“我的学问在三十岁（1887）的时候已经大成，此后不再有进步，也不必再有进步。”在一封给好友沈曾植的书信里，康有为也曾说到：“到乙酉年（1885）的时候，我的学问已经大成，从此不再有进步。”
    但现实是：学问已经大成的“康圣人”，不但科举榜上无名，辗转经年，被自己寄予厚望的《上清帝第一书》也未能兜售出去，最终只得仓皇南归。
    许多年后，康有为被冠以“维新领袖”的光辉标签。在这一标签之下，“革命领袖”康有为长期蒙尘。
                  
清流康有为：草率上书碰壁南返

    对自认为学术已然大成，意气高昂的康有为而言，1888年的科举落第显然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康不能接受自己落榜的原因是学问没做到家，所以，多年之后，他在《自编年谱》里如此解释：
    “顺天府乡试本已名列第三，因我的文章瑰丽雄伟，考官大多能够分辨。侍郎孙诒经说：‘这份卷子当是康某人的’，主考官大学士徐桐记恨我此前写给他的那封信，遂说：‘如此狂生，不能让他考中’，将我抑置副榜。考官王锡蕃替我争辩，徐桐更怒，再将我抑置誊录第一。”（作者注：为阅读便利对原文作了通俗化处理，下同。）

    科举落第，迁怒于人
    徐桐确是晚清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但康有为对徐桐的这番栽赃，却存在明显的漏洞：1888年顺天府乡试的的主考官是户部的满汉两位尚书福锟和翁同龢，并不是徐桐，孙诒经、王锡蕃等人也都不在考官之列。当然，康有为这样明目张胆地作伪也是有原因的，次年，1889年，为了庆贺光绪皇帝大婚亲政，还举行了一次恩科考试，这次考试的主考官正是徐桐。
    很显然，此次入京，康有为前后参加了两次科考，俱是名落孙山，对已经宣布学术大成的他而言未免大失颜面。第一次乡试的主考官翁同龢，乃是清流领袖，康有为一直宣传其颇为赏识自己，这暗中作梗阻碍自己中举的，自然只能是素以保守著称的徐桐。将两次科考落第不加区别混为一谈，一并归咎徐桐，就成了康有为必然的选择。
    至于徐桐的记恨，倒是有迹可寻。康有为来京之后，曾三次登门求见徐桐，均被拒之门外。后徐桐派人前来问康究竟有何要紧话说，康于是写了一封乖张之信，拍徐桐马屁的同时又说什么“七十老翁，复何所求”，暗责其身为帝师尸位素餐。徐桐因此被激怒，斥责康有为是“狂生”，将其书信掷还。
                  
    草率上书，并无新意
    科举落第之后，康有为试图采取制度外的方式以求进入权力中心，其主要手段就是遍访京城权贵，兜售自己的变法“万言书”。后世论及康有为这份《上清帝第一书》，众口一词称其主旨乃是“要求实行资产阶级维新改良”。这实在是大大的过誉之词，甚至可以说是不实之词。
    这份上书约5000字，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谈了许多外夷交迫、内政败坏、天灾示警的形势，以此说明变法的急迫性；第二部分的主题则是朝廷该如何“变法”。第一部分所谓的外患与内忧，与朝中一般清流人物常年挂在嘴边的批评并无两样；第二部分也没有什么新意，康有为提出三点具体措施：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虽然康有为大谈了一通祖宗之法当随时随势而变的大道理，但对要变的“新法”是什么样，怎样变，康有为却全然没有提及；至于“通下情”，不过是指责地方督抚道台等官员隔断了民意上达天听，建议模仿周代设立“训议之官”，与民权、议院自然是毫无干系；“慎左右”则更无实际内容，无非是希望皇上在用人上面能够辨别忠奸罢了。
    通观这份《上清帝第一书》，虽气势恢宏，言辞犀利，但在如何变法，即变法的具体内容和措施上，平淡苍白几近空洞无物。与当时清流台谏们的高言空谈相比，言辞激烈虽有过之，但具体内容甚至尚有不及。康有为当时对于变法还没有统筹全局、循序渐进、条清屡析的认识，这份上书也算不上什么“变法提案”。至于有学者认为康之所以迫不及待地向皇帝递上这份极不成熟的上书，与其说是出于对国势危急的忧心如焚，倒不如说是想凭此在即将到来的朝局大变动（慈禧拟退居幕后，皇帝即将亲政）中分一杯羹，则是见仁见智了。
                  
    处处碰壁，托身于教
    康有为一度对自己这份上书寄予了厚望。在给弟弟康广仁的书信里，对上书最坏的后果作了三种预计：下狱、流放边疆、押解回籍。虽则如此，康仍相当乐观：“计公卿自翁、潘，御史屠皆爱我，必相救也。”
    但结果是翁同龢拒绝代递康有为这份上书。按制度，康当时是监生，监生封奏须由国子监长官代递，上书遂辗转送至国子监最高长官翁同龢手中。《翁同龢日记》1888年10月26日条下记录：“盛伯羲拿来康有为的一封奏章，想让国子监代为转递。这封奏章言语太过讦直，于事无益，只会徒生衅端，故坚决表示了拒绝。”
    翁之所以拒绝代递上书，如其日记所言，与此书的清流台谏风格类似高度相关。彼时，慈禧太后归政在即，满朝上下俱战战兢兢唯恐此事横生枝节。两年前，光绪生父醇亲王即曾与清流领袖翁同龢达成共识，“以昆明易渤海，万寿山换滦阳”，期冀以尽可能满足慈禧太后造园享乐的私欲，来换取其对权力的和平让渡。恭亲王倒台之后，李鸿章作为洋务领袖颇有独木难支之感，也曾有过一切寄望于光绪顺利亲政的感叹——“但冀因循敷衍十数年，以待嗣皇亲政，未知能否支持不生它变。”
    按规定，次年光绪皇帝就将举行大婚和亲政典礼，故此，对清流领袖翁同龢来说，1888年乃是关键之年。取悦慈禧太后，约束清流人物，保证权力的顺利交接，是眼下的头等大事。康在上书里提到颐和园，自然是翁同龢深为忌讳之处。所以，他在拒绝转呈康有为的上书的时候没有丝毫的犹豫。但翁既将康视作清流系一员，故而又将康有为上书的大概内容抄录一份私人存档。
    康有为显然无法洞悉朝廷高层内幕，也无法了解翁同龢的真实想法。多年之后，康在《自编年谱》中再度将自己上书未能送呈皇帝御前的责任归咎于虚构的“顽固派”：“当时大恶洋务，更未有请变法之人，吾以至微贱，首倡此论，朝士大夫攻之”。1889年 9月，在京城呆了近一年半，一事无成的康有为颓然选择离开，临别之际，写下一首愤懑的《出都诗》，内云：
    “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沈沈叫不得。”
    此番受挫，实与“虎豹狰狞”无关，只是这一年的政治气候实不适宜清流康有为生存。
    康并没有遭遇具体的“顽固派”，但他已经开始考虑个人的“转型”——离京之前，康曾在给好友沈曾植的书信中谈及自己往后的打算：“我无土地，无人民，无统绪，无事权，为之奈何？或者其托于教乎？”

圣人康有为：救无量众生非救一国

    南返之后，康有为历时两年有余，终于在广州长兴里开设讲堂，名曰“万木草堂”。
    万木草堂的成立，意味着“康党”的出现。“康党”的性质，可以从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的别号中略窥一二：
    康本人自号“长素”。“长素”长于素王也。素王，是对孔子的尊称。陈千秋号“超回”——超越颜回。梁启超号“轶赐”——“轶”，超车，“赐”，孔子弟子子贡，姓端木，名赐。麦孟华号“驾孟”——凌驾于孟子之上。曹泰号“越伋”——超越孔伋。孔伋，即子思，孔子之孙，孟子之师。韩文举号“乘参”——唐德刚：“把曾参当马骑也”……

    学术转变，思想剽窃
    康有为自称自己的学术在1888年以前已经成型，这其实是个谎言。恰恰是在开设万木草堂期间，康有为完成了自己学术思想的转型，而且这种“转型”背后还涉嫌剽窃。
    1888年第一次上书皇帝之前，康混同于大多数的经学研究者，虽有几本著作，但并无多少学术分量。在当时的学术界籍籍无名。
    一个偶然的机会，康从好友沈曾植处借阅到一本张之洞门生廖平的《今古学考》。此书将儒家经学区分为周公的古文经学和孔子的今文经学，康有为据此修改了自己的著作。1889年冬，廖平到广州谒见张之洞，康有为得知消息主动前去拜访。康盛赞廖的《今古学考》，孰料廖正值学术转变期，他告诉康，自己已经改变了之前在《今古学考》中的观点，并出示了自己“尊今抑古”的新著草稿：称颂孔子素王改制的《知圣篇》与批判古文经始于新莽刘歆作伪的《辟刘篇》。康惊疑万分，继而写信攻驳达万余言，责备廖平标新立异以求出名，要求他放弃新说，焚毁草稿。
    最戏剧性的是，康有为最终完全接受了廖平新作的观点。于是也就有了康有为涉嫌剽窃廖平的学术成果的历史公案——康有为一生最重要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否剽窃了廖平的《知圣篇》和《辟刘篇》。专家们一头扎进康的早期著作之中，力图找出其在获阅廖平著作之前，已经自发产生类似思想的线索，以求为康洗刷。正如清华大学编著的《戊戌变法史论述稿》所说：“康有为之所以能够迅速地接受廖平的‘影响’，恰恰是因为已有的《教学通义》（注康的早期著作）的基础。”但这样的辩护恐怕不能令人信服：康是在写出《教学通义》之后，才与廖平相见、展开激辩，并最终接受廖的观点的。若《教学通义》可以被视为所谓的“基础”，康又怎么会写信对廖平攻驳达万余言？
    再者，《新学伪经考》是一部二十余万字的学术著作，康却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即已完成“思想转变”并完稿，这委实难以解释；更何况，《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全都围绕着孔子进行阐述，尊崇孔子之意无以复加，反观此前康有为的著作，孔子非但从未占据过主导地位，而且屡遭排斥攻击。
    作为康的高足，梁启超早已为这段公案作了了结：“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教学通义》，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廖平）其人固不足道，然有为之思想，受其影响，不可诬也。”梁对康学术思想流变上有此一清晰认识，故而在三十岁之后，绝口不再言及伪经、改制。
                  
    复原孔教，用夏变夷
    康有为信服张居正的名言：“吾平生学在师心，不但一时之毁誉有所不顾，虽万世之是非，有所不计也。”故而对自己剽窃廖平的学术著作，终生并无悔意——在康看来，在“复原孔教”这样的大任面前，剽窃也好，抄袭也罢，都不过是可以忽略的小节。
    1888年，康有为曾产生过“欲经营殖民地于巴西，以为新中国”的狂想，这种狂想的思想背景，正是“复原孔教”。梁启超曾用“孔教之马丁·路德”来评价乃师，恰如其分地形容出康有为在万木草堂期间的思想主旨——马丁·路德试图找回基督教失落多年的原始真义，康有为同样打着寻找“失落”已久的“原教旨”孔子学说的招牌。
    康对宗教的兴趣由来已久。早年他在家乡西樵山参禅曾经走火入魔；后来又成为基督教《万国公报》热心读者；中国的圣人之学，则本是康的学术主业。廖平的论文给了康一个将儒、佛、基督三者结合起来的契机，他日夜穷思，终于“得道”，明白原来孔子才是“创教之圣”。至于孔教的“原教旨”，按照康有为自己的列举，则包括了“立人伦（平等）、创井田（富民均产）、发三统（变法）、明文质（进化）、道尧舜（民主）、演阴阳（大同）”（括号中的注释为作者所加）。在康的奇思妙想里，孔子的每一项学说，都对应着当时的西方文明，据此，康慨然长叹：外国全用孔子制。在康的敷衍下，孔子成了包打天下的通天教主，儒学则成了包打天下的通天教义。
    “真理”已获阐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推广和实践。康一方面不断著述立论，继续完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则通过万木草堂，大力宣传教义，培养“传教”骨干。康教导弟子们：“第一，要知孔子为万世大教主；第二，要知孔子弟子传教之难”，常拿耶稣之后十三代弟子皆死于传教的事例激励他们，以培养弟子们为了“传教”不惜牺牲的勇猛精神。
    为了加强学术的信服力，康还曾求助于怪力乱神。他对弟子们说：“孔子的学说，只讲到一百世……从孔子到今天刚好一百世（不知道康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此事相当神奇，大概百世以下的情形，是孔子所不忍言及的，确实天意深邃。”孔子为百世立法，之后所不忍言及的，自然正是当今世界西方“异教”盛行的情形。孔子不言，康却能将其阐发出来，无疑，康有为是孔子衣钵的继承者，负有在孔子百世之后，继续为后世立言立法的重任。康曾在《万木草堂讲义》中对他的弟子们预言：孔子的全世界大一统之治、大同之世，二三百年之后必行天下，未来的世界，必然是“用夏变夷”的时代、孔教的时代。
    甲午之后，梁启超曾如此总结“康党”的活动宗旨：
    “我辈以教为主，国之存亡于教有无，或一切不问，专以讲学授徒为事，俟吾党俱有成就之后，乃始出而传教，是亦一道也……吾辈宗旨乃传教也，非为政也；乃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也，非救一国也。一国之亡于我何与焉？”
    梁这段“一国之亡于我何与焉”的表述，恰恰道出了康有为曾经是激进的革命领袖的隐秘事实。

革命领袖康有为：保中国不保大清

    康有为是一个维新派，几乎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基本常识。但是，真相却恰恰相反。在戊戌年 6月受到光绪皇帝召见之前，康有为和他所领导的康党，一直在暗地里鼓吹保中国而不保大清的种族革命。“维新领袖”康有为，一度是当时中国最激进的革命党党魁。
    官方文件最早披露康有为具有推翻满清企图的，是监察御史文悌在戊戌年呈递给皇帝的一道折子，文氏在折子里说：“我曾极力劝说康有为，不要将忠君与爱国割裂为两件事情，置我大清国于不顾”。戊戌政变之后，朝廷宣布康党的罪状，其中有一条赫然正是：“又闻该党建立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殊堪发指”。

    注意大同国，勿注意大浊国
    康党从来都不承认清廷的这条指控，梁启超在政变次年出版的《戊戌政变记》里曾极力辩解：“人再蠢，也不至于蠢到跑到京城开设保国会，然后将几百名皇家宗室和满汉大臣聚集在一起，公然向他们宣布自己保中国不保大清这样的叛逆之辞！”戊戌政变之后，康党四处宣传保皇，呼吁拯救光绪皇帝，康有为晚年更成为一个铁杆的保皇派。有这些事实作基础，也难怪许多人不相信康党曾是革命党。
    康党这段隐秘历史被发掘出来，须归功于台湾史学家黄彰健教授。据黄教授考证，康党对满清存有异志，主张保中国而不保大清，最早可以追溯到公车上书。
    但这个追溯恐怕比较保守。梁启超曾经用“一国之亡于我何与焉”来概括康有为“复原孔教”的目的和主旨，这说明，早在万木草堂期间，“保中国不保大清”就已经成了康党的共识，只不过还停留在思想层面，尚未付诸行动。
    章太炎也曾经曝光过康门弟子，说他们“以长素（康有为）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数年，当有符命……”，“符命”，自然是指改朝换代。
    能够证明康党曾是革命党的最直接的证据，是戊戌年事败后，两广总督谭钟麟从康有为家中抄出来的康门弟子何树龄1895年写给康的一封书信。信中说：
    “注意大同国，勿注意大浊国……以大浊国为开笔衬笔可耳（信旁此处有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耶？）……大浊国必将大乱，为人瓜分，独夫之家产何足惜？所难堪者，我之亲戚兄弟友生耳。”
    所谓“大浊国”，显然是“大清国”的反语；所谓“大同国”，则是康门弟子所期待的那个十年即有符命的康党之国——康有为撰有《大同书》，大同是其论学的主要宗旨。用黄彰健教授的话说，是“实际上已经表明康党当日，非但主张革命，甚至已隐隐有着建国的构想”。是否有建国的构想，尚可存疑，但康党明确表示“不保大浊国”，却是白纸黑字，明明白白的。
                  
    以湖南为革命根据地
    康党一度将策动革命的根据地选在湖南，梁启超执教湖南时务学堂期间，即以民权、革命为主要教学内容。
    梁受邀抵达湖南时，受到了上至巡抚陈宝箴、学政徐仁铸，下至维新名士蒋德钧等，乃至于日后著名的“湖南守旧派代表”王先谦等人的热烈欢迎。迨至1898年，湖南维新人士却喊出了驱逐梁启超的口号。之所以会有如此转变，正是梁启超在湖南宣传革命而被揭破的缘故——湖南维新士人们邀请梁启超前来主讲时务学堂，本来是让他来宣传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孰料梁到湘之后，大力宣传的却是革命思想，大力培养的却是革命人才。
    对此，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有过一段自述：
    “（我在时务学堂讲学），所讲的都是民权思想，又经常言及清代掌故、抨击科举失政，大力提倡革命……当时学生都住在学校，不与外界交流，课堂上气氛日日趋于激变，外界却并不知道，直到年关放假，学生们回家，把课堂讲义出示给亲友们看，整个湖南瞬间哗然。”
    据梁启超说，以种族革命为时务学堂的主要教学内容，是早在来湖南之前，在上海就与康有为等人商量好了的决定。在此不妨摘录两条梁启超的教学讲义的批语：
    “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故知此杀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维之，人类几乎息矣。”——其仇视清廷，一目了然。
    “臣也者，与君同办民事者也。如开一铺子，君则其铺之总管，臣则其铺之掌柜等也。有何不可以去国之义。”——这显然是在宣扬君民平等的民权思想。
    据梁回忆，他们在湖南期间，除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输反清革命的思想之外，还曾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私下偷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反清书籍，并添加批点案语，秘密散播，且利用《湘报》公然为《明夷待访录》等书作广告，由此可见康党活动之激进。
    此外，梁启超还曾给湖南巡抚陈宝箴上书，建议湖南自立。梁如此说道：
    “如今不变法，国家万无幸存之理；而要变法，当局又已经完全不能依靠……如果腹地的一两个省能够自立，中国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伟哉！西汉末年的窦融，在天下大乱的时候注意经营河西，最终能够捍卫一方，辅佐光武恢复汉室……”
    梁尚不敢明目张胆地劝陈宝箴推翻满清，故而含蓄地游说他在湖南实行新政，做到自立；但自立也有策反的嫌疑，所以梁又搬出了窦融的例子来自我洗刷。
    梁在上书里建议陈宝箴开设新政局和课吏；，此前，谭嗣同等人已经组织起了南学会。梁启超后来在《戊戌政变记》中谈及开设这些组织机构的真实用心：
    “南学会实隐寓众议院之规模，课吏堂实隐寓贵族院之规模；新政局实隐寓中央政府之规模。”
    康党一度准备在湖南扯起革命旗帜，连脱离清政府自立之后的行政机构也预先作了筹划，而且预定以谭嗣同为“伯里玺”（总统），康有为则是“教皇”。
                  
    党魁倒向维新，革命成梦幻泡影
    湖南革命的大旗最终没有能够飘起来，因为革命党的党魁在受到光绪皇帝召见之后，忽然倒向了拥君维新。
    这自然引起了许多“革命同志”的不解和责难，自立会会员，革命党人赵曰生就是其中之一。康有为1901年曾写给赵曰生，极力解释自己为何会在戊戌年 6月之后，骤然由革命转向维新（当时，赵曰生作为革命党正被清廷悬赏通缉）。康说：
    “戊戌年以前，国家多灾多难，慈禧专政，圣上没有权利，所以人人都不知道圣上的英明；我也是觉得上层的人没什么可指望的，所以政治主张专以救四万万同胞为主，保中国不保大清。于是东奔西走，开强学会、保国会，打算建立议院，掌控民权以救中国。因为陈宝箴是个有志之人，所以我才让梁启超入湘，同时让谭嗣同也弃官回湘……湘中志士于是都奋发起来，就像老弟你所说的那样，人人怀着这种心思（革命）。但是，后来我见到了皇上，才知道皇上实在是圣明英勇……”
    康的这番解释能不能说服赵曰生不得而知，能不能说服今人也见仁见智。至少，曾与康党有过许多接触和合作的革命党人胡汉民没有被说服，在他看来，康有为的“倒戈”，是个人私欲作祟——受到了皇上赏识，谁还愿意做刀头舔血的革命党呢？甚至于民权议会也不必讲了，有个好皇帝就什么都解决了。
    戊戌年后，康党以保皇的面目出现，其“革命”的前科就此湮没无闻了。

结语：假如康有为上台，结局会怎样？

    清流康有为1888年之后蜕变成圣人康有为、革命领袖康有为，直到戊戌年才摇身成为维新领袖康有为。康有为的被脸谱化，不过是中国近现代史大量谬种流传的一例。
    黄彰健认为，“康之对清廷存有异志，应与清廷之割弃台湾有关”。这个结论其实并不准确，甲午年割弃台湾固然让许多知识分子（譬如谭嗣同）对清廷存有异志。但对康有为而言，“保中国不保大清”的理念早在万木草堂时期就已明晰，其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1888年之前。在康看来，所谓“保中国”，保的其实是孔教文化——康日后曾经建议李鸿章用“孔教”抵抗“洋教”，戊戌年前后又屡次试图将儒学改造成孔教，将孔教定性为国教。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作为革命领袖、维新领袖的康有为看似是一位“改革派”，但在文化层面上，他其实是一位“保守派”，与“顽固派”徐桐一样，是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这种吊诡的背后，隐藏着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普遍性悖论——越激进的革命者，往往有更保守的一面。这种保守与激进的反差所酿出来的苦果，往往惨不忍睹。戊戌年维新的失败，即是鲜明的教训；戊戌年康有为若成功上台，恐怕教训会更为深刻。而这样的教训，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不胜枚举。

言论：黄遵宪认为搞“儒教”会造成历史的倒退
                  
章太炎：康党弟子将康有为视作教皇
                  
    章太炎曾应邀进入时务报馆担任主笔，但旋即因政见不合，不满三月，即被馆中的康门弟子饱以老拳，排挤出局。太炎先生曾如此描述康党内部情形：
    “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此病狂语，不值一笑。”
    太炎先生对康党曾是革命党一节也颇为了解，曾撰有《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翻出来反对革命的康有为当年搞革命的老底。

黄遵宪：搞“儒教”会造成历史的倒退
                  
    黄遵宪喜谈西学，被誉为开明人物。但同时又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曾撰文竭力证明西学乃是源自中国古代墨学。
    同为文化保守主义者，黄遵宪并不赞成康有为把儒学搞成儒教的做法。梁启超曾对黄提及康有为搞“保教”的动机：“南海先生见到二百年前西方天主教十分兴盛，以为西方各国的富强全是由于行教，所以想要尊崇孔子、复原孔教与之对抗。”但在黄看来，儒学不是宗教，康的“保教”之论只会徒然引发民众仇视洋教之心，酿成教案；而且可能造成历史的倒退。

梁鼎芬：康有为执政，不五日而乱天下
                  
    梁鼎芬与康有为有同乡之谊，一度成为至交。然自康出版《新学伪经考》，宣扬孔子改制、复原孔教之后，二人关系逐渐疏远，至戊戌年后势同水火，诋康之言不绝于口。
    梁曾如此曾评价康有为：“长素（康有为别号）执政，不五日而乱天下”。1900年，康有为外挂保皇旗号，暗中联络张之洞麾下之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并试图运动张之洞参与其事。张最初持观望态度，梁鼎芬极力劝说张镇压之，康党经营多年之自立军遂由此破灭，康党之“革命”历史也由此划上了句号。

梁启超对康有为性格、学术的评价
      
    “康有为思想”是学界一大热门，然凭心而论，康有为是不是够得上“思想家”的称号，显然是存在争议的。在这个问题上，也许梁启超最有发言权。梁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如此评价乃师：
    “（康有为撰写《新学伪经考》），甚至说《史记》、《楚辞》当中经刘歆篡改增入的地方达数十条，还把后世出土的那些刻有这些作品的钟鼎器皿说成是刘歆当年私下里所铸造的，预先埋藏起来以求欺骗后世。于情于理，这实在是万不可通，但康有为却执意坚持……因为好博好异的缘故，康有为著书，往往不惜抹煞证据，或者曲解证据……康有为的为人，万事都放任主观臆断，自信力极强，以至于对于许多客观事实，或者蔑视不见，或者坚持强迫我接受。”
    在《南海康先生传》里，梁启超再次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先生是最富有自信力的人，他所坚持的主义，无论任何人都不能摇动。在学术上是这样，做事情也是这样，从来不肯为了做事而让自己的主义有所迁就，但却每每曲解事实来迁就他的主义……所以批评先生的人，总是说他武断、执拗、专制。”
    梁早年服膺于康的学说，但随着阅历日广，怀疑也愈深。1896年，梁在给康的一封信里谈及发现从康所学皆为“伪学术”后的空虚之情：
    “近学算读史，又读……甚至窃见吾教大同之学，皆婆罗旧教所有，佛吐弃不屑道者，觉平生所学失所依凭，奈何？”

ys1937

1889========================================
政治投机摧毁晚清和平改良

事件：光绪大婚，慈禧归政
  
    本年，光绪帝已然十八岁，终于获得慈禧恩准，得以举行结婚大典。清朝皇帝多在 14-17岁之间成婚。光绪迟迟未婚，背后的原因显而易见——成婚即意味着彻底成年，成年即意味着慈禧太后必须结束所谓的“训政”，归政交权。于是乎，光绪皇帝成了有清一代最晚婚的皇帝。
    1889年皇帝的大婚乃是拖到不能再拖的结果。与大婚典礼同时筹备的亲政典礼，同样也是老太后拖无可拖的结果。从这一年开始，光绪皇帝开始正式接触帝国的最高权力，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严重影响晚清政治走向的“帝党”与“后党”之间的党争拉开了序幕。
                  
帝后党争：小孩班与老母班

    尽管慈禧早在上一年五月便不定期地入住专供其“退休”后颐养天年的颐和园，以示自己归政皇帝乃是出自真情实意。但随后粗暴地内定自己的侄女为光绪皇后，则已明确表示老太后决不会从帝国政治生活的最高舞台上退出。所有展示“真心归政”的行为，不过是婊子欲立牌坊之举罢了。
            
    宁寿宫的权力隐喻
    归政后的慈禧，按照惯例应该住在慈宁宫——慈宁宫是专供先皇们的遗孀们居住的地方。从孝庄皇太后开始，慈宁宫就一直是历代皇太后、太妃和太嫔们了却残生之所。
    慈禧不想去慈宁宫，她看中的是宁寿宫。
    宁寿宫有它自己独特的权力隐喻。此宫始建于康熙年间，后乾隆皇帝对其进行了改造，目的是打造一个自己归政之后的养老之地。但乾隆85岁退居太上皇之后，并没有入住宁寿宫。理由是他觉得自己身体还很硬朗，还可以继续留在养心殿主持朝政。
    对此，乾隆皇帝曾有一段说辞：
    “（朕）寿跻八十开五，精神康健，不至倦勤，天下臣民以及蒙古王公、外藩属国，实皆不愿朕即归政。……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理？仍当躬亲指教。”
    意思很明白，归政是归政了，但朝廷的最高权力和政务的最后决策权，仍然还在乾隆手中。大臣们也很合作，立即纷纷联名上奏请愿，要求皇帝一定要在 100岁之后再正式将权力移交给新皇帝。
    自乾隆之后一百余年，宁寿宫始终无人居住。原因无它，这里是太上皇、而且是不交权的太上皇的居所。一百多年来，没有人有这样的资格入住宁寿宫。
    慈禧选中宁寿宫显然是选中了它背后这种明晰的权力隐喻。老太后到了必须归政的时刻，但老太后不愿意交出她的权力，她以入住宁寿宫这种政治隐语，向帝国的大小臣僚宣布，她就是此时此刻清帝国的太上皇，她要仿效乾隆皇帝归政但不交权的先例。
                  
    屠仁守逼老太后表态
    老太后的这种心思可以意会不可言传。心领神会即可，说出来却是大大的不合适。但偏偏有不合时宜之人蹦了出来，直接捅破了老太后归政但不愿交权的这层窗户纸。
    本来，为了给自己归政之后继续操控最高权力赋予“合法性”，慈禧未雨绸缪，已在1889年 1月 2日授意礼亲王世铎等人拟定了一个太后归政后清廷政务运作规则的“条目”。条目虽然承认光绪皇帝有接受中外臣工奏折的权力，但同时强调必须坚持“诸大政，莫不案承慈训，始见施行”的原则，这也就意味着慈禧可以继续光明正大地干涉朝政。稍后，出于形式主义的需要，礼亲王世铎以皇帝已经亲政，一切可以恢复祖宗旧制为由请求辞去职务，慈禧批示不允，要求“所有开去要差之处，仍俟数年后一切全复旧制”，也就是说，在这个未知确数的“数年”之内，朝廷必须继续维持慈禧的旧班子。
    很显然，这是慈禧不愿交出权力的再明确不过的讯号。所以，此一批示刊布两天之后，御史屠仁守上了一道诡异的奏折，奏折中说：
    “太后归政在即，朝廷政务繁殷，请求明降谕旨，依照高宗乾隆皇帝当年训政的旧例，以后部院的文件奏本和外省的密折、廷臣的封奏，仍然写上‘皇太后圣鉴’的字样，恳求皇太后阅览批示，然后才能施行。”（注：为阅读便利，对奏折原文做了通俗化处理，下同）
    表面上看，屠仁守这道奏折正切合慈禧的心思。但也正因为其如此切合慈禧的心思，才招致了慈禧的愤恨——许多事情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屠的奏折看似在讨好慈禧，实际上是在逼慈禧明确表态。如果同意屠的奏折，则意味着慈禧悍然挑战祖制，以后宫女流身份自比乾隆皇帝，拒不归政；若不同意屠的奏折，则需明确表示自己归政的同时，也肯定放权。
    屠仁守在御史当中以刚直不阿而闻名，素有“西台孤凤”之称，绝非谄媚取佞之徒。慈禧自然也明白这道奏折是个圈套，故而于次日即颁布谕旨，严厉申斥屠仁守。谕旨中说：
    “览奏极其骇异！垂帘听政本属万不得已之举。本宫有鉴于前代后宫干政的流弊，及时归政，上合祖制，下顺舆情，真心实意，早已降旨宣示中外。如果归政伊始，又降旨要求书写‘皇太后圣鉴’字样，岂非出尔反尔，后世之人会因此将本宫视作何许人也？更何况垂帘听政乃权宜之计，岂可与高宗皇帝的训政相提并论？”
    逼慈禧下达这道谕旨，正是屠仁守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屠受到了撤职查办的严厉处分，慈禧则因此事而对翁同龢大发牢骚：“吾心事伊等全不知”，“吾家事即国事，宫中日夕皆可提撕，何必另降明发！”
                  
    晚清政局陷入党争漩涡
    慈禧不愿交权，光绪又已亲政，这一组无法调和的矛盾所造就的结果，是晚清政治日趋陷入帝党与后党之间的党争的漩涡。
    光绪何时开始对慈禧心生不满已难具考。但1887年慈禧以“训政”规避光绪“亲政”之时，年轻的皇帝已屡次在书房内对帝师翁同龢表达过内心的苦闷和不满，翁明白皇帝何以如此却又战战兢兢无言以对。迨至1889年大婚，皇帝的不满已开始公开发作。这是一场由太后一手包办的政治婚姻，光绪帝毫无喜悦和欢欣之感，婚后第 4夭，他借口有病，竟把原定在太和殿宴请“国丈”及整个皇后家族、在京满汉大员的筵宴礼给撤销了。命人把宴桌分送给在京的王公大臣时，竟然又“未提后父、后族”，以致京师街头巷尾，议论纷纭。年轻皇帝用这种方式发泄着对老太后的不满。
    皇帝甚至怀疑老太后想害死自己的父亲醇亲王奕譞。早在1887年，奕譞病重，御医无可奈何，其私自延请的民间医生徐某诊治之后却大有转机，然而宫中传旨，不许醇亲王服用徐某所开之药。光绪皇帝当时即已生疑，曾就此询问帝师翁同龢。翁日记记载：
    “上曰：徐某方有效，而因用鹿茸冲酒，不令诊脉矣，此何也 ? 臣未对。上又曰：余意仍服徐方耳。又问：今日往问候耶? 臣对：无事不往。”
    醇亲王奕譞死于光绪亲政后的第二年，当时市井间便有流言，称其死于慈禧的操纵医疗。奕譞之死已成谜案，但其病危之际，医生药方药品全部由宫中派遣，醇王府毫无医疗之权也是客观事实，光绪皇帝的怀疑并非没有道理。更何况，奕譞死后，慈禧还曾派人砍掉了其坟墓上生长的两棵白果树，理由是白果树长在亲王之墓上，“白”在上，“王”在下，合在一起便是“皇”字。如此种种，光绪实际上已颇有将慈禧视作杀父仇人之意。
    帝、后不和谐的案例不胜枚举，上述不过是光绪亲政前后一、二年间事。与这种不和谐一并生长的，则是帝党势力与后党势力的对垒。甲午战前，总税务司赫德的英国秘书濮兰德已然观察到了朝廷内的党争形势：
    “至1894年即光绪二十年，李(鸿藻)翁（同龢）同入军机，于是争斗愈烈，以至牵引宫廷。盖太后袒北派，而皇帝袒南派也。当时之人，皆称‘李党’、‘翁党’，其后则竟名为‘后党’、‘帝党’。‘后党’又浑名‘老母班’，‘帝党’又浑名‘小孩班’。”

戊戌维新：变法未动，党争先行

    “老母班”与“小孩班”之间的明争暗斗深刻影响了晚清历史的走向。甲午年光绪皇帝与帝党领袖翁同龢的极力主战背后，即有帝党势力欲趁机崛起的意图。光绪皇帝屡屡下旨催战而李鸿章能够屡屡抗旨拒战，恰是借助了后党势力来抗拒帝党势力——虽然严格来说，李鸿章既不是帝党也不是后党，但其卷入了党争，乃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战后慈禧太后对其力保，更是彻底坐实了其后党的身份。
    甲午年的惨败与帝、后党争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已是公论，此处不妨谈谈另一个同样毁于党争的案例：戊戌维新。

    戊戌年没有顽固派
    戊戌年之后，康有为出逃海外，发表了许多文章，竭力宣扬维新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朝廷内部存在着一个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庞大的顽固派。
    这是个必须澄清的问题，也是检讨戊戌维新为什么会失败的一大关键。
    戊戌年慈禧太后在光绪召见康有为前夕收回了二品以上大员的任免权，按康有为的说法，这一手段的目的，是防止光绪重用自己。康的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台湾史学家黄彰健先生说：
    “现在看来，四月二十五日（旧历）徐致靖上折保荐康为光绪顾问，光绪极可能采纳徐折，欲重用康，但以四月二十七日（旧历）慈禧有命在先，所补授重要官职须征得太后同意，光绪在二十八日也只好于征询军机大臣的意见之后，权且派康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
    但这个事件被解读成慈禧太后顽固守旧、反对变法，则不符合客观史实。
    因为在戊戌年，维新已经成为整个朝廷的共识，连最著名的守旧派徐桐，此前“门人有讲西学者，即不许入见”，此时也开始上奏折请求变法了。考之史料，戊戌年朝廷内外，很难找到明目张胆反对维新之人，相反，张口必谈维新，已经成为当时的“政治时髦”。
    或者可以这样说，戊戌年，是晚清历史上少有的朝野内外就变法维新达成“共识”的时刻。正因为如此，它的失败，才显出尤为可悲。
                  
    康有为建议开设制度局
    慈禧防止光绪皇帝重用康有为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康有为积极介入了帝后党争，并试图帮助光绪皇帝彻底架空慈禧太后。
    早在戊戌年正月，康有为曾请人代递了一道折子，即通常所谓的《上清帝第六书》。在折子里，康有为建议皇帝“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即设立一个新的机构“制度局”。按照康的说法，这一机构的性质是政治咨询机构，但所有的新政事宜，都要由制度局讨论通过，则其实际上显然是一个政治决策机构，决定变法的一切。其基本架构是：皇帝在内廷设立制度局，作为主持维新变法的专门机构，制度局下面，则分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等12个分局。12分局囊括政治、经济、财政、军事、教育等各个方面，这无疑等于架空了现有的行政体系，把国家的一切事物都交给这个制度局来管。
    这份《上清帝第六书》迟迟没有得到总理衙门的回复。康有为随后又发动其政治关系网，围绕着“制度局”，另立明目，反复上奏。譬如请御史宋伯鲁上奏康起草的《请设议政处折》，建议朝廷设立“议政处”，这个“议政处”其实是“制度局”的翻版，因为在康的设计里，其地位与军机处、督办军务处并重，人员则不分有无出仕，由官员保举、皇帝钦定，共计30人。实际上，是在现行的行政体系之外，另设一个讨论制度国家大政方针的新部门。
    “议政处”没有回音，康有为又想出了“立法院”、“懋勤殿”等名目，频繁上奏，这些机构名称虽异，但本质上与“制度局”并无二致。
                  
    光绪对康的提案很感兴趣
    《上清帝第六书》引起了光绪皇帝莫大的兴趣，遂命总理衙门就此折内容拿出一个讨论意见。但奏折背后牵涉到朝廷权力的彻底重新洗牌，总理衙门顾虑重重，长时间没有下文，结果遭致光绪皇帝的严厉批评——“汝等尽驳康某之奏，汝等欲一事不办乎?!”。直至庆亲王奕劻前往颐和园获得了慈禧太后的支持——老太后向奕劻交底：“既不可行之事，只管驳议”——总理衙门才拿出一份针对康有为此折的冗长批驳报告，此时，距离收到此折，已过去了 105 天。
    报告彻底否定了制度局和十二分局，仅认可需设立管理铁路和矿务的相关机构。光绪皇帝收到报告后两天，再次颁布谕旨：
    “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本月（五月）十四日贵衙门议复工部主事康有为条陈一折，军机大臣面奉谕旨：‘著该衙门另行妥议具奏。”
    谕旨明确要求总理衙门重新审议康有为的奏折，其严厉程度，用茅海建教授的话说，是：“在我所见的谕旨中，对议复之奏折推倒重来，下旨‘另行妥议具奏’，也是惟一的一次。”光绪皇帝对康有为制度局建议的青睐与对总理衙门的不满，于此可见一斑。
    总理衙门接到谕旨之后不知所措，9 天之后，再次上奏，将难题抛给别人：请求皇帝特派王、大臣会同总理衙门一起讨论康有为的奏折。
    光绪当日下达朱批：
    “著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切实筹议具奏，毋得空言搪塞。”
    “毋得空言搪塞”一句，已足以窥见光绪皇帝的真实态度，其措词之严厉，正是为了逼迫总理衙门及王、大臣拿出一个赞同康折的报告来。
    远在湖北的张之洞六月份（旧历）收到京中密报，内称：
    “康有为条陈各衙门改为十二局，先设制度局，议论一切改革之事，有储才局、会计局、农政局、工政局、商政局、海军局、陆军局、刑律局、铁路局、矿务局各目，交总署议，驳。再下枢、译两府议。上意在必行，大约不日即须奏上，都下大为哗扰云。”
    张的情报很准确，解读也很到位。
    康有为赢得光绪皇帝的青睐，所依靠的不是什么“维新变法”的理念，而是这样一份与“议会”、“民主”毫无关系的纯党争的奏折——虽然它披着一层变法的外衣，但玩了一辈子权术的慈禧太后岂能看不透所谓的制度局和十二分局的背后，是皇帝想要另起炉灶，架空现行由后党把持的所有要害权力部门？老太后赶在皇帝召见康有为之前收回朝廷二品以上大员的任免权，不是因为顽固，而是为了党争。而康有为以维新领袖自居，变法未动，却党争先行，戊戌年的失败，已属必然。

结语：多少改革眼睁睁亡于政治投机

    制度局没有开成，康有为也没有能够进入朝廷核心决策层；维新成了牺牲品，后党终于彻底瓦解了帝党。1898年，清帝国最后的改良希望，就此破灭。
    康有为流亡海外。这位历史存在感极强的“圣人”，用自己的一支笔，不断地润饰着那些粗糙的历史，把它们打磨得锃光发亮，只剩下光明与黑暗两面。于是乎，譬如：许多人都不再知晓，1895年，康有为没有去“公车上书”；又忘了，恰是在这一年，康有为给皇帝的《上清帝第三书》，就已经定下了以党争而不是以维新来打动皇帝的策略。康在折子里说：
    “下层小官僚、普通百姓和知识分子中，有才能而且忠于陛下的人相当多，但陛下所了解而又能够任命的有几人？破格提拔的又有几人？随侍左右，能供陛下随侍与之讨论商量的又有几人？不分昼夜陛下能够随叫随到的又有几人……”
    戊戌年，皇帝把这份压在箱子底的折子找出来，总是看一回，叹息一回。
    多年之后，后人亦应该把这段历史从尘埃深处翻出来，看一回亦叹息一回：有多少改革，眼睁睁看着她亡于政治投机。

言论：翁同龢认为康有为是心怀叵测之人
                  
王照：应将主持变法的名义归于太后
                  
   礼部主事王照亲历了戊戌年的波诡云谲，民国之后，王照曾经如此回顾戊戌维新的成败关键：
    “自从翁同龢被罢之后，大臣抗拒新政的，都暗地里依靠太后；然而先前太后也是喜欢变法的，这个时候因为不能干政，所以才暗地里与他们结为一体，其实不过是为了自己的权利。我替皇上考虑，如果将主持变法的名义归于太后，则皇上的志向可以实现，保守派也失去了靠山。”

荣禄：开制度局，是要废掉军机处
                  
    康有为以“制度局”取代原有的政治机构，必然遭到现行政治体系内官僚的反对。在荣禄、许应骙的带动下，军机大臣决定集体忤旨，拒不复议。荣禄说：“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也”。“如果按照康有为的变法计划去做，现在一切大臣都不免罢黜”。
    随之，康有为要“尽废军机六部”的流言四起，许多官员对康痛恨切齿，“几欲得康之肉而食之”，甚至攻击光绪皇帝得了“疯症”。

《国闻报》：制度局会给朝士大夫增加“工作机会”
                  
    为了自我洗刷，减轻压力，康党在《国闻报》上刊文解释制度局。但文章并没有实话实说：“制度局”被轻描淡写为如同会典馆，法律局则与官书局相似，同时还宣称这些新机构的设立将会给“朝士大夫”提供许多新的机会。
    “……凡此无一与旧政相涉者，如近者添多总署、海军、铁路、官书局、大学堂，正为诸臣多得差事，所用仍是朝士大夫，岂能舍而他用哉？……而举朝怪异，皆谓制度局开几如百官皆坐废者。中国最好造谣……有识者自能审之。”

翁同龢：康有为这个人心怀叵测
      
    翁同龢一度将康有为视作自己清流的同志，但自戊戌年年初开始，翁就开始刻意疏远康，据《翁同龢日记》记载：
    “四月初七那天，皇上让我转告康有为，让他把之前进呈的书籍再送一份进来。臣回复说自己与康没有来往。皇上问我为什么，我说：‘康有为这个人居心叵测’。皇上责问我以前为什么不说，臣回答道：‘最近读了康的《孔子改制考》，才发觉他心怀异志’。”
    皇帝不相信翁的说法。但翁所不知道的是，康呈递给皇帝看的《孔子改制考》作了大幅度的篡改。
    《孔子改制考》的公开刊行本和康有为的进呈本完全不是一回事。公开刊行本中的孔子，是大同、民权的化身。进呈本中的孔子则降格成了君权纲常的维护者。
    例如：刊行本中有一篇1000多字的序言，集中论述民权社会的高级形式“大同”。在进呈本中，康有为却将这篇序言删掉，另写了一篇主旨为“尊圣扶教”的序言。在新序言里，康有为肉麻地感叹道：“……（孔子道统丢失的后果）则我君臣父子之道将坠将湮，岂不畏哉！”
    再比如，公开刊行本中，颂扬民权、否定君权神圣的句子，在进呈本中全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对君权的极力肯定和鼓吹：“（孔子立法），乃……以天统君，以君统民，正五位，立三纲，而人人知君臣父子之义。”
    康拿这样的本子给皇帝看，若说其是为了推动以“议院”、“民权”为主旨的维新变法，恐怕难以让人信服。

ys1937

1890=======================================
薛福成呼吁清廷政体改革君主立宪

事件：薛福成出洋
  
    1889年初，出使英法义比大臣刘瑞芬三年任期已满，回国调任广东巡抚，其遗缺本拟由江苏臬司陈钦铭接替。但陈在被任命后一个月因病免职，朝廷遂以刚刚升任湖南按察使。但尚未到任的薛福成代替陈钦铭前赴欧洲，日后成为著名维新派的黄遵宪亦随行。
    薛福成于1890年 1月自上海出洋，1894年 7月任满回国，旋即去世。清廷曾有规定，出使各国大臣有写日记的义务，需将在海外所见，详细记载，随时报告给国内。薛福成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留下了六卷17万余言的出使日记。这些日记，留下了一位洋务派干将转变成为维新立宪派的思想轨迹。
                  
经济体制改革：工商立国

    薛福成是一个资深的“洋务派”。薛氏早年曾入曾国藩之幕，曾对其青眼有加，延揽到薛氏后，曾不无快意地对人说道：“吾此行得一学人，他日当有造就”。薛氏本人也尤其钦服曾国藩，其为学为文效仿曾国藩的迹象很明显，和曾国藩一样，薛福成尤其潜心于钻研传统的经世之学。
    1872年，曾国藩去世。1874年，朝廷有鉴国势日危，决定“博采谠言，用资治理”，命内外大小臣工上书多提建议。薛氏应诏陈言，向朝廷提出“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议十条”。其主旨与洋务派的“坚船利炮”观点大略相同，新意不多，但条理之清晰与思路之广博，则远在其他洋务官僚之上。故而，这份应诏陈言得到了朝廷内部洋务大佬如李鸿章、丁宝桢们的高度赏识，薛氏随后被李鸿章延揽进入幕府，成为其主持洋务的重要助手,一做就是10年。

    洋务新星，名噪一时
    1884年，薛福成以浙江宁绍台道的职衔正式进入官场。宁绍台道所辖乃浙江海防要地，其时又恰值中法战争，法舰屡犯东南沿海，并以偷袭的方式摧毁了马尾福建水师。但在薛福成负责防守的镇海，法舰以绝对优势窥视四十五天，屡战屡败，直至中法议和。镇海防守之固号称一时之最。稍后，1885年，薛福成刊布了自己关于国防建设尤其是海防建设的重要意见书《筹洋刍议》。
    与1874年的应诏陈言一样，《筹洋刍议》也名噪一时，薛氏也由此成为颇具知名度的洋务新星。但在薛氏自己看来，《筹洋刍议》中的内容远非定论，“此特一时之私论，大端所宜发挥者，十未得一二”。薛氏曾如此言及自己撰写《筹洋刍议》的目的：“余愚以为应之得其道，敌虽强不足虑；不得其道，则无事而有事，后患且不可言”——只有透彻了解敌人，才能用正确的方法应对敌人。故而，薛福成希望能够得到机会，继续深入了解西方国家。而深入了解西方的最佳机会，则莫过于出使西方。
    1872年、1878年、1884年，薛福成曾三次有机会出使西方，但都因各种缘由失之交臂。1889年，在人生倒计时不足五年之际，出使欧洲深入接触西方世界的机会才终于来到。
                  
    由巴黎至伦教，始信郭嵩焘之说
    出洋之前，薛福成是一个专注于坚持中国传统经世之学和倡导学习西方技术文明的标准洋务派。但到欧洲之后，其观念遭受了很大冲击，发生了巨大变化。光绪十六年（1890）三月十三日日记记载：
    “昔郭筠仙侍郎，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至为清议之士所抵排，余亦稍讶其言之过当。以询之陈荔秋中丞、黎莼斋观察，皆谓其说不诬。此次来游欧洲，由巴黎至伦教，始信侍郎之说，当于议院、学堂、监狱、医院、街道证之。”
    郭筠仙，即郭嵩焘。1876年，郭氏作为“天朝上国”向西方派出的第一位驻外公使出使英国。然而，未出国门，郭氏已经引致人神共愤，出国之后，郭氏又屡言中国三代之政不如西方民主政治，更使其成了国内士大夫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同行的副使刘锡鸿甚至称其为“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详见《转型中国1876：国粹主义大潮浩浩荡荡吞噬晚晴改革》）
    薛福成也曾经是怀疑郭嵩焘言过其词的国内士大夫中的一员。直至其亲自抵达欧洲，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方才相信郭氏所言不虚。譬如议院——薛氏曾于光绪十六年（1890）七月前往英国议会亲身体会，后又多方搜集资料，十八年（1892）二月十八日日记记载：
    “泰西诸大国，自俄罗斯而外，无不有议院。……议院者，所以通君民之情者也。凡议政事，以协民心为本。大约下议院之权，与上议院相维制，上下议院之权与君权、相权相维制。”——对西方国家上、下议院互相牵制、议院与君权互相牵制的情形，已有充分的认知。
    再如学堂——薛在海外目睹了西方国家教育的鼎盛，尤其是义务教育、女子教育：
    “凡男女八岁以上不入学堂者，罪其父母；男固无人不学，女亦无人不学；即残废聋瞽喑哑之人亦无不有学；其贫穷无力及幼孤无父母，皆有义塾以收教之。”（光绪十七年正月初三日记）
    学堂对孩子们无微不至的照料——“有厨房、有书库、有浴室、有饭厅……”——更让薛福成感慨万千：“於戏！至矣尽矣，毫发无遗憾矣！吾不意古圣先王慈幼之道、保赤之经，乃于海外遇之也”（光绪十八年七月十八日记）
    1872年，薛福成送陈兰彬携幼童赴美时，曾将洋人形容为“朋淫、腥膻”的异类，认为留学生到了国外，必须坚持温习“三纲五常”，否则难免“沦于异族”。20余年后，薛氏自己置身欧风美雨当中，终于承认：西方文明是一种确确实实的文明。
                  
    呼吁朝廷实施经济体制改革
    探究西方富强的本原，是薛福成出使欧洲期间考察的最重要的命题。1874年那次应诏陈言已经对此有所思考。薛氏认为，求富是致强的前提，而要求富，则须“体恤商情，曲加调护”，譬如：洋商船只在内河来去自如，华商船只报税过关反而还要遭遇多方勒索留难，此类情形绝对不可再有。薛氏甚至乐观地认为：若国家摒弃重农轻商的落后观念，保护工商业，那么，投资造船的商人将络绎不绝，假以时日，中国商船必能驶往西洋各国港口，反夺洋人之利。1885年的《筹洋刍议》，则明确表述：“西人之谋富强者，以工商为先”。
    抵达欧洲之后，“工商强国”这一观念不断得到强化。薛氏观察到：
    “西洋各国之所以致富强者，以工商诸务之振兴也，工商诸务之无阻，以各项公司之易集也。凡事，独立则难支，众擎则易举，势孤则气馁，助多则智周。西洋公司资本之雄，动以数千百万计，断非一人一家之财力所能就。然苟有当办之事、可兴之利，则风声一播而富商立集，股票一出而巨款立致。盖其规画之精，风俗之纯，章程之善，有使人深信不疑者矣。”（光绪十八年闰六月十四日记）
    尽管这一观察有过分美化的嫌疑，但仍不失其敏锐。稍后，光绪十八年（1892）闰六月初六，薛氏在日记中写道：
    “西人尝谓，谋国之要有三，曰安民，曰养民，曰教民。所谓养民者，何也？……一曰造机器以便制造，二曰筑铁路以省运费，三曰设邮政局、日报馆以通消息，四曰立和约通商以广商权，五曰增领事衙门以保商旅……”
    ——此种言论，显然是对《筹洋刍议》中“工商强国”观点的具体和细化。薛氏列举了二十一条“养民”措施，归结起来，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必须充分利用西方近代技术文明成果为中国的工商业服务，这些成果包括各种制造业机器、铁路、电报等等；此外，与工商业发展相配套的近代关税体系、近代银行体系以及相应的管理机构（商务局）等，也应及时筹备。这是薛福成在详细考察了西方的工商业体系之后所得出的结论。
    薛氏由此转而成为洋务运动的批判者——“……知西国所以坐致富强者，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而世之侈谈西法者，仅曰：‘精制造、利军火、广船械’，抑亦末矣！”（光绪十九年六月十四日记）——在薛氏看来，洋务运动已然误入歧途，中国求强之路与求富之路是一体两面的事情，求富才能求强，而求富的前提是“养民教民”，而“养民教民”的方式，则要求帝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摒弃“以农立国”，向“工商立国”转型。

政治体制改革：君主立宪

    帝国需要一场经济体制改革，薛氏在国内即已有充分认识，出使西洋，不过是使其这一认识获得了佐证和拓展——赴欧途中，轮船经过香港、新加坡，薛氏目睹洋人依赖工商业使荒岛发展成为巨埠，即已感叹帝国必须作经济体制改革：
    “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国、造家、开物、成务之命脉，迭著神奇之效者，何也？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此其理为从前四海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一所未讲；而外洋创此规模，实有可操之券，不能执中国‘崇本抑末’之旧说以难之。”
    帝国传统职业序列中，“商”本居末位，薛福成将其提升到“四民之纲”的高度，对传统经济体制批判之激烈，在当时是很鲜见的——洋务大佬如李鸿章、张之洞，搞了一辈子企业，结果全部搞成国企，洋务企业虽多，工商业的境遇和地位却没有多少改善。薛福成的认知高度，早已远远超出了洋务派。
                  
    君主制好还是民主制好
    出洋给薛福成带来的真正蜕变，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
    出国之前，薛氏的政论文章几乎不涉及政治体制问题，其《筹洋刍议》，通篇谈论工商、矿业、火车、兵制……毫不涉及政治体制问题。自从来到了欧洲，对郭嵩焘当年所谓的“君民兼主国政”的民主政体有了切身的提验，潜移默化之下，观念与以前大有不同。
    光绪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薛福成在日记中谈论自己眼中的君主政体与民主政体间的优劣。薛氏认为：
    民主之国的长处在于用人行政可以集思广益，顺应民情，君主不能肆虐民众以满足一己之私欲；亦能防止官员仗势欺人贪污腐化；其弊端则在于“朋党角立，互相争胜”，不能团结一致，甚至可能因私人恩怨而伤害国家利益。
    君主之国的长处在于：权力集于一人之手，倘若得到圣贤之主，“其功德岂有涯哉！”其弊端则在于：权力上重下轻，劳役民众有如牛马，民情不通，公论难伸，君主一人不能周到全国，误事不可胜数。
    薛氏最后总结说：君主制与民主制互有利弊，关键取决于“得人”：“得人，则无不便，不得人，则无或便。”这种结论显然有和稀泥的嫌疑，但考虑到日记最终需提交给朝廷，薛氏不得不作如此总结，也是可以理解的。
    三天之后，薛氏在日记中进一步深入讨论“中国究竟该实行民主制还是君主制”的问题。薛氏认为：中国在尧舜时代及其以前，所行的都是民主制。直到秦始皇以武力征服经营天下，才开启了君主制。秦汉之后，全部都是君主制。夏、商、周那时候，虽然君位世袭，但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念还深入民心，犹如今日之英国、意大利等国的“君民共主政体”。
    最后，薛福成得出结论：君民共主政体“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所以三代之隆，几及三千年之久，为旷古所未有也。”薛将中国历史上的夏、商、周三代解读为“君民共主政体”，既有规避政治风险的目的，亦自有其“托古改制”的良苦用心；所谓“君民共主”，其实就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
                  
    政改是经改的前提
    薛福成呼吁君主专制之国大清作政治体制转型走向“君民共主政体”，与其出洋探求国家富强本原的目的是一致的。光绪十九年六月十四日，薛氏再次总结西洋富强的本原，一共总结了“五大端”。但与此前多次同主题论述有所不同，这一次，“工商立国”被放置到了末位，众多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的内容被提到了前面。
    原文如下（西国富强之源……约有五大端）：
    一曰通民气：用乡举里选以设上下议院，遇事昌言无忌；凡不便于民者，必设法以更张之；实查户版生死婚嫁，靡弗详记，无一夫不得其所，则上下之情通矣。
    二曰保民生：凡人身家、田产、器用、财贿，绝无意外之虞；告退官员，赡以半俸；老病弁兵，养之终身；老幼废疾、阵亡子息，皆设局教育之，则居官无贪墨、临阵无退缩矣。
    三曰牖民衷：年甫孩提，教以认字；稍长，教以文义；量其材质，分习算、绘、气、化各学，或专一艺，终身无一废学者；何也？有新报之流传，社会之宣讲也。
    四曰养民耻：西国无残忍之刑，罪止于绞及远戍、苦工，其余监禁、罚款而已；监狱清洁无比，又教以诵读，课以工艺，济以医药，无拘挛，无鞭挞，而人皆知畏刑，不敢犯法，几于道不拾遗；父母不怒责其子，家主不呵叱其仆，雍然秩然；男女杂坐，谈笑而不及淫乱，皆养耻之效也。
    五曰阜民财：其藏富于民者三要，一、尽地力，谓讲水利、种植、气、化之学；二、尽人力，各擅专门，通工易事，济以机器，时省工倍；三、尽财力，有公司及银号，而锱铢之积，均得入股生息，汇成大工大贾，有钞票及金银钱以便转运，则一可抵十矣。
    “阜民财”，相当于薛福成未出国前所倡导的凭“工商立国”以“养民”。然而前四条“通民气”、“保民生”、“牖民衷”、“养民耻”，已经很广泛地涉及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方面面，譬如自由选举、议会制度、言论自由、社会保障、公民财产权、公民的受教育权等等。同为“西国富强之源”，他们被放置在“阜民财”一条之前，薛氏主张政体体制改革先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乃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前提的观点，是显而易见的。
                  
    经改是政改的保障
    “工商强国”与“君民共主”是薛福成政治思想中的一体两面。在薛氏看来，君民共主政体是工商强国的保证（如上文所述），但另一方面，工商强国又可以巩固君民共主政体。光绪十八年五月十三日的日记有着薛福成关于这方面的认识的记载。日记说：
    “西洋各国议院员绅由民推选，大抵皆取器识明练、才辩锋生者，而尤以家道殷实为第一要义，群谓之‘体面人’，……盖视此为扬名成业之具，而非为养身肥家计也。议员中资深望重者，可举为宰相及各部尚书，或为伯理玺天德（总统），或有稍玷其声誉者，则终身无再选之理。故近来欧洲之官，以贪墨著者尚少。”
    薛福成认为家道殷实的“体面人”依靠民主体制进入议会乃至成为国家领导人，有助于防止贪污腐化，对国家的政治清明大有益处，因为这些人追求的不是财富而是名誉。光绪十九年四月十六日，薛福成在日记中批判了中国传统社会鄙视富人的痼疾：
    “中国用人以富者为嫌，西俗用人以富者为贤，其道有相反者。夫登垄断以左右望而罔利市者，谓之‘贱丈夫’，中国数千年来，无愚智皆知贱之，……贬之曰‘铜臭’斥之曰‘守财奴’，中国之习俗然也。泰西各国最重议绅，议绅之被推选者，必在殷富之家。……至其选为各部大臣及宰相者，非殷实之世爵，即富厚之名人，其意以为彼皆不忧衣食，专顾体面，未有不竭诚谋国者。”
    薛如此推崇“富民”在议会政治中的作用，显然是想将其“工商立国”理念与“君民共主”思想融合起来，达成一致。这种高度推崇“富民”的观念放在今天，仍不免引起许多争议，但考之历史，西方国家确实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自“精英民主”向“大众民主”过渡的过程；晚清之维新、立宪，论及民主，同样也带有这种推崇“富人”的倾向——譬如规定家产达到多少才有资格进入地方咨议局。薛福成在1890年代将个人的财富、地位与代议民主政治联系到一起，不是“反动”，而是一种进步。

结语：有木有

    从1890年代的维新到1900年代的立宪：
    薛福成说国家富强之源在于“通民气……遇事昌言无忌；凡不便于民者，必设法以更张之”有木有？
    薛福成说国家富强之源在于“保民生”民众财产受法律保护（凡人身家、田产、器用、财贿，绝无意外之虞）有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告退官员，赡以半俸；老病弁兵，养之终身）有木有？
    薛福成说国家富强之源在于“牖民衷”民众有完整的受教育权有木有？
    薛福成说国家富强之源在于“养民耻”无酷刑讲文明有木有？
    薛福成说国家富强之源在于“阜民财”藏富于民有木有？
            
言论：薛福成认为“凡兹西学，实本东来”
                  
梁启超：薛福成著作乃“佳者也”
                  
    维新旗手梁启超对薛福成的论著推崇备至。梁曾在《读西学书法》一文中介绍说：“中国人所著言西事之书，所见者如曾惠敏之文集，薛叔耘之筹洋备议、四国曰记、海外文集，黎纯斋之文集，……皆佳者也。”将薛的许多著作列为近代中国“言西事之书”的佳作，号召国人认真阅读。
    梁后开列《西学书目表附卷》中，更将薛福成的《筹洋备议》和《海外文编》二书，同康有为的《公车上书记》和《四上书记》置于同等地位，用于宣传维新。

黄遵宪：西方近代学术源自《墨子》
                  
    晚清维新名士黄遵宪早年出使日本，著有《日本国志》一书。黄在书中写道：“余考泰西之学，其源盖出于《墨子》。”认为西方政治、宗教、科技无不出自墨学：“其谓人人有自主权利，则《墨子》之尚同也；其谓爱汝邻如己，则《墨子》之兼爱也；其谓独尊上帝保汝灵魂，则《墨子》之尊天明鬼也；……”
    撰写此书时，黄遵宪自称“余足迹未及欧洲。又不通其语言文字，未由考其详。”但1890年与薛福成同往欧洲，归国后其西学墨源论仍未改变。

薛福成：凡兹西学，实本东来
                  
    当年与郭嵩焘一同出洋的副使刘锡鸿曾得出西方文明乃中国“圣教”之果实的荒谬结论。薛福成出洋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认为“凡兹西学，实本东来。”不但西方工艺、数学等来自中国，连以蒸汽电力为能源的西方机械也在薛氏的“严密”考证下，成了中国的发明。薛氏最终得出了所有西学“莫不自中国开之”的结论。
    这种行为，实是一种文明在另一种文明面前产生巨大心理落差后所致。不同的是，刘锡鸿得出了西方只学到“圣教”皮毛，中国无需向其学习，更无需改革的结论，薛福成以这种荒诞的方式重构了文化自信心之后，仍然坚持中国需要“变法”。

谭嗣同：薛福成乃洞彻洋务的楷模
      
    薛福成的著作对晚清维新变法起到了重要启蒙作用。谭嗣同即曾从薛福成的论著中得到许多启迪。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谭嗣同对薛福成早年关于日本必“为中国之大患”的告诫感慨万千。谭更将薛视为“洞彻洋务，皆由亲身阅历而得”的楷模，曾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感叹薛氏的思想转变：
    “郭筠仙侍郎归自泰西，拟西国于唐虞三代之盛，几为士论所不容。薛叔耘副都初亦疑其抑扬太过，后身使四国，始叹斯言不诬。夫阅历者，人所同也。但能不自护前，不自讳过，复何难寤之有？即嗣同少时，何尝不随波逐流，弹抵西学，与友人争辩，常至失欢，久之渐知怨艾……”
    谭遂将薛氏出使四国日记视为了解西学、认识世界的入门之书。执教南学会期间，探氏即多次引用薛福成的论述以助讲学，譬如讲授《论中国情形危急》时，便直接引用了薛福成的观点，谭写道：
    “暹罗者，亦亚洲弱小之南国也；土地人民财赋，远不及中国，自从翻然变化，国势居然日盛。昔薛叔耘钦使日记中，已称为宇宙内第三等国。今其国君游历泰西各国，共倡实学，各国爱之重之，国势由此更见兴盛，且将升为第二等国矣。我中国以十八省之大，乃不能比一暹罗，其耻又何如也? ”
    薛福成对晚清维新派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ys1937

28、1891年：孔教救国论与康有为的教皇梦
29、1892年：晚清知识分子须对义和团运动负责
30、1893年：永不到来的盛世，永不过时的危言
31、1894年：严复试图打造君民平等的新道统
32、1895年：“公车上书”真相
33、1896年：康有为整垮改革阵地《时务报》
34、1897年：湖南“腹地自立”计划流产
35、1898年：康有为在戊戌年究竟干了些什么
36、1899年：“中日合邦”计划流产
37、1900年：新世纪元年的亡国闹剧


1891====================================

孔教救国论与康有为的教皇梦



事件：康有为开设万木草堂


    本年初，康有为在广州开设万木草堂。在草堂存在的八年（1891-1897） 时间里，康有为打造出了一支名曰“康党”的草堂弟子兵，这是康自晚清到民国，数十年政治生涯里最重要的资本。
    草堂执教期间，康有为还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政治著作《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此两书与同时代经学家廖平的《知圣篇》和《辟刘篇》之间的“抄袭”或“借鉴”关系，学术界既然争论不休，读者亦不妨独立判断（可参见《转型中国1888：康有为转向“保中国不保大清”》）。以这两部著作为转折点，康有为自此走上了一条“孔教救国”的不归之路。


惟“孔教”可以救中国

    康圣人早年极力攻击孔圣人
    康有为早年并不是孔夫子的信徒。康是一个“天命观”极强的人，终生坚信自己的生命上必然依附着某种神秘而伟大的天意。60岁那年，他写诗自承：“吾生信天命，自得大无畏”，又不无得意地回溯自己出生时的异兆：“大火赤流星，子夜吾生始”。
    这种极度自负的“天命观”很早就出现在康有为身上——19岁师从岭南宿儒朱次琦，作了一篇离题的文章，受到老师的婉言批评和鼓励性表彰，即放言“我从此知道著书不算难事，自己和古先贤水准相去不远，由此更加自信”。
    这种自负让康有为对孔夫子不屑一顾。1917年，康回顾自己早年心境，曾如此坦承：“我年轻的时候希望自成一派，立足于孔子之外，于是每日里阅读孔子的著作，吹毛求疵，对其进行攻击。”
    圣人梦做到飞魔入心的程度，康有为终于不得不遁入家乡西樵山的寺观之中寻求出路，但结果却在静坐狂思之中，再度走火入魔，康日后回忆：“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
    这种“天命观”最终演变成了一种奇怪的“社会责任感”，这种“社会责任感”让康的心智得到了解脱。康日后在《自编年谱》中回忆：“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
    青年康有为撰写《教学通义》一书，正是缘自这种经营天下的志向。康在书中感叹朝野内外没有人才导致国势日趋颓丧，而之所以没有人才，康认为出在“教学”上——但是，与同时代其他学者如郭嵩焘、容闳等提倡西学有所不同，在康有为看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教学”问题不在于对西方的学习不够，而是对传统的继承太不够——“患其不师古也”，虽然表面上一直在“师古”，但“师古之糟粕，不得其精意也”。
    在康有为看来，“古”的终极源头是周公之学。周公旦是集黄帝以来“教学”之大成者——“盖黄帝相传之制，至周公而极其美备，制度、典章集大成而范天下，人士循之，道法俱举。”也就是说，“周公之制”是最完美的制度，现代人要挽救危亡，必须从知识分子的教育入手；而知识分子的教育，应该直接上溯学习“周公之制”，现在知识分子一味沉浸在孔子的“六经”当中，而“六经”只是“周公之制”中一个非核心的小组成部分，不过是“先王一官之守破坏之余”，所以是误入歧途。


    康圣人转而继承孔圣人衣钵
    尊崇周公、贬低孔子的康有为在万木草堂期间写出《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二书，突然转变为孔夫子最忠实的拥趸。按照康有为自己的说法，前者“先辟伪经，以著孔子之真面目”；后者“次明孔子之改制，以见生民未有”——创作《新学伪经考》的目的在于还原孔夫子的真面目；继撰《孔子改制考》的目的在于阐明孔子乃是“改制”的先锋。
    康有为在1891年在给好友朱一新的一封书札中详细阐述了自己思想上的这种转变的理由。康在信中说（作者注：为阅读便利对原文作了通俗化处理）：
    “我昔日以治国救民为志，今知其必不见用（指第一次上书皇帝失败），而心中的热情不能沮灭，又不喜好佛学，……所以关起门来专心阐发孔子之学，以求使其传播四洲，行之万世。”
    “……有人说孔子之道至大至中，不必担心传播。我认为不是这样。一种学术能不能传播开来，关键在于‘力’。……
    如今地球四洲，除亚洲有孔子与佛回外，其余皆为耶教所灭。假使我国器艺早精，轮船铁路能驰骋于域外，则早就使欧、墨、非、奥服从孔学了。耶教浅妄，岂能诱之？我国既不能早精器艺，坐今彼诱之而坐大，此乃我们自己不宣扬孔教的失策。”
    “……（耶教进入中国数百年而未能兴盛）原因在于信奉耶教之国未灭亚洲罢了。若政权更替，这些信奉耶教之国绝非金、元等无教政权可比，必将以其耶教取代我之孔教。……必将毁我之学宫，改为他们的礼拜堂，必将用《新约》取代儒家经典，从之者以科举相诱，不从者则施以杀戮，此亦非秦始皇之焚书坑儒可比。……我每每想到此处，半夜披衣而起，无不悲伤流涕不能自已。”
    这种中国传统文明即将被西方耶教文明所取代的危机感，成了康有为将儒学改造成孔教的最直接的驱动力：
    “自京师挫败而归后，我摒绝杂书，日夜研究孔子之学，终于得出非常异义，明白孔子才是创立儒教的圣人。孔子的学说，立人伦，创井田，发三统，明文质，道尧舜，演阴阳，精微深博，无所不包。我现在将这一点阐明出来，可以使孔子之道不必依赖国力也可以广泛流传，只要尽力诠释、努力宣传，孔子之道终有混一全球的一天。不谦虚地说，对孔子之道的这种见解，二千年来我是第一个。有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再辅以礼学、字学……凭着这些经典著作去海外宣扬孔教，我深信其肯定可行。”
    康有为的这种将儒学改造为宗教的“复原孔教”的努力，得到了万木草堂弟子们的高度认可和支持。弟子们曾如此评价乃师的教育成就——“此乃中国之所寡见，从古教主之迹乃见之，不可以寻常教育家论也。”梁启超曾在《支那教改革问题》演讲中总结康有为的政治哲学的主旨：“关于支那者，以宗教革命为第一著手；关于世界者，以宗教统合为第一著手。”而支那的“宗教革命”，就是“发明孔子之真教旨”。
    换言之，康有为所走上的，是这样一条歧路：将儒学改造成孔教，再以孔教对抗西方文明（耶教）以救中国，而且极其乐观地预见：孔教终将战胜耶教，混一世界。

“教皇”非康有为莫属


    戊戌年试图尊孔教为国教
    万木草堂内的讲学是康有为“孔教救中国”路径的起始。从这里起步，历经维新、立宪、革命，直至民国，康有为的政治态度屡有变迁，但“惟有孔教才能救中国”这一点，却始终坚持未曾放弃。
    1894年、1897年，康有为曾两次前往桂林讲学。广西是外国教士比较活跃的地区，耶教较之其他地方盛行，这给了康有为很大的刺激。为抵制这种“以夷变夏”，第二次讲学期间，康在桂林成立了一个“以尊孔教救中国为宗旨”的学会——“圣学会”。
    学会得到了广西地方官绅的鼎力支持，广西按察使亲自出面主持，并起草了圣学会章程序文，捐款资助的官绅也不在少数。康则亲自起草了《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缘起》及《圣学会章程》两个重要文件，康在其中痛陈：广西自梧州通商以来，“教士猬集，皆独尊耶稣之故；而吾乃不知独尊孔子以广圣教”。所以特设“圣学会”，以求“广大孔子之教”。
    “圣学会”的成功，或许给了康有为在戊戌年极力推动“尊孔教为国教”以极大的动力。康似乎认为：既然广西的士绅们如此热心于“圣学会”，那么，推而广之，朝野内外的士大夫们也应该大部分赞同“尊孔教为国教”。
    在那份名为《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的折子中，康有为告诉光绪皇帝，自己以前进呈的《日本明治变法考》、《俄大彼得变政致强考》等著作，“只言治术，未及教旨，未足以上酬圣意也”。也就是说，那些著作所讨论的“君主立宪”，只是一种制度层面的“治术”，而不是文化层面的“教旨”。
    康有为告诉皇帝，自己的维新思想的核心在“尊孔”——“今并将臣所著《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董子春秋学》进呈，……窃惟孔子之圣，光并日月；孔子之经，流亘江河……”康还告诉皇帝，西方人经常嘲笑中国人的“多神之俗”，视之为野蛮行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一神教是进步的，多神教则是落后的；中国自然也应该变成一个一神教的国家；而要变成一神教国家，首先应该把那些民间信仰的乱七八糟的神都当作“淫祀”废除，然后再把儒学改造成孔教，以孔子作为大教主进行崇拜信仰。
    为何选择孔子呢？康有为对皇帝解释说：“中国本来有一个现成的教主，那就是孔丘。西方各宗教的教主，都是靠迷信起家，而成为教主的；孔丘不以迷信起家，只靠他所作的六经，以得到人们的信仰，这才是真正的教主。他认为，人类世界的文化日益进步，靠迷信起家的教主已逐渐不适宜为文明世界的教主了；只有不以迷信起家的孔丘，才真正是文明世界的教主。言外之意，是说，以孔丘为教主的宗教，不但适合于中国，而且适合于全球的文明世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


    谁来做“孔教”的“教皇”？
    按照康的设计，孔子是供在神坛上的教主，地位如同耶稣；那么，现实世界里，孔教的基层组织如何架构？又由谁来承担类似罗马教皇那般的角色呢？
    康有为向皇帝建议：
    “自京师城野省府县乡，皆独立孔子庙。……所在乡市，皆立孔教会，公举士人通六经四书者为讲生。……讲生兼为奉祀生，掌圣庙之祭祀洒扫。乡千百人必一庙，每庙一生，多者听之。一司数十乡，公举讲师若干，自讲生选焉。一县公举大讲师若干，由讲师选焉。……一府一省，递公举而益高尊，府位曰宗师，省曰大宗师。……合各省大宗师公举祭酒老师，耆硕明德，为全国教会之长，朝命即以为教部尚书，或曰大长可也。”
    按照康的构思，这是一套自地方到中央、与现行世俗政权完全平行的新的神权体系。自地方到中央，依次是：讲生（乡市）→讲师（司）→大讲师（县）→宗师（府）→大宗师（省）→祭酒（中央）。
    在这套孔教组织架构的设计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1、 各级教会的领袖，均由下级教会选举产生；作为孔教的全国最高领袖祭酒，也须由各省教会选举产生，皇帝可以加命祭酒为教部尚书，此为世俗行政官制；但皇帝只能对祭酒加命，不能随意任命他人；也就是说，教部尚书自下而上选举产生，皇帝无权任命。
    2、 隐含治教分立的用意。皇帝只能加命祭酒为教部尚书，教会选举什么人为祭酒，他就必须任命什么人为教部尚书，这意味着皇帝的治权似乎不能干预教会的教权。
    在此不妨想象一下，假设光绪皇帝批准了康有为这道奏折，那么，第一任孔教教皇会是谁呢？——在同一封奏折里，康曾如此向皇帝强调：“（后世学者无知）遂令中国诞育大教主（孔子）而失之，岂不痛哉！臣今所编撰，特发明孔子为改制教主，六经皆孔子所作，俾国人知教主，共尊信之。”
    如此，既然康有为是第一个发现孔子乃是“教主”的大秘密之人，其他人对此都茫然无知，那么，这个教主，除了康有为本人，还有别的候选人么？
    章太炎戊戌前夕曾应邀进入康党当道的时务报馆担任主笔，旋因政见不合而被馆中康门弟子排挤出局。太炎先生曾如此描述康党内部情形：
    “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此病狂语，不值一笑。”
    太炎先生将康门弟子们将康有为称作“教皇”视为“狂语”，殊不料，康乃是一个万事无不敢于实践之人，戊戌年他就真的给皇帝上了这样一道奏折，真的就在极力想把儒学搞成孔教，极力想把自己推上教皇的宝座。

结语：摊上一个努力破坏改革共识的维新领袖你伤不起

    改革是戊戌年的共识。
    甲午、马关、胶州……一系列的挫败与瓜分，在晚清中国社会精英尤其是士绅中已经迫生出了一种迥异于1880年代的国家危机感，这种危机感促使其在加大改革步伐、深入改革领域方面达成了新的共识。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强学会，它的成员不但有康、梁这些高谈维新的在野知识分子，还有许多新军将领，以及军机大臣乃至地方督抚。即便是著名的保守派徐桐，亦上奏请求朝廷调张之洞入京主持变法——当然，皇帝更愿意启用康有为。
    但“惟孔教才能救中国”决不是戊戌年的共识。
    康有为以《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作为将儒学改造为“孔教”的理论基础。但恰恰是这一理论基础，是绝大多数士大夫们所无法认可的——康在这两本书里，将2000余年来千百万儒家士大夫崇奉的古文经，说成是伪造的，贬斥得一文不值，如何可能被当代士大夫们接受？尤其是——康的论证过程居然漏洞百出，毫无逻辑可言，以至于翁同龢曾斥其为“真说经家之一野狐也”；张之洞则屡劝其放弃此种歪门邪说……
    那种认为康有为把孔子的幽灵请出来，目的是为了“给改革寻找一个合法性的基础”的主流观点，不过是典型的睁眼瞎话，彼时，改革已是举国共识，何须再找什么“合法性基础”？一个改革领袖，应当尽可能地整合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共识，以此作为推进改革最坚实的基础；康有为却坚持要在毫无共识的“惟孔教才能救中国”的末路上狂奔，戊戌年碰上这样一位维新领袖，真的是伤不起。

言论：康有为认为中国国情决定了中国搞不成共和，只能搞孔教


梁启超：康认为中国人必须崇拜偶像


    梁启超曾如此理解康有为的“孔教救中国”：
    “（先生认为）欲救中国，不可不因中国人之历史习惯而利导之。又以为中国人公德缺乏，团体散涣，将不可以立于大地，欲从而统一之，非择一举国人所同戴而诚服者，则不足以结合其感情，而光大其本性。”而这个举国人所共同拥戴和崇拜的偶像，正是孔子。因为康有为认为，孔子的教义最适合中国的国情。

康有为：国情决定中国人只能搞孔教


    民国之后，康有为继续提倡“惟孔教才能救中国”，认为民国成立虽一扫“中国数千年专制之弊”，但纪纲尽废，士农工商失业，小民流离饿毙，如此惨状，非孔教不能救。
    康民国后鼓吹孔教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认为共和制不适于中国。他认为中国“民习于专制太久，而不能骤改”，“旧教伦理太深，而不可骤弃”。中国国情决定了中国人搞不成共和，只能回到孔教的道路上来，应大力宣传孔子之道，“遍立孔教会”。

廖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出炉始末


    廖平《经话》：
    “广州康长素，奇才博识，精力绝人，平生专以制度说经。戊乙间，从沈君子（沈增植）处得《学考》，谬引为知己。及还羊城，同黄季度（黄遵宪）过广雅书局相访，余以《知圣篇》示之。驰书相戒，近万余言，斥为好名鹜外，轻变前说，急当焚毁。当时答以面谈再决。后访之城南安徽会馆，两心相协，谈论移晷。明年，闻江叔海与俞荫老书，而《新学伪经考》成矣。”

曾廉：康有为蒙蔽皇上想“教皇中国”


    戊戌年，湖南士人曾廉曾上书朝廷，请求诛杀康有为。理由是他看破了康有为搞“孔教”的“叵测”用心。曾廉在奏折中说：
    “盖康有为尝主泰西民权平等之说，意将以孔子为摩西而己为耶稣，大有教皇中国之意，而特假孔子大圣，借宾定主以求风示天下。”
    “其实亦将以皇上为孔子，而假公行私，假权行教，风示天下也。”


黄遵宪：搞“孔教”逆历史潮流


    黄遵宪也反对搞“孔教”，理由是政教分离、教不干政是西方现在的潮流，康的举措是反其道而行之：
    “戊戌年三四月间，保教之说盛行，……且泰西诸国，政与教分，彼政之善，由于学之盛；我国则政与教合。分则可借教以补政之所不及，合则舍政以外，无所谓教，今日但当采西人之政，西人之学，以弥缝我国政学之弊，不必复张吾教，与人争是非校短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