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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0 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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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姚中秋：中國自由主義二十年的頹勢
在199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 （以下簡稱 「中國」 ） 活躍的諸家思想流派中，自由主義當屬支持者最多、傳播範圍最廣、影響也最大的一支。但就在這大約二十年間，中國自由主義經歷了某些相當重大的變化；並且，至少在思想層面上，目前似已呈現出明顯的頹勢。
這一變化究竟是如何發生的？本文就此提出一個私人觀察性質的解釋。 「私人觀察」的意思是，這不是一篇學術論文，不準備引述文獻。本文將主要根據個人過去十幾年來的親身經歷與直接觀察，對自由主義在中國演變的趨勢進行一些粗疏的評述。
還需要說明三點。其一，筆者不準備對 「自由主義」 下一個嚴格的定義，劃定明確的範圍。這是一件高度複雜的理論工作，本文無力也不準備承擔。筆者只是把當事人自以為、旁觀者也以為的自由主義者，當成自由主義者對待。其二，為Ç述需要，本文提及了多位師友。筆者盡可能保持客觀、審慎，但仍難免有冒犯之處，敬請諒解。其三，筆者本人已從作為一種現代意識形態的自由主義立場，後退到僅關注於憲制變革的較為古典的憲政主義立場，因而在Ç述過程中，於不經意間，對自由主義也許會有某種偏見。這一點，亦請讀者鑒別、諒解。
一 中國當代自由主義的譜系
本文關注的歷史時期始於1990年代初期。儘管至今只有短短二十年，但中國的政經格局已然發生了巨大變化。這一時期大體可以2003年或者江澤民、胡錦濤權力更迭作為分界點，劃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在這兩個時期，中國自由主義呈現出兩種不同的形態。
1980年代是否存在自覺的中國自由主義思想與觀念，無法遽下結論。大體上，受到意識形態慣性的影響和知識資源匱乏的約束，彼時知識界缺乏自由主義的理論自覺，思想討論所使用的話語，似乎更多是文化的和哲學的。因此，1980年代的思想主題是反思與啟蒙，薩特 （Jean-Paul Sartre）、弗洛伊德 （SigmundFreud）、韋伯 （Max Weber） 就是最為重要的思想資源。思想界最為醒目的主張是激進反傳統主義，電視紀錄片 《河殤》 的出現是這場思想運動的巔峰。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讓這一波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啟蒙運動戛然而止。此後是一段思想的寒冬期。由於經濟政策與意識形態高度相關，因而，此後兩年，經濟政策也受到波及，全面收緊。全面收緊的結果是經濟陷入困境。為擺脫困境，挽救統治權，鄧小平決定南巡。鄧從1980年代的經驗中清楚地知道，要擺脫經濟困境，就得開放：既要對外開放，引進境外投資、技術、管理；也要對內開放，允許私人企業成長。為此，鄧必須部分地打破本來已經鬆動、但在1989年後再度強化的意識形態牢籠。鄧提出了 「不爭論」 的原則，其含義就是不爭論新政策 「姓社姓資」，實際上就是默許那些「資」的成長。
鄧小平的這一策略性政治行動，不經意間，為自由主義改變自己在中國的命運創造了條件。因為，對私人企業開放就意味着承認私人產權、經營自由、企業間競爭，總之，這意味着承認市場制度。鄧南巡之後， 「市場化」 迅速地成為媒體與學術界的主流話語，當局也開始大規模地向市場制度轉型。
藉由這樣的機會，經濟學異軍突起；而且，進入學術與觀念場域的經濟學，主要是當時在西方也正走紅的自由市場經濟學派，比如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為代表的貨幣主義，科斯 （Ronald H. Coase）、諾斯 （Douglass C.North）、張五常所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以及思想更為開闊的哈耶克 （Friedrich A. von Hayek）。尤其是後者和他的導師米塞斯 （Ludwig von Mises）對計劃經濟「不可能性」的論斷，清除了市場化的知識障礙。
這構成了當代自由主義的一個重要分支：市場自由主義或者經濟自由主義。借助於市場化的 「政治正確性」，這種自由主義觀念在公共媒體上迅速擴張地盤。經濟學家基於自由市場理念，對於當時最為重要的公共議題發表看法，這些看起來非常新鮮的意見，總是能夠引起廣泛關注。受到這種觀念影響，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人慣於從財產權的角度理解權利，從經濟自由和自由競爭的角度理解自由。
1990年代另外一股自由主義潮流則穿着懷舊的外衣登場，此即對民國知識人的懷舊。在那個原創性思想遭受壓制的時代，重新發現歷史，尤其是現代歷史，成為人們擺脫意識形態控制的常見策略。這些被重新發現的知識人包括錢鍾書、林語堂、周作人等，他們讓人們重新界定了現代中國文學史。接下來，出版界、思想界重新發現了陳寅恪。陳寅恪在學術專制的環境中堅守學術尊嚴的精神，感動了無數讀者，其名言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成為在嚴酷言論環境中具有良知和自由精神的知識人用於自我激勵和互相激勵的座右銘。
經過這樣的熱場，大約於1990年代中期，民國自由主義傳統正面進入了人們的視野，其主角首先是活躍於1920至30年代的胡適，接下來是他的朋友們。
上海學者章清在一本專著中將他們合稱為 「胡適派學人群」 。由他們往下，人們又發現了1940年代活躍在西南聯大的具有自由色彩的教授們、創辦 《觀察》 雜誌的儲安平，以及 《觀察》 雜誌的若干作者。這兩類知識份子都被冠以 「自由主義者」之名。北京大學的自由主義傳統，也被隆重地發掘出來。
懷舊的力量是巨大的。自由主義進入歷史考察的視野，反過來也改變了人們對歷史的認知，催生了一種 「自由主義歷史觀」。不少中青年學者從自由主義的視角看待現代中國歷史演變的過程，現代中國的文學史、思想史、社會史乃至政治史，都程度不等地被系統重寫了。這樣的歷史Ç事迅速被人們接受，而似乎成為一種常識。相反，官方的革命史觀黯然褪色，在公共輿論空間中消聲匿迹了。
這一傳統似乎給1980年代的啟蒙主義以更多的歷史和學理論證，藉由這一自由主義傳統在公共輿論空間的廣泛傳播， 「反傳統」 常識也日益擴展。啟蒙的自由主義也就構成當代中國自由主義的一個重要分支，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袁偉時、雷頤等人。
同樣是借助這樣的懷舊，也借助於經濟自由主義的東風，1990年代中期，自由主義的另外一個分支——政治自由主義，也得以登堂入室。這個分支的代表人物有劉軍寧、朱學勤、秦暉、徐友漁等。雖然筆者稱他們為 「政治自由主義者」 ，但他們的議題與經濟自由主義密切相關。他們特別強調財產權的重要性，個人自由的首要保障是財產權。由此也不難理解，為甚麼這種自由主義以與 「新左派」辯論的方式進入了公共場域。對於當時的市場化過程， 「八九」 之後出國留學、接受西方學院派學術訓練的「新左派」 ，持質疑和反對態度。對此，經濟自由主義者通常不予理睬，他們專注於經濟政策設計，根本不關注學院中的思想論爭。政治自由主義者則出面與之論戰。因而，政治自由主義雖然藉着啟蒙自由主義塑造的公眾情感而獲得登場的機會，但從一誕生起，它就與經濟自由主義互為表¹。可能正是這一點讓政治自由主義在1990年代中期後七八年間，不僅被官方容忍，甚至享有相當強勢的地位。
上述三種自由主義不只是呈現為學理，也是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公共觀念。
另外一種自由主義——西方當代自由主義——則基本上局限於學院學術圈內。1990年代中期，西方當代自由主義思想也借助中西學術交流渠道，進入中國學界。不少學者、學生到美國接受學術訓練，他們對當代西方的學術、思想活動較為了解，並接受了羅爾斯 （John Rawls）、德沃金 （Ronald Dworkin）、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 等人的思想。由此，他們所討論的諸多議題基本上是美國人和歐洲人所設定的議題，比如少數族群權利、同性戀婚姻權利等。在這一點上，他們與學院新左派相接近。這樣的討論與中國人所關心的公共問題基本不相干，也因此，他們似乎主要局限於學院中，在大眾中缺乏影響，很難說具有多大觀念的力量。
這樣，2000年前後，中國的自由主義具有了豐富的面相，即同時存在着三種具有較大影響力的自由主義派別：啟蒙的自由主義、政治自由主義、經濟自由主義。這其中，第一種繼承自新文化運動，後兩種則超出了胡適自由主義傳統的範疇。也正是這一點，讓這一輪自由主義與新文化運動、也與1940年代 《觀察》 的自由主義之間，形成重大區別。
具體地說，這輪自由主義帶有古典自由主義的明顯特徵。很多自由主義者也正是基於這一觀念，在經濟思想領域反對凱恩斯主義 （Keynesianism） ，在政治思想領域反對新左派，在中國特定的語境中，則反對極權主義。
更為重要的是，在現代中國思想史與觀念史的脈絡中，有些學者基於中國的文革經驗，深入反思法國—俄國的激進革命傳統，清理其在中國思想和政治領域的遺產。這方面最為引人注目的人物是王元化和朱學勤。他們明確地提出，中國應當告別法國傳統，轉向英美傳統。也正是在古典自由主義的背景下，劉軍寧的思想帶有強烈的美國式保守主義特徵；具體地說，帶有自由至上主義（libertarianism）的傾向。
上述兩種傾向都對啟蒙的自由主義構成了質疑。也就是說，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自由主義內部就已經出現了分歧與張力。只是，在自由高度匱乏的時候，每個分支似乎都有充分的拓展空間，因而，這種分歧並沒有公開化。自由主義還呈現為一個相當連貫的整體。
二 自由主義與體制
在過去二十年中，自由主義對於中國的體制，總體上是持一種批評態度的。這也就為自由主義與體制之間的關係確定了基調。但是，兩者的關係倒也並非一成不變；在江澤民主政時代，自由主義與體制的關係還是比較曖昧的。
形成這種關係的根本原因在於，當局自身就表現出明顯的自由化傾向。鄧小平南巡之後，市場化成為官方的執政綱領。由此，當局逐漸接受了市場經濟的基本原理，策動了一系列改革，儘管毛主義的基本制度和政策框架並無根本變化。這樣，經濟自由主義也就大模大樣地進入官方的意識形態話語體系。
與此同時，各級官員，尤其是中間層級的官員，在1980年代接受過高等教育，為了適應經濟增長導向的政績考核體系，隨後也接受了一定的經濟學訓練。由此，他們接受了經濟自由主義的價值和思考範式。因此，體制內存在着一股強烈的經濟自由主義傾向，在某種程度上已經發展成為 「增長主義」意識形態——對此意識形態的形成，自由主義經濟學作出了一定貢獻。
市場化必然伴隨着法治化，幾乎所有經濟自由主義者都主張：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吳敬璉對此談論最多。這一點，與共產黨內部分老幹部對文革深惡痛絕的情感相結合，推動了法治觀念在中國的制度化。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法治」 ——不再是「法制」 ——也進入官方主流話語體系。1999年，當局提出 「依法治國」 理念；2004年，當局更進一步，提出建設 「法治政府」 的政治目標。當年也完成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修訂，國家保障公民權利的原則正式寫入《憲法》 。
由此， 「自由」 、「公民權利」 等概念，成為官員們的公共語言。或許可以說，在江時代，體制呈現出明顯的自由化演進趨勢，諸多重要法律修訂與政策制訂的基本傾向是自由主義的。從某種程度上說，體制向自由主義屈服。由此，市場與法治的諸多制度因素進入原來的毛式體制。到江、胡權力交接的時候，呈現出顯著的「混合體制」 特徵。
這樣的混合體制與歐洲的混合制度當然大不相同。事實上正好相反：體制的基本框架依然是毛式的，但它已經退隱到陰暗的較深層次。台面上的諸多具體制度和政策，則在一定程度上合乎市場和法治原則 （起碼是根據這樣的原則制訂的） 。正是這些新的制度，讓中國人的創造性精神得以釋放出來，形成了人們後來驚嘆不已的 「中國奇迹」。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統治體制與外部的自由主義的關係，雖然算不上親密，但也不算敵對關係。掌權者可能未必十分情願，但在經濟改革之大 「勢」 推動下，不得不學習、接受經濟自由主義的基本話語。有些經濟自由主義者還可以深度介入體制內的某些重大決策過程。
也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在體制內外邊緣地帶，形成了以李慎之、謝韜等人為代表的一個相當特殊的自由主義流派。其骨幹多為中共資深黨員，曾在中高級崗位任職，在1980年代相當活躍，退休後轉而關注思想問題。他們的基本主張是民主，希望回到歐洲社會主義。這一點與自由主義有所不同，但他們明確地支持市場化和法治化改革，並且通過對中共歷史真相的發掘，致力於摧毀極權主義的偶像。因而，他們屬於廣義的自由主義者範疇。
在體制內外關係曖昧的環境下，自由主義觀念大舉進入公共傳播界，從而對社會變革發揮了重要作用。自由主義於1990年代興起之後，影響力迅速地及於公眾，除了一般圖書出版之外，最為重要的通道當屬大眾媒體。歐洲意義上的自由主義，也即具有強烈經濟學知識背景的古典自由主義觀念，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中國新興媒體，這一點是1990年代後期以來傳媒界最值得注意的現象，也是討論作為一種觀念的 「自由主義」 時，不能不注意的重要現象。
應予注意的是兩類新興媒體，第一類是「新銳傳統媒體」 ，其代表是「南方報系」 ，以及模仿它的若干地方都市報； 《財經》 雜誌等財經和新聞時政類周刊也屬於這一範疇。原來的報刊是意識形態化的，新銳傳統媒體至少取得了兩項突破：首先，其報導秉持「新聞專業主義」 ，尤其是調查性報導總是觸及公眾最關注的問題，能夠激發讀者的閱讀興趣而被廣泛傳播；其次，新銳傳統媒體發展了有別於雜文和官方評論的 「時評」 文體，在問題叢生、各個領域都在變革的年代，這類由接受過社會科學訓練的人所執筆的時評，對於所有這些問題，都進行嚴肅而不乏激情的討論。
第二類新興媒體是網絡媒體。在中國，最為活躍的網絡是門戶網站，而門戶網站最重要的內容是時事新聞和評論。這是由中國對傳統新聞的嚴厲控制所造成的特殊網絡現象。到今天，很多人已經習慣於依靠網絡獲得新聞、發表意見。
這兩類媒體相互支持。網絡媒體主要依託新銳傳統媒體提供的內容；新銳传統媒體也借助網絡平台，它們雖是地方性的媒體，卻具有廣泛的全國性影響。到本世紀初，這兩類媒體已經共同成長為塑造中國輿論的主流媒體。官辦媒體則在這兩者衝擊下，陷入永劫不復的衰敗境地，連生存都無法維持。
至關重要的是，從業於這兩類媒體的編輯、記者，大多數信奉自由主義理念，只不過程度有所不同、自覺意識有高有低而已。由此可以看出，在一段時間內，自由主義在學院中具有廣泛的影響力，尤其是那些關心公共事務的學生，幾乎都會接受自由主義。而具有這種偏好的大學生，畢業之後大多進入媒體工作，包括殘存的官方媒體。一個非常有趣的事實是，即便是 《人民日報》 、新華社的編輯和記者，大多數也相信市場、法治、民主原則。
因此，從1990年代中期以來，大眾媒體在公眾輿論領域中塑造了強勢的自由主義氣氛。儘管官方的態度在不斷搖擺，但輿論在過去十五年間大體上堅持自由主義，包括保障個人自由和權利、限制政府權力、推動市場化和法治，這些都是媒體的新聞與評論最為關心的話題。通過這種輿論，自由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法律與政策的決策過程。應該說，這是自由主義興盛的重要標誌之一，也是自由主義在中國最為成功的地方。我們下面將會討論，自由主義在其他方向上的努力普遍遭遇挫折。
但自由主義在大眾媒體中的影響力，迄今為止，還沒有衰落的明顯迹象。不過，自由主義在思想界的興盛並沒有維持多長時間，危機很快就到來了。令人深思的是，自由主義的挫折是從經濟自由主義的邊緣化開始的，而1990年代以來自由主義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搭經濟自由主義的便車，所謂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是也。
應當承認，經濟自由主義者所關注的問題，絕不只是經濟自由；相反，他們追求完整的自由，他們嚮往法治、民主。但他們相信，在中國現行的體制內直接追求政治自由，不大可能取得成功，所要冒的風險也太大；而經濟自由則具有足夠的合法性，由此入手，實現完整的自由的可能性也比較大。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對統制經濟與專制之間關係的分析讓經濟自由主義者相信，透過增進經濟自由，就可以推進政治自由。因為，那些西方理論家證明，現代專制政權與統制經濟之間存在着直接關係，那麼，瓦解了統制經濟，也就拆除了專制統治的基礎。弗里德曼在 《資本主義與自由》 （Capitalism and Freedom）一書前言中的論述則為他們提供了一個正面的理據：隨着經濟自由擴展，到了某個臨界點上，政治自由就必然到來，不管以何種方式。簡而言之，經濟自由主義者相信，可以通過市場化「哄」出一個包括法治與民主在內的憲政制度。
但是，經濟自由主義者的期望在相當程度上落空了。不錯，在1990年代中後期，國有部門確實在縮小，私人經濟部門也確實有所發展。但是，最為悖謬的是，國有部門縮小的過程，引發了一個嚴重的社會政治問題，導致了經濟自由主義的邊緣化。
國有企業產權改革過程中，存在大量內部人私有化、權貴私有化現象。而對此，經濟自由主義要承擔一定責任，至少是理論上的責任。基於上面簡單勾勒的信念，他們急於消解國有部門，就像著名的「冰棍理論」 所暗示的，盡快私有化，不管採取何種方式；而最快捷的私有化當然是權貴私有化。經濟自由主義從經濟系統整體效率改進的角度，對此予以默許，甚至給予一定的支持，因為這起碼實現了私有化。
很快，經濟自由主義就要為自己理論上的短視與政治上的幼稚，付出沉重代價。權貴私有化本身就是腐敗，它激起了輿論和民眾的不滿。這一過程也擴大了貧富差距。尤其嚴重的是，這一過程總是伴隨着普通工人在沒有得到充分補償的情況下大規模下崗，從而製造了新的城市貧民群體。
凡此種種現象引發了2003至2004年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大討論。當然，這只是一個導火索。事實上，1990年代初期以來形成的混合體制，固然釋放了企業家的創造性，同時也給權力變現為資本提供了最佳機會。因此，這個時代中國經濟固然快速增長，市場制度也在緩慢生長，但權錢交易同樣也在四處蔓延，甚至速度更快。在這樣的制度背景下，群體間的貧富差距迅速擴大。民眾深感失落、失望。他們無力辨析問題出在混合體制的哪個部分，於是採取了最簡單的辦法：你們叫得最響的東西，一定只對你們有利，而對我們不利。那我們就反對它。最後帶來的結果是，民眾反對「市場」 。
這就是2003年以後民眾的普遍情緒：民眾要求 「市場」 對他們的下崗、地位的相對下降和無所不在的官員腐敗等現象，承擔全部責任。當局立刻發現，這是推卸責任的良好機會。因此，當局迅速地實現了執政綱領的轉型，於是有了胡溫執政以後 「和諧社會」 綱領的提出。
相反，經濟自由主義者相當遲鈍，仍然按照自由市場經濟學的邏輯進行自我辯解。但是，這種複雜的學理性辯解不可能說服公眾。在大眾眼中，經濟自由主義聲譽掃地。從此，他們失去了十年間在公眾心目中的榮耀：在公共政策討論中，他們也日趨邊緣化。
最為有趣的是，中國的經濟奇迹本來源於經濟自由主義者所主張的私人產權和競爭制度，用1980年代的主流話語說是 「放權讓利」 。對於這樣的政策，新左派一直持反對態度。但到了2008年以後，藉着中國的經濟奇迹， 「中國模式」橫空出世。新左派卻儼然作為中國模式的政策設計者和理論闡釋者，活躍於海內外思想與政治界，彷彿過去十幾年的中國奇迹，就是他們所設計的。與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這個時候，經濟自由主義者卻在悲憤地抗議 「國進民退」 的現象——張維迎教授卸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職位，也許就是這一詭異事態的象徵。
經濟自由主義的邊緣化，給整個中國自由主義思潮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在此之前，因為體制自身在經歷自由化轉型，經濟自由主義也活躍於決策中心，因而，當局對整個自由主義還有一定包容性，這似乎可以收到增加執政正當性的效果。2003年以後，既然經濟自由主義已經聲名狼藉，它對當局來說也就是一種負面資產。當局自覺地拉遠與經濟自由主義的距離，這當然會導致體制內外的關係趨向緊張。
雙方關係吃緊的更重要原因也許是，自由主義所主張的新的制度因素，在混合體制內，已經觸及毛式體制的天花板。回溯自由主義興起的歷史就可以發現，當局所冀望於自由主義的東西，主要就是經濟自由主義，就是希望自由主義提供能夠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的秘方。整個自由主義思想體系中，只有這個部分與體制的目標是大體吻合的——並且，也只是發生在為了走出困境的最初短暫時期。至於經濟之外的自由主義的其他主張，對於體制而言，總體上是威脅；包括經濟自由主義者提得最多的法治——在中國語境下，法治意味着黨權受到控制、政府權力受到控制，這是體制內的人所不願意看到的。
因而，當局在獲得了自由主義提供的經濟增長秘方之後，立刻背對自由主義，這是合乎其自身的統治邏輯的。大眾拋棄經濟自由主義，給當局提供了一個反思和決策的契機。當局對自由主義學界和公共輿論界積極參與2004年 《憲法修訂案》起草、討論的壓制，就清楚地揭示了當局態度轉變的軌迹。
因此，2003年確實是當代中國自由主義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當然，也是當代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此後，體制內外的關係發生了大逆轉，自由主義與當局從默契的同路人，變成了心照不宣的敵人。經濟自由主義被拋棄，政治自由主義遭到壓制。凡此種種變局推動中國自由主義思潮內部也發生了巨大變化。
三 自由主義的自主實踐
經濟自由主義的消退，對整個自由主義思潮產生了較大的衝擊。自由主義者被迫從不同方向上，重新尋找可能影響中國變革的渠道，由此，中國自由主義內部出現了若干新的觀念與政治現象。
首先是「維權運動」的興起。維權運動大約興起於2003年，其概念的提出與闡發約在2004年初中期。維權運動興起的社會根源，與經濟自由主義被邊緣化的根源是相同的。那就是，在混合體制下，權力廣泛介入經濟過程，民眾的權利和利益遭到嚴重侵害，起而抗爭。這類民眾包括下崗工人、農民工、上訪民眾，以及城鎮房屋被拆遷的居民和鄉村土地被徵用的農民等，概括而言，他們屬於弱勢群體。
權力與權利在這些方面的衝突，伴隨着增長主義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經濟增長的戰線日益擴展，在本世紀初日趨廣泛而嚴重。
面對這種情勢，在法治化過程中成長起來的一些律師，在接受了自由主義理念後，在正義感的驅動下，起而協助這些弱勢民眾。他們通常是利用專業知識，介入司法程序，協助民眾維護、主張自己的權益。他們構成了一個維權律師群體。也有一些草根知識份子，儘管不是律師，也成為維權活動人士，他們活躍在各地的維權活動中。
走司法維權之路，當然也與自由主義者關於法治治理的想像有密切關係。中國當代自由主義一個非常重要的共識是反對暴力革命，希望和平變革。現在，他們看到了民眾的怨恨，期望通過司法途徑，通過普通民眾維護個人權利的抗爭個案，推動法律與制度的漸進變革。當然，走司法之路，並不一定意味着不使用政治策略。事實上，維權活動人士通常與同樣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媒體保持密切聯繫，尤其是網絡媒體，為他們突破官方新聞封鎖、尋找同道，以及將個案政治化，提供了相當大的便利。而沒有這樣的政治化策略，個案抗爭不可能取得成功。
最初，維權運動取得過一定成就，其中的標誌性事件是2003年「孫志剛事件」 推動收容遣送制度被廢止。這是維權運動的經典案例，被人們津津樂道。不過，公民維權運動中真正取得成功的個案其實很少。
在現有體制下，這並不奇怪。與經濟自由主義不同，從一開始，維權運動就遭遇極大壓力。原因在於，在相關個案中，侵害弱勢民眾的主體，通常都是基層政府、地方政府。因而，個案維權總是直接與政府發生對抗。正因為如此，維權代表人物郭飛雄、高智晟先後被捕入獄。積極參與公民維權的北京公盟諮詢有限責任公司 （「公盟」） 遭到衝擊，被迫解散。2010年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當局更加強對維權人士的監控。隨後爆發的北非 「茉莉花革命」 讓當局異常緊張，控制、拘捕了相當數量的維權人士。或許可以說，這一輪維權運動已被推入谷底。
對於中國的自由主義來說，這是一次嚴重的挫折。自由主義向來被視為一種外來價值和觀念，而很多自由主義者認為，自由主義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之所以遭遇挫折，就是因為自由主義缺乏民眾基礎。維權運動的倡導者認為，維權運動是自由理念植根於普通民眾的一種有效渠道。但現在看來，草根知識份子轉向民間參與民眾維權活動的努力，並沒有取得可觀的效果。
與維權運動緊密關聯，自由主義也經歷了一次宗教化轉向，尤其是轉向基督教。二十世紀初的自由主義進入中國，是與啟蒙主義、唯科學主義結盟而行的。因此，新文化運動期間，最為響亮的口號是「科學」，啟蒙者號召人們走出迷信。胡適等人公開反對宗教，提出用科學替代宗教的設想。受此風氣影響，在1920年代，不少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曾經深入參與、推動帶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非基督教運動」 。這場運動把啟蒙主義反宗教的傾向與反帝的政治意識綑綁在一起，從而為未來中國在國家精神上走向徹底的無神論，打開了通路。
但是，與激烈地反儒家的堅定態度不同，自由主義者對基督教的態度，始終不是那麼絕對。最有意思的是，從2003年開始，大量具有自由主義自我期待的人士皈依基督教——當然是非官方的家庭教會。這種皈依固然基於個體對生命意義之追尋，但也有很多人是理性的皈依者。他們看到，現代自由憲政制度形成於歐美，而歐美的主流宗教信仰是基督教，尤其是新教。基於這樣的歷史考察，他們從知識上相信，現代自由憲政制度與基督教之間一定存在着直接關係。據此，他們得出一個關於轉型的政策結論：中國要成為一個憲政國家，必須經歷一個基督教化過程。已故經濟學家楊小凱曾經公開提出過這樣的理論，他是知識份子皈依基督教的典範。
還有一些自稱自由主義者的人士，儘管沒有信仰基督教，但是基於對西方制度的羡慕，相比於儒家，他們對基督教有更多肯定。在一般的知識性論辯過程中，他們自覺不自覺地把基督教當成宗教的最高形態。他們也相信，如果一定要選擇宗教，那基督教就是最好的。如果憲政一定需要宗教基礎，那就只能是基督教。從某種意義上，他們都是基督教的候補皈依者。
應該說，自由主義與基督教之間發生關聯，極大地增強了自由主義的力量，尤其是在公民維權運動中。事實上，家庭教會的維權活動是維權運動中最為重要的領域之一，因為政府經常打壓家庭教會。借助於宗教信念的激勵和教會的有效組織，這方面的維權活動的成功率似乎也比較高。
不過，基督教進入自由主義場域，也在自由主義內部引發了緊張。這其中最具有標誌性的事件是，2006年5月，李柏光、王怡、余杰等三位基督徒不允許非基督徒郭飛雄到白宮會見布什 （George W. Bush） 。此事在自由主義圈子內外引起巨大震動。宗教在給自由主義帶來力量的同時，似乎也讓自由主義陷入某種程度的分裂。
應當說，維權運動與自由主義宗教化是自由主義從理論走向自主的實踐的兩個至關重要的嘗試。這¹說到 「自主的實踐」，旨在區別於經濟自由主義者作為學者的實踐。經濟自由主義也參與了實踐，推動了經濟領域若干制度的變革。不過，大體上他們仍然是作為學者活動的，他們為民眾突破計劃體制的制度創新提供了學理論證，為政府制訂政策提供了備選方案。他們的身份主要是幕僚。維權人士則直接作為司法或者政治活動的當事人，參與到民眾維權過程中。
除了這兩種實踐外，自由主義還有另外一種實踐，那就是通過公眾輿論，影響法律與公共政策決策，以及影響個案。後者相當重要，因為，維權運動雖然走司法程序，但在司法缺乏獨立性的制度背景下，真正能夠影響司法的力量還是政治，而自由主義可以影響政治的唯一途徑是輿論。因此，所有取得成功的維權活動都離不開媒體的深度參與。恐怕也正因為兩者之間關係如此密切，自2003年以來，當政府在打壓維權活動的時候，總是會打壓媒體。
四 走出困境的可能性
經濟自由主義沒有「哄」出憲政，政治自由主義遭到壓制，相對草根的自由主義維權運動受到鎮壓。應該說，從2003年起，中國的自由主義經歷了一個又一個挫折。
在這種情形下，自由主義學術似乎也在解體。自由主義在學院中曾經具有較大影響力，尤其是在經濟學、法學、政治學等與市場及其支持性制度相關的學科內。但同樣是從2003年起，這種影響力似乎在急劇衰減。相反，人們普遍相信，市場要對中國目前存在的問題承擔責任，學院新左派的影響力隨之迅速擴大。當然，另外一個因素也有利於新左派的擴張：愈來愈多的海歸學者進入大學，這些學者的新左派傾向一般比較強烈，有一些人甚至成為 「毛左派」 。
當代思想界還有另外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一些曾經的自由主義者經過一次根本性轉折，轉向了國家主義者，與新老左派相互唱和。這其中最為重要者是劉小楓，而甘陽也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這樣的轉向。在他們的影響下，學院中不少青年才俊 （尤其是在政治哲學學科內），爭相以晦澀的語言，為中國現行國家體制重構正當性，並呼喚中國支配世界。
與上述種種思潮的強勢相比較，自由主義明顯地處於劣勢。而這樣的教育格局，對於自由主義的前景，將產生致命影響。過去十幾年中，自由主義觀念之所以能夠主導公眾輿論，就是因為在1990年代中後期，自由主義在學院內擁有較大影響力，從而影響了一批具有公共關懷的青年。那麼，根據學院目前的氣氛，或許可以推測，未來相當數量具有公共關懷的青年將會離開自由主義。自由主義在大眾媒體領域的影響，注定將會萎縮。
總結一下，從2003年以來，自由主義在理論、實踐兩方面，均陷入困境。這一點在思想史和中國制度演進上究竟具有何種意義，還有待觀察。這樣的困境當然與不利於自由主義的政治環境有關。但是，自由主義的宗旨本來就是改造舊秩序，塑造新制度，因而，將自己的挫折、失敗歸咎於不利的制度環境，乃是毫無意義的。自由主義介入現實而遭遇挫折，本就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觀念與新制度之間，橫亙着舊制度及附着於這個制度的巨大利益，穿越這兩者的過程，不可能輕而易舉。而如何有效地完成這一穿越，恰恰是自由主義者目前應當思考的根本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的思考，也許可以從這個事實開始：每一次，當自由主義遭遇挫折、失敗，似乎沒有甚麼反響。這一事實令自由主義者尷尬。但一百年來，這種情形已經司空見慣。這一事實也許顯示了自由主義的一大困境：與中國的疏離。
現代自由的成熟觀念是外來的，是藉着自由主義思想於二十世紀初進入中國的。這已被人們公認為一個事實——但我們下面的討論將提示，這一所謂的事實究竟是否成立，顯然是需要深入推敲的。即便它就是一個事實，我們依然可以說：事實不等於價值。
不幸的是，很多自由主義者卻刻意地把這個事實當成了價值。這也許是人類觀念史最為奇怪的事情：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似乎一直在凸顯自由觀念的外來性質。這種離奇的傾向，在新文化運動啟蒙自由主義及其當代的傳承者那¹，表現得格外顯著。他們的推理過程是這樣的：中國傳統是專制的，沒有一點自由的影子。自由是純粹外來的。中國人要享有自由，就必須放棄自己的全部傳統。 《河殤》 最為集中地表達了這樣的主題：走出黃色文明，走向藍色文明。
這是一種非常奇怪的「特殊主義」 論說方式，它意味着，中國和自由，相互具有特殊性。自由是西方特有的，中國的特徵就是無自由。哪怕從自由的傳播學角度來看，這樣的論說方式也是令人難以理解的，這等於把自由置於中國文明之外。於是，對中國人來說，自由純粹是一種外來之物，而自由主義者彷彿就是 「偷火者」 ——很多自由主義者就有這樣的自我定位。如此一來，自由主義當然也就成為少數人觀念中的稀缺物品。按照這樣的論說，自由主義者儘管一直在想像一個普遍自由的世界，但除了孤獨、憤懣的自由主義者之外，這個理想世界與現實之間，似乎沒有任何寬闊得足以讓國民通行的通道。也就是說，自由主義 （尤其是啟蒙自由主義）的思考方式，讓自由注定了不能進入中國人的生活。
就這一點而言，1990年代興起的經濟自由主義，以及其延伸到法學領域中的論說方式，要聰明很多。它斷言，追求財產權和經營自由、追求個人權利，乃是人的普遍天性，不分中西。也就是說，自由的學說固然是西來的，自由卻是內生的，中國人的自由觀念也完全可以、並且應當是內生的。
這樣的論述拉近了自由與民眾之間的關係，也因此，經濟學、法學自由主義中的 「產權」、「競爭」、「權利」 等諸多詞彙，順利地進入公共話語體系中，甚至變成最底層的拆遷戶、訪民用以主張自己利益的話語。正是這一點，讓維權運動得以展開。而一旦民眾使用這些話語，它們就能在潛移默化中改變使用者的觀念和行動模式。
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國語境中關於自由的普遍主義論證方式，更有助於自由的觀念融入中國人的生活之中，也有利於自由的話語進入公共話語體系中，從而在較為廣大的社會中催生一種以觀念生成新制度的意向和行動——最起碼，自由主義在遭遇挫折的時候可以獲得同情，而不被民眾當作無關的事情對待。
這個普遍主義的自由論說，至少可以有兩個維度：首先是哲學的維度，也即，從哲學和倫理學的角度論證，人，包括中國人，天然地傾向於自由。其次是歷史的維度，也即論證，中國人在漫長的歷史中，並沒有甘於接受非自由的生存狀態。因而，對於中國人來說，自由不僅是一種倫理的自然，而且就是一個現實，儘管是一種沒有完全實現的現實。由此，自由就在中國人的生命中，中國人不可能拒絕它，也一定可以圓滿地實現它。
這些命題都需要深邃而廣泛的理論論說，不幸的是，中國的自由主義在這兩個方面都沒有甚麼作為，而只有一堆常識。這也就是中國自由主義的另外一個嚴重缺陷：理論的匱乏。這一點，實際上是過去一百年來中國自由主義的致命缺陷。也許，康有為、嚴復、梁啟超等先賢還是有理論思考的意向的，但到胡適那一代的自由知識份子，完全放棄了在這方面的努力。這與他們對啟蒙的迷信有關。他們相信，既然西方已有成熟的自由主義理論，中國人就不必深思了。中國人現在要做的工作，只是把西方的常識教導給中國人，尤其是青年人，然後就萬事大吉。在他們看來，中國人再去進行理論思考，簡直是一種智力的浪費。因此，他們一直滿足於宣傳自由主義的常識。頂奇怪的是，胡適等人是學者，而且是大學者，但他們的學術與自由理論毫無關係，他們是紅學家、史學家、邏輯學家，而沒有一個是專門研究自由社會秩序之性質與實現進路的倫理學家、政治哲學家或政治科學家。
1990年代初興起的另外兩個譜系的自由主義——經濟自由主義和政治自由主義，在這方面略有改觀，但也極其有限，大體上這兩種自由主義者也只是常識的傳播者。經濟自由主義在重複美國自由市場經濟學的常識。政治自由主義是在與新左派的爭論中登場。按理說，學院新左派具有很強烈的理論抱負，這種抱負理應推動自由主義者進行理論思考。但是，自由主義者似乎並沒有這樣做，而依然以常識來回應對方。當然，在與新左派爭論的過程中，有人也曾試圖從理論上予以回應。但這種回應卻與中國的現實嚴重脫節。因為，新左派大體上主張一種後現代理論，與之論辯的政治自由主義的思考，也就顯得十分怪異。比如，有些自由主義者按照新左派設定的議題，竭力論辯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制度不好。在當代中國語境中，這是一種奇怪的政策結論。因為，很顯然，中國有大量最為弱勢的人口不能享有最為基本的生活條件。自由主義者的這一論說，只會讓他們被大眾拋棄。
這一事實顯示，中國自由主義者缺乏理論的自覺，缺乏設定理論議題的能力。在西方，自由主義擁有豐厚的傳統，因而，中國自由主義背負了太多常識，容易錯誤地幻想：憑藉這些常識，就可以解決自己在中國所遇到的全部問題。其實，不光中國大陸自由主義者這樣對待理論，台灣自由主義者同樣如此。這樣，自由主義從理論上所討論的大多數議題，是被自己的對手設定的，要麼是政治上的對手，要麼是觀念上的對手。也因此，中國自由主義始終無法深入到理論的世界中，無法在中國經驗中發展出完整的自由主義理論體系。
而沒有這樣的理論體系，自由的常識就是脆弱的。至關重要的是，沒有這樣的理論體系，自由主義就沒有源源不斷地生成觀念的能力。這樣，在中國社會中，自由的觀念也就是時斷時續的，缺乏連貫性，終究不能融入文明之肌理中，更無法變成這個文明的靈魂。
中國自由主義要擺脫目前的困境，當然要做很多工作，包括重新尋找介入現實的途徑。此外，還有另外一項至關重要的工作，那就是深思熟慮。也即，中國自由主義需要進入哲學、進入理論的世界。
專制制度也許不需要制度設計，但要獲得優良的治理秩序，就必須進行制度設計。市場、法治，更不要說憲政制度，都是多種規則、程序、制度的異常複雜的組合，它們的構想、構造，以及運轉，需要集中人類一切治理智慧。一個國家，即便它的精英殫精竭慮，也未必能夠設計出良好而可運轉的制度。試圖依靠常識就完成這一工作，實在是過於輕浮的想法。
當然，中國自由主義的理論構建，必須立足於中國現實。事實上，過去三十年間，或者六十年間，或者一百年間，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個人類最大的文明體的現代轉型經歷了諸多挫折、反覆，中國目前仍然在經歷轉型的痛苦。這一歷史與現實乃是理論思考最好的對象。透過這樣的思考，中國學人完全可以在一切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範疇取得重大突破，豐富人類關於人與秩序的認知。
理論決不是無足輕重的。當代中國新左派、國家主義作為一種觀念的興起及其在精英群體中所發揮的強大影響力，已經證明了這一點。而中國自由主義理論上的貧弱，面對迅速變化的現實時設定理論議題能力的匱乏，乃是其在學院、學術界，乃至在觀念世界和政治世界中逐漸喪失魅力、甚至被邊緣化的根本原因。
作為後發國家，在中國，自由首先呈現為知識。中國自由主義在中國語境中進行的理論思考，乃是實現關於自由的外來知識 「本土化」 的唯一途徑。普遍的知識唯有本土化，才有可能具有構造制度的能力。理論可以生成觀念，觀念可以催生行動。在中國語境中對自由進行理論性思考，可以極大地推動現實的制度朝着有利於自由的方向演進。
最為重要的是，透過自由主義的理論構造，自由將被置於中國的文明脈絡之中，或者更確切地說，通過這樣的理論思考，自由將呈現為從中國文明內生的中國樣態。中國與自由不再互為特殊，而是共生一體的：自由不再是知識，而是事實，倫理的事實或者歷史的事實，總而言之，自由就是中國之 「道」 。這樣的知識或許可以在中國知識界或透過大眾媒體在大眾中，塑造強有力的觀念，尤其是塑造一種對於自由的普遍的信念。對於制度變遷來說，再也沒有比信念更重要的因素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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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0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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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0 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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