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几天城里人的日子

老程

我四岁到北京，今年已过耳顺，自诩是个北京人，我一口带京腔儿的普通话也印证了这点。这几天泡在位于东皇城根下的医院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充其量也就算是个北京近郊人（朝阳区）。
1955年我随母亲从上海迁到北京，一家人与两年前先到北京支援首都建设的父亲定居于东郊（那时还不叫朝阳区）十里堡的京棉一厂家属区。顾名思义那里离北京最东面的朝阳门十华里，那里是当时北京公交车最东面的终点站，再往东就得乘远郊车了。从我们那乘车进城那一路的站名就很有乡土特征：十里堡、八里庄、慈云寺、英家坟、红庙、小猪店、呼家楼、关东店、东大桥、神路街、吉市口、朝阳门。到了朝阳门算是进城了，朝阳门也叫齐化门，大清时候城里的死人都从这个门运出，城外的吉市也是以棺材铺等丧葬用品的铺子为主。我们刚到北京时乘公共汽车进城时还真是从朝阳门门洞子里过去的，每当经过城外的那几个棺材铺时我都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睛。实行火葬后那些棺材铺子不见了，站名也改成了朝外。
车进城后还有几站：南小街、东四牌楼、猪市大街、沙滩，终点站沙滩就在老北大红楼前。1959年国庆十周年，北京搞了十大建筑，不很大的中国美术馆凑数排在老末，猪市大街改称美术馆。东四的牌楼也拆了，站名去了牌楼改称东四。郊外的小猪店也早不见猪影改名为小庄，这些站名连同其它站名一直延用至今。
我们上小学时最盼的是礼拜天由父母带着进城，当然不会是每个礼拜都去但每月总要去一两次，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王府井。那里有北京最大的商店＂百货大楼＂，其实当时王府井最热闹的是东安市场。东安市场集购物与餐饮一体，京城最大的旧书店也在里面。每次进城父母都要带我们在东安市场里面吃顿饭改善一下伙食。我还记得我们常去的那几家：五芳斋（上海小笼包）、奇珍阁（湘菜，红烧甲鱼）还有家不错的川菜馆不过记不清名字了，当然还有大名鼎鼎的东来顺。此外东安市场里还有三家不错的西菜馆子：吉士林、禾风（日本菜）、和平餐厅。那时北京最有名的南味点心店＂稻香村＂也在东安市场里面。东安市场外面也有不少好去处：荣宝斋、翠华楼、清华池、四联理发店等。也有我不愿意去而又不得不去的地方：八面槽里的口腔医院，中学前我和妹妹是那里的常客。每逢要拔牙母亲都得用拔完牙后去百货大楼买件玩具做诱饵。翠华楼的鸡汤过桥面至今让我回味，清华池是京城第一公共浴池，文革前那里的老服务员态度好极了，客人洗完澡躺一会沏上壶茶再拜托服务员到马路对面到的东安市场买几两点心，现在那儿去找这种感觉呢？我在清华池还有幸看到过马连良先生，他喜欢泡那里的公共大浴池，泡舒服后到雅间闷一觉，醒后吊几嗓儿也能叫下好儿来。四联理发店大概是1960年由四个小理发店从上海迁京的，一来便火爆京城，我在那看到过梅先生去理发，与我们不同的是他来前由秘书先来约好，梅先生来了就理。
打字费劲，先歇会儿。

老程

呀？挪这儿来啦，还加了精，幸好刚开头，整篇写完就不一定了。
回版主，东安市场里的五芳斋是个饭馆，主营上海菜，那时粽子都行自家包，也许是图便宜吧。
说起在东安市场内吃饭，我们去的最多的还是吉士林，这家西餐馆与天津的起士林虽只一字之差但名气却小得多即便是老北京也没几个记得她。这家馆子在东安市场南门内过道的楼上，不大但很整洁。相比不远处的禾风与和平两家西餐厅吉士林属于经济实惠型的。从那里服务素质明显高于其它餐厅这个角度看，该餐厅一定是老字号。父母带我们去不只图便宜，那里多少有些上海十里洋场的风格。一进门服务员回不背不亢地招呼：来啦？几位？安排好座位后既掏出火柴为客人点上烟，我们一家四口人花费不到元5元就可吃上一顿西餐。到了1960年全国性灾荒副食供应紧很多东西买不到，能买到而又不用票证的食品都很贵。我父母工资相加有三百余元，在那时算是很高的家庭收入了，可我家两个姑姑都因嫁的郎君都被当作历史反革命收了监，这两家都要我父亲补贴。在上海的外公倒是个资本家，他那点定息听听也不少，可三房老婆十来个在校读书的子女也开支很大，每月都入不敷出，母亲自那时开始每月也得贴补外婆。这样一来我们进城吃饭的次数大为减少，一次母亲带我和妹妹进城购物，路经吉士林楼下时我们兄妹俩同时放慢脚步眼巴巴的向楼上望，母亲稍犹豫了一下还是带我们上了楼，她只点了两杯红茶，杯子挺大，最重要的是每杯红茶配两块方糖，那年月能喝杯甜水也是享受。母亲只是从妹妹那份茶里抿了两口，然后看着我们兄妹俩很享受地把茶喝完，我要没记错的话那红茶是两毛一杯。写到这里我眼眶里湿漉漉的，母亲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父母在世时我们兄妹两人各自都在为自己为子女奔命，多少还要父母补贴点儿。等我们日子好过了却再也没机会回报他们。

老程

那时去趟王府井可是件大事，至少也得说是进了趟城，所以有些小事都是当大事记在脑海里的。
祖母是小脚，生于江南镇江的老人家却是京剧迷。父亲也是，母亲和我们兄妹二人都不喜欢京剧。父亲既是戏迷也是孝子，他陪祖母进城必要陪老太太看戏，东安市场北门边的吉祥戏院是我们常去的地方。一般看京戏母亲和妹妹都不去，我因为是祖母的心头肉所以我也被看过不少京戏。那时从美术馆到王府井还没公交车，那段路可乘人力三轮，祖孙三人叫一辆车一公里多路一毛五。
吉祥戏院是老戏园子翻盖的，算不上一流剧院可大多数角儿都在那唱过，按当时物价水平票价可不低。一路角来唱二楼也要一块五，二路角一块。我在那儿被看过不少出戏，有张君秋的望江亭、裘盛戎演的包公戏、杜近芳叶盛兰袁世海合演的桃花寨、还有猴戏是不是李少春记不得了，李少春把猴当人演，六龄童就是人演猴。有一点我非常赞同鲁迅先生，我最怕老旦戏，幕后一句叫板：苦啊~！从台口颤颤巍巍出来个老太哼哼呀呀唱半天，真苦的是我。每到此时我也会哼哼唧唧地闹着要走。有一回从来不对我凶的祖母对我发了脾气，原来台上哼唧的那位是李多奎，祖母是他的铁丝。也有我爱看的，那都是武打戏像哪吒闹海等，有一回看挑滑车看得我不由自主地跟着大人们一起叫好，台上表演的是后来在文革时红遍大江南北的钱浩良（浩亮）。

老程

小时候常跟父亲去荣宝斋，以看画为主，有时候父亲也会买，那时画挺贵但还远没到天价。一副齐白石的虾蟹45元，其中有只螃蟹腿看着不对劲是明显的败笔。荣宝斋店员说只有白石老敢把有败笔的画拿到荣宝斋来，没败笔的画都得80元以上，那些个仿白石老人的画都画的比白石老人的＂好＂。还买过一副A4纸大小的马，是徐悲鸿的作品，画的算不上精品。由于悲鸿大师已辞世，他的画要比白石老人的贵不少，那幅画用去父亲70元。那时荣宝斋里的东西应该不会是山寨的，不过真也罢假也罢，父亲收藏的字画在文革初期都被抄走再也没见到。父亲落实政策后被告知他的那些字画都被抄家的红卫兵烧了，后来也有知情人说其实好画都被人偷了。我情愿相信后一种说法，不管在谁手父亲用心收藏的东西还在。

老程

总体来讲文革前我家在北京东郊当郊民的日子还是挺滋润的，渡过三年灾荒1963年的春节副食供应开始好转，商店店里猪肉虽依旧要肉票但鸭子可以不凭票购买，那年过春节家家都吃鸭子。还有五毛一听的猪肝酱罐头敞开供音，患了三年胃亏肉的我们能敞开肚子喝猪肝酱白菜汤了。几年自然灾害最操心的是我母亲，前面说过和大多数工人家庭相比我们家的日子还算不错，可那段时间有钱也买不到东西。母亲是大户人家的小姐毕业于上海震旦女师，硕士学历。上世纪四十年代硕士还是蛮恐龙的，母亲相夫教子随父亲来北京在工厂劳资科当一名普通科员直至退休。母亲不会作饭，那时我祖母还在世，姑姑的女儿也在我家，一家六口必需用保姆。保姆来自南方农村都没口粮，她的口粮要从我们几个人头上匀出来，加上副食供应差，每个人饭量都见长，那时找人借钱还借得到，借粮？门也没有。周恩来手里也没余粮啊！口粮让母亲愁得几乎没了笑脸，不得已她每天上班前都要用一杆小秤把当天的口粮秤出来交给阿姨做，家里钱不上锁粮上锁。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原因是一次母亲上班期间回家找东西无意中在粮柜角落里发现几个热腾腾的馒头，原来家里的保姆儿子在北大读书，那年月大学生也在饿肚子，保姆用心良苦偷偷蒸几个馒头带给儿子也无可非议。可谁让那时家家缺粮啊，母亲没点破但开始每天秤量做饭。
好在周恩来想出给知识分子一定副食补贴的政策，北京知识分子分甲乙丙丁四级每月可领取定量外的副食票。父亲是乙级，每月好像有一斤白糖两条烟和几斤黄豆的指标。这些东西要去关东店商场边上的一个破破烂烂的平房院里去买，在别人眼里那就是特供啊！

老程

遭到金秋棒喝自己也觉得跑题了，这文章好像成了文革前家史了。之所以说了那么多王府井的事是因为这几天我就住在附近。北京中医医院向南乘一站公交车就是美术馆，乘两站就是灯市西口，乘三站是新东安商场既东安市场原址，第四站就是王府井。要不是天冷了不愿意多走，其实这些地方都可以走着去。
这几天我到这些地方去转了转，感觉就一个字：近！60岁了第一次住在城里，感觉就是不一样，咳，这城郊差别还是蛮大滴呀。
前天去了美术馆对面的三联书店，昨天去了灯市西口的商务印书馆，都是事先在病房里沏好一杯茶带着，在医院门口坐上公交几分钟就到了。悠哉悠哉逛书店，看看字帖看看画册，碰到感兴趣的书看上几页，书店里人不多，静静的，累了拿本书坐在阶梯上翻翻，渴了从外衣兜里掏出茶杯喝几口。那叫一个悠闲，那叫一个淡定，城里人的感觉是这样吧？从商务印书馆书店出来不远就是首都剧场，那可是京味儿话剧的大本营。走进空无一人的售票处买了张当晚小剧场的话剧票，晚饭后7点多才从病房里从容不迫地出来，乘一站公交再向前走一段于开演前十分钟坐到位子上，那叫一个从容！那话剧名叫《江小东和刘小文》总共四个演员演两个角色，道具简单没布景，没多大劲可挺搞笑像是个长篇小品。话剧是剧场艺术，现场有气场，没多大劲的话剧也能让人笑翻。主演傅伽曾和宋丹丹一起拍过一电视系列小品，所以昨晚宋丹丹，朱时茂也来捧场，我们都坐在第一排，不过人家在中间我们在侧边。散戏看着几个腕儿们与演员合影，满场以年轻人为主的观众居然没一个凑上去要签名或照合影的，这就是北京城里人，爷！你演得好给你叫好，散了戏爱谁谁。出了剧场遛遛哒哒到车站坐一站回病房，用时不到一刻钟，那叫一个稳当！
城里人啊，那叫一个牛！

老程

那就接着写点儿？
北京人爱吹，这点城里的和郊区的没啥区别。我就找几件在东郊居住时有料可吹的事发扬光大一下？诸位耐着点儿性子，人到了我这岁数回忆往事没有不爱显摆的。
见毛主席该算是料吧？那天仰着脖子看到的不止是毛爷爷和他的亲密战友们还有大名鼎鼎的赫鲁晓夫同志，胡志明伯伯，金二他爸金日成将军，可能还有些社会主义阵营中其它兄弟国家的领导人。8过，一个8岁男孩儿能认得出以上这么老些个领袖至少不能算弱智吧。别以为俺是在游行队伍里看见的哦，那时俺还是一打一蹦高的一年级小豆包，还没到戴红领巾的时候呢。告诉你们吧俺是在观礼台上看到的！是不是已经有人在想：吹吧！一个屁孩儿还上观礼台啦？那时上观礼台可真没那么难，家父于1958年被组织选上当了北京市人民代表，这人民代表是被选上不容易当起来不难。不需要用脑子会用手就行，听讲话时拍手，表决时举手，说白了就是摆设。不过摆设也得有摆设的地方，比如每年国庆就发个小绸布条条上面印着烫金国徽和观礼证三个字，最下面是数字。数字是观礼台号码，红绸布条是上台、绿条是下台。天安门警卫只认条不认人。再说那时也没身份证，不好查，原则上讲只要看上去没那么獐头鼠脑的谁把那条别在胸前都可以上观礼台观看游行。到了晚上放焰火的时候一个胸条带多少人上观礼台都行，1959年国庆之夜俺爹带着俺娘和我们兄妹上了观礼台看放花，顺着俺爹的手指的方向俺就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那时大家还只是鼓掌没人喊万岁。我挺纳闷,毛主席和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些人个子怎么那么小呢？一年级小朋友还不懂透视原理，挺傻的，是吗？

老程

31# 稻草人007 我上刚上小学时英家坟还有块家族坟地，四周是铁栅栏，里面的那几个坟头与众不同是立方凹子型的，看上去既像马鞍又像石锁，可能是武将的家族墓地。慈云寺建筑还在只不过被改建成了综合服务机构，里面有商店、照相馆、粮店、医院都不大但挺全活。我妹小学五年级时去那里的照相馆拍一寸照片，拍完后摄影师拿了本印有雷锋照片的杂志让她捧着又拍了一张，过了几天照相馆橱窗里出现了一张12寸的彩色照片（彩绘），照片上聚精会神地看雷锋叔叔画报的小姑娘正是我妹妹。这事很快传遍了我们学校，原本没人注意的舍妹一下名声大起，貌似校花了。现在那块地方被东四环路穿过。

老程

回到现如今，今天吃过中饭觉得撑的慌，外出遛弯化食。没溜达一会儿就到了中国美术馆。巧了，这段时间都是免费日，领了张票进去，一楼是天山南北画展。顾名思义者画展是以新疆为题材的喽，咱是走马看画，没什么太吸引眼球的。偶尔看到几张能让自己脚步停下来的，再看落款，不是黄胄的就是叶浅予的。他们真的那么难超越吗？
三楼是个有关香奈尔的展览，还免费提供导听。俺领了个导听进去看到不少当年时装，俺对此毫无兴趣，导听几乎没用就还给人家了。也好，省得走慢了胃里存食。
回医院路过一个胡同，这胡同的名字挺有意思：大取灯胡同。取灯儿，是北京老话儿里的一个常用名词。估计即使是祖辈生长在北京的青年人都不会知道这词的意思。猜猜？猜对了^_^没奖^_^

老程

还是编剧厉害！说实话我到北京就没听有谁这么说过。第一次听还是1964年在上海，我外公问我知不知道北京话火柴怎么说，我说就是火柴啊。外公得意地告诉我是取灯儿，不过外公把儿单独发音，听着就不象北京话了。我上中学时才听到农村来的同学用过取灯儿这词。后来这词只出现在文学作品里了。

老程

哎呀，程先生写得好看呀，刚刚看到。问我们北京人好。
桦树 发表于 2011-11-22 23:54

桦树一声＂程先生＂让我觉出代沟...
被挪到作品会馆写点什么不如在茶楼放松，再写下去可能会吹得自己都耧不住了。赶紧结个尾吧，咱写不好是水平问题，有头没尾不完整可就是态度问题啦。
这篇东东写了自己这两天住在皇城根下的感受，由此引发了儿时在东郊十里堡当郊民时对城里的记忆，这尾巴就收在我们搬离十里堡吧。
刚到北京与父亲团聚时我家可是呼呼啦啦一大群人呐，祖母、父母、我和妹妹、姑姑和她女儿、刚刚复员的叔叔、外加从上海跟来的保姆，9个人。厂子里分给我们一套有四间屋子的单元房。那可是京棉一厂家属区里最大的单元房了，爸妈带妹妹住最大的（15平米）那间，饭桌也在那间。祖母和我住同样朝南第二大的房间（11平米），姑姑和表姐还有保姆挤在只有8.5平米一间房子里，叔叔一人住单间，不过他那间只有6平米。按今天的标准祖孙三代三家人也该算是蜗居了。
叔叔到北京后不久就找到工作在更远些的东坝北京16中当数学老师，那儿交通不便他住集体宿舍，周末来看祖母当天即返校。叔叔不在家住时保姆住他那间吃饭也搬到那间去了。后来姑姑也找到工作并分到一间小平房用的是公厕，她一人住那，表姐还在我家住不过是和保姆住在那间最小的房间里。
让表姐与保姆挤到一起是有原因的，那时父亲升官当了总工算是厂级干部，我家房子大晚上隔三差五的厂务会搬到我家来开，那间8米5的小屋成了父亲的书房 卧室兼厂里的小会议室，当然党务会不会在我家开。那时共产党员干部还是非常廉洁的，下班后办公楼里连热水都没有。厂级领导女将居多，清一色的延安干部，丈夫都是高级干部家在城里，她们住厂里集体宿舍，在食堂吃饭，周末挤公交车回家，周一一大早乘公交车来上班。到我家开会还有另一原因，茶水免费，工厂里没这个预算。父亲那阶段仕途顺风顺水，到北京后从车间主任、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当到代理厂长兼总工。在我家开的厂务会一直持续到1963年我父亲调到当时纺织部直属的成套引进的北京维尼纶厂。
这期间我家也有些变化，祖母去世，姑姑住进了楼房把表姐接走了。这一来我家的住房在工厂宿舍区内变的较为扎眼，父亲把最小的那间借给一位同事晚上来暂住。父亲调走新单位在远郊区，平时家里就剩母亲和我们兄妹二人，那位叔叔也不好意思到我家小屋来住了，这样一来成了我们三个人住一个单元，这在住房极度紧缺的工厂家属区显得太显眼。一天晚上我们正在熟睡突然听到有人拼命砸门，母亲还没穿好衣服就听到大门玻璃被砸碎。等母亲出去查看砸门的人已经被对门的徐叔叔赶跑，砸门的是住在我们后面楼上的一名中年女工，精神略有些毛病，她家四口人在一间11平米的房子里，在她眼里我家太特出。她敢做敢当，第二天上班逢人便讲：昨晚我把程厂长家的玻璃砸了。现在想想我挺佩服这位砸我家玻璃的阿姨，现在敢砸单位领导玻璃的人几乎绝迹。那时我父亲正在日本带队培训，为时一年。新任厂领导是过去的副书记和副厂长扶正的，他们觉得挺对不起有"外事任务"的父亲。母亲息事宁人没有对那位女工做任何事情，连车间领导都口头批评都没有。搁在现在批评大概也不会有，估计直接就送精神病院了。
父亲回国听说此事后找了几次现任书记和厂长坚持调整住房，最后我家搬到一套只有两间房子的单元。后来我上中学住校，父亲平时住单位，妹妹转学也住校，家里平时就母亲一人。砸窗子的事情再也没发生，不过更大的事件发生了。
文革开始父亲头顶上有了一大摞高帽子，人被打倒家被抄，抄家的当天另一伙红卫兵闯了进来对坐在走廊里的母亲宣读勒令：我们必须于当晚12点前搬走。抄完家父亲被抄家的红卫兵押走回了牛棚。我们顾不得收拾残局赶紧搬家，新家是只有8米5的小房间，勉强放进一张大床一个大衣橱，两个箱子，一张小桌塞在衣橱和大床之间。余下空间还能放一把凳子，站一个人。不愉快的事情多说无益，两年后厂里有个女工为了就近利用哺乳时间给孩子喂奶与我家换了房子，女工的房子11米，可以多放一张折叠床。母亲做主把房换了，她带着妹妹把家搬到红庙，搬家时家里的两个男人一个在牛棚，另一个在内蒙广阔天地修理地球。
至此我家离开了住了十多年的十里堡。

老程

在大兴土木的北京，过去的东郊纺织厂早就被拆除盖大楼了，早在2000年前我住过的十里堡家属区老楼早已腾空，大部分被拆除几年前就盖了商品楼。可我家刚到北京住的那栋楼和文革中我家住过的那栋成了列外。楼早腾空，门窗也被拆除楼门用红砖封死，在新盖的商品房边上就那两栋不大的三层楼房破破烂烂地残留在那。按说开发商早就可以拆了，拆后腾出的空地盖一栋塔楼毫无问题，那地界单价在两万以上。不知为何五六年了居然还在。
去年我们几个发小聚会说起此事，大家回想在这两栋楼里都居住过的就我家。我父母早去世，如要保留下来做名人故居的话只有等我发达喽。

老程

住院半个月今天出院，治疗有效果，血压降下来复视也减轻，这半个月的城里人当得有收获，闲暇之余还写这随笔。
昨天下午去外文书店逛了一趟，市场经济让这家老店比起去年缩水不少。想到再过几年她是否还能在王府井坚持还不确定，因此还是挑了本画册。一本原装21镑的画册这儿卖379元，黑吗？
待会就回望京寒舍，估计得调整几天才会适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