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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於上海檔案館《檔案春秋》雜誌 2011年第12期
冬日閣樓的陽光
——記憶中的充仁畫室
得知七寶鎮建立了張充仁紀念館,特地去看,見到了很多我少年時代熟悉的作品,很是興奮,不由想起充仁畫室那冬日閣樓的陽光,但又有些遺憾,紀念館展示的作品全部是複製品,使我想起張老師在文革後期對我說的話。
一
張充仁先生1907年農曆八月十八出生在上海徐家匯,十四歲到愛爾蘭人安敬齋(F. Enry)創辦的土山灣印書館照像製版部,學習素描和法文,先生終生是虔誠的天主教徒。1931年先生留學比利時,1935年以油畫、解剖學、透視學三個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布魯塞爾皇家美術學院,1936年11月歸國,開辦「充仁畫室」。張先生最早的學生中,哈定是當代著名水彩畫家,劉旭滄、簡慶福是攝影名家。
1957年我十二歲進哈定畫室,三年後轉到哈定的老師張充仁門下,據說張先生是不收哈定學生的﹐徒子徒孫有別﹐我能破例入門,乃因我家和張先生數十年的深交。
1927年金有成、陳鲁衣創辦三一印刷公司,是當時中國最先進的美術印刷廠(現上海美術印刷廠前身),我祖父章榮初是主要投資者之一。1936年三一公司聘自學成才的攝影家劉旭滄和美術教育家汪亞塵為編緝,出版《美術生活》月刊,為張充仁先生歸國畫展作了專題,我祖父也成了張先生最早的顧客。
先生為我祖父母畫過巨幅肖像 (高約1.8米)。1937年祖父在家鄉浙江菱湖鎮創辦的青樹學校三週年校慶,社會賢達陳立夫、林森、潘公展、王世傑、陳布雷等題詞祝賀,張先生為我太祖父章清儒做的一座騎鹿銅像,在學校揭幕 (後毀于57年「大煉鋼鐵」)。
1944年我父母結婚,張先生在我家畫了一幅木板油畫寫生,配上華麗的鏡框,作為給我父母的賀禮。這幅作品一直挂在我家客廳,文革中,我父親在畫上蒙了一張光焰無際的「去安源」,乃得倖存。這是文革浩劫後僅存的張先生四幅油畫之一,多虧「去安源」。
青樹中學塑像 (1936) 油畫 “大理花” (1944)
二
我進入「充仁畫室」時,中國已歷經了反右運動的洗滌、興無滅資的掃蕩,畫室與琴房是上海僅剩的「私人機構」,「充仁畫室」被稱為私人美術學院。
在合肥路一條新式里弄裡的充仁畫室﹐是先生自置的三層樓房﹐客廳正面牆上掛着先生描繪抗戰難民的巨幅油畫,初入門的學生在飯廳臨摩先生由歐州帶回來的素描畫冊。二樓是先生師母和孩子的臥室﹐寬敞的亭子間是高級班畫人體的教室。老師第一天見我帶去的寫生已有一定基礎﹐讓我跳級上了三樓學素描。
為了做畫室﹐三層的閣樓屋頂撐起加高,南北天窗﹐夏天穿堂風通氣涼爽,冬日陽光直射入內,滿撒在四周的石膏塑像和頭像﹐盈室生輝,倍感溫馨﹐這些石膏塑像是先生歐洲游歷時,在各大博物館所買從原作上直接翻制下來的﹐在中國絕無僅有。
我的第一課是畫石膏鼻子﹐兩小時畫完了﹐自覺不錯﹐拿到樓下去給老師看﹐想聽幾句誇獎﹐先生說:「我會上來看的﹐一張素描不是兩小時能完成的﹐你繼續畫﹐直到我說滿意。」第三周畫耳朵﹐感覺那鼻子畫得真差﹐再過兩周畫眼睛﹐又發現耳朵的缺點﹐到畫「貝多芬」時﹐我才真正懂得什麼叫素描功夫。
張先生說話慢悠悠﹐永遠帶著微笑﹐從不批評學生。有時他把眼鏡推到額頭﹐拿過我的鉛筆作示範﹕「你看看﹐這樣是不是好些﹖」當我們說出自己的想法時﹐他總是點着頭一口七寶口音說﹕「是啦咯﹐是啦咯。」我們感覺不到他是大畫家。
他要求我們,畫石膏頭像必須畫得和實物一樣大小﹐畫好後用尺一量﹐分毫不差。他說:「素描就是訓練手能夠正確地畫出眼睛看到的物體,這是繪畫雕塑最基本的功夫,許多老畫家都說,想好好再畫一幅素描,但是時間精力都已經不可能了,所以在學習階段打好素描基礎是最要緊的。」
站在閣樓南窗下﹐沐浴在和暖的冬日陽光裡,練習心﹑眼﹑手的一致﹐幾年中我逐個畫下了從貝多芬到阿波羅﹐到大衛﹐到美杜莎﹐最後是先生做的唐紹儀、劉國鈞、齊白石、馬相伯等民國要人的半身像。先生做的雕像還有蔣介石、司徒雷登、于佑任等﹐解放第二天﹐先生忍痛把自己的部份作品打碎。
留歐歸國的張充仁三四十年代在上海赫赫大名﹐但解放後幾乎默默無聞﹐毛主席定出的「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不但是藝術品的標準﹐更是藝術家的標準。革命把一切都分為两半﹐張充仁﹑顏文梁﹑林楓眠这些在西方鍍過金的﹐和江豐﹑王朝聞﹑劉開渠這些在革命中涂過土的津渭分明﹑楚河漢界。張先生解放後只是上海美專一名教師﹐文革後也不過在上海美協屬下的「油画雕塑創作室」掛名主任。
張先生最精心的群雕「上海人民英雄紀念塔」1951年已獲得通過,并得到陳毅、潘漢年的肯定,這座雕塑和北京的同名作品相比,其藝術品位,有目共睹,卻被某些人指責將一名手抱嬰兒的女性放在工農民前面,終究未能建立。先生晚年還遺憾地說:「能不能豎立起來已不是我的事了,我只能爭取做到最好。」(沈默「一尊未豎立起来的城市雕塑」)
現在,美術史再次提到中國現代雕塑界「南張北劉」﹐劉開渠為毛澤東做的浮雕,成為毛選封面。1959年國慶十週年﹐北京興建十大建築﹐張充仁獲邀「提意見」。先生對我說過﹕「人民大會堂完全是蘇式的﹐兩百米長的屋頂一條直線﹐上面空蕩蕩什麼也沒有﹐我說最好上面擺幾組雕塑﹐否則壓不住。」這本來只是一個建築設計思想的問題﹐張的看法是歐洲建築的傳統觀點﹐卻遭到迎頭痛擊﹐劉開渠說今天我們已經翻身當家作主﹐不再需要誰來壓住。
「從此我再不說話了。」張老師說。
這是我唯一一次聽「南張」談起「北劉」﹐今天我們沒必要計較誰高誰低﹐但從這件小事可以看出當年的政治氛圍﹐是怎樣地影響了藝術的發展。
張充仁最好的作品,大多創作于三四十年代,五六十年代的「豐收」「工農聯盟」等,只是政治口號的圖解,藝術上乏善可陳,直到八十年代之後,我們才在「鄧小平」「埃爾席」等作品重新看見了老藝術家激情的光芒。
人民英雄紀念碑 (1951)
三
1960年初我入張老師門下時﹐正是充仁畫室「青黃不接」之際﹐客廳裡三個初哥小朋友在畫臨摹﹐五六位高級學生已經完成素描階段﹐在亭子間關起門來畫人體,當年上海僅三個女人體模特秘密為幾個畫家工作。三樓只有我和一個長髮青年沈默﹐他先我半年入師門,今日沈兄已是中國最有成就的雕塑家之一。
我畫完貝多芬時﹐三樓開始有了新同學﹐凌宏慶長我一歲﹐他的父親,吳江大學最後一任校長凌憲揚(1905-1960),上海解放時,各教會大學被軍管,凌憲揚以「披着牧師外衣的美帝特務」罪名被捕,直到1957年獲释,當年9月再次被捕且判十年﹐宏慶進充仁畫室時,他父親剛在提藍橋監獄去世。
過了幾天,又來一新同學沈大平﹐鋼琴家李名強的堂弟名爵﹐美女張季華﹐最後一個是鄔承業﹐三樓人丁興旺起來。承業大我四五歲﹐一表人才﹐風流倜當﹐一個「社會青年」竟獲得當紅電影明星﹑上海電影專科學校62屆表演系頭牌畢業生朱曼芳的青睞,我們問承業「你給她吃了什麼藥?」他們的女兒鄔君梅﹐今天是好萊塢著名華裔女星。
這批學生中﹐我年紀最小﹐但我卻是大家的師兄﹐他們作畫過程中總要請我指點指點﹐發表一些叫師弟們服服貼貼的評論﹐於是我便得了一個「小老嘎」的花名。
那時張先生的小兒子才五六歲,常上三樓來玩,見到我們就說:「你比我爸爸還要笨。」我們哈哈大笑,後來互相揶揄「你比他爸爸還要笨。」想到此,我彷彿又回到了冬日陽光下充滿溫暖和笑聲的閣樓,老師對孺子的疼愛歷歷在目。
偶爾來畫室探望老師同學的﹐除了已是上海美協會員的應芊芊﹐最有趣的要數徐元章﹐上海「顏料大王」周宗良的外甥﹐騎一輛破舊自行車飄然而致。同學們問他「最近在畫什麼啦﹖」他連連搖手﹐「沒畫沒畫﹐好久不畫了﹐畫不出了。」但他一身沾滿油畫顏料的衣褲﹐分明告訴大家﹐他正在用功。那時他正跟俞雲階學油畫﹐俞被打成右派沒了收入﹐上門教元章油畫混一口飯吃。徐元章的家﹐寶慶路3號﹐文革後碩果謹存的私人洋房之一﹐被孤聞寡見的新一代傳媒人譽為「上海灘第一私人花園」﹐元章更被稱為「上海灘最後老克勒」﹐開畫展開舞會﹐很是風光了一陣,那是後話了。
大師兄諸子凡是充仁畫室的特殊人物﹐半謝的頭頂顯示他年逾而立。六十年代沒有工作沒有單位的「社會青年」﹐是倍受社會歧視的異類﹐老師見他拮拘﹐把一個白俄學生讓給他去家教。1985年沈默移居香港,告訴我思念的子凡和建寧的消息。
大塊頭胡建寧﹐在我到充仁畫室時已「畢業」﹐一次建寧請子凡去看他的雕塑新作「熊家庭」﹐大師兄把我帶到胡家﹐對建寧說﹐「小老嘎很有眼力﹐讓他看看。」建寧非常好人,佛教居士,他的裝束在當時卻很突出,從頭到腳都是他在香港做古董生意的父親寄回來的,大紅格子襯衣牛仔褲緊緊裹住肥碩的身材。在香山路他家的二樓大臥室裡,擺滿了他在各地收羅的歷代石雕佛像。
1964年9月我赴新疆前去他家辭行﹐有緣巧遇他的師父﹑蘇州靈岩山方丈妙真法師。告辭時,滂沱大雨中建寧送我登上三輪車,對我說:「現在你決定不去新疆的話,還來得及。」其實已經來不及了,我的戶口已經被遷離。
文革中我一直很掛念子凡和建寧兩位老大哥,文革後建寧和姚怡舟等加入了上海城市雕塑組。建寧對佛教藝術的研究,深得趙樸初器重﹐他負責了內地多起巨大佛像工程﹐尤其是耗資億萬﹑高108米的三亞南海觀音﹐由他任總設計﹐功德無量。
階級鬥爭對上海「資產階級」的影響遠多過「勞動人民」,後者多半满足於「主人翁」的感覺﹐盡管實際生活并無太大改變。前者則因社會地位被貶低而激起強烈的身份自覺﹐在政治社會中﹐人際關係的安全感建立在階級出身的認同上﹐「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六十年代初的充仁畫室﹐確實是和外界社會格格不入的「資產階級陰暗角落」。我在學校學雷鋒﹐到充仁畫室﹐聽到張先生彬彬有禮地稱亭子間高級班幾位中年女性學生「吳太太﹑沈太太」﹐簡直有種回到「舊社會」的感覺。
四
1964年我去新疆後,第一年還把所作的速寫寄回來給張老師看,但好景不長,66年初就在所謂「四清運動」中被打成反革命,「監督勞動,以觀後效」。文革爆發,上海美校的學生到張充仁家去鬧革命,他們得知我是充仁畫室唯一一個「響應黨的號召,支邊新疆」的革命者,便冒充我的名義給張老師貼大字報,代我揭發控訴張充仁腐蝕青年的罪行,殊不知那時我已經戴了現行反革命帽子,在五千公里外接受批鬥,養豬種菜。
1975年﹐文革強弩之末﹐偉大領袖毛主席終於松了口﹕「文化革命已經八年﹐還是安定團結為好。」我被解除監督勞動﹐這年春節﹐在64年進疆後第一次回上海探親﹐也去探望張充仁老師。
他還在合肥路老地方﹐像所有牛鬼蛇神一樣﹐一家人擠逼在最小的一間房內﹐就是當年學生畫人體的亭子間。
先生拉住我的手,一口七寶鄉音:「美校的紅衛兵來抄家﹐我所有的畫﹐被他們一齊撕光﹐所有的雕塑﹐被一齊敲光。」畢生事業﹐畢生辛勞﹐藝術家視之比生命更珍貴的全部作品﹐毀于一旦﹐毀於他的學生之手﹐毀於他的祖國之手。
此後我每年回滬探親都去看他﹐有次他拿出幾支水彩顏料說﹐「只剩這些了﹐英國老牌子﹐可惜沒有紙﹐我舍不得用。如果你能弄幾張獲特門紙﹐我給你畫一張。」我回家告訴父親﹐父親寫信給香港的親戚﹐不久收到一卷水彩紙﹐先生畫了文革期間唯一的作品,我弟弟傑民也成了張充仁老師的關門弟子。
這些年他最大的安慰來自他生命的轉輗點歐洲﹐先生留學布鲁塞尔時﹐經陸徵祥和戈賽神父介紹,結識了埃爾席。半個多世紀後﹐埃爾席已是歐洲最盛名的漫畫家﹐戴高樂說過﹕「在這世上,能夠和我較量的只有丁丁。」丁丁是埃爾席系列漫畫的主角,其中一本中國題材故事《藍蓮花》(《丁丁在中國》)﹐透出埃爾席對老朋友的思念。現在,迪斯尼正在拍攝丁丁的故事,相信2012年放映時必會再度掀起張充仁和埃爾席的熱潮。
埃爾席給張先生的來信這樣寫道:「是你讓我繼馬可•波羅之後認識了中國,認識了她的文明、她的思想,她的藝術和藝術家,我仍然專心於《道德經》和《莊子》,這兩本書也是你向我推薦的。」
先生告訴我他和埃爾席的友誼﹐這裡有他的青春﹑他的驕傲﹑他的得意﹑但我也聽出他的悲哀。「埃爾席信上說﹐我知道你現在是中國最有成就的雕塑家﹐我希望有機會看到你的作品。但我現在一件都沒有了﹐我拿什麼給他看﹖」老師黯然地說。
1981年夏我赴香港前﹐到先生分配在紹興路的新家向他辭行。
先生說﹕「我要求把合肥路老房子還給我﹐那裡的屋頂是我特地為做雕塑改建的﹐文革時美校紅衛兵來抄家﹐把地板挖開﹐把三樓屋頂都檢查了。但現在他們不准我搬回去﹐他們還是懷疑我在那裡藏有黃金。」
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先生。1998年10月8日,先生病逝於巴黎。
合肥路充仁畫室閣樓向南的天窗,那黃金一般的冬日陽光,至今溫暖地滿撒在我的心田。
2006年4月20日初稿
2011年11月10日修改
這是我的原稿,因為雜誌12月12日出版,我還沒見到,按編緝商定,應該刪節不多。
照片上傳,因技術原因弄得很亂,抱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