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的悲剧人生

魏邦良

丁玲晚年言行偏左，是因为她档案里一直有“污点”

       1979年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贺敬之去周扬家拜访周扬，期间，两人谈到丁玲。周扬对贺敬之说：“丁玲的女儿蒋祖慧来，我对他说：你妈妈的右派问题和反党集团问题应当平反。另外过去说她两个‘点’——疑点和污点——疑点已经消除了，污点是有的，不能动。”周扬对贺敬之解释说：“疑点是指丁玲来延安是否接受国民党的指派，污点是指她与叛变后做了特务的冯达在莫干山依然长时间同居并受到国民党保护是变节行为。”

       周扬这番话对一半错一半。当时，在丁玲的档案中，她的“污点”确实存在，但这污点不是与冯达同居（这一点中央早有结论），而是她为摆脱国民党软禁，曾给国民党写过一份申明，大意如下：“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刑，以后出去后，愿家居读书养母……。”


      丁玲到延安后，康生曾在党校中说：丁玲如果到党校来，我不要她，她在南京的那段历史有问题。康生是1938年说这话的，丁玲1940年才听到。气愤之下，丁玲去找毛泽东，责问康生有什么根据说他是“叛徒”，她要求中央审查她在南京的那段历史，做出书面结论。毛泽东听了丁玲的陈述，说，“我相信你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可是要作书面结论，你得找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于是丁玲写信给陈云，要求中央给自己一个结论。中央便委托任弼时对丁玲进行调查。1940年，中央组织部作出《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对丁玲做出如下评价：“中央组织部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的经过以后，认为根据现有材料看来，说丁玲同志曾经自首没有具体证明，因此自首的传说不能凭信，但丁玲同志没有利用可能（虽然也有顾虑）及早离开南京（应该估计到住在南京对外影响是不好的），这种处置是不当的。虽然如此，但因对丁玲同志自首传说并无根据，这种传说即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

        1943年，延安进行大规模的审干、抢救运动，期间，丁玲在整风中写的一份材料中，向组织交代了此前未曾透露的新情况，也就是前文提及的那个纸条：“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刑，以后出去后，愿家居读书养母……。”这个条子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然而，在一个斗争之弦绷得过紧的年代，丁玲为这个“声明”吃尽了苦头，而她的对手们也“充分”利用了这个条子，予丁玲以沉重打击。1984年，中央组织部对丁玲问题彻底平反后，老对手周扬仍抓住这一点，说丁玲污点还在。
由于丁玲交代了她曾给国民党写过这样一个条子。延安对丁玲的那段历史有作了新的调查。最终形成一个初步结论《复查小组对丁玲历史问题初步结论》，这份结论认为，丁玲写的那个字条，应为“悔过书”：
“（丁玲）所写字样的内容，不是明确的以共产党人的面目写的反共自首书。我们认为丁玲写给国民党的‘纸条’，其实质是悔过书。……。
丁玲于1933年5月被捕后，写了悔过书的字条，并在南京居留时间中与冯达同居，表现了政治上消极，失了气节，同国民党表示了屈服；其后在新的革命高潮影响下，于三六年又回到革命阵营中来的经过情形，有材料可以证明没有国民党派遣的嫌疑。但在这时期思想上的严重毛病是否受到国民党逮捕后软化的影响，丁玲同志应自己深刻反省。……丁玲来陕北后的工作中，是有一定成绩的，1942年所发表的几篇坏文章（如：《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等），是由于存在着对党不满情绪，以及思想上的错误。但，必须指出其错误是相当严重的。在人事关系上，对党外作家无原则迁就（如对萧军等），以及宗派主义等等，是由于缺乏原则性，不是其他政治关系。”

       虽然这个结论是初步的，且是中央党校作的。但中组部并未发文肯定或否认这个结论。所以后来，丁玲仍“属于有问题暂时未弄清的人。”
      
      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丁玲在南京被软禁这段历史一再被提起，且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
1955年，丁玲、陈企霞被错误地作为“反党小集团”定案，对丁玲南京的那段历史又有了新的说法。

       1956年的10月24日，经过讨论，最终形成了中宣部《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这个结论的最后虽认定“丁玲同志被捕后这一段历史已经审查清楚”，但将丁玲写纸条一事定性为“在敌人面前屈服”“ 在敌人面前犯过政治上的错误”，却让丁玲从此背上沉重的政治包袱。
       1958年1月19日，毛泽东正在南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收到《文艺报》编委一个报告，报告称，根据毛泽东指示，准备在报纸第2期组织一个特辑，总标题为《对< 野百合花>、< 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及其他反党文章的再批判 》。毛泽东当即给几位主编写了批语，并对编者按进行了修改。

       批语说：“按语较沉闷，政治性不足。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唤起读者注目。近来文风有了改进，就这篇按语说来，则尚未。题目太长，‘再批判’三字就够了。请你们斟酌一下。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愿看下去。宜加注意。”

    对按语，毛泽东作了大刀阔斧的修改，修改后的按语气势磅礴，笔力千钧，充满了火药味和战斗力：

“再批判什么呢？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还有别的几篇。上举各篇都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主持这个副刊的，是丁玲，陈企霞。”“丁玲、陈企霞、罗烽、艾青是党员。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她当了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陈企霞是她的助手”。“这些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又起劲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一九五七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他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外国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一批文章。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

     伟人发话说“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中宣部对1956年10月24日所做的结论又作了修改，将丁玲写申明书重新定性为“政治上的自首变节行为”。

     到了1975年，“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恐怕出于形势需要，对丁玲的批判再次升级，新结论中出现了更为刺眼的内容：“丁玲是叛徒，其问题性质属敌我矛盾”。

   1979年，丁玲复出，中国作家协会对丁玲的历史问题作了复查，形成《关于丁玲同志一九三三年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这份报告只是撤消了1975年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对叛徒丁玲的审查结论》，却维持了中宣部1956年10月24日    所作的《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

     好不容易，丁玲复出了，可以发表文章，自由活动了，但档案里有“污点”，心里有“石头”，她能舒坦吗？她能不心有余悸吗？在一篇文章里，丁玲坦承，她别无选择，只能带着这粗壮的“尾巴“活下去。

      那段时间，丁玲小心翼翼，说话中规中矩，四平八稳，不敢越雷池半步，有时明显偏“左”，甚至上纲上线。于是，一生吃尽“左”的苦头的她，到了晚年，却被封为“红衣主教”：“80年代，当文艺界的右派一个个以饱蕴历史苍凉的力作竞相走红，而‘左’字成为举国上下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时，丁玲却又鬼使神差地被某些人封为‘左派’，在一种无形的舆论中被戴上‘正统’、‘保守’，甚至‘红衣主教’、‘棍子’之类的帽子。”

      一次旅美华裔作家於黎华拜访丁玲。丁玲对她讲起北大荒八年养鸡的生活。於黎华听得很难过，流下泪水，说：“丁玲是世界知名的大作家，怎么竟会让你去养鸡呢？这不是对天才的糟蹋吗？你怎么忍受得了呢？”丁玲沉默了一会，说：“我爱我的文学事业，但我首先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可以在任何处境下，去做任何事情。在延安时我们参加过大生产运动，劳动对我不是负担，也不是耻辱。我是作家，下到基层去，更接近了人民。这对作家，从另一个角度看，还是难得的收益。”
      这话听起来当然是十分矫情的，因为，她若真的想在北大荒呆一辈子，也就无需一再向上层人物写申诉信了。
         1982年9月，在列席中共十二大期间的一次发言中，丁玲慷慨陈词：

    “党中央对于文艺战线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及时敲响了警钟，明确批评了领导上的软弱无力。在思想意识上的严重的敌情面前，在党中央的严肃批评面前，有的人能及时警惕，但也有一些负责同志放不下一贯正确的架子，从不在适当的场合写文章或讲话，作一点认真的具体的自我检查和必要的自我批评，而是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好像总有难言之隐，难于和中央完全一致。”
      显然，丁玲这段话既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也向老对手放了一支“冷箭”。

       于是，有人很自然地把丁玲那段时间言行偏“左”，归结于她的意气用事，也就是故意和周扬唱反调。当周扬开始忏悔、认错，宣传创作自由，她丁玲就偏偏要高谈，共产党员，即使饱受打击，历经磨难，也要无怨无悔，而且强调，创作不能无原则地自由，因为“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文艺就应该为政治服务。

     丁玲晚年的言行，确有刻意和老对手周扬 唱反调的因素，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当时的丁玲并未得到彻底的平反，她档案里还有“污点”，所以，她说话只能滴水不漏，行为不容有任何闪失。丁玲晚年言行的“左”，主要还是因为恐惧。这在她的日记和书信里有充分的表现。

     “午睡时构思一短文，以一中学教员回乡务农，从他的生活中反映农村所受‘四人帮’毒害之深为题材，用日记形式，仿《狂人日记》。真是数年不见，农村的面目全非、令人痛恨。但一觉醒来之后，又有些畏惧了，文章要写得深刻点，生活化些，就将得罪一批人。中国实在还未能有此自由。《‘三八节’有感》使我受几十年的苦楚。旧的伤痕还在，岂能又自找麻烦，遗祸后代！”

     在给朋友的信里她也吐露了内心的忧虑：“这种时候我大半很谨慎，怕授人、授自己人以柄，为再来挨一顿棍棒做口实。……现在只就文艺来说局势复杂得迷人，简直叫人摸不清。……全国都有耳，小报告四处飞，我惹不起人。”

     复出文坛后未获彻底平反，丁玲在公开场合总是不敢畅所欲言。只有在私底下，才敢吐露真言。

      1980年12月12日，丁玲出席中国记者协会，外国记者问她对毛泽东的看法，丁玲答：

      “我与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比较接近，当时革命条件比较艰苦，毛主席引导大家抗日，大家都佩服他，去年我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再版前言中写道：我写书时像一个战士喊着毛主席冲向战场。后来有人问我你现在是否还有这种感情，我说毛主席是伟大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的功劳很大。我现在仍是这种看法。如果没有他的领导，国家的胜利就会迟一点，当然不是说不会胜利。‘文革’十年动荡，不能说毛主席没有责任，至于责任有多少，可以讨论，以教育后代。”

    不过，私底下，对熟人，丁玲却坦承主席晚年犯了错误，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主席之所以晚年犯错误，是因为“毛主席的头脑中确实是有帝王思想啊！”
    她曾对共事多年的杨桂欣讲了两个毛主席的故事，并叮嘱对方，不能“马上写文章去发表”。两个故事如下：

    （一）“在延安的时候，我经常到毛主席的住处去。差不多每次去他那里，他都用毛笔抄写他自己写过的诗词，或是他喜欢的别人的诗词。有一次，毛主席突然问我：‘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这还不简单呀！’毛主席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我面前，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人名。反正是开玩笑嘛。毛主席一边写名字，一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还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一听这个，我马上站起来说：‘这我可不敢！要是让贺子珍大姐知道，她肯定会打我的。’”


    （二）“另一次也是我去毛主席住处聊天，他怀里正抱着一个小男孩。我们正聊着，小男孩突然撒了一泡尿，把毛主席的衣服弄湿了一大片。这时候，毛主席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对我说：‘丁玲，你说说，这是不是太子尿呢？’说完，仍然抱着孩子，用一只手把纸铺开，竟填起歌颂太子尿的词来了。这首词，在反右派之前，我还记得清主要的句子，这么多年了，我忘了，经过那么多的折腾，现在我是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这尽管是玩笑，但也确实说明了：毛主席的头脑中确实是有帝王思想啊！他晚年之所以会犯大错误，尤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大错误，不能不说他的帝王思想起了不小的作用啊！”



   明明知道，老人家的头脑中有帝王思想，却不敢说，原因无他，就是怕。

直到1984年中组部为她彻底平反后，她内心的恐惧才完全消除。我相信此后的丁玲说话时，顾忌会少许多，可惜的是，老天留给她的时间已不多了。
彻底平反对丁玲来说，简直就是重获新生，她说：“当今年5月中央组织部的同志到我家里来给我看了关于我的历史问题的通知的时候，我很自然流露出一句话来：我可以死了。这是什么意思？很自然，我觉得现在再没有我担心的事情了，我轻松了。我死了之后，不再会有什么东西留在那里，压在我的身上，压在我的儿女身上，压在我的亲人身上，压在我的熟人我的朋友身上。所以，我可以死了，我只想到这么一句。”

      丁玲档案里那个政治“污点”，为我们理解丁玲晚年言行偏“左”提供了一把钥匙。



嫁给了“政治”，爱的却是文学

     丁玲罕见的文学天赋毋庸置疑，二十世纪二十年代，20出头的丁玲，在当时的权威杂志《小说月报》连续发表《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名篇，惊艳一时。
     丁玲步入文坛，是受了西方文学的影响。在给自己小说的英译本所写的序言中，她曾说：“如果没有西方文学对我的影响，我大概不会写小说，至少不会写像这个译本中的小说。可以看出，我最早的小说是跟着西方现实主义的道路走的，不只在形式上如此，就是思想上，也是受了一些西方民主主义的影响。”

      那时候，丁玲沉醉在文学创作中，渴望飞翔，渴望自由。对于入团入党，丁玲不仅不愿意，甚至把党团纪律说成是“一个紧箍咒”。
      如果丁玲就这样在文学的天空里自由翱翔，那她不仅能成为文学大家，后来的人生也会少了许多艰辛和磨难。

      然而，丈夫胡也频的牺牲把丁玲推入到革命的激流中。1932年3月，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旗下，丁玲庄严宣誓：“再也不做党的同路人了。我愿意做一颗螺丝钉，把我放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的生命，我的心，不是属于我自己的，而是属于党的。”

     宣誓时的慷慨激昂不难做到，但要想把铿锵的誓词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就不容易了。

       1936年11月，丁玲历经艰辛与惊险，逃离南京，抵达延安。毛泽东对她的“弃暗投明”表示了前所未有的欢迎，得知丁玲想去前方看看打仗，毛泽东就安排她随工农红军前方总政治部北上。随后，毛泽东填《临江仙》词一首，用军队的电报发送给前线的丁玲：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为表示对你丁玲的信任，毛泽东任命她为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可丁玲舍不下手中的笔，一个月后她就辞职不干了。就连担任《文艺月报》的编辑工作，她也不乐意，因为编辑事务使她不能全力投入到写作中去。

     由于热爱写作，她对行政工作往往有些不屑。她的秘书张凤珠说过这样的话：“从内心里，她瞧不起行政工作，也瞧不起周扬。她认为只有作品才能说明一个人，而且作用是长久的。”
     进入了革命阵营，又放不下文学的绮梦。丁玲的坎坷与颠簸也就难以避免了。丁玲曾劝萧红去延安，萧红拒绝了。萧的选择是明智的，以萧红身体的羸弱和天性的敏感，她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血雨腥风？一个知识分子，要想脱胎换骨成为革命者，必须在清水里泡三次，碱水里煮三次，血水里浴三次，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后，丁玲终于领教了洗心革面的滋味。饱受磨难的丁玲，能在人生暮年，等到一纸平反书，命运待她也算不薄了。

      瞿秋白是丁玲的密友，对瞿秋白在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彷徨与犹疑，丁玲感同身受：“昨天我又苦苦地想起秋白，在政治生活中过了那么久，却还不能彻底地变更自己，他那种二重的生活使他在临死时还不能免于有所申诉。我常常责怪他申诉的‘多余’，然而当我去体味他内心的战斗历史时，却也不能不感动，哪怕那在整体中，是很渺小的。”
      丁玲说瞿秋白的这番话无意中也一语成谶，点出了她自己在新社会“运交华盖”之死穴：“在政治生活中过了那么久，却还不能彻底地变更自己。”
对文学的执着追求，让她防不胜防，一不留神就踩响了政治“雷区”；对政治的不离不弃，又使她战战兢兢不能在作品里尽情挥洒畅所欲言，总是心有余悸欲说还休，结果文学之路磕磕碰碰，所获成就也大大打了折扣。

      丁玲文学天赋高，创作经验丰，对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如何才能写出好作品，丁玲心知肚明。因为丁玲别具慧眼总能“看见旁人看不见的东西”，所以常常写出非同凡响的作品。然而在特定的年代，高层并不需要作家用手中的笔去“发现真理”，他们只需要作家用一支笔诠释政策歌唱光明，这样一来，丁玲非同凡响的作品常常犯了大忌。

     到延安不久，丁玲就以女性作家的特有的细腻与敏锐觉察到延安存在着男女不平等现象，于是撰文《“三八节”有感》予以揭示。这篇文辞尖锐的文章揭露了一种“人人知道，人人不说，而且在做着”的现实，是难得的精粹之作。然而，当时的延安高层希望作家能放下架子，讴歌人民，赞扬政权，不希望作家过多暴露所谓的黑暗面，这样一来，《“三八节”有感》之不合时宜也就一目了然。如果不是毛泽东手下留情，仅这一篇文章，足以了结丁玲的文学与政治的双重生命。尽管如此，丁玲也为此大吃苦头。直到1958年，毛泽东仍然将此文定性为“大毒草”并进行“再批判”。
     投奔延安后，丁玲意识到，革命，就会有牺牲。在《反与正》一文中，丁玲写道：“为了人类幸福的前途，是须要大多数人牺牲了个人的自由，耐心的，诚恳的不被流俗所喝彩，也不以困难委屈而气馁的去工作，这些人也许不会出名，但他的伟大却将因世界的进化而永存在人心中。”
投身革命的洪流，不仅要牺牲一己的自由，也要牺牲自己的文学趣味乃至文学天赋和理想。然而，即使在因《“三八节”有感》饱受疾言厉色的批评之后，丁玲也只是暂时放逐了自己的文学梦，时过境迁，到了新社会，她对文学的“苦恋”又死灰复燃了。

      20世界50年代，丁玲在多种场合吐露过她“写一本好书”的念头：
“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他不倒。有一本书，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
“只要我有作品，有好作品，我就一切都不怕，小人是没有办法的。”
她还对许广平说过这样的“体己”话：“你现在不管做多少工作都算得什么呢？写东西才是自己的。”
对部下陈学昭，她也好心提醒：“你需要一本书。”

      解放后的第二次文代会上，丁玲也向与会作家倡导“写出一本好书”：
“在这样英雄的时代里，我们也应该具备着理想，也就是具备着英雄的心。我们应该有一个奋斗的目标，写出一本好书，不是马马虎虎的书，是要有高度的思想性、艺术性的：不是只被自己欣赏，或几个朋友赞美，而是为千千万万的读者爱不释手，反复推敲，永远印在人心上，为人所乐于引用的书；不只是风行一时，还要留之后代的。”
  后来，她的上述言行被批判者上纲上线为“一本书主义”而大加鞭挞。
         其实，对一个作家而言，写出一本好书，恰恰是他（她）理应追求的，何罪之有？不过，对丁玲这样的革命作家来说，既然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再有这种成名成家的念头，再想以一本经典树立自己文坛大佬地位，就不妥当了——既然做了革命的小兵，怎能觊觎文坛的帅印？

     许广平曾批判丁玲“一本书”的想法：“当时我听了震动一下，我想，为党为人民做工作，领导是这样教导，领导上考虑每个人的工作，不是没有根据的，总是人们需要你做什么，就让你做什么。”平心而论，许广平这番话与丁玲当初在党旗的誓言“我愿意做一颗螺丝钉，把我放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的生命，我的心，不是属于我自己的，而是属于党的”并不矛盾。

      我不否认，丁玲有“做一颗螺丝钉”的热望，但倘若割舍不了文学梦，她是无法成为一颗安分守己的“螺丝钉”的。

      事实上，当丁玲倡导“写出一本好书”时，她也许忘了在延安时期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她所说的一句话：“为了大家服务，应当放弃个人的主观主义的写作”。

      面对文学、政治，丁玲选择了左手政治，右手文学，但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文学与政治不能平分秋色，也无法和平共处，于是，丁玲的选择只能酿一出人生之悲剧。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道受到了批判，丁玲在会上做了深刻的检查：
“这篇文章（指《“三八节”有感》）是篇坏文章。……这篇文章主要不对的地方是立场和思想方法。这是与我主观的立场不相干的。尽管我贯注了血泪在那篇文章中，安置了我多年的苦痛和寄予了热情的希望，但那文章本身仍旧表示了我只站在一部分人身上说话而没有站在全党的立场说话。那文章里只说到一些并不占主要的缺点，又是片面的看问题；那里只指出了某些黑点，而忘记肯定光明的前途。……在整顿三风中，我学习得不够好，但我已经开始有点恍然大悟，我把过去很多想不通的问题渐渐都想明白了，大有回头是岸的感觉。回溯着过去的所有的烦闷，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忌和过错，就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幡然而悟，憬然而惧的感觉。我知道，这最多也不过是一个正确认识的开端，我应该牢牢拿住这钥匙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走快。前边还有九九八十一难在等着呢。”

        丁玲的检讨是深刻的，她的态度也非常真诚，并且她还以行动和作品证明她的“幡然而悟”。1944年，她参加陕甘宁边区合作社主任联席会议，根据会上采访到的模范事迹，写出《田保霖》一文。毛泽东对此文大为满意，他读完此文后当即给丁玲写信表示赞赏，并在高干会上予以表扬，说：“丁玲现在到工农兵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
遗憾的是，丁玲虽下决心到工农大众中去改造自己，但她对文学的看法似乎与毛泽东还是不完全一致。在她心目中，《田保霖》并非得意之作，她认为，毛泽东表扬这篇文章只是在鼓励她，为她丁玲“在群众中恢复声誉”。其实，毛泽东是真心赞赏这篇文章，因为在毛的心中，好作家就是要为工农服务，好作品就是能诠释政策。也就是说，好作家要放弃自己固有的立场，全心全意做大众的喉舌。而丁玲毕竟是喝五四的奶长大的，她的创作之根深深扎在左翼文学的土壤中，所以很难做到在作品里完全抹杀“自己”，总想在作品里显露一下自己特有的创造性，正因如此，《田保霖》虽获伟人之青睐，她自己却不很满意。

        1956年，在与四川大学中文系师生的一次谈话中，丁玲说：“一个人不能光从报纸上、书本上、别人的报告里去找思想，自己应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一个作家首先必须是思想家。不能光是接受别人的思想，否则，作品的思想就不会超过社论的水平。……作家对生活一定要有所发掘，要看得深些，透些，作品才有价值。”
       丁玲这番话，事实上是否定了她的诸如《田保霖》这样的诠释政策的作品，因为那样的作品是服务政治的工具，其中的思想当然不会也不能“超过社论的水平”。

         1952年冬天，丁玲还曾强调，作家要“忠实于自己”：“我是一九二七年开始写小说的。……我那时写小说不是个人远大的计划，只不过是说明自己的思想，我个人对于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所做的批评和抗议；希望有与我同感的人，或者我希望用我的小说去争取一些人，获得与我同样的思想。当然，那时因为时代、年龄和修养所限，我的思想不见得十分成熟，十分正确，但我是忠实于我自己的，而且也希望表现得真实。”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早就要求作家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而丁玲仍念念不忘“忠实于自己”，她可能没意识到，她的这些观点与毛泽东《讲话》的精神是不相符的。

      1954年1月29日，丁玲和文研所的学员有过一次谈话，题目为《读书问题及其他》。谈话中，丁玲多次提到《红楼梦》与《静静地顿河》，认为那才是经典，才是作家们应该追求的目标。丁玲说的没错，但她的这一说法没有完全贯彻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因为在《讲话》中，毛泽东特别要求作家要“普及”，而丁玲说的则是提高，而且提得太高了。
     在延安时期，丁玲强调作家手中的笔和枪炮、子弹一样都是战斗的工具，另外，那时的她也知道，任何时候，“政治学习”要摆在第一的位置上。
而解放后，丁玲却大谈作家的“独立思考”“忠于自己”，推崇《红楼梦》《静静的顿河》，显然，此时，丁玲的文学观念已撤退至五四时期。
我知道，丁玲是真心地想改造自己，真心地想沿着《讲话》指明的路前进的，然而，五四左翼文学对她的影响根深蒂固，所以，无论是在谈话中还是在创作上，尽管“有十分好的主观愿望，也难免流露一些我们旧有的情绪”。
       1955年，批判者将其关于创作方面的一些言论上纲上线为“自由主义”“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这样的批判当然是粗暴蛮横不讲理的，但丁玲解放后对创作的认识与毛泽东《讲话》之不合拍也是显而易见的。

     丁玲为上述言行付出沉重的代价，被扣上右派的帽子，发配至农场改造思想。1963年，在写给周扬、邵荃麟的一封思想汇报中，丁玲恳求党能给她摘掉帽子：

      “我有一个要求，我希望党根据自一九五八年我到农场以后，五年多来的一贯表现，对过去错误的认识、和对党的态度等，摘掉我的右派帽子，准许我回到革命的队伍里来。我懂得，按照我过去所犯错误的性质，今天阶级斗争的激烈，我的思想认识的水平和改造的程度，我的条件都不够。但是，我改造决心是坚定的，而且几年来的态度是真诚的。我希望党能够给我摘掉帽子。这并不是说我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不须要再改造了。绝对不是的，我只希望在消除我和人民之间的敌我界限之后，我能更无阂地接近人，接近干部，接近领导，接近革命，就能更好地改造，更好参加斗争。我向党保证：决不重犯错误，我一定全心全意，一心一意，老老实实听党的话，服从领导，做党的驯服工具，为革命，为无产阶级埋头工作，奋斗到底。”
   
    丁玲在痛定思痛后才明白，只有甘做“驯服工具”才有重新做人的机会。不过，这番话是丁玲发自肺腑的真诚表白还是她在重压下的“做低伏小”？实难揣测。
    毛泽东曾对丁玲说：“周扬懂逻辑，他的长处是跟党走，党正确他正确，党错误他错误。”尽管丁玲可能在很多方面都比周扬强，但周扬的这一“长处”丁玲似乎并不具备。


      列宁对“文学的党性原则”有过这样的定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如果丁玲能认真领会列宁的这一说法，她可能就不会那么推崇《红楼梦》和《静静的顿河》了。是的，这两部小说是经典，可是它们无论如何也成为不了“齿轮”和“螺丝钉”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丁玲复出后，又敢于谈她对文学的“苦恋”了，1979年11月8日，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讲话时，丁玲坦承了她对文学的“痴情”：
“巴金同志大约还记得，五一年欢送你们出国去朝鲜的时候，我说，我爱一个人，但不准我恋爱，要我嫁给另一个我不爱的婆家，又不能说我不爱，还非得在这家做媳妇不可。我那个意思是什么？就是我爱的是创作嘛！我不能搞创作，叫我在里面做组织工作。当着那么多的人，我哭了。”

           嫁给了“政治”，爱的却是文学。这一“错位”是丁玲一生的痛苦，也是酿成她人生苦酒的重要元素。


陷入整人和被整的残酷怪圈中

      丁玲的一生充满坎坷，充满磨难，来自敌人的“明枪”让她心痛，来自“友朋”的“暗箭”令她心寒。这一辈子，她在大批判的漩涡里载浮载沉，无数次成为靶子，被迫“体验”万箭穿心的感觉。我相信，她的内心已经千疮百孔了。不过，且慢“消费”你的同情心，丁玲一生数次受伤，但也伤人无数。一旦别人成为了靶子，她也会毫不犹豫“拿起笔作刀枪”，且招招致命，箭箭穿心。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是经丁玲之手发表在她主编的《解放日报》上。不久，这篇文章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一道惹得中央高层震怒，被毛泽东点名批评。在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上，丁玲声色俱厉地说：
“王实味的思想问题，从这个座谈会的结果来看，已经不是一个思想方法的问题，立场或态度的失当，而且是一个动机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已经是政治问题。因此文艺界比对一切事都更须要有明确而肯定的态度，不是赞成便是反对，不准许有含糊或中立的态度。那么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我说是揭发他的掩藏在马克思主义招牌下的托派思想，和他的反党的反阶级的活动，粉碎这种思想，打击王实味这人……。并且反对一切对王实味还可能有的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人道主义，失去原则的，抽象的自以为是的‘正义感’。……全要打击他，而且要打落水狗。”
这里，丁玲不仅给王实味扣上“反党”“托派”等骇人的帽子，还警告了其他人：不许对王实味有哪怕一丝的同情，否则就是失去了严正的立场。
      
       丁玲、王实味同样是因文惹祸，可谓“本是同根生”，而现在为了和王实味划清界限，她义无反顾“相煎何太急”了。其实两人当时都是落水者，而丁玲则试图踩着对方的肩膀爬上岸，够狠！被伟人点名批评，丁玲当然要找突围的路，但你哪能通过把别人的路堵死的方式来为自己找出路呢！
1951年8月25日，《文艺报》第四卷第八期发表了丁玲的文章《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由于丁玲当时人居要津，是文坛的领军人物，所以这封信，使得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批评讨论升级为一场“运动”。
在公开信中，丁玲写道：
“你的作品，已经被一部分人当作旗帜，来拥护一些东西，和反对一些东西了。他们反对什么呢？那就是去年曾经听到一阵子的，说解放区的文艺太枯燥，没有感情、没有趣味、没有技术等的呼声中所反对的那些东西。至于拥护什么呢？那就是属于你的小说中所表现的和还不能完全包括在你的这篇小说之内的，一切属于你的作品的趣味，和更多的原来留在小市民，留在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不好的趣味。这些东西，在前年文代会时曾被坚持毛泽东的工农兵方向的口号压下去了，这两年来，他们正想复活，正在嚷叫，你的作品给他们以空隙，他们就借你的作品大发议论，大做文章。因此，这就不能说只是你个人的创作问题，而是使人在文艺界嗅出一种坏味道来，应当看成是一种文艺倾向的问题了。为了保卫人民的文艺，现实主义的文艺，在一种正常的情况下前进，因此陈涌同志有了对你的批评。这是非常好的。当然，陈涌同志很谨慎，他的确还没有击中你的要害，但跟着，许多读者也对你有起批评来了，不管这些批评有没有说透彻，但热情地关心这些问题，这对于你，都是有好处的。因此我也更觉得有责任来发表点意见。”
     
       丁玲这番话是暗藏“杀机”的，她说《我们夫妇之间》“不能说只是你个人的创作问题”“而是使人在文艺界嗅出一种坏味道来，应当看成是一种文艺倾向的问题了”，并且这种倾向还是“曾被坚持毛泽东的工农兵方向的口号压下去了”，现在，要通过萧也牧的作品“复活”。丁玲这番话，言辞虽铿锵有力，论述却蛮不讲理。抬出伟人的话，谁敢与其争锋？
在信的末尾，丁玲语气突变：“希望你老老实实地站在党的立场，站在人民的立场，思索你创作上的缺点，到底在哪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就是那些属于你的读者，也会有些变化的，尤其是知识青年，他们很快就会丢开你，而且很快就会知道来批判你的。”
     “批评”变成了“批判”，通信变成了教训，语言变成了棍子。萧也牧挨了这记闷棍，人生之路陡然转向。

     王蒙说，丁玲的这篇公开信“消灭”了萧也牧，也许有些言过其实，但考虑到当时的丁玲贵为《文艺报》主编，她的这封公开信确实起到了导向性的作用。说此文拉开了批判萧也牧的大幕，决不为过。

      至于丁玲为何突然以犀利言辞批判萧也牧，有人认为是江青“向丁玲提出《我们夫妇之间》有问题”的。秦兆阳在1978年2月22日给黄伊的回信中这样写道：

     “萧也牧同志是最早受江青迫害的一位作家。大约是1950年，据《文艺报》编辑部透露出来的消息，当时是江青向丁玲提出《我们夫妇之间》有问题，《文艺报》才写文章批评的。当时江青就在文艺界搞些暗中活动，常到丁玲的住处多福巷串门，当然要挑拨是非。《夫妇之间》是解放后最早受批评挨棍子的一篇小说，也是江青最早搞罪恶活动的成果，从此也牧同志就永远不能抬头。究竟《夫妇之间》这篇小说有什么问题呢？我的记忆，丁玲当时在文艺报的批评文章，是说它‘虚伪’、‘小资’，据我的记忆，很值得重新考虑。即使是有缺点，也不应该为此上纲到骇人的程度。我希望，你们可以请冯牧同志或别的同志再看看过去的资料，把这个案子翻过来。”

     由此可知，丁玲那篇公开信可能是奉命之作。她和老对手周扬一样，都有过“奉命整人”的劣迹。她奉命整了萧也牧，周扬奉命整了她。
      不否认，丁玲是出于革命激情来批判那些曾经的同志的，然而，别人批判她不也是出于同样高昂的革命激情吗？

   关于那个非常时期“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批判，作家徐光耀有这样的分析：
“中国文人自古就有个毛病，一碰上‘黑手高悬霸王鞭’的逆境，便很容易堕入下作不文之流，以至出现人格分裂，神志昏崩，理性和良知陷入混乱的情况。特别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整人的也挨整，挨整的也整人，大家互相丑诋，互相撕咬，最无可奈何时，甚至互相欺诈，互相葬送。作家唐瑜说得好：‘整个国家像中世纪的罗马竞技场，奴隶扑杀奴隶，以供奴隶主取乐；奴隶扑杀奴隶，为求自己得以苟延残喘。’话虽苛苦，情形确是这样啊。”

烧水喝

可惜了。 悲剧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