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思之缺乏与恶之平庸

一生归宁

按：这是一篇几个月前写的一个草稿日志，刚读了周兄《属下的职责》一文，觉着我这篇文字似乎也有相关之处，遂转帖于此。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只要活着，我们就必须和自己生活在一起。——阿伦特

1、1963年，阿伦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份关于恶之平庸的报告》一书出版，掀起了一场争论的风暴，其缘由在于阿伦特在这份报告中提及的如下两个事实：犹太人本身在纳粹屠杀犹太人事件中的“合作”，以及通过对艾希曼这个“杀人恶魔”的观察而得出的“恶之平庸”的看法。前一事实使她遭致犹太共同体的普遍谴责，甚至，一些相交多年的朋友因此而与之断交。后一事实则被许多人批评为把如此万劫不复的恶行说成是平庸的，极其荒谬，是为纳粹分子开脱。


2、当时的欧洲犹太社团领袖与纳粹合作，挑选某些犹太人先行送入“毒气室”，这一事实后来在审判中得到证实，由此表明犹太共同体对于阿伦特的谴责不过是一种“激愤”。但是，他们依然抓住“恶之平庸”这个概念，认为这是对纳粹暴行的平常化处理。然而，阿伦特所说的“恶之平庸”并非指恶行平凡无奇、寻常可见，而是说恶行之根由在于为恶者的“平庸”，由此而导致的恶行恰恰并非寻常可见、平凡无奇，而是史无前例的令人惊骇，以至于用我们一直以来的道德学说和恶的理论无法理解。阿伦特在1964年发表的一个题为《独裁统治下的个人责任》的广播演讲中说到，恶之平庸的提法来自于一个“不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案件事实”，即艾希曼是一个极其普通之人，但这并非如诸多批评者所言，是在为艾希曼开脱；相反，阿伦特力主艾希曼对他的恶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只是她并没有如他人那样去寻找艾希曼并不具有的“邪恶动机”，而是指向了绝大多数人都可能陷入的“平庸”，并进而追问“独裁统治下”的“个人责任”。


3、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艾希曼认为，对于自己所作出的恶行，“任何不在场的人都不能判断”，而人们对他的指责不过是“后见之明”方便姿态。为此，阿伦特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对于整个环境（整个制度）都已然预先为我们做了判断的事件，作为个人的“我”是否还有资格去判断，是否还能去明辨是非？第二，对于我们没有亲历的事件，难道真的没有判断能力吗？显然，就第二点而言，如果我们真的不具有这样的资格，那么一切罪行都无法得到惩罚。相反，法官和历史学家甚至可以不采信亲历者的叙述和判断。真正的困难在于第一点，面对社会和制度已然为我们做了判断或提供了判断标准的情形，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一个个体是否还可以去明辨是非，是否还有资格去做判断？比如，五十年前的“同性恋”、两百年前的“自由恋爱”，又或者我们当前社会中诸多“政治正确”的现象，社会和制度早已为我们做了判断或提供了判断的标准，谈到这些情形时，我们绝大多数人会“不假思索”地作出“判断”（实乃“反应”）。问题还不仅仅在于社会和制度提供了这样的判断或判断标准，而且绝大多数个人非常乐于接受这样的“判断”，还很“谦虚”地说“我是谁，我有什么资格去判断。”显然，这种对自己去判断的弃绝，不仅意味着自由的缺乏，也意味着责任的消除。或许，对于自由的渴望总是敌不过对责任的逃避。


4、社会和制度的预先判断，极有可能会取消和摧毁个人的判断，这也是诸多体制下的个人为自己的罪行辩护的一个常见理据。在艾希曼的审判中，艾希曼也曾以之为由为自己开脱。他说，自己不过是整个体制下的一个“齿轮”，即使自己不这样做，也总是有另一个人会这样做，绝不会改变整个体制要造成的结果。政治科学中确有这样一种零件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整个政治系统是一个庞大的官僚机器，其中的各个部门不过是整个系统的分支，分支中的每个职位就像是零件，这些零件当然是可报废、可替换的；因此，零件的报废和替换确实不会改变整个官僚机器要造成的结果。确实，在这种理论的观照下，占据各个职位的“人”不过是整个机器的不同“齿轮”，作为工具的人的确无法为这部机器所造成的结果承担责任。因为能够承担“责任”的只能是作为 “人”的人，而非作为“工具”的人。那么，如果确实有一种罪行发生，要为这种罪行承担责任的是“谁”呢？绝不可以是有些人所说的“体制”，因为体制不是人。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官僚体制，或者说办公室统治，是一种“最不人性、最残酷的统治”，因为它是一种“无人”负责的统治。而责任推诿或转嫁是这种官僚体制下的常事。


5、问题在于，这些自称是整个官僚机器的“齿轮”的职员们果真无需承认责任吗？并非如此！正如法官不会审判一种主义、一种体制、一种历史潮流而只能审判一个人一样，责任最终也需要由直接犯下某种罪行的人承担。那些以“体制齿轮”辩护的人，认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并非通过自己的“判断”而来，因而不能为这种罪行承担责任。不过我觉得，这种辩护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们在成为“体制齿轮”之际还是做了一个判断，即“从此往后放弃判断”，为此他们应该为这一判断带来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我们可以说体制把人变成齿轮，但也正是人成为齿轮才造成了这样的体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城邦所具有的德性无一不来自个人，林肯的名句“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无不显明了这样一个道理道理：惟有不负责任的个人，才会造成“无人负责”的体制。


6、当然，在极权统治下担任职务而被人们认为有罪的人，还有如下这样一个开脱理由：我们忠于职守，不过是为了防止更糟糕的事情发生。这种表面上看起来颇为合理的理由，也是当时犹太社团领袖与纳粹合作的依据，即如果你不这样做，就会有更糟糕的事情发生。问题在于，当一个人面对两种恶时，选择其中的小恶是正当的吗？我认为这是不正当的，善与恶有着截然对立的界限，如果一个人为了避免大恶而选择小恶，那么他就可以为了更大的恶而选择此前的“大恶”，直到犯下没有更大的恶的“极恶”。当人可以为了一个村而出卖一个人的时候（个人为了拯救一个村而自己站出来，这是牺牲自己，是另一回事；在我看来，牺牲永远只能自我牺牲，而所谓的让他人“牺牲”不过是出卖他人、谋害他人），他就可以为了一个乡出卖一个村，依次类推直到出卖整个世界。实际上，纳粹统治者熟谙这个道理，并且利用这一点让犹太人自己在屠杀犹太人中合作。实际上，那些没有明了这个道理的合作者，常常为自己选择了“小恶”而避免了“大恶”有一种毫无根据的“成就感”，从而很快就忘记了“小恶”也是恶。


7、在这里，我们来看看零件理论的另一种说法，即“我只是服从上级以及国家的法律”。然而，果真是这样吗？在政治世界中，存在着“服从”这回事吗？麦迪逊曾说，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甚至暴政，都是基于同意。也就是说，这些人所谓的“服从”其实是“同意”。如果一个人服从政府，就是支持这个政府，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以“沉默”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同意”，但从行动上来说，与“宣示”的同意没有多大区别。


8、以上诸种现象，在阿伦特看来都是个人一次性地放弃了判断的结果。而一个人不再能够或者不愿意去做判断，则是因为他不再能够或不愿意去思考。因此，阿伦特所谓的“恶之平庸”，不过是说一个人因缺乏思考而放弃判断而招致恶行，并非说所犯下罪行平常琐碎。在极权统治下，这样的人是大多数，但也有与之形成对照的少数异类；这些少数异类虽然没有抵制恶行，但是他们拒不参与这样的政治生活。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在阿伦特看来，是因为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思考。


9、要说明这一点，我们要回到苏格拉底的一个命题：“受恶比作恶好”。那些放弃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思考的大多数人，每当面对个别情况出现时，他们总有一套预先为他们准备好了规则去处理它们；与此相反，那些仍不放弃自己判断、自己思考的少数异类，在面对个别现象时，总是要求自己去判断，去思考，而不会方便地躲避在预先准备好了的规则之下，他们会自问：若犯下某种罪行，能否与自己和睦相处？为此，他们会决定拒绝犯下这些罪行；他们这样做，不是出于这个世界因此会变得更好些；他们拒绝去杀人，并不是因为“你不应杀人”是他们所坚持的道德，而是因为他们自己不愿意与一个杀人犯呆在一起。因为，在苏格拉底看来，思考的过程就是一个“一分为二”的过程，它是我与自身的无声对话；那个在思考中与我对话的“自身”，是跟我住在“同一屋檐”下的同伴，每当“我”回家，就会遇到这个“自身”；我们通常所说的“良心”（conscience），就是“我”与“自身”之间的 “共知”（con-science），即达成一致、和睦相处。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苏格拉底的“受恶比作恶好”，也能明白苏格拉底的另一个命题：“宁愿与整个世界为敌，也要与自身一致”。因为在这样的人看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只要活着，我们就必须和自己生活在一起。”


10、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思考，人们就不会有真正的判断；一旦人们放弃了这样的思考和判断，那所谓的道德不过就是些随时可以更改的风俗习惯、社会规则；因为对于这些人而言，重要的是有规则，而不是什么样的规则。当然，我要强调的是，自己思考的人能够避免“平庸”而来的“恶”，但并不是说这些人就不会导致“恶”；因为，自己有思考的人虽然是有“良心”（conscience）的，但可能有的是“坏良心”（bad conscience），而不是“好良心”（good conscience）；至于那些缺乏思考的平庸之人，当然是“没良心”（non-conscience）的，但他们并不必然作恶。他们是否犯下因“平庸”而导致的“恶”，则取决于他们是受“坏良心”的支配还是“好良心”的引导。若世界上注定存在着缺乏思考的大多数人，那么“恶之平庸”出现与否就在于“好良心”与“坏良心”之间的斗争；若能够如康德所希望的那样，绝大多数人“大胆地使用自己的理智”，当然，就不会有因“平庸”而来的“恶”，但不是说没有了恶。

周泽雄

有道理，阅读中，至少有三处，受到严重启发。
本坛的孙传钊先生，翻译过阿伦特的著作，如能移步至此，或许会和一宁兄展开更深入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