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胥国漫行记节录

咕噜噜噜噜噜

在汴京最繁华的相国寺区，汴水迤逦而下将寺东门街隔成南街与北街。沿街是林立的酒肆与商号，峥嵘的檐角迢递而上直抵天门山。酒旗猎猎，丝竹靡靡，醇氲袅袅，兰馨习习，与风彰隐，以渺以弥。绮衫莲裾，曳步娉娉，黛丝粉面，蕴笑盈盈。金波雪浪，丽水汤汤，鸭绿鹅白，舟幡竞煌。列鳌甲以为堤，卧蛟螭而成桥。八百盛楼相拥聚，三千里飞阁凌霄。我倚着竹窗，望向满目浮华怔怔地出了会神，敛神回视，迎上对首老人含笑的视线。“初来汴京的人都这样。这是寺东门街最好的厢阁，全街的风光尽收眼底。”老人边说边摆弄着一枚玳瑁甲质地的六角片。

      老人姓赵，似是华胥国的望族，年轻时在西大陆游学，后来当过秋官，现在汴京的官塾里执鞭，同时又是大圣堂在华胥的关系人。多得他相助，我的游历才顺畅很多。此番衔命东游，半是为调查结社半隐半现的东方背景，半是为了历览东方的风俗。毕竟与东方人对西方的认识相比，我们对东方的认知太过浅陋。譬如眼前这枚被称为“玄谷”的棱片，便是卡尔瓦德或利贝尔最富经验的汇兑商也无缘一见的特殊货币。浑若天成的裂纹将棱片划为七块，每块大小不一，或玄或白。依据白斑数目的多少，币值分为一、五、十、二十、五十、百、二百斗。无论粮价高低，一枚白心的玄谷钱总能在官营的米行购得一斗漓南米或新安栗，这是常平仓中储备最丰的两种作物，也可以到任何一家钱庄与银行兑成通宝。这样价格关联的安排使得对任何单一作物的炒作都更显困难。玄谷钱也是日常交易中常用的货币。华胥的商号通常会有两种标价，一以通宝的文结算，一以玄谷的斗结算。譬如汴水的花船游宴，一餐直通宝五百文，或收玄谷五十斗。五十斗玄谷在官行可兑通宝四百文，汴水的船家们便以这样的优惠来吸引玄谷钱，据闻背后是寺东门街商行的意愿。国家对这样的行为倒也乐观其成，很少干预。

      “玄谷之设实承古币制之遗意，”老人说，“华胥以前的币制在通宝外设玄谷、苍枝、白锭、朱绢四种辅币，分司粮、虞、盐铁、丝麻的贸易。后因商品种类日益丰富，汇兑趋繁，后三种辅币便废止了。对玄谷的去留政事堂曾有辩论，最后并未作出废币的决定。”

      “为何呢？”

      “一来是为了平准地价的方便吧。华胥制以平年亩产的三十倍为每亩田地的平准价，通常以玄谷钱支付给农家。上田一亩千五百斗，中田一亩千二百斗，下田一亩九百斗，久而成习。在农村社会，玄谷要比通宝更受欢迎。无论是作物还是农地的交易，以玄谷计价时商户还价的余地很小，惟有在歉年通宝才在农村走俏，而此时玄谷钱由阡陌流向都市，正好可以压低它对通宝的兑换率。二来华胥开埠已近两百年，因汇率的自由浮动，通宝的价值已有五次剧烈的起伏。玄谷钱因有常平仓的谷物作担保，成为动荡时人们避险的选择。即便有一天通宝的体系崩溃了，民间的交易也不致退回到以物易物的阶段。”

      “听说卡尔瓦德的米行在华胥的币制下碰过壁？”

      “哈哈，五年前的事了。当时嘉吉尔社依恃官府的补贴在邻国倾销谷物。墨熙、兰邑、康居、宛的农业因此毁损大半，失业的农民最终成了嘉吉尔社流水线上的血汗工人。惟有华胥的农业得以保全。”老人抿了口茶，浓密的花髯下透着一丝得意，“说来我们的对策倒也简单。先是升了通宝的储息，再是缓慢地调高通宝对玄谷的兑换率。兑换率最高时，两文通宝便可换得一斗玄谷，若以通宝计，谷价已经低廉到没有任何倾销的余地了。然而这并不妨害米市的交易，因为此时无论是官办还是私营的米行都已拒收通宝，玄谷用以交易而通宝则流回银行生息。起初嘉吉尔社也就势以玄谷计价，满斗的圆栗按半斗的价算。但境外会社的收益终要经通宝汇兑成母国的货币。嘉社终因成本过望而放弃倾销。”老人顿了顿，“卡尔瓦德对吾国的币制曾略有微词，但其实漓南、两湖、京汴的米行早有密议，宁倾其所有亦不让一颗嘉社的圆栗流入米市。民间曾有盘下所有贱栗捐作义粮的计划，纵无官助，嘉社在华胥的倾销也绝不容易。在对姬夏的战争中，卡尔瓦德是我们的盟友，在无君政治上，它是我们的老师，但是作为商场上的对手，我们只能以我们的方式示以敬意。”

      姬夏是华胥东北方的大国。东方人刚迁徙来大陆的时候只有些零散的城邦，后来渐渐形成华胥、夏、莱、莒四个大国。与西方不同，长期以来东方的大国间保持着友好甚至亲密的关系，彼此以兄弟相称，鲜有兵祸见诸史端。华胥的君王来自十二个显赫的家族，凡二十年易帝，两百年易姓，钟表般的君主制在华胥运行了千余年。四十年前，年及弱冠的巳俭以巳家当主身份登临玉座。同年，北方却遭逢“姬代姒夏”的大变故。《夏志﹒姬莽传》载：“哀帝崩，无嗣，太后临朝称制，委政于莽。居摄践祚，舆服如天子制。期明年，莽帅公侯谒太后，御王冠，改正朔，天下从姬”。手掌玺绶的姬莽“旬月，夷羌、戎，兼陈、代，据雁关南望，锋指莱、胥”。他在给国民的诏令中写道：“开国两百年，西夷自关梁漕埠蝇集蚁附，夺我钱谷，役我黎民，淫我良妇，乱我淳俗，裂我膏壤，戮我种类。朕察舆图，惟合东陆诸邦为一大帝国，或可西向一搏，以拯我类于将覆。”雁关一役，夏破莱、胥联军，莱旋灭。是役，东陆人见识了后来出现在利贝尔的人形兵器的可怖。姬夏的军势背后无疑有噬身之蛇蠢动的影子。三月，汴京陷。帝使继光领三千骑携城中老幼自南门突围，自率千人留京中，谓左右曰：“朕登极三年，廷臣勉事，边勇奋武，而致舆图日蹙百姓流离者，予一人罪也。今城亡与亡，朕意已决，纵碎尸万段，甘之如饴。诸卿同死之恩，来世再报。”言毕，登城发矢，寇首立仆，贼惧，暂退三舍。谁也想不到，这位在宣初敕时还面带腼腆的年轻人，性格竟如此刚烈。夜半城破，累尸成山，汴水为塞。帝殉，谥毅宗。其后，东陆的战争持续了五年，在西方的介入下姬夏渐处劣势，终因国力难支而终战，莱复国。然硝烟散后，以往的亲亲伦序已然不再，诸国间嫌隙日深。莱与埃雷波尼亚结盟，华胥与卡尔瓦德交好，西陆两国的争斗使莱、胥渐行渐远。姬夏颁《攘夷令》，与西大陆断交，同时亦与莱、胥交恶。莒虽未被战火殃及，但因西国军势的影响，派系迭生，内乱绵绵。对华胥而言，战争最大的影响却在政体的嬗变。巳氏男丁一百七十余人尽数殉国。按礼法，午氏登极尚在两百年后。搁起空空的玉座，华胥开始了无君政治，时人称“月阴之朝”。只是与卡尔瓦德相比，华胥的制度明显地带着《礼》与《六典》的烙印。

      “华胥的制度理想，并不在为国民提供每四年签一次长期管理合同的权利，而在创造丰富多元的政治产品以供国民作自由选择。这样的理念贯彻于我们的税政与荒政中。”

      在华胥，户部每年呈递政事堂的征税方案约三十来种，政事堂甄辨核准后公布二十余种供国民选择。“以庸代租”与“以调代租”是这些税案的核心技巧。社会义务的直接承担是谓庸，而五年期平价期权的无偿供应是谓调。华胥全国所有义塾、医塾、工塾、艺塾、商塾、官塾、精舍的书籍全由五家商业书局义务刊印，作为回报，它们无需缴纳税金，这是“以庸代租”的实例。对于那些精于成本控制，又因绩效优良而税务庞大的企业而言，“以庸代租”无疑是更优的选择。而在官府的立场上，只要税金收入与庸役贡献的市场价值相当，又何乐不为。倘说“以庸代租”只施惠于实力雄厚的大商行，那“以调代租”则是为那些实力平平的企业所设计。征调而来的无偿长期期权以福利与补助的形式分发给个人与商铺，使得任何短期蓄意的物价波动都无害于社会。战后三十年，华胥的物价未有大的起伏，因而商品期权的市价低廉。倘若企业的税赋全以基于其产品的期权缴纳，比对市价，负税几趋零。不过这样的征税方案未曾施行过，供选的税案大都是“租庸调”的各色组合。

      与税制相对应，华胥的大部福利也来源于庸役的无偿享用与平价期权的无偿占有。“以对冲而非保险的形式将风险国有化，这是华胥所独运的福利手段。”成年华胥国国民凭公民权每年可获得市价千文内的五年期免费期权。限额的高低随期权市价而浮动。期权的范围涵盖粮、衣、医药、教育、通勤、房屋。在限额内，国民享有充分的规划福利的自由，唯一的限制是这些福利期权不可交易，以免物价动荡时无权可用。

      “究其实质，上缴期权意味着对未来行为的许诺。在华胥，企业并不直接对国家履行义务，而是向国家承诺他们将践行社会道义。这些承诺以票据的形式存于国库中，国家只是诺言的监督者。背信者将受到惩罚。华胥的社会公正并不依靠国家的恩惠，而全赖彼此的契约与信赖。国家尽力淡化资源占有与分配的角色，这是我们与西陆最大的不同。”

      这样安排的好处是明显的。税案的自由选择权使得行贿避税变得毫无意义。而因为国家罕有直接参与资源的采购与分配，官员上下其手的机会也很少。

      “在华胥，吏治的清明既不依靠分权制衡的制度安排，也不依靠严刑峻罚的威慑，更不像警察国家那样依赖无处不在的监视，而全凭产权的规划。华胥没有仅凭老爷的点头便能赚个锅满瓢溢的生意。”

      然而税政的自由灵活也为税案的制定平添了几分难度。华胥最优秀的技术官僚供职于户部，他们的年俸甚至比凤阁的阁员还高。官员们对社会的选择做出预期，以确保税制的施行能够实现既定的财政目标。“多元化的税政在华胥的成功，多赖于活跃在各行业、各色规模的企业的庞大数量，以致统计上的预测变得容易而可靠。不是自夸，华胥的税政便是像埃雷伯尼亚这般的大国也是学不来的。”老人摩挲着茶盏，阅尽沧桑的脸上显着少年般的得意之情。

      华灯继晷，暮鼓悠悠，天边退去最后一抹胭脂色，寺东门街却更加喧腾起来。汴水上的花舟聚拢到埠口招徕往来的客人。晚风挟着肉香渗过镂花的竹窗在厢阁里弥漫开来。“走吧，”老人立起身，掂了掂袖中的玄谷钱，“咱们也去船上弄些鸭子吃。”花船是方首的福舟形制，首尾高高扬起，饰着螭吻，船腰则顺着柔美的弧线矮将下来。甲板上负着玲珑的酒楼，一楼是灶房所在，二楼九曲的廊亭才是用餐的地方。我与老人在最后一张空置的八仙桌旁坐定，花船便腾着细浪驶向汴水的中央，两岸檐角间成瀑的挂灯缓缓向身后退去。

      “先生。”我们的闲谈被一群年轻人的声音打断。寻声望去，对廊绿衫的青年们正举杯迎向老人。一阵寒暄后又各自归席。“这些都是东林社的社员，”老人介绍道，“其中一些是我的学生。”
东林社立于辰朝晚季，平日里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战争中亦不乏身死殉国的仁人志士，因而在青年士子间声望甚隆。在东方，士子结社之风并不逊于西陆。华胥立国前，士人好奔走，游学者彼此交结，砥砺相助，便有了党社的雏形。后来，华胥以文章举士，志同者互相题拂，激扬名声，进而出入庙堂，影响朝纲。华胥的政治因循守习，对民间的党社很少干预，党社甚至都没有录入官册的义务。然而近千年的历程中却也形成了些规矩。“党社有宣扬己见的自由，而国民也有免于被宣扬的自由。党社有甄选人事的自由，而社员也有留持己见或随意去留的自由。如有违逆，按营党乱国处，党社解散，魁首获狱。”老人笑道，“依此标准，卡尔瓦德一些标榜‘党纪’的政党全在罪罚之列。”而录入官册的党社却有项特别的权利，便是“览卷察人”。这是庶民行使人事权力的重要途径。

      华胥的官僚大半出自官塾。有志于仕途的学童十五岁入塾，经过十年礼、法、名、术、轻重、纵横、格致的训练后卒业，期间起居食宿全在学堂，及冠后还要在官府见习。在华胥，尚书六部与地方民政官（朱门）的职阙全由官塾的卒业生担当，而鸾台与各郡雀台（黄门）的职阙则仅凭文章录入。文举之制始于寅朝，这项本意为求贤纳士的制度不久便遭遇了问题。《寅书﹒党锢列传》载：“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桧党。桧擅公器以擢私徒，自是忠谏不进，公议禁绝，乃至正直废放，邪枉炽结。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欲以口舌救天下，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不亦悲乎。”党锢之祸终以桧党崩散落幕，然而察举权系于执政者一众的弊端却因此一览无遗。权移匹庶，士出公议，为君子党人所共畅。自此，民间的党社便有了“览卷察人”的权责。华胥现行的文举制，每年由凤阁中无终裁权的“第八人”负责。试分两场，首试并无命题，听凭生员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卷宗封妥后送抵弘文馆。在那里，党社们各自推戴的代表正静候阅卷。初试遴选生员二百名。复试则由礼部拟题，交由各党社核准后进行，最后由凤阁诸员与礼部共同阅卷，从中选出新任黄门官四十人。黄门官任期五年，每年致仕人数大抵与入仕者相当。文举既毕，试者的文卷便公之于众，一来见诸公议，二来作为新员政见的见证，以此可鉴这些新选的官员今后能否贯彻自己的立场。

      华胥之制，令出黄门而行诸朱门。尚书下辖六部，各统其属，分职定位，如《六典》所记。立法议政之权则属凤阁、鸾台。除开文举出身的黄门官，出身朱门的优秀技术官僚，议题所及的利益极切近者，与庶民中年逾花甲的老者咸领“同平章事”衔赴鸾台共议国政，后两者据陪审之席。其间论辩投票皆仿西制。正席与陪席各配史官，将论辩过程与两席的投票结果作详繁纪录。然而鸾台的票议并没有绝对的约束力，终裁权在凤阁手中。鸾台只在政令与现行法律显然冲突时可行绝对封驳权，或在行令过程确已致使某一群体的权利受到不可逆转的侵害时行使紧急封驳权。凤阁的阁臣由致仕的黄门官中擢拔，共八人，届七年，其中七人掌终裁权，统揽国政。这样近乎专权的制度设计是对凤阁在寅朝所丧失的人事权力的补偿。作为代价，阁臣须对他们的政令承担终身责任。阁员离任时赴鸾台受初询，责其弊政。若政令与当时鸾台投票结果相合，那责任由鸾台与阁员共担，当然这只是说减轻对阁员的罚判而并不能真的去追究议员的投票责任。反之，则阁员受全责。此后凡有弊端显现，谏官皆可诉其责，直至责任主体消灭。因而在大部分时间里，出于风险共担的考量，鸾台的意见受凤阁的尊重。然处四危之局，“华胥的阁臣不会向国民作无底线的妥协，而是敦促国民直面现实，承担义务。我们注意到，这样的妥协已经使西南大陆的一些国家陷于严峻的危机中。”

      然而华胥终究没有践行卡尔瓦德的政党政治。活跃于鸾台的官僚们，有的是一些党社的成员，另一些则是为各派欣赏的士子，然而无论是谁都是以独立人的身份陈言奏事。“如今的华胥对私意党见已然习以为常，然而抱持私心秉政终究有悖华胥的理想。丈夫立身一为生民，二为天地，三为往圣，四为万世，仍旧是官塾的塾训。华胥是尚義的国家。義者，己之威仪也。个人的尊严，人格的独立，贯彻信念的决意都是義的核心理念。在卡尔瓦德的国会之上，我们却看到了无疑有悖于这些理念的怪相。试问哪怕是最忠诚的托利党人，又怎可能事事时时与党魁的想法一致呢？而当廷争讼，又有几位议员敢于站在自己政党的对面？卯时，在关乎免役钱征取的议题上，身属旧党的东坡站在了新党的一方。这在华胥是美谈，然而类似的事情在卡尔瓦德的议会史上未曾一见。征其往史，看到的只有个人意愿因党见而牺牲，进而党攻群伐，便是到了理屈之时依旧凿凿断断，此华胥之士不为也。观卡尔瓦德之近状，反对党已然罔顾国势，处处制肘，试问两个真正独立的政党又怎可能事无巨细均持相左的立场呢？凡此种种，实不足法。”

      江腾霓雾，玉钩半露，江畔戏谑的鲁特琴音越来越切近，南街与北街在眼前缓缓汇拢起来，挽成饰满华灯的幽深隧桥。淌过隧桥，汴水折过一个弧度，便到了浩渺的华清湖，湖畔由硕大庙门所匡围起来的四方广场便是汴梁的中心。广场的四角各立着一副十人高的铜钟，钟顶的蒲牢须髯怒张，好不气派。铜钟铸于子朝，在寅朝时又重铸过一次。钟身用金文刻着些警句，据说是子朝的始皇帝用以示信天下的。上撰：“勿毁践人伦，使人相敌。”“勿治口舌罪，使人自危。”“勿欺众凌寡，使人无信。”“勿妄动干戈，使人陷水火。”这些格言在华胥被称为“四纲”，如施政有相违逆，民可鸣钟。按礼法，执政者当“闻钟掩面，北遁自流”。“纲常重于国宪，国宪重于律条，此为华胥的传统。战后重修的宪法规定，国民有对抗国家之不正的权利与义务。当四纲被破坏，国民可以向护国寺递交申请，免除是年所有的公民义务。”广场的东北角便是汴京官塾的所在。据说每逢休息日，都能在广场中央的庭院中看到官塾学生与市民辩论的场景。“一来可以锻炼辩才，二来熟悉市民的想法也是官塾生的分内事。”老人笑道。华胥有官塾二十余所，每年的卒业生有二千余人，朱门与法司的职阙仅够接纳一半的人数，其余的除却参加文举，便多供职于民间仲裁所、律师所，或作为公司的顾问。

      除了官塾，华胥尚有义塾、医塾、工塾、农塾、艺塾、商塾、道馆、师院、文庐、精舍，学堂名目之繁多远胜西陆。岁入之十一须贡献于教育，这是宪法所设的底线。“与他国相较，这条标准并不算高。然而华胥的文教投入无疑是被低估了，因为诸如商业书局提供的无偿服务等庸役并不算在支出之列。”华胥并没有专司学政的部门。全国义塾划归礼部管辖，礼部督管其财用，但无具体的人事权。余下的学堂则自建一自治团体自行商议经费分配等事宜。自治团由各学堂的师生组成，学生一般据陪席，因议题改变有时也据正席。礼部派驻的学督据监席，可与议事但无权表决。学督之责，一曰纠察贪墨，二曰禁绝舞弊，三曰反歧视法之诉讼，以上三条均是为了护卫适格者的受教育权。同时，自治团的诉求也可经学督传达到官府。

      在华胥，学堂的顺利运作相当依赖于相互的合作，一方面是出于共同招生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在华胥奇怪的学制之下，大半的学堂都没有独立培养学生的能力。工塾的理学教育依赖于精舍的支援，而商塾的法科教育则需仰仗官塾。最初，这样的合作受制于地理，之后随着导力飞船的出现才扩张到华胥全域。华胥有五百艘服役于学政的空行船，各学堂间互派师生，互绶印状，学政的空舟穿梭于华胥各邑。学堂间的合作是灵活的，华胥并不像西陆，把这样的合作固化在街区，进而形成“大学”。

      “诸学堂那根倔硬的梁骨大概很难接受自己退而成为无甚独立性的‘院系’吧。”老人笑答，“因为契约随时可以中断，华胥的工塾不会随精舍的没落而没落，而精舍也不会因工塾子弟的不肖而败坏声誉。在华胥，学风的纯净受诸学堂珍视。如西陆般把注定学风迥异的科系掺揉在一起于华胥是件难以理喻的事。华胥更不会去培养那些奇怪的‘大学生’：矢志于闻道格理，却专精于实用技艺，终安于在职场糊口营生。在华胥人眼里，这无疑是在作践人才。”

      “但是大学里各院共用一套后勤与管理系统，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这样的设计才更优秀，不是吗？”

      “不然。仅就教育资源而言，契约才是最有效率的配置手段。在华胥，优秀的精舍可以为数家学堂提供服务，不同的学堂专心于自己独有的优势，这在西陆的学制下是不可能的吧。本来，大而全的设计就有悖于分工的原则。况且在华胥，包括图书、音像、甚至实验室在内的所有物质资源，都经过一张绵密的网为各学堂所共享。学堂之间的差异仅在于人事资源的不同而已。至于后勤，这在华胥完全是社会化的。商业会馆提供专门面向学生的服务，这也是庸役的一部分。”

      华胥众多的优秀学堂坐落于华清湖南岸一座叫做稷下的小镇。稷下学宫是华胥精舍中的翘楚。华胥的精舍专精于格致之学。因为只留有最基础的科系，钻研的又是些必须苦心孤诣的学问，所以大多规模较小。然而稷下学宫是个例外，这是个拥有十八科科系的大学堂。宫中开科置院不拘于常。国中聪颖卓毅者咸集于此。老人翻着一簿名册，与我讲些稷下士子的逸事，其中不少人早已名动天下。然而翻动的书页却在一页停下，老人的神情凝重起来，掩卷，唤人收拾了桌上的碗盘，从袖中抽出一卷画轴展于桌上。“凯文先生，你一定对这个有兴趣。”老人说，“这是巳家所有的干枝家徽。”华胥的王族以生肖为图腾，巳奉螣蛇，衔石补天，福浸天下，以明王者志。在漫卷腾雾而翔的螣蛇中，却有一支失了羽翼衔着尾巴，分外显眼。

      “这是……”

      “巳家陵南君的家徽。独子巳炆在辰朝庆历十年失踪。”老人直起身，向我打了个揖，“炆是老身年轻时的挚友，敏慧志远，义塾卒业后便去了稷下探寻七耀的奥秘，一别五十载再未谋面。在听闻你们描述的那个组织后，隐约觉得炆会与此有关。老身助你只为一事，请你打探炆的下落，若幸能再见，便再好不过。”

      “可如果处在对立的立场……”

      “星杯的行事准则老身自然知道。若真如此也不必介怀，只求带个近况讯息便好。”花船缓缓靠上华清湖的埠口，喧腾的人声渐渐远去，潮起潮落的声音越来越分明。“但是凯文先生，老身亲历过华胥战后的三年乱象，不妨仗此向你直言，星杯骑士诛邪伐恶的理想是错误的。战后三年，黠吏豪强兼并纵暴，妖猾盗贼为私蠹害，民苦而不能自申。在尽灭恶端的声浪中，各色的主义迭起层出。三年便换了十五届凤阁，十五个理想全都破灭了。幸而民间尚義之风犹存，民人相互保护，秩序竟自市井间慢慢恢复起来。恶之如顽疾，不可尽去，仆一颠灭，新疾又起。唯一正确的答案，既不是屈从、麻木，也不是讨伐，而是保护。那些在最细微处做着持续努力的人，最终成了华胥的脊梁。”

      轻云流蔽，月容静好，俺已不知自己在写什么了，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