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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ys1937
1、众所周知,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教育,以及通过教育获得的文化资本并不是当时中国社会分层的主要依据。事实上当时执行的,正如您老所知,是一种相反的依据。
2、所谓的“供需矛盾” 也不是什么“自然”的因素。
首先,具体何种文化资本在给定的社会中受到较高评价,从而能够获得较多收入(乃至相应的权力地位)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比如中国传统王朝时期的四书五经八股文,欧洲中世纪的神学,以及近代以来的商业知识,中国1980年代以后的经济学知识等等);
其次,这种资格的获取并不是,至少不完全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而是一种“机制”(见新韦伯主义者Frank Parkin对social closure的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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